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武侯后裔聚居古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01 11: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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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景新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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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武侯后裔聚居古村

诸葛:武侯后裔聚居古村试读: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慷慨就义;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与中国文化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引论:诸葛亮后裔繁衍迁徙和入浙考

浙江省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地处浙江中西部金衢盆地西北缘,位于金华兰溪市、杭州建德市和衢州龙游县的交汇点上,被誉为兰溪的“金三角”。诸葛行政村东至殿后朱村,南至前宅行政村,西至长乐行政村柳坞自然村,北至畈田行政村,村域面积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500人,户籍人口2780人。诸葛村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披着近700年历史和蜀汉丞相诸葛亮后裔最大聚居地的神秘面纱,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并且,随着千古之谜的逐渐破译和古村落旅游业的兴起而名扬海内外。

诸葛古村落里的诸葛氏族子孙是诸葛亮的后裔,还是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的后裔?如果是诸葛亮的后裔,那他们从何而来,为什么入浙,又是什么年代、沿什么路线入浙?诸葛子孙为什么选择浙江兰溪市高隆岗聚居?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可以弄清诸葛古村落形成与发展的人文历史背景,满足人们对揭开诸葛古村落这一千古之迷的渴望。(一)揭开诸葛村的千古之谜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毕生的精力,扶持蜀汉,安邦治国,虽然未能辅助刘氏统一全国,但他高瞻远瞩、励精图治,清正廉明、克己奉公,为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宁静淡泊的气质修养,忠贞不二的人格情操,鞠躬尽瘁的精神境界,治军治国的雄才大略,献身事业的激情壮志,被誉为“伯仲伊吕”而深受万世景仰。正如有关专家的评价,“他虽然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却赢得了从文人雅士到平民百姓的普遍称颂;他虽未[1]曾跨出华夏大地,却能在世界范围内‘名垂宇宙’”。诸葛亮的生平事迹、思想品德、意志作风和智慧已为世人所熟知。

诸葛亮一生功昭日月,名垂青史,但其三世以下的后裔究竟居于何方,从流传于世的史料到《三国演义》故事都没有记载,曾经令史学界伤神费心,研究数十载而无定论。兰溪诸葛古村落也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直至1992年兰溪发现高隆《诸葛氏宗谱》才揭开了这一千古之谜(专栏0-1)。

专栏0-1 高隆诸葛氏历次修谱记载

据诸葛后裔诸葛达、诸葛诚考证,承载派下以诸葛村《诸葛氏宗谱》编制最为详尽,共20卷39本,今保存完整的有两部,人字卷在诸葛村,官字卷在金华的白竹村。这本宗谱先后经过了十六次续修,是研究诸葛亮后裔迁徙繁衍的重要历史文献。

——历次高隆《诸葛宗谱》的修谱记载,由诸葛村诸葛昆元先生整理。

一般人都认为,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且成都武侯祠规模宏伟,诸葛亮的后裔必定散布于成都平原和四川大地;而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则仕东吴,江南诸葛氏族的子孙可能是诸葛瑾的后裔。但是,诸葛氏族后裔繁衍迁徙的历史却证明这并非事实。1992年夏秋之际,清华大学古建筑专家陈志华教授等带领乡土建筑课题组对诸葛村乡土建筑进行研究,至此,诸葛村研究者逐渐增多。1992年10月,全国第六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聚居在浙江省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的诸葛亮后裔首次携带诸葛氏宗谱应邀出席,并赴陕西勉县武侯墓祭祖。这一消息通过新华社电讯立即传遍了全世界。国内外四十多家报刊竞相报导。就在这次会议上,与会的专家学者研究决定,“全国第七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定于1993年10月在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浙江省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举行。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作为诸葛亮后裔全国最大聚居地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千古之谜终于解开。(二)蜀灭后诸葛亮后裔在动乱中繁衍迁徙《三国志》记载,公元220-222年,曹丕、刘备、孙权分别称帝,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到公元264年,蜀灭。公元280年,吴灭,三国归晋,再天下一统。其间,诸葛亮的后裔也在动乱中繁衍迁徙。但诸葛氏繁衍迁徙的历史曾经留下过一大段空白和疑问,即从诸葛亮(一世)之孙诸葛京(三世)到“诸葛仲芳”(十三世)再到诸葛浰(十四世)之间长达十一世,其间诸葛氏后裔究竟居住在哪里?

自1992年发现《诸葛氏宗谱》,一些问题有了初步结论。《诸葛氏宗谱·卷之首》《恩论》记载,南宋绍兴四年三月十一日,敕大理事评诸葛辉送书旨称:“朕闻尔祖所著八阵图,原稿在外,可送进来看;如有别书,俱送进来看,钦此!”诸葛达、诸葛诚先生的《诸葛亮在浙江后裔及诸葛家谱考略》一文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诸葛浰入浙,宦寿之后,两宋之世,朝野皆知他是诸葛亮嫡传后裔,兰溪诸葛[2]氏系诸葛亮后裔无疑”。这段记录至少说明,诸葛村作为诸葛亮后裔聚居地在南宋时期就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

2006年,江苏省丹阳市发现了丹阳大泊《诸葛氏重修族谱》,[3]《丹阳日报》给予了报道。该报认为,这一发现填补了史料的空白,弄清楚了诸葛亮后裔从三世至十三世繁衍迁徙的情况。随着历史文献不断被发掘,再经过许多专家学者十多年的广泛研究和讨论,到[4]现在应该说大致轮廓已经清楚。《丹阳日报》称,按照丹阳《诸葛氏重修族谱》的记载,诸葛亮后裔至少从诸葛京的曾孙——诸葛颖就到了丹阳,丹阳老林村诸葛氏族是诸葛亮后裔另一支脉。丹阳县旧志载,隋开皇十三年(593),诸葛颖参军事撰遗砚铭。诸葛颖是诸葛亮第七世孙,生卒年为公元536-612年,其子诸葛嘉会(八世)唐初赐义民官。诸葛嘉会生两子,诸葛贞和诸葛神力,二子迁居丹阳老林村。老林村位于丹阳东南角,这一地名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诸葛贞生诸葛仪,一直留在丹阳市老林村繁衍生息;诸葛神力生诸葛聪,聪生一子诸葛述,述生长子诸葛爽、次子诸葛奭。至此以后,诸葛神力的这一支脉,在丹阳大泊《诸葛氏重修族谱》里不再记载。而浙江兰溪高隆《诸葛氏宗谱》却对诸葛神力支脉有清晰记载:诸葛爽生子诸葛仲芳,诸葛仲芳之子诸葛浰是为浙江诸葛氏之始祖也。如此推演,便连贯了诸葛亮后裔两分支脉系。那么,诸葛亮的后裔为什么迁居丹阳呢,初步推断是,因为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于兴平元年(195)就举家东渡、落户曲阳(丹阳古称)的缘故。但在丹阳大泊《诸葛氏重修族谱》里消失的诸葛神力这一支脉又到了哪里?推断是河南。因为诸葛神力之长重孙诸葛爽曾经任河南节度使兼中书门下平章事。

据《诸葛氏宗谱》的记载:“诸葛氏源于葛伯,代有达人。汉初葛樱佐高祖创业有功。封诸县侯,称诸葛公,是为诸葛著姓之始。”[5]但在《诸葛氏宗谱》卷之三之下卷《寿邑童村诸葛氏宗谱序》中却写道:“……予按诸葛氏,受姓始于葛天氏,后诸葛婴为将有功,汉文帝时封婴孙为诸县侯,以葛居诸,时人因称诸葛氏。迨丰公,字少季,擢司隶校尉,特立刚直,举刺无所避京师,语曰,间何逢诸葛上,嘉其节,加光禄大夫,直传而得圭,与逮绪二刺史。圭,字君贡,生三子,瑾、亮、均。瑾,字子瑜,仕吴,封宛陵侯,子恪,字元逊,方数岁时,瑾曰:此子不凡,必大吾后者,后果封都乡侯。亮,字孔明,抱不世之才,侍汉为丞相,任军师廿余年,谥忠武侯。均,仕魏,为长水校尉,叔绪为先锋参军,从弟诞,字公休,亦为魏征东将军。武侯子瞻,字思远,为汉都校尉将军,生二子,曰尚、曰京。瞻、尚父子同日殉义。京,字行宗,为广州刺史,生冲,字茂长,为晋廷尉;生铨,为晋陵零太守;生规,安贫乐道,诗礼旁通,举秀才不就,南史易名璩。规生颖,隋大业中为著作郎,御笔赐以诗句。颖生嘉会,嘉会生神力,神力生纵,广德中为丹徒县令。生良,良生爽,爽唐中和间擢中书门下平章事。生仲芳,仲芳生二子,曰浰、曰深,俱避兵燹,深抵闽地,浰即寿昌杨村。生青,克置严衢,委三郡恒产输税九千。生六子,行、各、智、仁、圣、义。中和然圣拾公,讳承载,居太平乡南塘者,今名二十四都高隆诸葛,乃占籍兰溪之始迁祖也。生栩,栩生安道,字志宁,明春秋,乡荐贡元;生寿,字昌龄。生景谅,字继明,行一百,将侍郎,后迁居寿邑八都坂甲,乃始迁之祖也。生三子,希仲、希颜、希孟,行三八,主薄郎。生会五居主宅。希仲,行三六,宣议郎,生二子,会二、会四。会二生四子,万一、万二宣议郎,万三宋治周礼。万七税院会四省元,生一子,明应由八都坂甲而迁居九都二图童村者,则又为童村诸家一世祖也。今戚某,所蒋乃其东道宇七公一族之私谱也谱自……”

这段文字是说“诸葛婴为将有功,汉文帝时封婴孙为诸县侯”,“时人因称诸葛氏”。但是,不论哪种说法,关于诸葛亮父亲和兄弟的记载是一致的,“圭字君贡,生三子,瑾、亮、均”。如果以诸葛亮为第一世,则诸葛亮后裔入浙江之前历经十四代分别为:

始祖:诸葛珪,字君贡,东汉末为泰山郡丞,配□氏,生三子。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

第一世,诸葛亮。公元220-264年间,诸葛亮定居成都。建兴五年(227),亮生子诸葛瞻、诸葛怀。《三国志》载,公元220-222年,曹丕、刘备、孙权分别称帝。

第二世,诸葛瞻,字思远,生于后主建兴五年(227),瞻生二子,尚、京。炎兴元年(263),诸葛瞻与其长子诸葛尚皆战死在绵竹(今四川绵竹县),瞻死时年37岁,尚死年19岁。翌年,蜀灭。至此,诸葛亮嫡传子唯诸葛京在世。

第三世,诸葛京,字行宗。公元280年,晋武帝司光炎统一中国后,有感于朝野上下交口称赞诸葛亮忠贞不二的治国才干,仍擢用其孙诸葛京为广州刺史(一说为江州刺史,今江西南昌、九江一带)。诸葛京生二子,冲、显,京之子孙,历仕晋、隋、唐各朝。

第四世,诸葛冲,字茂长,为晋廷尉,冲生一子,铨。

第五世,诸葛铨,晋陵零太守,生一子,规。

第六世,诸葛规,义阳太守,生一子,颖。

第七世,诸葛颖(536-612),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为参军学士,后加正议大夫,生一子,嘉会。诸葛颖迁徙江苏丹阳,丹阳县旧志载,诸葛颖于隋开皇十三年(593)参军事撰遗砚铭。

第八世,诸葛嘉会,于唐初(618)赐义民官。高隆《诸葛氏宗谱记载》,诸葛嘉会生一子,神力;而丹阳大泊《诸葛氏重修族谱》记载,嘉会生二子,贞、神力。因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已于兴平二年(195)举家东渡、落户曲阿(丹阳),故嘉会二子皆迁丹阳东南角的[6]老林村定居后,诸葛贞生诸葛仪,这一脉一直留在丹阳市老林村繁衍生息。诸葛神力生诸葛聪,聪生一子诸葛述,述长子诸葛爽、次子诸葛奭,推算之,颖五传至爽,神力一脉在老林村居住约百余年。至此以后,诸葛神力的这一支脉,在丹阳大泊《诸葛氏重修族谱》里不再记载,而浙江兰溪高隆《诸葛氏宗谱》却对诸葛神力支脉则有清晰的记载。

第九世,诸葛神力,字林郎,生一子,纵。

第十世,诸葛纵,唐广德年间(763-764)为当涂令。但在《诸葛氏宗谱》卷之三下卷中的《寿邑童村诸葛氏宗谱序》里记载的是,“神力生纵,广德中为丹徒县令”。诸葛纵生一子,良。

第十一世,诸葛良,配何氏,生一子,爽。

第十二世,诸葛爽,宗谱记载,“良公子,性行端饬,经学精明,尤习吏治,时人咸雅重之。唐中和间(881-885)为中书门下评章事,擢检校司空,河南节度使。”生一子,仲芳。据考,诸葛爽的任职是从泗州(江苏泗洪及安徽泗县一带)守将开始的,然后改任汝州(河南临汝)防御使,怀州(汝县一带)刺使,河阳(洛河一带)节度使兼中书门下平章事。《诸葛氏宗谱》记载,“爽,唐中和间中书门下平章事,擢校检司空,生仲芳,仲芳生二子深、浰”。进一步证明了爽为仲芳之父,浰为仲芳之子。这些记载都证明,诸葛爽的职务、住所和其子仲芳承袭父职的历史事实。

第十三世,诸葛仲芳,袭河南节度使。据《新唐书·诸葛爽传》记载,唐光启二年(886)爽卒,“其将刘经与泽州刺使张言共立爽之子仲芳为留后”,承袭父职。《新唐书·李罕之传》记载,仲芳年[7]少,皆任经……仲芳生二子深、浰(十四世)。五代后唐时期(923-934),天下大乱,深、浰兄弟二人“俱避兵燹,深适闽,浰适越”。(三)诸葛亮十四世孙诸葛浰迁徙入浙始末

第一,“五代唐时”诸葛浰“渡江而南”,是为浙江诸葛氏之始祖。

高隆《诸葛氏宗谱》记载,诸葛浰,渡江而南,是为浙江诸葛氏之始祖。这一记载被学术界所公认。但是,诸葛浰渡江而南迁移浙江的时间和原因,见之于史志和家乘的记载不一。最早的《诸葛氏宗普·宋绍兴甲寅序》(卷之二下说),“自后周广顺二年(952)岁次孟[8]春,兄弟(指仲芳之二子深、浰)俱避兵燹度江而南。深适闽,浰[9]适越,寻迁移寿昌仁丰乡”。诸葛村诸葛旅游公司编印的《诸葛八卦村》简介遵循了这个说法。《诸葛氏宗谱·康熙四十九年重修引言》中记载,“近读宋代杨村诸葛谱序,知浰公亦缘五季(即五代时期),时当鼎沸,曾避迹越州,嗣篆睦属。厥后六大支承遂复赘山阴(今浙江绍兴)王氏家”。这段记录是说,诸葛浰在五季的后唐时期(923-934),天下大乱,曾避迹越州。后来,浰公之子诸葛青生了六个儿子,浙江诸葛氏发展为六大支派,其中第六个儿子诸葛承遂入赘山阴王家的事实。《民国寿昌县志·寓贤》(卷八,十九年版)说,“诸葛浰,字允源,由成都寄籍豫章。五代梁时,为睦州寿昌县令……解甲后,卜居南乡常乐村,后迁徙兰邑岘山”。这段记录,证明了浰公曾为寿昌县令,解甲归田后曾经在常乐村居住,后来迁徙到了兰溪岘山居住。这里所说的浰公是五代之初的梁(907-923)由成都而来,是值得怀疑的。

民国三十六年孟冬月,陈果夫撰写的《兰溪诸葛氏重修宗谱序》里说:“诸葛氏为汉初诸县侯葛樱之后,而光大于三国两晋之际。三国时,瑾亮昆仲,佐吴相蜀,割据寰宇,开济两朝。而亮之卓才远识,尤并世无二。亮子瞻,瞻子尚,继遗志与魏国战,城破殉节。瞻子京仕晋,官至广州刺史,有祖父风烈,吏民称之。子冲廷尉,孙铨零陵太守,曾孙颖正义大夫。五传至爽,仕唐为司空河南节度使,子仲芳袭之,并有贤声。孙浰五代唐时,宦游山阴,以寿昌县令终。遂家焉,[10]其子青,则迁兰溪之始祖也。”这里讲的是,五代后唐时期(923-934),浰公“宦游山阴”,宦游山阴并不是担任山阴县令,而是求官出游到了山阴,后来到寿昌才做了县令。

上述关于诸葛氏族迁徙浙江的时间,最早从五代之初的后梁,到最晚五代之末的周,时间跨度长达53年。兰溪市诸葛亮学术研究会[11]顾问胡汝明先生对此进行了专门考证,认为,诸葛爽公元886年去世,年少(假定10岁)的诸葛仲芳承袭父职,仲芳20岁时(即896年)生育二子深和浰。按此推算,后梁初(907)时,诸葛浰只有11岁,到后梁末(923)时,诸葛浰充其量也只有27岁,而在此之前,他要经过渡江,又寄籍豫章,继而宦游山阴,再到寿昌任县令,显然不可能。这说明寿昌县志记载有误。而另一说“后周广顺二年(952)来浙”,按前面的推算,此时的诸葛浰已经是56岁之人,他还要经渡江、寄籍、宦游之类的折腾,再去当县令的可能性也很小。陈果夫撰写的序言所说,诸葛浰“五代唐时”入浙江是可信的。因为,后唐元年至末年(923-934)间,诸葛浰正当成年(27-38岁)之间,是能经受渡江、寄籍、宦游、当县令之类的艰苦经历的。笔者认为,《诸葛氏宗谱》第15次续修时虽然没有正面否定前面的说法,但其对诸葛氏入浙时间的修正是可信的。

第二,诸葛亮后裔不是从成都而来,而是从江苏丹阳迁徙来浙。

丹阳大泊《诸葛氏重修族谱》的发现进一步证明,浙江诸葛亮后裔不是从成都而来的,而是从丹阳迁徙来浙江的。前文叙述:诸葛颖(七世)迁徙江苏丹阳。颖五传至爽(十二世)。诸葛爽的任职从泗州(江苏泗洪及安徽泗县一带)守将开始,然后改任汝州(河南临汝)防御使,怀州(汝县一带)刺使,河阳(洛河一带)节度使兼中书门下平章事,唐光启二年(886)爽卒,子仲芳承袭父职。仲芳生二子深、浰……“俱避兵燹,深适闽,浰适越”。这一段记述清楚地说明了诸葛浰渡江而南的线路。

第三,越州平安乐土,钱鏐王礼贤下士,是诸葛浰“渡江而南”的最重要原因。

至于诸葛浰为什么“渡江而南”,胡汝明先生在《诸葛亮十四世孙诸葛浰来浙考》一文中曾经写道:

五代时,成都与中原比战乱相对为少,时贯休有诗“少尘埃”可证。由成都而来,应该是“顺水东下”,而不是家谱所载的“渡江而南”。谱载:渡江是“避兵燹”。而成都时是“少尘埃”之处,既少尘埃,又何来避兵燹呢?何况《新唐书·诸葛爽传》是“青州(今山东)博昌(今博兴)人”,也非成都人。笔者以为要以“渡江而南”四字,再以何时诸葛爽及仲芳长期在什么地方任职,连贯起来思考,自然有正确的答案。

诸葛爽先后任职是:泗州(今江苏泗洪及安徽泗县一带)守将,汝州(今河南临汝)防御使,怀州(今河南汝县一带)刺使,河阳(今河南洛河一带)节度使等。除泗州外,均在河南以北、黄河以南的地区。战事也发生在这些地方。据《新唐书·诸葛爽传》:“爽子仲芳为留后,时为孙儒所攻,奔于汴(今开封),孙儒攻取孟州(今黄河汜水一带)”。《新唐书·李罕之传》:“孙儒来攻罕之……遂出走,爽不能制,俄而爽死……爽自仲芳为留后……孙儒遂仲芳取河阳。”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指出,此事发生时在光启二年十一月,“仲芳出遂,孙儒据河阳自称节度使”。那么,仲芳往何处去?据《新唐书·孙儒传》:“……留后诸葛仲芳出奔全忠,避河阴(今河南荥阳一带)”。

父亲的死难,战事的失利,感到的是“茫茫来日愁如海”,于是产生了出走的念头。仲芳指使两子渡江而南,一渡淮水,再渡长江而来。《寿昌县志》渡江后寄籍豫章,也无不可。因唐时的豫章有东南都会之称,南唐还曾建都于此。

五代后唐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期,“当时鼎沸”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后唐同光二年(924),潞州将杨立据城反;翌年,中原大饥,民多流亡,军士卖妻鬻子;天成二年(927)宣武节度使反……后唐共历十二年,四易其主。史家有称:“甚矣在哉!中国之乱未有逾于五季者也。”相对而言,当时越州则是一块平安乐土。越州时属吴地,为钱镠王所据。《文献通考》说“钱镠王知尊中国,不被干戈,令其民卒福安乐”。从而达到了《资治通鉴·后梁记》所说“钱塘富庶,盛于东南”的局面。钱镠王还是礼贤下士之人,时邑人名僧贯休曾以“满堂花醉三千客”以贺,说明了钱镠王网罗人才。中原战乱兵燹,越州平安乐土,钱镠王礼贤下士,是仲芳指使两子“渡江而南”、诸葛浰迁徙越州最重要的原因。(四)诸葛浰后裔在浙江的繁衍

第十四世,诸葛浰为浙江诸葛氏之始祖。高隆《诸葛氏宗谱》载,浰“五代唐时(923-936)为寿昌令,配高氏,生一子,青”。浰曾避迹越州、宦游山阴(绍兴)、以寿昌(建德县下桂村)县令终,解甲后卜居南乡常村。诸葛村大公堂有一幅楹联,上书:“溯汉室以来祀文庙祀乡贤祀名宦祀忠孝义烈不少传人自有史书留姓氏;迁浙江而后历绍兴历寿昌历常村历南塘水阁于兹启宇可从谱牒证渊源”。这幅楹联也证明,诸葛氏在迁徙南塘之前确实在寿昌常村居住过。但《寿邑童村诸葛氏重修族谱序》记载,“浰公为寿邑令,青公为寿邑教谕,父子避乱同隐居于翠溪源内杨村,自承载公始迁南塘水阁高隆占籍兰邑为高隆诸氏之祖延及四世,景谅公分徙于寿邑八都坂甲,递再传明应公,由坂甲而乔迁于九都童村,乃为始迁之第一世祖焉”。

