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讲堂 2017(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益波,贺宇红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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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讲堂 2017试读：

阅读与我们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自2016年起，在每周六举办讲座的基础上，天一讲堂全新推出“天一讲堂公开课”系列，以一个点为切入口，深度解剖，贯穿古今。此次特意将这一系列讲座的文稿以精选集的形式加以呈现，进一步延展了常规讲座汇编范畴。精妙的文字，深入的解读，直抵人心深处。

回望人的一生，独处时间居多。而一本好书，尤其是一本能让人怀抱虔诚之心翻看，又承载着优质内容的好书，已然成为独处时的最佳陪伴。《天一讲堂·2017》便是这样一本可以放在案头陪你共度时光的书，一本荟萃了名家心得与精神的书，一本迸发哲思、启迪智慧的书。

一卷书，一盏茶，一溪云。愿那抹书香常在，天一讲堂长青。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张爱琴2018年6月阅读与我们的生活演讲嘉宾：叶兆言

时　　间：2017年1月7日

地　　点：宁波市图书馆报告厅

嘉宾简介：叶兆言　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驰向黑夜的女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

叶兆言：首先谢谢大家!我个人有个很深切的体会，我觉得宁波还有我自己所生活的南京，这两个城市有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其阅读活动，比如图书馆或者书店举办的活动，不一定比北京、上海多，但在副省级城市中，却是办得非常多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相对而言这两个城市的阅读习惯更好一些？我想应该是的。所以我很愿意到这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自己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有时候我会有另外一种想法：我们经常在图书馆、书店里做阅读活动，那是不是证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阅读很热？我想起一两个月前，南京办了一个北岛的签售活动。那天来的人特别多，当时我作为嘉宾，陪北岛做这样一个活动，跟大家先聊一聊，后来发现人太多了，我们临时把聊的时间缩短，每人说几句话，就让北岛签他的书，从下午3点钟一直签到了5点多钟。

这件事情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们现在一直在议论，说阅读的人少了，大家都不再阅读了，可是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的人来买北岛的书，会有那么多的人来签名？最奇怪的是，来签名的大多是大学生。我看了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而南京那次签售活动现场却大多是大学生，这就特别奇怪。签售活动结束后，我在门口遇到了两个年龄跟我相仿的人，他们就很有意见，他们说北岛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买他的书，找他签名很正常，因为我们在怀念我们当时那段生活，说这帮孩子懂什么，他们跑来凑什么热闹！后来我跟北岛私下里聊过这件事情，说了这个话题，我们也觉得很悲哀，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孩子来买书，但并不意味着孩子们都在读北岛。北岛自己也说过，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他，北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经常做一些阅读活动，可能很重要的原因不是阅读很热，而是阅读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手机阅读。网络上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我们中国人现在都不怎么读书，中国人都在玩手机，我也想就这个话题讲讲我自己的体会。

网络上经常有这样的话，说中国人不再阅读了，每年消费的书没有几本，而俄罗斯人还在草地上阅读诗集，法国人还在地铁上看小说……其实这样的说法本身带有一种埋怨，有“今天的人不读书”的情绪在里面。同时我也觉得这不是一种很负责任的说法，其实不阅读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一个趋势，真正到了俄罗斯，你会发现草地上也没有人在读诗集；真正到了法国，你会发现地铁上也没有人在看小说。我去年在日本待了半个月，因为我孩子在那读书，天天坐地铁，我有个最深的感觉，我们常说日本人在地铁上看书，后来我发现日本人确实在地铁上看书，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看漫画，很少能够看到一个日本人正儿八经地在读文学作品。所以，阅读的现实其实真的是很简单——大家都不怎么看书——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作家，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始终在写作。在过去的半年多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写作，今天早晨我依旧这样，我本以为今天下午要做讲座，所以上午可能不会写作了，但是我仍然还是这样。有时候我也有些小得意，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努力的人，我还在那写作。我也出了很多书，我计算了一下，各种书加在一起，有将近150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是写了很多书，但是我也知道真要和读者交流的时候，很多读者其实根本没有看过我的作品，我想在座的肯定也有这样的人，我很感激你们过来听我讲。当然我也相信肯定有一些读者读过我的一些作品，但是我更相信的是类似今天这样一个现实——虽然我们做了很多阅读活动，但我们的作品看的人其实并不多。

所以，我很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哪怕通过这个活动感动了一些人来读我的作品，也是挺好的。但同时我也有个非常清醒的认识，虽然今天这样的活动很多，类似宁波图书馆这样的讲座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但活动的多样可能正恰恰反映了阅读的缺乏。

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遇到了一个书特别多、特别多的时代，今天想阅读特别容易。记得1986年，我研究生刚毕业，到一家出版社做文学编辑。我们今天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会说80年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80年代文学特别热。我们回忆任何时期历史的时候，它其实都是特别美好的。但是你作为一个当事者，作为一个经历者，会发现很多事情被美化了。作为一个80年代的编辑兼作家，当时我已经开始写作了，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一些真实的历史场景。80年代末期，尤其是1989年前后，一个作家出书是非常困难的。今天我们知道王安忆，我们知道史铁生，他们的作品很抢手，哪一个出版社若能出一本王安忆或者史铁生的书，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可在当时却不是这样。

当时的出版社属于二级单位，在出版社上面还有个更大的“出版总社”，是分管出版社的。出版社要出本书，需要得到出版总社的同意。当时我特别欣赏王安忆的作品，于是提出帮王安忆出一本书，条件是王安忆之后必须再给我一部长篇出版，这对于王安忆来说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同样，那时候我也非常喜欢史铁生的作品，然而史铁生身体不好，东西写得也比较少。我想他写一部长篇是特别不容易的，可以给他出一本短篇集，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他的生活。类似的情况还有张承志，那时候张承志把自己的工作辞了去了日本，基于他工作上的困难，我们想给他出一本书。所以在报选题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假。王安忆可以保证以后给我们一部长篇，但这对于像史铁生和张承志这样的作家来说，就不大现实了，他们是不可能兑现给我们一部长篇的。但是我们觉得应该做，因为这是两个非常优秀的作家，所以当时就为他们出了书。

