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评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齐勇,汪学群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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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评传试读：

总序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菿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供读者参考。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90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国学）的观念。《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及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钱宏（执笔）1991年春初稿1992年春修定序李德永

钱宾四先生是本世纪在思想文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国学泰斗。早在40年代初期的学生时代，我就怀着赤子虔诚之心，手抄、默诵他的名著《国学概论》和《国史大纲》，极大地唤起了我的爱国热情和求知渴望。时光虽已过去五十多年，接受的思想影响尽管来自多方面，但钱先生在我少年心灵中播下的儒家思想的文化种子却仍然保持着活跃生机，未尝死灭。今年暑假，有幸第一次读到郭齐勇、汪学群同志撰写的《钱穆评传》手稿，油然兴起了我对他老人家的思慕仰望之情，并以《评传》为指引线索，如饥似渴地粗读了他生前的一些主要著作，于是对钱老的德业文章、学术思想，有了比过去更深一层的认识。

钱先生不仅是思想深邃、著作宏富的著名学者，而且更是一位德高望重、堪称楷模的一代人师。他粹然儒者气象，时刻不忘“喫紧做人”：“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矩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宋明理学概述·自序》）这种“未尝敢”的紧迫感来自他对“国家民族世道人心”的责任感。为了迎击民族虚无主义的狂潮，他义愤填膺，激情满怀，终其生诲人不倦，著述不止，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疏理与弘扬的事业之中。他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古训诠释为为了正义事业而勇于承担、敢于牺牲、乐于创造的道德精神。他认为这种高尚的道德精神就是人生的生命、价值之所在。有了这种精神就会有对正义事业的向往与追求，就会现实化为有益于社会、国家、民族的德业与事功，就会在宇宙乾坤面前显现人性的尊严、人格的伟大。对于这一人生真义，他志好之，乐言之，力行之，直到九六高龄临终前三个月还以“天人合一”这一儒家传统人生哲学问题“专一玩味”，由于最终“澈悟”而感到“快慰”。钱老确乎实践了儒家传统颂扬的那种“生由乎是，死由乎是”的“德操”之美。

在学术的殿堂上，钱先生既是功底深厚的专才，又是视野开阔的通儒。他把经、史、子、集熔于一炉，超越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宋学与汉学、义理与考据的纷争，把国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思想方法而论，他辩证处理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而且首先是通过对个别材料的详细占有，然后抽引出其本身固有的内在义蕴。他的一些一新耳目、震惊学坛的创见都是通过这一途径辛苦探求出来的。入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立足于下，才能昂首于上。没有这种脚踏实地的钻研精神，所谓思想渊源、学派关系、范畴演变、发展圆圈等等，都可能流于空想臆断。用纯主观性的概念演绎来整理国故，其成果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以钱老的《论语新解》为例，其目的不过是“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以期成为一个人人可读之注”。但他为了准确把握《论语》“本义”，对宋儒义理、清儒考据详加比较参照，既不失之太浅，也不求之过深，务求把《论语》所涵义蕴阐发得恰到好处，以细针密缕之功夫，作平正笃实之文章。他善于守成，勇于创新，严于求是。这种认真对待文化传统的科学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钱先生终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不是醉心古董的书斋学者，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的历史学家。他是为了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而去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把中国传统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认为要革新，只有尽变其“常”，走全盘西化之路。钱先生与此针锋相对，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爱护传统，尊重传统。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他强调中国文化在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文化精神、历史走向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在古与今、因与革的关系方面，他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身发展具有因革损益的变异性，经过过去“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的积累与变异，才可能在今天“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因此，现代化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传统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参见《国史大纲·引论》）。正如《钱穆评传》作者所云：“他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和敬意，对未来的企盼和信心。”钱先生关于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种种见解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以上所谈，只是我对钱先生思想的点滴认识。欲知其详，请看《钱穆评传》。这是目前中国大陆第一部评述钱先生思想与生平的专著。作者苦心力索，凭着他们的洞识，从大量材料中疏理出传主的思想体系，自成条贯，颇具特色。这对进一步分析钱先生思想，乃至深化对当代思想文化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1994年8月序于武汉大学

PRéCIS （英文提要）

Qian Mu（1895-1990）,styled Binsi,a native of Wuxi, Jiangsu,prominent historian,thinker,educationist and scholar.

This work i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the cultural life and academic career of Qian Mu,a famous great master of Chinese study,and to his national compassion,sense of anxiety,sublime personality and erudition of learning,and a profound review of his peculiar insight into history and culture,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West and China,philosophy of life and his achievements of studying four thousand years history of culture and thought in China with special method and contribution.Author’s guideline runing through the work is to reconstruct and carry forward the cultural spirit of Chinese nationality,which makes reading the book an exciting matter.

This work consists of 9 chapters.

Chapter 1 is 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Qian Mu,a master scholar of Chinese study in contemporary time.Chapter 2 is a brief sketch of Qian Mu’s views of history,nationality,and culture,and a general review of his conception of 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as humanism,unificationism and historicism,and of his basic ideas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including the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Chinese culture.

Chapter 3 is a commentary narration of Qian Mu’s studies and propositions concerning classical Confucian texts,mainly his opinion regarding the debates between Old Text School and New Text School initiated in the Han Dynasty.By historical method and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he demonstrated that the assertion that Liu Xin forged Old Text was resulted from sectarian bias of the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hence would collapse of itself.In addition,he had special contributions in studying Four Books (four Confucian classics).

Chapter 4 consists of comments on Qian Mu’s study in pre-Qin (Dynasty)schools.His achievements are affirmed in investigating the biographical facts concerning pre-Qin master thinkers,the relationships of them to their teachers,friends and followers,and the origin and change of their thought.Significant is his excavation of the standpoints stressing the common people implicit in Confucianism and Mohism.Besides,wonderful is his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ife and writing of Lao Tzu.

Qian Mu’s thought and methodological idea of history are reviewed in Chapter 5.His view of history,the concept’integration of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n to a comprehensive Present’implies that’history is meanwhile the present’.In this chapter,Qian Mu’s achievements are exposed in researches on general history,cultural history,and branch history (including political,social,economic and learning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and it is appreciated that he argued against the mistake of transplanting the phases of Western history to frame the history of China.

Qian Mu’s studies in School of Laws and Norms (li xue)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y are expounded in Chapter 6.Qian Mu gave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to School of the Song Dynasty.School of the Song was different from School of Laws and Norms in the sense that School of the Song bore the magnificance of restoring the common people viewpoint existed in pre-Qin time,whereas School of Laws and Norms devo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mind and temperament.Qian Mu’s studies and views on Zhu Xi and Wang Yangming,as well as on 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y as a whole,had his own style.

Chapter 7 is a survey of Qian Mu’s researches on the thinkers of last four hundred years.He objected the dualist separ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of Song and that of Qing,and set up anintimate link between them.Moreover,his collation and reformu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was not short of deep insights.

Qian Mu was not only an expert profound in some fields,but also a Confucian master with wide knowledge.Having incorporated studies in Confucian texts,history,pre-Qin schools of learning and other subjects,he went beyond the controversies between School of Old and New Text,between School of Laws Norms advocated by Cheng and Zhu and School of Introspection originated by Lu and Wang,between Han School and Song School,and between meaning inference and textual evidence,so as to have promoted Chinese study to a higher level.

Qian Mu’s philosophy of life is summarized in chapter 8.He was excellent at suming up various sorts of conceptions of life in history of China and articulating them into a healthy and vivid theory of life of his own style,incorporated his reflection 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life and his comparison with western philosophy of life.

Chapter 9 introduces Qian Mu’s views of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It seemed to him that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were at variance with each other in that the former maintained the unity of man and the world,the conformation of man to the world,the latter saw man as opposite to the world and the conqueror of the world,furthermore,the former laid stress on harmony and totality,the latter on analysis and isolation,the former was anintroversive and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with morality as the fundamental,the latter was an extroversive an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with materiality as the fundamental.China and the West were of pecularity of its own respectively and ran in different ways in worldview,philosophy of life,ways of thinking,patterns of behaviour,cultural spirit and history.He stated with emphasis that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should be compared and evaluated objective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otal process of world history.

Appendix is a chronological list of Qian Mu’s biography.His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writings are clearly displayed.

This is the first book in present Mainland of China which provide with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of Qian Mu’s life and thought.

The book is written by Guo Qiyong and Wang Xuequn.Mr.Guo is a native of Wuchang,Doctor of philosophy,profeser 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He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 for many years and is the author of An Investigation of Xiong Shili’s Thought, Philosophy of Culture,and others.

