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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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堂入室：中国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获得认同
●江泽民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一位代表激动地说：“在入党的资格与条件的问题上，私营企业主应该与其他公民相同。”
●刘永好坐在自己的车里，高兴地对记者说：“我是带着笑容离开北京的，因为保护私产终于写进了宪法。”
万言书责难非公有制经济
1993年，也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二年，神州大地呈现一片生机勃勃。
此时，受到邓小平讲话精神的鼓舞，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然而，就在当年，各地由于基础建设上得过猛，摊子铺得太大，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全国零售物价上涨13%，大城市生活物价上涨22%。
同年6月，为了迅速纠正混乱的金融秩序，控制不断升温的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又称为“十六条”，启动了宏观调控。
由于宏观调控采取适当的强硬手段压缩了信贷投资和经济规模，导致企业日子难过，使公有制经济内部千疮百孔的局面暴露出来了。
在此期间，大批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成为“休克鱼”。这些企业不赚钱甚至亏损，成为政府最头疼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出售企业和股权的收入，由国家转投于急需发展的产业。
这个《决定》，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所有制崇拜，改革的锋芒触及所有制。这是新形势下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突破。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又一场关于私营经济的争论开始了。
1994年下半年，尽管当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打破了姓“社”姓“资”的禁锢，然而，有些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责难还是不肯罢休。这一次，又变换新面孔出现了，争论的焦点从姓“社”姓“资”变成了姓“公”姓“私”。
在年初，在首都北京，一种新的“手抄本”开始流传。这些打印成小薄册的文章，一般没有作者署名，人们称之为“万言书”。“万言书”先是在京城通过一些渠道广泛散发，然后再向全国各地流传。奇妙的是，虽然是非正式出版的打印本，但流传极广，不胫而走。
很快，各地政界、企业界、知识界消息灵通的人士，能看到的都看了。一时间，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又开始紧张起来。“万言书”的文章很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万言书”，一共有4篇。
第一篇“万言书”大约写于1994年下半年，题目叫《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此文的主旨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安全产生了严重的威胁。这实际上是前几年姓“社”姓“资”争论的延续。
1995年夏秋之间，第二份比较有影响的“万言书”开始出现，文章的题目是《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仍然没有作者署名。
第二份“万言书”的主旨同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仍然在论证我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这一次，作者关注的焦点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的国际形势。
文章认为，和平演变是主要威胁。当然，作者丝毫也没有忘记鞭挞私营经济和“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资产阶级”。在作者看来，这正是中国和平演变的基础。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第三份“万言书”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文章要点如下：近年来，在不少报刊上频繁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宣传绝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
第三份“万言书”争论的焦点还是在“公”与“私”，争论的实质是改革的锋芒能不能指向所有制。
这个争论，经过3个“万言书”的挑战，从幕后到台前，从隐蔽到公开，愈演愈烈。
第四份“万言书”的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文章列举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六类言论，列举了“自由化分子”的名单以及发表过自由化言论的媒体名单，并且点了一大批有自由化言论的书籍。
随着4份“万言书”的相继出现，1997年初发生的另一件与私营经济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件，那就是某些人发动的对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批判。
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好的温州，也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温州地处东南一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交通不便，国家投资甚少，耕地资源严重不足。
这一切，逼得温州人把自家古来的法宝“重视商业、自谋生路”的传统重新拾起来。“温州生意郎，挑担走四方”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温州的家庭企业就取代了“社队企业”迅速崛起。到1985年，温州全市个体户达13万户，家庭企业产值占到全市农村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
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私营性质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又成了温州企业的典型组织形式。
此时，“温州模式”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一些人认为，温州的企业姓“资”不姓“社”、姓“私”不姓“公”。
在这种形势下，刚刚尝到非公有制经济甜头的温州商人乃至全国的私营企业主，都开始担心起来，他们担心中央的政策会再次变化。
于是，全国的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们，开始一边经营，一边敏锐地观察着中央经济政策的动向。
此时，他们渴盼着中央再次为私营经济的发展，说句让他们放心的话。
十五大冲破所有制崇拜
1997年5月29日，在党的“十五大”召开的前几个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
江泽民说：
