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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31 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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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书凯

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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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定要知道的历史常识

中国人一定要知道的历史常识试读:

前言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不读历史的人是庸人;读尽历史而堕其之中的人是妄人;惟有读历史而知其兴亡得失。进而联系到现在,联系到自己,正确地解读自己的当下人生。科学地厘定自己未来的可能之路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英国诗人雪莱曾这样写道:“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因为历史往往会以惊人的相似度再次出现,如何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何利用古人的智慧应对今天的现实生活,才是历史最重要的功用。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读史明智”,这些都是在强调历史学的现实指导作用,以及对个人、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启示与帮助。司马迁说过:“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我国许多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都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当一个民族成为能够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力量、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反省的民族时,那这个民族必定会无比强大。

一,学史可以明事理。缺少历史文化底蕴的人有诸多弱点,如判断能力低,思维能力差。而了解许多古今中外大事的人,不仅仅体现在个人宽广知识面上,更重要是增长了见识,丰富了头脑,从历史的长河中明析了许多哲理。在针对历史人物、事件作品评时不至于使我们用孤立、片面的眼光看问题。例如,唐玄宗从统治前期取得“开元盛世”的大治,但在后期又爆发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如将原因归于红颜祸水的杨贵妃,倒不如说唐玄宗色迷心窍,荒于政事,再加上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当道,多重的因素才致使大唐王朝从“安史之乱”后开始走了下坡路。因此,只有掌握一分为二的这把万能钥匙,培养实事求是的态度,提高判别是非的能力,从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个角度分析历史人物和事件,加强历史的横向、纵向联系与比较,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历史材料和人物言论的深层含义,才能拓宽思维的广度、深度,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二,学史可以明做人。学史明理不算,还要学以致用,只有这样才能算学有所成。历史是一面镜子,关键的是你要从这面镜子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或者是找到自己学习的榜样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你看到的是一种不畏死亡的英雄气魄;从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你看到的是革旧图新、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的执著精神;从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中,你也看到了功败垂成后的不甘与无奈,而与之相对的是,从秦涧泉(清乾隆年间学者)的“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中,你也看到了卖国败类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学史不仅让我们看清了忠臣与奸佞,正义与邪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道路上找到了衡量标尺。今天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和学习历史,就是要继承古今中外的传统美德,弘扬正直坚韧、奋发向上的精神,摒弃贪欲本能,强化道德理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会更好地奉献社会,以更高尚的境界去做事,去做人。

三,学史可以明爱国。学习历史,还可增强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成果点燃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陶瓷、丝绸、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秦陵兵马俑等,都是世人赞不绝口的中华文明象征;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中山弥留之际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些历史名人的爱国名言,更是让我们倍受鼓舞,热血沸腾,激发了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了解历史,学习历史,必会让我们终身受益。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注重历史知识的实用性、全面性、趣味性等特点,不至于使其像教科书般读起来枯燥无味,晦涩难懂,而是通过历朝历代的著名人物、事件等知识要点来展现我国古代绚烂多彩的历史篇章,从而能让读者更轻松、更积极地畅游到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去发掘宝贵的人生财富!

第一章 史前

  

第一节 人类起源

  

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中国人类化石最早的是重庆巫山人和湖北的建始人,他们都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1985年考古学界在重庆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发掘出一段残破直立人化石和步氏巨猿、中国乳齿象、先东方剑齿象、剑齿虎、双角犀、小种大熊猫等,116种早更新世初期的哺乳动物化石。经学者研究,巫山人距今约201万至204万年,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这一发现不但填补了中国早期人类化石的空白,而且对于研究人类起源和三峡河谷的发育史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建始人化石发现于湖北恩施自治州建始县高坪镇麻札坪村一小山坡的山洞中,距今200万至250万年,关于建始人的资料还不多,由于化石材料的缺失,巫山人和建始人在国际古生物学界还没什么影响。

元谋人

1965年,云南的元谋县那蚌村的附近发现了“元谋猿人”。当时出土了猿人的左、右上内侧门齿两颗,经测验,这两颗门齿属同一青年的。后来在元谋猿人化石所在的褐色粘土层里,发现了用石英岩所打造的刮削器共4件,而且在这个地方还采集到了其它的石制品也有十几件。并发现在厚约3米的3个地层中零星散布着炭屑,说明元谋人已经会使用火了。和元谋猿人化石一起发现的还有多种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哺乳类动物有许多是食草类的。一般估计,元谋猿人距今有170万年左右。

蓝田人

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发现了一个完好的猿人下颌头和13颗牙齿,经考古研究,这是生活在距今65万年左右的一个老年女性。后来,蓝田县公王岭又发现古猿人,考古学家将他们称为蓝田人。蓝田人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根据体态特征,他们已经能够直立行走,这恰是进化成人的重要标志。同时还发现与蓝田人同一时代的大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球等石器,证明他们已经能够用石英岩、石英砂岩、脉石岩打制工具。在公主岭出土的蓝田人化石层中,还发现蓝田人用火的遗迹。“北京人”

这里的“北京人”是指远古时代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原始人。在北京西南郊有一个名叫周口店的小镇,当地采石烧炭的工人发现该地龙骨山的岩洞里有一些奇怪的野兽骨头。消息传来后,一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这里,在工人的指导下,发现了一系列北京人的骨骼和生活用品。原始北京人大约生活在四五十万年以前。他们既像猿,又有一些人的特征。他们前额低平,两个连在一起的粗大眉骨就像房檐一样遮着眼睛,颧骨很高,鼻子扁宽,嘴巴向前伸,没有下巴,牙齿粗大,脑壳比现代人厚一倍。脑子只有现代人平均脑量的80%,胳膊和现代人差不多,腿还有些弯曲,最主要的是北京人已经懂得用火和使用简单的石头工具。特别是火的使用,不仅使他们能够吃到熟食,冬天还可以取暖抗寒,抵御各种野兽的袭击,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寿命,提高了他们与大自然进行斗争的能力。

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因发现于北京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他们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属晚期智人。山顶洞人总体特征属于蒙古人种,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十分接近,有可能是这三个现代种族的直系祖先。与山顶洞人类化石一起还发现了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由此可知他们已经掌握了钻孔、磨制和染色技术,已经有了审美观念。根据放射性元素探测山顶洞人遗迹,他们生活在距今约3万年前,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人类起源地争议

现代人类起源地有两大争议: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进化说。非洲起源说认为,冰川时期亚洲原始人全部消亡后,非洲“夏娃”迁往亚洲和世界各地,生息繁衍并最终进化成现代人类;并且,持该论点的科学家还根据现代人的基因测验发现正是古非洲人。多地区进化说认为,直立人由非洲扩展到其它大陆后,分别独立演化为现代非洲人、亚洲人、大洋洲人、欧洲人,各大洲都有充分证据否定非洲起源说。关于人类起源地确切地目前还没有定论。

人类与猿人的区别

虽然猿人已经跟人类很相似了,但在分类学上,人类被列为人科,而类人猿则被列为类人猿科,这是因为二者有本质性的区别。二者主要区别是是否能够直立行走。人类实现直立行走不但使形态特征区别于猿人,更重要的是,直立行走使得双手解放出来,可以用来制造和使用工具。当猿人进化成人类以后,可以利用工具捕捉其它动物食用,火的大量运用使得早期人类吃上鲜美的肉类熟食。另外,人类与类人猿大脑大小不同,结构上也有明显的区别,人类的大脑使得人类有可能有记忆和产生语言或复杂的运动。

劳动在进化中的意义

按恩格斯的观点,劳动是“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首先,劳动使得人实现了直立行走,手脚分工的形成促使猿人的体态更接近人的体态,双手的解放具有重大意义。其次,猿人在长期的劳动中形成了人类的意识,大脑的变化,头部器官的发展能因素最终产生了语言和思维,这些使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最后,群体性劳动成员之间沟通和协调,最终使猿进化到人类社会。由此可见,劳动的过程也就是猿转变成人类的过程。

人类进化转折点

人类进化过程有几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分别是双手的演化、工具的出现、火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双手解放出来是猿进化成人的重要环节。自从猿人直立行走后,他们的双手可以用来抓取食物、使用原始工具,随着猿手越来越灵活,作为运动器官的猿手就被改造成劳动器官。工具的出现在从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有重要意义,因为人类的劳动就是从制造工具开始,从而导致了人类体态和文明的重要发展。人类使用火的意义非常重大,驱赶野兽,照明,给人温暖,熟食,这些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中迈向文明的第一步,是人从动物界最终分化出来的重要标志。语言的产生使得人们交流能力大大加强,加速了人类社会化的进程,是人类与其它动物最重要的区别。

人类进化阶段

人类进化经历了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四个阶段。早期猿人生活在距今约300万,他们能制造粗糙的石器,已知道用火,建立了十人左右的社会集团过着共同采集兼狩猎的生活。晚期猿人有150多万年的历史,北京人就属于晚期猿人,他们已经能够用石器工具捕捉大型动物,过着几十人组成了家族集体生活。距今三四十万年前进入早期智人时代,他们的石器工具已经用途明确,会利用兽皮做简单的衣物,已经学会人工取火,并有进入母系社会的迹象。晚期智人已经非常接近现代人,会制造石器、骨器和弓箭,能发明制陶、纺织、冶炼,出现了金属工具,氏族公社得到扩大和增加,母系社会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

人类来自外星

由古猿进化到智人四万年间有段空白时期,业界找不到任何的过渡期化石例证,生物学家称这是“失落了的环扣”, 人类来自外星就是马莱斯推测出来的观点。马莱斯的证据是圣地亚哥发现的一个5万年前的头骨,研究显示该头骨远高于今日的人类,相信他就是自外星人。马莱斯由此推测,距今6.5万年前,一批高智慧的外星人来到地球,与地球上最有智慧和精力的雌性猿人结合产生了今天的人类,他还就此推测出有关人类与外星人杂交后的身体变化。马莱斯就任于北约多年,曾接到多次有关UFO的报告,因此对人类起源做出此惊人的论断。

现代类人猿能否变成人?

除人类外,在动物界最高等的动物是类人猿,包括长臂猿、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据科学家发现,人类的进化也是从这几种动物的顺序进化面来的。古猿是它们和人类共同的祖先,所以它们在血缘和外形上与人类都很接近。那么,现在的类人猿可能再进化成人吗?据科学家研究,百万年前,古猿通过物竞天择的压力和基因突变分别进化为现在的人类和类人猿两处物种。人类的进化是漫长的,从出现直立行走,到手和脚的分工,再到语言和文字的出现,然后是大脑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现代人。现在的类人猿还生活在大森林里,过着小家庭的生活,没有社会生活就无法进行交流,更无法产生语言和文字。正因为它们的这种生存方式,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进行成人类。

原始生活

根据现代发现的早期人类遗址,发现了古代动植物的化石,业界人士由此推测:采集和狩猎是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经济生活方式。早期人类主要活动于草原和森林边缘地带,靠采集野生植物根、茎、叶、果实和猎取动物来维持生存。由于这种生活方式是单纯地靠大自然的恩赐,所以早期人类多在饥饿困苦中死去。考古发掘证明:早期人类主要食用植物类,后来动物的比重加大。当时妇女老弱等人做采集工作,男子从事狩猎。后来这两种生活方式逐渐发展称为原始农业和畜牧业。

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指的是距今约250万年至1万年间,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原始人类时代。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是人脱离动物界后最初使用和制造的工具,加工粗糙,形状简陋,多是用砾石互相敲击打制而成,中期出现了制作稍微精巧的骨器,晚期出现更精致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随着工具制造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狩猎本领也更高,法国奥瑞纳文化层中发现5万匹以上的野马遗骸,这就是原始人利用工具集体狩猎的结果。随着工具的改进,火的使用,到旧石器晚期,人类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开始向定居生活过度。

氏族

氏族是原始社会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它是以相同的血缘关系结合成的社会群体,氏族内所有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图腾,大约形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内部最早实行内婚制,这种婚姻状况在许多民族的古老神话中都有反应,如古希腊神话中天神宙斯就是娶其姐姐赫拉为妻。氏族后期才有了族外婚,禁止长辈与小辈的婚配和兄弟姐妹之间婚配。氏族成员之间地位平等,生产资料共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财产。公共事务由氏族首领统一管理和支配,大事氏族成员共同决定。氏族社会先后经过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私有制的发展而解体。

图腾

图腾来源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每一个氏族都用一种植物或动物,或者是无生命的物象作为自己的徽号,这就是图腾。图腾即为氏族的信仰和象征。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文化村发现的仰韶文化,这里居住的氏族部落的彩陶上有蛙、鸟、鱼、鹿,以及人面、人手虫身等图像,这些都是当时氏族的图腾。每个氏族都有一个自己的图腾,以表示区别与其它氏族。

部落

部落是由氏族发展而来的。原始社会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多,氏族内一部分人开始向外扩展生存空间形成了新的氏族,几个新老氏族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部落,我们中华民族就是由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联合而成的。每个部落都有共同的地域、语言、经济、习俗、信仰,内部各氏族地位平等,设有最高首领并由各氏族推选产生,公共事务由各氏族首领组成的部落议事会讨论决定。原始公社晚期,各部落之间利益纷争而产生战争,优胜劣汰,力量大的部落留存下来,有的结成部落联盟,这也是今天世界各民族的雏形。

母系社会

母系社会是以母亲的血缘关系结成的原始社会基本单位,存在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时期时代早期,中国母系社会主要存在于山顶洞人、仰韶人、河姆渡人等群体间。母系社会时期出现了族外婚,产生了原始的审美观念,并有了原始的宗教和最早的文字符号。母系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以女性为中心,这可能由早期生活靠女性采集决定,同时妇女还担负着繁衍后代的重任,因此女子的活动对维系整个群体的成村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女子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母系社会时期,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体成员共有,没有贫富贵贱之分,大家过着平等的生活。

父系社会

父系社会是相对于母系社会而言的,母系社会后至今都是父系社会。中国的父系社会出现于新时期时代晚期,主要代表有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父系社会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发展并形成社会分工,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陶器、铜器和丝织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金属器的出现,男子在狩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畜牧业成为生产资料以后,男子在整个社会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反,女子的劳动显得无足轻重而被排斥在社会主要生产部门之外,这时候男子逐渐取代女子成为社会中心。父系社会初期,生产资料仍是集体所有,分配方式上以家庭为主单位制分配取代集体分配。生产力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剩余,剩余越来越多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原始社会逐渐解体。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在距今约一万年前,人类石器制造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以磨制石器为标志的工具。新时期时代出现了弓箭等复合武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世界各地新石器时代并不一致,最早向原始农业过度的是西亚,巴勒斯坦出土的细石器中已发现原始的农具;其次是东亚和美洲;这三个地区是原始农业最早的中心,因此最早的农作物也出现在这三处,如起源于亚洲、北非的小麦,起源于西亚、阿拉伯等地的大麦,中国的水稻,印第安人的玉米、马铃薯、烟草等。原始农业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过定居生活,驯养牲畜也称为可能,狗、羊、猪、牛、驴、马等相继被驯化为家畜,原始畜牧业形成。

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是继石器时代之后人类的又一个发展阶段,是人类开始进入使用金属工具的时代。青铜有熔点低、硬度高、容易锻制等特点,成为人类最先被青睐的金属。在青铜时代,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世界上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地区是古代埃及、西亚、印度,这些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进入了青铜时代,非洲的北部和西部是当时青铜器比较发达的地区;中国和欧洲约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青铜器物;美洲出现最晚,约在公元前1000左右。青铜时代人类已经是原始社会末期,个别地区应经进入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国家,现存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就是我国商朝时期的产物。

原始社会的终结

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们消化不了的产品开始有所剩余,部落首领就将此剩余物品归自己所有或赠给自己心仪的人。同时,氏族之间的战争俘获的战俘要么祭天,要么以奴役的形式留在氏族内部,成了最早被奴役的人群。通过不断的产品剩余,不断地俘获俘虏,一些人就占有越来越多的产品和奴役,而大部分人则处于温饱恰好状态或者被别的氏族部落俘获而成了奴役。这样就产生了最早的奴隶主和奴隶,为了压迫被奴役的人,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应运而生。国家的产生标志着原始社会的终结,人类从此进入阶级社会。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形成于距今约5000年至6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因最早发掘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后来相继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东至河北中部、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南达汉水中上游、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现风格一致的出土文物,此类文物所反应的风格统称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出土包括大量的石器、骨器、精美的彩陶器,对于研究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著名的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半坡的村落民居、彩陶技术、及原始文字也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仰韶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是古代中国原始文明和艺术的开创地。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存在于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之间,因最初发掘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得名,它是中国长江下游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根据河姆渡文物出土情况可知距今几千年的农业水平,他们有最具代表性的农具耒耜、农作物水稻、精心磨制的精美骨器、还有陶器和少量的木器,这些对于研究中国南方远古生活尤其水稻的栽培技术有重要意义,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的中国文明另一条支脉,长江也成了孕育华夏文明了另一“母亲河”。根据发现的稻谷、谷壳和出土的菱角、葫芦、菌米与藻类等动植物遗存确定河姆渡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公元前4300至前2500年,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和江苏淮北地区,包括北辛文化和龙山文化。大汶口的经济生活以种植粟为主,同时从事渔猎、采集和畜牧;生产工具有石制的斧、铲、刀、镞,骨制的锄、鱼镖、鱼钩和镞等;手工业非常发达,有陶制的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等,出土的玉器制作精致,工艺水平很高。另外根据墓葬特点及陪葬品还了解到大汶口人的习俗。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已经非常接近阶级社会。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郊的红山而得名,距今五、六千年。红山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和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兼有牧、渔、猎。在手工业方面,红山文化的陶器装饰艺术极具特色,陶器外壁多刻有“之”字形纹和直线纹,此外还有其他种类丰富的花纹。红山文化的玉雕工艺水平也很高,赤峰境内的玉龙驰名中外。红山文化兼融了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二者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

群婚、掠夺婚

原始社会初期流行一种群婚制,即一群男子或兄弟与另一群女子或姐妹通婚。群婚时,同胞或旁系的兄弟姐妹之间禁止通婚。在个别部落中,有时男子通过抢劫女子作为自己的配偶而成婚,这被称为掠夺婚。随着文明的发展,群婚和掠夺婚逐渐被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取代。“华夏”由来

中国人自古以华夏子孙自称,中华、中原、华夏等都是对中国的称呼。《左传》中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一向被称作礼仪之邦,叫做‘夏’。‘夏’有高雅的意思,再加上中国人的服饰很美,所以又叫做‘华’。”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是在黄土高原上建立的夏朝,它在上古的时代中文化程度最高,影响也最大,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夏朝从一开始就以中央大国自居,因此,“夏”就有了“中国”的意思。“夏人”也就成了“中国之人”。后来,人们把文化高的地区称为“夏”,把文明程度高的人或族叫“华”,“华夏”合起来就代表了中国是一个有高度文明和发达文化的中央大国。“华夏”也渐渐成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炎黄子孙”的来历

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一个部落,其首领姓姬,号轩辕氏,人们叫他黄帝。黄帝领导的部落被称为黄帝族。另外还有-个部落,首领姓姜,大家叫他炎帝。他的部落因此得名为炎帝族。黄帝族和炎帝族是当时两个比较大的部落。为了争夺土地,炎帝族与以蚩尤为首的部落发生了冲突,炎帝被打败了。炎帝向黄帝求助,黄帝和炎帝共同作战,终于在涿鹿大败蚩尤,并杀死了他。就这样,炎帝族和黄帝族结盟,大家推选黄帝为联盟的首领。后来,黄帝、炎帝部落的势力渐渐扩展到整个中原地区,而且力量愈加强大。其它部落联盟也尊黄帝为联盟主。黄帝族和炎帝族的子孙们与东方的夷族、南方的黎族、苗族及其它部落民族不断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的华族,为汉朝之后的汉族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两个部落联盟在汉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黄帝和炎帝之后的尧、舜、夏、商、周、秦各代,以及当时许多小诸侯都渊源于他们。后人认为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于是我们中国人都会骄傲地说自己是炎黄子孙。

禅让制

远古时代,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首领里,以尧、舜、禹最有名望。最初的首领尧年岁大了,身心疲惫使得他不能很好地处理日常的政务,就想找一个继承人。尧把各部落的首领召集到一起,商议要推荐一位德才兼备的接班人,大家一致推荐舜做接班人。因为舜是个普通的种田人,家庭不幸但他仍然孝顺继母,爱护异母弟弟,大家都说舜是个有德行的人。尧决定对舜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发现,舜应付各种特殊情况都有办法,所经手的工作办得井井有条,没有一点差错,尧非常满意,就把首领的职位传给了舜。舜接任后,兢兢业业,深受大家的爱戴。当他垂暮时又用同样的办法,把经过长期治水的考验的禹作为接班人。历史上把这种让位于贤的做法称为“禅让制”。

宗教起源“宗教”一词,在拉丁语中是联结或再结之意,即“人与神的再结”;在汉语中,“宗”从“宀”从“示”,意为“宇宙神祇所居”,也有尊祀祖先或日月星辰、江河海岱的意思,“宗教”即奉祀神祇、祖先之教。由此看来,宗教的产生与神和祭祀有关。原始社会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原始人看到日月星辰的变化莫测,风云雷电的神秘,山川河流的博大,觉得人类在自然面前是那么渺小,于是就寄希望于有特异功能的英雄或大力士。他们觉得一定有神秘的力量主宰着种种自然现象和灾害,他们将这种力量命名为“神”并对众神顶礼膜拜,希望诸神给人们带来平安,驱除妖孽和灾害,这样就产生了神和祭祀。祭祀不仅是一种祈福仪式,而且是管理人集体活动的组织,是作为增强全体人员的集体意识的一种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集体活动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国家这种高级组织形式的出现,人们对神祭拜时也越来越抽象,祭拜仪式也越来越隆重,至于精神寄托、心灵安慰等祭拜和宗教的高级作用只是原始祭祀祈福心理的扩大化,也是宗教产生的本质所在。

原始服饰

原始服饰是根据出土的骨针、骨锥等制衣工具想象复原而成。当时人们的服装材料主要是动物毛皮,可能用动物韧代替绳、线。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装饰物,包括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第二节 神话传说

  

神话起源

神话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神秘的自然现象加上丰富的想象就成了最原始的神话,被誉为记载人类童年的文明。原始人类认识自然能力不足,遇见打雷、闪电就不知所措,日月星规律性的运转在他们看来也带有神秘的色彩,抵抗能力低下的原始人就对这些自然现象充满了崇拜,神和英雄的出现就反应了他们这一心理,因此各民族神话里都有太阳神的出现,也有制服猛兽的英雄为人类排忧解难。神话是原始人们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是早期人类通过想象和推理对自然做出的独特解释,今天的人类可以从神话中窥见先民的生活和思想。《山海经》《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主要记载了中国古代神话、地理、巫术和宗教、医药、民俗等,是中国远古社会的百科全书。中国神话故事主要来源就是《山海经》,现存最早版本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包括著名神话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大禹治水等英雄传说,神话言短意深,表现古代英雄对抗大自然的勇气和毅力,反映了中国先民渴望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理想和愿望。《山海经》成书时间很早,司马迁曾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中国古代文人常将《山海经》做远古史书看待。《楚辞》《楚辞》也是研究先秦神话的最重要书籍之一,是中国群体创作神话向个体演说神话的重要转折环节,它将上古神话与楚文化联系起来重新演绎神话本身。《楚辞》中的《离骚》、《天文》里保存了许多神话资料,涉及众多传说中人物,如女娲、伏羲、鲧、禹、羿、少康、比干、涂山女、河伯、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百里奚、介子推、西施等,带有强烈的巫术和祭祀色彩,这也是楚文化的特点。随着学者对神话研究的不断深入,楚辞神话中将会挖掘出更多的文化内涵。《穆天子传》《穆天子传》是先秦历史神话典籍之一,书中详载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率师南征北战的盛况,附有鲜明的神话传说,其中以穆天子拜见西王母最为有名。在先秦古籍中对西王母的记载都是一些简略断片的文字,《穆天子传》一书中却将它记述成历史传记性的故事,详细地描述了周穆王到达西王母之邦,与女首领西王母相见的情景,两人互赠礼品表示友好,在西王母的瑶池筵宴上相互对歌述志,《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彬彬有礼,对穆天子应酬自如,是一位具有君王气象的妇人。《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份,还有助于了解古代民族分布、迁徙的历史和先秦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淮南子》《淮南子》是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的,又名《淮南鸿烈》,“鸿烈”一词表明了此书蕴含着广大而光明的通理,主要以道家为首的诸子思想,书中丰富的神话资料为其做论据服务于道理,因此神话带有强烈的道家色彩。《淮南子》中保存的著名神话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共工怒触不周山等。《淮南子》中的神话经编著者艺术化处理,体现出较多的哲学思想,表现出道家尚仙的特点,如今天位列仙班的女娲娘娘、嫦娥成仙都是通过修炼或仙人指导从而达到长生不老或神仙的境界。总之,《淮南子》中的神话人工化痕迹较重,但从神话故事本身来说,对后世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盘古开天辟地

传说在人类出现以前,宇宙是混沌成一团的,没有光,没有气,也没有声音。有个叫做盘古的巨人在这片混沌中酣睡了约1.8万年,醒来后发现周围一团黑暗。盘古感到气闷,急躁的他张开巨掌向黑暗劈去,只听得一声巨响,这一团混沌被击得粉碎,宇宙开始了崭新的变化。

淤积千万年的混沌被盘古劈开后,又轻又清的东西慢慢上升并渐渐散开,变成蓝色的天空;那些厚重混浊的东西慢慢地下降,变成了脚下的土地;盘古就这样顶天立地站在天地之间。他很高兴,因为被他分开的宇宙很清新,舒服。为了防止天地合拢,再变成以前那样污浊不堪的样子,盘古就用双手撑着青天,双脚踏着大地,让自己的身体每天长高一丈,天地也随着他的身体每天增高一丈。这样又过了1.8万年,天越来越高,地越来越厚,再也不会合拢到以前的混沌了,大功告成的盘古这时候身长有9万里。他终于决定躺下来休息一下,他这一倒下就没再起来。

临死前,盘古嘴里呼出的微弱气息气变成了春风、云雾;他的鼾声变成了天空的雷霆;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细细的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夜空中的数亿颗星星;他的四肢变成了东、西、南、北四极,其他器官变成了雄伟的三山五岳;血液变成了江河;筋脉变成了道路;肌肉变成了农田;牙齿、骨骼和骨髓变成了地下矿藏;皮肤和汗毛变成了大地上的草木,汗水变成了雨露。

后羿射日

传说尧帝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烤得草木、庄稼枯焦;百姓热得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一些怪禽猛兽,也都从干涸的江湖和火焰似的森林里跑出来,在各地残害人们。人间的灾难惊动了天帝,他便下令宣旨,命善于射箭的后羿下到人间,协助尧帝祛除人间灾难。后羿带着天帝赐给他的一张红色的弓,一口袋白色的箭来到人间。为了避免更多的灾难,后羿不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先是跟十个太阳谈判,劝说它们每天出来一个,轮流当班,这样既给大地温暖、给人类光明,又避免把大地烤得太热人们无法生存,但是骄傲的太阳们并不听后羿的。看“礼”不行,后羿就决定来“兵”。他取出白色的箭,弯腰用力拉满那个红色弓,向骄横的太阳们射去,射了九下,九法就中,天上只剩下了一个太阳,为了人们的需要,后羿放它一马。

从此以后,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居乐业,过上美满的生活。为了感谢后羿的帮助,人们尊称后羿为“箭神”,并将后羿的英雄事迹载入人类史册。看到人间一片欢乐的景象,天帝对后羿重重赏赐以奖励他为人间所做的巨大贡献,一时间后羿不仅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连美女嫦娥也对英雄青睐有加,并最终嫁给后羿。其他天神妒忌后羿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他们一起到天帝那里去说后羿的坏话,天帝最终疏远了后羿,把他永远贬斥到人间。受了委曲的后羿和妻子嫦娥只好隐居在人间,靠打猎为生。这个故事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浓重的英雄情结:英雄一方面得到人们的爱戴,一方面为小人所忌恨,因此,英雄是孤独的。

嫦娥奔月

后羿的妻子嫦娥又是怎样奔月的呢?后羿射日后立下盖世神功,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其中一个叫蓬蒙的徒弟心术不正,老想从英雄后羿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一天,后羿偶遇到王母娘娘,王母娘娘痛惜后羿打猎为生的处境,送他一包长生不老药,并告诉他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跟他一起吃苦受累的妻子嫦娥,就暂时把长生不老药交给嫦娥保管。这件事被蓬蒙知道了。八月十五这天,他趁后羿带众徒弟打猎的时候偷偷溜回来,手持宝剑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一个弱女子不是蓬蒙的对手,非常时刻她当机立断,拿出长生不老药一口吞了下去。

吞下药的嫦娥觉得自己身子轻飘飘的,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傍晚,后羿回到家得知事情经过,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不断呼唤着爱妻的名字。奇迹出现了,那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酷似嫦娥身影在向他招手、晃动。后羿到嫦娥爱去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甜饼和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百姓们听说嫦娥奔月成仙的事迹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祷,希望她一个人在月宫里吉祥平安。从此,人们也养成八月十五这天拜月的风俗。

女娲造人

女娲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传说她用黄土仿照自己捏成了人类并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母亲。盘古创造了世界以后,女娲看山岭起伏,草木争辉,群芳斗艳,鱼虫嬉戏,仍有说不出的寂寞。她对河照映,发现是世间少了她一样的生物,她马上准备泥水根据自己的模样捏起来。女娲把捏好的小东西往地上一放竟然活了,他们朝女娲叫做妈妈,欣喜的女娲给他们起名叫做“人”。眼看世界上有了人一下子变得富有生机,女娲就想多造些人,但工作量巨大,她就将一支藤蔓沾上泥浆向地上挥洒,点点泥浆变成一个个小人,女娲见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就越洒越起劲,世间到处有了人。

女娲工作之余就到处看看,了解下人的生活,结果发现最初造出来的一批人已头发花白,垂垂老去,见此情形,女娲心中暗暗着急,要保持世界上一直有人,岂不要永远不停地制造?看到世间万物都会传种接代,女娲也叫人类男女配合繁衍自己的后代,为了表明人类的神圣性,她还为人们制定了婚姻制度以有别与禽兽交配,这样,人类就保持了文明的代代相传。女娲造人的神话反映了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人类生活状况,是女性占主导地位的体现。

夸父追日

相传远古时代有个巨人氏族叫夸父族,首领叫做夸父,他力大无穷,意志坚定。夸父经常做些非凡的事情,从而让本部落的人更好的生活。有一年,天大旱。毒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烤焦了庄稼,晒干了河水,人们热得难以生存。见此情景,夸父就立下雄心壮志,发誓要把太阳捉住,让它听从人们的吩咐,更好地为大家服务。见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夸父就从东边起步,迈开大步展开他逐日的行程。太阳在空中不停地转呀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呀追,跨过一座座高山,穿过一条条大河,夸父不停地追呀追。饿了,摘个野果充饥;渴了,捧口河水解渴;累了,也仅仅打个盹而已。他心里一直有个强烈的信念:只要捉住太阳人们就又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可是离太阳越来越近了,太阳的光也就越来越强烈了,夸父渐渐感到焦躁难耐,饥渴无比。他觉得自己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他一口气喝干了黄河水,还是干渴,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还不解渴,他正打算去喝一个大泽的水,就倒下死去了,他太累太渴了!

夸父死后,他的身体变成了一座大山。人们称作“夸父山”,他扔下的手杖,也变成了一片五彩云霞一样的桃林。虽然夸父死了,没捉住太阳。可是天帝被他执着的精神打动,便命太阳有规律地为人们服务。从此,夸父族年年风调雨顺,子孙后代生活幸福。

愚公移山

太行和王屋两座大山,方圆七百里,高达几万尺,它们矗立在愚公家门前,为家人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年纪近九十愚公决定带领全家人一起将这两座大山搬走,全家人纷纷表示赞同。话是容易说,重要的是实施的过程,凭全家几口人的力气,怎么能将数万吨的大山搬走呢,又怎么处理这些石头呢?愚公召集全家人召开主会议,大家纷纷出谋划策,有的说将山凿开一个小洞能钻进去人就可以,有的说到山另一边发动群众两边一起搬,但这些提议都被愚公否决了,他说:“山还是要彻底搬走的,咱家人要堂堂正正走出去而不是钻山洞;自己的事还是要自己做,大家自力更生凭自家人的力气将山搬走心理舒坦。”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呢,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将凿下来的石头扔到渤海的边上,这样就挡不到任何人的道路。

有了详细计划后,愚公就带领全家人开始搬山了。愚公移山的使惊动了村里人,有个叫智叟的老头劝阻愚公道:“你怎么这么傻呀!就凭你这把老骨头,这几个人的力量,要拔掉山上的一根树都很不容易,又怎么能搬掉这么多的山石土块呢?”愚公说:“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做到的。即使我死了,还有我儿子秉承父志代我完成,我儿子死了,还有我孙子呢。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总有一天会将这山铲平,将渤海水填平!”智叟摇了摇头,说:“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叹了口气走了。愚公就率领着三个能挑担子的子孙,凿石头,挖土块,再用簸箕和筐子把石土运到渤海的后面去。祖孙三代日夜不停,感动了村里人呢,大家都过来帮忙搬山,邻居家一位才七八岁的孩子也蹦蹦跳跳过来帮忙。就这样从冬到夏,他们才能往返一次。

天帝被愚公移山的精神所感动,就派了两个神仙背走了那两座大山,从此以后,愚公家人出行,再也没有大山挡道了。后来人们就把这种不怕困难,有恒心有毅力的精神称为“愚公移山”。?

大禹治水

尧帝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出来,人们生活万分艰辛。看到自己百姓受苦受难,尧帝心里非常难受,听从众臣的建议,他派大禹的父亲鲧去治水。鲧采取堵的方式治水,造堤筑坝,水来土掩,这样治了九年,不但没有把洪水制服,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这时候舜帝当上部落联盟首领,他下令将治水不力的把鲧杀了。鲧死不瞑目,在他尸体里孕育了大禹。舜帝就让大禹接着治水。

与他父亲不同,大禹采取疏导的方法治水。通过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大禹带领人们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在治水的过程中,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和大家同甘共苦。他带头挖土、挑土,大家齐心协力,上下团结一心来治水。为了让人们早日摆脱洪水的肆虐,大禹昼夜不停,到处奔波。即使是刚新婚不久,他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时间进去看看自己心爱的妻子。有一次走到家门口,恰逢他妻子涂山氏为他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听得大禹揪心,但他硬是忍着没有回家,又赶去治水去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大禹终于带领着大家把洪水全部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恢复了平静,人们又可以种庄稼了。大禹治水成功为民造福,永远受到华夏民族的赞扬和尊敬,大禹刻苦耐劳忘我的工作精神,永远为炎黄子孙后代称道。

共工怒触不周山

共工是传说中的水神,炎帝的后裔,因与黄帝的后裔颛顼意见不合而引发战争。颛顼为帝以后,以强权压制众神,还不爱护疼惜人类,一时间天上人间怨声载道,共工和众天神决心推翻帝颛顼的统治,夺取主宰神位。帝颛顼也四方召集兵马,亲自挂帅前来迎战。双方主帅一场酷烈的战斗展开了,从天上到凡间,又从凡间厮杀到天上,共工渐渐处于劣势,双方厮杀到不周山下,共工仅剩不多的人马,眼看后边追兵的厮杀声又起,想起自己英雄壮举将付诸流水,不禁悲愤不能自已,在绝望中发出了愤怒的呐喊,一个猛甩头向不周山撞去,只听得一阵巨响,支撑天地的不周山被他拦腰撞断,横塌下来。不周山的塌陷直接导致了宇宙的变动:西北的天穹失去撑持而向下倾斜,拴系在北方日月星挣脱束缚向低斜的西天滑去,他们就形成自西向东的运行路线;东南角悬吊大地的巨绳被剧烈的震动崩断,东南大地就塌陷下去,形成了人们今天所见的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江河也因此东流,有了百川归海的壮美景观。

刑天舞干戚

陶渊明曾作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赞扬刑天虽然争帝位虽然失败,但其战斗不已的精神仍然值得敬佩。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刑天原是一个无名的巨人,因天宫神座分配不公而气愤,他左手握着长方形的盾牌,右手拿着一柄闪光的大斧,一路过关斩将,砍开重重天门,直杀到天帝跟前,天帝怒其目无尊长将其脑袋砍掉。刑天不死反而空出手来探摸自己的头颅,天帝怕刑天摸到头颅又来纠缠不休,就把常羊山被劈为两半,刑天的巨大头颅落入山中,两山又合为一体把刑天的头颅深深地埋葬起来。刑天知道天帝的诡计后,想象自己心愿未达的悲惨境地,愤怒异常,他不甘心就这样败在天帝手下,就一只手拿着盾牌,一只手举起大斧,向着天空乱劈乱舞,继续和看不见的敌人拼死搏斗。见此悲壮景象,天帝不敢再对其下毒手,返回天庭不理。据说,那断头的刑天至今还在常羊山的附近舞着斧和盾,誓与天帝搏斗到底。

精卫填海《精卫填海》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它体现了人类战胜自然坚毅不拔的精神和毅力。传说女娃是炎帝的女儿,一日坐船出海游玩却被大浪打翻而淹死,炎帝知道后悲恸万分,就颁布三条海禁政策。再说女娃非常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淹死而毫无还手之力,死后化作彩首、白喙、赤足的小鸟随父狩猎,炎帝根据她的哀鸣声赐其名为“精卫”,精卫在父亲头顶上盘旋几个时辰不肯离去,炎帝就作歌曰:

精卫鸣兮,天地动容!

山木翠兮,人为鱼虫!

娇女不能言兮,父至悲痛!

海何以不平兮,波涛汹涌!

愿子孙后代兮,勿入海中!

愿吾民族兮,永以大陆为荣!

精卫听到“海何以不平”,对夺取她生命的大海痛恨万分,遂下决心填平大海。于是她每日衔西山之木石填于东海,即使石子很快被浪涛冲走亦不气馁罢休,忍受着大海的嘲讽,年年月月永不停息奔波于西山与东海之间,坚持不懈地做她填海的事业。精卫锲而不舍的精神,受到人们的尊敬,晋代陶渊明曾作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高度赞扬精卫敢于向大海抗争的悲壮战斗精神,后人常以“精卫填海”比喻仁人志士意志坚决,不畏艰难。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一位法力无边的女神,后经道教增饰,因除暴安民有功,玉皇大帝敕封她为“九天圣母”。九天玄女虽在民俗信仰中地位并不显赫,但她在道教神仙中地位重要,是一个正义之神,经常出现在古典小说之中,成为扶助英雄铲恶除暴的应命女仙,《水浒传》中记载,宋江被官兵追赶躲进九天玄女庙,得到九天玄女的搭救并被传授兵书三卷。据神话记载,九天玄女是西圣母元君的弟子,曾在黄帝战蚩尤时为黄帝军师大败蚩尤,道教称黄帝的兵法和升仙术都是她所传。她创造的兵法多为后世所用,历代各种玄理奇术都与九天玄女治乱安国有关,传说孙膑从鬼谷子那里得到的天书三卷、八门遁法、六甲灵文等皆源自于九天玄女,她不亏是中国上古第一位杰出的女军事家,

哪咤传说

相传哪咤是托塔天王李靖的第三子,同时也是如来佛祖弟子之一,是天宫中法力很大的小神仙,可以变为三头六臂。他通常的形象是:项戴乾坤圈,手持金枪,足蹬风火轮,同时还有斩妖剑、砍妖刀、缚妖索、降妖杵、绣球儿等六件法宝,作战时如虎添翼。每逢托塔李天王挂帅出征,哪咤必然携带法宝前去助阵,曾先后降服九十六个妖魔,是天上人间公认的少年英雄。相传哪咤出生时左手掌有“哪”字,右手掌有“咤”字,故名“哪咤”。在他三岁时到龙宫游玩,疯闹中踏倒水晶宫并捉住蛟龙抽筋刮鳞,创下大祸。李靖为防止他再为家人添乱,曾想杀哪咤以绝后患,愤怒的少年一刀在手,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只有缕灵魂到西天告佛。幸得佛祖慈悲,取来荷藕为他的骨骼,荷叶为肌肉,在荷叶中起死回生。后来哪咤发誓杀李天王以报剔骨之仇,如来从中说和,赐天王宝塔一座,让哪咤以佛为父,才消释了父子冤仇。

鲲鹏展翅

鲲鹏是《庄子》里的神话。传说北海有一种叫做“鲲”的鱼长得非常大,大得说不清楚有几千里,后来这条鱼变成了一只鸟,叫做“鹏”,这只鸟也很大,光脊背都有几千里。有一次鹏发怒,振翅而飞,翅膀犹如遮天的乌云,它立志要飞到南海去。庄子为了表达博大无碍与物冥合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态度给鲲鹏一个广阔无边活动的世界。今常将鲲鹏比喻宏伟事业,有“学做鲲鹏飞万里,不做燕雀恋子巢。”一说。道教中还有关于鲲鹏的传说,它精于变化,通灵万物,助天帝登上澄清玉宇,被敕封为“九天鲲鹏”。

九头鸟

九头鸟是在《山海经》和《楚辞》里都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说的是湖北人的精明,由此可见,九头鸟是一种精明聪慧的神鸟。九头鸟又名“鬼车”, 长有十个脖子、九个头,据说第十个头是被周公旦命令猎师射掉的。九头鸟形象最早出现于楚人的九凤神鸟,《山海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句曰九凤。”这是关于九头鸟最早的文献。九头鸟的传说起源早,传播广,有“九尾鸟”、天帝游女、“女岐”三种起源说,关于九头鸟的传说在《楚辞?天问》、《博物志》、《搜神记》、《水经注?江水》等古籍里有记载。

黄帝战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里讲述了《黄帝战蚩尤》的故事。相传远古中国处于氏族时期时,中原有两个最大的部落,一个是黄帝的部落,另一个是炎帝部落,这两个部落都居住在今天的陕西境内。当黄帝族日益兴旺时,炎帝族已经逐渐衰落下来。与此同时,东部有个部落发展起来,常常侵扰其它的部落。这个部落的首领就是蚩尤,他率领部落西进打败了炎帝族,也危及到黄帝的生存。炎帝族被蚩尤打败后,便向黄帝求救。于是两个部落结成联盟和蚩尤一方展开激战。蚩尤和他的81个兄弟,凶猛善战,冲杀在前。后来他又请来风伯雨师,掀起了狂风暴雨。炎帝和黄帝的部落联盟由四支精锐部队作先锋,用石头、石斧奋勇搏杀。当大雨肆虐的时候,黄帝请来了女神旱魃,她用猛烈的阳光和狂风驱散了风雨。蚩尤马上释放大雾,企图逃跑。黄帝用指南车指明方向,除掉蚩尤,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伏羲

伏羲氏是传说中人类文明的始祖,自他开始,人类进入结绳为网的渔猎经济时代。自古异人出生时都非常态,传说一位叫做华胥氏的美丽女子误踏入一个大脚印上,马上就有蛇缠身的感觉而怀有身孕,十二年后生下人首蛇身的伏羲氏,后人为了伏羲将十二年为“纪”。古城“纪”即今天的天水,也即羲皇的故里。伏羲共有六大功绩:一、教民作网用于渔猎,教民驯养野兽。二、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结束了人类原始群婚状态。三、始造书契用于记事,取代了以绳记事的落后方式。四、发明陶埙、琴瑟等乐器,创作乐曲歌谣,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五、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并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为后代治理社会提供借鉴。六、创制古代历法。七、创立了原始八卦,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至今吸引着国内外无数学者的探索和研究。鉴于伏羲给人类的巨大贡献,他被尊为“三皇”之首。

神农氏

神农氏是继伏羲以后中华民族贡献较多的神话传说人物,也有一说神农氏即炎帝。传说神农氏是原始农业、医药、历法的发明者。传说神农氏在三湘四水地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耕耘;遍尝百草,以医民恙;治麻为布,以御民寒;陶冶器物,以储民用;削桐为琴,以怡民情;首辟市场,以利民生;剡木为矢,以安民居。完成了从游牧到定居,从渔猎到田耕的历史转变,实践了从蒙昧到文明的过渡,率领众先民战胜饥荒和疾病,脱离了颠沛流离的苦日子,过上吃、穿、住、医、娱俱全的好日子。关于他最有名的故事就是神农尝百草,古时候的人经常因乱吃东西而生病,甚至丧命。神农决心尝遍百草,能食用的就介绍给大家,不能食的就提醒大家注意,不好吃的就留作药用,并有绝好助手神鸟花蕊鸟为他探寻药材。天长日久,他总结出《神农本草经》一书,记载了各种药草的疗疾,是中国中草药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中药最重要的起源。不幸的是,神农氏误尝断肠草而亡,人们悲恸万分,为了纪念他,将他曾尝百草的一个地方命名为“神农架”,并修建神农坛来纪念他。

燧人氏

燧人氏是神话传说中人工取火的发明者,因火对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他与伏羲氏、神农氏并称为“三皇”。据《韩非子·五蠹》中记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汉书》、《拾遗记》、《尚书大传》、《太平御览》等书中均有燧人氏人工取火的的故事。火的发明结束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关于燧人氏的神话传说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从用自然火到人工取火的情况,燧人氏因此被奉为“火祖”受到人们永远的敬重和爱戴。

有巢氏

有巢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发明巢居的英雄,也称“大巢氏”。相传远古时代人少而禽兽多,为了抵制禽兽的侵害人们不得不躲在洞穴里。《庄子·盗跖》里说:“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将人类安居在固定的一处,有巢氏帮助人类实现了家园的梦想,“有巢氏”这一看似通俗的名称背后隐藏着英雄的光辉事迹。有巢氏的传说反映了原始先民由穴居进入巢居的状况,表明了华夏先民坚持生存斗争的光荣历史进程。

三皇五帝

我国古代有把远古三个帝王和上古五个帝王合称为三皇五帝的传说,秦始皇为表示地位之崇高无比,曾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关于三皇五帝却说法不一。第一种说法是三皇指天皇、地皇、泰皇,这种说法认为泰皇最贵。另一种说法提出三皇指天皇、地皇、人皇。还有古人认为三皇应为燧人、伏羲、神农,或燧人、伏羲、女娲。此外,《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通鉴外纪》又以伏羲、神农、共工为三皇。

由此可见,伏羲和神农占有三皇之两席,诸说基本一致,而第三位,分歧较大。至于五帝的说法也各有所不同,有种说法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个人。后来有人认为“五帝”是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另外,还有炎帝、高辛等人也被列为五帝之中。五帝主要是指传说中原始社会里杰出的部落首领。多数人认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三人是“三黄”,黄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称为“五帝”,该说法起源于春秋战国。

嫘祖

嫘祖是传说中黄帝的元妃,是中华民族之母。嫘祖的历史功绩是开创了育桑养蚕的先风,并抽丝织巾、肇造衣饰,后人称其为“蚕丝鼻祖”。她还兴起“八拜成婚”的礼俗,男30而婚、女20而嫁成为文明传统。嫘祖也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之一,河南新郑曾成功举办过四届嫘祖纪念节。“蚕丝鼻祖”使人类结束了穿树叶、披兽皮的衣着方式,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她教民养蚕,普及蚕桑丝绸文化对后世中国有重要的影响,嫘祖成为影响至今创造人类社会文明的光辉典范。嫘祖嫁给黄帝以后,生玄器、昌意二子,昌意娶蜀山氏生子高阳,继承天下,成为颛顼帝。

丹朱

传说丹朱是尧之子,原名朱,因受封于丹水,故名丹朱。尧嫌丹朱不孝而不重用他,将位传于舜,故父子俩有隙。丹朱是否不肖已无可考证,但《山海经》中称之为“帝丹朱”,古代有德望的人才能为“帝”,因此他也是一位受人敬仰的首领。关于丹朱的事迹在《山海经》、《尚书》、《世本》、《庄子》、《六韬》、《吕氏春秋》、《史记》等多种正史和子书中有记载,但说法不一。《尚书》中说他是一个个傲慢无礼、荒淫贪逸、无所事事的人;《庄子》也记载他没得到帝位而起兵与尧战于丹水,被消灭。另一种说法是丹朱是一个智慧之人,是传说中的围棋的制造者和高手。舜想篡夺尧的帝位,就令心腹在尧面前诽谤他,因此被父亲派到南方的丹水做诸侯。舜后来果真制服了尧并取得帝位,丹朱听闻,率南方苗人反对虞舜继位,舜借尧之名发兵与丹朱在丹水大战,丹朱阵亡,其后裔为避免舜迫害南迁,是后世朱姓的祖先。

