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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斯图亚特·戈登,冯奕达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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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亚洲千年史

极简亚洲千年史试读:

引子

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这千年之间,亚洲无疑是块令人赞叹、凝聚且充满创造力之地。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五座都市,而且它们全都位于大帝国的心脏地带。诸如德里、北京与伊斯坦布尔等少数都市至今仍是重要城市。至于其他,像印度南方的毗奢耶那伽罗(Vijayanagara),则已荒草埋幽径。亚洲的数学家发明了“零”的概念与代数学。天文学家远比以往更能准确追寻天上繁星,并发明了领航用的星盘。诗人与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依旧撩拨心弦。哲学家创造了至今仍影响我们的思想与法律体系。这些成就,再加上古希腊、罗马知识的翻译,一同组成了大图书馆的核心馆藏。

佛教与伊斯兰教顺着遍及亚洲各地的商路兴起、传布。而丝绸、珍珠、香料、药品与玻璃等贵重物品,以及米、糖这样的寻常商品也沿着同样的路径而来。亚洲发明了商人知之甚详、通行于中东至中国之间的钱币与信用制度,更创造出充实着今日世界各地博物馆馆藏的艺术品。亚洲建筑的优雅与精细也让现代世界的旅人们为之惊艳。

本书里的每一章,正是以公元500年至1500年间,在这个浩瀚的亚洲世界里生活、工作与行脚的人的真实回忆为本。他们航向大海,穿过大漠,攀越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他们懂得运用未知的语言,在变化万千的人群间游刃有余,从俄罗斯南方的保加尔人(Bulgars)到东南亚的布吉人(Bugis)都不在话下。

那么,这群人又是如何生存与飞黄腾达的呢?有些人的亲朋好友早已在大半个亚洲开枝散叶。其他人则是在自个儿的旅途中得到一连串修道院与民居的支持。许多人发现,亚洲各地的宫廷拥有相似的风俗、服装样式以及道义。学习这些风俗也让他们更容易与人打成一片。一路上,这些人了解到人们对他们带来的学问十分渴望,无论那是热带作物、司法观念、各式发明还是建筑知识。而他们的追忆则能让我们跟着商队与船只前进,体会寒冷与疲惫,感受希望与恐惧,见识壮阔的中古亚洲世界的华美与稀奇。01第一章寺院与王者:玄奘公元618年至632年

一对小兄弟逃进了黄河边茂密的稻田里,他们是从自己的寺院里逃出来的小沙弥。兄弟俩从帝国的东都洛阳出发,前往上游六百多里处的长安。他们听人说,长安这里还有王侯和军队坐镇。公元618年的中国容不下爱好和平的佛教僧人。[3]这对兄弟环顾四周,见证了隋朝最后的崩溃。兄弟中的一人,玄奘,对着为自己作传的人忆述了那个时代:“帝城为桀、跖之窠,河、洛为豺狼之穴。衣冠殄丧,法众销亡,白骨交衢,烟火断绝……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01

但这趟险阻重重、让人筋疲力尽的长安之行却一无所获。兄弟俩找不到王侯也遇不上军队。于是玄奘和哥哥又往南走了约一千里路,走到位于今日四川省的成都。他们终于在那里松了一口气,也找到了还坚持着的佛教僧团。“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02玄奘就和自己的兄弟留在寺院里研读佛典与仪轨。

这个小沙弥玄奘究竟是何许人也?就出身与学养来看,玄奘出身于为皇帝效劳的士人精英阶层。他的祖父曾是北齐国子博士,当时在位的皇帝赐给这家人一个中型城镇的岁入。承平时期,这种家庭背景的子弟理应在帝国的官僚体系里入仕发达才是,但那个时代却跟承平相去甚远。在隋朝以前,有三百年的时间没有王朝能统一中国。世家大族建立了一个个互相对垒的短命王朝。胡人—来自草原东部的游牧民族—占领、统治了中国的北半部,而玄奘的家族就住在这里。玄奘的父亲决定从国都的乱局里抽身:“隋政衰微,遂潜心坟典。州郡频贡孝廉及司隶辟命,并辞疾不就。”03

玄奘的父亲在他成长时领着他念经读典。玄奘的哥哥则成了沙弥,他一发现玄奘“堪传法教”,就带着玄奘到帝都洛阳自己安单的寺院里,教玄奘基本的佛教教义。十三岁那年,玄奘在这寺里出了家,他就这么读经、听讲、禅修,直到七年后不得不逃难为止。04

到了玄奘生活的年代,佛教已经至少有一千岁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佛陀,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间的印度恒河河谷靠近喜马拉雅山麓的地方。佛陀看着周遭人的生活,思索着生命,从而开始相信人们想得的却不可得,而得到的却又是他们所不愿得的。世间一切无所逃于生老病死。众生误以为自己拥有某种不变的本质、某种灵魂,却料想不到自己是如何随着时间过去,或是随着不同的情境而转变。佛陀将众生无尽的欲求、没有任何延续性的自我与免不了的死亡,都视为人世间的现实情境。在超脱语言、信仰、职业及种族的普世宗教经验里,这样的剖析是最早的主张。

佛陀找不到哪一种信仰体系,也找不到哪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能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亲身体验乐道与苦道以克服这个情境,却发现这两条路都不能成功。最后,他在今印度比哈尔(Bihar)菩提伽耶的一棵树下入定,找到了答案。人受苦的原因就是欲望,特别是那种注定会失败,想去阻止人、我、人我之间甚或是万物无常变化的欲望。

佛陀针对人类普世的问题提供了不止一种辨析。他铺陈出一条解脱之路,不仅无须逸乐,也不假极端的苦行。佛陀称之为中道,虽然行中道并不容易,但无论性别、语言、地方、职业、社会阶级是否相同,每个人都能受用。不过行中道难免要跟人们生活的常态有极大的断裂。一个人若要开始行中道,就得放弃所有财产,离开家人与朋友,只留下一件单衣和一个乞食用的钵。刚出家的人有必要加入佛教徒所组成的团体——被称为“僧伽”,以求修行与受人护持。而安贫守道的寺院誓词则是用来帮助初发心的人不受欲望影响的。佛教把弃绝财产和入寺安居当成精进的重中之重。游方寻求教诲与智慧也是行中道固有的一部分。虽然每个人都能成为佛教僧人,但只有僧人—而非一般信徒—才会追求智慧与解脱。信徒则借由供养僧人来获得福报。05“从受苦受难的世间解脱”的理念,必然是玄奘与其兄长,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僧人和信徒们在长安寺院里参与日常僧辩与开示的核心。