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
江泽民的此次讲话，是向外界提前传达了党的“十五大”报告的主要精神，就是提前“吹风”。
江泽民在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意义之后，还明确地指出：
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
江泽民的这些话，有力地驳斥了“万言书”的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
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
一时间，全国各界都认为，江泽民此次讲话，催动了新的思想解放，即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同时，这次讲话，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5·29”讲话。
1997年9月12日，举国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了。
在此次大会上，江泽民所作报告的主旨，就是他在“5·29”讲话中阐述的精神。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
同时，党的“十五大”报告还提出：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关于所有制的新论述，是理论方面的大突破，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针对的就是“万言书”所提出的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以及股份制等问题。
对于个体、私营经济的业主和从业人员来说，最让他们激动的就是“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句话。
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
于是，个体、私营经济从中国经济的“另册”变成了“自家人”。
此后两天，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进一步扫清了人们对私营经济的顾虑。
在党的“十五大”陕西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说，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当时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
针对社会上有人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朱镕基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样一算，就不一样了。”
到党的“十五大”召开时为止，以1978年、1992年和1997年为标志，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有过3次思想解放。
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
1992年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1997年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特别是把私营经济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关于私营经济的争议从此销声匿迹了。
从此，中国私营经济开始了大胆的、有突破性的发展，并迅速成为中国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
呼吁提高私营经济的地位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了，一大批有规模、有潜力的非公有制企业开始在各地崛起。
非公有制经济在崛起的同时，那些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起来的企业，也在为国分忧、为民解愁，为国为民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个巨大作用首先体现在，非公有制经济解决就业问题上，他们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满足了国企下岗职工及其他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
在非公有制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个体私营企业急国家之所急，他们在招聘职工时，优先选用国企下岗职工，1998年已安置国有下岗职工6.17万人，到1999年5月上旬止，单是温州市个体私营企业就已吸收13万下岗职工。
在浙江宁波奉化城关镇，该镇的4个农贸市场，都可以看到打着“天华”招牌的连锁蔬菜店，在城区的街头巷尾，还有“天华”4家连锁门市部。
这家私营的菜篮子工程服务中心，由于经营品种多、服务好，1998年营业额达到200多万元。
中心的主任原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办公室副主任，下岗后办起了这家便民服务企业，一开业就吸纳了25位下岗职工，占了职工总数的85%。
在宁波市的再就业工程中，像“天华”这样的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接纳下岗职工的重要渠道。1998年，全市有1.2万人下岗，失业职工加入了这一行列，占全市再就业职工总数的10%以上。
在浙江余姚，每当夜幕降临，余姚城区中心的阳明东路500米长的街上，就灯火辉煌，人头攒动。两旁300余个的小百货、服装、玩具摊位一字儿排开，生意十分红火，这就是余姚市里开设的，由下岗职工“独唱”的夜市一条街。
在这里，只要你有一本下岗证、一张经营者的一寸免冠照，就可以办理登记手续，成为临时的个体户来做生意，并免缴一切办证费用。
有了这个市场，一些下岗人员白天找工作，晚上搞经营，生活费有了来源，人心也就安定了不少。
在宁波的市区和其他县、市，还有不少这样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市场，如宁波城隍庙小商品市场、奉化奉帮服装综合市场等。
这些市场的存在，有力地解决了大量的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
在河北省武安市，为鼓励各类人群到私营经济体去就业，武安市有关部门还对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的下岗职工优先办证、优先安排摊位，在半年内免收管理费，后半年减半收费。
同时，武安市还积极鼓励个体私营企业优先聘用下岗职工，凡安置下岗职工占用工总数70%以上者，减半收取管理费。仅1998年，武安市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已经达10万人。
在促进就业的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私营经济还为国家税收收入的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以及全国经济发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截至1997年底，全国已有个体工商户2850多万户，从业人员5440多万人，注册资金2574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5%、8%、9%。
1997年，全国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共向国家缴纳税金540亿元，比上年增长20%，占全国工商税收收入的7%。
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作用，使人们再次认识到发展私营经济的重要性。
