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洪新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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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理论试读：
编写说明
本教材是全国中医药行业 “十三五”规划教材之一。为适应新时期我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改革和培养高质量中医药人才的需要，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指导和支持下，由26所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具有丰富教学经验、高级职称的一线教师共同完成本教材的编写工作。
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的理论体系。中医基础理论课程属于中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和入门课，为继续学习 《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经典著作、中医临床医学等奠定理论基础。因此，本教材适用于中医学 （包括针灸推拿、养生康复、中医营养学、全科医学、中医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药学以及中医药学相关专业的本科学生使用。
本教材编写以 “求源澄流、正本归真、继承创新”为宗旨，充分吸收同类各版教材的精华；注重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充分吸纳成熟度较高的新观点、新方法，开拓知识视野；注重中医学思维方法的导入，提高学生对中医药文化、中医学理论的认知能力，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拓宽学生的视野；注重规范专业名词术语，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中医药学名词2004》等表述保持一致；注重与后续课程衔接，尽量避免课程内容重复；注重与临床实践结合，充分使中医基础理论教学适应时代发展和临床实践的需求。
本教材首次运用 “互联网+”技术，利用国家中医药行业教育云平台，充分发挥平台在线、便捷、大容量、互动、多种表现形式的特点，拓展教育教学资源，设置 [知识点][教学视频][教学课件][教学图表][知识拓展][参考文献][复习思考题]等栏目，为教师教学手段的更新服务，为学生素质、知识、能力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从提高教材建设和教材质量水平出发，本版教材对内容进行适度调整：绪论部分增加 “中医学的主要思维方式”一节；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调整为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将各学说在中医学中应用举例插入基本内容部分；经络部分以经络有关基本概念、基本规律为重点，为避免课程内容重复，将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的循行部位列入附篇；病因部分增加 “毒邪”一节；将发病并入病机章，以更好地体现中医理论整体特点；将养生、治未病独立成节，以突出中医学维护健康和治未病理念的优势。
本教材的绪论由郑洪新、马淑然 （数字版）编写，王志红、马淑然审阅修改；第一章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由张安玲、刘晓燕、李翠娟 （数字版）编写，王志红审阅修改；第二章藏象由王志红、战丽彬、刘晓燕、李奕祺、李定祥 （数字版）、朱爱松 （数字版）、史俊芳 （数字版）、李姿慧 （数字版）编写，张安玲审阅修改；第三章精气血津液神由李如辉、倪祥惠、黄学宽 （数字版）、李姿慧 （数字版）编写，郑洪新审阅修改；第四章经络由李兰珍、倪祥惠、黄学宽 （数字版）、冯新玲 （数字版）编写，司富春审阅修改；第五章体质由桑希生、冯新玲（数字版）编写，朱爱松审阅修改；第六章病因由冯志成、张敬文、朱爱松 （数字版）、朱蔓佳 （数字版）编写，马淑然审阅修改；第八章病机由倪红梅、王四平、孟静岩、史俊芳 （数字版）、蒋筱 （数字版）、敖海清 （数字版）编写，孟静岩审阅修改；第八章养生与防治原则由司富春、敖海清 （数字版）编写，李如辉审阅修改。全书由主编郑洪新统稿并修改；数字化教材由马淑然负责；学术秘书由朱爱松担任。
本教材数字化工作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资助展开的。该项目 （编号：GJYJS16004）由郑洪新负责，全体编委会成员参与、马淑然组织实施完成编写工作。
全体编委会教师本着认真负责、严谨求实、保证质量的原则，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完成教材编写。但在教材内容方面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各位教师和学生在使用本教材过程中提出意见，以便修改提高。
本教材充分汲取同类各版教材的精华以及相关文献，在此谨向原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谢意！
本教材承蒙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 ‘十三五’示范教材”编审专家王键教授的审阅，特致谢意！《中医基础理论》编委会2016年6月绪 论
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
中医学发源于中国，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实践中，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宝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是历代传承并发展创新的原创性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学传播到世界各地，对全人类的健康保健和疾病防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中医学的学科属性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与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相交融的综合性医学科学知识体系。
中医学以人—自然 （环境）—社会 （心理）为医学模式。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必然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此引起一系列有关健康和疾病的医学问题，因此，中医学强调“以人为本”，不仅注重人的生物属性，尤为重视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属性，主张顺应自然规律，主动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且，中医学的研究，注重吸收多学科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学术发展与创新。
