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维斗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倪维斗,王奇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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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维斗传试读：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丛书

领导小组

顾问：宋健 徐匡迪

组长：周济

副组长：谢克昌 黄书元 辛广伟

成员：白玉良 董庆九 任超 沈水荣 于青

高中琪 阮宝君 王元晶 杨丽 高战军

编审委员会

主任：谢克昌 黄书元

副主任：于青 高中琪 董庆九

成员：葛能全 张锡杰 李平安 王元晶 陈鹏鸣

侯俊智 王萍 吴晓东 黎青山 侯春

编撰出版办公室

主任：侯俊智 吴晓东

成员：侯春 贺畅 徐晖 邵永忠 陈佳冉

汪逸 吴广庆 常军乾 郭永新 李贞

王晓俊 范桂梅 左家和 王爱红 唐海英

张健 潘刚 李冬梅 于泽华

总序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剧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肇始了共和，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开始。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大学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路远，还需要有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接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人生格言

导言

还是在24年前，编者有幸在一次国庆联欢会上结识了时任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汽车工程系系主任的倪维斗先生，据好友龙大伟介绍，先生曾留苏8年有余，对我这个曾学过一点点俄语的小字辈来说顿觉亲切有加，虽然我当时对俄语的了解还只是皮毛，却全然不知深浅地斗胆与先生用俄语进行“交流”，其吃力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先生很快便打破了这种尴尬局面，开始用俄语教我唱《红莓花儿开》——这是我平生学会的第一首俄语歌，几遍随着先生重复唱下来，我准确地唱出了这支沁人心脾的俄罗斯民歌，于是，先生告知这是学习语言的重要手段之一，先生还随即说，如果趁年轻能有机会到讲俄语的语言环境中锻炼一下会长进更快。果然，几年后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先生竟还记得曾经对我这个无名小辈所讲过的话，亲自送我去苏联留学，我们结下了忘年交……光阴荏苒，岁月流逝，与先生交往的每一个细节依然历历在目，先生神奇的人生经历、高尚的人格魅力、无尽的事业追求、乐观的处世态度深深地感染着我，感染着曾与他相处过的每一个人。

先生出生于工商世家，其父倪家玺是著名的爱国工商界人士，百年“老”字号——北京义利食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父亲立身公正的言传身教和爱国奉献的道德情操对先生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培养了先生办实事、讲实话，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贪图虚名的务实性格。

1950年，勃勃朝气的先生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后被选派到苏联著名的工科学府——鲍曼[1]高等工业学校留学，1957年以全5分的优异成绩毕业，回清华大学任教。1960年初至1962年底，先生再次被选派到苏联又一所著名的工科学府——加里宁工学院攻读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为了给国家节省经费，先生不曾回国度假，探望日思夜想的父母和亲朋好友。除必备的图书资料和日常生活开支外，他几乎没有多余的花销。回国时只是带回几箱沉甸甸的书籍。留苏8年的经历“造就了我乐观、率真的性格和单纯的内心，也给我的科学知识、科研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生如是说。[2]

1957年，先生学成回国，国内很快进入“大跃进”时期，于是，先生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去了，几乎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业务才华。1962年，作为再度留苏归国的工学博士，年富力强的先生踌躇满志地要为祖国多做些贡献。当时先生是清华大学燃气轮机教研组的一名普通教师，着手确定科研方向，与国内外同行专家建立联系。正当科研工作刚有些眉目、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席卷[3]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3，先生的科研工作随之被迫停[4]滞，先生本人和一大批同事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4进行劳动“改造”。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先生仍然寻找一切机会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先生当时专门研究过人体肌肉的利用和扁担的共振，也就是说怎样挑扁担最合理、省力，担子压在哪块肌肉最合适；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插秧；先生在“改造”中还经常主动地要求“加码”，挑砖盖房子的时候，刚开始不会挑，一次一头儿挑4块，1块5斤，共40斤——这被戏称为“4块老俵”，慢慢晋级到“6块老俵”，“8块老俵”，“10块老俵”，最后直到“16块老俵”，就这样从40斤升到160斤；等等。愈挫愈奋——先生乐观向上的心气儿不仅没有因生活受挫而削减，反而日益扎根在后来的事业发展之中。后来，谈及这段经历，先生感言：“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都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其实，人的顺利是相对的，不顺利是绝对的。但只要自己努力了，自己所做的工作不是为某一个人，而是凭自己的良心为国家好、为民族好，那就应该努力去做，也可能一时得不到承认，那没关系，终究会得到承认的；即使承认的不多也没关系，自己做到了，问心无愧。抱着这种心态去做事的话，就能做得好一点。一个人总是要对整个社会尽到自己的责任的。”

十年“文革”刚一结束，回首以往经历的蹉跎岁月，先生痛心疾首：“1978年我已经46岁了，深深感到有点生不逢时。不要埋怨什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一代人的命运！这时候感到时间催人，再不努力做点工作，就辜负了这一生，也辜负了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空怀了许久的报国情怀一朝得以体现，先生的能量便像火山爆发一般不可抑制地喷发出来，对事业的追求焕发了先生的第二个青春。

迄今为止，先生及其率领的科研团队所做出的学术贡献主要涵盖了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我为主，开放创新，率先走在中国能源动力发展事业的最前沿。

1978年以后，先生深感时间紧迫，随即带领清华大学燃气轮机教研组的师生们奋力拼搏，即使是在外界环境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下，仍为燃气轮机行业在国内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大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专业、对祖国的热爱。历史在不断前进，深一层次的思考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前进。由于天然气的大量开发与应用，西气东输管道的铺设，东海大气田的发现，煤气化联合循环的技术进步，以及航空、船舰和清洁高效发电对燃气轮机的需求，先进燃气轮机已被世界公认为21世纪的主动力设备。恰逢这样绝好的发展机遇，先生提出，应该趁此大好时机，以企业为主，整合国内在燃气轮机方面的设计、制造、应用等各方面力量，做出适应市场规律的安排，同时，大家一定要持之以恒、埋头苦干，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开放创新，争取尽快地把中国燃气轮机工业搞上去！

抱着这样的信念，先生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从事热力涡轮机系统和热动力系统动态学方面的研究历时数年，全面、系统地发展了复杂热力系统及其关键部件的先进建模方法和一系列新的控制策略；在建立大型火电机组性能与振动远程在线监测和诊断系统中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对先进燃气轮机的消化、吸收、应用和推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先生主持研制了国内第一台具有先进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燃气轮机联气循环仿真培训装置；在国内首次利用伪随机信号在线对大型工业和车用燃气轮机进行辨识，提出主导因素法，模块化建模和大型电站监控与诊断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为中国燃气轮机事业和热力系统动态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鉴于这些成绩，先生及其科研团队荣获了多项国家级和部委级的奖励。

1987年8月，先生作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14名中青年专家之一员应邀去北戴河休养，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当时，83岁高龄的邓小平殷切地勉励大家说：“对你们在各自领域中做出的贡献，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今天没有在场的许许多多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同样地，国家感谢他们，党感谢他们，人民感谢他们。”随后，小平同志与每个人分别一一握手摄影留念。至今，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悬挂在先生住所客厅中央的墙面上，成为激励自己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1999年12月，先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对此，先生深感欣慰，因为在清华大学燃气轮机教研组毕业和工作过的校友中先后出了7位院士，他们分别是：吴仲华、蔡睿贤、徐大懋、蒋洪德、于文虎、倪维斗、王玉明，这在其他学科不是很多见的，7位院士虽然分布在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具体工作内容，但都在各自领域有所造诣，推动了中国能源动力事业的发展。先生认为，这一现象看似偶然，但有其必然性，分析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大家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本身的重要性。能源、动力事业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燃气轮机及其系统肯定是21世纪新的能源系统的核心。因此，每一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科研和教学人员，都将有广阔的舞台。二是长期以来大家都力图把自己的工作融入到中国动力事业发展的主流中去，密切注意国内外动力事业的发展，有“要做就得最好”的强烈意识。可以说，在中国动力事业发展各个阶段的各个关键技术问题上，清华燃气轮机专业的科研工作都站在了前列，譬如吴仲华先生是国内叶轮机械内部三元流动研究的奠基者；20世纪70年代初期，先生所在团队作为骨干力量参加了自主设计机车燃气轮机；至今，先生所在团队又从宏观层面上探索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系统，努力为中国宏观能源决策做出贡献。三是团队骨干成员之间的精诚团结和协作精神。这种精神对团队中的所有师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四是严格的科学作风，任何事都要求从清晰的物理概念和解决工程问题的最终目的出发，形成了一整套“代代”相传的理念与思路。五是办实事，说实话，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图虚名，不赶潮流。六是在逆境中仍无怨无悔，奋力向前。总之，一个精诚团结、相互支持、学术氛围良好的集体，是克服困难、取得重大突破的坚实基础。

