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敏志
出版社：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东京蠹余录试读：
自序
二〇一六年三月到八月间，我在日本神奈川大学当交换留学生。这本书的书名，就是那个时候在白乐寮3117室里想出来的。
我一直喜欢买书、读书，每到一处必逛书店，研究生转入历史专业以来，书更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动身去横滨之前，已经萌生写神保町的念头，最大的担心是交通不便。住进白乐寮后，发现步行至最近的白乐站，再坐通勤特急，不到一小时即可至神保町站，大喜过望，遂与同楼的复旦大学交换生林炫羽相约去神保町买书。
后来的五个月，我每周至少去东京一次，神保町、早稻田两大古书街上的书店基本全部逛过，后来着重拜访几家与日本汉学研究有关的古书店，搜集相关资料。不常出东京都市圈的我，将书中提到的地点多数考察过一遍，包括仙台的鲁迅故居、日光山华严瀑布、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热海的岩波茂雄惜栎庄，等等。五个月时间过得飞快，早春的樱花烂漫，转眼已是盛夏的柑橘饱满。寮前弯弯曲曲的阪道，走了一遍又一遍。
去白乐站必经过六角桥商店街，窄窄的小巷，两旁餐馆、面包房、花店、杂货铺林立，铁塔书院亦伫立其中。再没有见过比它更干净的古书店：每本旧书都仔细清洁过，包上白色半透明书皮，通过橱窗，只见一片奶白色。
初来乍到，很难不被这种洁净感所吸引。安顿下来第二天，我在铁塔书院买下仁井田陞的文集《中国的传统与革命》。随后几天边翻字典边看，囫囵读完全书，从此有了阅读日文著作的信心。迷上神保町后，铁塔书院去得渐少，只在路过时偶尔进去看一眼，青木正儿《江南春》、《三宅雪岭集》等书，都是在那陆续买到的。
铁塔书院这样的古书店，截止到二〇〇九年全日本还有一万四千多家，仅东京都就有一千四百多家。它们支撑着几万人的生计，也是让整个街区时光骤慢的存在。与之相比，国内独立书店的生态则要严酷得多。北京的风入松书店、第三极书局，上海的季风书园，厦门的晓风书屋等关门时，都曾引起一片惋惜声，但大部分人的购书首选是网络电商。网购带来更多便利和选择的同时，一波接一波的低价促销也不断挤压实体书店的生存空间，很难说是书之幸，还是书之厄。
摆在书店里的书，是带着人的温度的。书虽是一种商品，但又不仅仅是商品。它可以承载记忆，寄托情感，可以梯山航海，从此至彼，带着每任主人留在它身上的痕迹、气味和喜怒哀乐。古籍题跋中，在感叹一本古书历经劫难、流传至今的传奇时，藏书家常常会说“神物护持”。其实何来神物，有的只是几个痴愚的爱书人。
在书店买书，享受的往往是淘书本身带来的快感。这种快感更多来自未知，如发现一本未曾听闻的心仪之书，找到作者签赠本，发现批注，或在书页间寻得一枚陈年信笺。独自在书架间来回穿梭，手上沾满灰尘，一有所得，物我偕忘。郑振铎《劫中得书记》云：“夕阳将下，微飔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
晚清以来中国学人的日本访书记，几乎可以成一独立的文学体裁。其作者犹如版本目录学的众神殿：杨守敬、董康、罗振玉、傅增湘、王古鲁、周一良、严绍璗、辛德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本书既是访书记，又是书店史。史学即是史料学，史料的丰富与否决定了本书各篇的选题。神保町书店的各类中、日、英文史料数量最为可观，是本书选择东京而不是京都、大阪抑或其他城市为舞台的主要原因。
东京古书组合有自己的刊物，即一九三四年一月由八木敏夫创办的《日本古书通信》。最初一年发行一期，后改为每半月一期，一九四一年更名《读书与文献》。一九四四年底受太平洋战争影响，杂志暂时停刊，一九五七年复刊，今天仍由八木书店定期出版。《日本古书通信》内容一半是待售书目，另一半刊载各类文章，有古书店店主的回忆录，有访书录，也有版本考辨，是研究东京书店史的一大宝库。
日本藏书界还有不少同人杂志，本书使用的有大安株式会社《大安》杂志、汲古书院《汲古》杂志、日本书志学会《书志学》杂志等。弘文堂社长反町茂雄编的古书店访谈录《纸鱼往事》系列，包括明治大正篇、昭和篇，披露了不少古书店经营秘辛，笔者从中获益甚多。日本学者岛田翰、内藤湖南、德富苏峰、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以及中国学者的著述里，也留下不少关于东京书店的史料。
