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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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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尽头的世界试读：

世界尽头的世界

第一部分

我已过了第一道安检，正拎着手提包在候机厅闲逛。我没带太多东西：相机、笔记簿、布鲁斯·查特文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上》。对那些爱在书上写写画画的人我总觉得矫情，可这本书上满是我的下划线与惊叹号，三遍读罢，记号如雨后春笋。而在飞往智利圣地亚哥的航途中，我欲再将它读上一遍。

我总想回到智利，始终抱着这样的愿望，但临到决定时又被恐惧喝退，与亲友重聚的夙愿反倒成了我愈加不敢相信的誓言。

无目的地漂荡了太久，不时有停步的念头，在克里特岛耶拉派特拉的某个渔村或是阿斯图里亚斯的宁静小城比利亚维西奥萨歇下，但某日偶得的这部查特文的作品让我回到了那个我自以为忘却、但一直在守候着我的世界：世界尽头的世界。

初读这本书的我归心似箭，但巴塔哥尼亚绝不是个说去便去的地方。当记忆如浮标摆晃在流年之海，距离向我展现了它真正的浩瀚。

汉堡机场。旅客们进出免税店，攻占酒吧，焦急看表，只怕那数十个电子计时器同时出故障。出口开放的时刻近在眼前，验过登机牌，我们就将被大巴送至停机坪。历经二十四年的缺席，我终将回到那世界尽头的世界。2

那时我还年轻，几乎就是个孩子，梦想着冒险能带我远离烦闷，甩掉无趣，为我今后的生活定下基调。

在这方面我并不孤单。我有个舅舅，对，粗体写的，佩佩舅舅，与其说承袭了姥爷安达卢西亚人的悲观，不如说遗传了姥姥巴斯克人的桀骜。我的佩佩舅舅在西班牙内战时曾是国际纵队的一员；所有财富中他只为一张与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合影而骄傲；他不住地教导我，必须发现道路，迈开腿行走。

不用说，佩佩舅舅是家中的异类。随着我慢慢长大，我们之间的交流也渐渐转至地下。

我的头几本书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也有幸接触到那些永世难忘的名字：儒勒·凡尔纳、埃米利奥·萨尔加里、杰克·伦敦。他还将那本标记我人生轨道的小说交予了我：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

读到它时我十四岁。到十六岁时，我再也无法抵御来自南方的召唤。

十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是智利的暑假。我从书上得知有好多小型捕鲸船队在南极边界停泊，便产生了结识他们的想法，他们是我心目中埃哈伯船长的继承人。

多亏佩佩舅舅的驰援，我才说服了父母，此外他还赞助了我前往蒙特港的车票。

初会世界尽头的世界前的千余公里，我是乘火车度过的。面朝大海，铁路在蒙特港戛然而止。而后，国土将散落为千百块岛屿、礁石、水道、海峡，直至南极近前，而在大陆部分，棋布着诸多山脉、雪区、无从进入的森林、永不融化的寒冰、湖泊、峡湾、变幻莫测的河流，不容铁道与公路通行。

在蒙特港，经我恩人舅舅的安排，我被一艘连接此地、巴塔哥尼亚最南端的蓬塔阿雷纳斯以及火地岛最南端的乌斯怀亚的运送货物和旅客的班船所接纳，成为船员。“南方之星”的船长名叫米罗斯拉夫·布兰多维奇，是南斯拉夫移民的后裔，在去西班牙的旅途中与我舅舅相识，后来又一起参加过法国抵抗军。他让我担任厨房伙计，于是船刚启航我便得到了一柄锋利的厨刀以及为一麻袋土豆削皮的指令。

航程为一周。蓬塔阿雷纳斯距此近一千海里，船在奇洛埃岛的若干小港经停数次，装载了土豆、洋葱、大蒜和几大包加厚的纯羊毛斗篷，犁过科尔科瓦多湾的熙攘水域，终抵莫拉莱达海峡北口。我们顺艾森大峡湾前行，这也是通往查卡布科港之宁谧的唯一路途。

在那峰峦环抱之地傍靠了几小时，刚够避过满潮期，我们完成装货（几乎总是肉类）任务，再次回到远海。

船指西北来到峡湾出口、莫拉莱达海峡，而后一路向北，远离圣拉斐尔的冰冷湖面、漂浮的积雪区、被冰之触手攫住的那些不幸船舶——上头往往载满了船员。

向北又行进了数海里，“南方之星”转头往西，穿过瓜伊特卡群岛，抵达远海，随后直直向南驶去。

我削了准有几十吨的土豆。我五点起来去给面包师打下手，摆上餐具，然后削土豆。我刷碗刷锅刷厕所，然后削土豆。我给牛排去筋，然后削土豆。我剁碎做馅饼用的洋葱；然后继续削土豆。而到了休息时间，水手们都借此机会两腿一伸眯上一会儿，我却刻苦学习着船上生活的点滴，不愿将之虚度。

出海第六天，我两手已生满茧子，并为此深感自豪。那日，忙完早饭，布兰多维奇船长把我喊去了舰桥。“见习的，你说你几岁来着？”“十六。唔，就快十七了，船长。”“嗯，见习的，那你知道船左边发着光的是什么玩意儿吗？”“灯塔，船长。”“那可不是普通的灯塔，它叫帕切科灯塔，前方就是伊万赫利斯塔群礁，我们马上要驶进麦哲伦海峡了。见习的，你以后可以跟你孙子吹了。左舵十五，前进二！”布兰多维奇船长喝道，暂时忘记了我的存在。

我时年十六，自感幸运。我重新下到厨房准备削土豆，却惊喜地发现，大厨改了菜单，也因此不再需要我了。

于是我把一整天都耗在了甲板上。虽值仲夏，太平洋的风仍冰冷刺骨。裹着奇洛埃斗篷的我望着一座座岛屿从身前掠过，船指东南东。

我再熟悉不过了，这些预表着“冒险”的名字：孔多尔岛、帕克岛、德雷克海峡、米塞里科尔迪亚港、德索拉西翁岛、普罗维登西亚岛、阿奥尔卡多巨岩……

到了中午，船长和其他长官要求把饭送到舰桥。他们站着用餐，用只有他们明白的数字语言与机房对话，一刻不歇地盯着海图和仪表。

上咖啡时，船长又一次注意到我。“见习的，你在甲板上喝啥西北风呢？想得肺炎还是怎么的？”“我看海峡呢，船长。”“你就待在这儿吧，这儿看得更清楚。从现在开始就是本次航行最恶心的一段了，见习的。海峡之‘狭’就体现在这儿，你等着瞧。我们左手边是科尔多瓦半岛，周围是如鲨鱼齿般的刃岩；右舷的景况也并不见好，德索拉西翁岛的南岸是死亡的利礁。如果这样还不够，再过几里我们就会遭遇集远海之力自阿布拉海峡袭来的激流。斐迪南·麦哲伦的好运差点在此终结。我说见习的，待这儿可以，但有句话说得好，‘嘴巴管得紧，苍蝇飞不进’，有什么话等看到乌略亚灯塔再说也不迟。”“南方之星”微速前进着，晚七时许，我们望见乌略亚灯塔的银色光束在地平线闪烁。麦哲伦海峡变得开阔起来。航速加快了，众人也不那么紧张了。