第二，煤为基础，部门整合，构建“资源、能源、环境一体”的新能源系统。

1978年开始，先生还只是从局部范围进行研究，在工厂里考察动力设备，燃气轮机，看看实际生产部门需要什么课题，自己的实验室需要什么样的实验台。先生曾为苏联专家马尔金做授课翻译，同时自己也讲授一门“调节控制”课，这已经超出了他的专业范围，后来又扩大到自动控制、计算机模拟、动态特性、故障诊断等，慢慢地又从具体设备过渡到系统，这样面对的就不是单个设备，而是一组设备，要研究设备之间的协调。在这个过程中，先生积累了许多基础知识：传热学、热力学、燃烧学、流体力学等，对蒸汽轮机、燃气轮机、电站都有了很深的了解，但感觉到如果没有一个顶层设计，没有一个总体安排的话，技术改造所起的作用则非常有限。如果上层有一个想法，但脱离了基础知识又会很抽象，只能停留在概念层面上。国家一些管宏观的机关和研究所对技术上的问题不是很了解，但如果据此去预测，单纯地自上而下，都会相对脱节、不深入。先生意识到，自己的研究能够起到桥梁作用，承上启下，把以技术理论为基础的自下而上和能源宏观层面的自上而下有机地结合起来。于是，先生将研究层面分为5层：基础理论层、设备层、设备群层、行业、系统。同时，随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先生深深感到中国能源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全球的能源随着人口的增多，需求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严重，污染越来越厉害，实际上能源都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才得到的，如果多用一度电，就会多排放0.8~0.9公斤的二氧化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做精细的分配和研究，后果就很严重了。这样，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具体的能源战略部署的情势下，先生逐步清楚地意识到，从事宏观战略和政策的研究与单一设备的微观传热过程研究相比，更为重要。恰好通过长期的科研和相关的科研组织工作，先生积累了经验，对能源有了“感觉”，在此基础上，先生开始有意识地从能源动力方面的微观研究逐渐过度到宏观战略与政策的研究，也就是说通过综合基础知识来宏观地观察各个独立部分，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因应用而宜”，从技术方面、过程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作为国家“攀登计划”B项目的首席专家，先生指导完成了“电力系统与大型发电设备的安全、控制与仿真”重大项目；作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即973项目）专家顾问组成员，先生和其他专家一道完成了首批25亿重点基础研究规划的战略指南、立项、评审和评估。尤其是大力推动了中国合理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使传统概念上的“脏”燃料——煤，变为超清洁的能源，把动力、化工产品、液体燃料、城市煤气、供热结合起来，达到大幅度降低成本且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先生兴致勃勃地谈到他在国内推动的以煤气化为中心的多联产能源系统，认为，“如果在有生之年把这件大事推动起来，我也真不虚到这个世上来一趟了”。具体言之，先生认为，针对中国国情，尽管煤炭污染严重，但中国主要的一次能源只能依靠它，所以如何清洁地使用煤炭就非常重要。从目前看，煤炭还是中国最丰富的资源，不仅是现在，煤炭在国内是一次能源的70%~75%，将来，直到2050年，一次能源还是不得不以煤为主，只不过比例会下降，但绝对量还是不会有多大减少。将来煤炭的70%~80%用来发电，因为电比较容易输送和利用，用起来比较方便。那么，发电过程中怎样使污染产生最少？有人说是不是煤炭也是稀缺资源？将来也没有煤炭怎么办呢？是的，煤炭当然也存在着短缺的问题，但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包括用一部分煤炭比如说其中的1/7来做液体燃料，就可以相当程度地缓解中国液体燃料的短缺。说到底，“煤的多联产应用”，就是先把煤气化，所得的合成气可以用来发电，也能做化工产品，把发电和化工工程耦合起来，这样能获得更高的效率、让煤更干净地利用。在中国发展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系统，其目的就是打破传统的部门分隔，从全局最优的高度，来构建新的资源、能源、环境一体化的新能源系统，这个系统将利用多年来发展的新技术，进行创新集成，使发电、化工产品生产、液体燃料生产、钢铁生产、供热、供煤气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个系统使基本投资、单位能源价格、煤炭消耗、污染物排放有大幅度的降低。目前，“煤的多联产应用”已经得到大家认同，从政府到各行业都达成了共识，并不断推进。见此情景，先生欣慰地称之为：“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在丛中笑！”

先生进一步强调指出，20世纪以来，好多单个技术到了一定的顶点或单个设备到了一定的极限，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把各个行业的新技术和新设备集成起来，比如说煤炭行业、化工行业、石化行业、发电行业、钢铁行业，其实，如果在系统整合方面下工夫的话，潜力很大，可以节约很多能源，所以说21世纪是向集成要效益的世纪。效益就是环境效益、经济效益、资源效益。资源是个问题，但总体来说可以比常规办法好得多。长远来看，是不是在100年左右以后将过渡到核聚变的利用，现在核聚变正处于研究过程中，将来如果能达到商业用核聚变，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解脱了对能源的困惑。

与此同时，先生还特别指出，能源是现代文明的动力，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文明的积累和提升，人类社会的进步，无不以能源的利用为基础。但是，能源的利用是有代价的，地球资源的日益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能源不适当利用的后果。鉴于此，我们每个人不能是一个盲目的用能者，不能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而是要做一个文明的用能者，把中国的有限资源按照最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原则，最高效、最经济地应用起来。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即使是资源最丰富的煤炭，人均资源也只有全世界平均人均的50%，而石油只有10%。目前，中国人年均能源消耗大致是2300公斤标准煤，而美国是11000公斤，英、德、法等发达国家是5000~6000公斤。各种预测表明，在2030—2050年，中国人年均能源消耗最多达3000~4000公斤，是目前英、德、法等国家的50%以下。即使这样，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增加（15亿~16亿），能耗总消耗量也将高达65亿吨标准煤以上。现在很难想象中国的资源是否能支撑这样的消费？有多大缺口？用什么来弥补？中国的环境容量是否“吃得消”这样庞大能源系统的排放？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简单模仿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用能方式，每个人必须意识到我们一定要探索中国人所应有的生活方式，十分珍惜各种资源，珍惜每一滴水，每一滴油，每一块煤。这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的、十分严肃的课题。

第三，冷静定位，因地制宜，让可再生能源各尽所“能”。“先天下之忧而忧”。作为能源动力研究的排头兵，先生在研究清洁能源和“减排”的同时，一直心系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的人均石油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但耗用量年年持续高增长，如果油价持续上涨，或是中国输入能源的渠道被挟持，后果不堪设想。一想到这些，先生心中就不踏实，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等这些新能源中，哪些更切合中国实际，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能源问题的突破口？先生倾心书就的《我国的能源现状与战略对策》是其多年对这些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晶，也是帮助人们了解中国能源现状、发人深省的珍贵文稿。

先生认为，目前中国能源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二是油气缺乏；三是引起西南和西北地区环境与生态的不确定性；四是核电、气电和新能源起步晚；五是能源消费区域性不平衡，最大负荷中心在沿海、京津唐一带。同时，中国能源面临着五大挑战：一是总量需求的巨大压力；二是液体燃料短缺；三是环境污染严重；四是温室气体即二氧化碳排放，如何分阶段减排的有关战略技术和政策问题；五是八亿农民及城镇化所需能源的供应问题。面对上述挑战，应提倡节能为本；煤的现代化利用；煤基醇醚燃料的应用和车用动力；加速发展核能；因地制宜，因应用制宜，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先生研究能源战略最重要的观点是：把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地方。认为，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是3种典型的可再生能源，各有各的特点，在中国如何发展利用，做到经济合理、各尽所“能”，必须认真分析。

涉及风能，现在一般认为，中国陆上可利用的风能资源有3亿千瓦左右。这是按10米高度上的风力来讲的，要是提高到50米到100米，估计能到6亿~10亿千瓦。现在中国风电的装机容量是2010年接近4200万千瓦，折合下来相当于火电1000万千瓦左右，在6亿千瓦的装机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所以风能一定要大力发展。但中国风能丰富的地区，往往离负荷中心比较远，风电到底是就地消化还是并网用，应做详细的技术、经济研究。而且风电的发展，不能一味地追求“量”的迅速增加。风能产业方面，目前大家都在争市场，“抓国外老板”，搞国外技术赶快上马。这样一来，实际上国外技术又把中国的市场全部占领了。现在要做的，主要是自主创新，培养中国自己的风电产业。形象地讲，就是要养母鸡，将来能够生很多蛋的母鸡，不能让自己的母鸡长不起来。

涉及太阳能，中国的热利用方面的技术在国际上是领先的，太阳能热利用的效率很高，1平方米的太阳能集热器一天吸收的能量，在北京地区相当于燃烧120公斤煤。现在中国已经拥有1亿多平方米的太阳能集热器，但发展得很不够，平均10个人才有1平方米，而以色列人均0.6平方米，塞浦路斯人均1平方米。把能用的面积都利用起来，还有很大潜力。一定要设立立法，把太阳能集热管和建筑有机地结合起来，搞一体化。分散的能源要分散用，直接提供给合适的用户和其所需的用能方式。

涉及生物质能，现在中国车用液体燃料缺口很大，有人就说得发展粮食乙醇。但是想一下，3.5吨粮食才能做1吨酒精，而酒精的热值又比汽油低，这样折算下来，用5吨粮食才能得到和1吨汽油等热值的酒精。此外还要用0.8吨煤用于制备过程中的发酵和脱水。如果我们要大量替代，比如替代1000万吨汽油，就要用去5000万吨粮食，要做到，看来不符合国情。

至于对秸秆的利用，中国可利用作为能源的农作物秸秆的能量相当于3亿吨标准煤，可利用的森林废弃物也大约相当于3亿吨标准煤，总量相当有限。中国搞秸秆利用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中国不同于国外大农场，他们的秸秆都是集中的，利用起来很方便。中国的耕地很分散，对于这种高度分散资源，应该是分布式利用，坚持就地加工、就地使用，气化或者发展沼气。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广大农民解决采暖、做饭问题和供应中小城镇的工业锅炉燃料，从而把分散的农户和小锅炉用的煤替代出来，集中到高效、低污染的火电厂去使用。不然的话，能量高度集中的煤分散利用，而高度分散的生物质费很大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发电，这是最不合理的安排和资源的浪费。