第十五世,诸葛青,字显民,行第四,配徐氏,无出;再娶叶氏[12]十娘,生六子。据《诸葛氏宗谱》记载,诸葛浰之子诸葛青于北宋明道二年(1033)由寿昌迁徙至衢、严、婺三州交界处的兰溪西乡岘山下定居,是迁兰溪之始祖。《诸葛氏宗谱·卷之十八》中记录了石[13]门廪贡生芷庭诗咏岘山诗:“断崖千尺倚晴空,一望江山尽下风,拍手危亭长啸处,恍疑身在碧霄中。”唐代诗人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留下名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兰溪市徐国平和陈星先生认为,诸葛青自寿昌迁居兰溪岘山,或许事出有因。“兰溪岘山与当年诸葛亮隐居的襄阳隆中附近的岘山同名,且风景秀丽,环境优越……诸葛青有感于此,为纪念其先祖,[14]选定岘山居住,可谓顺理成章。”诸葛青自迁居岘山之后,不断购置田产,发展到“置衢、严、婺三州田产九千余石,生六子”,此后,分析六子,易地卜居,可谓财力雄厚,人丁兴旺。此后家族繁衍,英彦辈出,形成浙江诸葛氏族六大支派(专栏0-2),至诸葛亮第二十五世孙诸葛梦漕时,诸葛氏家族已经成为驰名的江南名门望族。

专栏0-2 浙江诸葛氏六大支派

诸葛后裔诸葛达和诸葛城先生于1993年10月合撰的《诸葛亮后裔及其家谱考略》一文中说:浰弟深,历五世迁居福建泉州,是为福建诸葛亮后裔的始祖,历经五世,其后与浙江派失去联系。

浰之子青,字显明,为寿昌教谕,曾避乱隐居翠溪源杨村,娶徐氏无出,再娶叶氏十娘,生六子,是为浙江六支之始。其后五子皆随青由寿昌迁居兰溪西乡之岘山下,惟六子承遂出赘山阴甲子巷王家。

青之长子承荫八传至益,迁泉麓(属建德)而定居,是为泉麓诸[15]葛氏始祖,时为南宋淳祐二年,迄今已750余年,该村至今仍然保留众厅积庆堂及己承恩堂,均为明代建筑。今全村有109户,569人,其中诸葛氏450人。

青之次子承祐之五世孙林,由西诸徙居寿昌西乡八都石鼓之金鸡岭背,是始祖,其孙富盛又迁至童村坂脚,今村名为石鼓坂脚,属于建德市长林乡……该村现有诸葛子孙292人。另一支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十五世孙元五由西诸回迁兰溪水亭乡午塘桥村,今该村有人口170余。

青之三子承载迁南塘水阁,历十一世至诸葛大狮,始卜居高隆,[16]今诸葛村,时为元朝中后期(1330年之后),距今已有660年之久……

青之四子承奕之子誌庆,由泉山下徙居龙游县华龙村,为华龙始迁祖。该村现今全为诸葛氏子孙,有48户,230人。

青之五子承咏居岘山之前诸,历六世无考。

青之六子承遂出赘山阴甲子巷王家,其四世孙诸葛行开曾任青田县令,子诸葛千能举进士。自千能之后彼此失去联系。

因此,六大支于今可考者仅有承荫、承祐、承载、承奕四支。

第十六世,承荫、承祐、承载、承奕、承咏、承遂。诸葛青六子中,三子承载派下最为昌盛。承载公从岘山徙居南塘水阁,历经六世,至诸葛梦漕,于南宋理宗年间再由南塘水阁迁至葛塘,梦漕之孙诸葛大狮又自南塘迁至高隆岗(今诸葛村)。对此,民国三十七年(1948)的《重建中庭记》里记载:“公生六子,名为大六支,树大枝分,我□祖承载公行列第三,先迁南塘水阁,复又迁葛塘,逮我□祖大狮公,视地面偏隅,规模卑狭,堪天道,舆地理,卜吉高隆上宅,聚众于斯。”这段记载的大意是:青公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三子这一支子孙最为发达,家道丰裕。传至二十七世诸葛大狮(宁五公)。宁五公是一位知天文、明地理、精通堪舆学的乡间贤达,他认为原居地葛塘地势狭窄,决计重选佳地。约在宋末元初(1280),经长时间堪查,选址高隆岗定居,高隆岗早在唐代就有王、章、祝等姓居民在此居住生活。诸葛大狮不惜重金购得,然后亲自规划,平垦丘洼,按先祖的“九宫八卦阵”图式精心设计构建村落,是为诸葛村诸葛氏子孙的始祖。承载公,行圣十,配洪氏,居南塘水阁,生一子,翊。

第十七世,诸葛翊,行九,配叶氏,生一子,安道。

第十八世,诸葛安道,字志宁,行十六,明春秋乡荐贡元,配叶氏,生一子,寿。

第十九世,诸葛寿,字昌龄,行廿三,宣议,配钱氏,生一子,景谅。

第二十世,诸葛景谅,字继鸣,行一百,将仕郎,迁居寿邑八都坂甲乃始迁之祖也。配孙氏,生三子,希仲、希颜、希孟。希仲公生曾二公,曾二生万一公,万一生元一、元三公,元一公寿昌县城祖,生仍七公;元三公生仍六公、仍十公,分别为檀村白下祖、龙游丹山祖;希颜公生曾三公,曾三公生万四公,万四公生元六、元廿三,元六生三子,俱无传;元廿三生一子,无传。

第二十一世,诸葛希孟,行三八,将仕郎主簿,配徐氏,无出,继兄子曾四为嗣。继配卢氏生二子,曾五、曾六。

第二十二世,诸葛曾四,生二子,万九、万十二。万九生十朋、元十六……万十二生元十二、元二十,俱无传。诸葛曾五,配赵氏,生四子,万十、万十一、万十三、万十四。

第二十三世,万十、万十一、万十三、万十四。万十公生二子,庄为新宅祖、宅下祖,易生二子,二子俱无传;万十一公无传;万十三公学宾,名炯,配赵氏,生二子,大昌,大升。

第二十四世,诸葛大升,万十三学宾公次子,行元廿一,配赵氏,生五子。由南塘迁居葛塘自万十三公始生。十九公生兴三、兴五公,分别为高隆上宅祖、萧宅祖;诸葛大昌,生仍廿四公,是为金华白竹祖。

第二十五世,仍十九公,元廿一公次子,名梦漕,生于宋淳佑四年(1244)十二月初九日。卒于元大德元年(1297)五月初七日。配赵氏,生四子,为上宅、萧宅始祖。

第二十六世,诸葛邵,行兴三,仍十九公子,配蒋氏,生一子诸葛大狮。

第二十七世,诸葛大狮,字威公,行宁五,配章林徐氏,生子祥三。由葛塘迁居高隆自大狮公始,随始迁祖诸葛大狮同迁的共12人,即儿媳祥三公妻王氏,孙瑞二公(原信)、瑞三公(原伸),孙媳瑞二妻唐氏、瑞三妻徐氏,以及重孙瑞二公女、瑞三公长子槺(安一)、次子萱(安二)、三子芳(安三)、四子兰(安四)、五子常(安五)等十二人。

第二十八世,诸葛详三,配王氏,生二子原信、原伸。

第二十九世,原信,祥公长子,行瑞二,配唐氏。“为编画鱼鳞册不如式”戍北京大宁前卫。原伸,祥公次子,行瑞三,配樟林徐氏,生五子,以次子萱出继兄为嗣。“为运粮迟慢戍云南靖卫。”

第三十世,诸葛芳(瑞三公第三子),字伯融,行安三,配志棠邵氏,生三子。□□□□年三月二十六日生,明永乐己亥年(1419)六月二十九日终。

第三十一世,诸葛吉,瑞三公长子,子彦祥,行原五,宗谱记载,原五公“助困资赈急,以校正家谱为务。明正统四年(1439)输粟米一千一百二十一石赈灾,敕旌尚义门,赐尚义生。洪武癸酉年(1393)十月二十六日丑时生,正统丁卯年(1447)五月初三终。原五公为孟分祖。”

诸葛讚、瑞三公次子,行原七,此为仲分祖;

诸葛谭,行原九,此为季分祖。

据《高隆诸葛宗谱》记载,目前,诸葛亮后裔传至第55代,而村内最大辈份为47代。(4)诸葛大狮卜居高隆

诸葛大狮(字威公)卜居高隆即诸葛村,其时间有三种说法:一为宋末元初(1280年前后),一为元代中后期(1330年后),一为[17]1350年前后。三种说法前后相差70余年。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在编写《诸葛村志》时我们再次查阅《诸葛氏宗谱》,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即随始迁祖诸葛大狮同迁的12人中,有诸葛大狮的重孙安三及他同胞弟弟安四、安五。当年,诸葛大狮迁高隆时已经四世同堂,而且能够亲自勘查地形,可以推论,大狮公当年身体尚健康,此时,安三尚未成年,根据在他之后又有两个弟弟出世推论,迁居高隆时安三至少有5岁左右。《诸葛氏宗谱》另两个记载很重要:一是说“明永乐六年(1408)安三公修建祠堂五间”;二是说安三公“明永乐己亥年(1419)六月二十九日终”。据此我们推论:如果安三公享年六十岁,那么,安三随曾祖父大狮公迁高隆的时间应该是(1419年倒退60年,再减去5年)1354年;如果安三公享年七十岁,他随曾祖父大狮公迁高隆的时间应该是(1419年倒退70年再减去5年)1344年。再则,修建祠堂五间的时间是1408年,此时安三公约在49-59岁之间,也比较符合情理。各种迹象证明,大狮公迁徙高隆的时间大约在1344-1354年间。何百川先生等人关于1350年前后迁居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专栏0-3 诸葛大狮(宁五公)迁居始末《诸葛氏宗谱》里有一篇《宁五公迁居始末》,由当过福建莆田知县的三十八世孙诸葛可大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撰写,全文如下:

公讳大狮,字威公,行宁五。其先承载公自砚峰迁葛塘,公其六世孙也,袭其祖国谕公业,克勤振起,好义乐施,且精堪舆术。深歉故居之隘,谓不足裕后,因亲相宅址。初得田塘之南未慊,及步至高隆,始欣然曰:此庶足称吾居也。时其地荒僻,惟王氏舍其傍,地亦其所有,即捐重价求得之。垦平结构,携二孙瑞二公瑞三公居焉。又以已之宅兆未定,恐后不得吉也,乃偏索远眺,历龙游回源之祖坟,见其正穴尚未阡,乃定其处。示二孙且戒之曰:吾一生精力,尽在阴阳二宅,去后有灾咎,慎勿疑。二孙唯唯受命,公殁遂以其地葬焉。未几,瑞二公以运粮违限,罪戍北;又未几,瑞三公以编鱼鳞图失格,罪戍南。瑞二公无嗣,以瑞三公次子安二公为后,今之戍北者即其裔也。后瑞三公安一公相继卒于卫所,其孙原一公往迎二公,复卒于江西城下,祸亦云所惨矣。时目击者,莫不指其地为大凶,王氏且避迁于今之王坞矣,而安二公及弟三人,确守先训,不以改图。至我安三公资产渐饶,原五原七原九三公,益致丰盈,嗣是礼让聿兴,英彦辈出。其曾孙渊以贡发于前,岘以会魁继其后,升以国子生,历官奉议大夫,至今犹彬彬不替,枝蕃族盛者,良由我公迁居得地,笃信贻谋之所致也。其垂裕之功,流泽之远,非敬谨崇祀,乌能报其德于万一乎,大恐久而或忘所自也,因述闻于尊长者志之不忘,后之兴思者庶有考云。

中季尚礼堂裔孙可大谨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勾画诸葛亮后裔入浙后的繁衍迁徙路线。

注释:

[1]包瑞田:《诸葛亮研究史上的空前盛会(代序)》,见《诸葛亮及其后裔研究——全国第七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诸葛亮及其后裔研究——全国第七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以下简称《诸葛亮及其后裔研究》),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3]高息林、诸葛海宝、殷显春:《诸葛亮后裔迁丹阳之迷》,见《丹阳日报》文化周刊,2006年7月29日。

[4]高息林、诸葛海宝、殷显春:《诸葛亮后裔迁丹阳之迷》,见《丹阳日报》文化周刊,2006年7月29日。

[5]薛笃弼:《兰溪诸葛氏重修宗谱序》,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孟冬月。

[6]参见,高息林、诸葛海宝、殷显春:《诸葛亮后裔迁丹阳之迷》,见《丹阳日报》文化周刊,2006年7月29日。

[7]引自兰溪市诸葛亮学术研究会:《诸葛亮及其后裔研究—全国第七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8]燹,野火也;兵燹,因战争所遭受的焚烧破坏;后专指兵火、战火。

[9]今浙江建德市寿昌镇下桂村,古为寿昌县城。

[10]陈果夫撰:《兰溪诸葛氏重修宗普序》,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孟冬月。

[11]胡汝明:《诸葛亮十四世孙诸葛浰来浙考》,见《诸葛亮及其后裔研究》,第45-49页。

[12]一说青公生七子,第七子承敏,迁往寿昌里褚。

[13]明清两代称由府州县按时发放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

[14]徐国平、陈星:《诸葛村落布局与八卦阵图关系考略》,见《诸葛亮及其后裔研究》,第57页。

[15]淳祐二年为1242年,居今已经有764年的历史。

[16]关于孙诸葛大狮1330年之后始卜居高隆的时间还有一种说法,即宋末元初的1280年前后。

[17]何百川、胡汝明、诸葛子房合编:《诸葛村遗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中说:“诸葛亮第二十八世裔孙宁五公诸葛大狮于元代末期(公元1350年前后)”率两个孙子从大约3公里外的葛塘迁居到这里。

第一章 诸葛村的形成和发展

大约在元朝至正四年至至正十四年即公元1344-1354年间,诸葛大狮迁徙高隆岗,到明朝末年始称诸葛村,至2009年,诸葛村已经历了约655至665年的历程。

一、古村落的选址与构建

选定高隆岗作为子孙聚居点也是事出有因。《诸葛氏宗谱》卷之[1]十八中记录了石门廪贡生芷庭诗咏岘山诗:“断崖千尺倚晴空,一望江山尽下风,拍手危亭长啸处,恍疑身在碧霄中。”唐代诗人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留下名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兰溪市徐国平和陈星先生认为,诸葛青自寿昌迁居兰溪岘山,或许事出有因。“兰溪岘山与当年诸葛亮隐居的襄阳隆中附近的岘山同名,且风景秀丽,环境优越……诸葛青有感于此,[2]为纪念其先祖,选定岘山居住,可谓顺理成章。”

诸葛青六子中,三子承载派下最为昌盛。承载公从岘山徙居南塘水阁,历经六世,至诸葛梦漕,于南宋理宗年间再由南塘水阁迁至葛塘,梦漕之孙诸葛大狮又自葛塘迁至高隆岗(今诸葛村)。对此,民国三十七年的《重建中庭记》里记载:“……公生六子,名为大六支,树大枝分,我□祖承载公行列第三,先迁南塘水阁,复又迁葛塘,逮我□祖大狮公,视地面偏隅,规模卑狭,堪天道,舆地理,卜吉高隆上宅,聚众于斯。”这段记载的大意是:青公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三子这一支子孙最为发达,家道丰裕。传至二十七世诸葛大狮(宁五公)。宁五公是一位知天文、明地理、精通堪舆学的乡间贤达,他认为原居地葛塘地势狭窄,决计重选佳地。约在宋末元初(1280),经长时间堪查,选址高隆岗定居,高隆岗早在唐代就有王、章、祝等姓居民在此居住生活。诸葛大狮不惜重金购得,然后亲自规划,平垦丘洼,按先祖的“九宫八卦阵”图式精心设计构建村落,是为诸葛村诸葛氏子孙的始祖。《诸葛氏宗谱·宁五公迁居始末》记载了选址高隆岗的经过(如专栏0-3)。这段文字记叙的虽然有些神秘,但高隆岗自然环境优美,地理位置奇特确是事实。宁五公学识渊博,且精通堪舆术,作为诸葛亮的嫡传后裔,对其祖先的精神意志及其名传于世的八阵图必定不会漠然处之。也许他深知八阵图,久存弘扬祖先精神的意念,后经过反复勘察,发现高隆岗。高隆岗与岘山仅有数里之距,而且高隆岗之名又与襄阳隆中卧龙岗谐音。高隆岗的整个地形像一只金盆,中间低平,四周渐高,外围八座小山岗层层环绕,至南往北依次有果合山、太公山、擂鼓山、经堂后山、祖宅山、老鼠山、老鹰嘴、寺下山、高隆岗等。八座小山岗连成弧形,成为天然屏障,将村庄团团围起,村落地势隐蔽,风光秀丽,奥妙无穷。有一条从建德天池山发源的石岭溪,在村北曲曲折折流过,然后斜向正南,流经数十公里注入兰江。这种地势结构合堪舆术之阴阳二气,四周八座小山又暗合八卦方位,村东南方向有大片良田可供子孙耕种收获,对子孙繁衍好处无穷。这是诸葛大狮不惜以重金购买高隆的原因。其时,诸葛亮十六世孙承载公派下人丁最为昌盛,又因善于经营中药业,繁衍迅速,到元明之际,各分支系分居于兰溪之高隆岗周边的萧宅、前宅、下宅、下田、塍等九个村落,高隆岗恰好处在九村的中心,且人烟鼎盛,名声最大,自然众星拱月,成为诸葛亮后裔联系的枢纽和活动中心。诸葛村也成为交通要冲,人烟辏辐,商贾云集,成为浙西重镇。

诸葛村在元朝称高隆上宅。居于此地的诸葛氏繁衍极快,经历代构建,到明代中叶,诸葛氏已形成近千户的大村落。到明朝末年诸葛村有了集市,诸葛氏也成为兰溪名门望族,后裔为怀念祖先,逐以姓氏代替村落名,将高隆改称为诸葛村。随着子孙繁衍,经济日渐富庶,民居建筑越来越多,村落愈来愈大,但是其总体格局一直未变。至元代中叶,始迁祖宁五公建造大公堂,到明初洪武年间诸葛子孙又建造丞相祠,以后十八厅堂逐渐建成,诸葛八卦村的格局越趋明显,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诸葛村落的发展与该村的中药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诸葛子孙一直遵从“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祖训。明万历年间,“一条鞭”赋役制度由实物改为征银在全国推行,带来了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对水陆交通便捷、地理位置独特且“自古盛产药材”的兰溪尤其是诸葛后裔来说无疑是个历史性的机遇。从明代中叶起,诸葛氏后裔的中药业不断外拓到浙江省各地及东南沿海各省,乃至台湾、港、澳地区,从事此业者不断增加,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独领风骚数百年。明清两代,因人口增长,当地农田已难以维持居民生活,大量外出经商开药店,药材生意更是兴旺发达于一时。清代大戏剧家李渔就曾在诸葛滋树堂派开设的江苏如皋实裕药店内当过学徒。随着财富的增加,诸葛后裔携带大量资金回家置业,农民赚了钱,最大的投入莫过于营建家园,一时间,华堂大厦、厅堂楼阁遍地开花,到了清代康、雍、乾时期,村落内精致的大厦有200多座,两进、三进、五进的厅堂共有十八处,号称十八厅堂。庙宇四处,石牌坊三座,花园别墅二处,精致的民居建筑环绕十八厅堂,鳞次栉比。到了清末民初,各居民区更趋完善,村内也逐渐形成了以大公堂为中心的血缘中心和以上塘商业街为中心的业缘中心。

二、古村落的地理和区位

(1)村域位置

诸葛村地处浙江中西部金衢盆地西北缘,村中心经纬度为北纬29°20′65″,东经119°15′02″,海拔高度为61-90米。诸葛村位于金华兰溪市、杭州建德市和衢州龙游县的交汇点上,被誉为兰溪的“金三角”,人们戏称这里是“一家饭熟三市香”。诸葛村属于浙江省兰溪市诸葛镇,是镇政府所在地。它东距兰溪市区17.5公里、330国道和龙葛省道两线交叉从村边穿过,交通十分便利,历来是浙江中西部重要的陆路交通要冲。诸葛行政村东至殿后朱村,南至前宅行政村,西至长乐行政村柳坞自然村,北至畈田行政村,村域面积2平方公里。

诸葛村的地理环境独特。金衢盆地西北边框绵亘一百多公里的千里岗山脉自西而来,在这里被“诸葛断裂带”阻断,折向东北而去。它的一个小分支——距诸葛村北约5公里的建德市境内的天池山向南延伸,形成海拔333米的岘山,折向西南蜿蜒而去。这是一群大约10多亿年前的震旦纪留下的古老地块。而岘山以东,地势赫然落下,又是一群大约1亿年前沉积而成的、高度为60-100米的蜿蜒起伏的紫红色砂砾岩山丘。诸葛村西面三公里处为岘山,这几座山之间是起伏连绵的小丘陵,在诸葛村这里留下了最后一处比较复杂的地形。它的东南两面是平原,直到兰江江边。从天池山发源的一条石岭溪,在村北曲曲折折流过,然后斜向正南,流经数十公里注入兰江。诸葛村就座落在岘山以东3公里处大约1平方公里的冈阜起伏的丘陵谷地之中。(2)自然环境

诸葛村气候四季分明,温暖潮湿,年平均温度17.7℃,夏季长达四个半月,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和盆地地形限制,致使热量不易散发,夏季多高温天气,七月份平均气温高达29.8℃,极端最高气温达41.3℃,夏季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充足的热量,有利于水稻、棉花、果木等作物的生长。冬季约三个半月,多西北风,冷空气沿兰溪河谷直下,湿度较低,一月份平均气温5.4℃,极端低温可达-8.0℃,寒潮入侵时,极易造成霜冻。

诸葛村雨量适中,气候湿润,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达1365.2毫米,降水集中在五、六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60%,经常造成洪水泛滥,七、八月份降水量偏少,连日晴热,形成伏旱,九、十月份仍以晴热天气为主,秋旱明显。年平均无霜期为265天,年平均日照数为2010小时,适宜种植水稻。