除此之外，东京不少古书店还有发行古书书目的传统，如《文求堂书目》《浅仓屋古典分类目录》《岩松堂古书籍贩卖目录》《东阳堂书店古书贩卖目录》《一诚堂古书目录》等，虽是为贩书而编，但对追索个别古籍的价格及去向，管窥一个时代的读书风气不无小补。
一度与神保町不相上下的北京书市，曾在琉璃厂、隆福寺一带聚集了不少旧书店，天南海北的古籍善本汇聚于此，但除了李文藻、缪荃孙、孙殿起、雷梦水、周肇祥等人的短文，钱穆、鲁迅、胡适等学者日记、回忆录中的零星记载外，总体上缺乏成体系的记录。昔日繁华的琉璃厂书店街，在频繁的战争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店与史偕亡，不能不说非常可惜。
二〇一六年七月，在累积了一定史料后，我开始着手撰写神保町书店史，承蒙顾明、彭淑娟、齐晓鸽、张立宪、朱明川、朱天元等师友不弃，十几篇长短参差、体例各异的文章，之后在《书城》《读库》《经济观察报》等报纸杂志，澎湃等网络媒体陆续发表。文章收入此书时有很多修改，变动幅度最大的从四千多字扩充到一万多字。
最初写作时，未奢望这些文章能结集成书，史料大多随手摘录，其中难免有误解和错讹。组成书稿时全部重新查找、核对史料，注明引文出处。虽几经校对，恐怕仍会遗留错误，所有责任在我。
本书篇目编排，大体以书店创业时间为序，起于（1）江户时代末期，即文求堂书店；接着是（2）明治时代，包括琳琅阁书店、丸善书店、青木嵩山堂、山本书店四家；（3）大正时代，即岩波书店；（4）昭和时代，包括内山书店、丛文阁书店、五十岚书店、原书房、汲古书院、弘文庄六家；最后是（5）平成时代，即光和书房。
这些书店横跨一个半世纪，从其发展脉络中，多少可管窥十九、二十世纪日本汉学的发展变迁。在江户时代，汉学不仅是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而是内化为修养本身，甚至学者生命的一部分。德川幕府末年到明治维新初年的欧风美雨，暂未动摇其根基。职是之故，明治至大正时代的老一辈汉学家多能吟汉诗，写隽永的书札，作书法或文人画，除了不通汉语听说外，与中国士大夫几无二致。这与欧美汉学家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后者，汉学不过是一个研究课题，某种深沉的个人趣味，抑或地缘政治的需要。
昭和时代前期，日本的汉学研究渐偏实用，甚至为对外扩张背书。日本战败以后，则加速欧美化。仅从笔者就读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来看，这几年日本年轻人对中国越来越无感，加上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大学教职严重萎缩，东洋史、中国文学日益沦为小众学问。最近几十年大陆的古籍市场上，“日本回流”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有人欢呼此举功德无量，但这恐怕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文化正在渐渐失去日本这个重要的避风港和参照系。
本书写的是东京，但大部分资料收集、写作是二〇一六至二〇一七年间在北京完成的。二〇一七年七月我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同年九月公派出国读博，负笈日本京都大学。随后两年博士后期课程繁忙，仍抽空对书稿做了不少修订，加入相关图片。离开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此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犹记得二〇一六年九月，我去成府路上的万圣书园买书，结账时在店头看到“破壳计划”的宣传单，默默将其夹入书中。回到宿舍反复翻看，“支持青年创作者出版第一本书”，这句话击中了我，心想不如一试。坦白说，当时并没有抱什么期望。