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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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录试读：
简介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第一章 猛将录
我的父亲-抗日将领姚纯
我父亲姚纯，字兼一，号汝阜、生于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4）年，萍乡北门后埠里桐车岭人，兄弟3人，排行第二。
父亲幼年家境贫寒，随祖父务农，聪颖超众。因族中人多不识字，少有文化，常受外人欺凌，痛感读书识字的迫切紧要，经族中长辈共同商议，挑选姚纯等3名子弟，由族中祠堂公款资助入学，遂入私塾就读，后转入萍乡中学堂第二班。
当时正是辛亥革命时期，受革命思想影响，父亲决心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便于1912年毅然离乡，考入南京入伍生总队，随后又转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1914年，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1916年秋季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分配到江苏陆军巡缉队任见习排长。不久，接到广东光复军总部副官长族兄姚季逊来信，召他南下，遂决心投奔革命，当年奔赴广东孙中山先生麾下、任滇、粤、桂援赣联军重炮队连长，随后参加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广东军阀陈炯明战役，以战功升任赣军第一混成旅二团二营营长。
北伐战争时期，父亲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37师4团团长，他集合部队，慷慨陈词，誓师北伐，转战江西、福建、江苏、上海等处，多次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激战。有一次孙传芳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向革命军猛烈反扑，父亲率部坚守阵地，血战数日，终于将敌军击溃，深获上司好评。因屡立战功，先后擢升14旅旅长，第5师副师长，96师师长等职。
因长期征战辛劳过度，父亲于1933年不幸患染肺病，1934年被迫在上海住院治疗，后转到九江休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时任36军副军长。国难当头，全民奋起，军人更是守土有责，父亲再也无法安心治病了，遂中断休养，率部入川待命。1938年升任36军中将军长兼渝南警备司令，36军除担任川江三峡防务及拱卫陪都重庆的重任外，还先后抽调167师赵锡光部及新23师盛逢尧部奔赴前线，参加武汉会战和湘北会战，部队与日军奋战于大江南北，歼敌甚众，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有云：“如遇新23师作战（盛逢尧部）不可轻敌”等字句，足见将军治军有方，部属之骁勇善战。
1939年，日寇21军安藤利吉部队，乘着大风浪的日子，从广西北海钦州湾偷袭登陆，随即分3路向北推进，南宁危急！昆仑关危急！父亲多次请缨驰援广西，终获批准。接到出征命令，将军激奋不已，自思戎马倥偬20余年，抗日报国宿愿今乃得遂，出发前奋笔书下“抗战到底”、“还我河山”、“精忠报国”等条幅交与家人，然后慷慨率部出征。
到达广西后，36军担负昆仑关正面防守任务，1940年2月初，与日军第5师团中村均部队激战于昆仑关前。将军正欲指挥部队一举歼敌，以遂抗日报国宿愿，不料左路友军李延年部队防线被敌入突破，日军包抄至我军阵地后方，前后夹击，向36军阵地发动猛攻。将军接到报告，急愤交加，当即呕血数口，仍沉着镇定指挥部队与日军血战终日。后接到上级撤退命令，乃抱病率部突围，撤至广西上林一带整编待命，昆仑关随即失守。将军报国之志未酬，悲愤欲绝，肺病复发，在前线一直吐血不止。
昆仑关失守以后，蒋介石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检讨战役失利原因，商讨收复昆仑关作战部署。因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相互倾轧，有人诬告姚纯擅自撤退，对昆仑关失守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大发雷霆，在会上严厉斥责36军作战不力，并声言要对军长姚纯依法惩处。姚纯当时抱病参加军事会议，身体虚弱，有口难辩。幸亏随同参加会议的军部参谋长郭觫从容镇静，待蒋介石怒过之后，将藏于军帽中的撤退命令取了出来，双手呈上去，蒋介石看过撤退命令，怒气方才平息。
柳州会议以后，父亲回到重庆治病。报国之志未酬，又遭流言诬隐，心中积郁，虽多处延请名医诊治，终非药石所能奏效。病情日渐沉重，但仍念念不忘抗日大业，常常提及待病体痊愈之后，要率领旧部重上抗日前线，报仇雪恨。然而苍天不遂人愿，1940年5月，父亲病情急剧恶化，并发肺炎，高烧不退，昏迷中将军连呼数声“抗日救国”之后，呕血而亡，终年46岁。当时重庆各报载曰：“36军中将军长姚纯抗战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父亲逝世以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拨款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陈方、竺方明前来吊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来挽联：“英名垂青史，楚地寄哀思。”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许多军政要员都送来了挽联、发来了唁电。姚纯灵柩运回萍乡后，由江西省政府在萍乡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我父亲姚纯将军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殉职的历史事实，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公正评价，萍乡市将他作为重要的历史名人载入文史资料和市志。
义薄云天的胡琏将军
西线的战事发端于东线日军受阻，而阻挡住日军沿长江西进的，恰是叶佩高将军曾经的部下胡琏。
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专门做了一期“山河抗战”的专号，讲述在中华民族此次抵御外敌的战争中，在最典型的地理环境中的故事。他们节选了我所写的三峡石牌的文章。这个杂志可能影响是比较大，刊出不久，编辑部的一位年轻编辑打电话来告诉我：胡琏将军的长公子从台湾来信了，并且寄了一本有关他父亲的书，请杂志编辑部代为转交给我。我很高兴地期待着那本转寄的书，想着可以从胡琏将军后人手里再得到将军当年抗战的史料，实为幸事。
盼望中的台湾赠书终于到了，我兴冲冲地打开，封套里只一本书，没有信件。我捧着那本辗转而来的礼物，却不禁心里一阵绞痛，我们自己人内战结下的梁子，真的比侵略者给我们的伤害还深吗？胡长公子赠我的那本书基本没提将军抗战中的伟绩，只标出书名就足见内容——《胡琏将军的金门岁月》。我翻看着讲述荡寇大英雄驻守金门那个弹丸小岛时的故事，他广植树木，他兴办学校，他率兵拼死作战，扛住了大陆方面雨点般的炮击和渡海登陆。将军确是神勇，但此等内战中的业绩，能够让将军彪炳千秋吗？
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忘记，也期望所有中国人铭记的，仍是将军1943年的石牌之战。那场战后整整一个甲子的时候，我去过石牌。那次是为了台湾《经典》杂志总编辑王志宏兄的嘱托，为他写一本关于三峡的书，在那次旅行中，我们与胡琏将军遭遇于江边。
石牌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
由于三峡大坝施工截流，从葛洲坝到三峡大坝的几十公里江面上已经没有了大船的踪影。我们乘坐的是傍江的农民们往来于各村与江两岸的小船。那种小船大概可以坐20来人，有带窗户的棚子遮蔽江面上阴冷的冬雾，船尾装着单缸的柴油机，嘣、嘣、嘣、嘣的机器声在二山夹峙的江面上响得有点夸张。
小船从宜昌西行，驶入西陵峡。由于是阴天，由于有江雾，从水面上拔地而起的百丈石壁在朦胧中显得特别地苍凉，很有铜墙铁壁的气概。峡口有一座凸起于水面的小山，当地人说那是三国猛将张飞的擂鼓台，山上修有在哪里都看得见的那种点缀风景的亭子，黄黄的瓦顶，挺别致的，但怎么也跟那位豹眼将军连不到一起。
我们是在昨晚才知道的石牌。这个村子让我感觉到了猛烈的撞击，许多年来，我一直留意着几十年前的那场中日战争。由于政治因素，那场战争中的大量史实都被曾如兄弟般比肩浴血的国共双方商量好了似的有意淡化甚至涂抹掉了，所以发生在石牌的厮杀竟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出现在我眼前，仅仅几十年，中日双方投入几十万兵力，出动陆海空三军的那么惨烈的战争竟被隐藏得如此不留痕迹，就像被淹没在江水下的巨石。
我们的船东是一对年轻而和气的夫妻，丈夫开船，妻子则包揽了船上的其他琐事，她见我们是外地人，便热心地约我们在她家吃午饭。
石牌很美，从石牌望出去，仿佛此处就是江山如画这个词汇的诞生地。石牌距西陵峡的东口有二十多公里，长江恰到石牌向右转了一个很硬的弯，石牌就挡在那个弯角的尖上，所有的船都要在它的脚下转弯，也正因为这个弯和两岸兀立的石壁，它成为了据守长江的天险。
船东家的小楼临江而建，屋前一块对着长江的小坝子，再前面是一排半米高的水泥墩和花砖垒起的胸墙，上面栽着几盆红黄相间的花，灿烂地绽开着。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悠闲而贴近地俯视长江。船东搬来几把竹椅，几个人并排坐在胸墙前，懒洋洋地把脚翘在水泥墩上，让目光透过那些金黄色的花去眺望长江。
没有船的长江既静且美，冬天水量本就不大，又没有泥砂，江水相当清澈，幽幽的，碧绿碧绿的。三峡两岸是柑桔的重要产区，江岸上一片一片柑桔树仍然挂着果，那是准备春节采摘的。橙黄的果实为黛绿的远山勾出淡淡的金色的边。时近中午，白墙土瓦的邻居家中升起炊烟，飘散着新米饭和蒸腊肉的清香。寒假中的孩子们挤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陌生人，奔跑后的脸红扑扑的闪着光。
真是这里吗？整整六十年前，一场无情绞杀了几万人生命的恶战，沿长江两岸铺排开1000多华里的战场，目的真的就是争夺这个如此娇小而温暖的小村，这个人人都会从心里对陌生人微笑的小山村吗？
船东家的老太太摘来脐橙，亲手剥给我们吃，很甜。我问她：跟日本人就是在这里打仗吗？
老人说起战争都一脸慈祥：就是这，那时江里都是水雷，是防备日本军舰的，还有拦江的铁索，我们家爷爷就帮军队去布水雷。她指指我们脚下，你们搁脚的那些水泥块，就是吊水雷用的。
我吃惊地抬起脚。战争从未离去，不经意间你甚至会与它肌肤相亲。传说就是石牌和更上游的百姓，除了驾着小木船帮国军布雷，更砍了无数的树枝和茅草投向江中，想要缠绕住日本炮船的推进器，让它们停住，打它们。一时间偌大长江竟为百姓们投下的枯木朽株所拥塞。
六十年前的中国，从湖北到四川还没有一条可以走车的路，少有的羊肠小道也是险峻万分，高山大岭终于阻止了日本陆军西进的势头，而攻不到重庆则就断断不能停止中国绝死的抵抗。进攻重庆必须打通长江，而打通长江必须占领石牌。就这样，石牌这个当时不足百户的小村，竟成了广阔的中国战区最关键的要塞。
没有人能够想象，这个几乎所有国人都闻所未闻的小村子。在那一刻，成了阻挡我们免受丧国之辱的大门。人们常把严肃的事情说成是历史的抉择，而历史有时候竟离奇得像故事一样。
小村石牌在当年一战成名，在这场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前，日本陆军所向之处，虽然也大多遇到过顽强的抵抗，但在日本军队一浪一浪的强攻之下，都是以中国军队的最后退却为结局。然而就在石牌，中日陆军并无天险阻隔，面对面厮杀，贴身肉搏，喋血拼刺，中国军队在数量超出自己的日本王牌陆军面前像钉死在石头上一样，一步也没有后退。
恰在三峡，中国军队神话般止住了败绩，是三峡成就了这支忠勇之师。
一切若有神助。整整六十年前的5月27日正午，石牌要塞最惨烈的战斗开始的前一日。石牌守军的统帅，那位年轻的胡琏将军却在准备着一件与现代战争似乎全不相干的大仪式，他要拜天。那一天，这位将军起得很早，军人的直觉告诉他，血战将在明晨。晨曦中他一连写了五封信，五封诀别的信，我看到了他写给父亲和妻子的两封。“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
我第一次捧读胡琏将军给父亲的诀别书，真是受到了撕心裂胆的震撼。决战将临，胡琏心里并没有底，他清楚地知道，此一役打下来，无非成功成仁两个结局，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这石牌已是守国的最后一道门坎，中国人退无可退了，他显然没打算逃跑，当然也不会投降，心存胆怯的将军绝然写不出如此滴血的家书来。在明知战死可能更大的时候，他这样安慰着等待丧子凶耗的父亲，有儿子能为国而死，父亲你应该感到至大的欣慰，静如止水的一句话，却是何等的血气。胡琏当是孝子，诀别之时，他殷殷地叮嘱父亲要注意自己的温饱，只要父亲好了，就是在超度自己未能尽孝而且远逝的灵魂。
我在想，自1840年始迄百年的丧权辱国，以至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样的忠臣孝子，才最终能与亡国灭种之灾擦肩而过。临危受命的将军，从一开始就已打定主意要埋在石牌这块黄土上，用一己之躯尽忠全孝。
他在诀别书中如此留话给妻儿：“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
大将临战，淡定如此，除了战事，再多的情丝他也全然斩去了。“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
在给老父的信中，他还多少为翘首临窗的慈父留了些许成功返乡的希望，而对结发爱妻，则已直截了当地交待后事，他心里清楚，此一仗，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后事只有一件，将军告诉尚还年轻的妻子，所有年轻的妻子，所有的妻子，所有的儿子长大成人，都要去当兵报国，和日本人打子孙冤家。“战争胜利后，留赣抑回陕自择之。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读过这二封信，我久久不能做声。这两封短短的绝命家书，可以让多少人真正理解什么叫义薄云天。
料理完自己的后事，将军依古例沐浴更衣，他换上崭新的军服，在太阳最高的时候，着人设案焚香，亲率师部人员登上凤凰山巅，这位绝死的年轻将军虔诚地跪拜在列祖列宗的苍天之下。
胡琏琅琅誓曰：“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饮，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犹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想一想60年前的那个场面，每一个男人都会热血奔腾，那个年代的中国，有多少家庭的父老妻儿孤苦无依地盼望着，盼望着真有一堵墙，能挡住那似乎在自己的土地上像洪水一样肆虐的血色的日本军旗，胡琏们用血肉之躯挽起了这道城墙，这道墙遮挡着尚未被战火摧残的半壁江山。
血战果然在第二天清晨展开，竟日厮杀的凶险与残酷，远非亲历者之外的人可以讲述的。只知道敌我双方都以不惜生命为代价摧夺着石牌前沿的阵地时，战区总司令陈诚上将曾给胡琏打过电话，询问“守住要塞有无把握？”也许战况紧张到不容细说，胡琏据说回了一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参战的老兵回忆说，在石牌阵地，曾有三个小时听不到枪响，那时候当然不是在睡午觉，那仗打到不能打枪了。日本人一群一群地冲上来，中国人迎头扑上去，搅在一起，用刺刀拼。
我曾经听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老军人讲，日本军队拼刺很厉害。用武士意志和三八步枪武装起来的军队，上刺刀和退子弹是一个战斗命令，日本陆军在战斗相持阶段决胜的法宝，就是用冷兵器决输赢。面对那样的一群军人，除非你决心必死，否则断无取胜的机会。
而今天的这群中国军人恰是决心必死的。他们拜过天了，他们发了誓，除非死，绝不让日本人打过去。对天发誓就是对祖宗发誓，中国人是不欺骗祖先的。
我相信，那三个小时的拼刺，是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最大规模的白刃战。我不知道在几万把刺刀的铁血相搏中，双方谁死人更多，但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输了。
