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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1 10: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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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琢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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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及前瞻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及前瞻试读:

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述评

一、发展与发展理论研究

(一)世界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关系有了转折性变化,由紧张显著趋向缓和,这两大主题中,发展问题便显得更为突出了,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今天,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已不可能隔离于国际环境之外孤立地自我发展。所以,发展问题是全球的共同问题,只是已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发展内容上有着阶段性差异:对于已发达国家来说,主要是回答工业化实现以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新变化和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发展的问题;对于不发达国家(即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仍是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全面现代化的问题。而这两方面的任务又是相互关联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

广义的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进程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地理)上看,都是从西方开始的。相当多的学者认为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是现代化的始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已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有些学者则把14世纪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始作为现代化的起点,至今已近7个世纪。还有些权威性的学者把16世纪在荷兰和英国开始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的兴起作为世界性现代化发轫的标志,那么也有500年的历史了。由西方涌动的这一现代化的潮流跨洋越洲、波澜壮阔地推进,现在占世界陆地总面积40%、占世界总人口25%的欧洲、北美、大洋洲和东亚日本已属发达地区;其他占世界陆地面积60%、占世界总人口75%的地区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1987年最发达国家瑞士为17680美元,是最低的发展中国家埃塞俄比亚的120美元的147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亦呈梯度水平差别,最先进的与最落后的相差也很悬殊。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课题组”综合16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测算,中国在有数据可比的116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国家中居第70位。

(二)国外发展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发展理论主要是研究非西方的不发达国家如何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发展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的发展理论中,“发展”(development)一词系特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的过渡和转化,其内容包括经济、科技、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研究这种由不发达向发达过渡和转化的条件、动力、方法和途径的学说即为发展理论。由于发展如上所说是涉及社会生活的多层面的问题,发展研究也就必然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门学科,事实上发展理论也正是包括发展哲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等多门分支学科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理论。社会学中的发展理论通常叫作发展社会学(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理论在国外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的人民和国家领导人看到了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产生了强烈的发展要求,从而努力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摸索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同时战后两大阵营的形成和对峙,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力图将第三世界国家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和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则力图将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和体系。这样,一些发达国家的学者便利用他们的优越条件首先开始了对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原因及解决的途径的探讨,接着发展中国家本民族的学者成长起来也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从而汇成了一个发展研究的世界潮流。

从学科看,发展理论最初是从经济学发轫的,它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旨,以后迅速扩展到其他相关学科。国外社会学界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始于1950年代末,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狭义的)现代化理论兴起于1950年代末,盛行于1960年代;代之而起的依附论产生于1960年代末,衰落于1970年代中期;接着是世界体系论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兴起,并取得了优势地位;现在的热门话题是后发展效应问题。

我们说严格意义上的国外的发展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是它的理论来源却要久远得多,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以来的马克思、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1858~1917)和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著作,他们的有关理论被称为古典的现代化理论。

从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社会学本身可以说就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社会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最紧迫的课题以及社会发展所提供的解决这些课题的条件而发展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和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在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西欧分别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社会革命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学。这是社会学的草创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整个欧洲、北美、大洋洲和亚洲的日本的量的扩张和质的变化,把资本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并在实践上以马列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为指导取得了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在西欧出现了滕尼斯(Ferdinand T nnies,1855~1936)、迪尔凯姆、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韦伯、帕累托(Vilfred Pareto,1848~1923)五大理论巨匠,把资产阶级社会学推向了第二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阶段;而在西方,美国上升为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中心也相应地移向美国,形成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等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已成为过去。在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互相关联的课题——和平与发展——中,和平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课题,发展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社会学在跨学科的发展理论研究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辽阔的疆域、庞大的人口规模、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构成了复杂的国情,使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举世瞩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的发展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各国社会学家及其他学界的学者普遍关注的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典型的发展理论的研究,也许正是呼唤世界社会学发展第四期的最大理论热点,其意义是可想而知的。

(三)中国的现代化与发展理论的探索

中国自1840年被动地走上了现代化的坎坷道路,迄今已近一个半世纪了。其间内忧外患,动乱不已,现代化步履艰难,代价巨大,而成效积累甚少。经过几度挫折,在1978年底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当十年前中国经过长期封闭,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重新走上被称作“第二次革命”的现代化征途的时候,从经济、法制、文化、教育等社会发展的各方面看,起点都很低。