感谢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BCAF）和理想国，给了我出版第一本书的机会，感谢两位初选评委、三位终选评委对书稿的赏识和直率批评。罗丹妮、张旖旎两位编辑对书稿的打磨出力甚多，简直呕心沥血。在书稿修订过程中，周游告知史料，金炜玲等就书稿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交此书初稿时，正赶上硕士毕业季，两线作战，常有焦头烂额之感。感谢硕士导师李新峰教授对我不务正业的百般容忍，没有李老师的帮助我不会有机会去日本，遑论此书。最后感谢曾在日本陪伴我的诸位书友，交换留学接近尾声时，在横滨港看烟花升腾又坠落海面的那个夜晚，我永远不会忘记。2017.6.9一稿2017.7.7二稿2017.12.21三稿2019.9.8四稿2019.10.17五稿
神保町书店街缘起
一今天的东京，是常居人口一千三百多万的超级大都市，但在大化改新（645）的年代，关东还是蛮荒之地。当关西的大和政权对隋唐器物、制度、文化亦步亦趋，建立起律令制国家基础的时候，东京所[1]处的武藏国直到九世纪还处于“凶滑成党，群盗满山”的半无政府状态。
受盛唐之风熏沐的京都、奈良等地，贵族们模仿中原王朝的天下[2]观念，分全国为五畿七道，将自己居住的地区称为“畿内”，将被山川阻隔的关东称为“远国”，那里来的关东人则被蔑称为“东夷”。
东京旧称江户。日本典籍中“江户”一词最早出现于十三、十四世纪之交成书的《吾妻镜》第一卷。这部镰仓时代史书记载，治承四年（1180）有个叫江户太郎重长的人加入平氏的军队，参与了对源[3]赖朝衣笠城的进攻。但这里的“江户”只是姓氏名，东京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江户，日本史学界尚无定论。
天正十八年（1590）丰臣秀吉（1537—1598）出征关东，击败北条氏政（1538—1590），又迫使东北的伊达政宗（1567—1636）臣服，完成统一大业。秀吉接着收回德川家康（1543—1616）旧领的骏河、三河、远江、甲斐、信浓五国，将关八州约二百四十万石的土地移封给他作为补偿。此举意在将德川家调离中央，免去腹心之患。但江户这座城市的命运，却从此改变。
初到江户之时，德川家族发现这里城郭倾颓破败，寒村敝庐，除了零星的豪强宅邸外，连像样的防御性城墙都没有。惨淡经营江户八年后，伏见城传来了秀吉去世的消息，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也很快宣告结束。庆长五年（1600），卧薪尝胆多年的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大败西军，一举取代丰臣秀吉的地位，开启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江户时代（1603—1867）。
完成“天下布武”大业的德川家族，将幕府设在龙兴之地江户。德川家族向全国大名征调劳动力，重修江户城，今天神保町所在的神田区，就是那时候填海开辟出的町人地。宽永十七年（1640），江户城落成，与京都平起平坐，并列为日本东、西两大城市。
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宽永十二年（1635）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发明了“参勤交代”制度。此制度规定，全国二百多家大名，必须轮流在江户城、藩国轮流居住。大名的正妻和嫡子，则须一直住在江户城里，是扣在幕府将军手里作为人质。随着大名单身赴任的男性随从，全部住在名为“武家长屋”的房子里，衣食住行仰赖周边商铺。与多有婉约之美、略显高冷的京都不同，江户从建城以来就是属于武士和庶民的城市，烟火气十足。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催生出商业和都市文化，也促进了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在偏爱感官享乐的江户城里，人们对以佛教、儒学、汉诗文集为主的正经书兴趣不大，十返舍一九（1765—1831）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滑稽本、曲亭马琴（1767—1848）取材于历史事件的小说、为永春水（1790—1843）描写男女情爱的人情本，和歌舞伎、木版画、狂言等一起，才是纵情声色的“江户子”们追捧的对象。二