我跟大家回忆这样的一段往事是什么意思？就是想告诉大家，在今天看来非常红的一些作家——当时其实也很红——可是当时他们出书真的是非常困难，而且他们的书都印得非常少，铁生的那个短篇集第一版只印了1500本。当我们今天讲起火热的80年代“文学热”，好像80年代的作家非常风光，觉得那个时候的作家多么容易，凭借一篇作品就可以闻名天下了。但其实真相并非如此。因为我自己就是双重身份，我当时也开始发表小说，也开始有点影响了，所以我知道，那时候很奇怪的，当时作家的作品在刊物上发表确实非常容易，但真要出一本书就非常难了。在曾经非常火热的那样一个文学时代，文学作品出书是非常难的。但今天却恰恰相反，今天出书实在是太容易了。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我对我自己出的第一本书还是很有印象的，自己终于有第一本书了，接着有了第二本、第三本……随着书越出越多，我也感觉到今天出书实在是太容易了。前不久我跟北岛、李陀在一起聊天，大家都说今天书实在是太多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话题，书变得越来越多，每一个图书馆里都有太多的书。然而，就像阅读活动多并不代表今天我们的阅读多一样，书多也不能代表今天我们都在阅读。书多可能只是物质上的多而已。

下面我想谈一谈自己的阅读生活。每个人都有阅读生活，我只是想把自己的阅读生活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引起每个人对阅读生活的回忆，共同来分享自己的阅读生活。我觉得我自己的阅读生活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从阅读来讲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为什么说非常幸运呢？我属于“文革”一代，“文革”开始的那一年我正好是9岁，从我9岁到19岁正好是“文革”十年。跟我同年的人一定有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在这十年期间，处于生长期的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没有书读，这是阅读的不幸。但我就比较幸运，我父亲是作家，特别热爱藏书，我们家有一个书房，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文革”以后南京市评藏书，我父亲是民间的藏书状元，是民间藏书最多的人。当然现在比我们家藏书多的人有很多，因为现在土豪多，土豪收藏书是很容易的，而我父亲当时能有这么多的藏书却不容易。“文革”前我父亲藏了很多书。我父亲曾被打成右派，这之后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东西，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很无聊的搜书人，新书、旧书不停地买，渐渐地我们家有了很多书。“文革”一开始，我们家遭受的一个最大劫难就是所有的书都被没收了。我童年记忆中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父亲借了一辆板车，天天一板车一板车地把家里的书交到单位去。人生的祸和福你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我父亲一直说真的感谢“文革”中把他的书没收，因为“文革”之初，我父亲对自己家的藏书充满了怨言，如果这些书没有被没收的话，那我父亲毫无疑问会把这些书卖掉。

我觉得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点就是，我是在别人暗示哪些东西不能看的环境下长大的，其实今天大家看手机之类的可能也是这样，越是《金瓶梅》之类的东西你们可能就越想看，我想这个有共同的地方——越不让看越要看。很多世界名著搁在书店里，你说得再怎么好，但太容易到手了，就不会想去买。相反，恰恰是那种被父亲锁起来不让看的书，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看。我曾经在一本书中说“我是一个读禁书长大的孩子”。在我的少年时代，雨果是不让看的，为什么？因为雨果主张人性论。现在雨果的作品是世界名著了，恨不得所有的中学生都去看，但现在的中学生可能并不会看，为什么？因为是老师让他们看的，这个是很怪的事。所以人生真是说不清楚，我想我也这样，老师要我看，我就不看了；老师说这个东西不能看，我就会看。我父亲说雨果不能看，因为雨果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我从来都不懂什么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但批判名单上是这么写的，社会上也是这么宣传的，所以自己也会觉得是这样。上中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作品是雨果的作品。我印象特别深，大概上初二、初三的时候，我特别迷恋雨果，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雨果，因为雨果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名言。放在今天，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雨果的作品有时候真的蛮糟糕的，但作为中学生的我真的很喜欢很迷恋他作品中那些闪光的句子，我似乎真的是被感动了。“文革”期间，我父亲跟汪曾祺一样，曾经在南京市的越剧团里做过编剧，后来又到另外一个剧团做编剧。我父亲原来写所谓“才子佳人”的戏，但“文革”时就不可能了。“文革”时他一直在写那种英雄人物的戏。在“文革”中后期，我父亲一方面是个右派，是一个被打倒的对象；另外一方面不停地为单位写高、大、全的剧本，这是很奇怪的。

我在这个家庭中长大也很奇怪。我的父亲也好，祖父也好，他们经常给我灌输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人一定要有真本事，这样长大以后干什么事情都可以，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坚决不要干，就是当作家、写东西。我从小没有想过当作家，因为我父亲是个作家，我父亲看不起写作；我受了他的影响，也看不起写作，我觉得写作这个东西确实很糟糕。像我父亲那样的作家确实非常狼狈，不像现在作家比较自由，那时候的作家写完了剧本以后，故事内容经常要进行讨论，那时候经常在我们家讨论。我印象特别深，我父亲觉得特别没意思，因为我们家来了很多人，喝我们家的茶，抽我们家的烟，然后还批评我父亲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看着我父亲，就觉得这个作家很狼狈，很尴尬，好像整个家庭都在嘲笑这个职业，我父亲也在嘲笑自己的职业。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长大以后干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当作家。

