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叶晔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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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试读：

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策划的《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与读者见面了，这实在是一件值得特别庆贺的事。

值此庆贺之机，不揣粗陋，说一点与当下人文学科的境遇与发展相关的感想，与本《文丛》的作者和读者朋友们交流求教。

关于人文及人文学科内容的表述，中国和西方虽有不同，但其意蕴与精神，两者的看法则大体相同。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是《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意思是说，天生有男有女，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也即四时更替、天道自然；人类因此而有夫妇，有家庭，由家庭而国家，而天下，这是人文，也即社会人伦、人类文明。治国者既要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又须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因此，他强调“仁学”，要求人们“修德”、“讲学”、“徒义”、“改过”，学会“做人”、“爱人”，这是孔子对什么是人文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日常要求和经验总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早期古代希腊时期，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科学是真正综合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区分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科学，但他并没有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明确区分开来，而是仍然将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一起作为理论科学，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一起作为实践科学，将诗和修辞学归入以生产某物为目的的创制科学。后来所说的人文科学的某些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作为通识教育内容，目的是培养年轻人成为积极的公民。据说“人文学”（humanitas）概念最早由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演讲》中提出来的，作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内容，成为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并由圣奥古斯丁用在基督教教育课程中，围绕基督教教义学习语法、修辞、诗歌、历史、道德哲学。此后，人文学科便作为中世纪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中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脱离神学传统，研究和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认为这种古典文化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是一种与非神学的世俗文化，并用humanitas（人文学）来称呼这种新学问。大约到16世纪，“人文学”一词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针对上帝至上的宗教观念，主张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于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直到19世纪时，西方学者才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成了英美学院和欧洲大陆大学预科基础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文学科逐渐明确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域。按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资助基金的法案中的规定，“人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1〕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它社会科学。”欧盟一些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对人文科学的范畴划分略有不同。欧洲科学基金会认为人文科学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艺术史、历史、科学哲学史、语言学、文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教育、传媒研究、音乐、哲学、心理学、宗教与神学；欧洲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则将艺术、历史、文学、语言学、哲学、宗教、人类学、当代史、传媒研究、心理学等归入人文科学范畴。这些差异反映了一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相互交叉的趋势，所谓的学科分类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唯一的。

可见，从传统上看，人文学科是欧美大学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属于教育学的基本科目类别；人文科学则是人文学科这一独立知识领域的总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及其活动，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价值和精神。探求人的奥秘，便形成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相生相伴，须臾不能分离。

随着近代西方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学科分化和社会变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从本来的整体综合逐渐出现分化与疏离，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揭示各种物质形态的结构和本质，认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直接服务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其特点是可重复性、可复制性。人文科学则研究人与社会及其活动，主要探讨人类历史发展、人的意识、情感、精神活动，通常采用引证与诠释、直观与体验、演绎与推论、想象与联想，以及思想实验等以语言分析、逻辑抽象和精神官能为基础的方法，使用难以用实验科学方法加以验证的范畴概念，如现象、本质、价值、命运、自由意志等，揭示人自身的生存状态、活动形式及其价值与意义，突出认识和体验的独特性、偶然性和创造性，或者获得“具体的”个别和独特的认识内容与价值观念，或者形成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普遍经验和一般原则，其特点是不可重复性、不可复制性。

自古以来，人文科学就在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的发展。以哲学为例，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黄老之学，对人自身的德行养成和素质发展，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和秩序稳定，都起着科学技术所不能替代的深刻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西方哲学，无论是传统理论还是现代思想，都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理解和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步伐，从不同角度打开了深入探索、理解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奥秘的通道，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自然科学世界观的道路和方法，奠定了自然科学实验观察和科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即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规则主导的当今世界，人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运用着人文科学提供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以及思维与生活方式，享受着人文科学所带来的实际成果。今天谁都不会否认，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哲学讨论，就没有涉及理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的生活态度各个方面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也就不会有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三十多年来，人文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一起，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到时代和大众面前，持续地引领着人们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论题，塑造了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公众话语模式和心理结构。

可是我们看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却受到明显的不同程度的误解、冷遇甚至排斥，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直接可见的“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大学学科与专业之生存标准。对这种状况，我们无需怨天尤人。作为基础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具有自身的内在特征，诸如：它在根本目标上与直接的经济发展要求存在着正常的疏离，其研究一般需经历较长的过程，研究的结果也难以精确预见和预测，因而被挤到急切发展经济的当下社会的边缘，不在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的视野焦点之中，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所面对的是人自身，人作为有思想的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认识和改变着自身，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因而，最初的人文学者及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全部消失，许多问题仍然会被后人们反复讨论，却不能获得确定无疑的结论；它研究的虽然都是人自身，但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观念和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时代对同一问题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对自己研究的同一问题前后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许多认识和观点，并不一定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不能用实验的方法予以验证，一般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可和最终的答案；这本来正是人文科学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一，可是却与人们通常那种追求解决实在问题、获取具体认知与效益的愿望，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让人生出厌倦无聊的情绪。科学技术的价值表现是直接的，作用发挥是显性而当下可见的，人文科学与之不同，它的价值表现是间接的，作用发挥是隐性而缓慢延后的，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科学技术直接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改善，却忘记或忽视了推动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的深层次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的力量。从人文学科具有的诸如此类特征，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理解人文学科当下遭际的一些理由。

