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诺门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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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诺门坎试读：

内容简介

诺门坎之战，这场爆发在71年前的战争，早已硝烟散尽，被人们渐渐忘却。但是，随着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又重新被人提起，只因为，在这里，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军队，遭到了可耻的第一次惨败，一场足以让他们牢记一生一世的惨败。重新回味苏日诺门坎之战，我们能够从中读出什么？又会对今天处置钓鱼岛争端有何启示？就如那首旧歌谣所唱的：“客人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斯大林巧妙的设了个小圈套，就网住了盘踞远东的恶狼，狠狠打断了其脊梁，打出了远东六年和平，打出了苏联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对付日本人，一要敢下手，二要下手狠，不能犹豫不能轻饶，只有打疼打痛，他们才会收敛自己的野心。那么，今天中国人，从斯大林身上，从诺门坎之战中学到了什么？

第一章　远东战云

长期以来，日本统治者和某些学者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偶发事件或军部右翼分子的独断行为，这显然是为其侵略行为进行粉饰。以明治天皇“布国威于四方”为中心的扩张主义、以“脱亚人欧”为中心的极端民族主义和以新旧财阀为中心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三者经过长期混合发酵终于酿成了赤裸裸的对外军事扩张战略。在世界经济大危机面前，这一扩张战略在日本政界、财界、军界甚至被舆论左右的国民之间形成共识，即通过对外扩张转嫁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其具体主张或急或缓、或柔或刚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才是发生“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

20世纪前半叶是日本经济危机频发的历史阶段，爆发于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在日本现代史上多被称为“昭和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4日是一个“黑色的星期四”，纽约股市暴跌，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环也在劫难逃。这次危机对日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及对外战略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不仅对理解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对解读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缺陷，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危机的背景和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危机发生这一历史时期，是日本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动荡、对外不断强化扩张侵略的特殊时期。在经济上，景气与危机交替出现，与此相联系，在政治上社会动荡、政局不稳。这一时期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是对日本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大事件，日本也正是在继承这两大事件所造就的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迎来这次大危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不仅给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提供了空间，而且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战争景气”。从大战第二年的夏天开始，日本的贸易出口激增，海运异常繁荣，这些给出口产业、造船工业以及包括矿业在内的基础工业和有关工业创造了发展和繁荣的契机，使得各产业部门都得到飞速扩张。整个制造业增长30倍以上，化学工业增长96倍以上，1918年下半年主要产业的利润率达到55.2%，其中个别时期更高达191.6%，造船业也达到166.6%。②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从明治以来的长期人超国而一跃成为出超国，产业结构也从战前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14年，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45.1%，工业比重为44.5%，大战结束时农业产值比重降为35.1%，工业产值比重上升为56.8%③），同时一批“战争暴发户”大发战争财，成长为“新财阀”，垄断资本进一步发展。此外，日本在大战期间也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15年，大隈内阁向中国提出21条，要求扩大日本从“满蒙”到中国北部、中部以至南部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权益，通过各种手段急剧扩大了对中国的贸易额和投资额。“战争景气”随着大战的结束而告终，随之出现的是半年的经济萧条。战后第二年又出现了持续一年左右比战时还要好的“疯狂的繁荣”，然而这种战后繁荣并没能继续维持下去，1920年春又出现了真正的战后经济危机。危机深重且波及面大，股价暴跌、企业倒闭、银行挤兑、经济萧条。日本政府筹措发放救济金融贷款，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努力使危机趋于缓和，但此后日本经济除了1921年的“中间景气”外，再也没有出现过繁荣，停滞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正时代的结束。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战前多年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秩序尚未重建，世界处于动荡混乱之中。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战后经济萧条的长期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昭和经济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23年，日本发生了里氏7.9级的“关东大地震”。这次强震是在战后经济危机当中日本经济处于萧条徘徊的情况下发生的。工厂、机关和民房倒塌或者烧毁，金融机构及股票和商品交易陷于瘫痪，使得本来已经萧条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作为历史遗产留给昭和时代的救济措施后遗症，给昭和时代的日本经济带来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其负面影响尤为深远的是针对关东大地震的“救灾票据”，它是由政府直接补偿、让日本银行实行救济性再贴现的灾区支票。日本银行的此项贷款高达4.3亿日元，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成为1927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这次金融危机使新财阀铃木商店破产和政府的台湾银行倒闭，整个日本银行界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在日本经济处于萧条之际，爆发于美国而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把日本推向了危机的深渊，使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昭和经济危机”的一大特点，是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而且影响深远。从1930年到1932年持续达三年之久。金融、工业、贸易、农业等多种危机连环爆发，其冲击性和破坏力远超过20世纪前30年的任何一次危机。1920-1921年的战后经济危机使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9.9%，而这次危机使其下降了30%以上。这次危机首先从商品和股票的价格暴跌开始。1930年的批发物价比1929年下跌18%，1931年与1929年相比则下跌30%以上。①股票价格的跌幅也大体相当，如果把1914年1月的股票价格指数设定为100的话，那么1930年6月跌至74，1931年9月再跌至69。②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要满足其扩张本性就必须依赖国际贸易解决工业原料和商品市场，而经济危机却沉重打击了它的进出口贸易。1929年的外贸总额为43.6亿日元，1930年降至30。1亿日元，1931年又降至23.8亿日元。进口额1931年比1929年下降44%，出口额下降47%。③受物价暴跌和外贸萎缩的影响，工业生产急剧下滑。1929年工业生产总值为77亿多日元，1930年降至59亿多日元，下降23%，①1931年再降为51亿多日元，比1929年下降32.9%。1930年破产企业达823家，减资的有310家，②1931年3月，陷于破产和停业状态的银行达58家。③

日本这次经济危机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对农业的冲击特别厉害。危机前的日本农业依然处于地主、垄断资本双重压榨下的半封建小农经济阶段。日本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野吕荣太郎在分析此前日本的经济状况时曾指出：“工业资本主义急速地高度发展和农业资本主义缓慢地低度发展（两者的不平衡日益严重），成为日本资本主义根本性的、致命性的矛盾。”④这一矛盾在危机爆发之后进一步加剧，垄断资本利用价格垄断和限制生产等办法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失，分散落后的农业经济在危机面前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由此进一步拉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把广大农民推向了破产的边缘。商品化程度高的农副产品大米和蚕茧是广大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危机之后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连年下跌。1930年4月每担大米的价格为26.91日元，同年12月降为17.7日元，而当时每担大米的生产成本却需要27-28日元，因此虽然稻谷丰收却由于价格暴跌而出现“丰收饥馑”。⑤1929年春，每贯（3.75公斤）蚕茧的价格为7.57日元，1930年跌至4日元，1931年又跌至3.08日元，⑥这又使占全国总农户4/10的养蚕农户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养蚕地区的地方银行也有17家因此停业。

二、日本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和措施

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至1932年危机得到控制并出现景气苗头，日本经历了滨口雄幸、若榇礼次郎、犬养毅三届内阁，从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和措施看，大体上可分为“井上财政”和“高桥财政”两个阶段。

1929年7月成立的滨口雄幸内阁推行两大政策，即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的“协调外交”政策和井上准之助藏相提出的“紧缩财政”政策。井上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尽早实现落后于西方各国的黄金解禁，即恢复金本位制，⑦使日本经济回到国际经济的正常轨道上来。

井上人阁之后，立即着手黄金解禁的准备，其准备工作之一是为维护因投机而急剧暴跌的外汇行情补充外汇储备。政府命令横滨的正金银行购买出口票据，再由政府和日本银行将票据秘密地认购下来，至1929年末，外汇储备恢复到2.5亿日元。第二项准备工作是为防止黄金外流，设置了对日贷款和由日本银行处理民间存款的硬性规定。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929年11月21日，发布了日本将于翌年1月11日起实行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命令。开始井上财政政策的基本构想是：如果日本的物价在国际上比较高的情况得到纠正，日本就会开辟通往“真正繁荣”的道路，他认为黄金解禁将使外汇行情趋于正常，通货收缩将会使物价下降。然而，大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的物价普遍下降，日本的高物价并未得到多大纠正，他也没有料到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金本位制重新瓦解的趋势，黄金解禁和紧缩财政带来的经济萧条，再加上突如其来的大危机，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紧缩财政进一步抑制了社会需求，“产业合理化”政策使失业队伍进一步扩大，黄金解禁后汇率上升带来的物价下降，使危机时期已经出现暴跌的物价进一步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丁商业者、工人、及广大工薪阶层遭受沉重打击，而且殃及到抵抗力本来就差、建立在落后经济结构上的农村经济和农民。“农村的穷困”，作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凸显出来。

1931年4月，在滨口首相及内阁遭到恐怖袭击后，成立了第二次若榇礼次郎内阁。这届内阁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推行所谓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日本企业的素质，尤其是用排出国内过分竞争的办法来加强国际竞争能力。同时，还依靠政府行为，在企业界大力推广组建卡特尔，并为加强其活动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对中小企业组成的卡特尔也制定了“工业组合法”，根据扶持托拉斯的政策，推行了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大型企业合并。在大危机时期推行的产业合理化政策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通过推行这一政策，企业裁员增加，工人工资降低，劳动强度提高，进一步激化了劳资矛盾，被指责为“日本式的产业合理化”。①据日本官方统计，至1932年，失业和半失业者高达300万人，广大工人阶级挣扎在死亡线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英国再次放弃金本位制，使币原外交和井上财政政策宣告破产，第二届若榇内阁也自动垮台。继而成立了犬养毅内阁，启用高桥是清为藏相。高桥在就任当天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终止井上财政政策，断然废止金本位制，再次禁止黄金出口，连同后来实行的停止兑换黄金措施一起，使日本进入了所谓的“管理通货制度”时代。宣布禁止黄金出口后，国内物价持续上升，日元对美元的比值大幅度下降，日本这种对内保持垄断性高物价、对外采用日元贬值的办法扩大出口的政策，在国际贸易中叫做“倾销”。这一政策使日本商品出口额从1931年的11.5亿日元，增加到1934年的21.75亿日元。②日本这种倾销政策的实质，是依靠加重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来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这必然要激化国内外矛盾。在世界各国的反对声中，日本的出口贸易从1935年起出现呆滞。另一方面，高桥在中国东北战火蔓延、国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五·一五事件”①发生的情况下，不得已发行赤字公债，以弥补膨胀的财政开支和庞大的财政预算。

高桥是清后来被美国学者称赞为走在罗斯福新政前面的凯恩斯财政金融政策的先驱。他以低汇率为武器增加出口，使经济景气在其任藏相时期得到了恢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也无可否认高桥的财政政策不管其初衷如何，客观上对日本经济走上军事通货膨胀道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在1934年冈田启介内阁初期，高桥曾推荐藤井真信为藏相，试图抑制包括军费在内的预算膨胀，怎奈自己的财政政策养虎遗患、自酿苦果，成为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牺牲品。②代表日本大危机时期两条截然不同财政路线的井上准之助（1932年2月被杀）和高桥是清两位藏相，均牺牲于右翼的恐怖活动。

长期以来，日本统治者和某些学者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偶发事件或军部右翼分子的独断行为，这显然是为其侵略行为进行粉饰。以明治天皇“布国威于四方”为中心的扩张主义、以“脱亚人欧”为中心的极端民族主义和以新旧财阀为中心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三者经过长期混合发酵终于酿成了赤裸裸的对外军事扩张战略。在世界经济大危机面前，这一扩张战略在日本政界、财界、军界甚至被舆论左右的国民之间形成共识，即通过对外扩张转嫁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其具体主张或急或缓、或柔或刚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才是发生“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

1931年8月3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给陆军大臣的信中说：“本庄繁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③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归根到底，除非积极地夺取并扩大国外市场，并同时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缓和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之外，是不能彻底地消除经济危机的。

中国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之后，主张废除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宣布废除业已期满的中日通商条约，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也使日本的对中贸易遭受沉重打击。张学良易帜后加强了抗日和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系，并加速了旨在包围“满铁”的铁路网建设。严禁向日本人出卖土地，实际上是否认了土地商租权。而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对外投资的70%是在“满洲”，这里是煤、铁重工业原料和日本农用肥料豆饼的供应地，同时也是日本纺织品的巨大出口市场。在军事上，中国的东北既是对抗北方苏联的据点，也是干预中国民族革命并进一步向南扩张的基地。日本对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取得的对于“关东州”的租借权、满铁经营权、满铁附属地区行政权、军队驻扎权、满铁并行线路禁止权、铁路借款权、矿山开采权、土地商租权等向来视为禁脔，不容染指。

满铁公司是日本“满蒙特殊利益”的龙头，它对中国的投资占日本对中国投资总额的40%，占日本对中国东北投资总额的63%。①然而，中国方面正在筹建一条与满铁并行、联结葫芦岛的铁路线，这将对满铁的利益构成直接威胁。恰在此时，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满洲”。大豆、豆油和豆饼这三种“满洲”特产是与国际市场有密且联系的国际商品，遭受经济危机打击的德国油脂业减少了对大豆和豆油的进口，日本由于农村的贫困化也减少了对豆饼的需求，三种产品价格暴跌使东北农村陷于贫困，同时也就意味着堵塞了日本纺织品的销路。另外，银价的暴跌使中国铁路由于用白银结算运费而处于有利地位，因此使满铁的运营收入源源不断地流人运费越来越低的中国铁路。更有甚者，如果葫芦岛港建成，大豆和煤炭的运输对满铁更加不利，旅顺、大连也将出现萧条，转嫁国内经济、政治危机，扩大海外市场的美梦就会破灭，“九·一八事变”正是在日本各界这种危机感的迫使下发生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是其长期的对外扩张战略，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国际背景下催生出来的一种转嫁国内经济、政治危机的重大举措。

三、对昭和经济危机的解读及对今日的启示

首先，日本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当危机首先发生在美国这一环节时，雄起于东北亚的日本不可能屏蔽来势凶猛的危机传导力，卷入危机的漩涡不可避免。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时期的殖产兴业，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了早期工业化的国家。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初步确立了它在东北亚地区的霸主地位，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又大发战争财，实现了战争繁荣和战后繁荣，使其资本主义的垄断性进一步加强，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也更加密切。不仅如此，日本国土的狭小和资源的贫乏与垄断资本主义日益膨胀的市场需求严重失衡，这就决定了日本较其它国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更强。这种严重依赖海外贸易的经济结构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当重要的贸易伙伴发生经济危机时，不可避免地要传导到日本国内；二是当利益攸关的海外市场发生危机时，日本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以保护在海外的既得利益。

