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什么行?：新举措助力新常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曹立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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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为什么行?：新举措助力新常态试读：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把握好总体要求，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双目标”、“双结合”和“双引擎”是对2015年任务的总概括、总要求，为我们在新常态下，准确把握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和短期调控与长期政策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一、实施“三双”战略的背景

从国际、国内环境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世界经济呈现温和复苏格局，国内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宏观经济有条件保持稳定发展。（一）国际背景

1. 全球经济呈现复苏态势，但步调不一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3.6%，全球经济呈现复苏态势，但主要经济体的增长趋势并不统一。美国由于消费者信心提升和企业投资意愿上升，经济复苏势头强劲，预计2015年GDP增长率将达3%。但欧元区由于财政节支和高失业率，2015年经济仍将呈微弱增长态势。而日本由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减弱，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新兴经济体则由于内部结构性矛盾依然凸出，经济增长仍将乏力。

2. 全球宏观政策分化，政策协调困难

各国经济增长形势的分化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分化。美国经济复苏形势乐观，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元区国家则由于经济增长乏力，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日本由于通胀水平上升，挤压了宽松货币政策空间。各国货币政策的分化，将导致全球资本的无序流动，加大金融波动风险。

3. 国际经济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都受到较严重的打击，目前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的总体负债率高企，高企的政府负债率极大地降低了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尽管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渐提升，世界治理呈现多元化格局，世界各国对资源、市场、资本、技术创新与新兴产业制高点和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二）国内背景

1. 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进入新常态

自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下滑至7.4%。2015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为7%，创近6年新低。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逐步由过去三十多年平均9.8%的高速增长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转变。

2. 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挑战

2014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7485美元，达到世界银行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标准。当前是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我国面临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缓慢、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矛盾凸显等一系列风险与挑战。能否化解这些风险与问题，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民族复兴至关重要。

3.“刘易斯拐点”到来，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

我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改变，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2012年，我国首次出现劳动年龄人口下降，2012年比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345万。伴随国内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2012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3%。报告还特别指出，我国高龄老年人口将继续增长，2013年较2012年上升100万人，至2300万人，并且高龄老年人口年均增长100万人的态势将持续到2025年。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人口的老龄化将引发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影响。

4. 宏观经济形势总体稳定，我国仍然处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虽然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很大，但宏观经济形势总体稳定，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具体而言，我们将迎来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制度红利”期、基于高素质劳动者“新人口红利”期、基于创新驱动的“新资源红利”期、基于“一带一路”的“新全球化红利”期。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且很可能进一步下降，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提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却尚未实现。这样，原来由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矛盾就会凸显，进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大幅波动，影响社会发展的稳定。[1]因此，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我们必须要着眼“双目标”、坚持“双结合”、打造“双引擎”。二、“双目标”“双结合”“双引擎”的内涵与要求（一）“双目标”：经济发展要兼顾速度与质量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同步实现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两个目标，体现了经济发展要兼顾速度与质量的发展思路。中高速增长是增长目标，中高端水平是发展目标，双目标体现了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统一。

所谓中高速是相对的，不同的速度对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一样的内涵。同一个经济增长速度，如4%的增速，对我国则是低速，对美国则是高速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国有（2015）根据改革开放36年的经济发展状态来看，应将10%以上的速度视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区。以此为指导，用“50%”的降次分割法[2]，划出由高到低的逻辑界限。以2007年的14%的高速为线，下行“一半”，到7%，可将7%和6%视为中国经济的中速增长区。以7%为线，再下行“一半”，到3.5%，可将4%和3%视为中国经济的低速增长区。[3]对于我国增长速度的划分，学者们普遍认为9%以上为高速区，6%—8%为中高速区，3%—5%为低速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综合各种因素研究后认为，在今后10—15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仍然具备实现6%—8%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经济发展的中高端水平，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理解。狭义是促进产业链和经济结构的中高端化。重点是发展高端产业和服务业。广义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如果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社会经济的普遍进步，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也会导致“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经济增长主要指一国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而经济发展除了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应包括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优化、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等。（二）“双结合”：推动经济稳中求进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稳政策、稳预期与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这是一个新提法，既回应了外界对政策走向的疑问，也确立了当前经济调控的政策和手段。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新特征将是既保持政策定力又坚持改革动力。