到十一点，当行船沐浴在弗罗厄德角灯塔温润而热情的光流中，布兰多维奇船长下令转舵向北，而我也被大厨叫去为饥肠辘辘的船员们送餐。

刷完杯盘，我上到甲板。澄空那么低，总想伸手摸摸那些星星。城市之光已近得隐约可见。

蓬塔阿雷纳斯就坐落在不伦瑞克半岛的西岸。麦哲伦海峡的这一段已有二十海里宽。另一侧则是火地岛的起始，而更往南些，来自因乌蒂尔湾的水流在窄峡中汇成了一片直径约七十海里的湖面。

次日，航程告终。待我上完最后的早餐，布兰多维奇船长向我道别，提醒我返程是在六周之后。他用他粗壮的海员之手递给我一个信封，之前我并未指望过这个，其中装着几张纸钞，对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来说可不是笔小钱。“太感谢了，船长。”“谢什么，见习的，大厨说了，他从没见过比你更好的助手。”

我到了蓬塔阿雷纳斯，有一双生满老茧的手，兜里装着用辛勤劳动换来的第一笔钱。我在城里逛了几个钟头，而后寻找起布里托一家——同是我佩佩舅舅的熟人，他们热情招待了我。

布里托夫妇膝下无子，对这块区域了如指掌。夫人叫伊莲娜，在一所机构教授英语，而菲利克斯先生则兼有播音员和海洋生物学研究者的身份。听说我对捕鲸船有兴趣，菲利克斯先生表示我找对人了，当即翻出一堆相片以及他祖父的画作。他的祖父是一位布列塔尼水手，很年轻时便来到火地岛，再也没想离开。

布里托夫妇家的房子也如大多数南方建筑一样是木结构的。宽敞的客厅里辟有壁炉，每到晚上便会生火取暖。如此亲切的环境，人只愿静默而坐，细听海水的吟咏。我就这样面朝火地岛度过了四天，白天坐上路虎，往返于连接蓬塔阿雷纳斯与布尔内斯堡的南方公路，待日薄西山时便回到炉火前，听菲利克斯先生讲鲸和捕鲸人的故事。他挺能说的，故事也都挺精彩，但我并不想听，我要亲身经历这一切。

某一刻，菲利克斯先生注意到了我的心不在焉，我的思想已飞出这舒适之地几千里远，于是他合上相册，对我说道：“看来你是一心要到捕鲸船上去瞧一瞧了。那我也拦不住你。简而言之，你首先要做的是到海峡另一头的波韦尼尔去。到这个季节，仅剩的几艘捕鲸船也该都在海上了，但我晓得，在努埃沃港还停着一艘我朋友的船，正在修理之中。我那朋友不太好交往，但若他接受了你，小伙子，那你梦寐以求的冒险就有着落了。”3

翌日清晨，我乘坐一艘载满瓦斯罐的小艇穿越海峡。努埃沃港地处波韦尼尔东南约一百公里，我在公路上伫立，只等哪辆开往圣塞巴斯蒂安（位于火地岛阿根廷边界上的村落）的车能够载我一程。

我挺走运，才等了半小时，便有一辆农业部的吉普停了下来。车上的几位兽医很乐意认识我这个从圣地亚哥不远万里一路溜达过来的年轻人。废料填成的公路沿因乌蒂尔湾北岸蜿蜒，下午三时许，他们在努埃沃港将我放下。

一条通往大海的道路，二十来间小屋分列两旁。我要找的是那艘名为“传福音者”的船，以及它的主人——安东尼奥·加莱科切亚，人称“巴斯克人”。

我在码头上见到几艘小船，但“传福音者”却无迹可寻。我生怕它已出港，便朝一群修理工走去，他们正用麻絮与沥青填塞着船体的缝隙。“小水手，您说找谁？”“安东尼奥·加莱科切亚，‘传福音者’的船长。有人告诉我他的船在这儿大修。”“哦，巴斯克人啊，他们去试航了，转一圈就回来。”其中一个答道，继续修理。

我不愿在码头久留，人们戏谑的眼神让我心烦，此外我也饿了，于是我走在两排木屋中间，找寻着某家杂货店。突然，当我经过某扇敞开的大门，一股难以抗拒的炸洋葱香气吸引住了我。我抬头，只见一块木板上写着：火地岛客栈。那股香气最终将我拽了进去，这也是我首次独自走进一家餐馆。

店里没人，桌子齐整地排成两排，顶头的圆台上摆着油灯与塑料花。我在一张桌子前坐下，等着有谁来招呼我。

从后边探出个女人，过来时面容惊恐。“您要干啥呀，孩子？”“给上点吃的吧，早餐到现在我还什么都没吃哩。”“那给您弄个奶酪小面包行吗？”“没有热乎的吗？厨房那味儿真好闻。我有钱，夫人，不用为这个担心。”“不是，我们这儿不让接待未成年人，要是被警察看见，我得交一大笔罚款。”

我无奈起身，好些时候，“未成年”就像个诅咒。准是因为我看着挺可怜，没到门口，女人就叫住了我。“等着，孩子。我拿一小块羊肉过来，再弄点洋葱，弄点土豆。”

她口中的“一小块”原是整整半条烤羊腿，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心想冒险真好。我想到圣地亚哥的朋友们和他们千篇一律的无聊暑假：在卡塔赫纳或是瓦尔帕莱索的海滩待上一整个月，会有许多傍晚的散步，用掉许多管的防晒霜。我回去后有太多可以告诉他们的了：出来不到两周，我就体验了海员生活，手上长了老茧，穿过了麦哲伦海峡，赚到了第一笔钱，而如今的我正在世界尽头啃着半条烤羊腿。一个洪亮的声音把我从幸福的遐思中拉了回来，说话的是两个警察中的一个。他们岔开双腿走了上来，这是刚下马之人的标志性步伐。“年轻人，在这儿干吗呢？”级别较高的那个问道。

我赶紧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我在等安东尼奥·加莱科切亚。我是从蓬塔阿雷纳斯来的，有个口信要带给他。码头的人告诉我他试航去了，正好我也饿了，就进来吃点……”“这么说您不是本地人咯，话可真够多的。不会恰好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吧？您哪儿的啊？”“圣地亚哥的。”

我的回答把提问的那个吓了一跳。“唔。带身份证了吗？”

我带了，身份证是崭新的。我把它和我事先公证过的有父母签字的塑封许可状一起递给了他。只见警察将后者通读了一遍。

在惯例的姓名及地址之后，许可状上写道：我们以持状者合法父母及法定监护人的名义声明，我们同意并授权持证人前往本国南方旅行。本许可状有效期至三月一日……“还是个旅行家呢。队长，您看怎么着？圣地亚哥来的，还挺有意思。我很高兴知道，如今还有智利人肯出来了解他们的祖国的。这羊肉行不行？”警察友好地问道，同时将证件交还予我。“超赞。”我正答着，两个男人进到店里，倍儿高，还极壮，就像我们圣地亚哥人说的，‘一人要费三人的衣服’。“还真是说谁谁到。”警察之一跟他们打着招呼。“巴斯克人，这孩儿说他找你。”

听话者摘下大如煎锅的贝雷帽，上下打量着我。随后他瞅了瞅身边那位，双肩一耸。“这儿呢。”巴斯克人嘟囔着，动动手指叫我过去。

这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极差，我思忖着，还是别跟他提了吧，更何况还有警察在场。幸运的是，自觉任务完成的两位推开店门，朝坐骑走去。“坐。说吧，伙计。”“那个……我是从圣地亚哥来的……不过途经了蓬塔阿雷纳斯。菲利克斯·布里托先生让我给您问好。”“瞧瞧。谢啦。您不喝点什么？”“谢谢，一杯柠……”