其次，相对于欧洲早期自生型的工业化，日本的工业化是传播型的。这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上而下，政府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特征从明治时期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景气还是萧条，都可以看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强大作用。在昭和经济危机时期，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调控的力度大、干预的范围广，比如金本位制的恢复和放弃、财政政策的紧缩和放宽、对外战略的阴柔和阳刚等都与内阁的换届有直接联系，经济状况也随着政府政策的转换出现明显的波动。

再次，通过侵略中国转嫁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是日本政界、财界、军界葚至包括被舆论误导的国民间的共识，我们不能把“九·一八事变”看成是军部或右翼少数人操纵的偶发事件，而是要把它看成是日本自明治以来奉行对外扩张战略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也不能被日本政府对外战略的转换所迷惑，无论是协调外交还是露骨的扩张，只是不同时段上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其本质都是要依靠武力在最大限度上捍卫日本的“国家利益”。

最后，日本政府面临今天来势凶猛的世界经济危机，应该牢记历史的教训，审时度势，因时应变，找到应对危机的有效办法。这次危机表面上看是美国具有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性，及其监管失控与崩盘所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但其根本原因则要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去寻找，它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一样，依然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日本在这次危机之前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一直持续着“结构改革”与景气对策二者交替重复的状态，小泉内阁时期的“结构改革”把一切问题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并没有培育出新的增长领域。其金融政策是“结构改革”与通货膨胀目标相结合的产物，这就更强化了一味依赖出口的经济特征，一旦全球性经济危机袭来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世界发展到今天，上世纪大危机时代依靠武力转嫁危机的国际背景和条件已不复存在，西方传统强国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新兴市场国家的廉价商品对日本海外市场的威胁也日益加剧。面对这种新形势，日本朝野不仅要果断地放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更要勇敢的反思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病，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暂时摆脱危机、走出萧条。二、英法为什么推行绥靖政策

随着一次大战的结束与十月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开始被打破，国际关系中开始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法西斯的崛起无疑对西方国家的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但英法决策者相当一部分认为法西斯固然不是好事，却可能在其本国阻止革命的发生，在国际上成为遏制“赤色瘟疫”的屏障。

一、30年代英法绥靖政策的主要表现

1935年6月，英、德签订《英德海军协定》，允许德国扩军，一起破坏了凡尔赛条约。1936年3月，德国出兵进占莱茵非军事区，破坏凡尔赛和约和洛加诺公约的有关规定，英国不仅听之任之，而且反对采取任何制裁措施。

纵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5年初瓦尔一瓦尔事件后，意大利忙于准备战争，国联不但坐视不问，而且想方设法要求意大利以和平手段吞并埃塞俄比亚。战争爆发后，国联拖延很久才对意大利实施软弱无力的制裁；意大利完全吞并埃塞俄比亚后，国联在英国建议下取消了对意大利的制裁。

绥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后，英法操纵的国联只是通过了一个《李顿调查报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英美只是重申《九国公约》的原则，要求停止战争，但既不援助中国，也不制裁日本，相互推委责任，只想坐观成败，收渔人之利。

纵容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德意直接参加叛乱分子一边作战，英法不仅无视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请求，而且以“不干涉”、“中立”政策剥夺共和国从国外购买武器的合法权利，相反，却纵容德意继续援助佛朗哥叛军。

绥靖希特勒德国武装吞并奥地利。在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吞并奥地利但还没有采取大规模行动时，英法均表示不反对希特勒以和平渐进手段实现吞并。德国采取吞并行动时，英法坐视奥地利灭亡而不问。慕尼黑协定把英法的绥靖政策推到了顶峰。英法妄想通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缓和它们与德国的矛盾，以保住既得利益，使祸水东引。但是，他们的退让只是换来希特勒的蔑视，最后自食其果，很快遭到希特勒德国的入侵。

二、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的原因及背景

1.英法采取绥靖政策是在其实力日益衰退的情况下，为维护霸权所采取的策略，经济衰退、实力不济是其根本原因。

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中，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通过一战，英法都达到了自身霸权地位的顶峰，主要表现在：他们的主要对手德国因战败暂时退出了争霸的舞台，英法分别保持着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和欧陆最强大的陆军，它们通过对国联的操纵掌握了对于欧洲与世界事务的最大发言权。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使得胜利者英法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物质与心理创伤，并促成了欧洲的衰弱与欧洲以外世界的崛起，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恰恰是英法的整个霸权地位走向衰弱的起点。一战后，英法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地位便不断下降。

一战后，英国由原来美国的债权国变成了美国的债务国，1919年，英国欠美国的债务达8.5亿英镑，伦敦作为唯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英镑地位不断衰落。一次大战也给英国许多传统工业部门以沉重打击。在许多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人的记忆中，衰弱是一种深刻的印象。激烈的国际竞争压缩了出口市场，许多传统工业部门的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1912年至1938年间，棉布产业从80亿平方码下降到30亿平方码。煤产量从1913年的2.87亿下降到1938年的2.27亿吨。一战结束后，英国还存在长期而严重的失业问题，虽然战争刚刚结束后也曾有过一时的工商业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的生产，以满足被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但从1920年起经济萧条就开始出现，而且几乎是不间断地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21至1940年，英国一直存在着数百万以上的失业大军，要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来维持生活。

1929年10月以美国纽约市场股票价格狂跌为标志爆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破坏力空前、袭击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大危机。英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猛增、黄金储备锐减，英国政府不得不在1931年的9月正式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英镑贬值。在国内英国的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点，近300万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率达223%。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13年的14.8%下降为1938的11.3%，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913年的13%下降为1938年的101%。

再看法国。虽然法国利用凡尔赛和约使本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与发展，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经济大危机，法国也是在劫难逃。虽然波及到法国的时间比较晚，但持续的时间却特别长。整个30年代，法国几乎始终处于经济危机与萧条的泥沼之中。1932年至1936年初，法国经历了经济危机中最困难的时期，工业生产指数降到最低点。财政赤字增无减，仅1932年的后九个月，赤字就达46亿多法郎，而到1936年，则达到168亿多法郎。更为严重的是向来被人认为是国家财富保障的金库储备，从1932年起，由于英美等国采取货币贬值，刺激国内投资等措施，在世界经济危机初期到法国来寻求避难所的外国资本纷纷抽回。1932年，法兰西银行黄金储备失去了20亿法郎，1933年达95亿，1934年仅头两个月就流失了30亿，1935年黄金外流的数字更为可观，达到160亿之巨。

1934年当英德等国的经济开始复苏时，法国却是持续的财政、经济、货币的全面危机，并且久久无力摆脱经济长期处于萎缩的状态，直到1939年初，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严峻的经济形势导致这一时期法国政治局势的动荡。两次大战期间，法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更迭频繁。从一战结束到二次大战爆发，法国一共更换了40多届政府，根本谈不上国内外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其中1932年6月至1936年1月短短三年时间，有十届内阁如同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替，最长的任期不到九个月，最短的只有三天寿命。在一个国际危机四伏的年代，法国的政局不稳简直可以产生致命的后果。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经评论说：“法国政府必须集中全力维持生存，就是说要维持议会中的多数……以保证政府存在下去。”张伯伦的评论则更为尖刻，但也似乎更加击中要害：“作为朋友，法国有两个短处是它的价值减少了一半，它保守秘密从来没有超过半小时，也从未使政府维持九个月以上。”

任何强有力的对外政策都必须以国内经济与政治的稳定发展和国内公众的支持力为后盾。英法经济的持续不景气使各国不得不集中主要注意力于本国事务，处于战略的守势地位。总之，英法的经济颓势是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的根本原因。

2.和平主义思潮的严重泛滥提供了绥靖政策的心理背景。

由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发动的第一次大战，历时四年零三个月，战火遍及欧、亚、非三洲，席卷人口15亿以上，伤亡达3000万人。其中英国约死亡747，700人，受伤1，693，000人，法国则约有150万人失去了生命。英法两国虽然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的却是无法忘记的沉痛记忆。劫后余生的人们对战争无比恐惧和厌恶。随之油然而生的是强烈的和平愿望。再加上各种和平主义者和和平主义组织利用各种途径，从不同的角度，大肆鼓吹和平主义，使和平主义在西方各国迅速地蔓延开来，并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但在许多和平主义者看来，似乎都相信自己的理想主义是抵销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手段。当时的一位著名的和平主义者西里尔·乔德发表文章，公开宣扬：“1933年所能采取的最大的和平步骤，就是开展一个强大的运动，以引导最大多数的青年宣布拒绝参加任何国家之间的战争。……简言之，如果你想制止战争，你就要拒绝加入他们的战斗。”而三十年代谢泼德和平运动与全民和平投票则使和平主义运动达到高潮。政治家不得不顾及全民和平投票所显示的社会心理，适当地修改自己的行动方针。丘吉尔的亲身感受很能说明问题：和平主义情绪对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治家似乎有很大的压力，他们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

而且，二、三十年代英法许多领导人本身就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或者深受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张伯伦就受到风靡英国的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他痛恨战争，向往和平与安宁的生活，并尽其所能地防止再次发生战争。在他看来，战争不会赢得任何东西，不会治好任何东西，不会结束任何东西。当他想到“700多万盛年夭折的青年人，1300万伤残者，母亲和父亲们的悲哀和痛苦”，便深感“在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大家都是失败者。”从张伯伦个人来说，正是这种和平主义的战争观，成为导致他极力避战求和并最终走向慕尼黑的重要原因之一。

3.绥靖政策的推行与当时两种社会制度共存这一时代背景也是密不可分的。

随着一次大战的结束与十月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开始被打破，国际关系中开始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法西斯的崛起无疑对西方国家的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但英法决策者相当一部分认为法西斯固然不是好事，却可能在其本国阻止革命的发生，在国际上成为遏制“赤色瘟疫”的屏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及大战后在俄国、德国、匈牙利等相继发生的革命，震撼了世界，震撼了英法等国。30年代，在法国和西班牙出现了强大的人民阵线运动并成立了人民阵线政府，使得英国资产阶级异常害怕。“恐赤症”是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的一种流行病。著名的英国国民工党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在1938年5月18日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在回家途中碰上三个年轻的上院议员，他们说“宁愿在伦敦看到希特勒，而不愿意看到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反共的阶级仇恨使他们陷入了卖国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泥沼。当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权，进而撕毁凡尔赛和约对外扩张时，英法把纳粹德国看作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扩散的屏障。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非但不是打击的对象，反倒是必须联合的盟友。1937年11月19日英枢密院长哈利法克斯在拜会希特勒时，称赞他“由于防止共产主义进入他自己的国家……就阻塞了共产主义进一步通往西欧的道路”，还说“德国是西方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另一方面，英法认为对德战争只能为苏联所困，因此必须避免。1938年3月20日，张伯伦在日记中写道：“俄国人偷偷地和狡猾地在暗中操纵想使我们卷入战争。”英国统治者不愿意自己和纳粹冲突起来，却盼望苏联和纳粹之间爆发战争。鲍尔温在1936年7月29日对邱吉尔说：“假如一定要打仗的话，我希望看到布尔什维克和纳粹打起来。”而法西斯也正是利用这种心理，在其对外扩张中打出“反苏”、“反共”的旗号以掩盖自己争夺区域性与世界霸权的真实企图。1936年11月25日，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缔结了《德日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即《反共产国际的协定》，协定还有一个反对苏联的附件，规定“缔约国一方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另一方不采取任何有利于苏联的行动”。从这个协定来看，德日法西斯是直接针对苏联的。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关于意大利加入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这更使得英法统治者深信不疑：希特勒的行动指向东方，他们可以完全不卷入了。

4.英国失败主义情绪与法国强烈的民族自卑感使绥靖政策的推行具备可能。

30年代英文武高级官员的大多数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英国在战略上的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它没有力量同时对付德、意、日三个敌人。1937年12月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没有忽视我们希望从法国以及可能从其他盟国获得的援助，但我们不能预见我们的国防力量什么时候才会强大到足以保卫我国的贸易、领土和重大利益不受德、意、日三国同时的威胁。”1938年2月，英斯基普在关于未来年代的国防预算的最终报告中也表示：“不可含糊的明显事实是：在和平时期提供适当的供应以保卫英帝国，在三个不同的战争场所抵抗三个不同的国家，这是我国的资源做不到的事情。”

而一战后，在西方各战胜国大国中，也许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如同法兰西人民那样处在高傲的民族自尊心与某种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夹击之下。法国人一直觉得，德国作为自己的宿敌，在人口与经济潜力上大大超过了自己。如果法国不能使英国始终站在自己的背后，将难于同重新崛起的德国相抗衡。而30年代经济与政治的动荡使整个法兰西民族处于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精神状态之中，民族的心态危机也更趋深刻，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希望追随英国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感。1938年4月，出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达拉第在与英国首相张伯伦、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等人的会谈中的立足点不是“即使英国不赞同，法国也要干”而是“法国认为应当这样干，但如果英国不赞同，那就照英国的办”。

5.美国的孤立主义态度也影响了英法等国对德国的态度。

美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英法要与德意日对抗，美国是最理想的同盟对象，但由于英法长期在国际的主导地位和美国的国际实力并不协调，双方虽有意合作，始终处于互相扯皮的状态。英法希望把美国拉入伙一起行动，但美国受国内孤立主义的影响，不肯把责任都承揽过来。在西方，英法不希望美国的影响深入欧洲，在东方，英法又害怕日本的强硬而往往首先比美国先让步，企图把美国顶到最前面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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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毅。《法国三十年代的军事战略与绥靖外交》，《湖北大学学报》，2002.3。

第二章　折射矛盾

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家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统治者依靠谎言维持，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的灭亡已经不远。