于是，一股呼吁提高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政治地位的呼声再次响起。
非公有制经济人员积极入党
1998年，党的“十五大”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贡献，让人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不可缺少的。
于是，关于是否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争论消失了。
然而，另外一个问题，开始出现了，非公有制从业人员能不能入党？在世纪转换时刻，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引起重大争议的热门话题。
党的“十五大”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载入宪法，这就为从根本上解决广大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问题，提供了一个好的前提。
2000年2月和5月，江泽民先后在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此后，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成为了党建工作中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私营企业主既在经济上谋求发展，也在政治上要求参与。为此，很多私营企业主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同时，有相当一批下海人士原本就是共产党员，现在他们成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这些人的党员身份也成了一个问题。
一时间，围绕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能不能入党的问题，出现了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并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赞同的人说：“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在享有经济平等的同时，也应享有政治平等，否则他们就成了‘二等公民’，这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不相符合，也与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相悖。”
还有人说：“在入党的资格与条件的问题上，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应该与其他公民相同。”
在当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的讨论很激烈。
2000年7月21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了北京市工商联一位负责人在“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位负责人说：
非公企业一些职工，甚至有一些企业的投资者、所有者也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建工作，已是迫在眉睫。
2000年9月5日，《经济日报》发表了唐仕荣、胡本新、程飞的《促进个私企业健康发展》。文章说：
那些确是守法经营、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私营企业老板可以及时吸收入党……要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工作方针，把个体私营企业党员发展工作列入计划。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
江泽民指出：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
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接着，江泽民在讲话中还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化。他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江泽民的讲话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的入党问题，提供了指导原则，只要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就可以入党，这令广大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非常兴奋。
从此以后，很多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都光荣地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
2003年11月，一家报纸刊登文章《私营企业主阶层正步入历史拐点》，公布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于2003年联合进行的中国第五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被调查的企业中，29.9%的私营企业家是中共党员。
在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积极入党的同时，在非公经济的内部建立党组织也开始开展了起来。
江泽民的“7·1”讲话后，全国很多地方都成立了个体、私营经济党总支，隶属于各地工商局党委，并以各工商所辖区为单位建立支部，开展活动。
个体、私营经济党总支的建立，密切了个体私营组织中各类人员与党的关系，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个体、私营经济党总支的成立，非公经济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大大鼓舞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的斗志，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私营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党的“十六大”是在党的“十五大”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非公经济在发展中国经济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确认了非公企业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放宽了过去对私营经济的限制，澄清了在相关问题上的困惑和疑虑，并且提出了依靠法律保护私人财产这一重大而又迫切的课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
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
同时，党的“十六大”报告还明确提出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处长兰士勇，高兴地说：“如果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那么，江泽民同志的‘7·1’讲话和党的‘十六大’，则正式赋予这个阶层以平等的政治地位。”
2003年12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修改宪法。