从中国的发展理论的历史看,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尤其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以来,就开始了通过学习西方、自强图存的理论探索,并逐步深化,到21世纪30年代初已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和现代化的基本方面。正如历史学家罗荣渠经过对中国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历史考察后指出的:“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实际上中国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但是,长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的禁锢,使中国学者不仅对国外的发展理论知之甚少,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本国的有关现代化的文献也早被尘封在故纸堆中被人遗忘了。所以,当1985年各有关学科开始酝酿提出“七五”期间社会科学的发展理论研究的课题时,竟很难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版的有关书籍做参考。然而,实践迫切呼唤着理论,作为跨学科综合研究对象的发展问题同时吸引了哲学、经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等多学科的学者与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的广泛兴趣。短短几年工夫,便获得了可喜的收获:国外发展理论的著作和资料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有关学者接踵而来进行讲学、考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及有关现代化探索的文献被重新审视;大量有关现代化的论文、考察报告、发展方案和各种探讨现代化问题的报纸杂志,令人目不暇接;综合的和部门的、全国的和地区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规模的有关现代化的讨论会、报告会热烈非常;有一定分量的研究现代化的专著和系列丛书也开始陆续问世。而且,这种研究热潮方兴未艾,正日益向深广发展。

(四)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维新派引进中国的,目的就是用以认识和革新中国的社会,所以也可以说就是适应中国的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引进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社会学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发展,在对中国社会的实证调查研究和教学与研究队伍的培养等学科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学大师严复把西方的社会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打破了中国守旧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为中国模仿西方和日本进行革新和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以后除了孙中山这样一些政治领袖人物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进行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外,像陶孟和、吴泽霖、金仲华和陈序经等社会学家在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都是相当著名的代表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获得了进行现代化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在1952年取消了社会学学科,社会学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也因此而中断。

1979年,中国的社会学借着改革的机运从废墟中复兴,一开始就把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的实践作为自己的立足点,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开展中国现代化的调查与研究。费孝通领导的小城镇研究就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之路的实证研究的一个典型代表。198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确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社会学学科的13个国家重点课题的中心也正是社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发展战略,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改革中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发展中的观念变化和社会问题,城乡社区发展与城乡关系,家庭功能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

社会学界关于发展理论的研究(指“纯”理论方面的研究)是1980年代中期从译介国外发展理论开始的,由翻译到综述,到有自己见解的初步分析,到有一定深度的论文,到论文集和专著的问世,清晰地呈现了发展理论在中国社会学园地上迅速向纵深发展的轨迹。其中已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孙立平的专著《社会现代化》(华夏出版社,1988),陈一筠、严立贤、冯钢、李路路、方宏进、吴忠民、张静、姚刚等人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和论文集《现代社会发展研究》(新华出版社,1987)以及其他一些学术刊物和大学学报上的有关论文。来华讲学的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和十时严周也分别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马克斯·韦伯论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1988年第2期)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论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1989年第2期)。各种有关学术研讨会的综述有《“社会发展研讨会”第一次会议纪要》(《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3期)、《“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在京召开》(《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5期)、《“迟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社会学组理论座谈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6期)和《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综述》(《理论与现代化》1989年创刊号)。这些综述已大致反映了近几年有关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情况和基本观点,本文不拟赘述。下面仅就理论讨论中形成的五个“热点”做一些介绍和分析。

二、理论讨论中的五个热点

(一)社会发展的共性与个性

社会发展有没有客观规律?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至多只能作为非理性的信仰对象;如果有,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要求对这个规律做出深入、精确的分析和阐述。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对过去被视为“定论”的人类社会发展都必然经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提出了质疑,这成为史学理论争论的一个热点。这个问题是由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和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的重新认识引发的。现在多数人对原有的“定论”持否定意见。但是,否定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共同论”,承认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各自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更普遍的总趋向的一致性。如历史发展到近现代,东西方各国都存在由传统的落后的农业社会或其他前现代社会发展为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就是以社会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的前提。那么,已经、正在或将要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东西方各国的现代化是否具有共同的特征、共同的规律呢?如果有,是否就只存在一种现代化模式呢?这便是我国社会学界关于发展理论讨论的第一个热点。

