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二十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01 12:38:57

点击下载

作者:刘瑞琳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温故(二十五)

温故(二十五)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温故(二十五)作者:刘瑞琳[主编]排版:辛萌哒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05-01ISBN:9787549536399本书由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特 稿逃亡之路曾庆斯

曾庆斯先生1936年生于上海,1960年从北京医学院(即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毕业后,分配到昆明医学院任助教。“文革”爆发后,因宗教信仰、海外关系以及只专不红等“罪名”,被批斗抄家,备受凌辱,逃至越南北方流亡了七年,1976年被遣送回昆明医学院劳动、审查,后恢复工作。1983年11月曾庆斯移民美国,从事医学研究与临床工作。本文节选自其晚年所著《浩劫逃生记》,记述了作者首次逃亡香港未果的经历。——编者跑回广州老家“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的态势越来越高,很快连省一级也不是重点了,大家更关注的是北京和各大行政区的头头们走马灯似的上上下下。今天还是备受鼓掌欢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明早醒来便成过街老鼠;昨天还在指挥批斗别人,今天却被另一派揪出来批斗。真是群魔乱舞,变幻莫测,看得人眼花缭乱。

昆明医学院的当权派已被打倒,红卫兵各派系头头虽然组成所谓“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在搞各自“攻”“保”的派系斗争。医学院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我决定这时候跑回广州。

此前,我已交过几次病假证明给科主任,这次我把一张病假证明和一张字条留在宿舍房间的桌子上,说要回广州继续医病,并要求退职。

我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悄然上了昆明到广州的列车。我担心半路就被追回,一直提心吊胆,有列车员走过,都担心会不会叫我跟他去。听人说过,在火车上抓人,就是先被列车员叫去的。

三天后,终于安全回到家里。母亲又惊又喜。她想象得到我受了很大冲击,但是不愿意多问,私下庆幸我能安全回来。

父亲在佛山做医生,平时每周末回来一次。他敬业乐业,与任何人都友善,只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臭老九”,不可避免地挨批斗,每两三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后来更被关入“牛棚”。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屡屡受到宗教事务处的滋扰。小弟念初一,学校停课,仍在抓紧时间看书自学。妹妹们读初中、高中,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只当“逍遥派”,后来都被迫下乡去当“知青”,分散在几个县的公社。她们跟其他知青一样,一有机会就跑回广州,但又不敢常住家里,查户口风声一紧,便被迫在没有知青的亲友家东住一晚,西歇一宿。

晚饭时,两个妹妹回来了。以前我这个当大哥的假期回家,她们都兴高采烈,问这问那,谈天说地,但这次见到我,稍微惊喜一下,问了几句之后,便陷于沉寂,似乎各怀心事。谈到偷渡的事,都说听过不少,可是具体如何实行,却没有头绪。

第二天是星期六,一早,四妹带我去看小萌。玉鸥(作者妻子的化名——编者)偷渡香港之前,把小萌托给殷姑照顾。殷姑一家四口,住在一间约八平米的房子里。小萌一岁多一点,正是逗人喜爱的年龄,我见了,又爱又心疼,连忙抱起紧紧搂在怀里,她对素未谋面的爸爸感到陌生。我一想到她母亲当时把她交给殷姑,生离死别、撕心裂肺的情景,不禁凄然泪下。

我把刚买来的蛋糕西点拿给她吃,她吃得满嘴都是,殷姑帮她抹抹嘴,她靠在殷姑身上,怯生生地盯着我。

我问了小萌的近况及玉鸥偷渡前的一些情况后,不可避免地谈到我的偷渡计划。殷姑说她试帮着问问。

我与玉鸥原是高中同学,也是同一教堂的教友。我个性内向木讷,专注学业;玉鸥则外向活跃,爱好文艺,是圣歌班成员。1954年高考,玉鸥因“政审”不合格,被排除在大学门外。玉鸥家人都在香港,她1957年申请去了香港。1950年代,全国大规模取缔、整肃各种宗教,许多教友受到牵连。我可能因为从家乡兴宁迁到广州时间不长,在教会里参加活动也少,得以幸免。1958年初,玉鸥在广州的姨妈过世,她与姨妈一向关系密切,回广州为姨妈奔丧。那时政府发动天主教及基督教“三自革新”,组织“爱国会”,她与亲友很自然地谈及香港教友神长对“三自”革新及爱国会的态度,因此被定罪为“传达反动指示,进行反动宣传”,坐了五年牢。我家初到广州时,玉鸥及其他教友对我和弟妹转学及生活安置,提供了不少帮助。我转学到市四中后,与玉鸥同班,彼此接触越来越多,我始终觉得她是个单纯善良的姑娘。我在医学院快毕业时,开始考虑婚姻,使得早先萌芽的情愫由朦胧逐渐明朗。玉鸥出狱一年多后,我和她结了婚。与玉鸥结婚,在“文革”中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文革”一起,玉鸥不堪折磨,历尽艰辛独自逃到了香港。

晚上,父亲从佛山回来。比上次相见,显得苍老许多。我没有问爸爸在佛山的情况,爸爸也没有问我在昆明过得怎样。

我跟爸爸妈妈说:我今年三十,不是破,就是立。

爸妈很忧心,没有多问,但显然理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报户口

我虽然回到家里,户口却在工作单位,因此在广州算是“外来人口”,首要的事情是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报在什么地方?是很伤脑筋的问题。如果报在父母家,我回来的目的是要偷渡港澳,事发之后,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会影响到两位老人。我结婚后,前两年回来,都是到南街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到妻子处,可是现在妻子已偷渡去了香港,家也被抄了,门上还贴着大封条。考虑再三,还是试着去问了问。派出所推说是红卫兵贴的,不能开封。我请求与前屋的住客共住(前屋一处房子,一直借给朋友居住)。还好,派出所没多问,给报了两星期。回来告诉父母和弟妹,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

最初,我抱着幻想,希望偷渡能够迅速成行。妈叹了一口气,说哪里有那么容易啊!

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弟妹加上亲友帮忙想尽办法,还是毫无头绪。不得已,我只好拿着医院看病证明,再去南街派出所要求延期。办事人员没说什么,又给我延长了两星期。

开头几个星期,我心虚得要命,老是担心派出所怀疑我要偷渡,更担心昆明那边已向这边的公安打了招呼,秘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跟人联系门路,尤其去广州附近珠江三角洲各地接头,都疑神疑鬼,担心有人跟踪,有时紧张到手发抖。但是,我没有其他选择,不能束手待毙,怎么都得拼出一条生路来,渐渐地,感觉也就麻木了。

转眼两星期又过去了,依然毫无头绪,南街派出所不可能再给我延期,只好改报在父母家里。也是先报两星期,又延了两星期。后来没法再延了,变成无户口居留。一听到什么地方查户口,一家人都提心吊胆,母亲是户主,受到的压力最大。

查户口通常在半夜,突如其来。街道委员会往往先注意到哪家有陌生人,报派出所,接着就是“有吏夜拍门”。“不合法居留”的人便被带走,送收容所拘留,查清地址后,遣返原地。出于农村经济凋敝、政治迫害等原因,流入城市的人口与日俱增,被称为“盲流”;后来更加上被赶离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流”,往往一抓便是一大批,收容所容纳不了,临时拘留于学校礼堂等处。风声紧的时候,很多人逃往越秀山、白云山,甚至在郊区农田甘蔗地里露宿。即使这样仍然不得安宁,有时公安带民兵搜山围捕,风声鹤唳,鬼哭神愁。

我们家也被查过一次,那是我回来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夜晚。我镇定地出示昆明医学院工作证和几次去医院看病的证明。由于他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只是打官腔说要我尽快回去“搞革命”,不能继续留在家里。红卫兵串连

无证居留,每天都有被查户口的危险,我既然报称回广州医病,就得有看病的证据,万一派出所查问好有所交代;同时,昆明医学院那边也要陆续有病假证明寄去。因此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医院看病。

一次,我去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看门诊。一位中年医生刚给我量完血压,门突然被推开,两个红卫兵冲了进来,喝令医生:“走!”