小时候我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后来上了高中，做了工人，生活基本上还是在阅读，没有什么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我的阅读都是很随便的，拿到什么读什么。性开始有点启蒙了，我就会找一点有性描写的小说读，这个很正常。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唐诗宋词，整个阅读非常自由。所以我说我在上大学以前的阅读生活是非常随意，非常自由的，是没有任何阻碍的，只会有一点逆反，什么逆反？比如说我的父亲说你不要去读那些“毒草”、资产阶级的东西，我恰恰读这些东西。除此之外，还有东西可以吸引我，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年轻人更没法理解这样的一种阅读。我那时候特别感兴趣的书有的后面会有“内部阅读”四个字，或者“供批判阅读”。其实这些书现在讲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世界文学名著，比如萨特的《恶心》、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可是当时都是在“文革”前夕印出来“供批判阅读”的作品。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禁书”的受益者，我当时的阅读兴趣在于这样的一些书：这些书的封面大多就是一张黄皮，所以称为“黄皮书”。还有一种书叫作“绿皮书”，“绿皮书”是“文革”中期出现的，有的是苏联时期反对斯大林之类的，这些书和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文学作品特别像，比较典型的就是爱伦堡的《解冻》。这些书在20世纪70年代也是以批判的形式出现的。而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好，年轻人也好，就是享受这些批判的书。我现在想起来，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想向别人卖弄——这个书不让看，我看过。人生经常会这样，别人不让干的事你会去干。其实写作也是这样，最好的写作就是你能写一些别人不能写的东西，如果大家都能写，大家都能看，就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说我最早的阅读一方面是因为无聊，人不无聊是不会读书的，如果人活得很滋润，那干吗要读书呢？没有必要读书。因为无聊，因为没有事干，所以就读书算了。就像我们坐在火车上，如果你特别无聊的话，拿到一张报纸，我想你一定能把它看完，甚至可能把上面的广告都看完。你为什么看广告？并不是因为广告写得好，而是因为无聊。我之所以去阅读，也并不是想让自己变得有文化，在我们那个时代，“文化”也不是什么好词，有文化也没什么了不起。我阅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无聊。无聊只是一方面，很快就被另外一种东西取代，那就是“卖弄”，就是你很想跟别人说我看过这个。如果别人说他没看过，你就觉得有一种得意感，因为你看的比别人多。我非常坦白地说，我最初的阅读和当作家没有一点关系，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考上大学以后，在座的有读过中文系的，知道大学老师一定会给你们出一个读书单，我当时拿到这个读书单后很得意，这些书我基本上都看过，我们同学就不相信。我当时说《巴黎圣母院》我看过，同学根本不相信，说：“你吹牛，这个书都没有翻译过，你怎么可能看过！”我也不吭声，第二天就把书带过去给他看，他傻眼了。所以说我最初的阅读可能就是享受这样一些比较虚幻的东西，但现在想起来，可能这恰恰就是一个最好的阅读状态。

我们今天谈阅读，做阅读活动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有人会问应该读什么书，或者说读一本什么书相当于读了好几本书。我有时候跟他们“打太极”，说古人有一句话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但并不是听一席话以后相当于读了十年书的意思，而是相反，你读了十年书以后，才有可能听懂一席话。你为什么能听懂我的话呢？是因为你有了这样的准备，你读了很多的书以后一下子听懂了。我们汉语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互文”，什么是互文？上半句话是解释下半句话的，下半句话又是解释上半句话的，所以是“听君一席话”。你能听懂我的一席话并不是因为我讲得好，而是因为你道行深，你的修养够了，你听懂了。所以关键不是因为说的人说得好，而是听的那个人完全准备好了。就像谈恋爱一样，一男一女阴阳得有一种调和，否则就是单相思，根本就对不上号。所以阅读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无意偶得的。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王小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可惜45岁就过世了。王小波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文革”期间知青下乡，那时候他特别激动，他觉得很好，可以和农民打成一片，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改造农村，改造社会了。可是到了农村以后，王小波就发现一个问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些知青到了山区后，发现原来山区搬运粮食农具等苦的累的活都是驴干的。这帮知青去了以后，一个个精力都很旺盛，革命热情很高，觉得这些事我们可以干，能吃苦是件好事，所以他们就把粮食农具全部都往山上搬。王小波说他们做得心甘情愿，做得很有意思。而农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帮年轻人可以把重物搬上山来，那么驴子就没用了，于是他们就把驴子杀掉了。一开始，知青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突然有一天他们意识到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因为他们原本是来改造这个世界的，他们发现他们已经不是人，而是变成驴子了。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好，对于读者，尤其是对于那些做过知青的人来说，可能体会特别深，这样的故事特别能说明人生的一些道理。所以说阅读是什么？阅读有时候就是享受这样一些段子和故事，阅读就是让我们高兴，使我们在高兴的时候还可以获得一些东西。

我个人特别喜欢陶渊明先生的《五柳先生传》，我觉得《五柳先生传》是谈阅读和写作最好的文本。《五柳先生传》中有一句名言，就是读书“不求甚解”，很多人都喜欢这四个字。“不求甚解”，就是你在读一本书时，没必要非去钻一个牛角尖。你非要说驴子象征着什么，知青象征着什么，农民象征着什么，没必要，“不求甚解”，你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很实用，可以被所有读书的人拿来用。但是陶渊明想表达的并不只是这四个字，如果没有另外几个字做补充的话，就有问题。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读书”就特别重要，“好”是什么意思？就是喜欢，喜欢读书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谈到阅读，说一千道一万，最关键的可能还是这个“好”字。如果你不喜欢阅读，那么阅读就仅仅是一种功利性的活动，就像刚才所说的，读一本书是为了达到读好多书的目的。现在很多阅读活动就像做买卖一样，请一个专家列出十本必读书目，好像这十本书一读，人就会与众不同一样。

我觉得人生其实没有什么必读书，什么书都可以读，什么书也都可以不读，没有一本书你不读了天就会塌下来。不读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只有一本书没有读。所以说“好”是特别重要的，对于一个不喜欢阅读的人来说，你给他十本书，告诉他这书读了以后就会怎么怎么样，那完全是扯淡。因此，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人，不要很不负责任地列必读书清单。

