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著名译文库·陀思妥耶夫斯基集(04):卡拉马佐夫兄弟(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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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名译文库·陀思妥耶夫斯基集(04):卡拉马佐夫兄弟(套装共2册)试读：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2013年元月序译本冯增义

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名著。它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登上俄国文坛，他的早期作品大都取材于小人物并以心理分析见长，如成名作《穷人》（1846）和中篇小说《同貌人》（1846）。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在集会上宣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而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被判四年苦役、四年兵役。5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60年代初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他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思想斗争并恢复了文学创作活动。这时，他已公开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仍然执着地探索着俄国前途、人类命运等问题。作家的这种探索充满矛盾并在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60年代以及后来的主要作品有《死屋手记》（1860—1862）、《地下室手记》（1864），长篇哲理小说《罪与罚》（1866）、《白痴》（1868）、《群魔》（1871—1872）、《少年》（1876）等。《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压卷之作，充分体现了作家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的特点，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巨大影响。《卡拉马佐夫兄弟》描写的是俄国外省的一个贵族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来打算以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为主人公写两部小说。第一部写“他青春时代的一刹那”，是“十三年前发生的事”；第二部才写“我们的时代，即我们目前的活动”，是主要部分。作家于1880年11月写完第一部小说，即《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不久便与世长辞了。虽然这只是作家构思中的二部曲中的一部，但仍然不失为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

卡拉马佐夫一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偶合家庭”的典型。在俄国农奴制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贵族家庭原来的优雅的外观逐渐丧失，联结家庭的道德纽带已不复存在。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不理解，各自追逐自己的目标，钩心斗角。这是处于瓦解过程中的贵族家庭。在描写这类题材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同时代人谢德林不同。谢德林在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1880）中，写出了一个贵族家庭衰亡的全过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贵族地主的贪婪、自私、道德堕落、寄生腐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着力刻画的是这个家庭成员各自的生活立场，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思考，通过他们之间的思想碰撞，探讨各种思想立场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进而探讨俄国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这样，思想就成了这部小说主要的艺术描绘对象。

贯穿在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主要思想便是“上帝存在，灵魂永生”。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思想形象时，巴赫金指出：“这些思想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现的、听到的，有时是猜到的，也就是说，这是已经存在或进入生活的富于力量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可以听到自己时代的对话，或者说得确切些，是听到作为一种伟大对话的时代……”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无中生有，从来‘不是杜撰’”，甚至可以指出这些思想在现实中的“原型”。上帝是否存在，灵魂能否永生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无意为之苦恼了一辈子的问题”。

在小说中作家没有直接描写这一思想产生的渊源，虽然读者在作品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产生这种思想的现实氛围。这便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在各方面的渗透，金钱作用增长，道德沦丧，社会分化，人民贫困等。小说中的许多场面都反映了这样的氛围，例如：老卡拉马佐夫从事各种经营，积累起十万卢布的资产；德米特里向商人萨姆索诺夫、富农“猎狗”借钱（一个贵族向商人告贷在农奴制时代是不可思议的！）。霍赫拉科娃劝德米特里去找金矿，成为企业家；旅店老板特里丰·鲍里瑟奇残酷剥削农民；斯涅吉廖夫一家生活在贫困之中；儿童遭受着种种苦难，等等。总之，正像作家在手稿中指出的那样：“……不能不意识到俄罗斯糟透了……”“世界走上了邪道……”但所有这一切现象都化为了主人公的行为、经历、感受，与思想共存在同一平面上，而这一思想却朝着横向拓展。一个有无上帝和灵魂能否永生的问题，竟然与人能否爱人，是否相信人的自由个性，会不会无视道德原则为所欲为，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什么关系，对俄国的未来，甚至人类的未来构想有何影响等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哲学等问题联系了起来，几乎囊括了19世纪俄国六七十年代的主要问题。作者在谈到这部小说与现实的联系时，曾明确指出：“您把四个人物（指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四人——笔者注）综合起来，就会看到对俄国现实，对我们俄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描绘，虽然已经缩小了一千倍。”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为艺术描绘对象的思想并不是以个别思想或以无人称真理形式出现，而是与思想载体——人物结合。思想是他世界观的核心，是他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原则，与他最隐秘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支配着他的个性。只有在思想中并通过思想看到人物，也只有在人物身上并通过人物看到思想。一个思想意味着一个人的完整的观点和立场，也可以说表现出了整个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便是这种“思想的人”，无论是伊凡，德米特里，还是阿廖沙，佐西马，甚至老卡拉马佐夫，都生活在自己的思想领域，都有“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但他们都不囿于自身，而是竭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思想，希望被人理解，听到不同声音，从其他立场的回答。一个“思想的人”的存在也就是对话，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流，思想就是在不同意识对话中上演的事件，只有在对话中才能迫使“思想的人”讲出自己最隐秘的思想。对于作家来说，描绘思想也就是描绘处于对话中的思想的人和他们的事件。因此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的是主人公们怀着没有解决的思想问题在紧张地进行一场没有终结的对话以及他们的种种事件。在小说中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成员围绕着有无上帝和灵魂永生的问题，各自道出了自己心灵深处的奥秘，表现出自己的生活立场，显露出“人身上的人”。