目前年龄在35岁以上的人，都应该记得8·19事件。当时，人类面临着一个重大方向的选择。从叶利钦站在坦克上的那一刻起，苏联人民选择了自由。此后，对全人类构成威胁的那颗毒瘤终于被消除了。对中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侵占中国领土最多、危害中国最深重的邪恶国家崩溃了。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逝世。许多人写文章对他表示怀念。比如，“政客”博友就在他的博文《向叶利钦致敬》中写道：“这位改变世界历史、结束世界冷战格局、让俄罗斯人民和东欧人民重获民主的伟人与世长辞了。在此，我向这位世界伟人致敬。”“1987年到1991年，叶利钦作为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带领人民为重建民主、自由、繁荣的俄罗斯同保守派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赢得了胜利。俄罗斯人民感谢他、记住他，世界人民感谢他、记住他。”还有很多文章也表示了类似的敬意和怀念。

为叶利钦感到欣慰的同时，我觉得人们不应该忘记，还有另外一个人，戈尔巴乔夫。这两个苏联人，尽管他们之间充满政治斗争，但历史的结果却是他们俩合力消灭了苏联，解除了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8·19事件对于世界各专制国家都有思考价值：

1，叶利钦是真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这个巨人就是戈尔巴乔夫。如果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博友说的“世界伟人”，那戈尔巴乔夫的伟大程度要远远超过叶利钦。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做基础，就没有叶利钦的光芒。当然，到1991年，反动势力发动8·19政变，试图复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已无力控制局势，这个时候，叶利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后，叶利钦就有点不够意思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搞定了全国私有化，让8·19势力想反扑都失去了基础。做得太绝了，不给复辟分子一点机会，呵呵）

2，叶利钦是水涨船高，借助了民众的力量。斯大林的统治结束之后，坚冰开始融化，苏联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一股春天的力量已经在孕育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顺天意而为。民众，往往是渺小卑微的，但有时候，民众的力量也是不可小看的。（此处不多言：见下面引用的文章《厨房政治导致苏联崩溃：官方和人民微妙的“默契”》）。

3，叶利钦把政权交给普京，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完全是他个人选择了普京，这种继承，是对民主的嘲讽。再从结果看，普京上台后，居然越来越表现出铁腕的做派。俄罗斯人感受到了自己的没落，所以，他们居然也并不反抗这种铁腕做派，甚至还赞同。于是，俄罗斯的官方和民众都背叛了他们曾经对民主的追求。令人遗憾。

4，俄罗斯这个民族，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仅仅是做了一点赎罪，这是俄罗斯人早该做的。

前苏联的崩溃令所有人，包括那些以汗牛充栋的文章论述苏联体制的致命缺陷的经济学社会学专家都大吃一惊。就连早在苏联解体的前20年就断言苏联撑不过20世纪的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也承认，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巨变是在1990年前后，而不是更早或者更晚发生。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彻底剖析苏联的崩溃的文章，因为这个问题太广泛太复杂了。这篇文章只是着力于让大家了解苏共崩溃的一个侧面。

苏联并不是被外来的力量所击倒的，相反苏联的体制如果用于应对外来的力量，绝对可称得上是钢铁的核桃般坚硬无比。苏共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自身的体制和奉行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已经被包括苏共党内精英在内的大部分苏联人民所抛弃。学者在研究后来开放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献时候发现，苏联党政精英已经逐步意识到，苏联的体制的崩溃和冷战的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思考的，当然不会是自己跳出去拿身家性命阻挡时代车轮，而是开始起来着手准备跳到俄罗斯民主派和改革派这辆新列车上去，保住甚至扩张自己的权力地位财富。在这种情景之下，1991年少数的苏共保守派在发动政变时才意识到，自己不但是被苏联人民，也是被自己以前的“同志”所抛弃，就好像冲出战壕才发现自己原以为的同盟军不过是在后面看热闹，有的甚至和自己对面的敌人相互嘘寒问暖互拉家常，其尴尬和孤立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大家还是难以理解苏联崩溃前后的这种情形，只要回想一下1911年前后中国辛亥革命时旧官僚们“咸与维新”的热潮就好了。

苏联意识形态崩溃的另一面还在于苏联官方和人民微妙的“默契”，即老百姓不再相信官方宣传的那一套东西，但是表面上还装着相信，而且还在公开场合表示相信和遵从。官方也知道老百姓已经不再相信，却还假装以为老百姓拥护自己。在这种状态下，其实苏联已经成为了一个“默契虚伪”的国家，即把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肯定和奉行作为一个面具，老百姓给官方看，下级给上级看，上级给上级的上级看，最顶级做给全国人民看。但是这种默契并不是无代价的——

许多苏联问题专家都指出，苏联自赫鲁晓夫时代起通行的高福利政策是彻底拖垮苏联经济的一大原因。苏联的体制和经济形态是为了低消费，低福利，重视重工业和军工的目的建立起来的，也只能应付低福利低消费的经济形态。但是苏联采取的政策却是一方面仍然重视重工军工，以便在冷战中与西方相对抗，一方面却使用高福利的政策，在经济上犯的是被苏联自己所击败的纳粹德国所犯的致命错误——两线作战。这两线作战消耗的恰恰就是社会投资和原先就不厚的轻工业底子。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昏庸无能之辈就靠着前消耗斯大林时代的工业积累，后提前吃掉为子孙后代投资的高福利，安然度过了他的执政期，而把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交给了戈尔巴乔夫。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商品短缺，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完全停滞，戈尔巴乔夫不得已进行了经济系统的改革，其实是无奈之举，但是这个改革却必然要逼迫老百姓放弃已经习惯了的“高福利”，勒紧裤腰带而引发强烈反弹，这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两难境地，高福利是苏联人民放弃话语权和政治权利的交换代价，放弃高福利又维持苏共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事情。加上苏共精英的骑墙态度，和早已准备好的改弦易辙的决定，终于使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后来的专制统治者接受了苏联的教训，坚决取消了高福利，并通过高税收、高房价将大部分财富夺去，掌握在政府手中。）

后来苏联问题专家对高福利对于苏联的致命损害的思考和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高福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苏共高层突发善心的结果。它事实上标志着斯大林时代以后，利用个人崇拜和党政军特系统的恐怖统治已经逐渐失去了他的力量，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使用高福利政策来收买人心。从这个方面说，斯大林的去世恰恰就是苏联人民开始全体性怀疑苏共意识形态的开始，恰恰也就是从怀疑，到不相信，到否定。也就是这种怀疑和否定挖掘了前苏联的坟墓。

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导致了苏联著名的“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苏联的老百姓在经过一整天的假话之后，在自己的厨房（苏联的厨房很大，家人多半在那里吃饭），边吃饭边讲一些在公开场合不能说的真话，批评时政。这种政治文化其实就是在挖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墙脚，并且孕育了一代或者说两代不再相信苏联官方宣传的孩子，并在1990时代成为苏联社会的中坚。（假如互联网早出现30年，那么，苏联人民就会搞出“网络政治文化”吧）

另一方面，苏联的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也很重要，从1960年代开始，苏联知识分子就利用非政治宣传的杂志，来揭露一些社会真相。最有名的就是文学杂志《新世界》，另外地下流传的手抄出版物也逐渐出现，现在随处可以买到图书，或用惯了复印机的朋友可能很难理解为了阅读这么一种欲望而去用手抄写书的那么一种行为，而手抄过《少女之心》的朋友可能会会心地一笑吧。

1970年代，青年文化运动是苏联历史（特别是从研究苏联崩溃这个角度）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历史。1970年代，经过“厨房政治文化”熏陶的青年已经不满足接受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而自发地进行聚会，参与体育、文化活动，包括从流行音乐到体育活动到文学，他的根本特征是寻求自身的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实现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这些青年文化社团的两个结果，一是熏陶了一代拥有独立自我意识和思想解放的青年，并成为政治改革的拥护者。二是促成了社团文化，青年文化的社团组织，由1970年代集中于文体方面，逐渐进化到1980年代的环境保护，国际和平，乃至人权（1987年莫斯科成立人权运动团体），1987年莫斯科的学术精英们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已经开始探讨政治问题，并与1988年3月份（不是太准确，记忆应该是），纪念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这次活动另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在没有官方操纵情况下活动参加者中选举产生了代表人物——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

1988年“民主联盟”召开大会，在警方干预之下依然宣布民主同盟是一个“反对D”。至此，苏联体制下的最后一个完整基石也动摇了，当反对党出现的时候，他的本身的标志性意义远远大于这个反对党的纲领内容和来源等等实在的意义，苏联老百姓即使是出于“换换口味”“算算旧账”一个最简单的逆反心理，也会走向反对D一边。这并不难以理解。在我们海峡对面的小岛台湾，国民党的下台和民进党的上台也就是这一现象的重现。

苏联的崩溃始终是一个大课题，我从一开始就声明，我并无能力原原本本说明苏联崩溃的原因，而是揭示一个侧面。二、英国和战前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

1939年3月15日，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这意味着德国具备了更加有利的侵略条件，新的世界大战的阴影更加逼近世界，也意味着苏联和西方大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只剩下最后的机会。18日，苏联建议苏、英、法、罗、波、土共同召开会议，以决定它们对德国侵略的立场，但是，英国和法国还是拒绝了这一建议。

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不仅关系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在当时情况下，它是制止德意法西斯侵略的惟一正确抉择。但是，这一政策在西方国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较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赞成，因此，即使苏联作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它还是未能付诸实现。究其原因，不能不认为英国是一个关键因素。

1933年希特勒政权在德国的确立，使本因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而开始的世界政治动荡局面更趋恶化，给国际关系体系注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1933年可视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时，苏联作为最早感受到德国法西斯进攻威胁的国家之一，相应地迅速将外交重心从远东移向欧洲，并出于维护欧洲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坚持集体安全政策，致力于促进西方民主国家和自己共同组成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从这时起，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包括欧洲政策在内的苏联整个对外政策主要是在集体安全政策的旗帜下来推行的。

实际上，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不仅关系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在当时情况下，它是制止德意法西斯侵略的惟一正确抉择。但是，这一政策在西方国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较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赞成，因此，即使苏联作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它还是未能付诸实现。究其原因，不能不认为英国是一个关键因素。战后披露的大量文件资料表明，正是英国的顽固消极立场，对于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经历坎坷之途而终归失败有着决定性影响，从而也对30年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

一《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宪章》、《九国公约》、《罗迦诺公约》和《非战公约》等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安全制度。这个制度在进入1933年后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无法有效地应付战争危机。特别是《国际联盟宪章》（以下简称国联）这一最大的集体安全组织，早在1931年日本制造的远东战争危机中就开始暴露了自己不能充分保障成员国安全的弱点。针对这种情形，苏联虽对“国联”处理国际紧张局势的愿望和能力愈来愈表示怀疑，但仍尽力推动“国联”采取措施，使之在制止战争危机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苏联大声疾呼地建议世界有关国家组成新的集体安全阵线。

1933年初，苏联在提出关于侵略者定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缔结阻碍日本侵略的太平洋公约的思想和在欧洲组织集体安全制的主张。是年12月，苏共中央第一次作出了关于开展争取集体安全斗争的决议。决议认为，苏联有可能加入“国联”并缔结一个有广泛欧洲国家参加的互相援助、防止侵略的地区性协定，必须采取集体捍卫和平的步骤。由于认为德国是一个比日本更危险的敌人，苏联以欧洲为外交战略重点，从1934年起特别致力于推动欧洲集体安全制的建立，以便有效地对付纳粹的侵略威胁。但是，直到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完全占领时，苏联的外交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这使苏联领导人在对西方民主国家颇感失望之余，不得不对它们利用德国反苏的心理保持高度警惕。当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不允许建立广泛的反苏统一战线；保持最大限度的谨慎，不受敌人挑拨”的任务。尽管如此，苏联仍打算不放弃同西方国家的接近，决定作出新的努力来实现其欧洲集体安全计划。不过，苏联也准备试探一下同德国接近，由此获得哪怕是能暂时保证苏联安全的可能性。这样，进入1939年后，苏联外交便在这两条道路上采取行动，而其主要倾向依然是希望同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

任何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不能建立在单方面的愿望上，而必须以对外部客观情况的认真分析为依据。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制定同样如此。欧洲形势的日益恶化，德国法西斯对英法在欧洲和世界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成为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共同敌人，法国早有集体安全思想与行动，1933-1934年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所有这些，使苏联认为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实现和西方国家的军事政治合作已有了客观可能，促使它倾向于推行集体安全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和意义显然在于，在苏联和其他任何一个受到法西斯侵略威胁的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利用本身力量抵抗法西斯侵略势力的情况下，借用欧洲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力量紧紧捆住侵略者的手脚，消除战争危险，维护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安全。对于苏联来说，集体安全政策还有另一层深刻意义，即妨碍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孤立苏联，消除它们结成反苏统一战线、致苏联于异常被动境地的危险。要知道，苏联自取得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武装干涉的胜利之后，无时无刻不担心帝国主义国家结成新的同盟进攻自己。

苏联极力争取和西方国家组成防御性军事联盟。这种军事联盟是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最高表现形式，保持着集体安全政策的基本特征，即是由不同国家参加的共同反侵略阵线，但又和一般集体安全体系有不同之处，这主要在于它有明确的共同敌人——法西斯国家，并将共同敌人排除在统一阵线之外，如1935年的苏法捷互助条约便是如此。一般的集体安全体系的成员范围则较为广泛，甚至可以容纳潜在的敌国。例如，1935年3月29日，斯大林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时就强调：东欧安全条约包括德国。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具有诸多显着特点。

第一，苏联主张欧洲地区的一系列国家都参加到集体安全体系中来，其成员国越广泛越好，特别应该包括拥有巨大军事力量、占有重要地理位置的法国和波兰。

第二，拟议中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实际上是直接针对德国法西斯国家的，基本目的是以欧洲国家的共同力量遏制德国法西斯的侵略。

第三，联合阵线成员国应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实现密切的合作，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保障，而不应该单方面承担援助义务。任何成员国不得在阵线内谋求较之其他成员国的优势地位。

第四，苏联一面在国联外部推动建立新的集体安全组织，一面推动国联在组织集体安全组织方面发挥实际作用，希望国联变成一个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有效机关。