江户时期的日本，据说是全世界识字率最高的国家，除了出版业发达的原因外，还得归功于被称为“寺子屋”的民间私塾。德川幕府末年江户城里有一千多家私塾，全国有一万三千多家。儿童六七岁时便会被父母送到“寺子屋”读书，女孩也包括在内，从平假名、片假名开始学起，接下来读汉文，个别成绩优异者，能够升到藩校继续进修。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江户时期教材中，多少可以窥见私塾教育之一斑：既有《唐话纂要》《汉语跬步》《唐音雅俗语类》这样的汉语课[4]本，《三字经》《论语》《文章轨范》这样的传统汉籍，又有算学、地理、天文方面的理科新书，以及书信模板、商业用语模板等应用文指南。
江户幕府厉行锁国令，只开放长崎的对外贸易，各种西学书籍只有从这个窗口输入日本。只有荷兰人获准与幕府经商，西学在江户时代也被称为“兰学”。安永三年（1774），江户出版商、申椒堂主人须原屋市兵卫出版的德国医学书《解体新书》，就是由福井县人杉田玄白（1733—1817）最早在长崎获得，后将其译为日文。文化十二年（1815）年，杉田又完成回忆录《兰学事始》，只不过正式出版已经是明治初年了。
和很多兰学家一样，杉田生前在日本桥开医馆为生。日本桥位于今天神保町以东几公里处，既是江户城的出版中心，又是商业贸易中[5]心，时人有“无日本桥则无御江户，言御江户则必提日本桥”之说，全国的秀才浪人聚集于此，梦想能够出人头地。
传奇书商茑屋重三郎（1750—1797）喜欢和这些“江户漂”们来往，他还邀请浪人参加出版会议，讨论书籍选题。重三郎最早以出版黄表纸（一种漫画）成名，内容取材于时事，辛辣讽刺幕府官员，大受普通民众欢迎，后来出版的平贺源内（1728—1780）作品、服部南郭（1683—1759）文集、《唐诗选》等，也都畅销一时。
日本桥较有名的出版商，还有专门印刷浮世绘的鳞形屋三左卫门、山本左卫门。葛饰北斋（1760—1849）、喜多川歌麿（1753—1806）等画家的浮世绘作品，在这里化身千万，流向街头，甚至远销至西欧诸国。仙鹤堂主人鹤屋喜右卫门、山形屋市郎右卫门，则出售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净琉璃本（说唱故事）和枕绘本（春宫画）[6]。宽政三年（1791），幕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整肃出版物，将[7]《绘本太阁记》《北海异谈》等列为禁书，日本桥的书肆受到不小打击。
嘉永六年（1853），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C.Perry,1794—1858）率舰队驶入江户湾，史称“黑船来航”，德川幕府的锁国体制被外力终结。安政二年（1855），福泽谕吉（1835—1901）在江户筑地铁炮州创办兰学塾，开始招收学生，即今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同一时期福泽编译《华英通语》《西洋事情》《雷铳操法》等西学书籍，鼓动全盘西化浪潮。欧风美雨之下，江户开始有取代京都，成为日本出版中心的态势。
完成这一出版业中心转移的神保町，原本只是骏河台附近“表神保小路”（今天的铃兰大道）和“里神保小路”（今天的靖国大道）之间的一块狭窄区域。两条小路的边缘密密麻麻排列着武家旗本的住宅，书店则很少。旗本指那些石高未满一万石的武士，地位在大名之下、御家人之上，有面见将军的权利，日本全国据说有八万旗本。江户末年，神保町的居民普遍拮据，甚至沦为商人的长工。
安政元年（1854），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年（1858）又与美、荷、俄、英、法签订《五国通商条约》，激起了全国的尊王攘夷运动，不到十年，幕府被推翻。庆应三年（1868）八月二十七日，十六岁的明治天皇（1852—1912）在京都即位；九月八日改元明治。九月二十日，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十月十三日抵达江户，正式将“江户”改名为“东京”。明治初年的日本桥
