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榜经典：瓦尔登湖(2019年十万册纪念版，全新全译本插图珍藏)大星文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亨利·戴维·梭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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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榜经典：瓦尔登湖(2019年十万册纪念版，全新全译本插图珍藏)大星文化试读：

作家榜推荐词

我们应该如何感激梭罗？就像聂鲁达要感激的那些短暂易逝的丰硕的云朵？那些童话般的云朵？

在我看来，所有的好诗人都是童话的一部分，而所有童话都是这样开始的—

从前，有一个叫梭罗的诗人，带着一把斧子，住进了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附近的一片叫瓦尔登的森林里，以星空当锦被，与野兽为邻居，两年后，他离开了这片森林，带回了一个笔记本。作为对宇宙万物好奇与对生命意义探险的证据，这个笔记本让圣雄甘地叹服，让托尔斯泰狂喜，让整个世界震惊。

一百年后，一个叫徐迟的诗人，受费正清先生的邀请，翻译了这本笔记，大受震撼，他感慨：字字闪光，语语惊人。仿佛见识了钻石的光辉。但接踵而来的乱世又让这颗钻石埋没在了尘埃里。

真正让它重见天日，得到五十年后的1989年，一个叫海子的诗人去山海关卧轨，他随身携带的就有梭罗的这个笔记本。

于是，一夜之间，千千万万的读书人被一面湖水惊醒了。

认识一本好书，需要付出这么惨烈漫长的代价吗？是的，智慧和美，都需要伟大的好奇心。

1999年，一个世纪行将结束，美国大学生投票选举青年偶像人物。结果，高居榜首的就是这位诗人。

因为，他留给世界的真理和智慧比你想象的要多。

过去的一百年，哈佛学者们探讨《瓦尔登湖》究竟有多少种读法，基于对爱默生“世界将其自身缩小为一滴露水”的信赖，我推测，只要人类活着，它的读法就会万万千千，就会接近无穷。

我甚至怀疑，即便有一天人类消失了，机器人也会拜读它。

它是《天方夜谭》中的那块魔毯，会带你远离现实的灰尘，会让你联想起辛波丝卡的说法：一切都是非凡的奇迹，任何一块石头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流云，任何一个白天以及任何一个夜晚，甚至，这世上，任何一个尚在呼吸的人。“时间是供我垂钓的河。我从中汲水，却同时发现了河底的淤沙，意识到它是如何清浅。它涓细的脉流漫过，但留下了永恒。我愿意啜饮更深的溪水；那就在天空中垂钓吧，天空的河底都是星辰做成的卵石。”—这是梭罗的天梯，带你升上天空，把尘世的忧伤抚平。

一本安静的书，它来到世间，一直寻找它安静的读者。

而这一次，经由诗人王家新先生富有生命质感的出色译笔，你会遇见一位“多么孤绝而又富有历史洞见的诗人”。2017年6月26日于作家榜

向梭罗致敬

交完译稿后查看资料时才发现，到今年7月12日，我们翻译的这位奇人已诞生200周年了。而我仿佛刚刚从他在

瓦尔登湖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7月12日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1837年毕业于名校哈佛大学，但按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的说法，他“在文学上是一个打破偶像崇拜的人，他难得感谢大学给他的益处，也很看不起大学”（爱默生《梭罗》）。毕业后梭罗在家乡一个私立学校教书，并受到同住在康科德的爱默生的激发和影响，几年后便完全转向写作。他给爱默生主编的评论季刊《日晷》撰稿，并协助编辑该刊。写作之外，也到处演讲，主张回归自我和自然。1845年，梭罗为践行他的生活观念，在距康科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体验独立、简朴和接近自然的生活。他的散文集《瓦尔登湖》（1854年出版）详细记载了他在那里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生活。1847年9月6日，梭罗因爱默生一家需要，离开瓦尔登湖，重新回到康科德城。1862年5月6日，因肺病医治无效逝世，时年仅44岁。

在同时代人眼中，梭罗不过是一个爱默生的追随者，一个偏执而怪异的人，直到十九世纪末期才被广泛认识和推崇。梭罗一生创作了二十多种散文作品，尤其是他的《瓦尔登湖》，不仅被视为自然随笔的经典，而且“变成了处于迷惘状态的人们的生活指南”。其他有影响的作品首推政论《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又译为《消极抵抗》《论公民抗命》《公民不服从论》），面对政府、法律的强权和不义，为公民拒绝服从提出辩护。梭罗所主张的这种依靠个人力量的“非暴力抵抗”，后来对列夫·托尔斯泰、圣雄甘地、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和美国民主主义、民权运动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有的《瓦尔登湖》版本中，最后也收有这篇《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它和《瓦尔登湖》其实也有直接联系：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梭罗因为拒交“人头税”而被捕，虽然他只在狱中蹲了一宿就被友人在未经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保释出狱。为解释他的抗命行为，后来他做了这个著名的演讲。

同我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在早年上大学期间读的也是徐迟的译本（现在据说已有数十种译本了）。徐迟先生不仅首次将《瓦尔登湖》译介到中国（1948年），其译本在“文革”结束后重版，也吸引了广大读者，像苇岸、海子这样的作家和诗人就深受其影响。徐迟先生舒展自如、优雅而富有韵味的译文风格在那时也颇为人所称道。

但是，如同历史上的一些经典，《瓦尔登湖》也正是一部需要反复阅读，需要不断重新认识和发现的作品。

而对我来说，最好的阅读方式就是翻译。我自己的工作虽然主要在诗歌领域，但是，因为接受了作家榜的邀请，因为有这个机缘“以翻译的方式”来重读，我还是深感激动：一个众说纷纭的梭罗更真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仅通过翻译真正抵达他的“在场”，而且对一个繁茂而深奥的文学世界、自然世界和灵魂世界，有了更多也更能给我带来喜悦的发现。

比如说《瓦尔登湖》的第一章“Economy”，有的中译本译为“简朴生活”，我认为这样译就有些问题，问题可能来自人们对梭罗的某种惯有的简单化读解，也来自对“诗意地栖居”这类当下愿景的迎合。《瓦尔登湖》记载了梭罗在湖畔林间的独居生活，梭罗的口头禅也是“Simplify，simplify，simplify”（简单，简单，简单），但梭罗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避世隐士。与其说《瓦尔登湖》是一曲田园牧歌，不如说它是英雄诗篇，是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挑战，而这在爱默生看来也带有一种“英雄”和“先知”的气质：“这时候他是一个强壮健康的青年，刚从大学里出来，他所有的友伴都在选择他们的职业……惟其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绝对自主，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所以他的处境只有更艰难。但是梭罗从来没有踌躇。他是一个天生的倡异议者。……他的目标是一种更广博的使命，一种艺术，能使我们好好地生活。”