公元623年,也就是那对弱不禁风的小兄弟抵达成都的五年之后,新起的唐朝在中国许多地方建立起了堪堪所需的社会秩序。这时,已经正式成为比丘的玄奘违逆了哥哥的意思,离开寺院,重新踏上了寻求口传教诲的游方之行。玄奘沿长江(金沙江段)而下,前往某间香火鼎盛的寺院待了一季,接着穿过故土河南往北行脚,一路听人开示、自己讲道,也因此得了些名声。06

在佛教中,各比丘都要为自己的修行开悟负责。是否要寻求知识、学习和寻找正道,都要由自己决定。在玄奘的时代,遍布中国各地的一系列寺院就是用来求道的制度性组织。中国寺院的住持都是高僧,而寺院的风格、禅修的方法与对佛法的诠释也都各不相同。游方僧得根据住持出的题,在众僧与信徒面前参与日常的讨论与辨析。一个比丘想要有所成就的话,就必须熟读经书,懂得如何讲出好的论点,还要从适合的故事中找出关键。

佛陀入灭后,也就是玄奘出生的一千年前,佛教便已通过海陆贸易路径,在印度内外稳定传播。到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是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里盛行的宗教,而这个帝国的势力更是从中亚经巴基斯坦与阿富汗,遍及印度。从阿富汗以东一直到中国,寺院都是商旅路线上每一个绿洲城镇中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些佛寺盖在遗世独立的地方来接待商队,商队里的商人则回过头来捐钱供寺院营运。佛教也沿水路从印度传到斯里兰卡,直至东南亚,最终到达中国沿海地方。早在公元2世纪,文人兼自然科学家张衡就曾记录过中国境内的佛教僧人。佛教在漫长的传布过程中,分裂成好几套着重于不同经典且相互竞争的体系。07但即便如此,所有寺院都还是遵循着核心的教诲,视印度为佛教的发源地,接纳所有派别的佛教游方僧。许多信佛的文人对上述的游方僧与佛教寺院网络的拓展范围都有所关注。

近年来一次让人叹为观止的考古发现反映出玄奘在世时多姿多彩的佛教意象与习俗。1996年,挖土机在距离玄奘的寺院以东约五百公里的青州市,挖出了一个装有超过四百尊石雕佛像的地窖。08多数佛像能上溯到的时代,恰巧就比玄奘所处年代早了几十年而已。佛像保留的原始色彩鲜艳动人,而佛像风格之多变也令人赞叹。建立王朝的游牧民族仿佛偏好阿富汗当地以及中国的商路绿洲里常见的风格。其他的出资者则似乎更喜欢类似当时东南亚所雕刻的佛像那样的。有些雕像雕的是传统的印度罩衫,其余则雕上了当时的中国袍服。所有这些雕像都一度为遍布当地的神龛或寺院所有,显然是因为旧了、坏了,才会在12世纪的某个时候被仪式性地埋在一块儿。09二十六岁那年,玄奘似乎感觉少了什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他“详考其义,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10就一个年轻人而言,这可是对佛教在中国地区的发展一次甚为精辟的总结。

玄奘“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要把重要经书从印度—佛教的中心—带回中国。玄奘知道自己并非第一个有此诉求的人,而是跟随类似2世纪前法显冒险前往印度求道的路走去;这也大大表现出了延续到他那个时代的僧人传统。在玄奘之后的几百年间,也有好几位僧人踏上了同样的旅途。

此行伊始,困难重重。大唐官府因为国家核心地区外横行的贼人与骚乱而禁止平民往西前进。一看到政府打击违法出行的迹象,玄奘的两位同伴就没了勇气,掉头离开返回长安。玄奘则躲过了追捕,独自前进,趁着夜色而行,常常还能得到佛教僧人和信徒不露痕迹的支持。他雇了一名曾多次西行的向导,这位向导如此形容前头的险阻:“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过无免者。徒侣众多,犹数迷失,况师单独,如何可行?”11

头一项困难,是西行路上七个相去百里的官府哨站。[4]玄奘心知肚明,官府已经下令捉拿他回国,但他仍然决心继续前进。他跟自己的向导顺利绕过了前四个哨站,但接下来向导就抛弃了他,他也迷失在沙漠里。迷了三天的路之后,没水没食物的玄奘想方设法找到了第五个烽候。玄奘被人认了出来,但烽候的校尉是个佛教徒,于是不顾遣送他回寺里的命令,还给了玄奘能继续旅程的给养。12不出几天,玄奘便时来运转。官府对第七个烽候显然已经没了控制。就在兰州以西不到七百里之地,玄奘到达戈壁沙漠南缘商路沿线一个独立王国里的佛寺。这个王国虽然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国王文泰曾经去过唐朝的前朝隋的宫廷,也曾在寺院里听过佛法的开示。文泰自己的国家就供养了上百位僧侣。这位国王知道该怎么招待来自中土的佛教高僧。“法师入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到了早上)遂设食解斋讫,而宫侧别有道场,王自引法师居之,遣阉人侍卫”。13国王文泰想把玄奘留在自己的国家当国师,甚至强留他也在所不辞,但这位比丘拒绝了。“法师既被停留,违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觉法师气息渐惙,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云:‘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14这个非暴力抵抗成功的古老例证,也为玄奘面对国王时的道德力量更添底气。

根据佛教传统,传播佛法能让人得到不可思议的福报。当时,大半个亚洲的国王、贵族和富商大贾都会定期捐助寺院,为游方僧人提供住所与宣讲所需,如佛经、佛钟与画像。15文泰国王决定全额赞助玄奘印度之行。他做好安排,任命四名见习僧为玄奘的随从,并缝制了三十件僧袍。“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16卫队护送玄奘前往下一个王国,玄奘还拿到了二十四封介绍信,能用在旅途上的其他国家那里。玄奘有了这些随员相伴左右,在接下来十四年的行旅间,无论所到何处,他都是一位声名赫赫的法师。

这就是在7世纪的草原上旅行的模样。长路迢迢,冬寒,缺水,人烟更是稀少;不过,从宫廷到宫廷、从寺院到寺院,以及从绿洲到绿洲的旅行虽然并不容易[5],可一旦有了权威人士适当的协助,就有可能实现。玄奘的随员就是这个大商队的核心。告别文泰国王还没几天,玄奘便难过地发现一小群商人被残杀后的尸体;这群商人走在主要的商队之前,独自往前推进,打算走到下一座都城。在各个王国的边界之间,除非组织出商队,不然旅行并不安全。“等到大队人马抵达国都,玄奘遇到好几十位僧人。当玄奘在前几年的乱世里南逃四川时,他们则是从自己的本寺里向西逃难。”17