诸葛村落四周分布着一批小山岗,即果合山、太公山、擂鼓山、经堂后山、祖宅山、老鼠山、老鹰嘴、寺下山、高隆岗等。这片丘陵地形标高在六十米至一百五十米之间,也即当地高差九十米。它的东、南两面的平原,有石岭溪灌溉,宜于农耕,以种植水稻为主;西、北两面的丘陵则满覆森林,山林以杂木为主,有柳树、樟树、桃树、芭蕉、梧桐、竹子等,可以采薪伐材;本地又盛产可供建筑的紫沙石,石质虽然不好,可易于加工。诸葛村兴造房屋可以就地取材。正如明代万历年间编的《永昌赵氏宗谱·序》写永昌镇的地理环境:“前有耸峙,后有屏障,左趋右绕、四山回环。地无旷土,田连阡陌,坦坦平夷。泗泽交流、滔滔不绝。村成市镇,商贾往来……山可樵、水可渔、岩可登、泉可汲、寺可游、亭可观、田可耕、市可易、四时之景备[3]也。”诸葛村与永昌相去不远,其景相近,这应该是宁五公迁居此地的前提条件。(3)行政村域

诸葛(行政)村包括诸葛和新桥头两个自然村。村域范围东至殿后朱村、下徐村,南至前宅行政村和胡家行政村,西至长乐行政村的杨柳坞自然村,北至畈田行政村,村域面积2平方公里。从民国(1912)开始至今,诸葛村就一直是诸葛镇政府(乡公所)所在地。

历史上诸葛村曾经有诸葛、王坞、唐岗、下宅、梅家5个自然村,其中,王坞自然村早已与诸葛自然村融为一体,其余的唐岗村、下宅村、梅家村等三个自然村庄或因人口变迁,或因兵燹战乱逐渐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诸葛自然村。诸葛自然村迄今已有67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诸葛氏人遵循“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祖训,开始大量外出经商开药店,药材生意盛极一时。尤其是清代康熙、乾隆和雍正时期,诸葛中药业进入鼎盛时期,不少因中药业发家的诸葛子孙,纷纷携带大量资金回家置业,一批批祠堂、己厅、住宅被营建起来。据统计,有精致大厦200多座,两进、三进、五进厅堂共18处,庙宇4处,石牌坊3座,花园别墅2处,到清末、民国初,居民区雏形基本形成,有的沿水塘、水井而居,有的沿山、沿街巷而建。20世纪40年代,诸葛村商业中心逐渐由旧市路向上塘转移,形成繁华一时的上塘商业中心上塘。于是,逐渐形成了以大公堂为中心的血缘中心和以上塘商业街为中心的商业中心,诸葛氏逐渐成为兰溪名门望族,诸葛村也成为交通要冲。人烟辏辐,商贾云集,成为浙西重镇。1958年上塘被填,诸葛镇政府在上面修建了一批木制和钢筋水泥构造的商厦,2000年,为恢复昔日上塘商业中心原貌,又重新开挖上塘,并修复其周围的古建筑。目前,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有200多座,1996年11月被国务[4]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1-1)。居住在诸葛自然村的诸葛子孙大约3000人左右,占整个村落人口的62.5%。

新桥头自然村。新桥头自然村位于诸葛村东,与下徐村相邻,现为诸葛村的第一生产小组,现有人口154人农户48户。新桥头自然村以邵姓人口为主,据《新桥邵氏藏谱旧序》记载,自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希贤公(邵氏六世)自婺州黄碧山徙居新桥里,邵氏在此繁衍生息亦有700多年的历史。解放前是一个独立的村庄,1950年并入诸葛村。今天,新桥头村仍然保存着明清建筑6幢。

王坞自然村。王坞村位于丞相祠堂对面,王坞村以王姓为主。据史料记载:王氏人口早于诸葛氏人口在高隆岗这一带居住,当时,诸葛大狮就是从王氏人手中购得高隆岗来营建诸葛氏村落的,《高隆诸葛宗谱》中记载:“其地荒僻,惟王氏舍其傍,地亦其所有。即捐重金求得之。”由于诸葛氏在瑞二公、瑞三公时期,诸葛氏子孙屡遭不幸,让王姓人家觉得高隆岗为不祥之地,于是,举族迁居到与高隆岗比邻的王坞地界居住,始称王坞村,《宁五公迁居始末》中曾记载:时,目击者莫不指其地为大凶,王氏且避迁于今之王坞矣。从诸葛氏在此建村后,王姓迁居王坞后家族开始走向衰落,到20世纪40年代王坞村不复存在。现在,诸葛村的王姓人丁很少,只剩五六户人家。■图1-1 从天一堂俯瞰诸葛自然村

专栏1-1 村民对王坞村兴衰始末的回忆

诸葛村老人回忆,王坞村在丞相祠堂对面,20世纪40年代我们看到,有大厅前进头门,已破烂不堪、大门二边有石乌,二、三进内已是稻草盖的茅铺二座,据诸葛氏宗谱载,先有王坞村后有高隆,传说:王坞村自从诸葛丞相祠堂造起后,该姓逐渐衰退,原因是丞相祠堂是伏虎形。老虎要吃羊,王姓人为避凶,在大厅前种了一片竹林,传说虎不食竹,希望借此以遮挡老虎,该竹林直到1958年全部被毁。

唐岗村。唐岗村位于村东北漏塘的西南角,西湖塘的东北面,主要住居的是诸葛“季分”元朴堂的一支子孙。史料记载:在清乾隆中后期至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的半个多世纪里唐岗村仍然人丁兴旺,时有民居30多户,建有形制宏大的元朴堂。传说在咸丰年间,太平军在与清军作战的最后一次撤退时一把大火将唐岗村彻底焚毁。按当地风俗,火烧过的地基上不宜再建房舍,所以,居住在这里的季分派下的子孙再也没有复建,只得举家迁居到尚礼堂附近,寻求新的定居点居住下来,唐岗村从此消失,现仅存瓦砾基石等建筑物残片。唐岗村现存遗址。

专栏1-2 诸葛尚成夫妇回忆——唐岗村消失始末

诸葛尚成,男,时年89岁,原塘岗村人;老伴童银凤,时年81岁。他回忆说:

我的太公(曾祖父)诸葛绍奶住在塘岗村。当时,全村约有三四十户人家。我的爷爷诸葛品荣也曾在塘岗村住过。相传,咸丰八年(1858),“长毛”(当地老百姓对太平军称谓)曾驻扎诸葛村丞相祠堂,与清军有过数次激战,互有胜败。最后,太平军战败临撤退,一把大火将塘岗村化为灰烬。所幸村民大部分已逃出,就在尚礼堂附近买房子住下来,唐岗村就此消失。同时被毁的还有诸葛村的旧市路、丞相祠堂等。

梅家自然村。梅家自然村位于桃源山、经堂后山和北漏塘右角之间,即现在的北漏塘水库坝脚下。这里主要住居的孟分房派的子孙,由于这里地势偏僻,居民较少,因此时常受到土匪和强盗的抢劫。民国十九年(1920),居民诸葛通祥(又名琪琪)家曾多次遭到强盗的抢劫,并与同年十月十日被强盗杀死。后来,诸葛通祥家人与这里的其他住户纷纷举家前往诸葛自然村定居,梅家自然村也随之逐渐衰落。在20世纪40年代,这里依然还存留一些房屋石灰和瓦砾残片,在20世纪60年代,因开荒造田,房屋遗址被毁。

下宅自然村。下宅自然村在北漏塘东北边,是诸葛氏第二十六世岳公派下居住的地方,过去,这里不少人田产众多,而且非常富有,并建有进士厅一座。下宅村毁于何时?现已无从考查。但在20世纪50年代,下宅村尚留存有“集义堂”大厅半座、关王庙、凉亭和节孝牌坊。关王庙、凉亭和节孝牌坊在1955年兴修北漏塘水库时被拆掉;集义堂在1958年被改为生产大队的养猪畜牧场,后又改为生产大队的煤厂和干粉厂,1998年,由于村旅游开发的需要,改为旅游停车场。关于下宅自然村现在依然流传着许多传说。

专栏1-3 下宅村的传说

在下宅村的先祖母中,有一位先祖母的娘家很有钱,娘家嫁她时不仅带来许多金银财宝,连娘家的水塘和水井都一道作为陪嫁带了过来。传说北漏塘就是那时随她嫁过来的。而且,当时下宅村人也十分富有,他们中有人的田都种到了兰溪水阁殿(距今诸葛村约30华里)。现在的擂鼓山是当时长工吃饭、出工敲钟、擂鼓的地方。传说有一长工吃过早饭后,问田头老倌,到哪里割稻?田头老倌说:你的稻桶能背到哪里就在哪里割。这个长工一口气背到水阁殿百箩坵(意即可以收获100箩筐的稻谷),离下宅村约10公里处,放下稻桶一问,那里还是诸葛(时称下宅村,下同)人的田,他惊呆了。另一长[5]工摘桕子,问到哪里摘?东家说:你喜欢到哪里就在哪里摘。他一口气跑了约7公里来到龙游埠畔溪桥一家墙园里的桕子树上摘,那家人说:今年诸葛人桕子怎么摘得这样早,往年大都被鸟弹光的。

新中国成立后,诸葛村的村域范围曾发生过几次较大的变化。1950年,新桥头自然村并入诸葛村;1957-1959年农业合作社期间,诸葛村范围曾一度包括上徐、下徐、马塘、仁塘和前宅等村域范围;1960年,调整社队规模,诸葛村域范围再次缩小,仅含诸葛村自然村和新桥头自然村,从而形成今天的村域格局。全村辖7个村民小组(1981年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曾分为32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4500人,其中,农业户籍人口2800多人。

第一组,新桥头自然村,位于北漏塘下、双屋塘边和新桥溪沿岸,为原来的第一生产队。现有农户48户,人口154人,邵姓为主,只有1户姓吕。第二组,位于新开路、崇行堂周围,至祝家路一带,即原来的第2-9生产队,现有农户183户,人口549人。第三组,位于雍睦堂周围,樟坞路、上塘老街、马头颈到天宝路一带,即原来的第10-16生产队,现有农户181户,人口541人。第四组,崇信堂周围,至义泰路、龙头厅、丞相祠堂一带,即原来的第17-22生产队,现有农户164户,人口513人。第五组,行原堂周围,至上丰路、花园厅前、现诸葛中心小学一带,即原来的第23-28队,现有农户161户,人口515人。第六组,新道路、旧市路、上方塘埂至始基堂一带,即原来的第29、30队,现有农户88户,人口285人。第七组,尚礼堂周围,至石塔岗一带,即原来的第31、32队,现有农户79户,人口245人。

三、古村落的自然和人文

(1)县域经济地理

诸葛村所在的兰溪市(县级)位于浙江省中西部,钱塘江中上游,衢江和婺江的汇合处。县境东临金华市,南接衢州市,西北毗邻建德县,东北与浦江县和义乌市交界。全市总面积1316平方公里,县境东西长61公里,南北阔41公里,呈十字形。

兰溪的山形水势十分雄壮。北方群山环抱,西南丘陵起伏。东部大盘山海拔1312.1米,为全市最高峰;北部肇峰山、尖坞山海拔在950米以上;西南部多丘陵广谷,低丘陵海拔一般在80米左右。兰溪水系属于钱塘江水系,主要有衢江、婺江(又称金华江)和兰江(又称兰溪、大溪,因其波类似瀔纹,亦名瀔水)。三江的支流繁多,其中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梅溪、甘溪、赤溪、游埠溪和马达溪。兰溪人称三江五溪。兰溪位于钱塘江中上游,钱塘江中游叫富春江,溯江而上,富春江在严州府(今名梅城镇)分为新安江和兰江。兰江自南而来,上游有婺江和衢江,分别来自东南方的婺州(今名金华),和西南方的衢州,两江相汇于兰溪城关镇西南。婺江与富春江之间隔着龙门山,与衢江之间隔着仙霞岭,衢江与新安江之间隔着的是千里冈山,脉从皖南迤逦而来。兰溪县就在这三道山脉交汇之处的浙中丘陵盆地里。《光绪兰溪县志·形胜》里写道:“兰溪由金华玉壶山翔舞起伏,直走大河之滨,融结为县治。后枕层峦,前挹九峰,西北则寿昌、建德诸山,排衙列戟,周围环拱。兰阴一山,屹立横亘,近如屏障。衢、婺两港皆数百里奔流至此,汇成巨渊。”兰溪市属于季风副热带湿润气候区,年温度适中,四季分明,但冬夏长,春秋短,冬季多偏北风,夏季多东南风。据《兰溪市志》记载:兰溪市多年平均相对湿度77%;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5℃—17.7℃;多年平均降水量在1300-1500毫米之间,西部山区多于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年日照约2000小时,按月份计以7、8月最多,1964年7月达到362小时,最少为2月,1982年仅39小时。兰溪的土壤分为水稻土、红壤、黄壤、岩性土、潮土等5种土类,其中水稻土有机质含量中等,抽样分析平均含量为2.387%±0.573%,变异系数为24.08%。三江两岸砂田、培泥砂田含量较低,分别为1.52%与1.8%,在其内侧之泥质田含量较高,为2.49%。

兰溪市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农作物以水稻、三麦、玉米为主,水稻居于首位。兰溪市第二、三产业发展很快,已经成为工业化区域。2008年末,全市户籍人口65.70万人,耕地面积43.65万亩。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142.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4.0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8%;第二产业增加值89.8亿元,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为63%;第三产业增加值38.78亿元,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为27.2%。全市完成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16.1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8.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38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6]入6277元。兰溪市已经成为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县域。(2)历史上金衢盆地的经济中心

兰溪曾是浙中金衢盆地的经济中心,延续达800年之久。据《兰溪市志》记载,金衢盆地是浙江最大的盆地,衢江与婺江横贯其间,汇于兰溪为兰江。自兰溪溯衢江,小舟可至衢州,再由常山港至常山、开化,由江山港至江山。小舟溯婺江至金华,可由永康江至武义、永康,由东阳江可至义乌、东阳。顺兰江而下可至建德,沿新安江可至皖南,顺富春江而下可直通杭州。在此范围内,以水路交通为纽带,联结开化、常山、江山、衢州、龙游、汤溪(今并于金华)、永康、武义、东阳、义乌、金华等州县,以及浦江、建德、淳安等县的部分,形成金衢盆地经济区。而兰溪因地当三江之汇,遂逐渐发展成为金衢盆地的经济中心。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市),连接闽、赣以至川、广的交通,主要靠钱塘江水道。因衢江和婺江水浅多滩,大船自杭州至兰溪须改小舟,才能经衢江而南去闽、赣,经婺江而东至温、处。反之,闽、赣小舟至兰溪须换大船去临安。兰溪由是而成为南方各省贡赋的转运点,金衢盆地货物的集散地,渐趋繁荣。故旧志记:“邑虽偏小,而实当四冲。踞严之上游,职衢婺之门钥,南蔽瓯、括,北捍徽、歙,定职方者,谓之浙东要区,洵不诬也。”兰溪经济区形成之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而不衰。由于商品经济日渐发展,以兰溪为中心的经济区至民国而最盛。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杭江铁路(今浙赣线)通车,曾对兰溪水路交通造成威胁,但影响尚不大,是年《中国实业志》曾分析:“兰溪为三省通衢,铁路既通,商贩改道。差幸地处衢、严二府之中,皖、赣、闽各省与浙接壤之所,又以取道兰溪为便,尚不[7]致有一落千丈之势。”及到建国初年,兰溪经济区仍然未瓦解,尚按商品流转区域在兰溪设百货、粮食、土产、油脂、食品等专业公司,分别在建德县、寿昌县大同、遂安县(今并入淳安)、淳安县威坪、汤溪县洋埠等地设立办事处、经营组与收购站。在新的交通格局中,兰溪仍可凭借三江优势,发展成为新的浙江中西部水陆运输枢纽和经济中心。(3)县域人文传承

兰溪市历史悠久。据《光绪县志》载,因为县城之西濒溪,有兰阴山盛产兰苣,故溪以兰为名,而县以溪名。兰溪的历史在唐虞之世没有文字记载,但从境内殿山、永昌、瑞溪、石渠等处发现的多处石器时代的遗址和石器来看,早在7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兰溪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较早的记载是《吴越春秋》:“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自夏至周,兰溪都是越地。春秋属越国,战国时属于楚国,《通典》记载,“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楚[8]威王破越,尽取浙江之北地,其浙江之南地越犹保之,而臣于楚”。秦朝实行郡县制,兰溪地属会稽郡之坞伤县。西汉因之。东汉初平三年(192)分坞伤县南部置长山县,兰溪地属长山县。三国时吴于长山置东阳郡。秦汉以后,兰溪已逐渐兴旺,《兰溪市志》记载,兰溪于“唐咸亨五年(674),析金华县地始建为县,隶江南道婺州。元(朝)元贞元年(1295)升为州,明洪武三年(1370)复为县,隶金华府,民国三年(1914)废府设金华道,道尹驻兰溪,不久移驻衢县。1933年以兰溪为实验县(乡村建设实验县——作者注),翌年又设兰溪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7年撤实验县复为普通县……1985年[9]7月6日,撤兰溪县建兰溪市(县级)”。

兰溪市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著名的有徐安贞,神龙进士,官至工部侍郎。今建设乡舒元舆(791-835)是唐代元和年间(806-820)中进士,从陕西鄠(户)县尉升任监察御史、转任刑部员外郎,后来又升任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丞相。大和九年(835)十一月“甘露之变”时被宦官所杀,大中八年(854)昭雪。唐末五代诗人贯休(832-912)也是兰溪人,他7岁在和安寺出家为僧。天资聪颖,日颂《法华经》千字,过目不忘。16岁已有诗名。后来成为诗人,又擅长书画,草书尤佳,声誉布满四方。他著有《禅月集》一卷、《西岳集》三十卷,并画有十六罗汉图传世。兰溪自宋有书院,至明、清遍布四乡,有史可稽者不下20处。兰溪讲学之风甚盛,朱熹、吕祖谦、王鲁斋、金履祥、宋濂、王阳明等几位大理学家或者在这些书院里短期讲学,或者长期居住并主持这些书院。文风盛,科第成就就比较高。从唐至明清,兰溪合计有进士217名,武进士12名,举人206名,武举人22名,真是人才辈出。清乾隆年间,兰溪知县左士吉《重修云山书院记》里称:“兰之科第蝉联勋名烂于朝野者,指不胜屈。是故浙东为郡八、为县五十有四,实学名儒,巍科显仕未有出兰之左右者,猗欤盛哉!”

四、古村落的建置沿革

(1)宋元明清时期

据《兰溪县志》记载,诸葛村在宋元明清时期都属兰溪县太平乡仙洞里24都2图。

宋代时,县以下设乡,乡下设都,都下设保。以10家为一保,50家为大保,10大保为一都。当时兰溪县下设10乡,诸葛村属于其中之一的太平乡。

元代,承袭宋制。时诸葛村称高隆上宅,属太平乡。

明代,实行都、图制。按都划地分保,以定疆界;计产编图(150户为一图,笔者注),以定徭役。明代中期,随着诸葛姓氏人口的不断繁衍,诸葛姓氏在村落间开始声名远播,于是,人们逐渐以诸葛姓氏代替村名,始改为诸葛村。时诸葛村仍隶属于太平乡。

清代,推行乡、里、都、图制。乡与里并级,乡下为都,都下为图、图下为自然村。据《兰溪市志》记载,当时太平乡辖24-28共五个都,计约33图,包括现在的龙游县的罗埠镇,兰溪市的孟湖、水亭、圣山、金湖、双牌以及诸葛镇的部分村域。时诸葛村隶属太平乡仙洞里24都2图。

清末,实行区、庄制。兰溪县分为15个自治区,区下设庄。原来的一图为一庄,时诸葛村属于诸葛自治区、诸葛庄。(2)民国时期

从民国元年(1912)开始,废止明清时代的都、图制,推行村民自治,设自治区,自治区下的庄改为乡。诸葛村隶属于诸葛乡。

民国十六年(1927),实行街、村制;同年,又改为区、村(里)制,县下设区,区下面分为村(里)。当时100户以上称为里,不足100户则称为村。村、里下面称为闾、邻,其中,5户为一邻,5邻为一闾。时诸葛村隶属于诸葛区、诸葛里。

民国十八年(1929),改革县域行政区划,按一县不得超过10区的规定,将兰溪县原来的15个区并为9区,诸葛区与永昌区合并改为昌葛区诸葛里,诸葛村属于昌葛区诸葛里。

民国二十年(1931),村改乡、里改镇,全县并为5个区,诸葛村隶属于第三区诸葛里。

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推行乡、保、甲制。当时,10甲为一保,10户为一甲。诸葛里改称诸葛镇,诸葛寿标为镇长,镇下设保、甲,时诸葛镇设有1-7保。

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诸葛镇改为诸葛乡,其乡长分别为诸葛瑞康、诸葛兆鹏、诸葛佐清、诸葛萃臣、诸葛諴、诸葛希奶,诸葛乡下辖19个保。

民国三十五年(1946),诸葛乡由原来所辖的19个保合并为11个保,诸葛村为1-5保。(表1-1)(3)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初期,废除保甲制,建立乡镇民主政权,实行乡、村、组(队)制。

1949年5月,兰溪县解放,诸葛村隶属于兰溪县永昌区诸葛乡。

1950年,永昌区实行行政区划改革,由原来的3个乡划为9个乡,诸葛乡改为高隆乡,诸葛村隶属于永昌区、高隆乡,蒋德清、诸葛志根时任正、副乡长。同年,高隆乡成立农民协会,诸葛农民协会(包括新桥头自然村)下设5个农协分会。诸葛农协分会所辖范围与解放前保甲制时所辖范围大致略同(表1-2)

1953年9月,高隆乡改为诸葛镇,陈樟贵时任镇长,诸葛村隶属于诸葛镇管辖。

1954年,兰溪县在全县范围动员农民自愿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诸葛村也相继成立了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当时较早的互助组有诸葛岳培互助组、蒋树云互助组和诸葛发根诸葛满堃为正副组长的第一农协分会第九临时互助组。同年夏季,由诸葛岳培和蒋树云的两个互助组28户农户率先成立诸葛村第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随后又相继成立了“新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光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尚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新市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西湖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五个农业生产初级社(表1-3)。