中国军队顽强地守住了国门石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胡琏，成为了在石牌最有名的将军。他的英名从此流传在三峡沿岸，就像关羽和张飞。
船东家的后山上，就有一座当年抗敌将士的墓园，宜昌的朋友告诉我们，那座墓很大。但已经许多年没有去过了。
船东十二岁的女儿很可爱，家里门上贴着几张她历年在学校得到的奖状，她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还有两个男娃娃正好到家里来玩，一呼百应，我们的祭访之行变成了一小群人。
小路几乎只有大人的一只脚宽，还几处紧邻悬崖，那些孩子们每天要在这么窄的山路上往来奔走，想想真是不易。走起来反是人家娃娃们像有翅膀一样奔跑着，把几个都吹自己能爬山的大人扔得远远的，又一眨眼冲到你身边，“累了吧，帮你背包吧”。小姑娘灿烂而真诚的笑脸，把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城里哪有如此懂得体贴的孩子。
这山本来就很美，再加上长江的映衬。几个人走走停停，用各种词汇对这美景赞叹不已。那同行的八岁男孩突然冒了一句：“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脆生生的童声，毫无雕饰的语调，高深的文人们久已弃之不用的语句，此时却显得分外贴切，让人顿生豁然开朗的感觉，直是奇妙。
快到山顶，小姑娘指指一栋教室模样的房子，“就在那，快到了。”我问她：“墓地在学校院子里吗？”“不是，学校就建在墓地上”。我惊愕地听着她的话，小姑娘又告诉我“刚建学校的时候，伙房里烧的都是挖出来的棺木”。
我望着那可爱的小姑娘，她纯真地笑着，带着期待看着我。她刚刚把那么新奇刺激的事情告诉了我这个外地人。我怎么不如她预期的那样会笑呢？
我怎么会笑呢，孩子。难道老师们从来没告诉过你们，那被剖开的墓地里埋的是什么人吗？
一万五千多士兵就阵亡在这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土地上，其中还有刚刚十六七岁的少年。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桔园里啜着小口的香茶，悠闲地看着儿孙，温暖地颐养天年。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死掉了。
天认得我们，就在此刻，下起了极细极细的雨，那雨珠细小得像眼泪，只有飘到脸上你才觉得到，暖暖的，在脸上缓缓地流。
我熟悉这种雨。1999年和2002年，我曾两次拜祭滇西腾冲的国殇墓园，那是抗战后期国军强渡怒江，克复腾冲的烈士墓，整个墓地就是一座百余米高的馒头山，全部的山坡上都是层层叠叠的墓碑，成行成排，从最下面的马伕到山顶一圈的校官，像军队列阵。军人的墓地，整齐而森严。山脚下，几块独立的墓碑，是战死的将军和十几位来华助战的美军官兵。
那两次分别是五月初和十月初，都是滇西气候最好的日子，都是风和日丽的中午。那墓园里本已有不少的人，但当我们抱着刚刚采摘的鲜花和白酒踏上坟山石阶的时候，天就变了。两次一模一样，都在那一刻下起了绵绵的小雨，天会哭。
此刻，在几千里外的湖北，悲凉的苍天再一次伴着我，笼罩住这长江西陵峡边的莽莽群山。
从今天的小学校能看得出来，这片墓地曾经很有规模。这里是紧邻江边的一座山顶，山很大，山顶也宽。许多高耸插天的巨树环绕着学校，那些叫不上名来的树与周边的树都不相同，依稀可以看出它们排列得很有规律，像军人一样，显然是60年前构筑坟墓的士兵们栽种的。
过去墓地阔大的石台，变成了整个校园的地基，石台阶梯正前方几十米外的杂草中，有一座干涸的水池，丈余见方，用巨石和水泥垒砌而成，池壁上，刻着“浴血池”三个字。这是战死的将士们在告别人世，将被埋葬之前，最后一次沐浴更衣的地方。那时的三峡尚没有电，水抽不到这么高的地方来。为了让逝者干干净净地走，生者们把江水一挑一挑运到山顶上，在这池子里为他们拭去遍身的血迹和泥土，为他们换上虽然破旧，但已洗净的军衣。
临近春节，正放寒假，学校里很清冷。山中本就没有外人往来，除了桌椅别无它物，所以这学校连墙都没有。校舍两层的楼房白墙黑瓦，颇有古风。墙上挂着古今科学家们的画像，校园里倒也纤尘不染。
操场前有一根旗杆，怎么看都觉得那底座与校舍风格相去很远，基座特别高大，还刻出一圈圈有棱有角的饰边，一座乡村小学当不会在旗杆上下这么大功夫。猛然想到，这基座本是墓地纪念碑的，周边的装饰，正是上世纪40年代的民国风格。只是那本应硕大庄严的碑身不知去向了。
教学楼后面是用做教职工宿舍的平房，角落里有一个大厨房，旁边堆放薪柴，我特意走过去看那堆柴，都是树枝，并没有看到疑似棺木的痕迹。想来也不可能再有，1992年建学校，十来年时间，挖出来的棺木早烧光了。何况当地老人告诉我们，除了不多的军官，士兵们下葬的时候，只着单薄的军衣，连棺木都没有。
这山里怕并不缺地，也不知是哪位德政的官员将学校建在这片本应永世得到尊重的墓地上。其实坟头推平了，教室就修在上面也未尝不好，让那些远离故乡的死者可以倾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可你为什么要挖坟，为什么要烧棺木，为什么要毁弃那记载了上万人忠勇拼搏，为守卫脚下这块土地而捐躯的石碑呢？
我们看到了那块蒙羞的石碑，它仰面朝天地躺在石阶脚下，就像中弹的士兵。它无奈地仰望长天，裸露着胸膛上的碑文。每天都有无数的孩子在它身上跳跃嬉闹，几乎磨平了那用血肉刻写下的碑文。碑上积满了尘埃，片片斑驳。我们取出随身携带的饮水，小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洗净了它。
溯自七七事变，抗战均与本师，驰驱南北，喋血疆场。首创敌于房山，告捷于娘子关……年春，台儿庄会战，以训练未满三月之兵，当敌精锐强悍之师，我官兵尤能坚守半城于一壁一室间。火光熊熊之中，搏斗苦撑，开巷战未有之先例，遂造成辉煌之战绩。同年秋，敌犯武汉，师再布阵于大别山，孤军苦斗，力却强敌。浴血搏斗达十八昼夜，士气之壮，牺牲之烈，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摧坚破锐……势如破竹……歼敌于湘水，挺进扬威……凡此诸役，我忠勇将士为国牺牲者达万余人……年夏，师于豫南受命援鄂……急趋，冒暑长征……旋奉命接防石牌，扼守要塞，肩荷重寄……为策应常德会战……攻击中堡山，官兵神勇，力搏敌垒，前赴后继，争相先登，受伤不退，裹创杀敌……尤属英烈……湘省战起，攻事再兴……九十两日，先后猛攻，克敌坚垒四座……士气鼓舞……官兵殉国者又近百数余……杀敌之勇，牺牲之烈，历历在目……每当……呜然……缅怀忠良……于石牌西侧，四方山之阳……筑公墓于其上……从此忠骸有寄，九原欢腾……
读着记录这一万多士兵一步一个血脚印而终至献身的碑文，除了心如刀绞，谁都不再出声。未死者将牺牲战友的忠骨埋在了他们用血守卫住了的土地上，他们深信：从此忠骸有寄了，可结果呢？
天色渐晚，我们不得不离去。为了行船安全，我们坐的小船不准夜航，再晚就回不去了。
我恭恭敬敬地肃立在早已不是墓的墓前，向英灵们脱帽致敬。寂静的山里已有耐不住的孩子们早放起过年的鞭炮，远远的，一阵紧似一阵就好像从几十年前一直留到今天的枪声。每年的春节和清明，还会有人来此地给他们放鞭炮吗？我很后悔没有带几瓶白酒上来，不能在春节之前，在他们捐躯六十年的时候陪他们多坐一会儿，陪他们一起守岁。“真对不起”，我在心里默念着。他们会听见我的这句话吧。脸颊有热热的水流下来，我没有擦，任由它流。那不是雨。
小船离开石牌，向峡口驶回去，天渐渐地暗下来，两岸的峭壁伸到云里，看不到顶。一只焦黑如墨的苍鹰在阴雾中盘旋于我们头顶，久久地不肯离去。鹰的翅膀就那么张着，动也不动，好像定在天上，但我们的船走出很远，那鹰仍然在我们头顶上，它在送我们。那一刻我知道了，无论墓地在不在，那上万忠勇的灵魂都永远不会离开。
我们都抬起头，注视着那只鹰，苍鹰优雅地滑翔在冰冷的天际，沉默而高贵。
历史真是眷顾三峡，两千年前就给这块土地送来了那么多的大英雄，使这道从高山中喷涌而出的峡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民族忠勇之源的殊荣。三国之后，三峡上下的战火停息了很多很多年，也恰在没有烽烟的岁月里，这道殊为峻险的三峡成了诗人和散文家们的天下。二十世纪的石牌之战再为忠勇之河续写了铿锵之史。祖宗留下来的是一条铁血长河，这条河是不可能被外人辱没的。
其实早在石牌之战的前一年，我们民族的一位忠勇之将就曾无言地走过了这条河。他之所以无言，是因为溯江而上的乃是他已经战死的遗躯。
张自忠上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盟军中阵亡的最高将领，我想也是现代战争中阵亡于双方对攻的白刃战中唯一的将官。我曾反复研读记录张将军殉国之役的中日双方的战史，将军亲率区区两千之兵夜渡襄河，直扑敌军主力，死战不退，最终全部阵亡。我隐隐感觉到，将军浴血之战，其实是以最激烈的战斗扑向迎面而来的死神。此一役中，他除了要杀死更多的敌人外，他要自己战死。
张自忠也曾蒙受过天大的冤屈，就像岳飞和袁崇焕。1937年卢沟桥事变，张自忠奉命和谈，未与日军血战。那时的张自忠顷刻之间成为了国人皆曰该杀的逆贼。这也是我们中国人，骂人总比上阵的多。历史给将军留了一条活路，他终于没有在一片咒骂中死于自己人的刀下。机会终于来了，1940年春夏之际，中日战争最惨烈的搏杀开始于三峡东口外的鄂北战场。将军心里自己清楚，他要死在这里。
战史这样记载：将军的最后一刻已经被数弹洞穿。但他仍然站着，在距日军几十米的地方挥舞着早已空膛的手枪，围护着他的卫兵此前已全部阵亡。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一弹，命中头部，他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接着一等兵藤冈之用刺刀插进了他的左肋。连鬼子都承认，倒下的是一座山。
当晚，当日本军的将领们在确认那阵亡的将军竟是张自忠后，他们只发出了一阵极其短暂的欢呼。接着他们至为郑重地给张将军敬了礼。
日军用一口上好的棺木埋葬了将军。就在接到总司令部把张自忠的遗体运回武汉的当天夜里，一个师的中国军队强攻此地，付出二百官兵的代价，抢回了将军的忠勇之躯。据日军记载，张自忠阵亡之后，中国军的战斗意志突然变得异常顽强。这其实就是张将军决心以身殉国的深意。
宜昌的历史学家刘思华告诉我，张自忠将军的灵柩启程运往重庆的当日，十万宜昌人在灵柩经过的路边、码头边、长江边送他。日军飞机多次飞临上空，没有一个人慌乱与躲藏，日本军机也第一次没有在飞临宜昌的时候扔炸弹。这也是日本人，他们敬重勇敢者。
我问刘思华：那时宜昌一共有多少人？他告诉我：十万。
民生公司派出的轮船载着将军缓缓驶离了码头，渐行渐远，开进了流着英雄血的三峡。将军的灵魂会在这条深深的峡谷里与巴蔓子、与屈原、与关羽相会。
船过秭归，峡边的高山上再一次站满了人群，这是屈原故里的人们。他们都没有哭，他们都不说话，他们都不打出任何的标语与横幅，他们在一起唱着一首歌，一首古老的唱了两千年的歌，那是屈原的《招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有这样一条忠勇的大河，足够了。
第二章 陕西汉子
陕籍抗日名将之抗日“铁拳”
——关麟征关麟征，原名志道，字雨东，一九零五年三月十九日（农历二月十四日）诞生于陕西户县真花磑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毕业于黄埔一期，国民党陆军中将，历任国民党陆军二十五师师长，五十二军军长，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后改为第九集团军），云南省警备司令，陆军军官学校（前身黄埔军校）校长，陆军总司令。
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儿庄抗战爆发，三月二十四日，关麟征第五十二军向盘踞在津浦铁路台枣支线的日军矶谷第十师团的濑谷旅团发起进攻。台儿庄东北地区只有少数小丘，一片平原，攻击部队缺乏地形掩护，第五十二军基本上是轻武器，火力不如对方，但关麟征并未因此畏惧不前。他发现日军白天作战活跃，晚上却龟缩营房不敢外出。针对这种情况，他命令战士昼伏夜出，利用敌人黑夜不敢活动的弱点，挑选胆大心细的战士用汽油在日军营房纵火焚烧，并组织机枪手用密集火力射击。日军黑夜受到突然火攻不辨东西，不摸虚实，仓皇应战，胡乱射击，结果自相践踏，死伤无数。是役，关军几乎全歼日军赤柴联队。
九·一八事变后，关麟征经常以“毋忘国耻，收复失地是中国军人的任务”教导部下官兵。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帝国主义攻陷山海关，并进犯察哈尔、热河境内长城诸口，华北岌岌可危。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师、第八十三师奉命开赴古北口抗日。古北口抗战是关麟征从事抗日斗争第一个著名战役。三月九日，当第二十五师到达河北密云县的石匣镇时，何应钦派他的高参传达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待命。”关麟征考虑情况紧急，必抢先到达古北口，才能取得战场主动权，如果“就地待命”，则日军有可能占领古北口及其以南的南天门防线，这不仅影响在长城抗日的友军，而且危及平津。他审时度势，毅然抗命将部队开到古北口前线。
到达前线后，关麟征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夺取有利地形并亲率一四九团猛烈反击日军。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惨烈，关被敌人枪弹炸伤多处，浑身是血。身旁随从官兵十余人全部战死，他毫不畏惧，仍然从容指挥官兵与敌人搏斗，终于将敌人击退，占领高地。这时他才离开阵地，包扎伤口。关麟征伤势尚未痊愈，他又去前线指挥作战。嗣后，二十五师和十七军仍在古北口、南天门等地抗击日军，前后持续两个多月。古北口抗战给自侵略热河以来气焰嚣张的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北口抗战是“激战中的激战”。关麟征因古北口抗战有功，获国民政府颁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时，关麟征已升任第五十二军军长。这年秋冬，他率部队在平汉铁路从事抗日斗争。九月，他参加了保定战役。十月，日军第十四师团及第六、第十六师团各一部在冀南由肥乡、成安、临漳等县进犯漳河，他率五十二军在漳河南岸与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双方发生白刃肉搏战，几次退而复进，失而复得，双方伤亡惨重。由于关军奋勇杀敌，终于使日军向漳河北岸邯郸、武安一带败退。关麟征从侦察员报告中得知日军在邯郸城外建有飞机场和汽油库，便立即从二十五师中抽调营长梁智伟，让他率一营部队夜袭机场，烧毁日本飞机十余架，缴获大批枪械弹药，受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电令嘉奖。
一九三八年初，关麟征率五十二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这是他参加抗日斗争的第二个著名战役。是年三月，日军为了打通津浦铁路，实行南北会合，疯狂地进攻鲁南，欲先夺取台儿庄而后占领徐州。日军矶谷第十师团、坂垣第五师团由津浦铁路、潍台公路（潍坊至台儿庄）两路夹攻台儿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坐镇徐州全面指挥二十余个师的兵力在台儿庄及其周围地区进行防守战。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及其所属的池峰城第三十一师负责守卫台儿庄城寨，进行正面作战。当时关麟征第五十二军属汤恩伯二十军团管辖。二十军团在台儿庄战役中是侧击军团，它的任务是在台儿庄东北面攻击敌人，配合台儿庄正面作战。
三月二十四日，关麟征五十二军向盘踞在津浦铁路台枣支线的日军矶谷第十师团的濑谷旅团发起进攻。台儿庄东北地区只有少数小丘，一片平原，攻击部队缺乏地形掩护，五十二军基本上是轻武器，火力不如对方，但关麟征并未因此畏惧不前。他发现日军白天作战活跃，晚上却龟缩营房不敢外出。针对这种情况，他命令战士昼伏夜出，利用敌人黑夜不敢活动的弱点，挑选胆大心细的战士用汽油在日军营房纵火焚烧，并组织机枪手用密集火力射击。日军黑夜受到突然火攻不辨东西，不摸虚实，仓皇应战，胡乱射击，结果自相践踏，死伤无数。是役，关军几乎全歼日军赤柴联队。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由临沂南下的日军板垣第五师团沂州支队约四千人配备野炮、坦克突然袭击五十二军指挥部，敌人炮弹已落到指挥部附近。当时五十二军的兵力全部投入战斗，关麟征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的兵力约三百人。敌人近在咫尺，形势十分严峻。在这危急之际，关麟征命令警卫营长徐文亮，带着身边仅有的三百人。跑步到距敌人约一千米的地方，然后散开向日军射击，作佯攻状以迷惑敌人。这样，就为他迅速抽调部队支援赢得了时间。及至黄昏，二十军团援军赶到，七十五旅也及时赶回，关麟征迅速指挥这些生力军对敌人进行反攻，把日军坂垣第五师团沂州支队包围在爱曲村一带。敌人仓皇应战，伤亡众多，该支队的骑兵被关军全部消灭于傅庄，沂州支队残敌逃窜。