现代化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物质基础的,而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按其本质和必然趋向就是世界性的,它要求开拓尽可能广阔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16世纪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航海、探险事业的延伸,把原来不相往来的人类群体和地区一个个沟通起来。19世纪工业化的扩张,交通和各种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各种地域的、民族的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壁垒和界限不断被打破。尤其近几年区域的和全球的一体化,各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日趋紧密,誓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军事对峙的严峻局面已大为缓解,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采取了新的形式,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未有过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国际关系的新秩序。从世界各大区域来看,在北美,美、加两国的市场已经融为一体;在中小国家林立的西欧,经过长期发展组成的共同体即将进一步实现市场的统一;东南亚、南美、阿拉伯世界……也各自加强了其地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的整合。同时,各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就我们中国而言,不仅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设想,而且随着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人员、物资、思想文化及其他各种信息的交往的增加,港澳指日可待的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海内外的华人正在现代化的大道上重新聚合、重新认同。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现代化起步的时间先后不一,内外条件也不一样,但是当其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直到个人的思想观念都会呈现类似的现象。例如,虽然先发达国家与后发达国家的不同历史条件、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不同地理环境、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的不同文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政治制度,使现代化的过程和特色呈现很大的差异,但是在现代化的准备、起步、发展和实现的各个阶段上,在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方面,在政治、法律、民主制度的完善方面,在社会成员的教育、文化素质和价值观念方面,到了一定时期都会出现一些相似现象,有些甚至是惊人的相似。而且,许多方面的发展程度的接近和差距,都可以用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相当精确的计量和比较。世界各国,哪怕现在看来是最没希望的国家,如果它不在现代化的竞争中被淘汰(如我们所说的被开除“球籍”),就或迟或早必定要走现代化之路。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实现了现代化,就必定呈现现代化社会的一些可以量度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这就是现代化的共性和普遍性。由于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远远超过了东方,相当长的时期在西方盛行认为只有西方适合工业化和建立民主政治,而东方则注定只能永远停滞于农业社会实行君主专制的观点。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的成功和迅速发展,已使这种西方优越论日趋衰落。

事实上,每一国,或一类地区,或一类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其时代、地域、民族、文化传统、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内外条件、因素和机遇的不同,或多或少都会呈现各异的特点。不仅西方欧美现代化的过程和特点不同于东方后发达的日本及“四小龙”,就是最先发达的西欧国家英国与同属西欧的早期后发达国家法国也有明显的时代和民族的差异。可以说,每一地区、每一国家的现代化的成功,都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只是差异大小不同罢了。这就是现代化具体模式的多样性、变异性和个性。现代化的生命力,人类社会历史的生命力,恰在于这种多样性和变异性,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无穷兴味也正出于这种丰富多彩的实践。

还要指出的是,这种共性和个性的区分本身也具有相对性。如西方先发达国家每一国都具有自己的个性,它们又具有与非西方后发达国家不同的共性。这种共性就西方发达国家的范围来说是共性,而就世界范围内先后发达起来的所有国家来说又是一种特殊性。反之,如东方“汉文化圈”中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现代化,亦具有西方较先发达的国家的发展过程所不具有的共同的特性。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然也有其共同性,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却碰到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不存在的一些经济、政治和社会难题;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自己的社会矛盾和困扰。可见,现代化模式的共性和个性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具体的,具有多层次性和特定范围。

我们研究现代化理论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找到先后发达的国家、东西方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共同必备的条件、手段和基本要素;另一方面要找到作为后发展国家、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汉文化圈”中的东方国家这几种不同类型的特点和规律;更要特别花力气具体研究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落后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特殊性。

这一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正是发展理论的精髓所在。

(二)现代化的整体性与分层次推进

从一般发展理论到中国的现代化的具体历程和理论的研究,人们集中地讨论了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现代化的实施程序。