现代，中医学原创的理论思维、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学术发展中不断得到传承和创新，现代化与国际化步伐加快，正在为造福于全人类健康做出新的贡献。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以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思辨模式，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和精气血津液神等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医学理论体系。（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1.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到秦汉之际 （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社会的变革和学术的百家争鸣，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此时，自然科学迅速发展，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古代医家在医学实践与解剖学成就的基础上，以古代哲学的气、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认识论，创立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神等理论，并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创立六淫、疠气致病学说，在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立内伤七情等病因学说，以阐释病因、发病和病机，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科学理论与医药实践的基础。（1）社会文化基础 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呈现 “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形成了道、儒、阴阳、法、墨、兵等诸家。各种学术流派相继产生、学术争鸣与交流，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如中医学生命理论深受道家关于世界本原与生命起始认识的影响；医者修身与医德的形成深受儒家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道德观念与进取精神的影响等。（2）科学技术基础 战国时期天文、地理、气象、历算、物候、农学、植物学、矿物学、冶炼、酿造等有诸多创新，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技术基础。如天文学的宇宙观为天地人相关整体医学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农业生产的进步促进了中药学的形成和发展，气象学、地理学的相关知识融入了中医学对生命活动、疾病认识的理论和实践。（3）医药实践基础 从远古社会医药的起源，到战国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古代医药学家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并将其总结、升华为中医理论。如殷商时期，药物已相当丰富，并且在医疗实践中将 “毒药”应用于治病；西周时期，医家不仅为疾病确立了专门病名，还提出发病和药物治病等理论；春秋时期，秦国医和提出“六气致病”理论，开创了中医病因理论的先河；战国时期，扁鹊仓公等专业医生出现，确立部分疾病的诊断方法，医学知识传播更加广泛。如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诊病已能 “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说明 “四诊”方法已基本形成。除应用药物、针灸、导引等治病方法外，还出现利用情绪变化治病的疗法，如 《吕氏春秋》记载文贽用激怒方法治愈齐闵王的忧思病。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医学资料中，《五十二病方》记载了103个病名，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范围，并记载247个药名、283个药方，说明战国时期的医药水平已有很大提高。（4）古代哲学思想对医学的渗透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哲学渊源，尤其是气、阴阳、五行学说，渗透并融入中医学，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赋予重要的思维方法和说理工具。如气一元论的万物本原论思想，为中医学整体观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阴阳学说的辩证法思想、五行学说的系统论思想，对中医学方法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促进作用。
秦汉之际，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代哲学为主要思维方式，借鉴当时自然科学先进的科学技术原理和方法，积累丰富的医药学理论和实践，在众多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形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2.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 《黄帝内经》 《难经》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等四部医学经典著作的问世。（1）《黄帝内经》 简称 《内经》，为中医学现存最早的经典著作。本书分为 《素问》和《灵枢》两部，共18卷162篇，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东汉至隋唐仍有修订和补充。《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集众多医学家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编纂而成，是对先秦至西汉医学成就的整理和总结。书中全面运用气、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思想，深刻探讨当时哲学领域中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重大命题，阐明中医学对生命的认识以及养生的原则和方法；研究人体的结构、生理、病因、病机、疾病的诊断、治疗与康复等问题，不但为构建中医理论奠定基础，也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继续发展的基石。 《内经》建立了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整体医学模式，以指导维护健康、养生防病等；结合当时的解剖知识，构建了藏象学说，较详细地描述了脏腑的生理功能，将人体呼吸、循环、消化、排泄、生殖、精神等生理功能分属于五脏，建立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系统；创立了经络学说，阐述对机体的网络调节作用，并以精、气、血、津液、神的作用维系和调节着脏腑形体官窍的生理功能，从而奠定了藏象经络理论的基础；在疾病防治上提出 “治未病”的观点，对病因、发病、病机及疾病诊断、治疗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内经》构建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中医学形成的基础与发展源泉。（2）《难经》 又称 《黄帝八十一难经》，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约成书于东汉，传说为秦越人所作。《难经》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涉及生理、病机、诊断、病证、治疗等各个方面。在 《内经》的基础上，对脉学特别是 “寸口脉诊”有较详细而系统的论述和创见；对藏象理论中命门、三焦以及经络理论有所阐扬和发展，从而丰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该书内容简要，辨析精微，故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 《内经》并提，同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理论性著作。（3）《伤寒杂病论》 张机 （字仲景）所著，成书于东汉，为中医学第一部辨证论治的专著。经晋·王叔和整理，分为 《伤寒论》与 《金匮要略》两部。《伤寒论》创造性提出 “六经辨证”理论，对外感热病的发病因素、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康复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论述；《金匮要略》以脏腑论内伤杂病，对以内科为主兼及妇、外科的40余种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处方、用药等都有详细记载。 