医生小声问:“可不可以看完这个病人?”“不要你看!”

医生站起来,默默地跟着红卫兵出去。我吓呆了。接着另一位医生进来,坐下,没说什么,继续给我看病。我不敢多说什么,拿了处方就走。

在市区中心地段的中山五路不时会遇到载着“牛鬼蛇神”的车队游街。中央公园、人民公园、中山纪念堂贴满大字报。有一次在中央公园门口,横着一幅大标语:“革命就是要搞红色恐怖!”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挂的。

到处都是南下的红卫兵,他们说普通话,与粤语格格不入。一些北方来的中学红卫兵,高干子弟,自恃“自来红”,“老子英雄儿好汉”,趾高气扬,对广州的很多事物都看不顺眼,要彻底“砸烂”,引发广东人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闹出不少矛盾。其中闹得最凶的一次,起因竟涉及孙中山先生。

广州市区横贯东西的大道叫中山路(一到八路),市北边有中山纪念堂、孙中山铜像、中山纪念碑;广东首屈一指的大学叫中山大学,还有中山医学院……南下红卫兵很不满意:“孙中山算老几?”必欲除之而后快。有一天他们聚集在中山纪念堂前,公然把孙中山铜像拆下。正要搬走,本地红卫兵闻讯赶到,坚决要把铜像竖回。两边对峙,场面火爆,后来据说是电话请示远在北京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指示立刻把铜像复原。于是在惊天动地的欢呼和嘘骂声中,南下的红卫兵灰溜溜地狼狈而去。

另一个是关于取缔茶楼的纷争。广东天气炎热,当地人有“饮茶”的习惯。商业服务性质的茶楼、茶居,遍布广州、珠江三角洲。南下红卫兵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彻底取缔,当地人为之哗然。一天,南下红卫兵想去冲击一间大茶楼,广州市的工宣队出面阻止,双方都戴着红袖章,挥舞着红旗,一边自称是红五类,天生的革命派,另一边则说是工人阶级应该领导一切,各自引用“最高指示”,唇枪舌剑,互相对骂,结果不了了之。广东的逃港风

自1950年边界封锁以后,偷渡港澳之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演越烈,特别是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几年下来,靠近边界或沿海的青壮年,大都跑了出去,剩下所谓“女儿国”、“老人村”。最接近香港的宝安县(今属深圳市)边防一带,甚至出现“无人村”,一个曾被树立为反偷渡模范的“红旗村”,人也先后全部走光。不靠边界或沿海的,则千方百计寻找门路出走。外省取道广东出走的也不在少数。

偷渡的方式大致有三种:步行、游泳、坐船。不管什么方式,首先得想办法进入“边防区”。政府严格控制人民流动,任何人买长途车票、船票,都要所在单位或公社、大队出具证明,进入“边防区”还要出示公安部门核发的边防通行证。边防区从边界到内地分为一、二、三线。偷渡人通常先用真或假的普通证明,搭乘车船接近外三线,然后趁夜间潜入山里,认定目标向南走,临近拂晓便藏身低洼地或山沟旮旯处休息。要连续这样走几个晚上。其间,不仅要随时防止被巡逻民兵抓住,还要避免被打柴、采药或过往行人发现,提防蛇虫咬伤,提防跌入悬崖或深沟……如果一切顺利,就能到达边界或海边。最后还要想办法躲过巡逻或潜伏的边防军,伺机翻越铁丝网越界或下海泅渡。

边界的铁丝网是滚筒状或多层次的,比人高出很多,有些地段还加设了电网。接近铁丝网的地段往往暗置有细绳或铁丝,不小心触动则引响警铃,巡逻的边防军会牵着警犬循声赶到,那时便只有束手就擒,还往往有被警犬咬伤的危险。如果偷渡者幸运地走近了铁丝网,便立即把随带的背包或脱下衣服垫在铁丝网上,迅速爬越,叫做“扑网”。

侥幸到了香港那边,还要想办法翻越港英方面架设的铁丝网,一旦被沿边界公路巡逻的港英警察抓住了,就要被递解回大陆。不少人历尽千辛万苦,却终因没能闯过这一关而功败垂成,悲痛欲绝。

游泳偷渡只在个别地段海边需要“扑网”,夜行昼伏的行程也会短一些,但也有它的困难:首先要根据阴历月亮圆缺推算好海水退潮时间,下海后先要顺着退潮游几个小时。这期间,被巡逻艇发现抓去,因体力不支淹死、冻死,或被鲨鱼咬死,等等不幸,都有可能发生。即使到达了对岸,还要提防港英海岸巡逻人员,要蛰伏到夜间才能潜入市区。

坐船偷渡当然最舒服,但困难也最多。首先要有钱:买船,买用具、食物,酬劳打点……固然是一大笔,但花费更大、陷阱更多的还在联系门路。偷渡客往往要辗转搭线才能联系上边民或船家。这当中经常充满诡诈和骗局。有时花了大钱却连船的影子都见不到,如果误中公安线民的圈套,更是人财两空。即使坐上了可靠的船,也非万事大吉,内河的检查站,海上的巡逻艇,以及水流、风向的突然改变,都足以功亏一篑,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不论步行、游泳或坐船,如果能到达香港并且躲过港英边防警察,进入市区,那就安全了,可以在亲友陪同下到有关机构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居住。边防警察与市内警察是各管各的,边防警察抓偷渡,市区警察管治安。正因为有此一线希望,偷渡客才会前仆后继,不绝于途。

偷渡澳门一般经水路:游泳或坐船。只要抵达澳门海域便安全了,因为澳葡当局不设边防拦截,不会把偷渡客遣送回来。有些教会或慈善机构常常驾小船出海救起游泳而来的偷渡客。不过由于澳门就业难,待遇不及香港,多数人会再想办法偷渡去香港。澳门不设边防的情况,到1968年后就改变了,澳葡当局也开始抓偷渡客并遣返大陆,因此偷渡客即使进入了澳门,也必须尽快想办法转赴香港。