坚持稳政策、稳预期与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的实质就是宏观经济管理要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求进。所谓稳中求进，“稳”就是稳增长、稳政策、稳预期。“进”就是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稳中求进，一方面宏观调控政策要保持战略定力，要在把握好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的基础上，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不对经济进行强力干预，而是突出预调、微调，强调定向调控和精准发力。只有政策稳才能预期稳、只有预期稳才能人心稳。但是“稳”绝不是一成不变，“稳”是为了“进”，只靠“稳”无法化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无法破解各种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也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升级。因此，要获得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必须依靠“进”，必须促改革、调结构。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2014年面对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而是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强力推进改革，尤其是政府带头改革，大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全年GDP增长7.4%，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城镇新增就业1300多万人，在经济增长放缓情况下不减反增；CPI上涨2%，低于年初预期目标。事实证明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他还指出，2015年，中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我们仍然不会追求短期的高速增长，而是会选择长期的中高速增长以便提升发展质量。我们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力干预，将更加注重预调微调和定向调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着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和“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稳政策、稳预期为当前的促改革、调结构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基础，促改革、调结构则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进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长期预期，为长期稳定打下坚实基础。（三）“双引擎”：打造经济增长新动力

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主要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引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减弱。消费需求虽然趋势向好，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大幅增加，投资增速正在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转为负。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必须打造新的增长引擎，要更加注重综合供给、多重动力的结合。

面对经济新常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打造“双引擎”的实质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引导政府与民间形成合力，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打造新引擎，就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7000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如果把全社会每一个细胞都激活，就会使整个经济肌体充满生机，进而汇聚成巨大的推动力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蕴藏着无穷创意和无限财富，是取之不竭的“金矿”。

打造新引擎的实质是要实现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型，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4]，而不再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因此打造新引擎，关键是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创新创业的激情和活力。2014年，我国大力开展商事制度改革，简化便利工商注册程序，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达到1293万户，其中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45.9%，形成新的创业热潮。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新业态快速成长，众多“创客”脱颖而出，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

改造升级传统引擎，主要指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现了新常态下政府职能的转变。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传统动力。虽然我国的经济结构存在投资率过高的问题，但不能轻易否定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关键是要优化投资的结构，提高投资的效率。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资的主体是政府。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目前，中国人均公共设施资本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政府加大对城市公共设施、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入，既能补足社会经济发展短板、改善民生，又能在短期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赢得空间和时间。当政府投资投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如道路、能源、城市运行基础设施等，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一方面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入效应”，[5]从而为创新和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引导创业投资方向，提高民间投资信心；另一方面能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增加居民消费量，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进而改善我国的投资与消费关系，优化需求结构。

打造“双引擎”是新常态下形成我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在打造双引擎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要发挥好各自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改善市场环境。企业则要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自身转型升级。（四）“双目标”、“双结合”和“双引擎”之间的关系“双目标”、“双结合”和“双引擎”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构成一个整体发展战略。三者分别从目标、政策、动力三方面，勾勒出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路线图。[6]

双目标是核心。双目标的设定，既考虑到短期增长，又指向中长期发展，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新指针。“双目标”中，中高速增长是增长目标和短期目标，中高端水平是发展目标和长期目标，前者为后者提供手段、条件和前提，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不可能有发展；后者为前者提供保障，没有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就不可能有稳定持续的增长。

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是实现双目标不可或缺的政策保障和支撑。精准定向、力度适宜的宏观政策经济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必要保障，多变的政策和不稳定的预期会导致投资和消费的波动，影响市场信心，降低市场活力，进而加大经济增长波动的幅度。同时，只有不断深化改革和优化经济结构，才能成功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双引擎”是实现“双目标”的手段和方法。通过打造“双引擎”，一方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政府简政放权和市场化改革，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活社会细胞，让整个经济体充满生机，进而真正引领中国经济迈上提质增效的新台阶。另一方面，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逐步退出市场竞争领域，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三、如何实施“双目标”“双结合”“双引擎”战略

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就要落实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发展战略。要完善和稳定宏观调控，深化改革，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一）如何实现“双目标”