没等我说完，和巴斯克人同来的那位朝厨房喊道：“埃米莉亚婶儿！一升够劲儿的奇恰酒，给我们两个人的！一杯小糖水儿，给这位小兄弟！”

智利南部随处可见的指小词在这个大男人口中未免显得过于迷你。

女人将所点的饮品端了出来，又一个难忘的第一次。我品尝着甘甜异常的果汁，火地岛苹果榨的。那是一种极小的果子，极地的寒风中，有坚硬的外皮保护着它洁白的果肉。最初的栽种者已无处溯寻。它如褪色咖啡般丑陋，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滋味。“来小干一个。”那个同来的举起酒杯，他叫潘乔·阿尔门迪亚，是巴斯克人的合伙人、干亲、大副、鱼叉手、最好的朋友。

两人分别啃起被劈成两爿的一整条羊腿；我拘谨地捧着杯子，小口啜饮着苹果汁。“这么说，是菲利克斯那儿过来的。瞧瞧。小伙子，那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这正是我要的那个问题。早在离开圣地亚哥前我便准备好了一整套说辞，打算讲给遇见的第一个捕鲸人听，可当我危坐在此，面对这两个默默用餐的男人，突然感觉无从说起了。“带我和你们一块走吧。不用很久。出一次海就行。”

巴斯克人和潘乔对看了一眼。“我们可不是闹着玩的，小伙子。特别苦。有时都不只是苦不苦的问题了。”“我知道。我有海员经验的——好吧，也没多少。”“那您几岁了，您倒说说？”“十六，马上就十七了。”“瞧瞧。不上学吗？”“上，这次是趁着暑假过来的。”“瞧瞧。那您在哪儿当的水手呢？”“‘南方之星’上。嗯。从蒙特港到蓬塔阿雷纳斯那段，我是厨房伙计。”“瞧瞧。那么您认识波兰人咯？”“布兰多维奇船长？那是个南斯拉夫姓吧。”“以‘奇’结尾的在这儿都叫波兰人。”潘乔道。

此番谈话（如果有资格叫谈话的话）的调子直让我觉得困倦无望。当两人啃咬吞咽着、时不时抖出一个问题，我看见我的幻想慢慢化为泡影。我开始腻烦起安东尼奥·加莱科切亚那句必不可少的口头禅：“瞧瞧”。此时，一群男人走了进来，是适才修船的那几个，他们用友好的话语抢夺起我对巴斯克人与潘乔的注意。“那么，小伙子，您都会干点啥？”

又一个倒霉的问题。我还真不会干啥。“我会烧饭。唔，会一点吧。”“瞧瞧。您还会烧饭？”

巴斯克人不信我，我只求他别问我某道菜具体怎么做。潘乔先生用刀尖割离着羊骨上的残肉，提出个救命的问题，我却不知该如何作答。“小兄弟，您为啥想上捕鲸船呢？”“因为……因为……实际上，我看了本小说，《白鲸》，两位有没有读过？”“我没有读过，估计巴斯克人也没有。我们这儿的人不太看书。讲的啥呀？”

在我的圣地亚哥朋友们中间，我是以“说电影”闻名的。于是，傍晚五点，我首先开始讲起埃哈伯船长的事迹。两人默默地听着，不止他俩，其他桌上的人也都停止交谈，靠了过来。我边讲边和记忆缠斗。我不能自相矛盾。众人晓得我在专心陈说，悄悄给我续了好几次果汁。我前前后后讲了两个钟头，但愿梅尔维尔会原谅我的添油加醋。当我完成叙述，众人表现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拍拍我的肩膀，各回各桌。“白鲸。瞧瞧。”巴斯克人叹道。他要来账单，付了钱。我虽心有不甘却也只能断定，我此番冒险已经到了尽头。“好了。走吧。”潘乔说。“我也去？决定带上我了？”“当然，小伙子。得趁天没黑的时候检查好滑轮。明儿一早我们就出发。”4“传福音者”看着挺小，无法想象他们要怎么将鲸搁到船上。巴斯克人和潘乔先生整备鱼叉，为船首炮的枢轴上油，确认土豆、水果干、燃料与食盐的负载，查验划轮组以及捆绑小艇（右舷两艘、船尾一艘）的绳索，我走在总长十五米的船舷，领略着秩序在海上生活中的举足轻重。

甲板下方贮存着木桶和许多我不认识的器具。船头有五个铺位和一条可与艏楼通话的管道。

那晚，我在巴斯克人与潘乔先生合用的茅屋中留宿。上床前，他们告诉我，一年中有大半时间他们都与家人一起生活在波韦尼尔，这里只是他们在港口的住所。“潘乔，跟这小伙讲讲我们要去哪儿吧。”

潘乔先生铺开海图，用手指比划起来。“我们现在在这儿，努埃沃港，我们会先向西抵达博克龙海口，从那儿进入麦哲伦海峡，随后往南来到弗罗厄德角附近，至此约一百三十海里的航线。当我们望见弗罗厄德角时，就该驶出继续朝西北西方向延伸的海峡，笔直往南开抵道森与阿拉塞纳诸岛。我们将取道柯克巴姆海峡北口，再往南三十海里抵达罗兰多半岛近前，继而朝西北西方向绕过四十海里的圆弧，直抵福里亚岛左近的开阔海域。紧接着我们会再沿卡姆登诸岛朝东南兜一段弧线，来到正对吉尔伯特诸岛的斯图尔特湾——又是三十海里左右，但据广播预告会有大风大浪。巴列内罗海峡的发端就在东边二十海里处，伦敦德里岛北岸有我们的加工场，而再往东几海里便是比格尔海峡，那些鲸就在库克湾等着我们。现在先休息吧，小兄弟。晚安了。”

曙光伴我们起航。除巴斯克人和潘乔先生外，“传福音者”的船员还包括两个少言寡语的奇洛埃水手和一个兼任电工和大厨的阿根廷人。后者断然拒绝叫我搭手，这样我倒轻松了，我本就不乐意驻留在甲板之下。但同时我也面临着无事可做的窘境，好在潘乔先生紧急任命我做了“广播收听员”，我的任务便是在艏楼待着，耳贴收音机，时刻关注天气预报。

那两个奇洛埃人都生得短小精悍。据巴斯克人说，整个南极都没有比他们更好的划桨手了。

我们如潘乔所述前行着，入夜时，我们以四分之一航速驶进柯克巴姆海峡。巴斯克人守了一晚的舵，直待天亮船来到远海才将舵放下。

而后是另一个难忘的第一次。到了卡姆登诸岛，一群跟来的海豚在我们船边蹦跳。它们几乎擦到船舷，两个奇洛埃水手笑得就像孩子一样。这样的游戏持续了几个小时，海豚一路护送“传福音者”抵达斯图尔特湾入口，总以更高的腾跃回应着喊声与口哨。

我们在巴列内罗海峡的静水中行进了数小时，巴斯克人下令在伦敦德里的一个海湾前关停马达。奇洛埃人往水中投下两艘小艇，把我之前在甲板下见到的木桶扔了进去，准备将它们运到海湾处搭建的木质架构上。那便是加工场，四周围着些乍看像石化了的树干的东西。