理解这种遭际的现实，并不就是默认它的合理性，更不是让我们消极地抱怨与等待，而是要面对现实，通过自身的努力去逐渐改变这种现实。我以为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者自身，包括青年学者在内，要以一种人文精神去对待所从事的职业与事业，把握人文学科的特征，相信人文学科对社会和人生的意义，恰当看待学科的冷与热，尽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坚守人类自身不可离异的精神家园，以积极的态度延续与发展人文学科。《人文学科青年学者文丛》的编辑出版，便是这种坚守和发展的一种承诺与措施，将为人文学科青年学者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的可以信赖的阵地。本《文丛》将精心选编本校人文学科青年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包括其它学科青年学者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人文学部将对有志于该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们给予研究和出版的经费支持。十多年前，曾担任过香港首届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先生以宏远的眼光，在原杭州大学设立大陆高校第一个文史哲研究基金，扶持和培养了大批人文学科青年才俊，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相应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我们有理由对本《文丛》满怀同样的期待，愿与人文学科的青年朋友们共同耕耘这个阵地，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与《文丛》相伴着成长。庞学铨2010年8月于西子湖畔浙大注释

〔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人文学科”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序

这是一部从文学与政治制度之关系，探讨明代位居政治中心的士大夫群体如何参与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下主流文学话语的研究专著，尤其着力于从与明代新的中枢辅政体制——内阁制度相关联的馆阁体制、庶吉士培养制度，它的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来考察其中的文学行为之于文学权力形成、流布的作用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明代文学，作为近世文学的重要发展时期，就其大势而言，毫无疑问是朝着现代人赋予文学自身的使命——独立、自由地表现个体的生命意识与情态，因而是与皇权国家意识形态日渐疏离的方向行进。特别是成化、弘治以来城市经济的复苏和市民社会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通俗文学样式，各种小说、戏曲及说唱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从边缘走向中心，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冲突的蕴含强烈个性意识的异端文学及思想亦潜滋暗长。在这种情形下，探讨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恐怕是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

五四以来，随着近现代人文学科的建立，在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史观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文学史家构建的中国文学史叙事，几乎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上述种种通俗样式的文学，在白话与文言、平民与贵族、现代与传统、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框架中，日益突显成为文学史描述、探讨的中心，而与新文学倡导的走向接迹。从当时的文化处境与立场出发，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这样一场革命性运动的意义。不过，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反省、总结上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经验，探寻新的文学历史研究方法、路径或多种可能性时，也已经察觉到，这样一种以破为立目标下的文学史结构，多少会令各历史阶段的整体文学格局及其内在构成关系，包括当时人在鉴赏趣味和批评观念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当大的多样性，被简化甚或被遮蔽。

以明代文学研究而论，相当长时期有关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研究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尤以小说研究一枝独大），成绩显著，而诗文研究则相对处于虚弱的状态，这种研究格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现代文学观念、文学史观以及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影响。当然，新时期以来，这样的研究格局已有所改变，诗文研究的比例日渐提升——这一现象，恰恰显示了研究者认识的变化。具体到诗文研究领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宋佩韦《明代文学史》，已经代表了现代明文学史论的主流看法，虽然以明代诗文演变为考察的对象，其立场却重在叙明代这种正统文学之“寂寞”，从前后七子复古的肤廓数变至公安、竟陵的浅陋，其弊已极，且在《引言》末特地声明，之所以未将中国文学史上占极重要地位的传奇、小说置论，是因为本丛书中另有郑振铎先生的专篇叙述。由此我们亦可以看到，在一种鲜明的新的价值观念背后，其所关注的明代诗文作家与流派及所予论述，与明清已有的批评相比，其实并未有多大的突破。而差不多与之同时的钱基博《明代文学》，也以正统的士大夫文学为论述范围，所关注的作家与流派大抵相同，评价却几乎对立。钱氏的基调，如其《自序》所言：“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是在反桐城之说的基础上，彰显以何李为代表的复古派令“汉魏盛唐之拔戟复振”的作用与地位，包括对钱谦益、钟谭的评价，亦在各自递演而变的关系中有所肯定。所论未必没有新学的影响，然其认定文学价值的重心所在，却仍守持传统的标尺。其相关论点，除了钱钟书先生尚有所记述外，自然未能有更大的市场。不过，我们从上述讨论对象几乎相同、而得出的结论几乎相反的情形，是否至少可获得如下省察：第一，我们最终在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中取得的价值判断，如果未能以更为深细地还原历史的事实为前提，未能掌握历史的动态多变和各种社会文化机制的交综错杂，那么，且不说已有的相关研究如何得到进一步推进、拓展，其结论本身又能有多大的说服力呢。第二，我们论析文学史的价值标准，如果未能真正获得古今视域、立场的双向贯通，并且比较自觉地辨清历来研究者各自的认知制限，那么，同样难以获得阐释的有效性。