西方经济学分析经济增长有短期和长期两种理论分析框架。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认为一国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需求的大小，即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三驾马车”的拉动作用。长期分析框架则认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是劳动力投入、资本形成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支撑前期经济高速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因素都在缩减，甚至消失，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迅速减弱，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已经不可避免的降低。实现双目标是经济新常态的核心，要实现双目标关键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1. 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长期依靠投资，动力机制单一，原有的动力已经无法承担持续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任务，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必须要推动增长动力由一元向多元转变。一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充分发掘居民消费潜力，鼓励健康消费、教育文化旅游体育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等。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促进新型消费形式发展。加强立法与监督、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城乡居民放心消费。二要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优化投资结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投资还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投资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投资主体是谁、投资方向是什么、投资效率是高还是低？我们要注重继续发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要通过深化改革，激活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同时政府投资要精准，要集中到社会短缺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要利用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给予稳定的收益预期，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进而提高政府投资效率。三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新常态下，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渐减少，传统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为此，我们要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技术水平，以新的技工优势替代旧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应对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以新人才红利替代传统人口红利，以适应下个阶段的经济结构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长期动力。

2.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水平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动力。一般认为，所谓高端产业是指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效益、低消耗、低污染等属性，高端人才聚集，知识含量高，对产业链具有主导作用和带动作用的产业。同时，学术界普遍认为高端产业具有相对性和先进性。本质上，高端产业的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都来源于创新。因此，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最重要因素。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上升，进入“后工业”时代，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在经历了重工业化时期的繁荣后纷纷走向衰落，大量工厂破产倒闭，许多厂房和设备被遗弃和闲置。其后这些老工业基地被统称为“铁锈地带”，那个时期则被称为“铁锈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实行“再工业化”战略，依托创新驱动推动转变工业发展模式。六年后，美国制造业呈现出1990年以来的最快发展速度，随着先进制造业的相继建立，美国传统制造业的“铁锈带”转变为“科技带”。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成功为美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以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水平，要建立企业主导、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要鼓励创新要素和资源向企业流动，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完善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向企业转移的机制。要深化科技体制和人才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发挥和创新人才培养与成长的体制机制环境。一方面，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另一方面要重点通过产业融合，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制订“互联网＋”行动计划，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与物联网、互联网的结合，促进产业链迈向中高端水平。（二）如何坚持“双结合”

坚持稳政策、稳预期与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的实质就是宏观经济管理要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求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

1. 完善和稳定宏观调控

2015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重点支持薄弱环节。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1）改变宏观调控的理念和思维

过去我们在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降时习惯于在需求端进行强刺激和调节，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主导因素不是周期性因素而是结构性因素，因此，宏观调控就不能采取需求导向型的逆周期调控方式，而必须强化供给管理，注重培育长期有效供给能力、提高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一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财政政策要通过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加强结构性减税力度、降低宏观税负等措施加大对居民消费、科技创新、战略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和中小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激发和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货币政策在保持总量稳健的基础上，要优化信贷结构，引导更多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对小微企业和“三农”进行定向宽松。二要改变分类治理的传统思维，加强综合治理。新常态下，社会与经济、宏观与微观的运行体系都将出现重大调整，且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单一的宏观管理工具很难达到预期的调控效果，因此必须同时综合运用多种工具，进行综合治理。（2）强化风险管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我国经济要实现稳定发展，必须控制和化解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债务率和杠杆率过高、无效投资与低效率投资过多等风险和隐患。为此应重点采取以下措施：一要停止对无回报或低回报项目的投资，减少无效投资。尤其政府在投资基础设施时，要注重投资的机会成本分析，不能因为基础设施是固定资产、是公益项目，就不做严谨的投资效益分析，盲目投资、过度投资。二要鼓励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算或在破产保护下重组。政府应打破资不抵债企业债务的刚性兑付，提高市场风险意识，避免风险积累。通过小风险和局部风险的释放，规避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三要加强地方债管理，要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加快通过资产证券化、债务置换等方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3）在强调宏观调控定力的基础上强调底线管理

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主要是受结构性因素影响，但是同时受到房地产周期、存货周期、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和国际需求变动等周期性因素影响。在现实中，发生经济增长速度变动时，很难明确区分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宏观调控必须强调底线管理，防止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过大。一方面，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另一方面，要守住就业底线和通胀底线，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底线是经济运行的下限，通胀底线是经济运行的上限。当经济运行指标触及或突破底线的时候，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