四月一、二日，关麟征乘胜向盘踞在兰陵、洪山一带的日军进击，歼灭敌军五百余人，残敌慌忙退却。大大减轻了台几庄外线进攻的压力，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城寨的正面防守战。
四月五、六日，关麟征五十二军、王仲廉八十五军挥戈南指，加紧对包围台儿庄的日军进攻，白天枪炮轰击，晚上纵火夜战，使敌人日夜不宁，先后毙敌一千余人，并将台儿庄东面的甘露寺、杨楼、陶墩等据点收复。这一胜利，遂使台儿庄东北面所受的日军威胁全部解除。
四月六日，五十二军、八十五军已从台儿庄北面包围了敌人；张金照第三十师、张珍一一零师占领了台枣支线的泥沟车站，切断了日军的后方供应线；第三集团军曹福林部从微山湖方面形成了对台儿庄西北面的包围；防守台儿庄城寨的池峰城第三十一师不仅收复了曾一度被敌人占领的城寨，而且还主动出击。这样，遂使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完全陷入中国军队的反包围之中，再加上日军后方交通中断，粮食弹药无法补充，战斗持续两周，伤亡惨重，军无斗志。眼见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遂于四月六日晚八时下令全线反攻，第二十一师和第二集团军在台儿庄清扫残敌，五十二军、八十五军等在外围围歼敌人，并跟踪追击。日军仓皇逃遁，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获得辉煌胜利。
此战中五十二军的表现堪称关麟征将军一生军事生涯中的颠峰之作，日军坂垣征四郎战后说：“关麟征的一个军应视为普通支那军十个军”。战后负责防守的孙连仲被国人誉为“孙钢头”，负责进攻的关麟征被誉为“关铁拳”，但此役最大的赢家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此战令其闻名四海。
关麟征因台儿庄作战有功，升任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当时，在黄埔军校毕业生中任军团长的仅胡宗南和他两人。这年夏天，蒋介石在武汉珞珈山举办的军官团的一次讲演会上说：“中国军队如果都象五十二军那样作战坚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
台儿庄战役后，关麟征部队奉命开至峄县以东，邳县以北的虎山、长山、艾山、连防山一带防守。四月下旬，关麟征率军把日军冈崎支队包围在码头镇西面的北涝沟。关亲自指挥部队勇猛围歼堵击敌人，使日军死伤累累，伤亡惨重，仅日军第四十一、四十二两个联队伤亡即达一千四百多人，获得重大战果。
不久，关麟征三十二军团经徐州以北向归德（商丘）撤退。关军行至豫皖两省交界处砀山与杨集之间，欲通过一座桥时遇到了困难。因为桥西已被日军占领，敌人用八挺重机枪封锁桥上通道。五十二军几次组织兵力冲锋都未能突破敌人封锁线。关麟征勃然大怒，遂将从蒙古定远营中得来的良马十六匹集中起来，并挑选勇敢机智的士兵驾驭，他一马当先，率领战骑突然向西面桥头飞驰而去，桥头敌人的机枪尚未开火，十六匹战骑已经冲到，机枪手仓皇失措，弃枪而逃，五十二军后续部队全部冲过桥去，到达归德。关麟征勇猛战斗的佳话传遍国民党军界，从此他获得了“关猛”的雅号。
武汉会战开始时，关麟征三十二军团来到江西、湖北参加武汉保卫战。当时日军冈村宁茨十一军所属第九师团进攻赣北、鄂东南一带。八月，三十二军团奉命开赴瑞昌、阳新的磨山、亭子山、蛤蟆洞一带布防，阻击日军的进攻。他命令官兵依山地形势在每个山头修筑工事，众多山头之间组成一个棋盘阵地，若一个山头受敌攻击，其他山头的军队可以立即配合出击歼灭敌人。他又命令以营为单位，采取循环轮换的方法守卫山头工事，每营官兵每次守卫山头以二十四小时为一班。他的这种防守战术，既加强了战士作战的责任感，又能使部队轮流休整，从而增强了战斗力。所以在敌人进攻关军防守阵地的十九天中，寸土未得，遗尸累累，士气低落。日军广播说：“我皇军在瑞昌附近遭遇强大的对手。”
一九三九年五月，关麟征升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茨率领日军十万余人，并配备飞机、战舰分别由通城、岳阳（沿粤汉铁路）、洞庭湖三路进攻湘北，矛头指向长沙，我国军队进行了保卫长沙的第一次湘北会战。这次会战是关麟征参加抗日斗争的第三次著名战役。
关麟征奉命以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坐镇湘北，指挥张耀明第五十二军、陈沛第三十七军、夏楚中第七十九军和一个游击纵队迎击进犯湘北的日军。
第十五军团所辖各部队，凭藉工事、河流、湖泊等天然屏障进行坚决抵抗，各级将校亲往第一线指挥，将士与来犯敌人几度肉搏，反复冲杀。仅连排级军官牺牲者达一百人之多。广大士兵更是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在雷公山防守的覃异之师史恩华营，在日军步兵、炮兵、坦克、飞机协同进攻下，坚守阵地五昼夜，最后全营将士壮烈牺牲。他们的顽强抵抗，起到了消耗敌人有生力量、阻滞敌人前进的作用，为部队后撤赢得了时间。
在部队后撤过程中，上级又将彭位仁第七十三军、李觉第七十军、欧震第四军划归关麟征指挥。这样，关麟征指挥的部队达到六个军，再加上地方部队共计二十余万人。这么多的部队，如果在撤退过程中争先恐后，极易成为乌合之众，若敌乘机追击，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针对这种情况，关麟征重申：军事纪律必须人人遵守、个个服从，如有阳奉阴违、消极抗战、带头逃跑者，军法从事，决不宽容。
由于关麟征未雨绸缪，组织严密，措施具体，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后撤过程中，部队各级长官走在最后，井然有序。随军记者认为，国民党军队能这样有条不紊地撤退，这是抗战中少见的，他们对关麟征领导组织军队的才能深为敬佩。
十月二日，当部队退至长沙以北的金井、路口畲、永安市、捞刀河等地时，前方传来营田、汨罗江等地守敌伤亡很大，向北逃窜的消息，关麟征根据敌人这一动向，命令部队反攻追击。第三十七军由汨罗渡河向铁路正面攻击敌人；五十二军出乎江附近向敌人进攻；七十九军向湘鄂公路方面的敌人侧背攻击；其他各军和各地方部队亦进行全面反攻。十五集团军各部猛烈反攻后，日军狼奔豕突，全线溃退，向南江桥、新墙河方向逃窜。至十月七日，日军退至岳阳、临湘、通城一带。是役失陷的土地全部收复，第一次湘北会战，为国军抗战以来第一次完胜的大会战，共歼敌约二万人，是日军侵华以来遭受最大损失的战役，对鼓舞中国官兵抗日士气与决心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此战后关麟征因功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生中第二个集团军总司令。是年，关麟征年方三十四岁。
一九四四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配合盟军作战，在昆明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兼陆军总司令，负责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各省军队的统一指挥和整训工作，这三省的国民党军队统编为四个方面军。一九四五年初，关麟征部队并入第一方面军，卢汉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关麟征任副总司令，仍率部守卫滇南，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陕籍抗日名将之常胜将军胡琏
胡琏，生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七年），陕西省华县会同坊北会村人，原名从禄，又名俊儒，字伯玉。华县咸林中学毕业后曾回乡当小学教师。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步兵科、南京步兵学校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一期、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历任国军嫡系第十八军军长、五大王牌之整编第十一师师长、整编第十八军军长、第十二兵团副司令、金门防卫军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及“总统府”战略顾问，一级陆军上将。曾荣获青天白日勋章。被尊称为“金门王”。
抗日战争—民族英雄
胡琏的盛名始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退守台湾后达到巅峰。其抗战始于淞沪、止于雪峰山，其中比较经典的战事有罗店拉锯战、皖南、苏南游击战、血战当阳、石牌要塞阻击战和湘西会战。“血肉磨坊”—罗店拉锯战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淞沪会战爆发。陈诚“土木系”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开赴上海，胡琏的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奉命守卫上海北面罗店地区。罗店，是国军后勤补给和增援淞沪的交通枢纽，战略位置得天独厚，两军皆势在必得。日军的每次进攻，均在飞机轰炸、大炮轰击之后，以坦克掩护步兵冲击，我军伤亡惨重，战况空前激烈。胡琏组织敢死队，用集束手榴弹炸坦克，用机枪火力网封锁日军前进通道，一昼夜打退敌人十几次进攻，频繁主动出击，与敌人进行白刃肉搏。阵地反复易手。
罗店争夺战，十八军力敌松井石根指挥的第三师团历时近一个月。日军为争夺这个弹丸之地，战死数千，整个罗店血流成河，堆尸如山，被日军称为可怖的“血肉磨坊”。
此役，第十一师二零一旅旅长蔡炳炎、四零二团团长李维藩阵亡，第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被日机炸伤右臂，三九八团团长傅锡章负伤，营长伤亡十八人。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淞沪会战后，胡琏升任第六十七师步兵第一一九旅旅长。
皖南、苏南游击战
一九三八年胡琏率部挺进皖南、苏南，效仿新四军开展游击战，多次重创日寇，堪称黄埔将领中游击战第一高手。其部四零一团团长邱行湘直捣潥阳、宜兴一带，直逼苏浙边境张渚诸地，使日寇沪宁铁路交通受到严重威胁。
六月，日寇攻陷安庆，利用长江水道运粮运兵，谋攻武汉。胡奉命掩护海军特种兵沿江布雷，阻敌西进。胡琏亲自到沿江侦察日军工事，采取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战术，四处袭击日军据点、碉堡，掩护布雷部队在长江布下大量水雷，炸沉日军舰船六十余艘，对迟滞日军对武汉的进攻起到不小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胡琏率部开赴湖南，参加第一次湘北会战并升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长方靖）。
当阳血战
一九四零年枣宜会战爆发。五月二十一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占领襄阳后，经宜城、南漳，直逼宜昌。国军第十一师奉命从长沙驰援湖北当阳。五月底，十一师在当阳构筑工事完毕，师长方靖在临战会上告诫：“当阳长坂坡，是当年三国时刘备破曹操处，此次战斗倘若当阳失守，宜昌不保，日寇就会将我们窒息西南，国家生死关头到了，我师必须人人做张飞、赵云，使日寇有来无回。”胡琏接着说：“我们就要像当年张翼德大闹长坂坡那样，杀的日本鬼子片甲不留。”
六月九日，日寇向第十一师阵地疯狂进攻，在当阳西北九山子高地，双方反复争夺。胡琏亲率第三十一团增援，同时派另一支小部队抄敌后路，敌怕陷于包围之中，慌忙撤退。方靖、胡琏在当阳与日寇激战一周，重创敌军。后撤至大峡口、风洞河一带抗击日寇。
一九四一年胡琏调任福建预备第九师师长。一九四二年调回任第十一师师长。
石牌之战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湘鄂边境的日寇占领要隘渔阳关后，渡过清河逼近石牌要塞；日寇第三、第三十九师团主力，在敌酋高木义人率领下，从南面沿长江进犯石牌要塞。
古镇石牌在宜昌县境内，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右岸，依山傍水。石牌方圆七十里，上有三斗坪，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六战区前线指挥部、江防军总部等均设于此。下有平善坝，与之相距仅咫尺之遥，是石牌的前哨，亦为我军河西的补给枢纽。它下距宜昌城仅三十余里，自日军侵占宜昌后，石牌便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门户，若石牌丢失，则日寇可窥伺四川，威撼西南，后果不堪设想。
为拱卫陪都，中国海军于一九三八年冬就在石牌设置了第一炮台，其左右有第一、第二分台，安装大炮共十尊，为长江三峡要塞炮台群的最前线。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川江漂雷队、烟幕队等。驻守石牌的海军官兵共有一百多人。由于石牌与宜昌几乎处于一条线，要塞炮台的炮火可以封锁南津关以上的长江江面，极具威慑力，令敌望而生畏。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认为“石牌要塞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严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守卫石牌要塞。
日军对石牌要塞早有觊觎之心。一九四一年三月上旬，敌曾以重兵从宜昌对岸进攻过石牌正面的平善坝，并以另一路进攻石牌侧翼之曹家畈。两路日军当时都遭到我守军的严重打击，惨败而归。因此，日军这次不敢贸然从正面夺取石牌要塞，而是采取大兵团迂回石牌背后企图攻而取之。
石牌要塞保卫战是这次鄂西会战的关键。石牌为我军全线扇形阵地的旋转轴，正如当年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坚守旋转轴，顶住敌军的正面进攻，伺机侧击敌军。因此，蒋介石对石牌要塞的安危极为关注，他不止一次地给六战区陈诚、江防军吴奇伟拍来电报，强调确保石牌要塞。五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又发来电令：“石牌要塞应指定一师死守。”如此重任即落在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身上。
为坚决保卫石牌要塞，五月二十七日江防军调整部署，决定在长阳、宜昌两县间之稻草坪、高家堰、余家坝、曹家畈、石牌与日军决战。至此，鄂西会战进入决战阶段。为保障决战胜利，陈诚命第十集团军第九十四军主力转移到长阳资丘附近，掩护江防军右翼。同时调动空军战机协同地面陆军作战，并对日军后方实施轰炸，切断敌之增援和补给。
大战在即，蒋介石再次颁发手令。蒋氏指出，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安危之要地。并严令江防军胡琏等诸将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勿失聚歼敌军之良机。我三军将士斗志倍增。死守石牌要塞的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胡琏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升任第十一师师长）当即写下五封诀别信，然后沐浴更衣，带领全师将士祭拜天地，誓与要塞共存亡，随时准备以身殉国。并把师指挥所推进到离火线很近的虫客蚂包，亲临指挥。
胡琏将军的祭天文如下：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饮，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
此誓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胡涟给父亲的遗书：父亲大人，儿今奉命担任石碑要塞防守，孤军奋战，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
胡涟给妻子的遗书：我今奉命担任石碑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勿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仅祝珍重。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宜。
胡琏是一位善于山地作战的将军。他重视利用石牌周围山峦迭嶂、壁立千仞、千沟万壑、古木参天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并在山隘要道层层设置鹿砦，凭险据守。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开始向石牌推进。