在这些修改建议中，最受瞩目的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其实，早在1998年，就在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的同时，第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深圳私营企业主郑卓辉，就以个人名义向全国人大议案组递交了要求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议案。
郑卓辉在议案中提到：
由于对私有财产权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私营企业主往往心里没底。一部分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不思进取，沉湎于高消费，甚至挥霍。也有一部分人把资本转移到国外，致使生产要素流失。这样于国于民都不利。因此建议尽快制定法律，确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该议案得到了49名全国人大代表的附议。这是全国人大代表中第一份有关私产入宪的个人议案。
郑卓辉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很多私营企业主的心声，很多私营企业主纷纷表示支持郑卓辉的议案。
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开始积极支持把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许崇德说：“这是肯定改革的成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产物。私有财产权纳入宪法，对将来私有财产立法会起到积极作用。”
在这些背景下，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于当日公布施行。
修正案把宪法第十三条原文：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修改为：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很多私营企业主都非常高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坐在自己的车里，在手机中高兴地对记者说：“我是带着笑容离开北京的，因为保护私产终于写进了宪法。”
保护私有财产被写进宪法，使私营企业主的种种担忧都消除了，同时，它也宣告了中国的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此后的岁月里，私营经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员，在神州大地上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二、个体经济
●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程天赋说：“凡属明文规定之外，面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应当一律取消。”
●收入微薄的妻子对张化勇说：“老张，你得赶紧找工作啊，要不然暑假开了学，大小子的学费可怎么办啊！”
●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果断地提出：“我们应该允许农民经商。”
中央允许个体经济发展
1980年，改革的春风唤醒了沉寂多年的个体经济，中国大地上的个体经济开始复苏了。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文件指出：
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组织他们参加社队企业和各种集体副业生产；少数要求个体经营的，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
在这些背景下，从那时起，我国的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
一时间，在大小城镇的街道巷子里，很快就出现了修车的、修鞋的、补锅的、裱画的、做衣服的、开小饭馆的……
个体经济的发展迅速显示出了它的优势，它一方面发展了经济，增加了国家税收，使很多人致了富；另一方面它还增加了就业，方便了百姓的生活。
因此，个体经济一出现，就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
这个《决定》，从发展生产力的基点出发，在经济体制方面着力清理“左”倾错误遗毒，为个体经济大力正名。《决定》明确指出：
在所有制方面，限制集体，打击、取缔个体，城镇企业急于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既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又堵塞了劳动就业的多种渠道。三中全会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初步改善，但还远远不够，必须加快前进的步伐。
……
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
在此后的数年中，中国对个体经济采用的是“引导、鼓励、促进、扶持”八字方针。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1997年9月，党的十五次大报告明确提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再一次肯定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修正案”提出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给个体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此后，个体经济开始快速发展起来。
各地完善私营经济政策
1997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在党的“十五大”的推动下，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完善私营经济政策，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在西部的贵州，当时，乱收费问题仍使部分个体、私营企业不堪重负，难以为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费种和收费部门多；费额高，企业负担重。群众反映：“头税轻，二费重，三摊四派无底洞。”
收费重及伴随而来的“三乱”成为影响企业效益，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对此，贵州省委、省政府在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把清费治乱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为此，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表示，进一步清费治乱，切实规范和减轻经营者的负担，是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的当务之急。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程天赋说：“为了进一步加大清费治乱工作的力度，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凡属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及财政部、国家计委和省人民政府明文规定之外，面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应当一律取消。”