2. 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

新常态下，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难点和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稳增长是短期调控目标，调结构是长期战略目标。从长期来看，稳增长与调结构应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首先，稳增长为调结构创造基础和空间，而调结构为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和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其次，有效的投资可以成为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结合点，投资结构决定未来的经济结构。投资可以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率，只要理顺投资机制，提高投资效率即能实现稳增长，又能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再次，随着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升级，调结构能逐步降低稳增长的压力，稳增长和调结构会进入良性循环。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会增加，这样社会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会逐步降低。而随着社会对经济增长速度依赖的减少，就有更大的空间去调整优化结构。如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2%，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而201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仅7.4%，但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同样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2014年较2011年带动的城镇就业人数增加35%。其原因除了经济体量增大外，主要是经济结构的改善，其中关键是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小微企业增多。

当前稳增长的重点是扩大居民消费和增加公共产品投资。增加居民消费，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升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上。增加公共产品投资重点是增加中西部铁路、水利工程、各类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污染防治等重点投资领域。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放大投资效应。

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大力发展服务业、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经济增长动力转型。

3.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是适应新常态的根本之道。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降低全社会对高增长的依赖程度、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进而有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近年来，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明显提速，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对经济结构优化产生了积极作用。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201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48.2%，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服务业发展速度加快，其主要原因在于两项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和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营改增”有利于分工的深化，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而商事制度改革和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则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

为适应新常态，当前应重点推进以下改革：一是深化社会改革，加强社会建设。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着力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要稳定社会架构、增加社会弹性和社会流动性。二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活力、竞争力和控制力，打造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三）如何打造“双引擎”

打造“双引擎”的实质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推进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政策和做好投资引导。企业则要抓住机遇，打造新的竞争优势、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1. 推动创业、鼓励创新，积极打造新引擎

创业和创新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创新往往在新企业中出现和形成。一方面，创业可以为创新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创业是在旧的经济循环体系外建立新企业组织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活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是政府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大力鼓励风险投资发展，为创新、创业提供环境、空间和平台。二是政府要重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要打通从创意、研发、科技成果转让到产业应用和市场开拓的整个创新链条，要加大创新链条薄弱环节的投资力度，如产品中试和新技术企业创立等，提高创新链的整体效率。要制定更多普惠性的创新激励政策，防止针对少数企业的激励政策扭曲市场竞争。三是要更好发挥金融对创新和创业的支持和促进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资源配置的核心。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提高我国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充分利用金融体系的资源导向和聚集作用，在发挥金融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的同时提高存量资产效率，进而提高整体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

2. 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有效投资，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2014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7485美元，达到世界银行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后，传统私人消费品，特别是物质消费品对居民的福利水平影响下降，而非物质产品特别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居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影响会显著上升。随着人们对交通、环境、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上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成为社会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在加强民生保障、缓解公共产品社会供需矛盾的同时，可以改造和升级传统引擎。一方面，能够引领民间投资方向，增强民间投资活力；另一方面，能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信心。

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要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效投资。政府要把投资重点由前期的产业扶持和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民生工程，在关注投资经济效益的同时进一步关注投资的社会效益。要加大基层的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重点加大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民生项目、中西部地区重大交通项目、水利、高标准农田等农业项目投资。加大对信息、电力、油气矿产资源保障项目，以及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项目的投资。还要加快基本公共均等化进程。公共产品和服务投资要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公共产品和服务分配要更加透明、公平，使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曹立：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1]参见吴敬琏：如何确立合意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人民论坛，2015（02）下。

[2]解数学题时，把某个高次幂整式用一个低次幂整式去代替它，从而使整式的次数降低，达到简化问题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将“高次”问题化为“低次”问题的方法，它在解题中有化繁为简的功能，同时能使思路更加明快、简捷。

[3]张国有：《中国经济中速增长仍有卓越表现》载自《人民论坛》2015（02）上。

[4]“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M.索洛（Robert M. Solow）最早提出，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反映的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是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而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增加的这部分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5]这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与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概念相对应，是指政府支出的增加可以导致投资增加的情况。