是日，日军第三师团从长阳高家堰进入宜昌县境，向我第十一师第一道防线南林坡阵地右邻之十八师（师长覃道善）阵地发起攻击。至此，一场争夺石牌之战在西陵峡展开。战斗之激烈，为八年抗战中鄂西战事所绝有。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了每一寸神圣的国土，我十八军将士（下辖第十一师、第十八师及暂编第三十四师）以血肉之躯筑就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
日军主攻地点为国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营驻守的南林坡阵地，我官兵奋勇抵抗，敌军接连发起五次冲锋。战至黄昏时分，接连突破我八连、九连阵地。八连连长阵亡。七连阵地上，国军的重机枪排和迫击炮排之强大火力，将进攻的日军杀得尸横遍野，日军仅遗留在阵地前未来得及拖走的尸体就达数百具。二十九日上午九点，日军由于久攻七连阵地不克，恼羞成怒，特地调来飞机五架及直射钢炮数门，对七连阵地猛烈轰炸，阵地上的树木、地堡、掩体和工事被炸得无影无踪，二排排长阵亡，重机枪排和迫击炮排士兵所剩无几。七连士兵顽强抵抗，一直坚守阵地至五月三十一日才奉命撤退，当时全连官兵仅剩七十多人。官兵伤亡达四分之三。
五月二十九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主力经余家坝，中午进至曹家畈。遂分兵两路向牛场坡、朱家坪我十一师阵地大举进犯。牛场坡群岭逶迤、树木参天，是朱家坪的屏障；朱家坪峡谷深邃、层峰迭峦。第十一师官兵凭此有利地形沉着应战。日军一路由彭家坡迂回牛场坡，另一路从响铃口、柏木枰向牛场坡正面攻击。我军与数倍于我之敌在牛场坡激战竞日。日军为了攻占主峰大松岭，在飞机支持下，向我坚守主峰阵地第十一师的一个连发起数次冲锋。当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电话里传来胡琏师长的声音：“弟兄们，积极报效祖国，死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在我第十一师官兵痛击下，日军颇多伤亡，该连亦伤亡过半。终因众寡悬殊，我军撤离牛场坡。由于失去屏障，五月三十日朱家坪被敌攻占。
同日，日军第三师团另一部越过桃子垭，向桥边南之天台观一线我第十八军暂编第三十四师（师长彭巩英）阵地进犯。天台观是我军这一带的制高点。这天，日军沿点心河从天台观背面向我攻击，企图夺取天台观。当敌进至点心河时，即遭到我军阻击，一举毙伤敌三百多人。日军无奈遂转攻王家坝，又遭我军分头迎击，无法进展。这时，第三师团的中火田部队前来驰援，卡断了天台观与大军的联系。守卫天台观的暂三十四师一排战士，临危不惧，死守阵地，与敌顽强拚搏。日军几攻不下。又调来飞机助战。我一排战士聚集在冬荆树下坚持战斗。飞机竟把冬荆树炸成秃桩，山头上的泥土被炸翻几层，然而勇士们视死如归，与敌肉搏，予敌重大杀伤，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自此，日军进入国军石牌外围主阵地。
日军攻下天台观后，骑兵队突入窄溪口，又遭到我龙家岩阵地守军迫击炮的攻击，迫使敌骑落荒后撤。石牌外围主阵地一带丛山峻岭，道路狭窄难行。日军步兵仅能携山炮配合作战，抵挡不住我军之打击。于是便用飞机轰炸以代替炮击，每天保持九架飞机低飞助战。
五月三十日，日军步兵在飞机掩护下强行通过窄溪，向我石牌要塞进行强攻。敌分成若干小股向我阵地猛攻，只要有一点空隙，日军即以密集队伍冲锋，作锥形深入。当战斗激烈时，陈诚打电话问胡琏：“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斩钉截铁地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我第十一师官兵在胡琏指挥下奋勇作战，在曹家畈附近的大、小高家岭上曾有三个小时听不到枪声，这不是双方停战，而是敌我两军扭作一团展开肉搏战。攻击三角岩、四方湾之敌一千余人，为争夺制高点黔驴技穷，一度施放催泪瓦斯弹。我军无防化设备，用血肉之躯与敌相拼，竟奇迹般将敌歼灭殆尽。八斗方之争夺，是这次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敌每一寸土地之进展，必须付出同等血肉之代价。两军在此弹丸之地反复冲杀，日月为之黯然失色。我军浴血奋战，击毙日军近二千人，阵地前沿敌军尸体呈金字塔形。中央社向全国播发消息称：“宜昌西岸全线战斗已达激烈，每一据点均必拚死争夺。”这是当时战役的真实写照。
在石牌外围拚搏战中，日军一度钻隙绕过石牌，冲到距三斗坪仅六十里的伏牛山。胡琏立即命其属下将国旗插到最高峰上，并严令守军不得后退一步。他用电话告诫将士：“打仗要打硬仗，这一次一定要使日军领教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在石牌保卫战的日日夜夜，我军就是凭这股精神与敌搏杀。
为配合陆军作战，保卫石牌，我空军和美国盟军战机频频出动，在战场或战场附近对日军进行攻击，断敌增援和补给。五月二十九日，我空军攻击了宜昌城，炸死、炸伤日军三十余人；三十日又攻击了宜昌东之日军土门垭机场，炸死日军二人，炸毁飞机一架；五月三十一日，在石牌大战的最后时刻，我空军与地面部队联合作战，同日军飞机展开激烈的空战，击落敌机六架。空军出动，大振了我军士气。石牌要塞的海军官兵，除不断向长江江面布放漂流水雷，阻止日军舰船溯江西上与陆军协同外，他们坚守炮台战斗岗位，沉着应战，任凭日军飞机、大炮猛烈轰击，临危不惧，决心与炮台共存亡。
日军在付出了七千多人的伤亡代价之后，仍然不能突破石牌要塞的胡琏第十一师主阵地，战斗信心尽失，纷纷掉头东逃，石牌大战遂告结束。国军从此开始全面反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击向东逃窜的日军。第十八军的英勇奋战为鄂西大捷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役国军共毙伤日军达二万五千七百多人，其中击毙日军校级指挥官五名，另外毙伤和缴获战马共一千三百八十四匹，击落日机四十五架，击毁日军汽车七十五辆，击沉、击伤敌舟艇一百二十二艘，缴获器械、枪支弹药无数。战后，师长胡琏因固守石牌要塞有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所属之团、营长也各获得了最高级的奖章。
一九四四年八月，胡琏升任第十八军军长，率部守备常德、桃源等地区。十一月，作为嫡系主力，第十八军得到了第一批换装美械的待遇，实施美式兵器教育和训练，战斗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湘西雪峰山会战
一九四五年五月，日军集中六个师团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向湘西雪峰山地区进攻，妄图摧毁芷江空军基地，打通湘黔通道，进击贵州。中国军队紧急调兵遣将。第七十四军和胡琏的第十八军〔下辖杨伯涛之十一师、覃道善之十八师及高魁元之一一八师〕自淞沪罗店战役后再度联手，统归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指挥。胡琏第十八军受命从溆浦插入敌后，截断湘黔公路，包围歼灭敌军。六月十三日，胡部前锋部队抵达指定战斗位置溆浦，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是黄埔四期同学，要为胡设宴洗尘。胡琏则表示：“等打败日本鬼子后，长沙再见，共叙友情。”湘西的六月，气候炎热，山路崎岖难行，胡琏指挥部队昼伏夜出，提前到达目的地。立即指挥各师团向日寇据点攻击。十七日黄昏，将日寇进攻湘西的唯一交通线湘黔公路截断，直捣雪峰山，与第四方面军围歼日冠，敌伤亡惨重，狼狈逃窜。
这次会战是国民政府自抗战以来组织的最后一次会战，也是日军侵华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整个战役历时五五天，日军伤亡二万四千余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胡琏率领第十八军在长沙衡阳地区接受日军投降。
陕籍抗日名将
——悍将张灵甫张灵甫，名钟麟，字灵甫。生于1903年8月20日，陕西省长安县东大乡东大村人。1923年毕业于陕西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未满一年即投笔从戎，毕业于黄埔四期。曾任第七十四军军长，整编七十四师师长。抗日战争中，荣获云麾勋章、宝鼎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金棕自由勋章。陆军中将。
一、淞沪抗战，死守望亭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会战前期，张灵甫因没有实缺，暂任51师上校高参。直到10月，补充新兵团完成整训输送到了前线，张灵甫才任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上校团长，但这时的战况已经急转直下，淞沪战场的国民党军由于日军在金山卫登陆而被抄了后路，不得不转入了总撤退。
11月17日，74军奉命担任苏州到吴江防线的防守，并展开一翼沿太湖警戒，防止日军由太湖登陆，以掩护从淞沪战场撤退的数十万国军侧翼。
望亭镇位于苏州市西北，是苏州与无锡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太湖水网的一个重要入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日军必取之地。固守望亭，迟滞日军追击的任务，就交给了张灵甫的305团第3营。
第3营的主要任务是守备京沪铁路在望亭的137号铁路桥与运河铁桥，同时防止日军汽艇侵入太湖。张灵甫亲自在第3营压阵守桥。
11月21日，天刚蒙蒙亮，日军第9师团向望亭镇发起了攻击，一波接着一波的日军潮水般地向铁桥方向涌来，张灵甫在上海憋足了劲正没处使，这回总算等到了发泄的机会。待日军进入有效射程，一声令下，第3营官兵手中的机枪、步枪发出了怒吼，冲到阵前的日本兵顿时倒下一大片，死伤狼藉。不甘失败的日军紧接着又组织了数次冲锋，在第3营的顽强阻击面前，都没能逾越铁桥一步。日军被激怒了，他们招来飞机向第3营的阵地进行猛烈空袭，并在重炮掩护下再次发动连续的冲锋。张灵甫的部队没有强大的炮兵支援，更不可能有空军的助阵，他的手里，有的只是并不先进的轻武器，还有手下官兵作为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在日军绝对优势的兵力和陆空火力立体攻击之下，固守在137号铁桥的305团第8连拼死力拒，损失惨重，连长刘德胜上尉牺牲。营长刘光宇大叫：“大桥告急！”
张灵甫在指挥所闻讯，立刻与周志道一起赶到铁桥畔督战。士兵们见团长和旅长都冒着枪林弹雨并肩上阵，士气大振，再次一鼓作气将日军打了回去。
三天，足足三天，日寇眼巴巴对着近在咫尺的太湖，望桥兴叹，无法进扑，305团在张灵甫的沉着指挥下，像一根坚固的铁栓，把日军第9师团一部牢牢卡在望亭，一步也前进不得。
望亭之战，305团伤亡官兵六百余人，毙伤日军千余人，为在混乱中溃退的大部队争取到了三天宝贵的喘息时间。
二、血战南京，负伤五昼夜不下火线
在南京战场，张灵甫的第三零五团起初防守高桥门。两天以后，遵照王耀武的命令向淳化镇后方管头、上坊镇一线推进，掩护师主力转移。
十二月八日入夜，五十一师奉长官部命令放弃淳化、方山阵地，向河定桥（不含）、麻田桥之线转移。河定桥一带由于根本没时间构建像样的工事，也被日军乘虚占领。但是，日军随后的进展遇到了顽强的阻力。张灵甫率三零五团主力半路截杀而出，力阻强敌。打疯了的鬼子目标直指京城，根本不把这支中国小部队的拦击放在眼里，各色炮火对准三零五团的阵地一顿狂轰，企图用优势的火力将弱小的对手迅速从前进的道路上一把抹去。
炮击刚停，日军的步兵在六辆战车的掩护下向三零五团的阵地冲了过来。阵地上临时修建的单薄工事在敌人猛烈的炮火轰击中塌毁怠尽，满是血污的尸体和断臂残肢散落一地。三零五团的士兵几乎无处藏身，许多人只得匍匐在敌人炮弹炸出的浅坑中掩蔽，向冲上来的日军开枪还击。敌人的步兵仗着战车的掩护，向着阵地步步逼近，短暂的对射过后，攻守双方在阵前短兵相接，刀枪铿锵处，鲜血飞溅，不断有人倒下。张灵甫迅速组织起火线敢死队，自己端起枪，亲自率队向日军发起反冲锋，坚决将来敌逼退。冲杀中，张灵甫的左臂中弹负伤，他匆匆包扎后继续投入战斗，部下力劝团长随伤兵撤过长江到后方就医，张灵甫勃然作色道：“昔日项羽兵败，犹不愿渡乌江，我岂能因伤渡长江？当与敌决一生死以践誓言！”团长负伤不退裹伤犹战，榜样在前，官兵们无不感奋力拼。在张灵甫的带头冲杀下，三零五团终于在夜战中拼死夺回了河定桥阵地，以团长负伤、连长伤亡五人、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
但是，战况依然喜忧参半，守卫东山屯的第二营不久传来令张灵甫不安的坏消息：阵地经不住敌人的密集轰炸已被突破！失去一翼阵地的依托，三零五团顿时陷于极其不利的态势之中，依然顽强拼杀，战至阻击任务完成后，即刻向城区撤退，占领雨花台的藏家巷、毛官渡、新闸、杨庄一线。
王耀武得知张灵甫负伤，要张离队就医，张充耳不闻，他拒绝在激战的危急时刻扔下手下的官兵自己脱离部队，便自顾带领三零五团向雨花台的新阵地转移。
当时，王耀武布置一五一旅周志道部担任水西门外的防务，一五三旅李天霞部担任沿城墙的防务，占领水西门、中华门间的城角及其以左一百公尺处的城墙阵地，左面与第八八师密切联系。
九日深夜时分，刚刚赶到新战场的张灵甫发现日军已经跑在了前头，藏家巷防线被敌抢先一步占据，有一部日军并突入了中华门一带，他立即将部队展开，与突入的日军继续彻夜混战，趁敌立足未稳，将侵入中华门附近的日军打出门去。
十日拂晓，三零五团的防线遭到了日军的猛扑，城门内外，天昏地暗，枪炮声不绝于耳。又是一天一夜的混战厮杀，一直打到十一日上午，日军见正面的阵地久攻不下，便避开三零五团的主力，向防线侧翼的华严寺、姜家营、毛官渡攻击。张灵甫立即将于清祥营投入华严寺，加强防守兵力。华严寺的争夺战反复激烈，营长于清祥在战斗中重伤，全营伤亡四百余人，但华严寺最终还是牢牢掌握在张灵甫的手中，三零五团成为南京中华门前的一道坚强屏障。
当天中午，南面的雨花台方向传来噩耗，守卫雨花台正面的第八八师遭敌突破，三零五团的侧翼顿时暴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占领雨花台的日军居高临下，利用有利的地势向华严寺的第三零五团疯狂俯射。遭到来自背后的猝然打击，张灵甫在敌人的两面夹攻之下，渐感吃力，但是他依然坚守在阵地前沿，率部力战不退。
从高桥门、河定桥、上坊镇到华严寺，将近五天的奔波激战，三零五团的伤亡触目惊心，张灵甫清点人数，全团十二名连长五人伤亡，官兵折损已近千人。
王耀武获悉三零五团伤亡严重，下令张灵甫将部队收缩到南京城西南角的赛虹桥，与周志道的一五一旅会合。远在城东另一侧的第三营被日军隔在光华门外，刘光宇率第三营经过华西门、洪武门、太平门等，环城跑了七十余华里才到达横卧秦淮河的赛虹桥。
负伤多日的张灵甫，在连日的激战中几乎不眠不休，失血、伤痛加上极度的疲劳，与总部会合时，他面色苍白，力渐不支。军长俞济时一见张灵甫这副模样，不容分说当面强令张灵甫暂时离职，即刻去江北治伤，并下令三零五团团长由中校团附常孝德代理。迫于军长的命令，张灵甫不得不黯然离队。
张灵甫过江疗伤后，三零五团残部在代团长常孝德的带领下，退到了水西门，与在赛虹桥的三零二团一起继续作战。
在十二日的战斗中，一五一旅旅长周志道指挥该旅仅剩的主力三零二团击毁日军战车四辆，击毙日军五百余人，并缴获轻重机枪十余挺，步枪四十余支。但是，三零二团团长程智与该团第一营营长郑浦生壮烈殉国，全团伤亡官兵一千七百余人。一五三旅旅长李天霞指挥三零六团守卫中华门以西城墙，由于左翼友军不支而退，三零六团虽勉力与爬入城墙的敌军激战，终因兵力单薄难以相持，李天霞和团长邱维达均负伤，营长万琼、胡豪牺牲，全团亦伤亡官兵一千三百余人。
当日傍晚，正当各部还在奋战之中，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撤退。
全军撤走时，五十一师的赛虹桥阵地还留下了一支殿后的小部队，三零二团第一营的剩余官兵，以生命在这场悲剧中演出了壮烈的最后一幕。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全城沦陷，日军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抵抗已经毫无希望，但是第一营在营长徐景明的领导下继续作孤军奋战，宁为玉碎，全营一直与敌拼杀，最后全体殉国。
一九四六年春，七十四军在赛虹桥畔竖起了一座纪念碑，张灵甫特请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题写碑名“五十一师殉国官兵纪念碑”，以纪念当年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的第五十一师官兵。
张灵甫在上海、南京战役中的果敢表现，加深了王耀武对他的器重，一九三八年三月，张灵甫升任第一五三旅副旅长，仍兼三零五团团长，他的顶头上司第一五三旅旅长，就是在孟良崮战役对他见死不救的整编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五月，邱维达升任第一五一旅副旅长，成了周志道的副手。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十一师在黄陂接受军委会校阅，获得军委会校阅官的优良考评，三零五团的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