娥皇、女英

娥皇和女英是同是尧的女儿,一起嫁舜为妻。尧同嫁儿女,却没说谁是正宫娘娘,谁为偏妃,只给儿女规定:先到舜所在地蒲坂者为正宫。娥皇朴实,跨了一头大马飞奔而去;女英讲排场,乘骡子驾车前往。路过西杨村北遇溪水,二女同时下来休息,让牲口饮水解渴。再次上路后,女英的母骡突然要临盆生驹,因此车停人住;娥皇的乘马则继续前行,正宫娘娘为娥皇所取,女英气愤之极,遂下令骡子今后不准生驹。今天襄汾县西杨村附近是儿女牲口饮水的地方,叫“娥英泉”;后来的骡子不受孕、不生驹,皆拜女英所赐。舜帝执政39年后,不幸在长江一带巡视死于苍梧之野,两位夫人听闻噩耗,一起去南方寻找舜王,湘江边上的湘妃竹留下她们斑斑的泪痕,痛不欲生的娥皇、女英跳入波涛滚滚的湘江,化为湘江女神,人称娥皇为湘君,女英为湘妃或湘夫人。楚人为她们的不幸而痛苦,将洞庭山改名为君山,并造庙祭祀。

仓颉造字

仓颉,又称苍颉,传说是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始人,被尊为“造字圣人”,荀子最早提出仓颉造字的故事。传说仓颉生有“双瞳四目”。中国史书上记载只有三个人此类异人:虞舜、仓颉和项羽,三人分别是禅让又孝顺的圣人、文圣人、武圣人,由此见仓颉在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地位。仓颉最初被黄帝分配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仓颉发现,不断有牲口和粮食的增加,再好的急性也没法记忆。仓颉先后想了很多办法,在绳子上打结、换绳结颜色、在绳子上悬挂贝壳等种种记忆数目的方法。黄帝见仓颉的工作从来没有出现纰漏,就给他分派更多的工作,以前的老办法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数字变化,仓颉又一次陷入困境。后来他从猎人们打猎做记号得到启示,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又一次把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黄帝知道后大赞其聪明,命令他到各部落中传授此方法,随着系统化的符号推广,华夏史上就出现了文字。

中国司法鼻祖——皋陶

皋陶是传说中少皞氏的支裔,东夷部族首领之一,曾在虞舜时掌管刑法,以正直闻名天下,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论衡》中将他与尧、舜、禹和称“上古四圣”,唐李氏以始祖皋陶为荣,于天宝二年追封皋陶为“德明皇帝”。传说皋陶判决有疑时会使用一种叫獬郢的怪兽来决狱,据说獬郢很有灵性,能分辨曲直,确认罪犯。如果那人有罪,獬郢就会顶触,无罪则否。史书上说皋陶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无冤狱,坏人畏惧而逃离,天下因此太平无事。舜帝大大赞赏皋陶的成绩,封他为皋。

皋陶在尧时就想制定两部法律,一刑法,一民法,但尧以为有了民法王权就会得到轻视,拒绝实行民法。待到舜即位后,皋陶重提民法的重要性,舜帝认为还是不乱先帝之法,而且民法会令民众恃法而上侵,皋陶的计划又流产。禹即位后,要使刑法更严峻,令皋陶修改刑律,皋陶不从被杀害。禹重新任命刑官,也叫皋陶,并令他制定帝位家传之法,即世袭制,但各部落首领依以往惯例,推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不幸早死,其子伯益成为新的刑官继承人。禹大力扶植自己的儿子启,后来启羽翼丰满杀伯益及其支持者,夺得帝位,中国开始了世袭制时代。

西王母传说

西王母是中华神话传说中的著名女神,《山海经》中记载她长有豹尾、虎牙,披头散发,面目可憎,原是掌管灾疫和刑罚的怪神,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女性化、温和化,而成为年老慈祥的女神。相传她居住在昆仑山的瑶池,种有使人食之长生不老的蟠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穆天子传》的发现,西王母被演化为一位温文儒雅的统治者,其形象才开始人格化和故事化。《汉武帝内传》里称西王母是容貌绝世的女神,她赐汉武帝三千年结一次的蟠桃果。道教尊称西王母为王母娘娘,是天宫最受尊敬的女神仙,掌管人间婚姻和生儿育女之事,每年的三月初三定是王母娘娘的诞辰,她会在此日邀请各路神仙了来参加蟠桃盛会。

嫘祖养蚕

相传嫘祖是黄帝的妻子,她勤劳贤惠,外能帮助黄帝处理国家大事,内能操持家务。最大的贡献就是教会了老百姓养蚕、治丝,开创中华文明衣装史。从前的人们穿的是用紵麻织成的衣服,紵麻料又硬又重,颜色也不鲜艳。有一天,嫘祖被一张大蜘蛛网蒙住脸。她跑到水边一照,脸上像蒙了一层纱,非常好看。嫘祖就想,如果把纱厚制一些罩在身上,岂不轻松方便?于是嫘祖日夜研究蜘蛛网。不久嫘祖发现蚕会吐丝,比蜘蛛丝还结实,而且轻若浮云,柔似流水,她就把野蚕家养。经过不断的捉摸,嫘祖终于发明了缫丝。她将这些缫丝织绢,做成漂亮的衣服,黄帝看见了大为赞赏。老百姓们也纷纷效仿,得到嫘祖的热心指导。这样养蚕、缫丝便在中国盛行起来,丝绸也就成了中国的特产。其实养蚕和纺织丝绸是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伟大创造,嫘祖就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与智慧的化身,她被称为神,誉为天蚕,作为蚕神受到世代敬奉。

嫫母造镜

嫫母是黄帝的另一位妻子,品德贤淑,性情温柔,面貌丑陋(相传黄帝为了制止部落“抢婚”而娶丑女为妻作为表率)。在镜子发明之前,先民经常对着水来梳妆打扮。古籍记载,人们把这种照人方法叫做“鉴于水”。 嫫母觉得自己丑,轻易不去水边梳妆打扮自己,每逢节日也不随便抛头露面。一天,嫫母和彤鱼氏上山挖石板。正午十分,嫫母发现石头堆里有一块明光闪闪的石片,拿在手中一看,发现自己丑陋的面孔全照在这块石片上。嫫母悄悄把石片带回去,经过磨石的摩擦抚平,人像更加清晰,之后她就将这块石片当作“鉴于水”了。黄帝发现嫫母的秘密后,立刻给她记一大功,中华民族开始了使用镜子的历史。古书《物原》有“轩辕作镜”的记载。

神话对后世的影响

神话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文学、艺术方面,神话传说和故事是后世创作的原材料,马克思曾说:“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后世西方文学、绘画、雕塑、建筑中到处可见希腊神话的影子;中国神话的传说对《西游记》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神话的精神内涵无不影响着后人,西方人崇尚自由和浪漫,这在古希腊神话里就能找到原型;中国人重视礼节和道义,多出明君和圣人,(偶尔也出伪君子),这和上古三皇五帝为民鞠躬尽瘁是一脉相承的;印度神话更是和佛教产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八阵图

在我国军事史上,有许多关于八阵图的记载,尤其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八阵图的胜利几乎是家喻户晓。据说,八阵图是黄帝大臣风后在有熊作的一种战斗队形和兵力部署,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组成。当年黄帝在与蚩尤交战中就是运用这种八卦阵歼灭蚩尤的。今河南新郑具茨山一带是黄帝与风后研究军事理论和演兵布阵的地方。八阵图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中央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家们的高度重视,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最早的民歌

我国的民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这种歌曲形式。最早的民歌是《击壤歌》。相传唐尧时有老人击壤而歌,辞云:“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它的大概意思是:我每天太阳一出就开始劳作,太阳落山才回家休息。自己动手凿井而得到水喝,自己动手耕作而得到饭吃。帝王又能怎么样我呢?这首民歌,文字俭朴,明白晓畅,充分表达了劳动者的自豪之情。这本书见于《群书治要》卷十一引《帝王世纪》。最早见于《论衡·艺增》,文字略有不同。“华表”的来历

华表历史悠久,远在中国的文字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华表的前身就已经出现了。传说在原始社会尧舜时代,就有了类似的标志。尧曾把刮去皮的大木立在自己的门外面,让人们在木柱上刻写意见,指责他的过失,引以为戒,因此又叫做“诽谤木”,其作用类似于现在的“意见箱”。后来在大路上也设置了诽谤木,并在木桩上加一根横木,作为指明路站、识别道路的标志,因此又叫做“华表木”或“恒表”。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奴隶制、封建制的建立,广大人民群众言论自由被剥削,“诽谤木”上不能再写“意见”了,而被刻上云龙纹,既当作宫殿前的装饰物,更作为皇权的象征。

第三节 文物

  

陶器

从已出土的文物及资料上来看,陶器的发明在我国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早在原始人时代,人们就发现火烧的泥巴更为结实、坚硬,陶器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陶器的表现内容多种多样,各种生活用品、动物及楼阁建筑都可以陶器的形式制造出来。已经出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种类繁多,有灰陶、红陶、彩陶、黑陶、白陶、釉陶等,钵、碗、盆、盘、杯、罐、瓶等各种器皿都制作精美,纹饰带有浓厚的生活情趣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陶器的发明是人们首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事物,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重要一步,具有重大的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殷墟遗址

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是我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距今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以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殷墟遗址总面积约180亩,至今共发现了13座大墓、2000多座陪葬墓和祭祀坑,出土了众多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和陶器及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被国际专家学者誉为世界“第二个古埃及”,200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殷墟的发现直接确证了殷墟为商代都城的历史地位,推动了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研究,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石。殷墟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宫殿建筑和商王陵墓规模巨大、独具风格的;手工业高度发达;青铜器制作精美、应用广泛;甲骨文传承有序、表现内容丰富;等等,所有这些使殷墟遗址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

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是近年来发现的古巴蜀文化,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专家初步认为它是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根据文献记载,成都最早的历史是战国时期张仪筑城,金沙遗址的发现改写了成都的古代史,将成都的文明史大大提前。该遗址出土了大量商代至春秋时期的石器、铜器、陶器、金器、玉器、象牙器,其中已发现的象牙总重量将近一吨,由此可见曾经的金沙文化的辉煌。从已经出土的文物上来看,金沙遗址与三星堆有着密切的渊源,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专家普遍认为,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另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

仰韶遗址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首次发现仰韶遗址,总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约存在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仰韶遗址最厚文化层达4米之深,以彩绘陶器为特征。

1994年,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中、美、英、日等国考古专家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新发现数十斤5000年前的米,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的农业发展悠久的历史,同时发现了还其他大量珍贵的文物。仰韶遗址的发现,为揭示中国新时期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主流文化的面貌提供了遐想,后来在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也都发现了与仰韶遗址风格相似的文物,专家将这些遗址中反映的文化现象通称为“仰韶文化”。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河姆渡遗址也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距今约6000至7000年。河姆渡遗址主要的出土文物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特有的文物是大量的骨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说明原始农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根据发现的兽骨推测,猪、狗、牛等家畜已经开始被人类驯养,鱼类和其他凶猛动物已开始被人们渔猎;丰富的陶器和骨器的出土,说明河姆渡原始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此外,河姆渡的民居建筑也很有特色。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也是古老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而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开考古研究领域,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裴李岗遗址

裴李岗遗址位于河南新郑市区西北8公里处双洎河北岸裴李岗村西,距今约8000年的历史,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现象。裴李岗遗址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最早的一处遗址,填补了仰韶文化之前的一段历史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河南省20世纪十大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由于年代久远,在裴李岗遗址上发现很少的遗物,但出土器物的种类也是其他新石器文化比较少见的原始工具和艺术品,主要是磨制的石器和陶器,在房基附近还出土了炭化后腐朽的粟粒、酸枣核、核桃壳。目前裴李岗遗址中已经发现墓葬114座、陶窑1座、灰坑10多个、穴居房基若干、出土器物400多件。考古界之后又在沙窝李、新密、登封、巩义、郑州、中牟、长葛、项城、潢川、灵宝等地发现了此类型的古文化遗址,通称为“裴李岗文化”。

大汶口遗址

大汶口遗址位于山东泰安城南30公里处的大汶河畔,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公共墓地,距今约4500年至5500年。大汶口遗址总面积约82万平方米,自1959年开始发掘以来,人类仅发掘出的5400平方米也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玉器、骨器和牙角器等,因此,对大汶口遗址的考察还有很大的潜力。大汶口遗址内涵丰富,已经发现100多处墓葬、房址、陶窑等遗迹,出土了红陶、彩陶、灰陶、黑陶和白陶等种类丰富的陶器,精美的骨器、玉器、牙器。在大汶口墓葬中还发现了随葬现象,根据随葬物品的不同推测当时已经进入贫富分化的私有制时期。大汶口遗址的发现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大汶口的埋葬形态,为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是对黄河流域古文化的重要补充。

半坡遗址

半坡遗址位于西安市东郊约六公里的半坡村,是黄河流域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遗址,距今有6000年的历史,是黄河流域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也是仰韶文化的重要代表。半坡遗址共发现了屋遗迹45座、圈栏2处、窖穴200多处、陶窑6座、各类墓葬250座、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近万件文物。这是中国科学院前后组织5次、近4年的发掘成果,还有4/5的的遗址面积等待人类去探索。

龙山文化遗址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约存于公元前2900年至2100年。因首次发现于山东丘龙山镇的城子崖,故称“龙山文化”,又因主要出土薄、硬、光、黑的黑陶,又称“黑陶文化”。龙山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磨制黑陶,其质量更精,薄如蛋壳,光亮如漆,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高峰之一。除了大量的黑陶,龙山遗址还出土了丰富的石器、骨器、蚌器,及少量的铜器,由此推测,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渊源可能与龙山文化有关。龙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辽东半岛、江苏、湖北等地区,也有类似风格的遗址发现。

大溪文化遗址

大溪遗址位于重庆巫山县,隶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期至父系氏族公社的萌芽阶段,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大溪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首次发现,为探索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后考古专家在长江中游及支流的沿岸也发现大溪遗址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考古学界将其统称为“大溪文化”。大溪文化主要分布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该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以红陶为主兼含彩陶。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同属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两者相互交流,互相影响。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距今约5300年至4000年,是铜、石并用新石器晚期文化。从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农具看,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进入犁耕稻作时代;精美的玉器是良渚先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显示着当时的手工业已趋于专业化;更重要的是,良渚文化里已经出现了很多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有专家甚至提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鼎、豆、壶的组合陶器,精美的玉礼器,大规模的人工堆筑贵族坟山,都是良渚文化最具特色之处,预示着文明时代的来临,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约存在于公元前2550~前2195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分布以湖北为中心,南至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北达河南省西南部的江汉平原地区。从屈家岭文化中看出,当时的江汉平原烧陶技术和纺织手工业已具有较高的水平。陶器制品以烧制黑陶和灰陶为主,兼有朱绘陶和彩陶。其中以薄胎晕染彩陶最具特色,陶器表面的花纹与陶衣颜色相互映衬,浓淡相宜,别有一番情趣。中国科学院在屈家岭遗址中发现了彩陶丝轮,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纺织业。屈家岭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根据类型和风格的不同分为早、晚两大时期,以种植水稻为主,已经驯养猪和狗家畜。

腊玛古猿化石地点

腊玛古猿化石地点位于云南省禄丰县东北9公里石灰坝村的庙山坡,面积2万多平方米,化石层厚约5米,出土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化石1000余件,有头骨、颌骨、肢骨、牙齿等,其中一件较完整的下颌骨保留有门齿、犬齿、前臼齿共12枚。与古猿化石同时发现的还有轭齿象、三趾马、犀牛、爪兽、羚羊等十余种动物化石。1980年4月9日,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第一具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腊玛古猿头骨化石在世界上还是首次发现,它是从猿演化到人的中间代表,具有早期人类的形态特征,属于人科,距今约800多万年。所以,腊玛古猿又被誉为人类的祖先,它的发现填补了距今1500万年前的开远古猿演化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之间的一个重大缺环,对于研究古猿在进化系统中的地位以及人类起源的时间地点等有重要的意义。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48公里房山区周口店村的龙骨山。山上有一个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2.5—42米不等的天然洞穴,是50万年以前北京猿人栖息的地方,他们先后在洞穴里群居了40多万年,遗留下他们吃剩的残余食物和用过的器具,还有他们的遗骸。后来,这个洞被塌方的泥沙和崩落的石块所埋。

周口店以中国猿人之家闻名于世。根据发掘的地点,科学家们把这种原始人类定名为“北京人”,把这座洞穴称之为“北京人遗址”。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中国猿人属“北京人”的遗迹,他们大约生活在中更新世时代,同时发现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物品,以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万年到公元前1.1万年的新人类的遗迹。周口店遗址不仅是有关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历史证据,而且也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进程。“北京人”的发现为人类起源提供了大量的、富有说服力的证据。大量事实表明,“北京人”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之间,是属于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的中间环节的原始人类,这一发现在生物学、历史学和人类发展史的研究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目前为止,“直立人”的典型形态仍然是以周口店北京人为准则,周口店遗址依然是世界同期古人类遗址中材料最丰富、最系统、最有价值的一个。

蓝田猿人遗址

蓝田猿人遗址位于蓝田县公王岭,距西安约50公里,中国人类的发源地之一。经测定,蓝田猿人距今约115—110万年,按照国际学术命名规范,被命名为直立人蓝田亚种。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考古队在蓝田县陈家窝村附近发现一具古人类老年女性下颚骨化石和石器工具;1964年在公王岭发掘中,发现蓝田猿人的头骨化石,具有比北京猿人更为原始的特征。蓝田猿人是继北京猿人之后,我国发现的最重要的人类化石。这一发现扩大了我国猿人的分布范围,丰富了人类物质文化纪录,为研究人类起源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蓝田猿人遗址纪念馆建在蓝田县公王岭的山腰上,这是一座飞檐高翘,精致玲珑,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六角碑亭,亭内竖立着蓝田猿人化石出土纪念碑,碑上雕刻蓝田猿人的复原胸像,碑身下刻“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出土处”,背面有郭沫若题词。以纪念碑为中心,周围环绕文物陈列室,主要是旧石器,包括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石片、石球等约200多件。

丁村遗址

丁村遗址在山西襄汾县丁村附近的汾河两岸,是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丁村遗址中出土有属早期智人阶段的丁村人牙齿化石,以及以三棱大尖状器为突出特征的文化遗物,丁村人及主体的地质时代居晚更新世早期,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我国旧石时代中期的文化,主要以丁村文化为代表。丁村的文化遗物既具有其他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共同特点,如以石片石器为主等,又具有独特的打制技术和石器类型。

和县猿人遗址

和县猿人遗址是中国江淮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洞穴遗址,位于安徽省和县陶店乡汪家山北坡龙潭洞,海拔23米。发现相当丰富的直立人化石,对研究直立人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龙潭洞发育在寒武系白云岩层中,东西长9米,南北宽3—4米,深5米,洞穴堆积分 5层。古人类化石和脊椎动物化石出自第 4层。该层为黄褐色粘质砂土,厚0.7—1.4米,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与和县猿人化石共出的动物化石有60多种,既有北方中更新世常见的如剑齿虎、中国鬣狗、肿骨鹿和葛氏斑鹿等,又有华南同时代常见的属种,如大熊猫、剑齿象和中国獏等。

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西距银川市60公里,位于灵武市临河乡水洞沟一处面南的崖壁上。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材料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水洞沟遗址于1919年由比利时人肯特发现,迄今已有5万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发现了野驴、犀牛、鬣狗、羚羊、转角羊、牛、猪等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1.1万多件。一个用鸵鸟蛋皮穿孔制作的装饰品和一具原始牛头化石再次证明,这里的准确时代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水洞沟遗址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古人类用火遗迹。

穿洞遗址

穿洞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贵州安顺市普定县城西5公里处的一座孤山上,山下四周是溶蚀性盆地。穿洞洞口朝南,前后相通。洞口海拔1,286 米,山顶与谷地的相对高度为87米,洞口 于孤峰半腰,洞口距地面26米,为一石灰岩质溶洞,因洞口南北对穿而得名,洞长30米,宽约13米,洞顶作弧形,顶高9米。在穿洞遗址获得大量石器、骨器、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其中骨器出上四百余件,制作精巧,形式多样,为其他地方所少见。该遗址发掘出土各类旧石器2万余件,骨器千件,2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200余件,古人类头盖骨化石2个,还有人类骨、齿多件。骨器之精,均为世界所罕见,被誉为“亚洲文明之灯”。此外,还发现多处用火遗迹。出土文物之多,全国之冠,震惊考古学界。

磁山遗址

磁山遗址是我国最初发现的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南部武安市磁山村东约1公里处的南洺河北岸台地上,东北依鼓山,距武安城17公里,距今约7300年,突破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考古的年代,因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磁山文化遗址总面积近14万平方米。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动物骨骸、植物标本等约6000余种,为寻找我国更早的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的文明起源,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在遗址发现了两座房基址,均为半地穴式房屋。从磁山遗址出土的标本和大量器物看,早在7000多年前,河北南部太行山东麓一带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脱离了农业经济的初始阶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已从事专项手工劳动,原始手工业已成为原始农业、渔猎、采集生产及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磁山文化遗址的丰富内涵,为研究和探索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的链环。

大地湾遗址

大地湾遗址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东北五营乡邵店村,距天水市区102公里,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总面积32万平方米。截止1984年,共揭露面积13700平方米,出土房址238座,灰坑357个,墓葬79座,窑38座,灶台106座,防护和排水用的壕沟8条,各种骨、石、蚌、陶器、装饰器和生活器物共计8034件。大地湾遗址最早距今7800年,最晚距今4800年,有3000年文化的延续,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在我国考古史上亦属罕见。除陶器、骨角器、石器、蚌器、原始雕塑等艺术珍品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大地湾的房屋建筑遗址,不仅规模宏伟,而且形制复杂。大地湾遗址根据地层可分四期:即大地湾一期,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大地湾遗址的房屋,早期多以半地穴式圆形为主,直径在2—3米之间,室内有一小火塘;中期的房屋除仍保留了半地穴的形式外,出现了平地起建的房屋,面积增大,地面用料礓石水泥修抹;晚期房屋以平地起建为主,出现了规模宏伟,形制复杂的殿堂式房屋。

龙王辿

龙王辿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陕西宜川县壶口镇,考古工作者对残存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丰富的人类活动现象。20多处用火遗迹、包括磨制石铲在内的2万余件石制品的发现,使其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亮点。龙王辿旧石器时代遗址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等学术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骆驼墩

骆驼墩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江苏宜兴,它的发掘是环太湖流域史前考古的新进展。发掘面积总计1309平方米,发现并清理马家浜文化的墓葬、瓮棺葬等,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墓葬、灰坑等。其中,马家浜文化的瓮棺葬在长江下游是首次发现。在距今7000年至55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骆驼墩是太湖西部地区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骆驼墩文化遗存代表了太湖西部山地向平原过渡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古学文化。骆驼墩文化遗存的发现,填补了环太湖西部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对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古学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古代文明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咸头岭

咸头岭新石器遗址距今7000年到6000年,位于深圳东部龙岗区大鹏街叠福村,为珠江三角洲地区距今7000年前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断代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标尺,是深圳乃至环珠江口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遗存,也是深圳地区迄今发现最早有人类活动的遗迹,是珠三角的根,被考古界称为“咸头岭文化”。这里是珠三角地区最早的文化,表达了这里最早的人类活动。咸头岭遗址原址为叠福村的晒谷场,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墓葬、房屋基址、灶台等遗迹,出土了200多件石器、100多件可修复的陶器。

黑水国遗址

黑水国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位于甘肃张掖西北12.5公里处。相传匈奴人西汉以前修建此城,被划疆为小月氏国国都。黑水国因黑河而得名,黑水文明伴着黑河的起落而兴衰。黑水国遗址是在干涸湖泊遗址上建立起来的,匈奴民族移居这里。据《甘州府志》记载:其地(黑水国)在唐为巩笔绎,元为西城驿,明则称小沙河驿,当地人呼之为“老甘州”或“黑水国”。专家认为,黑水文明随着生态的恶化、风沙的侵袭而衰落和消失。黑水国境内两座古城堡故址只留下残垣断壁,北城堡已被流沙埋没,只留下无数的神秘供后人遐想。

西侯度遗址

西侯度遗址,是我国早期猿人阶段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之一,位于芮城县西侯度村。远在180万年前,西侯度人在此采集、渔猎。他们打制的刮削器、砍斫器等已具备了人类制造石器的成份,遗址中带切痕的鹿角和动物烧骨的发现,昭示出他们已将“火神”征服在脚下,显露出“万灵之灵”的神韵。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距今4500年至4000年左右。这里的窑洞、居址、水井及等级分明的墓葬、龙盘、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预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为尧部落所创造的最初“中国”之所在。

北福地

史前村落遗址,是河北最重要的史前遗址之一,文化地理关键,处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北方、山东三大文化区之间的夹缝交界地带,是研究三系统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重要地域。经发掘,发现了3个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其中北福地一期遗存是此次发掘最重要的发现,其年代与磁山文化、兴隆洼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前6000—前5000),在地域上填补了此2支文化之间的空白。遗址中发现大量的房址、灰坑、还发现了祭祀场遗迹,出土了玉器、石器、陶器等重要遗物,特别是发现了大量刻陶假面面具,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

清凉寺墓

清凉寺墓地遗址位于山西芮城,属于寺里——坡头遗址(即“坡头遗址”),属新石器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墓地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发掘共清理墓葬262座,墓葬排列有序,南北成行,东西成列,同时也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打破关系。墓内共出土玉璧、玉钺、玉琮等玉石器200余件。清凉寺墓地遗址的发现对于诠释中原的核心地区的复兴历程具有着毋庸置疑的作用,对中原地区文明起源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课题研究也将有所助益,是近年来少见的重要发现。

东胡林

东胡林史前遗址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的先行者,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西侧清水河北岸的三级阶地上,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1万年左右。2005年发掘出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和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屈肢墓葬。东胡林史前遗址为进一步探讨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发现的墓葬为北京乃至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科学依据。

高庙

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南省洪江市安边镇岩里村,是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下部堆积的文化面貌较为独特,暂被命名为“高庙文化”。发掘时清理出一处距今7000年左右的大型祭祀场所。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再现了史前宗教祭祀场景,是研究古代先民的食物结构、畜牧业起源以及当时生态环境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金牛山遗址

金牛山遗址位于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南8公里处一个孤立的山丘上。是一座由震旦纪的白云质大理岩、石灰岩和云母片岩夹菱镁矿等多种岩石组成的孤立山丘,为中国东北地区最早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金牛山海拔69.3米,面积为0.308平方公里。金牛山人居住的洞穴遗址,位于山的东南部,已发现的剑齿虎,肿骨鹿、大河狸等中、更新世动物群化石分析表明,该洞穴主要堆积时代距现在30至40万年间。该遗址出土的古人类遗骨化石较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更加完整。从头骨壁的厚度小于北京猿人而大于现代人这一点判断,金牛山人是猿人与智人的过渡类型。

金牛山猿人化石除材料丰富外,最大特点就是保存较完整。虽然有少数几件残破,但都可以复原,这就保证了研究的准确性。这样完整的化石在中国是首次发现,在其它国家也是很少见的。

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

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初头朗镇,由大小两座并列的石城组成,是塞北古城的完整重现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抢救性发掘,清理出规模巨大、十分壮观的史前石砌城墙,以及大量的建筑基址。而刻有类似文字符号的陶片和岩画的发现更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物证。三座店遗址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初始状态,考古工作者进行的完整揭露和清理,对于聚落考古研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二章 夏商周

  

第一节 事件

  

夏朝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这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开端。夏朝历时500年,传14代17王。其领域范围大致是黄河南北直到长江流域,西起今天山西南部,东到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南接湖北,北至河北。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原始社会的结束,阶级社会的开始,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由于历史久远,有关夏代的资料匮乏,历史上就是否有夏代存在还长期争论过。如今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

夏王朝的确立

大禹治水有功,得到众多部落的拥戴和舜的信任,禅位为首领。大禹死后,其子启破坏禅让制,自己继承王位,并杀死与他争夺王位的伯夷。从此,中国人开始了“家天下”的世袭制。夏启即位后,政绩显著,包括有扈氏在内的众多部落都到夏朝都城阳翟朝拜,夏王朝的统治完全确立。

太康失国

夏王朝基本稳定后,统治者启的生活日益腐化,疏于朝政。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也只知道享爱,不修政事,王朝内部发生内讧。先是启的五子争王位,接着是武观叛乱,这为其他部族的侵略提供了机会。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借太康外出狩猎数月不回的时机,掌握了夏的政权。史书上称“太康失国”或“后羿代夏”。但后羿也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他为了玩乐,把政事交给寒浞经营。寒浞勾结后羿的“家众”,杀死后羿及其家属,篡夺了统治权。

少康中兴

启死后,其子太康即位,但太康无能,被传说中的后羿所逐。太康死后,后羿立太康弟弟仲康为王,自己掌握实权。仲康死后,儿子相即位。臣子寒浞杀后羿和相,自立为王。相的王后缗怀着身孕逃奔到“有仍”(今山东济零县),生少康。少康长大后,聚集夏残存势力,灭掉后羿及寒浞残余,光复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

夏朝中后期统治“少康中兴”后,少康的儿子杼彻底肃清了寒浞的势力,并征伐东夷,使夏王朝发展到了鼎盛。其后的五代六王,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持续发展。第十五代夏王孔甲,好方术鬼神、淫乱,引起诸侯的反叛,夏王朝逐渐衰败。至末代暴君夏桀,夏王朝已经不复稳定,诸侯叛乱时起,终于被黄河下游的部落首领商汤所灭。

盘庚迁殷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此后的三百年中,商朝王族内部因争夺王位经常发生内乱,加之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商朝多次迁都。至第20代王盘庚时,为了改变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盘庚决心再次迁都。当时贵族阶层贪图安逸不愿搬迁,他们煽动平民起来反对盘庚迁都。盘庚从国家稳定的大局出发,盘庚对臣民训诰,耐心劝说平民同意迁都。在盘庚的坚持下,商朝终于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盘庚迁于殷后,整顿商朝政治,商朝复兴,此后二百多年再没有迁都。因此,商朝在中国历史上又被称为殷商、殷朝。

武王伐纣

商纣王是历史有名的暴君,史载他建琼楼瑶台(摘星台),终日与爱妃妲己及群臣“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纣王加重赋税,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若有百姓反抗,他就残酷镇压。纣王还设置了酷刑“炮烙”,将反对者绑在烧得通红的铜柱上活活烙死。叔父比干规劝他,他竟凶狠地挖出了比干的心。纣王的残暴统治激起人们的不断反抗,社会动荡不安。此时渭河流域的周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周武王姬发积极策划灭商。他重用有才华的姜尚,国力日益增强。当商的军队主力远在东方作战,国内军事力量空虚之时,周武王联合各个部落,在距离商纣王所居的朝歌只有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举行了誓师大会,决定讨伐纣王。牧野之战,周大胜,商王朝统治结束。纣王自杀。

周朝

周控制的地域南到巴、濮、邓、楚;北到肃慎、燕、亳;东边到达滨海;西边直抵甘、青。武王建周后,大封功臣。如将吕尚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召公奭封于燕,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等。据说周初共封71个诸侯国,各诸侯国作为周王室的屏藩加强了地方的统治。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士,这样自上而下统治人民。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朝分为西周、东周两个历史时期。西周始于武王伐纣,都城镐京,终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共历12王。东周始于公元前770前,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直至公元前249年,周王室被秦国所灭。东周又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时期。从周朝起,境内民族不断融合,华夏民族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族的前身,此外还有夷、蛮、越、戎狄、肃慎、东胡等诸多少数民族。周朝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鼎盛和瓦解时期,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周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中国后世历史影响深远。

姜太公钓鱼

传说纣王手下有个大臣,名叫姜尚,又叫姜子牙,他见纣王如此胡作非为,便弃官逃跑,隐居在渭水河岸边,此处是诸侯姬昌的势力范围。姜子牙知道姬昌胸怀大志,渴求人才,就在渭水边“钓鱼”。一般人钓鱼用的是弯钩,弯钩上面挂着鱼饵,然后把鱼钩放入水中,诱使鱼儿上钩。可是姜子牙钓鱼却不这样,他的鱼钩是直的,上面不放鱼饵,而且离开水面足有三尺高。他一边高举钓竿,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不愿活的鱼儿,你要找死就自己上钓吧!”他这种奇怪的钓鱼方法,很快传到姬昌那里。姬昌觉得这个人很古怪,就派士兵去叫他。姜子牙见士兵前来,根本不理,边钓鱼边说道:“钓,钓,钓!大鱼不上钩,小鱼瞎胡闹!”士兵的见此情形,赶忙跑回去报告姬昌。姬昌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个非凡的人才。于是,他带上厚礼,亲自去请教姜子牙。周文王认为姜尚就是自己祖父盼望的能人,便请姜尚一同回宫。姜子牙见他求贤确实是诚心诚意,便答应替他出力。所以姜尚又被称作“太公望”,俗称姜太公。

覆水难收

姜子牙在商朝当官的时候,因为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弃官而走,隐居在陕西渭水河畔。为了取得周文王的重用,他经常在小河边用不挂鱼饵的直钩,装模做样地钓鱼。姜子牙整天钓鱼,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他的妻子马氏开始埋怨他,并且嫌他穷,不愿再跟着他过苦日子。后来,姜子牙终于得到了周文王的重用,他又帮助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了西周。马氏见他又开始有权有势,非常后悔当初离开姜子牙。就找到姜子牙,请求和自己恢复夫妻关系。姜子牙看透了马氏的为人,不想和她和好如初,就把一壶水倒在地上,叫马氏把水收起来。马氏赶紧趴在地上,但只收起来一些泥浆。这时候,姜子牙冷冷地说:“你当时离我而去的时候,就注定不能再在一起,这就好比倒在地上的水,难以再收回来了!”马氏虽然懊悔不迭,但想起自己当初所为,也无言以对了。

姜太公爱屋及乌

商纣王死后,武王心中并不安定,他问姜太公:“我们进了殷都,对旧王朝的士众该如何处置?”姜太公回答说:“如果喜爱那个人,就连同他屋上的乌鸦也喜爱;如果不喜欢那个人,甚至他家墙壁上的篱笆也厌恶。因此,要杀尽全部敌对分子,一个也不留下。”武王认为不行。周公说:“我看应当让各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武王觉得此计甚好,便照此办,天下果然很快安定下来。

周公摄政

灭掉商朝的第二年,周武王病死,其子周成王即位。由于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佐朝政,称为摄政王。“摄政”一事引起周王朝内部争权夺利的动乱,武王的弟弟管叔和蔡叔趁机挟纣王之子武庚叛乱。周公派兵镇压,三年后终于平定叛乱,管叔和武庚被杀,蔡叔被放逐,周王朝的统治得到重新稳定。此后,周公旦又花了五年的时间命商代移民营造洛邑,两年后又建成了东都成周,派周八师驻守,并强制性地将商人迁进来以便监视,形成了周控制东方的中心。周公旦见天下政局已安定,就还政于周成王,自己留守成周。功成身退前,周公旦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的教训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周公旦退位后,花费余生制作礼乐,完善周王朝的各种典章法规。临死时要求一定将自己葬在洛邑,表示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周公的忠义事迹为后世儒家推崇,被尊为儒家学说的奠基人。

成康之治

武王、周公旦等为周王朝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到了成王统治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成王病重时,令召公、毕公用心辅佐儿子康王。召公、毕公率领诸侯,陪康王来到周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告诫他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康王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礼乐并行,民众得到很好的教化,40余年不曾动用刑具。这段时间是周王朝最强盛的阶段,后世将成王、康王统治时期誉为“成康之治”。

国人暴动

西周后期,奴隶主对奴隶实行极为行严酷的统治。为了不屈服于奴隶主的暴力统治,奴隶们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斗争。而奴隶主的统治集团,为了镇压奴隶和平民对他们的反抗,更是加紧了对人民的控制和剥削。其中周厉王时代的统治最为恐怖。他连年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对内实行“专利”政策,任用卫巫严密监视人民,而且严禁人民议论政事。凡被检举者,就会立刻处死。人们为了免遭迫害,虽然表面不敢说话,但每个人都怒目而视,以沉默作为反抗。这种恐怖的局面,一共延续了3年之久。最后劳动人民忍无可忍,在公元前841年发动了武装暴动。这次震惊全国的国人暴动,首先在京城爆发,而后蔓延到京城周围的城市。平民和奴隶们纷纷冲入镐京,而后杀进了王宫,但是周厉王早已仓惶出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

宣王中兴

宣王是暴君厉王之子。目睹了国人暴动和周厉王的下场,宣王即位初期虚心谨慎,勤于政事。在周定公和召穆公的辅政下,重修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礼法。对内整顿吏治,严禁各级官吏贪财、酗酒、欺压百姓;经济上放宽了国家对山林川泽的控制;分公田于奴隶。对外征讨四夷,稳定了周王朝的统治秩序。这些措施使西周中期以来内忧外患的局面得到改观,社会生产得到复苏,史学家将这段历史称为“宣王中兴”。事实上,在“宣王中兴”的表象下,西周的各种社会矛盾仍在继续发展。晚年的宣王又固执己见,周王朝国势衰退不可避免。

犬戎攻入镐京

犬戎是中国古代活动于陕、甘一带,猃、岐之间的一个民族,随着周王朝势力的削弱而逐渐兴盛,西周中后期成为周王朝的首患。周幽王即位后,以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国内矛盾加剧。周幽王又立褒姒为后,一味追求淫荡奢靡的生活,一手导演了“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国人皆怨。褒姒的儿子伯服被立为太子,废太子宜臼逃奔申国,激怒了母舅申侯。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引导犬戎大军攻破西周京都镐京,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

石碏大义灭亲

春秋时期,卫国的州吁杀死哥哥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州吁担心自己的王位不稳,就与石厚商量计策。石厚向自己的父亲石碏讨教。石碏说:“州吁即位,应得到周天子的许可,地位才能巩固。”石厚怕周天子不许可。石碏又说:“周天子信任陈桓公。”于是州吁和石厚就备了许多礼物请陈桓公帮忙,不料二人刚到就被陈桓公扣留了。卫国派人去陈国,把州吁处死。由于石厚是石碏的儿子,大臣们一致认为应当从宽。石碏却派家臣到陈国去,把石厚杀了,此举被后世称为“大义灭亲”。

第二节 名人

  

汤是帝喾之子契的14世孙,商族第15代首领,商王朝的建立者,又称太乙、武汤、武王、天乙、成汤、成唐等。商族原来是活动在夏朝东边部落,因汤施行仁政,爱护百姓,深得民众的拥护,周围的一些小国慕名前来归附,商族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当时,夏王桀残暴无道,夏王朝内部动荡不安。汤趁此时机开始取代夏的计划。他在伊尹的帮助下,先灭掉了商附近的一小国葛国,之后经过11次的出征,先后灭掉周边十余个拥护夏朝的小国,成为当时的强国。汤发布征伐夏桀的誓师辞《汤誓》,于鸣条之战中一举灭夏,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定都于毫。

伊尹

伊尹(前?—前1713)原是有莘国的农民,位卑却心忧天下。为了接近贤明的成汤,他甘为有莘氏之女的陪嫁缕臣,随同到商。他背负鼎俎为汤烹炊,同时与成汤分析天下大势与为政之道,劝汤承担灭夏大任。见其才能,成汤便免其奴隶身份,命为宰相。伊尹因此顺利辅佐成汤灭夏建商。成汤死后,伊尹先后辅佐卜丙、仲壬、太甲等多位商代君王。太甲不遵汤规,横行无道。伊尹就将他放之于桐宫(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另说今河南省虞城东北),令太甲忏悔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3年后,太甲改过自新,伊尹又将他迎回复位。公元前1713年,伊尹在亳(今山东省曹县南)逝世,享年百岁。作为开国功臣,伊尹受到历代商王的尊崇。

武丁

商朝第23代君王武丁即位后,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当时历史上最繁盛的的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武丁是盘庚弟弟小乙之子,相传他在少年时代被父亲勒令生活在民间体察民情,这些经历为他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奠定了基础。武丁即位后,先为父亲守丧3年。亲政后,武丁勤于政事,任用傅说、甘盘等贤才,励精图治,国力渐强。之后武丁不断征战四方扩展疆土,先后平定了西北和东南少数民族的叛乱,建立起南至江淮、北达河套,西起渭汭的广大疆域。武丁当政59年时间里,商王朝进入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妇好

妇好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女性政治家和军事家,商王武丁的妻子。根据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文献得知,妇好曾多次受命征战沙场,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她还任占卜之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活动。妇好墓中出土了精美的骨刻刀、铜镜、骨笄、玛瑙珠等许多女性专用的饰品,以及大石蝉、小石壶、石垒、石罐等供玩赏的“弄器”。除却这些女性的小玩意儿外,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其中一件是重达9公斤、饰有双虎噬人纹、铭刻“妇好”文的大铜钺(钺是古代军事统率权即王权的象征),这充分说明妇好生前力大过人,武艺超群。

周文王

周文王是商朝末年周族的首领,姬昌、周侯、西伯、姬伯等都是对他的称呼,文王是他死后追封的尊号。周文王原为商朝的诸侯,位居三公,封为西伯。他是一位礼贤下士、尊老爱少的统治者,因不满商纣王暴政,被拘于羑里。《史记》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是记载他被拘时的作为。文王归周后,不断发展生产,训练军队,灭掉周围的小国,势力日增。至姬昌去世,周已有三分之二的天下,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基础。

周厉王

周厉王是周王朝第十代君主。他在位期间,任用贵族荣夷为卿,横征暴敛,推行专利政策,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不但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也招致了贵族和平民的不满。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周厉王还派人秘密调查口出怨言的人,一旦发现就立刻处死。平民再也不敢说话,在路上遇见也只能以眼色诗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的统治终于激起民愤,他最终在国人暴动事件中被赶出王宫,逃到周朝边境彘(今山西霍县),并最终死在那里。

周幽王

周朝最后一个皇帝周幽王是个极其昏庸的君主。他在位期间不理朝政,整日只知道吃喝玩乐。宫中有个叫褒姒的妃子,长的美貌绝伦,周幽王非常宠爱她。褒姒是个贫民女儿,被抓到宫中以后整天眉头紧锁,从未笑过。周幽王想尽各种办法取悦褒姒,可她就是不笑。一天,朝中大臣给周幽王想了个好主意。周幽王按照事先安排,带着褒姒来到骊山的城楼上赏月,两人对饮过后,周幽王命人在烽火台上点火,一时间狼烟四起。附近的诸侯便带领人马奔向骊山援救,当各路大军赶到烽火台下,才发现这里太平无事,再加上后面的援兵还源源不断地赶来,成千上万的士兵在这路乱作一团,褒姒见这情景终于笑了。不久,北方的戎狄真的发动了进攻,周幽王命人点火,这次诸侯以为幽王又在戏弄他们,都没来援救,结果戎狄的军队攻占了骊山,杀死了周幽王,抢了褒姒,接着攻下都城镐京。

伯夷和叔齐

商朝末年,河北卢龙的南边一带为孤竹国,孤竹国君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伯夷,三儿子叫叔齐。叔齐从小聪明好学,才智聪颖,孤竹国君特别喜欢他,一心想立他为太子。当国君年老病重时,伯夷不愿看到兄弟相残,便借口为父亲上山采药,离开了皇宫,再也没有回来。叔齐见哥哥如此义气,心里不安,趁王宫里的人没注意,也逃了出来。所以孤竹国的王位只好由老二来继承了。叔齐逃出了王宫,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深山隐蔽处找到了伯夷。他们经过商量,决定投奔西伯侯伯昌(周文王)。不久,周文王死了,他的儿子周武王想称霸,决定出兵攻打纣王和其他国家。伯夷、叔齐为了不愿让自己的国家受侵,所以不顾一切地阻止周武王,但周武王仍然决意灭商。最终,周武王杀死纣王,吞并了其他诸国,建立了周朝。

伯夷、叔齐已经无法在周朝称臣,孤竹国也被灭了。兄弟二人无家可归,只得到处流浪,最后来到人烟稀少、树木丛生的首阳山,在一处山洞里隐居下来,兄弟二人忠贞不屈,宁愿整天上山挖野菜,摘野果充饥,也不吃侵略家乡的国家土地上长出的五谷。当地有几户老百姓看到他们整天吃野菜,便好心地送来粮食。可是兄弟二人宁愿饿死,也不吃周朝的粮食。这时,一位农夫说:“你们吃的野菜不也是周国国土上长出来的吗?”伯夷、叔齐听了农夫的话,觉得言之有理,心里更加深了对周朝的愤恨,后来连野菜也不吃了,以示对周朝和周武王的不满和反抗。后来,村民们便发现伯夷、叔齐这两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死在山洞里了。

第三节 军事

  

尧舜禹与三苗之战

大约公元前22世纪,原始社会晚期,华夏集团黄帝的后代,经过长期争战,先后形成了以尧、舜、禹为领袖的北方部落联盟,与南方三苗部落进行了长期战争。战争初期,尧在丹水 (今陕、豫、鄂境之丹江) 之战中击败三苗,三苗不服;舜时,与三苗的战争仍然不断,为伐三苗,一面发展生产,一面大习武事,后来,舜亲征三苗,一直打到今洞庭湖一带,为禹伐三苗奠定了基础。两大集团决定性的一仗是禹伐三苗。当时,三苗地区发生大地震,禹乘机发动大规模进攻。交战开始,战斗十分激烈,互有胜负。突然,战场雷电交加,三苗领袖不幸被箭射中,苗师大乱,溃不成军。从此,三苗部落逐渐衰亡。尧舜禹时期的战争,其目的不再是单纯的部落之间的复仇械斗和对生活居地的争夺,更主要的表现为对财富与战俘的掠夺。

商汤灭夏桀鸣条之战

约公元前16世纪(一说17世纪),中国夏朝和商朝交替的时候,商朝军队在鸣条(今中国中部河南封丘东)击败夏朝军队,夏朝灭亡。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在战前他隆重举行了誓师活动,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极大地振奋了士气。战前誓师后,商汤选良车70乘,“必死”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战略决战。在决战中,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归依于属国三朡(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发扬速战速决、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攻灭了三朡。夏桀穷途末路,率少数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微寿县南),不久病死在那里,夏王朝宣告灭亡。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其主的地位。

牧野之战

商朝末年,在商纣王统治下,政治腐败,刑罚残酷,连年用兵,贵族矛盾锐化,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而西方属国——周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任用贤士,修德以倾商政,积极开展伐纣灭商的大业。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今河南孟县南)东进。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商纣王仓促部署防御,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的暴虐和诸多罪行,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并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商军十几万之众在猛烈的攻击下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商朝灭亡。牧野之战结束了商六百多年的统治,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

第四节 文物

  

石器

石器是人类最初的、以岩石为原料制作的生产工具,是原始人类在青铜器出现之前广泛应用的劳动工具,在人类历史上曾有二三百万年的辉煌。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它是把石块打击而成的石核或打下的石片加工成一定形状的石器,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新石器时代盛行的是磨制石器,它是先把石材打成一定的形状,然后在砺石上研磨加工而成。种类有斧、凿、刀、镰、犁、矛、镞等。目前已经出土的石器多数属于新石器时代,如大汶口文化的石钺、石纺轮、石锤,大溪文化的石凿、石锄、巨型石斧,长安花楼子遗址的石戟等。石器工具显示了原始人类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能力,有些石器还直接影响到青铜器的形制,人们还可以从已出土的石器中了解到原始社会使用工具的情况和农作物情况。

青铜器

青铜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的青铜器物为最精美。中国青铜器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还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集造型、雕塑、绘画等多种艺术于一体,是中国文物艺术中的瑰宝,也是世界美术史的精华。另外,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艺也遥遥领先,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夏代的青铜器中象征身份等级的礼器,与当时的礼制和政治制度相呼应。商代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但出现大型器物,而且还刻上了繁缛精致花纹。随着礼制时代的来临,西周时期青铜器与礼制的结合更加紧密,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风格纤巧、清新,极富地方性和生活色彩。秦朝以后出现的青铜器礼器比重下降,钱币、度量衡和铜镜青铜器的主流。

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达 832.84公斤,形制雄伟,是世界上已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腹部铸有“司母戊”3字,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该鼎形庞大浑厚,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司母戊大方鼎的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司母戊大方鼎于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人发现,最初被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又被重新掩埋,1946年重新出土,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文化

鼎不但是我国古人的炊食器,也是一种特色文化的代表。商周时期,鼎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还是祭祀用器物的代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鼎也因此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鼎成为意义重大的祭祀礼器后,制作也日益考究,造型凝重,竭力显示严鼎盛的气势。鼎还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周代君王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旌表功绩。“鼎”字因此也具有 “显赫”、尊贵”、“盛大”等象征意义,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鼎尊贵的地位始于禹铸九鼎的传说,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此后,鼎就从一般的炊器发展成为传国重器。商周时期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故后来又有“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的说法。鼎是青铜文化的主要标志,鼎上刻写的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及其载体大篆金文书法艺术等,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鼎的身价也更加不凡,是青铜器中最重要的文物。