程天赋还表示说：“要切实把收费纳入公开、公正和规范的轨道，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所有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按规定及时、足额缴入国库或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挪用。”
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贵阳、遵义等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整治乱收费行动，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特别是市场管理、公安交警、运输管理、城管、卫生、技术监督、文化稽查等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其严格执法、职业道德和服务群众的意识，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费、依法收费。
经过整治，贵州各地个体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贵州的个体经济发展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陕西省，陕西有关部门在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发展个体私营企业，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长期以来，陕西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慢、规模小、水平低，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的一条“短腿”。
为改变这一状况，陕西省委、省政府发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行“大中小并举，总量扩张与质量提高并举”的方针。
为此，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放开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范围、放开生产经营方式、放开投入机制的同时，将企业登记审批制变为注册制，并改变工作作风，实行“一厅式”注册，“一条龙”服务。
同时，陕西的公安、银行、劳动、人事、财政、物价、土地等有关部门也出台了配套政策，支持私营经济发展。
陕西各地市通过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表彰个体经济经济发展典型，增强了广大群众对发展个体经济的信心。
半年时间，陕西全省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68万户，私营企业逾3万户。其中，新发展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数，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9%和55.6%，新增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1.3%和58.4%。
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经营领域不断拓宽，出现了集团化发展趋势，为社会发展的贡献愈来愈大。
在党的“十五大”以后，湖北省浠水县也开始采取措施发展私营经济。
为此，该县全面清理涉及对个体工商户收取的各种收费，以保护和促进其健康发展。
几个月之内，全县就清理了1245个经常性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税收项目、收费标准等，规范了138个收费项目，取消了7个部门的17项收费。
为彻底根治费大于税、强征滥收等积病，浠水县还推行了一家审批、一家收费的收费审批制度。
1998年初，浠水县委、县政府与全县各个行政执法部门约法三章，对涉及个体私营企业的各类税费征收依据、征收范围、征收标准、处罚措施等进行全面审核，在此期间，停止一切收费，否则收一罚十。
很快，浠水县“糊涂费”的清理审核已经完毕，根据清理结果，浠水县又建立了个体私营业者缴费“明白卡”，规定了统一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清理了收费项目，有了缴费“明白卡”，浠水县的个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在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治乱减负”，为个体、私营业者真心实意营造宽松环境。
针对一些部门向个体私营经济乱收费、乱罚款，增加不合理负担问题，沈河区委、区政府公开提出“创建全市最低非税赋区”的主张。其目的就是除了国家税收以外的，所有收费都要降到全市的最低点。
为此，沈河区专门从财政中拿出130万元，解决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的经费不足问题，堵住了他们乱收费、乱罚款的“创收”借口。
同时，对全区行政执法主体单位进行了全面清理，经过严格审核，对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单位，以公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布。
通过沈河区委、区政府的努力，沈河区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1998年，沈河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完成增加值14.8亿元，比上年增长17%，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上缴库税1.67亿元，占全区税收的79.3%；安置下岗人员3.5万人次。
四川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14条措施。四川的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取消不合理乱收费，减少行政审批环节，为个体经济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大批个体户走上富裕路
1997年以后，在中央和各地政策的鼓励下，个体经济发展迅速。其中，北京城郊个体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
1998年，刘金枝开始从事个体养殖。首先她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内查外调了解市场信息，认为养奶牛前景广阔，便忍痛卖掉了和丈夫苦心经营多年的服装加工厂。
建养殖小区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资金不足，于是，刘金枝就向亲朋借，向银行贷，倾其积蓄筹资60多万元，建起了占地50亩、存栏50头的奶牛养殖小区。
改行搞养殖奶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个“门外妇女”。横下一条心，刘金枝从书本要知识，跟实践要经验，向市场要效益，40多岁的她经过半年的“摸爬滚打”终于掌握了奶牛饲养技术。
接下来，作为个体户，刘金枝又开始为鲜奶销售犯愁。
为此，经多方奔走，在区、镇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刘金枝牵头多家奶牛养殖户，成立了马卷奶牛合作社，与北京三元食品有限公司订立了鲜奶收购合同。
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由于缺乏科学管理及先进的制冷设备，鲜奶被拒收的事时有发生。
看到雪白的鲜奶硬给倒掉，刘金枝痛下决心，从职工培训、提高素质入手，请专家、聘教授，刻苦学习现代化养殖管理。
