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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1 16: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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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瑱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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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起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陈君起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试读:

引子

1927年,刚度过严寒冬季的南京,并未立即迎来温暖和煦的春天。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席卷东南半壁河山,北伐军一路高奏凯歌,以破竹之势向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挺进。孙传芳为巩固阵地,在南京四处戒严搜捕。一时,南京城内岗哨林立,暗探密布。然而,这却未能阻挡他节节溃败的步伐。3月24日,南京光复。

国民革命的浪潮波涛汹涌,而阵营内部的阶级分化却在暗中加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扩张军事实力的同时,加紧了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联系,摩拳擦掌,酝酿着伺机与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集团的决裂。

在利益和野心的驱使下,国民党右派磨刀霍霍,悄然叩开了对革命者的血腥杀伐之门。

4月10日晚11时,中共南京地委、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和各革命团体负责人在南京市大纱帽巷10号召开紧急会议,会场被市公安局侦悉。次日凌晨2时,侦缉队长赵笏臣带领便衣警察50余人破门而入,与会者除刘少猷越墙脱险外,陈君起与侯绍裘、谢文锦、刘重民、张应春、文化震等10人当场被捕。

这是陈君起第二次被捕。上一次是六个月前,当时抓捕、囚禁她的还是孙传芳当局;而如今形势陡转,国民党右派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刽子手。

三天后,在一片朦胧夜色中,实施这次抓捕的公安局侦缉队队长赵笏臣带着随从,驱车行至通济门外的九龙桥。他们下了车,随后从车上拖下几个沉甸甸的麻袋。只有他们知道,麻袋里装的并不是普通货物,而是已经丧失气息的生命。

在寂静的深夜中,桥下的秦淮河水静静地屏住了呼吸。只听数声“扑通”,几个麻袋被相继扔到了河水中,沉入河底。伴随着汽车离开的马达声,一切又恢复了静谧与沉默。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京四一〇反革命事件。这次事件,也成为国民党右派四处武力“清党”、残忍毒杀革命者的前奏。

在同期牺牲的革命者中,陈君起是唯一的女性。作为中共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她的思想演变和人生经历深深镌刻着时代的烙印,更凸显出女性在探索个人独立和社会解放道路中的坚定信仰和顽强意志,映射出一代先驱在中国革命征程中不屈不挠的光辉事迹和伟岸身影。

让我们沿着陈君起的足迹,看看这样一位女革命者,是如何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刺破封建的桎梏,在黑暗中寻觅突围的方向,迸发出响彻时代的强音。第一章故乡印记南翔风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杜牧的诗句里,依稀还可以想见江南那一派迷离朦胧之色,历经时光润泽而糅进沧桑殊异。宋齐梁陈朝代更迭,物是人非,曾经的万丈荣光只付纸上笑谈。白驹过隙,过客匆匆,冷眼历史的,除了时间本身,还有当年大兴土木后留下的座座寺庙,它们成为文化的凝固和见证。

这四百八十寺中,便有一座白鹤南翔寺。关于它,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梁武帝时期,南翔还只是一个荒凉的乡村,名叫槎溪。一天,当地农民在耕地时挖到一块一丈多长的大石块,石块一露地面,就有一对丹顶白鹤在石块上空盘旋,然后落到石块上歇脚。一个叫德齐的和尚认为这里是一块佛地,决定在此建造一座佛寺。而怪异的是:每天白鹤飞往哪个方向,哪个方向就有人来捐款,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不久就筹集到一大笔钱,破土动工建造寺院。梁天监四年(公元505),佛寺落成,那对白鹤腾空而起,德齐和尚也骑上白鹤,一起飞往南方。石块上出现了一首诗:“白鹤南翔去不归,唯留真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绝熏修享二时。”为了纪念向南飞翔的白鹤,这座佛寺便取名“白鹤南翔寺”。

随着白鹤南翔寺的名声日益显著,前来烧香拜佛的人群也不断增加,寺庙周围也热闹起来,逐渐形成集市。“寺居镇之中,镇以寺始,一寺兴废,系一镇兴衰”,便取名南翔镇。

传说虽有着不少神话色彩,蕴含着人们美好的期待,但南翔因寺建镇却大抵如此。“槎溪,古“地,萧梁时建白鹤南翔寺于此,因寺成镇,遂以名寺。……其地在邑治之南,水脉分流,回环渟蓄,四郊有湾,形如卍字。商贾辐辏,民物殷繁,为诸镇之冠。”唐开成年间(836-840),行齐和尚来到南翔寺劝募,当地富豪莫少卿捐款扩建白鹤南翔寺。至此已有寺基一百八十亩,以太平、金黄、四虎、永兴四座桥为界。建成大雄宝殿、天王殿、观音殿、弥陀殿、大悲阁、七佛阁、藏经阁、净因堂、三缘堂、园照堂、悟元堂等殿堂楼阁一千零四十八间,有僧众七百多人。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皇帝赐丞相郑清之书“南翔寺”额给白鹤南翔寺,后遂改名南翔寺。之后南翔寺晨钟暮鼓,香火缭绕。元朝诗人苏昌龄有诗云:“千载南翔古道场,层楼杰阁冠诸方。”清朝文人钱大昕赞叹:“一邑古迹,莫先于此。”可见当时南翔盛景之一斑。

宋元时期,南翔成为巨镇,明清时期臻于鼎盛,有“金罗店,银南翔”美誉。所谓“银南翔”,得名有两重含义:一是棉花的颜色洁白如银;二是南翔镇的经济十分繁荣,仅次于罗店镇。其时南翔,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店肆林立,“四方商贾辐辏,廛市蝉联,村落丛聚,为花豆米麦百货之所骈集其间”。清人叶梦珠笔记《阅世编》记载:“富商巨贾操重而来市者,白银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收购棉布后,贩销外地,“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交易额在全县遥遥领先。三槎水利图

历史上,南翔经济发达,风景优美,人文荟萃,享有“正月梅花初立春,南翔虽小赛苏城”的美誉。这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区位密切相关。南翔位于上海市嘉定县东南,南临吴淞江,附近有上中下三条槎浦。镇中为十字港,横沥塘、上槎浦、走马塘、封家浜四条河道交汇于镇中心。横沥塘北经马陆通嘉定县城,上槎浦南通孙基港入吴淞江,封家浜沿“隆兴桥下西去,由井亭桥折而南,贯月河,入吴淞江”,走马塘由蕴草浜西达江湾、宝山。以河道为延伸,这里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并吸引了大量的徽商来此从事投资贸易,形成了棉织业和米粮业为主体的商业经济。