三、奇袭张古山，英名天下闻
一九三八年的盛夏，身在武汉的蒋介石真的是坐在火炉之上了。
徐州会战和豫东会战方落下帷幕，日军兵锋即直指华中，位于华中腹地的武汉，成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国民政府军委会将作战的重点布置在武汉的外围地区，指导思想是“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因此，日军要直击武汉，先得夺取周边地区中国军队层层防守的要塞。徐州会战结束之后，日军向安徽、江西等地持续展开进攻，以取得进攻武汉的战略出发点。
在瑞昌和九江的南面，有个地方叫德安，德安东接星子，西临武宁，南邻永修，地势为低山丘陵，北部、东部和西南三面环山，南部为低山地形，中部是大片丘陵。由九江通南昌的南浔线，中段即穿越德安境内，马回岭等几个著名的战略要地，均在这一段南浔线上。
日军侵占九江、瑞昌后，德安在当时的重要战略地位凸显了出来，一旦拿下德安，日军可南下直捣南昌并继续威胁长沙，截断粤汉路，对武汉形成大包围。德安失陷，不但会影响南昌、长沙、武汉，而且还会威胁整个粤汉线以东的中国军队。因此，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派遣冈村宁茨率领第十一军南下，企图经南浔线直取南昌。
冈村宁茨的第十一军下辖第六、第一零一、第一零六、第二十七师团和波田支队，其中第一零六师团是战斗力较弱的所谓特设师团。冈村将所部分成三路，左路第二十七师团由瑞武路南下，右路第一零一师团沿星九公路向星子进犯，第一零六师团则沿南浔路向德安正面推进。齐头并进的三路，进展并不如冈村预想的顺利，左路第二十七师团进到德安西面的麒麟峰、覆盆山，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阻击，处境不妙，右路第一零一师团则被中国守军死缠烂打，陷在星子难以动弹。冈村焦躁起来，他要铤而走险了。
在迎战左右两路日军进攻的时候，中国军队的兵力也向两边频繁调动，南浔和瑞武之间因此逐渐扯开了一条防御空隙，正是这条空隙，引发了冈村宁次冒险一试的冲动：派第一零六师团钻隙而入，向中国军的纵深腹地穿插，从背后瓦解中国军的防御体系。
其时，薛岳调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负责南浔线及其两侧地区的防务。
九月二十五日，第一零六师团在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的率领下，离开铁路沿线向西轻装急进，一头钻进了赣北的崇山峻岭之中，开始了它的死亡之旅。
日军深入我方腹地的情报，很快报到了薛岳的手里。第一零六师团不顾一切的大胆钻隙精神令他吃惊，盯着山峦起伏的赣北地图，薛岳计上心来，他决定利用地势，给敌人设计一个巧妙的反“八”字包围圈，先任由一零六师团长驱直入，再将其一举围猎，兰封之耻可血矣。他的计划得到了蒋介石和军委会的首肯，于是十余万部队迅速向德安西南部调动集结。
松浦淳六郎丝毫不觉状况有异，依然带着一万多人的部队放肆钻隙，深入德安县城西南的万家岭地区。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松浦暗自窃喜，却不曾想，薛岳预设的反“八”字口袋，已经开始悄悄收拢。
日军的侦察机侦察到了中国军队向德安西南部调动的情报。日军参谋们将中国军队的动向在地图上一一标示出来，老奸巨滑的冈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对手正在对第一零六师团形成包围，他下的赌注，很可能要被对手一口吞掉。冈村立即给松浦下令，第一零六师团尽快向第二十七师团靠拢，以求解围。
松浦一得知自己落入了陷阱，急令手下赶快确定方位，寻找逃生之路。也是日军罪孽深重，天地难容，在这要命关头，地图上的标识却与实际位置对不上号了，情急之中只好借助罗盘来定位，罗盘上的指针又奇怪地左右乱跳，令日军匪夷所思，他们哪里会想到，这竟然是因为山区地下蕴藏的磁矿在捣乱。地图错了，罗盘又失灵，松浦竟然迷路了！一零六师团在山里没头苍蝇般来回奔突，整个师团依然在山区转圈，逃跑的时间就这样延误了。
薛岳的包围圈在万家岭地区逐渐合拢，松浦师团再没有时间自寻生路，只得就地困兽犹斗。
反“八字”的包围圈，像一只碗状，能不能存住碗里的东西，两翼固然重要，最关键的地方还是在碗底，也就是包围圈南部的长岭、张古山一线，这也是敌人最有可能寻求突围向第二十七师团靠拢的地方。薛岳布置在这道战线作战的部队，正是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
十月一日至三日，包围第一零六师团的部队开始向包围圈中的敌人作向心推进。俞济时命令率先奉调万家岭的五十八师攻击前进，占领张古山、长岭、背溪街阵地，与右翼第四军相呼应，压缩包围圈。五十八师遭到一零六师团的猛烈反扑，战况激烈，最危急的时候，俞济时把军部的警卫营都顶了上去，自己几乎成了光杆军长。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以惨烈的伤亡代价，才把一零六师团堵在了长岭以北，但是日军还是在十月六日以猛烈的空袭和重炮配合步兵，攻下了张古山和长岭北高地，并以张古山为屏障继续负隅顽抗。经过一周的激战，五十八师损失过半，夺回张古山，冯圣法已经力不从心，后面的戏，得由正从德安县城赶来万家岭增援的王耀武来唱了。
张古山是万家岭战场的制高点，海拔虽不高，但山势陡峭，日军占据着张古山，就多了一道阻止中国军队进击的天然屏障，反之，若七十四军打下张古山，则不仅彻底封死了敌一零六师团的生路，而且可以居高临下直逼敌人的核心阵地。张古山的得失，关系到围歼松浦师团的成败。
王耀武自然将攻占张古山的重担交给了他的第一猛将张灵甫。张古山山势陡峭易守难攻，没有足够的重炮配合，仅凭轻武器攻坚必定是伤亡惨重，张灵甫想的是，如何利用地势，另辟蹊径，攻其不备。他对着地图将张古山的地形琢磨了一番，又带着团长们在附近作实地勘查，发现此山南陡北缓，仔细观察之后，张灵甫分析，日军的不备之处当在后山绝壁，于是心生一计。决定仿效三国时魏将邓艾率精兵偷渡阳平翻越摩天岭，下江油直取成都的战法，出其不意，以智取代替强攻。王耀武对这套出奇制胜的计谋极为赞赏，一五三旅（张灵甫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升上了第一五三旅少将旅长）有三零五和三零六两个团，他另配一五一旅的三零二团给张灵甫加强攻击力，周志道率一五一旅其余部队作预备队。
十月七日夜二十时许，第五十一师进入了预定的攻击位置。
依照张灵甫的事先指令，担任主攻的三零五团挑出一批精兵组成了突击队。一小队人马借着暮色的隐蔽，朝日军阵地的后山方向悄然行进，他们沿着后山绝壁，在黑暗中披荆斩棘，奋力向上攀登。
同时，为了配合突击队，正面部队对长岭北部的高地发起了攻击，张灵甫意欲先夺取这个由日军五个中队据守的高地作为支撑点，进而向张古山冲顶。一五三旅主力突如其来的进攻，把日军打得措手不及，月黑风高的山地，山下的中国军队人影都看不清，鬼子们一时间乱作一团，等他们从混乱中反应过来躲进工事里放起枪来，长岭北部的山头已经遍布冲上来的大批中国士兵。这正是张灵甫所要的近距离对战效果，虽然日军单兵作战的素养远高于一般的中国士兵，但是在日军火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轻武器对轻武器，张灵甫对自己训练出来的士兵也具有相当的自信，何况他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仓促间，高地上六百余名日本守军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被迅速歼灭。
拿下了高地，张古山几乎触手可及，张灵甫命第三零五团连续作战，拂晓出击张古山。张古山上的日本守军约有八百人，长岭北高地的战斗有足够的时间给他们敲响了警钟，日军不敢懈怠。三零五团参加佯攻的士兵们开始呐喊着向张古山做势进攻，严阵以待的日军不知是计，见对方来攻，果然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正面，正“乒乓乓乓”打得起劲，猛然间听得背后枪声大作，三零五团的突击队从后山登顶成功，张灵甫的这把尖刀，适时插入山上日军的后背，突击队员们与守军拼上了刺刀，正面进攻的部队趁山上日军自顾不暇之际，一口气冲上了张古山顶。日军腹背受敌，阵地全面崩溃，张灵甫的两面夹攻战术如愿奏效，约八百名鬼子死的死逃的逃。
一夜之间，张灵甫指挥一五三旅攻占了最难克服的万家岭战场制高点，他不敢有丝毫放松，他很清楚，夜间偷袭成功，只能算是扬长避短获得的暂时性胜利，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那时他的士兵手里的武器连“中正式”步枪都很少，绝大多数还是“汉阳造”的笨重双筒步枪，轻重机枪更属宝贝，每个团只有两三挺重机枪，各团的一个迫击炮排还被王耀武抽调到师里集中使用。而日军陆空火炮的绝对威力，张灵甫在上海、南京、豫东早已领教过厉害，所以白天能不能顶得住敌人优势火力的冲击，老实说，他心里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张古山是松浦师团最后的退路，日军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天亮之后必将会有更严酷的恶战，他告诫部下枕戈以待。
果然，第二天清晨天刚亮，二十余架日军轰炸机就钻出厚厚的云层，飞临张古山上空，飞机的呼啸混和着炸弹划过空气发出的凄厉啸音，震耳欲聋，顷刻间，张古山上炸翻了天，从远处望去，张古山笼罩在浓烟火海之中，简直是一座熊熊燃烧的火山。由于中国军队几乎没有防空能力，日机异常猖獗，肆无忌惮地作低空俯冲，对准山头轰炸扫射，而不必顾虑被对方防空火炮击落的危险，阵地上的人连飞机身上涂的猩红的膏药旗也肉眼可见。在敌机剧烈的空袭下，三零五团伤亡极其惨重。张灵甫蹲在掩蔽工事里，炸起的碎石浮土几乎埋了他半截身躯，头上的钢盔不时被爆炸的气浪掀动着，透过呛人的硝烟，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许多官兵在阵地上，还没出战就葬身于炸弹火海之中，而自己一方却得不到有效的炮火支援对日军进行压制，作为一线指挥官，张灵甫心情酸苦杂陈。
上午十点，空袭方停，急于夺回阵地的第一零六师团出动二千余人向张古山发起了轮番冲锋。张灵甫一身尘土跑上三零五团防御阵地亲自督战。狗急跳墙的日军顶着山上洒下的弹雨，不顾一切地弯着腰向山上猛冲，直逼三零五团的阵地。当部分日军最终冲上山顶，三零五团残余的官兵在旅长张灵甫和团长唐生海的带领下，上剌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杀，拼了性命将日军打下山去。黄昏时分，一零六师团再度对张古山发动强大攻势，炮火密集地倾泻到张古山上。经过前一夜和当日的激战，三零五团已经伤亡大半，精疲力竭了，张灵甫也不能将部队硬挺在目标明显的山上白白挨炸，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利稍后再战，他不得不将三零五团残部撤下张古山。攻击中日军也丢下至少八百具尸体。
阵地的丢失意味着前功尽弃，张灵甫并不认输，这一仗，他和王耀武都输不起，若松浦师团从他这里打开缺口跑掉，薛岳的整个战役计划将落空，这将是他军旅生涯的极大耻辱。入夜，张灵甫再次组织起四百余名精兵进行顽强反击，于拂晓夺回了阵地。张古山阵地就这样在激战中几经易手，白天日军凭借空中优势和重炮攻下阵地，晚上张灵甫再指挥部队以夜战夺回，双方都打得头破血流，气喘吁吁。张灵甫不愧为一员善打恶仗的悍将，在他的凌厉攻势下，日军最终再次被赶下了张古山。十月十日下午，又一股穷途末路的日军千余人窜到张古山、长岭一带，再次在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作孤注一掷的进攻，试图冲破七十四军的阵地突围逃命，激战中，三零五团李石见营长重伤，该营阵地一度出现动摇，王耀武的师指挥部已经准备开始后撤了，张灵甫不信邪，他立即赶往李营阵地，亲自整理残部，将勤杂人员全部编入战斗队，终于顶住敌人的进攻势头，稳住了阵地。在指挥部队继续死守张古山的同时，张灵甫命令三零二团与三零六团一部配合五十八师向背溪街发动两路夹击，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将背溪街的五百余名日军也悉数消灭。两军交战勇者胜，张灵甫在七十四军人送外号“猛张飞”，张飞打仗玩起命来，对任何对手都是一场恐怖的灾难。五天里，张古山上直杀得尸山血海，任凭敌军再怎样狂轰滥炸，直至十二日战斗结束，日军没能从张古山跑出一兵一卒。
在张灵甫率部血战张古山的时候，十余万中国大军对包围圈中的松浦师团正全线出击，在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之下，松浦师团被打得丢盔弃甲，十月九日入夜，一零六师团已接近全面崩溃，国军开始扫荡战场上四散奔突的日军，第四军的一支部队甚至冲到了离一零六师团司令部仅数百公尺远的地方，如果不是情报不明，加上黑夜中目标不清，松浦的司令部极有可能被端。据后来被俘的日军说，当时淞浦已经在准备焚烧军旗，紧张得快要切腹自杀了。冈村宁次为了拯救一零六师团的残兵败将，破例冒险出动飞机夜航，用空投炸弹炸开一条血路，借着照明弹的指引，松浦才得以率少量残部逃出包围圈。
万家岭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继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对挫败日军突破南浔线的企图，延缓日军对南昌的进攻和保卫湘鄂赣边境，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此役，一零六师团和前来解围的第一零一师团的第一四九联队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五十一师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四个团一共伤亡五名团长（包括代团长）、七名营长和两千余名忠勇官兵。张灵甫荣立头功，获云麾勋章。
战后，著名戏剧家田汉特地从武汉前来江西造访张灵甫，他以张古山之战为蓝本，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成了剧中歌颂的抗日英雄主角，一夜之间名扬大江南北，家喻户晓。
七十四军将士为国家而战奋不顾身的英勇事迹，深深感动了田汉，这位《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主动挥笔作词，为七十四军创作了一首慷慨激昂的军歌，并邀著名作曲家任光谱曲：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
他，占领我们的土地，
他，残杀我们妇女儿童！
我们知耻，我们负重，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
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驰救过徐东，大战过兰封！
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民族的先锋！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踏著先烈的血迹，瞄准敌人的心胸，我们愈战愈奋，愈杀愈勇。
抗战必定胜利！杀！
建国必定成功！杀！
四、高安战役，“军人死且不惧，何爱一肢？”
武汉会战结束之后，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为了确保长江航运的生命线，巩固所占领的武汉的安全，并进而切断在南昌与南浔线交汇的浙赣铁路，断绝中国军队通往大后方的运输线，冈村宁茨决定攻占南昌。
时薛岳调到长沙任第九战区代司令官，赣北的前敌总指挥部总司令，由原第十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担任。罗卓英在第九战区布置的赣北防线，依然采取呆板的单线展开的传统阵势，主力摆在一线，绵延百余里，毫无战略纵深可言。这种单线防御，即使部署坚固，如果敌人集中兵力猛击一点突进，其余防线便形同虚设。
冈村宁茨这一次使出了全新的杀手锏，他对不同的兵种重新编组，各师团炮兵的三百余门各种火炮被集中起来，并与化学部队混编，由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旅团长澄田崃四郎统一指挥；一百三十五辆坦克及装甲车编为战车集团，由战车第五大队大队长石井广吉指挥，在空军配合下对中国军队的防线作快速突进，为步兵开路。他的新战术，有效地打破了罗卓英传统防御布局的罩门。
三月十七日，日军以第一零一、第一零六、第六师团和航空兵一部，从江西北部的箬溪、星子等地出发，沿南浔路两侧的修水、武宁、吴城向南昌方向发起突击，长时间密集的炮火急促射击并夹杂着大量化学毒气弹，使中国守军损失惨重。我第九战区各部队虽然顽强苦战，但是在日军战车集团的突击、重炮及毒气弹的轰击和飞机轰炸下，不得不节节后退。