甲骨文

甲骨文最早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的商代都城遗址——殷墟。光绪二十四年(1898),当地的农民发现这些骨器。农民以为是“龙骨”可以治病,便卖到药店。清光绪二十五年的一天,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疟疾,请医生来看病,医生为他开的处方中有“龙骨”这一味。王懿荣等到抓药人回来后,拿起“龙骨”观看,忽然发现“龙骨”上面有一些刀刻的痕迹,再仔细观察这些痕迹,似乎又不是画。王懿荣是研究古文物和古文字的专家,经过初步思索、分析,他认为这些痕迹,很可能是古人留下的文字。王懿荣马上派人把药店的“龙骨”全部买下来。后来,经过对这种“龙骨”进行仔细研究,王懿荣终于发现,这些“龙骨”全是些龟甲和兽甲,上面的文字是在原始图案和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这些文字大多是“卜辞”,是商朝奴隶主贵族向他们的祖先或鬼神占卜或祭礼的纪录。后人把这些文字称之为“甲骨文”。

古都安阳

远在三皇五帝时代,颛顼帝就在安阳境内建都。夏朝后期为安阳为都城,当时称西河,今位于安阳市东南。殷商时期安阳为商相都及殷都。汉末以后,以邺城(今安阳市东北18公里处)为中心的安阳先后成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五个王朝的都城。不计五帝时期,安阳作为都城的历史有488年。

古都洛阳

洛阳古称豫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因地处洛河之阳而得名。洛阳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城市的兴起距今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起,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有“九朝古都”之称。自古以来,这里墨客骚人云集,因此有“诗都”之称,牡丹香气四溢,又有“花都”的美誉。洛阳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洛阳最早是西周的东都,叫洛邑。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正式成为东周的都城。以后,战国时期改称为洛阳。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孝文帝以后)、隋(炀帝)、武周(武则天)先后在这里建都。

古都西安

西安古称长安,又曾称西都、西京、大兴城、京兆城、奉元城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城市。公元前11世纪,西周在西安建都,称镐京。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定都于此,取名为长安。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 、后秦、西魏、北周、隋 、唐 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达1100余年之久。又曾为赤眉、绿林、大齐(黄巢)、大顺(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政权的都城。因此西安位居中国古都之首,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

牙雕

象牙质地细腻,光洁如玉;坚硬,不易脆裂;其珍贵性可与玉石相媲美,有“有机宝石”的美誉,历代帝王都把象牙作为皇家供品。因此以象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倍受收藏家珍爱,成为古玩中独具特色的品种之一。牙雕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都发现有象牙梳子等牙雕用品。牙雕艺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牙雕艺术品,著名的有:月曼清游、代的镂雕花卉圆盒、万寿菊、大吉葫芦式花薰、鹌鹑盒等。国际动物保护组织下达对大象的禁捕令之后,象牙材更加难得,牙雕艺术品也因此更加珍贵。

金银器

金银器是以黄金和白银为基本原料加工制成的器皿、饰件,具有亮丽的天然色泽,且不易氧化变色,因此在历史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早在商代我国就已有了金器,历经各代王朝,金银器的制作和使用久盛不衰,其中唐代是金银器发展的顶峰。与以前各朝相比较,唐代的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品种丰富多彩,唐朝还在汲取外域文化并融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制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器型与纹饰。唐朝以后,金银制品呈现与其他器物相结合的趋势,采用铸造、锤鍱、錾刻、累丝等多种技术将宝石、美玉、翡翠、碧玺等镶嵌在金银器上,出现了大量互为装饰的合壁产品,涉及领域也更加广泛。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金银器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郑州商代遗址

郑州商代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内,面积约25平方公里,经考古证明它是早于安阳殷墟遗址的商代前期城市遗址,距今约3600年的历史,为研究商代奴隶社会和中国古代城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遗址发现有大量的房基、地窖、水井、壕沟、墓葬等遗迹,出土过铜器、石器、蚌器、玉器、陶器及原始瓷器等遗物,其中两件王室铜方鼎是珍贵的历史遗物。在郑州商代遗址还发现少量的刀刻字骨和陶文符号,陶埙和石埙等乐器。根据发现的宫殿遗址、城墙、铸铜遗址、制骨遗址、陶窑遗址等遗迹和有关遗物推断,郑州商代城址曾是一座都邑,极有可能是商初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亳都,中国七大古都的历史可能将改写。

妇好墓遗址

妇好墓是中国目前唯一未被盗掘的商王室成员墓葬,墓中出土了铜器、玉石器、象牙器等近两千件随葬品。其中铜器468件,更有105件铜礼器上铭刻“妇好”或“好”字,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其年代与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所出铜器大多可作为断代标准器物,具有极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

管九村周代土墩墓群

管九村周代土墩墓群位于福建浦城县仙阳镇。从汉代至今,管九村土墩墓群屡遭盗掘,但仍然出土了一批保存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原始瓷器和印纹陶器,填补了福建北部地区西周至春秋考古学的许多空白,展现东南地区青铜文化。管九村周代土墩墓群,不仅填补了中国南方地区土墩墓分布区域的空白,同时对于研究土墩墓的起源和发展演变规律也有着重要价值。

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城西南兴镇三星村一带,距今约有4800到2800年的历史,分布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迄今为止在四川境内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对重新认识巴蜀文具有重大的意义。自1929年春天三星堆出土第一个具有古蜀地域特色的玉石器以来,各组织及政府对三星堆展开了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商代祭祀青铜器、玉石器、金器以及陶器、骨器等数千件珍贵文物,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诸多空白,揭开了早期巴蜀地区的神秘面纱,表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是最具有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

虽然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和发掘近80年的历史,但仍存七大千古之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古蜀国何以产生,又何以突然消亡?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巴蜀图语”怎么解释?解答了这些难题,对了解巴蜀文化甚至中华文明史都有重大的意义。

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

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是西周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遗址。它是一座相当严整的四合院式建筑,由二进院落组成。中轴线上依次为影壁、大门、前堂、后室。前堂与后堂之间有廊联结。门、堂、室的两侧为通长的厢房,将庭院围成封闭空间。院落四周有檐廊环绕。房屋基址下设有排水陶管和卵石叠筑的暗沟,以排除院内雨水。屋顶采用瓦(瓦的发明是西周在建筑上的突出成就)。这组建筑的规模并不大,却是我国以知最早、最严整的四合院实例。更令人称奇的是,它的平面布局及空间组合的本质与后世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北方流行四合院建筑惊人地相似。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悠久,另一方面似乎也说明了当时封建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建筑组合的变化体现着当时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变化。

丰镐遗址

丰镐遗址是中国西周都城遗址,也就是文王所建丰邑和武王所建镐京的故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郊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面积超过 10平方千米。在马王村、洛水村、客省庄等地有夯土建筑基址,客省庄附近的10余座基址,多数在100平方米上下,其中4号基址的面积超过1800平方米。虽然基址破坏严重,但从宏大的规模,附近出有排水设施和西周板瓦等来看,当初应是大贵族的住宅。丰镐遗址中还发现陶窑、铸铜用的陶范及制作骨器的遗存 ,其中有些应是手工业作坊遗址 。在张家坡、客省庄及普渡村等地发现了墓葬,以及祔葬的车马坑、马坑、牛坑等,总数有1000余座。1984年在张家坡发掘 3座大、中型墓,其中的157 号墓是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墓中所出铜器有井叔铭文,发掘者认为是井叔的墓葬,位于其两侧的是井叔妻室的墓。有青铜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玉石装饰品和漆器。

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遗址是中国商代中期的城市遗址,位于湖北黄陂叶店。盘龙城筑于府河北岸的高地上,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城墙是夯筑的,四面各有一个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外有壕沟。城内东北部高地上有宫殿建筑,在东西60米、南北100米的夯土台基上,依南北中轴线筑起3座坐北朝南、前后并列的大型建筑。经发掘的1号建筑基址面积490平方米,高20厘米,上面建有四间横列的居室,各有一门朝南,四室与檐柱之间有一周外廊。城外有居民聚落和手工作坊址。城西、城北、城东发现有墓葬。其中城东李家嘴的2号墓使用雕花木椁,有多人殉葬,随葬青铜礼器25件,还有铜钺等兵器及玉器,墓主生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人认为盘龙城遗址在当时是商朝在南土的一个方国。

周代土墩墓群

周代土墩墓群位于江苏省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沿线,在此发掘出土以几何印纹陶、原始青瓷器为主的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各类文物达3800多件。周代土墩墓群的发掘使江南土墩墓自发现以来,首次以其明确、翔实、可靠的田野考古学资料确立了它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对研究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关系、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进程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横水西周墓葬

横水西周墓群位于山西省绛县横水镇横北村,考古人员对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了80余座墓葬。其中,两座重要墓葬——夫妻异穴并排合葬墓规较大,随葬品丰富。据推测,两座合葬墓为“倗国”墓地。在地处晋文化中心区的晋南新发现了一个“倗国”,这对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晋文化和晋国历史乃至西周历史,都是极其重要的新资料。

流水青铜时代墓地

流水青铜时代墓地位于新疆于田县昆仑山深处流水村附近的阿克布拉克台地。考古人员进行连续发掘,共清理墓葬65座。对出土人骨的初步鉴定表明,3000年前昆仑山北部地区的种族混杂程度已很高。流水墓地是首次在昆仑山北麓发现的青铜时代墓葬,也是迄今在昆仑山北麓地区所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代文化,为探讨昆仑山北麓地区古代居民的文化面貌提供了资料。

平遥古城

山西的平遥古城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格局,它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至今已经有2700多年的历史。古城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较完整地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县城风貌,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艺术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是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平遥县境内具有众多的历史文物古迹,北汉的文庙大成殿、镇国寺万佛殿、北齐的双林寺、唐代清虚观、清康熙时代的惠济桥,等等,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目前全县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0处。平遥古城保存了明清时期汉民族城市的几乎所有特征,为人们展示了一副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199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二里头宫殿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在宫殿区发现了宫城城墙以及大型夯土基址、车辙、绿松石器及其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发掘确认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9座,最新的发掘结果表明,其中至少存在2组具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基址群。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周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二里头文化四期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上述发现为夏商文化分界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炭河里西周城址

西周城址遗址位于湖南宁乡炭河,在此发现、解剖并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城墙,揭露2座大型人工黄土台建筑基址,清理出2座可能为宫殿建筑的大型房屋遗迹。在城内外均发现了与城墙同时的壕沟线索,并对壕沟的走向、形成原因、沟内堆积情况及时代等进行了发掘。在城外台地上发现清理了西周时期小型贵族墓葬7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玉器。西周城址的发现对研究湖南地方史、地方青铜文化和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成等具有重大意义。找到了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宁乡铜器群”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为湘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洹北商城

洹北商城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河北岸,地处著名的殷墟遗址之北。经过钻孔、解剖和发掘,发现了城墙基槽,并得知城址大致呈方形,面积约4.7平方公里。在城址南北中轴线的南段发现大型夯土基址区,发现数十处夯土基址,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基址面积达1.6万平方米。目前可以认为,城址的年代为商代中期。洹北商城的发现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缺环,有助于了解洹河流域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进程和以城市为代表的早期国家社会性质,有助于了解殷墟作为都城出现的年代和性质、聚落的布局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因而,对于中国建筑史和宫殿发展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商代男子发饰

根据出土的资料发现,商代男子发饰样式较多,有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有将发编成辫子盘绕于顶的等等。本图为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等等。商人还用骨笄、蚌笄、玉笄、铜笄等发髻,帽箍等冠饰。

鞋子起源

原始人的鞋子是野兽皮改制而成。先把兽皮切割成数块,同时割制一些窄皮条。然后将整块切割合适的兽皮包扎在脚上,这就是最原始的鞋子,称为“足衣”、“裹足皮”。今天人们习惯以兽皮作为鞋的原料由此而来。夏商时代,出现了用草编织的草和以动物皮制成鞋。周代,人们用麻、葛编织鞋子,称为屦。商周时期丝织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屦的材料主要是草、麻、皮、丝等。周代等级制度在鞋子上也开始显露出来,如周天子穿用双层底的“舄鞋”,贵族男子鞋履大多用皮革制作的平底翘头鞮,贵族女子穿丝履,普通平民穿用麻、葛平底编织履,最下层的奴隶鞋履材料多为草茎、树皮、粗麻类等粗劣材料。至此,中国人的鞋子基本奠定了以兽皮、皮革、丝织等材料制鞋的基础。

第五节 典籍

  

中国最早的历书《夏小正》《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历书。其中记载了“夏历”的方法,即把一年分为12个月,对每个月的天文、气象、物候、农事、田猎、政事等都有记载。由于《夏小正》的历法是与农业生产密切联系的,为农事活动的安排提供了依据,所以人们也将“夏历”叫做“农历”,成为中国古代常用的历法形式,一直沿用至今。流传下来的《夏小正》内容已有部分残缺和错乱。它是否是夏代的作品还有待考证。《周易》《周易》也称《易》、《易经》,《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列儒家经典之首。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

万年历

万年历,是记录一定时间范围内具体阳历与阴历日期的年历,是为了方便有需要的人查询使用。“万年”只是一种象征,表示时间跨度大。相传,西周时期有位叫做万年的樵夫,非常爱观察和思考,除了做工之外就是思索怎样精确确定时间。他最开始是根据太阳在一天中的移动变化设计了一个“日晷仪”,刚开始日晷仪确实能方便计时,但是一到阴雨天,日晷仪就失去了作用。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后来万年终于利用滴水的方法成功实现每天计时。以后万年更细心地研究节令变化,经过了数十个寒暑,终于归纳出节令变化的规律并命名为“太阳历”。当万年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呈给皇帝祖乙时,他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祖乙深受感动,就把太阳历改为“万年历”,并封万年为“日月寿星”。这就是“万年历”的由来。

第六节 政体

  

奴隶社会

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产生,氏族部落内部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富有的氏族贵族成为最早的奴隶主,奴役和贫民逐渐沦为奴隶,人类进入奴隶社会。通常认为,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的瓦解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根据马克思提出的奴隶社会基本特征,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并没有经历奴隶社会。夏商周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是平民而非奴隶,因此可以说中国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

世袭制

世袭制是中国帝王承袭长期的方式,即王位按血统关系世代相传,可传承的有名号、爵位以及财产等。禹死后,本应由部落推举的伯夷继承首领之位。夏启在父亲的栽培下羽翼丰满,他杀死了与他争夺王位的伯夷,自己为王。从此开创了中国“家天下”的世袭制,一直延续到清末代皇帝,都是采取这种方式继承王位。

分封制

分封制是中国古代帝王分封诸侯的制度,由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贵族和功臣分封领地。相传夏朝少康封幼子曲列于缯,其后裔在商周时期一直列为诸侯。周灭商及评定叛乱后,在全国实行大分封,以封地联通居民赏赐给同姓及开国功臣。被分封的诸侯在封国内拥有世袭统治权,但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朝贡和提供军役、力役等遗物。战国时,各国仍多分封侯君,但侯君已多不掌握封地的政权和军权,而且封地褊小,多不世袭。秦灭六国后,虽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但在20等军功爵中的“列侯”、“伦侯”等仍有食邑的特权,这也是分封制的痕迹。项羽曾经恢复分封制。汉初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只是封国的权利更少。晋武帝曾大肆分封,造成八王之乱。后世虽保存了分封制,但实权日趋缩小,分封制名存实亡。

宗法制度的形成

宗法制起源于商,完成于西周,是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极广的家族组织制度。规定,一个父亲所有的儿子中,嫡长子为继承人,有权继承家族的财产和统治权及爵位,历代照此相传,叫做直系,是该家族的大宗;其他儿子是旁系小宗,每宗又按照此法分为大宗和小宗。这样时代延续下去,构成一个多级的宗族组织系统。今天人们常说同姓之人500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就基于此。

宗法制

宗法制是以家族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区分嫡、庶亲疏的一种等级制度,实为我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一种原则,目的是维护贵族世袭的统治。宗法制包括嫡庶系统的法则和家庭中祭祀、婚嫁、家塾、庆吊、送终等事物的家法,其核心是嫡,即正妻所生的儿子、长子继承制。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形成一套系统而完整的制度。

人祭、人殉

人祭、人殉是一种起源于奴隶社会殉葬制度,在中国以商代最为典型。据殷商甲骨文和金文记载,商朝有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阶层构成。贵族不仅无偿占有奴隶,而且可以随意杀戮奴隶,杀人祭祀(人祭)和活人殉葬(人殉)就是最典型的奴隶杀戮活动。殷墟王陵区的公共祭祀场所曾发现1500左右个祭祀坑,2000千多个殉葬之人。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殉葬制度在商代的盛行。

商代占卜

商代时候,人们已经有了宗教意识。他们崇拜上帝(非基督教中的“上帝”,而是天上的王)、崇拜山川风云等自然力量,认为世间到处都有鬼魂的存在。基于对这些神秘力量的恐惧,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时候,诸事必定占卜以定吉凶。占卜时,人们先灼烧甲骨,根据甲骨上裂纹的走向和排列结构来断定事情的成败吉凶。最后还将吉凶的情况刻写在甲骨上,以备日后查看是否应验之用。商人总结出很多占卜的知识,《周易》就是较著名的占筮书。

诸侯

诸侯是古代中央政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周代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各诸侯名义上需服从王室的政令,周向王室朝贡、述职、服役,以及出兵勤王等。周初的诸侯由中央统一控制。春秋时,诸侯强大,周王室衰微,诸侯脱离了周天子的控制并出现割据纷争的局面。汉朝分诸王、列侯二等,诸侯国由皇帝派相或长吏治理,王、侯仅食赋税。

夏商官制

夏商因历史久远,后人无从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况,只能从甲骨文及远古史书中窥见一二。夏朝最高统治者是“王”,其下设有各种职官。商沿袭前朝,最高首领也称“王”。商王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叫内服,内服设有百官,称为百辟。内服可分为政务官、宗教官、事务官、武职官等几类。政务官又有有尹、冢宰等之分。宗教官有占、卜、多卜、亚、祝、史、作册等。史官为记录王事活动的官,与作册职掌相近。事务官是负责某种具体事务的官。武职官有亚、多亚、马、多马、射、戍、卫、犬、多犬等,商王和奴隶主贵族是军队统帅。内服以外的诸候统治区域称为外服,包括商王亲属的受封地和被征服部落的臣服地区。候、甸、男、卫、邦伯等是外服的重要统治者。

西周官制

西周在中央确立了师、保的中枢队员地位。周王之下,地位最高的是太师、太保、太宰,它们辅佐周王,统领百官,执掌朝政。西周官制沿袭商朝内、外服制度,更加细致和完善。内服官中,朝廷的官员分为公、卿两个等级。公一级的有太师、太保、太史。卿次于公,他们是公下面依照分工处理朝廷政务的官员,主要有司徒(金文作司土)、司马、司空(金文作司工)、司寇、司士、太宰、公族等。司徒主管农田图籍及人民户口等,兼管军事和卜事。司马掌管军队和军赋。司空掌管百工执事及土木营建。司寇主管刑狱治安。司士,主管贵族的刑罚及版籍爵禄。太宰本是周王的家务总管,掌管王的饮食起居、车驾仪仗、王家财产、王后命令等。因与周王接近,成为周王亲信,所以他的权力和地位也较高。公族是掌管公族内部画事务的官。西周内服官的爵位分为公和伯、候两等。太师、太保、太史皆为“公”爵;凡由王畿内贵族入朝为卿的称“伯”爵,四方诸候入朝为卿的称“侯”爵。

周文王有亡荒阅“周文王之法,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左传·昭公七年》)。所谓“有亡荒阅”,就是周文王针对奴隶逃亡现象制定的法律。规定,谁的奴隶归谁所有,不许藏匿,这项清查奴隶逃亡的制度受到奴隶主贵族的拥护,为巩固周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监

武王伐纣之后,周武王采取“以殷治殷”的政策统治商朝救民。纣王之子被封于殷,继续统治殷民。同时,武王还派遣自己的兄弟在殷都附近监视武庚。殷都东建立有卫国,由管叔监之;其西建立鄘国,由蔡叔监之;其北建立邶国,由霍叔监之。这三人并称“三监”。

周宣王不籍千亩“籍”是实施井田制时在公田里举行各种耕种的典礼,“千亩”就是公田。“籍千亩”是惟有天子具备举行大礼资格的神圣行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平民已不再满足耕种公田,而对私田的收获越来越关心。在这种局势下,周宣王决定废除“籍礼”,取消公田,改为将公田租给农民耕种,按一定的数额征收田租和田税,这就是“不籍千亩”。“不籍千亩”的改革是井田制崩溃的标志,此后劳役地租变为实物地租,封建性的租佃关系发展起来。

料民太原《国语·周语上》说周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料”就是数量的意思。料民太原就是西周政府调查户口落实税负的历史事件。西周后期,因连年对外用兵,周王室财政日趋紧张,国势衰竭。为了调查核实居民户口,以便征收军赋、田赋和兵役,以扩充兵员和充实财力,这就有了“料民于太原”的事迹。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周人已认识到人口调查与税收负担的辩证关系。

西周最高的长官

太师、太保与掌管册命、记事、历法的太史并称“三公”,是西周最高的长官。西周初期的长官只有太师和太保,这些官职的名称起源于氏族社会中的长老。太师和太保的职责就是引导和监护嗣位的首领,一般来说,太师偏重武事,而太保则偏重于文教。不管太师还是太保,同是王室的辅佐,出征时都可作为军队统帅。西周初年的姜太公、周公曾为太师,召公曾为太保。

圜土、囹圄

夏、商、周的监狱通称为“圜土”。地下挖成圆形的土牢,或地上围起圆形的土墙,以防止罪犯逃跑。圜土是我国最早的监狱,《竹书纪年记载:“夏后芬(启以后的第七位夏王)三十六年作圜土”。囹圄也是监狱的代称,“囹圄,周之狱名也。”(《说文》)。成语身陷囹圄由此而来。

刑鼎

刑鼎是铸有刑法条文的鼎。《左传·昭公六年》载:“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鼎在古代的作用就是记载重大历史事件,晋国最先将刑律铸在铁鼎上,这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将法律上升为国家大事的史事,可惜遭到以德服人的孔夫子否定。

九锡

九锡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鬯九种礼器,是天子赐给诸侯、功臣之物,是最高礼遇的表示。王莽、曹操、司马昭、孙权、桓玄、刘裕、李渊等都是接受过九锡的历史名人。“车”是金车大辂(车辕上用来挽车的横木),“马”是黄马八匹,德行较高的人可赐以车马。“衣服”指衮冕之服,能安百姓者方能受赐。“乐”为定音、校音的器具,能使民和乐者可赐。“朱户”指红漆大门,民众多者赐之。“纳陛”有两种说法,一是登殿时特凿的陛级,贵宾专用通道;二是阶高较矮的木阶梯,能进善者赐之。“虎贲”是守门的卫士或卫士的兵器,能退敌者赐之。“宫矢”是特制的红、黑色的专用弓箭,能征讨不义之人者,赐之。“斧钺”,能诛有罪者赐之。“鬯”是供祭礼用的香酒,孝、道兼备者赐之。

太监发展史

殷商的甲骨文中有“凸刀”字,意思是阉,可见当时已有阉割之人。西周时,开始有使用阉人的记载,《周礼》中的寺人、內竖、閽人等职就是。但是数量不多且地位地下,只负责杂役,传令等工作。秦朝时,受宫刑的人多起来,使用閹人的机构亦增多,閹人当政开始出现。汉代,侍候皇帝的人统一被叫作“宦者”、“宦官”,东汉明确规定宦官要全部用阉人,大规模宦官当政的局面出现。唐末再次出现大规模的宦官当政。明代是太监在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号称l0万宦官,遍布政府各部门,以太监充任的特务分布全国。清朝时对太监控制得十分严格,设定了等级极为严格的太监制度,除了清末有一两个受宠的太监外,宦官弄权的情况没有出现。

第三章 春秋战国

  

第一节 事件

  

东周开始

周幽王死后,申侯与各诸侯拥立周幽王太子宜臼为周平王。因镐京惨遭犬戎兵火摧残,加之西方犬戎的威胁,无法再在此定都,周平王被迫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至此,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东迁,因此周平王重建的周朝被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阶段,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前770)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为春秋时期,三家分晋标志着春秋结束。从周元王元年(前475)到东周灭亡(前256)三十五年后的秦始皇元年(前221)为战国时期。

周郑交质

东周时期,周王室势力更弱,周天子不得不依靠各诸侯的支持才能维持。其中郑国是各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郑武公、郑庄公是周平王执掌朝政的卿士,他们郑国仗着强大而在朝廷专横跋扈。周平王怕郑王权利过大,就想为人虢公为卿士。郑庄公因此质问周平王是否有虢公为卿这回事。畏惧郑国的势力,周平王矢口否认。郑庄公要求与周王室交换人质为信任。于是周王、郑国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狐在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忽在周王室做人质。这就是周王朝历史上著名的“周郑交质”事件,这件事充分表明周王室地位的衰落。

祝耽射周桓王

太子狐作为人质被宋到郑国之后,整日郁郁寡欢,没得到继承周天子的王位就死去。其子姬林即位,是为周桓王。周桓王认为父亲的早逝与郑庄公有莫大的关系,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罢免了他。郑庄公回到郑国后,大力发展郑国的势力,不把周桓王放在眼里,连续五年不去向周天子纳贡。周宣王大为恼火,亲自率领蔡、卫、陈三国军队讨伐郑庄公,不料却惨败,周宣王本人也被郑国大将祝耽射中。为了避免承担杀害天子的罪名,郑庄公却鸣金收兵。郑庄公派大臣祭足慰问天子,说是对自己士兵约束不严而令天子受惊,特来请罪。旁边的大臣也都帮着郑庄公说好话。周宣王还没来的及回答,祭足就向天子谢恩,带着礼物到兵营慰问。周郑之战就以祭足的“慰问”收场。从此周王室更被诸侯所轻。

春秋

周平王迁都洛邑后,一些诸侯国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发展起来,王室的力量却逐步衰微,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一时期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大夫专政与夷夏斗争同时进行,周王只留有天下主人的虚名。因孔子修书《春秋》,后人就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春秋(前770—前476)。春秋初期,大小诸侯国见诸经传的有170余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位于今天山东的齐、鲁,位于今天河南的卫、宋、郑、陈、蔡,今天山西的晋,位于今天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燕,位于今天陕西的秦,位于今天河南、安徽南部和两湖的楚,位于今天江苏中南部的吴和位于今天浙江一带的越。这十几个诸侯国凭借实力,依靠战争扩充领土,并互相争夺,形成了诸侯争霸的局面。

春秋五霸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最早称霸的诸侯。齐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历代君主励精图治,发挥滨海鱼盐的优势,发展商业和手工业,齐国国力逐渐强大。齐桓公(前685-前643在位)即位后,以管仲为相,全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大增,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然后齐国就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干涉其他国家,抗击夷狄的侵扰,终于在周僖王三年(前679)成为霸主。楚国服从后(前656),齐桓公的霸业发展到顶峰。齐桓公死后,齐国出现争夺君权的内乱,力量削弱。楚国乘机发展势力,先后灭掉楚国北边几个小国,打败宋国,试图称霸中原。后败于晋,转而向东发展。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新即位的楚庄王锐意改革,国力更为强大。再次攻宋,晋人不敢去救,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楚,楚庄王称霸。

楚国逐鹿中原的同时,西部的晋国也不断发展,晋文公重耳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国,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在楚、宋之战中,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大败楚军,成为霸主。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弭兵会盟后,中原战争减少,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有所动作。吴王阖闾以伍子胥为大将,先伐楚,攻进楚都郢,又挥师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兵败被俘。阖闾因伤逝世,夫差即位。勾践求和,送给夫差珍宝、美女西施,自己亲自为夫差牵马。吴王继续向北挺进,大败齐军,成为霸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休养生息,积聚力量,终于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越王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最后一个霸主。

管仲改革

管仲改革是齐国强大、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重要前提。管仲改革的目标是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改革军制,使齐国强盛,齐桓公确立霸业。主要内容有: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对外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此后国力大振。“鹿之谋”

春秋时期,楚国产鹿。一天,管仲派了100多名商人到以高价购买楚国鹿,扬言:“齐桓公最喜欢鹿,无论多贵,都要大量购买,供齐桓公玩赏。”楚成王以为齐桓公玩物丧志,齐国很快就会王国,于是便发号施令,鼓励大家去捕鹿,卖给齐国商人。楚国百姓纷纷弃农捕鹿,后来连军队的士兵也偷偷上山捕鹿卖钱。一年后,楚国的百姓各个腰缠万贯。可是,楚国的大片良田却荒芜了。这时,管仲又下令各诸侯国不得将粮食送往楚国,楚国人饿死、逃荒者众多,民心、军心一片混乱。管仲见时机成熟,率大军向楚国发动攻势,楚国被征服。

老马识途

管仲随齐桓公北伐孤竹,在返回的路途经国一个叫迷谷的地方,只见平沙一片,无边无际,军队迷路了。眼看大军就要困死于此,管仲向齐桓公建议道:“马也许认得路。咱们挑几匹当地的老马在头里走,也许能走出这块地方。”齐桓公点头答应。果然老马识途,大军在这几匹老马的带领下走出了迷谷。后来“老马识途”就引申为富于经验,能起指引作用的先导。

召陵之盟

春秋初年,楚国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向中原挺进,有与齐抗争的势头。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齐桓公率齐、宋、陈、卫等八国军队攻溃楚的盟国蔡国,并以楚不向周王室朝贡为由在楚国边境驻兵。楚国为避齐锋,派大夫屈完与齐讲和。齐也认识到两虎相争,双方都会有损失,就与楚国使者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订立盟约,史称“召陵之盟”。“召陵之盟”是管仲 “尊王攘夷”政策的又一次胜利。此后,齐桓公的霸权地位更加稳固,霸业也发展到顶峰。

葵丘之盟

春秋时期,齐桓公在阻止戎狄、荆楚对中原侵犯和安定王室之后,于公元前651年邀请宋、卫、许、曹、鲁诸国君,在葵丘(今河南民权)会盟。盟约主要内容有:凡同盟诸侯都要和好,不要乱筑堤坝阻改水流,不要阻碍粮食流通,不要废黜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政事,不要擅杀大臣等。

贱土之盟

公元前632年四月,晋文公在城濮大败楚军,五月,邀请诸侯于郑的贱土(今河南原阳)相会,并召周襄王在贱土朝见,行献楚俘之礼,周襄王命晋文公为诸侯之伯。其后,晋文公率齐、鲁、宋、蔡、郑、卫诸侯结盟。盟约规定结盟各国协力辅助王室,不得相互侵犯。这次会盟的主要意义就是确立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

弭兵会盟

周简王七年(前579)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的弭兵会盟是春秋弱国宋国在外交上的重大胜利。第一次弭兵会盟中,宋国大夫向戍约晋、楚两国在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盟会,目的是调停两国间的战争。会议约定晋、楚、宋、鲁、卫、陈、郑、曹、许、蔡等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平分霸权,破坏协议者将遭到各国共征讨。之后长达数十年与会的十个国家没有发生战争。第二次弭兵会盟中,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宋国、邾国、滕国等14国使者在宋国的西门之外参加了盟会,鉴定“晋、楚之从交相见也”的盟约。弭兵会盟对春秋时期的割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春秋历史的进程。“退避三舍”的由来

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子重耳受到迫害,流亡在外,后来逃到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作贵宾,用招待诸侯的礼节招待他。重耳十分感激,对楚成王说:“如果我能回过的话,愿意和贵国和平相处,在两军相遇时,一定退避三舍。”(古时行军,每30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就是自动撤退90里的意思。)公元前636年,流亡19年的公子重耳终于回到了晋国。恰逢楚国攻打宋国,宋国像晋国求救,于是晋军和楚军在战场上相见了。楚军气势很盛,主动向晋军逼近,晋文公为了信守诺言,连续后撤。晋国一口气退了90里,到了城濮这个地方才停下来,并布置好作战的阵势。骄傲的楚军一位以为晋军害怕,就轻率得发动了进攻,结果被晋军打得大败。晋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国,确立了自己强大的地位。晋文公后来也成为中原有名的霸主。“卧薪尝胆”的由来

吴国和越国是春秋后期长江下游崛起的两个国家,都想征服对方,因而发生过很多战争,双方互有胜负。公元494年,吴王夫差大举进攻越国,在会稽山上大败越军,越王勾践不想亡国,便向吴王请罪投降,表示他和夫人愿做吴王的臣仆和奴妾,夫差骄傲起来,不听谋臣的劝告,答应了勾践的要求。在吴国时期,勾践为夫差牵马、喂马,守墓;在夫差生病时,他甚至帮他尝粪便来辨别病情。三年以后,勾践因为取得了夫差的信任而被放回越国。勾践回国之后,立志雪耻,发愤图强。他每天晚上睡在柴堆上,并且在柴堆上面挂着一个苦胆,在每天早晨起床穿衣时,总要去舔一下苦胆,尝尝它的苦味。他一边卧薪尝胆,磨练他的意志,一边又在国内努力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并且在太湖之中秘密训练军队。在此同时,他还把越国的两名美女西施与郑旦献给吴王,让夫差整天荒淫无度,沉醉于美色当中,不再理朝政。经过十年,越国集聚了雄厚的力量,终于转弱为强,打败了吴国。勾践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楚庄王一鸣惊人“一鸣惊人”多用来形容有才华的人平时默默无闻,一旦施展才华,就能做出惊人的业绩,春秋时期的楚庄王便是这样一位贤君。楚庄王(前613—前590年在位)即位后面临朝政混乱,为了稳住事态,他表面上三年不理朝政,实则暗地里在等待时机,人问之,曰:“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他在位22年,为了楚国的振兴,物色到了一大批忠臣良将,为朝廷所用。他知人善任,广揽人才,重用了苏从、伍参、孙叔敖、沈尹蒸,让他们整顿朝纲,兴修水利,重农务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国家日渐强盛,先后灭庸、伐宋、攻陈、围郑,陈兵于周郊,问鼎周王朝。前597年,于今河南荥阳北大败晋军。公元前594年,迫使宋订下城下之盟,并陆续迫使鲁、陈、宋、郑等国归依,使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伍子胥一夜白发

楚平王荒淫无耻,见到儿子伍子胥未婚妻漂亮,便在娶亲时用调包计占为己有。随后以谋反之名在全国通缉伍子胥。伍子胥经过多次转折,最后逃到了昭关地面,渡过了长江,便是吴国了。行至傍晚,伍子胥在昭关附近碰见老医生东皋公。东皋公依照外面悬挂的缉拿图像,一眼便认出了伍子胥,可他表示同情他,叫伍子胥在自己的茅屋里面等着,自己找朋友救他。东皋公走后,伍子胥不能辨真伪,便在茅屋了急得团团乱转,想走,可人生地不熟,会更加危险;若不走,万一老人去告发他,就插翅难逃……就这样,他既恐又愁,等到东方发白了,老医生回头一看,一夜之间,伍子胥的头发、胡须竟然全都变白了!东皋公没有负伍子胥,找来了朋友皇甫讷,两人最后终于设计让伍子胥化装逃出了昭关。

伍子胥鞭尸雪耻

伍子胥被楚平王追杀,逃到了吴国。吴国的公子光正相谋夺王位。在伍子胥的帮助夏,公子光杀吴王僚,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吴王阖闾统治期间,任命伍子胥为大夫,处理吴国大事;同时封孙武为将军,整顿军事。吴国很快强大起来,先后兼并了多个小国。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带领伍子胥、孙武进攻楚国。经过多次的争战,吴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伍子胥回到自己的祖国,刨开楚平王的坟墓,用钢鞭不停地抽打他的尸体。抽完之后,伍子胥嚎啕大哭:“上天作证,我今天终于报了大仇!”

田单的火牛阵

战国时期,燕国进攻齐国,一连攻陷齐国七十多座城池,随后又包围了莒城和即墨。这时,齐国的守将田单就派人散播这样的话:“我们最害怕的是燕国人割掉齐国俘虏的鼻子,这样的话,即墨城里的人就会人心涣散;我们还担心燕军挖掘我们的祖坟,侮辱我们的祖先,要是那样的话,齐国人一定会灰心丧气,失去斗志。”燕国将军听了这些话,信以为真,果然照着做了。即墨人看到燕军如此残忍,而且侮辱齐人的祖先,纷纷请战,决心以死抗战。另外,他还让即墨城里的财主用黄金收买燕国的将领,假装齐国要投降,请他们进城后保全自己的家人。燕国将领一见这么多的黄金,喜出望外,真以为即墨就要投降,更加放松了警惕。

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田单开始行动了。一天晚上,他把城里的一千头牛集中起来,每头牛身上披着一条被子,上面画着大红大绿的图案,牛角上捆着两把尖刀,尾巴上系着一捆浸油的芦苇。趁着黑夜,他们用火点燃牛尾上的芦苇,把火牛放出去。因为牛尾着了火,这些牛疼痛难忍,横冲直撞,五千名身穿奇异服装的士兵紧跟其后,向燕军的阵地冲去。燕军在黑夜里毫无防备,仓皇应战,他们看到一大批怪物向自己冲来,吓得魂飞魄散。齐国的将士随即冲上去,把燕军杀得七零八落。最终,燕军大败。这就是著名的“火牛阵”。

孙武三令五申

孙武带着《孙子兵法》去见吴王阖闾。吴王说觉得兵法还可以,但不知道能否合乎自己的军队。孙武就说可以试试看。吴王就召集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训练时,孙武将众女分成两队,由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宫姬当队长,然后解说步伐。解说完毕,令她们操练,可这些女兵要么不能依令行动,要么出错,活着干脆嘻嘻哈哈大笑。孙武已经三番五次告戒她们,可是毫无起效。孙武便说:“解释不明,交代不清,是将官的过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说完命左右随从把两个队长推出斩首。吴王急忙求情,众女兵再也不敢儿戏了。后来人们就把孙武向女兵再三解释的做法,引申为“三令五申”,即反覆向人告诫的意思。

范蠡知子

越国宰相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子人,被判死刑,决定秋后处决。范蠡急忙准备了千两黄金和一封书信,命小儿子到楚国请楚国宰相帮忙。大儿子问,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交给自己办。范蠡说:“如果派你去,你二弟必死;小弟去了才能救活你二弟。”大儿子不服气,范蠡只好让他去,临行嘱咐无论事情能否成功,礼物千万都不要带回来。长子刚动身,范蠡就叫小儿子买了一口棺材,准备到楚国去接二哥的尸体。范蠡的长子到楚国后,向宰相呈上了礼物和书信。第二天,宰相便以楚国将有天灾为借口,请求楚王大赦天下,以免除灾难。范蠡的二儿子因此获释。范蠡长子不想白白丢掉这千两黄金,便又取回。楚国宰相非常恼怒,于是对楚王说:“大王大赦天下,本为消灾,岂料有人说我受了范蠡的贿赂,为了范蠡的儿子才提议大赦。如果放了他民愤难平。”楚王就下令斩杀范蠡的儿子,人头落地的时,范蠡小儿子运的棺材正好赶到。范蠡的长子自幼经历贫困,深知钱财得来不易;而小儿子却是范蠡发达后出生的,对金钱不以为意。因此,范蠡知道,长子一定办不成此事。后来人们就常以此事说明“知子莫如父”的道理。

柳下惠坐怀不乱

柳下惠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他为人刚正不阿,虽多次遭到贬谪也不离开祖国,受到孔、孟等大家的赞赏。《荀子·大略》中记载,柳下惠夜宿郭门时,遇到一没有住处的妇人前来投宿。柳下惠恐她冻死,把她坐在怀里,解开外衣把她裹紧,二人同坐了一夜,没发生非礼行为。后人就以“坐怀不乱”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方面作风正派。

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是老子理想中的社会和国家形态。《老子》中记述了这种生活状态:国家尽量小,人口尽量稀少。即使有许多器具、车辆、船只、兵器,人们也不去用它。甚至连文字也不需要,人民重新使用古代结绳记事的方法。不让人民去冒险,也不向远处迁移,满足于原有的风俗习惯,人们吃得很香甜,穿得很舒服,住得很安适。邻近各国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叫互相听得见,但人们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这些充分表明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

孔子周游列国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父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从小跟着母亲生活,他从小就喜欢读书,遇到不懂得就请教别人,他曾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他精通“六艺”,即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写、计算等。后来当了一个小官,因政治见解与当权者不和,就带着一些学生周游列国,希望能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但都未成功。当时各国国君都希望自己能称霸,这与孔子的“仁政”很不相符,因此他并不受欢迎,有时还很狼狈,连饭都吃不上。但他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如他整理了《尚书》、《诗经》、《礼仪》、《乐经》、《周易》、《春秋》等古代文化典籍,故被公认为我国第一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两小儿辩日《论语》中记载有“两小儿辩日”的故事,甲小儿认为早上太阳比较近,中午远,理由是物体离得近者大远则小,而早上太阳“大如车盖”,中午才“如盘盂”;乙小儿认为恰恰相反,早上远而中午近,理由是早上凉快中午热,正是太阳越近才越炙烤大地。两小儿说得都有道理,孔子也不知道怎么判决。两小儿因此笑道:“谁说你无所不知啊!”孔子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无怪乎被奉为圣人。“桃李满天下”的由来

春秋时期,魏国大臣子质失势,就一个人来到北方朋友家避难。为了糊口,子质以教书为生。比较个性的是,学生不论贫富,只要愿学,都可拜他为师,子质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只有一条,他的学馆里有一棵桃树,一棵李子树,凡是来上学的学生都要先跪在桃李树下认先生。子质指着已结果的两棵树教导学生们,要像这两棵树一样开花结果,只有做好学问,才能为国家做出一番大事业。在他的严格管教之下,子质的很多学生都成了栋梁之才。学生们感念子质先生的教诲,都在自己住处亲手栽种桃树和李子树。后来子质到各国游历,碰到了在各国当官的学生和他们栽的这两种树,便自豪地说:“我的学生真是桃李满天下啊!一个个都很有作为!”后来人们就把“桃李”指代学生,把学生多称为“桃李满天下”。

惠施学富五车“五车”,《庄子·天下》篇:“惠施有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说的是战国人惠施藏书其多,却杂乱不纯,而且言而不当。所谓“其书五车”是指他的藏书丰富,古时候尚未发明纸张,书都是用竹简做成。惠施看过的书能把竹简装成一车,也可谓“饱读之士”了。

祸起萧墙

春秋时期,季氏将要攻打颛臾。季家的辅相子路和冉求是孔子的学生,他们向孔子说了这件事。孔子认为二人做得不好,颛臾是鲁国的地盘,他们应该阻止这场战争。二人回答说他们也不愿意这么作。孔子就劝说二人,如果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应该辞职。冉求分辨道:“颛臾离季氏封地很近,现在占领它正是良机。”孔子教训道:“冉求!君子应该避免哪种不说自己贪心而一味找藉口为自己开脱的行为。真正让人归附的方法是发扬文治教化。如今你们二人辅佐季氏就是这样用武力吗?国家支离破碎你们不能保全,反而想在国境内使用武力。我怕季孙的忧愁不应该在颛臾,而是在萧墙之内啊。” 孔子说了这话不久,季家兄弟内部果然发生冲突。后世就把内部发生祸乱的行为称为“祸起萧墙”。

秦穆公称霸西戎

齐桓公和晋文公相继成为霸主之后,西方逐渐发展起来的秦国也蠢蠢欲动。晋文公死后,秦穆公向试图插足中原,但与晋国几次交战都以失败告终,南方又有势力强大的楚国。秦穆公只好转而向西方发展。通过多次与西戎交战,秦国先后征服西戎十四国,为秦国疆土增加了几千里疆土,为之后挺进中原打下了基础,也对西部的开发和民族融合有积极意义。秦穆公也因此成为西部地区的霸主。春秋五霸的说法之一就是秦穆公与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并称。

侯马盟书

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前489),为了共同的利益,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文约,盟约内容是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都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共同的敌人。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其实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了这份盟约,故称“侯马盟书”。它的发现对揭示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和古代盟誓制度及晋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

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是对东周的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的一种形象描述,当时社会纲纪紊乱,局势动荡不安,各国以下犯上争权夺利事件层出不穷,与周礼的要求极不相融,这是忠义的儒家学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称礼乐为崩、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诸侯国之间征战不已,周天子无力阻止;周王室内部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普遍,有权势的卿大夫和诸侯取代了周天子的地位;嫡长子继承制度多不能施行,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经济上,井田制逐步解体,出现了土地所有制及相应的赋税制度,如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租等;政治上,一些强大的诸侯开始建立直属于君王的郡县制。这些都与西周时期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截然不同。

熊掌难熟

公元前626年,楚成王的长子商臣联合楚国大臣潘崇于深夜闯入王宫,欲持剑杀死楚成王。楚成王说,我已经命人烧制熊掌给我吃,等熟了我吃好了你们再杀死我不迟。潘崇厉声说道,你妄想拖延时间等待救援,熊掌难熟。说罢就用束带将楚成王勒死。楚成王在位46年,颇有作为,使楚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除了晋国、齐国、楚国、鲁国等,几乎中原各诸侯国都尊他为霸主。但楚成王在王位继承人上欲废长立幼,终于导致宫廷政变,身死叛臣逆子之手。

弦高救国

公元前475年,晋国国君刚刚去世,秦国准备趁机攻打晋国的盟友郑国。秦国的军队向郑国开去,很快就进入了必经之地滑国。郑国的牛贩子弦高正赶着一群牛准备回家,半路上得知秦国要攻打郑国的事,非常吃惊,但是他很快镇静下来,从街上买了一套华贵的官服穿上。而后,从牛群中挑选出12条又肥又壮的牛,迎着秦军走去。弦高来到滑国境内,果然看见秦国将士和几百辆战车,浩浩荡荡开来,他不慌不忙地迎上去,笑容满面地对秦军大将说:“我国国君听说将军要率兵来敝国,特地派小人送上12头肥牛,慰劳贵国军士!”秦国大将很吃惊,料想郑国已经知道秦国出兵的用心,只得假惺惺地说:“听说郑国国君新亡,新国君继位不久,国内动荡不安,敝国国君特命我带兵来加强贵国的军力,以免遭到别国袭击。”弦高听了,不甘示弱地说:“郑国虽是小国,但为防大国袭击,一贯加强防守,随时准备歼灭入侵的敌人,请大将军放心吧!”秦国信以为真,只得中途退兵而去。

赵氏孤儿

春秋时期,赵氏家族在晋国朝廷里历代为官,他们为政清廉,一心为公。晋灵公残暴不仁,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身为宰相的赵盾就劝说灵公,不要再滥杀无辜。灵公不但不听,而且还派人多次暗害赵盾。赵盾只好到别的国家去,但他还没出国境,堂兄赵穿就把灵公给杀了。赵盾立即返回都城立成公继位,自己继续担任宰相之职。成公很明事理,不但没有惩治赵氏,还很器重赵盾,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了赵盾的儿子赵朔。晋景公即位后,赵盾去世,奸臣屠岸贾得到重用。他一直对赵氏家族不满,现在利用皇帝对他的器重,借口当年灵公被赵穿所杀,就将赵氏满门杀害。只有怀着身孕的赵朔妻子偷偷逃入王宫。后赵朔的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得知此事,他们为了保住赵氏的唯一血脉,设计了苦肉计。程婴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公孙杵臼,让他们躺在深山里,然后向屠岸贾告发。当屠岸贾把他们杀死后,程婴就带着赵武隐藏在深山中。15年后景公重病,前来算卦的人说是因有功于晋国而被害的人在作怪。景公最后得知赵氏孤儿的真相后,就恢复了赵家的地位和权利,把赵武立为赵氏继承人,并铲除了奸臣屠岸贾。

春秋无义战“春秋无义战”出自孟子,意思是春秋时期的没有正义的战争。东周时期周王室严重衰微,势力较大的诸侯国经常为争霸称雄而发生战争。如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征讨其他诸侯国,晋国、楚国、吴国、越国、秦国等大国也都以各种名义打击弱小,扩充自己的势力。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其实是一种兼并掠夺战,最终目的都是想取周王室而代之。孟子所说的“无义”就是不义,不合乎周礼及儒家的礼仪道德观念。

曹刿论战

齐桓公即位后,对收留公子纠的鲁国打击报复,于公元前694年率军攻打鲁国。鲁庄公正要迎战,平民曹刿不顾同乡的耻笑请求进见。曹刿问鲁庄公:“王您以什么作为后盾对抗强齐?”庄公说以衣食之类养生的物品来获取民心。曹刿又说:“这些小恩小惠并不能令百姓心服。”庄公道,我忠诚地供奉神灵,定能得到神灵的庇佑。曹刿对道:“这些小小的忠心并不见的使神灵满意,他们也不会保佑你的。”庄公又道,我会对所有的诉讼案件合理裁决。曹刿仍说:“这只是你尽了本分而已,可以凭这个条件与齐国军队相抗衡。作战的时候也请允许我跟随吧。”双方军队会于长勺,这就是著名的长勺之战,曹秽采取后发制人、敌疲再打的防御原则最终打败了齐军,成为中国历史上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战事典范。