Mr.Wang is a native of Fengxian,Hunan,graduated from Bejing University,M.A of Philosophy,lecturer of Social Science Faculty,Normal University of the Capital.

第1章 文化生命与学术生命

钱穆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初九（公历7月30日）生于无锡，于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享年96岁。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世界，是20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国学泰斗！

钱先生原名恩，字宾四，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穆。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他自1912年始，在乡村任小学教师；1922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抗战以前，先生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先秦及近三百年来学术思想史，出版有关著作，其学术名流地位已逐渐确立。抗战军兴，他随北大南渡，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忧患意识，潜心著《国史大纲》。这部著作于1940年出版之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发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忱。抗战八年，先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主讲文史课程，极具影响。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他曾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先生于1949年移居香港，当年及次年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先生在艰危困苦之中正式创建新亚书院，并亲任院长。自此，钱、唐诸先生惨淡经营的新亚书院成为护持祖国传统文化的重镇，造就了许多人才，培育了可贵的新亚精神。20世纪50年代，他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称号。20世纪60年代，他曾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称号，亦曾讲学于马来西亚大学。先生于1967年离开香港，定居台北，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宾四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四百万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先生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的皇皇巨著《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等，以及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其他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自身已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对后世学者已经并必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

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专才，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全部的生命，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

20世纪是我国传统精神资源饱受摧残的世纪。无论是西化派还是苏化派，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把民族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精神之根。在这种潮流面前，钱先生与他的同道从不同的角度维护民族精神，护持“中国性”，张扬民族个性，抉发传统文化的精华，加以创造性的重建。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识啊！20世纪的学术思想史昭示我们，真正深刻的、有识见的思想家，不是浮在潮流表面的声名赫赫的人物，而是潜光含章，剖视时俗之弊，把握了民族精神底蕴的人物。钱先生正是这样的人！

钱先生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满怀“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他指出，历史是一种经验，一个生命；民族精神即文化精神，也即历史精神。他还指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工夫。”他认为，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在变化中有持续，在持续中有变化。“研究文化生命，历史生命，该注意其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的变化，与不断的翻新。要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这即是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之所在。”他主张吸收、融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同时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心。他致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坚信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必定来自自身文化系统的内部，希冀“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

钱先生的生命是与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血肉相联的。陈寅恪挽王国维，吴宓赠陈寅恪，都有“文化神州系一身”之说。同样的，作为民族文化的托命者，钱穆先生亦是“文化神州系一身”的人物。他的生命洋溢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民族文化的振兴为己任。

钱穆一生把为学与做人密切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度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因此，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与敬意，对未来的企盼与信心。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困难，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自我意识的丧失、精神世界的危机，钱先生的生命的呼应与存在的实感，化成他的学问、业绩、演讲、著作，苦心孤诣，感天撼地。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

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宏道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并以自己的行为和高尚的情操，激励后人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继续努力奋斗！他是我国20世纪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亦是我们青年学子立身行世的楷模！

1.1 发愤苦读 自学成才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与其他思想家、学问家不同，他既没有念过大学，非学院派，更没有留过洋，也非西洋派。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正是中国社会乡村民间的朴实无华，铸造了他既坚实又伟大的学术与人生。他是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的一代史学巨擘，一位营造“文化中国”的前驱。因此，他的学术心路历程，既奇特又平凡。

钱穆出生在一个五世同堂的家庭里。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中曾谈到，江浙钱姓均源出五代吴越武肃王钱镠，但未述及世系。后经罗义俊先生考证，钱穆这一代是吴越武肃王钱镠第三十四世孙。七房桥这一支钱氏的远祖是心梅公，即钱穆的十八世祖。在元明时，钱塘江畔临安县住着很多钱姓，后因要躲避官府的迫害，逃散到各地。其中七八个人就迁居到无锡南门外。心梅公在七房桥，钱鸿声到鸿声里（故名源鸿声里），其余在荡口、马桥等地。当时无锡南门外一带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钱氏的祖先们就以田为业，逐步发展起来。钱氏发展到三十世时，七房桥已有棉花庄、茶馆等，形成了市面。

钱穆的曾祖父绣屏公，清嘉庆庚午年（1810年）生。祖父鞠如公，道光壬辰年（1832年）生。他祖父有手抄《五经》一本，由其父用黄杨木板穿绵带裹札，并镌亲书“手泽尚存”四字。全书用上等白宣纸，字体均正楷，一笔不苟。鞠如公中年体弱多病，抄完此书不久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七岁。钱穆从小听其兄说此书后半部纸上有许多泪痕印迹。他祖父还留下一部大字木刻本《史记》，上面有五色圈点，并附批注。钱穆的父亲讳承沛，字季臣，清同治丙寅年（1866年）生。其祖父去世时，其祖母年四十一岁，其父仅三岁。他父亲从幼年起就有神童的美称，十六岁时县试，考取第一名为秀才，由于身体瘦弱，在南京乡试病倒，以后就再也没有求取功名。但他对幼年的钱穆谆谆教诲，寄予厚望。他父亲教子不从正面入手，而多从侧面启发。他父亲因体弱多病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逝世，死前对钱穆说：“汝当好好读书。”他父亲去世时，钱穆的哥哥十八岁，钱穆本人十二岁，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三岁。

钱穆弟兄四人，有一个姐姐。兄名挚，字声一，即钱伟长之父；弟名艺，字漱六；次弟名文，字起八。父亲早逝，家庭清苦，手足之情，尤显重要。亲族们都知道他们大阿哥（指声一）拖（无锡土语，意帮带、扶持）大兄弟（指宾四先生），大兄弟再拖小兄弟。七房桥钱氏在三十世后因连遭大火而败落。钱穆一家的老宅鸿仪堂、素书堂均毁于兵火，只剩下两间破房子。屋毁后，他们无家可归，于是散居各处。他们兄弟成人后，长兄声一一直在七房桥兴办又新小学，服务于家乡；钱穆则在附近四乡小学执教，后外出到无锡城里和苏州教中学；两个弟弟到荡口教书。弟兄四人都是教师，每逢暑假都要到七房桥来过夏，侍奉老母，对桑梓故里的情深可想而知。

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的新式小学果育学校。果育学校由荡口镇华子才先生私人创办。学校分高初两级，各四年。他和声一先生遵奉父命同去应考。声一进入高级小学一年级，他进入初级小学一年级。当时教文史的老师不太受人特别重视，而教理化自然科学的老师则很难聘请到。教体操和唱歌的老师在一校乃至一镇更是众望所归。

对钱穆以后影响很大的有以下几位老师。

当时教体操的先生是钱穆的同族伯圭先生，鸿声里人，曾游学于上海，是当时的革命党人。一天，他问钱穆，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回答，是。伯圭先生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头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一类的话，这是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因此才有这种状态。如今欧洲诸国合了就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应该向他们学习。伯圭先生这一席话常常回响在钱穆的脑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谁优谁劣，这一问题困扰着近代中国人，钱穆一生也被困在此问题内。正如他指出：“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伯圭先生又告诉钱穆，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云云。钱穆自幼就抱有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也由伯圭先生启发。

唱歌先生华倩朔是影响钱穆的另一位老师。华倩朔先生是荡口镇人，早年留学日本。他风度翩翩，平易近人，是一校师生共同敬仰的中心。他擅长书法、绘画、吟诗、填词，其作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畅销全国一二十年不衰。倩朔先生又兼任初级小学一年级国文课教师，钱穆也在此班就读。一天，倩朔先生以“鹬蚌相争”为题，让学生作文。钱穆的文章约四百字，倩朔先生评语：这篇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苏代以此讽喻东方诸国，教科书中没有说明出处，今该生能以战国故事作比喻，可以说已领会题目的宗旨。钱穆在文章结束时说，如果鹬不吃蚌，蚌也不钳鹬，罪在鹬而不在蚌。倩朔先生评语：结束语如老吏断狱。钱穆因此文受到老师嘉奖并晋升一级上课。

升级后，国文老师是华山先生，钱穆因作文优秀又升一级。华山先生赠钱穆《修学篇》一书，是蒋百里翻译的日本人的著作。书中网罗西欧英法诸国不经学校自修苦学成才数十人，并一一记述这些自学成才者苦学的经过，对钱穆影响很大。他尽管没有上大学，仍苦学不倦，是受了此书的影响。