《伤寒杂病论》总结了东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创立了对外感、内伤疾病的辨证纲领和治疗方剂，故后世医家多尊之为 “医方之祖”，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神农本草经》 简称 《本草经》或 《本经》，成书于东汉，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集秦汉时期众多医家搜集、整理、总结药物学经验成果的精华，全书载药365种，根据养生、治病和药物毒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之药无毒，主益气；中品之药有毒或无毒，主治病、补虚；下品之药有毒，主除病邪、破积聚。根据中药功效分为寒、凉、温、热四性，以及酸、苦、甘、辛、咸五味，为中药学 “四气五味”的药性理论奠定了基础。书中明确 “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用药原则，药理学与病机学密切结合，使中医学理论体系更加充实。同时，该书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 “七情和合”的药物配伍理论，为中药组方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从战国至秦汉时期问世的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所载的内容来看，当时的医家们不但已构筑起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而且能够有效地运用药物、针灸等治病技术，善于理论联系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理论体系，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 （针）为一体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理论不断创新，治疗技术不断提高。中医学在汉代以后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1.魏晋隋唐时期 （公元220-960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中医学学科分化日趋成熟，医学理论与技术随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有新的提高，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进步。（1）《脉经》 晋·王叔和著，成书于公元3世纪，为中医学第一部脉学专著。本书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浮、芤、洪、滑、数、促、弦、紧等24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证；提出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滑与数、沉与伏、微与涩、软与弱、迟与缓八组相类脉的脉象鉴别；提倡 “寸口诊法”，明确左寸主心与小肠，左关主肝胆，右寸主肺与大肠，右关主脾胃，两尺主肾与膀胱的三部脉位；推动了寸口脉诊法的普遍应用。（2）《针灸甲乙经》 晋·皇甫谧著，成书于公元259年，为中医学第一部针灸学专著。全书系统阐述了藏象、经络、腧穴、标本、九针、刺法、诊法、病证、治法等内容，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与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证与操作方法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3）《诸病源候论》 隋·巢元方著，成书于公元610年，为中医学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全书以1729论分述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尤重于病源的研究，如指出疥疮是由疥虫所致；“漆疮”的发生与体质有关；某些传染病是由自然界的 “乖戾之气”引起。诸证之末多附有导引法，对疾病的诊断与辨证论治起到指导作用。（4）《备急千金要方》与 《千金翼方》 唐·孙思邈著，成书于公元652年和682年，为中医学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两书关于脏腑之论、针灸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养生之术、备急之方、病证诊治等内容，代表了盛唐的医学发展水平；提出 “大医精诚”为医学道德准则和追求的境界，开创了中国医学伦理学之先河。2.宋金元时期 （公元960-1368年）
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发展迅速、流派纷呈、建树颇多的时期，对后世医学发展影响很大。这一时期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临床各科学等发展迅速，医药著作大量刊行，开始有国家组织编撰刊行中医药学著作，并开始研究处方、成药、经络腧穴的规范化。
南宋·陈言 （字无择）著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简称 《三因方》），据张仲景 “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论点，结合临床实践与 《内经》有关论述，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感六淫为外因；七情内伤为内因；而饮食所伤、叫呼伤气、虫兽所伤、跌打损伤、中毒、金疮等为不内外因。该书以病因与病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阐述了三因理论，对后世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后人尊称为 “金元四大家”，对中医理论和实践有突破性创新，为中医学的发展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刘完素 （字守真，后人尊称刘河间）：主张火热论，提出 “六气皆从火化” “五志过极皆能化火”为外感和内伤疾病的主要病机，故在治疗中多用寒凉药，后人称为 “寒凉派”。代表著作有 《素问玄机原病式》（公元1182年）。
张从正 （字子和，号戴人）：力倡攻邪论，提出 “病由邪生”，主张 “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用药攻”，故在治疗中多用汗、吐、下三法，后人称为 “攻邪派”。代表著作为 《儒门事亲》（公元1224年）。
李杲 （字明之，自号东垣老人，后人尊称李东垣）：师从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力倡脾胃论。提出 “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为 “补土派”。代表著作为 《脾胃论》（公元1249年）。
朱震亨 （字彦修，后人尊称朱丹溪）：力倡相火论，主张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善用 “滋阴降火”，后人称为 “滋阴派”。代表著作为 《格致余论》（公元1347年）。
金元四大家师古而不泥古，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各有创新，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3.明清时期 （公元1368-1911年）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标志性成果是命门理论的发展、温病理论的创新，以及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及类书的编撰集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明代关于命门学说的发展，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张介宾 （字景岳）、赵献可 （字养葵）等医家，重视命门学说，创新对命门概念及其功能的认识。张介宾提出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见解，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康复与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注重 “命门之火”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命门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温病是感受温邪所引起的一类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温病理论源自 《内经》，至明清臻于成熟，明代的吴有性及清代的叶桂、薛雪、吴瑭等对温病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做出了卓越贡献。