爱默生的描述，真实地表露了梭罗的精神状态和前往瓦尔登湖畔居住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动因。这种我行我素、不计代价对生活理想的践行与通常的那种隐逸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实际上，梭罗渴望宁静独处，但同时又是一位很有责任感和参与精神的社会批评家，他写有许多政论，一生支持废奴运动，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倡导公民权利和“公民的不服从”，必要时甚至甘愿为此坐牢。即使在瓦尔登湖畔期间，他也常常与人交往，并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他只是不想循规蹈矩成为所谓“文明社会”的寄居客，而宁愿“绝对自主”，去过那种更合乎本性的生活罢了。他在瓦尔登湖的来去都合乎他性格的逻辑。他并没有想到瓦尔登湖畔日后会成为一个圣地。他也并不希望别人来追随他，他只是痛感于人们在生活中的迷失，“还包括那些貌似富有、却于所有人中极为贫瘠的人，他们积攒了些无用的财产，却不知如何使用或摆脱”，他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向世人证明何为自由和人生之价值，他写下这部书，也“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人类；我身上的缺点和矛盾，并不影响我的陈述的真理性。……我下定决心，决不低声下气地做魔鬼的辩护人。我要努力为真理说话。”

触动我的，就是梭罗的这种坦率和真实。他并不想充当一个圣人。他来到瓦尔登湖畔探索生活的意义，但他绝不自欺，也不给他的乡邻和读者提供任何廉价的、靠不住的承诺。他正是我所赞赏的那种“彻底的思想家”(radical thinkers)。如“第十一章 更高的法则”的这个开头，就使我深感惊异：“当我提着一串鱼，用鱼竿探路穿过树林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相当昏暗了。那时，我突然瞥见路上有一只土拨鼠悄然横穿而过。一种野性的快感使我不自觉地战栗，并使我强烈地想要捉住他，将他生吞活剥；并不是因为我那时饿了，只是为了他表现出来的那种野性。……我曾发现在我的内心，和大多数人一样有一种追求更高的或者称之为精神生活的本能，至今也还是如此。但同时，我又有另一种本能朝着原始的队列和野性走去。我对这两种本能都心存敬畏，对野性的狂热也并不亚于善良。……我有时候喜欢粗劣地对待生活，更愿意像动物一样过日子。”

由此可见，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畔并拿他自己做“实验品”，如用诗人勒内·夏尔的一个说法，既是“对顶峰的寻找”，也是对“基础”的重新勘探（夏尔的一部诗集即是“对顶峰和基础的寻找”）。即使是“诗意地栖居”，首先也要把它建立在一个真实可信的基础上。

正是基于这种“总体”上的了解，我们把第一章“Economy”按其本意译为“

经济学

而为了发现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都有哪些，又该如何获得，梭罗甚至在第一章中精细地列了一份份账单，比如全部造房的材料费，豆地的花销与收入等。“总之，信仰和经验使我确信，只要生活得简单而智慧，维持一个人在世间的生命并不是一件苦差，而是一种消遣。”他甚至以他富有个性的方式说：“我宁愿坐在一只南瓜上，将它完全据为己有，也不愿和众人拥挤着坐在天鹅绒软垫上。”

梭罗的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今天已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和接受（比如在今天就有“必要的贫穷”“清洁精神”等说法），但在当时的那种社会习俗下，如按爱默生的评价，却是“革命性”的。梭罗自己在《瓦尔登湖》中也讲到这样一个细节：“我要定做一件款式特别的衣服，女裁缝神情严肃地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可都不是这么做的’……就好像她引用的是命运女神那样一位非人间的权威。”“在给我量尺寸的时候，如果她不考量一下我的性格，而只是量我肩膀的宽度，就好像我是那挂衣服的钉子，那这种丈量又有什么用呢？……我有时感到绝望，在这个世界上，要借助人们的力量完成一件哪怕十分简单、朴实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先经过一次强有力压榨机的挤压，好把旧观念挤压出去，如此一来，他们一时之间也无法站稳脚跟……”

这就是梭罗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爱默生就曾这样充满钦佩地描述：“有几个人几乎崇拜他，向他坦白一切，将他奉为先知，知道他那性灵与伟大的心的深奥的价值。……他以这样一种危险性的坦白态度处世，钦佩他的人称他为‘那可怕的梭罗’，仿佛他静默的时候也在说话，走开之后也还在场。我想他的理想太严格了。”

但还有一点，梭罗对自己当然是严格的，在《瓦尔登湖》中他力求证明自己，说服别人，但他并不希望别人按他的方式生活。他自己的生活，在他看来不过是天赋良知的一种昭示：“年轻人可以搞建筑、种植或航海，只要能做他跟我提过的他喜欢做的事情，不妨碍他就好了。我们的智慧，就体现在通过计算而得到的那个精确的点，就好比水手或者逃跑的奴隶的眼睛总要盯着北极星；这种方法足以指导我们一生。或许我们不能在可预测的时间内到达预定的港口，但仍会保持正确的航向。”

可以说，梭罗的这种对世俗虚荣的抛弃，对物质文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抵制，在后来对重塑“美国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嬉皮士运动和“垮掉一代”那里，我们就可以明显听到其回响（纵然有些人学到的只是皮毛）。且不说“垮掉派诗人”“新超现实主义”或“深度意象”诗人们也明显和梭罗有一种血缘关系，如罗伯特·勃莱的“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詹姆斯·赖特的“我突然感到／如果我能脱出自己的躯体，我就会／怒放如花”等。

在我喜爱和认识的诗人盖瑞·斯奈德身上，也能看到梭罗的影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他通过翻译寒山，创造的正是一个类似于“瓦尔登湖”的新神话：“他是一名山中狂人，属于古代中国衣衫褴褛的隐士中的一类。当他说‘寒山’之时，不仅指他自己，也指他的住所和他的精神状态。”

重要的是，同梭罗一样，斯奈德的人生也正是“知行合一”的一生。1955年从伯克利毕业后，他与森林公园签约，成了一名山道维修队的工人，整天在荒郊野岭户外工作。与他翻译的寒山诗同时出版的，是他自己的成名诗集《砌石》（Riprap），他声称这是“为了纪念双手的工作、对岩石的置放以及我开始将宇宙视为整体的那一刻……”“我猜这些诗歌之所以被欣赏，不仅仅是因为其中的艺术，还因为其中的汗水。”

的确，我热爱这位诗人，他那些书写大自然和户外劳作、间或向中国古老大师致意、带着汗水闪光和靴子的吱嘎声的诗篇，不仅让我深感亲切，在我看来，还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必要的“纠正”：“作为一个诗人，我依然把握着那最古老的价值观，它们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土地的肥沃，动物的魅力，与世隔绝的孤寂中的想象力……我力图将历史与那大片荒芜的土地容纳到心里，这样，我的诗或许更可接近于事物的本色以对抗我们时代的失衡、紊乱及愚昧无知。”