应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的研究者无论在历史与文学观念或研究方法上，皆已呈现出很大的进展和多元样相。比如有关明代文学乃至近世文学的总体研究，原先被置于对立框架中的所谓通俗文学与士大夫精英文学，可以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获得相对统一的观照，尤其通过文学担当主体的身份、阶层及文学权力变动的视角，探察不同的文学样式及表现形态、鉴赏趣味与批评主张等发生发展及彼此纷争消长的原因与轨迹，这也正是本书作者在开篇就陈述对“明代士大夫的文学空间与格局”的理解，以为其研究动机的一个缘由吧。而人们渐渐着意于中国自身文学批评话语的建设，又在更多向传统寻求资源的风会中，愈加注重对中国文学原生态的面貌、观念与立场持了解之同情，作者一再强调要对明代士大夫文学作“现场”、“过程”的还原考察，亦体现了他在史学方法上的求索，包括他在这个问题上仍有困惑。选择以明代馆阁为中心的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之关系为论题，一方面当然与作者自身持续的研究兴趣、知识储备及构成有很大关系，毕竟研究选题的确定，并非仅与研究对象相关，而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种动态协调；但在另一方面，也确实是由于自从传统与现代被置于对立的局面之后，在明代文学研究领域，作为士大夫精英文学上层的馆阁文学未再获得应有的正视，相反，长期处于严重概念化的境地，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渐有研究者开始重新展开探讨，然学术积累尚需过程。从本书作者的意图出发，明代以馆阁为中心的中央士大夫文学之所以被认为有其重要性，我揣测，在于无论从纵向的历史比较，还是横向的关系构成分析，都显示有其特殊的地位。与前代的馆阁及馆阁文学相比，明代的馆阁与政治制度史上新产生的内阁制度密切相关，那当然是明初以来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政体的产物，然不可否认，其政治权重明显增长；加上以帝力为主导，利用教育、科举、高级文官培养等一系列制度推行有利于治术的程朱学说，实现全面的思想统制，政治与包括文学在内的其它意识形态构成的关系空前紧密，明代特有的“台阁体”文学，即是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产生的。正因为具有这样一种特性的馆阁及馆阁文学处于执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高端，它的作为具有某种示范效应或风向标的作用，进一步从制度结构、功能等层面，探究这种主流文学话语的形成机制与传导途径、方式，就成为解读明代“体制内”文学如何运作的一把钥匙；同时，循此关注馆阁与郞署、中央与地方之间文学权力的紧张与变动，又是把握整个明代文学演变脉络的一个很好的抓手，即便要更为宏观地揭示总体趋势上随文学担当主体的阶层扩展及下移，在明代文学中呈现的近世性特征，亦不可失却以馆阁为中心的中央士大夫文学这一极的互动参照。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关中国文学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研究，最早或可溯至狩野直喜大正年间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特殊讲义《清朝的制度与文学》。之所以会关注清朝制度的一个重要契机，是他在等待京大文科大学开设期间，帮助法科大学教授织田万编纂《清国行政法》，该著作为历史编纂学著作，按照宫崎市定的《解说》，显示的是“将清朝的行政法改而列于西欧的体系下加以理解的一种努力”，那意味着欧洲近代史学的视野，却为文学研究开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在此讲义中，实包含“清朝文学”与“清朝的制度与文学”两部分，后者重在与广义文学相关的制度史一侧的证析，体现的正是一种科学实证的立场；合而观之，可见狩野氏尝试从清朝对汉文明的态度、特别的文化政策与文化工程、行政组织系统、学校与科举制度等多个面向，探悉清朝文学振起变化、作家身份及生存境况以至诸文类体制沿革等消息的努力，那也成为我们后来研究清代文学常常运用的考察角度。“清朝文学”部分有戏曲专论而无小说，是因为本来旨在探讨“体制内”文学，而据他同样在大正年间的特殊讲义《中国小说史》“总论”中的叙述，仅就小说与戏曲间而论，社会上的地位有所不同，明清时代的戏曲作者皆为当时有名的一流学士文人——此亦多少可见其正视事实与传统的姿态与系统观照的视点。此外，狩野氏在文学史中所提出的与中国哲学相通的新的价值基准，即应是他研治清朝这种“体制内”文学的结果，诸如清人学术文化中那种主知性，清代文学那种为理性与知性所锻造的“儒雅”的审美理想等等，那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了解之同情，尽管在当时自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语境与学术目标。

在现今我国学界，正如本书作者在研究史简述中已经提到的，先后产生了不少从文学与政治制度之关系著论的重要成果，其中尤以对唐、宋两代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实、深入。相比较之下，有关明代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亦相对薄弱，很多环节不得不从基本的求证做起。因此，叶晔的这一部博士学位论文，体现了他的一种学术眼光与追求。三年中围绕这一专题，既作了较为宏阔而深入的思考，又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实证材料，并且在此过程中，还摸索出不少如何甄别、处理史料的独有心得，用力精勤，甘苦自知。现在，论文即将正式出版，得以有更多获方家教正的机会，忝为导师，甚感欣慰，略缀数言，以叙缘起。陈广宏2011年11月8日于复旦光华楼绪论明代士大夫的文学空间与格局

文学似乎永远不可能像曾经的哲学、史学那样，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主导学科。当史学研究不断侵蚀他人领地、试图海纳百川的时候，文学研究却在强调一种向心力和归属感，努力挖掘人们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在这一点上，文学研究界无疑是明智的，拿历史学的武器来武装和改造自己，只会让自己沦为历史学科的附庸。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文学批评研究与文学史研究是有区别的，只要文学实体还存在于历史之中，任何与文学创作相关的元素，都应当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章培恒先生曾提出“古今文学演变”的概念，包括“文学贯通”和“文学整合”两个重要命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强调异质文学元素的一种跨时代交融。而类似的文学元素的互动和交融，除了可以跨越时代外，还可以跨越空间（身份空间、地理空间等）、跨越学科（不同的社会分支领域）。本书的理论切入点，在于不同创作身份的整合：这既包括同一作家在不同场景下的创作身份的内部整合，也包括不同社会阶层作家的创作身份的外部整合。由于创作身份的不同，聚合在作家身上的文学元素自然也不同，那么，在身份内部切换及外部交流的瞬间，文学元素也在各创作场景、社会阶层之间不停流动。这种流动性，既有利于作家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兼容并包，丰富自己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手法；也有利于诸多文学形态之间的交流，取他者之优点和长处，来弥补自我的不足。