1956年,诸葛镇再改为诸葛乡,乡长方士达,副乡长分别为徐卸沙、徐淑女,诸葛初级社隶属于诸葛乡管辖。

1957年春,诸葛6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下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前宅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诸葛庆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社长诸葛桃桃,书记诸葛满堃。同年秋,诸葛庆丰社与上徐、群力社合并为诸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表1-4)。

1958年春,诸葛、上徐、马塘、仁塘、前宅五个片合并成诸葛农业生产大社,社长诸葛桃桃,书记诸葛满堃。1958年10月成立人民公社,当时,兰溪县设立7个人民公社,诸葛生产大社隶属于永昌人民公社诸葛管理区。

1960年,诸葛大社改为诸葛生产大队,包括新桥头自然村,诸葛生产大队仍隶属于永昌人民公社诸葛管理区。

1961年10月,兰溪县调整公社规模,兰溪县将原来的7个人民公社划分为51个,原诸葛管理区从永昌人民公社分出,成立独立的诸葛人民公社。当时,诸葛人民公社面积26.1平方公里,辖16个生产大队、1个公社农场,4510户,17960人。诸葛生产大队(包括新桥头自然村)归属诸葛人民公社管辖,下设16个生产队;大队长诸葛水林,书记诸葛满堃。

1968年,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为适应这一高潮,诸葛生产大队管委会按照上级要求改为诸葛生产大队革委会,诸葛生产大队由16个生产队并为7个生产大组。第一组新桥头自然村,第二组原2-4生产队,第三组原5-7生产队,第四组原8-10生产队,第五组原11-12生产队,第六组原13生产队,第七组原14-15生产队,原16组被分插到各组中。

1970年,诸葛人民公社根据上级指示,为解决劳动力多、不少人出勤不出力导致管理上的混乱的问题,缩小生产小队规模,于是,诸葛生产大队又将7个生产大组分为14个生产队。

1980年,诸葛大队革命领导小组改为诸葛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隶属于诸葛公社管委会。

1981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到农户家庭独立经营。为适应这一新的土地经营方式,诸葛生产大队又将15个生产队分为32个生产队。

1982年6月,兰溪县对“政社合一”的体制进行改革,设立乡人民政府,诸葛生产大队属于诸葛乡。

1983年,诸葛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改为诸葛行政村村民委员会,隶属于诸葛乡。

1985年7月诸葛乡改为诸葛镇,诸葛村隶属永昌区、诸葛镇人民政府管辖。

1992年,兰溪县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实行撤区并乡,诸葛镇与双牌乡合并,成立诸葛镇人民政府,诸葛村民委员会隶属诸葛镇,一直延续至今。

五、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

(1)历史上的战乱破坏

战争对古村落的破坏无疑是严重的。兰溪地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明代正德十三年(1518),弘治庚戌进士、邑人郑瓘作《拓城议》,说道:“邑束衢、婺两江之水,东输于钱塘。南欲拒北,则邑为衢、婺之门户;北欲拒南,则邑为杭、严之屏障。门户破而后[10]衢、婺可攻,屏蔽固而后杭、严可守。”正因为如此,唐代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和宋代宣和初年、元代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的农民起义,都波及兰溪。据《兰溪市志》的大事记,广明元年(880)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克睦、婺两州,兰州县城除外,均为起义军控制;北宋宣和三年(1121)方腊农民起义军一部攻占县衙,毁县署;元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部将胡大海攻克兰溪;明末清初(1645)明将赵明寰及方国安等溃兵过境,大掠,随即清[11]军占领兰溪。

在《兰溪市志》中记录的对包括兰溪在内的整个婺州破坏最惨重的兵燹有两次。第一次是明清易代之际清兵大屠杀,李渔写的《婺城行》诗记清兵屠城,有句道:“婺城攻破西南角,三日人头如落雨。”第二次是太平天国战争,咸丰五年(1855)三月,太平军首次入浙,经常山,入遂安,逼近兰溪,其时守兰溪的有清兵提督张玉良、饶廷达等,但他们往来无定,兰溪守备实为民团和地主武装。咸丰八年(1858)三月,太平军翼王石达开亲率主力围攻衢州,同年,太平军攻克寿昌,兰溪民团在与寿昌交界处的要地小番岭设防,五月十五日太平军攻破小番岭,咸丰十一年四月,太平军侍王李世贤自江西入浙,攻克金华,四月二十四日攻占兰溪至五月四日,太平军基本占领兰溪全县。太平军在兰溪驻扎一年九个月,后来被左宗棠部击溃。两军对垒,战争十分酷烈。太平军尚知爱惜百姓,但守城清兵反而残暴肆虐,民怨四起。曾参与进攻太平军的许瑶光所著《谈浙》载,清兵张玉良驻兰溪时,曾“下令肆杀,老弱妇女无一得免,既杀其人,又纵火焚其居,七十里皆灰烬”。许瑶光又作《兰溪官军咏》有“蠕蠕赤子数万生,投尸江流付鱼呷”的诗句。可见清兵屠杀兰溪百姓之众。战后又连遭瘟疫和旱灾,以至于兰溪丁口到光绪三年反而比两百年前的康熙六年还少。太平天国时期,诸葛村内有大片民居被烧毁,整条旧市路边上的建筑几乎全被烧光,村中重要建筑丞相祠堂也被夷为平地,村落里的许多古建筑,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

20世纪兰溪的两次重大兵事与诸葛村相关。民国十五年(1926)1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进驻兰溪,不久即因富阳战役失利而退出。翌年1月15日,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占领兰溪。是时,东路军前线总指挥白崇禧在衢州召开军、师长会议,决定于26日集结驻衢州、龙游的部队向兰溪进攻。29日拂晓,中路军第二师向游埠攻击,第一师则猛攻洋港。经过反复冲杀,于下午2时许将敌击溃。另外,北伐军第六师、第四师由左翼同时发动进攻,与永昌和诸葛镇之敌接战,据当时师政治部主任、党代表肖劲光回忆:“攻打永昌和诸葛镇,这是一场鏖战,战斗直达第三天黄昏才将敌人阵地突破包围起来。”右翼26军并力进攻汤溪。退守兰溪城内的孙传芳见大势已去,仓皇向严州、浦江方向撤退。此役衢江两岸纵横数十里内大小村庄均为战场。加上孙传芳部军纪甚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给兰溪人民带来了灾难。

民国三十一年(1942)5月2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兰溪。在此前后,爱国军民奋不顾身,共起歼敌,较大的战斗有6次。在日本占领兰溪期间,扫荡22次,遍及全县35个乡,扫荡投放毒物59次。扫荡中有330多人遭到杀害,5020人被掳,400余妇女被强奸;包括轰炸,日军在兰溪杀害平民1600多人,毁粮2.5亿斤,毁屋20900间,[12]难民无家可归者66438人。值得一提的是,诸葛村的村落形势有利于防御,日军扫荡数次经过高隆岗下的大道,但因诸葛村落处在八座小山冈的环抱之中,整个地形像一只金盆,中间低平,四周渐高,村子如建在高高隆起的一片土岗中心的低洼处,村外八座小山连成弧形,成为天然屏障,将村庄团团围起,地势隐蔽,日本鬼子竟然没发现这里竟有这么一个居住着近3000人口的大村落,因此诸葛古村落幸免于难得以完整保存下来。诸葛氏子孙依靠祖传的九宫八阵图再一次逃过了劫难,保全了自己的村落,至今村民引以为自豪。尽管侵华日军没有直接进入诸葛村烧杀抢掠,但日军侵华期间,诸葛村仍然有部分民居被日战机炸毁。我们在诸葛村实地调查时,尚礼堂附近的村民诸葛海城(76岁)及其妻洪赛宁(74岁)回忆,“记得抗战时期有军队驻扎本村,因缺柴火把几棵大树锯掉了,很可惜,如今只保留下西湖塘边的一棵大樟树”。这是村里唯一的古林木,据说最少有500年历史,康熙年间修宗谱时的《高隆氏族居之图》中就有这么一颗树的存在,目前树围已近14米,实地勘察,需要8个高个子男人伸开双臂才能包围住粗大的树干(如图1-2)。■图1-2 诸葛村幸存的古樟树。按照兰溪市诸葛·长乐文物保护管理所的记录,诸葛村受到保护的古树名木有樟树两棵,一棵在路边,即图所示,一棵在田旁;另外在现今的诸葛旅游公司院内和天一堂还有罗汉松、园柏、安石榴、枇杷、黄莲木。但到今天,这些古林木仅存这棵古樟树了。(2)新中国古村落新生

新中国的成立给古村落注入了新的生命与活力,诸葛村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之初,诸葛村的土地改革比较温和,当地老干部称“和平土改”,因此古民居建筑并没有因此而七零八落。但“文化大革命”破除“四旧”是彻底的,诸葛村落里的古建筑及文物也遭受了又一次劫难。我们在入户调查时,诸葛海城夫妇回忆说:“文革”时,村里来了红卫兵造反,把丞相祠堂、北漏塘、徐王庙前面的三座牌坊都毁掉了。幸好当时丞相祠堂是用来做粮仓的,把祠堂内的一些雕像用泥巴封掉才得以保存下来。当时诸葛中学的近百名学生搞串连,进入大公堂想敲牛腿(梁柱上的装饰木雕),后来在当时生产队长诸葛岳培的阻止下得以保护。为了保护这些“四旧”和大公堂的圣旨牌,当时村民想出办法——都用石灰或泥巴将那些所谓“四旧”封掉糊掉,这些文物才保存下来。但是诸葛岳培家门口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1991年重修大公堂时,把泥巴冲洗出来,重现了文物原有风貌。

这段回忆后来得到了村落里很多老人的证明。两位老人提到的三座牌坊,都是青石造的节孝牌坊,一座在水口关帝庙旁边,一座在聚禄塘北岸,另一座在徐偃王庙前、积庆堂之南。这三座牌坊造得都很精美,但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了。可幸丞相祠堂等精美的建筑艺术品在“文革”中得以保存下来。这是因为:当时的丞相祠堂用作粮仓,粮食重地,闲杂人等不能擅入;另外,村民采取了保护措施,当时的许多肥梁胖柱之类的精美雕刻作品都已经用泥巴石灰封压起来,外人浑然不觉,所以这些古建筑才幸免于难。

作者曾猜想,诸葛村的诸多文物古迹得以保全,是否与血缘村落特别是诸葛亮的后裔对子女的教育和约束有关,是否与今天的村民一样,大家都熟读诸葛亮的《诫子书》,子民怀着对祖先的崇拜而保护了文物古迹。但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村民告诉作者,“文革”期间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儿子可以革老子的命,家里父母是不敢教育孩子保护文物的。应该说,诸葛氏后裔的聪明才智保护了古村落。(3)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

改革开放给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诸葛古村落犹如枯木逢春。1991年诸葛村建于元代的诸葛亮纪念堂——大公堂,因年久失修濒临倒塌。大公堂是诸葛村年代最久的,在诸葛村十八厅堂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诸葛村诸葛亮的后裔用以纪念先祖活动的纪念堂。由于当时集体经济还很薄弱,无力支付几十万元的维修经费,村干部召集部分老年村民和退休、离休在家的老同志商讨办法,倡议成立了“修理大公堂理事会”。理事会由村干部、村民代表、退休教师、离退休干部等20多人组成。他们向全国各地工作的诸葛后裔和侨居海外的诸葛后裔发函募捐,同时也由村委会动员村民自愿捐款,在理事会的努力下共筹资金18万元,1992年大公堂即抢修完毕。这种家族的向心力和群众性的民间赞助募捐形式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当诸葛村“大公堂理事会”在抢修大公堂的时候,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等正在考察建德新叶村,经同事介绍来到诸葛村。在诸葛村大公堂理事会等一些老同志的协助下,陈教授带领清华大学的二十几位学生在诸葛村调查考察了一个多月。同时呼吁市政府赶紧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引起了兰溪市政府的重视,着手对诸葛村开展保护工作。1992年,兰溪市经过文物普查,将诸葛村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市历史文化名村,成立了由市政府、文化局、镇、村干部组成的“诸葛村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的协调下,政府下文将原粮站用以办酱油厂的丞相祠堂归还诸葛村。1996年12月,诸葛村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请过程中,陈志华等人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至今诸葛村民仍非常感激他们。

诸葛村纳入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诸葛村成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兰溪市诸葛·长乐文物保护管理所。保护所的成立,标志着诸葛村的文物管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专栏1-4)。

专栏1-4 诸葛村的文物管理

1997年7月1日,兰溪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兰编〔1997〕22号文件,正式同意成立兰溪市诸葛·长乐保护管理所,为正科级全民事业单位,人员编制3名,经费由财政全额拨款,关系挂靠市文化局。1997年,市文化局任命诸葛建新为文保所临时负责人,后又任命郎会诚为负责人。1998年任命胡庆元为临时负责人。1999年5月,兰溪市委宣传部下文任命钱镇祥为文保所副所长(主持工作)。2002年8月,兰溪市委宣传部下文任命钱镇祥为所长。1997年兰溪市文化局成立了由副局长陈道华为组长的文物保护工作组,为时两个月,到10月底结束。

文保所主要职责是: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有关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政策;制订文物保护计划、总体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做好文保单位的“四有”工作;制订并实施文物保护维修方案;充分利用文物资源,开发开放文物景点;负责文保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承办上级文化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资料来源:时任所长钱镇祥先生提供的有关保护管理机构的记录。

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之后,划定了诸葛村保护范围:以诸葛村现存古建筑分布范围制定重点保护区,并设界桩。东1号界桩至10号桩止;南10号界桩至20号桩止;西20号界桩至38号桩止;北38号界桩至1号桩止。诸葛村建设控制地带:东起果合山、太公山、擂鼓山山脊止;南至北漏塘堤外50米,至经堂后山、祖宅山山脊止;西起老鼠山、老鹰嘴山山脊止;北至寺下山山脊、高隆岗、果合山脊止。文物保护管理所还对诸葛村文物保存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确定保护建筑,同农户签订保护责任书。可见,新时期,诸葛村的保护和开发进入了规范管理阶段。

我们还从文物保护管理所了解到,1990年代以后诸葛村的文物保护和修复情况:1988-1990年属崇信堂房派的村民先后筹资5万元对崇信堂进行维修;1990-1992年村民自筹15万元维修大公堂;1992年开始,诸葛村成立了以县、镇、村干部组成的文物管理领导小组。1986年村民筹资1500元修尚礼堂;1992-1994年,村里筹资50万元修丞相祠堂;从1994年开始,正式成立了诸葛村文物旅游管理处,诸葛方诚为主任。2月9日,正式对外开放,门票每张3元。1995-1996年,筹资18万元修雍睦堂;1997年兰溪市文化局出资2.8万元修建上八字门,出资20万元修建了三顾堂(义生昌)。1997-1998年,筹资32万元修大经堂;1998-1999年,筹资81万元修天一堂;1999-2000年,筹资30万元修下当店。2001-2002年,诸葛村委会筹资1000多万元重挖上塘,并对边上的古建筑进行维修,恢复了红石板路面,后又恢复了下塘路红石板路面。2001年国家文物局拨款30万元重修文与堂,设计人张书恒,施工单位临海市古建筑公司。同时,诸葛村把丞相祠堂、大公堂、天一堂、大经堂、雍睦堂等祠堂和民居经过整理后于1994年起逐步向游人开放。2003年,成立了兰溪市诸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诸葛坤亨(兼任诸葛村党支部书记)。

此后,诸葛村经济社会走上了科学发展之路,成为农业、工业、旅游和服务业共同发展的村落。2004年,全村仍保留耕地1189亩;农民自办工业90多户,其中产值过500万元的规模企业两家;2004年,诸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接待游客超30万人,门票收入496万元,2005年超过500万元。旅游业带动了村落里餐饮、中药、特色旅游制品等服务业的发展,现在全村经商农户500余户。经济快速发展使村落具备了自我保护、开发的经济实力,2005年,村集体投入300万元进行古建筑修缮、恢复部分有价值的传统建筑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诸葛村已名满天下。如今村落保护和旅游管理已趋于良性循环,形成了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以旅游的收益促进了古村落的有效保护。可以认为,诸葛村为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并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了样板。(4)古村落的研究及价值

在诸葛村保护与旅游开发中,古村落研究成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以及清华大学古建筑专家陈志华教授及其所领导的乡土建筑课题组的研究。

第一,“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关于诸葛古村落研究。1993年10月和1997年10月,诸葛村承办了第七次、十次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这是迄今为止,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14次会议中的两次以诸葛村研究为主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是诸葛古村落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两次针对诸葛村的专题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00多篇,其中收入论文集的有80多篇。分别以《诸葛亮及其后裔研究——全国第七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和《十论武侯在兰溪——全国第十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论文选》为书名,由新华出版社(1994)和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这些论文,从诸葛亮后裔入浙的历史及其繁衍、诸葛村的构建与布局、民居建筑特色、中药文化、商业文化、科举文化等各个不同角度和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徐国平从村落布局、李秋香从建筑角度、何百川的从思想对经济文化作用角度探讨了诸葛村;张崇琛论述了诸葛氏家族的文化传统,徐国平探讨了诸葛亮后裔商业意识的形成和诸葛村商业中心发展的原因及作用,诸葛志、郎会成探讨了诸葛家族文化,拓宽了研究的范围和视野。另外,在其他地区召开的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也有关于诸葛村的研究成果,比如:199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召开的第九次研讨会上,学者们从家族文化、诸葛家族来浙的原因、条件等方面对诸葛村、诸葛氏家族进行研究和考证;2005年在山东临沂召开的第十四次研讨会上,何百川、胡汝明分析了诸葛亮后裔聚居浙江兰溪的前因后果及诸葛村发展阶段;陈建亮、诸葛坤亨介绍了诸葛各厅堂庙宇的对联、祭文;杨玉春、于鹏飞(2003)论述了《诫子书》包含的德育思想以及对现代德育的启示;白木(2004)分析了诸葛亮祖籍山东沂南阳都、客居地襄阳隆中、诸葛后裔在浙江兰溪;贾维钦、王树仁(1998)论述了诸葛亮教育思想及其对发展教育事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清华大学古建筑专家陈志华教授及其所领导的乡土建筑课题组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对诸葛古村落的保护以及旅游开发功不可没。(1)首次出版了诸葛村研究专著。1996年2月,陈志华主笔的乡土建筑《诸葛村》由台湾汉声杂志社出版,分上下两册。之后,重庆出版社于1999年7月又出版陈志华的《诸葛村》,2003年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古村落》系列丛书,再次出版了《诸葛村》一书。(2)对诸葛古村落的乡土建筑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成为乡土建筑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诸葛古村落是浙江古文化的三大标志之一,它虽历经了岁月沧桑,但在历史的风雨中依然散发着特有的魅力。《诸葛村》一书,从乡土建筑的角度切入,对诸葛村的选址、卜宅、风水及其保护、村落环境的创造、村落布局、结构等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这些内容也成为本课题的重要借鉴。(3)促成有关方面加强了诸葛古村落的保护和旅游开发。1996年9月,受兰溪市人民政府委托,清华大学建筑系完成了诸葛村的保护规划。

这些研究对诸葛古村落的保护、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必将为诸葛古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古村落经济社会变迁提供了借鉴,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释:

[1]明清两代称由府州县按时发放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

[2]徐国平、陈星:《诸葛村落布局与八卦阵图关系考略》,见《诸葛亮及其后裔研究》,第57页。

[3]引自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合著:《诸葛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4]本著引用他人摄影或绘画作品都作特别注明,以表示感谢;其余未署名的图片都是作者实地考察时拍摄。

[5]桕子,乌柏树,落叶乔木,夏日开花,黄色,种子外面包着一层白色脂肪叫桕脂,可以制造蜡烛和肥皂,种子可以榨桐油,是我国特产植物的一种。

[6]数据来源:兰溪市统计局《2008年兰溪市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兰江导报》2009年4月1日。

[7]引自兰溪市志办:《兰溪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3页。

[8]引自兰溪县地名委员会编:《浙江省兰溪县地名志》,第14页。

[9]兰溪市志办:《兰溪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0]引自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合著:《诸葛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1]参见《兰溪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12]引自《兰溪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页。

第二章 诸葛村的布局结构和新建设

诸葛村村落结构布局体现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等级秩序。村落布局结构清楚,村落景观多样而优美,既有鳞次栉比的古建筑群,又有环水塘而建的古商业中心。村中水塘波光粼粼,竹木茂盛,巷弄纵横,错落有致,村落轮廓线条丰富而优美,全村形成了一个变化丰富而统一的整体。

一、古村落的基址规划

诸葛村落的基址规划不仅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的风水理论,而且村落的规划布局注入了许多现代环境学、建筑学方面的元素。古村落环境优美,景观多样,而且布局合理,结构清晰。

风水理论认为,自然地形、地貌和地物能够决定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凶吉祸福。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这是风水理论中宅村、城镇基址选择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格局。具备这些条件的环境和空间,是非常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态和小气候的。背山可以屏挡寒流,面水可以接纳凉风,朝阳可以争取日照,近水可以便于交通、灌溉和生活,缓坡可以避免淹没之灾,植被可以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提供经济林木收益和燃料能源。这样一种良性的生态环境,自然也就成为适合人居的吉祥福地了。

诸葛氏族非常乐于把宗族的兴旺与村落保留至今归因为当地的风水。陈志华教授认为: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宗族的团结是宗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而造成宗族成员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前提是培养他们对土地的眷念,其中最为有效的办法是依靠迷信,风水就是适合这种需要的一种自然崇拜。其实,即使在今天的工业社会里,风水仍然被许多人所信奉。在这里已经与对土地的眷念和宗族成员的认同与归属感没有什么关系,有些人不过是盲目崇拜,有些人则是对美好的人居环境的向往,更多的则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处之。