先生指出，可再生能源确实是好东西，要大力发展，但实际应用要有一个战略定位。要研究和化石能源互相之间如何搭配，不要看一时的热闹，而要做理性的分析，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才会有序地发展。能源的利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至少有以下几个过程：资源—开采—收集—运输—转化—分散到终端用户。所以，针对中国的国情，其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要注重以高度分散的广大农民和小城镇为主要用能对象，这是一个最“顺其自然”的能源服务配置。

总之，先生提出和推动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以煤气化为基础的多联产系统”，以解决国内燃煤污染和液体燃料大规模制备的问题；提出了富煤地区资源综合利用、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合成气城市”的规划设想。这些都是中国能源系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内容。

先生强调培养学生要做到“三K”（3key），就是说毕业生应到关键企业的关键部门做关键的工作。这一点仅凭学生自己做不到，学校里的每位导师、各级领导都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在学校不仅要培养学生学习专业以提高获取新知识和创新的能力，还要介入到分配的环节考虑学生的去向，导师要推荐就业，学生到岗位后也不要撒手不管，要多联系，尽可能地去帮助学生解决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这样毕业生出去个顶个都发挥作用，同时也加强了教师与社会和企业的联系，更好地了解国情，最好不要让学生毕业后去单打独斗，这样才能让学生学有所用，更快地提升，真正发挥所长。截至今日，先生已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70余名，其中多数成为本领域的著名专家，还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不辍的耕耘结出芬芳的桃李。先生常常教诲学生：“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而我们连最基础的工业化还未完成，如何用信息时代的新方法去改造我们的基础工业才是最重要的，单纯的信息化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能源和环境问题在中国乃至世界永远都是热点，永远都有你们翱翔的广阔天地。”先生的博学与勤思、热情及活力，极大地激励和影响着每一位弟子。

先生曾数次为后生做过“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精彩演讲，其中不乏他对人生的真切感悟：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说实话、办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人生准则。不要去说违心的话，不要去跟随不正之风，坚持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信念。同时，在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一定要学会团结协作，注重团队精神。现在有些年轻人比较自傲，自视很高，容易看不起周围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要把别人的优点放大一点，乘上1.2，把别人的缺点缩小一点，乘上0.8；而对于自己，则要把自己感觉到的优点乘以0.8，把自己的缺点乘以1.2，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那你心里就很平衡了。而只有心态平衡，找准了定位，才能更好地工作，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访谈 清华大学舜德楼4层清华-BP清洁能源研究与教育中心倪维斗院士办公室

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留洋归国学子，又从一名普通的清华大学教师成长为享誉中外的能源战略科学家，先生的人生经历可谓精彩纷呈、佳话频传。那么，这成功的背后融汇了多少不平凡的故事？这荣耀与光环的背后又饱含着怎样的艰辛？编者希望把先生口述的亲历采拾以及与先生相关联的所见、所闻、所言、所感汇集成册，分为

身世篇

“千里”奔波

商业世家

求学探索

跨海访日

“牛刀”初试

重振旗鼓

承盘义利

义利迁京

“五反”倾囊

经受考验

我的祖籍是宁波市镇海县（现在是镇海区）庄市镇，这个地方世称人杰地灵，根据2007年统计的数字，宁波出了93位院士，镇海占[1]了1/3，庄市有7位。但我是在上海出生、上海长大的。基本上还是靠后天的氛围形成了自己的性格。

太小时的事情记不大清楚了。能记事的时候，1937年上海沦陷，当时我不到6岁。我们的国土被践踏，日军对当地百姓的欺凌等等，都引发了我们对日本人的仇恨。我至今还能想起当年和小伙伴们躲在床下偷偷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情形。后来日本人强迫学校开日文课，实际上通过对英文的掌握，我对自己的语言能力还是比较自信的，但是“恨乌及屋”，学了一年多的日文，我就只会几个“片假名”！[2]

母亲严梅卿出身于殷富之家，生性温柔聪慧，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她）生了我们四个男孩儿，分别取名维永、维斗、维尧、维适，我排行老二。我们四个孩子跟母亲待在上海，父亲在上海沦陷区随抗日童子军团和战地服务队到了内地，父亲会开汽车，组织了一个车队，雇了很多司机，其中有不少是华侨，在当时被称做“生命线”的中缅公路上运输物资。印象最深的是，在1942年秋天，局势稍稍稳定了些，父亲在湖南衡阳设了一家办事处，让母亲带着孩子们过去团聚。当时我们四个男孩儿的年纪分别是10岁、9岁、8岁和7岁，母亲决定带着稍大些的哥哥和我从上海出发去找父亲，同行的还有姨妈、姨父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母亲是1912年生人，也就是说30岁出头就带着我们出发了。按照事先策划好的路线，姨夫一个男人加上我们妇孺共6人从上海坐船到宁波，然后经奉化、临海、丽水、龙泉，再由福建的浦城、建阳、邵武，到江西的南丰、广昌、宁都、吉安、莲花，经界化陇入湖南芋陵、来阳而至衡阳。整个路程如果是现在的话坐一个晚上的车就到了，可当时一路上有土匪出没，还要通过沦陷区的封锁线，坐船、汽车、火车、轿子、步行等差不多五个多月快到半年了才到目的地，路上非常的艰苦。母亲来例假，血顺着腿流，我当时虽然不懂，但看到母亲走路蹒跚，又要照顾我们这些孩子，表现得非常坚韧、刚强，这些对于9岁的我来说，记忆非常深刻，我从母亲那里学会了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劲头儿，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磨练。现在回想起来这段“千里”寻父，对我人生的成长还是很有益处的：不仅增长了许多见识，这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体会的到的，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如何战胜困难的意志品质。只是时隔几十年了，直到今天，每当一想到母亲，我都会有一种深深的愧疚的感触：母亲在晚年重病弥留之际，其实是非常需要亲人的照顾的，但当时我是副校长，工作特别的忙，也只能是雇个保姆在医院里陪伴母亲，自己一周去个一两次探望，算是聊以自慰，而母亲却是在半夜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的情况下离开人世的……哎——自古忠孝难两全啊！倪父 （倪家玺）倪母 （严梅卿）

在上海的时候我在振粹小学念书，因为这所学校是教会办的，我的英文学得挺好，能看英文小说。到衡阳后，又在一所郊区的中学继续读书。当时上课的地方实际上是一座大庙，里面还有香火，还碰见过和尚圆寂。因离家很远需要住校，每周只回家一次，徒步需两个多小时，中间还要经过乱坟岗，晚上回家的时候非常害怕。就是这样上[3]了不到一年的学，日军开始南下，又打湘桂战役1，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有个叫方先觉的军长指挥保卫衡阳，但后来没保住，就不得不走了。从此我们吃的苦头更多了，印象也更深啦。兵荒马乱的，到处是难民，一大家子不能一起行动，我和一个表妹随着父亲的一个朋友坐火车先离开，人太多，我们是从窗子被塞进车厢的。车厢里人多极了，站都没处站，表妹还很小，才两三岁，很纤弱，站着能睡着，我作为表哥，比她大几岁，生怕她睡着被人踩在脚下，就拼命地拉着她不让她躺下去，还拼命地掐她，不让她睡着，我们站了一天一夜算是到了桂林。大家聚齐了再沿着湘黔铁路往贵州撤，火车拉货的平板车是我们的交通工具，一部分装着父亲的货，另一部分用竹竿搭了个篷子算是拉人的空间。往金城江方向，到六甲这个地方，火车到这里就算到头了，车站也无人值守，六个车道停满了车。人们就在此处歇脚，一待就是两个月。那时是七八月份，到处是人，吃喝拉撒睡全在原地，脏乱不堪。以至于我身上长满了疮，还时常拉肚子，当时的特效药就是Sulfur Quinidine（硫磺·奎尼丁），逃难的游医摆摊卖这种药，一粒一粒地卖，价钱很贵，先去买一两粒，吃了药躺在平板车上，看好不好，不好爬起来再买两粒，我就是这样吃好了。当时，家里还多了一口人——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妹妹，母亲在衡阳生了她，取名湘君，她的运气没我好，因出水痘、发高烧，不治身亡了。现在想来，真像是电影里经常描述的情节那样：我的父亲用破棉被包着小妹妹，哥哥扛着锄头跟在后面，他们沿着铁道边走啊走啊，找了个相对僻静的地方就把小妹妹给埋啦。这期间，家里的经济上也出现了问题，为了解决温饱，父亲让我和哥哥凌晨四五点去饭铺排队批发些大饼、油条回来卖。我们也算是出身中产吧，以往家境殷实，从没干过这个，所以呢，我和哥哥挎着一篮子的大饼、油条去四处叫卖时显得非常吃力，经常是卖不完就回来了。父亲看这样下去坐等终归是死路一条，带来的货物也不能一下子就扔了，于是决定让大家还是分散离开。

按照父亲事先策划的路程，我和母亲等人先期辗转到了贵阳，我们在贵阳期盼着早日能和父亲团聚，但父亲却杳无音信，也不知是死是活。一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又有一批难民来到了贵阳，在这批难民的队伍中，我们发现了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鞋底鞋面脱开用草绳捆住的“乞丐”，没曾想，这竟然是我日思夜想的父亲！后来听父亲说，他此次来贵阳的一路上可谓是九死一生，本来他和几个同伴是一起出发的，他们到了一座途经的城市居然碰到了国民党进行大轰炸，国民党当时误认为这座城市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轰炸的力度也就特别的大，城里的人几乎都被炸死了，而父亲被炸，从死人堆儿里爬了出来，独自前行；但没走多远，又碰到日本人抓苦役，父亲落到了日本人手中，好在父亲曾带领童子军访日，会讲些日文，日本人对父亲也就不像对待其他服苦役的人们那样凶残了，父亲随着日本人一边前行、一边盘算着，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要想办法逃离开日本人，于是，边随着日本人走、边用心地观察周边的环境和地形，终于，他发现在铁道旁有两枚散落的手榴弹，离铁道不远处是山坡，他便对日本人谎称自己肚子疼，要拉肚子，要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方便”，日本人见父亲捂着肚子那副痛苦的样子，也就同意了，这回，童子军曾经的训练派上了用场，父亲跑到铁道旁，捡起两枚手榴弹向日本人堆里扔去，轰——轰——，随着两声巨响，趁着混乱，父亲滚下了山坡，脱离了日本人，又是在童子军时学到的观星行路帮助了父亲，靠着星星指路，父亲继续独自前行……最终，父亲碰到了前面说起的难民们，说是要到贵阳，父亲才随着难民们一起来到了贵阳和我们团聚，几天几夜吃不上饭，实在是走不动了，但看到一个个小脚老太扭着身子奋力前行，给了父亲继续前进的动力。这件事儿实在是让我对父亲肃然起敬：我爸真的是有两下子啊！