玄奘走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边。山脉绵延,严寒险阻。对一个在河南长大的比丘来说,如此风寒肯定也考验着他的决心。“……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屦重裘不免寒战……徒侣之中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18再往西走六百多里远,走到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Issyk Kul)北岸,有个当地王国的国王邀请玄奘来到自己的营地里。这个水源丰沛之地得到一大片山区的挹注,虽然位于多半干旱的草原地带,却拥有持续的供水,更有着足以喂养一大群草食动物的青草地。这种地点正是某些草原大国的心脏地带。玄奘谢世约六百年后的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曾经拜见过伟大的蒙古王忽必烈,而忽必烈就把伊塞克湖置于帝国的中心区域。

这个半游牧[6]的国王虽然和这位汉地佛教比丘信仰不同宗教,但他们对上层文化却有相同的认知。穿戴、分享丝绸就是社会高层人士显摆身份、联络感情的一种仪式。国王与其下贵族穿着中国的丝绸,在接见客人用的帐幕里收下了玄奘的通行证,他喜上眉梢,细细读着玄奘的介绍信。接着,国王还致赠了三十件丝袍,向这位僧人表示敬意。

这几件用中国丝绸做的袍服可是贵重得很。早在玄奘抵达伊塞克湖的几百年以前,丝绸就已经成了中国中原地区跟长城西北的游牧民族间共通的货币了。而丝绸之所以这么重要,则是因为中原定居农业地区与西北游牧民草场在生态上的差异。草原游牧民族养育了中原社会上层与军队需求不断的马匹,他们的牲口对定居农业而言也同样重要。中原地区则生产着谷物,而产丝的也只有中原。这四样物品就是战争的主要起因。凯旋的汉人军队从败在他们手下的游牧民族那里抢来牲畜与马匹,而战胜的游牧民族也同样会劫掠中原,带回谷物和丝绸。中原王朝为了终结游牧民族的劫掠,时不时就尝试跟他们的领袖和亲,这时丝绸跟粮草就成了和亲的嫁妆。19

但对草原游牧联盟来说,谷物与丝绸之所以重要,却是因为它们能将脆弱的结盟关系维系住。谷物让一群人能聚在一块儿,熬过困顿、漫长的冬日时光。丝绸的情况则复杂得多。游牧领袖虽然会拿贵重的织品去交换类似铁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但其主要的用途还是褒奖、掌握追随者的忠诚。馈赠丝袍的举动,可是个让贵族们在强大的领袖底下表现团结的重要仪式。只有从领袖的手上才能拿到“荣袍”,而这也是一个人觐见时的正式服装。接下来的几百年间,草原东西的王者都采用这样的仪式,此仪式也传遍了整个亚洲。即便是在玄奘和这位半游牧王者这么早的时代,他们俩也都了解丝袍的意义与重要性。多年以后,玄奘从印度回到中国,当时的皇帝同样用了华衮为他增添光荣。唐朝皇帝也是这套四海皆准的荣誉体系中的一分子。

接见会上的贵族吃的是肉,喝的是酒,但国王为玄奘特别准备了食物:奶油、蜂蜜、葡萄、大米和糖。米饭和糖虽然出现在国王的这张餐桌上,但草原既不产米也不产糖。米很有可能来自中国,玄奘正是跟米沿着同一条路来到此处。而在玄奘的时代,只有印度才种植制糖用的甘蔗,且八成是经由开伯尔山隘(Khyber Pass),接着往北越过阿富汗,然后沿商队行进路线东向而来。

关于国王确切给玄奘上了什么菜,我们并不清楚,但糖、奶油、米和水果倒是暗示了这有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抓饭(pilaf)。从中国到土耳其,一路上都有人会做这道菜,而在许多语言里,人们也都用一组关系密切的词来称呼这种料理:在伊拉克与土耳其称被为pilaf,在伊朗与南俄罗斯则名为polow,在亚美尼亚是pilavi,在阿富汗叫pilau,而在北印度唤作pulao。无独有偶,不包馅儿、像面包的面团在中国叫作馒头,在北阿富汗与伊朗则叫mantu,在朝鲜一地被称作mandu,到了中亚则是manti,而中国西藏称之为馍馍。20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是当时商路在西方的终点站,而意大利面食(pasta)和脆饼(biscotti)同样沿着亚洲世界的商路而来,在意大利找到了下家。商人们把番红花等各种香料以及类似苦橙这种水果带到欧洲,也带去了会用上这些食材的烹调法。

玄奘和随员一行沿着商队路线西行,途中穿越了讲各种语言的地方,比如突厥语、蒙古语以及回鹘语。这也是“要跟大商队一块儿旅行”的另一个原因,如此才能确保有人做向导,也才有多种语言的翻译。某件发生在伊塞克宫廷里的事,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不是只有专家才会学习一种以上的语言。在国王的仪仗队中,就“遂得年少,曾到长安数年通解汉语”。他也成了玄奘的翻译。21

这群僧人后来还到了塔什干(Tashkent)、撒马尔罕(Samarkand)与布哈拉(Bukhara)等城市。他们一路上不时得到各寺院的招待,玄奘也遇到好几个为追求佛法而动身的比丘。他经常投身佛理的讨论与辩诘。玄奘接着沿阿姆河逆流而上,僧人们就从那里改走陆路,往东南推进到巴尔赫(Balkh),再向南穿过阿富汗。旅程中的这一段都是信奉佛教之地,四处都是佛寺、佛像与舍利。“伽蓝内佛堂中有佛澡罐……又有佛齿……又有佛扫帚,迦奢草作……此三事,斋日每出,道俗观礼,至诚者感发神光。”22

到了阿富汗北方的巴米扬(Bamian),山壁上雕出的大佛更是让玄奘惊叹不已。“王城东北山阿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像东有伽蓝,伽蓝东有鍮石释迦立像,高一百尺。”23而这些佛像,却在公元2001年被塔利班(Taliban)[7]政权给毁了,让人痛惜不已。

玄奘一行人继续走过了开伯尔山隘,往东进入克什米尔与喜马拉雅山谷。除了顶礼舍利、听佛法、拜佛龛、追寻佛陀的行迹之外,玄奘还经常论辩教义。各国国王也时常赞助或到场来听辩论。在克什米尔西边的佛寺里,辩论“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纯锦五匹别施法师”。24