吴有性 （字又可）：著 《温疫论》，创 “戾气”理论。提出温疫病的病因为 “戾气”，而非一般六淫病邪；戾气多 “从口鼻而入”，往往相互传染，形成广泛性流行，症状、病程多类似；不同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畜皆有疫病，但各不相同又有一定联系。
叶桂 （字天士，号香岩）：著 《温热论》，创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阐明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顺传，以及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逆传，对温病理论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薛雪 （字生白）：著 《湿热条辨》，创新温病理论的湿热病因理论。阐明湿热病的病因、症状、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等，对温病理论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吴瑭 （字鞠通）：著 《温病条辨》，创立温热病的三焦辨证理论。主张 “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 “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使温病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明清时期，在整理已有医药学成就和临证经验的基础上，编撰了门类繁多的医学全书、类书、丛书及经典医籍的注释等。如明·李时珍著 《本草纲目》 （公元1578年），载中药1892种，分为16部60类，为驰名中外的中药学巨著。明·徐春甫著 《古今医统大全》（公元1556年），辑录230余部医籍，为著名中医学全书。明·王肯堂 《证治准绳》 （公元1602年），以临床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方证为主，为著名中医学临床医学丛书。清·陈梦雷等著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公元1723年），分类编排文献注释、基础理论、分科证治、医家传略、艺文记事等，为著名中医学类书。清·吴谦等著 《医宗金鉴》（公元1742年），临床各科理法方药歌诀俱备，为太医院的中医学教科书。
清·王清任 （字勋臣）著 《医林改错》（公元1830年），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肯定了 “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发展了瘀血理论，创立了多首治疗瘀血病证的有效方剂，对中医学气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4.近代与现代 （公元1840年以后）
近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入，中西方文化出现碰撞与交融，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新旧并存的趋势：一是继续整理和汇总前人的学术成果，如20世纪30年代曹炳章 （字赤电）主编的 《中国医学大成》，是一部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巨著；二是以唐宗海 （字容川）、朱沛文 （字少廉）、恽树珏 （字铁樵）、张锡纯 （字寿甫）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学派，提出既要坚持中医学之所长，又要学习西医学先进之处，从理论到临床汇通中西医的观点，如唐宗海著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张锡纯著 《医学衷中参西录》，即是中西医学汇通的代表作。
现代 （1949年以后），中医学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为人民健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发展成就斐然。东西方医学优势互补、相互融合的趋势已经出现；多学科交叉相互渗透，创建中医学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认识生命和疾病现象已成热点；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影响日益扩大，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和产品开始全面走向国际；以 “继承与创新并重，中医中药协调发展，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多学科结合”为基本原则，推动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永恒主题。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为中医学传统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求，是中医学新观点、新理论、新技术产生的源泉，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包括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个方面。（一）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认识人体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联系性和统一性的学术思想。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发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万物同源异构和普遍联系的观念，体现在人们在观察、分析和认识生命、健康和疾病等问题时，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与联系性，并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机、诊断、辨证、养生、防治等各个方面。1.人是一个有机整体（1）生理功能的整体性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五脏一体观、形神一体观和精气神一体观。
五脏一体观：人体由五脏 （心、肝、脾、肺、肾）、六腑 （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形体 （筋、脉、肉、皮、骨）、官窍 （目、舌、口、鼻、耳、前阴、后阴）等构成。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配合六腑、形体、官窍，通过经络系统的联络作用，构成了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之间，具有结构的联系性和功能的统一性，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共同维持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这种以五脏为中心的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观点，称为 “五脏一体观”（表0-1）。表0-1 人体五脏生理系统简表