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出身贵族，年轻时是一个寄人篱下的食客，常常扮演小丑的角色，后来依靠妻子的嫁妆起家，成了富有的地主和高利贷者。这三者的结合，再加上不信上帝，形成了他丑恶畸形的灵魂。他身上几乎集中了一切卑劣的欲望：好色，自私，专横，冷酷，厚颜无耻。他生活糜烂，好嘲弄、亵渎神圣高尚的一切，向周围的人发泄年轻时所受到的侮辱。他曾两次结婚，都是出于谋求财产、地位或满足自己的私欲；妻子死后，全然不顾教养孩子的义务，任凭他们由命运摆布；他侵占长子的财产，与他争夺格鲁申卡；甚至奸污一个疯女丽萨维塔。但他也不无矛盾。他自知作孽太多，害怕坠入地狱，因此他也思索有无上帝和灵魂永生的问题，他对阿廖沙说：“我无论怎样愚蠢，对这类问题，总还是思索的，自然是偶然一想，不是永远想。”他真诚地爱阿廖沙，因为阿廖沙是“世上唯一不责备”他的人。他有能力欣赏美，对自己的恶行也可以自我谴责。他生命力旺盛，拼命攒钱，指望女人在他年老时能自愿投入他的怀抱。他基本的生活信条是“尽量在世上多活几天”，“我愿意过这种龌龊生活，一直到死”，至于上帝和来世生活，他是不相信的。他的所作所为引起儿子们的极端蔑视和憎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卡拉马佐夫气质”，正如高尔基指出的那样：“这无疑是俄罗斯的灵魂，无定形的，光怪陆离的，既怯懦又大胆的，但主要是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

他的大儿子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一个退伍军官，性格暴躁，生活放荡。他的内心充满了信仰和无信仰的矛盾，是一个集崇高与卑鄙于一身的人物。他在向阿廖沙袒露心迹时说：“魔鬼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这也是对他自己内心世界中矛盾斗争的真实写照。他曾企图利用金钱占有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他为了财产和格鲁申卡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甚至扬言要杀死父亲；他粗暴地凌辱了斯涅吉廖夫上尉。另一方面，他内心却是高尚的，他自己说：“尽管我下贱卑劣……然而上帝啊，我到底也是你的儿子……”因而他那堕落的灵魂时而迸发出善良的火花。与他原来的意图相反，他慷慨地帮助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使她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和家庭的名誉（因此他成为她的未婚夫）；他真诚地爱格鲁申卡，同情她的遭遇；他为自己对斯涅吉廖夫的行为感到羞耻；他在狂怒中克制了自己，没有对父亲行凶。他所考虑的不只是肉欲生活，他内心在追求美和高尚，思索着人间的苦难。他对弟弟阿廖沙说：“今天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所遭受的苦难太多了！你不要以为我是披着军官制服的禽兽，终日饮酒作乐，我差不多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着受屈辱的人。”父亲被害后，他被误认为凶手，因此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审判前他梦见由焚毁的农舍、干瘦黝黑的母亲、嗷嗷待哺的婴儿所构成的凄凉贫困图景。由于他身上具有“圣母玛利亚的理想”，相信上帝，这个象征着人间苦难的梦使他意识到人间的残忍和自己的卑劣，因此他虽然没有弑父，却甘愿承受刑罚，他将在“苦难中洗净自己”，净化自己的灵魂，忏悔自己的“罪行”。从此他开始了精神上的“复活”。但“复活”并没有最后完成。判刑以后，他还没有“背负十字架”的充分准备。他打算在押解途中逃往美国，虽然他知道逃离西伯利亚并不是去寻找快乐，而是去服另一种苦役。

伊凡是卡拉马佐夫家的第二个儿子。他完成了大学学业，是个评论家。在小说中，以老卡拉马佐夫与德米特里之间的调停人的身份出现，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

伊凡和他哥哥德米特里不同，他崇尚理智，研究自然科学，善于分析、思考，力求理解生活的意义；他不相信灵魂永生，否定上帝，是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作为无神论者他不承认上帝创造的世界，认为这个世界不合理，浸透了“血和泪”；他特别不能容忍儿童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在“叛逆”一章里，伊凡激动地向阿廖沙描述了异族入侵者虐杀儿童、地主用猎狗将农奴的孩子撕成碎片、父母虐待自己孩子的种种暴行之后问道：“假如大家都应该受苦，以便用痛苦去换取和谐，那么小孩子跟这有什么相干呢？……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去换取和谐呢？……”他表示不能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哪怕以后真的出现和谐。伊凡的声明被阿廖沙称为“叛逆”。

伊凡的“叛逆”否定了上帝及其创造的世界，表达了他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抗议，但他并没有信心去改造这个世界；他渴望生活，却缺乏生活的信念。在他看来，人类美好的理想早已被埋葬了，而且它从来也没有实现过，他在历史上看到的只有暴力和奴役。他对人类前途的悲观看法充分体现在他杜撰的故事《宗教大法官》里：16世纪西班牙有个宗教大法官。他认为人是“软弱和低贱的”，他们没有道德，叛逆成性，永远不会合理分配“自由”和“面包”。他们一旦获得自由，便会无所适从，善恶不分，互相争斗，引起纷扰和痛苦，而“巴比伦高塔”则永远也不会建成。最后会把“自由”放到强者脚下，乞求他们施舍面包，心甘情愿受他们统治。强者则用“恺撒的剑”，或换一种说法，以“奇迹、神秘和权威”这三种力量去统治他们，维持安定和保障他们的面包和幸福。宗教大法官还认为，这种统治必须以基督的名义进行，以便蒙蔽人们，为此不得不撒谎，虽然这样做内心不无痛苦，但他深信，一度向往的自由、基督的爱等崇高理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因此，当基督再度降临人间时，宗教大法官请他不要妨碍他的事业，把他撵走了。伊凡杜撰的宗教大法官是暴力和奴役的象征，他完全抹杀人的自由的个性，认为人不可能自由地选择善恶和信仰，承受不了“自由选择”的沉重负担，只能接受强权统治，对偶像顶礼膜拜。实质上他把人分成了两类，芸芸众生只配受奴役，而强者可以为所欲为。伊凡的思想与宗教大法官完全一致。但正如作家指出的那样：“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是深刻的，这不是当代的无神论者，他们的无信仰只说明世界观的狭隘和才智的平庸呆板。”伊凡不信上帝，但又怀疑自己的结论，向往获得信仰。总之，在信仰问题上，伊凡的内心已经分裂。他从同情人类苦难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走上了无视任何道德准则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陷于矛盾的泥淖而非常痛苦，这是他的悲剧。因此，一方面，他从“一切都可以做”这一原则出发，对父兄之间的矛盾听之任之，甚至希望“一条毒蛇咬死另一条毒蛇”；他明知斯梅尔佳科夫有行凶打算而不加阻止；他不信上帝，傲慢、虚荣，爱过舒适的生活，在气质上最像老卡拉马佐夫……另一方面，当他了解了斯梅尔佳科夫根据他的思想杀害了他的父亲后，他感到震惊，认为自己是思想上的凶手，这表明他的言行并不完全一致，并非要坚决地实行自己信奉的原则。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凶手也不等于他认罪悔悟，彻底抛弃了原来的思想。伊凡在法庭上的供认颇多戏谑调侃，充满了对人的蔑视和仇恨。他的供认和精神失常只是表明他个人主义思想的破产，并不意味着他思想的最后转变。正如阿廖沙所说，他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他不是在真理的光照下站起来，就是为自己曾献身于使自己失掉信仰的东西而对人对己进行报复，最终在仇恨中毁灭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德米特里和伊凡都从人类的苦难出发，考虑世界性的问题，前者获得了精神上的复活，后者在精神上完全堕落，主要原因是德米特里心中有个上帝，而伊凡是个无神论者，必然投入“魔鬼”的怀抱。这两人不同的结局反映了作家的思想及其局限。