多么孤绝而又富有历史洞见的诗人！正因为如此，在当今这个所谓后工业的时代，他却在完成着一种“大地神话”的重构。在这方面，梭罗就堪称一位先行者。梭罗在瓦尔登湖畔黎明即起，到冰封的湖畔取水，他所迎来的，正是那片新大陆“大地之诗”的“第一道黎明的光线”。他也仍将为未来的人们提供启示和范例。

以上主要介绍了梭罗回归自然和本性的生活实验，他所发现的人生真谛及其对后人的激励和启迪。《瓦尔登湖》引人入胜，也绝不单调，而是如大自然一样丰饶。如同书中的梭罗是一个生活实践者、修行者，也是一个诗人、哲人、预言家，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批评家，也是大自然的勘探者、博物学家、鲁滨逊式的拓荒者、生态和环境保护主义先驱……在他这部作品中，蕴藏着巨大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启示性。

梭罗的洞察力、感悟力和他的实践能力一样惊人，爱默生就这样描述：“有一天，他与一个陌生人一同走着，那人问他在哪里可以找到印第安箭镞，他回答，‘处处都有’，弯下腰去，就立刻从地下拾起一个。……他丰富的常识，再加上壮健的手，锐利的观察力与坚强的意志，依旧不能解释他简单而秘密的生活中照耀着的优越性。我必须加上这重要的事实：他具有一种优秀的智慧，一种极少数人特有的智慧，……然而在他，这却是一种永不休息的洞察力；……他永远服从那神圣的启示。”

或者说，在他的身体力行中，携带着他的生命哲学和光照。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梭罗是一个“超验主义者”，他相信人能凭直觉和本能认识真理，能凭心灵的力量提升生活，使生活变得崇高。瓦尔登湖不仅是他在喧嚣的世界中寻得的一个去处，也是他精神的家园，这个地方不仅给他提供了豆地、冬日的篝火和思考的空间，也给他提供了认识自然和自己的各种机遇。“古代诗歌和神话至少表明，农事曾是一项神圣的艺术”，不仅是农事，他在这里感受到的一切都不能不让人称奇。他在这里观察、倾听、思考，并且梦想，如他所称，他含蕴、养育着他的珍珠，直到它完美之时，将它奉献于社会。

在《瓦尔登湖》中，有大量篇幅是关于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的观察记录，这是全书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内容之一。梭罗在这里花费了大量精力观察湖水和树木的变化，鸟类、动物的习性，有时还深入地质考古学的层面，这使《瓦尔登湖》的许多篇章初看上去像是有关自然的文献。但是，梭罗展示自然的财富，是为了让它成为人性的、精神的资源。他的这种贡献，让我不禁想起阿赫玛托娃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赞颂：“整个大地成为他的遗产／他要每个人与他一起分享。”

爱默生也非常看重梭罗对大自然的探索：“他决定研究自然史，纯是出于天性。……他与动物接近，使人想起汤麦斯·福勒关于养蜂家柏特勒的记录，‘不是他告诉蜜蜂许多话，就是蜜蜂告诉他许多话。’……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深知大自然的秘密与天才；这种知识的综合，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广大更严正。因为他毫不尊敬任何人任何团体的意见，而只向真理本身致敬。”的确，梭罗对自然的观察、体验和发现每每让人惊叹。他不是简单地记录下事实与感受，他笔下的种种事物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充满了活力和启示。他笔下的大自然不仅洋溢着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有一种粗犷苍郁之美，甚至还深具一种神秘性，有一种神话般的性质：“啊，瓦尔登湖的梭鱼啊！当我看到他们躺在冰面上，或在渔夫所凿的、有一个小孔来引入活水的冰井中时，总是会惊奇于他们那罕见的美，仿佛他们是传说中的鱼类，对我们的街道来说如此陌异……他们拥有一种相当炫目而超验的美……他们不似松树的青绿，不似石头的灰褐，也不似天空的蔚蓝；但是，在我眼里，他们确有罕见的色彩，……他们，当然是全然无损的瓦尔登；在动物王国中也是小小的瓦尔登，瓦尔登教派！我惊异于他们在此处被捕获—这集金黄与祖母绿于一身的伟大鱼类……随着几下痉挛般的游转，很轻易地，他们就挣脱了自己在水中濡湿的幽灵，仿佛一个凡人在升入天堂那稀薄空气前的时刻里，挣脱了自己的肉身。”

这种对瓦尔登湖梭鱼的赞颂和神话般描述，不可能不对人们的感受力和后来的文学、诗歌产生影响。在伊丽莎白·毕肖普的名诗《鱼》的最后，我就感到了这位美国著名现代女诗人对梭罗的“致敬”：“……直到那船舷上缘／直到每一种东西／都成了虹彩，虹彩，虹彩！／我把鱼放回了大海。”

梭罗是大自然的探索者和赞颂者，也是大自然的翻译者，在翻译中他认出宇宙的律动，也认出人与自然的“血亲”关系。如第十七章中对冬去春来之时瓦尔登湖的描述：“瓦尔登湖在迅速融化……一块巨大如野的冰从其主体中破裂出来。我听见一只北美歌雀在河岸的灌木丛中歌唱—讴利，讴利，讴利—叱，叱，叱，掣，咤，—掣，微嘶，微嘶，微嘶。”这是多么动人啊。而在最后一章的结束语中，也即向他钟爱的瓦尔登湖告别之前，梭罗打通了人与自然的血肉关联，向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献上了这样的颂歌：“我们体内的生命，就像河流中的水。它今年的水位，可能升高到前人所无法想象，并漫上焦渴的高地。”然后他的笔触竟转向了一只强壮、美丽的虫蛾：“谁听了这个故事，不会强烈地感受到它对复活与不朽的信仰呢？又有谁会知道，何等美丽的、长着翅膀的生灵，它的卵已经埋葬在木头的年轮中，进入生如死灰般的人类社会好多年了，先是封存在苍翠鲜活的树木中，后来这树木渐渐变成了它枯冢的外壳—当一家人围坐在节日的餐桌旁，它持续多年的啃噬声，碰巧被这家中的人听见—会出人意料地从这社会中最不起眼、随手转卖的家具中飞出来，终于享受到它完美的盛夏！”