形神一体观：形体与精神是生命的两大要素，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指人的形体结构和物质基础；神，指生命活动的主宰和总体现，包括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形神一体观，是指形体与精神的结合与统一。正常的生命活动，形与神相互依附，不可分离。形是神的藏舍之处，神是形的生命体现。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精气神一体观：精、气、血、津液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表现。精、气、神为人之 “三宝”。精可概括精、血、津液。如 《读医随笔·气血精神论》：“精有四：曰精也，血也，津也，液也。”精气神一体观，是指精可化气，气可化精，精气生神，精气养神，而神则统驭精与气，形成有机整体。（2）病机变化的整体性 中医学在分析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规律时，善于从整体出发，去分析局部病机变化的整体性根源。
人是一个内外紧密联系的整体，因而内脏有病，必然表现于外，具体可反映于相应的形体官窍，即所谓 “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在分析形体官窍的病变时，认为局部病变大都是整体生理功能失调在局部的反映。如目的病变，既可能是肝血肝气生理功能失调的表现，也可能是五脏精气功能失常的反应。因此，探讨目病的病机，不能单纯从目之局部去分析，而应从五脏的整体联系去认识。
脏腑之间在生理上协调统一、密切配合，在病机上相互影响。如肝的疏泄功能失常时，不仅肝脏本身出现病变，而且常影响到脾的运化功能而出现脘腹胀满、不思饮食等；也可影响肺气宣发肃降而见喘咳；还可影响心神而见烦躁不安或抑郁不乐；影响心血运行而见胸闷等。因此，在分析某一脏病的病机时，既要考虑到本脏病变对他脏的影响，也要注意到他脏病变对本脏的影响。
人是形神统一的整体，因而形与神在病变上也是相互影响的。形体的病变，如躯体、脏腑、经络、官窍以及生命物质精、气、血、津液的病变，皆可引起神的失常；而精神情志活动异常，也能导致躯体、脏腑、经络、官窍功能失常以及生命物质精、气、血、津液的病变。（3）诊断防治的整体性 人的局部与整体是辩证统一的，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等的生理与病变必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医学在诊察疾病时，可通过观察分析形体、官窍、色脉等外在异常表现，推测内在脏腑的病机变化，从而做出正确诊断。故有 “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灵枢·本藏》）。如验舌、望面、察神、切脉等由外察内的诊病方法，是中医学整体诊病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医学在防治疾病时，强调在整体层次上对全身各局部的调节，使之恢复常态。局部病变常是整体病变在局部的反应，故治疗应从整体出发，在探求局部病变与整体病变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确立适当治疗原则和方法。如口舌生疮多由心火上炎所致，其治疗可清心泻火；又由于心与小肠相表里，心火可循经脉下移小肠，故亦可用清泻小肠之法。再如久泻不愈，或脱肛，其病虽发于下，但可以艾灸巅顶督脉之百会穴以调之，督脉通行上下，阳气得温，疾病自愈。（4）养生康复的整体性 人是形神统一的整体，中医养生主张形神共养以维护健康、形神共调以治疗康复疾病。在养生方面，既要顺应自然、锻炼身体、合理膳食、劳逸适度、外避病邪以养其形，使形健而神旺；又要恬惔虚无、怡畅情志以养神，使神清而形健。在治疗康复方面，若因躯体病变引起精神病变时，当以治疗躯体疾病 （治形）为先；若由精神情志伤害引致躯体疾病，则当先调理精神情志的失调 （治神）。2.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环境的各种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对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认识，即是 “天人一体观”的整体思想。
人类是宇宙万物之一，与天地万物有着共同的生成本原。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万物是由 “道”“太极”或 “气”产生的。气分阴阳，以成天地。天地阴阳二气交感，万物化生。如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自然环境的各种变化，如寒暑更替、昼夜晨昏、地域差异，必然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自然环境主要包括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古人以 “天地”名之。人在自然环境之中，而天地阴阳二气不断的运动变化，人的生理活动必然受到天地之气的影响而有相应的变化。
季节气候与人体生理：气候是由自然界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而产生的阶段性天气征象，如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而自然界的生物顺应这种规律，也出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变化过程，人体生理也随季节气候的规律性变化而出现相应的适应性调节。如人体脉象可随四季气候的变化，而有相应的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规律性变化；又如天暑衣厚，则汗多而尿少；天寒衣薄，则尿多而汗少。另外，人体经络气血的运行还受风雨晦明的影响：天温日明，阳盛阴衰，人体阳气随之充盛，气血运行通畅；天寒日阴，阴盛阳衰，人体阳气亦弱，气血凝涩而行缓。
昼夜时辰与人体生理：一日之内的昼夜晨昏变化，对人体生理也有不同影响，而人体也要与之相适应。如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说明白天人体阳气多趋于体表，脏腑的功能活动比较活跃；而夜间人体阳气多趋于里，人就需要休息和睡眠，这些反映了人体随昼夜阴阳二气盛衰变化而出现相应的调节。
地域环境与人体生理：地域环境主要指地势高低、地域气候、水土、物产及人文地理、风俗习惯等。地域气候的差异，地理环境和物产不同，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有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功能与体质的形成。如北方多燥寒，人体腠理多致密，体型壮实；而南方多湿热，人体腠理多疏松，体型清瘦；长期居住某地的人迁居异地，常出现 “水土不服”现象，但会逐渐适应。说明地域环境对人体生理有一定影响，而人体也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2）自然环境对人体疾病的影响 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是有限的。当气候变化过于急剧，超过人体的适应能力，或机体的调节功能失常，不能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时，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当人体正气充沛，适应、调节及抗病能力强，能抵御外邪侵袭，一般不会发病；若气候特别恶劣，人体正气相对不足，抵御病邪的能力减退就会发病。
季节气候与人体疾病：四时气候的变化，每一季节都有其不同特点。因此，除一般性疾病外，常可发生一些季节性多发病或时令性流行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或某些慢性病恢复期中，也往往由于气候剧变或季节交替而使病情加重、恶化或旧病复作。如关节疼痛的病证，常遇寒冷或阴雨天气时加重。
昼夜时辰与人体疾病：昼夜晨昏的变化，对疾病也有一定影响。清晨至中午，人身之气随自然界之气的阳生阴长而渐旺，故病情转轻；午后至夜晚，人身之气又随自然界之气的阳杀阴藏而渐衰，故病情加重。如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