钱穆升入高级班，国文老师是顾子重。顾先生学贯新旧中西，尤其精通史地。后来钱穆治学喜欢史地，导源于顾先生。他对钱的才华十分器重，曾称赞钱“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在果育学校使钱穆终生难忘的还有倩朔先生的弟弟紫翔先生，他教授经史子集，无所不包。钱穆治学喜欢从历史流变着手，寻求其渊源宗旨所在，多得力于紫翔先生的教诲。钱穆在果育小学四年，遇到了众多良师，加上自己努力勤奋好学，为今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钱穆十三岁入常州中学，开始了三年多的中学生活。这时已是光绪末年。在中学时代，他最难忘的是监督（犹今称之校长）屠孝宽先生。当时钱穆年龄小，屠先生尤加爱护。钱穆在所开设的课程中最偏爱国文和历史两门，屠先生告诫他应该每科平均发展，不要偏科。除了屠先生以外，给钱穆记忆最深的还有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他任教历史、地理两门课，是当时诸位先生中最年轻的一位。吕思勉先生不修边幅，上课很吸引人。后来，吕思勉先生成名后，钱穆还与吕思勉先生多次通信，讨教经学上的今古文等学术问题，并请吕先生校改《国史大纲》。他们之间的往来一直到1949年。吕先生的教诲之恩使钱穆终生难忘。

当时教国文的是童斐先生。他不仅讲国文，而且也擅长昆曲。各种乐器的演奏之道，以及生、旦、净、丑等角色的表演技巧，童先生都能一一传授。钱穆学吹箫、学昆曲较之学校中其他正式课程更用心，更愿学。他喜欢昆曲，爱吹箫，归功于童先生的引导。

钱穆念到中学四年级时，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有所改动，要求减去修身科，增修希腊文科等，推举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方商谈此事，结果校方不应允，大家再提议由钱穆等五位代表以退学相要挟。校监屠先生挽留不住，就推荐钱穆去私立钟英中学就读。这件事给钱穆留下深刻的记忆。

钱穆离开常州中学，1910年开始去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此时已是清朝末年。第二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钱穆回到家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乡间教书的生涯。

1912年，钱穆十八岁，开始在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钱穆决定应聘执教三兼小学，是因为家贫，升学无望，所以一边教书，一边自学，刻苦攻读，进步很快。他先读完《孟子》，在家里从父亲遗书中发现大字木刻《史记》一书，便爱不释手地读下去。又发现毛大可的《四书改错》一书，他精心阅读，发现朱子四书注居然也有许多错误，他感到大为惊奇。通过对这些书籍的钻研，而了解清代乾嘉诸儒及其学术。当时钱穆也喜欢读《东方杂志》，并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一文寄给该杂志，由于涉及外交机密而没有发表。这是钱穆第一次投稿。

关于钱先生早年的为学经历、学术途辙，他曾在《宋明理学概述》的自序中说过。他入中学时，主要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作品，然后读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民国元年（1912年）他十八岁时，辍学当小学教师，以为天下学术，无逾乎姚、曾二氏。受忘年交秦仲立先生启发，留意于文章分类选纂的义法，决定读诸家全集，以窥见姚、曾取舍之标的。于是读唐宋八大家韩、柳、欧、王之集。由韩氏“因文见道”的启发，于是转治朱熹、王阳明，由集部转入理学。由读阳明《传习录》、朱子《近思录》、黄宗羲《明儒学案》及全祖望补订的《宋元学案》，上溯五经及先秦诸子，即由理学上溯经学、子学，然后下及清儒的考订训诂。由深好宋明语录和清代考据，读书愈多，遂知治史学。可见钱先生堂庑甚广，终以史学为归。当然在1912—1913年间，他还尚未明确地由集部转入理学，也就更没有转入经史之学。而这种说法也不是绝对的，即在民国元年（1912年）前后，他对经史、理学、清学都开始涉猎。

1913年，钱穆不再去三兼小学，转入鸿模学校（前身为果育小学）任教。三兼小学高初两级又分两个班，钱穆原则上任高级班并教授国文、史地、英文、数学、体育、音乐等，也兼部分初级班的课，每周教课三十六小时，月薪国币十四元。到了鸿模学校，规模完备，高初各分几班，他教高级班国文、史地课，每周二十四小时，而月薪增至二十元。当时钱穆在小学任教，心中常对未能进入大学就读而感到遗憾。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登载：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他当时梦想得到章氏一些不多见的书。二十年后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他果然见到章氏这些稀有著作。可以看出钱穆尽管没有机会在北大念书，而后来却能执教于北大，是有因缘的。他爱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此书是北京大学的教科书。这本书对钱穆影响很大，使他得益匪浅。如钱穆知道经学上有今文古文的区别，夏氏书的最后附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才知道年表的重要。后来他著《先秦诸子系年》修改《史记·六国年表》是受夏氏的启发。夏氏书皆仅标出几个要点，多抄录史籍原文，无考据方式，而又不背离考据的这种精神，为钱穆所欣赏。以后他在北大讲史时常引以为据。

1914年钱穆转入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每周教课十八小时，同时兼任鸿模学校的课。尽管乡间教书工作很繁杂，但他能见缝插针，善于挤时间，哪怕是吃饭、课间休息、上厕所都在看书。即使是严寒酷暑，他也要坚持读书。夏天为防蚊叮，他学父亲将双足放在瓮中坚持夜读，致使他能博览群书。他又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定于每日清晨必读经、子等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中间上下午读一些闲杂书，科学地安排时间。

他教《论语》时，读《马氏文通》，模仿其体例，积年写成《论语文解》一书，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钱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将稿酬购得浙江官书局本《二十二子》，于是着力研究《墨子》，发现版本论者都有错误，便开始逐条指出其中错误，并加以修正，最后写成《读墨解》一书，后改为《墨经解》。这是继《论语文解》后的第二部著作，数年后，与他研究惠施、公孙龙的论文等收入他自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中。钱穆最初读书是从韩愈、柳宗元等唐宋八大家入手，随后有意转为孔子、孟子儒学，又涉及古今史籍，最后才是诸子。当时钱穆用朱笔标点《宋元学案》，对欧阳修、王安石诸家颇为不满，有意重编《宋元学案》，但未能成书。钱穆也很爱读《六祖坛经》等佛学书籍，他后来研究佛学是从这里开始的。1917年秋，钱穆完婚。1918年是钱穆读书静坐最专最勤的一年。他锐意学静坐，每天下午四点后必在寝室静坐，由此他体悟到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才能静，才能排除心中杂念，才能专心致志地攻读和思考问题。

1919年秋天，钱穆转入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时年二十五岁。他转入初级小学的原因一是看到报刊登载杜威来华讲学，涉及教育问题，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钱穆想与幼童接触，从头开始实验，从中了解中外教育异同与得失。其二是当时提倡白话文，转入初小，想试一试白话文对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所在。在此期间他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当时李石岑从欧洲留学回国，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主编。钱穆撰写《爱与欲》一文寄去，刊载在《学灯》上，是他生平在报纸上第一次投稿。又寄去《论希腊某哲人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过了几天刊出。

1922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及泰伯市立图书馆长之职，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不到一个月应聘于厦门集美学校。到集美以后，他任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同届毕业生的两个班的国文课，同时讲授曹操《述志令》一文。当时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有心得，认为汉末建安时期是古今文体发生转变的时代，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而且散文的体裁也与以前不同，这都是曹氏父子三人的贡献。两班学生听了钱穆的课都深表欣服。在此期间，他读《船山遗书》，后在北大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船山一章所用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又受到船山关于屈原居湘中的“湘”其实是汉水而不是湖南的湘水一说的启发，后在《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详细记述。此后的《楚辞地名考》、《周初地理考》、《三苗疆域考》、《史记地名考》等对古史地名沿革的研究，皆发端于此。他所著的《庄子纂笺》也受船山注庄子的启发。

1923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推荐他到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此班从一年级至四年级毕业后，再回任一年级。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兼开一课，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概论》，教者各自编撰讲义。钱穆第一年文字学，讲六书大义，未付印。第二年、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第四年编撰《国学概论》，后也续成完稿。这些书稿后来均有出版。

1927年秋，钱穆开始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苏州中学的校风与无锡第三师范学校不同。三师风气纯良，师生亲如家人，钱穆执教四年未遭风波。他来苏州中学后，任最高班的国文课，并任全校国文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1928年春，是他任教的第二个学期。时有方壮猷为胡适《章实斋年谱》作补编，一天到苏州相访，告知钱穆，商务印书馆编《万有文库》，其中《墨子》和《王守仁》尚无人承担，钱穆于是接受了此项任务，他日以继夜地赶写，不久两书写成，收入《万有文库》。这一年夏，他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之邀，讲演“易经研究”一题，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论丛》第一册中。