巴斯克人请我下去看看，我发现那些“树干”原是在石贝沙滩上被屠宰的上千头鲸的骨骼。“小伙子，震撼吗？这一定不会出现在小说里。鲸的归宿。首先我们用捕鲸炮射击它们，令它们失去侵略性；而后用手持鱼叉把它们杀死，把它们拖到加工场；接着就是刀功；凡有用的部分都会被抹上盐装进桶里，其余的就留给鸬鹚和银鸥。您想到处走走吗？去吧，但别跑得太远，稍往南些是海豹和海象的领地。”

没走几步我就见到了那些动物。数百只海豹、海象、企鹅和鸬鹚占据了滨海的石垒。它们刚闻见我便都抬起了头。海豹颤抖着胡须，也许是在解读我的意图。

我只觉被它们深邃的小眼睛审度着，但很快，当判定我并无恶意后，它们又回到对海平线的永恒凝视中。

一小时后，我们离开加工场，“传福音者”船头向东，直奔比格尔海峡入口而去。左舷是伦敦德里，右舷是奥布莱恩岛。但行至两海里，水道如漏斗般收紧了，巴斯克人微旋船舵、拉长身子，不愿放过分毫视野。他一路绷紧神经，直至望见达尔文岛时才松了口气——整整四个钟头我们只前进了七海里。此时潘乔接舵，转头向南，我们正离库克湾和鲸越来越近。

潘乔先生告诉我，往南三十公里的圣诞岛附近常有长须鲸交配，但那块水域因洋流以及不知从何而来的冰块而危险至极，许多倒霉的船只被海流围困，耗尽燃料也逃不出那方水牢，最终只得随波漂流，被推往东南，撞碎在亨德森诸岛与假合恩角的锐利岩礁上。“虽然现在是夏天，但在那儿也没法游泳。不出五分钟人就会被冻得休克。”这是潘乔先生的结语。

库克湾的水很静。海上生起的薄雾将岛屿晕虚。船行时几无摇摆。巴斯克人命令一个奇洛埃人攀上桅杆。七米高处，奇洛埃人抱紧船桅，不久便呼喊道：“右舷有水花，距我们四分之一海里！”

潘乔先生奔向船头，将鱼叉安进炮孔，接着迅速斩断捆扎绳圈（一头连着鱼叉上的铁环，一头绑着捕鲸炮的基座）的链条，两脚开立，等待发射时机。

我朝巴斯克人走去，他正如猫科动物一般仔细嗅着海水的动静。“小伙子，那儿呢！一条巨头鲸！”

我首先望见的是它呼出的水云，随即是它埋身水中时甩起的巨大尾翼。“潘乔，锁定它了吗？”

潘乔举起右手表示肯定。过了几分钟，鲸在至近处浮现，我们得以窥见它的整体。它足足有八米长。一看到它，巴斯克人就一巴掌拍在船舵上。“真他妈倒霉。是头母的，还怀上了。”

在船头的潘乔先生将火药撤下，重将绳圈捆上，随后来到我们所在的艏楼。

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分辨出鲸的性别以及怀孕与否的。“看它上浮的姿势：动作很慢，且它接近水面时身体是水平的。”巴斯克人解释道。“那母的你们就不杀了？”“嗯，这是明令禁止的。谁会宰了那只下金蛋的鸡呢。”潘乔先生说。

那天，我们再也没在库克湾找到鲸。

入夜时，“传福音者”在克鲁艾半岛下锚，阿根廷人用船尾的烤架为我们准备了羊肉。见到如此慷慨的馈赠，鸬鹚与银鸥纷纷来到船边守候。

接下来的三天，鲸仍未露面。巴斯克人看了一眼燃料，心里上火，但船还得走。第四天，桅杆上的奇洛埃水手终于报出了好消息。

这回巴斯克人可算有所收获了：一头抹香鲸。

潘乔先生射中了它，百米长的绳圈迅速被逃窜的猎物拽尽，每次绷直都会将船扯得猛地一晃。这样往复了数次。那头抹香鲸每每游近，都是为了以更大的速度冲离船舶。也许是因为它之前就曾中过钢叉，知道能不能逃生全仗自己的速度，可巴斯克人与它同速行驶着，始终保持着和它之间的间隔，使绳索不致紧张，直至其挣扎的动作越来越弱，身心俱疲地来到水面上。这时，奇洛埃人往水中放下一艘小艇。他们不让我跟去，但从栏杆内探出身去的我仍旧见证了本次狩猎中最惨烈的一幕。

奇洛埃水手操起宽叶短桨。巴斯克人将双脚脚踝都绑在了固定在小艇前端的铁环上。我见他们飞速朝鲸划去，巴斯克人手执鱼叉、岿然屹立。来到猎物侧面时，巴斯克人用力将钢叉刺进了它暗色的皮肤。

抹香鲸翻腾起来，用尾鳍愤怒地拍打着水面，若击中小艇的话定能将其轰打成渣，而那两个奇洛埃人展现了他们高超的划船技艺，在规避攻击的同时也保持着距离，巴斯克人则趁机抄起了第二支鱼叉。已经没必要了，因为后来他告诉我，他的第一击恰巧扎在了它的肺上。

将抹香鲸在脚架（安在左舷与吃水线齐平的一个折叠平台）上绑紧，我们启程返回加工场。潘乔先生说他觉得马达声不对，此外气象预报也不容乐观，但我们又一次钻过了奥布莱恩岛与伦敦德里间的险道，并于黄昏时分在目的地下锚。次晨，他们用两艘小艇把猎物牵到沙滩上。奇洛埃人用冰球棍式的短刀将它剖开，鲸血冲灌着碎石，形成一条暗红色的沙流掺入海中。身着黑色胶服的五人从头到脚皆是鲜血。鸬鹚、银鸥与其他海鸟在腥味的刺激下狂热地翻飞着，不止一只因放肆挨近而付出了被生生剖为两半的代价。

这是个速战速决的活计。抹香鲸的几个局部会被抹上粗盐塞进桶里，而剩下的绝大部分则将被连骨带肉地弃于滩涂，迅速融进伦敦德里的幽玄幻景。“传福音者”的发动机确实受损了。前往努埃沃港的归程用了足足三天。暴雨倾盆，直至船驶进因乌蒂尔湾才稍见憩息。

接着我要干什么呢？再与巴斯克人以及潘乔先生多待一会儿？

我们靠港，卸下木桶，卸下设备。在告别了阿根廷人和奇洛埃水手后，我们去火地岛客栈用餐。

烤羊肉和苹果汁。“不走运呐，小伙子。”巴斯克人说。“抹香鲸嘛，也就够开销的吧。”潘乔先生抱怨道。“那您这儿怎么说呢，小兄弟？”“我也不知道，安东尼奥先生。”“瞧瞧。就说这次出去开不开心吧？”“开心啊。我喜欢出去，喜欢坐船。我喜欢你们，还有那两个奇洛埃人和那个阿根廷人。我喜欢海，但我觉得我不会做捕鲸人。可能让你们失望了，抱歉，但这是我的实话。”“要知道，小伙子，我很高兴您反感杀戮。鲸一天天在变少，大概我们就是这块海域最后的捕鲸人了。但这一点都不遗憾，是时候让它们回归安宁了。我的曾祖父、祖父，我的爸爸，他们都以猎鲸为生，要是我有个像您这样岁数的儿子，我也会建议他选择另外的出路。”