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这一千年间,玄奘前往印度得翻越的这座世界最高山脉—喜马拉雅山—算不得什么宗教上或经济上的边界。山脉两侧的地方都是同一个世界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边都有类似的佛寺,也都欢迎旅人。讨论宗教观点的人包括印度的婆罗门、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信徒,以及其他宗教的支持者。大型王国的版图通常都囊括了部分的中亚、阿富汗以及印度北方的平原区,在山的两侧也都有人会往另一个方向去做生意。

玄奘之所以会在中国到印度这一路上遇到许多信佛的国王,是有个中奥妙的。当时的国王最烦恼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起超越族群或语言纽带的忠诚心,而佛教正可以派上用场。25佛教教义诉诸普世共通的人性,能够缩小亲属关系或族群上的差异。佛教不仅让国王和他信奉佛教的子民一同成为僧人与寺院的支持者,还能为身为最大赞助人的国王带来崇高的地位与福报。

佛寺同样也为国王及其子民带来实际利益。一连串的寺院就是促进贸易的基础建设。无论佛教在何处蓬勃发展,商人都是佛堂和寺院最重要的赞助人。而佛陀的其中一个化身—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也成了商人和旅人们有如主保圣人[8]般的存在。在这个满是疾病与死亡的世界里,寺院也是座医学宝库。僧人们时常照顾着国王与普通老百姓的健康。

踏上了北印度的亚穆纳河—恒河(Jumna-Ganges)平原,玄奘也到达了他长久追寻的佛教重镇。远在玄奘千年以前,佛陀与众弟子就是在这里经行、讲道与禅修。当地一根根的纪念柱上歌颂着佛陀的生平大事。佛陀舍利所在佛塔则是上百座佛塔的重中之重。数以千计的朝圣者早已用赤足磨穿了塔庙的门槛与台阶。玄奘前往了好几所住着上千僧人的发达寺院。“自古已来诸王豪族仁慈惠施,皆至于此。因号其处为大施场。”26但过了平原的中心,许多古老的佛教场所都已成了废墟。“昔为伽蓝,今已颓毁。”27放置佛舍利的佛塔也无人闻问。古代的佛教王国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并皆颓毁”。28玄奘了解到,不单是佛教的两大派别—人们所说的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有着竞争,佛教及其所谓的“外道”,也就是不信佛的婆罗门教间也有竞争。千年来,这些教派互有龃龉,且多半并不友好。佛陀在今比哈尔境内菩提伽耶的一棵树下悟道,但这棵树“比频为恶王诛伐,今可五丈余”。29

三年来越过山川、遇见王侯,并经历了盛情款待之后,玄奘在盛名远播的那烂陀(Nalanda,位于今比哈尔)寺得到隆重的接待;是时,有一万名比丘住在那烂陀寺中的各个住所里。30寺方为玄奘提供了安静的住所与极为丰盛的食物,还让一名见习僧来协助他。他拜自己向往的法师为师,接着在寺里待了五年。玄奘的日常生活包括学习与抄经,听闻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教义,参加仪式与讨论,以及拜访整个地区的佛教场所。在那烂陀寺待了五年以后,玄奘又花了四年旅行,去往孟加拉的佛寺,之后沿印度半岛的东半部南下,再往北走过印度的西部地区,然后才回到那烂陀寺。

玄奘的故事是个功成名就的故事。又学习了两年后,他决定回到中国。“自到已来……礼见圣迹,及闻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庆,诚不虚行,愿以所闻,归还翻译。”31

手握那烂陀寺所在地区的鸠摩罗王(King Kumara)提供了资金,作为玄奘回程跨越中亚这段重要行程所需之用;这一程可是带了六百五十七本书,外加好几打的舍利与佛像,每一件都成了中国当地佛塔里受人敬拜的对象。玄奘也为了延续僧人济世的责任,而从印度带回了许多植物与种子。

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玄奘写了封谢罪的信,寄给中国的皇帝。他为自己十七年前抗命离国致歉,但也带着些许自豪之情总结了自己的旅程:

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虽风俗千别,艰危万重,而凭恃天威,所至无鲠。仍蒙厚礼,身不辛苦,心愿获从。遂得观耆闍崛山,礼菩提之树,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32

皇帝的回信在三个月后寄到,他在信上原谅了玄奘,还为余下的旅途派了护卫。

玄奘走了约五万里路,且一路上始终都有信佛的大人物伸出援手。他身历其境,不仅体验过干冷草原世界里的佛寺与各种住所,还听闻了东南亚温暖的海洋世界里寺院与僧侣之数的说法。无论在哪儿兴盛发展,佛教都得到了王室与贵族的赞助,商人、信女也有功于斯。33法师、法器、佛典、医药、思想与商业买卖,也随着一连串遍布各地的佛教寺院而流动。好奇心与好客的态度,就是这套体系的标志。虽然特定的习俗有可能不同,但无论是僧人还是信徒,所有佛教旅人都能在佛寺与客舍中看到类似的格局与象征符号。

玄奘的旅途正好与中国唐朝的辉煌开创互相辉映。汉人的影响力不仅很快就超越了玄奘这一路上经过的七座烽候,更沿着商路延伸超过六千里路,同时也向东及于朝鲜与日本。玄奘曾用一段扣人心弦的话,向那烂陀寺的僧侣描述中国的美好,也曾向印度的鸠摩罗王诉说唐皇的德泽。34他在自己的追忆中,将自己遇见的各国国王形容得既尔雅又世故,而且重视心灵。异国的风土人情勾起了唐皇的兴趣,皇帝于是令玄奘将其旅途见闻记录下来。

玄奘的朝圣之行也开启了中印之间一连串的外交任务——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甚至超过了五十次。许多次外交行动都采用佛教的辞令,比如捐献特别的中国袍服给某个印度寺院,或是接待印度国王派来的为先前的捐献致谢的使节。不过,印度诸国王与中国朝廷之间的这些接触其实也有宗教以外的作用。35双方也感受到贸易的可能性。异邦人在帝国首都大受欢迎,他们的服饰也影响了宫中的风尚。36[9]在玄奘之行后不到十年的时间,第二次前往印度的唐使便把甘蔗以及榨甘蔗的技术一起带了回来。印度与中国间频繁的外交接触,就在捐献与朝圣的佛教脉络中持续了超过四个世纪。