由于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冲击下被动地走上现代化的坎坷曲折的道路的,对现代化的内容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全面认识,也不可能自为地选择切实可行的理想模式有计划地实施。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是洋务运动,它是从器物层、现象层入手的。首先学外国人的船坚炮利,致力枪炮火药和船舰等军事工业;以后进一步扩大到交通、纺织、食品等民用工业。由于没有相应的政治、文化改革的配套,特别是由于政治的腐败,招致了军事的失利。洋务运动虽然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标志破产了,但是它的影响并没有随洋务运动的宠儿——北洋舰队一同沉没于海底。相反,正是洋务运动引进了近代的新生产力,孕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无产阶级并催生了中国新兴企业家阶层——虽然为数甚少而且很不成熟,从而开始了中国旧的社会结构解体,新的阶级、阶层,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同时,正是从洋务运动派遣出国留学、办洋务的人员中,产生了维新运动乃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引进了近代思想文化新风。甲午战败的巨创深痛,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剧烈震动。于是,维新志士便把改革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酿出了悲壮淋漓的百日维新的史剧,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推进到了第二个层次:政治制度层。维新变法不单是政治改良运动,更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先导。不过,维新变法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如它在政治上还戴着皇冠、穿着朝服、采取托古改制的形式一样,在思想文化宣传上,也是以“我注六经”的形式来达到“六经注我”的目的,力图“在旧瓶里装新酒”。维新变法的失败、义和团对维新的反动、辛亥革命后闹得乌烟瘴气的封建军阀的复辟活动,证明了中国旧的社会基础和封建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力量的强大,甚至连像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严复那样的思想先驱,也一头扎进“旧瓶子”里爬不出来了。一幕幕历史悲剧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更进一步的反思,这进一步的反思便把文化的变革正式推上了前台。“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人的现代化的真正开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又经过了7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此起彼伏的变革,但始终未达到对现代化的科学的、全面的认识。即使像1963年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首先公开提出、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至今仍作为全国人民奋斗目标的“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也不是对现代化的全面的认识。经过对历史的反思、对实践的总结和对各种发展理论的综合研究,当今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理解正逐步从世俗的常识性理解上升为较为科学的全面的理解,大体已达到了这样一个共识: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科技在内的整体性系统工程。从中国的实践看,现在还未把各方面的配套改革和发展协调好,但比起10年前无论在实践上和认识上都已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提高。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改革9年来的经验,通过决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既明确规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性质,也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操作手段。

现在我们已认识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大子系统的协调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性。可是反观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社会阶层中的推进都很不平衡。

就人的现代化来说,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看,先是得新风之先的知识分子阶层(先驱),而后是以不成熟的近代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和同样不成熟的无产阶级(都受着封建压迫,发育很不健全),最后是地主阶级和农民。中国的地主阶级小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经或正在向工商业者转化,大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消灭(多数转化为被专政的农民,改革以后这部分人获得了合法的公民权利,少数从肉体上被消灭了)。中国农民是随农业自然经济的解体而逐步转化为工人及其他非农业劳动者的,这个转化如同中国的现代化一样缓慢而曲折。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农民才开始大量地从传统农业自然经济的承担者向商品生产者转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现代化最根本、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最贫困、最落后、最分散而又人数最多、几千年来作为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农民的现代化问题。由于资产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弱小、根底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庞大并有传统为靠山,软弱的资产阶级在行动中往往要借助地主阶级的力量,并且常常为后者所左右;同样,拖着农民脐带的产业无产阶级也只有以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为后盾,因而,即使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得运动到乡村求发展,吸纳农民作为“新鲜血液”。“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弱小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命运,最后以“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终结。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的最好体现。“文化大革命”既是前一段现代化被逼上绝境而失败的终结,又是导向改革和新的现代化的转折点。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各阶级、阶层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和社会地位的沉浮,正是中国现代化的反复性的体现,其斗争的残酷性,则正是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和现代化艰巨性的体现。今后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需要而且必然会出现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进一步分化。因此,重要的不是简单地宣布事实上存在的阶级和阶层差别的“消灭”,也不能止于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要使作为社会分工的载体的社会各阶级、阶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到位和整合,以达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有序推进。这一点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都很重要,尤其对于政治改革更是一个根本问题,亟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做出科学的决策。

就地域看,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自然环境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近代的商品经济是由东、南沿海逐步向内地推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不切实际地企图很快达到各地经济水平的平衡,结果原来的落后地区虽然打下了一些工业基础,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发展效果,而原来基础较好的沿海工业基地则由于过量“抽血”,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和增长动力,又伤了后劲,从而影响了全国整体的发展速度。直到1978年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我们才较为自觉地承认差别,分层推进,确立了由不平衡逐步达到较为平衡的辩证发展的战略。第七个五年计划明确把中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大地带,加快沿海地区的发展,带动内地滚动式前进。这是认识上和实践上的一个很大提高。这种大的地域的分层推进,自然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其实,不仅在像全国这样大的幅员中现代化须分层推进,就是像在江苏、安徽这样一些面积仅十来万平方公里的小省,苏南、苏中、苏北,皖南、皖中、皖北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也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也得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分层推进。如日本那样的中等面积的国家,也是先集中力量于本州东南太平洋沿岸和濑户内海沿岸的发展,形成生产密度很高的临海工业地带,待力量具备的时候,再向北部、西北部等生产密度低的地区大力投资,以达到全国生产密度的进一步增大,从而逐步缩小地域的差距。