第二天一早，他俩送我来到路旁，让我搭上了一个去波韦尼尔送货的熟人的卡车。

我拥抱了他们，既激动又绝望：这一走或许就是永别。

世界尽头的世界。

有人轻轻拍了拍我，我发现我仍在汉堡。那是名航空公司职员。她无比亲切地请我出示登机牌。

第二部分

欧洲范围内的唯一一次转机是在伦敦。经过近四十五分钟的等待，客机一举爬升至巡航高度，在大西洋上飞行。现在是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日清晨六点三十分，万里无云，与我们同向而行的太阳直逼得人把遮光板放下。

之前说过，这是一次数度放言又屡遭推迟的旅行。此刻的我却因一个极其仓促的决定坐在前往智利的飞机上。

我抻直双腿，放下座椅靠背，回想起那个令我说出“好，我去”的理由——它距今不过四天。

一切始于六月十六日，接近正午，我正与三个合伙人同坐在办公室里。但在讲述之前，我想先讲讲这三个合伙人到底是谁，我们的办公室又是干什么的。

他们是：一个荷兰人和两个德国人，都是自由记者，和我一样厌倦了为“正经”媒体写作——后者极少对环境问题感兴趣，除非它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们幸运相遇、交谈，当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讨厌的对象和许多共同赞成的观点时，自创新闻社的想法便应运而生。我们希望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从根本上关注生态问题，对富有国家用以抢夺贫困国家资源的谎言作出应有的回应。前者掠走的不仅是原材料，还有后者的将来。或许理解最后这一点并不容易，但让我们瞧瞧：如果一个富国在一个穷国内开设了化学废料场或核废料场，它也必定在攫取着这个人类社群的未来——若这些废渣如他们所说一样“无害”，富人为什么不将它们倾倒在自己的领土上？

我们的办公室是一个七十平方米的房间，原属于一家螺钉厂，我们将它租下。这儿放着四张写字桌、一台连着环保信息数据库的二手电脑、一台电传机——它将我们与位于荷兰、西班牙、法国的其他“异端”新闻社以及包括“绿色和平”“共同体”“罗宾汉”在内的诸多环保组织连结在一起。

那台电脑有时就像我们的第五合伙人，我们给它起了个诨号——“布罗姆罗”，作为对名侦探佩佩·卡瓦略的探子的致敬。

那天早上，我们正在分析英国工业部的一项计划：继续在比斯开湾焚烧有毒废料，并为此提供法理支持。

就在这时，电传机响了。一条来自智利的消息。我启程的理由。6

蒙特港。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十七时四十五分。在智利军方拖轮的协助下，悬挂日本旗帜的加工船“日新丸”抵达本港。据船长谷藤敏郎称，该船在麦哲伦海峡附近损失了十八名船员。

受伤船员（人数不明）已被海军医院收治。

智利当局已下令封锁消息。速联环保组织。

完毕。

下方签名为萨丽塔·迪亚兹。这是个智利女孩，曾来过汉堡，得知了我们的工作，便自告奋勇当起该地区的联络员。值得一提的是，她也是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联络员。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即是将船名和日本船长的名字输入电脑。“布罗姆罗”眨了眨它巨大的独眼，抱歉地告知我们无此记录。

下一步则是将“布罗姆罗”连接至绿色和平组织的数据库。几分钟后，我们收到一条奇异的反馈：“日新丸”：1974年产于不来梅造船厂的鲸工船。证书：横滨。排水量：23000吨。长度：86米。最大宽度：28米。甲板：4层。船员：117名，包括长官、医生、水手、叉鱼手和加工人员。船长：谷藤敏郎（自封“南太平洋的掠夺者”）。位置信息：根据绿色和平组织东京分部的消息，该船自五月上旬起在毛里求斯群岛附近活动。

以上是所有信息。“布罗姆罗”快速吞咽并消化着那些数据。我们中有谁提到了幽灵船，但一通电话打断了他的发言。

是绿色和平的新闻发言人阿里安娜打来的。“你好，我刚到办公室，智利那档子事已经听说了。我们得马上谈谈，上帝啊，我感觉我们摊上大活了，特大一活。你来不来？”

绿色和平组织的总部离我们不远，沿易北河岸走两个街区就到。阿里安娜为我端上一壶咖啡。我见她有点不知所措。“他们成功了，天呐，也不知怎么搞的，但他们做到了。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冷静，阿里安娜，冷静。谁做到了？做到了什么？怎么就可怕了？能不能慢慢说？”“抱歉，这事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我试着放慢节奏，跟讲电影似的一步步来。我先给你念份报告吧，是个秘密文件，准备指控用的。听着：‘圣地亚哥。一九八八年五月二日。智利政府颁发了一项许可，允许每年猎杀五十头蓝鲸用于科研目的。智利当局不愿透露被许可人的身份。’你怎么看？”“日本人吧，都看见他们去了，给智利的将军们带了整船的礼物，想必不是为了空手而归的。”“同意，那我继续说。得知上述捕杀蓝鲸的许可后，我们当即开始准备控告材料。这份智利许可违反了一九八六年国际捕鲸委员会作出的暂停捕鲸裁定，它有许多未知信息：向谁颁发的，何时生效；而在搜索数据的同时，我们收到的一条消息为我们确保了时间。我这儿有个文件夹，里头是加拿大海洋生物学家法利·莫厄特（地球上最懂鲸的人之一）撰写的报告。他认为，在这段时间里，蓝鲸几乎不可能移动至南极圈西北；到六月中旬，连破冰船都难以在威德尔海通航，只有迟延或病弱的鲸才敢前往设得兰群岛。所以莫厄特的研究告诉我们，直到十月都不会有蓝鲸出现在智利领海，这让我们宽心不少，毕竟可以好好做准备了，可是——这个‘可是’还是来了，打了个我猝不及防——刚过去的五月二十八日，我们接到一个从智利打来的神秘电话，一个说‘海员英语’的男人——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既扼要又精确——冷不丁通知我们，在蒙特港以南一百五十海里处的科尔科瓦多湾，‘日新丸’出现了，还配备着全部船员。你也知道，‘日新丸’是我们的老相识了……”7

绿色和平组织与“日新丸”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结缘，两者之间的关系怎么都称不上友爱。

那年，日本人依靠投票时出现的怪异“缺席”，在国际捕鲸委员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在南极水域猎杀三百头小鲸用于“科学”目的的许可。

国际法允许的该种鲸捕杀量仅为每年两头，且限于已经证实的科研项目，但从一九八六停捕裁定生效时起，就从未有哪个捕鲸团体能证明其猎杀行为或预期所得的科学收益。

拐来的许可一到手，“日新丸”直奔南极而去。一切迹象都表明，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无法阻止这种濒危动物的灭绝。

所幸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因为，谷藤船长刚下令起锚，环保组织的工蚁们便行动了起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晨，四艘挂着彩虹旗的机动快艇用一只真实比例的充气鲸封锁了横滨港三菱码头的出口。