南翔寺见证了南翔镇从兴起到繁荣的历史过程。随着小镇的商业发展,文化事业也日臻昌盛。这里筑造出众多的文物古迹,如江南四大古典园林之一的古猗园、建于清顺治年间的天恩桥、五代砖塔等,明清两代蕞尔小镇竟有宅第园林二十多所。南翔历代人文之盛,称雄一方。明清两代,这里出过贡生三十四人、举人三十五人、进士十七人,科举兴盛,全国罕见。此外,南翔辈出风流人物,才华横溢之士,不胜枚举,如明嘉定四先生之一的李流芳、清代竹刻名家吴之璠等,他们共同构成了南翔这个江南小镇的灿烂文化长廊。

时代在节节推进,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却在天朝梦的自我沉湎中沉睡不醒,闭关锁国,迅速走向衰落。然而,西方列强却没有遗忘这个曾经辉煌灿烂的富饶之地,资本主义的枪炮硬生生撞开了这个陈腐封建王朝锈迹斑斑的大门。南翔镇图

南翔小镇的安宁祥和,也在此时被打破。位于中国东部前沿上海嘉定的南翔,成为中西各方势力角逐的竞技场,在侵略战火的硝烟中气喘吁吁。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侵占吴淞口、宝山。1860年,太平军攻克南翔。随后,在与清军、英法联军、华尔洋枪队的几方对峙交战中,嘉定三克三失,南翔损失惨重。1862年11月13日,南翔陷落,复被清军占领。三年间,清军、英法联军、华尔洋枪队肆意烧杀抢掳,这个曾经富足的小镇田园荒芜,房屋毁弃,连云翔寺也只剩余矮屋十多间,故当时民谣有“壬戌癸亥,人嗥鬼喊”之说。

烽火散去,南翔人拾起碎砾,重建家园。伴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进程,南翔也开始告别“因寺成镇”的古老故事模样,融入先进技术的因子。1880年,电信电线由北洋扩至上海,南翔可分别与上海、天津通电报;1902年,上海邮政总局在南翔黄鹤楼茶馆设置邮政信箱,1904年3月,改设上海邮政总局南翔邮政代办所,传递邮件;1908年,沪宁铁路全线通车,南翔陆路、水路四面贯通,成为交通枢纽、军事要地、经济重镇:“自翔沪通轨,贩客往来尤捷。士商之侨寓者又麇至,户口激增,地价房价日贵,日用品价亦转昂,市况较曩时殷盛。”

南翔从一个远离上海市区的小镇摇身一变,成为市区近郊的延伸。传统的乡镇风情依旧,交通的便捷大大推动了新闻媒体和舆论的传播,这里的生活和风俗也逐渐更替演变,沾染上更多现代气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这里也成长出一批著名文化人士,当代著名国画大师陆俨少就是其中一位。陆俨少出生于南翔镇的一个书香家庭,也是在这里走上了学习书画的人生道路,对南翔有着深刻的儿时记忆。在他的自叙中,有这样一段话:

学校前面不远,住着一位前清翰林,名陈巽倩。此人武断乡曲,动了民愤,后被枪决。他当时是南翔镇南巿的一霸,建有一座凤翥楼,娶了能唱京戏的小老婆,他自己拉胡琴,丝竹之声,在小学校里清晰可闻。

文章中提到的陈巽倩,便是陈君起的父亲。

陈巽倩,名楠,字巽倩。清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人,1895年以乙未科二甲十九名中进士,任庶吉士散馆编修,后因文案革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回到南翔定居。陈家花园旧址

陈巽倩在南翔以经商为业,家资颇丰,在万安寺桥西北处修建了一座陈家花园居住。原配妻子是个贤惠的家庭妇女,为他生下两个女儿。他给两个女儿分别取名为陈竹梅、陈墨云,名字中蕴含了古典女子婉约与秀美之寓意。而陈巽倩,也正是这样规划的。

但陈巽倩显然不满足于一夫一妻相敬如宾的生活,正如陆俨少记叙的那般,他另纳她人,坐拥妻妾。陈氏姐妹也有了同父异母的弟弟,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这个当时名唤陈墨云,又名陈振的女子,便在这个看似普通的士绅家庭中逐渐成长。谁也无法预料,日后她会以陈君起这个名字,步入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窈窕“淑女”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淑女”一直是女子的教育范式和标本。在《辞源》中,“淑女”的解释是贤良的女子。《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柔和谦顺”一直是淑女被教化遵从的道德观。这种传统的女性道德体系经过宋代的程朱理学推崇而登峰造极,至明清更是成为病态化的绝对法则。伴随这种男尊女卑观念的,是一套男性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和话语权的社会发展形态。

在这种环境中,中国传统女性被牢牢禁锢在以男子为核心的家庭之中,丧失了个体独立和人身自由,没有与男子平起平坐的地位,不能抛头露面从事社会活动和政治生活:“中国女子习闻‘三从’、‘七出’之恶谚,竞业自持,跬步不敢放纵。生平束身圭璧,别无希望。惟此却扇之夕,如登科及第,三跪九叩,望阙谢恩,以为供职录用,生平之大事毕矣。”同时,女子在法律上也没有平等保障,直至清代,《大清民律法案》仍规定:“达于成年,兼有识别能力者,有行为能力,但妻不在此列。”无论是“在家从父”还是“出嫁从夫”,在人生的所有阶段,女性都要敦守本分,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她们成为“第二性”,人生意义全然附着于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婚姻也成为生命最大的盛事和节点。她们被灌输以“女子不可教”“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大多数不能识文断字,文化程度极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知识的缺失更是从思想上断绝了她们自觉自省的可能性。

基于男性群体的特殊审美趣味与畸形欲望,“淑女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异化发展,衍生了强迫守寡、烈女殉节、缠足、冥婚等陈风陋习。未婚少女要忍受缠足这种灭绝天伦的畸形方式,而这种方式“成为中国妇女成为玩物的象征和失去人格的表现”,它使女性身心深受毒害,从此更是从行动上将他们牢牢束缚于闺阁绣榻之中。“至于权力圈限,去筐笥数十步即不敢闻问,出门半里了不辨方向,世间普通情事,说之犹多茫昧。此非其生而愚也,金闺深邃,绣阍寂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别嫌明微而智识之隔绝者多矣。”她们的日常生活始终围绕着“妇道”“女红”“女容”“持家”,庸庸碌碌地囚禁于从属而卑微的堂屋之内,湮灭在时代洪流之中。

陈君起出生于1885年农历四月初七,成长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满清王朝在固步自封中苟延残喘,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领域陷入层层危机,而以封建宗教伦理制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态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东学西渐,百日维新,一批具有时代眼光的中国人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开始正视女性在社会中的卑微地位,并通过实际行动,为解放女性而大声疾呼。在他们的眼中,妇女们解除了缠足的束缚,并获得了一定的现代知识和文化,就能成为相夫教子的“国民母”,占整个人口一半的女性群体就不再是依附于男性的“分利者”,而是参与创造国民财富的“生利者”,国富民强的前景也就有望实现了。