佛教对中国影响深远。佛教的重镇在印度而非中国。每一个圣地距离中国都有几千里之遥。最大的寺院、保存最好的经典和最有名的法师都在印度。那些佛经也都是用梵文写成,而非汉字。对中国经常出现的那种自给自足、自尊自重的心态来说,佛教成了一种心灵上与智识上的挑战。而佛教也以比贸易更为深刻的方式,将中国与外界联系在一起。

佛教不仅在中国与道教、儒教互相竞争,也和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印度与东南亚的婆罗门信仰一较高下。玄奘常常跟他在佛教教义上的对手,也就是小乘信徒辩论,而他也做好了准备,要与其他教派或宗教的经典、习俗切磋。中亚各国国王的宫廷经常成为发生这类论辩的场所,而参加辩论的人也为了真理、荣誉与赞助而竞争。

对立的宗教此起彼落,这是个不难想见的现象。玄奘已经观察到,恒河河谷中心地带的佛教寺院得到的捐献正在衰退。在玄奘之后的一百年,有两名中国僧人旅行到印度,他们发现印度诸国的国王对印度教神祇与庙宇的捐献愈来愈多,而佛教则逐渐消失于印度的大部分地区。37正当此时,佛教在孟加拉与斯里兰卡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扩张到了东南亚。几百年后,当佛教几乎就要从印度的心脏地带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西藏却正大规模地改信佛教。即使有这些地区性的消长,佛教推动普世理念与寺院场所,借以让地方文化改头换面与促成贸易的力量也是有目共睹的。亚洲正在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转变、交流。

那么,玄奘回到中国之后呢?虽然皇帝数次敦请他出任高官,但玄奘还是决定继续当一个佛教比丘。他得知自己的哥哥尚在人世,而且也仍旧是个僧人。玄奘就在长安,就在这座少时曾和自己的哥哥躲避盗匪劫掠、寻求庇护的城市里领着一批译经的人,讲授佛经,终其一生。此外,他也成了一座发心奉献的新建佛寺里的住持,而且设计、协助建造了一座藏经阁。这座七层佛塔建筑也留存到了今日。38第二章哈里发的大队人马:伊本·法德兰公元921年至922年

逐水草而居的保加尔人住在今日俄罗斯境内的伏尔加河河畔。公元921年春天,某个保加尔大部落的领袖阿尔米许(Almish)请巴格达的哈里发(Caliph)[10]“给他派个人在宗教上指点他,让他熟悉伊斯兰律法,为他盖一座讲坛,好让他从讲坛上大声讲出他(指哈里发)的名讳,响彻这座城市和他的王国”。01接着,阿尔米许不单是请求成为一名穆斯林,而且也希望能正式结盟,依附哈里发这位伊斯兰帝国的政治领袖。等周五礼拜时念出哈里发的名讳,就算是公开宣布结盟关系了。阿尔米许还索要了一笔经费,以“建造一座堡垒自保,抵抗敌对的国王”。02哈里发同意了阿尔米许的请求,还选了个叫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的人来带领这次远行。

伊斯兰信仰在发展的头几十年(公元620年至680年),是以穆斯林应有的行为来决定谁能成为“乌玛”(umma,信徒社群之意)的一分子:

要表明接受一神信仰,还要祈祷、斋戒、朝圣,扶助贫困的穆斯林,更要有合宜的饮食、衣着以及个人仪态。03在伊斯兰信仰里,无论氏族、家族还是地方,所有顺服神的信徒在神的面前一律平等;事实也证明这种想法很能吸引人。04依法而治的做法不仅支配着整个“乌玛”,也适用于男人和妻子、奴隶主与奴隶,以及买卖双方之间等各式各样的道德与名分关系。比方说,法律就禁止穆斯林杀害或奴役另一位穆斯林,甚至还禁止跟别的穆斯林结怨。

这条法律为终结阿拉伯游牧氏族间不时出现的血海深仇带来了可能。05伊斯兰信仰有更辽阔的眼界,要转化过去只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忠诚;这一点能与佛教为中亚、东南亚商路沿线以及中国的王者所提供的视野相提并论。而同一套法律也为非伊斯兰信徒明确划定了分际,整体而言,他们的日子远比在前一个帝国治下来得轻松。06只要缴纳特定且有限额的税,非穆斯林就能继续过自己的生活。政治跟宗教在伊斯兰信仰里是永远分不开的。打从穆罕默德那时起,伊斯兰就同时既是一套个人的信仰,也是个信徒的社群,更是个囊括了一大群非信徒且不断在扩张征服的国家。到了伊本·法德兰的时代,伊斯兰信仰发展还不满三百年,但伊斯兰统治者却统有一大片领土。10世纪时,伊斯兰帝国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的首都巴格达便与德里、北京以及君士坦丁堡并列为世界上最大、最富有,也最精雕细琢的城市之一。新建于公元750年的巴格达是一座包围在城墙里的环形城市,而花园与宫殿很快就延伸到了城墙外,还跨越了底格里斯河(Tigris River)。城里的市集、图书馆与各种盛会也都是欧洲地区传奇里的题材。07丝袍在宫廷里可谓司空见惯,哈里发在王宫边甚至还有个仓库,用来放他要赐给臣下的袍服。08权贵们赞助了各种学术活动与创新活动,其中就包括翻译那些谈科学、数学、地理、天文、农业以及医学的古希腊文献。宗教评论活动同样也很活跃。09

但在政治上,哈里发这位伊斯兰帝国领袖的位子却并不安稳。边远省份老是出乱子。路途遥远,讯息传递也慢,反抗活动又多。回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多数的哈里发还有敌对的亲戚在虎视眈眈。政治派系与教派冲突在伊斯兰信仰发展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还持续到三百年后伊本·法德兰的时代,其间未曾稍减。由于伊斯兰信仰将世俗与宗教领导权合而为一,“由谁来领导伊斯兰帝国”的问题不仅会影响政策的有效推动,更关系到“谁才是真正能领导信徒上天堂的道德领袖”的争论。