地域环境与人体疾病：地域环境的不同，对疾病也有一定的影响。某些地方性疾病的发生常与地域环境密切相关。如隋·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瘿候》指出瘿病的发生与 “饮沙水”有关，已认识到此病与地域水质的密切关系。（3）自然环境与疾病防治的关系 自然环境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人的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因而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必须重视外在自然环境与人体的关系，在养生防病中顺应自然规律，在治疗过程中遵循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季节气候与疾病防治：气候变化剧烈或急骤时，要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防止病邪侵犯人体而发病。在治疗疾病时应充分了解气候变化的规律，根据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春夏慎用温热，秋冬慎用寒凉，即所谓 “因时制宜”。对于某些季节多发病，亦可“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如冬天由于素体阳虚阴盛而发病的咳喘、骨关节痛 （寒痹）等，可在夏季培补阳气；夏天由于素体阴虚阳盛而发病的心悸、瘿病等，可在冬季滋养阴气，常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昼夜时辰与疾病防治：根据人体气血随自然界阴阳二气的盛衰而有相应的变化，并应时有规律地循行于经脉之中的学术思路，古代医家创立了 “子午流注针法”，按日按时取穴针灸，可更有效地调理气血、协调阴阳以防治疾病。
地域环境与疾病防治：人体的生理及疾病变化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故在养生防病中，要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采用适宜的防病治病原则和方法，即所谓 “因地制宜”。中国的地理特点，是西北地势高而东南地势低，西北偏于寒凉干燥而东南偏于温热湿润，故西北少用寒凉之药而东南慎用辛热之品。3.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人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故人与社会环境既相互统一、又相互联系。人不单纯是生物个体，而且是社会的一员，具备社会属性。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人际关系、婚姻等社会因素，必然通过与人的信息交换影响着人体的各种生理、心理和病变，而人也在与社会环境的交流中，维持着生命活动的稳定有序与协调平衡。（1）社会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造就个人的心身功能与体质的差异。一般而言，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使人精神振奋，勇于进取，有利于心身健康；而动荡的社会环境、纠结的人际关系，可使人精神压抑，或紧张、焦虑，从而影响心身功能，危害心身健康。
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对人的心身功能也有重要影响。政治、经济地位过高，养尊处优，易使人骄恣任性；政治、经济地位低下，易使人自卑颓丧。久之，可影响人体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2）社会环境对人体病变的影响 当社会环境变化时，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也随之而变。剧烈、骤然变化的社会环境，对人体生理功能造成较大的影响，从而损害人的心身健康。如 《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尝贵后贱”可致 “脱营”病变，“尝富后贫”可致 “失精”病变，说明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剧烈变化，常导致人的精神活动不稳定，从而导致某些心身疾病的发生。再如，亲人亡故、家庭纠纷、邻里不和、人际关系紧张等，易引发某些心身疾病，或诱发病情加重或恶化，甚至死亡。
社会动荡、政治腐败、饥荒战乱、经济萧条，以及不良的习俗风气，皆为疾病之源，尤其是心身疾病之因。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人口增长、资源减少、竞争激烈等困扰，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精神紧张、情绪压抑、安全感低下或缺失，精神情志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中医学整体观念的指导下，以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因素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是社会发展给中医学带来的新课题，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3）社会环境与疾病防治的关系 社会环境的改变主要通过影响人体的精神情志活动而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疾病变化产生影响，因而预防和治疗疾病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因素对人体心身功能的影响，尽可能地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获得有力的社会支持，并通过精神调摄提高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以维持心身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并促进疾病好转。
综上所述，中医学理论体系以人为本，以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为背景，揭示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医学问题，阐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精神与形体以及形体内部的整体性联系。在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的过程中，要求医者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素问·著至教论》），从中充分体现出整体观念的指导意义。（二）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并贯穿于预防与康复等医疗保健实践的过程。中医学在认识疾病和处理疾病的过程中，既强调辨证论治，又讲究辨证与辨病相结合。1.症、证、病的基本概念（1）症的基本概念 症，即症状和体征，是机体发病而表现出来的异常表现，包括患者所诉的异常感觉与医生所诊查的各种体征。如恶寒发热、恶心呕吐、烦躁易怒、舌苔、脉象等，都属症的概念。症是判断疾病、辨识证的主要依据，但其表现的是疾病的表面现象甚至假象，所以未必能完全反映疾病和证的本质。同一个症状，可由不同的致病因素引起，其病机不尽相同，也可见于不同的疾病和证中。孤立的症状或体征不能反映疾病或证的本质，因而不能作为治疗的依据。（2）证的基本概念 证，是对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病机本质的概括。如脾胃虚弱证，病位在脾胃，病性为虚。证是病机的概括，病机是证的内在本质，证所反映的是疾病的本质。
证候，即证的外候，是指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等本质有机联系的反应状态，表现为临床可被观察到的症状等，一般由一组相对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如食少纳呆，腹胀便溏，倦怠乏力，面黄，舌淡红苔白，脉沉缓，属于脾胃虚弱证的证候表现。
证具有个体差异性、时相性、空间性和动态性特征。其一，证的个体差异性。由于人的体质差异，故感受同一病邪，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证。即便同一病证，由于个体反应性差异，也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症状。其二，证的时相性。同一疾病，由于所处于阶段不同，临床表现各异，因而证也不同，如积聚，在初期、中期和晚期的不同阶段，证会发生变化。其三，证的空间性。如感冒，与不同地域的气候有关，形成风寒感冒证、风热感冒证、暑湿感冒证等。其四，证的动态性。由于疾病受内外环境多种因素影响，可不断发生变化，故证在疾病过程中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因此，在临床辨证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证的个体差异性、时相性、空间性和动态性特征，才能进行正确判断。（3）病的基本概念 病，即疾病的简称，指有特定的致病因素、发病规律和病机演变的一个完整的异常生命过程，常常有较固定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诊断要点、与相似疾病的鉴别点等。致病邪气作用于人体，人体正气与邪气相抗争，引起的机体阴阳失调、脏腑形体损伤、生理功能失常或心理活动障碍，从而体现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损伤、障碍与修复、调节的矛盾斗争过程，即邪正斗争。