最后，我简单谈一下梭罗的艺术风格、艺术成就和我们的翻译。《瓦尔登湖》一多半内容草成于梭罗居住于瓦尔登湖畔期间，后来经过了补充、修改和重写。鉴于他的第一部书《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的失败，在写作和修改《瓦尔登湖》时，梭罗格外慎重，他没有仓促写就和出版，而是静下心来对经验进行过滤和提炼，一次次地对文稿进行修改，使之达到完美。《瓦尔登湖》早已是美国现代文学中散文作品的典范。它是生活和精神的传记，但也是语言的艺术创作。如梭罗在日记中所说，他的写作以真实经历为依据，但“事实只是我的画像的框架”“是我正在写作中的神话中的材料”。《瓦尔登湖》的最后成书，让我感到的，也正是一种“把大地转化为神话”的卓越努力。这不仅在于他对《圣经》、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典籍（如古罗马加图的《农业志》）、印度和中国古老智慧的大量参照和有机引用，更在于他对平凡事物的诗性转化和神话重构，正如爱默生所指出的：“他性灵的知觉上有诗的泉源。……他也善于在散文中找出同样的诗意的魅力。”这就是为什么在《瓦尔登湖》中，会处处闪耀诗性的元素和神话的光辉。《瓦尔登湖》的风格独树一帜，融自叙、观察、思考、想象、批评为一体，像一部雄浑的交响乐。梭罗的文笔雄健有力，元气充沛，富有思想性和鲜明的个性。他把敏锐的感受力、精准的观察力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想象力与概括力结合为一体。在行文风格上，有人已指出过他的特点：语句直截了当（straight forward）、简约精炼（concise）、言说切题，往往一语中的（to the point），完全不像维多利亚中期散文那样散漫、堆砌和矫情，也没有那种朦胧和抽象的气息。

在翻译时，我们也时时感到了梭罗的语言天才，感到了他在语言上非凡的创造力。正如他自己声称，他要创造出“一个腐朽的时代所无法理解的语言”，他要抛开一切陈词滥调，“回到语言最原始的类比和衍生意义上”。正因为如此，给翻译带来了极大挑战。梭罗的语言，往往是叙述、观察、哲思、雄辩和诗性隐喻的难以拆解的综合，密度大，难度高。在翻译时我们纵然耗尽了心力，但不敢说就完全达到了满意的程度。此外，怎样在今天重建梭罗的语调和文字风格，这也是我们面对的课题。在已有大量译本的背景下，我们所做的，是尽量忠实于原文而又能在译文语言上有所刷新和创造，重要的是，要让人能听出那活生生的语调。本书的翻译除了我和李昕主译外，李海鹏、唐小祥、方邦宇也参与了部分文字的初译工作。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感受到很多，它对我们的震动和启示，也深深抵及我们生命的深处。这一切，正如爱默生在《梭罗》一文中所引用的梭罗自己的诗句：

我本来只有耳朵，现在却有了听觉；

以前只有眼睛，现在却有了视力；

我只活了若干年，而现在每一刹那都生活，

以前只知道学问，现在却能辨别真理。

我们衷心希望，这不仅是我们，也是读到这部伟大作品后更多的读者所能获得的珍贵感受。2017年6月5日于北京瓦尔登湖经济学

在我写下以下文字，或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是独自生活在林间，距任何邻居都有一英里。我自己建了一座房子，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市的瓦尔登湖畔，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我在那儿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则又成了“文明社会”的寄居客。

我本不会贸然地跟读者讲起这么多我的私事，只是我们镇上的居民对我的生活方式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人说我的生活方式有点不着调，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却觉得这种方式非常自然，也非常合适。还有人问我以什么为食，会不会感到孤单和害怕，诸如此类；另一些人则想知道我收入的多少被用于慈善事业；还有一些来自大家族的，则问我帮扶了多少个贫困儿童。所以，如果在本书中我试图回答了一些这样的问题，就要请那些对之并没什么特别兴趣的读者诸君包涵了。多数书对第一人称“我”字都避而不用，本书则会保留：这种“自我主义”，是本书区别于其他书的主要不同。我们常会忘了，无论说些什么，其实都是第一人称在发言。我本不该谈论这么多我自己的事，如果我对他人的了解甚于我自己。很不幸，因为经历有限，我也只能局限于这一主题了。另外，从我的角度看，任何一位作者都应该首先直接、真实地记下自己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有些这样的记述就好像是从遥远的异乡寄给亲友们似的；因为只要他认真生活，就必然居于相距遥遥的异域他乡。或者，这些篇章更是为穷学生们而写的。至于其他的读者，则会接受适用于他们的部分。我相信，没有谁会为了把衣服穿上身，硬生生拉扯衣服的缝线；因为只有合身，才能穿着舒适。

我乐于讲到的话题，并非关于远在中国或桑威奇岛的居民，而是关于你们，本书的读者，据说是生活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它们主要是关于你们的状况，尤其是你们在这镇子上，在这个世界上的情况或境遇。那是什么样的情况或境遇？一定要像现在这般糟糕吗？难道没有改进的余地了吗？我到过康科德的很多地方。无论在哪儿，商铺、官署抑或是田野，看上去居民们都在用上千种让人惊异的方式进行自我惩罚。我曾听说过婆罗门教徒的苦修之法：坐在四面火焰之中，双目直视太阳；头朝下，将身体倒悬在火焰之上；扭着头，望向苍天，“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来的姿势，而扭着的脖子，也使除液体外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进到胃里”；链锁缚身，终生捆在一株树下；像毛毛虫一般，用他们的身体丈量帝国广袤的土地；单脚站在柱石顶上—即便是这些有意为之的自我惩罚，也不比我日常所见的情形更令人难以置信和惊愕。与我的邻居们所承受的相比，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差也算不得什么，因为那终归不过十二件而已；而我却从没看见他们杀死或捕获了什么怪兽，或完成了哪桩差事。他们也没有像伊俄拉斯一样的伙伴，用火红的烙铁来灼烧海德拉的断颈。对于他们而言，一颗头被砍掉了，立刻就会有另外两颗头长出来。

在我看来，继承农田、房舍、谷仓、牛羊、农具是年轻人和我镇上同胞的不幸。因为这些东西得来容易，想要摆脱它们的束缚却要艰难得多。他们还不如生在空旷的草场里，由野狼喂养长大，这样反倒眼目清明，辨得清是什么样的土地在召唤他们劳作躬耕。谁使他们成为土地的奴隶？当人命中注定只需寸土为生计，为何他们却要种植六十英亩的土地？为何自呱呱坠地他们就开始自掘坟墓？他们不得不过着人的生活，推着眼前之物前行，尽可能让一切进展顺利。我碰见了多少个可怜的、不朽的灵魂，在生活的重负之下，饱受碾压，几近窒息，只能沿着生活的道路匍匐而行，推动着面前七十五英尺长、四十英尺宽的谷仓，一个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的牛圈，以及上百英亩的草场、林地和耕地，在那儿备耕、除草。而那些没有产业可以继承的人，自然也就没有承继家业所带来的无端负担，却又不得不为了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屈身劳作。