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率先对传统积弊“缠足”展开了激烈的讨伐。戊戌变法期间,他们以《时务报》等报刊为阵地,鼓吹改善女性生存地位,将废除缠足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与国家公共利益休戚相关的公共性被刻意凸显。1898年春,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发起成立上海不缠足会,宣布以上海为全国的总会,号召各地成立分会。同年7月,康有为在上书光绪帝的《请禁妇女裹足折》之中,殷切陈述了女子缠足的种种惨状:“乃乳哺甫离,髫发未燥,筋肉未长,骨节未坚,而横絷弱足,严与裹缠,三尺之布,七尺之带,屈指使行,拗骨使折,拳挛霊霊,跼地雸天,童女苦之,旦旦啼哭;或加药水,日夕熏然,窄袜小鞋,夜宿不解,务令屈而不伸,纤而不壮,扶床乃起,倚壁而行”;并列举了应该废除缠足的种种理由,从国家、民族、人类的角度,翔实论证了缠足的危害:“如此,则风行草堰,恶俗自革,举国弱女,皆能全体,中国传种,渐可致强。”加之西方传教士对于“天足会”的致力推动,不缠足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趋势。

在这种社会思潮背景影响下,加之担任过京官的经历,让陈巽倩沾染了些许与时俱进的气息。他并未让自己的女儿缠足,使得陈氏姐妹得以解放天性,不必忍受伤筋挫骨的疼痛和后半生的囚徒般生涯。她们拥有了健全的身体和自主的行动能力。

陈巽倩还将女儿送进了私塾,接受文化教育和熏陶。他这样做并非以提升子女文化水平、丰富思想底蕴为出发点,也不期望女儿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或者培养其独立生存的意识和能力,只不过是想彰显家族的烜赫,将女儿培养成“高贵的淑女”,从而为一桩显达的婚姻添加筹码,延续家族荣光,这对自家门第、声望的维系和晋升而言是一种稳妥的投资。

这在当时的社会并非个例。不少家长送自己的女儿去接受启蒙教育。如出生于南京官宦之家的女子蔡苏娟(1890-1984)回忆:“中国富人家的女孩子,十岁以下可以和兄弟们一同在家中念书,到了十多岁,女孩就分开,另请女教师教书、女红和音乐”;“我的父亲为儿子们请了两位男老师,为女儿们请了两位女老师,一位教音乐,一位教女红。父亲还想让我们通晓中国历史,于是特地请了两位讲历史的先生教我们。”说明至晚清时期,在拥有一定物质条件的家庭中,女子接受教育已然是比较普遍了。

但此时的女子教育更多的是被纳入家庭教育的范畴,根本宗旨仍不脱旧式传统烙印:“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其无益文词,概不必教。其干预外事,妄发关系重大之议论,更不可教。故女学之无弊者,惟有家庭教育。”

对于女子教育的目标,家长们持有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开明之士,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充实文化跟上时代步伐;但也有从女儿婚嫁考虑,希望通过女儿受教育提高其身价,找到条件更好的夫家。当时较为新派的官绅家庭多会要求未来的媳妇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陈巽倩这样做,不啻为一种“赶时髦”的做法。也正如他所期盼的,陈君起的姐姐在他的培养之下,顺利地嫁给了上海的一户富裕家庭子弟,双方有着门当户对的先决条件。而在父亲眼中,陈君起也会有同样的人生路线。

然而,陈君起所关心的,并不是父亲所盘算的婚姻择婿问题。拥有了与男性一样接受教育的机会,这让她十分欣喜。在私塾中,虽然不外乎四书五经和《女诫》之类的道德文章,内容陈旧而拗口,却让陈君起开始识文断字,接受到了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并培养出她热爱读书的兴趣爱好。当同龄女子还沉湎于家庭内部角色时,陈君起已然在握笔描红中触摸文字的肌理,在传统典籍中接受知识的启蒙。她开始接触到除家长里短和烟火气息的小镇生活之外更多的宏大命题和准则,历史中的沧桑荣辱让她视野洞开,她逐渐去思考被安置宿命之外的人生可能性。而这与陈君起的内在刚强气质和不安于现状的个性有了天然的共鸣。在传统的婉约与温柔之外,她终于可以试图去寻找与她天性更为匹配的东西。在她的潜意识中,叛逆桀骜的种子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滋生,也催促着自我意识的成长并完成了第一次碰撞。

私塾教育成为陈君起少女时代重要的一段思想启蒙,虽然内容粗浅,与时代的日新月异并不在同一个步调上;然而,这使她告别了文盲状态,拥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这也为她今后接受现代教育,开启截然不同的人生奠定了基础。

父亲陈巽倩所寄寓的“淑女教育”,试图用传统的教义,给女儿包裹上具有贤良淑德内心和德行的外衣,裁作斑斓的嫁衣,并成为一生所恪守的道德准则。对于父亲来说,这便是女儿人生的全部意义。这也是那个时代女子的普遍生存法则。她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缺乏挑战和质疑的勇气,更匮乏对当下生存意义的思考和探索。这种互为压制的关系成为中国封建女性生存的写照。

而少女时代的陈君起,有着天生灵敏的内心触觉和倔强的防御底线,在那些教化温顺的文字和古训面前,她审慎地保持着警觉的距离,并未转化为发自肺腑的感化和认同。同时,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和新潮涌动,也为她吹来了时代的召唤和进步气息,这对于一个青春期好奇心萌动的少女来说实为一种巨大的诱惑,外面的世界是否有着秩序外的精彩。她不愿如同自己的本名一般,墨守成规,云里雾里,不知天下大事。这也预示着父亲预想的教育并未取得成功,却是给了陈君起从困顿角色中寻觅自我突围的一丝求生机会。对于陈君起来说,她的内心早已冲破那些代表着循规蹈矩、卑躬屈膝式的陈旧守则,跃跃欲试;就如同陈振这个别名一般,只待一个合适的契机,便能冲破樊笼,振翅高飞。第二章青春轨迹逃离封建婚姻陈君起青年时照片

作为富裕家庭中成长的小姐,与小镇上的寻常人家女孩相比,在物质方面,陈君起不用过早地担负起维持生计的责任,并且拥有可以读书识字的机会,已然是十分难得了。这让陈君起有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化学习中。但作为家庭教育和自我修养培育的内容之一,陈君起也学会了操持家务,打点内外。家里开设了一个酱油厂,她甚至学会了制作酱油。生活实践也养成了她勤俭持家的好习惯。

随着时光的推移,陈君起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她出落得高挑修长,端庄大方。她也蓄起长长的头发,仿照时兴的样式,盘在头顶。但已到成年之际的她,却不得不面临传统婚姻的考验。

父亲陈巽倩为她谋定了一门婚事。对方是当地富绅的儿子,品性不端,道德败坏,在当地可谓人尽皆知。可对于这桩婚事,父亲显然不是以女儿的终极幸福为考量,在他的思想中,门第和家庭才是婚姻的唯一指向。