在如今的微博、微信中，我们经常会读到一些人的抱怨，说人都不读书了，没有文化了，这种抱怨特别多。这就很奇怪，本来读不读书是我们问自己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要想一想我要不要阅读，我喜不喜欢阅读；我觉得这本书好看我就看，我觉得这本书不好看我就把它扔掉，每一个个体都是非常自由的。可是今天我们经常会活到另外一种氛围当中，如果你不阅读，你会有一种压力，有一种什么压力？好像有人在指责你没文化。不读书就变成了一件很怪的事情。今天的话题正好给我们一次交流的机会，“阅读与我们的生活”，就是说阅读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读书也不要害怕，不要说没读书就不得了了。

今天我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希望我们能够回归到最原始最简单的阅读中去，就是我们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我们的阅读是最自由的。读什么呢？你觉得不好看的你就扔掉，没有什么世界名著是不可以扔掉的，同时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大家可能完全不知道。所以说阅读首先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像谈恋爱一样，你不能假设别人怎么样，你必须得读，得去感受它，你会去考察它合适还是不合适。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撮合的，别人说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背景，你就可以跟他结婚了，这个是不对的。阅读就是真枪实弹的，就是一对一的关系，必须得你自己去看。一个人的阅读趣味是会变的，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比如我曾经就很喜欢唐诗宋词，有一段时间唐诗300首我背了好多，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包袱。有一段时间你会特别喜欢，你就想读，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忘了，就不想读了。

再举个雨果的例子。我曾经那么迷恋雨果，我认为雨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觉得没有人比雨果更伟大了。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经济上比较窘迫，当时我们全家人准备每人缩写一部世界名著，一方面是兴趣所在，一方面又可以贴补点家用。这个缩写是给孩子看的，要挑一本适合孩子看的书，于是我就想到了雨果的《笑面人》。我觉得《笑面人》太适合孩子看了，因为我自己是孩子的时候就很喜欢那本书。于是我就开始缩写《笑面人》。而真正开始缩写工作的时候，我才感觉到痛苦。因为雨果的词汇实在太花哨了，有大段大段的格言、大段大段华丽的话。那些东西对中学生来说可能是很受用的，但对于当时已是作家、已有一定写作经验的我来说，根本忍受不了，我根本没办法做。本来我打算把一个长篇小说缩写到5万字，可是当我缩写到前面1万字的时候就做不下去了，这时候我放弃了。我在写作的时候很少会放弃，但我居然在缩写雨果的长篇小说时放弃了。我想在座的人一定有这样的体会，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在不同的心态下，我们的阅读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作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要求一个小学生读《红楼梦》是不现实的，所谓文学名著往往会把人吓唬住。其实在每一个年龄阶段、每一种生活状态中，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不同的，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读什么东西。

在座的年轻人一定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在小学、中学里学写作文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会写，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可是有的老师却不太会教孩子怎么去写，而是净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说“你要把你的心里话写出来”。孩子知道什么叫“心里话”？这个“心里话”讲讲很容易，真正写是写不出来的。

写作，说白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能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这要不停地训练。所以教小学生、中学生写作文，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教他们应该怎么记叙，应该怎么对话，应该怎么写假条，而不是要求他们有思想，小孩怎么知道“思想”呢？有时候我对“思想”这个词也很困惑，老师让学生写作时要有思想，要有心里话，要深刻。然而怎样才叫“深刻”呢？学生可能连最简单的记叙都写不好，比如从宁波坐火车到上海要经过哪几站，一路上你看见了什么，有哪些联想。你就应该写经过了哪些具体的站名，看到了哪些具体的事物，产生了哪些具体的联想。这是最简单的记叙和描写。然而我们却不跟孩子说这些基本的东西，而是要求他们能“深刻”。所以在做很多中小学作文比赛的评委时，我常有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发现小学生的作文有时会比初中生的好一点，高中生的作文有时却比初中生的还要差。为什么？就是因为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写作能力没有提高，只是思想变得“深刻”了。

如今的微博上大家一定能见到这样的情形，人人都说特别深刻的话，人人都变成了思想家、哲学家。其实人生是很简单的，评价一本书就是“好看”和“不好看”，你非要说这本书揭示了什么样的真理，反而是画蛇添足。我们阅读并不是为了揭示真理，我们阅读就是因为我们想读。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阅读有时候就像看戏一样，看戏的目的有很多种，有一种人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人，想通过看戏来升华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我一直觉得真正的人生阅读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人生阅读是什么？有时候读者就像“粉丝”一样，比如一个莎士比亚的粉丝到剧院里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并不是为了去了解莎士比亚，或者得到什么启示，而是因为他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想通过观赏戏剧去重新感受曾经喜欢的那种氛围。再比如某个歌星的粉丝，他听这个歌星的某首歌曲，并不是说听了以后思想就升华了，而是他特别喜欢这首歌，去听这首歌是一种享受，是他人生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不是功利性的。阅读也是这样，我为什么要读？就是因为我需要，我读得快乐。我觉得阅读应该回到这样一种状态，阅读不应该成为一种吓唬人的东西，一种引诱人的东西，阅读应该变成一种人生非常本真的东西。

我爱人跟我提过，在一次讲座中，我花了很长时间谈了阅读不应该功利，不应该有什么目的，后来我爱人说这样也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听众听了会很失望，会让听众产生一种感觉，阅读是没有意义的，阅读是没有用的。我就觉得确实是这样，作为一个特别喜欢阅读的人，我有必要强调一下，人生完全可以没有阅读，没有阅读一点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阅读之于人生就像爱情之于婚姻一样，没有爱情，人类照样可以结婚，照样可以繁衍后代，照样可以延续生命。但是阅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你能享受阅读，如果你能从阅读中得到趣味，就会非常有意思。它跟爱情的道理也是一样，你很难说爱情有什么用，但是如果能够享受爱情，能够从中得到乐趣，不也很有意思吗？总之，我不愿意夸大阅读的功能，但是我一定要强调阅读的美好。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和一个不喜欢阅读的人，他们的人生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没有高低之分，人是平等的。但是享受阅读的人一定是快乐的，因为阅读特别美好，就像婚姻一样，有爱情和没爱情是不一样的。