从个体的角度看，任何一位作家，都有多重的身份。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是一种官员、作家、学者三位一体的综合身份，他们的文学空间，也有公、私之分。首先，士大夫作家的身份因景而异，并不是单一的。在官方场合（政治场合），他们的主导身份是官员；在公共场合（社交场合），他们的主导身份是社会名流；在私人场合，他们的主导身份或是作家，或是学者，或是家庭成员。不同的身份，表现出不同的文学态度。其次，士大夫作家的身份杂糅互融，并不是孤立的。在官方场合中，并非只有纯然的政治行为，亦有大量的文学创作，只不过在某些既定场景下，留给作家的政治空间，要大于文学空间；同理，在私人场合中，也不是只有风花雪月的吟咏，同样有一些说教、论理、颂美的成分，只是大略来说，其文学空间要大于政治空间。理解了这两层含义，士大夫文学就不再是一个传统、保守、体现权力意志的僵化形象，其意义及价值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从整体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文学形态，都有它的传统和生命力，都与其他文学形态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馆阁文学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学，同样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存在。或许儒家的文学传统要求它坚持文道合一的主张，或许显达的政治身份需要它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但作为国家权力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它有优越的推广能力和自省能力。一方面，非馆阁文学对馆阁文学、地域文学对中央文学的诸多元素的吸纳，绝不仅是上层文学形态粗暴、强制的制度化推广，也有下层文学形态主动借鉴、效仿的一面；另一方面，馆阁文学对非馆阁文学、中央文学对地域文学的去粗取精，同样不是某种即将被时代所淘汰的文学形态的垂死挣扎，里面也有很多积极、自觉的成分。从空间结构来讲，明代文学（传统诗文）展现出一个由馆阁及郎署、由中央及地方的立体格局，这使得各种文学元素的流动和演化超乎寻常的频繁和剧烈。限于时间和能力，笔者的论述重点，仅落实在立体文学格局的最上端，未能对这种动态的生命力作一详尽考察，只希望能够抛砖引玉，粗陋地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局部地开拓明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第一节　主要概念及研究方法

本书的基本写作宗旨，在“求新不求全”。近二十年间，明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飞跃性的突破，戏曲、小说等20世纪的优势研究领域，继续蓬勃发展，以前未受重视的诗、词、文、赋等传统文学样式的研究，也呈突飞猛进之势。有关明代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其成果虽零散未成体系，但在诗文研究的带动下，也略为可观。在这样的科研现状下，笔者不准备对政治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作一个体大思精式的描述，这样只会过多地重复前贤论调，而是尝试去凸显新意，强调学术创见，在此基础上，再尽可能地协调全书的总体结构。因此，从整体框架来看，本书的章节布局，展现的是一种相对完整，而不是绝对完整。

本书的大体写作基调，追随陈寅恪、钱穆诸先贤，持了解、同情、宽容之态度。课题的研究对象是明代士大夫文学，这一群体的创作情况，应制、交酬远多过私怀，在当代研究者看来，功能化色彩太浓，偏离文学本位，缺少文学审美价值，难入一流作家之范畴。但事实上，士大夫群体是当时的绝对文学主力，文道合一的观念才是当时的文学主流。或许他们的文采不够出众，或许他们的诗论不够精辟，或许他们只是一味地承袭前贤而不知有所创新，或许他们的文学观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多有差异。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他们代表的是明代诗文（特别是中前期文学）的大多数，如果因为历史的重新书写，而用后世的文学观改变明代文学的原貌，这多少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因此，虽然笔者的文学观同样带有时代的印迹，但还是努力去体谅当时士大夫文学创作的苦心，强调其中的积极因素，以弥补明代文学研究的一块空白，修正明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成见。至于其中的消极因素，学界的批判之音多已成说，笔者就不作太多的重复了。

接下来有必要说明一下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本书限定的“中央文官制度”的概念，是相对于其他三种概念关系而言的。首先，明代中央的其他机构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包括武官制度、宗室制度、宦官制度等，不在本课题的论述范围之内。诚然，明代的文官军事化（兵部、都察院权力的强化）和军官文人化（都司卫所权力的弱化）趋向非常明显，文官如王守仁、唐顺之、孙承宗等人的边事作品，武官如汤胤勣、杜文焕等人的文学创作，都颇有特色；另外，藩府的书籍刊刻与文学创作，也是明代宗室的一大亮点，如朱权、朱祐杬、朱厚煜、朱载堉等，皆是一时的文化名流。这些专题，需另撰文介绍，不再纳入本书的考察范围。其次，明代地方文官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如省一级的提学副使、提学佥事对地方科场文风的引导和拨正，府一级行政官员对地域性诗文集会的支持和参与，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专题，可惜超出论题范围，笔者亦不作深究。当然，最需要区分的，是明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这本是文学制度化的最大亮点之一，但考虑到有关明代科举制度（特别是八股取士制）与文学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而且科举中的进士、举人、贡生等级别，只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学位”，是进入官场的资格，并不等同于官职本身（与文官制度分属不同的进身阶段），有鉴于此，笔者不再将之作为论述重点，只是酌情地在庶吉士馆选、同年文学群体等科举后续专题中予以讨论。

本书所谓的“制度”，有两种含义，不妨称之为“定制”和“惯制”。前者付诸典章，是一种明文规定、有法可依的硬性制度，相关条款，大多可在《明实录》、《明会典》等史籍中找到对应文字；后者约定俗成，是一种近乎习惯法的软性制度，也就是明人典籍中经常提及的如“翰林旧例”、“词林故事”等概念，这些惯制，在《翰林记》中有一些记载，但更多的线索，必须到明人文集中去细心地剔爬梳理。本书讨论的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以“定制”、“典章”为主体内容，兼及部分“惯制”、“成约”。

政治制度与文学的组合，有诸多层面。首先，笔者试图再现的，是“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之间的一个并列结构。以翰林院为例，笔者关注的是翰林院与文学的关系，而不是翰林院的文学状态，绝不希望“翰林院”成为“文学”的一个附加定语。其次，既然是并列结构，就必须突出“关系”二字，本书的考察重点，是制度职能与文学的内在联系，而不是作家身份与文学的外在联系。同样以翰林院为例，笔者关注的是翰林院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而不是翰林院官员与文学的关系，希望勾勒出相对静态的制度结构对文学生态的影响，而不想变成一次对馆阁名家、流派的脉络梳理。