1928年夏秋之际，他的妻子及新生婴儿相继死去。当时其兄声一先生执教于无锡荣巷荣氏新创立的荣巷中学，闻讯后速回家帮他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溘然长逝。两个月之内，连遭三丧，对钱穆的打击是可想而知了。翌年，钱穆在苏州续弦，开始了新的生活。

1930年，常和钱穆通信论学的蒙文通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一天来到苏州与钱穆相见，两人游山玩水，畅谈古今达数日，真是痛快之至。蒙先生读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评价道：“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经蒙文通推荐，钱氏有关墨家诸篇发表在南京一家杂志上。这是他《先秦诸子系年》最先发表的一部分。

一天，胡适前来苏州女子师范演讲，欲与钱穆相见。胡适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湜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二人见面时间短，虽未深入长谈，已知彼此意见不相合。又一天顾颉刚从广州中山大学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返苏州家小住，与钱穆见面。顾颉刚看过《先秦诸子系年》后对钱穆说，你已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应去大学教历史，遂建议钱穆去中山大学。由于当时中山大学以讲述康有为今文经学为中心，钱穆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产生怀疑，又加之学校汪典存先生挽留，遂谢绝了中山大学的聘请。顾颉刚当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学报编辑，钱穆便把写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又简称《向歆年谱》）交给他，不久刊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向歆年谱》一文，是对多年笼罩中国经学研究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一次有力的批判。钱穆举证翔实，立意明确，凡是康有为曲解史文、抹杀反证之处，均一一历指而道其原委，指出《新学伪经考》中关于刘歆伪造经书一说不可通之点有二十八处。最重要的是，按照刘向刘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为的曲解一目了然。钱穆发表此文以后，名声大噪，学术界均佩服钱穆慧眼独识，硕学通儒群推之为划时代的杰作。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月）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这是《向歆年谱》初问世时的反响，是有关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手史料。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燕大任教。这样钱穆就结束了早年求学教书的艰苦年代，从此开始了人生和学术方面的重大转折。

纵观钱穆早期的学习与教书生涯，一是天资聪明、勤奋苦读，二是庆幸遇到了那么多的良师益友，使他在学校读书期间养成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并在以后长达十多年的乡间教书过程中，发奋苦读，积累了大量有关经、史、子、集方面的资料，为日后创立自己独特的史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情系国族 文惊天下

1930年的秋天，钱穆应聘去燕京大学，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1930年至1949年期间是钱穆把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自己史学思想体系的时期。功夫不负有心人，早年在学术上的辛勤耕耘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从而确立了他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地位。

一进燕京大学，一切都给钱穆新鲜之感。当时他住在朗润园。他初到北京，即与潘佑荪、顾颉刚、郭绍虞等经常交往，无身居异地之感。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由中国教育部指定，必须任用中国人，但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大学校务全由司徒雷登一人主持。一次，司徒雷登在学校设宴，司徒雷登问诸人到校印象。钱穆直接答道，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入校门马上就看见有“M”楼、“S”校的字样，这是什么意思？后来燕大特为此召开校务会议，把外国名字均改成中国名称。钱穆一进大学就表达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一天，在城中某一个公园，他与冯友兰先生相遇，两人交谈起来，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钱先生在燕大任两个班的国文课。他将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交给顾颉刚，在《燕京学报》发表，并得到一位欧洲汉学家的推崇，同时在国内引起一场争论。胡适认为老子应在孔子之前，冯友兰和顾颉刚主张老子在孔子之后，钱穆与顾颉刚、冯友兰的看法大同小异。这时，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已完稿，经顾颉刚推荐申请编入《清华丛书》，但未获通过，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北京各大学都开设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等课，都拥护康有为今文家的主张。钱先生《向歆年谱》一文，使大家都怀疑他是古文家。是年假期，他返苏州侍奉高堂，并撰写《周官著作时代考》和《周初地理考》，这是他考古史地理的用力之作，载于《燕京学报》。

1931年夏天，钱穆应聘执教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这两门都是由学校指定的必修课。另一门选修课可以由自己来定，他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课程梁启超曾在清华研究所开过，其讲义也在杂志上发表。钱穆的想法与梁启超意见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他日后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雏形。他在北大开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年，翌年，又开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系主任是陈受颐，实际主事的是傅斯年。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先生认为，谈到实际政治，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研究历史，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应该知道。后来开设此课。

中国通史是当时大学必修课，北大也如此。北大通史课分聘北京史学界诸名家分讲，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由几个人分讲不能一条线通贯上下，一个人独讲也并非容易。后改为两人讲。上半部由钱穆讲，后半部由陈寅恪讲。据程应镠（钱穆在燕大执教时的老学生）讲，当年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有二说，一说有两人，一说是三人，但两说中都有钱先生，能与钱先生媲美的只有胡适之一人。到了1933年秋，北大独聘钱穆任中国通史课，于是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在北大任通史课，第一年最紧，耗费了他很多精力。他将通史课在一年规定时间内讲完，决不有头无尾、中途停止，而力求一贯到底。上课时对讲述均有取舍。如讲上古史，对先秦部分讲得详备，若讲通史则只讲概况，又如若讲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分涉及太广，应详述，若讲通史时也只能粗略提到。他讲课时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上下相顾，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对制度经济、文治武功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除了遇到风雨外，一年之内，他几乎都在太庙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于初步完成自己心愿。上自太古，下到清末，兼罗并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在以后的讲课中不断补充、修改，为日后成书打下基础。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早在1921年，钱穆就有意写一部关于先秦诸子学方面的书。首先一项工作是考研诸子生平行事的先后。由于诸子年世不明，其学术思想的渊源递变就无从知晓。着手之初，钱穆只有将诸子书与《史记》、《战国策》对照校勘，又从《史记索隐》中得知古本《竹书纪年》鳞爪，而所任教的中学，藏书甚少，限制了他的研究。钱穆来北京任教以后，日常生活安定，北京各图书馆书籍多，查阅方便，在教课之余，将十多年积累的书稿重加增订修改，1933年写成《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其中含考辨一百六十余篇，通表四篇，附表三张，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大有贡献。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而《史记》也有不少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致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如上所述，钱穆研究《竹书纪年》厘订今传世本的错误，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立一说必推之子书、史书而皆须准确无误，证一伪必考其时间、地点而确皆无误，真是丝丝入扣。至于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则是世所罕见的。然而钱穆初衷不想单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想使研究战国史的人对这一段纷乱的史事有比较清晰明朗的年代顺序为信据。

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据杨树达日记，陈寅恪先生对钱著评价很高。杨先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1937年5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在北大上课的讲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钱穆不同意近代学者那种把汉学和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可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钱穆在此别出心裁地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也与宋代学术密切相关。这种卓然不群的见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近代学者言清代学术诸书，如章炳麟、梁启超等的著作，均未尝提及清代学术与宋学的联系，遂使人迷失其渊源。如今钱穆特为指出，才真正显露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钱穆此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侧重叙述每一个代表人物的论学思想要旨，注意指出诸学者对于天下治乱用心之所在。因为过去论述清代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如《汉学师承记》就是明显的例子。而钱穆写此书的胸怀、主旨在于：“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盖有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不必尽当于著作之先例者。”钱穆在书中曾痛斥清朝诸帝“坏学术、毁风俗、戕人才”，由于他们的高压政策，学者们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继逃避现实，躲藏在故纸丛碎中讨生活。基于“通古今之变”的怀抱，钱穆痛斥了那种认为清王朝已腐败覆灭，治国方案应以西方各国政体为准绳的错误观点。他们丝毫不问我国具体国情、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而鼓吹全盘西化。这书出版正值国内学术界有关中西文化讨论又复激烈的时候，钱穆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针对当时的文化讨论问题有感而发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杨树达日记中又提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3年7月26日。阅钱宾四（穆）《近三百年学术史》。‘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文亦足达其所见，佳书也。”

钱穆在北大任教期间又兼任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的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在北平任教八年，有幸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与钱穆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竟无支那内学院听佛学课，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该学院欧阳竟无的弟子。蒙文通来北大是通过汤用彤的举荐。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常常相聚，过从甚密。当时熊十力已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竟无的学说，蒙文通不同意，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常常不表示意见。钱穆总是充当熊十力和蒙文通的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宋明理学，蒙文通和熊十力又必争，钱穆也作缓冲。