明治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废除身份制度，将贵族改称“华族”，藩主以下武士改称“士族”，农、工、商一律称平民。延续了千年的封建俸禄制度被废除，只发给士族一次性的“金禄公债”。武士阶层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不少人积郁难抒，全国各地大小叛乱不断，但被政府军一一弹压下去。
为了给明治新贵们腾出位置，新政府勒令大部分武士搬出首都，包括神保町的原住民，被要求在十天之内迁往一百五十公里外的静冈，最多宽限到二十天。胜海舟（1823—1899）目睹当时政府只拨出两艘汽船在东京湾和静冈湾之间往返，协助人们搬家，大部分武士[8]只能匆匆打包细软衣物，抛弃房产，仓皇辞庙。
这些“无禄移住者”没法带走大部分杂物，包括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古书。它们被主人当废纸贱卖，成为神保町古书店最初的货源。不仅是旗本人，在废藩置县运动中，各地大名的领地也被收回，十几代人的珍贵藏书全部流出，除了部分被收入图书馆外，大多数流向古书市场。供过于求，古书价格跌至谷底。
由于消化不完，很多古书被商人运往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贩卖。大阪商人三木佐助（1852—1926）、上海乐善堂书店老板[9]岸田吟香（1833—1905），都在这一中日贸易中获利颇丰。据广东诗人黄遵宪（1848—1905）回忆，日本各地佛寺保存了大量的佛经和其他珍本秘籍，“变法之初，唾弃汉学，以为无用，争出以易货，连樯捆载，贩之羊城。余到东京时，既稍加珍重；然唐钞宋刻，时复[10]邂逅相遇”。善本古籍，一度与废纸同价。三
废除旧制度的同时，文明开化运动也在加速。德川幕府在江户留下了两所官办新式学校，一所是安政三年（1856）设立的蕃书调所，以外语和洋学教育为主，文久三年（1863）易名为开成所，后改称东京开成学校。另一所是文久元年（1861）设立的医学所，后改称东京医学校。明治十年（1877），两所学校与昌平学校（前身为昌平坂学问所）合并为帝国大学，下设法科、理科、文科、医科四大学部，为日本近代国立大学之渊薮。
建校初期，除了“和汉古典讲习科”这些特殊专业外，帝国大学聘请的教员基本都是西洋人，以英语授课。明治十四年（1881），日籍教师人数才首次超过了外籍教师，又两年后，授课语言回归日语。明治十八年（1885）帝大迁至本乡校区，步行至神保町仅二十分钟。明治三十年（1897）竞争对手京都帝国大学建立，帝国大学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战后去掉“帝国”两字，即今天的东京大学。
神田区的私立学校，还有创办于明治十年的学习院，明治十三年的专修大学，明治十四年的明治大学，明治十八年的中央大学、一桥大学，明治二十三年的御茶水女子大学等。有人总结维新初年东京都十五区特色为“军人的赤坂，官吏的四谷，学者的小石川，相扑的本[11]所，华族的麹町，劳动者的深川”，以及“书生的神田”。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带来了书籍需求量的猛增，各种出版社、新刊书店、古书店一时在神田兴起。
明治初年的记者服部诚一（1841—1908）曾用汉文记载东京书市道：“文华之明，于今为盛，书林之富，古所未闻。英书日舶，佛籍月渡，支那、独逸又相次。蟹行之书，蚯蟠之字，焕乎皆其有文章。著作、翻释，随而刊行，连神书、佛经，纷纷蕴蕴，积以为培养人才之一大薮……方今书肆之数，追次繁殖，称老铺者大凡五百，至其子肆孙店，不可算数。有卖洋书者，有买杂本者，有发新版，有鬻古籍，[12]有晒书肆，有贷本店，本街横坊，比比连户。”服部认为，书店之多寡，可证文化之盛衰。服部诚一《东京新繁昌记》书牌
据八木福次郎的考证，神田区神保町书店街的开拓者是埼玉县人江草斧太郎（1857—1908）。明治十年他在此创办“有史阁”，后来[13]改名为“有斐阁”，取《诗经》“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意，主要出版法律书籍。此后神保町又涌现了中西屋、东洋馆、富山房、三省堂、东京堂等书店。行业集聚效应下，明治二十年代以后，原本分散在须田町、淡路町、小川町的书店，京都府的文求堂、新潟[14]县的一诚堂、横滨市的金港堂等，也转战神保町。