此时的中国社会,聘娶婚制仍是当时符合国家法律规范的唯一合法婚制。清末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中,明确规定男女须“依礼聘嫁”,与《大清律》的规定一般无二,不同者只是晚清刑律对违法者多以较轻的罚金刑代替明清时代的杖刑。《大清民律草案》关于“家制”规定:“家长以一家中之最尊长者为之”(第八条),“家政统于家长”(第十一条),这些律典中都充满着严苛的包办强迫性。

在陈巽倩眼中,贯穿两千多年的封建聘娶婚制是婚姻的唯一正确标准。作为一家之主,他牢牢把持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二圭臬,对子女的婚姻有着绝对的主宰权。这既基于他在家庭中坚不可摧的中心地位,也是当时男权社会的基本写照。

这对性格倔强的陈君起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她早已听闻父亲为她指配的丈夫人选的斑斑恶迹,对他更是无半点好感。油然而生的厌恶与抵触使她从内心排斥这门婚事。作为一个生性倔强刚毅的女子,对与她期冀的婚姻背道而驰,有着天生的反抗情绪。她早已不是闺阁中娇羞沉默的无知少女,将自身的命运托付于茫茫不可知的未来,盲从式地踏上可预知的悲惨命运。她下意识地阻止自己去听从。回想起传统教化典籍中的陈腐字眼,此时显得更加面目可憎。而那些新潮媒体报刊上的反抗言论,更是点燃了她的内心之火。

当时的中国,随着国门的洞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因子也随之引入。其中,针对传统封建家庭观,部分有识之士和新兴阶级也对之展开了各方面的反思和批判,积极倡导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新型婚姻观,推动中国婚姻制度变革。

对于封建家庭中未婚女子在婚姻中的被动和不自主,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有了深刻的揭露:女子“不得自由之事,莫过于强行牉合,夫妇为终身之好,其道至难,少有不合,即为终身之憾,无可改悔。父母虽极爱子女,然形质既殊,则爱恶亦异,故往往有父母所好而为子女所恶者,父母所恶而为子女所好者。……既非所好而强合之,则将有终身抱恨者矣。况父母本自异性,或父好贵而母好富,父好文而母好质。又孰从而定其深得子女之性乎?”这种父母与子女的思想错位,也揭示了传统封建婚姻的不合理之处。

1898年7月,由维新妇女创刊的《女学报》,则以更为激进弹劾的立场,站在被压迫女性的角度,对封建礼教和纲常进行了无情的控诉和挞伐。8月27日,上海知识女性王春林在《女学报》第5期发表《男女平等论》,尖锐地指出:在婚姻中,女子“以自有之身,待人主婚,为人略卖,好恶不遂其志,生死悉听之人”;出嫁后,还要“从夫”“夫自命为纲”;“凿其耳,削其足,粉黛其面首,以悦男子之目,供养服役,以适男子之意”,揭露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摧残。

这一期刊载的《贵族联姻按语》,赞美推崇西方国家的婚姻制度:“男女年至二十一岁,凡事皆可自主。父母之权,即不能抑制。”认为在婚配问题上,自由恋爱的婚姻才是真是幸福的婚姻,“是以男女择偶,无烦月老,如或两情契合,遂尔永结同心”。

这些言论都与陈君起的心声不谋而合。站在自身的角度,她开始追问身为女子的自己,应该怎样存活。是如同姐姐一样顺从,还是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可能性。生性刚强的她决定为自己的婚姻前途付出一点实际努力。她紧紧攥着自己的想法,试图与父亲协商,然而在强悍顽固的父亲面前,所有的道理和哭诉似乎都无济于事。在无数次的挣扎和反抗都失败的情况下,陈君起选择了毅然决然的反抗——逃离家庭。

她逃出了家门,作为最直接、最冲动的抗拒反映。父亲对于她的忤逆勃然大怒,不可触犯的威严使他不改初衷,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强迫女儿就范。但陈君起并未因此而屈服,她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当时,陈君起有一位堂姐在上海女校读书。偏安南翔小镇一隅的陈君起对于接受现代女子教育也十分向往。她内心隐约觉得,接受新式的现代教育是摆脱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羁绊的突破口。于是,在这种已无路可退的境地中,陈君起鼓起勇气,朝着心中那星星之火,破釜沉舟,追逐自己心中的理想。

她求救于自己的母亲。出于母亲的慈爱,不愿看到女儿委曲求全,葬送人生;又或许是出于同情,不愿看到女儿重蹈自己婚姻的悲剧,善良的母亲帮助她逃离了这个家和这个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南翔小镇,辗转来到了上海堂姐家。如同一只蝴蝶,她终于挣开困顿多时的织网,奋力飞向自己憧憬的世界。

女儿的叛离让父亲震惊不已。他难以相信女儿不遵从自己的安排,更是不愿拉下自己的颜面作罢这桩婚事。一气之下,他宣布与陈君起断绝父女关系,并停止了对她的经济支持。

亲情让渡于父权神圣的不可侵犯,这也是封建家庭的悲剧根源。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和情感异化为伦理的权威和规矩,在等级森严的经纬之中动弹不得。循规蹈矩是普通女子最为稳妥的生存方式,尽管无数人的平淡生活背后都包裹着腐朽的悲剧意味。而陈君起却选择了一条异于常人的道路,成为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忤逆者。

20世纪初的南翔小镇走出了一个不安分的“奇女子”,这在当地不可谓不是一则奇闻轶事。这些洋溢着嘲讽与惊诧的笑谈,也预示着今后,陈君起将忍受无尽的情感孤独和所谓的道德非议。

19岁这年,这个当时名叫陈振的少女,带着挥别旧世界的决心,怀揣着对于新世界的惶惑与期待,裹挟着一身披荆斩棘的胆量和意气,勇敢地与南翔镇作别。务本求学

在堂姐的介绍下,1904年,陈君起进入了位于上海的务本女塾求学。务本女塾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也是现在的上海市第二中学的前身,由开明绅士吴馨先生所创办。务本女塾校长吴馨

吴馨,字怀久,上海黄城厢人,早年就读于龙门书院。1902年10月,吴馨将家塾迁至上海小南门内花园弄,扩大规模,改名务本女塾。该校“以修明女教、开通风气为职志”,认为“女学乃教育之基本也”,故取名为“务本”。学校事务由吴馨亲自打理,并邀请由陆仲炳、陈菊生等任专任教员,沈颂平、沈权逵、沈硕庵、王季贞、陈景韩等任义务教员,挚友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的夫人沈竹书出任学监,妻子葛尚平担任副学监。