佐西马长老与伊凡相对立。他出身贵族，年轻时是一名军官，过着放荡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突然领悟到自己生活在污泥之中，意识到每个人应该为大家承担罪过。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转折：他主动向被他殴打过的勤务兵忏悔，不顾社会舆论与决斗的对手和解，辞去军职，进修道院当了教士。他出现在小说中时，已经是一座著名修道院的长老。丰富的阅历、坚定的信念、过人的智慧甚至使他蒙上了先知的光环。他虽年老体衰，仍然虔诚地履行长老的职责。他为众人祈祷、祝福，接受信徒的忏悔，与受苦受难的人谈话，以爱去抚慰他们的心灵，时时刻刻在宣扬基督的思想。他赞美上帝和他的一切造物，认为“生命就是天堂”，深信地上的天堂将会实现，人们最终还会选择对上帝的信仰；他要求人们用爱去改造自己的精神，“以完整的世界性的爱来爱整个世界”；要相信人们的思想感情与“上天的崇高世界”有神秘的联系；他劝说人们主动承受苦难，在苦难中戒除多余的需要，遏制骄傲情绪，分清善恶；他声称每个人都应该为别人的罪过承担责任，因为如果你是正义的，别人也许就不犯罪了；每个人也要尽量“做大家的仆人”，在精神上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出现“人类的伟大团结”。他特别强调只有“人民能够拯救俄罗斯”，因为人民心中有上帝，保持着信仰和谦恭，没有奴性，他的精神力量能使无神论者产生信仰。因此，如果抛弃人民和上帝去争取“合理的生活”，“必将血流遍地，因为血可以召来血，动剑的人必将被剑砍伤”。

佐西马的思想同样也充满了矛盾。他企图消除人间的苦难，追求合理的社会，一个人间的天堂，但又否定变革社会的道路，只寄希望于基督的爱、与另一世界的神秘联系和对上帝的信念，这与宗教大法官所提出的“奇迹、神秘和权威”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依靠他的思想要达到“人类伟大的团结”，建成“地上的天堂”也无非是一种空想，是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因此引起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严厉抨击；但佐西马的思想中又有许多地方与正统教会和宗教大法官相对立。他与宗教大法官不同，相信人有能力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在善恶之间作出抉择；人和人之间能达到精神上的平等，人类发展最终会达到和谐的境界，生命就是欢乐，地上的天堂能够实现，而唯一的依靠力量是人民。这些体现了人道精神的思想也引起正统卫道士的猛烈批评。列昂季耶夫（1831—1891）根据正统的教义指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真正神秘的感情表现得很弱，而一个教士所表达的人道主义理想却非常强烈和十分详细。”“《圣经·新约》确实为了拯救个人来世的灵魂而提倡博爱和仁慈，但《圣经》中没有一处说过，人们通过这种仁慈能够获得和平和幸福，基督没有向我们承诺过……”“……佐西马的教义是错误的，他谈话的风格是虚伪的。”

佐西马的思想自然是作家同意的，类似的思想和观点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尤其是他的政论中曾反复出现过。在小说中佐西马是作为一个人物与其他人物进行平等的对话，虽然作家有意在众多的意识和声音中把他作为一个最崇高、最有权威、被众人仰慕和向往的形象来描绘，却显得抽象，他的理想缺乏现实基础，难以使人信服。就现实性和逻辑力量而言，佐西马的说教根本无法与“叛逆”和“宗教大法官”相比拟。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在谈到小说的这两章时，称它们为全书的“高潮”，曾不无自豪地说：“在欧洲，无神论表现这样的力量是没有的，也未曾有过。”也许正因这种明显的矛盾，这部小说才引起当时思想界左右两方面的批评，但都无法否认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卡拉马佐夫家的小儿子阿廖沙是作家构思中的最主要的主人公。作者根据圣徒传的模式来描绘他的经历。他的基本特点是信仰上帝，纯洁，谦恭，羞怯，对个人利益持淡漠态度。由于一般人对他不理解，他常被人家当作一个“怪人”。他仰慕长老佐西马，为了摆脱“世俗仇恨”和追求爱的理想进修道院当了见习修士，但他的思想尚未定型，他的血管里流的毕竟是卡拉马佐夫家族的血。他要侍奉上帝还必须经受一系列的考验。当佐西马长老逝世后没有出现“奇迹”，尸体反而腐烂发臭时，阿廖沙的信仰发生了危机，虽然他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但他抱怨上帝不公正，让长老的遗体发臭，损害了长老的形象，以致长老受到比他低下得多的人的指责；他听了伊凡的谈话后，“某种模糊、痛苦而邪恶的印象在他心底蠕动”。他怀着模糊不清的意图到了格鲁申卡家里……但作家很快使阿廖沙恢复了内心的平静。格鲁申卡的坦诚与善良使他深受感动，驱散了他内心的怀疑；他在跪拜长老灵柩后走到院子里，扑倒在地，拥抱大地，突然有了领悟。“他倒地时是软弱的少年，站起来时却成了终生威武不屈的战士。”似乎阿廖沙这个人物的发展已经完成。这样的变化实在过于迅速，也违背了作家自己的塑造人物的原则——“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