据后来官方说法,偷渡成功率大约为十分之一,而实际成功率可能远低于此。

偷渡失败被抓回来以后,通常面临怎样的处罚呢?广东一带,在历史上就是侨乡,自清代起就不断有人漂洋过海谋生。1950年7月政府封锁边界以后,虽然将偷渡悬为厉禁,但恪于民风习俗,对偷渡客动辄判刑仍有顾虑。更因为偷渡的人太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平民以至贫下中农(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整肃运动,有问题或稍有问题的往往都已遭到关、管,很少能自由行动),都抓去坐牢,监狱也容不下,所以对偷渡失败者,一般都不判刑,而是作为“违反边防管理条例”处置:首先是送到最近的收容所,查明身份,若是有案底或其他问题,便由公安带走;如果没有,便转送至户口所在地或单位,自行处理。至于怎样处理,那就千差万别了。在农村,送回公社,轻者只是训诫一通,写个检讨或批斗一下了事。如果出身不好,或有其他“犯错误”的案底,可能会遭顿痛揍或其他肉体折磨,然后交回生产队监管劳动。在城市,没有正式工作的由派出所训诫后再交居民委员会监管一段时间。有正式单位的,除了检讨挨批斗外,往往有一段时间的“群众监管”。情节严重或多次重犯的,也会被送去“劳教”。据说,“文革”某一年,江青来到广州,听了当地偷渡和相关处理情况的汇报后,大发雷霆,说:“不行!要严肃处理。”因此曾经紧过一阵,发生过边防军枪杀偷渡者的事件(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就是这样罹难的)。而在广东内陆边远地区或其他省份,由于偷渡客相对较少,处理起来就严重得多,往往送去劳教或判刑劳改,甚至枪毙。第一次逃港

我拜亲托友多方联系偷渡门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也花了不少钱,还是毫无着落。我心急如焚,担心查户口,担心昆明派人追我回去。

一天,一位熟人介绍一个姓麦的男子来和我接头。来人大约三十多岁,眼睛出奇的小。他说联系到番禺县靠海小镇万顷沙的一个渔民,方法是:用假证明买车票到万顷沙,再在夜里坐小船绕过关卡出海,如果顺风顺水,天亮前可抵达香港。现在首先要买一只小船。

我问他,既然是渔民,为什么还要买船?麦笑了,笑我不懂世情,说渔民大都是乘坐生产队的船出海作业,只有很少数人家里有小船私用,买船便是向他们买。没有钱,谁肯借船给你用?

我和母亲对偷渡的具体情节都只听过一些,只能泛泛地提些问题。没有其他选择,只好相信介绍人。母亲拿出一块重一两一钱的黄金──这在当时已是不小的数目──交给麦作为定金,静候消息。不料却是肉包子打狗,从此再也没见麦的踪影。

我从没有受过这样的欺骗,很生气,母亲也心情沉重,但仍安慰我说:“算了,花钱偷渡就是这样,没法追,也没账算的。这种事,听得多了。”

堂弟永烈从农村来广州,暂住他三姐家里。他和几个在农场认识的同伴上个月走山路偷渡,快到边界的梧桐山时被民兵发现冲散,几个同伴先后被抓,只他一个逃脱,先后爬过了中英双方的边界铁丝网,却被港英边防巡逻车发现并抓住,关进边防警察站。他托警察联系到他在香港的大姐,他大姐马上带了食物和衣服来见他,说会尽快找人担保营救。不料慢了半拍,第二天他就被递解,他大姐哭得几乎发疯。

他被送回公社。由于出身地主家庭,又是第二次偷渡被抓,一顿痛打之后,再罚他跪碎玻璃,小腿压上一块木板,两名打手跳上木板“踩跷跷板”,痛得他死去活来。

在农村没有生路,伤口还未完全愈合,永烈又来广州,准备再次偷渡。他知道我正在找门路,于是找到我。堂兄弟相见,自有一番辛酸悲喜。他的表弟何平刚从外省回来,也想参加。于是永烈联络到上回偷渡被抓回的增城某农场的四名知青,筹划新一轮行动。

我平生谨慎怕事,虽然已铁了心要逃出去,但要付诸行动,仍然顾虑重重——主要顾虑是户口在昆明,一旦失败,被遣送回去,说不定落个“叛国投敌”的罪名,后果不堪设想。

永烈说:“万一失败被抓,可以报回家乡兴宁县,你和何平离开家乡多年,没有人认得,而家乡对偷渡见惯不怪,很多公社都不认真追究,如果不是出身不好或有案底,往往只是训斥几句让写个检讨就放人。”

我半信半疑,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做好万一失败假报户口所在地的准备。而“文革”越演越烈,批斗打杀时有传闻,听得我心头发怵。广州情势日益紧张,随时都可能被查户口,一旦被送回昆明,则万事皆休,今生今世就只能留在那里任人鞭打奴役,当牛做马了。

退是死路一条,进还可能搏出一条生路。走就走吧!一切付诸天命,愿主助我。

我们怀着激动而又焦虑的心情积极准备:干粮、水壶和塑料袋……永烈说干粮最好是军队的压缩饼干,他搞到几块,是一种约二指宽、长方形浅黄色的硬饼,有豆香味,掰碎溶在水里吃,很顶饥;又买了饼干、糖果及一些高价猪肉干,每人一小袋。永烈说,水很重要,于是各人带一个水壶外,又准备了一个强韧的装电焊条的塑料袋,以备路上贮水。他们又准备了两把小刀和几根绳索。我则准备了一个小药包。

估计至少三天爬山路程,按理应该多带食物甚至衣服,但是行装越简单越好,要装扮成知青回农场的样子,不便带太多的东西,以免引起公安和民兵的怀疑。

永烈提到老虎粪,说如果有谁认得动物园的人,搞一包老虎粪,带着在身上,军犬闻到它的气味就不敢动也不敢吠。还说一包老虎粪的价钱已被炒到一二百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到六个月的工资),可惜我们没门路。永烈又说最好买点蛇药,可是买不到。指南针也买不到,据说已禁止出售。

几天后,一切就绪,在家人的忧心忡忡和期待中踏上了征途。

我们在广州的三个人,坐下午班车到增城,事先约好由农场阿德的妻子到车站来接应,但互不打招呼,只是拉开一段距离跟着她走。走了半个多小时,看见了农场来的四个人了,阿德妻子微扭转头,右手比划一下,就另路走开了。

一行七人装作回农场,有说有笑地走着。尽管已经进入东莞县边防“三线”范围,随时有可能被民兵盘查,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到很紧张。

我听说阿德有两个小孩,于是问道:“撇下老婆孩子,一个人去偷渡,放心得下吗?”

阿德无奈地说:“没办法啊!一年没有几顿饱,不闯出一条路怎么行?”

另一个农场知青告诉我,他祖父以前在当地算是有钱的人,到他们父亲叔伯这一代,每家分到的田产并没有多少,但仍然被划为地主。他们兄弟姐妹年纪还小,历年所受的苦难,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待到政府号召下乡“支农”,他们第一批就参加了,一心以为换了环境会好一些。谁知在农场同样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干脏活、累活不算,还被污蔑为“狗崽子”,不走不行。

正行进间,大路左边远隔的一坵农田中,有一生产队的社员在耕作,他们显然怀疑我们是偷渡客,似乎在嘀咕什么。一个男的大声喝问:“去哪里?”