蒋介石预感到坚守南昌与敌硬拼恐得不偿失，故特致电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此次战事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以最大之打击。即使南昌失守，我各军亦应不顾一切，皆照指定目标进击，并照此方针，决定以后作战方案。”并告诫切戒以主力背赣江作战。
三月二十六日，日军主力陆续渡过赣江。
三月二十七日，南昌在日军突进下失陷，日军第一零一师团占领南昌。
赣北战场危机，罗卓英告急，蒋介石急令在湖南休整的第七十四军火速驰援。三月二十五日，这支战区直辖部队紧急出动，向赣北增援，由于王耀武在吉安养病，第五十一师暂由李天霞代理师长。
张灵甫率领第一五三旅兵发高安，却是出师未捷血洒战场，自己先断了一条腿。
高安南临锦江，在南昌西面大约四十五公里处。日军一零一师团进入南昌时，一零六师团主力回师奉新，一面派出一一一旅团，准备向高安进犯。
三月二十七日，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分批陆续抵达高安。拂晓，张灵甫奉代师长李天霞之命，指挥三零五团主动向日军一一一旅团发起进攻，以掩护五十一师主力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先期到达的三零六团，则据守在高安东郊的祥符观。
四月一日，敌一零六师团派出一二三和一四七两个联队，附战车三、四十辆，炮十多门，在飞机掩护下，以主力猛攻五十一师祥符观三零六团阵地。祥符观当面地形开阔，敌人战车队不必经过公路即可向我阵地作宽广正面的冲击，敌战车横冲直撞，并释放催泪喷嚏型炸弹，三零六团打得十分吃力，卢醒代团长招架不住。危急之中，他不得不向高安城内的张灵甫旅长喊话求救。张灵甫镇定地指示卢醒坚决顶住，并给卢团长吃了一颗定心丸：“我这就上来。”
张灵甫随即扣上钢盔，立刻率领三零二团第一营冲出高安城增援。来至祥符观阵地，三零六团正与日军白刃搏杀，阵地眼看着就要被突破了，张灵甫奋勇当先，率队向日军发起凶猛的反冲锋，三零六团官兵们精神大振，两军合力拼杀，日军溃退。
祥符观阵地暂时保住了，张灵甫的右腿膝盖却被鬼子的机枪扫中。张灵甫并不以为意，以前他的腿部曾数度负伤，都是有惊无险，当时他一把甩开随从，让战地卫生兵草草包扎止血，拖着伤腿继续指挥。
由于腿伤严重，经过简单的战地治疗后，张灵甫经宜春火车站，被转送桂林后方医院治疗。
日军的机枪子弹正中张灵甫的右膝，造成膝盖严重骨折，由于高安战地的医护条件很差，伤口当时清理不清，加上火车上的长途劳顿，等到达桂林的后方医院，张灵甫的伤口红肿滚浓，情况十分糟糕，他发起了高烧。医生检查过伤势，判断他高烧多日不退应是细菌感染严重所致，鉴于创口溃烂面积有扩散的趋势，不采取断然措施及时抑制的话，恐怕会危及生命，医生建议他最好接受截肢处理。一听要截肢，张灵甫急了：“不行！踞了腿，我还怎么回去领兵打仗？”医生耐心向他解释，晓以利害，可是张灵甫根本不管那一套，他从腰间抽出手枪，一把拍在医生的桌子上：“不必罗嗦，要踞腿，不如先一枪打死我！”当过秀才的将军蛮横起来一样不可理喻，医生也只好自认倒霉，战战兢兢答应他尽力治疗，不提截肢。张灵甫还不放心，生怕医生护士在他睡着的时候做手脚，连睡觉都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硬是枕戈以待。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但是张灵甫的伤腿石膏打了大半年，还是不见起色，伤口总是反复发炎，右腿仍有不保的危险。内地医疗条件有限，若要转往香港治疗，费用昂贵，张灵甫自忖难以负担。薛岳接到王耀武的报告，得知张灵甫的治疗情况不佳，于当年的十二月特地转报蒋介石，说张灵甫在高安战役负伤过重，恐成残疾，请求为他特赏养伤费以慰创伤，张灵甫这才得以在次年前往香港的玛丽医院，求助该院的英国医生诊治。对于校长的关怀，张灵甫自是感怀于心。他的右腿在玛丽医院再次动了手术，这次手术相当成功，医生向他保证，只要静心接受治疗，康复应无问题，张灵甫这才放下心来。
张灵甫的伤势恢复情况很不错，如果不是急着出院的话，原本有希望复原，但是他却等不及了。着急什么呢？原来一天早上，他在病床上照常打开报纸，内栏的一则小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这是一则新颁布的规定。张灵甫看后，叫来主治医生，告诉他自己决定要提早出院。
玛丽医院的院长是个英国人，听说张灵甫要提早回去，以为他是不堪承担昂贵医疗费的缘故，便好心劝他说：“你的伤再继续治疗半个月多就可以复原，否则可能抱残终身。如果费用有困难的话，医院可以减免。”
张灵甫谢过院长的好意，说：“军人死且不惧，何爱一肢。军令不可违。”遂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离去。院长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张灵甫回国，腿部的石膏如期拆除后，满怀希望的张灵甫沮丧地发现，他的右腿是保住了，但膝盖关节却僵直得不能弯曲，从此他只能直着右腿走路，成了“瘸腿将军”。不过这点残疾对张灵甫的行走影响不大，他并不需要借助手杖，酷爱骑马的嗜好也不因瘸腿而改变。他后来所用的手杖，是缴获来的日军战利品，在他手里更像是指挥棍，而不是腿部残疾所需。
一九四零年冬，张灵甫调升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副师长。
五、上高会战，“抗日铁军”威名扬
上高今属江西宜春市，因地处高安上游，故称上高。上高在赣北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此地扼赣湘公路通道，居赣江、锦江要津，锦江干流横贯东西，距离日军占领的南昌约一百二十公里，境内大部分地区属山地丘陵。
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间的上高会战是抗战史上正面战场诸战役中，中国军队主动在战略战术上将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成功结合的一个经典战例。战后，何应钦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时自豪地说：“上高之战在今后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要，其影响之大，莫可比拟……可谓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一九四一年三月，日军为巩固对南昌的占领、并横扫赣江、抚河流域掠夺战略物资，决定发动“鄱阳扫荡战”，兵分三路寻歼第十九集团军主力，尤其是第七十四军。
赣北中国第十九集团军，辖第七十四、第四十九、第七十军及七十二军一部。日军企图以两个师团加一个旅团六万余人的兵力扫荡当面人数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重兵，实在是猖狂之极。
第九战区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退决战”制胜的经验，在一九四零年五月就对赣北制定了如下作战方针：“敌如进犯高安、上高、万载，则诱之于分宜、上高、宜丰以东地区反击而歼灭之。”
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诱敌深入，这是上高会战相比之前诸战役的出彩之处。
第十九集团军的司令长官还是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按照战区的既定作战方针，事先制定了一套“磁铁战术”的应对方案，把作战阵地分成三线，第一、二线阵地为抵抗诱敌线，第三线阵地为主阵地决战线。整个战役分诱敌深入、决战反攻和追击歼敌三个阶段。
决战的核心阵地，选在上高县城的东北面。这里是一片丘陵，大山小岭连绵不断，尤其是距县城一公里多的镜山，颇有虎踞龙盘之势，控制着通往上高的下陂桥（今陂下）要隘。山前有泗溪河自北向南流入锦江干流，河面虽然不宽，但春夏季节，是河水上涨期，这对日军的运动推进将造成一大障碍。泗溪河沿岸的棠浦、官桥、泗溪几个小镇，则形成上高县城的天然屏障。敌军若经我一、二线军团打击后，再长途奔袭到此，兵锋必挫，我三线守军则可凭借山地的既设工事，居高临下堵住敌人，为转移的第一、二线兵团在敌侧后集结合围争取时间，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
罗卓英所率各部中，七十四军战斗力最强，是绝对的第一主力，当仁不让担任第三线决战的主力部队。此时的七十四军士气更旺，因为它在年初刚刚被军事委员会选定为攻击军，也就是钦定的“王牌军”。
一九四一年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在全国范围选出四个军级部队，作为各战区的直属预备队，不担任固定守备任务，由军委会直接调配，即所谓的攻击军。攻击军的特点是军司令部的编制比普通军大，庞大的特种兵直属部队人数超过一个师，下设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个团，半机械化搜索营、高炮营、战防炮营、通讯营、特务（警卫）营等都作了扩编，火力配备堪称全军之最，还有专属的师管区解决征兵的问题。这样的美事，凡是战绩拿得出手的部队都跃跃欲试，意欲角逐这有限的四个名额。
攻击军名额的分配，长江以北和以南的部队各有两个，其中北方的第一军和第二军早就确定。长江以南的第五军是最早的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当选攻击军属不二之选。剩下的最后一个名额，竞争激烈，军令部最后上报四个军候选，其中第七十四军和第十八军条件不相上下，最有希望胜选。在军委会执掌实权的陈诚原嘱意于第十八军，这是有“土木系”之称的陈诚系统的精锐部队，也是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与整编第七十四师齐名的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七十四军则带有何应钦色彩，所以最后一个攻击军花落谁家难以敲定，最后交由蒋介石拍板，蒋介石反复考虑了这两个军在抗战中的战绩，最后将他的一票投给了七十四军。
能获选为攻击军，不仅在各个方面可以得到军委会宠儿般的优先照顾，更是对一支部队的出众战绩及官兵整体素质、能力的最高褒奖与肯定，也标志着部队在最高统帅部眼里的分量，换言之，攻击军就是钦定的“王牌军”。喜讯传来，七十四军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士气空前高涨。
罗卓英电令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保持机动准备策应各部队作战，五十七师和五十八师适时占领第三线阵地。
敌人的进攻依旧是老套路，兵分三路，齐头并进。樱井省三的第三十三师团居北，池田直三的第二十混成旅团居南，大贺茂的第三十四师团居中，分别从安义和南昌向上高进发。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担任一、二线兵团迟滞敌军任务的第七十军在奉新、高安先后遭到南、北两路日军的猛烈进攻，上高会战正式打响。
张灵甫因伤在后方歇息了一年有余，他是习惯了常年在前线征战的真正军人，不能上战场简直像失业一样难受，如今一回来就碰上了大战，他精神抖擞。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去湖南岳麓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不在任上，于是新到乍来的副师长张灵甫就代理起师长职务，指挥全师行动。
五十八师的战斗部队，包括第一七二团、一七三团、一七四团和补充团共四个团，外加师直属部队的迫炮营、工兵营、辎重营和通讯连。张灵甫迅速对各部做出了战斗部署，他以第一七二团和一七三团在官桥和棠浦呈南北向展开，构成约十公里长的主阵地，准备迎击日军的正面来犯。主阵地的右翼接第五十七师防地，暂时毋需多虑，左翼的防线则是一大空当，张灵甫作了一个以小搏大的布置，命令一七四团派出一个营，以连排为单位在侧翼展开，犹如章鱼的触须般尽量向前延伸，日军若有风吹草动，这个“触须”足以起到及时反馈敌情的预警作用，一旦出现紧急状况，他就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在日军到达之前调整防卫重点，在局部形成优势兵力应付敌人的主攻方向。张灵甫在官桥的阵地布置，显示他的战术风格相当大胆灵活。
一切才布置停当，次日，负责棠浦阵地的一七三团团长蔡仁杰向张灵甫报告，该团前出村前街警戒的第二营前哨与鬼子的搜索队发生了枪战。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前锋部队离棠浦只有约十五公里了。
守卫第一、二线的第七十军浴血奋战了两天，预九师和第十九师在北路来敌攻击下迭次后退，基本达成了引诱、迟滞敌人的预定目的。不同寻常的是，北路阻击部队的撤退并没有按常理向居其后方的七十四军靠拢，而是背道而驰，作离心的转向遁逸。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接连击破七十军的阵地，师团长樱井省三得意洋洋，对国军蹊跷的撤退方向未觉异样，乃命师团跟踪追击“溃退”的七十军，结果在苦竹坳的狭窄山隘遭到七十军和七十二军的围攻，樱井突围而出，却自以为已经吸引并击破了一部分中国军队，完成了配合第三十四师团作战的任务，于是樱井在十九日率部向奉新北撤，准备休整后调往华北作战去了。
第三十三师团前锋大队从伍桥河向南攻击村前街，与五十八师的一七三团第二营激战一昼夜，日军伤亡二百余人，一无进展。次日，第三十三师团大部队开始撤退，该大队无心恋战，也落荒而去。
五十八师真正的恶战，是从官桥街开始的。
官桥街离上高县城仅十六公里，两条溪流在此交汇，近棠浦的一侧称浦水，近泗溪的一侧称泗水，一座七、八十米长的五孔石桥横跨溪流，非雨季时节，桥下小溪涉水可过。三月十七日，中路敌军第三十四师团主力突破七十军一零七师祥符观阵地，越过高安，先头部队沿湘赣公路继续向西推进，十八日午后在龙团圩与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的警戒部队接战，进而向五十七师的杨公圩阵地发起攻击，兵锋从土地庙直指官桥街。
当天一大早张灵甫就接到报告，一七二团的侦察排游动哨在与五十七师防线的结合部发现了敌情。当日，日军一个大队附骑兵和炮兵共八百余人进攻由一七二团两个连据守的警戒阵地，敌人出动九架飞机轮番轰炸，在小小的山头倾注了上百枚炸弹，担任警戒的两个连坚守阵地，两名连长一死一伤，官兵伤亡八十余人，一直打到傍晚时分，才撤入主阵地与主力会合。
战场上的尸山血海，有时会令军人对生死产生职业性的冷感。消逝在枪炮下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参谋的笔下化作一连串冰冷抽象的数字，张灵甫翻阅着战斗的报告，他的关注焦点更多落在战果上。两个连抗击数倍的日军整整一个白天，为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的牺牲对整个战局的贡献是超值的。
在警戒部队迟滞日军的这段时间里，张灵甫调兵遣将，已经将阵地重新调整完毕。敌人的主攻目标显然针对官桥街，张灵甫决定加强官桥正面的守卫兵力，除原守官桥的一七二团外，他将补充团也调至官桥防线后方组成重叠配置。此时敌第三十三师团已经被七十军吸引北开，棠浦方向战况趋于稳定，张灵甫当机立断，将左翼的一七四团主力从棠浦拉到官桥侧面，渡过浦水向敌后的猴子岭推进，右翼与五十七师及时取得联系，必要时协同行动。经过一连串果断的调动，张灵甫在官桥街摆出一个正面重点防御，两翼攻守兼备的迎战态势。
十九日，第三十四师团向五十八师在龙形山、墓田圩的阵地发起攻势，一七二团团长王伯雄沉着应战，以密集的火力狠狠压制敌人的进攻势头。日军正面久攻不下，张灵甫又在它的背后杀出奇兵，先前派出的一七四团迅速占领了猴子岭，与另一侧的五十七师一部合击日军的侧背。遭到来自背后的突袭，日军大感意外，来犯的第二一六联队第二大队在五十八师和五十七师两部夹击下，遭受重创，该大队在离官桥以东一点七公里的万子桥渡河时，大部战死，大队长木下重四郎也中弹毙命。同时，该师团的炮兵部队也遭到侧击，措手不及，甚至连标尺都来不及装定，只得向勇猛冲锋而来的攻击部队作直接瞄准，抵近射击，该炮兵一部被消灭。
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大贺茂发现自己撞上了南墙。该师团自十六日从南昌出发以来，相比南北两路与国民党军的缠斗，他这中路相对轻松，没费多大力气就打穿当面中国军队的阻击，向着目标长驱直入，这助长了大贺茂的骄横之气。其时，他的右翼已经由于第三十三师团的过早撤离而暴露，左翼的情况也出了毛病，第二十混成旅团因轻率分兵正在被李天霞的五十一师和第四十九军的二十六师各个击破，头脑发热的大贺茂居然对此都视而不见，他不理会两翼的空虚，自己带着中路主力继续向上高突进。或许是七十军前几天的佯败使大贺茂产生了轻敌和麻痹，他判断当面的中国军斗志不强，攻取上高指日可待，却未意识到自己已经中了诱兵之计，一脚踏入了对方预设的决战陷井。至此，我方第一阶段诱敌深入的战役目标已经达成。