疾病反映的是贯穿一种疾病全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和规律。如感冒、胸痹、消渴、积聚等，皆属疾病的概念。
症、证、病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病与证，虽然都是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但病所反映的重点是贯穿疾病全过程的基本矛盾，而证反映的重点是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症状和体征是认识病和证的着眼点，是病和证的基本构成要素。具有内在联系的症状和体征组合在一起即构成证候，反映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各阶段或类型的证贯穿并叠合起来，便是疾病的全过程。因此，一种疾病可由不同的证组成，而同一证又可见于不同的疾病过程中。2.辨证论治的基本概念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治疾病的基本理论与思维方法，即根据中医理论分析四诊获得的临床资料，明确病变的本质，拟定治则治法。（1）辨证 辨证是以中医学理论对四诊 （望、闻、问、切）所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明确病变本质并确立为何种证的思维和实践过程。由于疾病发生的原因、病变的部位、疾病的性质、疾病的发展变化趋势是辨证的要素，故中医学在辨识证时，要求辨明病因、病位、病性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即辨明疾病从发生到转归的总体病机。
辨病因：即探求疾病发生的原因。根据中医病因理论分析疾病的症状和体征，探求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机理。某些病因，如外伤、虫兽咬伤等可直接观察或通过询问病史了解。然而，临床很多疾病，不能直接找到病因，只能 “辨证求因”，根据疾病的临床表现，推断病因病机特点以确定证。
辨病位：即分析、判别以确定疾病之所在部位。不同的致病因素侵袭人体不同的部位，引起不同的病证。如外感病邪侵袭人体皮肤肌腠，称为 “表证”；情志内伤、饮食不节、劳逸失度，直接损伤脏腑精气，称为 “里证”；咳嗽咯痰病位多在肺，腹胀便溏病位多在脾。辨明病变部位，便可推知致病邪气的属性，又可了解病情轻重及疾病传变趋向，对确定证非常重要。如水肿病，若全身水肿而以头面、眼睑明显者，属外感风邪所致，称为 “风水”，病在表，治当解表发汗；若腰部以下水肿，以下肢为重者，多为脾肾功能失调所致，病在里，治当温肾健脾利尿。
辨病性：即确定疾病的虚实寒热之性。疾病是邪气作用于人体，人体正气奋起抗邪而引起邪正斗争的结果，邪正盛衰决定病证的虚实，故 《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病因性质和机体阴阳失调决定病证的寒热，外感寒邪，或阴盛阳虚，则见 “寒证”；外感热邪，或阳盛阴虚，则见 “热证”。
辨病势：即辨明疾病的发展变化趋势及转归。疾病一般都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规律。如 《伤寒论》把外感热病分为六个阶段，以六经表示其不同的阶段和发展趋势，其传变规律可概括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温病学则用卫气营血和上中下三焦表示温热病和湿热病的传变规律；对内伤杂病的传变，《内经》是用五行的生克乘侮规律来表述，现在趋向于以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精气血津液之间的相互影响来表达。掌握疾病的传变规律，可洞察疾病变化及转归的全局，预测在疾病进程中证候的演变，从而提高辨证的准确性。（2）论治 又称施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及方药，选择适当的治疗手段和措施来处理疾病的思维和实践过程。论治过程一般分以下几个步骤：
因证立法：即依据证候而确立治则治法。证是辨证的结果，也是论治的依据。只有确立疾病某阶段或某类型的证，才能针对该证性质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法。如风寒表证，当用辛温解表法；风热表证，当用辛凉解表法。
随法选方：即依据治则治法选择相应的处方。处方，是在确定治疗手段的基础上，依据治法的要求，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案。如选用药物疗法，应开出符合治法要求的方剂及其药物组成，并注明剂量、煎煮或制作、服用方法等。若选用针灸疗法，应开出符合治法要求的穴位配方以及针灸手法、刺激量、刺激时间等。
据方施治：即按照处方，对治疗方法予以实施。针灸、按摩、正骨等手法的治疗实施一般应由医务人员执行，某些情况下可由医生指导患者自己执行。（3）辨证与论治的关系 辨证与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辨证是认识疾病，确定证；论治是依据辨证结果，确立治法和处方遣药。辨证是论治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与方法，也是对辨证正确与否的检验。因此，辨证与论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原则。3.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
在诊治疾病中，要掌握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原则。同病异治，指同一种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域不同，或所处疾病的阶段或类型不同，或患者的体质有异，故反映出的证不同，因而治疗也有异。如麻疹在不同的疾病阶段表现为不同的证，故初期当解表透疹；中期清肺热；后期滋养肺阴胃阴等不同的治法。
异病同治，指几种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大致相同的病机，表现为大致相同的证，因而采用大致相同的治法和方药来治疗。如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脱肛等不同的病变，其病机的关键是 “中气下陷”，可表现为大致相同的证，故皆可用补益中气的方法来治疗。
因此，中医学对疾病治疗的着眼点是证，即所谓 “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这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4.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与辨病，都是认识疾病的思维过程。辨病侧重对贯穿疾病全过程的基本矛盾的认识；辨证侧重对疾病当前阶段主要矛盾的把握。
中医学以 “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临床实践在强调 “辨证论治”的同时，注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运用辨病思维来确诊疾病，对某一病的病因、病变规律和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运用辨证思维，根据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来辨析其目前处于病变的哪一阶段或是哪一类型，从而确立其当时的 “证”，然后根据 “证”来确定治则治法和处方遣药。对某些难以确诊的病症，可发挥辨证思维的优势，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辨析出证，随证施治。根据具体情况，有时也使用 “辨病施治”的方法，如以常山、青蒿治疟，黄连治痢等。