这以后，我们一直在大后方打转转。那时坐火车，我们把火车分为五层：行李架、椅子背、椅子、地板和底层。底层就是我们用铁丝在火车底部的弹簧间绑上棍子、垫些板儿，就当成底铺，有时甚至还坐过车顶。如果说睡底铺伴随着耳边转动的车轮还称得上是有惊无险的话，“坐在”车顶上简直可以说是在玩命，要非常小心，遇见隧道要很机敏地趴下来，否则就会被扫下车顶送命的。

1944年前后，我们滞留在重庆，我便在冯玉祥开办的敬善中学上了半年左右的课。父亲经朋友介绍到新生活总会昆明分会当副会长，生活总算是又相对稳定下来了。抗战一结束，父亲决定回上海，他自己先乘飞机过去了，我和母亲等搭乘着新生活总会的船返回上海，在船上我害了似乎是疟疾之类的病，发高烧，昏迷不醒，同船的人认为我得的是传染病，都要把我扔到江里去。母亲舍不得，紧紧地护着我，坚决不让别人碰我，但是到了南京见我实在撑不住了，就带着我一起上岸去找医院、求大夫，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终于痊愈了，这才又坐火车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

我经常说，泡在糖水罐子里的孩子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道理就是如此。尽管我出身在宁波颇有名望的家族里，小时候又生活在上海比较优越的环境中，但想想从9岁到13岁期间离开上海这么几年的经历，确实非常非常的艰难，当然，这些都是日本侵略者逼的，不过，这段经历让小小年纪的我练就了不怕困难、克服困难、适应环境的生存本领，这对我以后的成长是一种极有意义的磨砺。沪江大学童子军队长孙以勤的夫人在游泳池里抱着维斗，旁边的小孩是比维斗大一岁的哥哥维永

回到上海后，我在南洋模范中学就读，这所中学和当时的上海中学齐名，很有影响力，位于上海交通大学旁边，执教物理、化学、英文等主科的基本都是上海交大的老师。大学老师们教我们这些中学孩子颇为得法，譬如上物理课，物理老师要求我们对物理概念的掌握要非常清晰，对任何事物都用物理概念去理解；再譬如上数学课，为了不使基本公式等太枯燥，又能提起大家的兴趣，数学老师让我们像唱戏一样地去记忆，现在中学生记不住的公式我都还能倒背（唱）如流；又譬如上英文课，虽说不是外国人教，但我们当时使用的课本（不论物理课本还是化学课本）都是上海龙门书店出版的英文洋装书，做习题一般用英文，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让学生把英文复述当成一项作业，所以对学生掌握英文很有帮助。总体来说，南洋模范中学有着优秀的教师队伍，优越的学习环境，科学的授课方法，让学生能够获得出色的教育，所以，从建校到现在出了30多位院士，这[4][5]其中包括张光斗先生和王选先生。1950年毛泽东应部分学生之请，为南洋模范中学高三班的墙报题字，维斗任墙报编辑之一【注解】[1] 也有另外的说法，庄市是一个出大人物的小地方，包玉刚、邵逸夫、倪维斗、倪光南、范徐丽泰……都是出自庄市。[2]严康懋有四个女儿，结亲的都是“门当户对”的金融、工商、实业大家族。大女儿严秀卿嫁给鄞县潘火桥蔡家。二女儿严兰卿嫁到镇海小港李家（小港李家。李也亭在19世纪上海经营沙船及钱庄业，其子李梅堂兴办教育事业，将子送赴国外留学。孙辈李云舒在上海办大达轮船公司，并加入孙中山同盟会，1911年担任浙江联军兵站总监。李也亭的兄弟后代李善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其次女李幼兰参加新四军，后嫁给张爱萍将军。严康懋的外甥辈留学欧美，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六合工程公司”。外滩的海关大楼、上海图书馆、南京故宫博物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等建筑均出自“六合公司”）。三女儿严梅卿嫁在镇海庄市倪家（后述）。四女儿严桂卿嫁给宁波湖西赵家（四女婿赵来琯也是金融世家，父亲在宁波、上海数家钱庄都有投资）。严康懋的宁波帮亲戚及其子女后辈们，在国内外继承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团结侨胞，在各个领域报效祖国。[3]（豫）湘桂战役：1944年4至12月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华北到华南以至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中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展开反攻，逐渐迫近日本本土。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已被切断，日本在中国的长江补给线由于美国空军的监视也受到严重威胁。日本侵略者决定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掌握一条陆上交通线，以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阻止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军从本土及中国东北调集了各兵种部队总计约51万。战役的第一阶段是河南会战，战役的主要阶段是湘桂作战。在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损兵60余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失去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始终未能全线通车。[4] 张光斗（1912—2013），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和工程教育家。江苏常熟人。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1936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3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抗战开始后弃学回国。1937年至1943年在资源委员会龙溪河水电工程处任设计科长和壤渡河水电工程处主任。1943年在美国坦河流域局和垦务局任工程师。1945年任资源委员会全国水电工程总处设计组主任、总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水工结构教研组主任、系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负责设计密云水库、渔子溪水电站和人民胜利渠进水闸，参加荆江分洪、丹江口工程、三门峡工程、葛洲坝工程、二滩水电站、小浪底工程和三门峡工程等的设计和建设，为中国的水电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5] 王选（1937—2006），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被誉为“当代毕昇”。江苏无锡人。少年时代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留校后一直从事计算机领域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历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所长、所长，文字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年后任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首席科技顾问，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总体战略顾问专家组成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会理事长，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专利保护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发明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名誉会长。1995年后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2003年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商业世家前面倪先生提到的“真的是有两下子”的父亲——倪家玺是创办实业的，与百年“老”字号——北京义利食品公司有着不解之缘，项目组从倪先生那里得到了一份珍贵的文字材料，是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史料工作办公室在1988年5月校印的一份有关爱国企业家——倪家玺的介绍资料，据倪先生本人介绍，这份资料整理得蛮好的，也比较全面。

倪家玺，1908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庄市镇后倪村的一个工商世家。其祖父倪祖信，字敦厚，以航运起家，与兴办教育而被称为“清末三贤”之一的叶澄衷有很深的交谊，两家合资经营银钱业，在宁波开有天益、泰源两家钱庄，这两家钱庄设在甬江钱行街，此处又名江厦，为银钱业汇集的地区，正所谓“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因而又有浙江“华尔街”之称。倪祖信在上海还合伙开设永聚、恒隆、恒赉等钱庄；在虹口设有五金、颜料、煤炭等十余家商号，都有相当的规模。尤其设在百老汇路的老顺记、新顺记五金号，以专营船上五金闻名于上海。又于1904年与朱葆三等一起在上海成立商务总会——在上海、宁波商帮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其父倪传基，字储如，承受祖荫，在原籍镇海家中攻读经书，有投身仕途之意。后因乡间不靖，在宁波江北董家河嘴购地营建宅院，1914年全家迁居新宅，并经常往来于沪甬。但倪传基并不直接管理企业，继承的商号都由资方代理人经营，只是需要做出重大决策时才亲自过问。

倪家玺幼年时在家馆中接受启蒙，稍长考入宁波四明中学，初中毕业后随父到上海，考入沪江大学附中高中部就读，沪江大学是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注重英语和理化，学费比较昂贵，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起初校长由洋人担任，南京政府成立后，规定教会大学的校长要由中国人担任。1928年遂由著名爱国教育家刘湛恩先生担任校长。沪江校训“信义勤爱”，正符合倪氏家族立身处世的祖训。庄市倪家在1980年代保留的部分旧居全家福（前排四兄弟，由右向左：维永、维斗、维尧、维适，中间是表妹，第二排中间为倪维斗的祖父和祖母，第三排右二为倪父，左二为倪母）求学探索

倪家玺虽出身于殷富的家庭，但恪守“信义处世，勤备立身”的祖训，崇尚克己奉公，宽厚待人；严禁娶妾、抽大烟、赌博冶游的恶习，为乡里称道。他自幼受此熏陶，没有沾染纨绔习气。

倪家玺入沪江读书时，正是“童子军”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之时[1]。沪江早在1915年即有童子军组织，后因主持人他去而中止。1926年，倪家玺和附中同学徐肇和等发起恢复童子军组织，请英籍教授何爱斐（音译）博士担任教练。倪家玺爱好体育，对童子军活动尤感兴趣，熟习童子军三级课程，技术专课成绩超群，被推担任童子军团长。他工作认真负责，善于和同学相处，逐渐在本校学生中成为知名的活跃人物。1927年他在沪江高中毕业，时值北伐军打败了军阀孙传芳，占领了上海，各界青年十分振奋，对遭受思想禁锢的各教会学校学生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帝国主义趁机进行干预，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些政局激变剧烈地冲击着倪家玺的思想，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立下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宏愿，探索救国之路。他在家庭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产生了“实业救国”思想。进入沪江大学学习后，他主修化学，又选读工商管理，准备学成后创办化学工业，抵制经济侵略，以实现实业救国的目的。