我先说这么多，我特别希望有点时间能够跟大家互动，我也很愿意享受你们的提问。

天一讲堂：您说读书是一个很平和的事件，中华民族历来对读书也有一个比较认可的说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古人会说这么一句话，把读书的地位捧得这么高呢？

叶兆言：我觉得过去的读书其实还是为了考试，为了科举，并不是享受读书。所以古人的读书其实跟我们说的还是不太一样。

天一讲堂：您曾经说过自己的生活很无趣，除了阅读与写作，平常的生活真的是很无趣，甚至还有一种恐慌感。如果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为什么您会这么说，觉得生活无趣呢？

叶兆言：我真的觉得很尴尬，在讲座以前我也聊过这样的话题。我跟你们浙江的余华是好朋友，我曾经跟余华说过一个事，我说我其实最怕的就是演讲，因为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我总是怀疑一切东西，最糟糕的是我怀疑我自己，所以我是特别不自信的人，我老是觉得自己说得不对。他说你这样就糟糕了，没办法往下演讲了。他说演讲最大的强势，就是错的你也要认为是对的，这样才能把别人震住，自己怀疑自己，是不行的。我想这个可能也恰恰是我最真实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人生其实是矛盾的，我也并不太在乎把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暴露在别人面前，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生活在这矛盾面前。

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写作的人。我每天的工作非常单调，像今天这么一个有讲座的比较特殊的日子，我仍然把它变得和往常一样。今天天还没亮的时候，我醒了，本来我想今天下午有讲座，是不是多睡一会，但是我还是睡不着，于是还是起来写作。虽然我没有写多少字，但是我很享受这样的一种生活。客观上来说这样的生活确实很无聊，我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每天起来就是写作，然后简单地吃一点东西，然后再写作。我现在的状态是最不好的时候，因为每天这个时候我要睡午觉，一觉起来以后我就去游泳。我并不是一个喜欢锻炼的人，但我每天坚持游泳，每天坚持半个小时来回游1200米，为什么呢？说来也很单调，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壮的身体才行，也是为了写作，这也是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的一种锻炼。所以说面对一个这么丰富的世界、这么美好的世界，这种无聊最后在家里也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我的孩子知道，上午是不能打扰爸爸的，因为他在写作；下午2点多钟这个时候是不能打电话到家里的，因为他在睡觉。你说这个人，往好里说还可以，往不好里说确实也很讨厌，这是真心话。

天一讲堂：您知道吗，当您在说自己讨厌的时候，这份坦诚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赞赏，因为一份坦诚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可亲可爱。您之前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只为喜欢阅读和喜欢写作的人而存在，那您自己创作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不是在迎合读者？

叶兆言：这个谈不上，写作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我刚刚表达的一种观点。我自己做过编辑，我跟大家说老实话，“迎合”是非常难的，很多写作的人，很多谈写作的人，他们一直有一个误区，他们一直觉得他们知道读者需要什么，其实我们很难知道读者需要什么，因为我们经常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不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来谈这个问题，我以一个编辑的身份——因为我做过四年编辑——跟大家举王安忆这样一个例子。同样一个王安忆，她的作品很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只能印1500份。所以说，作为一个作家，你并不知道读者需要什么。

再比如我们知道浙江最好的作家之一金庸，他写的武侠小说风靡很久，很多人都来看。但写武侠小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接力。我在出版社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武侠小说好卖，于是就写武侠小说，我就告诉他：“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没有问题的，怎么印都可以卖掉，你写的武侠小说别人就不一定要看了。”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流行什么东西，我们就去写什么东西。更何况，当你开始写，当你写出来以后再交给出版社出版，说老实话即使你想迎合，说不定黄花菜都已经凉了，早已不流行了。所以，一个作家不要迎合读者并不是什么真理，而是一个世故。什么意思？就是把你想写的东西老老实实写出来就行了，合适不合适这是命，这是运气，人不要和命、和运气做斗争，千万不要自作聪明想读者喜欢什么。我对自己也是这个要求。有的人想得很简单，觉得作品中加点性描写，读者就会看，这是很傻的。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思想有点封闭，有一点性描写、有一点政治内容可能读者要看，那个时代的书中不让写这些内容。我们知道，迎合读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写那些不让写的东西，因为人有个心理，就是越不让写的东西越要看。包括政治也是，“柏林墙”存在的时候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很多作品只要撞击“柏林墙”，就有人想看。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冷战的色彩在里面。最难的写作就是当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让写，这个时候你是最难写的。

对于我们来说，写作是自由的，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最大的困惑是我们不知道什么不让写，作家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是书写了，也出版了，却根本没有一个人看，没人说它好，也没人说它坏，这个才是文学最大的惨不忍睹。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今天很多人根本不热爱文学了，文学已经根本不重要了，大家根本没看你的作品。一个石头扔在水里有声音，扔在真空是没有声音的，就像从宇宙中间擦过一样，很多文学作品出版以后就像扔向了宇宙中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座的如果有想写作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最大的困惑，不是如何出版，而是有没有人看。你要当个作家，就要做好寂寞的准备。

天一讲堂：《非诚勿扰》里的女嘉宾一听这个男嘉宾是喜欢文学的，就会全部灭灯，那真是一种悲哀是不是？

叶兆言：我觉得这倒也不是一种悲哀，这是一个进步。古人说了很多大道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想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谁好意思说自己不喜欢文学，不喜欢诗歌呢？其实他很可能真的不喜欢，但是不好意思说。现在大家都像我一样明白真相了，其实文学就是一些文学人的事情，现在羞辱文学也没有关系了，文学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今天这个社会有个进步，就是大家都敢说真话，一听说他是喜欢文学的，你就把灯灭掉，其实这特别好，这是真实的。最怕的就是他说了这句话，你不喜欢他却不敢灭他的灯，这是很糟糕的。