务本女塾首次招生,仅有7名学生,第二年便达40人,之后便以数倍增加。学校学制设寻常、高等二科,分甲、乙两级,后又添设特班,为年纪较大的学生所设置。1903年,吴馨先生与王培荪赴日本,先后考察了弘文书院、日本大学高等师范科、东京高师附小、青山师范等学校的教学制度、课程内容后,对务本女塾进行了教学改革。他在学制上作了较大变动,改特班为师范科,分甲、乙二级,兼设中学一级。1904年,又添租乔家浜,设幼稚园。随着学生人数猛增,原有校舍不敷应用,因此,又陆续添租俞家弄、大南门口民房为校舍,后统迁至西门外生生里,购置黄家阙旧营地,建筑新校舍。务本女塾黄家阙校址

务本女塾诞生于20世纪初的上海,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因素的。西方教会女校的创办影响,加之爱国人士对于女子教育的提倡作为思想基础,推动了一股民办女校兴办热潮。“上海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西语西学为中心的新知识系统、西书报刊及学校为载体的西学传播网络、社会生活与商务活动的实用需求为社会基础、士商合一的新知识群体、西语西学热形成的西学时尚氛围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知识生态空间。”作为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最前沿的上海,有着最深厚的西化氛围,形成了华洋杂处的文化环境。而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的繁华,知识阶层的云集等因素综合,使上海成为最为集中的试验地。这里同期还诞生了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学、杨白民创办的城东女学等一批女子学校,它们都成为推动上海女子接受新式教育的重要平台。

早期的民办女校教育,并未全盘西化,在学习教会学校教育模式的基础上,“礼失求野,势不能不采人所长”,大多有着“中西合璧”的指导思想,甚至开设成人班级,以教授家务内政和传统道德为重要内容。这也反映出新式教育在适应当时社会教育主体所作出的缓冲和折衷努力。这种初期的教育方式,“‘保存礼教’与‘启发知识’相提并论,已然是为新式教育留下了立足于生长的必要空间。而日益扩展的新教育最终必将突破旧道德的规范,又是可以预期的前景”。

务本女塾禁止学生崇尚奢华,提倡朴实,“帽鞋衣裤,宜素净雅淡”,“脂粉及贵重首饰,一律不许携带”;并提倡学生放足,“学生天足者不得复行缠足,已缠者应逐渐放宽”,改革封建陋习,解放女子天性的举措。学校纪律严明,设置了十条“课堂程约”,详细规定了上课时学生应遵守的各项规章秩序。学校的日常教学秩序井然,规模完备,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著名文人、后来任学校临时教员的包天笑曾这样评价吴馨先生创办的这所学校:“他所办的务本女塾,学生最多,规律最好,因为那个时候,男女同学,还不曾流行。上海早有一个中西女学,是美国教会办的,但教会气息太重,于是群趋务本女塾。他的学堂,开在西门,是华界不是租界。有许多家庭,为了要送女孩子入学,都住到西门去,以至一时蔚为风气,西门的女学堂也便多起来了。”上海地方志也曾这样记载:“本邑女学颇见兴盛,最著名者,莫如务本女塾,为吴君怀疚所毁家兴办者。”学校的受欢迎度可见一斑。

陈君起就读于务本女塾师范科。由于父亲断绝了她的经济供给,她的生活也十分清贫艰难。她只能依靠母亲偷偷地汇款和表姐家的接济来生活。但生活的清苦并未消殒她内心灼热的求知欲。她深知自己求学机会的来之不易,也更明白自己唯有努力学习,才能获取将来自我独立的能力和资本。于是,她将自己的一腔热情投入学习的自我加压中。她内心清晰地知道,自己选择了一条注定叛逆的艰辛道路。回家的路已经斩断,倔强自强的天性也不允许自己被偶尔的思念和丝丝缕缕的回忆所困扰;最重要的事,便是把握当下。

在务本女塾,她接触到了比南翔小镇私塾更为广阔的天地和新鲜自由的空气。由于学生多出身较好,在进学之前已经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因此,学校的教育“并非为了培养下层妇女所需的基本读写计算能力,而是从创办伊始即引导学生追求较高层次的学问”。学校的课程设置十分广泛,师范科涵盖伦理、教育、国文、和文、理科、算术、地理、历史、图画、唱歌等领域,课外还有体操、手工、音乐项目。在这里,不仅有传统的国文讲读、习字、文法、作文和本国历史地理知识,还有外国近现代历史、外国绘图、儿童心理及教育、生理卫生等课程,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和文化内涵,挖掘学生各方面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征,也使陈君起接触到更多学科领域的知识。

在日常教学中,学校老师不拘泥于教科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如对于理科教学,老师会罗举例证,取材于实际实物,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对于女子教育,老师常以家庭事务为联系,囊括种种,从衣服材料、居室通风、照光装置、燃料发热到食物滋养价值等等,给学生以系统而具体的讲解。

为丰富学生的休闲娱乐活动,提升身体素质,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还定期召开运动会,组织各学科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比赛。如1905年10月召开的秋季运动会中,不仅有跳绳、跳舞、庭球、连球体操、裁缝竞争等内容,还设置了趣味运动项目,如剖梨竞走、算数竞走、抛球竞争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务本女塾规范的教学秩序、完备的教学课程和积极的学习氛围,都为陈君起的学习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天性的刚强和对于新文化、新知识的渴求,使她浑身充满了源源不绝的学习动力,也有着孜孜不倦的学习热情。在校期间,她结识了许多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子,同学曾琮便是其中一个。曾琮也生长于一个封建大家庭,母亲早逝,继母刻薄凌厉,早年有着痛苦的经历。在社会新浪潮的影响下,她也勇敢走出家庭,来务本求学。类似的经历使两人十分投缘,她们也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她们共同学习,闲暇时讨论着形形色色的各类话题,从家庭知识到社会状况,从师范文理到世界大势,内容广泛,生动活泼,也培养了融洽的友谊。对陈君起而言,学习本身已超越了谋求技能本身,而升级成为一种自然乐趣和自我提升的内在需求。

当时的中国社会,依旧笼罩着民族危亡的阴影。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女性的自由解放大声疾呼,提倡兴办女学,试图将女性从男性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给予她们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唤醒女性,使她们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中,从而为政治上的民主革命服务。1903年,清末著名革命家金天翮发表《女界钟》,反对以强国保种为目的的“贤妻良母”教育观。他认为,对妇女进行各方面培养与教育的目的应是“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摆脱压制、自由自在,思想发达、具有男性,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体质强壮、诞育健儿,德性纯粹、模范国民,热心公德、悲悯众生,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

众多女学的兴起和发展,也让不少知识分子对于女学生寄寓了希望。如《女子世界》刊登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一文中,作者写道:“吾尝考验女学生之性质,而知年幼女子之锐敏于学,远过于男学生;而其感觉之灵捷,爱力之团结,则又非男子之性情涣散、各私其私之可比。则信乎中国女子非不可教,惜其埋没数千年,虽有英杰之姿,亦不可得见”;“吾国女子,正宜奋发其争存之能力,规复天赋之权利,以扫除依赖男子之劣根性,各自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也。”

比起当时上海其他教会学校的教育,除了传统的温良恭俭让的道德灌输,务本女塾还注重对于学生的民主启蒙。刘王立明曾将清末的教会女学与私立女学进行对比,指出教会学校“毕业之女生,虽其间不少浮华之辈,偏重欧化,不谙国情,而多半能吃苦耐劳,注重家事,对于社会事业,有极浓厚的兴味”。而国人自办的务本和爱国“两校的课程完美,教授有方,所以毕业的女生大多数能应对国情,参加种种爱国及妇女解放运动”。如1905年的《女子世界》曾记载,有三名务本女学生参加当年7月9日上海妇女抵制美货大会,公开演说,并为抵制美货出谋划策。女学生张昭汉还在《争约劝告辞》中,对社会运动中“女界独寂然无闻”表示“悲而恧”,反诘:“女子岂非国民乎?岂无血气者乎?”