阿德大声回答:“回农场。”“什么农场?”“曙光。”阿德答了宝安县一个农场的名字,那边的人才不再问。逃亡山路历程

可能因为已进入边防三线,一路上,除了偶尔有过往的自行车或汽车外,没有碰到行人。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走着走着,转过一个小山头,永烈一看前后没人,马上招手各人迅速窜进山里去。我一时还没有意识到干什么,只是紧跟着永烈,找了一个低洼坑半卧着躺下;其余五人也各自找地方躲藏起来。我觉得新奇又有趣,忘记了害怕。永烈小声告诉我,怕有农民收工后上山捡柴,发现我们,所以先要躲起来,等到天黑,便可以开始走山路了。看好对面一个山顶,爬上去后,望见前方梧桐山后远处一片蓝白色灯光,那就是香港;而左边一小块黄暗灯光,那是沙头角(属境内)。朝着蓝白灯光方向,认定对面一个山头,一路走过去,往往下到半山或上到下一个山头的半山天就亮了,要找地方藏身休息,等到天黑再走。通常一个晚上只能翻越一个山头。估计第三夜天亮前,可以到达梧桐山,靠近边界,再伺机冲铁丝网过界。

天黑下来,永烈把手指放在嘴里,轻轻吹了两声,像鸟叫,附近马上有两声回应。这是他们事先约好的暗号,以备万一被民兵发现冲散,可以彼此联络。我们高兴地会合了。

永烈领着我们朝先前选好的山头走,不管有路没路,太陡就蹲着滑下,或往上攀爬;累了就歇歇,省着喝几口水,吃几块干粮。过半夜后,终于登上了那座山顶。果然望见远方蓝白色的亮光映照天空,我们信心大增。

下到半山,天已蒙蒙亮,永烈叫大家分开找低洼地休息。我和永烈一同躲在一条干涸的山沟里,胡乱铺上一块塑料布,轮流睡一觉。尽管塑料布下凹凸不平戳着难受,我俩还是睡了一会儿。

醒来后,见周围没有动静,站起身松动一下筋骨手脚,又省俭地吃了点东西,小声谈论今晚和明天的行程。

突然,听到小径上方有人走路,我们赶快趴下,紧张地注视小径那边。脚步声渐近,终于可以看清人形:是一男一女,大约二十多岁,穿着像我们一样的工作服,各提一个包,默默低头向前赶路——原来也是偷渡客,不是民兵。我们会心地松了一口气,目送他俩远去。

时间已过中午。我们吃了点干粮喝了点水,小声地谈论着可能在后天天亮前过边界铁丝网“扑网”的办法,憧憬着未来。

好不容易挨到天黑,永烈学了两声鸟叫,同伴们集中下山。山下是一片小谷地,分散着几户农家。

快靠近小谷地时,突然一声狗吠,接着远近的狗也狂吠起来。很快传来一声吆喝,接着不远处又有另一个人在呼应。我们吓坏了,慌不择路回头往山上狂奔。虽然永烈叫大家不要乱跑,跟着他走,可是四周黑魆魆的尽是林木,如何看得清、跟得上?我跑得慢,待到吆喝声和狗吠声听不见时,我这才发觉周围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慌了,学不来鸟叫,只好轻声唤。没有回应,只有阵风吹过时树叶飒飒作响。一阵恐惧袭上心头,怎么办?

很快地我回过神来:没有退路,也不知道怎么退,只有往前。走上山脊或山顶,望见蓝白亮光处,选定下一个山头,下山上山再下山,总会走到梧桐山。走!一个人就一个人呗。

可是我分不清方向,哪一边是朝梧桐山?没有指南针,幸好我小时候读过一些天文常识,知道北极星正对地球北极。于是我快步走出,到一块比较空旷的地段,抬头向天空搜索,果然找到北斗七星和北极星,转过身,往南望去,我很快就找到先前选定的山脊目标。

我正朝那山脊走着,忽然看见两个人影,在左前方也往山上走。我吃了一惊,但很快就认出那是表弟何平和农场的“大只佬”(广东方言,即“大个子”)。我高兴地小声叫他们。两人吓了一跳,转头一见是我,高兴得低声欢叫起来。问起其他人,都不知道,已经走散了!我们感到一阵难过。

终于走到山脊,果然又看见蓝白亮光,大家都宽心了。我们看准了前方一个山头,便开始下山。“大只佬”告诉我们,他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旅长,抗战时在薛岳部下参加长沙保卫战受伤,回到家乡后,因父亲思想进步,常常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他二姐受父亲影响,也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有一次差点被国民党抓去,幸而躲在夹墙里才逃过一劫。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父亲被尊称为民主人士。不久土改,他家被评为官僚地主。就在要抓他父亲的头一天,他父亲得到一个曾被他救过的共产党干部通风报信,连夜坐小船逃到香港。后来主持土改的南下干部把他同父异母的大哥拉去枪毙了。“那你参加游击队的二姐呢?”平表弟问。“也被清洗出来,先在花纱布公司(当年为推销苏联过剩花纱布而成立的公司),后来又被赶回农村。”“大只佬”回答。“你这次到了香港会见到你爸爸了。”我说。“他年纪也不小了,唉!”“大只佬”不胜感慨。

天蒙蒙亮前,我们隐蔽休息。我和平表弟同在一个山沟,“大只佬”在另一处。我们半睡半醒地休息了好一会,忽然被远处的一阵讲话声惊醒!这时已过中午,我们马上警惕起来,循声望去,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正从山上走下来,大人是约五六十岁的男性,右肩斜搭着一根扁担,扁担后端挂着一个箩筐;小孩约八九岁,手里提着一个竹篮,紧跟在后面,像是当地农民回家的样子,正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这时我们才察觉:原来左边不远是一条小山径。那两人是顺着山径下山的。

我们大气不敢喘一口,紧盯着那两个人。他们走到离我们躲藏的山沟约三米远的时候,那男人往我们这边瞟了一眼,话音突然变小;小孩则浑然不觉,仍然大声地讲话。他们经过我们躲藏的沟边不远,走下山去了。

我和平表弟缓过气来,彼此看了一眼:好险啊!他们会不会到下面村里去报告?必须马上转移。我们找到“大只佬”,远离刚才那条小径,往左边转移,最后在一片茂密的丛林里放缓了脚步,找到一个小山沟,特别注意附近没有任何小径经过,也确定从山下没有传来嘈杂声。惊魂甫定,相对舒了一口气,又重新隐蔽下来。

我们小声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那男人肯定看见了我们,但他没有声张,下山后也没有报告民兵来围捕,我们感到一丝安慰。“大只佬”告诉我们:边防区的民兵和农民抓到偷渡客,可以加工分,甚至得到奖金,而一般农民对偷渡见惯不怪,还往往抱有同情心——事实上,边防区的青壮年,大多数已经偷渡出去,多数家庭都有亲人在港澳。

天刚转黑,我们继续下山。正走着,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箫声。我们不由一愣。仔细听去,箫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绝不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是什么人?在这个时候还敢吹奏这种背时的歌曲?会不会是站岗的民兵?我们不敢动,直到箫声停了好一会后,再也听不到任何动静,才小心翼翼地继续下山。走近一棵大树前,赫然看见树皮给新刮掉一大块,昏暗的光线下可以辨认出上面刻着两行字:张××偷渡经此。××年×月×日——就是当天!看来是刚才吹箫的人刻的!我们不禁哑然失笑。想不到在亡命途中,还能遇到如此风流儒雅之士!“天之未丧斯文乎”?