唇亡齿寒

春秋初期,晋国的邻近有虢、虞两个小国。晋献公想攻打虢国,但晋军必须经过虞国。于是,晋献公就以美玉和名马作礼物送给虞国国君虞公,要求借道虞国。虞国大夫宫之奇劝谏虞公不要答应,说道:“虢、虞两国好比嘴唇和牙齿。如果没了嘴唇,牙齿就会受冻。一旦虢国被晋国灭掉,虞国一定会跟着被灭亡”。虞公利欲熏心不听劝告,答应了晋献公的请求。晋国很快消灭了虢国。晋军在得胜归来的路上,借口整顿兵马,驻扎在虞国。然后突然发动袭击,又灭掉了虞国。后来人们就用“唇亡齿寒”一词来比喻双方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重耳流亡

晋献公宠爱妃子骊姬,想把骊姬的儿子奚齐立为太子,就把原来的太子申生杀了。申生的兄弟重耳和夷吾都感到危险,逃到别的诸侯国避难去了。晋献公死后,晋国发生了内乱,夷吾夺取了君位后想除掉重耳,重耳不得不再次流亡。重耳先在狄国住了12年,发现有人想刺杀他,又逃到卫国。卫国看重耳这么背运,就不肯接收他。重耳后来又相继流亡到齐、宋、楚、秦,只有楚成王以招待诸侯的礼节招待他,重耳对此感激不尽,对他许下日后若两军交战,自动退避三舍的诺言。又过了7年,长期流亡在外的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到晋国并登上王位,这就是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后来,晋文公对在他流亡期间帮助过的人都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唯一遗憾的是错杀了恩人介子推,为了纪念他,晋文公定下清明节的习俗。

楚国包藏祸心

春秋时期,郑国向交好于楚国,就把公子段的女儿嫁给楚国的将军公子围。楚国却带兵去迎亲。郑国的子产识破了楚国的诡计,就派子羽出城说:“郑国都城小,你们来迎亲的人太多,都城容纳不下,不如双方在城外举行婚礼吧!”楚国代表以婚礼乃终身大事,不好在野外举行为由,且关乎到两国的颜面,坚持要进城举行。子羽只好直言不讳地说:“我们郑国小,虽希望仰赖大国,但自己也要做好防备,这才是大策。你们心怀鬼胎暗取我国,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楚国见阴谋败露,想郑国定有防备,便让楚兵一律不带武器,全部空手进城。郑国这才答应在城内举行婚礼。

按图索骥

春秋时期,秦国人孙阳善于相马,人称伯乐。孙阳把自己相马的经验写成书,是为《相马经》。孙阳的儿子熟读《相马经》后,认为自己学到父亲的本领,便拿着《相马经》找好马去。一天,孙阳的儿子在路上看见一只癞蛤蟆,其前额和《相马经》上好马的特征相符,就以为自己找到了千里马,马上跑去告诉父亲说:“我找到一批好马,跟你书上画的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像。”孙阳哭笑不得,只好说:“这马太爱跳了,不好驾驭。”后来人们就把机械地照书本上的知识,不求事物的本质的情况叫做“按图索骥”。

公孙子都暗箭伤人

?隐公十一年,郑庄公在宫前检阅部队,发放兵车。老将军颍叔考和青年将军公孙子都因争夺兵车而发生争执。颍叔考拉起兵车转身就跑,等公孙子都追上大路,颍叔考早已不见人影,公孙子都因此怀恨在心。七月,郑庄公正式下令攻打许国。在攻城的时候,颍叔考率先爬上城头。公孙子都怕颍叔考立下大功,心生嫉妒,便抽出箭来对准颍叔考就是一箭,颍叔考一个跟斗摔了下来,郑国的将领还以为老将军是被许国兵杀死的。后人就将那些采取不光明的手段暗地里伺机伤害别人的行为形容为“暗箭伤人”。

魏绛和戎解忧

魏绛,又称魏庄子,春秋时期晋国八卿之一。使他留名青史的就是提出了和戎政策。和戎是晋国相邻的北方少数民族,时常与晋发生战争,成为晋国边患。晋悼公四年(前369),悼公正欲再次讨伐和戎,魏绛向他陈述了和戎的“五利”:发展对戎狄的贸易;边疆稳定,利于国家发展农业生产;两国若和好,可在诸侯争霸中有威慑作用;减少军资消耗,保存晋国实力;只有以德服人,才能保持长久的安宁和睦。晋悼公深为信服。魏绛从国家大局出发,冲破传统偏见的束缚,积极主张和戎,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汉族争取团结少数民族的先例。和戎政策实施后,晋国北部边疆再无大患,人民得以全力发展生产。

三家分晋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长期争霸,战争不断,中原霸主晋国就是如此。当时晋国的权力实际上由智、赵、韩、魏四家把持。其中以智的野心最大,一直想吞并其他三家。因此,他以国防的名义让另外三家各拿出100里土地和户口来归公,韩、魏两家马上就屈服了,唯独赵家不服。智家大夫智伯瑶十分恼火,便想联合韩、魏两家攻打赵家。赵家大夫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便率兵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一带)。智伯瑶紧追不舍,包围了晋阳城,但久攻不下。最终,智伯瑶决定用晋水来灌晋阳城。此时晋阳城眼看就要失守了,赵襄子的一个门客出主意说:“游说韩、魏两家,让他们和赵家共同打败智家。”于是,赵襄子向两家派出使者。韩、魏两家想到赵家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当即就和赵家联手,反过来引水淹了智家。公元前403年,当时的天子周威烈王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从此晋国就被三家所瓜分了。

战国综述

随着社会文明度的加深,统治者贪欲急骤膨胀。为了掠夺更多的土地,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战争也越打越大,动辄几十万人。刘向将这段历史编成一本书,名为《战国策》,人们就将这段历史称为战国时期(前476 —前 221)。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内的政治、经济得到相应的发展,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强大,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卿大夫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诸侯国公室,在互相的争斗中争先扩充自己的领地。如晋国六卿斗争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王正式承认了他们三家的诸侯之位。这一时期,以魏国李悝改革为起点,各诸侯国争先进行旨在富国强民的变法运动,借以适应优胜劣汰的政治、军事法则。

胡服骑射

战国时期,赵国处在强敌的包围中,东有齐国,西临秦国,南靠魏国,北接燕国。赵武灵王继位后很想使赵国强大起来,赵武灵王觉得赵国的作战方式很落后,作战时拉着笨重的战车,远远不如骑马作战行动迅速。而且,赵国军队的服装又笨又长,打起仗来很不方便,经常吃大亏。一天,赵武灵王对大臣肥义说:“北方的胡人穿着短衣骑马打仗,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我们要是向他们学习,不也就常打胜仗了吗?”肥义非常赞成他的意见,可是,一些王室成员大臣听到这个消息却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向胡人学习是丢了老祖宗。肥义说:“古时候,舜帝发现一个部落的舞蹈好,也会向他们学习。况且大王要改变赵国落后的军队,就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于是,在公元前302年,赵国采用“胡服骑射”,国力迅速增强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诸侯国是齐、楚、燕、秦、韩、赵、魏,称为“战国七雄”。魏国自李悝改革后,在吴起、西门豹等臣子治理下,经济发展,军事强盛,成为战国初期第一个强国。魏武侯时,吴起受魏相公叔排挤,离魏至楚。楚悼王重用吴起,推行吴起变法,楚国也日益强大起来。在齐国,齐威王任用邹忌等人进行改革。鼓励臣民进谏,招抚流亡,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魏的强国。后来齐国人用田忌和孙膑,通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打败魏军,齐军从此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经济、军事实力大增,成为战国中期之后最强大的国家。燕国是西周之后的一个重要封国,在长期发展中靠兼并邻国发展壮大。赵、韩起源于三家分晋,通过军事兼并也都在战国七雄中占有一席之地。

合纵与连横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最为强盛。齐、楚、赵、韩、燕、魏六国都很害怕,于是提出了“合纵”抗秦的主张。因为这六国都在秦国以东,纵贯南北为“纵”,所以这个联合抗秦的行动称为“合纵”。最著名的当数燕国的“苏秦合纵”了。苏秦为了组织联合反秦的行动,行使反间计,先后在齐、赵、魏、韩等国活动了十几年,可是最终还是因为六个国家之间互不信任,团结不起来而使“合纵”告以失败,苏秦也落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连横”是与“合纵”唱反调的。因为从东到西叫做“横”,所以人们把主张跟秦国联盟的行动称为“连横”。这里最著名的便是张仪了。张仪是魏国人,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欺诈蒙骗,手段卑鄙,是个典型的政客。而在“张仪连横”中,却以各国归顺秦国、秦始皇统一六国而告终。

养士“士”是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产物,广泛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及各生活领域,对推动历史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士人为荣,齐国的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是当时著名的养士大户,每人养士均在三千以上。上层权贵通过养士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又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为号召天下、称霸诸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网络人才、礼贤下士成为风气,人才在这个时候也得到了充分应用。“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毛遂,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另外还有可歌可泣的荆轲等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养士。

狡兔三窟

冯谖见到孟尝君对自己很好,于是决定报答他。这时,孟尝君要派人到封地收债,冯谖说:“让我去吧!”可是,冯谖到达封地后,不仅没有向欠债的老百姓要钱,反而当众烧毁了借据。孟尝君听说了冯谖的所作所为后十分生气,可事情已经发生了,也只好这样了。不久,孟尝君被罢官了。他只好回自己的封地居住。当他走到封地时,却看见那里的百姓倾城而出来欢迎他。这时他才知道,冯谖当众烧毁借据,的确是为自己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孟尝君向冯谖表示感谢,可冯谖说:“这只是第一个洞穴,只有再营造两个洞穴,您才可以高枕无忧!”接着,冯谖要求孟尝君给他准备马车和财物,然后他就带着这些东西到各国拉关系去了。没多久,孟尝君就接到国君的道歉信,信上说:“我不该罢你的官,我现在请您回来接着做我的大臣吧!”这是第二个洞穴。在冯谖的建议下,孟尝君请求国君,允许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立宗庙,这样孟尝君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这就是冯谖为孟尝君营造的第三个洞穴。果然,孟尝君后来当了几十年的高官,却没未招来灾祸。

田氏伐齐

齐国是周王室控制东夷的重要力量,被授予征伐违抗王室的权力,因此齐国在诸侯国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国初期,齐国王室大权旁落,被卿大夫田氏所控。公元前545年,田桓子联合齐国大族鲍氏、栾氏、高氏灭掉齐国权臣庆氏,后又联合鲍氏灭栾、高二氏。此后田桓子转而讨好公族与国人,实行以大斗出货,小斗收进,这样民心就归向田氏,田氏获得了公族与国人的支持。公元前489年,田乞为齐国宰相,控制了齐国的政权。前476年,田常割齐地自安平(今山东淄博)至琅琊(今山东胶南)为封邑。至此,齐政皆归田氏。公元前386年,周王室册命田和为齐侯,正式将田氏列为诸侯。不久,齐康公病逝。姜氏统治的齐国消失,田氏齐国取而代之,因此战国时代的齐国也被称为“田齐”。田氏子孙获得齐国政权的过程被史学家简称为“田氏代齐”。

齐威王论国宝

齐威王是历史上很著名的国君之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善于纳谏的齐王就指的是齐威王。公元前355年,齐威王和魏惠王相约在郊外狩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国宝吗?”齐威王回答:“没有。”魏惠王说:“我的国家虽小,尚有十颗直径过一寸、可照亮十二乘车的大珍珠。你的齐国这么大,怎么会没有宝贝呢?”齐威王说:“我的国宝与你想的不一样。我的大臣檀子镇守南城,楚人不敢来侵犯,泗水流域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我的大臣中盼子镇守高唐,赵国人不敢到黄河来打渔;我的官吏黔夫镇守徐州,燕国人在北门礼拜,赵国人在西门礼拜,随之有七千多家人来投奔齐国;我的大臣中种首负责治安,齐国出现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这四位大臣的光辉足以光照千里,岂至二十乘车呢!”魏惠王听后面有愧色。

围魏救赵

公元前354年,魏将庞涓率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双方战守多年,赵衰魏疲。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派大将田忌、孙膑率军8万奔赴邯郸救赵。田忌准备直奔邯郸解救。孙膑认为,魏军主力都在赵国,国内必定防守不严。不如趁此机会围攻魏国都城大梁,魏军必班师回救。田忌采纳了孙膑的建议,魏军果然匆忙回国。魏军行至桂陵要隘,突然遭到齐军的埋伏,魏军大败。赵国之围遂解。孙膑采取包抄敌人的后方来迫使它撤兵的战术是我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军事行动,后来围魏救被兵家列为三十六计中重要一计。

鸡鸣狗盗

公元前299年,孟尝君被齐王派遣入秦,却不幸被秦昭王扣留。孟尝君派人向秦昭王的宠姬求救。宠姬答应救他,但却要求将献给秦昭王的白狐裘送给她。孟尝君门下有一个善于偷盗的门客,将狐裘偷出,送给宠姬。宠姬果然说服了秦昭王释放孟尝君。孟尝君逃到函谷关时,秦昭王又反悔,派兵追击。按惯例,函谷关大门只有到鸡鸣时才能开放。眼看秦兵将至,孟尝君门下有一位会鸡叫的门客,他的鸣叫引起众鸡齐鸣。守关者开启关门,孟尝君顺利逃脱。“鸡鸣狗盗”这个成语以后就用来比喻卑下的技能或具有这种技能的人。

信陵君窃符救赵

公元前259年,秦国趁赵国长平之战中大败而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诸侯求救,魏王派大将晋鄙率军10万援赵,行至中途因惧怕秦军而停止前进。魏国公子信陵君注重诚信,他想尽办法盗出魏王调兵的虎符。然后拿虎符到晋鄙军中假传魏王命令,获得兵权。信陵君挑选了8万精兵,奔赴邯郸救赵。赵军与魏军在邯郸城里外夹击,秦军打败,邯郸之围解除,赵国暂时转危为安。

春申君自掘坟墓

楚考烈王没有儿子,春申君十分担忧。后来,在赵人李园的设计下,春申君娶李园之妹为妻,李园妹有身孕后,献给楚考烈王,生下的儿子就被立为太子。春申君以为凭借父子关系,将来自己一定还能得到重用。李园凭借妹妹的关系逐渐掌握楚国大权,他暗中豢养了刺客准备刺杀春申君。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重。春申君的门客朱英提醒他注意李园,但春申君没有理会朱英的警告。楚考烈王去世,春申君前去王宫奔丧,却遭到李园安排在棘门刺客的埋伏,当即身亡。同时,李园将春申君的家人满门抄斩。同年,太子继位,是为楚幽王。李园取代春申君,成为楚国令尹。

宣太后掌权

宣太后(?—前265)是战国时期秦武王的嫔妃。公元前307年,秦武王抗鼎与人比力气,胫骨被砸断而死,上层权贵争权夺利加剧,秦国一片大乱。在燕国为质的赢稷被燕、赵秘密送回秦国。宣太后与同母异父弟弟魏冉及燕赵两国一起将儿子赢稷拥上王位,是为秦昭王。秦昭王19岁即位,宣太后掌权。她任魏冉为相,专管朝政;封同父弟毕戎为华阳君;封儿子公子悝为高陵君;封另一个儿子公子市为泾阳君,合称“四贵”。宣太后与其娘家人把持朝政36年,开创了女人干政的先例。

滥竽充数

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齐宣王喜欢听竽,尤其是多人合奏时,那种宏大和气派,令人难忘。由于吹竽者待遇优厚,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也混在乐队中做样子。齐宣王死后,其子继位,是为齐湣王。齐湣王也喜欢听竽,但更好听单独演奏,好要求乐师们各自吹出不同的风格。南郭先生无法在乐队中立足,只好连夜收拾行状逃走。

荆轲刺秦

荆柯是战国时期的卫国人,他从小就力大无穷,是当时的第一剑术高手。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国。两年后,秦国攻占了赵国都城邯郸,向燕国进军。燕国太子丹十分着急,就找荆柯商议刺杀秦王。于是,荆柯就带着流亡在燕国的秦国将军樊于期的头和燕国的地图去进献秦王。临行前,大家都赶到易水河边为荆柯送行。太子丹送给他一把锋利的匕首。高渐离弹起了琴,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柯到咸阳后,受到秦王接见。在秦国的朝堂上,荆柯捧着地图和装了樊于期头颅的木匣献给秦王。秦王打开木匣,看到了樊于期的头颅,就命荆柯将地图拿来。当地图全部打开时,荆柯事先卷在地图里的匕首露了出来。秦王惊呼“救命”,荆柯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着秦王的袖子,右手里的匕首刺向秦王的胸口。秦王挣断了衣袖,跑到了柱子后面。后来,秦国的医官把手里的药袋向荆柯扔了过去。荆柯一闪身的工夫,秦王往前一步,拔出宝剑,砍断了荆柯左腿。此时,侍从的武士一拥而上,杀死了荆柯。

西门豹治邺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邺城太守。他出道邺城时,发现当地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百业萧条。经调查发现邺城屡遭水患,女巫勾结群丞假借河伯娶妇之名榨取民财,百姓困苦不堪。西门豹将计就计,巧妙运用三老、巫婆等地方豪绅为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了地方恶霸势力。之后,西门豹颁布律令,禁止巫风。人们再也不敢提为河伯娶亲的事,远赴他乡的人们也打破回来务农经商了。西门豹还叫水工测量地势,动员邺城一带的百姓开了12条水渠,因漳河水灌溉庄稼。邺城大片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百姓也都安心耕种,邺城经济发展很快。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西门豹还加强了邺城的军事防护。在西门豹的治理下,邺城很快民富兵强,成为魏国东北重镇。

赵太后新用事

最早的垂帘听政是赵国时期的赵太后。当时的风气是老皇帝去世后,新继位皇帝如果年纪太小,则小皇帝的母亲可以辅政。但因朝中官员不得直接观看和接触太后,辅助的皇太后就坐在皇帝理政厅堂侧面的房间里,在房间和厅堂之间挂一帘子,坐论朝中大事。这就是垂帘听政的由来。赵国赵惠文王死后,孝成王年幼,就由母亲赵太后垂帘听政。秦国趁机攻赵。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答应帮助的条件就是,让赵太后宠爱的小儿子长安君到齐国作人质,太后不让去,群臣劝谏无效。老臣触龙以讽谏的方式说服赵太后,终于为国家解围。

触龙说赵太后

公元前265年,秦国进攻战国,夺取了赵国三座城池,赵太后向齐国求救。齐国答应援救的条件是,以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为人质。赵太后不答应,齐国也不派兵救助。赵国大臣纷纷劝说太后答应齐国要求,以获得赵国的安宁。赵太后大怒,扬言:“谁再提以长安君为质,我就唾他一脸。”群臣不敢再言。左师触龙去见赵太后,慢步向前。到了太后面前谢罪道:“老臣脚有毛病,很久没能来看您。又担心您老人家的身体,所以来晋见。”赵太后说:“我也老得快不能动了。”触龙问候了赵太后的饮食等家常话题,赵太后态度缓和了很多。二人聊到子女时,触龙认为赵太后疼爱女儿燕后比长安君更甚,因为她希望燕后的子孙后代都继承侯位,为国家作出贡献。赵太后也认可子孙只有多做贡献才能在赵国站住脚。触龙趁机提到长安君位高却无作为,要想今后在赵国被人敬仰就要趁此机会为赵国做贡献。听到这些,赵太后答应了将长安君作为人质的提议。齐国立刻派遣大军前来救援,秦军很快撤退。“廉颇老矣”

战国末期,秦国屡屡侵犯其他诸侯国,楚、韩、魏等国先后失去大片的领土。秦国也曾多次进犯赵国,但赵国有良将廉颇等驻守,秦国妄图占领赵国的计划屡屡得空。为了驱除霸业的障碍,秦国发誓一定要攻下赵国。秦王知道如果不除去赵国大将廉颇,赵国很难被拿下。因此秦王派人以离间计使赵王撤掉廉颇,好纸上谈兵的赵括被任为赵国大将,结果赵国在长平之战中大败。赵王想重新启用廉颇,派人去请他出山。不料这位使者却是廉颇得罪过的人,即使看到廉颇威武如初,他禀报赵王时却说廉颇老矣,一顿饭功夫竟然三次上厕所。廉颇因此错失为国效力的良机。后来楚国请廉颇为将,但廉颇一心装着赵国,期待他日仍能驰骋于赵国的疆场。廉颇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怀着满腔的忧国之愤死在楚国。

屈原投江

战国末期,楚秦交战,楚国屡战屡败。秦国为了早日灭楚,便约楚怀王带武官会盟,并说,只要同意两国联姻就可言归于好。楚国包括太子子兰在内的亲秦派,就礼劝说楚怀王答应秦国的要求。唯独屈原看出了秦国的阴谋,他极力劝阻说:“秦国如虎狼一般,这次邀请大王,一定不坏好心,大王不可前去。”楚王不听,离开楚国赶往秦国,谁知刚一到武关,秦国立刻捉住楚怀王,以他为人质,要求出国割地。楚怀王到这时后悔莫及,他拒绝秦国的要求,又冒险逃走,后被捉住,病死在秦国。楚怀王之子顷襄王继位后,受奸人蒙蔽,将屈原革职流放出去。屈原在流放的日子里,始终牵挂着自己的国家,他不断写诗歌颂自己的祖国,揭露统治集团的污浊与黑暗,时时担忧自己的国家的命运。后来他来到汨罗江,抱着一块大石头,最后一次望向楚国的都城郢都,然后跳进了汨罗江。

宋玉曲高和寡

楚襄王问宋玉:“你最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为什么有人对你有所议论呢?”宋玉回答说:“是,请大王先听我讲个故事。有客人到我们郢都唱歌,他开始唱比较流行的《下里》和《巴人》,城里能跟着他唱的有好几千人。后来客人又唱通俗的《阳阿》和《薤露》,城里能跟着他唱的少了一些,但也有几百人。再后来客人唱起格调高雅的《阳春》和《白雪》,城里跟他唱的只有几十个人了。最后客人唱出难度更大的商音、羽音,又杂以流利的徵音,城里跟着唱的只有几个人了。因此,”宋玉总结道:“唱的曲子格调越是高雅,能跟着唱的也就越少。圣人有奇伟的思想,一般人怎么理解我的作为呢?”楚王甚是信服。

李悝变法

战国初期,魏国国君魏文侯任用李悝为宰相,实行变法。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废除官爵世袭制。对于那些国家没有贡献,完全依靠父祖辈的爵禄享有特权的人,剥夺其官职和俸禄,把这些官职和俸禄授予那些对国家作出贡献的人。第二,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法经》,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第三,革除旧有的阡陌封疆,鼓励自由开垦土地,提倡在一块土地上杂种各种粮食作物,要求农户在住宅周围栽树种桑,充分利用空闲地扩大农户农副业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第四,实行“平籴法”。在年成好的时候,政府以平价收购余粮食作为储备,使粮食价不至于暴跌;荒年时再以平价出售,保证粮价不至于暴涨。用这种方法限止商人的投机活动,保护农民利益。第五,改革军制,精选武士。中选者免除全家徭役,并奖给田宅。李悝变法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强盛的国家。

吴起变法

政治家吴起来到楚国后,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住持变法。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均爵平禄,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这也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因此这又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吴起变法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楚悼王死后,吴起遭到贵族射杀,变法也因为楚悼王和吴起的死而受到挫折。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虽然失败,但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楚国的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商鞅于前361年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对战国末年秦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后来秦灭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变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主要内容有: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推行县制;定秦律。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公元前338年,孝公死后,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以“谋反”的罪名将商鞅车裂。

商鞅立杆

商鞅变法初期,虽拟好新法,却不知如何才能使人民相信。经过一番考虑,他让手下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的南门,悬赏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赏给十金。人们觉得奇怪,不敢搬动。他却接着又悬赏说:“有能搬去的,赏给五十金。”有一个人把木杆搬到北门,商鞅立刻赏给五十金,以示信用。接着,公布了新法。这时候,在朝廷内部新旧两种势力斗争更激烈了。当时有人议论新法不便执行的多至千数。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在幕后唆使太子触犯新法。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破坏变法。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于是下令将他俩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字。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为了保证新法顺利实行,商鞅还杀了贵族祝欢,把捕获的700多个违法乱纪的坏分子押到渭水边上镇压。

唐雎不辱使命

唐雎是战国时代魏国的策士,他有胆有识,忠于使命,并敢于为国献身。秦王想与安陵君交换土地,安陵君不乐意但又不敢得罪秦王,就派唐雎出使秦国。秦王对唐雎说:“我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让安陵君扩大领土,安陵君不听我的好意,是轻视我吗?”唐雎根据安陵君的意思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安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而守护它,即使是方圆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换。”被拒绝的秦王发怒了,对唐雎说:“天子发怒,死人百万,血流千里。”唐雎对到:“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彗星扫过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白光直冲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扑击到宫殿上。这三个平民还没发怒上天就降示征兆。再加上我。”说着拔出宝剑站起来。秦王吓得变了脸色,长跪着向唐雎道歉。唐雎就这样冒死粉碎了秦王吞并安陵的阴谋。

颜触安步当车

战国时期,齐国贤士颜触奉齐宣王之命入宫见驾。颜触来到殿前的阶梯处却驻步不前,任凭齐宣王怎么呼唤,就是不过去。颜触说:“如果我走到大王面前去,说明我羡慕他的权势;如果大王走过来,就说明他礼贤下士。我宁可大王礼贤下士。”齐宣王与颜触就此关于仰慕权势与礼贤下士、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展开了辩论。争辩以宣王理亏认输而终,他想留用颜触。颜触拒绝说:“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意思是我想要自由,每天晚点吃饭,也像吃肉那样香;安稳而慢慢地走路,像乘车那样快乐。

河图洛书之谜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河图洛书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关于他的起源和内涵,几千年来一直是学者争论的话题。关于河图洛书起源有多种说法。一是伏羲受河图,画八卦。依据是《尚书·顾命》中说道:“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以画八卦,谓之河图。”二是黄帝受河图,作《归藏易》。依据是《竹书纪年》说到“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三是尧帝得龙马图,依据是《宋书·符瑞志》:“帝在位七十年,修坛于河、洛,新闻社舜等升首山遵河渚,乃省龙马衔甲赤文,绿龟临坛而止,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字,泥以黄金,约以专绳。”此外还有帝舜得黄龙负河图说,大禹受洛书说,成汤至洛得赤文说,文王受洛书、应河图说,成王观河、洛,得龙图、龟书说等等。

至于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宋以前古籍文献一直没有记载,后人认为对此也有集中说法,一来源于道家炼丹养生术;二来源于对天河即银河星象的观测;三来源于对古气候、方位的观测;四来源于北斗斗柄指向及由此而产生的古代历法;五洛书起源彗星的气体尾巴轨迹,河图数导源于《周易·系辞》“天地之数”。

老子出关之谜《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因而人称老聃,曾做过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史官。后来隐居不仕,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关令尹喜发现他是圣人,要他把自己的智慧留下来才放他出关,中国思想史上的巨著《道德经》因此而诞生。而后老子就骑着一头大青牛,继续西行,后“莫知其所终”。这引起很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则至今没有确凿的说法。

有说法认为老子出散关,经流沙到印度,就是释迦摩尼的老师。历代不少认为这一说法只是道教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宗教而捏造出来的。还有人说老子晚年在甘肃临洮落脚,为归隐老者教炼内丹,养生修道,得道后在临洮超然台飞升。又有人说是西行时遇半路打劫之人遇害。也有人说老子回乡归隐了,老子的家乡就在今天河南省鹿邑县,离孔子所在的曲阜不远,这才有了传说中的“孔子问礼”。最近又有说法,老子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过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入甘肃,经游天水、陇西、临洮、兰州、酒泉等地后,又回到陇西邑,落户临洮,最终在临洮东山“飞升”。

西施生死之谜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最终归宿问题一直是史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墨子·亲士》篇说:“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随鸱夷以终。”浮:沉也;鸱夷:皮袋。唐诗中多次提到西施沉水的事。“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李商隐《景阳井》)“不知水葬归何处,溪月湾湾欲效颦。”(皮日休《馆娃宫怀古》)民间的说法是西施最终被越国大夫范蠡暗暗接走。“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越绝书》)当然,这也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才子佳人最好的结局。然而在《史记》这样权威的史书里,虽然有范蠡的详尽记载,却没有西施的只言片语。西施最终去向真是难解之谜。

秦始皇身世之谜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嬴政生于赵国。其母亲是赵国大将的女儿,送给子楚之前是吕不韦的姬妾。吕不韦出于政治目的将已怀孕的赵姬献给庄襄王,后来赵姬怀胎十二月产子生下嬴政。由此看来,嬴政实际上为吕不韦与赵姬的私生子。班固在《汉书》中直接称呼嬴政为吕政,认定了嬴政为吕不韦之子。明代王世贞《读书后记》却指出这段历史的伪劣性:一是吕不韦为使自己长保富贵,故意编造自己是秦始皇的父亲的故事;二是吕不韦的门客骂秦始皇是私生子以泄愤,而编造此说。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提出吕不韦为秦王政生父之事的可疑性。学者郭志坤在《秦始皇大传》对郭沫若的质疑又作出针锋相对的批评,肯定了二者的父子关系。秦始皇身世的问题可能还会争论下去。

和氏璧下落

赵国的和氏璧最终被秦王嬴政获取,他将和氏璧制成御玺,成为国家权利的象征。至西汉,和氏璧成为传国玺。汉哀帝刘欣病死后,新帝年幼,和氏璧由皇太后代管。王莽篡位自立前,逼皇太后交出和氏璧。王莽政权垮台后,和氏璧一度挂在赤眉义军首领的头颈上。东汉初年,和氏璧重回汉宫。汉献帝时,孙坚率军攻入洛阳,得传国玺。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后来袁术拘孙坚妻,夺玺。袁术死后,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汉献帝在此,至此,传国玺又归汉室。后曹丕篡权,得传国玺。司马炎又篡权,传国玺归晋。十六国时期,前赵刘聪虏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后来再传冉魏,晋将领,历经了宋,齐,梁,陈,隋,漠北突厥,李唐,后梁,后唐。石敬瑭攻陷洛阳时,和氏璧神秘失踪,无人再知其下落。

节气的来源

春秋战国时代,我国人民中就有了日南至、日北至的概念。后来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把一年平分为二十四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就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名称。这八个节气,是二十四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这八个节气标示出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的四季。后来到了《淮南子》一书的时候,就有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

吕不韦奇货可居

吕不韦早年经商,后来他遇到子楚,就用商人的头脑干出一番立主定国的大事业。秦国人子楚是赵国的人质,无论是他的出身还是他的境况,都处于劣势,在一般人的眼中无异于废物。吕不韦一见,却认子楚为“奇货”,可以囤积谋利。于是赠子楚以黄金,令他可结识上层宾客。吕不韦自己又拿出五百斤的黄金买奇物珍玩,拜见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华阳夫人向安国君要求立子楚为嗣。华阳夫人无子,愿意通过控制立嗣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子楚就这样从庶子又是人质的地位越上秦国继承人的地位。子楚即位后,就是庄襄王,他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吕不韦的回报是丰厚的,他成了秦国丞相,封为文信侯,有钱有权。庄襄王在位三年而崩,新王嬴政即位,称吕不韦为“仲父”。第二节 名人

  

春秋第一霸

齐桓公,春秋时期齐国的第十五位君主,姓姜,名小白,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各诸侯会盟,在诸侯中确定了自己的首领地位,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桓公之父襄公在位时,因暴政使国人怨声载道,人人愤恨。小白进宫劝谏,襄公不听。他在鲍叔牙的劝说下,出奔到莒国。公元前685年,襄公的族弟以孙无知与大臣连称、管至父串通发动政变,杀了襄公,篡夺了王位。一个多月后,雍廪、高傒诸大夫又杀了公孙无知等,准备迎接出奔在鲁国的小白哥公子纠回国即位。而国内高氏、国氏等贵族支持小白继位。小白抄近道首先回到齐都临淄,当上了国君,即齐桓公。他重用鲍叔牙,不计前嫌,任命曾辅佐公子纠的管仲为相国,把国家大家事委托于管仲,让其一展才华。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招纳四方志士,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还兴兵伐鲁,占领了鲁国的遂邑。后又归还战争中夺取的土地,各国诸侯认为他是一个可信的贤德之君,愿和他同盟,使他的声誉鹊起。齐桓公派遣使臣朝拜刚继位的周僖王,赢得了周天子的欢心。他召集各国诸侯到北杏开会,被推举为盟主,后又在幽地与宋、鱼、卫曹等八国歃血为盟,齐国称霸的局面终于确立,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管仲

管仲(前?—前645)因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而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管仲少时丧父,家庭生活贫困,为了维持家庭生计经营商业,为后来辅助齐桓公经济富国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后来管仲从事政治活动,曾支持公子纠与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取得君位后,经鲍叔牙的力荐,不计前嫌,拜为齐国上卿。在政治上,管仲推行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还建立了人才选拔制度,规定了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对外积极促使齐桓公采取尊王攘夷、争取与国的方针以建立霸权。在经济上,管仲主张发展经济以富国强兵,进行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等一系列经济改革,齐国国力由此大振。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成效显著,对整顿齐国内政、发展经济、充实国力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孔子曾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管仲的政治、经济思想收录在《管子》中,该书共24卷,85篇,今存76篇。

贤君魏文侯

魏文侯是三家分晋时魏桓子的儿子。在他的贤明统治下,魏国从小诸侯国一跃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魏文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策略,都为后世帝王所推崇,他的施政经验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经典样本。在思想上,魏文侯拜子夏为师,把儒家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达到收买人心的政治目的,成为后世帝王尊儒笼络知识阶级的创世人;在政治上,魏文侯任用李悝主持变法和法制建设,不但直接影响了秦国的商鞅变法,而且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在军事上,启用乐羊、吴起等大将,增强了魏国的军事力量,奠定了魏国的百年基业。综上所述,魏文侯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贤君,政治上有作为,思想品德上合乎儒家要求,同时又具备法家思想。

伍子胥

伍子胥是春秋末期吴国大夫,著名军事家、谋略家。伍子胥出身楚国显贵,因父、兄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而为楚平王所杀,伍子胥被迫出逃吴国。伍子胥入吴后,遇吴国贵族公子光,献计为其夺得王位,就是吴王阖闾。在吴王的支持下,伍子胥修法制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又举荐深通兵学的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为了报父兄之仇,伍子胥还引吴灭楚。阖闾死后,夫差即位。夫差急于图霸中原,在与越国交战胜利的有利形式下却允许越求和,否定了伍子胥乘势灭越的建议,为后来吴亡于越埋下了祸患。伍子胥最终被夫差逼死。

晏婴

晏婴是春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在齐国任相时,先后辅助过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以有政治远见和外交才能,作风朴素而闻名于诸侯。晏婴为相期间,对内辅国政,谏齐王;对外以灵活的外交策略捍卫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对此十分推崇。他主张以礼治国,赞同偃武修文,反对齐国参加对外战争;主张宽政省刑,反对横征暴敛;尊礼尚贤,节俭爱民。晏婴对齐国贡献很大,司马迁将他与管仲一起作传。

宋襄公

泓水之战中,礼乐仁义至上的宋襄公怕伤害敌人而失去作战的时机从而输掉了战争,宋襄公这种努力保持君子尊严、在战争恪守道德约束的举动贻笑千古。但是,宋襄公也因此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与唯利是趋决定论者孙武相对的著名人物。后世兵家为了发扬宋襄公和孙武子思想的各自长处,发展成为兵儒合流的军礼,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也因此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和成熟。

百里奚

晋献公灭虞后,将虞国大夫井伯、百里奚作为俘虏陪嫁到秦国。因不堪忍受奴隶的生活,百里奚逃到宛(今河南南阳),却又被楚国俘虏。秦穆公胸怀大志一心想建立其霸业,却苦于无贤才辅佐,听说百里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秦穆公本想以重金将百里奚从楚国赎回,又怕楚人不给,最后以五张公羊皮将他赎回,这时候百里奚已经70多岁了。秦穆公亲自为百里奚打开奴隶的桎梏,与之商讨国事,两人一直探讨了三天。秦穆公十分高兴,封百里奚为相。由于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赎回来的,所以人们也称他为“五羖大夫”(羖的意思为黑色公羊)。百里奚还向秦穆公推荐自己的好友蹇叔,蹇叔因此也被秦国封为上大夫。在百里奚和蹇叔的辅佐下,秦国终于称霸西戎。百里奚“谋无不当,举必有功”,却又为人朴素,即使贵为大夫也毫无架子,受到秦国人的尊敬。他死时,秦国男女悲伤万分,孩子们不再唱歌,工役们不再叫喊。

二桃杀三士

战国齐景公时,拓疆开边的田开疆、斩鼋救主的古冶子、打虎救主的公孙接三人号称“齐国三杰”。这三人都非常勇武,深受齐景公的宠爱。但三人却恃功自傲,直接威胁着国君的统治。齐国宰相晏子屡谏景公除掉“三杰”, 景公因爱惜勇士,不忍心。有一天景公宴请鲁昭公,“三杰”佩剑立于堂下,态度十分傲慢。宾主皆欢时,晏子奏请开园取金桃为两国结盟祝贺。晏子亲自去桃园摘得六个金桃,齐、鲁二国君各享一个,二国宰相各享一个,晏子奏请将剩下二桃赏给功劳大的臣下。齐景公让在场的诸臣自我荐功,而由晏子定夺。公孙捷和古冶子因救主之功而自荐功劳,得到晏子的肯定,这样二桃就归他二人所得。待到田开疆说到自己开疆拓边时,晏子认为他的功劳最大,但桃已赐完。晏子就说等到来年桃子再熟时再行奖赏。田开疆以之为耻,挥剑自杀。古冶子和公孙捷因功小而食桃也感到耻辱,遂相继自杀。

目睹此景,堂上两国君目瞪口呆。晏子却说:“他们都是有勇无谋的匹夫,我国内多的是,少几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各位不必介意,请继续饮酒吧!”晏子就这样用两个桃子杀死三人,为齐国消除了隐患。“士为知己者死”

豫让是春秋时期晋国人,曾先后服侍过晋国权臣范氏和中行氏,都没得到重用。后来又投靠智伯,智伯给他很高的礼遇,豫让因此感恩。后来赵襄子联合韩﹑魏共灭智氏,杀死智伯,这就是著名的“三家分晋”。豫让逃到深山中,思念智伯的好处,便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如此待我,我一定要为他报仇。即使为他报仇而死,死了也有颜面面对他。”第一次刺杀赵襄子时,豫让伪装成服劳役的人,暗藏匕首,混进赵襄子宫中修整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觉得豫让形迹可疑。抓起来审问时,在豫让身上搜出了匕首。豫让见身份暴露,便直言不讳地说:“我要为智伯报仇!”赵襄子佩服其忠勇,对手下说:“你们放了他吧,以后我小心就是了。”

豫让第二次刺杀赵襄子时,他在自己身上涂上漆,使自己浑身长满毒疮;又吃下火炭使嗓子烫哑,形貌因此而大变,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来。见如此这般,他的朋友认为他侍奉赵襄子,一定会得到重用,豫让认为那样做有悖君臣大义。豫让摸准了赵襄子的活动规律,提前埋伏于一座桥边,不料又被赵襄子发现。赵襄子问他:“您也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你怎么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成为智伯的家臣。智伯死了,您为什么单单如此急切地为他报仇呢?”豫让回答道:“范、中行氏众人带我如普通人,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智伯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我就以国士报之。”赵襄子很感动,但再也不能把豫让放掉。豫让见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愿,就请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一件,让他象征性地刺杀算是已经报了仇。赵襄子将自己的衣服给豫让,豫让一剑将衣服斩为两截,仰天高呼曰:“我死后可以去见智伯了!”说罢,伏剑自杀。豫让的事迹传开,天下志士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士为知己者死”也因此流传千古。

张仪

战国时期诸侯林立,割据战争频繁。为了保证自己的最大利益,各诸侯国纷纷采取“合纵连横”的策略防止强国的兼并,又能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张仪正是这个时候最杰出的纵横家,对各诸侯国形势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仪为魏国贵族后裔,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而成为著名的纵横家。拜为秦相后,张仪从秦国的礼仪出发,施展浑身解术,游说于魏、楚、韩之间,利用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为秦国拉拢、使之归附于秦,或者拆散诸侯国之间的联盟使之削弱,这些使得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优势,为秦国开疆拓土及强大立下汗马功劳。

苏秦

苏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他出身贫寒,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仅仅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游说燕、韩、赵、齐、魏、楚六国,促成六国的大联合,迫使秦国废帝退地。苏秦虽出身贫贱,却人穷志不短,立志要做出一翻惊天地的大事业,少年时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捭阖之术多年。首次学成归来之后,他的演说并未打动任何一位官员。苏秦认为此次的失败是因为自己知识疏浅,机遇还不成熟,于是又将昔日的藏书一一拿出来苦读,“头悬梁”就是苏秦勤学的著名事迹。苏秦的二次游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推举为纵约长,配六国相印,权倾一时。后又为齐国宰相,因替燕国行反间计被齐王杀害。

蔺相如

蔺相如是战国时期赵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初为赵国宦官头目缪贤门下的食客,在和氏璧事件中不辱使命,完璧归赵,受到赵王的重用。秦王因以没有得到和氏璧为借口派兵攻打赵国,并在战场上处于优势。在战争的相持阶段,秦王约赵惠文王共赴渑池之会。在渑池会上,秦王仗着自己国强马壮,对赵王进行言语上的不敬。蔺相如凭着自己的大胆果敢,使赵王最终免辱于秦,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回去后被赵王拜为上卿(相当于宰相)。由于蔺相如是凭着言语而立功,受到赵国大将廉颇的质疑。蔺相如最终以开阔的心胸赢得了廉颇的好感,后来两人成为生死之交,共同护卫赵国。

吕不韦

秦始皇一统天下与吕不韦的功绩不可分割。吕不韦是卫国珠宝商人出身,家产万贯。在邯郸做生意期间,结识秦昭王的孙子子楚,对其非常喜欢,赠子楚千金以助其王储之争。子楚即位后就是庄襄王,吕不韦被拜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吕不韦主持秦国朝政期间,励精图治,秦国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方面出现了繁盛,为以后一统天下打下良好的基础。由于权利冲突,吕不韦遭到秦始皇的嫉恨,最终被杀。历史上有吕不韦为秦始皇亲生父亲的传说。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卒年不详,生活于春秋末年(约前580—前500),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亳州市涡阳县闸北郑店)人,谥聃。老子修道德,其学主无为之说,以自隐无名为务。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被道教奉为教主或教祖,尊为“道德天尊”,是道家理论的奠基人。据《史记》记载:老子曾担任“周藏室之史”,深懂周朝的图书典籍,学识渊博,目睹了周王室的衰微后,便弃官西去,抵达函谷关时,遇到了关令尹喜。尹喜请求他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最终成了隐士,“莫知所终”。这里说的“五千余言”其实就是指老子所著的《道德经》。

文圣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去世,享年73岁。他是儒家的始创人,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先后到过卫、陈、蔡、楚、宋等国,致力于宣扬其政治抱负,回复周代时的礼乐,但终究不得要领。因此,孔子因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而心灰意冷,随即返回鲁国,当时恰好是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经68岁。从此他潜心于讲学和著书,为民间私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此其间他与弟子重新编订了《五经》并撰写了《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期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 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将孔子一生和弟子们的谈话,去粗取精地摘录了下来,这就是历史上的国学经典著作之一《论语》,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兵圣孙武

孙武(约前551—?),春秋时期吴国名将和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在对内对外战争中立过赫赫战功。孙武自幼好学,尤其喜欢兵法,渴望探求战争制胜之道,以备将来登坛拜将,沙场点兵。后来因避齐乱投奔吴国为将,帮助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屡立战功。孙武被后人尊崇为“兵圣”、“兵家之祖”和“兵家之师”,除了他战功显赫外,更主要的是他总结历代战争胜负的经验教训及各方面的因素,著“兵法”多篇。流传至今的《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在世界上亦具有很大影响。此书有13篇,共5000余字。但这短短的几千字里包却含着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对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

酒圣杜康

杜康,字仲宁,白水县康家卫(今杜康镇)人。生卒无可考。据传,杜康又名少康,夏朝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第五位国王,少年的杜康以放牧为生,带的饭食挂在树上,常常忘了吃。一段时间后,少康发现挂在树上的剩饭变了味,产生的汁水竟甘美异常,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就反复地研究思索,终于发现了自然发酵的原理,遂有意识地进行效仿,并不断改进,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酿酒工艺,从而奠定了杜康中国酿酒业开山鼻祖的地位,酿造的酒也被命名为“杜康酒”。明清时期的《白水县志》中有“杜康,字仲宇,为我县康家卫人,善造酒”的记载。杜康死后葬于康家卫的水沟,人们叫它杜康沟。杜康的墓冢在沟东侧的小沟,小沟外依崖窑洞里有杜康的塑像,庙会时人们焚香叩拜,乞求神灵。

师旷

师旷,字子野,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主要活动在公元前558—前532的30多年间。师旷天生双目失明,自称盲臣,又称瞑臣,是当时著名的大音乐家,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他还是位杰出政治活动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时人称其“多闻”。师旷音乐知识非常丰富,不仅熟悉琴曲,并善用琴声表现自然界的音响,描绘飞鸟飞行的优美姿态和鸣叫。听力超群,有很强的辨音能力。汉代以前的文献常以他代表音感特别敏锐的人。师旷有非凡的音乐才华,但却比较保守,晋平公喜欢新声,曾听师涓演奏新曲,师旷当场攻击是“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师旷认为可以通过音乐来传播德行。晚年的师旷已精通星算音律,撰述了《宝符》百卷,在明、清的琴谱中,《阳春》、《白雪》、《玄默》等曲解题为师旷所作。

伯牙

伯牙原姓俞,名瑞,伯牙是他的字,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伯牙是春秋时代的琴师,既是弹琴能手,又是作曲家,故被人尊为“琴仙”。据载,伯牙学琴三年不成,他的老师成连把他带到东海蓬莱山去听海水澎湃、群鸟悲鸣之音,于是他有感而作《水仙操》。现在的琴曲《高山》、《流水》和《水仙操》都是传说中俞伯牙的作品。《荀子·劝学》有“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之说,可见他的琴艺之高超。相传代表作品有《水仙操》、《高山流水》。

范蠡

范蠡(前517—前448), 字少伯,春秋战国末期越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被尊称为“商祖”、“商圣”,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范蠡精通韬略,足智多谋,拜为大夫。勾践三年(前494),吴王夫差大破越军,勾践偕妻等入吴称臣,范蠡作为吴国人质2年。范蠡归国后,辅佐勾践卧薪尝胆,图强雪耻。经过10余年努力,越国终于转弱为强,直到最后吞并吴国。范蠡在灭吴后,决计激流勇退,乘舟浮海到达齐国,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县),改称鸱夷子皮,又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范蠡在齐国经营农业和商业,发了大财,他把金钱看得很淡薄,把钱财都分散给穷朋友和疏远的亲戚。范蠡能发家致富,又能散财,在人们心目中是难得的活财神。

鲁班

鲁班(约前507—前444),原名公输般。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和发明家。鲁班出身于世代工匠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鲁班的发明创造很多。据很多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以及凿子、铲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这对当时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推进作用。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我国土木工匠的始祖。

许穆夫人

许穆夫人(约前690年—?),姓姬,名不详,卫公子硕和宣姜的女儿,后嫁给许国许穆公,故称许穆夫人。春秋卫国(今河南省淇县)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自幼酷爱学习,能歌擅诗。夫人成年后,才貌出众,卫国将她许配给许穆公。许穆夫人嫁到许国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自己的祖国,后来夫人得知国破君亡的消息,她悲痛欲绝,并向许穆公提出援助卫国的要求。许国君臣怕得罪狄人,只派了使者到卫国吊唁。许穆夫人和自己身边随嫁的姬姓姐妹,毅然驾车奔卫,以共赴国难。经过长途跋涉,夫人从许国回到卫国,立即向她的兄长卫文公建议,向齐国救援。齐桓公答应了卫君的请求,帮助卫国收复失地。又于公元前658年在楚丘(今滑县东)建立都城。从此,卫国又复兴起来。许穆夫人的《竹竿》、《泉水》、《奔驰》三首诗收于“国风”内,数千年来一直被传颂。