然而，人们总是于错误之中盲目劳作，人之较好的部分也很快被犁进土壤，成为肥料。一种似是而非的命运，通常我们称为“必然”的东西，支配了人们去积累财富，而正如一本古书中所说，财富或者被飞蛾和锈斑腐蚀，或者被闯入的盗贼窃取。这是蠢人的生活，即便他们之前不曾明白，在接近生命终点的那刻则必然醒悟。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在造人的时候，就是把石头从头顶往身后扔。诗云：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â 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如罗利所曾铿锵吟咏的那样：“从此我们的善良之心坚硬，承受痛苦和忧戚，

证明我们的躯体实是源自岩石。”

将石头越过头顶抛到身后，根本不留心它们落到了哪里，对如此的神谕，他们竟也能盲目遵从。

即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出于纯粹的无知或谬误，多数人满脑子都是人为的担忧或生活中无益的粗糙劳累，致使他们无缘摘得鲜美的生命果实。过度的劳作，使他们的手指太过粗笨，而且颤抖得厉害，已不适宜采撷。事实上，劳动者无暇持之以恒地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完善，也无力维持人与人之间最人性化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就贬值。他没时间做别的，除了成为一架机器。他如此经常地滥用他的知识，又如何记得清自己的无知呢？—更何况他的成长需要无知。在对他作出评判之前，我们先要无偿地为他提供食物和衣服，用兴奋剂使他恢复精力。我们天性中的最佳品质，就如同水果外皮的粉霜，只有最为精心的呵护才使其得以留存。然而，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我们都不曾如此柔情。

我们都知道，你们之中有些人是贫困的，体会着生活的不易，有时可以说连气都喘不过来。我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之中，有些人是付不起餐费的，也无力偿付那即将磨坏或早就磨坏了的衣服和鞋子，可你们还是从债主那里撬来了一个小时，在这些篇章中度过这借来的甚或偷来的时光。你们中的许多人过着卑微而难言的生活，这显而易见，凭生活历练的经验我一望可知。你们总是生活拮据，设法干点营生，摆脱债务。债务是古老的泥淖，拉丁文里作aes alienum，意为“他人的铜币”，因为拉丁钱币多是铜铸的。你们在“他人的铜币”之下生活、弥留、被葬送掉；一味地承诺偿还、明天就偿还，而今天还在无力偿还中拼命挣扎；竭力讨好，寻求关照，用尽了各种办法，只要不犯罪坐牢；你们撒谎、奉承、投票，收缩自己以挤进文明的硬壳，或者膨胀自己至稀薄大气并冒充慷慨，你们说服邻居，由你们为他们做鞋、帽、衣服或者马车，再不然就添些杂货；你们攒了些钱，搁在旧箱子里，或者装进袜子放在石灰墙的后面，或者为了安全起见存进砖瓦结构的银行，以应对不时之需，结果却累病了自己。那钱不论存在哪儿，数目如何之大，或者如何之小，但又怎样呢！

我时常疑惑，在对待黑人奴隶制这种非正义的、多少有些舶来的奴役形式时，我们竟至—我几乎可以说—如此轻率；许多机敏而娴熟的奴隶主，奴役着美国南北。南方奴隶主是严苛的，北方奴隶主更有过之无不及；然而，最为糟糕的是你成为自己的奴隶主。谈什么人之神圣！看看大路上的赶马人，夜以继日地赶往市场，他的内心激荡着什么神圣性吗？他们的最高职责无外乎给马饲草喂水！和运输的获利相比，命运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他不是在为名声煊赫的士绅赶马吗？他有什么神圣，谈什么不朽啊？请看他匍匐而行，一天里战战兢兢，谈不上不朽，也谈不上神圣，而是自认为奴隶和囚徒—这些名号恰与他的日常所为相配。相比于我们的自知之明，公众舆论这位暴戾的君主也显得力量薄弱。决定或者表明了一个人命运的，正是他的自我认知。甚至西印度群岛各地也在谈论心灵和想象力的自我解放—又有哪一个威尔伯福斯来促成此事呢？再想想那片土地上为抵御世界末日而不停地编织梳妆台坐垫的妇女，对自己的命运竟无丝毫关心！仿佛消磨度日竟能无损于永恒！

芸芸众生都过着一份平静而绝望的生活。所谓顺从天命，正是确定无疑的绝望。走出绝望的城市，你来到绝望的乡村，只能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气自我慰藉。甚至在所谓的人类游戏和消遣之下，都隐藏着一种模式化的、不易察觉的绝望。两者之中都无娱乐可言，因为娱乐产生于工作之后。然而，不陷于绝望之事，才是智慧的特征之一。

当我们用教义问答的语言，回答诸如什么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必备之需或确当手段的时候，看起来就好像人们有意选择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对这种生活方式更为青睐。其实他们知道，除此别无选择。然而，人之清醒、健康的本性则记得“太阳升，万物明”的道理。不论何时抛弃偏见，都不会太迟。任何一种想法或做法，无论多么古老，未经确证都不可信。今天人人为之附和或以为尚可默认的真理，明天就可能被证有误，有些意见，曾被视为祥云，将在他们的土地上挥洒滋养的甘霖，结果也不过是缥缈的氤氲。老人们认为你办不到的事，你做了，结果成功了。老有老做法，新有新规矩。比如，老人们或许就不太明白添加燃料能使火种长燃不熄的道理；新人们则在陶罐下放上干柴，绕着地球飞行，速度迅疾如鸟，那架势，套用一句习语，可是“吓死老头子”了。和年轻人相比，老人不见得就更胜任当指导，甚至未必做得同样好，因为他们虽然收获了很多，失去的却更多。人们几乎有理由怀疑，最智慧的人是否在生活中学到了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事实上，老年人对年轻人并没有非常重要的忠告。他们自身的经验本来就有限。他们也必然相信，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们的生活本就是惨痛的失败。可能他们心中留下了些与那些经历不符的信心，只是他们已不那么年轻了。我活在世上也有三十来年，却没有从长辈们那里听到哪怕一个字的有价值的或真诚的忠告。他们什么也没告诉过我，或者他们也无法告诉我应该怎样去生活。这就是生活，其中大半我还未曾尝试；就算他们曾经尝试，对我也没什么助益。假如我有什么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也可以肯定我的师友们并不曾就此发表过什么见解。

一个农夫对我说，“光吃蔬菜你是活不下去的，因为蔬菜提供不了骨骼所需要的养分”；所以他每天虔诚地分出一部分时间，为他的身体提供骨骼所需的原料；他在耕牛的后面边走边说。那几头牛啊，靠吃蔬菜形成的骨骼，拉着他和他的木犁，不顾障碍地向前走着。在某类人中间，比如对那些最无助的或身染疾病的人而言，某些东西确实是生活的必需品；而对另外一类人来说，只不过是奢侈品；换到别的人群中，则又成了全然的稀奇事了。