在小说中阿廖沙并不处于矛盾中心，甚至可以说游离于基本情节之外，但条条线索都汇总到他这里，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向他吐露真情，把他当作检验自己立场的一种尺度，他没有积极的行动，似乎只是事件的旁观者，并不左右事态的发展，但他被大家信任和喜爱，对伊凡也有很大吸引力。他曾向阿廖沙表白要用他来“治疗自己”。但有信仰的阿廖沙却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伊凡对上帝和世界的看法，根本不可能治愈伊凡的“病症”。

阿廖沙在小说中唯一的行动是与孩子们交朋友，和他们一起帮助伊柳沙一家。伊柳沙一家的苦难自然说明社会的不合理，但作者还有另一层寓意。作家力图通过对伊柳沙和他一家的苦难，阿廖沙和孩子们对他们真挚的同情和帮助表明：人间苦难并非如伊凡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荒谬，毫无意义。人在苦难中将更为深刻地认清善与恶，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苦难负有责任，从而激发起伟大的感情——同情和爱，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把人们联系起来。阿廖沙和十二个孩子便由这种感情联结在一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阿廖沙和孩子们（包括伊柳沙在内）的关系是建立人类未来幸福大厦的基石。这样，作家便陷入了矛盾的怪圈：一方面要消除人间苦难，另一方面又肯定所谓苦难的积极意义。

在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写了阿廖沙“青春时代的一刹那”，在第二部中将描写他离开修道院以后的生活经历，经过种种磨难后获得坚定信仰的全过程。因此他虽然是善的象征，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还是一个“捉摸不透，并不明确的活动家”。

斯梅尔佳科夫是疯女丽萨维塔被老卡拉马佐夫奸污后生的孩子，由卡拉马佐夫家的仆人格里戈里·库图佐夫抚养长大，后来成为卡拉马佐夫家的厨子。这是一个肮脏卑鄙的灵魂，恶的象征。他亵渎圣物，仇恨一切俄国的东西，公然声称为了个人利益可以背叛自己的信仰。他不仅怯懦，而且狠毒、贪婪；无论从社会地位或心理素质来看，他都是一个奴才。在小说的形象体系中他与阿廖沙相对立，却是伊凡的“同貌人”。他实践了“为所欲为”的原则——为了取得钱财，杀害了老卡拉马佐夫并嫁祸于德米特里，在审理这一案子的前夜他向伊凡讲述了他谋杀的经过以后就自杀了。

小说情节的主线是弑父、错判和查明真正的凶手。从侦查和刑事方面来说，这类情节与侦探、惊险小说的情节相似，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情节与它们又有本质的差别，它的发展不是以查出凶手为最终目标，而是找出凶杀的真正动因，结果情节的深入发展与一系列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哲学等问题联系了起来，深化了情节的思想内涵。