诸葛村的村落基址规划,称得上是形势宗堪舆家的理想模式。从大处说,它是丘陵边缘最后一处冈阜起伏的地方,而冈阜起伏正是形势宗风水的基本依托。它西北高而东南低,背靠山峦而面临溪水,这是形势宗所追求的“天地之势”。诸葛村周围丘陵起伏,村内有一小冲积平原,地势为南高北低,大多民居都顺地势面北而造,该村左峙砚峰山,右屏玉华山,在选址上做到明堂开敞,前有对景(翠屏山),后有依托(岘山),水路环抱,干湿适宜,符合古代风水观念,适宜村民居住。康熙五十年(1711),进士诸葛琪为宗谱写了一篇《高隆族居图略》,详细叙述了诸葛村的风水。他写道:

吾族居址所自肇,岘峰其近祖也。穿田而峡,起帽釜山,迤俪奔腾前去,阴则数世墓垗,阳则萧、前两宅也。从左肩脱卸,历万年坞殿,蛟龙既断而复起峙者,寺山也。从此落下,则为祖宅住居。旋折而东,钟石阜浦塘之秀,层冈叠嶂,鹤膝蜂腰,蜿蜒飞舞而来,辟为高隆上是宅阳基,其分左右而直前者下宅也。开阳于前,为明堂则菰[1]塘畈敞;环绕于境,为襟带则石岭溪清也。夫且复夹诸山峦,四望四合,以龙山桥堰为水口捍门。昔之人欲于此高建浮图,卜休恒古,窃有志而未之逮也。生于斯,聚于斯,家庙庐舍恒于斯,惟我上宅始迁祖宁五公斩荆辟土,启我衣冠而永之,古绳绳蛰蛰,克有今日也。

从小处说,诸葛村落是一个由小山丘封闭围合的完整的小环境。作为纪念诸葛亮的大公堂处在村中央的“龙穴”上,它背后有“少祖山”——寺山、“镇山”(主山)——大柏树下。它的前面有“案山”——桃源山(又称经堂山背),有八九公里外的“朝山”——乌龙山,钟塘是它的“小明堂”。大公堂的朝向是南偏东四十度,它纵轴线正好与少祖山、镇山和案山的连线重合。大公堂、少祖山、镇山、案山向西北远处不偏不倚正对天池山主峰。外形整齐的天池山主峰是诸葛村的祖山,石岭溪即发源于此。岘山是近祖山,寺山是岘山余脉。以大公堂为中心,左右各有两道“护砂”,除了一道为“蝉翼”砂外,“青龙”、“白虎”两砂脉络不断,向南偏东方向蜿蜒伸展一公里多。两者之间的空地宽约七十公尺上下,形成“中明堂”。在村子东南方的“龙虎相会”处,也就是“中水口”筑堰拦蓄了一口大水塘即“北漏塘”,以应水口“关锁不漏”之意。中水口之外是广阔无垠的稻田,这就是“大明堂”。守在大明堂口上的第一个重要的村落,就是文风很盛、文运亨通的菰塘畈村。向南将近10公里外的乌龙山下的龙山桥堰是诸葛村的“大水口”。诸葛村的房屋就分布在从丞相祠堂所在处的“小水口”往里两侧护砂的山坡上(见图2-1)。谷地中的明堂则保留为农田和水塘。村东的高岭溪异常曲折,风水上称之为“九曲水”,主大富大贵。■图2-1 原图绘制于陈志华等著的《诸葛村》一书

所以,陈志华教授总结说,“诸葛村的格局是:左有石岭溪,右有高隆市,前有北漏塘,后有高隆岗。这是一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守中’的风水格局。《阳宅十书·论室外形第一》说‘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他还说据形势宗堪舆家的“喝形”说法,诸葛村的地形是“美女献花形”。大公堂在子宫的位置,丞相祠堂在阴户的位置,二者之间的白酒巷是阴道,造得笔直。这里的风水有利于子孙繁衍。如遇旱灾,村中水塘都可以戽干,独有丞相祠堂前[2]的聚禄塘的水不许戽干。

二、古村落的人文景观

田园山水之乐“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应当是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避开风水不论,诸葛村的环境空间也是十分理想的,它的东、西、北三面环丘,南方则有开阔的水田和水塘,既能阻挡北下的寒潮,又能躲避洪涝的侵害,十分方便生产、生活。从东南方向入村,在淡淡的烟雨中,在夕阳或朝晖之下,诸葛古民居便与周围的山、水、林、竹、云烟、雾霭等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秀丽清新的江南山居图。村落格局中从明代起就有了人造“高隆八景”(见图2-2),更是化解了山水形势的缺陷,增加了基址内景物的观赏性和标志性。

从图2-2中看(长方形方框),八景散布在诸葛村周围的山冈上,由西北、向东南依次为:岘山夕照、翠岫晓钟、双景灵泉、南阳书舍、石岭祥云、西畈农耕、菰塘霁月、清溪夜碓。根据《诸葛村楹联诗词选》中的注释,高隆八景的具体位置是:岘山夕照的位置应在帽釜山脚下,已毁的杨柳殿东面靠水塘的三叉路口;翠岫晓钟在今寺坞石埠岩老鹰嘴下,原有的翠峰寺也位于此处;双景灵泉的遗址在现今泉景畈附近,凉亭山北边,有几处泉水眼冒出的地方至一口方井中间的青石板路桥上;南阳书舍是诸葛村八景之首,藏书很多,位置处于今汽车站后面靠近小河沟通往石灵溪的小青石桥南边的古杨树下;石岭祥云的旧址在今石岭桥东首,靠近高隆岗东北角,距诸葛村约1公里;西畈农耕地处诸葛村西边,在今龙山堰东北即新塘下坡;菰塘霁月应在北漏塘下,双合塘边,原文昌庙也位于此处;清溪夜碓在今下水碓村西北,张家桥南,白象山溪边,现“石娘娘”坐像东南边古樟树下。可惜,这些景点都不复存在了,后人们只能在它们的遗址上发思古之幽情,在“爷爷的故事”里或古人的诗词里品味原有的优美环境和乡绅们的雅致情趣。■图2-2 来源于:《诸葛氏宗谱·卷之首》

八景的题名既反映了诸葛亮的后裔纪念先祖的情思,又包含了诸葛村的乡绅阶层对隐逸田园生活的追求。所谓乡绅,是指乡间的绅士,即富裕而兼具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在乡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就做好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可进可退的思想准备,诸葛氏族也不例外。明正德年间,诸葛村里的诸葛轩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隐居不仕,以诗文自娱,而又擅长丹青。宗人诸葛渊赠他一首诗:“武侯云裔著方声,结屋林间了此生。流水一湾巢父志,清风半榻伯夷情。香烧柏子烟初度,琴弄梅花月正明。只恐蒲轮门外到,重重云影锁莲瀛。”

今日诸葛村民仍然以“耕读”传家。勤耕苦读其实也包含着进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积极进取获得功名;一方面是消极的闲逸生活,终老天下。即使功成名就者也大多要告老还乡,加入隐逸者的队伍。而隐逸者一定会在田园生活中发现和创造美,吟咏陶醉其间。明正德至嘉庆年间(1506-1566)乡间文人雅士经常访问诸葛村,以高隆八景为命题吟诗赋词,《诸葛氏宗谱》里记录了一批这样的诗,流传至今,极富诗情画意,现将吟咏每景的各选几首转录于下:

岘山夕照

云间天淡淡,红抹小楼西;返照前山碧,余晖归鸟啼。一廉光已半,百丈影初低;望尽江城暮,东明月满溪。——汪鲁泉

数朵芙蓉紫翠连,无边清景夕阳天;余晖掩映云屏外,倒影斜明锦树巅。负担归樵寻旧径,认巢飞鸟人轻烟;须臾皓月生沧海,人在楼东拂锦笺。——诸葛文雍

翠岫晓钟

古寺青山外,疏钟晓雾中。渐催沧海日,遥度白云空。隐隐清随梵,铮铮韵细风。不知高卧客,幽梦几回通。——陆凤仪

半山梵宇住烟霏,隐隐钟鸣出翠微;响逗残云来远岫,声传清曙到扇扉。日升东海金轮涌,月挂西林玉镜归。欲唤世间尘梦醒,却教万井见朝晖。——诸葛{鱼(左)鱼(右)}

双景灵泉

双龙盘地纪,润世亦无穷;玉氅桐阴覆,银罂雪乳溶。风雷轰白日,紫翠拂晴虹;客有丹砂问,知君是葛洪。——吴文华

步人仙源小洞天,忽开双井贮漪涟;停将草密云生处,来自槎浮日出边。漫送落花归别涧,频滋芳稻长腴田;最宜三月流觞者,取醉能敲诗百篇。——诸葛鲤

澄彻清源两鉴开,寿人真脉自天来,甘芳若有砂精涌,寒洌疑为橘液胎。——章拯

南阳书舍

花竹绕庭除,图书万卷余;云藏扬子宅,人识卧龙居。景物随游惬,江山入望舒;悠然栖息者,谁羡武陵墟?——陆凤仪

岗上当年起卧龙,羡君今日继遗踪;助成竹园清阴满,拟作茅庐秀气冲。俊杰元来能识务,诗书亦是可摧锋;居中果若纡筹策,准逐春雷奋九重。——周京

忆昔南阳有卧龙,如今遗迹许谁同;春风绛帐频施教,夜雨青灯好功课。坛杏飞红铺砌畔,泮芹分翠人轩中;朝经暮史伊吾盛,习习文风播浙东。——王以彰

石岭祥云

层积莲峰上,霏微瑞气;纷纷初散绮,郁郁渐成章。抱石千重合,翻风五色扬;晨昏看变化,风翥共鸾翔。——诸葛文雍

天上祥云触处生,明时一望岭头横;非烟非雾芙蓉丽,如凤如鸾锦绣呈。想是太平应有象,原来山泽岂无情。轮困间出须臾敛,遥映西湖识者惊。——诸葛炜

岭上云龙石一拳,氤氲非雾亦非烟。完年瑞气扶红日,五色祥云绚碧天。风引每随春草动,雨余长护绿苔鲜。金枝玉叶轮菌好,宝盖时擎玉帝前。——王以彰

西畈农耕

百亩西畴近,一梨春雨耕。泥融风自暖,烟破水初平。稻香迎秋熟,新醪对客倾。心田多种谷,他日播苍生。——汪鲁泉

平坡日暖趁牛眠,草洒西郊水满田;荷笠锄翻三月雨,披蓑犁破一春烟。农耕东作方兴日,稼熟西成大有年;击壤歌谣逢治世,含哺鼓腹乐尧天。——王以彰

清溪夜碓

山郭空烟积,溪舂独坐闻;流声催夜月,传响隔秋云。迢递寒砧应,凄清静籁分;亦知晨饷者,井臼不忘勤。——诸葛文雍

脉脉幽泉出石泷,清流万丈透长虹;春风水急轮旋转,夜雨人闲碓自舂。捣碎稻粱成玉粒,簸余糠米满银笼;溪声杵韵相嘈杂,讶是神龙斗碧空。——诸葛卿

清泉一曲抱溪流,晚碓沿溪响未休;水势东来轮泼泼,月明西下杵悠悠。烟笼石臼人声静,风捣沙涯夜色稠;一饭不劳炊已足,野怀真兴更何求。——王道广

邻女舂寒未肯休,水声相杵杂泉流。研精不费人为力,细洁元从石臼揉。晚霁自能共雅趣,月明犹可伴清幽。何当移入蟾宫内,玉兔分功素秋。——周京

菰塘霁月

菰塘初雨歇,景色夜如何?云净开琼宇,池空泻素娥。全波凝太液,桂影拂天河;何日乘牛渚,寻君发浩歌?——吴文华

路人菰塘夜转深,一轮明月到天心;蟾光蛟洁通宵好,桂影婆娑匝地阴。素魄涵波疑浸玉,清光醮水恍浮金;广寒宫里霓裳舞,欲叩嫦娥听好音。——王以彰

高隆八景的创设以及乡土文士们游玩吟咏,无不折射出和平时代在乡知识分子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以及对浓郁的田园美、山水美和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围绕高隆八景还留下一些传说。诸葛村的西南方向有座翠峰山,在山峰的老鹰嘴岩下建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寺庙——翠峰寺,其地名亦称寺山叶。由于此处历史上山林茂密,郁郁葱葱,自然风光优美,幽静怡人,因此,早在明代正德年间,亮裔们就将它辟为“高隆八景”中的一景,美名“翠岫晓钟”。传说该庙宇香火极盛时期僧人多达300余名,因当时庙风严重不正,僧人不守清规,于清雍正年间被当地官兵愤而焚毁。生长于兰溪盂湖乡夏李村伊山头的著名大戏剧家、戏剧理论家李渔创作的《双珠球》,其剧情故事就取材于翠峰寺发生的事件。

诸葛后裔对诸葛八景的造景和涵义领悟十分深刻。在全国第十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上,诸葛亮五十代裔孙诸葛子房发表《诸葛八景名胜浅析》。他写道:

……概言之,高隆八景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有内涵丰富的形象美。纵观高隆八景表述,从岘山夕照、石岭祥云、翠岫晓钟、双井灵泉、西畈农耕等景观,我们可以分别看到奇秀的山峦岗岭,形象独特的山石,茂密葱茏的山林,明澈清幽的流泉,霞光美妙的夕阳,繁忙壮观的春耕图……如此等等,像一幅幅生动形象、特征鲜明的长长画卷,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从地域上看,涵盖了诸葛村的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从时间上看,包括了春夏秋冬,古往今来;从空间上看,涉及到天上地下,高山溪流。

第二,有准确精炼的语言美。高隆八景用语准确贴切,生动形象,采取四个音节的形式,叫做“四字格”。高隆八景名胜的四字格,是—种重要的修辞手段,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具有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例如石岭祥云、菰塘霁月,其中的“祥云”、“霁月”所表达的意境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准确而又鲜明。又如岘山夕照、翠岫晓钟、清溪夜碓、双井灵泉等等,也都是极其准确、鲜明、生动、美妙的语言。

第三,有诗情画意的艺术美。在高隆诸葛的历史上,有周京、王以彰、诸葛文雍、诸葛鲤等四位古代诗人为高隆八景题诗。也有不少画家曾为高隆八景作画,他们以画家敏锐的眼光捕捉娇美的高隆山水名胜,又以诗人美好的心灵赋予高隆八景以豪放的感情色彩,因而创作了许多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作品,给人以极深厚的艺术感受。仔细读一读四字格的高隆八景名胜景名,想一想其中的意境之美,就不难发现这些景观名称,确实是一句句四言诗,也是一幅幅风景画。真可谓“兼诗人画家于一体,融诗情画意于一炉”……可见高隆八景名胜蕴含其中的美好思想内容,同完美的表现形式相统一,就构成了强烈的艺术美,成为引人入胜的艺术珍品……总之,诸葛村基址规划讲究,民居依山傍水,风光秀丽,人文景观和名胜古迹众多,山水胜景的自然美与明清建筑、文物古迹所显示的人工美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诸葛村落风景名胜所特有的风格。

三、古村落的空间布局

诸葛村坐落在几条山冈上,它们自西北至东南走向。为了不占农田、水塘,也为了保存风水上的“明堂”,房屋多数建造在山坡上,因此,村子的主要脉络是顺着冈阜延伸的。高隆《诸葛氏宗谱·卷之首》里附有《高隆族居之图》(见图2-3)。我们结合实地观察再看这幅图,可以看到诸葛村落仍然保持着原有空间布局风格。

钟池是诸葛村落的几何中心,村落围绕中心钟池。钟池一半是水塘,一半是陆地,构成了鱼形太极图。《易经》上说东南为阳,西北为阴,再加上有“天圆地方”之说,因此水塘的边缘是圆形的,陆地的边缘呈方形。在陆地边沿有一口井,表示阴鱼的眼睛,对面水杉树下的水井表示阳鱼的眼睛。村落民居沿八条弄堂呈放射状向四周辐射,把这座明清建筑群分为坎、艮、震、巽、离、坤、兑、乾八个部位。小巷之间有窄弄横连,巷弄之间千门万户,星罗棋布,巷道近钟池处较直,往外则稍有曲折,小弄纵横相济,似通却闭,似连却断,虚虚实实,整个布局犹如一张蜘蛛网,又宛如一座迷宫。陌生人贸然进村,常常不得其道而入,不得其径而出,盗贼到此,往往束手就擒。

紧挨钟池北沿的大公堂庄严肃穆,大公堂门前的刁斗旗杆清晰可见,它与钟池西南边上的大宗祠(丞相祠堂)一道,构成村落里的两个礼制中心。丞相祠堂东面围墙边紧挨着聚禄塘,至今水色清澈;丞相祠堂南面正对着北漏塘,紧靠北漏塘是一条由西向东的大道。这是诸葛村南的一条进村大道,一直沿用至今。大约北漏塘边与关帝庙(已毁)和凉亭(已毁)之间,现在是旅游者进诸葛村的入口处。顺关帝庙遗址向北有一条道路,沿这条道路北进,顺次经过北漏塘,斜到丞相祠堂前的聚禄塘、王坞,再到乡会两魁、进士第、下塘、上塘。上塘曾经是商业中心之一,在上塘周边的建筑有尚友堂、敬施堂、谦益堂、宁远堂、崇德堂,沿敬施堂向右是著名的“马头颈”(一条湾道犹如马脖子的狭窄道路),顺马头颈过正心堂、太元堂向东出村,再向东边就是今天的诸葛镇的街道。目前旅游者进出诸葛村,基本上沿这条道路。两条大道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街道。这两条大路和一些次要街道大多平行于等高线,垂直于等高线的,则多为小巷。■图2-3 高隆诸葛氏族居之图,来源于《诸葛氏宗谱·卷之首·族居略图》

由于选址在丘陵地带,居民生活、防火用水等都十分缺少。为改变这一局面,各房派、各厅堂都在各自居住的地方挖塘蓄水,从而形成了众多池塘。现今重要的水塘有上塘、下塘、洪义塘、聚义塘、聚禄塘、北漏塘、钟塘、上方塘、西坞塘、墙园塘、药店塘、场塘、新塘、花园塘、天宝塘、樟坞塘、祝家坞塘、王坞塘,合称“十八塘”。这些水塘保证村民生活用水、灌溉、防火和调节小环境气候,也是村落园林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每到傍晚村民都要到屋前的水塘里淘洗蔬菜和衣服,犹如一幅幅农家乐的山水画(见图2-4)。■图2-4 上塘的傍晚

诸葛村的村落布局精巧奇特,明显呈九宫八卦形,与诸葛亮的八阵图相暗合。村落处于八座小山包围之中,从高处看,八座小山基本上连成弧形,相连处恰是八卦的八门,八座小山既是天然屏障,又似八卦的方位。外围则群山起伏,秀丽壮观。钟池处于村落中心,极似太极阴阳鱼图:大公堂前右侧为水面,仅陆处为一口古井,左侧崇信堂空基伸向池中;向外辐射的八条小巷以及其间的窄弄似连非连,纵横交错,从总体上看恰是一张蜘蛛网(见图2-5)。这种围绕钟池中心空间分布建筑群,道路呈放射状,构成九宫八卦形。这在中国是孤例。看到八阵图,我们不禁会想起诗圣杜甫“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千古诗篇。

村落的设计布局具有较强的安全防卫功能和较高的实用价值。村落地处四面环山且又水源充足的高隆岗上,隐蔽于茂林修竹中,局外人很难发现;村外八座小山成为天然屏障,既可抵御自然灾害,也可抵挡箭失流弹。村内建筑千门万户,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妙,巷道纵横交错,呈似连非连、半通不通之势,对九宫八卦、八阵图有曲尽奇妙之功。陌生人贸然进入,往往不得其门而入,不得其径而出。村落选址布局考虑之周密,揉合了阴阳八卦理论和模仿八阵图的巧妙布局技巧,体现出高超的堪舆技术。

由于村子范围广阔,在这范围里又有八座小山和大片谷地,丘陵上荫翳着林木,谷地里闪烁着池塘。村子坐落在它们中间,被山脊、陡坡和水塘分割成断断续续的几块,巷弄曲曲折折,道路上上下下,许多巷弄由于通过陡岩、岭脊,分布着大量的石台阶。巷弄不长而曲折,景随步换,往往转一个弯,就走到了陡岩、岭脊或水塘边上,景象立刻大变。村落景观变化之多,变化幅度之大,在浙西、赣北、皖南一带都是少见的。村落与地形地貌的巧妙结合,形成美丽潇洒的村落景观。

诸葛村落不仅宏观布局神奇玄妙,而且其古民居的空间布局同样深具魅力。兰溪市博物馆陈星先生在《略论诸葛村民居的空间形态》[3]一文中提出了“诸葛村落的生存空间、伦理空间和审美空间,互相关联,互为依存”的观点。他认为:诸葛村的生存空间或者说地形、地貌等要素是自然形成的,是人工难以改变的,但诸葛村民却在他们选择的理想生存环境的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伦理空间和审美空间;而诸葛村的伦理空间最引人注目的、最华丽最讲究的是村里的一些礼制中心——宗祠建筑;而诸葛村民的审美空间表现为热爱自己美好的田园生活,在劳动、生活中积极创造,把自然环境中的山川岩石、树木花草、夕月朝晖、霜晴雨雪等,作为人们愉快欣赏和讴歌的审美对象。■图2-5 诸葛亮后裔聚居地村落布局示意图

四、古村落的聚落结构

诸葛村落结构方式,主要是团块式的,以一个房派的成员的住宅簇拥在这个房派的宗祠或者“祖屋”的周围,由这些团块再组成村落,这充分体现了血缘村落宗法组织关系。

诸葛村住宅区分为四大片:一片在钟塘四周和大公堂、丞相祠堂之间的白酒坊。白酒坊地形平坦,街巷整齐,位置显要,是诸葛村最早的部分。从总体上说,这片住宅型制比较高级,细部精细,质量最好,而且也较古老。另一片在雍睦路和下塘路,这一片呈带形,循等高线发展。第三片在旧高隆市的东侧,背靠向西的“老鼠山背”,也呈带形,北段的平地比较大,南端有尚礼堂一端的建筑群。第四片为马头颈、上塘以西一块。其他的住宅区都比较小,零散,数量少。第四片为商业街道和商业中心。