第五，在争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过程中，为避免这一努力失败而陷入外交上的被动地位，苏联始终没有把同德国谈判和达成妥协的大门关死，而保持着对德国政策上的灵活性。

以上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在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两国在建立集体安全阵线问题上的外交斗争的复杂性。

二

一国外交政策之成功，仅靠自身努力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得到有关国家的合作与支持。苏联的欧洲集体安全政策也不例外。由于指望欧洲众多国家共同营造集体安全大厦，这一政策的成功难度无疑增大。最大的困难来自于英国。苏联的欧洲集体安全政策本是符合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的切身利益的，因此，一次大战后，在所有维护和平的形式和方法均无效的情况下，对英国而言，惟一正确的道路是接受苏联的建议，积极促成欧洲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然而，事实恰巧相反，英国始终对建立集体安全阵线不感兴趣，并以各种方式表示拒绝。

1934年春，苏联利用同法国关系的改善和法国对德国进攻的恐惧心理，着手和法国进行了关于签订称之为东方公约的地区性条约的具体谈判，其目的是使中欧和东欧之间的国家缔结一个保障欧洲边界不遭破坏、援助被侵略国家的条约，减少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但是，英国政府对这一谈判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反对将苏联纳入欧洲安全体系。6月13日，英国外交大臣萨蒙在接见德国大使赫埃姆时指出，英国当然是不会加入将规定互助的东方公约的。赫埃姆向本国外长牛赖特报告说：“很明显，把俄国纳入欧洲安全体系是不能令他（萨蒙）太满意的。”7月上旬，萨蒙在和法国外长会谈时公开表明，他感兴趣的不是苏联或东欧国家的安全，甚至也不是法国的安全。他建议邀请德国参加东方公约，还强调，调整德国军备，即实际上给予德国武装权利，“可能是安全的新因素”。接着，英国统治集团还怂恿法国放弃在东欧和中欧建立集体安全的思想。12月，英国又打算通过缔结英法德意四国条约、说服法国和德国签订双边互不侵犯条约等办法来取代东方公约。可见，与苏联相反，英国早在1934年就开始反对建立一个能阻止法西斯侵略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

30年代中期，法西斯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急剧增大。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随后，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6年10月，“柏林—罗马轴心”出笼；1个月后，又有了德日缔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来，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一侵略性的政治同盟。在这一形势的压力下，苏联更强烈地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参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1937年11月2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说明苏联的外交方针时指出：“我们在一切适当的场合，甚至完全不涉及苏联利益的场合，强调过我们准备和其他大国以及小国同样参加对侵略者的集体回击，但直到现在还未有一个进行回击的集体。”

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德国吞并了奥地利。17日，李维诺夫向报界人士再次表达了苏联政府准备参加旨在阻止法西斯侵略行动、消除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集体行动，呼吁一切国家，特别是大国，对集体挽救和平的问题采取坚定明确的立场。英国又一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24日，英国外交部在致苏联的照会中，对李维诺夫代表苏联政府发表的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建议加以抽象的肯定，但拒绝采取实际的集体制裁的行动。照会指出，看来不可能组织一次一切欧洲国家同意参加的、讨论最终解决和平威胁的国际会议，而只有某些欧洲国家参加的会议，也不一定能对欧洲和平前景产生良好的作用。1938年4月，当捷克斯洛伐克面临德国侵略威胁之际，苏联通过了援助捷克的决议，还建议苏法捷三国就采取军事措施援捷一事进行谈判。与捷克签订了互助条约的法国政府认为，它只能在英国也声明援助捷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履行援捷义务。但是，英国根本不打算援助捷克。它的这种立场，决定了苏联试图根据国联原则和英法达成协议来阻止德国扩张的集体安全政策再次严重受挫。同年9月底，英国牺牲捷克主权利益的杰作，即一纸《慕尼黑协定》，实际上断送了1935年的苏法条约，使苏联在国际上陷入更加孤立的地位，同时使它更感到帝国主义联合反苏的危险性。为了扭转急剧恶化的形势，苏联作出新的努力来推动西方国家和它一起组织对侵略者的集体回击。

1939年3月15日，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这意味着德国具备了更加有利的侵略条件，新的世界大战的阴影更加逼近世界，也意味着苏联和西方大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只剩下最后的机会。18日，苏联建议苏、英、法、罗、波、土共同召开会议，以决定它们对德国侵略的立场，但是，英国和法国还是拒绝了这一建议。

不久，英国政府的态度出现了变化，表现为开始同意和苏联举行谈判。其中原因，主要是为了利用与苏联的谈判推动德国同意和自己达成妥协。英国首相张伯伦对英德妥协一直是抱有幻想的。此外，东南欧形势的尖锐化和大英帝国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地位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威胁，也是推动英国走上同苏谈判道路的一个因素。4月14日，英国政府向苏联建议，公开发表一个关于援助被侵略的欧洲邻国的声明，但对在苏联遭到德国进攻时英法承担何种义务却不作任何规定。同日，法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一个苏法共同宣言草案，规定如果法苏因援助波兰或罗马尼亚而处在和德国作战的情况下，双方一定互相提供援助。但是，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法国政府很快放弃了自己的这一建议，站到了英国一边。17日，苏联向英法提出了具体建议，希望缔结一个5-10年的互助条约，在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国家遭到侵略时，三国给予它们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援助。5月14日，苏联政府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6月2日，苏联政府将具体援助条约草案交给了英法政府。在8月莫斯科苏英法三国军事谈判中，英法都表现出不打算同苏联签订一个规定平等援助义务的军事合作条约。这一表现增大了苏联对英法谈判诚意的怀疑。13日，英国驻苏大使西兹在评述当时形势时写道：“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军事谈判除了会重新引起俄国对我们缔结具体明确的协定的诚意和愿望的怀疑外，未必会取得什么结果。”此外，对于苏联计划中提出的在作战情况下苏军必须经过波兰和罗马尼亚一定国土援助西方盟国的要求，波罗两国政府也采取了坚决拒绝的态度。8月23日，鉴于苏、英、法三国军事谈判走进了死胡同，苏联迅速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自苏德条约问世以来，国际上对它的评价纷至沓来，毁誉不一，存在很大分歧。实际上，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苏德条约的问世，不但表明欧洲集体安全政策遭到了失败，而且表明战前苏联的外交政策随着这一主要政策的失败，也基本上遭到了失败。从此，苏联无法利用欧洲国家的联合力量遏制德国，以获得国家安全上的最大保障，苏德条约只能使它暂时得以避免德国进攻。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失败，还决定了苏联迟早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遭到德国的进攻。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德条约的缔结，远远弥补不了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失败造成的损失，只能认为是其战前外交政策基本失败下的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外交收获。

由上述可知，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苏联的欧洲集体安全建议始终持冷淡或反对的立场，其主要表现和抵制办法是：或置之不理，或明确拒绝，或以小范围内英、法、德、意四国条约来取代同苏联的合作协定，或拒绝在平等援助义务上和苏联实行军事合作。作为国联的一个主要领导者，英国是一个在欧洲和世界政治舞台上具有很大影响力、享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因此，它对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消极立场必然产生广泛影响。且不说欧洲中小国家容易受英国消极立场的影响，即使是法国这样的欧洲大国，在外交上也越来越看英国的眼色行事。1923年鲁尔危机事件后，法国虽在欧洲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直到1936年以前，它在欧洲事务中还是主要发言者，而英国虽有不可争议的影响，也只起次要作用。西班牙内战结束了法国在欧洲的主要影响，使法国政府日益倾向于追随英国的外交政策，企图主要依靠英国对付德国的侵略危险。法国外交政策的新特点，决定了它在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问题上只能是深受英国消极立场之影响，而不可能对英国施加任何积极影响。因此，法国虽因直接靠近德国而具有远甚于英国的战争危机感，对苏联集体安全主张有一定的认同，不乏某种现实感，但到头来还是要迁就英国的消极立场。

英国和法国都是欧洲大国，法国还是苏联必然争取的最重要合作对象。它们对建立欧洲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坚持消极立场，这就基本上决定了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失败的命运，而苏联要走上与德国谈判缔约的道路也是势所必然。毫无疑义，英国在欧洲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它在英法关系上的主导地位，使它更是造成上述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据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英国对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消极立场，实质上帮助德国法西斯消除了侵略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三

一次大战后，英国在欧洲奉行传统的“均势”政策，采取“扶德抑法”的做法，帮助德国恢复了国际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它竭力保持欧洲大陆均势的目的，是使自己能在紧要关头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希特勒上台后，巧妙地利用英国的均势政策，逐渐打破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种种限制，实行扩军备战。用一位作者的话来说，“希特勒德国在准备战争中，把英国当做主要国家力量来依靠。”结果，不出数年，希特勒便把欧洲越来越深地拖入了新的世界战争危机之中。毫无例外，希特勒德国也给英国的利益和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既然如此，英国何以不迅速改弦更张，积极采纳苏联提出的分明有利于铲除战争威胁，同时也有利于英国自身利益与安全的建立集体安全的建议呢？在笔者看来，除了英国对欧洲一贯保持的“超然”立场的影响外，大致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现实原因。

首先，英国对德国西进危险长期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政治舆论都没有认真理解德国的纳粹主义现象。对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那本书中粗暴地表现出来的侵略野心，英国人简单地认为，这只不过是在思想政治上故弄玄虚、以适合“国内需要”的商品，德国人实际上要的是平等，而不是战争。就是在30年代中期希特勒明显暴露出其侵略野心时，掌权的英国保守党人的态度也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他们只满足于发表空洞的忠于罗迦诺条约、盟国义务的声明，不认为苏联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有何实际意义。

其次，美国在欧洲集体安全问题上的冷漠立场，对英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英国最注意的不是其他国际问题，而是如何维护自己在海上交通线上的优势，如何维护自己业已动摇的殖民帝国，如何恢复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影响。在解决这些问题中，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视美国而不是欧洲国家为伙伴。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英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利益和美国对欧洲问题的看法。而美国政府在国内孤立主义的压力下，在整个30年代对欧洲以及亚太地区的集体安全是漠不关心的。1937年9月9日，罗斯福总统在对记者们谈到所谓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联合反对德国的问题时，公开指出，“那些指望得到美国援助的人完全打错了算盘。说美国参加法英反希特勒阵线，这是报纸编辑们百分之百的误解。”美国的口号是“不为欧洲战争出一个人，花一分钱。”1933年美苏关系的正常化，也不可能使美国政府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多少好感，从而支持其集体安全的主张。1938年3月17日，苏联政府将李维诺夫关于组成集体安全体系的声明文本送交英法政府的同时，也送交给了美国政府，但美国政府根本不予回答。捷克危机时期，美国驻德大使告诉捷克总统贝奈斯，不要指望美国的帮助，而要满足德国的要求，放弃同苏联的联盟。至于直接支持苏联抵抗德国侵略，对美国来说，更是“天方夜谭”。二次大战前夕，美国驻法大使布立特对于波兰人直接提出的一旦苏联遭到德国进攻，美国是否援助苏联的问题就作了否定的回答。当然，美国更没有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来推动苏、英、法三国谈判取得成功。美国对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和欧洲集体安全的消极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英国的态度，使它对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更加缺乏兴趣，因而直接间接地加大了建立欧洲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困难。

第三，英国对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的消极态度，还取决于一个隐蔽的心理和动机，这就是它企图把德国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英法统治集团中不少人认为，如果欧洲战争势不可免，最好是在德苏之间爆发，而不是在西方大国和德国之间爆发。这种思想也使得它们不愿采取和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果决行动，反而更要不遗余力地对德推行姑息退让的绥靖政策。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曾对希特勒说，德国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所以，英国保守党内阁“难以同共产主义俄国进行缔约谈判”。英国统治集团的以上心理与动机，来自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也来自于对德国布尔什维主义化的恐惧。英国保守党政府领导人鲍尔温在英国内阁会议上说，英国“利用苏联人帮助可能会打败德国，但依我之见，这只会带来德国布尔什维主义化这样一个结果。”

最后，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在战争乌云日益逼近的20世纪30年代，英国欧洲外交战略的重点不在于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而在于对德绥靖。英国固执地认为，姑息退让是避免德国对西方大国动手的最有效办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英、法、德、意四国协定谈判、英德海军协定、慕尼黑协定、大战前夕的英德谈判等，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接踵而至。由于把对德绥靖置于欧洲外交战略的重点，英国极不愿与苏联甚至法国结成密切的合作关系，十分担心此举会妨碍西方大国和德国达成妥协，这一点现已由法国外交文件得到证实。1938年3月捷克危机时期，哈里法克斯指出：“英国把自己和法俄拴在一起越紧，同德国达成一个实际协定就越难，必须告诉捷克人和法国人，最好的办法是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妥协”。英国领导人的这种观念，决定了它对1939年夏苏英法三国谈判缺乏诚意。从7月30日的张伯伦日记可以看出，当时英国内阁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与德国而不是与苏联达成协议。正因为如此，英国在三国谈判中极力避免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承担义务，而这个合理原则本是谈判成功的关键之一。英国的消极立场，加上波兰和罗马尼亚对苏英法军事合作的不支持态度，使三国谈判和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终于遭到失败。由于此种结局，英苏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建立，竟被推迟近两年之久。而且，当1941年下半年英苏终于站到一条战线上来反对第三帝国这一共同敌人时，两个国家都已饱尝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失败之苦。希特勒先后在西欧和东方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彼此隔绝，势单力孤的英国和苏联都付出了惨重的战争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大战初期英苏两国处于艰难地位作战而蒙受巨大损失的事实，从反面说明了战前苏联争取欧洲集体安全的政策是正确的，十分必要的，也反映出当时英国政府领导人缺乏明智深邃的战略眼光。在到底是集体安全政策还是对德绥靖政策最有可能阻止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问题上，他们的认识陷入迷途而长期得不到扭转，其坚持的立场自然也是极其有害的。希特勒正是利用了欧洲因英国决策错误的决定性影响而缺乏一个强大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有利条件，在1939年9月挑起了世界大战，给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带来了空前的灾难。退一步而论，如果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在英国的支持下建立起来而仍无法使希特勒清醒过来并放弃孤注一掷的战争冒险计划，那么，可以肯定，德国刚一挑起战争，就会立刻面对一个由苏英法等欧洲国家组成的强大联合战线。在那种情势下，德国决不可能如它实际上已做到的那样不断扩大战争，更不可能取得几乎征服整个西欧并给苏联带来严重创伤的巨大军事成就，其下场只能是迅速惨败。总而言之，英国对苏联集体安全政策采取消极立场，其负面影响既广且深，远远超出英苏两国关系的层面，这不能不说是它的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极其错误的历史抉择。三、抗战中国最大援助国：苏联对华军援