明治年间神保町的书店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和本屋”，经营明治以前印刷的线装古典籍；一类叫“古本屋”，主要经营明治以后的新刊二手书。随着西方活版印刷技术的引进，洋装书的大量出版，“和本屋”和“古本屋”数量此消彼长，今天，日本所有旧书店一律称为“古本屋”，与经营新书的“新刊书店”相对。
大正二年（1913），神田三崎町发生火灾，神保町古书店街也是重灾区。在灾后重建中，政府拓宽了靖国大道，开通电车，交通大为便捷，也奠定了今天神保町的整体格局。
中国人在神田的购书活动，大致以甲午战争为界。在此之前，活跃于此地的都是清国公使馆人员，如姚文栋、杨守敬、黎庶昌等人，所购以珍稀和汉古籍为主。《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大量中国留学生负笈东渡，新学书籍转而成为购求重点。
湖南籍官费生黄尊三（1883—1950）是其中之一。一九〇五年黄氏东渡，花了六年多时间在东京攻读法科，课余时间常去神田的旧书店购书。他去过东京堂书店、丸善书店、三省堂等，买过英文小说、日译泰戈尔《白鸟集》、德富芦花《不如归》、《杜工部诗集》、《曾[15]文正公全集》等书。诱惑太多，回国后的黄尊三曾慨叹，自己“贪多而不务得，不专习一门，时而日文德文，时而英文，结果一文[16]无成”。大正时代的神保町书店街
据黄氏日记，明治末年的神田书肆林立，“新书则日有增加，杂志不下百余种”，很多留学生在附近租房居住，买不起书，“有终日立书店门首抄阅，以书店作图书馆者”，店主看到了“亦不之禁”。到年底时，各种杂志出新年号，无论男女学生，“必买一二册，回家消遣”。中国留学生的各种社交活动，亦围绕神田进行，集会人数最多的是一九〇八年四月十日的孙中山演讲会：
学界假神田锦辉馆开欢迎大会，届时余亦赴会。到者六七千人，无立足地。未几，先生登台，掌声如雷，先述革命经过，继言现在非革命不能救国，滔滔而谈，精神焕发，目光四射，会场中秩序整齐，毫不凌乱，四时散会。余年来因课忙不尝赴会，兹慕先生之名，故特到会，接其颜色。聆其宏论，颇为感动。虽久立人丛中，不觉其苦，[17]精神之作用然也。
受此感染，一九一一年六月黄尊三回国后也投身革命。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更多的中国留学生相继来到神田，他们浸淫于此，痴迷于此，旋又离开，之后时常怀念起。周作人回忆：“我就喜欢在东京的日本的生活，即日本旧式的衣食住。此外是买新书旧书的快乐，在日本桥、神田、本乡一带的洋书和书新旧各店，杂志摊，夜店，日夜巡阅，不知疲倦，这是许多人都喜欢的，不必要我来再多[18]说明”，他抱怨还回国后“在北平实在只有古书还可买”。
对读书人而言，无论是谁，无论来自何方，都能在神田神保町的书海里各取所需。这里既是启蒙之街，又是革命之街；既是旧学之街，又是新学之街；既是沉潜之街，又是喧嚣之街；既是断舍离之街，又是贪嗔痴之街。本书的所有故事，都从这里展开。[1]内藤昌：《江戸と江戸城》，东京：讲谈社，2013年，第23页。[2]“五畿”分别是山城国、大和国、河内国、和泉国、摄津国，“七道”指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阳道、山阴道、南海道、西海道。[3]高桥秀树编：《新訂吾妻鏡·賴朝將軍記1》，大阪：和泉书院，2015年，第48—49页。[4]李无未：《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11、14页。[5]西山松之助：《江戸の生活文化》，东京：吉川弘文馆，1983年，第170页。[6]西山松之助：《江戸文化誌》，东京：岩波书店，1987年，第103页。[7]今田洋三：《江戸の本屋さん》，东京：平凡社，2009年，第176—178页。[8]胜海舟：《氷川清話·時勢の変遷》，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2年，第133—134页。[9]陈捷：《明治前期日中学術交流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第220—248页。