俞伯牙与钟子期

俞伯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但是能真正听懂他的曲子的人却不多。有一次,俞伯牙乘船沿江旅游。船行到一座高山旁时,突然下起了大雨,船停在山边避雨。伯牙耳听淅沥的雨声,眼望雨打江面的生动景象,琴兴大发。伯牙正弹到兴头上,突然感到琴弦上有异样的颤抖,这是琴师的心灵感应,说明附近有人在听琴。伯牙走出船外,果然看见岸上树林边坐着一个叫钟子期的打柴人。伯牙把子期请到船上,两人互通了姓名,伯牙说:“我为你弹一首曲子听好吗?”子期立即表示洗耳恭听。伯牙即兴弹了一曲《高山》,子期赞叹道:“多么巍峨的高山啊!”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子期称赞到“多么浩荡的江水啊!”伯牙又佩服又激动,对子期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懂得我的心声,你真是我的知音啊!”于是两个人结拜为生死之交。

伯牙与子期约定,待周游完毕要前往他家去拜访。一日,伯牙如约前来子期家拜访他,但是子期已经不幸因病去世了。伯牙闻听悲痛欲绝,奔到子期墓前为他弹奏了一首充满怀念和悲伤的曲子,然后站立起来,将自己珍贵的琴砸碎于子期的墓前。从此,伯牙与琴绝缘,再也没有弹过琴 。

管鲍之交“管鲍之交”说的是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管仲自小家贫,早年出来做生意,遇到鲍叔牙,两人彼此欣赏,成为朋友,就合伙做生意。管仲出本钱少,却拿分红多。鲍叔牙也计较,他知道管仲家庭负担大,还问管仲钱是否够用。有些事情,以管仲思想办事反而办砸,鲍叔牙不但不生气,还安慰管仲时机不好,不要介意。两人参军作战,管仲临阵逃脱,鲍叔牙也没有嘲笑管仲怕死,他知道管仲牵挂家里老母。管仲曾三次做官,均被罢免,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无才,而是认为管仲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二人从政时,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小白。兄弟二人争夺王位以小白胜利告终,管仲被囚禁。助主有功的鲍叔牙谢绝了小白提供的相位,大力举荐管仲。最终说服小白重用管仲,而鲍叔牙自己甘当管仲的助手。在管鲍二人的协助下,小白终于称为春秋第一霸主。鲍叔牙死后,管仲在他的墓前大哭不止,想起鲍叔牙对他的理解和支持,说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左伯桃与羊角哀

春秋时代,结拜兄弟左伯桃和羊角哀均有治国安邦之才,两人决定结伴到楚国辅佐明君。路遇深山大雪被困,两人互相照顾着缓慢前进,然而衣、食两缺,弟兄二人性命难保。左伯桃让羊角哀下山寻水,自己赤身冻死,为羊角哀留下供暖的鞋、袜、衣、物。羊角哀为左伯桃重义舍身的精神深受感动,无论什么环境都经常祭奠他。左伯桃的坟和荆轲墓相隔不远。相传荆轲因刺秦王失败,死后精灵不散,与他诉说荆轲的凶暴。醒来后的羊角哀提剑到左伯桃坟前说道:“荆轲可恶,吾兄一人打不过他,让小弟来帮你的忙罢。”说罢,自刎而死。当夜,狂风暴雨,雷电交作,隐隐闻喊杀之声,天明人们发现荆轲的坟爆开了。楚元王知道左伯桃和羊角哀的事迹后深受感动,为二人修建一座忠义祠,碑记其事,至今香火不绝。

范蠡与西施

公元前494年,越国被吴国打败,越国大臣提出用“美人计”麻痹吴王夫差的斗志,被越王采纳。越国大夫范蠡周游全国,遍访佳人,在浣纱江畔,与家在古苎萝村的西施相逢,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然而当时国难当头,范蠡为了国家存亡,背叛、出卖了爱情,他把有“沉鱼”之貌的西施选进宫里,与其他美丽的越女一起进行歌舞礼仪训练,约于公元前490年,以西施为首的越女被献给吴王夫差。西施到了吴国后,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国事,为勾践东山再起起到了掩护作用,吴国最终被勾践所灭。传说,吴国灭亡后,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激流勇退,与西施泛舟五湖,不知所终。

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堪称儒家的第二代传人。因此历史上总把孟子和孔子相提并论,合称“孔孟”。孟子自幼便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便以孔子的继承者自称,广招弟子,并且到各国游学,宣扬他的“仁政”、“王道”的主张。他先后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拜见过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虽然受到了尊敬与礼遇,可是因其思想保守,和当时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重用,惟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最后也未能成形。到了晚年,孟子回乡讲学,与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开始著书,写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以及尽心。由于每篇的分量都很多,故而又分为上、下两篇,因此,全书共分十四卷。孟子的言论和事迹大凡都保存在这七篇当中。

荀子

荀子(前313—235),名况,字卿,赵国郇邑人,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历史上关于荀子的记载很少,而且出入很大。荀子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最有名的儒学家。他的思想都记载于《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曾经游历燕、齐、楚、秦、赵等多国,后来,在兰陵安居下来,一直到死。在兰陵时荀子开始从事教书与著书的工作,历史上著名的韩非和李斯就是他在这时候的学生,他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虽然是儒家的继承人,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儒家学说照单全收。而是将儒家学说进行融会贯通、加以发挥,并提出了“性本恶”等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观点。

庄子

庄子(约前369—286),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的宋国人,据《史记》所记载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期的人。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同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因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后世习惯将他与老子并称作“老庄”,而将他们的哲学称作“老庄哲学”。庄子早期曾在家乡蒙地作过漆园吏,后来一直隐居。他生活清苦,却淡泊名利,楚王听说了他的贤德,便派使者以千金相馈赠,并邀请他出任宰相,被他拒绝了。随即终身不再出仕,隐居于抱犊山中。庄子一生学识渊博,交游甚广,著有《庄子》一书,主导思想是对《老子》的继承,然而却也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全书十余万言,大多采用寓言的形式。其中,《渔父》、《盗跖》、《胠箧》等篇,主要是用来攻击孔子的言论,从而辨明老子的学说,成为我国哲学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韩非子

韩非,战国末年的韩国人,出身于贵族,是韩国的公子,生年与血亲已无从考证,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谈,喜好著书。韩非曾与李斯是同学,共同师从荀子。韩非目睹当时韩国衰微,多次劝谏韩王,但韩王并没有听从他的谏言。韩非痛恨朝廷不能够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反而重用一些没有实际经验、好空发牢骚的人。于是他借鉴了历史的得失变乱,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面世后,得到了秦王的大加赞赏。后来奉韩王之命出使秦国,因为李斯的嫉贤妒能,使得韩非受到了秦王的猜忌,最终被李斯用毒药毒死。

商鞅

商鞅(前390—338),姓公孙,名鞅,秦孝公时封于商邑,故名商鞅,号为商君。商鞅为卫国庶出公子,故也称为卫鞅。商鞅起先在魏相公叔痤的手下担任中庶子一职。公叔痤得知商鞅怀才不遇,便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商鞅并未被惠王重用,等到公叔痤去世后,秦孝公下令于国中求贤能之人,于是商鞅西行进入秦国。商鞅入秦后,秦孝公前后四次接见他。孝公拒绝施行儒家的仁政德治,而对霸道非常崇尚,这与商鞅的法家思想不谋而合,于是商鞅在秦国一度得到了重用,并在秦国推行了最为彻底的变法运动。商鞅在秦国先后两次实行变法,较为彻底地革除了旧的封建制度,使得秦国迅速走上了强盛之路,成为战国时期第一强国。后来,因为商鞅的变法触及到了贵族保守派的利益,受到了他们的陷害,被处以车裂极刑。

墨子

墨子(约前468—376),名翟,鲁国人,是春秋末战国初的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有的说他是宋国人。墨子出身平民,自称是“北方之鄙人”,人称“布衣之士”和“贱人”。墨子曾经做过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对尧舜大禹极为称道,明于《诗》、《书》、《春秋》,因对儒家的烦琐礼乐甚为不满,于是放弃了周天子的礼乐之道转而习从夏政。墨子一生提出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主张,而以兼爱为核心。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还擅于守城技术,其后的学者总结其经验写了《城守》二十一篇。另外,他还在名辩说方面颇有建树,成为当时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著作《墨子》一书中。

名家代表

尽管名家最后很不景气,可是却出了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公孙龙和惠施。公孙龙(约前325—前250),战国时赵国人,有人说他是魏国人。与庄子、惠施、孟子、邹衍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公孙龙因为是“专决於名”,执名为实,因此他的辩论主要是围绕语言的自身展开的,是脱离了具体、经验的事物辩论。公孙龙生平最擅长的就是同异之辩,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主要论辩有: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名实论等,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惠施生于公元前370年(或前380年),传说卒于公元前310年,战国中期宋国著名的学者,堪称名家鼻祖,与庄子是好朋友,曾经做过魏国相国;后来惠施想要联合齐、楚共同抗秦,结果以失败告终,受到了张仪的驱逐。惠施一生才思敏捷,睿智善辩,尤其擅长雄辩和逻辑推理,曾经与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掀起了名家辩论的高潮,所以历史上流传有“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的说法。

扁鹊

扁鹊是医家的代表,齐国卢邑人,也有记载说他是渤海郡州人,或勃海郡郑人。由于扁鹊是卢人,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卢医”。扁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扁鹊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投入到医学研究,并能广泛吸取民间的医疗经验,在医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扁鹊长期在民间行医,足迹踏遍了齐、赵、卫、郑、秦诸国。 公元前310年,一向忌妒扁鹊贤能的秦太医令李谧派人在崤山设伏,将扁鹊刺杀,终年97岁。

屈原

屈原(约前339—前278),名平,出身于楚国的贵族,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政治家,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人。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就担任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顷襄王即位后,屈原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思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投汨罗江自杀。屈原不但是一位具有远旧卓越的政治家,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是三峡里的“第一流才子”。屈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是个悲剧,但作为诗人,他给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等二十多篇不朽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赵奢

赵奢,生卒年不详,号马服君,汉族“马”姓起源。战国后期赵国名将,受封国尉。战国八将领之一,主要生活在赵武灵王(前324—前299)到赵孝成王(前265—前245)时期,享年约60余岁。赵奢初任赵田部吏,后任将军,善于用兵。公元前270年,秦进攻赵国要地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国派将军赵奢前往救援,赵奢在离邯郸30里处屯驻28八天,造成赵军不敢去阏与作战的假象。暗中派间谍侦察敌情,掌握秦军动态。后乘秦军之不备,以两天一夜的时间,急行军赶到阏与前线,立即用1万人占据了北山,居高临下,大破秦军,赵奢本人因功而封为马服君。这一战重挫强秦,使得秦国多年不敢小视赵国。

廉颇

廉颇(前327—前243),山东德州陵县人,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军事将领,拜为赵国国相,受封平信君。廉颇征战数十年,守必固,攻必取,几乎百战百胜,威震列国。曾经率军攻打齐国,取昔阳,威震东方;在鄗代之战中,大败燕军主力,阵斩栗腹,长驱500里,进围燕国都城蓟,逼燕割15城给赵国。廉颇为人襟怀坦白,敢于知错就改,“负荆请罪”传为千古佳话。他年老时,不得赵国重用,致使这位为赵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一代名将,抑郁不乐,最终死在楚国的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廉颇的陵墓在今安徽省寿县城北7公里的八公山之放牛山西南坡上,墓面西,周长300米,西临淮河,南北东三面环山,一代风流领山川之胜,英风浩气激荡千秋。

赵括

作为大将,赵括可算是军事史上的反面教材。秦军攻打赵国时,因为有名将廉颇指挥,在取得一些微小成就后,再也无法前进一步。秦相范睢为了除掉廉颇,派人潜入赵国实行反间计,散布谣言说:“廉颇哪是秦国的对手,秦军最怕的是马服军的儿子赵括。”作为大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从小学习兵法,用兵之道背诵得滚瓜烂熟。但致命的弱点是缺乏实战经验。他和父亲赵奢辩论战术时,父亲尽管说不过他,但是从没有夸奖过他。赵括的母亲打听其中的原因,赵奢说:“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拼搏,这孩子谈论起来却大不以为然。赵国不用他领兵还罢,若是用他为将,将来断送赵军的一定是他!”然而,赵王听信流言,决定任用赵括为将。赵括的母亲知道后上书反对,赵王不准奏,她便恳求赵王恩准将来不受儿子的牵连。后来,秦军和赵军在长平大战,这算得上是战国时期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了,据说是“血流成河,喊声如雷”。40万赵军投降秦军,大部分被秦军活埋。赵括也被射杀,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乐毅

乐毅,生卒年不详,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他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率燕军半年内连下齐国70多座城池,为燕国雪耻,报了强齐伐燕之仇。乐毅一生中最主要的军事实践活动,就是统帅燕、韩、秦、赵、魏五国联军攻破齐国,大获全胜。这场战争,史称五国代齐之役。乐毅的卓越军事天才在此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乐毅晚年在得到赵国赵惠王的优厚礼遇,并曾于公元前282年统率赵军攻伐魏国,攻取伯阳。后来燕惠王致书乐毅邀请他返回燕国,但为乐毅婉言谢绝,一代名将最终卒于赵国。

田单

田单,生卒年不详,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战国时齐国杰出的军事家。他擅长智慧谋略,爱民如子。田单初为市吏,并不出名。燕军攻占临淄时,他将全家撤退到即墨城(今山东平度东南),参加即墨的防守工作。后来即墨长官战死,他被推荐出来作将领,坚守即墨。公元前279年,田单施反间计,使燕惠王改用骑劫为将,又用火牛阵击败燕军,一举收复七十多城,创造了战国后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堪称军事神话,被齐襄王任命为相国,封安平君。齐王建元年,即公元前264年,入赵,被任为相国,封平都君。田单卒于大约公元前260年,被埋葬在安平故城。

王翦

王翦,生卒年不详,频阳东乡(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人,秦代杰出的军事家,是继白起之后秦国的又一位名将,子孙三代都是秦国的名将,受封秦国武成侯。与其子王贲在辅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除韩国之外,其余五国都被王翦父子所灭。王翦少年时期就喜爱兵法,事奉秦始皇征战。他灭赵国,平燕国,破楚国,征百越,威震天下,在征战中没有一例败绩,擅于审时度势,为人谨慎,有政治头脑。王翦毕生的代表一战就是用60万大军对楚国的大战。这一战成了三十六计中“以逸待劳”的典型战役。王翦虽然功高,但不能助秦建德,以巩固国家的统治,是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李牧

李牧(?—前229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战国末年赵国最杰出的军事家、统帅,官至赵国相,大将军衔,受封赵国武安君。李牧有着极高的威望,深得士兵和人民的爱戴。他是战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攻守兼备的名将,擅长出奇兵以少胜多,在一系列的作战中,他屡次重创敌军而未尝败,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他的生平活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一段是在朝中参与政治军事活动,以抵御秦国为主。李牧曾以一人之力,保赵国不亡,但后来受秦国反间计,被人诬陷,被赵王斩杀,一代名将星落长空,也使赵国自毁长城。

孙膑

孙膑(约前380-432),战国时期齐国人,著名军事家,孙武后裔,主要活动于齐威王时期。孙膑早年曾经和庞涓一起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出任魏将后,嫉妒孙膑的才能而将其骗至魏,施以膑刑(割去膝盖骨)。后来孙膑逃往齐国,为田忌门客,助田忌赛马获胜,被荐给齐威王。威王器重孙膑的军事才能,任之为军师。孙膑在战争中,巧用奇兵,接连打败强大的魏国,威名迅速传遍天下。马陵大捷之后,齐王要给孙膑加官受爵,但他执意不肯,连军师一职也请求免除。后来,他找了一处清静的地方,招收几个学生,总结、研究早年所学兵法知识和自己的作战经验,撰成《孙膑兵法》89篇,另附作战图4卷。孙膑的名气传遍了各诸侯国。他写的《孙膑兵法》大概在东汉末年失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雀山西汉墓中又重新发现。

白起

白起(?—前258),也叫公孙起,战国时期秦国郿县(今陕西郿县东北)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统帅。官居秦国尉,受封秦国武安君。白起的作战指挥艺术,代表了战国时期战争发展的水平。白起用兵,善于分析敌我形势,然后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对敌人发起进攻。白起的作战指导特点有三个:一是不以攻城夺地为唯一目标,而是以歼敌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的的歼灭战思想,而且善于野战进攻,战必求歼,这是白起最为突出的特点;二是为达歼灭战目的强调追击战,对敌人穷追猛打;三是重视野战筑垒工事,先诱敌军脱离设垒阵地,再在预期歼敌地区筑垒阻敌,并防其突围。白起纵横疆场,百战百胜,擅长歼灭战,杀人无数,令六国闻白起之名胆寒,是中国历史上战将的一大奇迹。然而后来他遭到秦国范雎的嫉妒,被之诬陷,自杀身亡。

吴起

吴起(约前440—前381 ),战国初期著名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理论家、军事改革家。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在魏国任西河郡守,在楚国任国相。后世把他和孙子合称“孙吴”,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吴起是继孙武之后,即善于用兵同时又具有高深的军事理论的第一人。他在魏国与其他诸侯国打了72仗,其中64仗全胜,其余平手,从无败绩!在历史上,吴起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后世论兵,莫不称“孙吴”。作为政治家、改革家,他与商鞅齐名。吴起一生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对后世用兵起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治军严明,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又深得部众之心。后来他在楚国发动变法,被受利益损害的贵族杀害。

甘德

甘德,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战国时楚国人,天文学家,中国天文学的先驱之一。甘德的活动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齐威王、宣王的时代。当时诸子并作,百家争鸣,甘德即是百家中一家代表人物。历史上将甘德与石申并提,将二人的著作合称为《甘石星经》。《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石申是魏国人,晚于甘德,著有《浑天图》,为先秦浑天思想的代表作。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甘氏四七法》一卷。二人同为先秦杰出天文学家,故人们把二人合举并称。甘德对行星运动的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尤其对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有独到发现;他对木星的观测尤为精细,是研究木星的专家,著有关于木星的专著《岁星经》;在历法方面,甘氏的岁星纪年法独树一帜,尤其是以12年为周期的治、乱、丰、欠、水、旱等预报方法。甘德还以占星家闻名,在当时以及对后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甘德的天文学贡献,与其他各家相比,在战国时代是最大的。

战国四公子

战国末期,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四人以养士著称,被后人称为“战国四公子”。魏公子信陵君无忌,是魏昭王少子魏安嫠王异母弟。他为人谦谦有礼,不以富贵骄士,是战国四公子中真正做到礼贤下士者,受到士人的敬仰。各诸侯国也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地十余年”。春申君是四君子中唯一非王室中人。他在外无宾客之助,内无王室之亲的情况下,以靠士人力量和自己的才能,五年将兵救赵,八年北伐灭鲁,复兴楚国。以非王室宗亲而身为楚国宰相二十余年,最后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地位,“虽名相国,其实王也”。

孟尝君是齐宣王的侄子,少有远谋而“名声闻于诸侯”。他待士人平等,且常施恩惠于士人亲戚,因此士人也多归孟尝君。秦昭王闻其贤能,曾扣他于秦国,他在鸡鸣狗盗者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后孟尝君支持齐国、韩国、燕国、赵国、魏国联手攻秦,受到纵横家苏秦的赞赏。平原君是赵武灵王之子,才能一般却喜好宴请宾客,有士人三千,毛遂就出自他的门下。相对于孟尝君灭族、春申君灭族,信陵君才不得用抑郁而死,平原君是四公子中结局最好的一个,一生无大难,得善终。

五大刺客

荆轲、曹沫、专诸、豫让、聂政是春秋战国时代最著名的刺客。荆轲刺秦王的悲壮、豫让士为知己者死的忠勇,二人事迹流传千古。另外三名的英勇事迹也非常动人。曹沫是鲁国大将。在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时,曹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强迫他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齐桓公被迫同意。曹沫以其忠诚的勇气和不烂之舌要回了国家的土地,又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堪称最成功的刺客。专诸是春秋时期吴国人。吴公子光欲杀王僚自立,专诸经伍子胥推荐结识公子光。后来他用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刺死王僚,吴公子光因此而夺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作为刺客,聂政更为出名。他帮韩国大夫严遂刺死了与之争夺王位的侠累,后拨掉自己面皮,挖掉眼睛,掏出肚肠,自刎而死。聂政的姐姐跑去认尸,为了让人知道他的英雄事迹,也自杀身亡。

范雎

范雎是战国时魏人,与商鞅、张仪、李斯先后任秦国丞相,是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极有建树的谋略家,为秦国的强大和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范雎早年家境贫寒,历经磨难后辗转入秦,一年后使得秦昭王的晋见,从此跻身秦国权要。为达到兼并六国的目的,他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使秦国由近及远,得一城是一城,逐步向外扩张蚕食,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对内,范雎提出“固干削枝”的政策打压秦国贵族权利,秦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家政权更巩固。范雎因此受到秦昭王的特别优待,身居相位十余年。

甘罗十二拜相

甘罗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少年英雄,12岁任秦相吕不韦的侍从。吕不韦想请大臣张唐赴燕,屡劝无效。甘罗为张唐分析天下局势,数列出使利弊,张唐叹服而欣然应命使燕。不久,经吕不韦荐举,甘罗作为秦王特使奉命赴赵。甘罗在赵国成功说服赵王发兵攻燕,秦国因此不费一兵一卒得城五座,被秦昭王封为上卿(战国时诸侯国最高的官职,相当于丞相),满朝为之震动。在战国异人辈出的时代,甘罗年仅12就能以智慧周旋于王侯之间,成为强大齐国的丞相,这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李冰

李冰(前302—235),今山西运城人,是我国科学治水的典范,战国时期伟大的水利学家,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他领导创建了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秦昭襄王末年(约前256—前251)为蜀郡守,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了中国早期的灌溉工程都江堰,因而使川西平原富庶起来。李冰为蜀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永远怀念他。两千多年来,四川人民把李冰尊为“川主”。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在中国水利史上,而且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我国古代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颇为著名的还有芍陂、漳水渠、郑国渠等,但都先后废弃了。唯独李冰创建的都江堰经久不衰,至今仍发挥着防洪灌溉和运输等多种功能。除都江堰外,李冰还主持修建了岷江流域的其他水利工程,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水利工程专家。

毛遂自荐

公元前258年,秦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到楚国求救。平原君计划带20个门客同行,还差一人,毛遂自荐前往。毛遂在平原君门下三年,在诸多门客中地位甚低,因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平原君不怎么重视他。毛遂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明了自己的才能,终于脱颖而出,得到平原君的认可。他们一行见到楚王之后,平原君与楚王议论很久,楚王仍然没有答应派兵救赵。毛遂不顾个人安危,持剑威胁楚王,并直陈利害关系。楚王被毛遂正气凛然震动,当场答应与平原君歃血为盟,出兵救赵,赵国之围很快解除。平原君回国后,认为毛遂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遂拜毛遂为上客。成语“毛遂自荐”、“脱颖而出”就是来自这一历史事件。

钟离春

钟离春,战国时期齐无盐邑(今山东省东平县无盐)之女,齐宣王之王后,中国有名的“四大丑女”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有载的第一位著名女政治家。钟离春又称钟无盐,她德才兼备、容颜却极其丑陋,到了四十岁仍未嫁,钟离春虽然长得非常难看,但她志向远大。当时齐宣王执政,政治腐败,国事昏暗,而且性情暴躁,喜欢吹捧。钟离春为拯救国民,冒死请见齐宣王,陈述齐国危难四条,并指出如再不悬崖勒马,将会城破国亡。齐宣王大为感动,把钟离春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其谏议为宣王所采纳,立为王后,从此齐国大治。

孟母

孟母(?—前317),仉氏,孟子的母亲,战国时期以教子有方而著称。孟母是位伟大的女性,她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从慎始、励志、敦品、勉学以至于约礼、成金,数十年如一日,丝丝入扣,毫不放松,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按阶段给予不同程度的教育,才成就了孟子,更为后世的母亲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她本人也成为名垂千秋万世的模范母亲,属于典型的中国良母。孟母为了给儿子寻找一个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开始了漫长的迁居活动,至今还留传有“孟母三迁”的美谈。孟母的“断织督学”也成为教子典范。如今在山东省邹城县北二十里的马鞍山麓,还留有古柏森森的孟母墓,历代都有石刻颂扬她的坚贞志节与慈母风范,并建有孟母祠。

孙膑与庞涓

孙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与庞涓一起拜师鬼谷子学习兵法,在魏国做官时被庞涓陷害,失掉了两块膝盖骨,以致终身残疾。后来,孙膑逃到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公元前341年,魏国派庞涓出兵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派大将田忌、孙膑出兵救韩。孙膑先采用当年“围魏救赵”的战略,不直接救韩,却举兵攻打魏国都城大梁。庞涓接到告急文书,只好退兵救魏。庞涓没有一心回兵,而是派人查探齐军人马数量和去向。手下人察看了齐军第一次扎营的地方后报告说:“齐军建的炉灶够10万人吃饭用。”庞涓吓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魏军赶到齐军第二次扎营的地方,数了数炉灶,只够5万人吃饭用。第三天,魏军赶到齐军第三次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发现只够2万人用的了。庞涓这才松了口气,得意地分析说:“我就知道齐军胆小怕死,10万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工夫,就逃走了一大半。”于是命令魏军不分昼夜地猛追齐军。当魏军追到马陵,前面的士兵报告说:“路被木头堵住了!”庞涓上前查看,去见一棵树的树皮被刮掉一块,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下!”没等魏军反应过来,齐军乱箭齐发,魏军溃败,庞涓拔剑自杀。

忘年之交

今天人们称那些不依据年龄大小而按照双方理想志趣结交的朋友为“忘年交”,然而,忘年交最初并没有此意。战国时期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忠君爱国,满腔热情,不幸遭到小人嫉恨,失宠于楚王。诗人屈原整天为楚国的前途忧虑,吟诗抒怀以表达自己的苦闷。屈原在《橘颂》里提到:“年轻人,我愿与你作个忘年的朋友,不屈不挠,为真理奋斗终身。”这里的年轻人,指的就是志趣坚定、赋性坚贞、植根深固的橘子。这首诗暗喻了屈原以物喻人的文学才华。屈原与人解释说,我已年近五旬,而这些橘树才十多年,我欣赏橘树的品质,愿与他交个不以年龄为界的好友,做永远忠于国家的人。这就是忘年交的由来。

将相和

廉颇是赵国大将,战功赫赫。蔺相如起初是无名小卒,在和氏璧问题和渑池会上处理问题得当,被赵王封为相,职位高过廉颇。廉颇对此很不服气,他对人说:“我是赵国大将,立了多少汗马功劳。蔺相如有什么了不起?倒爬到我头上来了。我见到蔺相如,总要给他个颜色看看。”蔺相如闻言,遇到廉颇都绕着走。同朝为官总有时候躲不过去的,一天二人恰好碰面,蔺相如又要避开。其门客以为他怕廉颇,就有些看不起他。蔺相如说:“秦王多强大,我却在朝堂上斥责他,侮辱他的臣子们,难道我就单独害怕一个廉将军吗?我想,强暴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正是因为有廉将军和我两个人在啊,如果两个老虎相搏斗起来,那情势发展下去,一定不能一起生存,这正合秦国的心意,我对廉将军一再退让,正是以国家利益为重,把私人恩怨的小事抛在脑后啊!”廉颇听闻,羞愧万分,就袒露身体背着荆条,亲自到蔺相如家去谢罪,说:“我真糊涂,差点儿误了国家大事。料想不到您的胸怀这么宽广啊!”两人从此誓同生死,共同保卫赵国。

第三节 诸子百家

  

背景

中华民族作为四大历史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涵盖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文化,尤其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开始蓬勃发展,堪称学术的黄金时代。当时,由于政治局势发生剧变,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各国开放政权招揽人才,贵族政治逐渐走向没落,正面临着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过渡,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都在进行着复杂而激烈的争斗。于是,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别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从本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解释,或提出个性鲜明的主张。他们各自著书立说,云游讲学,高谈阔论,互相辩难,每个人都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世人,一时间,就在思想领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争斗,其中,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可以说是整个封建文化基础的奠基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弥久深远的影响。百家争鸣具体来说,就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同流派的涌现以及各流派之间相互争芳斗艳的局面。“诸子”、

所谓“诸子”是指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等;“诸子”后来指当时涌现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也是先秦向汉代过渡过程中各种政治学派的统称,也属于春秋后期才产生的私学。“百家”

所谓“百家”是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流派。“百家”意味着当时的思想家比较多,其实就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是诸子根据各自思想的不同形成的学术流派,因此“百家”和“诸子”之间有着紧密的相连。发展到后来,人们往往将“诸子”和“百家”相提并论,用“诸子百家”来统称先秦的学术思想派别。这里的“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还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

百家由来

对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是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的。司马谈在他的《论六家要旨》中,首次将百家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他的《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加了纵横、杂、农、小说等五家,使得百家成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承袭了刘歆的说法,并提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便根据他的提法把“小说家”去掉,将剩下的九家统称为“九流”。 从此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界全都依从了班固的观点,百家于是就变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他的《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又增补了“兵、医”两家,他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直到现在,人们对于“百家”的看法还是各有依从。

九流“九流”具体指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六家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首次对诸子百家进行了划分,司马迁在他的《史记》的最后一篇引用了父亲司马谈的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论六家要旨》,在那里,司马谈将前几个世纪的哲学家进行仔细地归类划分,分为六个学派,分别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可以说是开创了将“诸子百家”归类划分的先河。?

名家

名家提倡的是循名责实的学说,这一流派提倡“正名实”,也就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在战国时期,天下动荡纷乱。礼崩乐摧,很多礼法都是名存实亡。正是这种契机,促使了名家的崛起,他们注重强调事物的“名实相符”,试图让天下的万事万物步入正轨。名家着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相比,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的“正名实”的方法。他们对事物的分析主要依靠逻辑思维,而所辩论的内容,又多半是一些与政治实务不相干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领域里,一直都被冠以“诡辩”的恶名。名家最后走向没落,除了是因为不受统治者的支持以外,也是因为后来的弟子们没能提出超越前人的主张,始终走不出前人的园囿。

阴阳家

阴阳家从自然观出发,依循《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根据《尚书》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了“大九州”的论断,认为中国是赤显神州,里面有小九州,而外面则被称为“大九州”之一。从历史观的角度,则把《尚书》的五行观改进为“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五德”指五行的属性,也就是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照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事万物都与五行密切相关,各自拥有自己相关的五德,然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都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于论证当时的社会变革。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阴阳家认为“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同儒家的仁义学说。同时又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了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汉初,阴阳家依然存在,汉武帝罢黜百家后,阴阳家的部分思想内容就融入到了儒家的思想体系里,还有一部分内容被原始道教所吸收,因此,曾经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就不复存在了。邹衍(约前305—前240),战国晚期齐国人,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学问迂大而宏辩,所以人们称他为谈天衍,又称邹子。邹衍曾经游学稷下学宫,凭借满腹经纶名重于齐。到魏国后,受到了魏惠王隆重欢迎。到赵国,平原君将他视为座上客。到燕国,燕昭王亲自在前面为他引路扫尘,听他讲学,为他修筑竭石宫,对他行弟子之礼。可见,邹衍作为阴阳家的代表,在历史上是颇具影响力的。邹衍的著作《邹子》和《邹子终始》,都已经亡佚。现在只能从《吕氏春秋》、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一些段落里领略他的思想。

纵横家

所谓“纵横家”是指到处宣扬“合纵”或“连横”的外交策略的政客。上面已经介绍过,苏秦和张仪是历史最著名的纵横家。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苏、张,历史上就不会存在合纵与连横,自然也就无所谓什么纵横学和纵横家了。苏秦和张仪的学说多散见于史书之中,而鲜有专著。

苏秦字季子,是战国时东周洛阳人。研究纵横之术游说各国,但并没有得到采用,于是便改为游说六国合纵抗秦。起初,六国都对他的主张很感兴趣,他也因此成了六国的宰相,可是后来,终因六国不能合作,他的合纵策略土崩瓦解。最后,在齐国被处以车裂。苏秦有《苏子》三十一篇,现在已经亡佚。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与《史记?苏秦列传》里的记载有所不同。张仪是战国时魏国人,著名的纵横家。后来到了秦国,出任秦国宰相,期间使用卑劣手段游说各国,使得各国单独和秦联盟,各个击破了六国,瓦解了它们的合纵,终于使秦国吞并了六国,完成了统一。《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十篇,汇集了张仪的作品以及和他有关的材料,如今已经亡佚。

杂家

严格说来,“杂家”并不能算作一个流派,因为他并非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将“吕氏春秋”列入“杂家”之列后,这个学派才被正式定名。当时,各流派为了让自己的主张成为主流话语,都相互吸取对方之长,然后用以攻诘对方,或用以补充自己学说的缺陷。“杂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他博采众长,将各流派的主张中可取的东西兼容在一起,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国策略。

杂家代表

说起杂家,吕不韦是当之无愧的代表。吕不韦原籍卫国濮阳人,战国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曾在秦国担任相国13年,为秦最后统一六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本是一个大富商,但却很有政治眼光,利用自己的殷实家产,将身为赵国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当成奇货好生供养起来,终于用金钱开路,为异人谋得太子一位,让他顺利地登上了秦王的宝座,而吕不韦也因此被封为万户侯。后来,赢政接替异人之位,因为吕不韦在朝中专权,便将其罢免,吕不韦到头来落了个自杀的下场。著名的《吕氏春秋》就是由他组织手下门客编写的。堪称杂家著作中的泰斗。

农家

农家是诸子百家之一,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代表人物为许行。农家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探讨和总结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技术,代表农民的利益和呼声。《汉书·艺文志》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以为:“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农家的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等等,均已佚。《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等书中有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和辩证法思想。

小说家

小说家大多出身稗官,也就是出自以说故事为生的人。《汉书·艺文志》中介绍小说家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可见,小说家都出自民间。因此,小说家的主张足以代表全国各地的民风民俗。然而,却也因为他们终究是小道消息,所以并不被世人所看重,这也导致他们最终走向灭亡的最直接原因。

兵家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和军事家的通称,也用来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进行研究的流派。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在我国古代,各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为了争夺霸主之位,各国将军事放在了第一位,企图用武力征服天下,这样一来,穷兵黩武就成了当时各国的特色。当然,战争是讲究一定战略的,因此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涌现出来一大批以研究兵法为主的兵家,他们根据实战的经验以及对战争的研究制定了相关的兵法。关于兵法,可以将它看成是国家战略上的指引,也可以将它看成是一部指导如何领兵打仗的兵书。因此,兵家在历史上是颇受关注的。

医家

中国医学理论最早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前后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步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基本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迅猛发展,意识形态、科学文化领域也随之有了新的突破,其中就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黄老学家

黄老学家是道教学派的一个分支,因奉黄帝为始祖,老子为近祖,所以得名黄老学家,主要代表有慎到、田骈、接子等。黄老学家立足于老子天道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同时融合儒家的德治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形成自己清静无为、爱民惠民、刑名法术的新思想体系,对后世影响较大。

儒家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长期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而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得以展开的。儒家学派就是将这些文化要素全盘吸收后,又将它们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流派。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率先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改“学在官府”的贵族特权教育,而大力宣扬“有教无类”,从而使得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就有了广泛而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被全社会所接纳并逐渐儒化全社会。

后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口号,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就成为正统思想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从此以后,便成了中国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主流价值观。汉朝以后,历朝历代根据政治统治的需要,将儒家著作改得面目全非,儒学也因此随着朝代的演变而被演变成了许多学派,其中就有程朱理学、心学等派别。民国以后,得以保存的就是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在中国人思想中的主流地位。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促使国人重新对文化作出反思,因此就有许多人又对儒家思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学衡派的学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阐释,从而产生了新儒家。发展到现在,儒家的地位越来越呈上升的趋势。

儒家的核心思想

儒家最为崇尚的就是《周礼》,他们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这样创造一个大同的世界,就是“仁”。“仁”就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主要内容就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深受历代统治者以及学术界所尊崇,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儒家的伦理观“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总纲。所谓“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如果想要实践仁德,就离不开“忠”和“恕”。“忠”就是尽自己的本分;“恕”就是推己及人。提倡用“礼”、“乐”来教化人、约束人的行为,从而陶冶人的性情。儒家的伦理观其实又被称为伦理儒家,它的主旨就是:讲求三纲五常的同时也强调孝道,家庭和睦,社会团结等等。总体来看,儒家的伦理观有功有过,我们现在应当学习的就是它的功的一面。

儒家的政治观

儒家倡导的是民生政治,简单地说,就是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孟子说了一句话,对这种民生政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人,其次才是国家、政党、统治者。这样以来,正好契合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儒家主张以礼义治国,回归西周时期的德治。从而让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各尽本分,以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这就是儒家的正名思想。儒家的政治观又被成为政治儒家,因为其中有些方面是用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所以它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儒家的教育观

儒家首次打破了贵族教育的局面,首倡平民教育,让教育走近千家万户,使得私学得以兴起。儒家的教育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治、经济与教育统一;个体与社会统一;本体论、任性论、道德论与教育论的统一;道德教育与知识教学的统一。说到儒家的教育观,我们不能不提到孔子,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颠覆了“学在官府”的世俗观念,他认为教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最为理想的教学方法。他还提倡“温故知新”以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让古代教育走向宏观,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

儒家的宇宙观

儒家对鬼神之说始终抱着“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这和儒家利用礼乐来达到对人民的教化的初衷是相吻合的。虽然不谈论鬼神和人死后的事情,但是孔子却抱有对鬼神的基本态度,所以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鬼神不可能取得重要的地位,更不可能取得主导地位。

儒学的影响

我国古代整体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核心部分,在中国文化领域独领风骚。自从汉武帝遵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家文化就一直作为正统思想而颇受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它也因此成了我国先民理论思维的源头,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儒学着实添上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也不可能消除。儒家思想一直是我们汉民族以及全中国其他民族的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也一直是指导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我国素有 “礼仪之邦”之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学对国民的教化作用,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儒学的影响,才使得中华民族拥有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特殊气质,儒学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不会因为时空的转变、社会的前进而有丝毫改变,反而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与时俱进,经久不衰。

道家的形成与发展

道家是我国古代的主要哲学派别之一。该派因以道为世界的本原而得名。道家产生于春秋后期,据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记载,道家最初被称为道德家,从《汉书·艺文志》里才开始称道家。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关尹、庄子、彭蒙、田骈等。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因此提出了无为而治、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主张。作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首倡以道为世界本原的思想,并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著名论断。认为万物始于道又终于道,而道是永恒不变的。老子还认为,道是普遍的法则,并由此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作为道家的代表,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使得道家得以发扬光大,逐渐成为可以和儒家、墨家等大家相提并论的派别之一。

道家的核心思想“道”是老庄学说的核心思想,也是万物的本源。“道”便是循环不息。道家遵从虚无、飘渺的论断,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当顺应自然,便可达到“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的精神在于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于形驱,只追求逍遥以及心灵上的释放。因此,道家大肆张扬自然主义:主张回归自然,不脱离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为此,老子提出了人法自然的思想。认为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与自然相一致、相协调,不能违背自然,更不能破坏自然的和谐。保持和发扬人朴素的自然本性:提倡反璞归真、敦厚朴实,反对浮华轻薄。

道家的政治观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战争不断,百姓疾苦,人们只有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去治理天下,才能换来天下的和平安定。并希望最终回复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因此,道家的政治观就是清静无为,说无为就是无不为,所以不必求诸于神而应以自我为神。他们提出了“无为而治”的精辟政治主张,他们认为在上的统治者应当实行“无为而治”。“无为”其实就是“顺应自然”。圣人治理天下,就是要顺应民心,不能干扰百姓的天性,要让百姓自然地去发展。

道家的人生观

道家对于人类的本性,以及善恶的认识,着实超过了一般的世俗见解。他们认为善恶的标准,并非人为,而是认为天下的至善,要端在于返璞归真。道家强调人生真正的幸福,在于清净无为,返璞归真,契合自然,回归自然的本性,因此他们认为人类只有归顺天真,才能达到至善。另外,万物都有其对立面,物极必反。如果一味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必然会达到相反的效果。因此,道家要求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所有礼教上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所以,在精神上,道家追求的是宁静与自由。

道家宇宙观

道家的宇宙观是以老子的《道德经》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并附带有阴阳学的五术,组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字宙学体系。主要将地球分为三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那个三界。第一界就是人、事、物,第二界就是天、地、人,第三界就是时间、空间、宇宙。现代科学往往将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称作时空,也就是宇宙。而在古代,宇宙并非此意。那时所讲的时间,不像现在的时间只有单纯向前的一面,道家文化的宇宙观中所讲的时间同时还承载着负时间,也就是向后倒退的,甚至还有零时间,也就是停止的状态,其次才是正时间,犹如我们现在所讲的向前行进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派生出了超前预测的方法。

道家对隐士影响

道家的社会哲学是消极的,因为社会只是天道的过程,并不是目的本身,所以道家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合理的,但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基本上不需要提出什么决定性的社会理想,因为天道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善恶,故而道家强调得更多的生存智慧,而且这种智慧必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存之道。正因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是以自我发展为主的,更多的是强调应对的智慧,因此有利于人们修养生息的需求,安定了中国千百年来失意于儒家本位的官场中的士大夫,让仕途上不得志的他们有了新的寄托,那就是听从道家的主张,清心寡欲、回归自然,远离世俗纷扰,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这些正是古代隐士的真实写照,因此,道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隐士。

法家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先进的诸侯国逐步开始进行社会变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让自己的国家在争霸中取得霸位。于是,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的社会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等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后来便发展成了法家学派的重要思想内容。有了思想的指导,各诸侯国真正进入了变法的高潮时期,法家由此真正产生并走向兴盛,随后便有了较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法家思想。秦始皇正是用法家的思想完成了全中国的统一,法家是秦王朝的统治思想,这一时期是法家的全盛期。可是好景不长,法家随着秦王朝的颓然崩溃,也从此走向没落,被儒学所替代。尽管法家在历史上仅仅是昙花一现,但它却成了我们研究秦朝历史的重要参考。

法家的核心思想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最为重视法度的一派,它主张“以法治国”,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家认为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品的所有权;“兴功惧暴”,也就是鼓励人们立战功,从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以在兼并战争中获胜。法家强烈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积极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车轮是不断向前的,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进,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地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另外,法家还非常重视耕战,即农耕和战争,他们主张严明刑法,赏罚分明。

法家影响

法家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后世的封建法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战争纷乱的战国时期,更是起到了整治社会秩序、富国强兵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得益于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注重实际需要,不崇尚空谈。春秋战国历经几百年的战乱,正是因为法家,才得以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封建制度经过法家之手,在2000多年前就确立了郡县制,使得推行法家主张的秦王朝的政体成了后世历代王朝争相效仿的楷模。可见,法家就像涌动的暗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发生着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但法家仍存在着它固有的局限,法家为了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而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的的某些限制措施,对后世造成了不良影响。

墨家的形成与发展

墨家学派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该派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墨子早先学习的是儒学,后来他认为儒家注重礼乐,主张厚葬,对于民生极为不利,于是便极力反对,最终丢弃儒学,而开始创建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子对上劝谏王公大人,对下教习匹夫徒步之士,他广收生徒,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家学派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被称作“矩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到的俸禄也必须向团体奉献。墨家成员大都产生于职业士兵或雇佣军中,因为只有亲历战火的普通人,才能有真切的厌战感,才会渴望和平。

因为墨家主张的是“兼爱”、“非攻”等尚贤尚同的政治纲领。讲求的是刻苦与节俭的生活,这些都很难遵从,又因为有关记载甚少,所以日后并没有取得很大的发展。

墨家的核心思想

墨家的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墨家的思想体系上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哲学思想上的严密逻辑性,以及其辩学上的深奥。墨家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这些都反映了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思想特征。同时,这些主张揭露、抨击了贵族统治者的奢靡生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墨家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墨子的本身成份——“贱民”分不开的,从而就决定了墨家的阶级命运。因为小生产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所以代表其思想的墨家也从未占过上风。墨家思想,以“兼爱非攻”为根本,认为只有天下的人都做到兼爱,才能使国家得到安定。只有以“兼爱非攻”来进行政治通知,才能使社会得以安定。认为之所以人类受到战争纷扰,都是因为人类曾经积下了种种罪恶,是因为人类互相之间不相爱。

墨家的伦理观

墨子提出的“兼爱”主张,是墨家思想的精髓,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对儒家主张的“仁爱”说的一种挑战和突破。墨子曾潜修孔子的学说,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所提倡的“仁爱”说是为世袭贵族制度、为“亲亲”“尊尊”的宗法观念服务的,儒家之爱实际上是将平民百姓放在了被奴役和驱使的位置上。墨子认为这是一种等级之爱。于是,他明确地提出了“兼相爱”,“兼以易别”,以“兼”来代替“别”。这是很具有进步意义的,第一次把平民当成了爱的主体对象。这种对宗法传统、等级思想的批判精神和朴素的平等思想,在以后历代的农民起义中不断地得到弘扬。

墨家的政治观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革新的精髓。墨子主张“尚贤”、“尚同”,提倡任人唯贤,消除等级观念,从而使天下得到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来的,目的是让平民百姓中的贤士能够参与到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当中。墨家主张建立的是平民主义政治,为的是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的利益,强烈要求革除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提出平民民主政治主张的第一人,从这一点看,墨家的主张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特别是对照墨子之后的儒家政治思想和主张,更能显示出墨家在政治方面的历史进步性。

墨家的经济观

在经济观方面,墨家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用以减少久丧厚葬以及奢侈浪费,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便可以加速生产效率,有利于发展经济。并且墨家还非常重视生产技术,他们认为生产技术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颠覆了许久以来注重烦琐的丧葬仪式,看重物质享受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一次经济上的伟大进步。

墨家的宇宙观

墨子提出“非命”论,他认为命运不能够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透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他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其中蕴含了不少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另外,宣扬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也是墨家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能够决定自然界的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能对人世的政治起着支配的作用。他坚信“天之爱民之厚”,只要君主违背了天意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反之,如果君主顺应民意,必会得到上天的赏赐。对于鬼神,墨子不仅坚信其有,而且认为它们会专门针对人间的君主或贵族进行赏善罚暴。

墨家的影响

墨子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了长久处于阶级压迫下的小生产者被解救出来后,在阶层上具有的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被后世唯物主义思想家继承并发展,而他的神秘主义的糟粕却也被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借鉴和吸收。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就中国的主流思想而言,墨家的学说往往被视为异端,他的学说可以说是对统治阶级上层的一种颠覆,首次把关爱的目光转向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主张阶级对等,体现了人生关怀,公然向统治阶级和旧贵族挑衅,为后世的农民战争提供了精神鼓舞。

第四节 典籍

  

金文

金文是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因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所以金文也叫钟鼎文。据容庚《金文编》记载,金文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起商初,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的历史,记载了这一历史时期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记事涉及面很广,为后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论语《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由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记录整理而成。《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主要的经典之一。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六艺“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儒家经书。《乐》已散失,其余五部与《论语》、《中庸》、《大学》、《孟子》四部儒家经典并称“四书五经”。儒家也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作为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才能。即“礼”为礼节,“乐”为音乐,“射”为射箭技术,“御”为驾驭马车的技术,“书”为书法,“数”为算法。

道德经《道德经》又名《老子》,微言大义,虽然只有短短五千言,但是却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其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就是“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说,即把宇宙看成是一个自然产生、自然演变的过程,天地万物都遵照自然规律而发展变化,而“道”就是世界的本源。全书体现了老子哲学的精髓——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还提出对立面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为了防止走向反面,他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对于人而言,他主张学习处世的智慧,低调生活,以柔克刚;在政治、社会方面,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尽管《道德经》中的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狭隘,但是总体来看,《道德经》却使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受到了动摇。可以说,《道德经》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有着史无前例的影响。

尚书《尚书》本称“书”,汉代时改为“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记载了我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文件和部分事迹汇编,保存了商周时期的重要历史资料,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现存《尚书》部分内容是儒家后来加上去的,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尚书》所记载的历史起自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共100篇。它汇集了大量商周时代的典、谟、训、 诰、誓、命六体,是研究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时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中的“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录君臣谋略史事;“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性质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由于年代久远,而且对《尚书》的真伪、聚散考订复杂,后人对《尚书》的理解就非常困难,西汉司马迁写《史记》时也只能根据先秦语言进行翻译。历代学者对《尚书》的研究和注释很多,最通行的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合编而成的《十三经注疏》,虽然也真伪参半,但还较有参考价值的。《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过去只称为《诗》,后来儒家的学者把它奉为经典,才改成现在的名字,共收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类。风有周、南、召南、邶、卫、王等共15国风,共160篇。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作品;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共105篇。大雅全部是贵族作品,只有小雅是民间歌谣;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都是贵族的作品。《诗经》的精华是民歌部分。