小说情节发展迅速。叙述人描述了悲剧发生前三天和后三天里的事情，包括尾声中的一天，前前后后总共不过一周，时间的跨度也不大，从八月底到十一月（包括悲剧发生后有一大段的间歇）。在情节的时空处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原则是将众多的事件或各条线索集中在同一时间内，在同一层面上平行展开，使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情势下用不同的声音唱着同一种调子，形成多声部性或复调。在小说中，卡拉马佐夫一家在修道院聚会之后情节的几条主要线索同时平行展开，有些事件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如斯梅尔佳科夫杀害老卡拉马佐夫的时候，德米特里正去找费妮娅打听格鲁申卡的下落，然后再到佩尔霍金那儿赎回手枪，准备去莫克罗耶见到格鲁申卡之后自杀；伊凡在去莫斯科的路上；阿廖沙从格鲁申卡家里回到修道院，解决了自己的信仰危机。）在内容上互相呼应，即通常所说的“对立”（如德米特里的“热心的忏悔”，伊凡的“叛逆”“宗教大法官”，阿廖沙编写的长老传略和他的谈话）。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主要人物直接或间接地环绕有无上帝和灵魂永生的问题进行对话。这些对话是哲理性的，似乎游离于情节之外，实际上却决定着人物的行动，特别是说明发生凶杀的思想动因。《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人物，无论是伊凡，或是德米特里，都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反对对他们“背后议论”，作出确定的评语，认为自己有能力从内部变化，而且只要还活着，他们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发展，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终见解。他们不是作者的传声筒，在对话中可以直抒己见，将自己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如伊凡在“叛逆”和“宗教大法官”这两章中，似乎他的声音压倒了作者的声音，甚至连保守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戈洛温也指出：“……‘宗教大法官’这一神话使读者困惑不解，作者到底认为谁更正确——是代表尘世利益，不信仰宗教的人，还是创立了宗教的基督呢？……无论救世主的形象引发的爱是如何温暖，读者总是摆脱不了这样的想法：施舍非尘世仁爱的他终究是不对的，因此赎罪的事业失败了。只要叙述在继续，两只秤盘处于绝对平衡状态，您不会获得基督的仁爱完全胜利的宽慰印象。”这是因为作家对主人公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立场，把他们作为具有充分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与他们平等地对话。当然，主人公的声音强化到与作家的声音相当，具有同等价值，也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接受。事实上，主人公的“独立性”始终受到作者的制约，正如巴赫金所说：“我们确认主人公的自由，是艺术构思范围内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自由如同客体性的主人公的不自由一样，也是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创造并不意味杜撰。”显然，主人公的独立性以及他声音的独立价值都是相对的，无非是强调在艺术构思范围内作家必须根据人物本身的逻辑发展进行创造，而不是杜撰，而作家作为创作主体，不管在小说中以何种形式出现，总是通过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声音，起着制约作用，就以“叛逆”和“宗教大法官”为例，作家也是通过种种艺术手段竭力否定伊凡的说法，或暗示他的叙述是魔鬼的诱惑。《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人物都具有两重性。作家总是将对立的两极集于人物一身，使之互相映衬，在复杂、微妙的境遇中，在紧张的对话中发生碰撞、显露，出现交替和更新。不仅伊凡、德米特里，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格鲁申卡也都是这样。卡捷琳娜大胆果敢，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为了挽救父亲的声誉，她不惜冒险去见德米特里。她对德米特里的“帮助”既感激，又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和伤害。因此她甘愿做他的未婚妻，用加倍的补偿，在精神上进行报复。对所爱的人伊凡百般折磨（也是自我折磨），强迫自己扮演一个忠实的未婚妻的角色。她对德米特里和伊凡的爱与恨是混合在一起的。在法庭上以及审判以后明显地表现出她对德米特里和伊凡在感情上的变化和爱与恨的交替。格鲁申卡原来是个善良、热情的少女，被一名波兰军官欺骗和遗弃，后又为家庭所不容，几乎流落街头，最后被富商萨姆索诺夫收留，成了他的情妇。不幸的遭遇和难以弥合的创伤在她心底滋生了一种要向社会报复的情绪，因此她那善良的本性又渗透着仇恨的心理，这种矛盾的性格常常左右着她的言行——她时而羞怯、温顺、善良，时而大胆、凶狠、恶毒。她出于报复心理，挑逗、耍弄卡拉马佐夫父子；但当悲剧发生后，她立刻承认自己是祸根，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而真诚地忏悔，德米特里真诚的爱终于使她发生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她的内心矛盾趋于平复，她的善良本性得到了充分的显露。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复杂的两重性格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同貌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便有几个“同貌人”。他们是拉基京、斯梅尔佳科夫、魔鬼，甚至老卡拉马佐夫；这些同貌人是伊凡思想可能发展的几个阶段，但作家不是把它们放在时间的流程中，而是放在横向的平面上加以描绘，使伊凡和他的“同貌人”互相映衬，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伊凡的两重性格。

与作家的前几部小说相类似，《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心理分析仍然是以刻画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个性在特殊事件或在事件的旋涡中，在与其他思想意识的交往和对话中的种种复杂而又痛苦的内心感受，特别是两重人格的心理为主。但在表现手段上，在最后一部小说中作家主要运用人物的对话或场面的描绘来表现人物的心理，而作家的直接叙述或分析，甚至对白化了的内心独白都使用得比较少。如因父亲受到凌辱而感到痛苦、不平、愤怒又无法雪恨的伊柳沙的心理是通过他父亲斯涅吉廖夫在与阿廖沙谈话时转述父子俩的对话以及伊柳沙如何抱住他痛哭的场面来表现的；斯涅吉廖夫遭到的深重的伤害，又因自己的贫困而难以维护的自尊心在他将阿廖沙送给他的二百卢布扔在地上，用脚去踩踏并大声叫喊“你们的钱……”的这一场面中获得了极为强烈的反映；德米特里与老卡拉马佐夫和卡捷琳娜的矛盾，由此而引起的他内心的折磨和难以忍受的痛苦，他的两种理想的激烈斗争是他向阿廖沙袒露心迹时直接叙述出来的；卡捷琳娜对德米特里和伊凡的感情，她过去所受到的精神创伤，对德米特里的长期积怨在法庭上以证词的形式作了尽情的宣泄。对上述的场合作家并不对人物心理作详细说明，完全是人物通过对话或自己的叙述来展现自己“心灵深处的奥秘”的。小说中对人物下意识的描绘尤为精彩，独具匠心。描绘下意识的心理活动虽然离不开作者的说明，但仍以对话为主，在小说第二部第二卷第六、七章《暂时还很不清楚的一章》和《“跟聪明人谈谈也是有趣的”》中，斯梅尔佳科夫在谈话中已经暗示他将利用老卡拉马佐夫和德米特里的矛盾假象杀害老卡拉马佐夫，劝伊凡早日离开，而伊凡对这种暗示不置可否，只是告诉斯梅尔佳科夫他明天将去莫斯科。这次谈话已经使伊凡感觉到父亲可能被害，但尚未明确意识到或不敢明确。第二天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他心中“突然笼罩上一片阴影，一种有生以来从未感到过的哀伤在心中滋生”。他承认自己是“下贱的人”。当时，伊凡并不完全理解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因为支配着他的是潜伏在下意识中的思想——一切都可以做，弑父也行，只要我不直接卷入。只是在案发以后伊凡回忆和分析当时的情景，通过与斯梅尔佳科夫的三次谈话（见第四部第二卷第六、七、八章）才明确他当时的言行所含有的真实思想，即默许了斯梅尔佳科夫的图谋。这里对话在揭示伊凡下意识活动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尤为典型的是伊凡的内心矛盾和思想冲突化为了两种声音，以两个人的对话形式表现出来，这便是伊凡和魔鬼的对话（见第四部第二卷第九章）。在对话中魔鬼将伊凡某一方面的思想和感情——用伊凡的话来说，“最卑劣、最愚蠢的一个方面”，即他的无信仰，否定一切，犬儒主义，人就是“人神”，可以为所欲为，以及他的犹豫不决、良心上的磨难，等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60年代初就向往19世纪能出现一部“艺术巨著”，它不仅体现“基督的思想”，即“恢复……堕落的人的本来面目”，“为社会上被侮辱和唾弃的毫无权利的人辩护”，而且“将充分而永久地表达自己时代的追求和特征”。19世纪6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发表后，更引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现代史诗性小说的想法。他所理解的现代史诗性小说面向俄国的现在和将来，主人公不是传统的贵族，而是历尽生活磨难，最后获得信仰的现代俄国人。为了实现这一想法他在70年代初构思了《无神论者》、《大罪人传》，但都没有实现。这些构思的部分内容分别写入了《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前两部作品基本上还没有突破传统长篇小说的框架，只是在最后一部作品中作家才实现了创作现代史诗性长篇小说的愿望。在这里作家将一个家庭的历史和当代重大的政治、社会、宗教、伦理、哲学问题相结合，将种种难以相容的场面汇合在一起：家庭的争吵，爱情和财产的纠葛，卑劣的情欲和崇高的追求，哲理的对话和神话，教士的生平和说教，心灵的煎熬与忏悔，朱门的狂欢豪饮与穷人的悲惨生活，谋杀与侦破，法庭上的起诉与申辩，等等，引入了史诗、悲剧、宗教神秘剧、哲理、惊险小说等因素。因此就小说体裁特点而言，有的评论家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综合性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充分体现了作家创作的思想、艺术特点。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力图证明，在俄国从农奴制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传统道德观念已经瓦解，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处于畸形人际关系中的人们难免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卡拉马佐夫气质”便是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的产物，在这样的环境下必然会产生否定上帝、否定现存社会制度、要求变革的种种思潮，可是无神论、“社会主义”（实际上作家指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又会带来新的祸害，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解决这一矛盾的答案中又暴露出企图从苦难中求得新生，以宽恕、爱、信仰上帝来建立互相团结、和谐幸福的人间天堂，反对革命暴力的空想。但是作家在小说中提出的人生意义、无神论和社会主义、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社会主义和个性、人性中的善与恶、个人命运和俄国前途等问题以及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却表明了这部作品内容的深度。《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尤其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影响了许多作家，不难从他们的作品发现与他的渊源关系，如扎米亚京（1884—1937）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1920—1921）中的救世主就会使人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托马斯·曼自己承认，他在创作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1947）的过程中曾一再阅读伊凡·卡拉马佐夫与魔鬼谈话的篇章；像罗曼·罗兰那样的著名作家，谈到俄国文学的影响时都会提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弗洛伊德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小说里关于宗教大法官的描写是世界文学中的高峰之一，其价值之高是难以估量的。”作者的话