是年何爱斐教授去世，倪家玺挑起沪江童子军的训练重担。在历次参加上海童子军比赛中，常名列前茅。他认为在童子军活动中，倡导青年接受智、仁、勇的培养和训练，提倡爱国爱群，遵纪守信，智识广博等信条，而体魄健全是救国救民之本，是有利于抵抗侵略的教育思想，因此他在大学第三学年时，就主动转入教育系，研究教育理论和实践。1931年毕业时，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注解】[1] 童子军组织，1904年创始于英国。1912年，中国武昌文华大学严家麟教授、天津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沈同一校长等倡导组织童子军，以培养青少年革命精神，得到教育界赞同。不少教育家认为“这是幼稚教育的自然继续，是教育家应走的第二步”；在童子军训练中提出“勇敢、诚实、耐劳、服从”的信条。后来在大中城市的中小学中逐渐展开了童子军组织的活动，一度搞得生气勃勃，受到社会瞩目。1929年10月国民党第42次中常会还通过了《中国童子军法规》。跨海访日

1930年代的中国童子军运动实际上是青年爱国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爱国激情，倪家玺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支前工作中和“八·一三”日寇侵沪的前线慰问、救护伤兵，在难民收容所参与救济工作，以童子军组织的名义，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在上海人民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0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已为中国有识之士洞察。在大中学生中，日本侵华阴影也引起广泛警惕。但是日本有些人还鼓吹“日中亲善”，中国也有些人主张“睦邻相处”。倪家玺等爱国青年，决心去日本看看。是年暑假前，他们向校方提出假期中组织沪江童子军团去日本参观访问的要求，得到校长刘湛恩的同意和支持，并指定倪家玺为参观访问团团长。他受命组织了40名童子军，以“沪江童子军访日团”的名义，取得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并与[1]日本驻华总领事馆联系，得到“东京少年团日本联盟”来电欢迎。在启程之前还举行了一个星期的集中训练，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是年7月9日沪江童子军团共41人乘日轮“长崎丸”去日本。此事当时还属首创，颇引起各界注目，新闻界也大加宣传，上海《申报》发表了“沪大童子军访日”的新闻报道。访日团团员都出身于中上层家庭，最大的21岁，最小的只有12岁，从未出过国门，启程之日，家长和师友们都到轮埠送行，不少新闻记者到现场采访。家长到埠送行的有著名学者胡适、海军鱼雷舰队司令曾以鼎等，曾以鼎还将绣有“相期无穷”四个字的一面锦旗赠送给童子军访日团。

倪家玺当年21岁，率领童子军跨海访日，途经长崎、神户、大阪、奈良、横滨，谦仓、东京等地，由日本少年团联盟接待，参观了各地名胜以及工厂和新闻社等，还与日本少年团举行球赛和联欢文艺活动。每至一地，中国旅日侨胞也来欢迎、探望，有些侨胞团体还设宴招待，异国相逢，情意亲密。此行历时三个星期，舆论称之“播下了一颗亲善的种子”，倪家玺的组织才能和处事魄力，也受到了学校和家长们的好评。但他并不陶醉于此。日本少年团的热情接待和友好亲善固然令人感动，而对参观中的所见则有更多感触。如童子军团初抵长崎，团员上岸拍照即被禁止，数十架相机竟一无所用。他回想祖国门户洞开，外人自由深入腹地，为所欲为，无人过问，深感痛心；在各地参观时他又发现日本少年团组织十分普遍，不仅学校的青少年学生，而且工厂、大商店和集市农村都有少年团组织，训练较之中国严格得多。各地少年团联盟都由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全国联盟的理事长、副理事长都由伯爵、子爵贵族担任。他深深感到日本少年团的组织、训练，都大大超越了对童子军的一般要求。因而他回国后对国内舆论界阐明他去日本考察后的观点，认为“以两国童子军之联络，捐弃成人交恶之成见，而达到东亚真正之和平”的理想，似难实现，更不敢以此自负。于是他在童子军教练中，学课方面强调爱国主义内容，术课方面加强救护、通信等训练。他不仅在沪大童子军中受到信赖和拥护，且与其他学校和市商会童子军团都有广泛联系，在上海童子军组织中拥有较高的知名度。沪江大学童子军团长倪家玺

1931年他于沪江大学毕业，但仍担任童子军团长和教练的职务。是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东北全部沦陷。翌年1月28日沪战爆发。全市人民掀起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爱国运动。上海童子军纷纷投入募捐、输送物资，救护难民、抢救伤员等支前斗争。不少青年学生、童子军和工人组织义勇军，奔赴前线，协同十九路军抗击日寇侵略。倪家玺在童子军支前中，亲自驾驶汽车运输支前食品及军需物资，活跃于抗日前线，受到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等多次赞誉。十九路军虽得到人民支持，后来又有第五军驰援，迫使日寇三易其帅，但蒋介石不予支持，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暂时结束了沪战。倪家玺1931年亲自编《沪江童子军》[2]于右任为《沪江童子军》题字【注解】[1] 日本童子军称少年团，“东京少年团日本联盟”即日本童子军的组织之一，下文同。[2] 于右任（1879—1974），原名伯循，从以字行，号骚心，又号髯翁，晚年太平老人，陕西省三原县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辛亥革命。他不仅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和清末以来杰出的书法家。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他的诗、词、曲均有很高的造诣，曾写下不少寄托国家民族兴衰之情的诗篇。尤其为世人所推崇的、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他也是毛泽东最为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牛刀”初试

倪家玺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读书时，有几个同窗好友徐肇和、马任全、陆宗贤、王敬业等，他们在刘湛恩校长所提倡的“课余服务，学以致用”的口号的鼓舞下，1930年初，以学到的化工基础知识，每人拿出100银元，在上海武定路紫阳里办了一个小型实验性的大华实业社，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大家动手，研制简易的化工产品。如爽身粉、留兰香牙膏、去污粉及墨水等。这些产品原是试验性的课余副业，但由于制作认真，采料精细，工艺优良，装潢新颖，尤其是他们的推销渠道优越，通过同学中的各大公司董事长、董事和经理的子弟，打入了永安、先施、新新等大百货公司经销，再加上善于做广告，不久销路大增，生产范围逐渐扩大。其中留兰香牙膏受到用户欢迎。留兰香牙膏是倪家玺创制的，配方参考美国系带牌和固龄玉牙膏原方，在沪江化学实验室与同学反复试验获得成功。他所以采用留兰香香精，是鉴于当时学生中爱好运动的人，都咀嚼口香糖（亦称留兰香糖）以提神解乏，遂试以这种香料配制牙膏，认为必受用户欢迎。当时这种香精是从法国进口的，后经化验，所谓留兰香，原来是从箭型薄荷中提炼出来的。这种箭型薄荷，中国沪郊各县野生的很多，尤以太仓县生产的质量最优，遂大量收购，进行提炼，果然成功，这使得大华实业社的留兰香牙膏成为真正的国货，成本也大大降低。1931年大学毕业后，他以全部精力主持大华实业社业务：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技术，保证质量；增加设备，培训职工；注意信息，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长期刊登广告。此外，为了鼓励发明创造，实施“商誉奖”，每支牙膏提取二厘商誉金，为数不多，积累可观。大华原始资本虽小，但股东们家庭都很富有。殷实而宽广的社会关系是他们有力的后盾。他们精诚合作，团结互助，长袖善舞，周转裕如，一两年后就在日用化工业中脱颖而出。他们还雄心勃勃地积累资金，选送有培养前途的青年职工去大学深造。工厂很快由手工业生产变为机器生产，成为国货业著名的上海机制工厂联合会成员。

正当留兰香牙膏受到社会欢迎、销路大开的时候，一天，倪家玺忽然接到法院传票，美国留兰香口香糖公司向法院控诉大华实业社冒用他们品牌，要求赔偿损失并禁止留兰香牙膏继续制售。大华实业社不得不聘请律师应诉。在法庭辩论中，大华申诉的理由是，留兰香是箭型薄荷提炼的香精的通用名称，不能作为原告专用商标；口香糖是食品，牙膏是口腔卫生用品，虽原料中有相同香料，但终究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效用的商品，因此原告没有理由禁止他人在不同商品上使用“留兰香”名称。大华在答辩书中还反复强调：“此端一开，则法国‘三星白兰地’就可禁止中国‘三星蚊香’生产；美国的‘三角牌甘油’就要禁止中国三友实业社‘三角牌毛巾’的制售，如此等等，岂不造成市场混乱，扼杀民族工业。”辩词有力，举例确切，大华胜诉。当时，留兰香牙膏因涉讼的消息散布，引起社会注意，不仅在沪埠畅销，而且大量行销外地、港澳和东南亚一带，如荷属东印度，以及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商埠均有销售，获利甚丰，影响很大。美国口香糖公司在沪代理人英籍律师而于初审失败，反而使大华留兰香牙膏声名鹊起，而恼羞成怒，唆使美商利用治外法权，进行多方活动，迫使法院在二审中变更原判，使美商胜诉。当时司法使用三级三审制，大华实业社力张正义，向高等法院上诉，并吁请舆论界主持公道。上海机联会和市商会也进行声援，各地报纸和刊物发表了不少有利于大华的评议文章，主持正义。最终，高等法院维持初审原判。这场官司打了两年，倪家玺等人耗费了不少精力，但也明了了不少处世之道；留兰香牙膏却因此成为市场热门货，长了国货厂商的志气，抑制了洋商威风。