下山又上山,一路艰苦跋涉,终于爬上预定的山顶,又望见香港那边的蓝白灯光。前面又是一个山头。认定了那山头,继续往前走,快天亮时,找个地方藏身歇息。大家都又累又饿,尽管省着吃喝,剩下的水和干粮都不多了,可是不知道还要翻越几个山头!

忽然,一阵狂风吹过,满山扑簌簌地乱响。抬头一看:哎哟!乌云滚滚,要下雨了。话犹未了,大雨噼噼啪啪直打了来。我们急忙张开塑料布挡雨。不一会儿,雨水涌流入我们的小山沟。我们狼狈不堪地握住塑布移动到稍高处。还好,骤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多久天便放晴。我们虽然没有变成落汤鸡,裤子和鞋却都湿透了。

看着湿淋淋的山野,忽然想到:何不趁机补充饮水?我们带的水只剩下一点了。我们顺着小山沟走了一段,没有找到有积水的地方。这时山下忽然传来一阵阵喧哗声。我们吓坏了,赶快躲进茂密的灌木丛里。喧哗声越来越近,听上去似乎是一群小孩。不多一会儿,有个小孩边叫边向我们躲藏的地方走过来。我们的心仿佛一下跳到喉头,梗着连气也不敢喘一口。小孩停在我们右边的小径上,隔着小山沟,离开我们不到两米。透过灌木丛的间隙,可以清楚看到小孩赤膊的上身和脸上的汗珠,只要他一转头,便可能发现我们。幸而他只是朝另一侧叫嚷,招呼他的伙伴们到这边来,好像是为采蕈子。雨过天晴,正是蕈子生长的时候。

又过了一会儿,这小孩被他那边的同伴叫过去了。看着那群小孩渐渐远去,我们抹了一把冷汗:好险啊!过了好一会,心跳才慢慢平定下来。

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大家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好不容易挨到天傍黑,“大只佬”和平表弟都想早点下山,找水塘或水田灌点水,实在渴极了。我建议等天黑一些再走,可是拗不过他们,只好跟着下山。前面有几丘水田,水上漂浮着一两圈反光的油渍。我看着都恶心,可是“大只佬”他们把油渍吹开,迫不及待地灌水入瓶。

突然,远处有人大声吆喝。我们抬头一看,糟了!一个人正朝我们飞奔过来。我们起身逃跑,那人紧追不舍,很快地他后面又跟来几个人。平表弟招呼我赶快跑,可是我已身疲脚软,还没有跑上山便被追上了,几个人把我包围起来。被 抓

我这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也想不到害怕。一个民兵队长模样的人下令把我绑起来,麻绳捆住两上臂还套住前颈。很快就围起一大堆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簇拥着我回到似乎是生产大队部的一间小房子里,门口堵满看热闹的人。

我要求给点水喝。一位老妇人很快拿了一碗热汤给我,她注视着我,眼神似带同情和无奈。接着,那个民兵队长模样的人叫一个民兵给我解了绑,又搜了一遍身,翻检了我的随身背包,还好没有叫我脱鞋检查,因为我把两块钱分别藏在两只鞋垫内──把鞋垫拆下,藏进一块钱再粘回去。这也是永烈教我们的法儿。

没查到什么东西,民兵队长叫我坐在一条木凳上,他和另外一个民兵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开始问话和记录。问话很简单:姓名、年龄、地址、阶级成分,为什么要“逃亡”(不说“偷渡”。我第一次听到这名词)。我按照永烈事先教我的一套,编了个假名:陈江;地址──报回家乡的一个公社,大石,是一个离城较远的公社,永烈说那里对偷渡的人“比较宽容”;阶级成分──中农;至于“逃亡”的理由,就说是家里不够吃。那民兵队长瞄了我一眼,讥笑我说不像吃不饱的人。过一会儿,他以嘲弄的口吻问我饿不饿?我说几乎两天没吃东西了。民兵队长叫人送来一碗稀饭和两根番薯。我狼吞虎咽地吃了。那人又叫一民兵带我去茅厕小便,然后把我关进一个小牢房,里面只有一张窄窄的木板床和一张破席子。我坐在床上,垂头丧气,百感交集。

我最担心的是被遣送回家乡不能蒙混过关,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明天会被送到哪里去?会遇到什么情况?他们相信我的假报吗?会不会先发函查询?就算开头能蒙混,送回兴宁还能蒙混么?我离开家乡十多年,一旦问及当地近况,我一句都答不上来。最后,送到公社,如果公社叫生产队来领人,那肯定穿帮,也许会被痛打一顿,甚至像堂弟那样被压跪碎玻璃……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暴露身份,难逃被送回昆明的命运,那就彻底完了!在内陆各省,偷渡等同“叛国投敌”,说不定等不到判刑,就被斗死打死。

唯一的希望,是能像堂弟永烈说的那样,一路假报蒙混过关。最后送到家乡公社,被训斥几句,写个检讨就放人。可是,能那么侥幸吗?

恐惧和绝望在我脑海中反复折腾,但我已经累极,后来还是昏昏沉沉睡着了,直到早晨被人开门叫醒。起来后,没吃任何东西,被反绑双臂,押送到一个小车站。路上,我问民兵这是什么地方,民兵不答。我跟他上了车,车上其他乘客见惯不怪。下车后,走了一段路,被押送到一间大屋子,民兵把我交给值班人员,得到回签,解开我的绳索,放回他自己的包包里,便离开了。樟木头收容站

值班人员又来搜身和检查背包,这次还叫脱鞋,我紧张了,那人拿起鞋子看了又看,又在鞋垫上按压了两下。糟了!我想。但是那人看了我一眼,把鞋子丢还给我,居然过了关!

我想他大概是故意放我一马吧。

值班室的长板凳上已经坐着几个人。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在一张小桌子后面坐下,开始逐一问话。那人粗声粗气地威胁:你们要老实交代,如果报假,小心剥你的皮!

我心中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强自镇定。轮到我时,照前番编出来的话报上,那人没有多问。

问话完毕,我们被带进一个方形的泥地大操场。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一群一群分散站在各处,对我们这几个新来的没怎么注意。操场四周,是一间间低矮的仓房,我们被带进其中一间,有门没窗。右侧地上铺着一排木板,木板下横放几根木棍垫着,木板上没有席子。有几个位子已有人。仓房左侧正对门的墙角,放着一个便桶,没有盖。我们刚到时,先来的一个人跟我们要报纸,我顺手给了他半张。后来我才知道,报纸是用来作手纸的,收容所不发手纸。没有纸揩屁股,就自己找小竹枝,小瓦片,或任何可以刮、擦的东西。各人占好铺位后,一人(后来我知道是“监趸”——遣送不出去长期留在收容所的人)拿了几只旧铝碗进来,发给我们每人一只,没有筷子。我问那人,那人说:“自己想办法。”我不知道怎样想办法,先来的难友告诉我:每天都有人送走,可以跟他们要;也可以托出去劳动的人找两根树枝给你。