它鲜明地表现了人民的爱憎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面貌为我国古典诗歌奠定现实主义基础。“风、雅、颂”,“赋、比、兴”

风、雅、颂,指的是《诗经》按音乐划分的三个类别。风,是指国风,就是西周时期各国的民间歌谣。雅,是周王京畿的乐歌,周王京畿被周人称为夏,古代雅、夏通用,故有此称。“雅”分大雅、小雅,意与后世的大曲、小曲相近。颂,是形容、赞颂的意思,是当时统治者进行祭祀时的乐歌。

赋比兴是一种文艺创作方法。最早用于描述《诗经》。赋,是陈述铺叙的意思的创作,详细生动地叙述物象。南宋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这种写法,雅诗、颂诗中较多,国风中较少。比,就是比喻,以这种物体比喻那种物体。如《魏风·硕鼠》以大老鼠比喻剥削阶级的贪得无厌。兴,是“起”的意思,有开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先言咏起所咏之物,也就是说用事物作开头,再引出自己想要说的事物。赋、比、兴对于诗歌中的景物描写、形象塑造、心理描写、意境形成等都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发展成为诗歌常用的创作手法。

春秋

东周各国的史书均已散失,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得以保存,成为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历史,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春秋》原文只有18000多字,简练地记载了鲁国十二代的历史,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的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由于文字短而所含内容长,所以原文不易为人理解,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谷梁传》对《春秋》进行了诠释。《春秋》编撰具有非同小可的历史意义,它是我国第一部私修史书,打破了西周以来贵族对史学的垄断,对记录历史的真实性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孔子还开了私人著书的学术先风,后来的百家争鸣与此有莫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春秋》中明确的时间顺序特点对后世编年体史书影响很大,其内在的法律精神和外在委婉平易的“春秋笔法”也为后人所称道。

左传《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它以《春秋》为基础,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是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基本以《春秋》十二代君王的次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主要内容有: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当时的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等,无所不包,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历史的重要文献。《左传》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在史学中具有继往开来的传承作用,还是非常著名的文学典籍,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

国语《国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共二十一卷,记载了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的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重要史事,相传为左丘明所著。《国语》在内容上记录了春秋各国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情况,是研究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材料。在思想上,《国语》较为崇尚礼的规范,德的精神,突出忠君思想,具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人才和民意,含有很强的民本思想,这是我国几千年的古文明中非常积极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战国策》是书写战国时期的国别体史书典籍,所记年代约上接《春秋》,下至秦王朝统一。汇集了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等国的策士著作和史臣记载,展示了战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特点,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战国策》客观记录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的状况,反映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详细地记述了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士人的精神风貌、思想才干和人生风采,反映出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化的历史特点,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战国策》还是杰出的文学著作,在人物形象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等方面运筹帷幄,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新时期。

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理论著作,研究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等各方面医学理论,是我国中医学的圣经,几千年医药养生修炼的源头。《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是在我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确立了中医学上的“脉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养生学”、“运气学”、“病症”、“诊法”等学说和医治手段,它不仅仅是对疾病进行机械的治疗,还包罗万象,涉及到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黄帝内经》堪称一部关乎宇宙天地、生命奇迹的伟大著作。《黄帝内经》约成书于秦汉时期,最早见于刘歆《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书现存内容主要是《素问》、《灵枢》两卷。

伤寒论《伤寒论》是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全书共12卷,22篇,397法。重点论述了人体感受风寒后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进行辩证施治的医治方法。张仲景根据人体抵抗能力的强弱、病症程度等因素,提出“六经”的病症分类法,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从而根据病势进退缓急及症状特点对症医疗。《伤寒论》是张仲景对前人医学成就和自己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汉代中医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后世医家奉为医学经典。

楚辞《楚辞》中主要收录的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除了屈原,该书还搜集了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作品,但流传不多。《楚辞》中的屈、宋作品多涉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等,多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浓郁的抒情风格、富有地方色彩的方言词汇是楚辞的基本特征。《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现实主义诗歌一统文学史的地位,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后人将以“风”为代表的《诗经》与以“骚”为代表的《楚辞》并称“风骚”,成为我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的两大流派。“三礼”“三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是有关中国古代礼法、礼制、礼教的典籍,包含着信仰、风俗、刑政等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几千年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周礼》《周礼》又名《周官》,是三礼之首。它是记录周朝各种制度的典籍,汉世初出,汉代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取舍汇编而成,西汉末列为经而属于礼,故有《周礼》之名。《周礼》全书六篇四十二卷,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系统地记载了周代的礼制体系,涉及到周王朝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用鼎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等。保存了不少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仪礼》《仪礼》是记载周至战国时期儒家典礼仪节的第一部著作,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礼仪,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下17篇,分别是《士冠礼》、《昏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仪礼》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内容上只记载了各种礼仪的形式,没有相关的解释,文字艰涩难懂。《礼记》《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关于儒家礼制的资料汇编,在“三礼”中成书最晚,影响也最大。《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各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修齐治平的人生哲学,描述了儒家憧憬的大同社会,规范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总之,《礼记》内容包罗万象,集中而完备地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甘石星经》

战国时期,齐国天文学家甘德写了一本《天文星占》,魏国天文学家石申写了一本《天文》,后人将二人的著作合为一体,新书就是《甘石星经》,成为我国天文学史上最早的专业著作。《甘石星经》里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学成就。记载了有关当时人们对月亮和月食关系的认识,肯定了日食发生在每月初一或最后一天,记录了800多个恒星的名字,根据天象划分了星官,记载了五星运行情况,还提到木星具有卫星的事实。书中还保留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星表,该星表比欧洲最早的星表还早200多年。《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国宰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该书保存了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补充了其他史书的不足。司马迁认为《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26卷,160篇,20余万字。其中十二纪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又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以十二月令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则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涉及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是诸子各家学说。全书语言简洁,又生动形象,如“刻舟求剑”等寓言脍炙人口,流传千古。

诸子散文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家为宣扬自己的观点,纷纷著书立言,由此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的繁荣。《论语》的语录体,《老子》的格言体,《墨子》的专论体,《庄子》的诡辩艺术,《荀子》的说理艺术等,都是散文佳作。诸子散文各具风采,其中又以《庄子》成就最高。

历史散文

?历史散文是相对于诸子哲理散文而言的,一改诸子散文析理论辩、记人记事的风格,而以记述历史事件的演化过程为主,涉及诸侯国之间纠纷缠斗的政治、军事、外交诸多事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这种散文的代表,以《战国策》的文学成就最高。其中《尚书》收集了商、周时期王侯的誓、命、训、诰,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散文集。

第五节 经济科技

  

先秦经济

先秦时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夏朝时,人们的农业知识比原始社会有所提高,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商朝时,农业生产开始使用金属工具,出土物铜铲等就是证明。西周时,土地归周天子所有,实行井田制;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春秋战国时期,土地逐渐私有化。商业和手工业兴起是在商代之后,东面沿海和新疆青海等地的玉已被当作贵重物品贩卖。西周时允许人们到远方贩卖货物,一部分人靠经商谋生,当时的商人可分享政权,诸侯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渐繁荣,官府商业和私人商业都得到了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战国时代,各种形式的货币出现。

恒产论“恒产论”是孟子富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内容是要求国君或朝廷把耕地授与劳动人民永久经营的田制思想,实现人与土地相结合,建立起家庭生产方式。孟子从安定社会秩序出发,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也就是说,人们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财产,是维持人本善的必要条件,巩固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国家推行这种小农经济才能使人们致富,社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稳定。

农战论

农战论是商鞅主张国家富强的一种经济思想,《商君书·农战》中完整阐述了农战思想和政策主张。“农”指发展农业生产,“战”指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农战论就是重视农业和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主张力求“农”和“战”完美结合发展,以达到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发展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目的。农展论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上层建筑的经济思想,为建设中央集权制主义封建国家的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平籴论

平籴论是战国初期魏国相李悝提出的稳定粮价的措施。李悝为五口之家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得出农民生活异常困难的结论。李悝认为,粮价太贵或太贱都不利于巩固国家统治。为了减轻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只有保证粮价的稳定。而粮价的稳定又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李悝提出“尽地力”的办法,即增加农业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通过平衡粮价,使农民生活得到保障,农民劳动的积极性提高,这样就发挥了土地的潜力,达到国富民足的境界。平籴论实际上是利用经济杠杆来推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对后世影响很大。

本末论

本末论是古代以“本”和“末”来描述农业和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先秦时期表现为重本抑末论。当时的思想家多以农业为“本业”,以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为“末业”。尤其是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促使统治者为富国强兵而把农业发展放在经济活动首位。商鞅变法是重农抑商的典型事例。秦汉之后占支配地位的仍是重本抑末思想,“末业”的概念更为广泛,增添了商业和商贾,官营工商业出现。但已经出现反重本抑末思想,发展民间工商业的观点在不断扩大影响,元代通过重商来指导对外贸易。明清时期,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的观点,反映了新兴市民的呼声。鸦片战争后,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愈加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三才论“三才者,天地人也”。三才论讲的就是天地人之间在农业生产中的关系,《易经·系辞下》、《吕氏春秋·审时》对三才论都有所论述。三才论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被广泛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为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业生产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同“大同”是中国历史上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大同”一词最早出于战国末期的《礼记》,孔丘说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资其子,使老有所终,状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一句话,大同是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

官山海“官山海”即“管山海”,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采取各种手段控制山林川泽的资源,属于经济政策中的经济干涉主义。“官山海”理论是最早由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提出来的,《管子·海王》中有“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字样。西汉的《盐铁论》中也有“食湖池,管山海”的说法。在战国后期到西汉中期这段历史中,“官山海”的内容主要指盐、铁二者由国家专营。后来酒、茶也收罗在专营的范围内,随着经济的发展,至宋代,香料、药材等也归国家专营。到封建地主经济后期,官山海的经济政策严重阻碍了自由工商业的发展,这也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不起来的原因之一。

子母相权

公元前524年,周景王铸大钱,大臣单旗反对,首次提出子母相权论。它是一种有关货币本位与流通的理论,同时流通的两种货币,可以用一种为标准确定对另一种的交换率。子母相权论是我国货币史上第一个理论,对后世货币理论研究影响较大,《国语·周语下》中详细记录了单旗的货币思想。子母相权作为成语在今天又有新的含义,即经商取利或放债取息。

井田制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一种土地国有制度,兴盛于分封制式奴隶社会,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因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土地被分隔成方块,形状像汉字“井”,故称“井田”。西周时期,井田制达到鼎盛。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土地分封制,当时井田属周王所有,周王将土地分封给封建领主,规定封建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井田制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西周走向强盛。

西周中期,贵族之间开始土地交易活动,土地个人私有制出现。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普及,井田制逐渐瓦解。至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推行土地个人私有制,井田制彻底瓦解。

奢俭论

古代的“奢”、“俭”隶属经济思想范畴,“奢”与“俭”相对应而存在,先秦诸子一致崇俭黜奢。儒家为了维护消费等级制,把“礼”作为区别奢俭的标准。即人在消费过程中超出了周礼的规定为“奢”,低于周礼等级标准就为“俭”。墨家提倡“节用论”,社会各阶层在消费时应本着有用性的原则适度消费额。道家则宣扬“无欲”,反对和排斥对奢侈品的欲望,崇尚知足。先秦诸家的奢俭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大,是中国人以俭为美德思想观念的渊源。

民本论

民本论主要是先秦思想家对人民地位、性质及其作用的认识,著名代表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荀子的君民舟水喻。主要内容包括民为邦本、立君为民、民主性思想几部分。“民为邦本”是民本论最基本的含义,即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是国家兴亡和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立君为民”是对君主提出的要求,君主要做到治国为民,从思想上重民、爱民,在经济政策上利民、富民,在政治生活上安民、济民,在文化上教民、育民。除了民本思想,民本论中还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成分,如“天下为公”、“主权在天”、“立法利民”、“恭行天罚”等。

义利论“义”,指人们行动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利”,泛指各种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义利论就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关于人们逐利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中国不同时代有各种义利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义利观各有不同,儒家思想的“义以生利”,先义后利,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经济思想。墨家主张“交相利”,即各阶级之间彼此尊重,利人利己。道家提倡“无为”,既反对仁义,也反对追求财利。法家重利轻义。汉代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法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贵义贱利成为正统的经济思想教条。虽多有反对之声,义利之辩也不时出现,贵义贱利却也一直作为正统经济思想流传。

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商鞅变法中的奖励耕战、汉文帝的重农措施、清初对经济的调整等,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最早由李悝在魏国的改革内容中有所体现,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大力实施。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典范。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会破坏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这样一来国家赋役的来源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进而改变土地占有形式、突破社会固有的关系,届时一切封建秩序都陷于混乱。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时期对维护社会稳定、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而使得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加剧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

货币拜物教思想

货币一产生便成为人们追求和崇拜的对象,中国古代的文字作品和社会生活中体现出很多货币崇拜现象。先秦时期曾流行一句民谚:“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表现出金钱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吕氏春秋·去宥》中通过一位求金欲者的故事讲述黄金在人们眼中的魅力,《史记·货殖列传》甚至指出“人富而仁义附焉”。西晋鲁褒的《钱神论》和元末高明的《乌宝传》更是货币拜物教思想这种文字资料的代表。反映货币拜物教的优秀作品多采取刺世文章的形式,主人公多为贵族、官僚、地主豪强、大贾富商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实际上也是金银崇拜在社会生活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赋税”的由来

从“赋”字的汉字结构来看,它由“贝”和“武”二字组成。“贝”是古代最原始的事物货币,后来指代珍宝、货币;“武”即武力、军事,代指强制性手段。西周周王室和诸侯国君对所征的兵车、兵器、衣甲等军用品称“赋”。“税”字由“禾”、“兑”二字组成,有兑换的意思,即农民交纳粮食,国君诸侯保护他们的土地和人身安全。赋、税二者性质本不同,自秦汉起才有“赋税”一词,通常指按地、丁、户征收的土地税、壮丁税、户口税等。后来逐渐演化为多种税的统称,与“租”基本相同。

华夏第一商

通常认为华商始祖为夏朝时商部落首领王亥。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这样写道:“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还有记载说,商的祖先‘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说明他们很早就过渡到定居放牧的生活,服牛乘马,以为专利了。这样就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形成农、牧结合的经济,使这个部落很快兴旺起来。”王亥是位英明能干的首领,他把商部落搞得欣欣向荣,率领拉着货物的牛车队伍到其他部落去进行物与物的贸易,导致部落经济的发达,人们就把他们的部落称为“商人”。商取代夏,王亥和他肇始的商业活动功不可没。王亥作为部落首领并非死于战争,而是死于经商:在跟易氏的部落进行交易时被杀。王亥源于河南商丘,商丘政府近年花巨资修建了“商祖文化苑”。今天的商人通常都会到商丘来祭祀商祖,以求商祖保佑他们事业有成、发财致富。

白圭

白圭(前370—前300),名丹,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先后在魏国、齐国、秦国做过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他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治生之术”等古代经济思想。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他根据古代岁星纪年法和五行思想,认为天时的好坏与农业的丰歉,具有周而复始的循环周期规律。这种规律性的发展变化又形成了白圭经商致富的原则思想,即“治生之术”。他“治生”的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根据对年岁丰歉的预测及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正如今天流行的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自己反而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自己就大量抛出,这种低进高出的做法必能积累财富。就个人素质来说,白圭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基本品格,在做生意上利人利己。同时,商人还应具有极强的自制力,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

最早女商人《史记》里记载的巴寡妇是中国最早的女商人。巴寡妇名清,生于秦代,继承了祖传的丹砂矿。因她勤劳能干,经营得法,开矿的规模就越来越大,盈利越来越多,成为除皇帝之外最富有的妇人。据查,在秦朝时期,欧洲尚未出现规模上万人的“企业”,因此可以说巴寡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家”。巴寡妇一样有中国女性传统美德,除了勤劳和智慧,作为商人她还为富能仁,将自己所赚的钱财拿来广做善事,还曾捐银一万余两资助修筑长城来保家卫国。秦始皇曾赞道:“能守基业,用财自卫,不容侵犯”,可称“贞妇”,特地为她修建了一座“怀清台”。巴寡妇的事迹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第一官商—管仲

齐国人重商是世人公认的。管仲在从政之前也是位著名的商人,曾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管仲曾这样回忆自己这段经历:“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这些话暴露了管仲的贪财行为,连自己的朋友都要算计,实在是精明。管仲治理齐国时,依然走通商之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因此本人也大福。《史记》记载:“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由此可见管仲富极人臣的事实。管仲身为宰相而以富为人表率,齐国人争逐财利可想而知,直接导致了齐国商业的繁荣,引发了齐国经济的发达,国家的强盛。

最早的关税通行证

安徽省博物馆陈列着战国时代的一件通行证,名为“鄂君启金节”。金节是战国时期国君直接颁发的通行证。这块鄂君启金节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凭证,为青铜制造,上有错金铭文,由舟和车节两组构成。每组五枚,形式相同,它们合起来恰好称为一个竹节的竹筒形。舟节和车节上的的铭文全部是由金缕错金而成。鄂君启金节是研究楚国交通、商业、地理、符节制度、楚国王权的集中和强化,以及楚王与封君的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最早的关税记载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税记载始于春秋时期的宋国。《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宋武公时,长狄族前来伐宋,宋国司徒皇父领兵迎敌,杀死地方元帅缘斯。于是“宋公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其中的“门”就是关,“征”就是征收关税。这就是我国对征收关税的最早记录。宋武公把一个“关”的税收赏给功臣,可见此时关税收入的丰厚。由此推测,中国对关税的征收时间可能会更早。

最早的市场预测

春秋战国时期的计然最早提出市场预测,并主张官府积极参与市场预测。计然认为,根据市场需求的不足和过剩就可以推断出物价应该抬高还是降低。“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级则反贱,贱下级则反贵。”即价格提高,社会需求量就会减少,商品就会因过剩而价格下跌,而价格的家底又导致社会需求量的增加,商品供不应求而涨价。这与马克思的市场价格规律相似。鉴于市场价格的变幻莫测,计然主张“平齐物”,即谷贱时官府收购,谷贵时官府评价出售,从而到达稳定物价的目的。这种思想堪称国家干预经济的源头。越王构建采纳了计然的经济思想,越国很快国富民足,成为春秋强国。

最早的货币

贝壳是我国最早的货币,称作“货贝”。贝具有坚固耐用、不易磨损、轻便灵巧、易于支付的特点,是充当货币的适宜材料。而且贝壳色泽光洁,形态美丽,是人们喜爱的装饰品。贝通常以“明”为计算单位,两串10个或20个叫做一明。贝除了用来做商品流通之外,还经常被当作珍贵的赏赐品,商周时期的墓葬中经常出土这种贝币。所以汉字里很多与财富及价值有关的字体中有含有贝,如财、货、资、贮、贫、贱等。

水利概说

水利是古代农业的命脉,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史上修筑了众多令世人惊叹的水利工程,为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我国水利工程历史悠久,早在夏代时我国人民就掌握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西周时期就形成了蓄、引、灌、排的初级农田水利体系,春秋战国时期就完成了设计水平很高的都江堰工程。由于历代政府的重视,中国古代的水利事业非常发达,出现了郑国渠、灵渠、京杭大运河、钱塘江海塘等著名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规模大,设计巧妙,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丰富水文知识。

郑国渠

公元前246年,韩国看秦统一六国已是大势所趋,为了削弱秦国的实力,特派水工郑国赴秦兴修水利,企图利用浩大工程消耗国力。秦王嬴政就命令郑国在秦修筑郑国渠。在郑国的亲自主持下,一条长达 300 余里又不易塌陷的水渠修成。与韩国初衷所不同的是,郑国渠不但没有损耗秦国的国力,而且灌溉着今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渭南、蒲城、大荔等县(区)的280多万亩土地,关中干旱平原因此成为沃野良田,粮食产量大增,极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直接支持了秦国的统一。为纪念郑国的功绩,郑国渠的名字由此而来。郑国渠首开了引泾灌溉的先河,对后世引泾灌溉影响深远。

都江堰

战国后期,秦国为了统一中国,不断加强国内建设,尤其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命令水利专家李冰做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马上对蜀郡的农田水利状况作了考察。他发现蜀地四周都是高山,中间却是块大盆地。要发展农业,关键是要解决这里的农田灌溉和排涝问题。岷江从西边的岷山上流下来,湍急的水直流到灌县,因为地势突然变得平缓,泥沙就大量沉积下来,河床也增高,河水常常泛滥成灾。然而盆地的东边却被玉垒山阻隔,岷江的水流不过去,又常常闹旱灾。所以,李冰决定在灌县城郊通玉垒山,引水分洪。在此同时,为了将江水引到东边,灌溉东边的大片农田,他还在这段江中筑坝使水分流。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李冰终于组织数十万民工完成了都江堰这项伟大水利工程。此后,蜀郡的盆地也开辟出了千顷良田,成为有“天府之国”之称的鱼米之乡。

农耕技术的发展

农耕技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演变上,牛耕和铁器的使用在我国农业技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从材质方面:石,骨,木---青铜,铁。

(2)从工艺方面:打制---磨制----冶炼,铸造。

(3)从牵引动力方面:人力----畜力。

(4)犁耕、播种、灌溉技术不断进步。

五谷“五谷”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微子》,一老农对孔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通常认为稻、黍、稷、麦、菽(即大豆)是这里所说的“五谷”,也有人认为麻(指大麻)、黍、稷、麦、菽为五谷。不论哪种说法,都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分类概念,可以看出稻、黍、稷、麦、菽、麻是当时最重要的作物。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五谷”一词也成了粮食作物的总称。

五谷的起源

五谷是人猿分离和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质基础,远古时代的中国人就开始了对农作物的栽培。稷(谷子)是我国原产,西安半坡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发现距今六七千年的粟粒和粟壳,说明我国在农耕时代就开始栽培谷子。从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黍穗和黍壳看,黍也原产于我国。我国最古的文献里将大麦、小麦通称为麦,后来大麦、小麦名词先后出现,安徽亳县钓鱼台的西周遗址出土了小麦种粒。稻也原产于我国,根据多处远古遗址遗物看,早在四五千年到六七千年以前,我国的水稻生产已得到普及。世界各地栽培的大豆也是从我国传过去的,由于菽的难保存性,至今尚未发现大规模大豆的出土,但可以肯定我国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种植大豆。大麻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纤维作物兼食用作物,根据出土遗物看,新石器时代北方已经栽培大麻,南方可能也已栽培苎麻。

蚕桑溯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传说中蚕桑、织绸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这说明蚕桑生产在我国很早就已开始。直到公元5世纪,罗马人还不知道从中国运去珍贵丝绸是从蚕儿嘴里吐出来加工而成的。蚕桑在我国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个被刀子切过的蚕茧,山东益都等地的殷代奴隶主的坟墓中还发掘到一种玉蚕饰品和丝绸残片,说明蚕桑已为当时人们所熟悉。在长江流域,江苏吴江县的梅堰发掘到印有蚕纹的黑陶,浙江吴兴县钱山漾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绢片、丝带、丝线等。这说明无论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至少在三四千年前已经养蚕,并利用蚕丝织绸了。

陂塘

陂塘及坡塘、池塘。《国语·周语下》中说:“陂塘污庳,以钟其美。”韦昭注:“畜水曰陂,塘也。”韩愈曾在《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提到:“筑堤扞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水……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万二千顷。”曹寅作诗《闻蛙》:“南园旧经行,陂塘盛藻荇。”由此可见,陂塘是利用自然地势,经过人工整理的贮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兴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芍陂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大型筑堤蓄水灌溉工程。

井灌

井灌是利用提水设备提取井水灌溉农田的措施,是地下水的一种利用形式。井灌的历史悠久,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有木结构水井,是已发现的最原始的水井,距今约5700余年。北方许多地方地表水不足,故重视发展井灌。自战国后,北方井灌相当流行,历代政府也提倡凿井。如唐代应用水车提取井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根据不同的砌护材料将水井分为石井、砖井、苇井、竹井和木井等,并明确提出井以深、大为佳。

农具史

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创造出许多农具。最早的农具原料是石、骨、蚌、角等,原始人类用石斧砍伐树木和杂草、整地;用尖木棒松土播种;用石刀、陶刀和蚌收割庄稼;用石磨盘、磨棒和石臼加工粮食。战国时代出现了青铜农具,种类主要有镢、锛、臿、斧、斨、镈、铲、耨、镰、犁形器等,这是中国农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为铁制农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战国后期,铁制农具出现并推广,成为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铁制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使清除大片森林变为耕地、牧场,大面积的田野耕作成为可能;甚至对农业生产关系、土地耕作制度和作物栽培技术等也有重要影响。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汉以后中国农具种类逐渐增多,包括取水机具、耕翻平整土地的农具、播种农具、耕除草农具、收获农具等几大类别,各类中又有不同的工具类型。“六畜”“六畜”指的是马、牛、羊、猪、狗、鸡,《三字经》里说道:“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共鸣器

共鸣器是古人用以侦探敌情的工具。《墨子·备六》记载了几种战国初期的共鸣器。一种是在城墙根下每隔一定距离挖一深坑,坑内埋置一个容量为七八十升的陶瓮,瓮口蒙上皮革,让听觉聪敏的人伏在瓮口听动静。遇有敌人挖地道攻城的响声,不仅可以发觉,而且根据瓮声的响度可以识别来敌的方向和位置。另一种方法是,在同一个深坑内埋设两个与前一种方法相同的瓮,并将这两个瓮分开一定距离。根据这两个瓮的响度差来判别敌人所在的方向。还第三种方法是:一个瓮和前两种相同,也埋于坑道内;另一个瓮大,要能大到足以容纳一个人。将大瓮倒置于坑道地面,并让监督者时刻将自己覆于瓮内听响动。利用同一个人分别谛听这两种瓮的声响情形而确定来敌的方向和位置。以上几种侦探方法被历代军事家沿袭使用,唐代李筌、宋代曾公亮、明代茅元仪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记述了类似的方法。20世纪初一些国家和民族还继续采用这些古来的共鸣器以备战争需要。

墨子的科学成就

墨子不但是墨家的创始人,而且在科学领域也有辉煌的成就。据说,墨子可能是出生在一个以木工为谋生手段的手工业者家庭。而当时的工匠是世袭的,因此墨子从小就承袭了木工制作技术,并由于他的聪明巧思,使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师和杰出的机械制造家,为他后来的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天资聪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600斤重的物体;制成的木鸢,能在天上飞三天;还比当时的巧手公输盘更早的发明了云梯;还发明了坑布之法引导山民坑染布料。墨子还把自己对坑布技术的感悟上升到哲学的思维高度,这就是后来他写的名篇《所染》。 由此可见,这位墨子还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在墨子的著作中,一部分学说涉及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声学等。小孔成像原理还是墨子最早发现的。他的微分学原理,也比西方要早。

第六节 军事

  

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也称齐鲁长勺之战。长勺之战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的战事中规模不大,但是它以后发制人、敌疲再打的防御原则取胜而著称,也是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战事典范。中国春秋初期,即位不久的齐桓公,拒纳管仲内修政治、外结与国、待机而动之谏,于周庄王十三年(前684)春发兵攻鲁。鲁国谋士曹刿随着鲁庄公出战。鲁军根据齐强鲁弱的形势,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一说曲阜北)迎击齐军。两军列阵毕后,鲁庄公欲先发制人,被曹刿劝止,曹秽建议庄公坚守阵地,以逸待劳,伺机攻破敌军。而齐军方面求胜心切,凭强大的兵力主动向鲁军发起连续3次进攻,都受到鲁军的挫败造成自己战力衰弱,斗志沦落。曹秽见时机已经到了,建议庄公传令鲁国全线出击,鲁军发动于是凭借高昂的气势,一鼓作气勇猛的冲向敌人,冲跨齐军的车阵,大败齐军。庄公见到齐军败退,急欲下令发起追击,又被曹秽阻止。曹秽仔细下车观查,发现齐君撤退的时候是手忙脚乱的,才下令继续追击,结果齐军遭到重创,齐以失败告终,最终鲁军将齐军驱逐出鲁国的边境。

泓水之战

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初冬发生的泓水之战,是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一次作战。时夏,宋襄公率军进攻臣服于楚的郑国,楚成王发兵攻宋以救郑。宋襄公闻讯回师,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乘楚军渡河过半时予以打击,宋襄公断然拒绝。楚军全部渡过泓水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的箭伤,连其禁卫军也悉数被楚军所灭。泓水之战因为思想保守、墨守陈规而导致失败,宋国也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越灭吴之战

周元王元年至三年(前475—前473),在吴楚争霸战争中,越军于吴城(今江苏苏州)攻灭吴国的作战。周敬王四十二年(前478),越军在笠泽之战中击败吴军后,随即进攻吴都吴城,未克。周元王元年,越王勾践率军大举攻吴。吴国经多年战争,士民穷困疲惫,青壮年大多阵亡,无力抵御越军,一战败北。越军采用围困战法,包围吴城,长达三年之久。吴军终于势穷力竭,“士卒分散,城门不守”。三年,越军乘势攻破吴城。吴王夫差率残部逃往姑苏山。越军追至,又将其包围。夫差派人向勾践求和,未允,被迫自刭而死,吴国遂亡。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晋文公战胜楚军,建立霸权的战役。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与齐、秦、宋等国联合,进攻依附于楚的曹、卫二国。楚军北上援救,联合陈、蔡在卫国的城濮(今河南濮城)与晋交战。战争开始,楚占优势。晋军尊重诺言,先“退避三舍”,然后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左右两翼予以猛击。楚军大败,晋国从此成为霸主。楚国通过侵略扩张,基本上征服了中原地区的各个弱小国家,中原除了晋、齐、秦三大国外,实际已成了楚国的势力范围。当楚国正在分派重兵阻止秦国南下楚地,又派重兵驻守谷邑虎视齐国之时,宋国却背叛了楚国,倒向晋国,既给欲图霸业的楚国当头一捧,又鼓励了晋文公赶走楚国、图霸中原的抱负。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居于劣势的晋国,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恰当地选择了战场,采取政治外交联盟,造成对楚优势,掌握主动权,处于有理、有利的战略地位。然后,避楚锋芒,退避三合,诱敌深入,合兵突击,取得决战胜利。此战的“退避三舍”方针,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发展。

长平之战

公元前262年,秦军围攻韩国上党(今山西沁河以东地区)。上党郡守冯 亭不敌,献上党于赵,借赵军抗秦,引发了秦赵 之间的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战。开始赵国以廉颇为将,他凭借险要地势坚壁增垒,采取固守不战的策略。秦军久攻不下,历时三年。公元前260年,秦派人到赵国散布谣言,说秦国不怕廉颇,只怕赵括。赵王中计,改任赵括为将。秦利用赵括骄傲轻敌的弱点,交战时假装不敌赵军,连续后退。赵括率领赵军开垒出击,长驱直入,攻击秦军营垒。秦军早有防备,赵军不能攻下其营垒。此时,白起派出两支奇兵,由左右两翼迂回,切断赵军退路。赵军被围困,只得筑垒坚守。赵王忙派兵增援。秦王知道赵派援兵后,便往河内(黄河以北)征发年满15岁的男丁参加长平之战,堵截赵国援军。9月,赵括将赵军分为四队,轮番冲击,企图杀出一条血道,但未成功。赵括被射死,40多万士卒被迫降秦。白起怕赵军日后反叛,只让年少体弱的二百四十人归赵,其余全部坑杀于长平。 长平之战以赵国的惨败而告终,赵军先后死亡达45万人,赵国实力由此大为削弱。

长平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杰作,白起依靠自己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给赵军以毁灭性打击,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

三十六计《三十六计》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总结,此兵书为何时何人所撰已难确考。全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生优育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又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具有朴素的军事辨证意义。

三十六计以次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代虢。

最早的骑兵部队

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出现在我国古代军队中,最早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307年,赵国武灵王为了对付北方胡族的入侵,抛弃了传统笨重的战车,开始改用“胡服骑射”,组建骑兵部队,于是在战场上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争取了主动。《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据史料记载,《孙子兵法》为春秋末年吴国的伟大军事家孙武所著,全书共十三篇,分别是: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它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作战经验的合的天才产物。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涉及到战争规律、哲理、谋略、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面内容,堪称古代兵学理论的宝库和集大成者,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是孙膑辞官归隐后,潜心军事理论研究,写成的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早有著录,其后失传,《隋书·经籍志》即不见著录。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孙膑论兵的竹简,经过整理、注释,编纂为《孙膑兵法》,由中国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2月与7月两次公开出版。共364简,11000余字,分上、下两编,各15篇。该书继承了《孙子兵法》等书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中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上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孙膑兵法问世之后,虽曾失传,但在《史记》、《通典》等古籍中仍然保存了少量佚文,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竹简《孙膑兵法》出版后,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但是,该书因袭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杂有一些迷信观念,则属糟粕。《吴子》《吴子》相传是战国初期吴起所著的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战国末年已经开始流传。《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它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它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吴子》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六韬》《六韬》是中国古代一部非常著名的兵书。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朝的姜太公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61篇,近2万字。《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六韬》还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的始祖。《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尉缭子》《尉缭子》是中国古代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某些高于前人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它丰富而具体的军制、军令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主张治国治军用法严酷,是其糟粕。《司马法》《司马法》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关于它的作者和成书的年代等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散佚了很多,尽管该书155篇仅存5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宋代以来,《司马法》一书被列为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美化上古教化,突出仁义说教,它的拘泥保守的思想也是不可取的。

第七节 政体

春秋官制

春秋时期的官制与西周基本相同,各诸侯国根据周天子的官制,在自己国内设置相应的小朝廷,个别诸侯国设置职官的名称与西周稍有不同。中原各国的地方政权基本上实行国、野制。国,是指国都及附近地区;野是国以外的远方农村。根据田、野的不同组织形式,分别设置各级官吏进行管理。

战国官制

战国时期是我国官制基本形成时期。总体来说,战国各国大都实行以国君为首,下有相、将二官分管文武的中央集权体制。丞相是百官中最高的行政长官,承君王之旨,辅理国政。将的地位仅次于相,是国家最高军事统帅,多以擅长统兵作战的武将充任。将职称将军,有时为了突出最高统帅的地位,设有上将军、大将军等。将军之下,设有国尉、都尉等高级武官。各国在地方多设置郡、县,实行以郡领县的两级制。郡的行政长官是守,由国君直接任免。郡守下设郡尉,主管郡内军务。郡下设县,长官称令。令下有丞,分管财政和讼狱;有尉,管军务;有司马,管马政;有司空、管县内土建工程及刑徒。

鲁国“初税亩”

公元前594年,鲁国废除过去按井田制征收赋税的制度,实行不分公田和私田一律实行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这就是“初税亩”。“初税亩”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国家不再凭借所有者的身份收取地租,而是以国家的身份依靠政治权力按土地数量征税,具有政治强迫性、收取固定性、缴纳无偿性的的特征,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税收制度正式形成。“初税亩”的实行使鲁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其他诸侯国纷纷仿效。

九州、九鼎的由来

相传黄帝将天下化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大禹治水成功后,利用九州进贡得来的金属,铸造了九个鼎(一说仅一鼎,因材料来自九州,故称九鼎),还在九鼎上记录了九州的地理状况。因此,代表天下九州的九鼎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夏、商、周各代帝王都将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各诸侯国也希望据为己有。

七教

七教是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一种伦理教育术语,即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之间各自应当遵从的伦理规范。孟子曾将它归纳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因此也有“五教”的说法。孔子的七教指的是:敬老、尊齿、乐施、亲贤、好德、恶贪、谦让,即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孔子认为这七教是治民的根本。

庙号

庙号起源于商朝,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在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死帝王的全号。习惯上,唐朝以前的皇帝不称庙号,只称谥号。唐以后,谥号的文字加长,才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如建立唐朝的李渊是唐高祖,接替李渊即位的李世民是唐太宗。汉朝对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因此不少皇帝都没有庙号。后“祖”逐渐泛滥,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除了中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越南李朝、越南陈朝、後黎朝、莫朝、阮朝帝王也有庙号。

谥号

谥号是古人死后按其生平事迹评定褒贬的称号,常见有表扬的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等,批评的炀、历、灵等,同情的哀、怀、愍、悼等。如广施仁义、敢做敢为的汉景帝,能克定祸乱、威强睿德的汉武帝。与一般人不同在于,皇帝的谥号由礼官拟定,报请新皇帝裁定公布。同一王朝各代帝王谥号是不能重复。早在西周时期谥号便已在贵族之间普遍采用。秦始皇为维护帝王的尊严,不准群臣和后人对自己有所评议,下令废去对皇帝之谥。西汉吕后当权时恢复谥号,一直沿用到清末。谥号最初只有一个字,发展到后来成了褒义词的堆砌,武则天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即自己定谥的先例。谥号也由客观地评判变成了一味地溢美,字数越多,溢美程度最高,谥号最长的皇帝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谥号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尊号

尊号就是表示对当权者尊敬的称号。秦统一之前帝王被称为天子、帝、皇、王、后等,秦始皇后则称为皇帝。为了凸显皇帝的权威,臣子们会绞尽脑汁在“皇帝”之前冠以一系列形容词加以润色,使之更加崇高和神秘。而且越到后来,尊号越长。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受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宋太祖乾德元年受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圣德皇帝”;清乾隆皇帝全部称号为“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与之相对应的皇后及太后的尊号,称为徽号,如慈禧的徽号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后是中国古代皇帝法定母亲的尊号,自西汉历代沿称。皇帝以嫡子即位后,生母在则以嫡母为皇太后,无生母则以先帝皇后为皇太后,生母、先帝皇后皆无,则以抚育皇帝的先帝嫔妃为皇太妃,有时也加封为皇太后。皇帝以庶子继位的,则以生母为皇太后,如果嫡母也在,则并为皇太后,且嫡母皇太后通常位在生母皇太后之上;但是生母身份过于低微的,不能称太后,最多只能被尊为皇太妃。皇帝以旁支入继的,以继母(先帝皇后)为皇太后,且须认继母为嫡母。继位皇帝与先帝同辈、甚至较先帝为尊辈的,则以皇帝本人的法定母亲为皇太后。北魏比较特殊,为了防止外戚干政,实施“母死子贵”制度,后宫女性只要生下皇子,一律被赐死。幼龄皇子需要旁人的呵护,因而出现保太后(或褓太后),她在新帝登基之后,以新帝之保姆为皇太后。因这项制度太残忍,北魏中晚期不再严格执行。

皇后

皇帝的正妻称皇后,在后宫的地位等同于皇帝在前朝的地位,是众嫔妃之主。皇后的名称从秦沿用到清末。“后”原意为君主,如大禹的儿子启称为“夏后氏”,射日的后羿等。在甲骨文的卜辞中,“后”经常被用来代指氏族中的女性首领。后来词意逐渐演化为帝王的正妻。周以前天子的妻子还称为“妃”,周朝开始称为“后”。《礼记·曲礼下》明确规定:“天子之妃曰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与始皇帝相称的就是皇后。

公主

公主起源于周朝。周天子嫁女时,由同姓的诸侯主持主持婚礼,因诸侯被称为公,天子的女儿就被称为“公主”了。当时诸侯的女儿也称为公主。从西汉开始,只有皇帝的女儿才能称为公主,且皇帝的姊姊称为“长公主”,先皇帝的姊妹为“大长公主”。汉代的公主有皇帝赐给的甲第,还都有自己的封邑,如舞阳公主封地就为舞阳县。晋代的公主封“郡”,简称“郡主”。两汉到晋的县主和郡主都指皇帝的女儿。至隋唐,太子的女儿为郡主,诸王之女为县主。明清两代亲王的女儿为郡主,郡王的女儿为县主。

车裂

车裂是古代一种非常残酷的死刑,普遍认为,执行的方式是:将受刑人的头与四肢分别系于五车之上,然后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将肢体撕裂。民间俗称的“五马分尸”就是指车裂。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将“五马分尸”刑当作正式刑名颁于天下,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独一无二之例。车裂的残酷性一方面在生理加重了受刑者肉体的痛苦,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戕害了古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德观念。因此,对受刑者来说,以全尸死去是他最大的奖赏。历史上死于此刑的有秦国的商鞅、宦官嫪毐、东汉黄巾起义组织者马元义、隋代礼部尚书杨玄感等。“陛下”“陛下”中的“陛”,原指帝王宫殿的台阶。《荆轲刺秦王》:“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此进至陛下。”这里的“陛下”就是大臣谒见帝王时所处的地点和位置。因帝王两侧的侍者时刻在皇帝旁边戒备,臣子称呼皇帝时不能直呼天子,必须先呼台阶下的侍者而告之,因而称“陛下”,意思是通过在你台阶下的臣属向你传达卑者话,表示卑者向尊者进言。久而久之,“陛下”一词就成为帝王的尊称。

圣上

圣上是封建时代臣民对在位的皇帝的尊称。皇帝的权利极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皇帝的权利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约束皇帝的只能靠其修养,只有通过道德力量的感化、用圣贤的道理来教训他,把皇帝培养成有道德的“圣君”。因此皇帝就成了“圣上”。

上下其手

上下其手表示以玩法作弊,颠倒是非。春秋楚襄王二十六年,楚国出兵侵略郑国,而弱小的郑国根本没有抵抗能力,郑国战败,郑王颉被俘虏。楚国公子围想冒认俘获郑颉之功,和穿封戌发生争执,一时没有办法解决二人的冲突。他们就请伯州犁作公证人,判定到底是谁的功劳。伯州犁命人带了郑王颉,向他说明原委。接着伸二指,用上手指代表公子围,用下手指代表穿封戌,然后问他是被谁俘获的。郑王颉受伯州犁语言暗示,加之被穿封戌俘虏,心底狠他,就指着上手指,表示是被公子围所俘虏。伯州犁便判定这是公子围的功劳。伯州犁和郑王颉合作成全了小人,像这种枉法舞弊的行为就被后人称为“上下其手”。《法经》《法经》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由战国时期魏国宰相李悝制定。《法经》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李悝认为盗和贼是威胁国君统治的最大隐患,所以将它们放在最前面。由此可见,《法经》的阶级本质就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和封建等级,将法律的锋芒直接指向劳动人民。《法经》基本汇集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法律成果,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八节 文物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1978年出土于战国诸侯曾侯乙墓中。曾侯乙编钟共 65 枚,分八组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65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刻着的乐律铭文是研究我国古代乐律极其宝贵的材料。曾侯乙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略次于现代的钢琴。几乎能奏出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作品。中国两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恢宏的乐队,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它的创造反应了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

最早的镀铬技术

秦始皇兵马俑出土了一批铸造工艺水平很高的兵器。著名的秦始皇长剑历经两多年不仅表面没有生锈,剑身布满了精美的纹饰,而且锋利依旧。经过专家测定,宝剑是由铜、铅、锡三种金属构成,且比例掌握恰到好处,使得宝剑坚硬锋利而富有韧性。经测试还发现,这柄剑表面有一层10至15微米的含铬化合物氧化层,这表明中国人在秦代就已经掌握了铬盐氧化处理技术。现代人知道镀铬技术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德国人还因此申请了发明专利。谁也没想道早在2200年之前的中国就有了铬盐氧化处理技术,但古人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化学方法在兵器上镀铬至今还是一个谜。

圭表

圭表是中国最古老﹑最简单的一种天文仪器,“圭”即度量。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度的,由正南北方向平放的尺“圭”和直立在平地上的标竿“表”两个部件组成,圭和表互相垂直组成。根据正午时度量表影的长度可以推定二十四节气,从表影长短的周期性变化可以确定一回归年的日数。根据《考工记》可知,战国之前的人们已懂得使用铅垂线来校正表的垂直,用水平面来校正圭的水平。今天河南登封观星台和江苏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保留着保留有古代珍贵的圭表。

瓷器

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已经是中国的代名词。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工艺较为粗糙,被称为“原始瓷”。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当时的北人南迁及厚葬之风盛行,形成了以浙江上虞为中心的瓷器发源地。随着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至宋代时瓷业已达到最为繁荣的鼎盛期,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瓷器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形成了众多的陶瓷产区,著名的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多姿多彩的瓷器不但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古文明文化,而且对东亚及世界古文明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陶瓷与丝绸被世界并称为“中国两大物宝”。

玉崇拜《说文解字》说,玉具有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等五个优美的特性,凡具这五个特性的美石都称为玉。由此看来,玉在中国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早在旧时期时代,中国古人就发现玉石的可贵之处,根据它比一般石头硬的特点,人们用它来加工其他的石制品;根据它与众不同的色泽和光彩,人们就用它来做装饰品。但是由于玉石加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玉器并不多,只有族长、祭师等少数头面人物才有资格佩带并使用它,所以玉器就逐渐演变成礼器、祭器,由一种特别性质的石头转化为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古玉孕含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沉淀和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直到今天,人们一看见古玉,在欣赏它的造型、沁色、、质料时,心中油然而升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已出土的竹木简帛书

竹木简帛书是纸张问世以前的书籍,盛行于甲骨文、金文之后的秦晋时代。战国时代的简,已出土的有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观及随县擂鼓墩等地的竹简。秦简有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中的460支,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也出土了10种秦简,包括《秦律十八种》、《语书》、《日书》等,内容很丰富。汉代的简较著名的有长沙马王堆1号、3号墓出土的医术内容的竹木简。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的4942支竹简,内容多为兵书,其中有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武威磨咀子、旱滩坡等东汉墓葬中发现竹木简六百余支。甘肃破城子旧居新发现简牍19000多支,是解放后出土简牍最多的地区。

帛书又称绍书,是古代用墨写在丝帛上的典籍资料。帛书的历史可上溯至春秋时期,下限是南北朝。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帛书,是1942(一说1934)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战国楚帛书。这件国宝出土不久就落入美国人考克斯之手被带到美国,几度易手,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28件帛书,内容大部分是汉以后失传的佚书,如《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等。

铜镜

铜镜是古人用铜做的镜子,与古人生活密切相关,不仅被用来照面饰容,还是一种可以驱邪的法宝。如古代的武士甲胄后背或前胸多嵌有一块“护心镜”。铜镜“观照妖魁原形”的功能还被用于今天的民居建筑习俗中,人们把一块小圆镜镶在大门顶端中间部位意为镇邪驱怪。铜镜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铜镜背面的纹饰和铭文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有一定的关系,小小的镜背面积上选用的纹饰更是时代的代表,为后人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铜镜在考古学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它是古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而且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镜风格各自不同,所有它又成为古代墓葬中断代大标准器之一。

晋国古城遗址

晋国古城遗址位于山西侯马市汾、浍两河交汇处,约有33平方公里,仅存宫殿台基残迹。春秋时期,今侯马一带是晋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晋国208年的历史使其空前辉煌。如今已经在侯马附近发现多处古城遗址,一处3000平方米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量的铜贝、包金贝、大小铜器、包金器、玉器、骨器、装饰品、铜锭、铝锭、陶范,及编钟、编磐等。在牛村古城东南还发现3800多平方的盟誓遗址,发现四百多埋葬着牛、马、羊和玉币等牺牲的坑,其中41个坑内出土了约数千件盟书。晋国所在的春秋时代正处于我国奴隶制度崩溃、封建社会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对晋国古城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1961年,“侯马晋国遗址”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临淄齐国故城

临淄齐国故城位于今临淄市临淄区齐都镇,临淄是我国历史上周代齐国的国都,故城内外,文物浩繁,历史陈迹遍布,被誉为“地下博物馆”。齐国故城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小城在大城的西南方,两城相连接。大城南北4.5公里,东西3.5公里余,是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郭城;小城南北2公里,东西1.5公里,是国君居住的宫城。两城面积15.5平方公里。故城的城墙残垣尚存,夯筑痕迹依稀可辨,城门十三座。城内道路纵横,多与城门相通。现已探明主要交通干道十条,小城内三条,大城内七条。道旁居住、作坊遗址遍布。

曲阜鲁国故城

曲阜鲁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内及其外围地区。鲁国故城是周代鲁国的都城,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延续时间最长的都城。西汉的三百多年间,故城从西周到汉代共经过八次大规模的兴建修葺,后为县治。宋代迁县治于寿丘,城逐渐毁废。鲁国故城周长11.9公里,城垣东西长3.7公里,南北宽2.7公里,城的四周围有城壕;东、西、北三面各辟城门3座,南面辟城门2座,门道宽7—15米。今日的曲阜市位于鲁国故城的西南角,面积仅占故城面积的七分之一。内城在故城的西南角,约占大城的四分之一。内城的中心有一片高地,是宫殿区和太庙的所在地,宋代在高地建立的周公庙,保存至今。高地的四周分布着衙署、商业区和住宅区。故城的北部和西部是冶铜、冶铁、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排列十分密集。西部还有墓葬区,现已发掘了100余座周代的墓葬,出土了许多的青铜、陶、骨、蚌等器物,这些随葬品带有商文化和周文化的共同特征,这也证明了周代鲁文化是综合了商文化和周文化等因素而形成的。