苏联援助中国抗战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际法西斯势力不断恶性膨胀，德、日、意三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逐渐形成，这对苏联从东、西两线同时构成威胁。此时的日本不仅要称霸东亚，而且还觊觎苏联的西伯利亚。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苏联来说，积极援助中国抗日，以牵制日本，准备全力对付更加危险的德国可能发动的侵苏战争，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苏联援助中国抗战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际法西斯势力不断恶性膨胀，德、日、意三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逐渐形成，这对苏联从东、西两线同时构成威胁。此时的日本不仅要称霸东亚，而且还觊觎苏联的西伯利亚。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苏联来说，积极援助中国抗日，以牵制日本，准备全力对付更加危险的德国可能发动的侵苏战争，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1932年12月12日，中苏宣布恢复20年代末以后一度中断的外交关系，并就对日双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频繁接触。1934年3月，中国政府派军事代表团访苏。此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双方经过多年的外交试探、接触、协商，到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定了中国从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1937年9月，中国政府再次派军事代表团访苏，向苏方陈述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及与苏联的利害关系，同苏方洽商了苏联对华军事援助事宜。此后，苏联援华军事物资开始陆续运往中国。1937年12月南京失陷，中国抗战形势更加险恶。中国政府呼吁美、英、苏等国家给予援助。1938年5月10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明确保证：“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尽其一切可能，援助正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

应中国政府邀请，自1937年11月开始，苏联政府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仅武汉抗战期间，援华苏联军事专家达3665人，军事顾问200多人，在中国服务的苏联总人数约5000人（含志愿飞行人员）。参与援华的军事顾问中，包括苏联卫国战争中著名的朱可夫、巴季茨基、崔可夫、雷恰戈夫、日列加夫等苏联元帅和将军。仅1938年5月至8月的武汉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9次并肩作战，共击落日机62架，给日空军以有力打击。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等15名空中勇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国抗战初期，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苏联对抗战的援助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具有示范作用。在当时德、意、日邪恶轴心已经形成的形势下，建立广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首要任务。然而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多次呼吁美英等国给予援助均遭拒绝。相反，美国还大量供应日本各种原料和军用物资。而苏联政府则在正确分析国际战略格局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基本趋势，排除了狭隘民族主义偏见，以实际行动反对了绥靖主义政策。既维护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又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并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战争树立了榜样。

其次，苏联在抗战初期的对华支持，不仅从精神上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而且对中国抗战从整体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抗战牵制和消耗了日军巨大的有生力量，赢得了时间，挫败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苏联顾问在抗战初期重要会战中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为我军制定作战方针和计划起了一定作用。大批苏联空军志愿人员的直接参战，对中国空中作战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们也应注意到：苏联对华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使中国紧紧缠住日本，使其不能北进，防止由此导致日本对苏联进攻。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始终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1939年起苏联开始放慢援助计划执行速度。1941年4月13日，苏联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实际上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中国的抗战也支援了苏联。中国死死拖住了日本侵略军的主力，挫败了日本“北进”计划。日军1938年7月之所以放弃对苏作战的张鼓峰进攻计划，一方面是由于进攻失败，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中国的英勇抗战。

第三章　猴子VS熊

日本通过收集情报，错误估计苏联内部政治形势，认为“大肃反”后，有能力和经验的指挥官基本被清洗掉了，此时的苏军已不足为虑，毫无理由的轻视对手。狂妄地宣称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对付苏军3个师。关东军各部队好战情绪被激发起来，据战后日军心理机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参战的日本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90%以上的军官对苏军情况一无所知，却毫无理由地轻视对手。”当时日军整个处在一种病态的“亢奋”中蠢蠢欲动。

据战后统计，关东军连续几次大规模夜袭作战，共伤亡5000多人；苏军仅阵亡263人，防线后缩2-3公里。观战的德国武官目睹了日军这些疯狂的举动后，瞠目结舌，给国内发回的报告中称日军的战术水平至多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

诺门罕战役发生于1939年5月4日，同年的9月16日结束，历时135天。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首先在诺门罕一带进攻蒙古，企图把蒙古作为下步侵入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进而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5月14日，苏联政府加入这场战争。至9月15日签订停战协议，以日军失败告终，史称“诺门罕战争”。诺门罕战争是二战初期苏、日两军在亚洲一场规模较大的作战，前后历时近半年，双方动用了十几万精锐部队和除海军外几乎所有的现役装备，苏军最终完胜日军。

在此次战役中，由于日军盲目自大、轻视苏联军队的战斗力，导致在情报收集上没有能够实事求是，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情报，甚至对有价值情报置之不理。这是日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1937年到1938年，苏联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肃反运动，重点是对军事机构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进行大规模清洗。这次清洗是斯大林一个时期内实行极左路线的表现，对苏军建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苏军中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惨遭杀害。

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叶果罗夫元帅、布留赫尔元帅都先后被捕并被处决。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马尔尼克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创建人，他在安全部人员逮捕他的时候开枪自杀。智勇双全的军团司令科夫丘赫于1938年7月被枪决。苏联著名元帅朱可夫的上级雅基尔（当时任基辅军区司令）、乌鲍列维奇（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和老军长塞尔基奇都先后被枪决。就连在西班牙任军事观察团团长的扬，别尔津将军也被押回国内执行枪决。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洛夫。

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洛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在这个时期里，新补充进来的炮兵不知道如何开炮，新补充进来的步兵连靶都没有打过，很多人连开枪的基本动作都没有学过。在所有的步兵部队里，练习过刺杀的士兵不到20%。隐蔽训练基本上没有开展过。新任命的军官也没有什么战争指挥经验。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这个体制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须承受一切。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另外，日本军阀从心眼里看不起苏联红军。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沙皇陆军屡战屡败，海军全军覆没于对马海峡。在1919年至1921年的俄苏内战时期，日军一度占领了西伯利亚的部分领土。后来苏维埃政权稳固，日军才撤回。所以关东军从开始就趾高气扬，一心想找一个或者造一个“柳条湖”（即过去的柳条沟）事件，袭占苏联或蒙古领土，击溃苏蒙军队。其最低目标是占领伊尔库茨克以东的苏联远东领土。如果得手，则一直向西席卷，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军沿某条双方议定的界线分割苏联。

日本通过收集情报，错误估计苏联内部政治形势，认为“大肃反”后，有能力和经验的指挥官基本被清洗掉了，此时的苏军已不足为虑，毫无理由的轻视对手。狂妄地宣称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对付苏军3个师。关东军各部队好战情绪被激发起来，据战后日军心理机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参战的日本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90%以上的军官对苏军情况一无所知，却毫无理由地轻视对手。”当时日军整个处在一种病态的“亢奋”中蠢蠢欲动。

日军在战前情报收集中，没有收集到苏联军队装甲部队的战斗力情况，未能充分认识到苏军重型装甲部队的实力，盲目的以轻型坦克死拼苏军，致使顺势惨重。另外日军的情报也没有对苏联指挥官的背景和能力以正确的认识。这次战役日军遇到的是苏联杰出的军事统帅朱可夫，和朱可夫相比，日军的统帅在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上差距不小。

1939年5月27日，日军向苏蒙军发起攻击，第23师团骑兵联队和重装甲车部队虽包抄奇袭蒙军指挥部得手，但很快被苏军坦克包围，一交手，关东军便尝到了苏军的厉害，日军的重装甲车厚度较小，根本不是苏军坦克的对手；日本骑兵面对苏军这些横冲直撞的“钢铁怪兽”束手无策，只好绝望地挥舞着马刀砍。苏蒙军1个喷火坦克连和装甲车营轻而易举地全歼了日军这股快速部队。正面进攻的日军也被苏军密集的炮火打得丢盔卸甲、损伤过半，撤回了海拉尔。

6月20日，日军第23师团全体出动，小松原带着2万多人向诺门罕进发，同时出动的还有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7师团主力，这个师团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双料王牌，被公认是日军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被誉为“国宝”的第1坦克师团是全日本当时仅有的一个坦克师，从来就没舍得用过，这次也上了前线；关东军航空兵主力倾巢出动飞抵海拉尔机场。可令东京想不到的是，此刻他们的对手已换成了苏军一代名将——坦克战专家朱可夫！在广阔的大草原上跟朱可夫玩大兵团作战，小松原等人显然能力欠缺不少。

7月4日，苏军将偷渡过河的关东军步兵主力击溃后，朱可夫将军开始对付正面的日军坦克，苏军两个坦克旅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冲入日军战车群中。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近千辆各型战车相互厮杀，亚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会战开始了。苏军的T-28、T-26、T-130、BT-6、BT-7坦克和BA-6、BA-10装甲车等各型现役战车相互配合，打得日军八九式坦克毫无招架之力。日军坦克和装甲车，很快变成了一堆堆冒着黑烟的钢铁垃圾。此战之后，日军坦克部队基本瘫痪了。安冈坦克师团的溃败极大震动了东京，认为造价昂贵的坦克不宜再用。

朱可夫将军战后这样评价日军坦克部队：“坦克非常落后，基本战术动作也很呆板，死盯着迂回和侧击这一种办法，很容易被消灭。”整体上看，日军坦克部队在整个二战期间既无战术也无技术。

第二次诺门罕之战打响不到半个月，关东军损兵折将已近万人，坦克、装甲车、飞机、野战炮等技术兵器损毁过半，日军隐隐感到苏军并不像东京所想的那么好对付，于是破釜沉舟，决定动用珍藏的远程重炮部队。7月23日，日军大口径火炮一起开了火，整个诺门罕战场火光冲天，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炮击，据记载为日本陆军史上首次。不过日本炮兵从未受过超远程射击训练，也从未经历过饱和射击，打的效果并不好，精度尤为不够。战至中午，炮群一口气打出了近万发炮弹，这种消耗在日军战史上是惊人的，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几天关东军就得破产。更令关东军恼火的是重炮相继发生故障，多门重炮炮架折断，炮身过热、膛炸、炮管烧蚀等事故层出不穷。

下午，转移到新阵地上的苏军炮群开始反击，大量炮弹发出令人恐惧的呼啸声，暴风骤雨般砸在了日军炮兵阵地上，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面对苏军排山倒海般的打击，日军还击的火力近乎于呻吟，日军记载：“苏军的还击远远超出预料，密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从未见过的，阵地被黑云一般的烟尘覆盖，能见度只有两三米，浓烟遮住了视线，到处是伤员、尸体和损毁的兵器，无一处完好的炮位。”炮战延续了三天，日军已毫无还手之力，骄横的日军垂下了头，炮兵决战又输了。

既然空、坦、炮方面接连失败，日军只好又回到步兵不顾一切低头猛冲的老路子上，这是日俄战争时的老套路。入夜后，数万名日本步兵一起冲出了掩体，端着刺刀呐喊着发起了集团冲锋。当日军冲到苏军阵地前沿时，苏军突然打开了车载探照灯，几千发照明弹也先后升空，暴露在强光下的日军还没明白过来怎么一回事，就成片成片地被打倒了。在指挥官带领下，日军继续不顾死活地冲锋。多年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使日军普遍有一种亡命徒似的作风，但亡命徒式的勇敢并不能改变其失败的命运。据战后统计，关东军连续几次大规模夜袭作战，共伤亡5000多人；苏军仅阵亡263人，防线后缩2-3公里。观战的德国武官目睹了日军这些疯狂的举动后，瞠目结舌，给国内发回的报告中称日军的战术水平至多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

整个诺门罕战争期间日军损失了近50000人，步兵第23师团、第7师团、第8国境守备队（旅团）、第1独立守备队（旅团）和第1坦克师团几乎损失殆尽，11个特种兵联队彻底丧失了战斗力。高级军官的伤亡也是空前的，日本报纸哀叹：“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二、常胜元帅朱可夫的军事艺术：比敌人多5倍兵力就作战

叶廖缅科元帅就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著名的“常胜元帅”朱可夫的“军事艺术”的特点：“应当说，朱可夫的作战艺术就是：必须要有比敌人多5到6倍的兵力，否则，他就不会着手进行战斗，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他如今显赫的地位是用无数鲜血换来的。”有意思的是，统帅们大都像朱可夫那样指挥战斗。这大概是因为，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命令中，最经常见到的一句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红军在作战时除了以无数的生命为代价去取得胜利外，根本就不会打仗，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们也证实了这点。例如，叶廖缅科元帅就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著名的“常胜元帅”朱可夫的“军事艺术”的特点：“应当说，朱可夫的作战艺术就是：必须要有比敌人多5到6倍的兵力，否则，他就不会着手进行战斗，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他如今显赫的地位是用无数鲜血换来的。”

有意思的是，统帅们大都像朱可夫那样指挥战斗。这大概是因为，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命令中，最经常见到的一句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1941年11月，К.К.罗科索夫斯基派遣第58坦克师进驻莫斯科城下，这个师刚刚从远东调来，也没有时间做好战斗准备。结果，这个师损失了3/4的坦克和几乎1/3的人员，而敌军几乎没遭受什么损失。当时，罗科索夫斯基还组织第17和第44这两个骑兵师发动近乎疯狂的进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苏联武装力量在卫国战争中的过大的损失还在当时就有一些苏联军官承认，虽然这并不是很安全的，比如，中将С.A.加里宁——他曾是方面军司令，后来从事预备役部队的训练工作，由于不谨慎，就在日记中写道，最高统帅“不关心保护人力资源，所以才在个别战役中造成了很大伤亡”。这份材料以及其他材料等“反苏联”的言论使得这位将军被判25年刑。而另一位指挥官——空军少将А.А.图尔然斯基在1942年被判12年刑，就是因为关于苏联情报局通报的很合理的观点，他说这些通报“只是为了安抚民心，并且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它们把我们的损失缩小，把敌人的损失扩大。”