[6]王宇等：《从“三双”坐标看经济新走向》载自《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3月7日，第003版。2　培育和催生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而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之后，在外需不振、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以及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现实倒逼机制下，中国经济亟需为未来培育和催生新的增长点，以此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目前，各种新兴业态的兴起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在拉动内需作用日益凸显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创新驱动的动力，创新成果向产业活动转化、支撑终端消费的特征开始出现。总的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寻求新的增长点，还是要依靠市场，只有这样才符合发展规律。一、培育和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经济增长的途径，而经济增长理论也在演化进程中不断更新发展。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然而，在GDP保持数年二位数及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背后，仍然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合理。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是以工业化制造业为主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日渐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约束。因此，系统梳理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能够为培育和催生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提供理论基础。（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1]。其中，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数量的提高推动的，则为粗放型增长；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的则为集约型增长。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素质量的提高，二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爱德华•丹尼森将经济增长中无法归因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增加的部分，即“索洛剩余”用外生的技术进步来解释，索洛剩余包括不同因素的组合，如教育水平的提高、资本质量的改进、产业内资源转移、规模经济、知识进展等[2]。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高于全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二）创新体系理论

当时代进入到21世纪，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经济增长的驱动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决定因素“由硬趋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第四源泉，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创新理论构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创新体系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Freeman（1987）首先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它的基本含义是“由公共、私有部门和机构组成的网络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活动促成、创造、引入、改进和扩散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使一国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该系统的四个因素：政府政策的作用，企业及其研究开发机构的作用，教育和培训的作用以及产业结构的作用。Lundvall（1988，1992，2002）关于创新体系的研究偏重于更加微观的方面，认为创新应该被视作从不同的资源中获取知识的新组合，知识主要来源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消费者和供给者之间的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因此，一个创新体系是以企业、消费者和供给者紧密、持久联系为特征的经济系统。（三）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演化与经济演化

基于演化的视角，产业演进是在竞争过程中实现的，其中的推动力来自产生多样性的机制和选择机制[3]。竞争的关键是竞争者须具备适应性能力、预测市场状况的能力和研究竞争对手在设计格局上的发展潜力的能力等，而不仅仅是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在竞争过程中的任一时刻，市场需求及价格结构既引导创新活动的产生，又对创新进行选择；技术发展的某些惯例得到保留，其他的则被淘汰。产业中企业的规模和数量以及产业中不同惯例的扩散，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同一个演化过程的结果。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只是技术和市场结构发生变化，选择环境也随之有了变化。创新和扩散不断地重新界定随后市场选择过程的环境，企业和消费者的学习以及要素和产品的需求将持续形成和再塑造。

经济演化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生，包括技术、企业、产业、市场结构和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作为整体的经济系统的演化。其中，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推动着其他方面演化的速度和趋势，并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变迁。（四）新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

1. 熊彼特增长模型——“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最早将“创新”引入经济发展研究，他指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就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的新组合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方式）、新市场、新材料和新组织。除了提出“创新”概念外，熊彼特还提出“创造性破坏”及“企业家精神”概念。企业家就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也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熊彼特增长模型强调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以“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动态竞争过程。在强调创造的同时，也考虑创新所具有的“破坏”一面，新老更替是这个动态过程的主要特征，消费者追求更多类型和更高质量的产品，构成了创造性破坏的基础，通过“消费导向，生产实现”，厂商创新行为主要由企业家推动实现，目的是获得垄断利润。

熊彼特提出了创新以及动态竞争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均衡不断被打破并出现非均衡的动态过程，由创新引起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动态过程的本质性特征。创新不断地从内部破坏旧的经济结构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创造性破坏”表现在产业层面和社会制度两个层面：一是垄断不断出现又不断被打破的产业层次的“创造性破坏”；另一个是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制度层面的“创造性破坏”，而前者是后者的动力[4]。

2. 演化的新熊彼特主义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经济转变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产生于它自身内部的”。他把企业家的创新视为变革的源泉。如果创新成功，他们会通过模仿而在经济中传播，从而改变经济结构。这个观念符合前文所述的“新奇事物的内生涌现及其传播”的一般性演化。但是，熊彼特为了避免与一元论达尔文主义概念的联系，他用发明与创新的区别来贬低新奇事物创造（发明）的作用，反而过于强调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熊彼特理论没有很好地解释创新所依据的新知识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以及新奇事物是如何被激发出来的。

演化的新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借用生物学隐喻，用Fisher方程的数学形式构建了企业的行为模式，使创新得以内生化，并类比生物学中的自然选择过程描述了经济动态过程，模拟出基于竞争的产业和市场结构变迁。演化的新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为它研究的是异质的经济主体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引发的更广泛的结构变迁，在此基础上，演化的新熊彼特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经济异质性的分析，认为经济中新事象的出现是经济的本质性事实，这就意味着经济中存在差别，经济体系变迁的动力正是这种差异性，异质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经济的结构变迁。