[10]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卷一《藏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8—129页。[11]山口义三：《東都新繁昌記》，东京：京华堂书店·文武堂书店，1918年，第92页。[12]服部诚一：《東京新繁昌記》第三编《書肆》，东京：奎章阁，1874年，叶17b—18b。案，佛即法国，独逸即德国。[13]八木福次郎：《古本屋の回想》，东京：东京堂出版，1994年，第10—11页。[14]冈野他家夫：《明治大正の出版屋（一）—金港堂》，《読書と文献》，1944年第4卷第4号，第12—13页。[15]黄尊三：《三十年日记》第1册，长沙：湖南印书馆，1933年，第52、141、163页。[16]黄尊三：《三十年日记》第2册，第89页。[17]黄尊三：《三十年日记》第1册，第55、125、159页。[18]周作人：《瓜豆集·怀东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63页。
人归江上路：文求堂书店
东京专卖汉籍的文求堂书店，已经消失半个多世纪了。
我最早得知这个名字，是二〇一六年六月初在神保町的原书房，收购了一批京都大学保田清教授（1913—1999）的旧藏。这批藏书中多是梁启超、冯友兰、胡适、谢无量等人的民国老版著作，其中也有若干和本，包括朱熹《中庸章句》和《大学章句》单行本各一册，为昭和四年（1929）文求堂书店根据璜川吴氏仿宋刻本影印，从底本、用纸到印刷都很精良，每页密密麻麻，都是保田教授的红笔点断和黑笔批注。
几星期后，去东京古书会馆参加一年一度的“七夕入札会”，拍品预展上又看到昭和十年（1935）文求堂印的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函五册线装。这套书当年仅印三百部，虽然已经有了些虫蛀，起拍价仍是十万日元。文求堂的出版物除了学术著作外，还有《蒙古语会话》《广东语入门》《官话北京事情》等实用小书。这家当年东京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学书店，虽然早已湮没，但其遗事仍然散落各处，雪泥鸿爪，待人摭拾。一
根据郭沫若（1892—1978）自传第三部《革命春秋》，他在文求堂书店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实属无奈之举。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共分裂，国民党大规模清党，一时间腥风血雨。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的郭沫若，撰文批评蒋介石“罪恶书不胜书”，不久逃亡日本。旅日十年，郭沫若主要靠卖文为生，十分高产，他曾经“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经》……[1]费了六天工夫，便写成了那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可谓文思泉涌。
人在异乡，获取资料并不方便。一九二八年他在寻找罗振玉（1866—1940，号雪堂）的著作时，走进了文求堂书店。郭依稀记得十多年前的留学时代，还在本乡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时，他就来过这里。当年矮小的日式平房被黑色三层大理石西式建筑取代，屋脊的中式造型“看起来有些异样，仿佛中国的当铺”。郭沫若所说的文求堂的店铺位于本乡一丁目六番地。
店里面“卖的中国书真是多，两壁高齐屋顶的书架上塞满着书，大都是线装的。两旁的书摊和一些小书架上也堆满着书，大都是洋装的”，古今中外、新旧和洋夹杂的布局，正是昭和前期特殊的时代氛围。“靠后左边是账台，右边横放着一张餐桌，备顾客休息。后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内室的门，在那两侧有玻璃书橱，也装满着书。”在餐桌后面坐着的，是当时五十多岁的老板田中庆太郎（1880—1951，字子祥，号救堂），“没有什么血色的面孔作三角形，两耳稍稍向外坦出，看来是经过一种日本式的封建趣味所洗练过的”。虽然其貌不扬，但田中“对于中国的版本却有丰富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可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大约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位田中救堂”。