择机拆厂内迁

1933年3月，日寇攻占热河省会承德，并向长城各口进攻。遭到中国驻军和关内外义勇军奋起抗击。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倪家玺回顾数年来既羁于业务，又陷于讼事，虽未因此而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志消沉，但长期脱离集体救亡斗争，不无“髀骸复生”之感。他很快加入了职业界救国会，同时又会同上海童子军理事会筹组“战时服务团”，并加紧战时服务训练，做必要的准备。他被选为上海童子军团总团副团长，当时志愿参加的团员近四万人，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文化的爱国青年救亡运动的庞大队伍。

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了。上海形势紧张，爱国民族工商界在颜耀秋、胡厥文等带领下实行工厂内迁，支援抗战。8月间成立了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动员五金、机械、冶炼、化学、橡胶等主要的军需民用行业积极行动起来，由南京资源委员会拨款资助迁移费用，拆厂内迁。大华实业社生产化学日用品，属民需日用品，不在必须拆迁之列。但倪家玺一面布置战时服务工作，一面又安排职工和同事们日以继夜地抢拆机器，同其他厂家一起装船内迁。1937年8月13日，日军由租界向闸北进攻，淞沪抗战正式开始。倪家玺无暇顾及自己的工厂，会同上海童子军总团其他负责人，联合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各界人民救亡协会、上海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等团体，安排由战区退入租界的大批难民，设立收容所、解决难民食宿、卫生和维持秩序等。他还亲自参加运输支前工作，不分昼夜地驾车运送物资和伤员，置自身安危于度外。

中国军队西撤后，大批参加前线服务的童子军随军撤退。上海童子军团理事会决议派倪家玺等四人组成代表团，乘美轮去香港转广州而后去武汉，收容安排各地散落队员。当时兵荒马乱，由沪随军撤退的童子军已有万余团员编入军队的后勤部队，尚有大批西撤的团员陆续到达汉口，由四代表分别与各方面联系，安排在各战区做后勤工作；对有的较年幼的队员，四代表受他们家长委托，资遣回沪，其后又在重庆曾家岩开设上海难民中学，收容队员进行培训深造，使他们投入全民持久抗战的伟大斗争。【注解】[1] 热河，省会承德市，是中国旧行政区划的省份之一，1914年2月划出，1955年7月30日撤销。位于目前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

运输抗日

1937年12月中旬南京沦陷后，日军从皖北南下，国民党政府由武汉西撤重庆，许多在武汉临时恢复生产的内迁工厂也再次西移。大华实业社的机器在运输途中被日机炸毁，沉没江底。幸好先期托运的留兰香牙膏已运抵武汉，货存于仓库。倪家玺就将这批货在市场上卖掉，决心去大后方为持久抗战尽力。他通过朋友在港购得六缸两吨半载重卡车2辆，托运至韶关。后来，倪家玺了解到衡阳已是大西南的交通枢纽，在当时对运输军需民运物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去韶关提取汽车驶至衡阳，就在衡阳设据点，挂起了“联华运输贸易公司”的牌子。他认为在大后方经营运输业务，是一项有利于抗战的重要事业。他在衡阳定居后，沪江同学和童子军团的朋友，不少人前来参加工作。他除了不断添购车辆、扩展运输业务、开拓线路外，还办了一家小型棉纺厂，主要安排一些内撤流散人员和同事的家属。后来又在城外王家湾建立了一个“四明新村”，作为接待江浙籍工商界内撤流散人员以及“单帮”行商的寄宿储货之所。

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势，倪家玺的运输公司业务非常旺盛，车辆由起初的2辆增加到42辆。为了便于指挥和调度，倪家玺在重庆、贵阳、昆明设立了办事处。当时后方司机和机工很缺乏，南洋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动员了很多华侨司机回国效力，因国民党方面处置不妥，有些司机转入民用运输行业。倪家玺深感华侨们的一片爱国赤诚之心，欢迎他们合作，所以联华运输公司的驾驶员，大部分是由回国侨胞司机担任。倪家玺亲自开辟了五条运输线， 一条往返于贵阳、柳州、南宁、镇南关而插入越南之同登；一条往返于昆明、下关、保山、腾冲、八莫与密支那；一条往返于重庆、贵阳、昆明、下关、保山至畹盯；一条由重庆、綦江、彭水、藏江、经衡阳、吉安至鹰潭；一条往返于重庆、内江、成都之间。由于形势的变化和运输任务等原因，这些线路也经常随之变化。为了提高效益，倪家玺同全体员工商定了一些规章制度，把车队按照线路采取分段承包、节约归己的办法，不仅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而且方便了交通运输，又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成为当时民间公路运输力量中有力的组成部分。重振旗鼓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倪家玺感到无比欣慰，胜利后如何恢复自己的事业，又引起他的思索，他决心返回故土上海。

他和沪江的同窗好友，经过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重新在上海相聚了。这时租界已被收回，但十里洋场的风气依然未变，而且增加了一批别有身份的人物，所谓天上飞来的，地下钻出来的，闹得乌烟瘴气。抗战胜利给人们带来的喜悦和希望很快就消失了。

大华实业社在上海沦陷期间，为了维护留兰香牙膏的品牌不在人们记忆中消失，因而在留沪的股东维持下，长期进行少量生产，供应市场需要。倪家玺回沪后决心东山再起。但由于工厂迁川时机器全部损失，恢复需要时间。因此在重整大华实业社的同时，他以5千美元订购了一批在冲绳的美军剩余物资军用巧克力，当他收到这批订货时，巧克力市价暴涨，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他又与朋友合资创办了炎华实业公司，做进出口贸易；还办了一家长途汽车公司，经营扬州、靖江一线的客运；并在扬州创办了汉兴祥蛋品公司，就地收购鸡鸭蛋，经营出口蛋制品。但他主要精力仍放在恢复和整顿留兰香牙膏的经营事宜上。经过协商调整，改组为“上海留兰香牙膏公司”，由银行家沈日新担任公司董事长，倪家玺任常务董事。承盘义利

1946年春，上海《新闻报》上刊出了一则广告：义利洋行召盘。这则广告引起上海金融界和企业界的关注。

义利洋行是由英商詹姆斯·尼尔于1906年在上海创办的，专门生产面包、饼干、糖果等西式高档食品，并设有多处配备西餐厅的门市部，是一家老牌食品企业。经历了创立之初的辉煌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义利洋行也曾在动荡的时局中风雨飘摇、历尽坎坷。抗战胜利后，由于形势变化，尼尔家族拟将在华企业出卖，摒档回国。1915年义利食品获巴拿马金奖

倪家玺等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经营了40年、颇具规模的食品企业，有机会归到中国人手里，是一件长中国人志气的事。而且义利产品在上海适销对路，6个门市部又分设在各繁华市口，有很大吸引力。因此他与徐肇和、马任全、徐振东等决定合资把它买下来。他们承担了大部分资金，同时又向银行商得了一笔贷款，总共以250根大条（约合78125克黄金）成交，改义利洋行为“义利食品公司”，组织了董事会，倪家玺任常务董事，主持公司业务；沪江校友喻义担任厂长，主管生产；同时留用了一位外籍技师做顾问，指导生产和业务。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政局不稳，市场情况十分复杂。义利公司摊子铺得太大，加之经营管理经验不足，以币制计算虽略有盈余，但以实物计算，则月有亏短。又由于时局关系，外侨陆续离沪，销售市场日渐收缩，不得不关闭了2个门市部。后来由于内战日渐扩大，上海人心不稳。1947年初发生了黄金风潮，法币暴跌，市场一片混乱，义利公司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公司股东们竭力维持，紧缩开支，支持生产，供应市场。1949年初，上海解放日近，国民党特务散布谣言，不少殷富之家纷纷离沪去港，但倪家玺不为所动。在偶然的机会中，他听到共产党对工商界订有十六字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便兴冲冲地告知其他股东，使大家安下心来。义利迁京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解放军进入市区秋毫无犯，但残余敌特兴风作浪，市场不免产生波动。义利公司有些股东主张关厂解散，倪家玺独排众议，坚持主张继续生产，改变经营方针，产品面向群众。在他的努力下，虽然营业略有起色，但仍不能扭亏为盈，致使劳资关系有些紧张。他多方设法，试图改变这种局面。这时，一位在北京开食品厂的远房亲戚传来信息，说北京正在计划办一家综合性的大型食品工厂，建议义利公司搬迁北京，并介绍他与北京兴业投资公司负责人联系。在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后，倪家玺向上海市工商管理局请示，得到允许后，义利公司同兴业投资公司达成了迁京合作的协议书，核定义利公司所有资产折价，作为资本总额的1/3，兴业公司投资1/3，尚有1/3由民航局和新华银行投资，新华、民航的投资后来成为国家所有，因此义利公司迁京之初，就已奠定了其公私合营的性质，成为全国食品行业第一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食品企业。

1950年冬义利食品公司正式迁京，在宣武区广安门大街设厂，不久迁入广义街5号新址。公股代表担任董事长，倪家玺作为私股代表被任命为经理，一心扑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上。不久，他加入了民主建国会，政治上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五反”倾囊