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子系统的大体同步的改革和协调发展与在社会各阶级、阶层和不同地区的分层推进,这就是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具体发展步骤的辩证理性。

(三)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非经济因素——文化问题,在近几年现代化讨论中是一个特别“热门”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根底深厚的主体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与西方文化发生了最强烈、持久的撞击。

相对于东方世界,西方早发达国家即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首先形成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非西方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都是由西方引发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无论是近代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还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新文化,都是由西方传播过来的。我们现在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就它的理论来源说,也无一不是来自西方。不能把西方文化仅仅偏狭地理解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

但是,即使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可全盘照搬。因为我们在地域上是东方国家,现代化就只能是东方式的。日本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刻意学欧,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军占领和管制下进行了美式的强制性改革,但是它实现的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日本式现代化。又因为我们是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处的现代化的时代条件已远不同于几百年前早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时代,也不同于一百年到几十年前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时代,我们不能走靠侵略、掠夺别国来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我们有我们时代更好、更多的国际经济、科技、交通和信息交流的条件与较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我们后发展的现代化就必然具有不同于早发达国家及其他已发达国家的特点。特别是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形成了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就不能不更具特色。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方面我们已有过痛苦的教训。

我们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能一切守旧。我们现在的“西化”仅是皮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很浮浅,都还在表层。对于西方在资本主义文明开创以来几百年间积累的科学文化、经济、政治等成果,我们吸收和掌握得还很少、很浅。我们以现代观念去对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和吸收的能力也很有限。我们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或是文化任一方面的研究和理解都尚处于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状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不与中国的实际结合、不本土化不行,但是由于传统文化根底深、势力强大,“中国化”也存在被旧文化“俘虏”的危险。正如鲁迅痛切指出的:“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现在有些人常以日本、“四小龙”以及海外华人的成功为例来论证“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却忘了一个根本事实,那就是这些地区恰处于沿海和海外,传统上本非儒家文化的发祥地,而是“汉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和外辐射地区;近代又得西风之先,“西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比对中国大陆更早、更快、更大。而且,即使像新加坡、“台湾当局”如何提倡儒学和传统道德,日本如何维护民族文化,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不管老一代怎么不安和警告,依然是一代比一代西化——自然,发展到极端,这种倾向也会向反面转化。

由于东方的现代化毕竟是在东方的土地上由东方各国人民在其固有的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对于以往的文化积累自然不可采取虚无的态度。尽管从整个文化形态看,相对于西方文化,它有其落后性,但毕竟是创建新文化的基础。拥有较发达的旧文化基础的地区,比旧文化基础落后、单薄的地区又具有较为有利的进行现代化的文化条件,因此,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较快。事实上,在西方,近现代文化正是脱胎于高度发达的传统文化。在后发达的东方国家和地区,也是原有的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更易于接受近现代西方文化。如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和长江、珠江下游地区吸收起西方新文化来也快些。相反,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西北、西南地区,要进行现代化就更困难。

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也只有站在更高的文明境界,才能进行更科学的分析和择取,承转于新文化中,使有价值的东西放出异彩。因此,对西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只强调“不破不立”是片面的,这忽视了人类文化的积累和承转的发展规律;同时,否认文化的时代性,看不到文化的功能和价值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发生的变化,企图用旧文化的僵尸来充塞新时代的空间,甚至用来对抗、排斥和取代外来文化的输入与新文化的建设,则是反现代化的。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唯一出路是东西文化的结合。有史以来形成的地球上最大的这两大文化体系空前深广的交汇,其撞击力、聚合力、放射出的能量、后果和影响,都将是空前的,它必将导致真正的世界文化的壮丽日出。

(四)迈向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矛盾

作为一个东方的后发展国家,我们在发展条件上不仅与西方早发达国家存在地域和民族的差别,而且存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差,这种后发展条件便带来了一系列后发展效应。我们可以吸取和借鉴先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成果,同时以发达国家的弊病为戒,尽可能少走一些弯路,这是我们追赶发达国家的最有利的客观条件。