由于穆罕默德死前没有定下选择领导人的方式,领导权问题让氏族与氏族间、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间,以及牧民与城里人间结下梁子。这些宿怨的结果,就是对伊斯兰教义的不同诠释。10前四个哈里发里,有三个被人谋杀。战争也随之而来。11人们在穆罕默德身后的头一个世纪中,就见证了几个主要派系的诞生。逊尼派(Sunni)的信念是,即便有过王朝更迭与其他冲突,但所有哈里发都是穆罕默德精神权威与俗世权威的合法传人。什叶派(Shia)则偏好自穆罕默德的堂弟,也就是公元661年被暗杀的阿里(Ali)而来的继承线。有些什叶派的人只接受前五个或前七个哈里发为合法继承人,也有人接受前十二个哈里发。排斥逊尼派诠释的几个派系,在像波斯这样的边远地区势力都比较强大。12哈里发不断寻找新的盟友,尤其是会为伊斯兰而战、奉献生命,并制衡巴格达周遭各股称不上可靠的势力的新入教者。到了公元800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用自个儿以为会更忠心的奴隶士兵取代了首都周边的氏族部队。可惜事与愿违,奴隶军队迅速成为一股自行其是的政治势力,到了公元850年时,更是常常扶植或撤换统治者。13哈里发需要所有他能动员的盟友,不时还会派遣使团到伊斯兰边界外的非信徒那里去。下面要说的故事,讲的就是其中一趟艰险的任务。

哈里发为代表团选了伊本·法德兰,而后者最有可能是个习惯了巴格达城内舒适生活的中阶廷臣。当时的传记名单上以及现存的官方文书里都不曾提到他,到了历史舞台上,他肯定也不是什么大人物。14我们会知道他,完全是因为他所写的出使任务的回忆录,但这份回忆录写得实在了不起。对于他一路上见识到的风俗与人民来说,伊本·法德兰是个好奇心与细心兼备的观察家。气候、作物、食物和买卖,他都感兴趣。有时候,他会描述自己面对陌生情境时的感受。不过,虽然回忆录里有些个人意见显示伊本·法德兰受过伊斯兰律法的训练,但他从来不会墨守成规。他更像个人类学家,富有求知欲、聚精会神,为返回巴格达之后的听众记录其见闻。伊本·法德兰很可能曾注意到不断涌入首都的地理相关知识,也希望这份回忆录能在这些知识中添入几笔他在路上看到的风土人情。

公元921年6月中,伊本·法德兰带着一小群随员离开了巴格达,团员里有一位宗教讲师、一名法学家,还有一位大使。带给保加尔王阿尔米许的礼物则有丝袍、旗帜,以及一副制作精美的马鞍。15镖人则会在路上跟他会合,负责带去足够盖座大小差不多的堡垒的银币。

政治上与宗教上的现实让伊本·法德兰无法选择往北直达阿尔米许处的路。北路横跨了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几个部分,而这两个国家都是与巴格达缠斗不休的宿敌。伊本·法德兰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多走几千英里(1英里合1.6093公里)的路,先往东走,接着往北,然后再回头向西绕过这些敌人。

整个使团的人骑着骆驼,离开了底格里斯河谷的繁荣农业,攀上更干燥的西波斯高原,接着“在直达的路上行脚”,往东北穿越丰饶的农业地区克尔曼沙阿(Kermanshah),爬过哈玛丹(Hamadan)的山区,抵达雷伊(Rey,靠近今德黑兰)。16使团的人是大队伍中的一部分,而且这样的庞大队伍几乎肯定在日出前就得起身,一边听着驼铃与车夫的骂骂咧咧,一边为白天的行程集合起来。这样的大队伍就算没有上千头骆驼,至少也有个百来头,在风尘仆仆的来路上绵延一英里,甚至更长。一般来说,这样的大队伍一天大概要走二十英里的路,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绿洲,通常还会在下午中段时停步,好避开一天最热的时候。

使节团的人通过了更干燥的草原地带,经内沙布尔(Nishapur)、沙卡(Sarkh)与梅尔夫(Merv)向东穿过波斯,这几个地方都是绿洲,也都是商队路线上的贸易都市。当时的波斯地区就像块宗教信仰百衲布,而且宗教多半跟当地的政治势力紧紧交织在一起。有几个孤立的琐罗亚斯德信仰群体,也有各式各样的非逊尼派信徒,其中包括早期形式的什叶派伊斯兰信仰。伊本·法德兰记述说,在通过由栽德派(Zaidi)教派所掌控的领土时,身为逊尼派穆斯林的他们都得“把我们的身份藏在篷车里”。17

到了921年秋天,伊本·法德兰和手下的人已经走了两百英里的沙漠,渡过阿姆河,抵达了近乎独立的伊斯兰帝国呼罗珊(Khurasan)省的省会布哈拉。他说,那里的埃米尔(emir)[11]“确保我们的房子安全无虞,还指派了个人来照料我们”。18当伊本·法德兰还在等待信使,以及要给阿尔米许盖堡垒的现金送到时,他才得知旅途的前头还有什么—超过两千英里长的大片空旷草原,以及草原地区无情的冬日。欧亚草原上这一大片少雨的草地从中国的边境开始,向西延伸到高加索与俄罗斯,往南则到波斯与土耳其。这片大草原上的人也凭借贸易与征服,将影响力拓展到中国北方、印度平原、中东地区以及地中海东部。伊本·法德兰必须走超过两千英里的路,以穿越草原的西部。

伊本·法德兰决定,就算建堡垒的资金还没有送达,也要先往大草原推进,而且秋天就走。19[12]使团返回了阿姆河。伊本·法德兰雇了条船,往北航行超过四百英里,抵达花剌子模市。“因为天气严寒,我们习惯只有在一天里的某段时间才往前走。”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北缘遭遇了阻碍。花剌子模的埃米尔警告伊本·法德兰,“从你现在的所在地到你说要去的地方之间,有上千个部落的人都不信神。”20他告诉伊本·法德兰,哈里发受骗了,阿尔米许的信不过是个圈套,要骗手无寸铁的使团团员走进危险之地。

这笔钱是从巴格达宫廷政治漩涡中被没收的庄园里拿来的。而这片庄园就位于距离巴格达有千里之遥的花剌子模,正好在伊本·法德兰的路线上。但庄园的代管人却拒绝交出任何东西,始终忠于被剥夺财产的贵族。

虽然花剌子模形式上是哈里发国的省份,但实际上却不受控制。对哈里发的新盟友—阿尔米许—来说,花剌子模统治者在其地盘上可以说是一无是处。而一旦有阿尔米许这个盟友,哈里发也就有可能南北夹击花剌子模。如此,花剌子模统治者为何希望伊本·法德兰的使节团走不下去,也就不难理解了。伊本·法德兰则在接下来几次会面中一再恳求,才终于说服埃米尔让他们一行人离开。