1952年初“五反”运动开始了，对工商界来说，这是一场正面冲击的移风易俗的风暴，却又是摆脱旧习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1]要一步。因此倪家玺把投入“三反”、“五反”运动与自己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经过深刻的反思，认识到这是自己谋求国富民强、走上新的爱国之路的重要一课。他积极投身于运动，主动涤除自身的旧意识、旧习惯。运动期间，因义利公司生产受到影响，流动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工人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引起工人不满。他身为经理，必须设法解决。于是，征得夫人的同意，偕同2位工人代表去上海，提取他个人保管在银行保险箱里的金条、首饰和珠宝。但在将这些财物向人民银行兑汇现金时，上海公安部门发现数额较大，且有人跟随，为了查明真相，传询了他和2位工人。他如实陈述了自己的意愿并呈阅了证件，才获准办理兑换和汇出手续，这笔相当于黄金7812克的款项（25根大条，每条10多两，16两1斤）解决了当时公司的困难。“五反”运动结束时，义利公司被评为“基本守法户”。后来他的这笔垫款，作为投入义利公司的增资，没有收回。夫人严梅卿在运动结束后，主动申请参加义利公司车间生产劳动，这在他的家庭中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夫妇俩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前途结合在一起了。

倪家玺前后20余年对公司经营管理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他一贯坚持“面向群众，薄利多销”、为人民服务的经营方针；主张发展多品种生产，以形成多层次食品结构，改善人民生活；他十分重视市场信息，挤时间去市场巡视、考察，听取售货员和顾客的意见，以改进生产；他还重视产品装潢艺术化，保持名牌产品而又尽力发展新产品；同时改进工厂设备，研究生产科学化，他强调资金积累，以扩大再生产。但他认为在谋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注重社会效益，否则不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合格经营者。他的经营思想，受到公司党委的支持和同业的重视。

1956年全行业公司合营高潮中，倪家玺做了大量工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榜样作用。【注解】[1]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统称。经受考验

在十年“文革”期间，倪家玺受到冲击，长期被下放劳动，经受了许多严峻考验。但他虔诚地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在下放期间，勤恳踏实地劳动，并认为自己参加劳动，既锻炼了体格，又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因而从无不满和怨言。

1970年代初期，义利公司从意大利引进一条巧克力生产线，意方来人安装调试，要收30%的安装调试费，他闻讯后，主动提出承担翻译生产线的英文资料，参与工程师、技术工人和干部三结合小组，自行组装调试，取得圆满成功，为国家节省了外汇，受到公司领导的表扬，并把他从劳动工地抽调了回来，要他管理公司的所有面包周转箱。

当时义利公司有5000只木制面包箱，每日生产的面包，装箱分送全市食品商店和各公园等旅游点。按照销售量，3天一来回是足够周转的。但由于管理混乱，送出后无法收回，有的食品店借以存放水果或其他商品，甚至搁煤球、垃圾，送去面包，无法换回空箱，以致不断添置新箱，既浪费木材，又影响了资金周转，这已然成为义利公司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倪家玺接受此任务后，下基层摸清情况，并和有关公司、商店以及各大公园的具体负责人一起分析、研究，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每单位销售数量，制订回收办法，分户建账，明确责任，不久就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

1976年，倪家玺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他身兼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民建副主委，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食品工业协会理事，北京市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市消费者协会理事等数职，参政议政，社会工作十分繁忙。他除了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学习外，仍然针对义利公司的生产和经营管理提供自己的一得之见。1981年7月，他在北京市五届政协第23次常委会上，对本市食品工业提出了11点有关方针政策、经营管理、组织调整等改革的建议，并就义利公司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吁请有关领导予以关注和支持。

1982年倪家玺自费去美国和丹麦考察食品工业。他的沪江大学同学范岁久在丹麦经营食品工业，以生产春卷闻名，行销20多个国家，有“春卷大王”之誉。他和范岁久交流食品工业的生产模式、营养学的运用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体会，并征求范岁久对中国食品工业的意见，获得许多有益的启发。他回国后就国外所见，结合中国实际，对义利公司在改革、引进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诚挚而坦率的意见和建议。

1987年，义利食品公司经理会议决定，聘请倪家玺为公司高级顾问，并恢复和补发了他的原工资。他接受了公司顾问的聘请，但把补发工资全部捐赠给了公司幼儿园。在聘任仪式上，公司领导对他担任义利食品公司经理20余年的功绩做了充分肯定，表彰他为了“发展义利、宣传义利、振兴义利付出了全部精力”。认为他是“对义利公司功勋卓著的老经理；他的丰富经验和宝贵意见是义利的无价之宝”。确实如此，从义利公司迁京到倪家玺1976年退休止，义利公司除了本身的积累用以扩建外，上缴给国家税利达17000余万元，等于128年义利公司的平均投资，这其中倪家玺功不可没。更可贵的是，倪家玺为承载了几代人情感的“老字号”——北京义利食品公司奠定了企业文化基础，即至今仍扎根于企业每一位员工心目中的一种企业精神：“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不仅是公司名字的缘起，更是多年来“义利”人做事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晚年的倪家玺

介绍了父亲倪家玺立身公正、“实业救国”、实业报国的坎坷人生，倪先生补充说：我一直是非常崇敬家父的。我记忆中，还是在我5岁不谙世事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去从事实业救国运动了，他组织童子军，战地服务团，接着就是逃难，而后继续创办实业……但从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直至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父亲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父亲的切身体会，使他深深懂得了怎样做才能使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强大起来，所以早在建国前他就拥护中国共产党，对党充满信心，特别是在1949年10月建国以后全国展现出一片新气象，他也随之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率先把在上海的义利食品公司迁到北京来，搞“公私合营”。后来听父亲说，“义利”这两个字是取有义才有利的意思，早在父亲创办实业之初，他就深刻体会到诚信对企业的重要性，并把这种理念贯穿到自己的经营活动中。以后的日子里，父亲这个“资本家”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仍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些对我都是有很大教育意义的：一个人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并不懈地为之而奋斗，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在世，必须有信念，有信念才有追求，也就才有动力。名牌产品中国有句俗语，所谓“家有其父，必有其子”。倪家玺本人身体力行的为人、为事对维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维斗在“文革”期间也曾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劳动，维斗乐观地面对“改造”的精神与父亲倪家玺如出一辙。

留苏篇

偶然机遇

留苏情结

1950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后，1951年夏天的那个暑假，我没有回上海探亲，想去北京的风景名胜转转。有一天晚上，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高年级的党员）告诉我说，明天你去参加留学苏联的预备生考试。这件事来得的确太突然了，那个时候对苏联的宣传留给我们大家的概念是天堂般的感觉，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啦，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觉，考什么不知道，也无从复习，具体的考试情形记不清了，反正是迷迷糊糊的，能答多少就答多少，可几天以后通知我说，“你考取了”。“你考取了”——我当时被这四个字震撼了，简直激动极了！我并不是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出身又不好，也不是红五类，不过是因为暑假没有回家，便抓住了这次偶然的留学苏联的机会。

接下来的事情是，一个礼拜就着装出发了，我第一次穿上了笔挺笔挺的中山装，是服装公司专门为我们订做的，按照三级外交官的标准给我们置装，每个人订做了两套中山装、两套西装、两件大衣，睡衣，还发给每个人两个真皮皮箱。

根据中苏两国间签订的协议，我们是首批大规模派赴苏联的留学生，政府相当重视，我们出国前，周总理、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当时最高档的北京饭店接见我们，说，现在国家需要建设，你们这批人是头一批按国家规划被派到苏联去的，国家对你们抱有很大的希望……又请我们吃了饭，当时我19岁，没见过什么世面，就是激动，用刀叉吃饭的时候狠狠地咬到了叉子，差点儿把牙齿给咯掉了，但一方面感到国家对我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一方面也感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特别重大。随后不久，我们就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就这样，一脚踏到苏联的地皮上了，呦，东张西望的，很新鲜的感觉。1951年夏季的倪维斗

“鲍曼”记忆

刚到苏联的时候，我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只是走之前大家突击性地学上几句：“Я не знаю”（我不知道），“Я непонимаю”（我不明白），“Где уборная？”（卫生间在哪儿？）[1]

我和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陆际清、秦仁一起被分到了鲍曼，那时鲍曼已有1948年来的三位中国同学，已经上三年级了，其中一位是后来当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同志，他比我高两班。原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宋健也是鲍曼的，他比我低一班，是1952年去的。

对于我们的到来，苏联方面很重视，专门给我们派了一位女教师教我们三个中国同学和一个越南同学俄文。老师不懂汉语，我们不懂俄文，但她教得还挺好，上课的时候能用的方式，譬如字典、手势什么的都一起用上，上完课一跑回宿舍我就赶紧大声地念俄文课文，当时同宿舍的其他四位都是苏联同学，我大声念课文把他们都给听烦啦，有时甚至冲我喊：“别念啦，我都背下来了，你还念。”可就是凭着这么股劲儿，俄文课文我要念到滚瓜烂熟，直到脱口背出来为止。

当时，我们每个宿舍都配有有线广播，苏联同学喜欢听，整天不关，捎带着我的听力也得到了锻炼。以至于后来中国人来的多了，可以和自己的同胞一起住，但我坚持不换宿舍，主要是担心少了更多的学习语言的机会，我的口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后来回国后有苏联代表团来访问，学校都让我接待，我没有“官腔”的平民化俄语能很快拉近双方的距离。对于这一点，编者深有同感，编者曾多次陪同倪先生接待俄国客人，一见面，倪先生便会操持流利的俄语同客人们打招呼或是问候对方，俄国客人的反应是：Ой! Свои!（啊，自己人！）几十年来，倪先生参加的国际交流活动是数不清了，但其中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活动却记录了这位科学家与俄国的情缘：2000年岁末，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副校长格卢霍夫（ГлуховВладимир Викторович）、人文学院院长列万科夫（Леванков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肩负着确立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与清华大学在人文领域合作关系的使命来清华大学访问（两校在理工科领域的交流是随着1980年代双方姊妹学校关系的建立开始的）。其间，倪先生与客人亲切交谈。当先生与俄国客人谈笑风生、俄国客人不住地赞叹先生是“自己人”时，有人突然提到，瞧，倪先生长得多像列宁；瓦洛佳（格卢霍夫的昵称）长得多像斯大林……在场的所有人聚焦到这两位“领袖”身上：真是太像了！似乎大家一下子找到了两校的合作缘。倪维斗与格卢霍夫合影