经与五十七师和五十八师的接触之后，大贺茂明白遇上了劲敌，对方在他倾其主力的猛攻面前毫无惧色，阵地巍然不动，这最后一道防线的抵抗越来越强韧，与之前的一二线完全不是一回事。大贺茂决定以锥形战法集中兵力作定点突进，他呼叫航空兵第三飞行团远藤少将派出数十架轰炸机助战，并在进攻前向守军大量施放毒气。
二十日拂晓，一股刺鼻的异味在阵地上蔓延开来，黑暗中眼睛察觉不到毒雾，越来越浓的异味，使人痛咳难忍，涕泗交加，五十八师一七二团的官兵陆续出现中毒症状。日军则一反常态，趁着守军被大批熏晕之机，天还未亮就出动主力向官桥、泗溪猛攻，第二十混成旅一部也从南面赶来会合，大贺茂的兵力更加雄厚。天亮之后，三十余架日机飞临，对着守军频繁扫射轰炸，一七二团激战竟日，敌人在飞机大炮加毒气的轮番攻击下，从官桥、泗溪的五十七师和五十八师结合部之间向我方阵地突入，五十八师位于塘坎的阵地出现动摇，战况危急。
所幸张灵甫留了一手，他事先已经将补充团置于阵地的后方高地，面对蜂拥而来的日军，张灵甫兵来将挡，他镇定地按既定布置将补充团顶上一线。补充团在团长何澜的带领下，向扑来的敌人发起迎头反击，高地上的迫击炮和重机枪也以猛烈的立体火网，将日军的后继冲锋波次大力遮断，成功遏制住敌人的进攻势头。五十八师的阵地当晚稍向后移动之后，稳住了阵脚。
二十一日，王耀武接到薛岳和罗卓英发来的联合电令，命锦江北岸采取守势，以确保上高为主。王耀武随即调整部署，命令张灵甫向后收缩，退守上高西北的白茅山、樟树下、何舍一线，与守聂家山、云头山、源山庙的五十七师在上高城附近构成新的阵地，与敌三个联队继续激战。
日军的大部队尾随而至，在飞机掩护下，沿着崎岖的山道向上高的门户下陂桥急进。
二十二日，更激烈的恶战在上高城东展开，敌人向五十七师和五十八师发起全线进攻。张灵甫和余程万将各自的师指挥所设在镜山一侧的山腰，率部与日军在城郊死战不退，誓死坚守上高核心阵地。据战后的报道，我方伤员十之六七为刀刺伤，可见当时近战搏杀的激烈程度。王耀武也在锦江南岸的军指挥部里彻夜不眠，指挥部队背水一战，并且拒绝渡江撤退。
离上高十余公里的毕家庄，也成了兵的世界，只是聚集在这里的都是日本兵。二十三日，大贺茂到达毕家庄，指挥日军主力向石拱桥、下陂桥、白茅山再次猛扑，五十七师镇守的下陂桥一带战况尤为激烈，阵地前布满了一批又一批的日军尸体。仅此一天，敌我双方的伤亡数字就高达四千余人。
七十四军在上高核心阵地与敌抵死厮杀的惨烈情景，当年在离上高约五公里远的一个山头待命的第七十军一零七师三二零团第一营的少校营长邹继衍有这样的描述：“敌军拂晓开始攻击，天稍明亮，敌出动飞机，从最初的二三十架到最多时的七八十架，犹如蝗虫一般，遮天蔽日地连续飞临上空，围绕上高城周围，反复盘旋侦察，旋即向城池和设防阵地及其外围轮番俯冲投弹，狂轰滥炸，各种火炮集中猛烈轰击，坦克开路，掩护步兵冲锋猛扑。眼看上高浓烟滚滚，一片火海，从飞机、炮群倾泻下来的钢铁，炸得地动山摇，震耳欲聋。敌军使用这么多的飞机和如此强大的炮火，这是我参战以来所仅见的。”“最令人惊服的是：当敌机、火炮猛轰时，我方阵地静悄悄地毫无反应，好像守军已经被消灭，或全部撤走。可是一待敌步兵冲锋达到有效射程，设置在战壕、山洞中的各种隐蔽巧妙的火力点内，轻重武器喷射出来的弹雨，就像冷水一般洒向敌群；配备在后方远射程、大口径火炮，也紧随着发出雷鸣怒吼，进行地毯式的迅猛疾射。在我严密火网与步炮协同反击下，打得敌军晕头转向，丢下一批尸体和被毁坦克，仓皇溃退。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拉锯战，使得凶顽的日军，在这铜墙铁壁的坚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眼看上高近在咫尺，就是可望而不可及，未能靠拢一步。这场持续近十二小时的恶战，实在算得上攻防战中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战例。”邹继衍《上高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
另一位在前沿阵地支前和劳军的上高县工作人员在回忆录中写道：“只见我方战壕挖好了又炸平，炸平了又重挖，整个山头，几乎被炸弹炮弹翻了过来。在血肉与泥土互相搅拌、互相渗透的土地上，士兵们正在抢挖战壕、掩体。他们的脸都是烟尘和鲜血，牺牲的战士身上棉衣被炮火撕裂成缕缕碎片。没有炸倒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大枝丫。在树丫上，牵挂着被炮弹炸碎的衣带和破布，残肢断臂。”王道平《长留浩气满乾坤》（《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
五十七师和五十八师在正面阵地的两日激烈抵抗，把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堵在镜山口进展不得，为十九集团军形成合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七十军和四十九军已经从左右两翼逼近日军的侧后，七十二军也在二十四日抵达上高战场。从棠浦、南茶罗而来的七十军预九师和十九师先到一步，在二十二日就向大贺茂师团司令部所在地毕家庄发起突袭，该师团司令部的战斗指挥所、锱重及野战医院都遭到了袭击。环顾四周，大贺茂焦急地发现，自己的部队被七十四军阻于镜山口，两翼和后路被另三个中国军隔断，第三十四师团已经陷于中国军东西十五公里、南北五公里的包围圈内，进退不得。这下子大贺茂自身难保，再没有心思笃定进攻上高了，在向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发出求救急电后，二十四日下午，大贺茂命令停止进攻上高，在原地固守待援。已经返回安义的樱井省三则疲于奔命，再次奉命向棠浦进发，救援被围的第三十四师团。
二十三日深夜，十九集团军已达成计划中的会战第二阶段目标，罗卓英下令各军进行全线反击，并激励各部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终于等到决战反攻的时刻了。张灵甫下了镜山，来到已经变成一片焦土的下陂桥，指挥五十八师向官桥街方向大举反攻。只用了一个白天，五十八师就攻到了桥头，第二天，部队继续向官桥街攻击前进。张灵甫来势汹汹，日军为阻止五十八师的攻势，出动飞机并再次施放毒气负隅顽抗，此时天上电闪雷鸣，下起了及时雨，毒气在风雨中迅速消散，敌人的飞机也只得一时暂停出动。两天内，五十八师在瓢泼大雨中会同友军连下毕家傲、古山、长岭、南茶罗，并将五十八师的迫击炮营拉上长岭，炮口指向泗水一线。
赶来救援的敌第三十三师团在二十七日突破了第七十军十九师在棠浦的防线，在官桥街西南与第三十四师团会合，一部到达毕家庄与大贺茂取得联系，准备掩护第三十四师团突围。
五十八师连续作战十余天，人困马乏，但是，此时的张灵甫已经打出了气势，强烈的攻击欲望使他再现猛张飞的本色。二十七日午前，他已指挥五十八师攻占傲古山，并派出蔡仁杰的一七三团向官桥街外围阵地继续奋勇突进，于午后三时进抵离官桥仅约两公里处，即将直捣官桥街核心阵地，一举端掉日军的老窝。已如惊弓之鸟的日军受到蔡仁杰的攻击，在泗水河畔乱作一团，长岭上的迫击炮营也居高临下，将愤怒的炮弹直泻渡河撤退的日军。与此同时，一七二团则向毕家庄攻击前进。
但是第三十四师团在与援军会合后，已于二十七日迫不及待强渡泗水，开始突围。
第三十四师团只顾自己奔命，倒霉的第三十三师团只得奉命为它作挡箭牌，在我围追大军的强大攻势下，该师团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连山炮队的炮弹也发射怠尽，需要依靠空投弹药，苦苦支撑了一天之后，该师团大部队也不得不渡河逃命。
二十八日凌晨，张灵甫的人马追击到了官桥街，向第三十三师团留下阻击的数百名日军发起最后攻击，将该股残军消灭。七十四军于当日收复了官桥、泗溪，开始打扫战场。
七十军、七十二军等友军则继续向日军展开追击，直至四月二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万二千名。军长王耀武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张灵甫荣获嘉奖。
上高战役的胜利，七十四军厥功至伟，获颁“青天白日荣誉旗”一面（因旗面的蓝缎上绣有白色飞虎，故又称“飞虎旗”）。从此，七十四军以“抗日铁军”威名远扬，成了名副其实的头号王牌军。
六、二战长沙，败军中杀出“赵子龙”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称赞赵子龙说：
血染征袍透甲红，
当阳谁敢与争锋？
古来冲阵扶危主，
只有常山赵子龙！
打了胜仗做英雄，一般认为是实力使然，水到渠成的事儿。可是在总体打了败仗的劣势情况下，个人依然能临危不惧，神威凛凛，来去自如，就不是常人所能为之！
七十四军在上高战役中大败日军，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极为震撼，从此，视七十四军为眼中钉，肉中刺，誓将除之以后快。
一九四一年九月，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集中了四个师团另加四个支队、一个坦克联队、两个重炮联队、三个工兵联队、两个飞行团，其中步兵总计四十五个大队，炮兵二十六个大队，于当月十八日在湘北再次向长沙发起进攻，目的在于“摧毁敌抗战意图，予第九战区敌军以沉重打击”。第二次长沙会战正式爆发。
会战开始时，薛岳把决战的重兵防线布置在汨罗江边，试图拒敌于汨罗江以北，在汨罗江畔歼灭敌军。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如果汨罗江防线被击破，日军再迂回直捣国军右翼，那么长沙就会变成又一个南昌。战況的发展果然如此。
日军很快突破新墙河、南江桥一线，即以主力向我汨罗江防线右翼包围，守军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和陈沛的第三十七军在日军重兵的进攻之下被各个击破。这一失着，造成了国民党军在会战初期的处处被动。
更糟糕的是，日军在战前已经破译了中国军队使用的密码。
犹如两名棋手在对弈，薛岳下的是明手，他的调兵遣将，随着空中无线电波“的的嗒嗒”地频繁往返，不时被日军情报部门截获破译；而阿南惟畿下的是暗手，特情机关的情报让他及时掌握中方的意图和部署，得以从容修改作战计划，日军未战已得先机。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傍晚，日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于当日下达了开始“汨水会战”的命令，打算在击败金井附近中国军队后，向浏阳河下游追击，继而攻取长沙。
战局急转直下，九战区司令官薛岳紧急请示军委会命令第七十四军参加长沙会战。“敌七十四军之由东方出现，冲击了第十一军挺进长沙的作战设想，遂于二十二日夜命令解除第六师团占领平江的任务，并令其拖住第七十四军。”
第六师团是日军的精锐部队，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将精锐师团特地调往捞刀河迎战第七十四军，显示阿南惟畿对这支即将到来的对手极为重视。
阿南惟畿针对七十四军的逼近，一边调整作战方案，一边等待时机，企图趁其在运动中，除掉这个令日军如芒刺在背的“重庆军”劲敌。二十五日，日军综合各项情报作出判断：“第七十四军的先遣第五十七师，似企图向洞阳市、大经桥（洞阳市东侧）地区集结。”
这正是阿南惟几一直期待出现的局面，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时刻，阿南惟畿立即调集主力，准备与七十四军决一死战。
上高战役之后，七十四军在江西的分宜、新喻、上高休整，经过第二期攻击军的整训，全军的兵员、武器都得到进一步加强，兵强马壮。九月十八日，薛岳以急电向在江西的王耀武下达命令，要七十四军速开浏阳前线参战，七十四军立即分头行动，驻上高的五十七师为先头部队，驻分宜的张灵甫率五十八师居中，军直属部队紧随其后，新喻的五十一师殿后，部队分三批从赣北向湖南进发。出发这天是九月二十一日，部队刚一移动，日军在当天上午就截获了这个令“军司令部顿时为之震动”的情报。
日军的空中侦察立即将发现国军大纵队北上的情报反馈到了第十一军司令部，这些报告七十四军不断向湘北战场移动的情报，使阿南惟畿和木下勇下定决心，赶在七十四军抵达之前提前向我汨罗江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并将第六师团转用于捞刀河，迎击七十四军。
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调动一般昼伏夜出，以避免日军空袭，但是，常驻赣北的七十四军急调湖南战场，数万人马也不能说走就走，毕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补给运输的筹措搞得手忙脚乱，拖延了两天时间，等到部队开拔，日军已经突破新墙河，正渡汨罗江占领南岸阵地。为了尽早赶到战场，王耀武不得不让部队日夜兼程。
雨过天晴，秋高气爽，从空中鸟瞰，浏阳西北的蕉溪岭隘道上，五十七师和五十八师一字长蛇的队列一目了然，醒目的辎重纵列更是无法隐蔽。二十四日傍晚十七时日军空军报告：“浏阳至万载间，目视发现有约一万五千多名的敌军大纵队。”得到情报的日机蜂拥飞来，追着这醒目的空袭目标大举轰炸。
由于军作战参谋对部队要经过的地形未详加研究，特别没有防空措施，因此在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第五十七师、第五十八师及军部通过浏阳城西蕉溪岭隘路时，受到敌机的轮番轰炸扫射。在一条上下十五里两面是石山的羊肠小道上，密集部队伤亡重大，未曾参战，就被敌机将指挥系统打乱，挫伤士气，给以后的战斗带来不利。（罗文浪《蕉溪岭及春华山的遭遇战》）
七十四军正冒着敌机狂轰滥炸拼命赶路，第九战区司令部对该军的使用却发生了分歧。薛岳和参谋长吴逸志认为，日军突破汨罗江的阵地后，一定要直取长沙，而长沙是万万丢不得的，他们决定由七十九军守长沙，七十四军守长沙以东的黄花、永安地区。薛岳和吴逸志的这一方案等于将外围的第二线兵团全部收缩到长沙周围，将外线拱手让与日军受其包围。而参谋处长赵子立则认为：“现在作战的关键问题，是日军和我军争夺外线的问题，得之者胜，失之者败。”赵子立主张将七十四军暂停浏阳东北的外线位置，等待第十九、第三十集团军等大部队会合后，以十七个师的兵力组成外线兵团向袭入长沙的日军同时进攻。果真如此的话，双方内外线逆转，国军还有望打一场上高会战那样的反包围，即使打不了歼灭战，反咬它一大口也算是反败为胜，日军在此情形下必将突围而出，长沙短期即可收复。但是，薛岳太过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愿意冒长沙失守的风险，他不理睬赵子立的意见，固执地决定执行他的既定方案：将第二线大军收缩在长沙周围，确保长沙。
九月二十五日，屡遭日军轰炸突袭的七十四军终于在浏阳集中，薛岳亲自电令王耀武急开黄花市，在春华山、永安市、黄花市沿捞刀河南岸占领阵地。
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廖龄奇与张灵甫一起率五十八师赶抵战场，全师在永安市、东林寺、春华山一带展开，巩固长沙至平江大道地区，正面迎战由路口畬南进的日军。王耀武则执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命五十一师与军直属部队继续向黄花市推进。
春华山距黄花市约九公里，离长沙市区以东约三十公里。最先与七十四军遭遇的，是日军的第三师团花谷先遣队。据日军战史称，第三师团原本并不担当围歼七十四军的作战任务，它是奉命经上沙市向金潭附近追击，并在该地渡过浏阳河向长沙南侧地区继续追击中方的溃军，它的行进路线是由北向南。当七十四军自东向西向长沙以东的黄花、永安地区挺进时，正如赵子立所预料，南下的第三师团恰好斜刺里撞到了七十四军的右侧，双方在春华山意外遭遇。
二十六日上午九时，正在春华山展开阵势的五十七师发现花谷旅团的一个先遣大队到达春华山附近，准备南进抢占金潭渡河点，便立即发动截击。日军起初还以为是溃散的中国残兵偷袭，当遭到重机枪连续猛烈攻击后，发现对方的抵抗意外强韧，才判断是遇到了中国军队的主力，先遣大队队长池边不敢恋战，乘守军尚未完全展开，伺机寻找薄弱处向西迂回南下。
接踵而至的花谷旅团主力就没那么幸运了，当他们在正午前到达时，五十七师和五十八师正在春华山、永安市一线抢占要点，虽然是仓促应战，一旦开打，七十四军还是抖出了王牌军的威风，南下的第三师团遇到了强有力的抗击，双方首先在春华山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敌花谷先遣队和随后赶到的第六联队先后沿春华山东西两侧向七十四军进攻，遭到五十七师和五十八师第一七三团的猛烈反击，仅东侧一五五三高地一战，欲经宝塔冲—横杭开往莺山咀的日军中川大队，半日内重机枪的弹药就消耗殆尽，中队长万年良雄战死。日军的战史也毫不讳言守军的作战意志极其顽强：“重庆军不断增加兵力，进入左侧意图包围中川大队，受到我重机枪集中火力阻击的敌捷克式机枪射手前仆后继，进行十数次应战后，始从阵地消失。”西侧的第六联队的攻击也同样不顺利：“重庆军凭借坚固阵地依靠大量士兵发挥火力顽强抵抗。攻击开始后约三十分钟，第一线不断出现伤亡，虽夺取了敌阵地的高台端部，但以后由于炽烈的火力及敌干部带头顽强反攻，致使攻击受挫。”（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
在七十四军的反攻中，又一名日军中队长下岛正利毙命。