据吴若安回忆,务本“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渴望妇女解放之心情也很强烈”,“同学们有一个共同理想,希望中国妇女有朝一日,得到解放,能与男子平等,同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工作”。这种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活跃与学校开明的氛围和老师的引导不无关联。

最让陈君起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地理老师。这位老师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有着浓厚的民主思想。课堂上,老师不仅讲授地理知识,给学生们介绍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壮丽风景,更是结合时事延伸到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激烈的思想和言论引起了陈君起的思想共振。这不仅激起了她对于地理知识的兴趣,也激发了她的爱国热忱。

此外,学校也注重引导女性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以职业教育为导向,注重培养她们自治和社会工作的能力。学校的教育内容中,除家政事务有关内容以外,现代科学知识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涵盖人文、自然科学各个门类;针对师范科,设置了实习的实践项目,让师范科甲级生参与练习管教务本幼稚园中的孩子,这都是锻炼学生适应现代职业的表现。这也为陈君起走向社会独立生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务本女塾的良好教育环境,诞生了诸多知名校友,如近代才女、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我国著名教育人士吴若安、俞庆棠,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杨荫榆等。学校自成立到改为上海县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及县立务本女子中学为止,共办12年,培养毕业生271人。而在清末民初女学繁兴、师资奇缺的背景下,女校毕业生们也成为女子教育的主力。毕业后,许多学生都从事教育工作,如万竹小学“女校教员多出自务本女塾”,成为推动地方女子教育的实践者。社会新女性

务本女塾的学习生活、教育启蒙,对陈君起社会角色塑造至关重要。站在上海这个中国当时最为发达的城市前沿,她接受到了最新的资讯和先进的思想,拥有了与男子平等的性别意识。良好的教育赋予了她独立的人格、广阔的视野,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女性。她接收到了混杂着中西方兼容并包的教育体系。通过老师,她开始了解社会,接受新型道德行为规范,形成了一定的现代观念;而包含着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实用技能的课本和教程引导她掌握了一定的劳动能力,获得了从事社会职业所需的本领。同时,她拥有了健全人格和道德情操,更拥有了自尊、自信、自强的女性价值观,正如务本的校歌所唱的那样:“卓然不屈亦不挠,凭他天演汰与淘。人格兮高超,志趣兮坚牢,与有责焉,我曹汝曹。”

接受现代教育对于陈君起而言,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也对她今后产生了重要影响。陈独秀曾说:“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陈君起的思想观念从初步建立到走向成熟也印证了兴办教育对于解放女性的意义。它从实践上推动了女性独立自我意识的培养,继而自主自发地投身伸张女性自我权利的历史洪流中。如同1905年《女子世界》中刊登的一篇《论复女权必以教育为预备》中提到的:“先兴教育,而后女子之能力强;先兴教育,而后女子之见解深;先兴教育,而后女子善于交际;先兴教育,而后女子富于公德;先兴教育,而后女子明于大义;先兴教育,而后女子善于抉择。”而陈君起,正是沿着这一道路前进,并逐渐向独立自主倾向的“新女性”转变。

在当时社会,尽管女子教育的发展日臻繁荣,但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子往往面临着与旧式道德冲突对立的现实困境。这种社会环境决定了近代知识女性要在现实与理想的纠葛中蹒跚。虽然学习到科学知识和进步思想,部分女性并没能逃离自我设置的屏障。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激进的知识女性往往成为半新半旧的矛盾性人物:思想很新,行为很旧;对于顽固的封建势力,多数人只能消极抵抗或避重就轻。这不能说是教育的失败,但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定位仍趋于保守的“新贤妻良母”,她们的职责需要兼顾家庭与社会。但也有不少个性刚强的女性经过民主思想的洗礼,有着慨然与旧式秩序决裂、捍卫自身权利的举动。如《女子世界》曾介绍的杨荫榆:“无锡杨女士荫榆,曾在上海务本女学求学,及苏州景海女塾肄业。自嫁于蒋某后,即不得自由入校。女士深啣翁姑及其夫支之专制,即行离婚,复入务本肄业。”更有如女权先驱秋瑾,不仅勇于冲破不幸婚姻的束缚,更从切身经历与切肤之痛的感受出发,对女性的悲惨命运深表同情:“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而秋瑾之死,更是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推动了关于女性解放问题的热潮。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中,将辛亥革命前中国妇女最初的觉醒定义为“新潮之结胎时代”。

与此同时,陈君起也开始跳跃出自我的藩篱,将目光投向社会。在近代中国,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不够彻底,传统文化中的惰性长期潜藏,并不断迸发,危害社会,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奇特现象:新文化高歌行进,旧文化并未匿迹,并且在退守中进行顽强抗争。旧的社会心态并未随封建体制的推翻而根除,几千年岁月积淀而成的沉重惰性,如同板结的地块抵制着新思想的生根壮大。新与旧持续不断地碰撞,呈现“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使羼杂”。而女性便是这种新旧交替中的一种典型案例。作为受教育的知识女性,激进者往往需要面对整个社会守旧人士的讥讽和质疑,最终入理想高悬、现实困顿的失落中;保守者亦步亦趋,在群体的从众心理驱动下,又折回原来的道德困境。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喑哑者——她们数量庞大,是女性中的大众;但又极少发声,是被忽略的小众。

陈君起从自身经历联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普罗群体,认识到千千万万正在遭受命运煎熬的底层女性。站在现代文明照耀的一端,她洞见了一条波涛汹涌却深不见底的暗河。匍匐于这暗河底端的,便是这个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和衰败体制,还有无数沉重繁琐的腐朽秩序和道德枷锁。要过这条暗河,必须忍受刺骨的寒冷和刀锋般的羁绊;要划破这层层枷锁,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和睥睨他人的决心。而对于陈君起来说,当她走出闺阁,与自身命运决裂之时,便已然踏上征程。然而,仍有无数蒙昧的女性依旧浑然不知,浑然不觉。她们被隔绝于社会发展之外,不知时事变化,成为时代的失语者,与历史的车轮越来越远。