有些人以为，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不论是高山还是低谷，已被前人踏遍，所有的一切都已被关注。据伊夫林的说法：“智慧的所罗门规定了树与树之间的那些间距；罗马执政官也曾规定隔多久你可以进一次邻家的田地，捡拾掉在地上的橡实，而不被算作乱闯私宅，并且还规定了应分给邻人的份额。”希波克拉底甚至留下了剪指甲的方法说明：与手指平齐，不长不短。毫无疑问，乏味和倦怠耗尽了生命的丰富与愉悦，并且它们像亚当那般古老。而人的能力却从来未被量度；我们也不能根据任何先例判断人能做什么，他已经尝试的事情尚少。不论之前你有些怎样的失败，“别难过，我的孩子，谁又会将你未完成之事再交托给你呢？”

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方式来检测我们所尝试的生活；这就好像同是那一轮太阳，既照熟了我的豆荚，也照亮了一组类似于我们地球的行星。如果我早就记住了这一点，就能避免不少错误。这阳光并非我为豆地锄草时所沐浴的阳光。那些星是多么神奇的三角形尖角！宇宙中各式的宅邸之内，又有多少相距遥远、迥然相异的物种在同一时刻凝神遥望着同一颗星星啊！谁能说得清生活向别人展示了怎样的前景？难道还有比两双眼睛一瞬间的凝神对视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瞬之内经历这个世界所有的时代；是的，甚至所有时代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据我所知，任何一种获取别人经验的阅读方式都不会像阅读历史、诗歌、神话一样令人惊异而又信息丰富。

我的邻居们大多称之为好的东西，在我灵魂深处却认为是坏的。如果我有什么可忏悔的，则很有可能正是我善良的品行。究竟什么魔鬼掌控了我，让我的行为如此规矩？老人啊，你可以说你所能说的最智慧的话—你活了七十年，也有过某种荣耀。然而我听见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引领我远离你的教诲。一代人抛却了另一代人的事业，就好像它们是些搁浅的船只。

我认为，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东西比我们现在信赖的要多很多。我们不妨放下些对自己的在乎，诚恳地把它们投入别的地方。大自然适应我们的弱点，正如它适应我们的力量。有些人一味地紧张焦虑，几乎成了不治之症。我们生来就愿意夸大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可我们没做的又有多少啊！如果我们病倒了，会有怎样的后果？我们多么谨慎啊！下定决心只要能避免，就不依靠“信仰”生活；我们终日保持警惕，晚上则不情愿地祷告，把自己交付给无常的命运。我们被迫生活得如此周到、真诚，敬畏我们的生活，拒绝变化的可能。我们说，只能这样生活呵；可是，从中心一点能画出多少半径，就有多少种生活方式。一切变化都是值得思索的奇迹，但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奇迹。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将想象出来的事实降格为他所理解的事实时，我预见到：所有的人最终都将以此为基础建构他们的生活。

我们不妨稍事思考，我前面所提到的烦恼和焦虑大多是关于什么的，我们又有多大必要受其困扰，或至少因此而谨慎？虽然置身于表面的文明，一种原生态的、拓荒式的生活对我们仍是有益处的，哪怕只是为了发现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都有哪些，它们又该如何获得；甚至翻阅一下过去商人们的流水账，看看人们通常在买些什么，储存些什么货物，也就是说，最基本的杂货都有哪些。时代的变迁并未对人类的基本法则产生多大影响，就好比我们的骨骼和我们祖先的骨骼大约是无法分辨得开一样。

我所说的生活必需品，是指在人通过努力所获得的事物之中，那些从一开始或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成为人们生命中重要内容的事物。它们非常重要，几乎没人试图离开它们度日，无论是出于蒙昧、贫穷还是哲学上的原因；即便有，也是极个别的。对许多生物而言，这种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食物。草原上野牛的所需之物是几英寸长的美味的青草和可饮用的清水；此外，他还需要寻找森林或山荫的遮蔽。任何牲畜的所需之物都不过是食物和庇护所。

就本地的气候条件而言，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可归入以下几类：食物、住所、衣服、燃料。这种划分已经足够准确。只有这些得到保障，我们才算做好了自由地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的准备，并有望获得成功。人类不仅发明了房屋，还发明了衣服和煮熟的食物；现在，坐在火边取暖已成为生活中的必需，这可能是来自最初偶然发现的火能带来温暖，以及后来使用它的效果（起初用火还是很奢侈的呢）。我们可以观察到，猫和狗也获得了同样的第二天性。借助适当的住所和衣物，我们就理所当然地保存了体内的热量。

但如果住得太热或穿得太暖，或者燃料的温度过高，也就是说，外部的温度高于我们体内的温度，那么，我们岂不是在烘烤人肉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谈到火地岛的居民时说，他们一行人穿得厚厚的坐在火堆旁烤火尚不觉热，那些赤身露体的野蛮人离火堆远远的，却“在火焰的烘烤下汗流浃背”，这让他大为吃惊。我们也听说过，新荷兰人裸着身体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而欧洲人却裹在衣服里瑟瑟发抖。野蛮人的强壮和文明人的智慧是不是就无法结合到一起呢？按照李比希的说法，人的身体好比火炉，食物即是燃料，保持着肺脏内部的燃烧。冷天我们多吃，热天则少吃。动物的体温正是缓慢内燃的结果，而疾病和死亡则在燃烧过旺时发生；或者，由于燃料短缺或通风不良，火便熄灭了。当然，“生命的体温”不宜与“火”混为一谈；这样的类比就到此为止吧。因此，从上面的列举来看，“动物的生命”和“动物的体温”几乎同义，因为既然食物可以被看作保持我们体内火种的燃料—而一般所说的燃料的用途只是煮熟食物，或者从外部增加身体的热量—住所和衣服也可以只用来保持人体产生或吸收的热量。

由此，对人体而言，极为必需的就是保暖，保持体内生命的热量。我们经受了何等的辛苦呀，不但为了获得食物、衣服、住处，也为了我们的床铺—那些我们夜晚的衣服。我们从鸟的巢穴和胸脯上掠夺羽毛，营造这住所中的住所，就如同鼹鼠在洞穴尽头用草和树叶做成的床铺。可怜的人总是叫苦，说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我们把大部分的病症归于寒冷：身体上的，或者人际上的。夏天，在某些气候条件下，人们的生活好似乐园。除了做饭之外，是不需要燃料的。太阳就是火焰，它的光线将众多果实充分“烹制”；除了食物更为多样、易得之外，衣服和房舍也完全多余，或半多余了。据我自己的经验，目前在我们国家，只需要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铁锹和一辆手推车等少数工具就足够生活了；对于好学之人，还要再加上灯和文具，以及能读上几本书。这些东西仅次于必需品，花一点点钱就能得到。但有些人就不太聪明，跑到了地球的另一边，那些蛮荒、脏乱的地界，花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做生意，就是为了能最终生活—当然是舒适而温暖的生活—并且死在新英格兰。那些奢侈的富人则不只是保持舒适的温暖，反而是不正常的高温；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他们是被烘烤的，当然还烤得挺时髦。