这里是东莞县樟木头收容站,是该地区的主要收容转送站,经常收容有好几百人。每天都有一批一批人送进送出,几乎都是偷渡客,很少有流浪汉,因为属于边防二三线,流浪汉很难来到这里。每天早晨六时起床,大家拿碗争着去有限的几个水龙头盛些水,刷牙洗脸后,集合整队绕圈跑步,老弱的不跑或中途退出也可以。然后在广场上排队就地坐下,学“最高指示”和听训话──训话人往往是军代表,说普通话,听者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半懂不懂,其实也无心听。可笑的是:去厕所要先起立报告,军代表批准才可以去,因此“报告”声此起彼落,军代表讲话频频被打断。有一次军代表火了,气汹汹地连说“不准”。但过一会“报告”声再起,“人有三急”,难道就地解决?军代表也无可奈何。一次有人拉肚子,报告去厕所不准,结果拉了一裤子,而且就在军代表跟前,弄得臭气熏天,军代表掩鼻不迭,全场难友无不窃笑。

训话前后,不时见有从外地来搜寻失踪外逃人员的官家捕快,虎视眈眈在人群中打量辨认,一旦发现搜寻对象,一顿拳打脚踢,随即绑起押走。每次见到这种情况,我便头皮发麻,心惊胆战,生怕昆明来人抓我。

训话完毕,便有管教员(各收容所叫法不同,姑且都称为管教员)来点名,分批遣返原居地。

有些人被叫去劳动,多是一些报较偏远县份,因人数不足等待遣返的人,被带出去附近公社生产队做工。有些人争着要去,因为可以吃饱一些,虽然抵不过劳动消耗,也可骗骗一时口腹。如果被叫去帮厨,则是件肥差,不仅自己可以吃饱,还可以偷出一些给自己相熟的人。

饿是收容人员的梦魇,而谈论美食,成了收容人员最热门的话题。“望梅止渴”,古而有之;而谈食疗饥,则绝无可能,只会越谈越饿,可是大家仍乐此不疲,谈论不休,也许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吧。偷偷买卖个人的份饭,或以衣物换饭,时有发生。一份饭五毛钱,差不多是外面价钱的五六倍,也可以买半份。问题是钱大都被抄去了,即使有些许漏网,又买得多少?

一开始我看见有人卖饭,觉得惊奇:自己都不够吃,还卖?后来才知道:有些人,主要是外地逃荒的所谓“盲流”,为了被送回原地之后身上能有几文钱,情愿忍饥挨饿,把自己的份饭卖出。听了真是令人心酸!

早饭后,如果没有被叫到名遣送或问话,便没事干了。难友们可以分头聊天,下棋,或打扑克(有时不准,要随管教员高兴)消磨时间。不少人趁此机会悄悄交流偷渡经验,寻找新门路,结交新朋友,并偷偷交换地址,写在衣袖或裤腰里面或其他地方。交换地址可是一件冒险的事,一旦被查到,少不了一顿痛打。有个年轻人,白白净净,像是中学生,人们说他偷渡过六次都没有成功。他性格开朗,天不怕地不怕。好些人都喜欢找他聊天,也是向他“取经”。

可是我一直忧心忡忡,不能暴露身份,也不敢随便留给人地址,因此难于跟人沟通,显得格外孤寂。送回乡下后能否蒙混过关?心头仿佛插了一根刺,白天黑夜不得安宁。睡觉常常噩梦连连,一天夜里我睡梦中被人摇醒,问我为什么突然惊叫?

一次,我们看见两个人被一副手铐单手连铐在一起,蹲在操场中间示众,罪名是假报地址。我又是心头一紧,看那两人像是农民,可为什么也要假报?有经验的难友告诉我,不一定是假报,管教员为了杀鸡儆猴,随意抓两个来整整。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被这样铐起来?

收容人员多而杂,难免会有摩擦冲突,但是一般不敢打架,因为管教员往往不分青红皂白,给双方一顿毒打。管教员打人是家常便饭,收容人员排队不整齐都可能挨上一棒。不过据我后来比较,广东的收容所随便打人比内地一些省份还算是少的。押送回乡

这样过了十多天,一天中午,我正在广场上跟难友闲谈,忽然一个管教员进来叫名遣送,听到喊“陈江”,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叫第三遍才答应。管教员一脸狐疑,喝问我:“是否报的假名?”我吓得心怦怦直跳,嗫嗫嚅嚅地连说不是。

被点到的一共十几人,都是同一条路线的,由两个管教员一前一后押上汽车。

汽车开到海丰——一个讲潮州话的海滨县份,我们被送进第一个中途收容所,逐一问话登记,还要打指模。我指模按得不深,管教员恶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喝令重按。登记完毕,女的被送进楼下小房间,男的到楼上一间仓房。

仓里已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坐着,脚上缠着厚厚的纱布绷带,渗有血迹。我听不懂潮州话,后来知道那人是渔民,用小渔船带人偷渡,出海不远就被巡逻艇逮住押回,快到海滩时跳船逃跑,不幸跳到牡蛎壳上,脚底划破一个大口子,出了很多血,还挨了一顿打。

我在木地板上找个卧位,走近外墙的小铁窗,望出去,远处是大海,几只海鸥在蓝天下翱翔,想到自己的处境,心里很不是滋味。

窗的左下边是个粪槽,槽底斜向外面。我突发奇想:何不钻粪槽逃跑?但目测了一下粪槽宽度,恐怕不够,万一给卡住就糟了!

一天两顿饭还是“叹三两”。海丰是个穷县,管教员的态度很粗野。我们待了约十天,随后同一路线的六七个人被点名,押上长途公车,继续往下一站送。

下一站是汕头,收容所也不大。几天后,我和五六个人被押上长途公车,转送家乡兴宁县。

我离开兴宁已经十多年,没想到是这样狼狈还乡!经过的街道已印象模糊,只觉得比以前更残破、拥挤。

同行的人告诉我,收容所在陈家祠。“陈家祠?”我还有点印象,“前面不是有一口塘的么?”“早就填了,你看不是乱七八糟地盖了好些木屋么?”

我记得不多远就是我以前的住宅,怅惘之情顿时涌上心头。

紧接而来的是阵阵强烈的恐惧感:最后关头终于来到,是吉是凶,就在这几天了!

我们被关进一间房子,原是祠堂的上厅,历代考妣宗亲的神主牌早被拆掉,正下方是一个马桶。两边是木板铺位。远离马桶的位子已被先来的人占了,我们只能睡在马桶边上。

刚歇下不久,突然听到管教员叫“陈江”。我吓了一跳:啊!这么快就问话?还没有回神过来,便听见前门有女人叫唤。隔着天井和大厅望去,原来是我的四婶。她手里举着一袋东西,管教员接过那袋子,示意她离去,然后把袋子带进来交给我。打开一看,是几块糕饼和一包糖果──都是在收容所难得见到的东西。她担心我在收容所饿坏了,所以急着送些吃的来。我把糖分给各难友,每人两颗。其中一个像是走惯江湖的人,称赞我“懂世道”。

但是我很纳闷也很困扰:四婶怎么知道我到了?她来见我,假如不是报我的假名和假地址,而是报真名,岂不坏事?此外,她说我们是什么关系?假如管教员追问我她是我的什么人,家在何处,我该怎么回答?怎么可能跟四婶说的对上口径?会不会被顺藤摸瓜?若因此穿帮,岂不糟糕?不过我想起那管教员是叫我“陈江”,看来四婶报的也是我的假名和假地址,而她自己也可能瞎报了一个大石公社的地址。这样一想,我又放心了一些。