演化新熊彼特主义的创新体系理论关注创新的系统性，把创新嵌入组织行为和社会体系之中，引入了政府、大学、区域以及供求关系等更广泛的因素进一步阐释了创新的机制，进而研究了创新和异质性基础上的产业和市场结构的变迁过程，更好地解释由创新引发的经济结构变迁，因而，对中国现实问题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实施具有更为直接的指导意义。（五）对演化分析范式应用于中国经济转型研究的评述

演化经济学将创新作为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动态、演化的理论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形成了解释经济现实的全新范式。其中，对技术变迁的解释为分析技术和产业的共同演进提供了一种动态理论框架，为“创新驱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转型的中国现阶段实践探索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但熊彼特理论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变得十分明显，技术创新只有跳出经济人的理论阈限，置于更为广阔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三者关系的可持续性视野下，才能回答当前经济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

在当前的经济学中，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的不断突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当下正在进行也将持续发生的经济转型表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才是关键，经济的重要动力是新偏好的形成、新资源的创造、新奇事物的涌现和传播。这些现实问题要求研究者努力突破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法，以真实的经济“不确定性”代替现实不存在的“假设性”，寻求经济发展性“动态演化”的本质。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第一次经济转型，进入21世纪新常态时代，中国又站在了第二次转型的十字路口。美国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终结了中国过去依赖出口的制造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和依赖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外需不振、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以及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现实倒逼机制下，中国经济亟需为未来培育新的增长点。（一）出口导向型经济“外循环”模式的终结

从后危机时代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趋势看，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无论是在需求总量上还是在产品结构上，几乎不可能达到危机之前的水准，意味着出口导向的经济“外循环”模式的终结。危机后，美国提出“再工业化”以重振国内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回归将会替代中国部分出口产品。金融危机也极大影响了欧美个人的消费模式和储蓄习惯。发达国家这种“去杠杆化”的趋势表明，外需萎缩将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中国外贸形势短期内很难恢复到原有水平；第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逐渐向越南等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转移。由于大部分中国出口产品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中国从出口导向模式中分享得到全球化红利越来越少；第三，经济“外循环”模式的系统性风险过大，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较大，容易给国内的外向型企业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潜在的风险。（二）投资主导模式的终结

在中国第一次转型的经济起飞阶段，投资主导型经济模式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但其副作用就是各地的重复性建设以及相关产业扩大规模后的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改革开放长期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作用在增强，投资对GDP贡献率常年保持在40%左右，有几年甚至超过了50%，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同等发展阶段的投资率都分布在22%—40%之间。与此相反，消费增长率却在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偏低且呈下降之势。消费投资比严重失衡。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国内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无法从外需市场中得到释放，如果没有内需的及时补充，投资主导模式将走向终结。（三）刘易斯拐点的临近预示人口红利的终结

第一，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成为必然。随着劳动保障制度的完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生活成本提高、通货膨胀高举不下，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提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廉价劳动力为相对优势的“人口红利”将成为过去；第二，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加剧，预示着中国充足供给的劳动力格局将逐步消失；第三，近几年，东部地区频频出现的“用工荒”预示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劳动力成本上升、用工荒等趋势将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倒逼机制，从而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奠定了市场基础。从这一角度出发，“人口红利”的终结将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四）资源环境约束增强

首先，在过去“重发展，轻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下，我国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甚至不可逆转的破坏和污染。治理污染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在一定程度是经济的净损失。如果从源头上通过降低排放来治理污染，包括使用高技术的设备、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类型，则会直接带来技术上的难度加大和成本提高。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要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都会带来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减速。其次，在能源上，由于粗放的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近年来我国原油、煤炭等消费量的绝对规模和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都持续上升，新增需求规模占世界比例则更高。由于中国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这类能源产品的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三、培育和催生经济发展新增长点的路径思考

当中国经济迈入增速换挡、驱动因素转换的新阶段后，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就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任务，这既是释放改革红利的目的之一，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必由之路。（一）培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中小企业不论从数量上、产值贡献上，还是从产业分布上看，都有很大的潜力，如果政府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中小企业必定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因此，当前更加重要的是要鼓励创业，大量地发展中小企业，形成稳定吸收、持续就业的局面，增加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这就需要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创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也就是说，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培育新增长点创造更加宽松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这也体现出中央对新常态下发掘、释放新动力、发现培育新增长点、确保经济中高位增长的高度关注。