正因为政治制度相对稳定，这种“关系”的共时性特征，要远远大于历时性特征，故笔者在全书结构的处理上，采用了较长时段的研究视角。先以制度主题为纬，作一横向的介绍，挖掘政治与文学的内在联系；然后在二级结构中，以历时发展脉络为经，作一纵向的梳理，考订每个专题中的文学盛衰演变的过程。

因此，从整体格局来看，本书是从横向的制度结构层面予以考察，探讨相对静态的中央政治制度对文学的动态影响。除绪论外，共分四章，对“翰林院”、“庶吉士”、“京师诗文集会”、“馆阁文学文体”四大主题进行论述。从四章的结构关系来看，前两章研究“以文学为职能的政治制度”，后两章研究“政治制度对文学的影响”。换而言之，本书的研究主体，前半部分落在制度，后半部分侧重文学。但从研究范围的角度讲，第一、第三章较为宏观，史料梳理和考证占去很大比例，侧重于史的脉络；第二、第四章较为微观，包括很多文学层面的具体讨论，聚焦于文的演变。希望借全书诸章之间的互补，来弥补结构上的一些缺陷。

在具体的史料收集和处理方面，笔者大致遵循通目录、明史源、辨真伪三原则。此三法看似平常，其实学界对之的认识及贯彻尚有很多可改进之处。首先，现存明人文集的总量未有过精确估算，崔建英先生的《明别集版本志》厥功甚伟（录3699种，附明清之际279种），但海外明集一块仍然薄弱。笔者大致估计，现存明集当在4500种左右。而历往的明代文学研究专著，1997年以前出版的，多囿于《四库全书》（239种）而未有突破，更遑谈《四库》本的版本质量；1997年以后出版的，也只是在《存目》、《禁毁》、《未收》、《续修》等《四库》系列丛书（共1089种次）中各取所需，很少有学者去做全局性的俯览；至于大型影印文献以外的明集，限于国内图书馆的管理现状，大多数学者只能针对性地翻检一二，难有机会去大量接触，更遑谈上规模的细读工作了。要想真正摆脱《四库》馆臣的文学观念的束缚，进入更高层次、更现代意义的明代文学研究，必须对更多的明集进行考察。在这方面，笔者近水楼台先得月，既有过因参加《全明词补编》课题而积累的明集阅读经验，又身处复旦大学图书馆及古籍研究所资料室这两个明集典藏宝库。三年时间下来，对明集的总体情况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

其次，笔者在史料处理上，强调史源梳理的重要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内容在传抄、改写过程中不断变化，以致最后与原貌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不加选择地使用史料，会产生论证上的偏差，甚至结论与事实相悖。因此，在本书撰写中，笔者尽可能地征引明代文献，只有在无法溯清史源的时候，才有条件地使用清代文献。大致来说，明代作家的研究，其传记资料多本源于墓志铭、行状等碑传文，其交游资料多本源于本人及周边作家的诗文作品。因此，明人文集的阅读首当其冲，是本书的重中之重。为此，笔者翻读了大量明人文集（绝大多数是明刻本影印），尽量使用最原始、最接近历史本貌的文字材料。当然，由于时间及能力等原因，在一些史料的源流梳理上，做得远非完美。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的叙述性文字（以及类似的史部传记类文献），大多源自所论作家的碑传文，笔者尽量按图索骥，使用原始文献，但少数作家的碑文不存，不得不使用带有钱氏论调的二手材料。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很冒险的做法，很容易在无意识间落入钱氏文学观之窠臼。

如果说以上两条原则还是传统考证之学的必备门径，那么，接下来的“辨真伪”之法，则多少有些新史学的色彩。因为笔者所说的“辨真伪”，不是文献版本之真伪，而是文本内容之真伪；不是断章取义地去判断“是”或“否”，而是要强调，任何真实史料中都有虚假的元素，任何虚假史料中都有真实的元素。若能恰到好处地拿捏住这一点，可以使用的史料范围将变得更加宽阔。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特别是第二章论述庶吉士的选拔和培养，由于具备故事情节的叙事性材料较少，笔者冒险使用了一些带有强烈偏见的私人文字，造成多条材料之间的激烈张力，以致论证场面略显混乱。但是，只有所有材料全部铺开，事件的某些真实细节才不至于被遗漏。然后根据创作背景、作家心态、观念差异等诸多因素，作一情理上的判定和取舍，提取其中被掩盖的真实元素，用来印证笔者的一些论点。这一近乎武断的做法，或许将受到学界的诸多质疑，因为理论上的可能，未必意味着实践的可行；实践的可行，也未必意味着结论的可信。但这一细部史料的处理技巧，文学研究界还很生疏，笔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获取经验，不断地改善和提高。退一步讲，即使不幸走入误区，若能因此让其他研究者引以为鉴，亦不失为一种价值。

第二节　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从学理上讲，本书讨论的中央政治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由外至内，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首先，作为交叉学科研究，在研究范式上，政治与文学因作用力的方向不同，研究重点亦不同（第一层次）。现今学界所使用的，不外乎两类研究方法：一是以“政治影响文学”为主线，譬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其重点在文学，政治只是文学现象的外部背景；另一种方法则是“以诗文证史”，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最为典型，其关注点在历史政治，文学只是勾勒历史原貌的史料。本书是古代文学研究专著，自然以使用第一种研究方法为主，展现明代政治制度对文学的多方面影响。若遇到某些历史环节考订尚不够清晰的情况，也会尝试通过诗文材料来补充制度研究之漏缺。