正在胡思乱想间,唱名问话开始了。先被叫到的是一个高个子,像个知识分子,在海丰和汕头收容所的时候,就和我们在一起。他说话不多,也不像其他人忧心忡忡。他几分钟便回来了,提起包包,跟大家挥一下手表示再见,就出去了。

有人悄悄说,他是收容所所长的亲戚。

我顿时感到失落,后悔早前没跟他多联系。由于自己胆小怕事,怕暴露身份,不敢跟人多谈,错失了一个交朋友找门路的机会。

恐惧加胡思乱想,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上,终于叫我去问话。我的心怦怦乱跳,强作镇定走进问话室。

管教员四十多岁,微胖,看来还算和善。他循例询问了姓名住址之类。我像前几次一样照编好的一套回答:陈江,大石公社××大队××生产队。

我真担心管教员再多问我几句,例如大石公社或生产队的任何问题,我肯定答不上来,那就完了。还好,他没怀疑什么,或者说不想怀疑什么,也许他早已习惯了,管你是真是假,只要送你到你报的原住地有人签收,以后怎样不关他事。

他叫我回去收拾东西,马上走。

不管怎样,又过了一关。但最关键的一关还在后头。送大石公社

我拿好自己的包包,忐忑不安跟着管教员走。我注意到管教员穿着木屐,好歹是地方小吏,难道穷得连鞋都没得穿?

到了汽车站,开车时间还不到,管教员叫我站着等会儿,他要上厕所。“不要走啊!”他警告我。

我看着管教员走进车站那头的厕所,心中一阵冲动:逃跑?望了望厕所,好像没有动静;看看周围,人不多,走吧!可是人生路不熟,往哪里走?正犹豫间,管教员出来了,抬头看见我,一步一步走过来。我这时又是悔恨,又是未做贼先心虚的恐慌,不能当机立断,机会稍纵即逝。可是那么短的时间,能逃出管教员的视线范围吗?

事后我才知道:四婶和我堂弟永馀,是安排了人到车站伺机营救的,可惜当时那人也是不够机警,没有马上带我逃跑,坐失良机。

到了大石。下车步行去公社委员会的路上,忽然有一个年轻人走过来跟管教员打招呼,请他先去茶楼“饮茶”。我看了那人一眼,不认识,但我知道一定是自己人。可惜那人邀了几次,管教员就是不同意,只是说到公社后再说。

到了公社委员会,一个中年人走出来,和管教员打了声招呼,拿过纸张一看,问道:“你是陈江?”“是。”“是?”

我胆怯了,小声答:“是。”

那人哼了一声:“好吧,那你老婆叫什么名字?”

我根本没有准备这一条,只好胡诌一个。那人生气了:“岂有此理,你偷渡还要假报?”──后来我才知道:我假报的“陈江”,与那人是中学同学。岂非天亡我也!

我担心他打我,幸好没有,只是将递解纸交还管教员。管教员倒没说什么,只是催我:“回去,回去!”

我被管教员带出来,一时觉得天旋地转,机械地跟着管教员后面走。走着走着,我已经乱了方寸,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冲动,我拔脚就逃,往一条岔路奔去。

管教员没有料到我会逃跑,穿着木屐马上追过来,走几步后脱下木屐,边叫喊边追赶。我又饿又累,能跑得几步?很快就被追上。

管教员反扣着我的右臂,向围观的一大群人说我是小偷,我急忙辩说我是偷渡的。因为我知道,在广东,群众对小偷跟偷渡的看法完全不同,对前者人人痛恨,对后者司空见惯,甚至多抱同情。

我被押上车,带回收容所,垂头丧气。同仓的人吃了一惊,知道是假报地址,都以同情的眼光望着我。

我被送进天井旁的一间小屋单独囚禁。

怎么办?怎么办?心乱如麻。恐惧令我无法冷静下来思考下一步。

我胡思乱想地想过逃。怎么逃?从以前读过的小说想到挖地道,可是用手摸了一下地板──是大青石板。手无寸铁,怎能挖掘得开?就算有工具,给我挖通了,这房外还不是祠堂里的另一间房?离开祠堂外墙还不知道有多远,根本不可能。

我颓然坐下,又想下一轮的问话,该怎样回答。昆明是绝对不能报的,可是还能报哪里?我对家乡的情况早已不熟悉,公社生产队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再胡诌地址,免不了挨打。最恐怖的是被捆绑吊打到最后供出昆明,再戴上手铐押送回那个“革命”气氛高涨的城市,打成“叛国投敌”,在斗争大会上被“群众专政”……我惊惶得不敢再想下去。

在绝望中迎来了第二天,从一睁眼就提心吊胆怕听到我的名字被叫,连平日最渴望的吃饭时刻,也心神不定、食不甘味,仿佛被捉离水面的鱼,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吃晚饭时都没有叫我去问话。

然而,问话固然是大难临头,不问话也是另一种煎熬,仿佛待决的死囚,只是等时辰的到来。绝处逢生

晚饭后不久,我似乎听到外面有人在叫我的真名,“庆”字是听清楚了,但后头那个字又不像是“斯”。正犹豫间,房门被打开了,有两个人出现在门口,前面是管教员,后面一个,我不认得。

后面那人走上前,叫我“庆×”,我还是没听清楚,见他伸手过来,我也下意识地伸手过去握着。那人转过脸,对管教员说:“他就是我的堂弟曾庆辉。”

我听出名字与我的不同,似乎是我一个堂弟的名字。这时我才认出,来人是我的堂哥永安,十多年不见,老瘦多了。

没等我反应过来,便被带了出前厅,有另外一个小个子接着我们,我不认识他。

小个子随即跟管教员走进侧室,签了字,转身出来,便领着我和堂哥走出收容所。走不多远,那人和堂哥告辞,说他先回去了。堂哥便领着我走另一条路。

我这时真是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只知道自己确确实实是出了收容所,这意味着自由了,起码是行动自由了,一阵欢欣涌上心头,感谢上主!我用力呼出一口气,再深深吸进一口气,再连续深呼吸几次。尽管外面的空气也是严重污浊的,毕竟比收容所少了禁锢的气氛。

两人默默走了一段路之后,堂哥首先开口,说刚才那人是我们公社公安员李富,是他的朋友。四婶日前找到他,说庆斯偷渡失败,假报大石公社陈江,不久会送到兴宁县收容所,要他去和李富联系,设法把庆斯领出来。他于是找到李富,请他一起去收容所将曾庆斯当做曾庆辉领出。庆辉小我几岁,我离开兴宁时他还小,对他没有多少印象。他一向在外打工,去年底偷渡成功,户口还未注销,正好用这个机会冒充。李富并不认识我,但他听他父亲多次说过我的父亲和祖父对他们一家的照顾,便一口答应。

我这才恍然大悟,顿觉人间有情,百感交集,竟一时放慢脚步,不知何以为情。

堂哥见状,对我说:“庆斯,走啊!先去西河背吃点东西,今晚回祖屋,在四婶家过一夜,四婶已经托人替你买好明天回广州的车票。”

我似乎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听得好像天方夜谭,而刚才的遭遇更是出奇入化。

我默默地跟着堂哥走过西河桥。这桥啊,我小时候走过不知多少次,现在怎么变得那么残破?石板崩裂缺失,石栏杆多处塌斜,连桥栏正中大石板上的“西河桥”三个字也崩缺了一半。

我问:“那边不是还有一座上华桥么?”“早就垮了,那是座木桥呀!”“没再修建?”“谁管啊?”