谷藤船长想，冲破一只胶布鲸的拦阻算何难事，便欲按既定方向发船，可那些机动艇就如水中胡蜂般包围了他，叫他不得动弹，逼这位日本海员下船谈判。

这是为了赢取时间。就在机动船队于横滨港搅扰着大和巨人的当下，在欧陆的各大都城，绿色和平的活动家们已获政府接见，并取得了捕鲸许可的复议权。

行动持续了近三十小时。机动船轮流补给燃料，船员们将就地喝下一瓶瓶掺水的烈酒。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双方和平停战：国际捕鲸委员会宣布许可无效，并请日本继续遵守一九八六年的裁定。

我的一位新西兰好友布鲁斯·亚当斯恰好在那儿，便向我说起他是如何用那双冻僵了的手操纵机动艇来到“日新丸”右舷、申请与船长对话的。

谷藤敏郎探出身子。“您输了，船长，我们想告诉您，任何前往南极洲的企图都是违反国际海洋保护法的，必将受到我们的指控。”

谷藤手持喇叭答道：“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阻止一次合规航行的举动近乎海盗行为。我可以从你们的船上碾过去。那是我的权利。船上飘的旗子保护不了你们。彩虹还是挂在天上的好。警告你们：下次我可不会那么客气。”“相信不会有下次了。即便有的话，我们也会再来。捕鲸是非法的。”“会有的，等着瞧吧。我会尽我所能证明给你们看，捕鲸是可能的、是合法的。我们有个共同点，都是有梦想的人。我的梦想就是重启大规模的商业捕鲸。”“这可不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只愿海洋中的所有物种能够平静生活，繁衍壮大，与人类需求不相冲突。”

谷藤做了个手势，一阵垃圾雨从“日新丸”的甲板直泼小艇。

是的，“日新丸”是绿色和平的老相识了。8“……听得出来，这是个爱激动的人，”阿里安娜说了下去，“我提到，根据我们的情报，‘日新丸’离智利还很远，他道，这不过是烟雾弹罢了。我只得搬出莫厄特的报告试图让他冷静。可他打断了我：‘我也懂鲸。谷藤根本没想着蓝鲸，也根本没打算进入南极圈，他要捕猎的是领航鲸、巨头鲸——谁知道你们欧洲人还有什么鬼称呼。’”

阿里安娜为“布罗姆罗”提供了更多食料。“领航鲸，也称巨头鲸、黑鲸、瘾君子、黑鱼、锅鲸。体长四到七米。上下颚分别有七到十二对牙齿。雄性比雌性略大。体格健壮，头部小而浑圆。妊娠期为十五到十六个月。初生时的幼鲸体长逾一点五米。哺乳期为二十个月。主要食物为鱿鱼。因俄罗斯人、挪威人和冰岛人不加区别的捕杀而在北大西洋濒临灭绝。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年间曾观测到有向南半球迁徙的现象。南太平洋麦哲伦水域栖息着数百头该种鲸。性格友好而轻信。据侦测能用超过七十种信号进行沟通。迁来者的求生习性已向原居南半球的该种鲸转移，后者放弃了在开阔海域生活的传统，转而集聚在海湾、海峡和峡湾入口附近。国际捕鲸委员会明令禁止捕猎该种鲸，并公开宣布领航鲸为濒危动物。”

阿里安娜又帮我把咖啡续上，说：“我问他有没有先例可以证明他的观点，他回答说：‘我们海上的人，隔着好几里就能闻到腐臭的味道。你们到底帮不帮我？’我不知如何作答。我侥幸做到了让他与我们保持联系。他的要求有点难以实现。你也知道，我们的船太小了，没条件对在那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加以干预。”

又一次给阿里安娜说着了。

那段时间，“冈瓦纳”号考察船还在整备之中，环保组织希望用它前往南极，访问各国在白色大陆上设立的科考站，与那里的工作人员商谈将整个南极作为世界遗产自然公园进行保护的可能性，使其不至落入某些国家（在那儿，毒素已经饱和）提议的被作为化学或核垃圾场使用的噩运；但“冈瓦纳”的入水仪式至少要等到八月底。“莫比·迪克”也在修理，一旦离开不来梅的干船坞，就会即刻赶往北大西洋制止猎鲸行为。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冰岛人、美国人、俄罗斯人……为不受国际法制裁，他们纷纷在船头挂上了穷国的国旗。“天狼星”正于地中海阻遏着废液排放。人们每日往这片满目疮痍的水域倒下更多毒物，若不加干预，哺育人类文化的海洋终将成为“行星的阴沟”。“绿色和平”尚在美国东岸推动无核区的建立，而“白鲸”（不知疲倦的迷你河船）正穿梭于欧陆静脉，劝止着化学物质的释放，从本源上捍卫着海洋的安全。

是的，就像一挺小舟面对着野蛮现代的瀚海。此外，我们仍缺一艘船，我们最亲爱的那一艘。“彩虹勇士”，彩虹舰队之旗舰。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二十三点四十五分，新西兰奥克兰港，两枚由法国潜艇特工安放的强力炸弹在它身上轰出两个致命的豁口，是时正在船上的葡萄牙生态学家费尔南多·佩雷拉也因此殒命。

老迈的“彩虹勇士”曾于南半球掀起多场和平之战，揭露了法国人在穆鲁罗阿环礁进行的非理性核试验，却终究要陷落于一场由法国政府批准的恐怖主义偷袭。

没有比静静地犁开大海的帆船更美的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同样的静默中，来自全球各地的朋友将沉睡的“彩虹勇士”牵至新西兰海岸前的玛陶里湾，依照毛利人的仪式任其驶入深海、沉入海底，与其戮力守护的生命融为一体。“‘要是你们没法帮我的话，我就自己行动了。’他撂下这么一句。”阿里安娜道。“海上冤家。关于他，你还知道些什么？”“不说我都忘了，他叫豪尔赫·尼尔森，提起过一艘叫做‘世界尽头’的船，说随时听候我们差遣。你看怎么办？”“等吧，阿里安娜，我也想不出别的了。”“总有个声音在我耳边嗡嗡响，说这一切都是真的。上帝啊，一下子失踪了十八名船员。这故事背后挺恐怖的。”

阿里安娜的想法不无道理。我们所知寥寥，正在散发着恶臭，但只要与利益挂钩的，何曾有过例外？9

我走出绿色和平总部，怀着不可名状的忐忑。我决定到港口晃一圈再回办公室。

豪尔赫·尼尔森。“世界尽头”，对探险船来说，这名字不错。我双脚踏上汉堡的街道，思绪却飞去了南方的冰海。我站在愤怒的浪里，被躁乱的大海摇晃着；每每被浪尖隔断的地平线上，豪尔赫·尼尔森正独自与日本巨船对峙。我想提醒他，你会被船碾碎的。而男人转过身，用洛特雷阿蒙1的句子（我总愿从一名海盗口中听到它）与我说话：“告诉我，若你是黑暗王子的居所。告诉我，大海（只告诉我，别让仅存幻想的人伤怀），若将你咸涩海水掀至云端的风暴缘起于撒旦的轻轻一呵。你得告诉我，因为知道地狱离人如此之近，我会快乐。”

我回到办公室。快速交换意见后，众人决定此事由我负责。

掌握的信息太少，我很烦闷。晚八点收到的电报又加深了我的焦虑。

东京。1988年6月16日。来自横滨港务局的信息显示，“日新丸”号加工船正驶向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港。

绿色和平东京分部。完毕。

是该死的幽灵船吗？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布罗姆罗”咽下新近获得的消息，翻起白眼，像在说：你想让我拿它们怎样？