当时除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和钱穆常常相聚之外，还有林宰平、梁漱溟两人，他俩都住在前门外，梁漱溟又不常在北平，有时或加上梁漱溟或加上林宰平，五人相聚为多。钱穆经汤用彤认识了陈寅恪和吴宓，又在北京结识了吴宓的两位高徒贺麟和张荫麟。他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此二人均在燕大任教。熊十力和钱穆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熊十力好与张东荪谈哲理时事，钱穆则与张孟劬谈史学。在公园茶桌旁，四人各移椅分坐两处。在其家，钱穆坐在张孟劬的书斋，张东荪邀熊十力进自家书斋，相互间切磋学问是经常的事。与钱穆交往较密的学者还有陈援庵、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与容肇祖兄弟、向觉民、赵万里、贺昌群等。这些学人各有所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学术界一定会有一番新气象。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尽管校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可供参考，但钱穆仍不断购买书籍，先后购书五万册。他为了尽量多买些书而节衣缩食。他曾对友人说，一旦学校解聘，就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钱穆秉性爱好大自然，遍游近郊名胜，又曾四次远游。第一次与北大诸生结伴，畅游济南大明湖、曲阜孔林、泰山等名胜。第二次与清华师生结伴游大同，观云岗石刻，西至绥远、包头。第三次，一人独游，至武汉，登黄鹤楼，参观武汉大学。乘江轮至九江，游庐山诸胜。汤用彤先生有宅在牯岭，钱与汤先生共游。复乘江轮回无锡小住。第四次与清华师生，同游开封、洛阳、西安三都古迹。归途游华山，由苍龙岭，抵一线天。历登诸峰，华山险峻，为诸岳之最，缅想韩昌黎游此不能下山的故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钱穆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南下，文学院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钱穆居此地除游山外，每逢星期天早晨下山到南岳市，市内有一个图书馆，内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他专借宋明各家集，阅读作笔记。其中关于“王荆公新政”诸条，后在宜良撰写《国史大纲》择要录入。又读王龙溪、罗念庵两人集，对理学得失有所启悟，并撰写专文。这是后来他治理学的开始。

钱先生在南岳山后居住时，开始是两个人一屋。与钱穆同住者的家属也来了，就住在附近，他回家住，钱穆实际上自住一屋，常常独自挑灯苦读到深夜。后来宿舍迁移，每四人一屋，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三人与钱穆合住一屋。一天，冯友兰来到钱穆处，把自己新写的《新理学》书稿送给钱穆，请他先读，加以批评，然后再交出版社出版。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而不谈心性，有片面性，又认为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有独特的观点，朱熹论鬼神也多有创见，希望冯友兰加上鬼神一章，这样使新理学与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说可以考虑，并部分地采纳了钱穆的意见。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钱穆写成《国史大纲》。此时昆明屡遭空袭，钱穆于1939年暑假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当时规定，书籍著作经政府审查后方可出版。审查分三类：一、审查通过即可出版；二、依照指示修改后才能出版；三、遵照指示修改后，须呈请再审。《国史大纲》属于第三类。钱穆坚持己见，最后几经周折终于1940年6月按原稿出版。全书前有引论，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新通史应具备下列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这可说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钱穆于是书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再看钱穆书中的取材布局、用词造句皆耗费了不少心血。有些读史的人，不明白这部史书的布局，何以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国而略于外族？在取材上，何以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何以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因为辽、金、元、清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汉唐是汉族治理中国的时代，在历史上称之为治世。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国史大纲》中，以“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西汉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东汉士族之新地位”、“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变相的封建势力）”、“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北宋士大夫之自觉与变法运动”及“唐以下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各章最为精彩。一般人讲历史，讲的是《三国演义》式的历史；钱穆讲历史，虽不动听，但却能深入问题的核心，由一个问题能延伸至一两千年，由一点能扩大到全面。如田制，他能将西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再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每一个问题都能赋予一个新的生命，这一生命就是中国民族国家的生命。很多史学家对一些细微末节，很容易就轻易放过，而钱穆能留意到别人不曾留意到的地方，往往在平易处，体现出他的春秋笔法，表现出他的史学精神。《国史大纲》一经出版发行，于是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时钱穆已应顾颉刚先生的邀请离开西南联大，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他完成《国史大纲》后，开始学习英文，并达到通读西洋通史原文及全书的程度。据钱穆新亚时期的高足余英时回忆，钱穆在录取他时能熟练地阅读他的英文答卷。所以，认为钱穆不懂英文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时钱穆有意对《史记》地名进行通考，并专心撰写《史记地名考》一书，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篇幅不甚大，但将《史记》全书地名一一考订无遗。如韩世家的一个地名，其地名实际在魏国，便移入魏地名考中。钱氏尽量录用三家原注，再用今天地名附在其后，这三家注各取其所长，各补其所短。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此书，加上《国史大纲》，两年内完成两部书，同时又与家人团聚，这是他生平最难得的两年。

钱穆侍奉老母一年后于1940年重返后方，到成都齐鲁大学任教。在此期间，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请他去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文学院院长朱光潜。此时马一浮的复性书院设在岷江对岸，也邀他讲学。这时他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代购了清代诸家，尤其是清代关学诸家的遗书。关于关学一部分最为详备，其中《李二曲》一集，精读勤思，根据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谱，二曲一生精神得以再现。钱氏自称为开诸学案未有之先例，此文也是他最惬意的一篇。又有江西宁都七子，挑选其相互讨论有关《中庸》未发已发一个问题，条贯叙述，也是最满意的一篇。《清儒学案》全书四五十万字，字字都是他亲手抄写。当时生活清苦，没有找人另写一副本。在抗战胜利时，《清儒学案》书稿装船返南京，落入长江之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中。《清儒学案》写完后，他继续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全书共分十个题目：一、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二、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和；三、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四、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字；五、文治政府之创建；六、社会主义与经济政策；七、新民族与新宗教之再融和；八、文艺美术与个性伸展；九、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与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十、东西接触与文化更新。书中从中西比较出发，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及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可以说是《国史大纲》思想的发展。这是钱穆入蜀以来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齐鲁大学南迁时，借用华西大学一部分校舍。钱穆在齐鲁大学授课，也兼任华西大学的课。1943年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钱穆应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去华西大学任教。这一年的秋天，与冯友兰、萧公权等应邀去重庆高级训练班讲学，并在重庆犯胃病。返回成都以后，病情加重，遵照医生叮嘱在家休养。在养病期间，他取来《朱子语类》最后有关讨论宋代政治各卷，仔细阅读，累了就闭目养神。过了一些日子，精神渐渐好转，遂依次读至最后，再往前翻读，《朱子语类》全书一百三十卷，在楼廊上全部读完。暑假他又移居灌县灵岩山寺，向寺中方丈借阅《指月录》全部，几个月内，一连读完《朱子语类》和《指月录》两部著作，对唐代禅宗最终转归宋明理学这一演变得到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京大学学生要求北大复校，聘胡适为校长。当时胡适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暂时代理。旧的北大同仁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邀请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上海各高校争欲聘他，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立说。在此期间，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钱子泉、钱钟书父子也被邀，同住在一个旅馆中。后应邀去昆明五华书院。1946年秋，他前往昆明五华书院，在五华书院讲学时又兼任云南大学课务。他在五华书院讲学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在省立图书馆翻阅了大量关于宋、元、明三朝诸禅师的著作，以及金、元两代的新道教的书籍。他自惜当时只写过一些小文，而没有撰写出这方面的著作，但这一时期，连同早些时候在成都养病期间所积累的有关宋明理学方面的资料，为后来在港台期间撰写《宋明理学概述》和《朱子新学案》打下了基础。

1948年，钱穆应聘开始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时唐君毅先生也在校，为两位先生论交之始。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钱氏常雇小舟，荡漾湖中，悠闲无极，写成《湖上闲思录》一书。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实为近代庄子研究突出著作。

1949年春假，钱穆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请，由上海同赴广州。钱、唐二人曾去广州郊外看望当时居住在黄艮庸家中的熊十力先生。钱穆后由广州去香港，结束了他在大陆几十年的教书与研究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纵观钱穆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是承继清末学人的部分传统，为寻求新的历史答案而独辟路径的时期。他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精神，并从客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去发掘这一精神。