但是,先发达国家的弊病又使我们增添了顾虑——当我们被动地进向现代化时,先发达国家已走上侵略道路,甚至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内在的弊病与向外的作恶日益显露出来。因此,在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同时,又往往对西方资本主义怀着恐惧和仇恨的感情,产生出民粹主义和主观社会主义的空想。这是后发展国家,尤其是农业文明根基深厚的后发展国家走上发展道路时,经常出现的普遍心理障碍,也是“迟发展效应”中最重要的不利因素之一。在苏联以东的后发展地区,尤其在中国,对这种民粹主义的、主观农业社会主义的幻影的空想一直迷惑着许多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探索的任务,就是要从这种幻想中脱出,实事求是,认清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情,找出我们的现实的路。

今天,在我们的现代化重新上马、舆论大作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类似的文化“超越”与复归的现象:在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现在面临的是工业化以后的问题,即后工业社会的新问题。历史的螺旋式前进,要求在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建立更高的精神文明,而为了构建这种文明,发达国家的学者又把搜寻的目光重新投向了古代,投向了东方。在发达国家,人们对本国现代化的追求和理论探索的热情已经逐渐消歇,如日本许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热衷于现代化研究的人,现在除少数外,已转移了自己的兴趣,甚至不无遗憾地对日本式的现代化的实现发出叹息,衷心希望中国不要搞日本式的现代化为好。

中国和已发达国家处于显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已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吸取一些东方古典文化思想资料,对丰富其文化生态、构建新文化当然是会有裨益的;然而在封建宗法势力仍然相当浓厚、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来唱尊孔崇儒的老调子,确实不合时宜。这就是为什么“新儒家”今天在国内虽有人应和却遭到了更激烈的反对的缘故。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前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任务,坚定不移地首先努力完成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的任务,同时要认真研究现代发达国家的社会实际,更自觉地迎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国近现代出现过多次复古倒退的逆流,也做过多次试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美梦,我们要记取这些教训,先踏踏实实地走好工业化这一步,同时注意精神文明的建设,然后再奔向后工业社会,不能再开倒车,不能再企图主观地超越历史,也不能犹豫徘徊——因为现代新儒家正是站在后工业社会的楼台上,探出头来向正进向工业社会的故国发出思古幽情,令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人们犹豫徘徊。当代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的主旋律应该是现代化的进行曲,而不是旧文化的挽歌。

现代新儒家的理论背景是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相对主义。虽然如前所述,对历史上特别是东方究竟经历过哪几种社会形态,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争议,但是站在后进国家的立场上、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天然地首先会从最实际的物质生活出发看到科学技术、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的明显差距,容易承认社会形态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正因为承认现代工业社会比传统农业社会先进,并且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进发到现代工业社会,才提出了前工业社会国家进向现代化的发展任务。对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之分,本来在进化论和辩证法(按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是最新的科学进化论)流行时的时候,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曾经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武器去侵略、压迫、欺凌落后的民族,一些正义之士便起而以文化相对主义来反对和抑制殖民主义的文化优越论,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压迫、奴役、歧视和灭绝政策;同时,世界各国,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显示了各民族多样化的成功的发展模式,使思想文化呈现相应的多元发展趋势;还有自然科学中的相对论取代进化论的勃兴;再加上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后,现代化(包括文化的现代化)的新的弊病(即“现代化病”,包括现代化的文化病)显露出来了,出现了对现代化感到厌倦甚至反现代化的情绪和思潮,与这种思潮相伴的便是文化上、精神上向自然主义、古典主义、东方文明的回归和反顾。由于上述诸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在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的学术研究上便出现了颇有影响的相对主义思潮,如日本在19世纪明治维新以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化进化论本是相当盛行的,但是近几十年随着日本的科技、经济的高度现代化,文化相对主义在日本也有了市场。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思潮近年也被介绍到了中国。

无疑,社会文化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性,进化与退化、先进与落后也都是相对的。但是,社会文化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及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科学便是其正确认识的结晶)又是不可分的。文化自身与一切其他事物一样都有其二重性,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也有相对性,但是相对中有绝对。只承认文化的相对性而不承认相对中有绝对的形而上学观点,显然是与经济、文化的整体性,文化与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经济及政治发展相关的事实不符的。在实践上,尤其与处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进向现代化的努力是相悖的。因为否认这种相对中的绝对,否认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之分,逻辑的结论就意味着取消任何文化改革的必要性和文化改革的任务与目标,放弃文化上的进取。我们提倡宽容的现代精神,主张文化的多样性,以涵养现代文化意识,自然要尊重(至少应该容许)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一切结果的与不结果的花朵的存在。但是如果幻想出现什么儒学的第几期的繁荣时代,以“新儒学”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代表性的文化形态,至多是一厢情愿。由文化相对主义导向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进而否认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历史的进步性,甚至借此搞复古倒退,就只能使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放弃现代化的努力,永远停滞于不发达状态,这是违背不发达国家的38亿人民的利益的,是与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中国人民的伟大进军背道而驰的。