诸葛村的诸葛氏从安三公的三个儿子原五公彦祥、原七公彦襄、原九公彦贤起分为孟、仲、季三分,按三分进行团块组织。(1)孟分大多聚居在大公堂和丞相祠堂附近,大部分民居围绕崇信堂这个中心而建,道路也以崇信堂路命名。敬恕堂、敦厚堂、怀德堂、致和堂等私己厅都建在它的四周。(2)仲分大多聚居在村子的东北部,雍睦路和下塘路一带,以雍睦堂为中心,主要道路亦以雍睦路、下塘路而名,四周分别建有进士第、乡会两魁、明德堂、日新堂、大经堂、友于堂等建筑。(3)季分则大多聚居在西部高隆市和“老鼠山背”,中心是尚礼堂,主要道路以旧市路命名,周围重要建筑有文与堂、春晖堂、听彝堂等。“彦祥、彦襄、彦贤三位都生于明初洪武年间,因而大致可以推断,诸葛村的三大片结构,在明代上半叶或者中叶就已经形成[4]了。虽然以后渐渐有互相插花的情况,但大关系没有变化。”一般来说,各房派成员的住宅大多造在本派厅的附近,形成以厅为核心的团块,这种结构方式在浙西比较普遍。但诸葛村的特点是,有些团块的形成是经过规划的。还有一种团块以“祖屋”(香火堂)为核心,这种团块是以小宗祠为核心的团块之内的次级团块。

按照“三代为厅、五代为堂”的原则,孟、仲、季三分往下又分成几级房派,多数房派有自己的小宗祠,称为“厅”或“小厅”。各房先后兴建了颇具规模“十八厅堂”。它们是:崇文堂、崇行堂、崇忠堂、崇信堂、崇德堂、仁德堂、余庆堂、崇义堂、尚义堂、泰和堂、雍睦堂、尚礼堂、为政堂、积善堂、里仁堂、尚书堂、尚数堂。除此之外,诸葛氏各房派下面还建有“私己厅”十八座。它们是:春晖堂、行原堂、射堂厅、高明楼、大经堂、日新堂、小宗祀、大伦堂、始基堂、光大堂、光裕堂、光启堂、佑启堂、光玉堂、绪新堂、滋树堂(花园厅)、三荣堂、太元堂(表2-1)。这大小“十八厅堂”现保存较好的只有十一座了,即大公堂、丞相祠堂、崇信堂、尚礼堂、雍睦堂、春晖堂、文与堂、燕贻堂、敦复堂,另有滋树堂、行原堂、三荣堂尚存遗址,其他都毁坏了。

诸葛村的上述厅堂都是礼制性建筑,其型制具保守性,模式化程度较高。全村的厅堂通常都是三开间的明清古建筑,大多由门屋、祀厅和供奉神主的“寝室”组成前后三进,外加账务、厨房之类的附属房。其小环境背靠高地,前有明堂(开阔地或水塘、水井),左右有直巷把厅堂与住宅隔开,从而形成了五个共同特点:一是十八厅堂除大公堂、崇行堂建有古戏台外,其他厅堂均未建造戏台。二是虽然厅堂前面各有一口水塘和水井,但相互的对应关系不很紧密;或有较大距离,或有间隔,而且水塘较大,水井较深,并非专为厅堂而设。三是诸葛村的两条岗道均为走南向北的,厅堂则是后靠高地,前临明堂,朝向都是东西向,力避向北,这大概与古时的“五音姓利”说有关。四是厅堂的结构性因素对村落布局起着很大作用,房派成员的住宅都以本房派的厅堂为中心,形成团块,再形成村落。

随着经济的发展,到明末清初,诸葛村又形成了另一个团块,即商业街和紧凑的商业中心。最初的商业中心高隆市(旧市路)毁于战乱,长久难以恢复。后来的市场转移到以上塘商业街为中心的地方。以上塘路为轴心的商业街,向西侧辐射,分布着一大批商业建筑及警察署、永安会等。商业中心变得越来越重要,渐渐超过了礼制中心。而商业中心的空间也很宽阔,而作为礼制中心的丞相祠堂却反而因道路改变而处于偏僻的位置。这种现象,十分鲜明地反映出诸葛村从纯农业的宗法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化的历史性过程。

诸葛村这种村落结构模式反映了封建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它们两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十分清楚,而且有多层级的封闭性。因此,在封建宗法制时期,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它是这一带很普遍的村落结构模式。诸葛村的突出特点是,有些团块的形成是经过规划的,如崇行堂、尚礼堂、滋树堂、文与堂、日新堂等,在兴建的时候,左右两侧就有整齐的巷道,巷子外侧有统建的成排的住宅。随着商业的发展,它突破了封建宗法制的多层级的封闭性。诸葛村最早的商业区高隆市是一条过境大道。它贯穿村子的西侧,是四乡八村的贸易中心,从结构上看,它划破了一个完整的团块单元,改变了村子西部的结构模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上塘又成了商业中心,它向邻紧的街巷辐射发散开去。作为一个开放性结构单元,它冲散了以小宗祠或祖屋为核心的团块,体现了建筑结构与商业经济的适应性。封闭性与开放性共存于同一村落,这是村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5]

五、古村落的基础设施及新村建设

(1)电力建设

诸葛村电力照明和电力加工的历史始于民国二十年(1931),当时,由诸葛瑞标牵头,多人合伙兴办“火力发电公司——丽明公司”。主要用于当时该公司碾米及街面部分用户照明,路灯设在沿街至祠堂边,发电厂设址诸葛大同路,后因该公司亏损,民国二十五年(1936)停办。

1962年,诸葛人民公社用电组成立,由东风水库发电机组送电,沿街及公社所在地(天一堂)部分农户开始使用电力照明。1963年,因东风水库发电能力不足,改为新安江水库送电,由浙西供电局统一电力供应与管理。诸葛生产大队的电力管理也统一改由浙西供电局诸葛变电所(白地山)管理,此时,诸葛村供电范围进一步扩大,社员照明用电户数也进一步增加,扩大到200多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根据社员要求,诸葛大队向诸葛人民公社提出接管公社用电组,经公社同意,大队接管了公社用电组。1967年,生产大队积极筹备资金将所有木质电杆统一改为水泥电杆,为此,生产大队从建德水泥制品厂一次批回13米水泥电杆2根以及10.5米水泥电杆16根,同时,对变压器进行增容改造,将变压器容量增至100KB,至此,除新桥头自然村外,全村基本上解决了照明用电的问题。新桥头自然村也于1968年结束了用油灯照明的历史。

专栏2-1 诸葛村电力事业的发展史

于民国二十年(1931)由诸葛瑞标(宣)率头合股兴办火力发电公司(丽明公司)。当时该公司供电碾米和街面照明及沿街部分用户照明路灯,设址沿街至祠堂边,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因该公司亏损停办。

解放后1962年由东风水库发电设诸葛人民公社用电组(电工张志明),供电当时沿街及公社所在地(天一堂)部分用户照明,于1963年本村由诸葛达率头办起粮食加工厂。

1963年东风水库电源不足,改由浙西供电局统管诸葛变电所(白地山)供电扩大用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村接管电站,从建德水泥制品厂当时供销科长(陈桂樟)批水泥电杆13米2支及105米电杆13支改变木电杆,变压器改为100KB,扩大全村基本照明用户。新桥头自然村于1968年扫除用油灯照明的历史。

照明油料

明清时期,诸葛村照明以青油(桕子油)为主要,到民国初年“美孚”煤油经销到中国,诸葛也有极少数人家点煤油灯,但还是靠青油为主。到50年代逐步转向以煤油为主,在民国二十年以诸葛瑞标等人合股在诸葛大同路办了丽明火力发电公司,该公司兼有碾米、照明业务,照明只在沿街一带地方至祠堂边,因该公司亏本,民国二十五年停办了。

到1962年东风水库发电,诸葛公社设诸葛人民公社用电组,但电灯只限于集镇街上及公社所在周围,到1963年由于东风水库电力不足,由浙西供电局统一管理转诸葛变电所供电,同年由诸葛达牵头办起了诸葛大队粮食加工厂,改变了用耕牛碾米的历史,但全村只有40%的人家用上电灯。

到1966年秋,“文革”开始,根据社员要求,诸葛大队向诸葛人民公社提出要接管公社用电组,经公社同意,大队接管了用电组,将木电杆改为水泥杆,购买了100KB变压器,诸葛照明全部装上电灯,1968年新桥头自然村也装上电灯,从此扫除了用油灯的历史。

根据村民口述整理。(2)道路和桥梁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诸葛村四周为山地、丘陵环抱,交通相对比较闭塞,交通工具也较为简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地方加大了对诸葛村交通、道路的新建和改造的投资力度,交通状况逐年得到改善。[6]到目前为止330国道从村域东北经过,龙葛公路在镇北与330国道相交,陆上交通已十分便利。同时,为了发展诸葛旅游业又进一步加大了对村交通设施进行更新改造力度,并于1999年从位于330国道附近处开辟一条进村的旅游专线,从此,人们的出行更加便利。

为解决村民出行道路交通不方便的问题,1963年,由县粮食局和公路局投资,从高隆岗中间开辟一条进出村庄的村道,开诸葛村村庄道路改造先河。1984年,诸葛村对这条村庄路进行改扩建并形成了村历史上第一条水泥路。1988年,开始进行对老街道路进行改造,将街道路改为水泥路,1990年集镇街道路面改造完工;同年,村投资7万元对夏塘路至新开路路面加宽,并改为水泥路面,全长400米。1994年,修建从义泰巷至长寿路水泥路;1996年6月修建高隆岗至西湖塘水泥路,全长860米,总投资16万元;1998年,为改善诸葛村旅游交通环境,村投资130万元修建了一条1200米的水泥路面的旅游专线,与村东出口的龙葛线相连接,并同时投资50万元修建专门的旅游停车场,极大地方便了游客的自由出行;2002年,村投资8万元(其中新桥头自然村集资1万元)修通新桥通出村的水泥路,并于2006年修通桥头自然村内的水泥路面;2003年10月,为恢复古街道原貌,村投资60万元将夏塘路至聚禄塘一带的水泥路面改为红砂岩路面,起到了与景观背景协调一致的效果,2007年这一改造工程基本完成,使村内所有老街道路面基本实现仿古化的红砂岩路面。目前,诸葛村十七条道路基本硬化(表2-2)。

诸葛村历史上曾建有大小石桥四座,它们分别是新桥、张家桥、墓后桥和石岭溪桥。

新桥。坐落新桥头,跨向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属平板青石桥面结构,为三墩二孔桥面,由三块青石桥面组成。为通向诸葛至上徐、殿后朱及永兰方向的行人大路,曾被兴誉为高隆八景之一,此桥至今尚在。

张家桥。坐落在下水碓村边,为三墩二孔石拱桥,桥面宽6米,桥长10米。为行堂厅通向汪坞山背、石五塘至上徐、殿后朱大路。

墓后桥。坐落在海龙山下,汪溪淮上游,为三墩、二孔、青石板桥。为南北方向,是通向仁塘、花天泥、仁塘下牌楼必经之桥。1958年,诸葛人民公社为建小型发电站此桥被拆,其桥梁、条石被用于电站砌石材料。

石岭溪桥。位于石岭溪上游,为三墩、二孔桥,由三块青石板铺面,其走向由西往东通向大东山方向、仁塘、花天方向,全长10米,曾被誉为高隆八景之一。因解放前洪水冲塌西向桥墩一孔,导致桥梁向下塌陷。后因走路需要,曾用一根大松树开为二爿供人行走。1958年,因修建小水电的土场需要,该桥拆掉。(3)其他基础设施

自来水。新中国成立前,村民和集镇居民用水主要依赖村内外的21口水塘和石岭溪的溪水。其中,村民的饮用水及其他生活用水主要依赖村内18口水井及一些比较清澈的水塘和溪水,这样既不方便,也易引发饮用水困难的问题,尤其是遇到天旱则更为严重,甚至基本的人居饮水都会发生困难。因此,如何获得安全、卫生、方便的饮用水一直是诸葛村民们所关注的问题,为了解决村民饮用水困难的问题,1982年,诸葛乡政府与诸葛村共同筹资5万元,修建完成了一座由日供水量达150吨的水塔,以及有相关的配套设施组成的自来水厂,水源来自石岭溪。主要解决集镇街道居民和部分村民饮用水问题,结束了诸葛村居民生活用水靠井、塘、溪流取水和肩挑人扛的历史。由于受自来水厂供给量的限制,当时的自来水厂还只能解决沿街及离输水管道较近的村民的饮用水问题,但依然使大约200余户村民和集镇居民第一次享受到了清洁、方便的自来水。为彻底解决全体村民的饮水问题,1989年诸葛村接管自来水厂并投资30多万元对自来水厂进行改扩建,购进水泥二厂的水塔一座,打深井一个,同时,扩大供水水网覆盖面,使供水管道覆盖全村大部分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全村大部分村民的饮用水问题。到1990年,全村所有农户全都使用上清洁、方便的自来水。2003年,因开发高隆岗居民新区,使原来的自来水厂的水质因石岭溪的水质遭到污染而受到破坏,为保障自来水的水质安全、清洁,诸葛村投入140万元对自来水厂进行改造,从洪垅水库埋设一条3公里长,直径为30厘米的水管直接从洪垅水库引水作为新自来水厂的水源,并新建了一座日供水量达1000立方米的水塔,确保自来水的水质。同时,省水利厅拨款80万元用于诸葛镇政府引水渠的维修,该项改建工程于2004年完工,同年10月1日正式通水交付使用,基本上解决了本村和新区集镇居民的饮用水问题。

邮政。民国时期,兰溪县区、乡邮路有两条,其中,西向经厚仁、诸葛、里叶等地;民国二十一年(1932)诸葛设立邮政代办所。当时,邮件大部分靠人工徒步投递。解放后,诸葛邮政代办所收归国有,由兰溪县邮政局管理。乡邮递员将邮件和报刊投递到村指定的地点,如村办公地点、代销店等处,再由这些地点的负责人转交给村民;挂号函件、汇票、包裹等贵重物品一般由邮递员直接送到村民手中。

电信。民国二十二年(1933),诸葛开始设有乡村电话代办所,供县府专用。解放后,诸葛村电话发展很快,1966年,村里拥有第一部村属电话;1971年,诸葛生产大队设在大公堂的办公室里按有专门的电话供生产大队管委会专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拥有私人固定电话;现全村拥有电话总数达300余部。进入20世纪90年代,电话通讯设施更加先进发达,从固定电话发展为传呼机和手机。(4)新村规划与建设

随着诸葛村经济的发展,诸葛村人口逐年增多。人口的增长带来了人均居住面积需求的扩大,同时,诸葛村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要求对原有的有价值的文物,包括建筑物进行修缮复原;另一方面,对毁掉的文物进行恢复重建。为此,需要开辟新的居民区来缓解老居民区的供需矛盾。2003年,诸葛村两委会决定将村西的横塘坞辟为新的民居区,规划面积150亩,共投资200万元,平整地基,完善道路、电力、通讯、供排水系统等公共设施建设,新居民区按统一上线标准,统一建筑规格、形制建设。同年10月,首期安排26户农户正式开始在新区建设;2007年,新居民区二期工程开始动工兴建。

六、小结与建议

第一,诸葛古村落独有的空间布局、民居建筑及山水园林,体现了自然空间、生存空间和封建宗法等级秩序的完美结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1)诸葛古村落的基址规划和村落布局文化蕴涵丰富,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的风水理论,遵循了“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基址选择基本原则,反映了诸葛宗族追求“天地之势”的自然崇拜;(2)民居按照九宫八卦布局,以村中央的钟池为几何中心,沿八条弄堂呈放射状向四周辐射,从宗法秩序上看,全村以丞相祠堂为中心,孟、仲、季三分子孙分别簇拥在厅堂或者祖屋的周围,形成三大团块式的结构,这种聚落结构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和浓厚的儒教文化特色,具有多层级的封闭性;(3)诸葛氏族的商业意识和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明末清初即形成了“高隆市”和“上塘商业中心”,成为村落中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单元。它的出现冲散了以宗祠、厅堂为核心的团块封闭结构,体现了建筑结构与商业经济的适应性,把商业经济的开放性与农耕社会的封闭性熔入一炉,这是村落农耕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变在村落建筑景观上的重要体现,是村落发展史上一个很有意义的文化现象。

第二,保护和创新传统村落文化,就是要保护蕴涵村落文化的这些主体元素或物质载体,并且着力营造村落田园景观与城市景观的不同意境。诸葛村落独有的空间布局、民居建筑及山水园林是村落景观的本底,是村落景观不同于城市景观的基本特质,也是村落文化的主体元素或物质载体,必须予以保护。但正如社会学大师费孝通老先生所说:“我们正在从一个乡土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变化简直太生动了!从每一个社会细胞里面,即每一个家庭里都能看到[7]这样的变化。”我们看到,伴随着乡村工业化、村落集镇化、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的步伐,一批批城镇涌现而一批批村落消失了。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我国行政村从1990年的743278个减少到2005年的640139个,减少了103139个,平均每年6875.9个。在长三角城乡一体化、乡村工业化、村落城镇化或社区化、农民市民化的大趋势下,传统村落消失得更快,或者被公寓楼房或由“千村一面”的社区所代替,乡村聚落景观被破坏,其中的村落文化也随之消失。但诸葛古村落却在保护的基础上成功进行了旅游资源开发,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找准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每年仅旅游门票收入就超过上千万元。它的变化趋势应了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传统文化秉承地理与历史的客观环境,领受长久的人文熏陶,以及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活动中的创造而来,又在客观规律和主观作用下向着现代化潮流而

[8]去”。诸葛村在传统与现代融合中的持续发展之路,为古村落的未来提供了经验借鉴。

第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村落保护与消失、农民离土与守土、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互动与摩擦,反映了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1)村落大量消失是客观存在的,但村落不会终结、农民不会消亡,村落文化将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比如类似于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即表现出强烈的地域风格:它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普遍的创建活动,并不强调农民向中心村、社区或小集镇集中,避免了拆迁对传统民居乃至传统文化的破坏;它注意片区联合创建,若干个自然村或若干行政村连成一片,合理规划并建设中心社区,节约和共享资源;用“绿色小康”模式替代“金色小康”模式,与全球生态村联盟针对过度工业化、城市化的生态危机而采取的行动有异曲同工之妙,为长期在城市且厌倦了城市生活的人服务,或专为逃避城市生活服务,创造了新的生活空间。在二元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称谓,更是一种身份。农民与市民的界限泾渭分明,严重的时期甚至城乡居民不通婚,如果有人胆敢“越雷池”,他们的勇敢即要以子女的户籍尴尬为代价。诸如此类的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将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消失,因此,身份农民将消亡,而职业农民将永存。(2)“守土与离土”的文化冲突将继续演绎自己的故事。对于乡土中国的传统农民来说,保农便是保土,保土就是保根;但是,所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式的“离土离乡”却一直为政府所倡导,并被一些专家所推崇,更为现实农民生活来源之所必需。但“守土”不仅是守住自己的一份土地,从文化学(人类学视野)的意义看,守土就是守住繁衍生息的家园,是对村落乡土文化的传承,当然也包括对乡土文化的弘扬;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谓守土,一是农业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二是农村劳动力保有和转移,片面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导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年轻、有文化的劳动力进城变成了农民工,老弱病残妇孺留在农村,这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上述观点相对应,“离土”也可以作两个侧面的理解:从文化意义上,离土其实包括了农民市民化的全部内容,显然,它不仅是进城农民的事情,还包括“留土”农民的居住条件市民化、生活方式市民化;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离土”表现为农业资源向工业和城市领域的转移,农村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大量流向工业和城市,这是一种离土,其实质应该看成是农业资源对工业化、城市化的经济参与,当然其中不乏工业和城市对农业资源的剥夺。(3)如何理解离土不离乡?笔者认为,离土不离乡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一个阶段。当时,为了缓解农民就业和进城的压力,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农民以土地换取到乡镇企业就业的机会,同时兼营农业,总结为“务工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它的背后,实质上是农民兼业化的发展趋势。但进入新世纪,乡镇企业基本完成了民有民营的改制,小城镇发展也面临资源有效利用和规模经济的问题,因此在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启动了“工业向园区集中、农田向规模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的战略,这种做法,其政策含义是鼓励农民离土又离乡,它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对农民兼业化的调控。

第四,明日中国,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未来的乡村应该是城乡居民混居的家园。有专家提问如何解释“农民向城市流动、市民向乡下流动的趋势”?笔者认为这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不应该怀疑。西方的城市学家讲的“田园城市”,指的是一种逆城市化,说的是当城市人口达到70%以后,城市人口和城市产业开始向农村转移,出现逆城市化现象。我国发达地区已经出现这样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苏南、浙江、广东等地,中心城市的产业和人口开始向城市郊区转移,再逐步向农村腹地辐射,这些地方不约而同地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笔者曾出版专著《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解释“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并不意味着村落的消亡,而是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

注释:

[1]菰塘畈在诸葛村南1公里,上宅与下宅今已连成一片龙山桥堰在诸葛村南约10公里,游埠溪的终点,自此而下,游埠溪常年通舟筏——引自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合著:《诸葛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2]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合著:《诸葛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3]参见《诸葛亮及其后裔研究——全国第七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

[4]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合著:《诸葛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5]本节内容主要来源于村民口述历史。课题组于2007年7月12日召集该村干部和知情村民召开座谈会,回忆本村发展历史,参与者有诸葛坤元(村支部书记)、诸葛品林(村支委副书记)、诸葛文标(村会计)、诸葛德立(67岁)、诸葛志祥(79岁)、诸葛向荣、诸葛瑞田、诸葛寿山(70岁)、诸葛达(75岁)、邵志福(61岁)、梅潮林。座谈会主持人王景新,记录员为课题组成员詹静。

[6]龙葛线,1955年6月,由兰溪县交通部门组织修建。从诸葛经长乐进入龙游县境,全长2.14公里,为诸葛建国后第一条跨境公路。1977年改为柏油路面,并于杭兰线接轨成为横穿诸葛的一条省道。

[7]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8]俞思念:《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文化创新》,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三章 诸葛村的建筑与园林