发扬中医学辨证论治的诊治优势，注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对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三、中医学的主要思维方式
中医学的主要思维方式，属于原创思维，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中医原创思维是中医学发展与进步的灵魂之所在。掌握和运用中医原创思维，对于中医学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对当代和未来中医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创新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和促进作用。（一）象思维
象思维，是以直观的形象、物象、现象为基础，以意象、应象为特征和法则来类推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从而认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思维方式。
从汉字发生学而论，“象形”是汉字的主要构造法，除通常汉字造字以外，也源于对中医药学知识、实践的客观描摹，如 “”，即是古人源于对心的解剖观察，而达到汉字与所指事物的形似或神似。从思维发生学而论，《周易》以 “象”为基本观念，观察各类事物的不同形象、征象，归纳为天下深邃之道理。如 《易传·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象思维，主要包括形象思维、意向思维和应象思维三种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为根本，以意象思维为特征，以应象思维为法则。1.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是用直观形象和表象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接触而获得的感性认识，常常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事物的直接、生动的直觉反映。如中医学观察五脏，心“状如莲蕊”、肺 “虚如蜂巢”、脾 “扁似马蹄”等，将藏于体内的脏腑的形象和生理功能以及外在表现，称为 “藏象”。四诊中望诊观察舌质和舌苔的变化，称为 “舌象”；切诊观察脉的形象变化以测知疾病，称为 “脉象”，这些都是中医辨证所依据的主要因素。
形象思维并不满足于对已有形象的观察和再现，更致力于对已有形象的类比推理，获得新的形象，使形象思维具有创造性的优点。如中医学认识病因，“观物取象”，观察自然界的风由空气流动引起，“风胜则动”，临床上凡是肢体动摇的震颤、抽搐，病位游走不定等病象都归因于 “风邪”。再如中药 “以象名之”：如根之形象如人形者，名曰人参；全株密生白色茸毛，状如白头老翁，名曰白头翁；形如乌鸦之头，名曰乌头。形象思维可以同时运用感知的许多形象，或由一个形象跳跃到另一个形象，常可产生形象联想、灵感思维、发散思维等。2.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从具体事物或现象进行抽象的思维方式。从众多不同事物的形象、现象、表象中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提炼，抽取事物的本质，舍弃非本质的特征，即 《易传·系辞上》：“立象以尽意。”中医学重视意象思维，见于 《后汉书·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意象思维”的优势在于从 “形象思维”的 “具象”特点升华为 “抽象”特点，即由具体的、可见的 “形态之象”，升华为只有在意识中可以感知的抽象的、不可见的 “意念之象”，从而实现由 “形态之象”上升为 “功能动态之象”，进而有助于实现 “司外揣内” “取象比类”的类比功能。
如自然界春季属木，阳气升发，草木枝叶条畅，而肝的疏泄功能主升散，性喜条达舒畅，与春之木气相像，故将肝归属于木；再如中医审察自然界的天象、气象 （气候）、物象 （物候），人体的藏象、舌象、脉象、病象 （证候）等变化，据此来推测自然气化可能对人体产生的影响，分析人体病象、舌象、脉象来判断内在的病情，即所谓 “司外揣内”；进一步以医者之意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慧然独悟，昭然独明”，即以既往的知识、经验积累为基础，以直觉感悟、思虑，进行演绎推理；从整体功能动态上把握事物表现出来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提取主要病因病机，确立病证和治法。3.应象思维
应象思维是以取象比类为基本方法，根据某类事物的特性，将与其相近、相似、相同特性的物象、现象，归纳为同一类别，同气相求，同类相通，以此证彼的思维方式。中医学以天地阴阳消长、万物变化之象与人体生命活动之象相参相应，探求人与自然之间共同的、本质性的特征，如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即 “以天地之阴阳，合于人身之阴阳，其象相应，故名篇，其义无穷 （马莳注）”。人的生命活动，效法天地，亦称为 “法象”。中医学 “取象比类”的应象思维方式，对于解释天、地、生、人，其象相应，具有积极的意义。如以中国地域的东、西、南、北四海，合于人体的气海、血海、髓海、水谷之海；以十二条主要河流和八个湖泽，合于人体的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以自然界的器物形象，合于 “五脉应象：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以合于春夏长夏秋冬之阳气的生长化收藏。
在临床实践中，辨证论治，处方遣药，无处不见应象思维方式的应用。如 《景景室医稿杂存·以药治病关乎气化说》：“天地间金石草木鸟兽鱼虫亦得四时阴阳之气以生，唯皆偏而不纯，故取以为药，乃偏以治偏之法。以寒气之药化病气之热，以热气之药化病气之寒，我中华用气化以医病，其道本法乎天气、地气之变迁，病气、药气之制伏。是药之所以能治病者，其原理本乎四时阴阳而来，乃贯彻天人一致之学。”自然、社会、环境、生物、人，作为各自独立的形态，虽或有别，但作为一个宇宙生命的整体，具有同一本原和普遍联系，皆遵循着 “其象相应”的法则。
中医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通过意象思维和应象思维的抽象和提炼，据象归类事物，整体分析世界，从而实现了中医学对自然、社会和人体整体功能动态之象相互关系和统一性的认识。（二）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是把认识对象作为系统，研究系统和要素 （系统的构成部分、因素、单元）、要素和要素、系统和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综合地考察认识对象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所谓系，即联系，连续；所谓统，即总括，统一。 《周易》构建了最早的系统思维方法，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起到奠基作用。如 《素问·天元纪大论》：“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说明整个宇宙是太虚一元之气发生分化而来，世间万物存在普遍联系。1.整体宏观
中医学的整体思维，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世界万物由混沌一体的元气分化演变而来，气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生五行之气，五行之气生万事万物。如道家著作 《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儒家著作 《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谓 “一”或 “太极”，皆强调世界的本原性、统一性、规律性。本原性，是古人对自然界万物最初根源的认识；统一性，是事物各部分相互联系而整合成为一体；规律性，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具有普遍性的形式。
中医学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内部各功能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重要特征，是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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