大多数奢侈品，以及很多所谓舒适的生活方式，不但没有必要，而且确实妨碍了人类的进步。谈到奢侈与舒适，大智者的生活相比于贫困者往往更为简单、更为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们都是同一类人，和他们相比，没人在物质上更贫穷，也没人在精神上更富有。我们对他们所知不多，但能知道这么多，已经够让人惊叹了。这些民族晚近的改革家或有卓越贡献的人也是如此。只有从我们称之为甘贫乐苦的有利立场出发，才能成为一个公正、睿智的人类生活观察者。奢侈的生活结出奢侈的果实，不论在农业、经济、文学还是艺术上皆是如此。当今社会只见哲学教授，却不见哲学家。然而，当个哲学教授也是很可羡慕的事，因为曾经连活着都让人羡慕呢。而当个哲学家，则不仅要有精深的思想，或者建立个哲学流派，而且要热爱智慧，并且遵循智慧的指示，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容而且诚信的生活。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都会解决一些生活问题。

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帝王或豪杰式的，而是朝臣式的。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同父辈一样，恪守成规地应付着生活，不论从哪个意义上，他们都不能被称为人类一支高贵族群的祖先。然而，是什么造成了人的退化？又是什么致使家族没落？使国家陷于衰亡的奢靡又有着怎样的本质？我们真能确定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存在一丝它的踪迹吗？哪怕是在外在的生活方式上，哲学家也是超前于他的时代的。他不像同代人那样吃、穿、住以及取暖。一个人既然是哲学家，又怎能没有更好的方式来保持生命的热量呢？

当一个人用我上文描述过的几种方式得到温暖之后，接下来他要做什么呢？肯定不是再多些同样的温暖，就好像无需更多、更丰盛的食物，更宽敞、奢华的住所，更精美、丰富的衣服或者更旺盛、持久的炉火等一样。在获得生命的必需后，除了获取多余物之外，人还另有一种选择，即无须卑微操劳，放个假，开始面向生命本身的历险。泥土看起来是适宜播种的，因为它使胚根向下生长，然后再自信地向上发出嫩芽来。人也是牢牢地扎根在土壤里，为什么却不能同样地向天空生长呢？—那些更高贵的植物之价值，在于它们最终在空气和日光中凝结出的果实。它们远离地面，受到的待遇不同于低卑的蔬菜。蔬菜虽然可能是两年生的，但得待根长成之后方能栽培，而且种植时常被从顶部掐去枝叶，所以即便尚在花期，也难以为人所识。

而对那些生性坚强果敢的人，我不准备定什么规范。不论在天堂还是地狱，他们都能把自己的事处理妥当。甚至和最富的人相比，他们修建的住处也更宏伟，花销也更阔绰，却不会身陷经济困窘或生活迷茫—如果这些人们梦中的人物真的存在的话；对于那些已然在目前的情势中得到激励与灵感，并以情人的钟爱与热情珍惜着它的人而言，我也没什么规范可定—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自己也划在此类人之列；我的这番话，也并非说给那些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尽职敬业、并清楚自己是否乐于敬业的人—我主要说给那些不满足于生活、在本有可能改善生活之际，却只是懒散地抱怨境遇与时世艰难的人。有些人，抱怨起来慷慨激昂、无法慰藉，因为据他们所称，他们一直都在尽自己的职责。我所关注的，还包括那些貌似富有却于所有人中极为贫瘠的人，他们积攒了些无用的财产，却不知如何使用或摆脱，结果铸就了加诸己身的金银镣铐。

如果我打算把过去岁月里曾希望如何生活的想法讲出来，则多半会使对我的生活经历有所了解的读者感到惊奇，也必然会使那些对之一无所知的读者倍感讶异。所以我只约略讲几件我认为重要的事。

任何天气之下，白日或黑夜的任何时辰，我都渴望用好关键时刻，并在我的手杖之上留下刻痕；我祈望立身于现在、此时，也即过去与未来这两个永恒之物的结合点上；我急于站上起跑线。请原谅我表达中的隐晦之处。比起大多行业，我们这一行的秘密更多。不是我故意隐瞒，而是与行业的自身特点有关。我倒是乐意把我所知道的和盘托出，而绝不会在大门上涂上“不得入内”的字眼。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只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现在还在寻找。我对许多旅客说起过它们，描述过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会回应怎样的召唤。有一两个旅客说曾听到猎犬的叫声、奔马的蹄音，或者曾看到斑鸠消失在云端。他们急于找到它们，就好像遗失它们的是他们自己。

领日出、日落之先，并不足够；如果可能，要先于大自然本身！无论盛夏严冬，有多少个清晨，在所有的邻居为他们的事务奔忙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毫无疑问，我们镇上的好多居民都碰到过我干完活回来，比如那些黎明时分动身前往波士顿的农民或干活去的伐木工人。当然，我从未从物理上助力于太阳高升，但于彼时在场，却无疑必不可少。

多少个秋天的，嗳，还有冬天的日子，我在城外度过，竭力探听风声，听到了就迅速散播开去！我几乎为此倾注了全部的资金，而朝着消息的风向追踪，也使我难以喘息。如果事关两派政党之一，看具体什么内容，则一定已经随着最新的消息出现在公报上了。其他时候，则从悬崖或树顶的瞭望台上观望，用旗语信号告知每一个新消息；或者傍晚时分，守候在山巅，等待夜幕降临，期望捕捉到一些什么，即便我得到的从来就不多，而且这得来的部分，还如同天赐的食物一般，在阳光下会消于无形。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报纸的记者。报纸发行量不大，且编辑认为我写的大部分稿件不宜刊发。像作家们常碰到的那样，我付出了辛劳，而得到的却不过是自己的痛苦。然而，就这件事而言，痛苦也是它自身的报偿。

多年以来，我自封为暴风雪、暴风雨的观察员，且忠于职守；还自任监测员，不能监测公路，就监测林间小路或者便道，确保它们畅通，峡谷间也有栈桥相连，并且四季皆可通行。行人在这些地方的足迹，证明了它们的便利。