楚纪南故城

楚纪南故城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当时称为“郢都”,也称“纪郢”,位于湖北省江陵县城北5公里处。纪南城址规模宏大,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总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城墙周长15.5公里,有的地段现在还存有高达6.7米的城墙遗迹,都是由夯土筑成的,十分坚固。城的四周开辟有七座城门,已发掘的西垣北段城门有三个门道,两侧还有类似门房的建筑遗迹。南垣及北垣的古河道出口处,是两座水门。城内夯土建筑的台基十分密集,高低不等,有的高达6米。遗址内遍布古井、窑址等遗迹,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以及东周的文化遗物,俯拾皆是。在城内东南部发掘的东周时期的房屋,墙基长60米,宽14米,规模较大,应为当时宫殿建筑的组成部分。城内的凤凰山,在楚都徙陈(今河南淮阳)以后,成为秦汉的墓地,著名的西汉古尸、大量的汉简及精美彩绘漆器,均出土于此。

郑韩故城遗址

郑韩故城是东周时期郑国和韩国两国的国都。位于今新郑市区周围,双洎河(古洧水)与黄水河(古溱水)交汇处。平面呈不规则三角形。城垣周长20公里,城内面积16平方公里,城墙用五花土分层夯筑而成,基宽40—60米,高15—18米。北墙外侧有数处马面建筑,是全国最早的新型城墙防御设施。郑韩故城内文物遗迹星罗棋布,目前发现城门遗址4处,在城内南北走向有一隔城墙,把故城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内分布有韩国宫城和宫殿区、缫丝作坊遗址。东城内分布有郑国宫庙遗址、祭祀遗址、铸铜遗址和韩国铸铁、制骨、制玉、制陶等多处遗址。故城内外有郑韩两国贵族墓地多处,其中大型韩王陵墓群12处。平民墓葬区主要分布在城东黄水河东岸、城南和城西双洎河西岸一带,城北墓葬极少。郑韩故城的布局体现了当时东周列国都城的典型模式,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是当时天下名都;是目前世界上同一时期保存最完整、城墙最高、面积最大的古城。

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维吾尔语称“雅尔果勒阔拉”,位于吐鲁番市以西10公里的雅尔乃子沟中30米高的悬崖平台上。交河城为车师人所建,建筑年代早于秦汉,距今约2000—2300年。现在的交河故城为唐代遗存,建筑布局别开生面,独具一格。全城只有南门、东门两座城门,所有建筑几乎全是从天然生土中挖掘而成的。最高建筑物有三层楼高,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也是保存最好的生土建筑城市。古城中央有一连接南门和佛教大寺院的南北向的子午大道,把古城一分为二,分为东区、西区。东区为官署区,东门高高矗立在高达几十米的黄土崖岸上,城门遗址保存较好,两侧岩壁上设置的门额方孔、放哨 望的角楼哨所遗址清晰可辨,几口大型深井星罗棋布。西区为手工作坊和居民住宅区,发现有陶窑遗存。北部区主要是佛教寺院区,气势雄浑的佛教大寺院在交河子午大道的北端,与东西官署区、手工作坊、居民住宅区呈一品字结构,鼎足而立。塔林西北方不远处发现著名的地下室佛教寺院,为西域佛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赵邯郸故城

赵邯郸故城位于邯郸市区及其西南郊,包括赵王城及大北城两部分,是战国时期赵国都城遗址。赵王城为赵都宫城遗址,分东、西、北三城,平面呈“品”字形。城内地面上有布局严整的龙台、南北将台等夯土台,地下有面积宽广的夯土基址,显示了我国封建社会初期都市建筑的基本面貌。大北城发现了作坊、炼铁、陶窑遗址。赵王城总面积约1888万平方米。全城分廓城与宫城,两部分相距60余米。宫城习称赵王城,由西城、东城、北城组成,平面似品字形,位于今邯郸市西南 4公里处,城内面积约 505 万平方米。廓城位于宫城东北,平面为不规整长方形,东西最宽处3240米,南北长4880米。除西垣的 “铸箭炉”、“梳妆楼”、“插箭岭”、“王郎城”等 处有地面上断续的夯土墙以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地表以 下 0.2—8米的深处。大北城为当时的商业、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城址已湮没,现在尚有插箭岭、照眉池、梳妆楼、铸箭炉等遗迹。

中山王陵

中山王陵位于河北省的平山县,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陵,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中山国是春秋末年由鲜虞人建立的一个小国,中山古城即是当时中山国的都城。王陵区共3处,分布于古城的西部及西北部,现已发掘了两座大型陵墓。两墓地面均有夯筑的巨大封土堆,东西宽92米,南北长110米,高约15米。陵墓上还建筑有供祭祀用的墓上建筑。陵墓的两侧各有2座陪葬墓,封土前有对称排列的车马坑、船坑和杂殉葬坑。陵内墓室为中字形,中间为方形的椁室。中山王陵共出土随葬品19000余件,其中包括青铜礼器、陶礼器、漆器等,其中许多器物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为研究中山国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对于认识中山国的历史及文化,有极大的意义。

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墓葬,位于湖北省随州市,形成年代约为公元前433年前后。曾侯乙墓为大型木椁墓。墓东西长21米,南北宽16.5米,总面积约220平方米。木椁分为东、中、西、北四室,其间分布有众多随葬器物。曾侯乙墓共出土遗物15404件,可分为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金器、玉器、漆木器、竹器等八大类。出土物数量众多、规模宏大,为中国发掘的同类墓葬中所罕见,其中的“曾侯乙编钟”更是闻名世界。曾侯乙墓的发现,向人们展现了失载于文献中的曾国的历史。

大堡子山遗址

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位于甘肃礼县,在大堡子山遗址发现了大小各类遗迹近700处,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座大型“乐器坑”出土了保存完好的青铜乐器和石磬。大型“乐器坑”的发现,为确认被盗秦公大墓的墓主人、研究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和铜器铸造工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小河墓地

小河墓地青铜时代遗址位于新疆若羌罗布泊,发现罕见的具有祭祀功能的泥壳木棺墓、墓地规格最高的木房式墓葬、成排布列的“木尸”墓。部分墓葬尸体、服饰、随葬品保存较好,采集30多具古尸标本,出土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遗存的时空关系基本廓清。它将在更宽的领域对周边其它地区的考古产生影响。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是新疆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进展。

九连墩战国墓

九连墩基地位于湖北襄樊市和枣阳市的吴店镇东赵湖村与兴隆镇乌金村,全长约3公里。这两座墓的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平面均呈长方形。墓坑东面带斜坡墓道。葬具均为二椁二棺。外椁均为5室,内椁置于中室内。外棺为长方盒形,内棺为悬底弧形,棺内均存人骨。九连墩两座楚墓规模宏大,出土遗物丰富,对楚文化的研究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越国贵族墓

越国贵族墓位于江苏无锡鸿山,它的发现首次完整地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葬在同一墓地的埋葬规律,并将墓葬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墓,代表了越国贵族的5个等级;7座墓葬共出土2000件随葬品。其中丘承墩一座长57米的“中”字形特大型越国贵族墓葬,是仅次于绍兴印山越王墓的越国第二大墓,分为墓道、主室、后室3部分,主室还用木板隔成南北侧室。该墓共随葬各类器物1100余件,大多为精美绝伦的成组成套的青瓷礼器、乐器和玉器,展示了迄今为止江浙一带所发现的最高等级的越国随葬品的风采。尤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玻璃釉盘蛇玲珑球形器,是研究玻璃起源与中外文化交流的难得材料。鸿山贵族墓地的时代为战国早期,即越国最强盛的越王勾践时期,出土文物丰富,等级差别明显,是继印山大墓之后越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对越文化及越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古都开封

开封又称东京、汴梁、汴京、汴州、大梁,地处黄河中游冲积扇平原的东部,位于豫东大平原的中心位置,北邻黄河、依赖着河湖纵横、灌溉发达、气候温和、交通便利的有利条件,自古以来既享有“五门六路、八省通衢”之称,一直是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的统治中心。开封曾是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及北宋、金的建都之地,七朝都会。开封最早是魏国的都城,叫大梁,唐朝改作汴州。公元907年,朱温建立的后梁,也以开封为都城。接着,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在这里建都,同时改称为东京,又称开封府。公元960年,赵匡胤定都于开封,建立了北宋。

古都北京

北京,在战国时期为燕国都城,称为蓟城。辽代改称为燕京。金朝(1115 —1234)自金世宗起至1214年为中都。元朝定都于此,称为大都。1421年,明成祖迁都于此,改北平为北京。清兵入关后,清王朝建立,把北京作为国都。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当时称北京,北伐成功后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北京改称北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作为首都,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交流的中心。

战国贵族服饰

根据出土的战国白玉人像,战国贵族头戴冠,两侧有组缨下垂系于颌下,脑后辫发上挽,包入冠内;身穿窄袖长袍,腰系带,足穿鞋。当时社会上还流行一种“深衣”,它是一种上下相连的服装,当时无论贵、贱,男、女,文、武等,都可以穿着深衣。“深衣”后来逐渐演化成袍。唐宋的袍服,元代的质孙服,明代的曳,清代的马褂与旗袍,都与深衣有承继关系。

战国胡服

春秋战国时期胡服也很流行。胡服即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式汉族服装有较大差异。胡服一般为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瘦窄,便于活动。根据胡服骑射的故事,赵武灵王是历史上首先提倡这种服装的,最初用于军中,后来传入民间,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装束。

楚国妇女服饰

楚国地处南方,与中原各地风俗及衣饰有较大的区别。楚墓出土的陶俑中多数穿直裾袍,也有穿曲裾袍的。袍式长者曳地,短者及踝,袍裾沿边均镶锦缘。袍身纹饰为雷纹和重菱纹,重菱纹又称“杯纹”,因它形似双耳漆杯;或称为“长命纹”,象征着长寿吉利。“十二章”

纹样是中国服饰文化体系中极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十二章”就是一种纹样等级制度,这十二章分别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上可以兼下,下绝不可僭上。后来十二章纹逐渐成为中国历代帝王的专用纹饰,成为中国古代王权的标志。如天子的服装十二章纹,诸侯只能使用龙以下八种纹样,大夫用藻、火、粉米纹样,士用藻、火纹样。普通百姓服饰上不准有纹饰,称为“白丁”。

第四章 秦汉

  

第一节 事件

  

秦统一天下

强大起来的秦国不断向东方扩张领土。在张仪的连横政策下,秦国先攻打魏国,迫使魏国首先事秦,纳上郡15县予秦,对其它诸侯国形成很大的威胁。此后,秦不断进攻三晋。并利用巴蜀互攻的机会占领了巴蜀全境,获得富庶的后方基地。此时的齐国已经与秦国东西对峙,展开了争取其它诸侯国、孤立对方的斗争,而韩、魏、赵、楚、燕等国,则在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中摇摆。公元前246年嬴政登基,前238年掌权,开始了对六国的征服过程。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秦攻占赵都邯郸;前225年,秦灭魏;前223年,?秦灭楚;?前222年?,秦灭燕、赵;前221年,秦灭齐。嬴政称帝,为始皇帝。

秦朝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它是在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建立起来的。其疆域东到大海,西到今天的甘肃、四川,西南至今天的云南、广西,北到长城一带。为了巩固秦朝大一统的统治地位,使秦帝国长治久安、万世不衰,秦始皇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思想、文化及对外开拓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这些政策改革大大加强了全国的统一,对后世统一王朝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秦始皇是在残酷压榨民众的基础上完成的大一统,带有苛急、暴虐的特点,广大人民生活在沉重的赋役中,生活异常艰难困苦。随着陈胜、吴广起义号角的吹响,秦帝国只传到二世及就灭亡了。

李斯谏逐客书

公元前237年,秦国已经非常强大,各国贤能纷纷涌到秦国,形成一股新锐势力,严重威胁了秦国宗室大臣的权利。秦国权臣以各种名目纷纷上书秦王,要求驱除别国客卿。李斯原是荀子、韩非子的学生,来到秦国后成为吕不韦的舍人。秦国逐客令一下达,李斯将不得不离开秦国。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李斯连夜为秦王嬴政写了一封信,劝谏他收回逐客令,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在《谏逐客书》中,李斯运用大量的类比、比喻来说明逐客的不当,详细阐述了逐客令对堵塞秦国富强的危害。这封信文采优美,说服力强,秦王阅览后心悦诚服,下令收回逐客令。从此各国人才在秦大施才华,对秦国统一贡献巨大。经此事,李斯逐渐走向历史的舞台,成为秦国名臣。

李斯妒杀韩非

秦王嬴政取消了逐客令后,对李斯加以重用,秦国更为强大。韩国看到秦国这么强大,就派韩非子到秦国求和。韩非与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他看到韩国日益衰弱,自己满肚子才华却得不到韩王的重视,就在赋闲时间把自己治国的方略写进《韩非子》一书中。秦王嬴政看到这部书,很爱惜韩非的才华。因此韩非奉命来到秦国,嬴政热心招待他。李斯怕嬴政重用韩非,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使者,他肯定是为自己国家打算,他回国后肯定是祸害,不如找个机会把他杀了。”嬴政有些犹豫,因爱其才,便下令先把韩非扣押起来,隔日审问。韩非被监禁起来后,未等嬴政提审,李斯就为他送来毒药,韩非被迫自杀。

焚书坑儒

秦一统六国后,秦始皇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的改革。新的法令、制度实施之前,遭到很多人反对。丞相李斯进言:“有些读书人总觉得现在的制度没有古时候好,到处散播谣言,利用古书记载来攻击现行的法律制度。这种情况如果不制止,对陛下统治不利。”秦始皇认为有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他下了一道“焚书令”,规定除了秦国的历史书、博士掌管的国家图书和医药、算卦、种树一类的书外,私人收藏的各种书籍,一律焚毁。秦始皇焚书招致天下读书人的反对,儒生和方士们更加反对他。公元前212年,有两个为秦始皇找仙药的方士在一起大骂秦始皇,还带着从秦始皇那里骗来的钱逃跑,秦始皇发现后,马上追查那些诽谤自己的读书人,并亲自圈定活埋了460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它摧残了文化,压制了人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极坏的影响。

蒙恬出击匈奴

公元前215年,燕人卢生在向秦始皇献的一本图书中说到“亡秦者胡也”,于是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向北出击匈奴。次年,蒙恬将匈奴击退了七百里,夺取了黄河南边大片地区。秦始皇就在当地设置了九原郡,派犯人去戍守。因蒙恬就驻守在上郡(今陕西榆林南),匈奴首领单于只好率众北迁。秦代的势力也因此扩张到长城边,为秦始皇修筑长城提供了可能。

修筑长城

为了防止胡人南下,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令在原秦国、赵国、燕国三国章程的基础上,重新修建长城。秦代长城东起辽东,西至临洮,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万里长城雏形(明代曾重修过长城)。修筑长城是当时世界上一项最大的工程,秦始皇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花费十余年时间终于修成。长城为保证内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

孟姜女寻夫

传说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时候,强征数十万民工。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也在强征之列。孟姜女日夜思念着范喜良,于是就一连几夜为丈夫赶做寒衣,之后千里迢迢踏上寻夫之路。孟姜女一直奔正北方向走,饿了,就吃点干粮;渴了,喝口凉水;累了,坐在路边歇歇脚儿;穿过一道道的山,越过一道道的水,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凭着顽强的毅力,凭着对丈夫深深的爱,终于,她到了长城脚下。孟姜女一个城墙一个城墙地找,一个工地一个工地的寻,终于打听到丈夫范喜良的消息:“范喜良搬石头伤了脚,不能再干活了,就被填在长城底下当砖用了。”

真是晴天霹雳!一切美好的希望都消失殆尽,孟姜女心痛得混倒在地。被人救醒后,她无法接受丈夫已离她而去的事实,不觉悲从中来,一阵心酸,大哭起来。她一连哭了三天三夜,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只听“哗啦”一声,一段长城被哭倒了,露出来的正是丈夫范喜良的尸体,摸着丈夫血肉模糊的脸,孟姜女泪如泉涌,哭的更厉害了,一会儿又听得“哗啦”一声响,又一段长城被哭倒了。围观的人没有不同情他们夫妻二人的,大家纷纷上前去劝说她节哀。孟姜女第三次哭倒长城后,孟姜女纵身跳海殉夫了。

秦朝小篆

秦朝以前,各国文字差异很大,阻碍了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改圆为方、删繁就简而来。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

云梦秦简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1155支,是首次发现的秦简,称为“云梦秦简”。简文以近似小篆的秦隶书写。早的为战国末年,晚的为秦始皇时代。大部分是有关秦律,律文解释和治狱文书程式的记载,可以看到政府对农民剥削的情况和残酷的刑法等。这些文物为研究战国末年到秦始皇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特别是法律制度,提供了丰富资料。

沙丘之变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出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巡。秦始皇出巡的途中,病死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他死前留下玺书,令太子扶苏继承帝位。秦始皇的二公子胡亥随同了这次出行,他联合赵高与李斯,擅自篡改了玺书。胡亥成了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被赐死。胡亥一行人封锁了秦始皇去世的消息,载着秦始皇的灵柩回到咸阳,这才正式发丧。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

李斯之死

胡亥昏庸无能,他继位后,既想逍遥自在,又想永治天下,就问李斯有什么办法。李斯从法家的思想出发,在取宠于秦二世的基础上,提出了“督责之术”,即严刑酷法和独断专行。秦二世便采纳了李斯的“督责之术”,天下由此怨声载道,反秦起义风起云涌。李斯便劝谏二世停建阿房宫,可减少一些徭役。当时胡亥正在宴饮作乐,就命人将李斯逮捕入狱。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均被赵高扣留。赵高趁机对胡亥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同时对李斯严刑拷打,李斯承受不住,被迫承认谋反,于秦二世二年(前208)被腰斩处死。

赵高篡权

赵高因帮助胡亥夺得帝位,受到秦二世的特别宠信。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利,赵高诬陷李斯谋反,李斯申诉没能到达秦二世廷案,李斯受腰斩于咸阳市,并诛灭三族。不久,赵高便当上了丞相,被封上武安侯,大权独揽。秦末农民起义时,为了讨好刘邦,赵高逼迫胡亥自杀。但刘邦不买赵高的帐,赵高企图篡位自立,但恐百官不从,于是立子婴为秦王。赵高派人请子婴接受王印时,被太监韩谈一刀砍死。这个蒙君惑主、阴险狡诈、曾在秦王朝末期统治中翻云覆雨的奸臣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

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顾名思义就是指着鹿说是马。比喻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一典故出自秦朝赵高弄权。秦二世时,丞相赵高野心勃勃,妄想篡夺帝位。为了试探自己在朝中大臣中的影响力,他命人牵来一只鹿,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虽糊涂,但不至于弄不清鹿和马的差别。赵高建议他问下群臣到底为何物。鉴于赵高的阴险,群臣不敢得罪,一致认为这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也信以为真。指鹿为马虽是一处闹剧,却也充分说明了赵高权术阴谋。事后,赵高通过种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成了秦朝统治的独裁者。

徐福东渡之谜

秦始皇为了寻的长生不老药,派方士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和三千工匠,东渡大海到蓬莱仙道,可是直到秦始皇死也没有等到徐福的消息。徐福一帮人到底浮海到了何处,众人说法不一,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到了日本。五代后周和尚义楚最早提出徐福东渡日本,并称这一说法来自日本和尚弘顺。明初,日本和尚空海作诗到“熊野蜂前徐福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黄遒宪等人,都参观了日本的徐福墓。徐松石的《日本民族的渊源》中说,先秦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大量往日本移民,徐福率领的童男童女是其中一队。香港卫挺生的《徐福入日本建国考》,认为徐福就是日本开国者神武天皇仲田玄。台湾彭双松的《徐福即是神武天皇》一书,进一步充实了卫挺生的观点。和歌山县徐福和他的传员七人墓、徐福宫,九洲岛佐贺县“徐福上陆地”纪念碑、徐福的石家、徐福祠,奉祀徐福的金立神社等,都是日本所保存的徐福活动的遗迹。但也有认识或徐福是到了台湾或琉球,也有说是美洲,还有人说是当时航海技术差,徐福等被大海吞没。徐福东渡究竟去了何方,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

陈胜吴广起义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昏庸残暴的秦二世的统治下,广大劳动人民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用“鱼腹丹书”、“篝火孤鸣”的计策,策动起义,并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起兵反秦。陈胜、吴广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大泽乡、攻下蕲县,很快攻占了五六个县城。起义军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攻占陈县后,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为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在和秦二世的战斗中,由于义军缺乏战斗经验,而且义军内部的弱点和矛盾也逐步暴露出来,导致这支队伍全军覆灭。陈胜、吴广起义虽不到一年而败亡,但因此而在全国燃起反秦烈火,不久秦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灭亡了。

项羽学万人敌

项羽年轻的时候不好好读书,后改去学剑,又没学好。他的叔叔项梁就恨他不争气。项羽却说:“读书只要能记住自己的名字就够了;剑也只能够敌一人,也不值得学。我要学习能敌万人的本领!”于是项梁就教项羽学习兵法,项羽知道后非常高兴。由此可见项羽的远大抱负,他年仅24岁就做了副将,为以后成就“西楚霸王”的大业奠定了基础。

项梁起兵

秦末,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项梁在吴中(今江苏苏州)一带名声很大,他能文会武,成为当地豪杰的领袖。项梁暗暗教他们兵法,作为自己的子弟兵。陈胜、吴广起义时,项梁河项羽认为这是恢复楚国的大好时机。二人遂杀掉当地郡守,召集八千子弟兵,起兵反秦。项梁的子弟兵很快渡江,攻下广陵(今江苏扬州),沿路有不少豪杰带着人马投奔项梁。到了下邳,项梁的兵士已经发展到六七万人了。

巨鹿之战

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起义军歼灭秦军主力的战役。公元前207年,秦将章邯领兵数十万攻赵,围巨鹿(今河北平乡)。项羽率领几万农民起义军救赵。秦朝统治者对农民起义进行残酷镇压。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率军北上击赵,军于邯郸。赵军不支,退至巨鹿,为秦将王离部所围困。当时,在河北攻赵的秦军,不下30万之众。而这时在巨鹿城中的兵力不多,粮草将尽。赵将陈余虽领兵数万屯巨鹿之北,但不敢出兵,筑营壁自保。其它援赵的齐、燕诸军,也震慑于秦兵的声势,皆筑垒固守,不敢出战。巨鹿被围之际,赵使求救于楚。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军北上救赵。但宋义为秦军的气焰所吓倒,在妄阳(今山东曹县)逗留46天而不敢前进。项羽愤而杀宋义,楚怀王便命项羽为上将军。

大军西渡漳河后,破釜沉舟,誓与敌决一死战。经过九次激战,大破秦军,斩苏角,俘王离,秦将涉间兵败自焚。项羽又不断击败秦军,章邯不得不竖起降旗,被迫率领部署20万人投降,项羽声威从而大振。巨鹿之战,全歼了秦军主力30万人。这对最后推翻暴秦统治起了决定性作用。

项羽破釜沉舟

巨鹿之战时,项羽带领楚军渡过黄河,后命令将船全部凿沉,每个士兵只准带三天的干粮。项羽说:“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也没有粮草,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拼死向前,打败秦军。”这些没有了退路的楚军个个英勇,拼死战斗。最后,楚军打败秦军,解救了赵国。后人就将决心不顾一切地干到底的行为称为“破釜沉舟”。

作壁上观

巨鹿之战时,项羽率领楚军与秦军决一死战。当时前来救援的十几支诸侯军队,看到秦军势大,都不敢轻易出战,将领们都凭着营垒观望,被后人称为“作壁上观”。楚军的声势令人震惊,将士们似出山猛虎,楚兵的怒吼声、喊杀声、呼声动天,直杀得秦军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看到这一壮观局面,诸侯军队没有哪一队不是惊惧怕恐。巨鹿大捷后,项羽召见诸侯将领,大家都对他佩服、恐惧之极。从此,项羽成为各路反秦部队的领袖。

刘邦斩蛇起义

传说,秦末沛县泗水亭亭长刘邦奉命率500人前往咸阳骊山为秦始皇修筑皇陵。因遇阴雨,刘邦便和同来的人一起喝酒。不幸的是,他们误了工期,就有人说刘邦喝酒误事。队伍正行进时,有巨蛇挡路。刘邦强作镇静,拔出腰间的佩剑,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杀死了巨蛇。之后,刘邦对围观的人发表了长篇演说,大意是:我们现在去骊山墓,已经误了工期,造反倒是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我现在决定造反,愿意随我的请留下,不愿意就自找生路。结果大多数人都愿意跟随刘邦造反。刘邦就率领这支队伍杀回沛县,诸豪杰听说他斩蛇的威猛,也纷纷来投靠他。刘邦的队伍就越来越大,成为秦末抗秦义军中较有影响的一支。

韩信背水一战

韩信在攻战赵王歇的时候,大军途径一道极狭井径口。当时,汉军后援未到,辎重粮草又面临着被切断的危机,局势对韩信极为不利。韩信命令将士背靠大河摆开阵势,双方将要展开一场决战。因汉军背水结阵的士兵没有退路,作战十分勇猛,结果大破赵军。后人就用“背水一战”来形容在艰难情况下跟敌人决一死战。

陈平设反间计

公元前203年,刘邦被项羽围困荣阳,刘邦向项羽求和,项羽不许,楚汉战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刻。陈平献计,请刘邦以四万斤黄金买通楚军将领,让将领们散布谣言说:“范亚父和钟离昧为项羽立下很大功劳,却不能列土称王。他们二人已经同汉王约好,联手消灭项羽,共同占领项羽的国土。”项羽果然怀疑,项羽手下的著名谋臣范增被气走,钟离昧得到不重用。项羽的末日就要来临。

成皋之战

成皋之战,始于汉高帝二年(前205)5月,迄于汉高帝四年(前203)8月,它是西楚霸王项羽和刘邦围绕战略要地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而展开的一场决定汉楚兴亡的持久争夺战。公元前205年,汉王刘邦与项羽双方在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间相持颇久。刘邦屡战屡败,后制定正面坚持、敌后袭扰、南北两翼牵制的战略方针,使楚军多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前203年,汉军再度从正面反攻,乘楚军半渡汜水时大破楚军,收复成皋。项羽腹背受敌,丧失了主动,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双方强弱形势已发生根本的变化。项羽见大势尽去,被迫与汉高祖议和,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尔后引兵东归。成皋之战以汉胜楚败而告终。项羽战场指挥的成功和战略指导的失策之间的巨大矛盾反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局,给后世军事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韩信破赵之战

公元前204年,汉王刘邦与楚王项羽各自率军在今河南荥阳、成皋一带对峙。刘邦派遣大将韩信领兵几万人,东进攻赵,与赵王歇大战于井陉。赵王赵歇和赵军统帅陈余立刻在井陉口聚集20 万重兵,严密防守。赵军数倍于远道而来的汉军。韩信背水为阵,遣兵袭占越军防御薄弱的后方,使赵军腹背受敌,赵军久战不能取胜,也抓不住韩信,想收兵回营,回头一看军营里已全部插起了汉军的红旗,以为赵王已被俘虏,顿时军心动摇,纷纷逃跑。这时汉军两面夹击,赵军大败,士兵们抓获了赵王。背水之战本立于必败之地,韩信却打了个漂亮仗,从此威名更盛。

楚汉之争

项羽是原楚国的旧贵族,随叔父项梁响应秦末农民大起义。杀死会稽太守,在吴(江苏苏州)举行起义,队伍发展到8000余人。刘邦原是秦朝的沛县亭长,在萧何、曹参等人支持下,杀死沛令,自立为沛公,集聚了起义者3000多人。项羽和刘邦最初共同为项梁部下,共立楚怀王之孙为楚王,共同攻打秦军。公元前208年,楚王分遣项、刘分道伐秦,并共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全歼秦军二十万。而刘邦根据张良的建议自武关入秦,迂回前进,避免攻坚,结果却先顺利进入关中。项羽在消灭秦军主力后听说刘邦已破咸阳,便帅兵入函谷关,与刘军对峙。当时项羽兵40万在新丰源门(今陕西临潼东北),刘邦兵10万在霸上。面对如此局势,刘邦夜赴鸿门宴与项羽说和,后涉险逃回。

项羽以为自己已得天下,于公元前206年建都彭城,实行裂土分封。尊楚怀王为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此外又另分封了十八个王,刘邦为汉王。随之下令诸侯解散军队,各到封地。项羽的分封并不能使天下人心服,被封的王也不满意,刘邦就对自己封为巴蜀汉中,而秦降将封于关中表示不满。诸王随即又兴起战乱。刘邦在汉中一隅广招人才,等待时机。终于在项羽平定田荣叛乱时,占领关中。接着向东挺进,直捣项羽的老巢彭城。经过五年的苦战,刘邦逐渐占据优势。期间项羽曾提出和刘邦“中分天下”,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由此而来。公元前203年,刘邦联合诸将把项羽困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兵尽粮绝,眼望着后面滚滚追兵,于乌江自刎身亡。楚汉战争以刘邦胜利告终。“楚河汉界”的来历

公元前205年至公元前203年,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在荥阳成皋一带短兵相接不久,汉军夺取成皋趁胜推进到广武(山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楚汉两军隔着一条广武涧对峙起来。时间一长,楚军粮食缺乏,进退不得,白白消耗着粮食。项羽没办法,就把刘邦的父亲绑起来,派人大喊:“刘邦还不快投降,否则就把你父亲杀了。”刘邦知道项羽吓他,说:“你要是把父亲杀了煮成肉羹,分给我一杯好了。”“分一杯羹”的说法就出自这里。项羽没有办法,不久,楚军又被汉将彭越截断了运粮道,项羽被迫提出“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楚汉之界”就位于荥阳城(今河南郑州市荥阳)东北的广武山上,那里如今还留有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的叫汉王城,东边的叫霸王城,传说就是当年刘邦和项羽所筑。两城之间的大沟,便是“鸿沟”。

暗度陈仓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之后,封刘邦为汉王,分给他很差的封地。刘邦对此非常不满,却又无力反抗,不得不前往自己的封地。在行军的途中,刘邦通常张良的建议,把一路上走过的栈道全部烧毁,目的是为了迷惑项羽,使项羽认为自己真的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封地里不出来了。此后,项羽果真放松了对刘邦的戒备。刘邦到自己封地后,发现了韩信的军事才能,立刻提升他为大将。韩信帮刘邦策划夺取天下的军事部署时,首先修复栈道,装作要从栈道出击的样子。暗地里却和刘邦统率主力部队抄小路袭击陈仓。镇守关中的章邯看到他们先烧栈道,又修栈道,觉得很好笑,这么大的工程任他们修去吧。可是不久,章邯接到刘邦大军已入关中的紧急报告,他还不相信,等到证实消息的时候,已无力再抵抗刘邦的大军。章邯被迫自杀,号称三秦的关中要地一下子全部归属刘邦,为刘氏一统天下打下了基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后来就成为迷惑敌人的重要军事谋略。

刘邦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刘邦大军攻入关中,入住咸阳。刘邦本想住进豪华的王宫,樊哙和张良劝谏说,这样容易失民心,刘邦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为了争取民心,刘邦把当地豪杰、百姓召集起来说:“秦朝的法律苛法,害苦了大家。今天我和众位约定,我们所有人以后都要遵守三条法律: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当地人都表示拥护。刘邦还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由于刘邦的军队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为西汉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鸿门宴

从灭秦的战功上来看,刘邦远远不及项羽,然而刘邦却先攻破咸阳,根据楚王事先的声明,刘邦应该称王而功盖项羽。项羽大怒,二人相会于鸿门(陕西临潼县东),项羽邀请刘邦赴会,打算在宴会上对刘邦不利。鸿门宴上,项羽的亚父范增一再示意项羽发令,杀掉刘邦。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只好借故离开酒席,去外面找到项庄,让项庄借机杀掉刘邦。项庄进账敬酒后,舞剑为酒宴助兴,打算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保护刘邦,也拨剑起舞,掩护了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部下樊哙左手拿盾,右手提剑闯入军门。他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问来者为何人,当得知为刘邦的参乘时,即命赐酒,樊哙把盾牌放在地上,用剑在盾牌上切肉大吃,非常豪爽。樊哙吃着肉,还乘机说了一通刘邦的好话,项羽无言以对,刘邦乘机从小路跑回军营。

刘邦部下张良估计刘邦已回到营中,就进帐为刘邦推脱说:“沛公不胜酒力,怕酒后失礼先回去了,特让我向将军献上白璧一双,并向亚父献上玉斗一双,请收下。”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壁,气得范增拨剑将玉斗砍碎,并对项羽说:“你真成不了大事!将来和你争夺天下的一定是刘邦,我们就等着做俘虏吧!”正是由于项羽的“妇人之仁”,让刘邦从鸿门宴脱险,才导致了项羽的最终失败。

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的攻击而陷于孤立无援又窘迫的境地。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倒也安宁。后来,刘邦的部下张良和陈平规劝他,让刘邦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刘邦就和韩信等汇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的项羽部队,结果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而这时候,项羽手下士兵已经很少,粮食也已用尽。项羽夜里听见四面军队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禁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着唱着,眼泪不觉流了下来,一旁的人也觉得非常难过。不久,项羽骑上马带着仅剩的八百名骑兵从南边突围逃走,到达乌江畔后,一代西楚霸王自刎而死。

西汉

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中国,建立汉朝,建都长安。西汉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使国力恢复,人民生活稳定下来,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汉朝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稳固的朝代,对此后中国近两千年的专制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汉初在诸多制度上承袭了秦制,吸取秦灭亡的教训,西汉又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经过文景之治和汉武帝一代雄主,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一个高峰,如推行推恩令、“中朝”制、刺史制、盐铁专卖及“独尊儒术”等政策。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剧烈,奢侈腐败盛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王莽改制和绿林、赤眉大起义。公元25年,刘秀重建汉朝,东汉开始。

张良运筹帷幄

刘邦得天下后,在庆功宴上说:“我之所以胜,项羽之所以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用人。”他称赞谋士张良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为张良的字)。”意思是你在军帐中运用计谋,就能决定千里之外战斗的胜败,我真是不如你的计谋啊。后人就以“运筹帷幄”来表示善于策划用兵,指挥战争。

韩信忍辱负重终拜将

秦末,韩信只知读书练武,连自己的生活也无法维持。一天,他在淮阴城遇到一群少年无赖,他们欺负韩信又穷又老实,硬要韩信从他们一个人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看了看那人,就趴下身子钻了过去。引得一班恶少哈哈大笑,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韩胯夫”,嘲笑他是个钻人裤裆的男子。后来,韩信相继投奔项羽、刘邦,他的才华终于被萧何发现,成为鼎鼎大名的大将军。

萧何月下追韩信

韩信初到刘邦麾下时并未得到重用。韩信见刘邦无重用之心,决定离开刘邦。萧何知道后,急忙带了几个随从追去,直追到月亮高悬半空,才将韩信追上。萧何追上韩信,东劝西劝,才将他劝回汉营。回来后,萧何又向刘邦推荐韩信说:“你要夺天下,非用韩信不可!”韩信为刘邦分析天下之势,分析刘邦和项羽的为人,刘邦深为折服,于是拜韩信为大将。后来,韩信果然未令刘邦失望,没有辜负萧何月下追他的良苦用心,在楚汉战争中,为刘邦消灭了项羽,平定了天下。

封侯定都

汉高祖六年(前201),刘邦大封功臣。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封他为拜赞侯,食邑八千户。此外还封了其他20多个功臣。但仍有许多未受封的人,群臣对刘邦分封的结果不满意,试图起兵谋反。面对这样的局势,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在大宴群臣的宴席上,首先封刘邦最讨厌而功劳又很高的雍齿为侯。群臣看到连皇上最讨厌的人都能为侯,自己也就不担心什么了。随即群臣向刘邦提议别人的功劳怎样大,这样一来,他们之间再也不明显地争权夺利了,刘邦顺利地按自己的心意又顺着群臣完成了封侯仪式。

刘邦建国之后,立洛阳为都城,想与周王朝一比高下。齐人娄敬向刘邦进谏道:“陛下您率兵席卷蜀汉,平定三秦。人们还没从战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您就想着赶超周王朝盛世,臣认为非常不妥。”刘邦点头称是,问他应该定都何处。娄敬说:“陛下应定都关中,这样就扼住了天下的咽喉。”娄敬的建议得到张良的认可。刘邦马上迁都关中。因娄敬进谏有功,刘邦就赐他刘姓,封他为奉春君。

张良全身而退

作为“汉初三杰”之一,张良没有在刘邦诛杀异姓王时惨遭不幸,而是功成名就之后全身而退,甚至得到以残暴闻名的吕后的敬重。张良平生所学多为黄老之术,淡泊名利。目睹刘邦定天下后大肆剿杀功臣,看到功臣与贵戚之间争权夺利的丑态,张良就无意于官场政治了。刘邦称帝后就有了隐退之心。由于种种原因,张良被迫帮吕后稳定了孝惠太子的地位之后,就不再过问朝中大事了。之后,张良开辟了一片田地,亲自耕作,体验自给自足的生活。吕后专权之后,张良已经从汉代政治完全淡出。即使是吕后屡次劝说,张良仍然不为名利所动。张良的处事态度使它安度余生,又得到了后人的敬仰。

布衣将相“布衣”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后来成为一般平民的代称。刘邦的诸多功臣中,除娄敬外,绝大多数出自平民百姓。西汉建立后,这些人封将拜相,形成布衣将相的政治格局。布衣将相的出身和经历,使得西汉初年养成举国节俭的朴素作风,且注意选拔人才,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也没有后世那么森严,保证了汉初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白马之盟

刘邦与项羽争霸时,大力网络各路军事力量。在他们的帮助下,刘邦终于一统天下。汉初,刘邦采取了西周的分封制,对这些异性功臣进行了分封论赏。但刘邦始终认为这些异性王不可靠,因此他称帝后找出种种借口除掉他们,韩信、彭越等功臣就是这样被诛杀的。空出来的王位被分给刘氏子侄。刘邦晚年时,与文武大臣杀白马定盟约,立下“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的誓约,这就是白马之盟。白马之盟为西汉中央政权的巩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白登之围

公元前200年,匈奴冒顿单于率军40万南下,包围了韩王信的封地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向匈奴投降。占领马邑后,匈奴继续向南进攻,与韩王信联合围困晋阳。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兵与匈奴对敌,被匈奴包围在平成白登山七天七夜。刘邦的谋士陈平用计买通了冒顿的皇后阏氏,阏氏说服了冒顿撤兵。汉军这才从匈奴的围困中脱身。经此一劫,刘邦看出了双方兵力的差距,就采取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得到冒顿的认可。此后,汉朝开始采取“和亲”政策,汉与匈奴的关系暂时缓和下来。

和亲

中国历代都有和亲现象,汉代和亲最为普遍。秦汉时期,北方匈奴势力非常强大,他们不断向外扩地,骚扰秦汉边疆,给汉朝统治带来很大的威胁。刘邦命韩王信驻守马邑(今山西朔县),以防御匈奴的进攻。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围”后,西汉政府感到自己实力不足,就采用娄敬的和亲建议。双方约定,汉把宗室女作为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每年奉送给匈奴大量的絮、缯、酒、米等物品,并与匈奴进行贸易。吕后执政时,单于曾写信侮辱吕后,但因国力不够强大,汉继续与匈奴保存和亲关系。著名的昭君出塞就是汉元帝时汉匈和亲的证明。西汉初年的和亲政策缓和了汉、匈关系,双方进行贸易往来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人彘

人彘是把人变成猪的一种酷刑,这是吕后发明的一种刑罚。刘邦得天下后,见吕后年老色衰,便转而宠爱戚夫人,还打算立戚夫人生的赵王如意为太子。刘邦死后,吕后在诸大臣的帮助下立自己儿子刘盈为太子,是为汉惠帝。吕后掌握大权后,就把戚夫人抓起来当下人使用,折磨够了。就命人砍去戚夫人四肢,挖去她的双眼,熏聋她的双耳,最后用毒药药哑她的嗓子,扔入厕所里,命之曰“人彘”。

吕后临朝执政

汉高祖刘邦的吕后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女性统治者(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之一。她为人有谋略,刘邦在世时,她帮助丈夫杀韩信、彭越等异姓王,为巩固汉王朝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仁弱的惠帝继位,朝中实权掌握在吕后手中。公元前188年,惠帝死,立少帝。因少帝生母被吕后杀害,少帝稍微表示出对吕后的不满,就被吕后逐杀,又立常山王刘义为帝。其实惠帝死后,吕后就自己临朝称制,滥用亲信掌权。在吕后称制的八年中,人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也得以恢复。

诸吕之乱

吕后临朝听政后,企图削除刘家势力,扶植吕家势力,乃“杀高祖子赵幽王友,共王恢,及燕灵王建。于是立侄子吕台为吕王,台弟产为梁王,建城侯吕释之子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这样,吕家势力大增。刘邦的“非刘不王”的限制被打破,这算是刘家的大不行吧。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重,临终前下令吕禄掌握北军,吕产掌握南军。在吕后死后,诸吕欲诛功臣以绝后患。为抢先下手,齐王刘襄首先发难。吕产派大将灌婴迎击,灌婴到荥阳后,按兵不动,准备和刘襄及诸侯联合,共击诸吕。同时,在长安的陈平及周勃等也采取了行动,从而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可是吕氏集团依然控制南、北军,太尉周勃用计假借符节,进入北军,从而夺得统军大权。朱虚侯诛杀了南军首领吕产,并且遣入将诸吕不管男女老幼一并处死,从而把吕氏集团彻底消灭。

冯唐易老

冯唐初是汉文帝的大臣,以孝悌而闻名。由于太过正直无私,又敢于进谏,时时处处遭到排挤,不久就被汉景帝罢免官职。汉武帝即位后,广征贤良,有人又推荐冯唐。可这时候冯唐已经头发花白,年过九十,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再也不能出来任职。后来,人们就用“冯唐易老”来形容老来难以得志。

萧规曹随

萧何临死的时候向汉惠帝推荐曹参为相。曹参上任后,一切按萧何已经制定的章程做事,没有任何新的政策措施。因此曹参的工作就清闲了很多,在汉惠帝看来,曹丞相一天到晚就是请人喝酒聊天,像根本没用心帮他治理国家。汉惠帝左思右想很纳闷,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曹参居功自傲,倚老卖老。汉惠帝对曹参的儿子曹窑说:“高祖刚死不久,我还年轻,没有治理朝政的经验,正需要相国辅助我治理。他却整天饮酒不问国事,长此下去,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呢?你问问你父亲看他怎么回答,不过不要说是我问的。”曹参听到儿子的质问后大怒,狠狠地把曹窑揍了一顿。曹窑有苦说不出,只好向汉惠帝诉说委屈。

第二天下朝之后,汉惠帝告知曹窑说的话是自己的旨意。曹参立即叩头谢罪,之后问:“陛下你和高祖谁更贤能?”惠帝说:“我怎么能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曹参又问:“陛下认为我和萧何相比谁更能干?”汉惠帝笑着说:“你好像不及萧相国。”曹参就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不及先帝贤能,我不比萧相国能干。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改变他们给后人留下的治国制度呢?因此我们更应该遵照先帝遗愿,遵照执行先帝留下来的法令规章,这样不是很好吗?”汉惠帝称是。曹参为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百姓编歌谣来感激他。后来这件事就被人称为“萧规曹随”,并作为成语流传下来。

冯唐论将

汉初,匈奴来犯,汉文帝感叹地说:“要是我得到廉颇、李牧二人,就不再担忧匈奴了。”冯唐却说:“陛下您即使得到他们二人,也不会重用他们的。”汉文帝问原因。冯唐说,赵国将军李牧驻守边关时,会拿集市的租税来犒劳士兵。中央不干涉外面的赏赐,只是要求李牧完成抗敌的任务就行了,李牧的才能因此得到最大的发挥。现今云中太守魏尚,利用集市的租税和自己的生活津贴来犒劳士兵,军心大振,匈奴人不敢接近。而士兵们整天努力杀敌报国,官府却用法律条文衡量他们的战绩,奖赏就少了。魏尚因多报了六颗首级,陛下就革去了他的封爵,判处他一年的徒刑。因此,陛下你即使得到廉颇和李牧两名大将,也不能重用他们。汉文帝觉得他言之有理,当天就命冯唐拿着符节赦免魏尚,魏尚云中太守镇守边关。

安如泰山

汉景帝时,吴王刘濞野心很大,暗谋叛乱。其郎中枚乘写《上书谏吴王》,说道:“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悦。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关;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意思是,您要是能听取忠臣的话,一切祸害都可以避免。若一定按照自己所想去做,则比叠鸡蛋还要危险,比上天还难;若能尽快改变原来的主意,比翻一下手掌还容易,地位比泰山还稳固。刘濞不听枚乘的劝告,一意孤行,掀起了七国之乱,兵败被杀。枚乘却因写《上书谏吴王》而名声大作。

七国之乱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六个刘姓诸侯国国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发动叛乱。这是一场诸侯国为争取更大的权利而与专制皇权发生矛盾的挑战。叛乱很快被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镇压下去。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其他诸王畏罪自杀,七国都被废除。七国之乱的顺利平定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解决了分封制的弊病,中央王权得到加强。

景帝削藩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趁机加速了削藩的进程。规定王国境内的山海一律国有,诸侯王不准再自行治理国家和任免官吏。除此之外,诸侯王其他重要的特权也被收回,仅保留“食租税”之权。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王国彻底沦为与郡县一样归中央统一控制的地方单位。景帝削藩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桓即位不久,就下令废除了“连坐”(连坐,就是一个人犯了法,他的父母妻儿等都要牵连在内,一同治罪)和肉刑(就是在犯人的脸上刺字或是毁坏他的肢体)。他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努力避免战争,注意发展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样使社会逐渐安定下来。他本人也注意节俭。

古代皇帝多半都过着奢华腐化的生活,汉文帝生活却十分俭朴。他经常穿粗布衣服,住用都是前辈皇帝留下来的东西,从不添新的,就连他宠爱的夫人也不穿华丽的衣服。他还能关心百姓的疾苦,刚当皇帝不久,就下令:由国家供养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要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要再发一些麻布、绸缎和丝棉,让他们做衣服。他曾亲自下地种田,让皇后也去采桑养蚕。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即位,继续执行这个政策,又果断地平定了七国诸侯王的叛乱,维护了统一。他把农业看成“天下之本”,也曾像汉文帝那样,亲自下地种田。

总之,经过文景二帝几十年的用心治理,国内安定,国家也富裕了。据历史记载,当时国库里的钱多得数不清,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的粮食一年年往上堆,都堆到粮仓外面来了。后代人对这样的安定繁荣的局面都很羡慕,因此,“文景之治”的说法也就传开了。

汉武帝改革

西汉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巨大成就得益于西汉统治者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汉武帝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更是把西汉王朝国力推向了巅峰。汉武帝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政治上削弱贵族特权,加强中央集权;体制上改革官僚制度,实行人才推荐制,下层有才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经济上改革币制,实现盐、铁、酒等产品的官营化,实行均输法及平淮政策等;政局上变革民族政策,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政策由怀柔、安抚和忍让转变成了武力征讨,扩大了西汉王朝的版图。

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西汉王朝达到了鼎盛阶段。他看到以前许多同姓王的反叛以及匈奴侵扰等许多不利于国家发展的事情,便在政治上采取了削弱同姓王封国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实行盐铁酒类收归国家专营等措施,以增加中央财政的收入。在思想上,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来为巩固皇朝统治制定理论依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是:只提倡儒家学说,其他各家学说禁止传播。汉武帝采纳其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用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教育贵族子弟,选用的官吏也以儒学为标准。从此,儒学得到独尊的地位,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汗血宝马

汗血宝马体形好、善解人意、快速、耐力好,非常适合用作军马。因这种马出的汗是红色的,远望去像在滴血,汗血宝马的名称由此而来。中国历史上的汗血宝马最早记载是在西汉时期,凶悍勇猛的匈奴骑上汗血宝马,给刘邦以极大的震撼。汉武帝偶得一匹汗血宝马,心喜若狂,称其为“天马”。从西域归来的使者对汉武帝说,大宛有汗血宝马。于是汉武帝派人用金子铸成的马与汗血宝马交换,大宛国王拒绝了汉朝的要求,大宛贵族还刺杀了汉朝使者。汉武帝大怒,令李广利率兵几万讨伐大宛。汉武帝还提前挑选了两个熟悉马性的人担任执马校尉和驱马校尉。不料李广利在战场上并不顺利,没有夺得汗血宝马。三年后,汉武帝又命李广利出征大宛。时逢大宛国内发生政变。新国王为了向汉朝修好,主动答应每年送汉朝两匹汗血宝马。此后汗血宝马就引入中原,在中国兴盛上千年,但元朝时又突然消失。