子夜，咖啡令我直犯恶心，我打开一扇窗。空气凉飕飕的，污浊的易北河从我眼前经过。突然，河对岸的废铁船坞里亮起灯来，一艘拖轮拽着一条行将拆毁的小艇缓缓驶近。我端起望远镜观察起那艘开往终点的船，它尾部的名字还历历可见：“拉撒路”，而再往下些，因锈蚀而斑驳的文字写着“桑托斯”——它最后的母港。

驶向拆卸区的船只总叫人心酸，好比伤重的巨型动物挪往坟场。“拉撒路”的船尾还飘着巴西国旗的线头，我猜这条弃船的故事也与我在汉堡听说的其他许多故事相似。

当岁月与海水将船磨成了浮渣，大公司便会将它们从航线撤下，廉价卖给那些拒绝陆地生活的老船长。于是它们不再拥有货船或役船的身份，转而成为“漂泊的旗号”——悬挂赤贫国家旗帜的海港流浪者，以缩编的船员承接着各类低价合同，不问货为何物，不论去向何处。“拉撒路”无疑就是其中之一，却因没法通过汉堡年检而被视为航道风险，不得再逆易北河而上抵达库克斯港三角洲。船长想必经历了进退两难的局面：要么为绝无可能的修理付出高昂的代价，要么将它送上不归路。“拉撒路”的命运让我心头一震。我感觉一缕微光在我脑内闪过，便跑向了电话簿。我翻找的号码属于查理·奎瓦斯，一个同样对正经媒体不抱幻想的波多黎各人。“是查理吗？抱歉那么晚打来，但我着实有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说吧。原来我最近开始提供咨询服务了。”“不久前我读了你那篇关于蒂汶岛废铁商人的文章，好像是叫《欧库西的秃鹰》吧，描写的是地球上收入最低的船舶拆卸工。相关笔记、数据之类的你都留着吗？”“很高兴知道我还有忠实读者。你到底想了解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有种预感，怎么都睡不着。你会不会恰好搜集了最近几年被拆卸的船只名单？”“老长一串呢，能不能告诉我船名和国旗？”“‘日新丸’。日本。”

查理请我耐心等候，我仿佛听见他的键盘敲击声。不一会儿，他回到电话前：“有，我找到了。‘日新丸’号捕鲸加工船，一九七四年产于不来梅，证书是横滨发的。这会儿它的遗体应该已经做成咖啡壶和烤盘了吧。一月就拆了。”“你确定吗？”“这世上，谁又能对什么事百分百肯定呢？我的信息也是从一家叫蒂汶金属的废铁公司那里偷来的。一般是这样：船公司说，我这儿有个铁皮盒子开不了了，问欧库西要个顺序号，按时将船送去，然后那些蒂……蒂汶人，是这么叫的吧，无所谓了，就会以破纪录的速度将它大卸八块，把金属价格的百分之五十还给船公司，同时开出一张死亡证明。”“稍等啊，有没有什么检验机制证明被拆解的那艘船确实与那船名和旗帜对应？”“你幼稚学修到博士了还是怎么的？要是某公司送了艘船到蒂汶去，跟他们说这是‘泰坦尼克’，铁定就会收到那么个文件，上头写着，‘泰坦尼克’还剩多少多少吨可用金属。那国家太穷了，疑问就是奢侈。”“查理，这蒂汶金属的老板是谁？”“等我看看啊，有了，大股东是个日本财团，做海产品的。”

真是臭气熏鼻。

日本人找到了绕过禁捕裁定的方法。“日新丸”当然在驶往马达加斯加，可那是“日新丸”二号，另一艘船则在蒂汶政府出具的拆解证书的掩护下，如幽灵船般在南方海域肆意通航。

我想立即打给阿里安娜，但我俩似有心灵感应：电话响了。“太好了，你还在。你冤家打来过了，说还会再打来。你过来吧。”10

阿里安娜端上一壶咖啡，看到我的脸色，又体贴地撤了，转而提来一个录音机。“刚刚我把电话接上了，让你听个真切，做出你自己的判断。”她拧开瓶矿泉水。

我按下播放键。对话是英语的。我的职业病又犯了，不知不觉做起笔记来。

尼尔森：“喂？绿色和平吗？我是智利的豪尔赫·尼尔森。”

阿里安娜：“听着呢。怎么了？我们知道有十八名海员失踪的事。”

尼尔森：“真是坏事传千里，你们怎么知道的？不过也无所谓，嗯，有十八名船员失踪了，‘日新丸’差点遇难。”

阿里安娜：“太可怕了。不管您做了什么，要知道，这不是我们的行事风格。我们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您就没想过，把我们扯进来会给绿色和平带来怎样的后果？”

尼尔森：“我是最见不得海员遭难的，这您得信我。我也是靠海吃饭的人，但我真阻止不了这事。确实有个人要替悲剧负责：谷藤船长。您别担心，因为谁都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日本人愿意花几万美元去堵住幸存者的嘴巴。且就算未来有谁贸然提起，也会被当成疯子看待。”

阿里安娜：“那您说说，‘日新丸’到底怎么了？”

尼尔森：“您不会相信的。您一定会觉得我疯了。只有见到惨剧遗骸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看的话，过几天就没了。我不知该如何用语言表达。您来吧，或者让某个同事过来，我很乐意带你们看看我的海。”

阿里安娜：“尼尔森先生，我们的确有兴趣了解此事，您有什么别的方式和我们沟通吗？我们这儿出个说西班牙语的懂行的记者会不会好一点？”

尼尔森：“那我也没什么别的可补充的了。不过也好。我过三个钟头打来。到时见。”

录音到此为止。从尼尔森的话音辨别不出年龄，他的语调中透着同等的自信与哀痛。“你怎么看？”阿里安娜问。“我想跟他谈谈。相信他会再打来的。”“对此我毫无头绪。根据东京分部的消息，‘日新丸’正开往马达加斯加。”“嗯，但那不是我们那艘。我把所有信息给了他们，他们也得出了一样的结论。”“所以他们是造了艘新船了，然后用旧船的名字给它命名、上报核准，反正他们文件在手——旧船已不存在了，已于蒂汶岛完成拆解。而当捕鲸机构纷纷以为这世上只剩一艘‘日新丸’时，那艇不存在的船便可在大海中恣意劫掠。为了不让人看见，为了不出现在港务局的登记册上，他们塞了多少钱给那些傍靠的港口啊。要是我们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就能揭穿这桩世纪丑闻。可惜我们目前只有一名证人。”“两名，阿里安娜，我们有两名证人。”“尼尔森没提到任何人啊。”“我提到了：萨丽塔·迪亚兹，给我们发来电传的联络人。她亲眼见到了‘日新丸’。”11

我对蒙特港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了。我总在那儿下火车，开始一段真正的南方之旅。而回忆的碎片已足够我拼出那番景象：萨丽塔独自一人走在风鞭浪笞的防波堤上。干我这行的人常能生出一对感知灾祸的无形触角。陡然间，它们起了反应，我意识到萨丽塔有难，便拿起话筒，拨起那一长串将我与智利连结在一起的号码。

等待接听的当儿，我估算着时差。汉堡这边已近六月十七日凌晨两点，所以智利那头该是六月十六日晚上九点，依照蒙特港人早早归巢的习惯，萨丽塔还是很有可能在家的。

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又当即被一个男人取代。“谁啊？”“我是萨丽塔的朋友，从德国打来的，能和她说两句吗？”“别烦我女儿了！”男人挂断电话。