天一讲堂：您父亲当时好像对“作家”这个职业不认同，您最早的时候是从做电工开始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位朋友想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这个写作动机是怎么样的？怎么会把作家作为一个职业呢？

叶兆言：我不是电工，我是钳工，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好的技术工人，做钳工的时候也很努力很认真。我想我开始写作也真是很奇怪的，很多事情都很随意，我成为一个作家有一些荒诞的、说不清的原因，自己也想不明白，可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考进了中文系。我为什么考进中文系？因为当时我特别想上大学。有人问过我是不是觉得工人不好，倒也不是，在“文革”后期做工人很好，但是我不喜欢这份工作，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太枯燥了，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我并不是说工人没有地位，当时的工人是很有地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确实很牛，但是我不喜欢。我对大学比较有感觉，就像我对写作的热爱一样。当时我填志愿的时候，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让我填“文史哲”，他说这样就等于填了三个，其实这是不符规矩的。放在现在，要么填中文，要么填历史，要么填哲学，哪有填“文史哲”的。人生有很多荒诞的事情，做了也就做了，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很大的原因还是我自己想读书，所以最后就被中文系录取了。那个时代中文系的学生是没有人不写小说的，我们班的同学都在写，所以我也开始写了。我一开始的写作和家庭没有关系，和同学有关系。我刚才也说了，我的父亲和祖父都不希望我成为一个作家，因为我父亲被打成了右派，他们觉得写作很危险。等到老人都过世了，我再重新回想他们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会觉得如果我不写出点东西来，那么做一个无聊的作家特别不好，他们怕我成为一个空头文学家。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整天说写东西，但写的却不是自己想写的东西，与其做这样的人，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做一个干正事的人。后来我理解了，家人希望我若要写作，就要做一个实实在在写作的人。

我一开始写作，确实没有把写作当回事，认为写作很容易，同学都在写，然后我就开始写了，一个暑假中我一下子写了八篇短篇小说。我觉得人生真的很怪，就是你不把它当回事，它也就不算个什么事，有一天我居然写了两篇短篇小说。写完了第一篇小说后，我就给我父亲看，我父亲当时做副主编，也有近水楼台的一面。他一看，觉得这个小说还不错，可以发表。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高晓声，正好他要编一本江苏青年作家专号，于是我父亲就把这篇小说给他看了，说这篇小说不错，可以用。当时高晓声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他看了以后说这篇小说不错。由于这篇小说写的时候笔迹很乱，所以我父亲就帮我抄写了一遍。他在抄写的时候，我的灵感又来了，于是很快又写了一篇。一天里我写了两篇小说，第一篇给了我父亲所编的刊物《雨花》，另一篇小说给了《青春》，结果很幸运，这两篇小说都发表了。我在暑假里写的八篇小说中，有五篇都发表了。当时我年轻，特别狂妄，发表的五篇小说我居然用了三个名字，一个真名，两个笔名。有人说发现了三个好作家，结果最后才发现其实是一个人。我当时确实很狂妄，觉得写作很容易，以后可以写很多东西。然而，结果真是这么容易的话，可能我也就没有今天了。说来奇怪，人交好运的时候和交坏运的时候有时连得非常接近。紧接着在那之后的五年当中，我一直在写，自我感觉写得越来越好，但是这五年对我来说却是非常倒霉，我怎么也发表不了作品。说真话，这五年把我的自尊心磨到了零，我变得非常惭愧。那时候投稿是不要钱的，你寄出去就行了。通常我几篇小说写完，就把所有的小说一起寄出去，像放鸽子一样。最多的时候一下能寄出去十几篇，然后像鸽子一样一只一只飞回来，确实令我感到很狼狈，自信心很受伤。有的时候小说发出去，三个月没退稿，那我就会产生一点希望，我就会偷偷地看报纸，因为过去小说发表了报纸上会有广告，我会看报纸这个小说登出来了没有，但是最后都退回来了。也有的稿子没有了，我有好多篇小说寄出去之后完全没有了音信，完全丢掉了。王刚，他是新疆《绿洲》杂志的编辑，他看到我就说当年我寄给过他们很多小说，我说《绿洲》的稿子都不退的，我的稿子都没有了，那也没办法。当时年轻，确实也不在乎，稿子丢掉，也没什么大问题，毕竟不是世界名著。那五年于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写到最后都没有功利心了，因为根本发不了。然后我就跟高晓声说：“高叔叔你能不能帮帮忙，把我的小说给推荐一下？”高晓声就说：“小说是写不完的，你写出来就放在抽屉里，哪天写好了，一定可以发掉的。”他也蛮安慰我的，他说小说不用着急发表，可以先放在抽屉里，写得好了，自然有人来发。高晓声的话当时听起来没有道理，现在想想真的很有道理。

这五年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五年考验了我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就像谈恋爱一样，一开始还真是有点不太正经，瞎闹，五年谈下来以后，发现我真的爱上这个人了。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不写作我能干什么。我对于写作的迷恋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我觉得人生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了。

天一讲堂：苏童对您说过，您女儿是您最好的作品。您女儿写过一篇文章叫《到处都是泡泡》，还入选了中学语文教材，令人骄傲。刚才您说您自己游泳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您女儿游泳可厉害了。想请您来说一说，您跟女儿之间怎么互动交流？