陈君起的所思所虑,跳脱出狭小的周遭世界,意识到奉献社会、造福社会的意义。如果说,从最初懵懂的女性自觉自省意识的解放到如今的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将自己纳入这个社会集体,陈君起已经更多地将国家命运与社会命运镌刻于自己的心中。1907年12月,陈君起毕业于务本女塾。这是她的毕业证书

1907年12月,陈君起从学校毕业。与父亲的嫌隙依旧无法逾越,父亲决意不认这个离经叛道的女儿。家庭已然无法回归,家乡已成为遥远的追忆。走出校园的陈君起,更是面临着如何生存的考验。她不愿再依附于表姐家,她需要自谋出路。在学校师范科学习到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就是她寻觅职业和自立的基础。陈君起在南京小学任教时的照片

在务本同学兼好友曾琮的邀请下,陈君起来到了南京,在当地一所小学当教员。学校的校长对她的勇气和能力十分赞赏,也对她的遭遇十分同情。他见陈君起孤身一人在异地,十分不便,便为她安排了住宿地点。陈君起住在学校的楼上,白天不仅要上课,晚上还要备课改作业,工作十分忙碌。尽管如此,她的内心充实而丰盈。她十分珍惜这份工作,拥有了学以致用的机会,谋得了一份正当职业,有着稳定的经济收入。这种经济独立也成为她享有自主生活权利和人格独立的决定性因素,开始真正承担起社会工作角色。但她同时也要面对周遭的异样眼光和冷眼嘲讽。

作为一名已经22岁的成年女子,陈君起仍然单身未婚,且过着独居生活。在世俗眼光中,她是个标新立异的新潮女子,有时要面对的,便是封建世俗形态下的无知哂笑。然而陈君起却有着清晰的自我主见,职业的磨炼也使她褪去青涩的稚嫩,样子也更加成熟稳重。她也认真地投入到教师这个角色当中。她的长相淳朴大方,体态敦实,让学生有着天然的信任感,很快便获得了学生的认同。

白天,她在课堂上给年幼的孩子们传递科学知识和文明资讯,授业解惑。夜晚,她独自在房间中享受自我的精神世界。住处没有电灯照明,她便就着一盏煤油灯,细细地去批阅学生们的作业和试卷。昏黄的灯光,映衬着她刚毅而专注的脸庞。除了工作,读书便是陈君起业余生活最喜欢的事情。她从中国古典书籍中去寻找历史的记忆,品尝文字的内在张力,一本线装的《史记》早已被圈注得密密麻麻,《古文翼》也已烂熟于心。此外,她还经常阅读报纸,那些泛着油墨气味的文字里,有着最为及时的社会新知,她也接触到广博的政见交汇和思想交融。“合种种学界而详列之,窥奥而阐发之,岂仅为增知识已哉!其震荡人、作用人之力,乃至因他国新闻纪事,起本国政治思想,其效盖大矣。”不管生活如何紧张窘迫,《申报》都是陈君起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申报》是晚清创办较早、存在时间最长,也是最早探讨宣传女子教育的报刊之一。它虽为洋人创办的商业性报纸,但主笔均由中国文人担任,言论较为自由。报纸多关注社会问题,主张变革中国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教制度;希冀民族复兴,国家强大,表现出民主、进步和爱国主义精神。几年下来,报纸积攒了大大的一堆。大到国家时事,小到街巷见闻,陈君起都如饥似渴。陈君起读过的《史记》陈君起读过的《古文翼》

陈君起逐渐适应并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她也从内心开始欣喜,自己正在步入曾经所设想的道路。她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在这个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教师这个职业便是承载她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女校发展蔚然成风之时,女学生们的就业率却并不高。毕业后重回家庭,当全职主妇的女学生也大有人在。而在就业的人群中,教育、医疗、报业系统是较为普遍的行业选择。“就智慧而言,女子擅长图画、算术、地理、历史等全凭记忆学科的学习,与此关系密切的职业比较适合女子;忍耐力强,有利于学业及其他工作的完成;心地善良,待人诚实,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适于从事服务业。”这既与学校专业设置和实用性息息相关,也与女性自身优势和当时社会背景有着天然的联系。

陈君起认识并体会到了“自立”这个标签后的真正过程,它的意义正如胡适多年后在《美国的妇人——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一文所言:“发展一个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赖别人,自己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在社会意义上,陈君起已经加入了社会生产的行列,拥有了经济独立的基础。她通过自身劳动被纳入到社会分配体系,不再依附于家庭和他人,完成了向现代社会型女性的转变。同时,女性独立的概念在她的思想中牢牢扎根。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性别意义上的“女人”,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存在。她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名有着独立意识、民主意识和知识文化的社会“新女性”。第三章婚姻生活自由婚姻

在南京任教的日子,陈君起已逐渐适应生活。身处异乡,没有亲朋好友,曾琮成为她工作之外最亲密的交流伙伴。曾琮毕业后,也想成为一名老师,无奈家中不同意,心情很是沮丧。陈君起经常去她家安慰她,也鼓励好朋友坚持自己的主张。就这样,陈君起结识了曾琮的哥哥曾科进,也遇见了自己的爱情。

曾科进,号孟海,清光绪六年(1880)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祖籍四川华阳。他的祖父曾咏(谱名曾璋恒),道光年间进士,官任户部河南司主事兼贵州司行走、江西省吉安府知府等职。后受曾国藩之邀到军中任襄理,办理安庆军务。同治元年(1862),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去世,追赠太仆寺卿。祖母左锡嘉是清代才女,精通书画,尤其是绘画才能出众,自成一家,不落恒蹊。丈夫去世后,她有感而发,创作了一副《孤舟回蜀图》,为时所称。她与其姐左锡蕙、左锡璇并称“左家三才女”。

为了表彰死难,曾咏之子曾光熙被授予县官职位,先后任山西定襄及安徽怀远知县。后因生性耿直,得罪上司,“告老”,安家于南京。曾光熙思想较为开明,赞同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当社会掀起兴办新学堂热潮之时,他便送儿女们去新学堂读书。曾家家族庞大,曾光熙是长子,他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堂兄弟。几人都各自成家,在一个大家庭中自立门户,各自为营,但因利益纠葛,嫌隙丛生。

曾光熙的原配妻子谢蕴芳贤良淑德,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但生性较为软弱。谢蕴芳育有一子两女,其中曾科进是家中的长子,曾琮是妹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曾珂。

曾科进的祖母左锡嘉十分疼爱自己的二儿子,即曾光熙的二弟,但不幸的是,这个孩子还未结婚生子便英年早逝。于是,左锡嘉指派曾光熙的儿子曾科进承担起兼祧二房的责任。

兼祧是我国传统立嗣继承习惯中的一个特殊方式。一般地说,兼祧是指:“在数个亲兄弟中只有其中一个有独子、其他兄弟无子的情况下,经协商自愿并得到家族允许后,让该独子同时承继该已亡兄弟之宗祧,各房为其各娶妻子,以期生子继承各房之嗣的制度。”