(五)“后发展效应”的二重性

“后发展效应”或曰“迟发展效应”,系指在先发内发国家已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下,后发外发国家在发展时所产生的特殊效应。这个问题一直是发展理论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由于在中国“后发展效应”体现得尤为集中、突出,在当前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也更为热烈,既有专题讨论会也有专论发表。

这些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见解,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是有裨益的。但是,这些讨论笔者认为也有一个共同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即对“后发展效应”多仅仅从消极方面理解。如有的论者归纳出的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十大难题,即是一个典型。这“十大难题”是:①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难以选择,②外来文化输入所引起的社会机体的功能紊乱难以调理,③日益严重的“急性病”难以克服,④传统重负难以摆脱,⑤落后心理难以清除,⑥经济发展不平衡难以改变,⑦消费膨胀难以抑制,⑧人才外流难以控制,⑨政治上难以安定,⑩旧世界经济秩序的“马太效应”难以克服。这十点都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作者花力气做了这样系统的归纳是应该肯定的。但这毕竟仅是事物的一面。凡事都有其二重性,后发展效应也是如此,它除了上列困难的一面外,与此对应的还有其积极的有利于发展的一面,而且,在我们看来,这对于力图赶超先发达国家的后发展国家来说是更为要紧的一面。唯其如此,后进国家才可能在一定时期赶上,甚至后来居上,超过发达国家。世界各国各地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是英国,接着是法国和美国,然后是德国,再后是俄国和日本,现在是“四小龙”,发展起步后一个比一个发展快。从全球宏观大趋势看,当今环太平洋地区正在超过现代化的摇篮——环大西洋地区。世界历史发展的天平是怎样发生这种倾斜的呢?正是“后发展效应”的积极面的体现。即以上列“十大难题”为例,我们也可以分析出相对应的十大有利因素。

1.可以借鉴先发达国家的经验,少走弯路。越是后发展国家,可供比较选择的模式和经验越多,可取众家之长,为己所用。正如孙中山所说:例如,欧洲人最初航海到东方来,要经过探险,绕道非洲好望角,艰难曲折,而我们却可以选择现成的、最近的航线,通过苏伊士运河直达欧洲。因此,他提出了后来居上、“迎头赶上”的著名论断。这已经和正在被一系列的发展事实所证明。有可借鉴与无可借鉴是大不一样的。

2.有外来文化的输入,可缩短文化更新的过程,并能形成文化杂交的优势。外来文化的输入造成或长或短的“社会机体的功能紊乱”是难免的,这里面确有痛苦,但它是新文化受孕、怀胎、分娩的痛苦而又欢快的过程,而且所产生的新文化具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的杂交优势。如果没有新的外来文化的输入,像中国旧文化那样的死水潭,真不知还要沉滞多久。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日本及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的成功和进步,都得益于这种文化的输入。

3.打破了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迷梦,才能急起直追。在西方资本主义挑战扣关之前,中国的统治者长期沉醉于“天朝帝国”自大的迷梦中,正是资本主义列强包括日本的崛起,给我们一次一次振聋发聩的教训,才使中国人逐步清醒过来,救亡图存,走上了民族自新的现代化之路。诚然,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一代代人都有过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失误。但激发起来的这种进取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正是现代化的动力。而对于现代化的规律的认识,也只有在这种百折不回的奋斗过程中,逐步认识,从而逐步克服“急性病”,从失败和挫折的教训中走向成功。

4.为克服“传统重负”提供了日益强有力的冲击。正如近现代许多革新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的历史的国家,传统重负的确很难撼动,若不是近现代以来外来的新的进步力量的冲击(如马克思主义的输入),自己是很难改变的。而现代化恰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对于后发外发国家来说,外来的冲击力对打破这种传统状况起到了突破作用,而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将加速这种“传统重负”的解体和现代化的发展。

5.在奋进中有利于克服落后、消极的心态。“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的落后心理,既然是“因落后”而形成的,那么,随着发展的每一成绩的取得,每一个进步的实现,这种心理便会逐步消除。“无所作为的心态”正是“无所作为”之故;有了发展的“作为”,“无所作为的心态”也就会得到改变,成为有作作为、积极进取的心态。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马太效应”的心理转换过程。