确定了基本研究范式之后，有必要关注政治对文学的单向作用力的切入点，可分为政治影响文学生态（深层次的环境因素）、政治影响文学创作（浅层次的题材因素）两大类型（第二层次）。本书所探究的，主要是第一种情况，即政治制度的推行及变革对中央文学生态格局的影响。有时也会论及文学创作的若干环节，则尽量避免停留在作品题材这一较为肤浅的层面，而是尝试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论述馆阁背景下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多维价值。

仅就“政治影响文学生态”这一论题来说，根据其中政治元素的不同，又可分为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等诸多子课题（第三层次）。本书仅讨论政治制度，不涉及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想等其他平行领域。因为政治制度是一种较长时段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元素，较之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短时段、突发性的元素，它对文学的影响更加深层化、根本化，更具研究价值。而且，过于宽广的研究范围，不仅时间上不允许，也非笔者能力所能把握，很容易流于空洞和宽泛，这是应当极力避免的。

现今学界研究较为深入的，是唐、宋两代国家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唐代方面，较早的有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讨论了唐代士子考前行卷风气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傅璇琮先生在此基础上精益求精，撰成《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将考察范围从单一的行卷、纳卷风气扩展到乡贡、明经、制举、进士试、学校教育、吏部铨试等诸多环节。这两本书也成为后来同类型研究的典范之作，王勋成先生的《唐代铨选与文学》、傅绍良先生的《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吴夏平先生的《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对程、傅二书借鉴、模仿的痕迹。再如李德辉先生的《唐代交通与文学》、《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三书，也是非常典型的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只是有些论题过多地强调外部层面的偶然联系，而未及内部结构的必然性，难免有些遗憾。又如戴伟华先生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二书，考察的是远离中央权力机构的一类地方文士群体，在空间上恰与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研究、翰林院研究遥相呼应，可算是国家政治制度与下层文学形态的一个交叉点，在如何贯穿不同社会阶层的一些研究思路上，略可借鉴。

宋代方面，相关研究虽起步较晚，却后出转精，不乏名家经典。较早的有王水照先生的《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一文，以嘉祐二年（1057）科进士为例，强调科场文风改革及同年聚合效应对士大夫文学风气转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祝尚书先生的考察更加周全，其《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一书，纵跨北宋、南宋两代，涉及科举考试制度变革、科举考试的文学类科目、科举政策与科举程序、科举制度的文学文化影响等诸多论题，论述精当深刻，可称经典；另外，林岩先生的《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一书，差不多与祝书同时出版，亦有可资补鉴之处。在馆阁制度方面，陈元锋先生的《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考订细密，论述周到，对研究其他时代的翰林院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亦可提供一些模式上的帮助，只是在学理思辨一块上，略显欠缺，可谓白玉微瑕。其他具有参考价值的专著，还有沈松勤先生的《北宋文人与党争》、《南宋文人与党争》，此二书虽以纵向的政治运动为主线，无涉制度，但以上层士大夫为考察对象，且联系文学颇为紧密，具有一定借鉴价值；至于朱刚先生的《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查洪德先生的《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则重点讨论唐宋以来主流文学家的儒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也对研究明代前期的馆阁文学多有帮助。以上所有研究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明代政治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有利于学术视野的借鉴与开拓。

综上有关唐、宋两代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政治制度对文学生态的影响，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四层次）。一个是较表层的，即制度力量对官方文学的直接干预和对私人创作的间接引导；一个是较深层的，即制度建构下的政治思维格局对士大夫文学思想的内在影响。无论是哪一方面，明以后的政治文学生态，都与宋以前（包括宋代）有较大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近世文学与中世文学的一大区别。宋以前，基本上是一种士大夫独大的文学格局，山林文学、市民文学的发展空间较小，不足以与传统士大夫文学分庭抗衡。当时的绝大多数作家，要么是文学行为附从于政治活动，要么是文学、政治身份二位一体。他们文学身份中的应制、应用、应酬机能，文学思想中的“文以载道”观点，都有很强的功用色彩。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政治对文学的作用是非常广泛的，而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又在广泛之上添加了一分深远。总的来说，金、元以后，文学的独立性在不断增强，但制度的潜在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明代的情况就颇为复杂，明前期台阁文学的复兴，有着回归北宋经典的道论化动向；明中期复古文学的崛起，是前代绝无的馆阁、郎署之争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反映；明后期山林文学的兴盛，则是文学权力从中央向地方流动的一种表现。以上诸种文学形态所表现出的政治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既有传统的成分，保留着中世文学的诸多元素；也有时代的特征，展示出近世文学的一些新貌。

较之唐宋，明代政治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仍处于十分薄弱的阶段，有着非常大的学术拓展空间。较早对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关系进行研究的，是台湾的简锦松先生，早在1989年，其《明代文学批评研究》一书中对馆阁文学、郎署文学、庶吉士文学情结等专题作了一些探讨，实有筚路蓝缕之功。2001年，黄卓越先生的《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一书出版，更为详尽地论述了明代前期馆阁、郎署两种文学形态的属性及其演变过程，并对简锦松先生的一些观念作了商榷（如康海、王九思的文学定位问题）。这两本书是本课题的首要参考论著，直到现在，在明代政治制度与文学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仍没有其他专著可与比肩。另值得一提的，是郑礼炬先生的《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这是迄今为止研究明前期翰林院文学最全面的博士学位论文，但其侧重作家作品个案的纯文学考察，缺乏历史制度层面的整体关照，对本课题来说，借鉴价值尚不及简、黄二书。其他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多囿于专题，并没有置于整个明代中央文官制度的大环境下予以考察，故其研究切入点，与笔者多有不同。如论明代公文改革，有陈龙先生的《明代公文变革论》；论明代科举评卷，有张连银先生的《明代乡试、会试评卷研究》；论庶吉士馆课，有何玉军先生的《明代科举与诗歌》；论八股取士制，有龚笃清先生的《明代八股文史探》；论台阁体，廖可斌、左东岭、陈广宏等先生多有争鸣；论郎署派，陈国球、廖可斌、郑利华等先生各领风骚……考虑到从整体角度来研究明代政治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科研成果还比较少，大部分论文都是单个子论题的探讨，因此，笔者不打算在绪论中对研究现状作太多的描述，因为琐碎的个案梳理，未必体现这一课题的整体性研究的真实水平。所有子论题的研究概况，将在正文每一章节的开篇作一简要介绍。这只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处理，既符合课题的研究现况，又可以不打断整篇绪论的理论连贯性。