我们的空军和海军不能因为自己的特别成绩而自诩。虽然在巴尔干和黑海苏联海军与敌人相比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它并不能把这种优势变为现实。在刻赤半岛只进行过两次相对成功的海军登陆战役。但是，结果第一次以1942年5月的严重事故而告终，同时成功撤退的人只有极少数，就像从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撤退时的情况一样。1943年秋天在刻赤半岛进行的第二次登陆战役，在解放克里木的战斗中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是通过彼列科普地峡的缺口攻下了克里木。敌人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商务航行日渐嚣张，苏联空军和海军并不能给他们以沉重打击。他们不能够阻止1944年5月克里木的撤退，就像不能阻止1944年至1945年间德国警备部队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供给和撤退一样。总的说来，苏联海军行动非常被动，而在所进行的为数不多的海军战役中却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其中包括，战争初期进攻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时“莫斯科”号舰长阵亡，而1943年10月进攻克里木的港口时，德国空军击毙了两艘驱逐舰上的全体人员和“哈尔科夫”号的舰长。

红军惟一一次大型的空降战役遭遇了巨大的尴尬。为了争夺第聂伯河畔的战略基地，1943年9月红军空降了两队伞兵。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或者降落到了河里，或者干脆降落到了德国阵地上并因此阵亡或被俘。飞行员的经验不足影响了空军运输，而且运输机——主要是指美国的“道格拉斯”，我们严重缺乏。

我们也不喜欢承认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国在作战装备上的优势超过了苏联。德国“虎”式坦克不仅在与T-34坦克、而且在与最新式的约斯-2重型坦克（以约·斯大林命名的坦克。——译者注）的决斗中大获全胜。在“虎”式坦克的88毫米火炮击穿约斯坦克装甲距离内，约斯的122毫米坦克炮却无法击毁德军的坦克。德国最新型号的战斗机容沃-190当时常用做强击机，在战斗性能和飞行性能上都超过了苏联当时所有的战斗机。德国人终于在战争末期组织起大规模生产喷气式战斗机梅-262以及导弹V-1和V-2的能力。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是战后才有的，也是在很多方面依靠被缴获的德军资料、被运到苏联的德国设计师和后来英美科学技术秘密研究所中苏联情报机关的窃取才生产出来的。同样，苏联的原子弹、火箭和最新型的潜艇也都是靠复制德国人战时最后留下的图纸生产出来的。

我们那时也没有战略航空兵。难怪战后特别小分队在整个欧洲收集受伤的“飞行堡垒”。经过修理后，把它们纳入苏联远程轰炸航空兵，为的是哪怕对付一下昔日的盟国。这种飞机我们有60架，而美国人却有几千架！

不得不承认，二次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相比，要落后很多。只是战后的几十年里，我们以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在情报机关卓有成效的帮助下借鉴到西方很多任务艺规程为代价，苏联终于在现代化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能够与美国并驾齐驱。但是，作为经济潜力只是美国1/6的苏联，为这种竞赛要付出的经费只够维持40年的消耗。

对于苏联而言，1945年的胜利——就像冷战中的持久对峙一样，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国家能够动员所有兵力和资源用于战争所需。就像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样，为帝国的妄自尊大受到惩罚的只有人民。还在中世纪，当农民能够选择为哪位世袭领地主做工时，他们的生活算是比较好的。但是伊凡雷帝及随后的鲍里斯·戈杜诺夫企图征服其他国家，开始依靠贵族阶层——他们是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于是便出现了贵族喜爱的农奴制度。就像为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我们的人民不仅要付出几千万人的性命，而且还变得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1940年5月，朱可夫从乌兰巴托被火速召回莫斯科，关于这件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0年5月初，我收到莫斯科的指示，速到人民委员部报到，接受新的任职。这之前刚刚公布了关于给红军全体高级指挥人员授予将军军衔的政府命令。和其他人一样，我也被授予大将军衔。几天后，我受到斯大林的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

除斯大林外，会见朱可夫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会面结束时，据朱可夫的观点认为，在他和斯大林之间有下列一段值得注意的对话：“现在你有战斗经验了”，斯大林说，“基辅军区就交给你，把你的经验好好地用到部队训练上吧！”

当我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我没有机会详细研究德国和英法联盟间的战斗军事行动进程。趁这个机会，我问道：“应该怎么理解西线战争的极度消极性和如何预测战事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斯大林笑了一下说：“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根本不想真正地陷入到对德战争中去。他们始终企图挑唆德国进攻苏联。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一起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们想以此证明，他们并不想束缚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是这无济于事。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没有远见的政策受到惩罚。”

朱可夫承认，同斯大林的谈话使他很震惊：

回到莫斯科宾馆后，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始终萦绕着这次谈话。

此时的朱可夫拥有一枚红星勋章，两枚列宁勋章和两枚因为哈拉哈河战役而获得的“大蒙古星”——一枚蒙古红星勋章，一枚图瓦红星勋章。这后两枚在形状上来说真得很大，比苏联的勋章大很多，而且有着星的形状。我们得提一下“庆祝工农红军20周年”纪念章，这是朱可夫与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一起在1938年2月被授予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在克里姆林宫领袖办公室的来访者登记本上，朱可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是1940年6月2日。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时间是第二天，即3日，然后是13日。

在回忆录里，朱可夫给读者留下了这一印象，就是朱可夫在动身去基辅之前只见过一次斯大林。但是，很容易就能确信，事实上并非如此。甚至即使接受6月2日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种说法，在朱可夫动身去基辅之前的那些日子，朱可夫到斯大林那儿去过至少不下三次。

斯大林还通知朱可夫说，伏罗希洛夫被解除国防人民委员一职，取而代之的是铁木辛哥（5月7日）。给人的印象是，对于军队机关进行的这些重要干部调配，朱可夫还不知道。那么这次会面时间总体上说应该不晚于5月8日早晨。要知道，到这天的傍晚朱可夫已经不可能不知道国防人民委员领导一职发生了变更。

至于谈到任命朱可夫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看来斯大林通知他并不是在5月的那次会面中，而要稍晚些，在6月2日或3日。这几次会面后才随即出台了授予朱可夫大将军衔的命令。身为兵力最多、战斗装备最充实的最大军区的司令，必须要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军衔。

布琼尼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任命铁木辛哥的过程，那是五一阅兵式结束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军官们都聚集在斯大林的别墅等候节日的盛宴：“有一个人，人们都叫他钢铁人民委员。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吗？”斯大林微笑着问道。“是伏罗希洛夫！”——人们开始议论起来。“这样吧，让我们请他来领导整个国防工业，也就是，满足部队的全部需要。而国防人民委员这个职务……”斯大林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请铁木辛哥来担任。”

斯大林任命伏罗希洛夫来领导新建的、专门负责军工生产的国防委员会，虽然他想把伏罗希洛夫退役这颗苦果变甜一点，但仍未能掩饰住他的嘲讽：“钢铁人民委员”只能去监督钢铁生产，而不能领导红军队伍。

斯大林提议候选人后，一阵不自然的沉默笼罩着坐在桌旁的铁木辛哥。要知道这位新上任的人民委员，曾经在布琼尼的手下当过骑兵师长，现在却成了老领导的上级-原来的集团军司令员现在才是莫斯科军区的司令和副国防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说：“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这下可以自豪了。被提拔的人是第1骑兵集团军培养出来的。”“我们考虑到了这点，”斯大林说，“铁木辛哥同志以前是布琼尼元帅的下属（过了几天，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也被授予元帅军衔。——作者按）。当然，不高明的战略家肯定会有各种假设，但是党不会向落后分子看齐。布琼尼同志不会对我们有意见的。他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肯定还会更重。对了，找个时间我们还要请铁木辛哥同志和总参谋长专门参加部队的作战训练，借鉴一下芬兰战争的经验。”“两个谢苗，两个骑兵可要同心同德呀！”加里宁对讨论作了最后总结。

斯大林是建立“息事宁人平衡系统”的专家，他可以排除任何威胁自己极大权力的潜在因素。出于迫不得已，他抛弃了对自己十分忠心却智商不高的伏罗希洛夫，事实已经证明后者跟自己在军事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完全不相称，斯大林选了一位年轻许多的军事长官来取代他——虽然对于铁木辛哥对自己的忠心程度并不完全有把握。到底为什么斯大林认为与自己真正喜欢的布琼尼相比，铁木辛哥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呢？布琼尼对现代战争的条件缺乏足够的了解未必起了主要作用。布琼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国防人民委员部讨论新式坦克Т-34的炮塔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他老实地承认说：“我在坦克方面懂得很少。专家才有发言权。”但是铁木辛哥在坦克方面懂得并不比布琼尼多。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布琼尼作为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员，从国内战争起就不仅在军队，而且在人民中都有很高的声望。还在1923年时，伏罗希洛夫就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布琼尼“小农意识很浓，名气太大，也很狡猾……甚至我们的敌人也认为，将来布琼尼会领导‘人民’运动，应该能起到某种救世主（农民领袖）的作用……必须让他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为革命所用”。当时伏罗希洛夫曾惊慌地报告：“当问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他是为谁而战时，后者回答说‘为布琼尼而战。’”还在20世纪20年代时，伏罗希洛夫就为把布琼尼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而担心不已，因为“把布琼尼派往农民土地的深渊，简直就是疯了。”8而如果当时，在1940年，再把布琼尼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那么红军战士去打仗的时候将会是“为布琼尼而战”，而不是“为斯大林而战”了。把世界上最强大的部队之一的军队领导权交给这样一个人，斯大林也是顾虑重重。最好还是让布琼尼当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二号人物，反正铁木辛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老领导面前摆谱。布琼尼实际上是独立于他的，并且万不得已还可以汇报一下这位新人民委员令人生疑的动向。

铁木辛哥部署了部队1940年夏季训练任务，他在自己签署的第120号命令中要求：“战场上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战场上部队需要怎么做，我们就教怎么做。”为了完成这一要求，他命令在演习中和训练场上只允许使用实弹。这导致红军各部队在和平时期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这一点也没使铁木辛哥感到难为情。他深信，这些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会减少未来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伤亡。同时布琼尼与铁木辛哥团结一致，他在回忆录中以赞赏的口气叙述即将实行军事训练条件要求更严的新举措。事实上，就像布琼尼证实的一样，部队在训练场上用实弹射击的主意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他好像向铁木辛哥和其他的人表示过自己的态度：“我不认为这些个演习可取，士兵们一切都是按预先规定的动作做——射击、进攻，甚至按规定的动作挖战壕。人们应该那样学习，就好像他们在进行真正的战斗。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不惜弹药。只有在复杂的战况下，一个战士才能学会自信而英勇地作战。”也有人冒险反对说：“要知道，这样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是的，有可能。”斯大林欣然同意。“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不教会战士们如何使用武器，不学会进攻，不学会防御，在战场上我们将遭受更大的伤亡。”

好像新举措并未取得什么效果。卫国战争期间红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天文数字，而大家也更倾向于把未经任何训练的补充队伍投入战斗，无论他使用过实弹还是没有使用过。毫无疑问，朱可夫肯定会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满意的。大概，就是根据铁木辛哥和布琼尼的推荐，斯大林才任命朱可夫领导基辅军区的，哈拉哈河胜利的荣耀也起了自己的作用，而哈拉哈河之战的另一名胜利者施泰尔恩在芬兰战争中大丢脸面。现在剩下的就是要检验一下朱可夫的分量如何了。是在战役中检验，而且很快。要知道，斯大林一直在为这场战争做准备，就像他在1940年5月推测的那样，距离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几个星期，那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月。

关于朱可夫乘火车去基辅走马上任一事，保存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证。朱可夫在蒙古时的副官М.Ф.沃罗特尼科夫引用了自己的老营长、曾经在哈拉哈河被授予苏联英雄的上校Г.М.米哈伊洛夫的一段叙述：朱可夫对所有来为他上任而送行的人表示了感谢。谈话间他表现得很克制。偶尔他也开玩笑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我们送行的人都觉得，’

米哈伊洛夫说，‘朱可夫好像不太高兴，也有一些人说，他甚至落了泪。’‘不可能！’我反对说。‘我们也不信，可……我们不可能搞错。’

很多年以后，副官找到了证明米哈伊洛夫的话正确的证据：在一次谈话时，朱可夫称之为‘叔伯兄弟’的М.М.皮利希恩的妻子克拉夫季娅·伊利尼奇娜插嘴说：‘谁也没见过朱可夫流泪，可我见过。’‘为什么事儿流泪？’我问她。‘我不说。’‘为什么呀？也许，这很重要。要知道他这么有魄力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轻易流泪。’‘我不说。’

她执拗地坚持着，不再理睬我们。谈话时她丈夫皮利希恩也在场。他推测说，朱可夫可能是回忆起蒙古时流泪了。但我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朱可夫为自己在这个国度的使命而自豪。

沃罗特尼科夫副官决定破解这个世人并未见过的朱可夫流泪之谜。他很想搞清楚，为什么皮利希恩的妻子隐瞒了一些事情。于是，他冒险向朱可夫本人询问这个问题：一天在元帅的别墅，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问1940年4月（实际上是6月。——作者按）他动身去基辅时激动的原因。流泪说明了什么——如果真的流泪了的话，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伤心？

元帅没有马上回答……‘我被委以重任——指挥着一个最重要的边境军区。在同斯大林、加里宁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交谈中，我最终认定了这一想法，就是战争离我们很近，而且不可逆转。让我当这么重要的边境军区的司令也证明了这点。但是，它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场战争？我们有准备吗？我们来得及充分准备吗？我似乎嗅到了某种灾难逼近的味道，我看着对此一无所知、为我送行的亲人和同志们，看着莫斯科，看着莫斯科人愉快的脸庞，想到：我们到底会怎样呢？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不知怎么地，我有点儿不自然，接着我就忍不住了。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战争已经开始了。可一走进车厢，我立刻就控制住了自己的伤感情绪。从那一刻起，我个人的生命就属于即将爆发的战争，虽然在我们的土地上当时还是和平……’