他的传世之作主要成于这一时期。民族忧患激励他专心研究学术，并把学术与当世结合起来，特别与中国的兴亡结合起来。

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是针对当时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发的。他的答案则建立在精密的考据基础上。钱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章太炎、刘师培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打破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对学术界的支配，平息了今古文之争，实际上也批评了动辄怀疑中国文化传统的错谬。章炳麟、梁启超提倡先秦诸子之学，风靡一时。胡适在美国用英文写《先秦名学史》也是受章炳麟、梁启超的启发。但其中一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就其整体而论，诸子的先后渊源与系统，以及战国史的转变关键，也都不太清楚。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史证子，上从春秋末孔子出生，下至战国末李斯卒，贯穿了先秦诸子学术思想渊源和流变，显露了三百年来学术变迁的真相，也为战国史研究开出新路，在考据学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而抗战前夕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明末遗老精神自励，服务于民族抗战的事业。此书观点也多有独到之处，钱先生一反过去清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旧说，认为清学渊源于宋学，着重叙述了明末清初以来学者的学术思想体系，突出了他们对天下治乱的观点，并以此为基本线索和内容来阐明近三百年学术思想的演变。至于那些反宋学钻故纸堆的读书人只不过是清廷高压政策的结果。抗战期间出版的《国史大纲》不仅从理论上全面阐述了中国不亡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中国历史的独特精神。钱穆认为讲历史必须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告诉人们，并从过去历史统贯反映出今日中国问题之所在，目的在为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改进当前治国的方案的依据。如在该书中一节有《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被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如商灭夏、周灭商、北魏南侵、辽金侵宋，清灭明，大都是后进的小邦从军事上征服了先进的大邦，而后进的却被先进的从文化上同化，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疆域大一统文化大一统的土广人众的伟大国家。

由此可见，我们华夏民族文化悠久先进，具有强大生命力。钱先生这一论著，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使他们相信中国是不会被征服，不会灭亡的。

1.3 创办新亚 献身中华

1950年，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书院的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书院教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现代教育是以课程为中心的。新亚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

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的基础上改建的，改建后由原校址迁到桂林街。桂林街是在九龙贫民区中新辟的一条街，一排都是四层楼，学校占其单位中的三、四两层，每单位每层约三百尺。三楼二单位中，一单位是学生宿舍，另一单位各间隔成前后两间。前屋两间向南，各有一个阳台，张丕介、唐君毅夫妇分住。后屋两间，一间为钱穆居住，另一间是办公室，并兼钱穆与张丕介、唐君毅两家的厨房。四楼三单位隔成两大两小四间教室，其他教师住在校外。起初只租几间房，白天作教室办公，晚上当宿舍，还是不够住，于是阳台、走廊楼梯上都睡满了学生，上下楼都无法通行。书院的学生多半是大陆来港的青年，全校学生总计约一百人。学费收入仅仅得百分之二十，而教师课务很繁重，规定按钟点拿钱，教一小时课只得报酬二十元港币。新亚书院初办条件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了。不过当时新亚书院的教授大多是内地去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而且多半是钱先生学术界的故旧好友，有的为支持钱办学竟表示授课不要报酬，如张维翰对钱说：“君艰苦创学校，恨无力相助，愿义务任教国文一课，以表同情。”还有梁寒操、卫挺生等诸先生也都表示竭力相助。

新亚的办学宗旨在鼓舞着钱穆和他的同仁们。当时，许多大陆人流亡到香港，就像在大海上四处漂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块英国的殖民地上，钱先生创办新亚书院，的确为内地来的师生提供了一个学习与工作的场所。但是钱先生办学的目的决不仅于此。据钱先生后来编的《新亚遗铎》一书中记载，当时他费尽千辛万苦，创办新亚书院的目的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培养一种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符合这双重标准的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要求学生在寻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完成自己人格的修养，每个人应该凭着自己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去为国家民族作贡献。

其次，要求每一个中国青年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多多了解自己的文化，因为这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中国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必要时应去为自己的民族而献身，切莫为个人的自私和短见而忽略了这一大使命。

第三，认为中国要现代化，我们必须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沟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被世界人民尊重。

新亚规定了目标，并鼓励学生为之奋斗，提出“生命奋斗，就愈有价值，无奋斗的生命，终将会枯萎”。新亚的校训是“诚明”二字，取自《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钱先生亲自写的新亚校歌曰：“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五万万神明子孙。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筋。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这支歌被谱成曲，广大师生，结队高歌，鼓舞志气，激励精神。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钱、唐诸先生呕心沥血，创办新亚。由于钱穆及其同仁的辛勤耕耘，他们创办新亚的理想，经过数年的艰辛，终于结出了硕果，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引起了香港各方面的关注，获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尊敬，新亚逐步得到国际承认与支持。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即每年助款二万五千美元。此时钱先生坦率相告，即使获得资助，也不能改变新亚的办学宗旨，不能把新亚变成一所教会学校，雅礼表示决不干预校政。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一新校舍，比桂林街旧校舍要大，学生分别于嘉林边道与桂林街两处上课。不久又有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后来在哈佛燕京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新亚研究所先不经考试，只由面谈，即许参加，或者暂留一年或两年即离去，或者可长期留在所里，从获得哈佛燕京社协议款项起，才正式招生。研究所招生不限于新亚毕业生，其他大学毕业生均可报名应考。又聘请香港大学刘百闵、罗香林、饶宗颐为所外考试委员，请香港教育司派人监考，录取后修业两年，仍须所外考试委员阅卷口试，才能毕业。

新亚书院得到雅礼、哈佛燕京社等方面的资助，一时困难得到解决。为了表彰钱先生的贡献，港督在香港大学1955年毕业生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不到一年，钱先生与新亚毕业的学生胡美琦女士结婚。

1960年，钱穆出国讲学，先后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在出国讲学期间，钱穆向西方广泛地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友好往来起了积极作用。

钱穆在香港期间除了担任院长职务，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之外，还承担了许多课程，在新亚书院多次开办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去台湾发表演讲。如在台北省立师范学院等学校以“文化学大义”为题系统讲演四次，演讲内容后经整理由正中书局出版。又在台湾“国防部”政治部以“中国历史精神”为题作七次演讲，演讲内容后在台湾出版。这两次演讲通过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回顾，显示出他对国家民族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又在各学校发表关于人生方面的演说，后收入《人生十论》一书中。他又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发表演讲，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制度，来证明中国历史自秦汉以下（除清代外）并非专制。钱先生的这些学术讲演不仅传播弘扬了中国文化，而且增强了国人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信心。

在香港期间，他还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已经出版的著作，同时也撰写新著，如《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子纂笺》等。《中国思想史》是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学术思想书籍，每一时期各提及主要的几个思想家，提出他们主要的思想理论，其余都略而不论。钱穆也自认为这本书只提供中国思想史里几个主要项目，并非是中国思想史的全貌。由于本书的简明概括，浓缩几千年中国思想史于几十万字中，不得不将各思想家的生卒年代、师友渊源、生活出处及时代背景都省略去，甚至如先秦诸子及其所写的著作先后次序，也一概不加涉及。各思想家的内在完整的精义只以简括透辟的字句扼要约略地指出，至于该思想家整个详尽阐发的言论体系，则留待读者继续研读追寻。尤其是作者以中国治学方法撰写此书，从古至今，脉络贯通，与其他有关这方面书相比更有中国味。读《中国思想史》应与《宋明理学概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国史大纲》先后配合看，才能窥出钱穆对于中国思想史渊源演变发展的看法。《宋明理学概述》是钱穆研究理学的力作。要研究宋明理学家的思想，全祖望续补的《宋元学案》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两大必备专书。两学案均一一剖析各家学说的依据与要旨，但也都属于大部头的书籍，叙述又均限于一定形式，非有至大耐性，否则不易终卷。钱穆浸淫宋明理学前后达几十年，而成此书，虽多取材于上两部学案，但其取舍剪裁别具用心，排比详略，自成系统。此书以各家思想体系为重，这有别于以材料为主的两部学案，立意不同，做法自有差别。该书与此两部学案不同之处，最主要在无门户派别之见，于理学家的主张，力求客观叙述，还其本来面目，以使其各显特殊精彩，而不作兴门户党伐，一反前人治理学的风气与窠臼。《庄子纂笺》是钱穆研究庄学的佳作。他搜集材料，总共广集古今庄注一百五十二家，去芜存精，钩校笺注，使人读《庄子》一索得解。笺注实非易事，有时甚至难于著作。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都完备的笺注很难看到，而钱穆这本《庄子纂笺》概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确是很难得的一本书。他追慕朱熹注四书的规范，指出清学对于《庄子》一书贡献很小，远不如魏晋宋明时期。如今，钱穆既精于辞章，又善于考据，通于义理，三者兼顾，精粗并获，已在清儒之上。他还出版了《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两部著作。其中1954年写的《孔子与春秋》最有卓识。他指出古代有官学百家之分别，孔子为百家之首，开启汉儒通经致用之学。公羊春秋是西汉所立新官学的首脑。钱穆的这种说法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论更进一层。此文将孔子与汉儒经学在两汉历史上地位与影响，以及汉以来的政治学术演变都阐述得明明白白，可谓杰作。