清代以前,民间已经事实上存在“一子两后”的习俗。独子兼祧作为固定的国家制度始于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高宗特旨允以独子兼祧,于是始定兼祧例”。清末,《大清民律草案》继续认可独子兼祧的合法性。清朝灭亡以后,兼祧制度在民国之初还存在于国家法律之中。

兼祧制度允许独子同时娶两房妻子,以传两门后代,承继香火,这种古老的宗法礼教也在当时为一夫多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谢蕴芳身为大家庭中的长嫂,由于既要掌管家中实物,事无巨细,时常要忍受婆婆和妯娌的猜忌,处处忍让和迁就,事事都谨小慎微,隐而不发,终因忧郁过度而不幸早逝。曾光熙定居南京后,为了改变家庭中妯娌强势的现状,迎娶继室王氏。王氏生性刁蛮霸道,与谢蕴芳的品格背道而驰,不仅妯娌们都惧怕她,就连曾光熙也要让她三分。她也对这个大家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曾科进的第一任妻子为谢蕴芳指腹为婚而订立,不料对方生下来却是一个半聋半哑的傻子。但婚姻之盟不可违,曾科进最终迎娶了这个女孩,并有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但这几个孩子,长子不求上进,二子早逝,三子读中学时也不幸身亡,四子和女儿都不会说话。这种子嗣情况让家庭长辈十分着急,兼祧之事也被提上议程。曾家迫切希望寻找一个新的儿媳,拥有独撑一面的能力,能够主持家中事务,承担起长媳的责任。就在此时,陈君起走进了曾科进的视线。

曾科进自小积极上进,学习用功,不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涵养,擅长旧体诗词,也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读过不少科学书籍。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也曾准备东渡日本求学,但因继母阻挠而未能如愿。此后,他在长江沿岸从事税收工作,后又在派遣劳务去欧洲的劳工局担任科长职务。

在短短的时间内,曾科进和陈君起便产生了爱情的火花。陈君起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性格鲜明,思想先进,知识广博,谈吐大方,还拥有多项家庭才能。这对曾科进而言,充满着吸引力。而曾科进性格相对温和,也有着中西方文化的共同滋润,这成为两人相识相知的共鸣基础。

尽管曾科进的继母和部分妯娌对陈君起进入这个家庭表示反对,但曾家大部分人对陈君起作为长房儿媳并无异议。曾光熙觉得陈君起出身大户人家,家庭殷实,两家门当户对;加之陈君起独立能干,拥有打理家庭事务的能力,他对这个未来儿媳还算满意。而对于她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曾光熙虽有不同看法,但也不完全排斥,这也为她和曾科进两人的结合提供了支持。陈君起为结婚而添置的箱子

1908年,陈君起与曾科进步入婚姻。他们的婚姻基于自由恋爱而缔结,可谓是自由婚姻。这也十分符合当时进步的社会潮流。当时流行的《自由结婚纪念歌》形象地反映了青年人的呼声,歌词写道:“世事新,男女平等;文明国,自由结婚乐。”金天翮发表的《女界钟》中,也极力宣传爱情至上和婚姻自由:“婚姻者,世界最神圣最洁净的爱力之烧点也。”“夫婚姻交合既由两人之契约而成,则契约之中决不容有第三位者插足之地,犹之两国密约,不能受他国之离间也。”

而像陈君起这样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则对自由婚姻有着深刻的热衷和拥护。“婚姻为儿女第一切肤事情,与父母无关,更与媒妁无涉。”相对于未接受教育的女性,她们从校园步入社会,与异性接触的机会更多,而知识的增长使她们开始懂得为自己争取幸福,知识文化也为她们提供了与异性交流上的便利。如汪毓真在《论婚姻自由的关系》一文中提到:“婚姻自由,是与女学关系最密切的。女子本来是社会的主动力,再济以学问,还他自由,家庭自然整饬了,国本也就强固了。”

陈君起也不例外,她成为新的婚姻观念的实践者。封建婚姻观在她眼中已然是与自己人生选择相对立矛盾的桎梏枷锁,也是自己人生道路的否定基础。她沐浴在自由选择的乐观信任之中,寄予了自己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美好希望。在两性关系中,男女天赋各有长短,可相互弥补对方的不足,因而应当平等相处,共同担当社会责任。对她来说,“自由婚姻”最具魅力处,并非结婚片刻一时的璀璨光华,而是彼此学问志趣的心意相投,更是婚后漫长岁月中夫妻的平等和关爱。

平等互爱,这在当下女性看来是婚姻缔结的基础和前提,但在当时对于大部分适婚女性而言,却是难能可贵的美好畅想。“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这种青梅竹马、自由平等的爱情风气在中国早已孕育,但却并未发展成为传统婚姻的普遍路径。旧式婚姻罔顾婚姻主体夫妻二人的选择权利,将两个“居恒渺不相涉之人”在事先没有感情基础的前提下牵涉到一起,婚姻中的保鲜剂——爱情本真的自由与美好更无从谈起。

婚姻自由引人欣羡,但对于女子来说,挣脱旧式婚姻的枷锁,并非易事。旧礼俗的压制、父母的权威都是“自由结婚”的阻力。与之相对的,“自由结婚”成为女学生形象的闪亮标签,以致《民立报》上有人言及女学生时,不无讥讽:“之关心时事者,每不满意于上海之女生。不知上海之女学生,不过上海平常之女子,加一‘自由结婚’之观念而已,何容深责哉!”这代表着在世俗眼光中,自由婚姻仍然游离于主流之外的选项。

虽然两人是自由结合,有了一定的熟悉和了解,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陈君起与曾科进要做到互相真正了解、知根知底也是十分困难的。曾科进出生于封建家庭,家庭关系盘根错节。而旧式大家庭的成长经历更在他的生活中留着深深的烙印,性格也包含着多重复杂性。这与陈君起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有着天然的裂隙,两人的思想也不能完全同步。虽然曾家在当地也是名门望族,但在陈君起看来,这并不让她觉得欣喜或憧憬,儿时的生活环境使她熟知封建家庭中的道德礼法,这也意味着她日后的生活要继续面对着旧伦理秩序的约束。

这让陈君起有了隐隐的不安,习惯的独立生活也让她对于进入这个陌生的大家庭有着天然的抗拒性。虽然她同意搬进曾家,与这个大家庭一起生活,但她对未来生活的方向作了一番深思熟虑的考量,对这份婚姻有着理智而清醒的事先筹划。她向曾科进提出订立婚前约定,其中一条便是以后如有必要,与大家庭分居,另组小家庭独立生活。她仿佛已经洞见了自己要重新被纳入一个大家庭时所可能滋生的龃龉不合,她也给自己的婚姻留下了一条退路。尽管初始想法美好,但若要落实到具体实际中又将面临诸多的羁绊,这也给她日后的婚姻生活留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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