至于自己关于红军对这场战争是否有准备的疑问，朱可夫在同沃罗特尼科夫的谈话中好像已经做了补充。可在《回忆与思考》中他对自己40年前的思想描述完全不同：“我们预见到，与德国的战争将是艰苦而又漫长的，但同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打算把这场战争和斗争继续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的武装力量不得不仓促应战，以致在最初的战役中，我方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并被迫向苏联纵深处撤退。”但是谈到眼泪，元帅没有否认。他两眼确实流出了泪水。因为同斯大林的几次谈话让这位新上任的大将深信：战争即将开始。实际上，朱可夫为了取得胜利，一点儿也不怜惜战士们的生命，不怜惜那些他根本分不清面孔、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们。但是，朱可夫对那些他很熟悉并喜欢的人并不冷漠无情。他清楚地记得，在那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据他估算，离战争爆发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星期——许多在基辅火车站为他送行的亲人和朋友们死于非命。一年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许多朱可夫在哈拉哈河的战友——他们曾一起在蒙古大草原上变得亲密无间——为卫国战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М.М.皮利希恩身负重伤，朱可夫终生与他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在那次去莫斯科时，皮利希恩一家人对“叔伯兄弟”的妻子和孩子们关怀备至，而那位“叔伯兄弟”更多时候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忙于公务。朱可夫的女儿埃拉证实：“皮利希恩一家人按莫斯科古老的传统用盐和面包来款待我们，并且总是热情地迎接我们。他们很熟悉莫斯科，所以就帮我们在熙熙攘攘、陌生的城市中辨认方向。那次去莫斯科，他们使我们长了见识，还去了剧院，所以我也没觉得父亲老不在，当时他经常都在忙公事。”

第四章　重演辉煌

植田谦吉（うえだけんきち1875.3.8-1962.9.11）日本陆军大将，关东军司令。他一直没有结婚，是个独身将军。

大阪府人陆军二等军吏植田谦八次子。曾就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1898年11月25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骑兵科，翌年6月27日授予骑兵少尉军衔。历任骑兵第12联队附，陆士生徒队附，骑兵监部员。1909年12月3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1期。第18师团参谋，骑兵第9联队附，第16师团参谋，陆军省军务局课员，参谋本部附（欧洲出差），骑兵监部员。

生平简介

西伯利亚出兵历任浦盐派遣军参谋，浦盐派遣军司令部附，浦盐派遣军作战课长。教育总监部附，骑兵第1联队长，1923年8月6日晋升陆军少将。陆军航空部附，骑兵第3旅团长，陆军军马补充部附，军马补充本部长，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第9师团长（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事变作战。遇刺被炸成重伤。），参谋本部附，参谋次长，朝鲜军司令官，1934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1月28日晋升陆军大将。军事参议官，1936年3月6日就任第13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参谋本部附，1939年12月1日转入预备役。后曾任战友团体联合会会长，日本乡友联盟会长。1962年9月11日去世。曾获三级金鵄勋章。

第一次上海战役

植田谦吉是大阪府人。大将中只有他和战死特晋的小畑英良是大阪人。与佐贺、熊本、大分等地出身的“九州岛岛男儿”不同，大阪人一向是以精明、会做生意而出名的。由大阪人组成的第四师团被称为是战斗力超弱的窝囊废师团。植田早年也是学做生意的，后来才改行上了士官学校。1932年他带着金泽第九师团出征上海，属下的第7联队长林大八大佐被十九路军击毙。在战后的祝捷会上，他被义士尹奉吉投掷的炸弹炸掉了左脚掌，左小腿送医院后因伤势过重被迫截去。因他的上级白川义则大将则被炸成重伤不治身亡。

关东军司令

腿虽然瘸了，官却升了，伤好后他立即升任了参谋次长。加上后来二·二六事件中立场站得对，接替南次郎当上了关东军司令官。上任不到一个月4月14日，植田谦吉便亲自面见溥仪，通知他：关东军以“反满抗日”和“通苏”罪名逮捕了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并宣判了死刑。植田谦吉最后直言不讳地强调：“这是杀一儆百！”凌升事件对溥仪震动极大，日本殖民统治者就是要通过“杀一儆百”，叫伪官吏们老老实实地当走狗，否则必遭凌升的下场。伪满洲国陆军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为这事对植田很不满，认为他破坏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日满和谐关系。植田谦吉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后，开始在中国东北大力推行为日本侵略服务的所谓“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植田谦吉在任三年半期间，他的另一重大“政绩”是对伪协和会进行了一系列强化措施，使伪协和会得以飞速发展，会员猛增。1938年11月末统计，协和会员比1936年9月末，增加了698万余人。1936年9月18日，植田谦吉发表《满洲帝国协和会之根本精神》的声明，声明中除阐明伪协和会的性质、特点和作用外，还宣称：“满洲国的政治是哲人的政治，关东军司令官是哲人，为天皇之代表”。在植田谦吉直接掌管和利用下，伪协和会在配合伪军警讨伐，实施残酷压榨，掠夺粮食、物质等，及精神奴化等方面，均大卖其力。仅举一例：1938年春，植田谦吉发出旨意，叫伪协和会会员捐款15万元，用来购买一架飞机支持“圣战”。最后共摊派刮取了17万余元，购买了一架240马力的运载伤病员的飞机。

惨败诺门坎

早在1934年10月1日，日本陆军省在军中散发的小册子中就说：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小松原道太郎中将（陆大27期）带的第23师团刚开始就吃了败仗，这时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两个参谋就去找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说要换掉第23师团，改由老部队第七师团上。这时植田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还是第23师团上吧，换了第7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这句话可把第23师团送上了死路，苏联红军的强大机械化作战能力把这个师团几乎全歼。该师团参战的15040人中有11958人死伤，联队长一级的军官全部战死或自杀。小松原师团长则在郁闷中病死。这是日本陆军历史上第一次吃到如此大的败仗，以植田谦吉为首的关东军领导班子全都丢了乌纱帽。即使他在向溥仪辞行时，也未忘早已在日本军部酝酿很久、尚未实施的一件重要事情向溥仪交代，说什么：“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也该与临时工本一致。”过后，溥仪颇费脑筋，还不知这是要他将日本的“天照大神”接到中国东北来奉立为“国教”。

退休之后

1939年12月，植田谦吉辞去关东军司令官一职后，转入预备役，此后就再也没有被启用。在日本陆军中参谋和主官的关系就是这样。仗打好了大家一起加官进爵。仗要是打输了主官肯定要倒霉，而参谋一般没什么事。而这次以植田谦吉为首的关东军领导班子全都丢了乌纱帽是因为这是自明治维新成立日本帝国以来日本陆军历史上第一次吃到如此大的败仗。如果他没有战争失败下台，也干不了几年了。毕竟都已经64岁半了的人了。因为日本大将的退休年龄被定为65岁，除非65岁之前获得元帅称号，才可以终身现役。退出军政界后曾任战友团体联合会会长，日本乡友联盟会长。1962年去世，享年87岁。二、辻政信：诺门坎之战的实际指挥人

走了整整6天，到26日半夜，大部队终于到了渡河口。坐汽车先到的部队，已经被苏蒙联军给蹂躏得奄奄一息了，伸长了脖子等主力呢。累散了架的主力还得先救先遣队，然后再准备渡河。

这次是辻政信第一次编制作战计划，但这次的错出得太出格。步兵们过了桥就懵了，这辻参谋从哪儿找来的风水宝地啊？原来，辻政信从地图上看到这儿河道最窄，只有五六十米，但河对面是高二三十米的悬崖！等到连滚带爬到了高地，苏蒙联军的坦克装甲车正成群结队在往这儿赶，就在渡口边上打开了。

参谋古时叫军师，本来是指在军事作战、用兵上辅助高级指挥官的人。中国有俚语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形容的就是军队里除了参谋长之外其余参谋都是一般的事务人员，仅仅是立案，并无多大决策权。然而，在二战史上却有一道奇观：一些臭名昭著的战犯，统统出身于参谋。这奇观就出自日军。日军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资格，只有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才能当参谋。从1885年到1945年，日本陆军大学60年总共仅有大约3000名毕业生，故参谋在日本陆军中被看作精英中的精英。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中，做过陆军参谋的有15名。被判处绞刑的7人中，除了文官广田弘毅外清一色为陆军参谋。在日本军国主义掀起的这场血雨腥风中，贯穿着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石原莞尔这些从参谋起家的战争狂人。很大程度上，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日军参谋们挑起、扩大和输掉的战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是这些人在改变自己命运、进而改变国家命运的野心驱使下，推动日本走上了武力崛起的错误道路。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推出俞天任先生的系列文章，从军事史研究的专业视角，为您刻画一个个立体、鲜明的日军参谋形象。本期的主角，就是一位靠战争起家、“大名鼎鼎”的参谋——辻政信。

引子

1948年5月26日清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港。

从明治时代开始就一直是海军镇守府所在地的佐世保，现在只能说是一个废墟。一个美国宪兵斜背着卡宾枪，站在码头的出口，打量着这片废墟。暮春的太阳才刚刚升起，照在美国宪兵的白色头盔上，闪闪耀眼。码头边上是一个利伯维尔场，卖菜、卖旧货、卖美军剩余物资的什么都有，但更多的是等着找活干的男人们。这些男人基本都是陆续从海外遣返回来或在国内被就地解散的军人，大多穿着破破烂烂的旧军装，里面偶尔有几个身穿军官制服的，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捡来的还是真的军官。又有一艘船靠岸到港。

这是艘从台北启航，中途在上海和青岛靠港的日本人的撤退用船，上面什么人都有，美国宪兵逐个检查他们的证件。一个身穿中式长衫的中年人摘下礼帽，对美国宪兵鞠了一躬，然后用双手恭恭敬敬地递上了证件。

宪兵打量了他一眼：这人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尽管坐了十天海船（宪兵从他的证件上知道这个人是从上海上船的），身上散发着令人掩鼻的臭味。但他的长衫却不见多少褶皱，显然经过精心整理。证件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古代文化史教授青木宪信。教授？难怪如此讲究仪表，和那些落败公鸡般颓唐的军人的确不同。宪兵不由得多瞄了青木教授一眼。一米七零左右的个头，在当时的日本人中不算矮。四方脸，带着眼镜，清秀斯文，甚至称得上慈眉善目。但经验和直觉告诉这位宪兵，这位教授宽大的长衫下面掩着的是坚硬似铁的腱子肉，含笑的眼睛里隐隐射出的是一股寒气，甚至可以说是杀气。宪兵看出来了，这是个军人，一个在多次生死厮杀的战场上活下来的军人。于是他又一次确认了通行证。证件是真的，签发单位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二厅，签发人是厅长侯腾。宪兵摇了摇脑袋，后面一个身穿黄呢军服的光头军人，引起了他更大的兴趣，于是他挥挥手将这个青木教授放行。光头军人出示的通行证上写着：日本陆军汉口特务机关长福山宽邦大佐，刚刚从上海提篮桥监狱释放出来。宪兵只顾打量福山大佐那铮亮的光头，并没看见背后情景。

只见那个青木教授双膝跪地，神情虔诚地捧着一把泥土，喃喃自语。若此时那位宪兵绕到青木教授的正面，肯定能看到这位教授脸上纵横交错的泪迹。后面的福山大佐也被放行了，他向着青木的背影笔直地立正，鞠了个90度的躬。

福山身边一个随从不解地问：“大佐认识青木教授？”“认识，在陆大我们是同期。”“没见过大佐和青木教授打过招呼，青木教授怎么会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呢？”“不能打招呼，现在美苏中俄法5国都在通缉他。和我同时被释放的南京汪精卫政权的顾问门屋博先生，不也没有和他打招呼吗？门屋先生和他在南京还共过事呢。”“他到底是谁？”“辻参谋。”

听到这个回答，随从目瞪口呆。日本陆军中姓“辻”的参谋只有2个。一个是第四飞行师团参谋辻秀雄少佐，他是陆大58期的，寂寂无名。福山大佐在说的肯定是另外一个辻参谋：陆大43期毕业，第十八方面军参谋，全陆军几乎无人不知的辻政信大佐。人称“豺狼参谋”。“士官学校阴谋事件”、“诺门坎事件”、“马来战役”、“菲律宾战役”、“缅甸战役”……“皇军”的二战史，没有提到辻参谋的篇章屈指可数。随从不由得用惊讶的目光追逐着辻参谋的身影。

这时，辻政信已经隐入嘈杂的人群没了踪影，只在身后泥泞的码头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脚印。

豺狼的脚印。

我要当军官！

石川县，位于日本本州岛岛岛的北部，整个县就是一个向日本海斜伸出去的半岛，山中町位于半岛的根部。“山中町”，这个名字就描募了它的地理状况：山的中间，周围除了山还是山。由于海拔和纬度较高，山中町常下雪，交通不便严重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一句话，这是个穷地方。1902年10月11日，作为6兄妹中的老三，辻政信降生在山中町的东谷奥村。他家仅有6亩水田，远不足养活一大家，所以还需额外靠烧炭维持生计。辻政信的父亲辻龟吉，是个乡村知识分子。东谷奥村只有一百来户人家，没有寺庙，辻龟吉就弄了个“真宗道场”，平时主持些红白喜事，弄点副业收入。辻政信的少年时代，日本的状况较为奇怪。1905年，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得到了西方列强承认。一战结束后，日本更跻身英美法日意五大协约战胜国，成为列强之一。但是，这个列强并非外表看上去那样光鲜。当时日本国力与明治维新时期相比，确有长足的进步，但国内问题积重难返，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仍未提高，相反还因为日俄战争的借款和一战后西伯利亚出兵，而负累重重。当时普通日本民众的生活，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穷”，若要再加一个字的话，那就是“苦”。完成6年义务教育后，辻政信面临的是出路问题。他的成绩很好，是个出名的“秀才”，不太和其他孩子打架，一旦开打就变成了一头倔强而凶猛的斗兽，决不服输。农民子弟的出路，一般是到城里做童工。但辻龟吉认为：辻政信很聪明，可去读免费师范，出来做小学老师，成为上等人，故而坚持让辻政信去读初中。初中在离东谷奥村8公里的山中镇。为了筹措学费，12岁的辻政信必须每天挑炭走8公里山路到镇上去卖，卖完了炭才能读书。3年初中，一千多趟挑着重担摇摇晃晃的来去往返，让辻政信练出了常人没有的脚力和耐力。而山中镇是著名的温泉镇。在战争中发了财的暴发户，常来这儿泡温泉狎妓，这种骄奢淫逸的状况，与温饱都成问题每天要挑炭才能上学的辻政信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从心底深处生出不平与愤慨，他憎恶这不公平的社会，这种憎恶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若不是那次偶遇，辻政信可能就沿着其父为他设计的道路走下去，成为一名老师。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旅行中，辻政信在当地的“皆行社”借宿。皆行社，是当时日本陆军的一种军官集会会场，在那他正好碰上一次军官会议。军官们笔挺的军服，铮亮的军靴和威武的军刀，给乡下孩子辻政信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他平生第一次知道，原来做个军官是这样酷，一个念头在他心中升腾翻滚：他也想当军官！大着胆子，辻政信问一个看起来比较面善的军官：“我也要当军官，怎么才能当军官？”