第一年的下半年，学校专门派老师用俄文给我们复习了一遍基础课数理化。第二年，我们就开始跟班上课了。跟苏联学生一起听课，开始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这点儿困难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根本是无所谓，就非常努力地去克服。苏联年轻人爱玩嘛，我们少玩一点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所以五年半学下来，全部课程基本上都是五分，得到了教研组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我还记得在鲍曼读大学时的教研组主任叫奥尔林（Орлин А.С.），比较有名的教授有维鲁博夫（Вырубов Д. Н.）、科斯特科夫（Костыков Н. И.）、克鲁托夫（Крутов В. И.）等。其中克鲁托夫当时担任鲍曼的党委书记，后来曾任苏联高教部长，并于1960年前后访问过中国。奥尔林维鲁博夫科斯特科夫克鲁托夫

鲍曼的主楼、图书馆、教室、实验室、内燃机控制-热工教研[2]组、运动场的格局、布局都使人记忆犹新，我当时就住在Бригадирский переулок д. 14（布里加齐尔斯基小街14号楼）二层，房间的对面是厕所，楼下就是Сталовая（食堂），很方便，我当年和[3]苏联小伙子同住过的宿舍还一直是卫生标兵宿舍呢。每个星期地板都要打蜡，然用板刷刷得十分光亮。

除了上课、去图书馆、实验室之外，我们还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过节的时候我给大家表演红绸舞，别人都说我跳得还挺不错的呢。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5点钟要起床去锻炼身体，鲍曼主楼的新、旧楼区有个结合处，我那时每天都在那里坚持练单腿跳台阶，从一楼到五楼，左单腿向上跳，右单腿向下跳，反复交换，挺有意思的，也锻炼了耐力。从主楼可以看到亚乌扎河，邻近有个公园，还有个挺大的运动场，我们就在那里上体育课，我还在那里绕着圈儿跑步，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每天要跑3000米，夏天游1000米的泳。

我在鲍曼差不多5年半的时间（当时学制的5年10个月），为了给国家省钱，那时的中国留学生都没有回过一次国，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和买一些书外，几乎不花钱。好多人学完回来时，急于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一点所谓现代化的用品（譬如电子管式的无线电、照相机等等）。我就坚持认为不要买，这是祖国人民给我们的钱。大使馆也认为应该把多余的钱用来买书，你要教书嘛，搞建设嘛，要以书为主，不要买那些所谓的现代化用品，买了这些东西就脱离了国内群众，当时就是这么个氛围。有时候中国在苏联那边开展览馆，我们义务地去做讲解员。办会的人送我们每个人一块料子，大概是毛料吧，藏青的毛料，我们自己用不上，就把它卖掉，卖掉得来的钱用来买书。所以说，我回国的时候别的没有带，就带了好多箱书。1952年夏休养（7个人5个民族：中国人、耶库脱人、鞑靼人、俄罗斯人、西班牙人）前排左一为倪维斗1952年夏休养，第三排左二为倪维斗1953年暑假野营，后排左一为倪维斗，后排右一为宋健（原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1954年过节，大家都喝了点酒，与留苏同学合影，前排左一为邹家华（国务院原副总理），前排右一为倪维斗1960年代初参加苏联中学的中国历史报告会（前排左一为倪维斗）1953年在莫斯科高尔基公园表演红绸舞（后排左一为倪维斗）倪维斗考试前通过郊游养精蓄锐倪维斗寒假背上所有吃的、用的长达两周的野营滑雪，户外温度为-20℃1957年2月回国前苏联同学在车站欢送，右二为倪维斗后来，在鲍曼，项目组一行见到了倪先生介绍的时任外事副校长的帕夫利欣（Павлихин Геннадий Петрович），帕夫利欣专门派了一位秘书叫安德烈的陪大家去拍照、采访，项目组专程采访了时任复合内燃机教研组（Кафедра комбинированныхдвигателей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сгорания）主任的依瓦申科（ИващенкоНиколай Антонович）教授，依瓦申科很热情，把倪先生提及的当年留学时教研组老主任奥尔林（Орлин 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和老教[4]授克鲁托夫（Крутов Виталий Иванович）的珍贵照片赠送送给了项目组，项目组还采访了著名学者罗加诺夫（РогановСергей Георгеевич）教授，所有受访者都说第一批中国留苏学生非常刻苦、勤奋，成绩优异，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应该向当年的老留学生学习。提到奥尔林和克鲁托夫，受访者们讲，奥尔林教授创立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的学派，其严谨的治学精神一直成为今天的佳话，是该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笔财富。奥尔林克鲁托夫【注解】[1] 鲍曼高等技术学校（Московская Высшая Техническая Училища）建校于1830年，是俄国历史最悠久并被公认为教育质量最优秀的工科大学，十月革命后以俄国革命家鲍曼的名字命名，苏联解体后更名为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她以优秀的工程教育闻名，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培养出许多世界著名的科学院院士和工程师，为太空科技、国防工业等尖端科技领域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2] 看得出来，倪先生至今对鲍曼的一草一木都还是那么熟悉，简直是如数家珍。先生担任着鲍曼留学生同学会的会长。2005年11月，笔者曾陪同先生作为清华代表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参加鲍曼建校175周年的庆典活动，普京总统亲自发来了贺电。[3] 按照倪先生提供的地址，我们后来找到了当年先生曾住过的宿舍，如今已改装成校医院化验室。[4] 倪先生看到这些珍贵照片时说，太珍贵了，我都没有。

“加工”记忆

我的研究生阶段是在加里宁工学院度过的，伊万诺夫（Иванов Вале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是我的同学，老朋友了，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 Ю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是现在的校长，当校长好长时间了，也是老朋友了。俄国比较有意思，和我们不一样，校长可以当很长时间。2000年10月5日加里宁工学院技术楼二层伊万诺夫办公室在加里宁工学院，项目组采访到了倪先生的老同学原子能与热能装置教研组（Кафедра атомных и тепловы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установок）主任伊万[2]诺夫（Иванов Вале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教授，伊万诺夫教授当年和倪先生同住一个宿舍，共同讨论问题，共同在实验室工作，同唱“莫斯科-北京”这首歌。伊万诺夫教授回忆说，倪是个严谨、勤奋、有天赋的人，是开诚布公的人，是很可爱的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倪叫“尼克”（由“倪”用俄文引申出[3]来的昵称）。倪的俄语非常出色。两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好关系，互赠书籍。倪的导师是大专家、学者康托尔（Кантор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教授，1934年毕业于加里宁工学院，曾在1933年上大学时就发表了自己的学术专著，因此闻名于世。康托尔教授总是与众不同，他先读博士、后读副博士。他是出色的老师，会抓主要的复杂的问题并予以解释，他读学生论文只用15分钟，就能把主要问题准确抓住。他的表达能力极强，很像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这些都对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倪在读书时就很关心形势，积极参加社会活动，[4]给大家表演红绸舞。倪当了清华的副校长后，成为两校合作的桥梁，使两校热能专业领域的接触与合作达到高水平。2000年10月6日编者与时任加里宁工学院校长瓦西里耶夫合影项目组还采访了当年倪先生留学时住隔壁的切尔尼科夫（Черников Вик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教授以及先生的师弟拉索欣（Россохин Вик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教授，他们不仅给项目组介绍了先生的专业，还对先生当年的勤奋、优异的学习成绩，语言天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回忆了当年共同讨论专业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共同参加社会活动时的情形。加里宁工学院主楼前“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旁留念倪先生读研究生时，中苏两国关系已经显现出紧张气氛了。但从先生所取得的成绩来看，先生并没有受到政治气候的左右，而是像在鲍曼学习时一样，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再次留苏机遇，向时间挑战，向成就挑战！下面是项目组带回的一组加里宁工学院校务档案：其中一份档案材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联加里宁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本科生、研究生、访问学者）数字统计：

本科生资料：

研究生资料：

访问学者资料：从这份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倪先生当年再度去苏联留学的时候，加里宁工学院只接收了5名中国研究生和3名访问学者，人数还是很有限的。另一份档案材料是有关倪先生的学籍记录。倪维斗，在涡轮机制造教研组攻读研究生。专业方向：汽轮机。导师：技术科学博士康托尔教授。副博士资格考试成绩：专业考试：1.汽轮与透平机，1960年5月5日通过，5分；2.汽轮与透平机控制，1960年5月5日通过，5分；1960年8月1日—9月30日，在斯大林金属制造厂和列宁涅瓦工厂实习。康托尔教授的评语是：研究生倪维斗出色地通过了专业考试。目前正潜心于自己的学位论文工作。论文的理论部分已进展到相当程度。工作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导师签字）语言考试：俄语，1961年8月通过，5分。校务档案材料还显示，导师曾计划安排倪维斗到1963年7月进行论文答辩，但倪维斗硬是通过努力，提前半年时间，于1962年12月25日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学位证明上的评语是：倪维斗自1960年2月在加里宁工学院涡轮机制造教研组攻读研究生期间，顺利地通过了副博士资格考试，并完成了其论文《燃气轮机装置动态特性及其控制之研究》。倪维斗的研究成果多次在教研组会议上讨论并赢得很高的评价。倪维斗积极参加教研组的学术讨论等各项活动。倪维斗的论文研究工作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创新上都表现出极强的独立性和巨大的潜能。加里宁工学院学术委员会特此予以证明。科研副校长，教授季亚琴科（签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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