我也曾守护城区的野兽，它们常越过篱笆，给忠于职守的牧人带来诸多麻烦；我曾留意农场那些人迹罕至的角落；虽然今天我可能不知道乔纳斯或所罗门具体在哪片土地上耕作，但这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浇灌过红色的越橘、沙里生长的樱桃和荨麻、红松和黑枔、白葡萄，以及黄色的紫罗兰花，否则到了旱季，它们就会枯萎凋零。

总而言之，我这样做了很久，这么说毫不夸张。我忠于职守，认真处理这些事务，直到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市民们终究是不愿意将我列入公职人员名单的，也不允许我挂职拿取适量的薪酬。我的账簿，我发誓记载可靠，不过的确未经审查，更不用说有谁来兑现、偿付或者结清了。不过，我也从未把心思放在这件事上。

不久以前，一名走街叫卖的印第安人来到我们附近一位著名律师家兜售篮子。他问：“你们要买篮子吗？”回答说：“不，我们不买。”“什么！”印第安人边往外走边嚷，“你们是想饿死我们吗？”眼见他勤劳的白人邻居那般富有—律师嘛，只需编织好说辞，然后就跟施了魔法似的，财富和地位就都来了—这印第安人便对自己说：我要做买卖；我要编篮子；这事我能做。他认为把篮子编好就算完成了任务，接下来就应该是白人邻居把篮子买下来。他不明白，他还需要使他的篮子值得购买，至少得让别人认为值得，如若不然，就做些别的，使那件东西值得买。我也曾编过一种精巧的篮子，不过没使它们值得购买。但在我而言，一点儿也不觉得编它们不值得。我从没研究过如何使我的篮子值得购买，相反，我研究的是怎么避免不得不出售它们。人们赞美且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的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大一种而贬低其他的生活方式呢？

我感觉镇上的居民不大可能在县府里给我一个职位，也不会让我当个助理牧师，或给我个别的什么生计，我必须自己想办法。我把目光投向森林，这次比以往都更为专注，因为那里的一切我都更为熟悉。我决定马上开工，不再等筹措到通常所谓的资金，就用我已有的微薄积蓄。我去瓦尔登湖，并非为了过简朴或奢华的生活，而是尽可能减少干扰，去从事一些私密事务；如果由于缺乏常识、事业心或者办事才能，我放弃完成这些事务，则不仅悲哀而且愚蠢了。

我总是尽力养成严格的商业习惯；这对每个人都不可或缺。如果你是和帝国交易，在塞勒姆港海滨的某处设个财务室作为固定机构也就够了。你可以出口那些本国出品、纯粹地产的商品，如大量的冰块、松木及少量的花岗岩，运货就用本地货轮。这都是些好生意。你需要亲自监看所有细节，同时身兼领航员和船长、货主和承购人等多职；买入、卖出、记账；阅读每封收到的信，撰写或审阅每封要寄出的信；夜以继日地监督进口商品的卸货；几乎同时出现在岸边的多个地点—装载有最昂贵货品的货轮通常会在泽西的一个口岸卸货；要自己发旗语，不知疲倦地扫视海面，和近岸通行的所有船只沟通情况；保持商品稳步派送，供给一个远方的高价市场；要确保了解各地市场的情况、任何一地的战争或和平的前景，预测贸易和文明发展的趋势；要利用所有探险的成果，走新航道，运用航海技术的新进展；要研究航运图，确定礁石、灯塔、浮标的位置，并对对数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因为本该到达友好港口的船只之所以常撞在岩石上、造成船体分裂，正是由于某个计算员的错误—比如拉·贝鲁斯那不为人知的命运；要跟上宇宙科学发展的步伐，研究从汉诺和腓尼基人至今的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商人的生活；最后，时时登记库存，了解自己的状况。这是一份苦劳，需要调动一个人的各种官能，涉及盈利或亏损、利息、皮重和备损以及其他各种估量计算问题，所以同样要求广博的知识。

我认为瓦尔登湖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仅是因为铁路线和采冰业；它还有别的不便透露的便利之处。它是一个不错的港口，地基扎实。尽管你得到处打桩奠基，但不必填充涅瓦河区那般的沼泽。据说西风之下，涅瓦河如果涨水，裹着冰块的河水足以把圣彼得堡冲出地球表面。

因为要开业之时我并没有备足通常所谓的资金，所以哪里能获得从事这行所不可或缺的那些东西呢？这也许不容易揣测。直接涉及问题的实际部分，比如衣服：我们采购衣服，通常都是考虑款式是否新颖，人们会有何意见，而并非其真正的实用性。让那些有工作的人回忆一下穿衣的目的：首先，保持生命的热量；其次，社交场合得体。如此他就可以判断，如果不去添置新衣，能完成多少必要且重要的工作。国王、王后的衣服都只穿一次，虽然他们有专门的裁缝和服装师，却无法体会穿上一套合体衣服的那份舒适。他们比挂着干净衣服的木架好不了多少。而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地与我们更为相融，带上了穿衣人性格的烙印，直到我们一再拖延，缝缝补补，最后才面色凝重、犹豫不舍地将它们收起，就仿佛在处理我们的身体。在我看来，没有人会因为衣服上有块补丁而显得卑贱。但我确信，相比于拥有健全的良知，人们通常对时髦的，或者至少是干净的、不打补丁的衣服更为上心。但即便破了没补，所暴露出来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不修边幅罢了。

我有时会这般试探熟人—谁肯穿在膝盖处打了补丁或者多了两道缝线的裤子？多数人的反应，就好像他们人生的前景将由此被毁。他们宁可跛着一条腿进城，也不愿穿着破裤子四处走。通常，如果一位绅士的腿意外受伤了，是可以疗救的；但如果他的裤子经历了同样的事故，就无药可救了；因为他所考虑的，并非真正值得敬重的东西，而是为人们所看重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不多，但认识的衣服、裤子却不少。给稻草人穿上你贴身的大褂，而你却一丝不挂地站在旁边，有谁不会立即向稻草人问好呢？那天，我经过一片玉米地，走近一根穿衣戴帽的木桩，才认出那是农场的主人。跟上一次见面相比，他只是在风吹雨淋中经历了更多风霜。我听人说起过一只狗，它对所有穿了衣服向他主人的宅院走来的陌生人吠叫，却轻而易举地被一个赤身露体的窃贼弄得一声不吭。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人们的衣服尽被除去，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他们相应的社会等级呢？如此情况之下，你又能不能在任意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指出谁属于最尊贵的阶层？菲菲夫人在她由东到西的环球冒险之旅中，曾到达离她家乡很近的俄国的亚洲地区。在去谒见当地长官的时候，她感到有必要脱下旅行装，换身别的衣服了，因为她“此时身处文明国家，那儿……人们以衣帽取人”。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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