当时的港英政府早有意在其原有的香港大学之外，另建立一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1963年选定崇基、联合与新亚三校为其基本学院，此后其他私立学院，凡是办得有成绩的，均得陆续加入。崇基是一个教会学院，经济上由美国各教会支持，创办于新亚之后。联合书院由亚洲基金会出资，集合其他私立学院所组成。新亚、崇基和联合三校都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港府自感不安，乃有创办一所新大学的动议。港府派人为创建新大学的事，与三校磋商，当然也直接与钱穆商谈此事，而且校长也物色好了。新亚书院决定参加大学，钱穆去意也早定。新亚加入中文大学后，学生毕业资格获得承认，教师们的生活待遇也得到改善，但新亚初创的精神，办学的宗旨却在大学制度下渐渐消失，而且新亚的独立性也受到限制。由此钱穆在大学成立半年后，征得董事会的同意，辞去了新亚书院院长的职务。自创办新亚书院十五年来，钱穆在极艰苦极困难的条件下慢慢使新亚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得到社会和国际学术界的承认与尊重。在结束这最忙碌的十五年离开新亚时，钱穆万分感慨。后来，他在台湾出版的《新亚遗铎》一书全面翔实地记录了新亚创办的历史。可以说，新亚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精神，就是钱先生所追求的精神。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后，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他晚年的生活。在此期间，他除兼任公职外，或外出讲学，或从事辛勤的笔耕事业，整理完善自己以前出版的著作并重新再版，同时也撰写一些新著，继续为阐扬中国文化而献身。

这一时期，钱穆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除了规定课程之外，他日夜专读《朱子语类》，这是他在成都华西坝病中通读全书后的第二次，两次相隔二十年。定居台北后，他先住在金山街，翌年七月迁至双溪，开始撰写《朱子新学案》一书。此书得到哈佛资助。他先后用六年时间完成此书，写了《朱子学提纲》冠之于书首，使读者在读这部巨著时能先了解一下其概要。《朱子新学案》是一部论述朱熹思想与学术的专著。作者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朱熹本人，而且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思想上、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界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重孰轻，也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解决了学者治学方法上出现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

钱穆完成《朱子新学案》一书以后，应邀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每周两小时。学生来双溪他的住处客厅中上课。又应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邀请，被特聘为研究员。台湾故宫博物院为钱穆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他又在文化学院讲课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

有一年，孔子学会邀请钱穆写《孔子》、《孟子》两传。由于他早年曾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并因此引申推广为《先秦诸子系年》，后又有《论语新解》，本想婉言谢绝，但又推托不掉，于是先写《孔子传》，也还觉有新的收获。不料交稿后却受到孔孟学会评议会的指责，指出稿中某些条款应修改。钱穆认为这是学术著作，不比政治行事，须遵会议决定，学术著作只须作者本人负责。他自认此稿也曾是“字字斟酌，语语谨审，经数十年之私见，但亦有据有证，非另创新说，岂得听评议桌上一二人语，遽毁生平？”此书后来几经周折，终于发表。钱先生回忆在他生平著作中，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顾颉刚曾送清华大学，由于其出版丛书委员会中有人指出体裁不当，令改撰，钱遂转送商务印书馆出版。又有《国史大纲》一书，经当时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指令修改书中某些章节，经多次争执，终于仍依照原稿出版。此次《孔子传》一书付印的周折，是他平生著书的第三次。这说明钱对待自己学术思想是认真而严肃的，凡是经过自己考证和深思熟虑的见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决不屈从于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压力，维护了自己的学术尊严。

钱穆在撰写《朱子新学案》时曾随手选抄朱子诗，后又读邵雍、陈献章、王阳明、高景逸、陆桴亭等人的诗，后编成《理学六家诗抄》一书。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学家中，他爱诵的诗尚不少，但以此六家为主。他认为理学家主要关怀人生，而吟诗是人生中一个主要项目。他爱吟诗，但不能写诗。他觉得吟他人诗，若与自己的意境相吻合，如出自己肺腑。他说，在闲暇之余能写一部《理学诗抄》，也是非常快乐的事。

他在台湾期间，努力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第一册是上古，第二册是先秦，第三册是两汉魏晋南北朝，第四册是隋唐五代，第五册是两宋，第六、七、八册是元明清三代。这部丛书汇集他一生散见于各处的论文，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总。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花费精力很大。编至明代部分，他的眼睛患病，排印后已不能亲自校对，清代一编则不能逐篇亲自阅读。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书。其他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的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住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往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湾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册中。1967年至1970年间，他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作讲演。钱穆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在此期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文中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以及兄长扶持、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三子两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他写完《八十忆双亲》一文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书中对他早年苦学，后著书立说，以及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等做了比较全面的描写。此书不仅是他人生道路的总结，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八十三岁那年冬天胃病发作，八十四岁时双眼因患黄斑变性症眼病，已不识人，不见字。这时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邀请他去香港中文大学为新亚创办学术讲座作讲演。第二年是新亚创校三十周年纪念，他又一次去香港，遇见了旧识耶鲁大学历史系前主任卢定教授。卢是当年首先主张给予新亚资助的人，两人相见感慨不已。钱先生在新亚讲演的总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这实际上是他数十年学术的总结。这次演讲共分六讲，后依据录音改写成书出版。

钱先生晚年由于眼睛患病，看不见字，不能看书、读报，只有每天早晚听电视新闻。他不能辨认人的面貌，待人会客很困难，于是谢绝拜访，闭门在家，但仍不忘为弘扬中国文化献身。他开始撰写他最后一部巨著《晚学盲言》。他在书序中描述了写此书的艰难情景：“一则不能引据古典原文，二则写下一字后又不识上一字，遇有误笔，不能改正。”他每写一个问题都请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初写时，一小时只能写一千字，一小时修改一千字也不易。稿子写成以后，请夫人读给他听，并逐字逐句加以增修，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九十二岁生日后的第一百天写完此书。本书共分九十篇，包括三大部分：一为宇宙天地自然部分，二为政治社会人文部分，三为德性行为修养部分。虽然书中每一篇各有其独立性，但宗旨是一个，就是讨论中西方文化的异同。通过比较中西方文化异同，比较全面地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独到之处，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前途充满自信的喜悦心情。此书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从事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总结。

钱穆晚年居台北双溪，除著书立说外，燕居在素书楼家中盘桓赏花，也颇得其乐。可惜居二十五年，因政界争斗，累及无辜，素书楼竟然被台北市“议会”部分议员抨击为“非法兴建”，要收回。后钱先生被迫迁居，离开了这一家园。对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一位毕生献身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受人尊敬的一代大师，采取这样的举动，实在是不可理解，也不可原谅。而且此事正发生在自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更令人感慨。钱先生暮年受辱，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钱先生晚年也有一些值得安慰的事，那就是先后几次有机会与大陆亲人见面。

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的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一女相见。前后仅七日，即匆匆别去。翌年又见到长女和长侄钱伟长。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里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难得。继今余年无多，不知何年再得与其他未相见者一面。”1984年，钱穆九十岁，夏天，他在大陆的子女去香港为他祝寿，参加新亚书院举行的寿庆活动。与家人团聚，是他梦寐以求的。这一次在新亚校园，钱先生与夫人得以与二子、二女、一孙儿、一孙女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他还梦想着与大陆的亲人再次相见，很想回大陆一看，回无锡老家祭奠祖先、父母，凭吊师友的亡灵，追寻童年、少年读书以及在乡间教书的往事。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生的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中所希望的涅槃的彼岸世界，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

1.4 一代宗师 伟大人格

余英时先生说：熟知或与钱穆共事的人都谈及他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而又深厚的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时，他是一位十分严肃、不苟言笑的人。跟他打成一片以后，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而情谊浑厚的人。他与学生交谈时偶尔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刻忘记。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分子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钱先生从来不善于哗众取宠，对于世俗之名利也毫无兴趣，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塑造社会形象或扩大知名度。因此他不会在和人初次相识时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肯面对青年人说过分称誉的话。总之，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情谊浑厚，而又有尊严、朴实无华的人。