我久久举着听筒，心想，事情似乎正朝着令人反感的方向发展。

我记起萨丽塔造访汉堡时的场景。“这么说，你们答应让我做联络人了？”“但还开不出你的工资，至少眼下是这样。”“没事。我只有一个要求，别把我一个人落在世界尽头。”

萨丽塔处于危境之中。我还不确定那是什么，但敢拿死亡证做牌照的，必不是三思而后行的主儿。

距尼尔森的下一次来电还差个把钟头。我打给我的合伙人，约定一早五点在办公室碰头。剩下的时间我思考着日本这个民族。12

日本。有时人很难不落入狭隘的深井，于是他开始以偏概全，将一个国家的所有住民装进同一个麻袋。

环保组织在日本是个重要的存在。我们的日本友人常为工作铤而走险，因为地球的强盗们不愿对话、不赞成法理，即便这么做，也是为了在诉讼中将它们用作减轻处罚的情节。

应当指出的是，在市场规则统治下的世界，抱持双重标准的掠夺者不仅是日本人。日本是七大富国之一，拥有很大程度上的话语权，甚至有时会给人“自带私掠许可”的印象。譬如，全欧洲以及美国、俄罗斯和多数非洲国家都谴责猎象行为，同时承认，这些源自黑色大陆的灰色巨物已接近灭绝，但谁都没想过去诘责日本——猎杀的鼓动者，全球最大的象牙采购国。自不用说，它控制着市场，是欧洲、美国和苏联最主要的象牙供应源。那象牙的用处何在？它仅能制作少数奢侈品，而我们能肯定的是，帕洛玛·奥谢或克劳迪奥·阿劳的才能绝不会因为自己弹的不是象牙琴键而有所减损，他们会继续奏出华丽的莫扎特或斯卡拉蒂，无需为获取那区区四十公斤的象牙去屠戮一头六到八吨的动物。

而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对地球的谋杀并不仅限于猎鲸或猎象。非理性的科学观与进步观一直致力于将犯罪合法化，仿佛疯狂成了人类唯一的遗产。让我们回到鲸的话题上。捕杀它们的目的是什么？为满足一小撮恶德富人的口腹之欲？鲸在化妆品业中的地位已成过往。提取一公升鲸油的成本若用来投资欠发达国家的植物油生产，能得到二十升质量相似的油脂。想到如今还有某些所谓“现代主义”的发言人以欧陆报刊为讲坛，大肆宣扬“环保无用论”，将环保谴责为“生态崇拜”，试图将焚屋取暖式的愚蠢论断提升到新伦理的制高点。“吾所不知者为鄙”正是这些“破坏哲人”的座右铭。13

尼尔森很守时。“不，我没法在电话里说。有兴趣就过来吧。我想请您看看我的海。我的‘世界尽头’随时听候您的调遣。”“您在地球那头呢，路太远了。要不您把号码告诉我吧，我打回去，这样您就不用担心电话费了，想说多久都行。”“我打的是公用电话。能用西语交流真是万幸。没搞错的话，您是智利人吧？”“对，我在那儿出生。”“不用替我担心。生活里总有更糟糕的时候。您到底来不来？”“这样吧，尼尔森先生，我给您一个记者的电话，她就住在蒙特港……”“萨拉·迪亚兹？”“您认识她？”“不认识，但我恐怕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今天早上我听说有个女记者遭袭，从冲印店出来的时候被车撞了，还被抢了东西，具体不知道是什么，但我总觉得，这就是我前天晚上看到的那个在海军船厂拍下‘日新丸’照片的女孩，真够可怜的，身上多处骨折，正在医院治疗。您来还是不来？”

我只觉锅盖掀开了，臭气晕染着一切，仍在朝远处不停蔓延。萨丽塔为告知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岂能置之不顾。“嗯，我会尽早动身。到时怎么跟您接头？”“您也别急。不用担心那孩子，我会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去的。您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到圣地亚哥就来得及。我用您的名字定了去蒙特港的船票，然后您去正对着卡尔布科岛的圣拉斐尔湾找一艘叫做‘疯鸟’的巴拿马船就行。我在那船上等您。”

其余的就快了。我的合伙人立时同意了这次旅行。绿色和平官方确认介入此事，第二天我就拿到了机票。

在机场，我的长子托我给他带个能“倾听我的大海”的海螺；而阿里安娜交给我一面组织的旗帜，上头画着鲸入水时的尾鳍。“欢迎成为彩虹的一分子。祝你好运。”

有人轻轻拍了拍我。是空姐，问我要不要耳机。“耳机？”“看电影用的。”“什么电影？不好意思，刚刚我睡着了。”“罗曼·波兰斯基的《海盗》。”她亮出最美的微笑。

是的，我来了。来见你，世界尽头的世界。我并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第三部分

六月二十一日（周二）晚，一架智利航空公司的客机在蒙特港将我放下。汉堡——伦敦——纽约——波哥大——基多——利马——圣地亚哥：三十多个小时的飞行让我困倦不已。

一路上，我久久思索着回智利的旅程。我无数次地将它延后，只怕面对一个背离了记忆的陌生国度。那个如初恋般尊贵而美丽的小国，我童年时那片难忘的热土。

我也曾是众人中的一个：身陷囹圄，逃离恐怖，在无人之地流亡，积聚所谓的能量。而世界与我们打招呼的方式是用未知的现实狠抽我们一个耳光。

克里奥尔军方的横蛮亦与其他制服暴行无异，我们渐渐发现，我们渺小的梦想是自私的。我们自信能将那些正义的仇敌唤到我们所掌控的领域，从而战胜他们，但究其本源，我们是在为图舒适而任他们继续制定游戏规则。

经过那段长久、困顿而愁苦的日子，流亡似已成为某种奖学金，它教我们明白，与人道之敌的斗争早已遍及全球。它无需英雄或救主，出发点只在于捍卫世上最基本的权利：生存。

我在汉堡过得不错，但我总想与智利的圣地亚哥重逢。我记挂那座城就像记挂一位恋人，只怕时间让再见时的她垂垂老去。

我来不及探查它的现状，尼尔森的票仅留给我半小时的休憩时间，之后我便要赶往南方。我只望见疲惫的群山——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口中“冬日的象征”，以及如面纱般的迷雾——遮掩着它好比遮掩着一位寡妇。

我与冬天携手抵达蒙特港。下飞机的那一刻，我收到太平洋冰冷的致意。气温应是零上两三度，大风啃咬着我的脸颊。为了避免打听萨丽塔的事，快成肉冻的我登上路虎的士，前往圣拉斐尔。

港口中只泊着十二三艘船，我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疯鸟”。一个男人在甲板上抽烟，见到我便跳下船来，我顿时意识到，这就是豪尔赫·尼尔森。

一头灰白的长发让人难以估计他的岁数。我见他踏过我俩之间的几米，用的是银发海员标志性的步伐——如今在欧洲某些港口还能见到他们，驾驶着挂有巴拿马或利比里亚等穷国旗帜的船舶，身后拖着几万海里的航行记录。他们不常下地，像是身体里自带着行船的摇摆。此类“小说中的水手”如今已所剩无几，现代船员常由电脑专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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