伊本·法德兰离开伊斯兰领域,并前往“不信神的人”的土地—这意味着什么?花剌子模首都虽然不是巴格达,但城市里的法律、宗教架构以及建筑对他来说一定不陌生,也跟当时其他许多伊斯兰城镇相去不远。花剌子模的中心就是座大清真寺。人人都会参加周五祈祷,主持的教士还会为统治者的名号祈祷,这个举动对国王的正统性也很重要。伊本·法德兰说不定还能在这里找到来自麦加或巴格达的教士。这两座城市有最好的宗教训练,教士也会定期从那里出发,跨越整个伊斯兰世界,到边远地区的会众处。紧邻清真寺的就是国王的宫殿,有护卫和马房。类似花剌子模这样的伊斯兰城市,在王宫旁边还会有一片开放空间,以供军事操练和举行仪式之用。穆斯林社群里有各式各样的人:初期阿拉伯穆斯林征服者的后代、阿拉伯商人,以及当地的新信徒如地主、店铺老板、手艺人与工人。花剌子模跟其他伊斯兰都市一样,都有常见的澡堂(hamam)和一个中央市场,能同时满足日常生活必需与进口货的需求。诸多大客栈也是城里的一部分,让商队停驻,让商人歇息,也让转运中的货物得以存放。伊本·法德兰对花剌子模的法律界生态一定也很熟悉,这里有受过训练的职业法学家主持伊斯兰民事、刑事法庭,也有为总督效力的专业官僚班子。[13]

晚秋,伊本·法德兰离开了花剌子模,沿阿姆河北上,正好在冬天逼近时抵达了戈尔甘(Jurjaniyah)。21戈尔甘是阿姆河支流边的一个小镇,但还是在伊斯兰世界之内。这里的冬天相当寒冷。“我有次从公共澡堂出来,走回住的房子,这时我一看我的胡子,才发现都冻成冰块了。”22不过,伊本·法德兰也注意到柴火在戈尔甘卖得不贵,而且不难取得。欧亚草原并非完全都是草地。远方山区的雪水供应了几条常流河,像戈尔甘这样的河河岸地带都是森林,以及种了谷子、高粱和小麦的灌溉田。

等到2月底,阿姆河也融冰了。于是伊本·法德兰买了骆驼,造了可以拆装的船用来渡河,还雇了个当地向导。但法学家和老师们已经怕到不敢继续走了。吓倒他们的不光是冷冽的天气和遥远的距离。过了戈尔甘,就不再有公共澡堂,没有市场,没有清真寺,也没有伊斯兰律法的保护,更没有伊斯兰君王的庇护。

对从小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人来说,外面的世界确实吓人。

伊本·法德兰决定自个儿继续前进。备好了“够吃三个月的面包、小米与腌肉”以后,他加入了某个超过一千人和三千头牲口的商队,朝北方前进。“镇里的人对我们很好……他们(强调)继续走下去的困难,还夸大这件事(的危险)。但等到我们身历其境,才知道情况比他们跟我们描述的还要糟糕好几倍。”23

早在伊本·法德兰穿过这个地区的两百年以前,伊斯兰世界的整块版图就已经在人类史上最迅速、面积也最大的一次征服中定了下来。就在公元630年至680年间,伊斯兰大军从麦加往北出发,横扫了今天的约旦、巴勒斯坦与叙利亚,朝东越过伊拉克,接着在波斯作战并南向攻打也门。截至公元720年,伊斯兰军队已经成功拿下了埃及、北非与西班牙,还征服了好几座商旅城市,如撒马尔罕、塔什干、布哈拉与花剌子模。然而征服行动就在这里止步了。24伊斯兰信仰就和早先的佛教一样,都在商旅城市得到成功,但却匪夷所思地无法让欧亚草原游牧氏族与家族改信。

这些势如破竹的伊斯兰征服行动,主要都发生在玄奘这位佛教朝圣者生活的时代。巴勒斯坦、约旦与叙利亚,就是他在印度东部的那烂陀寺静静抄经时被攻陷的。他走过布哈拉与塔什干后不到一百年,伊斯兰军队也征服了这几座商旅城市。

通过10世纪的断简残编,现代的学者才了解到更多伊本·法德兰早已知之甚详的欧亚草原政治情势。在过去三十年当中,乌古斯突厥人(Oghuz Turks)中出现了某种部落联盟。虽然伊斯兰信仰引起了其他部落的兴趣,但却没有任何乌古斯人改信。某几股乌古斯人才刚跟阿尔米许打过仗,伊本·法德兰就是要把国书带去交给他。25除了乌古斯人外还有可萨王国(Khazar kingdom),可萨王国一开始可能是一些突厥部落的集合体,产生时间大约是在伊本·法德兰之行的两百年前,而该王国的版图与力量也在不断扩张。可萨王国强烈抵抗伊斯兰信仰。有一小部分贵族改信了犹太教,但现代的学者对可萨王国的统治与组织也没能有什么发现。阿尔米许的王国深处可萨领土之内。他显然是可萨人的附庸,而他跟哈里发要钱盖堡垒,就是打算从可萨人控制下挣脱。伊本·法德兰后来才得知,可萨宫廷有阿尔米许的儿子当人质。26

伊本·法德兰的商队推进到“没有人烟、也没有地形起伏的草原”,还“经历了逆境与困苦,极端的酷寒让花剌子模的冷冽看起来都成了夏日”。从三百年前玄奘的时代到现在,商队旅行的方式或许没有太大的改变。商队里还是有脾气不好、爱咬人的骆驼,抵达绿洲时会受到热烈欢迎,营地里也会有各种煮食的气味。

离开戈尔甘后十五天,他们碰上了某个突厥部落的营地,“帐篷是用毛发做的”,这是乌古斯人的一个分支,伊本·法德兰称他们为古兹人(Ghuzz)。他们就跟伊本·法德兰遇见过的所有游牧群体一样,放养“骆驼、牛马和山羊”。“他们会在某个地方待一段时间,然后继续移动。你会在一个地方看到他们的帐篷,接着又会在别的地方看到和他们类似的帐篷,这都符合游牧民族的习俗和他们四处移动的生活方式。”27

伊本·法德兰或许会注意到当地与阿拉伯沙漠地带的相似之处。虽说阿拉伯很热,欧亚草原很冷,但若要在两地的稀少人烟与不毛生态中存活下来,同样都需要格外出色的技巧与坚忍。这两个地区都有以牲口为基础的经济,以及以血缘为根据的氏族结构。人们必须从小就懂得骑术、狩猎与战争。对于草场、水源的争夺,以及因血仇而起的战争都相当常见。阿拉伯的牧民也跟欧亚草原牧民一样,和绿洲城镇以及定居农民关系紧张。他们都需要城镇供应铁、衣物与食物。城镇则需要游牧民族养的动物来拉车与提供肉品。各个城镇也会将放牧的动物的毛皮制成毛毯和布料。只是双方虽然如此互相依赖,但在阿拉伯与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与城镇之间仍然经常发生战争。