七十四军在二十六日争夺春华山的战斗中虽然有所斩获，战局在傍晚却不幸开始恶化，受命截击七十四军的敌第六师团在连绵的山地昼夜急行军，于当天傍晚到达捞刀河畔，主力集结于大桥市至北盛仓附近准备攻击捞刀河左岸，与此同时，敌第十一军军部再命第四十师团进入北盛仓附近，准备参加永安市方面的战斗。七十四军腹背受敌，陷于敌人将近三个师团的围攻之中，双方阵地犬牙交错。
五十八师的三个团的位置，蔡仁杰一七三团在春华山北与敌激战，在敌机的剧烈轰炸下，该团第一营、第三营连长伤亡殆尽，一七二团和一七四团在永安市、伍家渡等一线，其中以一七二团在永安与敌第三师团石井信的第十八联队的战斗尤为激烈。
二十六日下午十五时左右，永安遭到日军急袭，五十八师从西面迅猛反攻，将突向捞刀河桥梁的一个日军大队与其师团主力斩断，可是敌第十八联队的主力很快赶到。入夜，敌第三师团的战斗指挥所也进入永安市。日军意图乘五十八师态势尚未完备之际将其击灭，双方在永安南方约一公里的一四七高地一带彻夜激战。廖龄奇和张灵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凌晨二时许，凄厉的冲锋号在黑夜中骤然吹响，五十八师竭尽全力向敌军连续发动三次猛烈反攻，敌人的攻势顿挫，敌森胁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也战死。
黑夜里，永安在燃烧，熊熊的火光在二三十里外也清晰可见。
一直以胜利者的口吻洋洋描述其长沙作战的日军战史，在叙述永安之战的时候，对日方的损失亦难掩痛惜之情：“到处展开手榴弹战，在燃烧的永安市中进行着凄惨的白刃战。森胁大队的两名中队长战死，攻击受挫……森胁大队长决心拼死战斗，亲自指挥第八中队的一个小队，并由正面部署中队主力潜入敌阵的间隙，一齐发起冲锋，冒着迫击炮的密集炮火潜入敌阵，突破手榴弹的火海。经过激烈的交手战后，于二十七日十五时终于夺下一四七高地。重庆军勇敢进行了多次反攻，但在森胁大队长挥舞战刀带头冲锋下一一予以击退。石井联队长于六时继森胁大队之后攻击前面的敌军。并命令土屋大队‘应尽量由东方联系第一大队攻击面前之敌’，准备向永安市东南侧地区攻击的土屋大队，在山炮的紧密支援下，于八时三十九分向一五六高地北侧台地发起冲锋，当即占领该地。重庆军在大举进行猛烈掩护射击的同时，并以手榴弹反复进行肉搏攻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此期间，得到山炮的紧密协助，过午才保住了该地。但第七中队一次丧失了中队长西谷诚太郎大尉以下全体干部，中队的伤亡达到六十余名。”（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
日军不得不承认，第三师团在作战期间损失严重，仅步兵第十八联队就死了八个中队长，花谷旅团伤亡人数据日方的报告达八百余人，这些伤亡主要是发生在永安之战。而从阿南惟畿在永安之战后认为该师团损失甚大，以致不忍使该师团再向株洲追击一事来看，日方战史所报的该师团实际损失人数很可能大为缩水。
随着日军第六师团投入战斗，敌人的兵力已经明显占居优势，五十八师即使拼死反攻，要想凭一师之力挽回颓势是不可能了。二十七日下午二时，五十八师一七三团与一七四团虽然在伍家冲以北插入第六师团防线，但是在右翼的日军已经越过春华山，向黄花市以东的五十一师阵地进攻。
日军从侧翼突破春华山，五十八师的部队开始被日军包围切割，部分溃兵一路退向长沙，出现在黄花市的七十四军司令部附近，令王耀武紧张得脊背发凉。日军继续以七十四军三倍以上的兵力猛攻黄花市，还以伞兵在黄花市以南空降，配合敌便衣队及汉奸四处活动，破坏电线，鸣枪扰乱。二十七日，王耀武的军部和野战医院遭到袭击，军部被砸，战略物质被抢掠一空，王耀武在卫士排的保卫下撤离。薛岳得悉战况，知道再不让七十四军突围，这支王牌军将毁在他的手里，则罪莫大焉。二十七日下午五时，薛岳发出命令：七十四军各师自行分批突围，转移到浏阳河以北集结。
阿南唯畿得知七十四军已被日军重兵分割包围，伤亡惨重，一改日军不夜战的习惯，命令连夜追击。漆黑的夜空中不时传来日军惨杀俘虏的惨叫声和日军的淫笑声，令人毛骨悚然。王耀武在卫士排的护卫下刚转过一个山坡，迎面遇见鬼子的一个中队，卫士排长急忙命令两个卫士搀扶着王耀武躲进山沟里的草丛中，自己带着卫士排上前迎战。片刻功夫，卫士排全体阵亡，卫士排长被俘。日军中队长问军部在哪里？排长说早就撤走了，再问撤到哪里？排长说不知道。灭绝人性的日军一刀把排长劈成了两段。王耀武眼见着卫士排长为保护自己而牺牲，气愤得伸长脖子要骂，两个卫士急忙捂住他的嘴，牢牢地把他按住，生怕他招来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消灭了卫士排，感到心情大爽，就点起篝火围坐一圈休息进食，叽哩哇啦地谈笑起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王耀武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弟兄们跟我冲，消灭这帮狗狼养的。”紧接着枪声大作，夹杂着手榴弹的阵阵爆炸声。
王耀武急忙扯着嗓子喊：“外面的人是谁？”“我，张灵甫。”
原来是张灵甫率领部分部队突围，远远看见一批日本鬼子围着篝火休息，就打了过来。
王耀武一大步就跨出了草丛，张开双臂抱住了张灵甫。两个惺惺相惜的抗日英雄，在突围的危难时刻意外相逢，自是激动异常，百感交集。
消灭了日军中队，撤退到安全地带以后，王耀武一把将张灵甫拉到自己坐的长凳上，两人并排而坐。万分激动的王耀武，心中百感交集，却是未发一言，只是用一只手不停地、轻轻地拍着这位得力猛将的肩膀……
第五十一师与五十七师摆脱了日军的纠缠，顺利撤出战场，五十八师则因已陷入与敌混战之中，战斗激烈，难以迅速脱离战场，损失最重。五十八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参战官兵约一万一千九百人，伤亡超过百分之四十，其中阵亡将近百分之十，难得的是，五十八师在激战中伤亡近半，并且被完全优势的日军包围切割，但是大部分依然突围而出。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态势之下能够将部队撤下来，避免全师覆没的命运，这在师长廖龄奇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但是他接下来的举动却铸成了不可挽回的大错。廖龄奇抗拒了战区要五十八师退往浏阳的命令，自行将一部由湘阴港渡过浏阳河，集结于镇头市西南许家桥、土桥及南门坝，收容以团、营乃至连为单位突围的部队，收容完毕之后，廖龄奇强行拦下一列火车，将残部拉到株州整理，自己则顺道回祁阳探亲去了，没有再参加后期的会战。
从廖龄奇以往的作战表现和他部下的评价，他不似一个贪生怕死的鼠辈，这次他何以擅自半途离队回家？是不满上级对他的错误指挥而负气出走，是认为残部已无力再战，还是倦鸟返巢？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廖龄奇擅自将部队后运株州，不仅直接藐视了战区长官部的权威，也被认为是畏战逃跑行为，并使五十八师错失了与五十一师和五十七师一起在二十八日后发起的侧翼攻击行动。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期，薛岳在长沙东郊被攻破后打了一场艰苦的防卫战，陈诚在第六战区适时进行了宜昌反攻，策应第九战区的行动，使得华中日军不得不做出调动，多少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九月底，第九战区的战况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逆转，中国军队转守为攻，对撤退的日军围追堵截，至十月初，长沙近郊之敌开始全面后撤。五日，敌军大部经湘阴、营田北逃，七日正午，国民党军全部收复失地，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战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由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南岳军事检讨会议，七十四军虽然伤亡惨重，但是五十一师与五十七师在会战初期和后期的战绩还是得到了上峰的肯定，各获奖法币一万五千元，军长与两位师长获颁宝鼎勋章。
检讨会结束之后，廖龄奇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廖龄奇死后，蒋介石于十月二十四日即亲批张灵甫接掌帅印，任第五十八师代师长，着手收拾残局，张灵甫并于当年冬正式升任正职。
七、鄂西追击战，横扫日军如卷席
为了使长江航运湖北段畅通无阻，并振奋因第三次长沙会战失败而消沉下去的士气，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决定发动鄂西会战，并定在中国人过农历新年期间先进行“江北作战”。日军的江北攻势自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旬发起，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首先拔除了突入其占领区，在汉口、岳州、沙市的长江北岸三角地带活动的我一二八师王劲哉部的根据地，之后在三月八日展开渡江作战，以一部兵力渡过长江占领沙市南岸和石首、华容、弥陀寺地区。第六战区组织部队对渡江的敌人进行了反击，但是战区的反攻意愿并不坚决，结果让为数不多的日军滞留江南筑起了滩头阵地，这给下一阶段鄂西会战的江南战斗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有了江南的前进阵地作为依托，日军得以利用桥头堡轻松运兵过江，一个月后，横山勇在长江两岸集结重兵，发动“江南作战”，第六战区节节败退，日军攻击宜昌以西要地石牌，如石牌陷落，则贵州和川东的门户洞开，重庆危矣。在此千钧一发之时，蒋介石亲自电令七十四军前往鄂西救援。
五月二十八日，五十一师和五十八师到达石门。五月底，在第十八军胡琏第十一师的顽强阻击下，石牌久攻不克，日军无奈回撤，战区下令追击。六月二日，七十四军奉陈诚之命立即北进，加入追击战斗。
七十四军的三个师中，五十一师是王耀武的起家老底子，多留为预备队随军部行动；五十七师以防御战见长，多用于固守要点；五十八师属于全攻全守型，又有一位企图心强作战不图保存实力的师长，所以每每充当全军的尖刀。这一次张灵甫依然为攻击前锋，周志道紧随其后。
五十八师很快逐灭了湘西北的王家厂、暖水街一带的小股日军警戒部队，继而出湖南与五十一师一起向公安、松滋长驱直入。公安和松滋均位于湖北境内的长江南岸，两地在五月十六日和十八日先后被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和第三师团占领。当日军后撤遭到追击，部分已经渡过长江的部队又奉命返回南岸对追击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以解救滞留南岸被包围的后卫及收容部队，仍在公安的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也向西驰援。六月六日拂晓，该旅团进至松滋以南，在磨盘洲西南约十公里的裴李桥附近与五十一师遭遇，五十一师一五二团与敌浴血奋战，伤亡数百。接到王耀武的增援命令，张灵甫立即调一七四团向松滋方向出击，猛插敌人的侧翼，该团前锋第三营迎着敌人猛烈的拦截炮火冲杀，在营长牺牲的情况下依然向日军阵地英勇突进。张灵甫与周志道几年来在战术和战斗配合上已经相当默契，两人指挥两师协同夹击敌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使得该旅团成为日军在这次会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支部队，其独立步兵第八十七大队大队长浅沼吉太郎和第八十八大队大队长小野寺实也在这两天的战斗中殒命。
驱逐了松滋附近的日军，张灵甫调头向东，在五十八师步步紧逼之下，当面的日军逃往公安，东渡虎渡河，第六战区司令部命令王耀武乘胜追击收复公安。六月十三日，张灵甫追到虎渡河边，迅速占领河西沿岸鲍关、谷升寺、五首旗各要点，由于日军将渡船焚烧一空，五十八师当日无法立即渡过暴涨的河水发起进攻，张灵甫命令师工兵营在大水中抢搭浮桥，次日，在凌晨夜色中，全师主力全部抢渡过河。面对五十八师的咄咄攻势，公安的日军无心恋战，坚持到十四日中午开始向东突围。张灵甫突入公安后，派出一个加强团，由一七二团团长明灿率领，继续向孟家溪镇跟踪追击，公安县全境大部收复。
长江南岸，日军在藕池口、石首、华容、密陀寺还占据着桥头堡阵地，自三月间占领以来，他们不断加修堡垒工事，意图长期占领，作为南下的跳板，第六战区在四月份展开的反击失败，与这里地势开阔，湖泽棋布的不利地形也不无关系，经过三个月的经营，敌人在这里的工事愈加坚固，攻坚不易。鄂西会战结束后，日军大部撤退过了长江，第六战区的部队在六月下旬曾经对孤守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区的日军展开包围作战，但是战区对清除敌人这些江南据点似乎缺乏信心，也不想部队在攻坚中再遭受更大的损失，因此仅保守地指示相关部队可以“相机攻击”。既然上级的态度是打不打由各部自己看着办，作战的成效就因人而异了。
张灵甫打仗还是一惯的尽心尽力，收复公安后，他凭借七十四军比其他部队优势的炮火和熟练工兵，指挥五十八师对藕池口的日军展开凌厉的攻势，至六月二十八日，五十八师一马当先，已经攻占了藕池口以北仅四公里之遥的杨林市，准备南下发起正面进攻。可是，并非人人都像他一样乐于打仗争先，自有其他友军在相机行事，徘徊观望。王耀武见状，也不愿意自己的部队孤军突前，便向张灵甫鸣锣收兵。
第六战区不吸取教训集中兵力斩草除根，听任日军的前进阵地在自己眼皮底下存在下去，等于是放弃了将这一段的长江天堑作为天然屏障，让日军继续占据今后渡江作战的便利，这实在是一大失招。
八、常德保卫战，惨烈的搏杀，铁血虎赍
洞庭湖畔的常德是湘西粮仓，也是湖南西北部通鄂、川、黔三省的门户，由于位居要津，自古被兵家视为战略要地。日军若占领该地，东南可监视长沙、衡阳，向西可顾及四川的东部，成为足以威胁重庆的战略要冲。
一九四三年十月中下旬，横山勇的第十一军和第十三军的第一一六师团共约十万余之众，在湘鄂边界完成集结，兵锋直指常德。
十月二十八日，军令部根据日军的动向，令第六战区的第十和第二十九集团军准备阻击消耗来敌，同时调驻浏阳的第一百军至益阳待命，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担任守卫常德的主力军。
石门和慈利，一北一西互为犄角，构成常德西北方向的屏障，成为日军必须扫除的主要障碍。
十一月十二日，日军向我石门守军发起进攻。十一月十四日，守卫石门的第七十三军经受不住敌人主力的猛烈进攻，被迫撤出战斗，残部退往慈利方向收容整理。殿后的暂五师因被日军包了饺子而全军覆没，师长彭士量将军壮烈殉国。
石门失守当天，军令部向王耀武发出电令：“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坚守常德，其余主力控制慈利东南白鹤山、鸡公岩、燕子桥间之地区，保持机动，争取外翼侧击敌人。”
十一月十五日，张灵甫率领五十八师从河洑出发，向三都岗、燕子桥、黄莲洞急进，晚间到达指定位置后，派出搜索队向石门方向搜索侦察。
攻占石门的是日军赤鹿理的第十三师团，冈村宁次对第十三师团的评价非常高，认为该师团是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货真价实的日军王牌部队。十六日，第十三师团兵分两路从石门出发，一路由第一一六联队和配属第十三师团的佐佐木支队（属第三十四师团）沿灃水向七十四军主力左翼挺进。一路以伊藤义彦的第六十五联队为主力，沿石慈大道直接向慈利扑来。黄昏时分，五十八师的搜索小队与伊藤联队的先头部队第一大队在猫儿峪狭路相逢，慈利之战在双方前哨部队的黑夜枪战对峙中开始。
七十四军的一线阵地位于扁担垭、赤松山、垭门关，位置突前，被王耀武派去担当正面主阵地前卫的，又是张灵甫和他的五十八师，五十一师阵地在其后方的白鹤山、星德山、仙娘庙一线。十一月十七日早晨，伊藤联队向守卫七十四军正面主阵地的五十八师发起攻击。刚刚击败驻守石门的七十三军的日军斗志正旺，但与五十八师在慈利郊外初次交手，就发觉这一仗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日军战史记载了这场两军的初战：“约有一个营的敌军占据着赤松山附近。部队从十七日早晨开始攻击该敌，敌人战斗顽强，直至日落仍不能击退该敌。”（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八（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中国派遣军》（下）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高书全译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
傍晚时分，敌第三师团等增援部队纷至。听说敌人援军源源不断地赶来，五十八师的部分官兵流露出畏难情绪，信心出现动摇，张灵甫亲自来到第一线给基层官兵们鼓劲。当晚，五十八师在他的沉着指挥下与来敌激战，稳守祖师殿、落马坡、羊角山一线，阵形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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