同时，我国应通过开放市场、鼓励创业的方式，让民间资本自由探索下一步新的增长。近年来，民间资本已经在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互联网消费方面也得到了直观的体现。数据显示，2014年11月11日，阿里“双十一”全天交易额达571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创造了世界电商购物的奇迹。在未来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同时消费率仍然偏低的情况下，鼓励、培育以网络购物为代表的新兴消费热点对于促进消费、培育新的增长点有重要意义。

为提高全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尽快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和潜力，这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开放到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力；让民间资本活力充分释放，还应强化政策落实和推进，把现有的各项鼓励政策具体化、细化，并有的放矢解决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让民间资本活力充分释放，更须发挥改革的引领作用，打破垄断，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空间，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提振民间投资信心，提升资本回报率；让民间资本活力充分释放，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市场驱动，让市场来选择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增长点，让传统产业加快升级、新兴生产力加快成长，让一切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二）向区域创新发展要动力

为提高经济增长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列入201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部署，提出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东中西部区域间的均衡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的协同性，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更加优化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三大战略的明确意味着政府正试图用经济区或经济带促进各行政区间的跨区域协同发展，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壁垒，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将带来产业规划、资源管理的统筹布局，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得经济发展的短板效应逐渐减弱，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均衡性。

中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在投资增速上超越东部，这显示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和机制得到落实。长江经济带等三大经济带战略的实施，旨在实现区域间的产业优势互补，不仅会带来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以及产业集群的共建共享，还将通过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引导资源要素的流动配置，降低市场主体的运营成本，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同时，还要在推广自由贸易园区以及自主创新示范区上着力，以形成推进开放式创新、优化创新创业市场环境的新局面。目前我国已有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等5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这些举措旨在通过改革开放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

1.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第二，加强道路联通，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第三，加强贸易畅通。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加强货币流通。如果各国在经常项目下和资本项目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2. 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各自为政到协同发展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二是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三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四是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

3. 长江经济带：从局部增长到全面成长

打造长江经济带，一是加快打造长江黄金水道，加强航运、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内的互联互通，降低交通成本，增强经济活力。二是建立健全区域间互动合作机制，打破行政壁垒。三是密切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协作，共创共享，打造中国经济脊梁。四是利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实现经济转型，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吸引沿海打工的农民工回家创业或本地就业。（三）扩大内需，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九个趋势的论述将消费需求置于首位，打破了以往投资为首的惯例，是很有意义的。在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增长的前提下，这意味着2015年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因此，应从改善13亿多中国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寻找、发掘和引导、培育新的经济动力，以民生作为着眼点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

扩大内需是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根本着力点。随着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多元化和消费层次提高已经成为趋势，过去的消费侧重于日常必要的衣食住用，这种大众消费肯定是排浪式的。将来文化、旅游、健康等方面的消费应当体现个性化。这需要政府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强公众未来消费预期的安全性，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研究经济转型，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居民消费结构的规律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的作用。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由住、行等消费结构升级活动带动的工业化、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资源，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如何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型，是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选择。如果说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转型，为经济起飞构造了必要的制度基础。那么当下正在进行的发展方式转变就是第二次转型，它的方向就是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型，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外循环”增长模式，向创新和内需拉动的“内循环”增长模式转型。也就是说，消费主导时代的中国经济将不再是为增长而增长，而是建立在居民消费能力和福祉普遍提高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这次转型不再将增长动力依托于政府投资的驱动上，也不再依赖于外部市场需求扩大，而是以全面的企业创新、产业创新、经济创新、文化创新直至体制机制的创新，改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在收入分配上处理好国民收入比例和公平问题，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制，从而将抑制了的居民消费愿望释放出来，变为现实购买力。当消费者、企业、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被激发释放之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劲的经济活力，推动中国向消费大国迈进的第二次转型。

经过近几十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已经由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阶段，在经历了投资大国、生产大国的第一次转型之后，中国正处于迈向消费大国的历史拐点，如何建立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成为第二次转型面临的现实挑战。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后，投资及出口对GDP的影响显现下降趋势，居民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迎接消费主导时代的到来，我国应当建立启动消费的长效体制机制，以缓解经济进入新阶段后为刺激经济增长而正在加剧的投资消费阶段性失衡的问题。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线，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既是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需要，也是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客观要求。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终动力，因此扩大内需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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