当我着手叙述我的主人公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生平的时候，心里不免有点惶惑。也就是说，尽管我把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称作我的主人公，然而我自己也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因此我预料读者肯定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您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究竟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居然被您选作自己的主人公？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他在哪些人中间、凭什么而闻名？我作为读者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研究他的生平事迹？

最后一个问题最要命了，对此我只能这样回答：“也许您自己会从小说中找到答案的。”可是如果大家读了小说之后还是看不出或者并不认为我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有什么出众之处，那怎么办呢？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事先伤心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对我来说，他是个杰出人物，但我非常担心自己能否向读者证明这一点。原因是：他也许是个活动家，但还是个尚未定型、尚未明朗化的活动家。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要求人家面目清楚也未必合乎情理。不过有一点也许是没有疑问的：他是个奇特的人，甚至是个怪物。然而，奇特与古怪虽然令人注目，却会带来害处，尤其在大家都力图把个别凑成整体、从普遍的混乱中寻找哪怕某种共同点的时候更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怪物往往是一种个别和特殊的现象。是不是这样？

如果您不同意最后这种说法并且回答说“并非如此”或者“并非永远如此”，那么我也许会鼓起勇气对我的主人公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的意义加以肯定了。因为怪物不仅“并非永远”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恰恰相反，怪物有时候体现了整体的核心部分，而跟他同时代的其余人不知什么原因一个个都暂时离开了他，好像被一阵狂风卷走了似的……

我本来无须作出这种极其乏味而又含糊的解释，可以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反正只要您喜欢，总会把它读完的。可糟糕的是，我的传记只有一份，而小说却有两部。第二部小说是重点，主要写我的主人公在当代即目前的活动。第一部小说的情节发生在十三年前，几乎不成为小说，而仅仅是我的主人公少年时代的某个瞬间。我无法绕过第一部小说，否则第二部小说的许多内容便难以理解了。可是这样一来，我就更加为难了：既然连我这个传记作者都认为给这样一个微不足道而又捉摸不定的主人公写一部小说尚属多余，那何必要奉献两部小说？我又如何解释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呢？

我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干脆回避，不作任何解释。不用说，洞察一切的读者早就猜到我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打算了，只是怪我为何白白浪费笔墨和宝贵的时间。对此我可以作出明确的答复：我所以白白浪费笔墨和宝贵的时间，首先是出于礼貌，其次是我想耍点滑头，因为我可以推托说：反正我已经有言在先了。不过，我甚至为我的小说在保持“整体一致”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分成两个故事而感到高兴。读者看了第一个故事之后便能自行确定，第二个故事是否值得一读。当然，谁也没有非读不可的义务，即使只翻了第一个故事的一两页，就可以扔在一边，再也不用打开。不过要知道也有这样一些客气的读者，他们是一定要从头至尾读完的，从而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譬如说，俄国的批评家都是这样的谦谦君子。正是在这些人面前，我的心情总要轻松些：尽管他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但我还是要让他们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在读完小说的第一段之后就不愿再读下去。好了，序言到此为止。我完全同意说它是多余的，不过既然写好了，那就让它留在卷首吧。