叶兆言：这个真是很难说，现在要谈的是一个父亲的话题了。其实作为一个父亲，我真的很平庸，跟普通的父亲完全一样，我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庸俗，就是希望她能进一个好的小学，然后进好的中学，然后进好的大学，然后读硕士读博士。我的孩子确实也很争气，她好像也是一个考场幸运儿，基本上都是过关斩将。现在我孩子博士读完，刚工作满两年。我有时候想想，其实我对于孩子的教育也不一定好。在座的可能有年轻的父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人生真的有很多种途径，我觉得还是随意一点好。孩子没有考上好大学没有关系，没有读硕士读博士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作为一个父亲一直享受我孩子的优秀，比如进入一个好学校，比如作文发表了。但是后来发现等到她成为一个女博士以后，一下子都颠倒过来了。大家听到“女博士”都在笑，我想年轻人一定懂我的意思，所以说优秀的方式有很多种。

父母对孩子的成功也不用刻意去推崇，还是顺其自然好，因为一些表面上看来是正能量的东西，其实也是很糟糕的。我女儿博士毕业都28岁了，却感觉还像一个孩子一样，还不如普通大学毕业后直接工作的孩子，我觉得那些孩子比我女儿更成熟。所以人生还是要顺其自然，不要太过刻意，孩子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像我这样，我父母对我没有什么要求，我考上大学以后整个家庭里没有一个人对我祝贺的，因为家里人认为上不上大学根本不重要。后来我就反思我自己，我干吗觉得孩子读书那么重要，其实有时候真的不重要。我考上大学以后，祖父跟我说我们家人看不起上大学的，我就觉得很奇怪。确实是这样的，这个话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千万不要觉得考上大学这个事非常了不起，事实上人生有很多看上去重要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天一讲堂：叶老师吐露了作为一个父亲最朴实、最真挚的情怀，对孩子的这种踏踏实实的期望。我们在座的朋友对于叶老师关于孩子教育的点滴还是有所了解的，因为孩子在读书期间曾经写下过一篇又一篇的日记，真的是让叶老师感动到落泪了吧？

叶兆言：这也是旧事了，这个事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因为这是微信上转得最多的一篇文章，作为一个父亲我自己觉得很尴尬。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疼爱小孩的人，但还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这一生就打过我女儿一次，也就抽了她一下，可是这个事情被写在文章里以后，就变成了众所周知。其实我对孩子的要求真的很低，我孩子考大学，我总是安慰她考不上也没关系，我真的不是瞎说，一方面我希望孩子是这样，另外一方面我始终愿意给孩子一个台阶下。而孩子确实比较优秀，运气也很好。我没有给孩子太多的压力，觉得怎么样天都不会塌下来。我经常跟我太太说，自己的孩子怎么样都行，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原则。

天一讲堂：有位读者说他总是无法做到将一本书专心致志地读完，他往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总是同时读几本书。他很想改变这个状态。

叶兆言：这个很正常，我经常这样。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我读书最疯狂的时候，我经常拎一大包书回去搁在枕头边，我都在想睡觉前应该看哪一本书。那么你看，这个完全一样，阅读是很自由的，你如果不是想做买卖，不是很有目的性，比如炒股票一定要看炒股票的书，那么你当然是自由的了。而且你觉得你看不下去了，那你就可以不看，这个真的是很正常的，我觉得硬看是看不下去的，硬看是在骗自己。看书最有效的就是看进去，觉得好玩。我觉得我的人生阅读中间最大的痛苦就是编教科书，因为我不喜欢教科书，但是因为考试没办法。所以我想你们可能会在人生中遇到一些无聊的烂东西，如果说真跟考试一样那么重要，你就没办法，就只能硬着头皮，把它糊弄过去，这个很正常，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一点俗事不干。而其他的时候阅读很自由，不要勉强自己读别人要求你读或者别人喜欢读的书，别人喜欢的书跟你没关系。

天一讲堂：说到现在语文应试中的文学名著考试，很多学生觉得要读名著很头疼，这些名著跟自己的时代，跟自己的爱好完全相隔十万八千里，所以读得很痛苦，但是为了考试又没办法，所以怎么样来解决这一难题？另外，说到名著就不得不说“经典”，因为名著好像意味着经典，我们在座的朋友也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人说这些经典都是经过考验沉淀下来的，集结了人类的智慧，所以这些经典名著应该读一读，因为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对于这个观点叶老师您怎么看？

叶兆言：这是一个大话，其实也是蒙人的话，因为名著是不可能读完的，怎么可能把名著都读完呢？而且很多名著——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是很糟糕的。有一种观点其实是不对的，说这个东西流行就不是名著，什么叫名著？名著之所以是名著，就是因为它流行，不流行肯定不是名著。它可能当时不流行，而后来流行了，但是一定是流行了才会变成名著。我们都知道，流行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好东西，而且很多东西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你不进入当时的情景，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就没有办法读。比如说《尤利西斯》这本书，你现在到了爱尔兰以后就会发现，爱尔兰人提到这本书都不会陌生，因为在爱尔兰可以看到无数的作者铜像，而且每年都会庆祝很多相关的节日。

我记得在一个中学里面，一个中学生跟我说他特别喜欢《尤利西斯》，我这个人有时候太喜欢抽人底了，我说你真的很喜欢吗？你能读懂吗？他就说《尤利西斯》怎么深刻，揭示了什么道理。我说你可能上当了，因为《尤利西斯》这本书之所以写成这样，是因为作者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非常不得志，混得非常潦倒，整天酗酒，人生非常不得意。他觉得这个社会对他不公，于是在一个不理解他的时代里，写了这本《尤利西斯》。这本书中充满了愤怒，充满了调侃，充满了恶毒，这个也很好理解了。就像梵·高的画一样，梵·高把自己的耳朵割掉，梵·高在他的时代非常不得意，所以他的作品中饱含了愤怒，饱含了对社会的嘲弄，饱含了对社会恶毒的诅咒。当我们不能理解梵·高的不得意、不被人理解的时候，而是仅仅从世界名画的角度去谈论是没有意义的。当今天他的画变成价值几千万美金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时候你说喜欢梵·高，梵·高的画是世界名画，就和你喜欢《尤利西斯》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你喜欢《尤利西斯》，是因为它的价值高，因为它是世界名著。