那军官笑了笑：“去考陆军幼年学校，考上了就能当军官”。

辻政信很认真地记住了这个叫五岛正的少尉，回到家对父亲说：“我要去考陆军幼年学校”。

所谓陆军幼年学校，是日本陆军从德国学来的军事教育制度，招收从初中毕业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进行3年的免费全寄宿军事教育。当时只有东京、大阪、名古屋、仙台、广岛和福冈等6个地方，有陆军幼年学校。学生从地方幼年学校毕业后，进入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6个地方幼年学校每年招生300名，从全国蜂拥而至的考生却不下2万人，可谓百里挑一，其难度可想而知。1917年春天，15岁的辻政信坐到了名古屋陆军幼年学校的入学考场里，然而却“名落孙山”——第51名。但不到一个月，他又被录取了。原来由于他前面的一名考生体检不合格，他自动顶上。就这样，1917年9月，入学考试成绩末位的辻政信，好奇而满怀雄心地迈进了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森严的大门。幼年学校的教学，构成了日本陆军奇异性的几个特点。第一，它不教授英语，学生要在俄语，德语和法语中选一门。而最终把持陆军中枢的，几乎全是幼年学校的毕业生，这就是后来日本陆军军部对英美几乎一无所知的根源之一。第二，幼年学校是寄宿学校，不准外出。学生们和社会近似完全隔绝，这使得学生经常用书本教条硬套社会现实。那么这个精英学校又是如何办学的呢？“学生就是天皇陛下的貔貅”，这是学生入校后领受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教诲，这对那些十五六岁孩子们的心理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貔貅，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用来比喻勇猛的军士。换句话说，一旦进入幼年学校，就得时刻准备好为天皇献出生命。除了长相、个头，这些在物理上无法统一起来的东西外，从思维方式到行动规范，学校要求学生们全部整齐划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幼年学校的毕业生，一辈子都习惯看书时除了翻页不用手，手在什么地方？手必须放在膝盖上。要不然大耳刮子就结结实实地上来了。但这种近似于变态的严格，对辻政信来说微不足道。他渴望出人头地，也清楚这对出身卑微的他来说是多么不易，更明白如何努力才能成功：他必须成为第一，他必须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1920年3月24日，入学时最后一名的辻政信，以第一名的身份从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毕业，从皇太子（五年后的裕仁天皇）手里拿到了作为奖励的银怀表。随后，辻政信进入了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那里竞争更加激烈，但毕业时他还是第一。毕业后，辻政信回到家乡，加入了金泽步兵第七联队，半年后以军曹的军衔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辻政信是陆军士官学校36期生，1924年7月18日毕业时，他仍然是第一名，从同一个人手里接过了银怀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一般在半年以后被授予少尉军衔，被称为“任官”，36期任官授衔特别早，毕业生10月25日就被授予了少尉军衔。在那330名新少尉中，就有辻政信。他在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当上了军官。

风云人物

在金泽步兵第七联队担任少尉，辻政信每月可以领取70元的工资，在一元钱可以买一石大米的年代，这可谓高收入，他们一家随之摆脱贫困。同时拥有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预科和本科3个首席毕业头衔的辻政信，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全队瞩目的风云人物。但辻政信并不满足于当小小的尉官，甚至佐官也不是他的目标，他立志要成为大将。因此在旁人眼里令人艳羡的荣光，在他看来只是前进征途的第一步。

日本军队的每个联队都有天皇亲授的联队旗，那比性命还要紧。被日军尊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大将，在西南战争时丢掉了他带的步兵第十四联队军旗，一直到最后自尽时还在检讨。而且日军常搞检阅，旗手举着联队旗走在最前面，众人瞩目，荣耀无限。风光归风光，当旗手并不是个实惠的活。因为围绕着那面旗的事务十分繁杂，而有资格当旗手的优等生，都忙着准备陆军大学的考试，谁愿意被冗务牵绊？出人意料的是，辻政信自告奋勇当了联队旗手，因为时间对他来说基本不成问题：他每晚只睡2个小时，照样精力充沛。他在马棚边上搭了张桌子，天天晚上伴着军马重重的鼻息挑灯夜读，联队军医想效仿，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就坚持不下去了。辻政信的精力过人。行军的时候军官都尽量轻装上阵，而辻政信却特地穿上改制过的两层皮，打铁掌的军靴，不挎轻便的指挥刀而换上沉重的日本军刀，再在背包里放上2块砖。他见到掉队的士兵就帮他们扛枪，经常是扛2支步枪还能健步如飞。他自己并不抽烟，休息的时候却常从包里拿出香烟和糖果散发给士兵。一次，在行军中大家的水都喝完了，背着2个水壶的辻政信当着众人的面，把剩下的那壶水倒在地上，大手一挥：“继续前进”。爱兵、体贴下情仅是表象，辻政信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表现自己，树立威望。在士兵和士官中，有关辻政信的传说越来越多，越传越玄，几乎成了神话，他也成了军官的典范，士兵的偶像。辻政信开始利用这种人气向同僚和上级发动攻击，成了桀骜不驯的典型。1925年4月的一天，辻政信在演习场指挥新兵们修筑工事，正好联队长吉富庄佑大佐下来视察，他是陆军大将寺内寿一的外甥，平素恃宠而骄，惯于耀武扬威。

他一出口就蛮横地训斥道：“瞎教些什么？修什么工事？先进行冲锋练习”。

辻政信不买账：“报告联队长，我这是按训练规范在教。”

吉富大佐火了：“训练规范是什么东西？听本官的！”

辻政信可不管“本官”是个什么东西：“联队长，我是按照训练规范在训练新兵，如果说我是在瞎教，那先请把训练规范改了，要不然我们没法干”。

吉富也知道辻政信言之有理，但是面子上下不来：“这是‘吉富式’的训练方法，按照那个倒霉训练大纲训练什么用都没有。”

辻政信转过身来对着新兵们：“解散，吃中饭”。当时是上午十点钟。

这个命令把大佐给吓了一跳：“辻教官，才上午十点钟怎么就吃饭？”

辻政信反唇相讥：“联队长说我们的训练没有用处，那还训它干嘛？早吃完中饭大家休息。”

联队长火冒三丈：“军人怎么能没事休息，我命令你练。”

辻政信对新兵们下命令：“目标前方小山包，冲锋！”，带着新兵们就冲了出去。等跑到看不见联队长了，立即下令解散。

但若就此以为辻政信仅仅是桀骜不驯就错了，在不羁的外表下，辻政信还掩藏着精明的算计。

1926年8月，第九师团长伊丹松雄中将，到辻政信所在的第七联队第二中队（相当于连）视察基层部队的“精神教育”。中队长空闲升大尉让辻政信来讲课。本来师团长来视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需要部队上下排演好以后一致糊弄长官。可辻政信只轻描淡写地对中队长说了一句：“这次的题目我准备用‘军营里的公德心’”以后就再无踪影。当日师团长到场后，辻政信开口就灌上了迷魂汤：“今天讲公德心，我们不做官样文章。师团长长期驻在国外，对外国人的公德心概念颇为了解。等一下请师团长给我们讲一下外国人的公德心”。这番话不失时机地突出了伊丹松雄中将长期担任驻巴西，美国，英国武官的显赫经历。既显示了自己看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又拍上了师团长的马屁，给师团长留下了良好印象。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取陆军大学校43期。辻政信的目标是继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后，再戴上陆大毕业生第一的桂冠。以他优越的智力加上近乎变态的疯狂精神，要拿第一完全可能，但这次他没能如愿。在校四年，目中无人的辻政信和任课教官发生了3次激烈冲突，中途差点被劝退，更别提拿第一了。1931年11月，辻政信从陆军大学校毕业。虽不是首席但还是第三，这个让他人艳羡和赞叹的第三，对于辻政信却不啻奇耻大辱，令他如坐针毡，甚至不惜说谎来遮掩。

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6名算优等生，有到天皇面前去宣读论文的荣誉，并能得到由天皇亲授的军刀一把，因此这6人又称为“军刀组”。其成员为公认的陆军精英，几乎都保证可以进入陆军最高层领导机关。

然而军刀组6人中，除了1942年10月就在千岛群岛摔死了的参谋本部航空班长久门有文中佐和这位辻政信大佐以外全是少将。为何辻政信的军衔不高？主要原因后文会给您细细道来。

一般军刀组精英们的足迹是这样的：毕业后到基层部队呆一年，然后在陆军省和战斗部队跳来跳去，逐级升迁，混得好就可以爬到最高峰——陆军大臣。辻政信毕业后，回到金泽第七步兵联队，不到2个月，就赶上了战争：1月28夜晚9点半，从日本军舰上登陆的1700名海军士兵加上原来就在日租界的1000名海军陆战队，向驻防上海的蔡廷锴19路军发动了攻击。这支被狂妄的日本人看不起的19路军，仗却打得豪气冲天。日本海军包括2艘航空母舰“加贺”“凤翔”在内的第三舰队7000名海军陆战队，未能占到多少风头，赶紧又动员了由植田谦吉中将为师团长的金泽第九师团和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增援。于是辻政信中尉所属的第七联队，2月12日在吴淞口登陆，加入了战斗。第七联队奉命赶去支持久攻庙行镇不下的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在这场战斗中，辻政信第一次见识了古老而顽强的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日军一次次地发动冲锋，一次次地落败而逃，只丢下成堆的尸体。2月20日，辻政信找了辆装甲车来掩护冲锋，和大队长空闲少佐亲自坐在上面。可是那装甲车不争气，冲到了19路军阵地前面，突然熄火趴窝了，这下可成了19路军的极好靶子。辻政信刚刚跳下车，左膝盖就被一颗子弹击中，只能拄着军刀，一步一步地爬了回来。大家手忙脚乱把辻政信送往医院，没能抢回空闲少佐的尸首。但是空闲少佐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昏迷做了十九路军的俘虏。十九路军不像日军那样虐待俘虏，把空闲少佐治好了伤后送了回来。

这可是爆炸性新闻，日军从来就有宁死不能当俘虏的规定。这回一个少佐大队长不仅当了俘虏，还被日军所看不起的“支那军队”完好无缺地送回来了，让堂堂“大日本帝国陆军”脸面何存？空闲升少佐只好跑到吴淞口自杀。到了3月1日，在进攻江湾镇韩家塘的时候，第七联队队长林大八大佐中弹身亡。这下，辻政信的长官和长官的长官，全死在了这个战场上。《淞沪停战协定》5月5日生效，第九师团7月份撤回日本。因为负伤，辻政信得到了他第一枚勋章：功五级金鵄勋章。有了这枚勋章，也可算“凯旋”。但这场战役给辻政信带来更大的收获是，他明白了他曾经面对过一个怎样的民族。查阅辻政信的年谱可以发现，从此以后，他再没敢主动挑起和中国军队的正面交锋，不是没有过这种机会，应该说是他被打怕了。20年后的1952年8月16日，辻政信在竞选众议员的演说中这样说道：“我和俄国人，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7次伤，身上有30多处伤疤，现在身上还有20几颗子弹。如果大家武器一样，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是中国兵，再其次是诺门坎的俄国兵，接下来是印度的廓尔克兵，第五才是美国兵，英国兵大概第七第八”。欺软怕硬，是辻政信的一个性格特质。他有家庭暴力倾向，时常打骂老婆。他老婆没法就偷偷到一家柔道场去练习。一次辻政信又要动手，被他老婆结结实实地摔了一个大背跨，他从地上爬起来，对老婆眨巴眨巴眼，惊奇地说：“你还会这个，什么时候学的？”从此，辻政信竟没再动过老婆一个指头。

士官校阴谋事件

回到金泽2个月后的1932年9月，辻政信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课长是东条英机大佐。次年又晋升大尉，被调到作战部第三课，看起来辻政信已经走上了“精英之道”。但就在1934年8月1日，一道奇怪的调令飞来，辻政信被调去陆军士官学校任学员中队长。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中队长，就是个少尉干的活，这次起用辻政信的表面理由是，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那年进了陆军士官学校，要找个优秀的中队长来教育。但谁都知道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从未有皇室子弟让一个军刀组的精英来教的先例，况且派去的人将来在晋升上肯定会吃亏，野心勃勃的辻政信就肯接受？这其实是转而担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导主任的东条英机，策划的一个“肃清”士官学校的阴谋。

当时陆军内部势如水火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争斗正酣。到底何为“皇道派”和“统制派”？一战以后的金融危机，使日本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失业人口骤增。当时的日本工业雇用人员，基本上是农民的女儿和排行二三的儿子，没有了工作就只能回家务农。而此时日本农村的状况更是惨不忍睹，主要农作物大米的价格暴跌到原来的一半以下。军队的士兵、士官和下层军官，基本上都出身农村，对于农村的惨状有切肤之痛。他们认为应该把重臣，财界要人全都杀了，由天皇来“亲政”，组织军政府。持这种政见者是为“皇道派”。而“统制派”，是主张军队向议会施加压力从而组织军队为主导的国家总动员体制的人群。其实“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思想根源，都是军国主义，从后来在东京国际法庭上皇道派的老大荒木贞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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