现在言归正传。

献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卡拉马佐夫兄弟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第一部第一卷一个家庭的历史一　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他父亲十三年前就死了，死得很惨，也很蹊跷，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直到如今我们县里还经常提到他）。这件事我在适当时候会告诉大家的。现在我要说的是，这位“地主”（我们县里的人这样称呼他，尽管他几乎一辈子都没在自己的田庄里住过）是个脾气古怪，但在生活中又可以经常遇到的那种人，他不仅心地卑劣、行为放荡，同时又是头脑糊涂的典型。不过好像也只有这种头脑糊涂的人，在经营自己的财产方面倒是十分高明的。就拿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来说吧，开始的时候他几乎一无所有，仅仅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主，到处混饭吃，千方百计地充当食客，可是到临死的时候已经积攒了一笔高达十万卢布的巨款。尽管如此，他一辈子都是我们县里最糊涂最蛮横的人之一。我要再说一遍：他并不愚蠢，那些蛮不讲理的人大多数相当聪明、相当狡猾——他只是糊涂罢了，而且又是特别的、带有民族特色的糊涂。

他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长子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是第一个妻子生的，其余两个，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和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是第二个妻子生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一个妻子出身于名门贵族，是我县地主米乌索夫的女儿。至于这样一位年轻漂亮、聪明活泼并且又有嫁资的姑娘怎么会嫁给这个被大家叫作“窝囊废”的男人，我不想详细解释。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在这一代人中间并不罕见，但从前也曾经有过。我就认识一位姑娘，她属于过去的“浪漫”一代。她跟一位先生莫名其妙地恋爱了几年之后，照理可以太太平平结婚的，可是结果她自己想象出了许许多多无法克服的障碍，最后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从悬崖般陡峭的河岸上跳进冰凉湍急的河里自杀了。她的死完全应该归结于她的古怪脾气，完全是为了模仿莎士比亚的奥菲莉亚。假如那个她早就看中并且十分喜爱的悬崖并非风景如画，假如那是一段缺乏诗意的平坦的河岸，那么她也许根本不会自杀。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而且应该看到，在我们俄国的生活中，在最近的两代人中间，这种事情或者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米乌索娃的行为显然属于这一类，无疑是受了外界风气的影响，也是流行思想刺激的结果。也许她想显示女子的独立性，反对社会环境，向宗族和家庭的专制抗争，而乘虚而入的幻想又使她相信，哪怕是在一瞬间相信，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虽然是名食客，但他却是那个日趋进步的过渡时期最勇敢、最喜爱调侃嘲笑的人，其实他只是个凶恶的小丑而已，别无所长。更耸人听闻的是这件事最终以私奔而告终，这又使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感到非常得意。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对于这样的艳福即使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当时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他迫切希望自己有一个锦绣前程，为此可以不择任何手段。攀上这样一门好亲并且得到一份丰厚的嫁妆，确实是一种极大的诱惑。至于双方的爱情，那么无论从新娘还是从他这一方面来看，根本不存在，尽管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颇有几分姿色。可以说，这件事也许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生中唯一的特殊情况，因为他一辈子都沉湎于女色。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向他招招手，他就可以立即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然而唯独这个女人在性欲方面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

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跟他私奔之后马上就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她对自己的丈夫只有轻蔑，并无其他感情。所以，这件婚姻的恶果马上暴露出来了，尽管她家里不久就默认了这件事，并且给了私奔的女儿一笔嫁资，但是夫妇之间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开始没完没了的争吵。据说年轻的妻子在这方面显得很大度很高尚，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无法比拟的。现在才知道，她当时刚得到二万五千卢布现款，立即被他全部偷走了，因此这笔数以万计的钱款对她来说从此石沉大海，无影无踪了。她的嫁妆还包括乡下的一座庄园和城里一幢相当不错的房子，他一直都在处心积虑地想通过某种合法的手续把这两处财产转到自己名下，他每时每刻都厚着脸皮跟妻子硬磨软泡，苦苦哀求，以期引起妻子对他的蔑视和讨厌，最后惹得她心烦意乱，只要能摆脱他的纠缠，就同意答应他的要求。他这一手本来肯定能得逞的，但幸亏这时候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娘家出来干涉了，才使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有所收敛。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妇俩经常打架，据说动手的不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而是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这个脾气暴躁泼辣、身强力壮、皮肤黝黑的女人。最后，她终于抛弃了这个家，离开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跟一个穷困潦倒的神学校教师私奔了，留给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个三岁的儿子米佳。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马上把一大群姘妇领到家里，毫无节制地酗酒作乐，抽空还跑遍全省各处，向碰到的每个人哭哭啼啼地诉苦，把抛弃他的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数落一番，同时还详详细细告诉大家那些做丈夫的羞于启齿的床笫琐事。这主要是因为在众人面前扮演受气丈夫的可笑角色并且大肆渲染自己所受屈辱的各种细节，似乎使他感到愉快甚至引以为荣。那些喜欢嘲弄的人对他说：“您真行啊，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尽管您很伤心，可您升了官发了财，所以您很得意。”许多人甚至补充说，他乐意充当一名面目焕然一新的小丑角色，为了使人们笑得更加痛快，还故意装出对自己可笑的处境满不在乎的样子。不过谁知道呢，也许这是他真情的流露。后来他终于发现了那私奔女人的踪迹。那个不幸的女人跟随自己的神学校教师辗转来到了彼得堡，并在那儿肆无忌惮地投身于最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了。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立即忙碌起来，准备到彼得堡去。至于为什么要去，那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然，他本来要立即动身的，可是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他马上觉得为了壮胆在出发前特别需要纵酒豪饮一番。就在这个时候，他妻子的娘家得到了她在彼得堡去世的消息。她好像是在一个阁楼里突然死去的，有人说她死于伤寒，也有人说她死于饥饿。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得悉妻子去世的消息时正喝醉了酒，据说他跑到街上，高兴得举起双臂大声喊道：“这下可好了！”也有人说他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简直看着他都觉得可怜，尽管大家都讨厌他。很可能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也就是说，他既为自己得到了解脱而高兴，又为使他获得自由的女人而痛哭，两者兼而有之。多数情况下，所有的人，甚至坏蛋，也要比我们一般想象的更加天真幼稚，更加质朴善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二　打发长子