现在在爱尔兰，到处是作者的铜像，而不是他创作作品的源头。什么是艺术？真正的艺术就是他创作作品的源头，他的愤怒，他的不被人理解。所以，阅读名著就应该阅读这样的东西。“世界名著”是一个美好的标杆，要真正理解世界名著，读懂世界名著，还是要去读他的愤怒，读他的不被人理解，读他为什么郁闷得把自己的耳朵割掉，否则我们读不懂梵·高，我们能读懂的只是梵·高的那幅画值多少钱，现在世界上最贵的那幅画是谁的。现在谈很多世界名著的时候经常谈的是它的价值，而不是它最初的东西。

天一讲堂：有一位读者非常喜欢叶老师您的一部作品《没有玻璃的花房》，他想问一个问题，您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是一种享受创作的自由状态，还是想通过这部作品跟读者做一个心灵的交流，想告诉读者一些东西？

叶兆言：我想应该两者都有。我刚刚说了我的写作观是什么，我不是一个教师，不是一个牧师在上面演讲，跟大家说道理。而是一个最普通的人，我们就是聊天，我们是平等的。以对话的方式，我把我的故事说给你听，你觉得有趣吗？你觉得好不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对话的关系。所以我的写作基本上是属于一种类似在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的性质，我只是想说一些你可能觉得有趣的东西，当然你也可能觉得没趣，我丝毫没有提醒你教育你的意思。还是那句话，我的作品是为那些准备想读我作品的人准备的，我的写作更多的还是希望自己的心跟读者的心是一种交流的状态，而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开导人的状态。

天一讲堂：叶老师曾经说过如果作品没有读者的共鸣和呼应的话，那这个作品也是一堆垃圾，是吧？

叶兆言：就是这个意思。还是那句话，再好的作品，如果不去读它，它就是一个空壳子。就算是一部值几亿美金的世界名著，如果没有人去读它，它也就只是一个概念。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你读进去的时候才是好的文学作品。我们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是托尔斯泰，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当你真正阅读了托尔斯泰，被他的作品打动了，这个时候才有意义。但是我们今天做得更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比谁更“伟大”，排行榜特别多。

天一讲堂：当代的文学作家似乎大多让人比较失望，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品，或者说一个伟大的读者？

叶兆言：我觉得说不定有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其实很难说。其实这个话题在每个时代都有，在托尔斯泰那个时代也是有的。“伟大”这个词我们经常用，其实我们经常想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天一讲堂：我们现在已经被网络所包围了，所有的生活离不开网络，很多的年轻读者都是通过网络阅读小说。想问叶老师，您以后的作品是不是也会通过网络发表，然后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在网络时代是不是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

叶兆言：这个也是随意，我觉得也抵抗不了，现在很多时候我也在做电子书，这个倒也没什么。我个人觉得网络时代毕竟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网络时代更自由，因为人们读禁书更容易。

漫谈当今 “传统文化热”

时　　间：2017年2月18日

地　　点：宁波市图书馆报告厅

嘉宾简介：樊　星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研究。曾任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主要著作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史》《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当代文学与国民性研究》《樊星讲当代小说》等，主编《永远的红色经典》《中国当代文学》等，发表论文二百余篇。获湖北文艺最高奖——屈原文艺奖、“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及武汉大学第四届“十佳教师”称号等荣誉。

樊　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天一讲堂，跟大家谈谈“传统文化热”。“传统文化”是最近这些年一个热潮。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曾经比较关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大家注意到没有，《百家讲坛》里面很少讲西方文化，主要是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汉代怎么样，清代怎么样。大家慢慢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非常热了，一直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现在不少大学生都喜欢穿古代的服装，背背唐诗宋词，这成为一种时尚。有些年轻人结婚，就不穿西式婚纱，而是穿唐装结婚。整个“传统文化”正在回归我们的文化生活，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着会背唐诗宋词就行了？穿上了唐装就是了？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深深地融合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许多母亲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不是背ABCD，而是唐诗宋词，像“床前明月光……”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唐诗宋词成了最好的传统文化启蒙教材。再比如上学的时候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要听老师的话，要和同学团结，就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一种和大家和睦相处的理念。今天下午我们谈这个话题，就想谈一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希望能够引起大家思考这样的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

第二，我们能不能把中国当代的“传统文化热”追根溯源，来看一看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层一层的热浪是怎么持续高涨起来的。

下面我们首先来谈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传统文化”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自强不息，这个没错。但是你要去了美国，你要去了日本，会发现自强不息是很多民族共有的美德，每个民族能够兴盛发达都和自强不息有关。也有人说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是勤劳勇敢，其实很多民族都有勤劳勇敢的美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特点及核心在哪里？应该就是我们常常谈到的儒家、道家和佛家。

大家知道，儒、道、佛三家是中国人价值观中最核心的东西。我想问一问大家，谈到儒家的时候，我们脑子里会产生哪些关键词？我们刚才说小孩上学的时候，家长要孩子听老师的话，这就是“服从”， 服从家长、服从领导、服从上级，“服从”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关键词。但是仅仅是服从吗？实际上儒家更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民国时期，有一门课就叫修身课，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做人的基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什么是个人的修养？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谈到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就要讲温文尔雅，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为人和气，不是剑拔弩张的、斤斤计较的。温文尔雅，这就是一种修养，所谓谦谦君子，读书明理，你就应该为人很温和，这就是修养。谦谦君子、温文尔雅，注重的是“柔”，以柔克刚的“柔”。但是中国的儒家就仅仅讲究“柔”吗？我们知道，孟子说过什么叫“大丈夫”，就是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富贵不能淫”，富贵不能使一个人腐败；“贫贱不能移”，即使生活很贫困，也不会变得随波逐流；“威武不能屈”，有人要打压你，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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