6.有利于加速由不平衡到平衡的经济增长。无论是早发内发国家,还是后发外发国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英国工业革命首先起于英格兰东南部泰晤士河流域,然后才向威尔士和苏格兰推进,而且至今这三大地区的经济密度仍存在明显的差距。日本经济的地域分层推进和地区差已如前述。苏联的西部与东部、南部与北部的差距更大。美国由东向西的推进,加拿大南北的悬殊差距,澳大利亚内陆与东南沿海的天壤之别,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们都只能因地制宜,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逐步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各部门的经济结构的合理配置,也都有一个完善过程。重要的是先要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产业部门先启动起来,由不平衡逐步达到较为平衡、协调的发展,对此前已论及,不再赘述。

7.可以把急于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欲望转化为发展生产的动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对发展中国家的确容易引起强烈的消费欲望,如果不恰当地放纵这种消费欲望,形成超前消费膨胀,是有害于发展的。但是如果像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做过的那样,或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时期内日本、韩国等那样,把争取更美好的生活作为激励发奋图强、艰苦奋斗的动力,这种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就会转化为创业的积极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国家的政策控制和教育宣传导向很重要。

8.可以借助发达国家的教育设施和提供的人力、物力培养人才。中国的近现代新式教育是在打破闭关自守、开放以后才有的。中国近现代的许多优秀人才,从科学技术人才,到社会文化人才,到政治领袖人物,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或接受过外国学者教育的。当然,“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才外流又的确是落后国家一大损失和在发展过程中难以克服的难题。但是,从开放的总效果看,从人才培养方面看,也是利大于弊(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而不是得不偿失。因此,我们要坚持开放,还要进一步扩大人才交流。当然,我们应尽可能地改善我们的工作、生活和政治等各方面的环境,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的教育,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归,提高我们的人才“回收率”和外籍人才的引进率。

9.有助于加速社会的革新和社会进步。不发达国家在受到现代化的外部影响之前,在踏上现代化征途之前,都处于前现代社会(封建社会和前封建社会)。随着现代的新生产力、科学文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输入,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开始和深入,旧的传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结构逐步解体,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因素逐步成长。这个由传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体系向现代结构体系的转化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甚至激烈冲突的复杂变革过程。其间在发展中国家会长期存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动态的二元结构。这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上及社会生活方面难以稳定的根本原因(它是由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就是社会发展的过程,社会进步的过程,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其中包括像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样激烈的革命,舍此,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和社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在殖民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还须通过斗争取得民族的政治独立,才能自主地发展经济文化。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也经过了激烈的变革,经过了内部和外部的无数次战争(其中尤以两次世界大战为烈)。不过,像中国这样在一个半世纪内经过那样多内忧外患,战争和政治动乱之频繁、规模之浩大、破坏之惨重,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现在在我们已经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在握,并且已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和路线,走上了发展之路以后,确保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发展环境就成了最要紧的事,这就要求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因势利导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利益关系。尤其要坚决地克服相反相成、互为因果的两方面的致乱因素:一是要坚持不懈地反腐败和官僚主义,二是要时刻警惕和防止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等“自由化”倾向。解决的途径就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并不断调适,而这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任务,是政治现代化的任务。

10.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是比“马太效应”更强有力的、长期起作用的普遍规律。这是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提供了新的、系统的、令人信服的分析。而且,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天平恰处在向有利于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倾斜的转变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21世纪的相当长的时期将是“亚洲太平洋世纪”,这不是幻想,而是科学的预见和正在演化的事实。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先发国家既有的各方面的经验和成果,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大大缩短探索时间;因落后而激发起的变革、艰苦创业、发奋图强、努力赶超的进取精神则是后发国家克服“马太效应”的内在动力。中国这10年的发展速度无论与中国过去的发展速度比,与当今世界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国家的发展速度比,还是与历史上其他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发展速度比,都是较快的。这就是中国将在21世纪的某个时刻将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的征兆。

主要参考文献

[1]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华夏出版社,1988。

[2]宋书伟等编《现代社会发展研究》,新华出版社,1987。

[3]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现代化探索丛书),重庆出版社,1988。

[4]范业强等:《寻求发展的社会》(发展研究丛书),华夏出版社,1988。

[5]姚鹏等:《改革·探索·选择》(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丛书),人民出版社,1987。

[6]姚亮:《发展:寻求再生之路》(人文丛书),学术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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