诸葛村内地形跌宕起伏,古建筑群布局合理,连绵起伏,至今保存完好的元、明、清代的宗祠、厅堂以及民宅建筑共计200多座,古建筑总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是“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闺房”的徽派建筑典型。村落建筑物个体和聚落群体保存完好,厅堂、民居型制多、质量高,宗祠的规模宏大、型制独特,各种古建筑的木雕、砖雕、石雕工艺精湛、建筑豪华、结构丰富,它的建筑质量高,规模大,气势豪华而壮丽,是目前全国保护得最好、群体最大、型制最齐、文化内涵较深厚的一个古村落,被古建筑专家称为“墨染的诸葛村”、“中国民居故宫”、“中国古民居的富金矿”。

一、古村落的民居建筑

诸葛村的大部分住宅都是造在起伏的山坡上,房屋前低后高,以符合风水要求的“步步高”。由于建筑顺着山坡地势建造,高低错落,层次分明,背靠葱郁的青山,面向嫩绿的田园,左右两侧林木浓荫掩映,樟树、枫树、银杏等水口树和水塘里的荷花、水葫芦、芦苇等植物,随季节的迁移,变换着苍翠、火红、粉红、纯黄、雪白等绚丽的色彩,从远处看,村落与环境融为一体,构成美妙的天然图画。近观诸葛村的民居,住宅区的街巷十分曲折,窄的不到1.5米,宽的有3-4米。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当地百姓建房时尽量少占耕地,故居民多建楼房,传统民居多为二层楼,现代新居多为三、四层,在占用相同宅基地的同时,获得更多的居住空间。住宅和祠堂大多位于平行线和等高线的道路两侧。“坐满朝空”,在上位一侧的,面对着道路,在下位一侧的,背对着道路,所以建筑朝向以西、西南、东、东北为多。在房屋的侧面产生了一些与等高线垂直的小巷子,住宅的大门,开在小巷里,以厢房为门厅。在每一住宅的门头,都是精美的以苏式雕砖门头为主要特色。几乎所有的外门,在大门扇外门框里都装着两扇矮门,高约1米。矮门大多是花格心的,玲珑剔透,轻快又花巧。矮门上方离门楣大约30厘米的位置,架空有一道纤秀的月梁,曲线柔和而有弹性,有一些浅浮雕,与矮门呼应,完成了门洞的构图。

诸葛村的民居古宅是一组典型的具有东方建筑色彩的古代民居建筑群。文献记载,诸葛村古民居的基本型制,大体与浙西、皖南、赣北的相同,都是“四围封闭马头墙,坚固头门小洞窗,内采光风有天井,轩梁雕饰尽文章”。诸葛村最基本的住宅型制,称为三间两搭厢及对合型住宅(如图3-1)。

三间两搭厢是小型住宅,在村落里占有较多的数量。通常是正屋三间,两厢各一间,当中为天井;上面有楼,通常只作储藏之用。正屋前有两步宽的檐廊;堂屋和檐廊的空间直接与天井融合。堂屋的后金柱之间设置太师壁,太师壁前设置长条的“杠几”,杠几中央供奉四代近祖的神主,杠几前放八仙桌,桌子左右各有一把太师椅。把堂屋上升到拜物教的程度,在我国农村比较有普遍性,笔者的家乡湖北农村也是如此,不过今天的青年后生不再信奉这一套,也没有像诸葛村这样保留住传统文化。对合型住宅,就是密闭的“口”字形的四合院,它的正屋叫上房,隔天井建屋三间,称为下房。大多数的对合式住宅从下房正中开门,明间成了门厅。门厅有四扇樘门横向隔断,成前后间。有风水术士说:门厅有樘门,上房堂屋有太师壁,二者平面合成一个“昌”字,有利于发家。

诸葛村有二进二明堂、前厅后堂楼、带后花园格局的民居,它用材考究,制作精细,雕刻讲究,富丽堂皇,连楼上铺瓦的椽木都刻有流畅的线条,其建筑的精细工巧,是诸葛村明清住宅的精华代表之一。据宗谱记载,这种民居建于明代,与之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典基、且格局一致的民宅,在诸葛村一共有四座。我们考察了其中之一的诸葛高嵩先生家。走进这座古宅,只见在其大堂内天井照壁有一个大大的“福”字(图3-2)。这个字很特别,仔细观察它的结构组合,左边偏旁为鹿,谐音“禄”字,右边偏旁为“鹤”,“鹤”代表长寿,而暗藏个“寿”字,鹿鹤相逢为“喜”,本字为“福”。原来它蕴涵着“福、禄、寿、喜”这四个字。诸葛村很多民居大堂内天井照壁上都写有这样的“福”字。■图3-1 源于陈志华《诸葛村》,下为对合型住宅图■图3-2

另外的型制有前厅后堂楼、三进两明堂、对合加楼上厅。前厅后堂楼建筑是前进为落地大厅,单层,以迎宾接待客人之用。后进为三间两搭厢,有楼,为住室生活场所。大厅坐落在地上高敞宏阔,很有气派,大厅前有左右两厢和天井。三进两明堂三进都有楼,前后可以穿通,三进房子的屋脊,从前到后一个比一个高,叫“连升三级(脊)”。对合加楼上厅的型制是三开间,通敞而高,梁架很华丽,它用材考究,制作精细,雕刻讲究,富丽堂皇,连楼上铺瓦的椽木都刻有流畅的线条,精细工巧。这是诸葛村型制最高档的建筑,也是江南民宅中诸葛村特有的。

诸葛民居的烽火墙高大挺直坚固,不假以工具很难攀越。窗户仅0.3至0.4米大小,且开设于距地面3至4米的高处,有方形、圆形、六角形、树叶形、八卦形之别,从外很难窥视室内情况。门则常为铁皮泡钉大门,门设多重,且有门栓、门杠、门锁、门销等多种安全设施。一街一巷一院相对而居的街坊邻居,其大门一般都相互错开,这有利于防火和保持邻里和睦。诸葛民居的建筑虽然密集,但不连墙共山,户与户之间各成院落,以减少纷争。

诸葛村的民居,家家户户都有门联,贴在两片门扇正中,靠近中继的位置,又贴一对窄而短的副联。副联很简单,常见的是“开门大吉,迎春接福”这样不拘平仄的颂祷,门联则讲究对仗,如“诸葛大名垂宇宙,孔明后裔承祖训”,“不须着意求佳境,自有其逢应早春”。不幸有丧事,则门联第一年为蓝色,第二、三年为绿色,常见的有:“慈竹当风空有影,晚萱经雨仍留芳”,“径扫丹枫皆丧礼,门临白马尽佳宾”。门联下方,门钹外侧,家家都贴一对元宝,是金银剪纸的,在元宝形轮廓里剪出喜鹊登枝之类的图样。门框的两侧抱柱上,各挂一只木雕的葫芦形或花瓶形香插。走在诸葛村的街巷间,白粉墙上的苏式青灰磨砖雕花门楼与披檐木门头相映成趣。粉壁、青砖黛瓦,封闭内向的小天井落。其独特之处是小木装修比较朴素且有节制,而大木梁架大装饰化处理非常精美雅致,居民住宅因此显得既大气又敦实。

在兰溪市诸葛·长乐保护管理所保存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里,详细记录了诸葛村典型民居建筑格局和特色,其中几幢有代表性的建筑如下:

民居1:诸葛寿富宅

诸葛寿富宅位于雍睦路29号,坐西朝东,东邻雍睦路26号民居,南邻雍睦堂,西北靠果合山。该宅建于明代晚期,平面为三间二进两明堂,硬山顶,阴阳台瓦,有望砖,三合土地面,青石天井。其通面阔11.98米,通进深29.5米,占地面积为390平方米。(1)前进:为三间两搭厢建筑,有金鼓架,大门开在正中。其楼上高敞,高4.78米;楼下较低,为3.78米;属楼上厅建筑。其明间阔4.18米,次间阔3.9米,通面阔11.98米,通进深6.3米,厢房阔2.66米,深1.94米。(2)大门:用青石门框,实梢门,有花砖出跳的门罩,檐口有勾滴。金鼓架:用单坡顶,斜撑式牛腿。(3)明间:梁架为穿斗抬深相结合。楼下用五柱,有中柱,穿斗式,鼓形柱础,有隔断。楼上用四柱,无中柱,梁架抬梁式,为四柱九檩(上金檩和脊檩为圆形,其他为方檩),即五架梁带前后双步梁,月梁造,梁断面近矩形,梁嘴饰半月状龙须纹。其前后双步梁和三架梁下用鸱鱼吐水状雀替,五架梁下用鸱鱼吐水状雀替和出一跳丁头拱。金柱和前檐柱上及脊檩下都用出一跳斗拱,其余部位都用出二跳斗拱。明间后额枋有一斗六升平身科二攒,前额枋上用宫式漏窗。(4)次间:进深用五楼,有落地中柱楼下用穿枋二道。楼上各柱间都有双步梁,月梁造,梁下雀替均为鸱鱼吐水状,梁嘴饰半月状龙须纹。各步架间都有鸱鱼状单步梁。后额枋上有一斗六升斗拱一攒,前额枋上用夹竹泥墙,檩条下斗拱与明间相对应。(5)厢房:用单坡顶,二柱二檩,穿斗式,柱顶设单斗只替厢房与次间有隔断,用一板门相通。(6)天井:流水沟用青石制作,主体建筑楼上靠天井设隔断,明间上用六扇板窗,两侧夹泥墙,次间设两扇板窗,两侧用夹竹泥墙,其下部均有挡雨板,挡雨板与窗之间饰花板,雕刻精美。(7)后进:三间两厢带一楼梯开(北侧)二楼,明间阔3.7米,次间阔3.5米,楼梯弄阔1.4米,通面阔12.1米,通进深6.6米,深6.2米,厢房面阔3米,北厢进深2.8米,南厢进深1.65米。天井地面用青石板错缝铺设。楼上靠天井设隔断,明间有窗八扇,下有隔板,外用挡雨板;次间靠天井设窗二扇,与厢房有隔断,用板门相通,厢房靠天井设二扇窗,其中北厢两侧用板,南厢用夹竹泥墙隔断,其窗下都有隔板,外用挡雨板保护。

民居2:信堂路106号宅

信堂路106号宅坐落在大公堂北侧,钟池南岸。坐西朝东,东邻信堂路105号,南邻信堂路107号,西靠信堂路107号,北邻崇信堂,其东北15米处是钟池。该建筑建于清中晚期,平面为三间两搭厢,二楼,其楼下高3.2米,楼上3.55米,硬山顶,马头墙,占地面积103平方米,明间面阔3.61米,次间3.08米,进深5.59米,靠天井用重檐,上檐用斜撑式牛腿,下檐用卷草纹牛腿,鼓形柱础。厢房面阔2.72米,深2米,仿斜墁三合土地面,青石天井,面宽4.8米,深2.1米,前檐墙体上设砖砌漏窗。大门设北厢,用青石门框,实梢大门,其外又有矮门(五抹板门),上有暗八仙雕刻,北厢与北次间,北厢与天井之间,用葵式屏门隔断,现存6只,雕饰精美。南厢隔断已毁。明间楼下设四柱,柱间用月梁形承重,断面鼓形,梁嘴饰半月状龙须纹,后金柱间设堂门,后廊设楼梯,自南往北上。楼上梁架为五柱五檩,穿斗式,檩下设方替木与柱承接,次间用五柱,楼上、楼下皆用穿斗式,楼上梁架为五柱五檩,檩下也设方替木承接各柱。楼上靠天井设隔断,下部用板,上部明向设花窗四扇,次间、厢房各设四抹板窗两扇,其空余部分用夹竹泥墙。

民居3:诸葛信堂路81号宅

诸葛信堂路81号宅坐西朝东,东靠诸葛大公堂,南靠信堂路72号民居,西为小山坡,与天一堂后花园相距30米,北有占地面积为30平方米的小院落及侧屋三间,其外侧是信堂路。该建筑建于明末清初,通面阔10.8米,通进深17米,占地面积204平方米,平面布局为三间二进二明堂,属前厅后堂楼式建筑,即前进为厅,单层,露明造,三间两搭厢,前有一字影壁,影壁与前厅之间是天井,两侧是厢房;后进是堂楼,二层,平面为三间两厢。两进之间有天井,天井两侧用厢房连接前后进。硬山顶,马头墙,屋面用阴阳合瓦,刻线方形椽树,三合土地面,石砌天井。(1)影壁:一字形,位于主建筑正前方,砌入正面墙体内,两侧同厢房山墙相连,与墙体上的小青瓦压顶形成重檐。影壁为磨砖结构,四柱单楼,通宽7.16米,通高3.15米,下用红石须弥座基,高0.62米。檐口用花砖出跳,饰勾滴。(2)前厅:平面布局为三间两搭厢,由主厅三间及主厅与影壁之间的天井和天井两侧的厢房组成。无正门,在两山墙开侧门通行。(3)主厅:露明造,明间面阔4.12米,次间面阔3.34米,通面阔10.8米,通进深6.5米。明间梁架为四柱九檩,即五架梁带前后双步梁,月梁造,梁断面鼓形,梁下用鸱鱼吐水状扇形雀替;梭形柱,柱顶卷刹明显。鼓形柱础,下垫覆盆。檐柱与金柱设双步梁,其间双步梁上用出二跳隔架科承托前下金檩,后双步梁用出一跳隔架科承托后下金檩,其隔断科与柱头科之间有鸱鱼吐水状单步梁。前后金柱间设五架梁,梁背置出二跳隔架科二攒,承托前后上金檩,两隔架科间设三架梁,隔架科与金柱柱头科之间用单步梁连接。三架梁上置一攒出一跳斗拱承托脊檩。各柱柱头科除前金柱用出一跳外,其余均用出二跳斗拱。明间后金柱间设额枋,枋上有一斗六升平身科二攒,枋下设九抹堂门四扇,下用青石地伏。前檐檩下皮高浮雕“百鸟朝风”,前下金檩下皮高浮雕“丹桂吐香”,前金檩下皮高浮雕中间“五鱼戏水”,两端“双鸱鱼吐水”,图案形象生动。次间梁架上五柱九檩,穿斗式,其中柱落地,上、下金檩下用童柱,立在穿枋上,下部雕莲花状。柱顶有卷刹,质形柱础。穿枋间用夹竹泥墙,枋下用堂门隔断,下用青石地伏,前后檐柱柱顶用出二跳斗拱,其余均用出一跳斗拱。前檐柱间,后檐柱间都有额枋,前额枋两端有出一跳丁头拱,后额枋下有九抹堂门四扇,青石地伏。(4)厢房:单间、单坡顶,其面阔2.4米,进深1.8米,用二柱,梁架不露明有平棋,两侧山墙都设大门通行。(5)后堂楼:二层,平面布局为主楼三间带两弄,主楼与前厅之间有天井,天井两侧厢房,靠山墙开门从厢房通行。(6)主楼:明间面阔3.65米,次间阔3.15米,弄宽0.95米,通面阔11.85米,通进深5.2米。明间楼下用四柱,质形柱础,下垫履盆。有月梁形承重,两端饰半月状龙须纹,下有水浪纹雀替,梁上用方墩,墩上设随梁枋。楼上为五柱五檩,穿斗式,有中柱,但不落地,立在随梁枋上。各柱与檩之间用方替木承接。前檐柱上用斜撑式牛腿,上有出一跳斗拱承托挑檐枋。楼上明间前廊筑台,高0.6米,宽1.3米。次间梁架五柱五檩穿斗式,质形柱础,各柱与檩条间用方替木承接。次间楼下前金柱间有额枋,枋上有一斗三升平身科一攒,下有斜格及宫式漏窗,下有砖砌隔断。靠天井前檐柱间楼上有隔断窗,明间中间设两扉格子窗,两边为格子漏窗,次间中间设两扇格子窗,两边用板。楼下明次间前檐柱之间有额枋,枋下有均有出二跳丁头拱。明、次间隔断上部用板,下部用砖。(7)弄:南弄设楼梯,北弄设杂柜。(8)后进厢房:单间,单坡顶,面阔2.1米,进深2.2米,无柱,用过梁连接前后次间的额枋,有平棋。其南厢有一小门,北厢有一圆拱门向外通行。(9)天井:前进天面宽6.05米,深1.65米。后进天井面宽6.15米,深0.85米。都用条石错缝铺设,四周设疏水沟。

民居4:行堂路8号及10号宅

该住宅位于行堂路8号、10号,其东为行堂路26号,南为行堂路6号,西为行堂路9号,北为行堂路15号。(1)行堂路8号,坐东南朝西北,硬山顶,马头墙,三合土地面阴阳合瓦。平面布局为三间两搭,二楼。其楼上高3.8米,楼下高3.57米,有金鼓架,中间开正门。主建筑与金鼓架间有天井,天井两侧是厢房,通面阔10.2米,通进深10.3米,占地面积120平方米。主建筑:面阔三间,二层楼,楼梯设在明间后廊,明间面阔3.56米,次间面阔3.32米,通面阔10.2米,通进深6.8米。明间楼下用六柱,鼓形柱础。前廊有承重,通体雕刻卷草纹,中间浮雕戏剧人物。承重断面矩形,下用卷草纹、动物扇形雀替。后部分用穿枋连接,柱间用堂门隔断,下用青石地伏。楼上梁架穿斗式,为七柱七檩。前下金檩下用短柱,立在楼下随梁枋上。其余各柱均为通柱,柱与檩之间用方替木承接。次间梁架柱网布局同明间相同,其楼下前廊用穿枋连接,其余均与明间相同。厢房:单间,单坡顶,面阔3.47米,进深2.13米,梁架用二柱三檩,穿斗式,靠次间无梁架,用过梁连接。过梁断面矩形,两端饰卷草纹,中间雕蝙蝠。金鼓架,单坡顶,用二柱,鼓形柱础,二柱之间设大额枋,枋断面矩形,两端饰卷草纹,中间雕果盒,下用卷草纹人物大雀替。靠天井四周筑凉台,凉台高0.88米,外挑0.46米,上有宫式护栏高0.41米,凉台用卷草纹牛腿承托,牛腿上有浮雕人物,牛腿上有软挑头与柱连接,软挑头上三方形短柱支托挑檐枋。(2)行堂路10号,二层楼,硬山顶,马头墙,平面布局为三间两搭厢,其通面阔10.2米,通进深10.3米,占地面积118平方米,其梁架结构,柱网布局,同行堂路8号一样。但其主建筑面阔相同,进深不同,为7.50米。厢房进深相同,面阔不同,面阔2.8米。天井四周的凉台做法不同,用直棂护栏,台高0.84米,出跳0.47米,护栏高0.46米。

二、古村落的宗祠、厅堂和钟池

(一)丞相祠堂(1)丞相祠堂兴建史

丞相祠堂是高隆诸葛氏的总祠,是守在村口的第一座大建筑物。按照兰溪市诸葛·长乐保护管理所钱镇祥所长提供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诸葛村基本状况描述》一文的记载:“丞相祠堂是为纪念三国丞相诸葛亮而建,每年农历四月十四日(生日)、八月二十八日(忌日),在祠内举行祭祖大典。该建筑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代咸丰年间毁于兵燹,现存建筑为民国1932-1937年重建。”但事实上可能早于此时。《诸葛氏宗谱》里有一篇《举能以理祠事务》,记录了安三公建宗祠的事。“我安三府君建立家庙五间,以奉祀宁五府君神祖,追而上之,以逮国谕公,亦五世亲尽之义,俾后世子孙化者神祖皆得藏于其中,世世相承,守而不变”,说明安三公建祠无疑,但初时宗祠建造得很普通,但经过了明嘉靖和万历年间的两次扩建,变得“气象堂皇,规模远大”。

此后,丞相祠堂经过了多次扩建和重修。宗普里有两篇《重建中庭记》。第一篇是乾隆癸未年(1763)的《重建中庭记》,这篇记里说:“始于雍正己酉之秋,落成于甲寅之腊,阅历六载,费逾千金,矢公矢慎,善作善成,亦云劳矣。”为什么要耗费巨资在丞相后祠堂里修建中庭,重建记作了说明:“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当年虽“建有中庭,未甚宏敞,又历年经久,不无风雨薄蚀之虞”。从这段记录里,我们不仅明白了为什么要重建中庭,而且理解了高隆诸葛氏为什么在当年尚未富裕发达之际,能够耗资修建宗祠。因为维修宗祠耗资巨大,加上“宗祠祀产,向属不敷,幸历年祠正,铢积寸累,颇有余赀。遭东庄祖构讼,费用一空,春祀冬享,办祭仍复艰迫”,因此,在此次重建中庭后,族人乐捐,“共集白金五百两,借以置田生息,岁有余饶”。这段史料记录在《崇祀乐捐记》一文中,附录于乾隆癸未年的《重建中庭记》之后。另外一次重建中庭,是因为兵燹之后,宗祠迟迟没有重修,一直到了光绪十九年(1894),才由诸葛枚发起重建,光绪二十二年(1897),季分的棠斋公从上海归来,呼吁重建宗祠,到民国十四年(1925)动工,完工于1930年,民国三十七年(1926)仲夏月的《重建中庭记》说:[1]“咸十一,鸱鸮毁室,狼毒肆张,一烬之余,遂成焦土……刚逢光一[2]十九年,岁在丙申,期为□乡先达笔湖夫子八旬上寿之辰,贺客盈门。时值暮春,□乡先正棠斋公海上荣归,促膝谈心:族属数百家,人民几千口,上则高楼大厦,前层后进,画栋雕梁;中则三间两厢,厨房柴所;下则数椽茅屋亦可栖身。唯先祖式凭,荆棘所丛生,牛养所践履,家家有宗祖,个个有儿孙,宗祖何事要儿孙,儿孙何以对祖宗。一言既出,四座频惊,慷气输囊,全无吝啬……”这段文字,记录了这次重建中庭的缘由和捐资过程。其间还于20世纪初重修过一次丞相祠堂。1906年的《重建宗祠记》记载了其过程:“……乐输以倡其首,而族中之殷实者亦各踊跃将助,爰并男丁捐额与公帑余积……共得白银四千余两,自是诹吉兴作,去其瓦砾,仍其旧址加高[3]尺许,重建寝室七楹,头门五楹,钟楼两楹,东西庑十四楹,门台及厢房七楹,外则缭以周垣,内则屏以绣闼。堂构轮奂,巍然涣然。虽中庭未一时复其原,而外观固已有耀也。”这次重建未复其原有的中庭,直到1925年才起工重建,所以才有1926年的《重建中庭记》。(2)丞相祠堂的建筑格局