钱先生不仅善于读书、著述，也是一个很善于安排工作和生活的人。他在新亚书院任院长时，新亚条件很苦，他除了每天应付繁忙的行政事务外，还要著书与教学，可当时学生从来不觉得他是个忙人。在处理繁琐的工作时，他总是不紧不慢，从容有度，显示出一种敬业与乐业的精神。工作对他而言是一种生活。工作之余，他的兴趣很广泛。他喜欢种盆景、下围棋，对京剧更有特殊的爱好。书院在钱先生的鼓励下，在初期曾组织了一个京剧团，差不多每年都有演出。由于善摄生的缘故，他身体一向很好。195年以前虽常有胃病发作，但以后就痊愈了。他生活勤俭、清淡，在饮食上也很节制，无论吃什么，总是津津有味。他喜欢郊游和散步，步履之健，不让后生。他有时因没有工夫到室外散步，就喜欢在室内踱来踱去。清晨起床后，做眼操，打太极拳。

钱先生有时也要迁就现实，那是在理想还有实现的可能时，一旦理想成为泡影，他便不惜决裂，重回到自己的现实中找生活。无论做什么事，他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洒脱自在，不为物所累，不为名所限，心境永远是平和宁静的。

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是个有着极强的国家民族意识和历史文化责任感的人。他一生做学问的旨趣与中国现代的社会忧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常听人说，中国要亡了，的确，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危机深重，中国要被瓜分了。他听到这些话，就感觉到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要解答我们国家究竟有没有前途，我们的民族还有没有将来。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不值得我们思考，于是他开始阅读和研究历史。经过长期深入地钻研中国历史，他认识到中国不会灭亡，而且还有伟大光明的前途。这一判断固然挟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成分，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而是经过长期理智的思考而确实有客观依据的。这依据就是中国以往的历史。这里可从钱先生《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一文的观点来看，他把历史比作水流。沟浍之水，易满也易干，而长江大河，蜿蜒千里，永不枯竭。没有上流之浩远，哪有下游之深广。人类历史文化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只向前不顾后，不看文化的源头，一味求变求新求快，这会使本源易竭，下游易湮。只有中国是一个源远流长、积厚流光的伟大民族，因为中国人一向重视历史，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本末前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认为有什么样的过去，才会有什么样的将来。可是近百年来，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被迫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人就认为中国落后了，就要把自己过去五千年历史看成包袱，恨不得一下子把它都扔掉，结果几十年反传统造成了历史的悲剧。钱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厚重悠久，举世无双。三千年前的《西周书》，创于周公；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作于孔子。这是中国人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渊源。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抱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情感，对周公孔子无不共同敬仰，这就形成了一种民族的凝聚力，这或许就是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之一。

又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一种历史人生不朽观，远在孔子之前，鲁国的叔孙豹就已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人生观，认为人活着时为社会创功立业，或创立了一套思想理论，当这个人的肉体消失以后，他的功德和思想仍然在影响着后人。这个人并没有死，而是作为历史的精神力量继续存在，而且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的精神命脉。可以说，历史的生命是一种不朽的民族精神。这也许是钱先生“中国不会亡”的又一个依据。

钱先生讲中国历史时，常带着很强的道德意识，这就被一些人误解。他们以为钱穆有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则他的史学必然是一厢情愿，缺乏客观性。其实不然。众所周知，学医是为了治病，但一个有治病意愿的医生，他对医学的研究不可能没有针对性，若是缺乏责任心，或医德差的医生，那么他研究出的医学一定不实用。道德和知识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道德所涉及的是主体，知识所涉及的是客观事实，但历史与自然科学不同，不完全由客观事实而定，因为历史包括人的主观因素。而且，历史不仅是一个理论知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道德实践问题。

钱先生认为，知识和权力都是生命所使用的工具，而非生命本身，只有人的道德精神，才是人的真生命，也才是历史文化的真生命。那么什么是道德精神呢？钱先生在《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一文中说：“人之投入于人世间，而具有种种敏感，人己之情，息息相关，遇有冲突龃龉，而能人我兼顾，主客并照，不偏倾一边，不走向极端，斟酌调和，纵不能于事上有一恰好安顿，而于自己心上，则务求一恰好安顿，惟此项安顿，论其归趋，则往往达至于自我牺牲之一途。此种精神，我无以名之，则名之曰道德精神。”钱先生认为，只有这种道德精神，才能人我兼顾，主客并照，必要时，即使牺牲自我，也心安理得。文中他列举了春秋时代许多义士，为了国家前途，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因此，他倡导，要了解历史文化，也必须通过道德精神去了解。

一个对中国兴亡漠不关心的外国汉学家，可以拿中国的史料来作无关痛痒的纯客观研究。钱先生却认为，我们所研究的历史是我们能感到切肤之痛的历史。历史知识是随时代而变的，它应与时代的种种问题联系起来，以求鉴古知今，对现在有一番真实的改进。必须有热爱中华民族的伟大心灵，才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现代所遭遇的问题，因而才能产生对中华民族有改进作用的历史知识。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他的心灵是热爱中华民族的心灵，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这种道德精神的力量使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他曾在《宋明理学概述》自序中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矩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这里充分体现了他为弘扬中国文化，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与温情，而且是终生不渝，堪称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因而他著作和讲演中的话震动了读者和听者的灵魂，使人们在知识之上，还接触到一个伟大人格，一颗热爱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灵。

抗日战争时，在成都华西坝一个欢迎冯友兰先生的会上，钱先生叫大家一定要做一个中国人，而且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新亚书院的创办，也无非是希望唤醒中国人来共同争这口气。新亚书院校舍地基，埋葬着一个铁函，里面除了有当时新亚师生的签名外，还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取意是仿效宋末郑所南的《铁函心史》。在台湾定居以后，他同时在著作和演讲中继续号召大家做中国的学问，首先要做中国人，即使不识字，也应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凡此都看出钱穆是一个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和历史文化责任感的地道的中国人。正如钱先生的哲嗣钱逊教授在纪念其父的文章中写道：继先圣堂堂正正做中国人，启后学切切偲偲为孺子师。

这也许就是钱穆人格的真实写照吧。

正因为他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倾注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深入到经、史、子、集各个知识领域，并成为无与伦比的通儒。他有匡时救世的热忱，又有综贯百家的能力，断之于心，笔之于书。他以中国文化的兴衰为己任，在多达千万字的著述中，集中弘扬我们民族的精华文化。在学术上，由于有坚实的学问功夫和深厚的基础，他敢于反对潮流和陈说，提出石破天惊的见解和观点。他破除了经、史、子、集分割的看法，破除了考据、义理、辞章裂解的做法，破除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的长期争论与对立，破除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门户之见，破除了宇宙观与人生论的分离，直接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把国学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深信中国历史文化必然会“据旧开新”，必然会挺立在东方，为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如今钱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建做出的巨大的努力，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的文化生命和学术生命并没有随着他生命的终结而结束，而是融会在哺育和培养他的中华民族文化和学术的大生命之中。他不仅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学术的大生命输送了新鲜的血液，而且也为后辈学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正是无数像钱先生这样为中华文化崛起而奋斗的小生命，汇聚成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大生命，使它五千年一贯而下，长久不衰。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也正是这种脊梁支撑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大厦，使之在无数的狂风暴雨中没有坍塌，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然，中国文化的大厦重建不仅是历史的，更重要的是当代，因此重建本身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当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厦经过无数后辈建设得越来越美好，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钱穆先生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第2章 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精神

钱宾四先生的所有著作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这个中心（或重心）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或个性，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钱先生认为，只有从历史出发，才能揭示民族文化的整体风貌、特殊性格和人文精神。

在钱先生看来，历史、民族、文化，名词有三，实质为一。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只能生育人类，而不能生育民族。中国人总是在其内在的心灵上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一观念，正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陶冶而成的，而不是自然存在的。他说：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人类，依然不成为一民族，也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有其存在，而现在已消失无存，这关键在哪里呢？即在于他们没有了文化。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

足见一个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其民族与其传统文化上。文化是人类群体生活之总称，文化的主体即民族。民族的生命不是自然物质生命，而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精神的生命。民族精神是族类生活的灵魂和核心。没有这一灵魂，就没有族类的存在；而民族的精魂，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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