在穆罕默德创造“乌玛”的理念以前,“要在阿拉伯地区组织个王国”可是个政治上的难题;到了三百年后伊本·法德兰的时代,欧亚草原上的人遇到的问题也很类似。在游牧民族与镇民之间,亲族关系就是忠诚心仅有的基础。无论哪一个贵族,都有众多同样抱持正统性诉求的对手。打算结为同盟的两个氏族有可能找到或编造一个共同的先祖,但这对于维系联盟关系来说仍然是很脆弱、微不足道的纽带。游牧民族之间的同盟关系其实每年都在改变。

一群人里通常会有领袖、领袖的家人、男性亲属—兄弟、儿子、父母的兄弟和甥侄——和他们的家庭。群体里还包含一些没有亲戚关系的家庭,这些家庭通常是战败团体的幸存者,是来寻求庇护的。成功的群体有可能不断扩大,直到夏季与冬季草场无法再支撑群体为止,这时群体就会解体。人们不停地争夺水源更充足的草场,战争也因此肆虐;赶走一整群人与奴役手下败将的做法都很常见。如果亲族的财富(以牲口为准)与领导权主张能够相衬,或者几乎能跟群体的领袖匹敌,那么领袖就得常常面对亲族发动的夺权行动。这种环境生态与男性世系模式带来的结果,就是散布在上千英里宽的欧亚草原上一系列联系松散的群体。这些有所联系的群体通常也会彼此竞争,就像他们跟其他没有关联的群体竞争一样。

但就连在伊本·法德兰的时代以前,也还是有些领导人能凭借个人领袖魅力,把一个个群体结合成锐不可当的战斗力量。公元1世纪时的中国史书记载了匈奴的进攻,而匈奴就是个欧亚草原东部游牧氏族所组成的同盟。28至于公元5世纪时,匈人(Hun)首领阿提拉(Attila)的草原游牧大军肆虐欧洲一事则更广为人知。

但伊本·法德兰的问题不是匈人,而是突厥人。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伊本·法德兰靠着哄骗与贿赂来开路,先是往北,然后再往西绕过里海,通过今天的哈萨克,进入南俄罗斯。有一回,他贿赂一位叫小伊纳尔(Yinal the Little)的氏族领袖,用来贿赂的东西里包括了一件不怎么贵的长袍,一件波斯式的衣服,还有一些“扁圆形的面包,一把葡萄干和百来颗核桃”。29

伊本·法德兰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像个人类学家那样,记录着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如何在这些充满敌意的游牧地区活下来的典型手法。商人需要有个当地的突厥担保人和朋友。通过担保人的势力范围时,穆斯林商人要跟突厥人一起行动,还要给他一件袍子“送给(突厥人的)妻子,还要一点胡椒、小米、葡萄干跟坚果”。[14]要是商人的钱或马匹不够,突厥担保人或许还会借给他,等商人回程时再还。

突厥担保人对待所有穆斯林商人的方式,就仿佛他们都属于某个单一的氏族—穆斯林氏族—并假定整个氏族都有为其成员负连带责任的义务,包括借款在内。比方说,如果有个商人死在半路上或是没有回来,那他的突厥担保人就会从任何一支走回程的商队里最富有的商人那儿,拿回尚未清偿的款项,必要的话还会动武。突厥担保人会把富商的货物开箱,“从商人那里拿回自己的钱,金额就跟他先前给那个(过世的)商人的一样,此外连一粒麦子都不会多拿。”30

伊本·法德兰接下来到了伊特雷克(Etrek)的营帐,并称伊特雷克为古兹突厥大军的指挥官。他给伊特雷克的礼物也很贵重,有“五十枚第纳尔(银币)……三密斯卡尔(mithqal)的麝香(约十五克重),几件处理过的皮革,还有一件来自梅尔夫的衣服—我们就用这件衣服为他做了两件短上衣,还有鞣过的皮靴,一件织锦衣以及五件丝衣”,而且送给伊特雷克的妻子一方面纱和一枚戒指。31伊特雷克披上了伊本·法德兰献给他的袍服,却不愿意为伊斯兰信仰或哈里发献身。接下来的几天,伊特雷克手下的贵族(多半反穆斯林,也反阿尔米许)就伊本·法德兰的命运展开激辩。他们向一位答剌罕(Tarkhan)[15],也是宫廷里最年长的贵族征询意见。

答剌罕说:“这事对咱们来说实在前所未见,前所未闻。打从咱们这一代,或是咱们父祖辈那一代起,从来都没有哈里发的使节经过咱们国家。我始终觉得哈里发是在耍诡计,派这(些人)去可萨,为的则是要举兵对付咱们。该把这些使节给砍成两半,他们随身的东西咱们就自个儿留着。”32有个贵族提议说,现在该做的是把他们扒光,然后把他们往来时路上赶;另一个贵族则想拿他们当奴隶,用来交换可萨人手上的俘虏。过了七天“像死人的日子”以后,伊本·法德兰得知贵族们愿意让使团继续前进。于是伊本·法德兰送了袍子给所有贵族,再加上小米、胡椒与面饼当礼物。商队显然一直在等待着他,于是他就跟着商队离开了。

虽然伊本·法德兰亲身体验到这些游牧民族的粗野态度,但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与欧亚草原的人们都一样用献袍当作尊重、建立政治关系的仪式。在欧亚草原东部,早于伊本·法德兰三百年的时候,有位国王向朝圣的佛教徒玄奘致敬,而他用的就是丝袍。正是在同一时期,人在阿拉伯的穆罕默德也在一次类似的公开仪式里,将华丽的袍服赏赐给手下一位战功彪炳的将军。到了伊本·法德兰的时代,哈里发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国王同样一再使用这套仪式来建立政治关系,这与整个欧亚草原上的王者并无二致。伊特雷克与伊本·法德兰两人对于“穿上哈里发送的袍服”的含义都知之甚详,但伊特雷克却闪烁其词,表示要等到伊本·法德兰回程经过时,他才会答复有关伊斯兰信仰与结盟的决定。这两人也心知肚明:伊特雷克收下了袍服,但他拒绝承认哈里发至高权威的做法却违背了这套体系。

春日,又一段上千英里的旅行,商队带着伊本·法德兰跨越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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