同时，刘金枝还投资40万元，安装封闭式管理挤奶机、自动制冷罐等先进设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金枝家的鲜奶质检终于达标了，每天她家的奶不断地运往三元公司，在后来的多次质检中，在50多家鲜奶行业中，刘金枝家的鲜奶质量在评定总是名列前茅，并得到三元公司的一致好评。
经滚动发展，刘金枝的养殖小区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到奶牛240头，年产鲜奶1700余吨，并走向产业化规模经营的路子。
门头沟的一个村民张化勇，原是北京某国有企业的职工。
1998年，因单位效益不好，每月只有500多元的收入。张化勇感觉自己一个40多岁的汉子，每月拿这一点钱，怎么养家糊口，同时，在亲戚朋友面前谈起收入，张化勇都感觉到丢人。
于是，张化勇把工作辞了。
最初，张化勇本以为自己一个40多岁的汉子，找个工作还不是轻而易举吗。
然而，现实比张化勇想象的要残酷。他一找工作才知道，40多岁其实已经不再受欢迎了，很多单位都喜欢要20多岁的年轻人，一看张化勇40多了，都不愿意要。
一晃，3个多月过去了，张化勇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此时，本来就没有多富裕的张化勇家，顿时感觉经济紧张起来。“老张，你得赶紧找工作啊，要不然暑假开了学，大小子的学费可怎么办啊！”收入微薄的妻子对张化勇说。
听到妻子的话，张化勇更加着急了。
一天，张化勇在路上走，一个坐小轿车的人喊道：“张化勇！张化勇！”
张化勇一愣，我没有开得起车的熟人啊。停下来一看，原来是一个老同学。
这个老同学告诉张化勇，他这几年做服装生意赚了一些钱。
听到老同学的话，张化勇一直在想，工作找不到，做生意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还不用瞅老板脸色。
晚上回到家，张化勇就和家里人商议，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张化勇就开始为做生意准备了。
首先，张化勇通过各种关系向亲朋好友借来了3万元钱。即使是在当时，3万元钱要在北京做生意也是很困难的。
张化勇咬牙说，本钱小，也要干。
于是，张化勇先在前门大街附近的一条小街道上，租了一间只有几平方的小房子，而且通过和房东软磨硬泡才做到前3个月房租月付，这就给张化勇剩下了一定的资金。
卖什么呢？张化勇就想自己第一次做生意，什么都不了解，只有服装可能还能对付一下。
但当时，在北京大街上，服装店到处都是，自己啥都不懂，连货源都不知道从哪里进，更别说款式、颜色这些东西了。如果贸然去做，必然要吃亏。
于是，张化勇就放下架子，经常和那些小商贩聊天，向他们取经。
经过几天的闲聊，张化勇发现有几个卖特色服装的小贩生意不错，而且利润很高。
于是，张化勇就决定开个民族特色服装店。
小店开业了，经过短暂的摸索后，张化勇懂得了很多经商之道。
前门大街，每天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旅客，他们看到张化勇店里的服装非常有特色，便纷纷进去观看。
在张化勇的细心服务下，很多人拿出了钱包，纷纷购买张化勇的商品。
就这样，张化勇店里的生意好起来了。当年，张化勇就盈利10多万元。
接下来，张化勇的生意越做越大。
2000年，张化勇在前门大街，承包下了一个800多平方米的小商场。
2001年，张化勇又在海淀区的一个商业街，租了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地方，专门卖特色服装。
生意做大了，张化勇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年夏天，张化勇在海淀区远大路买下了一个三居室，全家人都搬了进去。
2002年，张化勇又买了一辆汽车，既拉货，又可以载人，很是方便。
看到几年个体户生涯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张化勇说：“要知道如此，我早就应该出来做生意，如果那样，我现在该是一个亿万富翁了！”
像张化勇这样，通过个体经营走上富裕道路的，在全国各地，可以说到处都有。
这些个体户在自己走上富裕之路的同时，他们的示范效应也开始显现出来，很快在社会上，又有一大批人，包括大学生、大学教授等，投入到个体经营中，他们的加入使个体经济更加壮大了！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辉煌
2005年8月，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摩根斯坦利等世界权威机构，联合向全世界公布了一份中国发展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这个市场，就是浙江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最早的小商品市场是什么样子，已根本无从考证。有研究认为，尽管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资料描述当时的市场情况，但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实际上在1974年已成雏形。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义乌已存在一个混迹于定期集贸市场的地下小百货批发市场。
在当时，专门从事小百货交易还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商贩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性，还要装备简单，便于“逃跑”。
1978年冬天，随着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义乌非正式小商品市场开始与定期的集贸市场分家。
义乌县政府所在地的稠城镇，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县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是小商品市场较为理想的地方。
最初，在县城沿街叫卖的只是少数几个老汉，随后吸引了一大批人加入，仅半年的时间，稠城镇县前街的摊贩增加到了100多人。
1981年，随着政府对个体经济的逐渐开放，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已由地下转入半公开状态，有了固定的地点，聚集在县前街、北门街。
同时，义乌小商品市场上商品品种不断增加，有塑料玩具、塑料用品、装饰品、打火机、各种帽子、手提袋，以及开始不准经销的服装、针织品等。
货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从本地或外地百货公司批发；从外地厂家直接进货，进货点从省内到省外，门路越来越多；有的个体户还自己加工生产产品。
随着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市场的摊位数也开始直线上升，并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市容。
因此，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多次奉命驱赶，但未能奏效。这些个体户的装备简单，还有一部分是提篮小卖，灵活机动，万一被“抓获”、没收，损失也不太大，所以工商部门的行动根本无法打掉摊主的积极性。
在当时，主管部门既无法驱赶摊主，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无法按照正常的市场管理办法管理，更无法收取市管费和税收，就这样，工商部门和个体户双方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使工商管理部门左右为难。
自发市场与工商管理部门表面上有很大的冲突，但是内部的交易，却是依然井井有条。
1982年9月5日，稠城镇湖清门第一个小百货市场开放了。自此，工商部门与个体户的冲突才算结束。
1982年开放的湖清门市场严格地说只是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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