丞相祠堂坐南朝北偏东40度,东面是古村口,原有关帝庙,现仅存一棵古樟,其下方是一占地30亩的北漏塘,再往外有良田千亩可供耕织,现开辟一条新道可直接进村。正西靠桃源山(俗称经堂后山);西北面是大片民居,紧靠祠堂的是白酒坊建筑群;东面即祠堂的正面,有一座案山——王坞山,祠堂与案山之间有口大水塘(聚禄塘),是建祠时,为营造风水宝地而人工挖掘的。丞相祠堂共三进,平面按回字型布局,由门厅、中庭、庑廊、钟鼓楼和享堂组成,总面积为1900平方米(图3-4)。前有小院落,通进深42米,通面阔28.66米,占地面积1900平方米,依山而建层层高升;其中轴线上分布有门厅、中庭、寝室,两侧有厢房、庑屋、钟鼓楼和耳房相连,形成一个中庭独立,四周闭合的“回”字形建筑。丞相祠堂的中庭、寝室和门屋都是五开间。据《清朝文献通考·群庙考》,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宗祠大堂可用五开间,台阶五级。丞相祠堂的规格相当于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宗祠,显然是按诸葛亮汉相的身份来定形制和规模的。

前庭院:深3.0米,通宽22米,占地面积66平方米,地面用错缝条形石板铺设,两侧有边门,都建有单间小门厅。双坡硬山顶,用二叠马头墙,阴阳合瓦,三合土地面,面阔3.14米,进深3.33米,梁架为三柱五檩穿斗式,鼓形柱础,庭院与外界用高2.28米的围墙隔断,围墙用小青瓦压顶。院内门厅正前方两侧有方形须弥座旗杆石,高1.12米,边长0.76米。■图3-4

门厅:三开间带两廊,其中明间面阔4.96米,次间面阔4.22米,廊宽1.7米,通面阔16.8米,通进深7.84米。明次间前廊用斜墁方形青石板地面,边长为0.53米,其余为仿斜墁三合土地面,斜格边长为0.4米。门厅台基为石砌须弥座,高0.6米,其明间正门外用二级垂带踏步通行,踏步宽0.33米,高0.2米。台基外沿台阶两侧原来用栏杆(已毁)。歇山顶,用花砖脊,其正脊上有磨砖刻“隆中云祁”四个大字(意指兰溪诸葛氏系诸葛亮的远代子孙),两端有鸱鱼正吻,中置葫芦状宝瓶。垂脊与戗脊用花砖,无吻兽,屋面用阴阳合瓦,檐口饰勾头滴水。屋架举折明显。四周檐柱用讹角方形石柱,高5.2米,边长0.27米。门厅明间梁架为四柱叶十檩,即五架梁带前三步后双步梁,月梁造,梁下用扇形雀替,前后檐均用人物牛腿支撑,柱头上用五踩斗拱,檐口有方形飞椽,用封沿板,饰勾滴。其中前廊梁架不露明,用平棋。其金柱为木质圆形,直径为0.4米,下为质形柱础,柱础上高0.13米、下高0.18米,下垫覆盆,高0.04米。次间梁架与明间相同。

明次间前金柱之间开设四扇大门。其中明间中间开设两扇可用转轴开启的九抹板门,两边是用插梢固定的八抹板门。次间均为可用转轴开启的九抹板门。次间前金柱与前檐柱间也开设三扇六抹板门,其中间一扇可转轴开启,两边为固定式。左右两廊前檐作精致的磨砖影壁,两影壁呈八字形,檐口下有暗“八仙”砖雕。

中庭:三开间带四周回廊,露明造,歇山顶,其屋脊已毁,屋面用阴阳合瓦,有望砖。四周有飞椽、檐口饰勾头滴水。其中明间面阔4.76米,次间面阔3.75米,廊面阔2.13米,通面阔16.52米,通进深9.35米。台基高0.88米,前沿正中设如意踏步宽0.48米,高0.22米,共三级。三合土地面。四周檐柱均为讹角方形石柱,边长0.32米。其他各柱均为木质圆柱,下用鼓形柱础,高0.3米,下垫覆盆,高0.1米。中庭的樑架宏壮而且华丽,雕饰十分丰富。大樑上浅刻浮雕图案,蜀衔柱左右有猫樑,柱头上有牛腿,樑端之下有樑托,都是精雕细刻(图3-5)。猫樑上的浮雕九狮图,一撮撮的鬣毛根根清晰,卷曲有致,构图饱满。正脊上原装饰着雕砖的行云游龙、白鹤净瓶,“文革”期间被拆。这座中庭无论在尺度上、规模上、形制上、装饰上都与周围朴素的廊庑、寝室和门屋形成很强烈的对比,愈加显得庄严高贵。■图3-5

中庭的樑架上有两幅楹联:

薄田十五顷,桑树八百株,完其淡泊,永垂百代清廉典范;雄文廿四篇,珠玑数万字,教我子孙,宜享万年俎豆馨香。

岘山西峙,濲水东流,人杰地灵,丞相子孙多俊彦;岐黄术精,频湖学博,世医代药,高隆声誉满寰区。

明间梁架为四柱十檩,即五架梁带前四架卷棚后双步梁。用扁尺梁,梁断面矩形,上浮雕卷草纹和花卉动物,下用扇形雀替。其前后檐柱均用人物坐骑牛腿,牛腿上有软挑头,软挑头上有五踩斗拱。前檐柱与前金柱间为四架卷棚,柱间用四架梁,卷棚各步架间设鸱鱼吐水状单步梁。卷棚前檐檩,作梁状,饰卷草纹,下用人物大雀替。前后金柱间设五架梁,梁下用扇形卷草纹人物雀替,上有顺檩方向出二跳隔架科,隔架科上用水浪纹替木承托上金檩,下有荷花形方墩与五架梁承接。两隔架科之间设三架梁,三架梁为“三角”形,其顶部直接承托脊檩,三架梁通体浮雕“九狮图”。其后金柱与后檐柱间设双步梁,双步梁上用顺檩方向出二跳隔架科承托下金檩,隔架科与双步梁间用荷花墩承接。明间前金柱间、后金柱间均有额枋连接,枋身饰卷草纹,下用卷草纹大雀替,枋上各置一斗六升平身科二攒。后檐柱间也有额枋,枋上悬“名垂宇宙”匾额一块。明间脊檩下浮雕“双龙戏珠”,上、下金檩中间浮雕太极图,檩两端饰“虎面”雕刻。

次间,梁架为五柱十檩,有落地中柱,前为四架卷棚,结构与明间相同。金柱与中柱间设双步梁,梁断面矩形,梁身饰卷草纹,梁下用卷草纹扇形雀替。梁背置荷花形驼峰,上有顺檩方向出二跳隔架科,隔架科上用水浪纹替木承托上金檩。各步架间均设鸱鱼吐水状单步梁。双步梁下设二道穿枋。中柱柱顶设出一跳斗拱,承托脊檩。次间纵架与明间基本相同,包括檩下皮雕刻,但其金柱间大额枋上置一攒一斗六升平身科。两次间后檐柱间额枋上各悬“忠贯云霄”和“伯仲伊吕”匾一块。

后进寝室:寝室中央供奉的是先祖诸葛亮的塑像,两旁站着关兴、张苞。右侧的塑像是捍卫绵竹而阵亡的儿子诸葛瞻,左侧是与父同时遇难的武侯公长孙诸葛尚。寝室面阔七间带二廊,硬山顶,阴阳合瓦,明、次、稍间前檐有飞椽,檐口饰勾滴。其明间面阔4.44米,次间3.86米,稍间3.57米,尽间3.62米,廊1.98米,通面阔30.5米,通进深8.58米。明次间梁架为四柱八檩,即五架梁带前双后单步梁。梁架不露明,有平棋,稍间、尽间,廊为五柱八檩,用穿斗式梁架,其中稍间梁架不露明,有平棋,尽间及廊梁架露明。前檐用卷草纹牛腿支撑。后进寝室台基红石砌置,台基高1.76米,台基正中设垂带踏步十级,宽0.23米,高约0.16米。两边垂带上有青石护栏,其栏板高0.44米,厚0.11米,望柱高0.81米,边宽0.16米。次、稍间前檐靠台基有木质宫式护栏,高1.01米,下用青石地伏,高0.28米。尽间与廊前檐用墙体隔断。前进两侧厢房:单间,硬山顶,屋面用阴阳合瓦,面阔3.5米,深5.24米,梁架为三柱五檩,穿斗式,其前檐柱、前金柱、后檐柱落地,其后金檩、脊檩下用童柱,不落地,立在后檐柱与前金柱的穿枋上。鼓形柱础,木质圆柱。厢房与门厅有天井隔开,天井宽2.5米。

中厅两则庑屋:庑屋面阔七间,每间塑有一位历代有功名或对家族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后裔塑像,各间阔均为3.02米,通面阔21.14米,通进深5.24米,台基高0.44米。梁架不露明,设平棋,结构为三柱五檩。与前进厢房相同,但其前檐柱为方形讹角石柱。庑屋与中厅之间有天井隔开,天井宽2米。庑屋与前进厢房之间有一过道,宽1.9米,深5.24米。靠墙开偏门通行,为双扇实梢门。左右两庑的尽端有台阶,上十二级有月台,有青石栏杆,刻麒麟、天马、如意盒子等,钟楼和鼓楼在左右的高台基上。中庭与寝室之间的庭院:庭院宽3.82米,长22.6米,面积为86平方米。台基高2.3米,两侧有台阶通往中庭,共14级,台阶两侧及庭院前有青石栏杆,其栏板高0.53米,厚0.11米,上有高浮雕卷草、动物、祥云等图案,望柱高0.81米,边宽0.16米,柱头饰束莲,有明代特征。

庭院两侧的钟鼓楼:西为钟楼,东为鼓楼,面阔二间,三合土地面,通面阔5.52米,通进深5.32米。梁架露明,均为三柱五檩,即四架梁带前单步梁,其前后檐柱及前金柱落地,其脊檩和后金檩下用童柱,不落地,立在四架梁上。(二)大公堂

大公堂是诸葛村落的第二个礼制中心,也是江南唯一的诸葛亮纪念堂,奉祀诸葛亮的神主和画像,举行诸葛亮的春秋二祭。它原本为诸葛家族的议事厅,不是宗祠,但起着宗祠同样的作用,唤起归属感,凝聚宗族的力量(图3-6)。据《诸葛氏宗谱》所载:大公堂为始迁祖宁五大狮公所建,时间约在元代中叶。历经修葺规模有所扩大,民国十九年(1930)大修过一次。1991年大公堂后进基本倒塌,由村委会发起向全国各地和海外的诸葛亮后裔为重修大公堂捐款。1992年大公堂重修完工。■图3-6

大公堂格局为五进三开间,总建筑面积达700多平方米。大门牌楼式、中央歇心式屋正脊高约10米,四个翼角高翘,上层的几乎与屋脊齐平,檐下用斗供,黑柱朱楣,重楼叠阁,是全村在外观上最为华丽、最为醒目的建筑。大门两边“忠、武”两个大字,是诸葛亮生前被刘备封为“武乡侯”,逝后被刘禅封为“忠武侯”之意。门外竖立着两个巨大的石鼓,一边一个替代了狮子的作用。正门上有“圣旨”匾额一块,横匾为“敕旌尚义之门”。前进和中堂都是大三开间,门屋进深很大。前面是敞厅,明间有牌楼式的格子,格子上镶嵌着《旌诸葛彦祥义民敕》的匾额,上面写着:

国家施仁义民为首,尔能出谷一千一百二十一石,用助赈济,有司以闻朕用嘉之,今遣人齐敕谕尔,劳以羊酒,旌为义民,仍免杂泛差役三年,尚允踏忠厚表励乡俗副褒嘉之意,钦哉!正统四年七月初四日

皇帝御赐的这两块匾,《诸葛氏宗谱》有专门记载:明正统四年(1439)武侯公第三十二世孙诸葛彦祥捐谷1121石用以赈济灾民,英宗皇帝褒奖他的义举,在当时是极高的荣誉。

大公堂的中堂墙壁上嵌着《诸葛氏族的世系表》、《诫子书》,陈列《诸葛氏谱》,世系表从诸葛亮父亲诸葛珪、珪公长子瑾公、次子亮公、三子均公,亮公子瞻公,瞻公长子尚公、次子京公一脉相承,子孙绵延,排列下来。第二进和第三进后金柱上的四幅楹联是主题性,其中两幅写道:

伊吕允堪俦,若定指挥,岂僅三分兴鼎足;

魏吴犹并时,永怀匡复,尚余两表见臣心。

溯汉室以来,祀文庙,祀乡贤,祀名宦,祀忠孝义烈,不少传人自有史书标姓氏;

迁浙江而后,历绍兴,历寿昌,历常村,历南塘水阁,于兹启宇,可以谱牒证渊源。

两幅楹联表达了诸葛丞相之才,只有伊尹、吕望才可与之相配;老臣的忠心,前后出师表里可见。记录了诸葛氏后裔自蜀汉以来被祭祀和迁浙江而后迁徙发展的渊源。

第四进的建筑较特别,三面为天井,样子似亭非亭,似屋非屋,在建筑学上称为四樑八柱。据说只有官至丞相的才能营造,这种建筑也属罕见。第五进,高悬的是诸葛武侯公的画像,原图“文革”时遗失,这画像是本村第51世孙女所作,这里曾是族长们议事的场所,现在作为展厅供游客参观。最后一进高悬着诸葛亮的神主画像,画像两旁放着八张太师椅(图3-7),如村中有什么大事,族长就在此召集各首事议事,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四和八月二十八都要在大公堂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至今不辍。■图3-7(三)厅堂及己厅堂

诸葛村落里十八厅堂以及多座私己厅堂的建筑物保存的还有很[4]多,我们再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简单介绍之:

雍睦堂

雍睦堂建于明正德年间,是仲分宗良公享祀厅堂,门面以苏式砖雕装饰,精美而华丽。中央部分突出于两侧檐口之上,成三楼式,高约10米,檐下有砖的小斗拱,枋上有“亚”字纹,上方的竖匾刻有“进士”二字,二侧的墙全是平整的素面,烘托出中央的富丽精细和轮廓跳动。顶上有一葫芦,上插方天画戟,使得整个门面显得有节制、有层次也相当明快,气势雄伟而壮观。雍睦堂共三进,门前有一小广场。左边有一侧屋,右边隔一小弄是保存很好的楼上厅民宅。清嘉庆年间仲分进士梦岩公倡首大修一次,民国三十二年(1943)又经重修。解放后雍睦堂归生产队使用。因年久失修,于1980年后进被毁。1995年重修时后进予以恢复。重修后的雍睦堂现辟耕读文化蜡像展馆,有进士诸葛岘少年用功读书时蘸墨作蜜吃的故事,有“一科三举”的群组蜡像,还有进士诸葛琪,历任八县知县的诸葛蓉等的事迹展览。

三荣堂

三荣堂是诸葛八卦村的十八厅堂之一,建于明代,1954年倒毁,2004年在原址上恢复。修复后的三荣堂大门上方有“司谏第”三个字和“会魁”二个字。明清时期规定科举考中前六名才可称魁,明代嘉靖年,诸葛村诸葛亮第35世孙诸葛岘31岁时登嘉靖戊戌科会试第六名,殿试三甲进士,所以,他可称为“魁”,而“司谏第”就是“刑部谏官府第”的意思。诸葛岘进士及第后,起初任潮州(今广东潮州)府推官,不久即升任为“刑科给事中”,即明代刑部中管法纪的。他是一个“上疏谏言”的官员,可以直接向皇帝弹刻官员的过失违误。所以,这里开辟为“诸葛亮生平史迹及后裔事迹陈列馆”,也是浙江省范围内的第一个“廉政教育基地”。

诸葛进士第

诸葛进士第位于夏塘路44号,东邻行堂踪53号民居,两者之间有宽1.5米的弄堂相隔。南邻夏塘路,与路之间有占地面积为53平方米的小广场,西靠夏塘路45号民居,距夏塘30米。进士第坐北朝南,建于清中晚期,平面三间两厢,二层楼有金鼓架,占地面积北132平方米。明间面阔3.98米,东次间阔3.45米,西次间阔3.37米,通面阔10.8米,通进深10.5米,硬山顶,屋面阴阳合瓦,有望砖,檐口上饰勾滴,三合土地面,青石天井,砖雕门楼。(1)砖雕门楼:二柱单楼,楼面低于墙体,用花砖出檐,其下有四攒一斗六升砖制斗拱支撑,门楼两侧共立有四旗杆。(2)金鼓架:用单坡屋面,进深用单柱,柱上用动物牛腿及七踩斗拱支撑屋面,其下额枋有浮雕戏剧人物图案,鼓形柱础,下有覆盆。(3)主建筑:楼下用四柱,柱外皮有麻布包石膏腻子涂漆保护;下用鼓形柱础,下有覆盆。前带副阶,为重檐。柱间设承重,月梁形,梁断面鼓形。前副阶为四架卷棚,卷棚四架梁上有一斗三升拱二攒,承托方檩。檐口用动物牛腿及七踩斗拱承托。其金柱间承重上有一斗三升斗三攒,承托方形楼栅。楼上梁架为四柱六檩,有中柱,但不落地,立在楼下承重上的随梁枋上。各檩条下都用单斗雀替。梁架穿斗式。其上檐口用斜撑式牛腿,下檐用动物牛腿。楼上前檐有窗(原物已毁),现存为直棂窗,次间用五柱,前卷棚用月梁,型制与明间一样,其他部位穿斗式。鼓形柱础,靠墙都有堂门。楼上梁架同明间一样,也是四柱六檩穿斗式。(5)厢房:单间,面阔3.64米,进深1.80米,用单坡顶,无楼,有藻井,藻井有浮雕,图案精美,其中两厢房有一大门与夏塘路45号民居相通。靠墙各柱间有堂门。(6)天井:皆用青石制成,四周有流水沟,陡坂为须弥座状,线条流畅优美。

文与堂

文与堂位于新道路3号,东为新道路19号,南邻新道路2号,西邻新道路,北靠新道路7号。文与堂建于清中后期,坐东朝西偏南,平面布局为主厅三间,前有院落,院落设北侧有门厅,院落与正厅有封火墙隔开,中间设双面苏式砖雕门楼,南侧有夹道通往其他民居。通面阔14.75米,通进深16米。占地面积236平方米。(1)院落:面阔10.4米,深3.5米,用石板错缝铺设地面,外用砖砌围墙,高3.65米,其中红条石台基高0.65米。(2)院落门厅:位于院落北侧,单间,用四柱,单坡硬山顶,马头墙,三合土地面。梁架不露明,用平棋。其面阔3.16米,进深2.77米。其西墙开双扇实梢大门通院外,用二柱单楼砖雕门楼,檐口用花砖出跳,饰勾滴。下有三跳砖制斗拱四攒,其南侧开双扇大门通向院内,靠檐口两檐柱上用草龙纹牛腿,牛腿上有软挑头,上雕草龙,软挑头有三踩斗拱,承托挑檐枋。(3)正厅:硬山顶,两楼,面阔三间,其明间阔4.2米,次间为3.57米,通面阔11.34米,通进深8.53米。明间楼下用五柱。鼓形柱础,前为副阶,进深2.03米,为四架卷棚,设四架梁,梁断面矩形,梁身雕有太极图。梁背置顺檩方向出二跳隔架科,承托卷棚方檩,各步架间均设单步梁。檐柱上有斜撑式牛腿,上有平板斗,平板斗上用顺檩方向出二跳斗拱承托挑檐枋,檐柱有上出一跳柱头科,与牛腿上斗拱间用方形搭牵连接。檐口用飞椽,饰勾滴。楼下两金柱间有承重,断面矩形,梁身雕“梅花”图案,梁下用扇形雀替,梁背置方楼栅三根。后金柱与后檐柱间设承重,断面矩形,梁背置一根方栅,下有堂门隔断。檐柱后为楼梯弄,靠墙有短柱(不通楼上),其后金柱间设堂门四扇。楼上梁架为三柱六檩,为五架梁带后单步梁,抬梁式,用拼合月梁,断面鼓形,梁端饰龙须纹,梁下用水浪纹雀替。其前金柱上设顺檩方向出二跳斗拱,其他均用出一跳斗拱。前后金柱柱头科之间设五架梁,五架梁上置出一跳隔架科二攒,隔架科之间设三架梁,三架梁上置出一跳斗拱,各斗拱与檩条均用水浪纹替木承接。其前檐金柱间有额枋,枋上置一斗六升平身科二攒,枋下用八扇格子窗,窗下有木板隔断。(4)次间,楼下用六柱,前副阶结构与明间相同,后各柱间用穿枋连接,枋下有堂门,青石地伏。其后廊柱用短柱(不通楼上)。楼上梁架为四柱六檩,有中柱。其前檐金柱上用出二跳斗拱,其余均用出一跳斗拱。其前后上金檩下用瓜柱。前檐金柱间有额枋,枋檩之间用夹竹泥墙,下用六扇格子窗,其后金柱间也有额枋,枋上有一斗三升斗拱一攒。(5)大门:设在正厅前封火墙中间,封火墙用花砖出檐,上有小青瓦压顶,大门用双面苏式砖雕门楼。其外侧门楼进深0.4米,面阔2.2米,砖砌檐口,饰勾滴,砖檐两侧有垂莲柱,垂莲柱之间有砖高浮雕“仙鹤祥云”,下有一横匾,上书“玉韫山辉”,两侧为“人物山水”砖雕,匾下为砖雕门梁,图案为“双龙戏珠”。内侧门楼,面阔2.8米,进深0.85米,楼面有椽树,檐口用六攒三踩砖制斗拱承托,斗拱下设重垂莲柱,上垂莲柱间为砖高浮雕“八仙过海”枋,枋下有砖制卷草纹雀替,下垂莲柱间有一横匾,上书“昭兹来许”,匾两侧为“人物”砖雕,匾下为门梁,梁身饰如意纹,中间有浮雕人物。(6)天井:封火墙与正厅之间为天井,用青石错缝铺没,其面阔11.84米,进深2.3米。

明德堂

明德堂位于祝家路18号,坐东朝西,东靠果合山,南有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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