接下来，有必要介绍一下全书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论述明代翰林院作为中央文化机构的各类文化、文学职能，细致考察翰林院制度对官方文学形态的诸多影响。第二，考察明代庶吉士制度的文学意义，特别是教习过程中的阁试、馆课，专习古文辞、唐诗，与科举制度的八股文体系迥然有异，值得深入研究，继而考察《唐诗正声》、《文章正宗》对明代馆阁诗学、文章学及士大夫诗文风尚的影响。第三，剖析明代士大夫文学的三类创作空间和三层文学结构。明代三百年来京城的诗文集会活动，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和文化现象，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京城诗文集会风气的变化，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明代诗文的发展历程，也对地方的文学集会有着风向标的作用。第四，考察在政治制度背景下，馆阁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文体选择与突破，对这一文体自身（文体结构、语言运用以及精神内蕴）的发展演变及盛衰所产生的影响，借此来观察以馆阁为核心的官方文学秩序的建构层次及其内容。

纵观全书，笔者的首要目的，是还原馆阁制度及其文化内涵下的中央士大夫文学，修正文学史上相对传统、保守、体现权力意志的僵化印象，避免文学主流被文学史叙述边缘化，还原其应有地位，深入挖掘其多维度的文学意义。而本书的难点，在明代隆庆以后馆阁文学的梳理，这一阶段，城市的、山林的文学成为文学史主流，加上晚明党争造成京城文学生态的恶化，使得馆阁文学的真实发展状况一直未为人知。若能系统地论述晚明馆阁文学的流变过程及与其他文学形态的互动，将是学界的一大突破。

若将视野再放宽一些，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观察，明清文学的发展可分为两类范畴，即中央的、士大夫的文学与地域的、市民的文学。前者在文学思维上有着较鲜明的同一性，作家之间却存在默认的等级身份差别；后者因风土、经济的不同而显示出各自的风格特征，而在文学交流上，作家身份地位之差异却趋于淡化。两者是相对的，同时也是互动的。当今的明清文学研究模式，充分强调市民文学、地域文学，对中央士大夫文学未有足够的关注，对互动这一层关系的考察更是远远不够。笔者以为，元明以后，与其说是文学权力的下移，不若说是文学权力的分化，使用“下移”这个概念，容易造成对原有的中央士大夫文学的忽视。而事实上，地域、市民文学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挤占和颠覆士大夫文学的发展空间及前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士大夫文学也对这一冲击作出回应，通过局部的改变和重塑，维护官方文学的典正形象，同时进一步规范地方的文学形态，这是一个文学权力相互消长和再调整的过程。虽然从文学史脉络来看，市民文学的发展已势不可挡，但底下的暗波涌动同样也是文学的真实面貌之一，值得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当然，传统的士大夫文学，带有鲜明的政治元素，不是纯文学的视角所能涵盖的。从明代的整体文学史来看，国家权力机制的格局，造就了士大夫文学的馆阁、郎署、地方的三层文学结构，以及明代文学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总体下行趋势。从作家个案的角度看，任何一位士大夫作家，都有官方场景、公共场景、私人场景之区分，在不同的活动空间中，其主导身份大不一样。这是一个创作思维中政治、文学元素的消长过程，各种元素的比重不同，作品风格就大相径庭。因此，我们对士大夫文学的评价，须谨防脸谱化，不可率然地将明代上层社会的文学创作视为近世文坛的死水微澜，而应该更多地强调文学元素在社会各阶层、各场景之间的流动和演化。那么，中央士大夫文学就作为一个与私人文学、地域文学、市民文学、山林文学互动的事物而存在，不再仅仅只有一个单独的文本价值。在这样的运动状态下，每一种文学形态，都从其他文学形态那里汲取非我的优质养料，同时也努力将自己的文学特色向对方展示和推广。这样展现出来的明代文学，既有层次感，又有互动性，既有传统理念，又有创新意识，才是一个活的明代文学史，而不是简单的优秀作家作品的排列组合。

最后，若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放在整个古代文学的大视野下来考察，可以看到，即使是研究颇为成熟的唐宋政治制度与文学一块，也有一些比较欠缺、薄弱的研究环节。譬如学界对馆阁文学关注较多的仍是公共场景中的文学创作，而对官方场景中文学作品的态度，依然局限在较常规的历史事实的考订和文学现象的阐释，尚没有从中抽离出一种更加普遍、积极、形而上的意义。其实，在政治身份的牵系下，士大夫作家对政治空间中的“文”的理解和诠释，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下的既有文学秩序。这种道论化的文学秩序，是在政府权力、社会道德、文学责任等多种力量的干预下建构而成的，可算国家政治学说在官方文学场景中的文本投射，是一种近乎无形的软性结构（相对于制度的硬性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化结构的潜移默化的内在约束力，远胜过国家制度的粗暴的外部强制力。只要士大夫的创作空间仍在既定的政治场景中，政府官员的主体身份，就要求他去维护一种适合国家、社会稳定的文学秩序，此为必然性。