这种人怎样当父亲和教育者，当然可想而知。在他这种父亲身上，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把自己跟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生的孩子彻底抛弃了，倒不是因为恨孩子或者因为夫妻反目感到委屈，而仅仅是因为他把孩子忘得干干净净的缘故。当他哭哭啼啼到处诉苦因而惹得众人讨厌，而他又把自己的家变成一座淫窟的时候，他家的义仆格里戈里担当起了抚养这个三岁男孩的责任。要不是当初他关心，那么也许没有人会替孩子换一件衬衫。况且孩子母亲面上的亲戚一开始似乎也把他给忘了。他的外祖父，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父亲米乌索夫先生已经去世，他的遗孀，米佳的外祖母已经移居莫斯科并且得了重病，他们的几个女儿也陆续出嫁，因此几乎整整一年米佳只能待在仆人格里戈里家里，住在仆人住的小木屋里。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这位好爸爸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事实上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存在），那么他还会重新把他送回小木屋的，因为孩子肯定会妨碍他淫荡的生活。后来发生了新的情况，就是已故的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堂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此人后来在国外一连住了好多年，可是当初还很年轻，在米乌索夫家族中显得与众不同，非常开明，颇有京城气派和外国风度，是个一辈子崇尚欧洲文明的西欧派，晚年又成了四五十年代的自由派。在他一生的经历中，他跟那个时代国内外的许多最具自由思想的人物有过广泛的联系，跟蒲鲁东和巴枯宁有过直接交往，在他的漂泊生涯快结束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回忆和讲述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三天里的情形，还暗示说他几乎亲身参加了巷战。这是他青年时代最愉快的回忆之一。他拥有独立的财产，照以前的算法，大约相当于一千个农奴。他那富饶的领地就位于我们这座小城的郊外，跟我们闻名遐迩的修道院的土地毗连。早在年轻时，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刚得到这份财产就为了在河里捕鱼或在树林里砍伐的权利而跟修道院打起没完没了的官司。这场官司的是非曲直我不清楚，但他甚至认为跟这些“教权主义者”打官司是一种公民的义务和文明人的职责。他可能还记得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以前曾经关注过她，因此听说了她的所有情况并得知还留下一个米佳之后，他义愤填膺，对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充满了蔑视，但还是插手干预了这件事。这时候他才第一次同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见面。他直截了当地向他宣布自己很想担当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后来他经常对别人说，他提到米佳的时候，对方一度装作一点也不明白是指哪一个孩子，甚至显得很惊讶，他家里居然还有个年幼的孩子。即使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话有点夸张，但毕竟道出了某些实情。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辈子都喜欢装腔作势，他会无缘无故地在您面前扮演某种料想不到的角色，虽然有时候完全没有这种必要，甚至对他自己不利。譬如这一次就是如此。不过，这种特征是许多人，甚至是相当聪明的人所固有的，更不用说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热心地着手办这件事，甚至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起被指定为孩子的监护人，因为孩子的母亲死后毕竟还留下了一份小小的财产，一幢房子和一处地产。米佳也真的住到了这位堂房舅舅那儿，可这位堂舅没有成家，他本人刚处理完田产的事务并得到收益的保障后又立即匆匆赶往巴黎，准备在那儿长期居留，于是把这孩子委托给了自己的堂婶，一位莫斯科的太太。结果他在巴黎住得习惯了，尤其是那场令他大为震惊并且终身难忘的二月革命来临的时候，早把孩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接着，莫斯科那位太太死了，于是米佳又住到她的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家里。后来他似乎又第四次改换过门庭。这些事现在我不打算详谈。因为有关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位头生子的情况将要详细叙述，现在只谈些有关他的最必不可少的情况，否则我这部小说就无法开头。

第一，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三个儿子中唯独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从小就相信自己还多少拥有一点财产，成年后就可以独立自主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混乱中度过的：中学没读完就进了一所军事学校，接着又突然到高加索担任军职，深得上司器重，因参与决斗而被降职，后来又重新得到赏识，他成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糟蹋了不少钱财。直到成年之后他才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得到一些钱，在此之前他到处借钱，债台高筑。他第一次跟自己的父亲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相识和见面是在成年之后，那次他是特意到我们这儿来跟父亲清算自己的财产。大概当初父亲就没有博得他的好感，他在父亲家里待的时间不长，从父亲那儿得到了一笔不大的钱款并且就今后田产收益跟他商定了一个办法以后就匆匆忙忙离开了。至于这些田产有多少收益，本身价值多少，那一次他始终无法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口中得到确切的回答（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开始就指出（这一点也得记住），米佳对于自己的财产抱着夸大的不正确的想法。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对此十分满意，因为他另有打算。他断定这年轻人性格轻浮，脾气暴躁，欲望强烈，缺乏耐心，热衷于吃喝玩乐，只要抓到点什么，就立刻会平静下来，当然，平静的时间不长。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马上开始利用这一点，即给他一些小恩小惠，不时寄点钱去敷衍他。最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四年后米佳终于失去了耐心，再次来到我们这座小城，准备跟父亲彻底清算财产，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甚至都难以结算了，他从父亲那儿取走了相等于自己全部财产价值的钱财，甚至还欠着他。根据他某年某月自愿具结的某项契约，他已完全失去了进一步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利。年轻人感到十分惊讶，怀疑自己上当受骗了，气得几乎失去理智。正是这个情况导致了一场悲剧，而描述这场悲剧便成了我这第一部序幕性小说的内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成了这部小说的框架。但在着手叙述这件事情之前，还需要谈谈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另外两个儿子，即米佳的两个弟弟，并且说明他们的来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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