我们走进一家粥面店,叫了两碗肉丝面,一碟咸菜。堂哥问我要不要喝点酒,我说不会喝,堂哥就自己叫了一小杯酒。我知道堂哥很穷,担心地说了声:“我没带钱。”

堂哥回答:“没关系,我有。”

我想四婶一定给了他钱,于是放心地吃。好香啊!捱了三十多天“叹三两”,这碗平凡不过的肉丝面,仿佛是人间第一美味!

我们默默地吃完,出来时天已渐黑,我跟着堂哥默默地走着,似乎有很多问题要问,却不知道从何问起。路都不是我小时熟悉的了,沿途多了好些小木屋或茅屋,杂乱无章,往昔乡间那种宁谧祥和的景象荡然无存。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堂哥说:“到了。”回到祖屋

我依稀认出这是祖屋后面的空地。“柏树呢?”我清楚记得祖屋后面有一排高大的柏树,因此小地名称为“柏树下”。“大跃进时给砍去烧炭大炼钢铁了。”堂哥答。

可惜啊!我回忆起柏树与祖屋后围之间有好几大丛分属各家的竹子,还有一棵忘了名字的大树,小时同屋的小伙伴们在绿荫婆娑中追逐嬉戏,现在是树和竹丛都被砍光,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杂物。

祖屋是一座典型客家风格的大“围龙屋”,宽马蹄形,前面中间大门两侧小门,里面有厅、堂、房、室过百间,屋前是石灰地大晒场,再前面是池塘及围绕池塘的菜地。屋侧隔开还有一排外厢房和外厅室,四周空地,布局完整,是传统宗族聚居建筑。我们曾家是当地望族之一,自高曾祖至我们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但是现在房舍已经残破不堪,人口也被整得七零八落,各散东西。

堂哥领着我走到侧屋近小门的一个窗子外面,轻轻敲了两下。里面立刻有人应声:“来了?”我听出是四婶的声音。四婶早就在焦急地等着,马上迎了出来。她苍老许多,但行动还很敏捷。多年不见,不禁悲喜交集,感谢上主。堂哥把我交给四婶,便告辞走了。四婶是留在祖屋的仅剩三家之一,其余的都被赶去别处,房舍分给贫下中农。四周耳目多,不便多讲话,四婶安排我洗澡,换衣服,然后领我进一个小房间睡觉,告诉我明天一早要进城坐车回广州。

尽管我有很多问题想问,毕竟心身都疲累至极,于是倒头便睡,很久没有睡过这么舒心的觉了。

第二天一早五点钟,四婶把我叫醒。她已煮好一大碗面条,我匆匆吃完,便跟着她进城去。

路上,四婶告诉我营救的经过。原来,我和永烈等七人出发后,爸妈和弟妹们焦急地等了一天又一天,没有消息,知道事情不妙。因事先已说好,万一偷渡被抓,就报假名陈江,大石公社××大队。母亲马上跟四婶联系,请她务必设法营救。四婶一时慌了手脚,找谁好呢?先找到侄儿永馀,永馀有一帮难兄难弟,但是没有人熟悉收容所的管教员,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试图营救。那天我被押送大石公社,在车站等车时有人伺机营救,以及后来由车站去公社的路上,有人几次邀管教员去“饮茶”,都是永馀安排的,可惜没有成功。

四婶觉得不保险,又一个一个过滤其他亲友,最后想到堂侄永安。永安出身贫农,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他父亲以前常常得到我父亲的照顾。四婶与永安接触不多,但是知道他跟公社公安员李富常有来往,认定这是一个机会,于是找到永安,许他事成以后给他一笔在当时农村来说相当可观的报酬(母亲曾对四婶说,救出庆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永安和四婶谈起堂弟庆辉不久前偷渡香港成功,可以用庆辉的名顶替庆斯,于是同去找到李富。李富是李日科的儿子。李日科家里穷,人老实,以前,我祖父曾照顾他,让他做“惠继义仓”(一个赈济农民四月荒的慈善机构,我祖父是发起人兼主任)的管库;我父亲也曾多次替李日科家人看病,因此李富爽快答应。李富跟收容所陈管教员有交情,于是找到陈管教,说他朋友曾永安的弟弟曾庆辉(不说曾庆斯),偷渡香港被抓回来,假报大石公社“陈江”,请他一见到有“陈江”送来,马上通知他去认人。陈同意了,约定到陈管教值班时来办理。

李富得到“陈江到了”的消息后找到四婶,四婶马上买了饼干糖果来探我,却没法说话。李富悄悄告诉四婶,后天晚上陈管教值班时,他会和永安一起去领出庆斯。可惜第二天我就被送去大石,而大石公社通常不是由陈管教送,几乎出了大娄子。

原来如此!“永安说去广州的车票你已经替我买好了。不要证明能买到票?”我问。“你还记得阿鼎吗?”

我说记得,是爸爸的朋友。“他现在在县××医院做药房主任,跟汽车站票务主任熟悉,打了招呼,永馀昨天就去把票买来了。”

我听了这一串奇事,云里雾里,脑子几乎转不过来。

当天下午我就回到广州,与差点吓破胆的父母家人团聚。想到昨天我还在收容所像等待处决的死囚,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来了个奇迹大翻转。七分之一的成功率

回到广州以后,我知道平表弟也被抓了回来。

原来,那天晚上被民兵追捕,平表弟逃脱后,与“大只佬”也失散了,只好独自向梧桐山方向走。第二天半夜爬上梧桐山,并在天亮前下了山。看到前面滚筒状的铁丝网,他又紧张又激动,快步冲向前,不料碰触了边防军布置在地上的细铁线,警铃响了,随即传来警哨声和吆喝声。平表弟这时离铁丝网还远,来不及冲过去,只好跑到就近的一块小岩石后的坑洼里躺下。两个边防军带着警犬赶来,没有发现他。可是警犬还在吠,边防军放开警犬,警犬快速地跑过去,表弟刚站起来,就被警犬一口咬住左小腿,束手就擒。

平表弟被送到深圳收容所。他跟我一样,也是不能报回外省工作单位的,于是假报家乡兴宁县新坡公社××大队。辗转几个收容所后,被送回兴宁,最后被送到公社。同时送新坡公社的有三人,公社通知各大队派人来认领。他们三人被排成一排,平表弟报的那个大队的人走过来一看,不认识,问他到底是哪个生产队的。表弟知道瞒不过了,拔腿就跑。公社、大队的人呼叫着追赶,表弟拼死命逃,把那帮人远远抛在后面,跑到一道宽沟,他不顾一切地跳过去,跌趴在岸坡上,他立刻抓住坡边草爬上去,居然奇迹般地逃脱了。

平表弟拉起裤管给我看那被警犬咬伤的大疤痕,说这是“无法忘却的纪念”,并告诉我一件前些时发生的真实故事:

广州一位颇有名气的凌姓武功师父,八十多岁了,一向开馆授徒兼卖跌打膏药,多次受政治运动冲击折腾,最后迫而走险,和两个徒弟一起去偷渡。快到中港分界的铁丝网时,被边防军发现,警犬迅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