桑弘羊整顿财政

汉武帝时,国家长期用兵,消耗很大。为了缓解汉王朝的财政危机,出身于商人之家的桑弘羊登上汉朝历史的舞台。从公元前120年开始,直到汉武帝去世,桑弘羊先后担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搜粟都尉、御史大夫等国家要职,一心为国家财政收入尽心尽力。在他的领导下,西汉政府均输令、平准令,算缗、告缗令,统一铸币等政策也逐步实施。桑弘羊的财政政策缓和了西汉王朝的财政危机,为西汉的强大作出了很大贡献。桑弘羊权重一时,汉武帝死后,他与霍光一起辅佐汉昭帝。因与霍光意见不和而卷入燕王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谋反事件,后被杀。

张骞出使西域

张骞(前164—前114),字子文,西汉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影响的对外友好使者。他体魄健壮,性格开朗,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武帝时以军功封博望侯,旋拜中郎将,出使乌孙,分遣副使至大宛、康居、大夏等,自此西北诸国方与汉交通,使汉朝能与中亚交流,并打通前往西域的南北两条通路,引进优良马种、葡萄及苜蓿等。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西域诸国当时无史籍记载,张骞所报道,备载于《史记》、《汉书》中,是研究中亚史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西域(主要指今新疆)也成为最早纳入中国版图的边疆地区。

设置太学

汉初,黄老学说盛行,出现很多私家教学,没有现传授学术的学校。罢黜百家之后,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于公元前124年在长安建立太学。太学的创建标志着我国封建官方大学制度的确立。一直到清朝太学(或国子学)都是国家最高学府。汉代太学设有博士授课,从汉武帝到王莽这段时间,开设了《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课程,学子最高达万人。

李陵事件

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派遣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李陵作为后勤部队随从。李陵带领步卒5000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遭到单于八万骑兵的围攻。经过八昼夜的战斗,终于兵败被俘。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却是这样一个结果,因此愤怒万分。朝中大臣也纷纷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打入大牢,处宫刑。这就是西汉历史上著名的“李陵事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早在2200多年前的陈胜、吴广起义中,陈胜就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愤慨,意思是,那些做王侯将相的,天生都是贵种吗?这句话被司马迁写进《史记》后就成了历代仁人志士努力奋斗的勉词。在一个众生平等、能者居上的社会里,文人通过自己的才华,或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贵族努力攀升,或通过历代科举开始实现自己的抱负;武人则在沙场抛头颅、洒热血创建一番事业。正是相信王侯将相并非天生,所以造就了中华民族不断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傅介子征服楼兰

傅介子(?—前65),汉武帝时大臣。因听说龟兹、楼兰等国都曾杀死过汉朝廷派遣的使臣,便请求出使大宛等国。傅介子到了楼兰后,指责楼兰王与匈奴勾结拦杀了汉朝使者,楼兰服罪。用计斩杀匈奴使者后回汉。几年后,傅介子复清出使楼兰。他与土卒持金币至楼兰时,楼兰王并无意相见。傅介子扬言道:“朝廷命我带重金来赐赏各国,楼兰王不接受,我去西域其他国家。”率众假装离去。楼兰王贪图汉朝财物,便愿意相见。傅介子与楼兰王把酒坐饮,待楼兰王酒醉,傅介子引导他进入帐中,令两个壮士从背后死楼兰王。然后持楼兰王首级归报朝廷,傅介子被封为义阳侯。

夜郎自大

汉朝西南方有个名叫夜郎的国家,国土很小,百姓也少,物产贫乏,但却也是临近地区力量最大的国家。从没出国的夜郎国王就以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是全天下最大的国家。一次,汉朝派使者到夜郎,途径滇国,滇王问:“汉朝和我的国家哪个大?”到夜郎国之后,夜郎王仍是这样问。把使者吓了一条,因为两个国王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仅与汉朝的一个县差不多大,竟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作比较。后来人们就以“夜郎自大”来比喻孤陋寡闻却又妄自尊大之人。

鸡犬升天

据东汉·王充《论衡·道虚》中记载,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好道教,产生了炼丹成仙的念头。他听说有位仙翁名叫八公,有炼制仙丹的秘方,于是就去寻找八公。但八公的秘方从不传给别人,刘安仍然一心一意的寻访,感动了八公,就将炼制仙丹的方法传授给他。并告诉他仙丹炼成后,人吃下就可升天成仙了。刘安还真的炼出了仙丹,成了神仙,剩下的丹药留在院子里,他家的鸡和狗吃了,也都升天成仙。后人就把“鸡犬升天”比喻一个人发达,跟他有关的人也跟着得势。

巫蛊之祸

巫蛊是一种巫术,由巫师运用桐木偶人埋于地下,诅咒所怨者,被诅咒者即有灾难。汉武帝晚年迷信神仙、巫术和方士。这些人纷纷来到京城,利用后妃彼此的矛盾,诸王子之间的争权夺利,在长安大兴巫蛊,很多人因此获罪。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景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有奸情,公孙贺父子下狱而死;皇后所生的诸邑、阳石两公主均连坐被诛杀。这场巫蛊的最大灾难就是太子受奸人所害,自杀身亡,皇后卫子夫也随着自杀。在这场劫难中,数百人因巫蛊而被杀,史称“巫蛊之祸”。

汉武帝的功绩

汉武帝时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不断创新的时期,而汉武帝刘彻本人也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人,在历史上他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汉武帝继位后,充分施展了他的治国才能,使西汉帝国空前繁盛。在政治上,汉武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注重法制的同时,外施德治,他加强中央集权,不断削弱地方诸侯顽固的势力;在思想文化上推崇儒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而又能兼用别家思想;在经济上汉武帝打击富商大贾。他还移民屯垦,修建水利工程,使黄河8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灾害。他推广耧车下种,此后这种方法在中国沿用了2000多年;在军事上,汉武帝先后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作战,多次大败匈奴,解除了边疆的隐患,在西方取得了36属国,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在对外交往上,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以长安为起点、罗马为终点的“丝绸之路”,密切了西汉与西域各民族的交往。总之,汉武帝既吸收了以前帝王的长处,又超越了以前的帝王。他文治、武功俱佳,是位事业上超越以前帝王的杰出皇帝。

霍光废立汉帝

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之弟,也是汉武帝时期重要的谋臣,曾与桑弘羊一起为缓解国家经济危机作出很大的贡献。汉武帝去世后,新即位的汉昭帝年仅7岁,根据武帝的遗嘱,朝政大权由霍光一手主持。13年后,昭帝去世,没有子嗣。霍光扶持昌邑王刘贺为帝。但刘贺即位后行为放荡,霍光联合群臣废刘贺,立汉武帝的孙子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霍光成为西汉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昭宣中兴

汉昭帝和汉宣帝在位时期(约前87—前49),西汉政府在霍光的辅政下,继续推行汉武帝后期诏赈贷农民,减免田租、口赋等税收,减轻农民的力役负担等休养生息的政策。宣帝时期还大力整顿吏治,推行招抚流亡、安定民生的措施,社会生产得到重新恢复和发展。在国力增强的情况下,西汉发动了几次对外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归顺,汉朝再次在国际上引起轰动。这段时期内国家兴亡的局面被史学家称为“昭宣中兴”。

王凤专权

王凤(?─前22),为汉成帝的国舅,以外戚身份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专断朝政。当时内外官吏全都出于他的门下,他和他的四个兄弟全都封侯,形成“王凤专权,五侯当朝”的局面。王凤当政时还提拔他的侄子王莽,后来王莽终于篡夺西汉政权。

百闻不如一见

汉宣帝派老将军赵充国到西羌视察。临行前,汉宣帝说:“将军估计一下西羌的情况。他们的实力如何?该派多少人马?”赵充国说:“对方军事上的情况如何,在后方很难准确地估计。百闻不如一见,还是让我了解下情况再定策略吧!”赵充国到西羌后,先认真了解情况,后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团结了大多数西羌人,终于使西羌安定下来。赵充国所说的“百闻不如一见”后来便成了调查研究才能下结论的谚语。

沽名钓誉

沽名钓誉指的是以不正当的手段捞取名誉,用它来形容篡位前的王莽非常恰当。西汉末年,刘氏王朝腐朽,不少人认为西汉气数已尽,希望另有贤德来取代刘氏统治。王氏家族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外戚集团,实际上掌控了朝政。王氏家族中的王莽少年孤寒,本不具备夺权的客观条件。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名不经传的人物依靠个人智慧登上了权利的顶峰。汉代标榜“以孝治天下”,良好的道德操守是社会各界所看重的。作为贵族公子的王莽摈弃声色,“折节为恭俭”。拜名师,结名流,读经典,对内则恭谨地侍奉早寡的母亲和嫂嫂、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和叔父们,这些行为赢得了皇后和执政叔父们的一致好评,被举荐为朝廷重臣,侍从皇帝左右。此后王莽越位高权重,节操越谦恭,越是声誉日隆,年仅38岁就已登上大司马大将军的宝座,地位仅次于皇帝。不能不说沽名钓誉成就了日后的王莽。

王莽篡权

至汉元帝,西汉政治日趋黑暗,土地兼并加剧,外戚专权严重,西汉王室统治衰弱。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王莽在朝中影响力很大,他与公元8年取代汉,建立新朝。此后王莽托古改制,下令变法,史称“王莽改制”。王莽改制不但没有缓和岌岌可危的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公元23年终于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

王莽改制

王莽登上帝位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第二年便下诏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历史称“托古改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1.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 ,私人不得买卖土地,仿照井田制推行“井田圣法”。2.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3.实行“五均六莞”,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4.改革币制,使用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5.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易官名、地名。6.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由于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之改革过急过速,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执行改革措施,王莽改革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直接导致了王莽政权的覆灭。

绿林农民起义战争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民众无以为生,纷纷揭竿而起,聚众反抗。荆州南郡(今湖北荆门、洪湖一带),江夏郡(今湖北安陆、钟样一带)的走投无路的穷苦农民推举王匡、王凤做首领,拉旗起义,发动了推翻王莽政权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因为义军以绿林山(今湖北京山北大洪山)为根据地,故称绿林军。公元21年,王莽见起义军的势力渐渐大了起来,赶紧派荆州牧率两万官兵围剿绿林军,结果反被绿林军打得大败而逃,义军队伍也渐渐壮大。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地主、豪强也趁机起兵。他们和绿林三路人马汇合,连败王莽数员大将的进攻,队伍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

公元23年,绿林军在清阳立刘玄做了皇帝,恢复汉朝,改年号“更始”。王匡、王凤做了上公,刘演为大司马,刘秀为太常偏将军。从那时候起,绿林军又称为汉军。刘玄做了皇帝后,接连发兵攻打王莽的部队,很快就占领了一些城镇。王莽征集人马围攻义军,大败。公元23年9月,义军攻入长安,王莽为人所杀,他所建立的“新”朝也随之灭亡。西汉末年这场由荆楚大地上兴起的绿林起义,彻底推翻丁王莽新朝的残暴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它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由于地主豪强的参与和破坏,绿林军最终还是瓦解了。

赤眉农民起义战争

西汉末年,王莽的残酷压榨,加上一连串的天灾,逼得农民走投无路,纷纷起义。南方的绿林军在荆州一带打击官兵的时候,东方的起义军也壮大起来。起义领袖樊崇带领几百个人占领了泰山。不到一年工夫,就发展到一万多人,在青州和徐州之间来往打击官府、地主。樊崇的起义军很讲纪律,规定谁杀死老百姓就要被处死,谁伤害老百姓就要受罚。所以,百姓能拥护他们。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绿林军中的王匡是两个人)和将军廉丹率领十万大军去镇压樊崇起义军。樊崇作好准备,跟官兵大战。为了避免起义兵士跟王莽的兵士混杂,樊崇叫他的部下都在自己的眉毛上涂上红颜色,作为识别的记号。这样,樊崇的起义军得了一个别名,叫“赤眉军”。王莽的军队和赤眉军打了一仗。结果,官兵打了败仗,逃散了一大半。赤眉军越打越强,发展到了十多万人。后来赤眉军和绿林军一起推翻了王莽的残暴统治。

西汉黄金失踪之谜

秦汉时期,黄金为流通的主要货币,黄金之多令人称奇,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中均有论证。而到了东汉年间,黄金突然退出流通领域,就连王公大臣收藏的黄金也大为减少,西汉巨量的黄金不知下落。学术界对此问题做了种种推测,大体上有佛教耗金、外贸输出、黄金为铜和地下四种说法。佛教耗金说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建寺、塑像、写经都以金涂,日消月耗,西汉储存的大量黄金消失殆尽。外贸输出说认为:西汉时期对外贸易频繁,黄金大量输出国外。黄金为铜说认为:史载黄金其实为“黄铜”,所以数量才会巨大,“金”是人们对钱财普遍称呼。地下说有两种,一种认为西汉黄金以金币的形式窖藏在地下;另一种认为西汉的黄金被作为各种金器金物随葬在墓中。以上四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也无不存在漏洞。关于西汉黄金失踪之谜也仍没有定论。

楼兰消失之谜

2100多年前,楼兰王国是丝绸之路上中国、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帝国之间的中转贸易站,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公元500年左右,楼兰古国连同它的居民和繁华一夜间突然消失。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又到了哪里去?多年来一直是难解之谜。不少科学家认为,楼兰周围的罗布泊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水源日益不足,最终水断城空。但也有科学家根据这一说法在罗布泊考察,发现水断城空的理论也无法站住脚。考古探险队提出楼兰人死于瘟疫说,但也只是推测。楼兰王国的兴亡和它边上的罗布泊一起成为后人的难解之谜。

谶纬

谶纬是流行于汉代的一种迷信学说。“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相对于“经”而言,“纬”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谶纬基本上是以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和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为理论根据,把自然界某些偶然现象神秘化,被当作是社会安危的决定因素。因谶纬能为封建统治说教,所以在西汉后期很盛行,东汉时达到鼎盛。汉章帝还组织博士儒生写成《白虎通义》,进一步把谶纬和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谶纬神学的结合。东汉末年谶纬衰退。

东汉

汉高祖九世之孙刘秀利用农民起义的机会,以光复汉室为口号,于公元25年称帝。因国都洛阳在西汉国都长安的东面,史称东汉。较之秦始皇的专制,东汉政权更为专制。光武帝刘秀改革治国方略,使权利集中在尚书台,皇帝的个人专制独裁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政策下,一旦皇帝昏庸或幼弱无能,尚书台就成为大臣们的权柄,皇权沦为玩物。东汉除光武帝,其后基本上都是幼弱无能的皇帝,外戚、宦官、士人官僚集团相互倾轧,争先控制朝政,地方豪强势力也持续膨胀,终于导致党锢之祸和黄巾军大起义,皇权名存实亡。东汉时期外交事业有很大的发展,班超长期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古罗马帝国,中日交往开始,佛教传入中国等。

刘秀一统天下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长沙王刘发的直系后代。公元22年,他与其兄刘寅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起兵舂陵(今湖北枣阳南)。后来他们联合绿林军,多次大败王莽的军队。更始帝刘玄怕刘寅功高盖主,找借口诛杀了他。公元23年,刘玄迁都洛阳,刘秀被派到河北,河北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从此势力日益壮大。公元25年,刘秀统一河北,在群臣的拥戴下正式称帝,定都洛阳,东汉开始。东汉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刘秀打败了赤眉农民军,控制黄河中下游地区。第六年统一关东,第九年平定天水,第十二年平定巴蜀。至此,刘秀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

光武中兴

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他称帝后,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奖励廉洁,提倡节俭,官场风气大为改观;同时,刘秀还禁止诸侯干预政事,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光武帝下令减轻赋税,还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和残害奴婢,大量奴婢免为庶人,回乡从事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光武帝在位时期,政局逐渐稳定,社会经济得到明显的好转,史称“光武中兴”。

光武帝不计前嫌

刘秀攻洛阳时,守城将军为更始帝的旧部朱鲔,当年他就是设计杀害刘秀大哥刘寅的主谋之一。刘秀派岑彭去招降朱鲔,朱鲔提到从前旧事,不敢投降。光武帝说:“兴举大事的人,不会忌恨小怨的。朱鲔若不损兵卒百姓自动投降的话,性命、官爵都可保。黄河水作证,我绝不反悔!”朱鲔见其真诚,率众投降。光武帝果然兑现诺言,还任命他为平狄将军、扶沟侯。

邓禹识英主

邓禹(2—58)是“云台二十八将”之首。他少时敏慧,13岁时游学长安,遇见刘秀。邓禹虽年幼,但觉得刘秀非常人所及。王莽末年,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立。乡里豪杰多推邓禹起事,邓禹不肯从。公元23年,刘玄称帝,是为更始帝。更始帝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不久命刘秀往定河北镇抚州郡。邓禹闻讯,便前往与刘秀会面,一直追到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地。刘秀大喜,后经常与之谋议。二人都不符对方所望,刘秀后来成为著名的光武帝,邓禹也屡建军功封侯进爵。

马援比较二主

王莽末年,公孙述于公元25年在蜀地称帝,国号成家。西州大将军隗嚣派马援去探公孙述虚实。马援跟公孙述本为老乡,过去交情甚好,马援以为这次会面一定会很圆满。公孙述却对昔日的好友摆起皇帝架子,双方行君臣大礼后,才在宗庙中聚集百官,设宴招待他。马援回来回复隗嚣说:“公孙述虽井底之蛙而妄自尊大,比不上心力专一的洛阳刘秀。”28年,隗嚣让马援带信到洛阳去见光武帝刘秀,马援认为自己见到了真正的帝王。回来回复隗嚣说:“光武帝才智勇略,非一般人所能比,而且胸怀坦荡,注重大节。”隗嚣问他刘秀与高帝相比如何,马援说:“赶不上高帝,不过却喜好从事官吏事务,举动合乎规则,又不饮酒。”隗嚣很高兴,说:“照你这样说,光武帝反而又胜过高帝了。”,于是同意归汉。

云台二十八将

东汉明帝永平三年(60年),汉明帝刘庄思念汉光武帝在建立东汉过程中的功臣,就在南宫云台阁命人画了28将的像,称为云台二十八将。这28人以邓禹为第一,其次是马成 、吴汉 、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后来又加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32人,称云台三十二将。马援也是东汉开国功勋之一,因是皇后的父亲而未入列。

白虎观会议

东汉初年,各学派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56)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79),议郎杨终秦议,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淳于恭、班固、杨终等。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这次会议使儒学更加神学化。

百戏兴起“百戏”一词产生于汉代,是对音乐、舞蹈、杂技、魔术、角抵戏等表演艺术的统称。早在秦朝时,民间艺人的表演技术已被传入宫廷。至西汉,在汉武帝的倡导下,百戏极为兴盛。到东汉时期,在宫廷庆典、民间节日、各种宴乐聚会等场合,百戏成为表演助兴的最重要活动。至唐宋时期,百戏表演发展到鼎盛,数百人同台演出,场面热烈。

马皇后禁止外戚参政

汉明帝的马皇后为东汉名将马援的女儿,是东汉历史上唯一禁止外戚参政议事的皇后。她自小就聪明能干,十三岁被选入太子妃,她高尚的品德,温和的性情,大度的胸怀,立刻赢得太子刘庄的喜爱。尽管她一生没为刘庄生下一男半女,仍然被立为皇后,与明帝一生夫妻恩爱。汉明帝去世后,马皇后的养子刘炟即位,是为汉章帝。在对待朝政上,马皇后以史为戒,禁止外戚参政。她曾列举历史上外戚恃宠而骄的例子,讲明外戚应该谦恭自律,不能参与朝政。自己母仪天下,应该为朝廷作出表率,马氏家族子弟不能参与政事,更不能专擅朝政。马皇后的美德赢得了朝野内外的赞赏,她死后被封为明德皇后。

佛教的引进

佛教早在东汉时期便传入中国。一次,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里一个头顶上带有白光的金人绕着大殿飞行,忽然升到空中往西去了。他醒来以后,把这个奇怪的梦告诉大臣。有个博士傅毅说:“天竺有一位神,名字叫做佛。陛下梦见的金人就是天竺的佛。”傅毅说的天竺就是今天的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汉明帝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就派两名官员到天竺去求佛经。两个人到了天竺,受到天竺人民的热烈欢迎。当地人向他们介绍了佛经,并赠送他们佛经。公元67年,两名官员带着两个天竺僧人,用白马驮着一幅佛像和佛经,经过西域,回到国都洛阳。著名的洛阳白马寺,便是因此得名。从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并不断发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本以抄写文书为生。曾感慨张骞立功异域封侯之事,遂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击匈奴,立下战功,受到窦固的赏识,派遣他与郭恂率36人出使西域。他们一行先到鄯善国(今新疆罗布泊西南),受到鄯善王的礼遇。此时恰逢北匈奴也派遣使者到鄯善国,班超定计,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此后专心臣服于汉。班超因此升任为大司马。此后班超仍率原来的36人出使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焉者(今新疆焉耆一带),大秦(罗马帝国)、安息国西界(波斯),经略西域诸国30余年,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后来西汉对西域政策有所改变,班超奉命还朝,于阗王侯等痛哭流涕不舍他的离开。班超的功绩在于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使当地人免遭匈奴的奴役。自汉置西域都护以来,前后担任此职者,无人能与班超的功绩相比。

班超力不从心

力不从心出自《后汉书·班超传》,比喻力量不够,无法实现愿望。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为边疆的安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古西域一呆就是27个年头,年事已高,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对家乡的思念也愈发强烈了,就写了封信,送到汉朝,请求和帝将他调回,可是此信没见任何回应。他的妹妹班昭又给和帝上书,说明哥哥的意思。班昭给和帝的信中有几句话是这样写的:“班超和他同去西域的人中,年龄最大者现已年过花甲,体弱多病,头发已白,两手不遂,耳朵不灵,眼睛不亮,扶着手杖才能走路……如果有猝不及防的暴乱事件发生,班超的气力,不能顺从心里的意愿了,这样,对上会损害国家的长治之功,对下会毁坏忠臣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实在令人痛心呀!”和帝看完信后,深感触动,马上传旨调班超回汉朝。可是当年已经71岁的班超回到洛阳不到一个月,就因病去世了。

大秦王安敦派使臣到中国

大秦指的是古罗马帝国。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安东尼·庇乌斯)派使者自日南徼来象牙、犀角、瑇瑁等贡献。这是中国首次同欧洲国家直接友好往来的史实。此后300余年,大秦与中国海陆均有直接或间接交往。

东汉外戚、宦官专权

自汉和帝起,东汉皇帝都是幼年即位,如和帝10岁即位,殇帝不到半周岁即位,安帝13岁,顺帝11岁,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因此国家大事都由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的亲戚们就掌握了朝政大权,这就是外戚专政。小皇帝长大成人后,想把权力从外戚的手中夺取过来,就利用身边比较亲近的宦官打击外戚。宦官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也开始把持朝政,皇帝又成为傀儡。此时外戚就利用皇帝读宦官的不满卷土重来。东汉朝政就出现了外戚与宦官争相夺取权利的斗争,终于导致了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

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相互倾轧,引起士大夫的不满,他们建议朝廷过处“清议”来挽回朝政正常局面。当权的宦官于是以皇帝的名义全面打击反对自己的士大夫阶层,造成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河内豪强张成指使儿子杀人,士人李膺逮捕杀人犯不顾大赦令而斩杀。在宦官的干预下,桓帝下令逮捕李膺等二百余人。因被逮捕的都是很有名望的人士,很多人以未被逮捕为耻,纷纷要求连坐。窦武上书朝廷为党人求情,部分党人释放。

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9年,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同时将第一次党锢也牵扯进去。昏庸的灵帝准其奏。李膺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宦官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通称为党人加以法办,六七百人因此获罪。直到184年黄巾军起义爆发,朝廷才宣布大赦党人,党锢问题最终解决。

党同伐异“党同伐异”出自《后汉书》,指与自己意见相同的结为朋党,而对异己者加以攻击。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西汉正统思想之后,儒家经典著作被陆续挖掘出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儒学思想也有各自不同的解释。为了更好地发扬儒学传统,汉宣帝召集群生讨论“五经”。在激烈的争论中,儒生们把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看成是一党,而对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攻击。范晔等在编写《后汉书》的时候,把这种行为称为“党同伐异”,此后就作为成语被流传下来。

黄巾农民起义战争

东汉汉灵帝昏庸无道,朝廷腐败,加上天灾不断,民不聊生,老百姓纷纷起来反抗。当时巨鹿郡有弟兄三个,名叫张角、张宝和张梁。张角创立太平道,收了一些弟子一起传教,又派兄弟张宝和张梁的弟子周游各地,一面给穷人治病,一面传道,各地的教徒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张角他们把全国八个州几十万农民都组织起来,密谋于“甲子”年(184)三月初五,在京城和全国同时起义。可是起义前一个月,由于叛徒高密,形势突然变化,张角当机立断,提前一个月起义。36万起义农民同时起义。所有起义的农民头上都裹着黄巾,作为标志,故称“黄巾军”。

各地起义军攻打郡县,火烧官府,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没收官家的财物,开放粮仓,惩办官吏、地主豪强。不到十天,全国都响应起来了。各地起义军从四面八方向洛阳涌来,汉灵帝慌忙拜外戚何进为太将军,同时派出大批人马,由皇甫嵩、朱儁、卢植率领,分两路去镇压黄巾军。黄巾军面对东汉朝廷和各地地主豪强的血腥镇压,坚持了九个月艰苦顽强的战斗。在紧张战斗的关键时刻,黄巾军领袖张角不幸病死。张梁、张宝带领起义军将士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以后,先后在战斗中牺牲。起义军的主力虽然失败。但是化整为零的黄巾军一直坚持战斗了20年。对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是致命的打击。

董卓之乱

公元189年,董卓以讨伐宦官为名率军入京城,控制了京中的军权。然后胁迫太后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掌握了朝中大权后,董卓更肆无忌惮。公元190年,迫使汉献帝和洛阳数百万民众迁到长安,一把火将洛阳烧成焦土,其部下也在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董卓的暴行激起了天下的不满,192年,董卓被司徒王允等人设计杀死,董卓之乱终于结束。东汉进入风雨飘摇的军阀割据时代。“好好先生”的来历

东汉末年有一个人叫司马徽,他从不讲别人的坏话,无论队和任何事,他都只说一个“好”字,有人向他打招呼,他说“好”。有人向他诉苦,他答道:“很好”。他的妻子责怪他说:“人家尊重你,有事才告诉你。为什么听见别人儿子死了,反倒说‘好’?”司马徽听了之后说:“这个意思非常好。”于是,“好好先生”的名号就传开了。后人就将在生活中总是一团和气、不分是非曲直,不得罪任何一个人的人叫做“好好先生”。

冬至传说

冬至是一年中最冷的一天,自汉代起人们养成冬至过节的习惯,北方人在冬至这天都要吃饺子,据说不吃饺子的人当年会冻掉耳朵。冬至作为节日的传说故事有几个版本,一说是汉代人仇恨匈奴,便在冬至这天包饺子吃,并以匈奴首领“浑”和“屯”名字命名,后来演化成“馄饨”;河南人说冬至吃饺子源于张仲景的一次义医;版本三是说刘邦冬至这天吃了热气腾腾的鲜美狗肉,念念不忘,民间就形成此俗。总之,冬至也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节日,江南人以吃米糕、汤圆等食物以庆祝。据传冬至还曾是周代的元旦,更是个喜庆热闹的日子。

结发夫妻的由来

头发对于古代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犯罪的人,将被削去头发和胡须。秦汉时期一般有两种刑罚,一种是刮去头发,另一种是剃去胡须,一般说来前者要重于后者。在古代无论男女都要蓄起长发。那时男女一到20岁就会行“冠礼”。即将头发挽起来盘成发髻,称作“结发”,再戴上冠(帽子),代表成年了。男子20岁也叫“弱冠”。女子到15岁行“笄簪之礼”,就是将头发盘成发髻之后插上簪子,代表长大成人。“结发”原指男女成年的时候。汉代苏武有首诗说:“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那以后,按照这首诗,结发又被视为“结婚”的意思,同指夫妻。男女结发之后就变成成年人了,此时结婚也称作结发夫妻。

书法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从先秦到现在有三千年的历史,形成了包括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篆书、隶书 、草书、楷书等书法艺术体、硬笔、软笔、指书等书写形式。书法卓越的艺术魅力不仅受过人的喜爱,而且也得到了世界文化领域的赞赏。书法家吴善茂先生说得好:“书法是写字,但写字不都是书法。”由此可见书法也是一门学问,讲究笔法、笔势、笔意。书法不仅是学问和艺术,而且也是表达意境和书法家的情操的载体。

五禽戏

五禽戏是汉代著名神医华陀创立的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动作和神态的一种健身方法,也是一套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医疗气功。第二节 名人

  

秦始皇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名嬴政(前259—前210) ,秦庄襄王之子(有人说他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嬴政出生在赵国,在赵国过了9年孤独的生活,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秦始皇并天下、称皇帝、废封建、置郡县、销兵器、迁富豪、夷险阻、征百越、逐匈奴、通沟渠、车同轨、书同文、一法度等等措施,对于全国之大一统,对于中国政制之创建、中国版图之确立、中国民族之传承有重大影响。可是,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不仅使秦朝在统一中国后只历十五年即告覆亡,而且也开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极权统治,使中国老百姓长期过着难以忍受的非人生活。秦始皇一方面是首创统一局面的“千古一帝”,一方面是专制独裁的“暴君”,正好印证了人性是立体的事实。

李斯

李斯是秦代丞相,也是秦汉时代著名的文学家。他早年为楚国郡小吏,后来跟随荀子学帝王之术。当看到“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战国末年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因向嬴政献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大计,受到重用,拜为长吏。公元前237年,大臣建议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被秦王采纳,不久官为廷尉。秦统一天下后,李斯官至丞相。他主张废分封,设郡县;明法度,定律令;禁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以小篆为标准,统一全国文字;销毁民间兵器,加强对人民的统治。秦始皇死后,李斯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公元前208年,李斯被赵高诬陷为造反,腰斩于咸阳闹市。

奸相赵高

赵高给世人的印象就是蒙君惑主,阴险狡诈。他在秦朝最后的几年统治中秦的暴政推向顶峰,直接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赵高从一名小小的宦官起家,为了博得秦始皇的重用,他认真研读刑法以投其所好,同时抓住一切机会卖弄自己才能。赵高精通刑律的名气终于传到了秦王嬴政的耳中,赵高很快就得到了重用。后来赵高更是尽其所能讨好秦二世,终于飞黄腾达,一朝为相。赵高为相后,他挟持秦二世,独专朝政,结党营私,导演了“指鹿为马”的闹剧。他在任期间,征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人民苦不堪言。赵高还设计谋杀李斯,迫秦二世自杀。多行不义必自毙,赵高最后被子婴设计诛杀。

蒙恬

蒙恬(?—前210),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祖籍齐国。传说他曾改良过毛笔。蒙恬祖父蒙骜为秦国名将,其父蒙武曾为秦裨将军,蒙恬少年习刑狱法,担任过审理狱讼的文书。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蒙恬被封为将军,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蒙氏兄弟号称“忠信”,其他诸将都不敢与他们争宠。秦统一六国后,蒙恬奉命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他征战北疆十多年,威振匈奴。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冬,秦始皇死,赵高谋划政变,胡亥即位。赵高为报私仇,捏造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在众大臣的说情下,被囚禁于阳周。经过赵高的挑拔,胡亥杀蒙毅,又派人前往阳周杀蒙恬。蒙恬自知无人再能救自己,便吞药自杀。

项羽

项羽(前232—前202),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孙,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一代英雄。楚国灭亡后,项羽随叔父项梁流亡吴中(今江苏苏州)。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揭竿而起,时年24岁的项羽随项梁在吴中举兵响应。项羽是一位超群的军事统帅。他能征善战,战场上豪气盖世,叱吒风云。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以寡击众,全歼秦军主力,客观上为刘邦进入咸阳、推翻秦朝创造了条件。楚汉战争中,破田荣,救彭城,救荥阳,夺成皋,一生大战数十次,多获胜利。秦朝灭亡后,项羽自称霸王,忙于分封诸侯,扶持六国贵族的残余势力,违背了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造成了混乱割据的局面。因刚愎自用和性情残暴而失去谋臣和百姓的支持,项羽最终在“楚汉之争”中败下阵来,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南)被汉高祖军队围得水泄不通。夜间军营四面皆楚歌,项羽大惊,见大势已去,率众杀出重围,逃至乌江边,因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项羽有船不渡,自刎身亡。

刘邦

如果说项羽是军事奇才,那么刘邦就是统览全局的战略家。楚汉战争中刘邦胜就胜在懂政治,会用人。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刘邦受萧何、曹参等推举,据沛县聚兵3000人反秦,称沛公。二年四月,投项梁,屡与项羽协同作战。九月,刘邦奉令收集陈胜、项梁散卒西向攻秦。三年七月,攻克宛城(今南阳),顺利挺进霸上(今西安东南),次年灭秦。因与项羽兵力悬殊,亲赴鸿门宴,接受项羽封号汉王。脱离项羽的掌控后以杀害楚怀王之罪声讨项羽,经过四年的楚汉之争,最终围歼楚军于垓下,统一天下。刘邦知人善任,故能屡败屡起。他曾与诸将论楚汉战争得失,认为自己之所以获胜,主要在于重用张良、韩信、萧何。刘邦称帝后仍屡次亲征,先后平定燕王臧荼、楚将利几、韩王信、阳夏侯陈豨、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等反叛,并剪灭韩信、彭越两大功臣,为大一统的西汉奠定了基础。

田横五百士

刘邦打败项羽以后,统一了中原,建立汉王朝。接着,刘邦又派大将军韩信去攻打齐国,齐王田横势单力薄,寡不敌众,根本无法抵御韩信大军的进攻,于是带上500多名残兵逃到东海边的一个小岛上。刘邦派人给田横带去一封信,说:“如果田横带500多名士兵回到汉朝来,可以封他威望,如果不听劝告,马上派兵攻打。”田横不忍心自己的将士无辜受难,就带上两名随从去洛阳求见刘邦。离洛阳城不远的时候,田横突然改变主意,停住了马车,对两名随从说:“刘邦原是汉王,我是齐王,我投降他,那不是莫大的耻辱吗?”说完,拔剑自杀。两个随从痛哭不已,也自杀了。刘邦听说后,为田横举行了葬礼,还建立一座“齐王墓”。接着,他派大臣到海岛,准备将田横的部队全部召回,封官重用。但是海岛上的将士听说齐王田横死了,一个个抱头痛哭,悲痛欲绝。他们带着宝剑登岸,向洛阳赶去。

500多名士兵一到洛阳,就立刻来到田横的墓前,用最隆重的齐国仪式祭奠了死去的齐王。接着,士兵唱起凄凉悲怆的哀歌,他们谁也不愿做亡国奴,纷纷拔剑自杀,表达了对齐王和国家的无限忠诚。

霸王别姬

楚人家乡有一首歌:“力拔山越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当年楚汉战争打了四年,项羽逐渐失去优势,面临失败。公元前202年,项羽军队被汉军包围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一天夜里,项羽和自己宠爱的美人虞姬在喝酒解闷,这时外面传来楚歌。项羽和他的手下大都是楚人,听到家乡一代的歌曲都很伤感,项羽便也唱起了开头的那支歌,唱完兵士们无不落泪。虞姬誓死效忠项羽,她趁项羽不备,拔剑自刎。当天夜里,项羽率领800子弟兵突围。后被汉军追至乌江,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拔剑自刎。

吕后

吕后(前241─前180),名雉,字娥姁,刘邦之妻,单父县(今山东东单县)人,刘邦称帝,立吕雉为皇后,为刘邦剪除异姓诸王侯中起了很大作用。高祖死后,吕后执政并遂临朝称制,继续推行刘邦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成为中国帝后专政的第一人。吕后早年称得上是贤惠的女人,她为了刘邦历尽艰辛,九死一生。秦末天下大乱,刘邦率众进入沛县被拥立为沛公,吕后当时也水涨船高,被尊称为吕夫人,等到刘邦攻入咸阳,被西楚霸王项羽立为汉王,吕后又晋级成了王妃。楚汉战争中,吕后成了项羽的俘虏,及至楚、汉罢兵言和,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项羽才将吕后归还刘邦。刘邦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刘邦当上皇帝,吕后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吕后晚年,因没有子孙,怕高祖的子孙欺凌吕氏,故大封外戚诸吕为侯。前180年,吕后崩,终年62岁,与汉高祖合葬长陵。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谋圣张良

张良是汉初三杰之一,字子房,相传为城父(今安徽毫县东南)人,是西汉初年的重要谋臣。祖与父相继韩昭侯宣惠王等五世之相。秦国灭掉韩国后,他为了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博浪(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没有成功,传说他逃亡至下邳(今江苏)。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后,张良归属刘邦,此后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他协助刘邦制订作战方略,并在政治上、策略上提出许多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对刘邦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和建立西汉王朝起了重要作用。项羽进入关中后,刘、项之间关系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良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的叔父项伯,使刘邦得以脱身。汉二年(前205),刘邦在彭城一战中遭到惨败,张良又建议刘邦争取英布、彭越和韩信起兵反楚,从而奠定了日后对项羽实行战略包围的基础。

楚汉相持时,刘邦曾一度想复立六国以牵制项羽,张良力陈其弊,刘邦顿时改变主意,这对楚汉战争以及此后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刘邦即帝位后,封张良为留侯,他给刘邦提了很多有利的建议,这些建议有助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惠帝六年张良病逝,谥号文成侯。张良堪称谋士的楷模,被后人尊为“谋圣”。

萧何

萧何为西汉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汉代第一位丞相。秦时为沛县狱吏,后随刘邦起兵反秦。刘邦大军攻下咸阳时,诸将都争夺金银财宝,唯独萧何收集起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接收了秦王朝的秘密文件,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及其他社会情况,对刘邦用兵作战、统治国家起到很大的作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汉王,萧何为丞相。萧何善于识别人才,极力向刘邦推荐韩信为大将军,为楚汉之争最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楚汉战争时,萧何留守关中,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不断为刘邦大军输送兵卒粮饷,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晚年,萧何积极拥立惠帝,并奉刘邦之命制定《九章律》。萧何居相位14年,对西汉王朝的巩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萧何死后被惠帝封为文终侯。

韩信

韩信(?—前196),今江苏淮阴人,我国秦朝末年著名军事家,汉朝开国功臣。韩信自幼父母双亡,但是他并没有自卑,反而怀有更远大的抱负。秦朝末年,农民大起义爆发,刘邦拜韩信为军前上将军,统领义军,南征北战,推翻了秦王朝。汉朝建立后不久,韩信就奉命平定诸侯叛乱,接着是带着很少的军队去讨伐赵国、占领齐国,一路连战连捷,立下了赫赫战功。公元前201年韩信被人告发谋反,被刘邦从齐王降为淮阴侯。公元前196年,萧何和吕后为防止韩信谋反,设计诱杀了韩信,并灭其三族。韩信参与整理了先秦以来的兵书,修订了军种律法,他还根据自己多年行军打仗的经验教训,编写了兵法三篇,奠定了中国军事学术研究的科学基础。

漂母分食侍韩信

韩信生于淮阴,小时候家里很穷,但他爱读书,同时喜欢习武,不但才华出众,而且武艺高强。父母早死,他缺乏挣钱的本领,不得不靠一个远亲的亭长供养。韩信一连在亭长家白吃白住了几个月,引起了亭长老婆的烦感,她为人小气,凶恶,动不动就辱骂韩信。韩信哪里肯忍受这样的委屈,于是愤然离去。由于生活所迫,韩信只得每天来到淮河畔捕鱼捉虾,到集市上去卖,然后换点油米回来度日,每逢刮风下雨,天寒地冻,韩信捕不到鱼虾,只好饿着肚子,生活非常艰苦。韩信捕鱼捉虾时,经常看到有位老奶奶在河边漂洗沙絮,人们都称她“漂母”。漂母看到韩信饿得有气无力,十分怜悯他,还给他食物吃。韩信遇上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心里很感激她。于是韩信对老婆婆说:“您老人家这样待我,这恩情我永生不忘,有朝一日我出人头地了,一定好好报答您。”谁知老婆婆听到这句话,反而很生气地说:“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谁指望你报答!不过,像你这样的男孩子连自己都养不活,太没出息了!”韩信听了老人的话,羞愧万分,便去投奔项羽大军。韩信帮刘邦打下江山后,被封为“淮阴侯”。功成名就的韩信时刻不忘漂母之恩,派人到处打听她,并带厚礼千金报答她。

汉初三杰

西汉王朝的建立离不开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他们被称为“汉初三杰”。刘邦称帝后,曾对人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这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筹集军粮,我比不上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比不上韩信。他们三位皆人杰,我能够得到他们的大力辅佐,这就是我得天下的原因。”这三个在刘邦称帝过程中如此重要的人物,刘邦却并不放心。刘邦对韩信从来就没怎么放心过,韩信有勇无智最后惨死;刘邦曾三次怀疑萧何,萧何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所以虚心接受别人意见,从容化险为夷,最终幸免于难。张良淡泊名利,刘邦和吕后才都对他放心,一直都得到汉王室的尊敬。

窦太后

窦太后(前205-前135)名漪,河北清河郡人,汉文帝妻,在武帝前期成为西汉的实际决策者,笃信黄老之学,也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位拥附“黄老思想”的统治者,在她的影响下,西汉政权继续实行“以民生息”、“无为而治”的精神,把汉王朝推上了强盛的高峰。窦太后出身于良家子女,吕后时入选进宫。由于窦氏出身贫苦,同情百姓的悲惨遭遇,常劝文帝节俭,减轻百姓的负担。后来,窦氏年长色衰,在一场大病中失明,她遂渐失宠。汉文帝病逝后,皇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尊窦氏为皇太后,窦太后喜欢黄老之术,景帝及窦氏兄弟也不得不读《老子》而尊黄老之术。主张无为而治,宽政待民,窦氏历经文景二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与推行黄老之术的宽民政策有很大关系。窦太后死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时年约71岁,与文帝合葬霸陵。

贾谊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初被汉文帝重用,遭到群臣猜忌被贬到长沙,因此又被称为贾长沙。在文学方面,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是散文重要代表,文采斐然;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出名,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贾谊才华横溢却生命短暂。32岁那年重用他的梁怀王不幸坠马而死,贾谊伤感过度,一年后郁郁而死。唐代李商隐曾作诗纪念他的忠义和才华:“宣室求贤访逐客,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可以说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晁错

晁错(前200--前154年),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因有辩才而号称“智囊”。后来得到汉景帝的重用,升迁为御史大夫。晁错对汉朝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削藩策》,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为西汉王朝的统一、皇权的加强做出很大的贡献。无奈晁错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受到诸侯们的忌恨,七国之乱时被腰斩身亡。在经济学方面,晁错也很有建树,《汉书》的《食货志》、《爰盎晁错传》等篇中略能窥见他的经济思想。

李广

唐代著名军旅诗人王昌龄曾作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说的就是西汉著名军事家李广。李广所处的时代是汉武帝“有为进取”的时代。他一生皆在边关戍敌,与匈奴对峙70余战,以骁勇善射、智谋超群著称。他作战时在战术上灵活机智,有勇有谋,敢于打硬仗、打恶仗,射术之精堪称一绝,威震匈奴各部,“匈奴闻其名则远而避之,不敢与其相战”,被匈奴畏誉为“飞将军”。但李广只是一名斗将,而非真正大将之材,所以造成“李广难封”的浩叹。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对他寄以深深的同情。

卫青

卫青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家,汉武帝时朝中重臣。他一生七次率兵击匈奴。公元前129,车骑将军卫青首次出征,率万骑出上谷郡击匈奴,直捣匈奴祭扫天地祖先的龙城,取得胜利,汉武帝加封他为关内侯。元和二年春,卫青与将军李息等领兵出云中(今呼和浩特西南),向西至高阙(今内蒙古临河西北),再折向南,围歼匈奴白羊王、楼烦王两部,斩获数千,取得河南地(今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开辟其后出击匈奴单于本部的基地,受封长平侯。五年春,卫青率骑兵3万出高阙六七百里,夜袭右贤王,俘获1.5万人,拜大将军,统领众将。六年春、夏,卫青两次率六将军、十余万骑出定襄(今和林格尔西北)击漠南单于大本营,歼万余人(见河南漠南之战)。元狩四年(前119)春,卫青又率4将军、5万骑出定襄奔袭匈奴,击溃单于本部,追至掣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面支脉)赵信城,烧匈奴积粟而还,这一战给匈奴以沉重打击。漠北大战后卫青再未出征。

卫青率军与匈奴作战,屡立战功,在将士中威信很高,权倾朝野,但从不结党干预政事。他死后,汉武帝命人在自己的茂陵东边特地为卫青修建了一座象庐山(匈奴境内的一座山)的坟墓,以象征卫青一生的赫赫战功。

霍去病“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这首《少年行》道出了汉代战将霍去病的光辉历程。霍去病也是西汉杰出的军事家、统帅,大将军卫青的外甥。他一生四次领兵出塞攻打匈奴,战场上勇猛无比。在军事指挥上,霍去病堪称一位军事天才,往往凭借战场上的直觉随机应变指挥战斗,闪电式行动更使他百战百胜,成为名扬后世的一代名将。霍去病对匈奴的胜利,在世界史上产生了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匈奴被汉军赶到欧洲,只得去进攻日耳曼人,日耳曼人被赶到多瑙河东岸,于是去进攻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灭亡。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因病去世,年仅24岁。汉武帝命人在自己的茂陵旁边为霍去病修建了一座形状象祁连山的坟墓,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

淮南王刘安

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是刘邦的孙子,汉武帝的叔叔。他生性好读书鼓琴,幕下有很多名人雅士,淮南因此成为当时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中国古代名著《淮南子》就是刘安和他的门客合力编撰而成的。刘安崇尚道教思想,体现在政治上,就是“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但刘安又不拘泥于此,他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套轻刑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刘安还礼贤下士,善用人才,体恤百姓。他整理的淮南国泰民安,一派升平的气象。由于汉武帝奉行独尊儒术,刘安奉行的道家思想就受到排斥。公元前122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入侵淮南,刘安被迫自杀。

李延年

李延年(?—约前90) 是汉武帝时造诣很高的音乐家,中山人(今河北定县),曾担任乐府的协律都尉。出身倡家,父母兄弟妹均通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李延年年轻时因犯法而被处腐刑,以“太监”名义在宫内管犬,其“性知音,善歌舞”,是著名的阉人歌唱家,颇受武帝器重,被封为乐府协律督尉。李延年不但善歌习舞,且长于音乐创作,他把乐府所搜集的大量民间乐歌进行加工整理,并编配新曲,广为流传,对当时民间乐舞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李延年对汉代音乐风格的形成及我国后来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代表作品有《佳人曲》,还有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柯兜勒》,制作了2 8 首新曲调,作为仪仗使用的军乐。

李广利

李广利是汉代音乐家李延年的弟弟,汉武帝所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就这样靠着裙带关系走上仕途。不久,李夫人病逝,汉武帝痛心不已,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照顾好李夫人的兄弟。李广利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便接踵而来。因李夫人只是侍妾,其兄弟最多能拜为将军,无功不能封侯。于是汉武帝就派李广利西征大宛夺取汗血宝马,盼望他能立功沙场,得以封侯,地位更尊贵。李广利第一次征讨大宛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归来时顺利带回了汗血宝马,被封为海西侯。公元前90年,匈奴大举进攻汉朝边境,汉武帝命李广利率大军出击匈奴。战争初期,李广利大败匈奴兵,汉军直追匈奴兵到范夫人城。这时候李广利的亲家刘屈髦获罪,李广利的妻儿们逮捕囚禁。当时局势动乱,李广利投降匈奴,因在匈奴极为富贵,被匈奴人卫律陷害身亡。

苏武牧羊

苏武牧羊的故事家喻户晓,苏武也以其坚贞不屈的气节名垂青史。和其他外交使节不同的是,苏武的经历充满了悲壮和苦难,这也正是他得以上榜的原因。苏武(前140—前60)字子卿,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代郡太守苏建之子。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带了许多财物,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逼迫背叛汉朝,臣服单于。匈奴人劝降不成,就把他独自一人流放到了人迹罕至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唯一与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和一小群羊。在贝加尔湖,苏武牧羊达19年之久,始终守志不屈。公元前81年,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单于终于放回了苏武 。苏武出使的时候,才40岁。在匈奴受了19年的折磨,胡须、头发全白了。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的人民都出来迎接他。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说他真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鸿雁传书的典故就来自苏武的事迹。

史圣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董仲舒和孔安国学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到一个地方,都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新复兴了被扼杀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在后世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影响很大。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大一统”和“天人感应”的新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出适合中国历史的官方哲学,对巩固汉代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

狂人东方朔

东方朔(约前161—前87年)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他自幼为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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