反过来，官员们借助文学作品的论理和规谏功用，言传身教（理论层面）、经世致用（实践层面）、防微杜渐（反思层面）三管齐下，也有利于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此为自觉性。而这种自觉性，又与士大夫的文体观传统有莫大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一直有“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却很少有学者指出，文章中的“道”，在古人眼中仍是一种文学功能，而不是今人眼中的政治功能。或许其功用色彩让它与现代的文学价值观相背离，甚至被新时代所抛弃，但在当时，它的确作为一种主流文学审美标准而存在，并拥有一个独立、完整、深刻的文学理论体系，绝不是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宣传那么简单、肤浅。魏晋以后，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不断强化，文体的功能区分日渐明显，在士大夫内部形成一种固定的文体思维模式。仅就明代士大夫文学而言，《文心雕龙》是远传统，《文章辨体》是近传统，二者都强调文体的功能类分，主张在不同的政治场合使用不同的文学文体，尽可能地发挥文体的内在效应。其目的或许是泛政治的，但其理由却是文学本位的，认为尽管文学创作的外在情势千变万化，却自有某一种文体的辞句和结构特征与之相契合。笔者以为，同样是文学秩序的内部规范，作家的身份意识依然带有一丝刚性色彩，文体功能的既成观念才是软性结构中的软性力量，是官方文学秩序最深处的一块基石。有关这一文学秩序的日常状态及层次，笔者将在第四章第一节中，结合明代馆阁赋的发展状况，以线代面，作专题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第三节　多维视野下明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想法

现今的明代文学研究，虽然发展得如火如荼，其实仍有很多既定的成见和误区，以致无法涌现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笔者的观察视角，同样有很大的缺陷，所幸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新理论的接受，各种想法经常会前后矛盾，形成强烈的张力，这给了自己一个反省原有研究思路的机会。与其勉强地自圆其说，不如在写作过程中身体力行，融入一种新思路、新方法的尝试。这种尝试也许略显唐突、生硬、粗糙，只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现今文学研究视野的一次反思。

一、研究的误区

误区一：执著于文学本身，忽略历史真实性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些学者的知识结构缺陷造成的。他们长于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考察非常深入、细致，而对文学外部研究所需的史料，却因为历史常识的欠缺，多冒然征引而未作细部的甄别，以致在研究方向上存有偏差，甚至在无意识中选择了有利材料，回避了不利材料。如之前学界解读李梦阳《凌溪先生墓志铭》中“于是凡号称文学士，率不获列于清衔”一句，皆谓刘健、李东阳有滥用私权、排挤异己之嫌，殊不知弘治十二年（1499）根本未开庶吉士科，排挤一事无从谈起。而是否开科，则由孝宗决定，非阁臣所能操控。这条史料的深层意义，与其解释为李东阳对复古文士的事先排挤，不若说是李梦阳对茶陵派的事后清算。学界的误读，皆因为对庶吉士制度（间歇性开科制度）缺乏了解，才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只要开阔视野，阅读一些基本的历史文献及专著，这类硬伤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误区二：无视古今差别，无视叙述者的文学立场

现今一些学者的研究，有着固定的思维模式，这本无可厚非，但有些过于超脱时代的观念，会使研究对象缺乏真实感和现场气氛。最鲜明的一点是，无视古人视角与今人视角的差别，无视时人视角与后人视角的差别，用全知的眼光，高高在上地揣度和批判前贤。诚然，学术研究应当超脱于感情，用冷静、客观、公正的眼光来作史实、学理诸方面的剖析，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持一颗敬畏之心（古代大多数身居高位的士大夫，他们的洞察力和聪慧程度，未必逊色于今天的学界同仁）。若能区分古今之差异，用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定位和评价古人，最后再用历史的眼光来作深入的批判，在臧否人物的同时注入一份宽容，可能会更加公允。另外，也必须认识到，任何他叙性材料，都含有叙述者的个人倾向，作一定的判断和甄别，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简单地拿《列朝诗集小传》中的评语来概括明代作家的文学风貌，那么，再精明的文学研究者也无法逃脱钱谦益文学史观之窠臼，要想有所创见和突破，恐怕只能是痴人说梦。

误区三：潜意识中的反官方视角、平民化视角

可能是受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偏“左”学风的影响，学界依然喜欢用反官方（所谓的反“封建统治者”）的平民化视角来把握明代文学的总体格局和发展趋势。还没有读过具体的作品，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城市的、山林的文学要比士大夫的、道论的文学高出一等；同是士大夫文学，潦倒官员的文学要比达官贵人的文学好，郎署文学要比馆阁文学好，馆阁应景文学要比馆阁应制文学好。这当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是必然性。一旦将近乎僵化的文学观念投射到文学研究之中，预设便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结论，面对作品时，会带着一种有色的眼光去观察，造成更加负面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作品的脸谱化，难以避免。这不仅使明代文学失去了生动性和多样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明代文学的原貌，成为今人某种文学价值观体系下的教条范式。虽说这是百家争鸣的自由，但应当认识到，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肩负着不同的责任。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也是历史学家的一类）的责任，在于与区分历史的神话与真实。文学史中同样存在大量的神话，把它们打碎，还原出真实的面貌，是文学史家的职责之一。

误区四：整体文学史与分体文学史混为一谈

由于明代的集部文献浩如烟海，多数学者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条件去系统地阅读，大多只局限在《四库》系列丛书的几百种明集，因此，对文学发展史的把握难免会有一些偏差。特别是一些学者撰写分体文学史，会不自觉地用整体文学史中的发展脉络和名家个案来套用，似乎刘基、李梦阳、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人是十八般武艺皆通的文学全才一般。在某种程度上，学者们正在用自己的限知视角，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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