那天表明来意后，田中很快帮郭沫若找到了石印本《殷虚书契考释》，开价十二圆。由于囊中羞涩，郭提出要将身上仅有的六圆钱作抵押，把书借回去看一两天。田中犹豫了一番后婉拒，但告诉郭最好去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借阅，那里应有尽有。说完，他还将在东洋文[2]库工作的熟人介绍给郭。通过田中的引导，郭沫若得以接触东洋文库等处的材料，学问开始突飞猛进。
两三年后再去找田中庆太郎时，郭沫若已经不是为了买书而是卖书。当时他和日本妻子安娜一家七口的经济状况更趋恶化：国内创造社的钱不再按时寄来，汇率波动之下，他在中国发表的文章，稿费兑换不了多少日元。无奈之下，郭沫若只好再次走进文求堂：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一部《两周金文辞大系》，费了两年的工夫研究出来的成果，写信给商务印书馆求售，遭了拒绝。没有办法，只好去求东京的一家书店，书店老板却只肯给我三百圆的版税。我嫌少了一点，因为那本书是很难望再版的。老板说：要晓得啦，三百圆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啦。这话虽然有点伤我的尊严，然而却也刺中了我自己的最软弱的要害。自己虽然迟疑了半个月，然而毕竟还是抱了那部书去换了三百圆老头票到手。从此，我的考古一方面的著作[3]也就接一连二地在日本印出了。
田中不愧是经常从中国进口古籍的，随口就换算出日元三百圆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平心而论，这笔钱不算少，当时傅抱石在中国留学生监督处担任书记，也不过月领薪水六十圆。田中支付的版税相当于国民政府一个中高级外交官半年的收入。后来郭沫若也承认，这笔钱“使我能在日本立足，识我于稠人之中，那不能不说救堂是个世故[4]很深而具有锐利眼光的人”。
据其他人的记载，田中庆太郎对流亡时期的郭可谓百般照顾。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1902—1980）说，自己在第一高等学校当教师时，经常事先给文求堂打电话预定店内吃的盒饭，有时郭氏也在店内，[5]主人就邀请两人一起去“天满佐”大快朵颐，这样的事情有好多次。另一位日本学者增井经夫（1907—1995）也说：“先生侨居日本的十年间，交游并不那么广……郭先生最经常出入的，是文求堂书店。那一时期，我每次到文求堂去，郭先生几乎总是坐在客席上。我常常坐[6]在他的近旁，同他长时间地闲谈。先生始终保持着刚强的神态。”
郭流亡时居住在千叶县市川，离东京市区二十多公里。除了房租低廉的考虑外，也是为了不引人注意。一九一〇年“大逆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对“赤化分子”的监视异常严密。郭沫若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外国人，自然成为便衣警察重点关照的对象。“日本警视厅常到文求堂去，向主人一一查问郭氏的动向，文求堂主人一概都设法给庇护过去了。战争开始后，郭氏对文求堂主人什么都没说，就将太太、儿子留在这里，自己秘密地独自回国了。他走之后，主人对郭氏的行[7]为也是能够理解的。”二
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究竟是像郭沫若自传所描述的，仅仅是个商人？还是如长泽、增井所说的，是郭氏的恩人？对于郭沫若一九[8]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回国后态度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殷尘（1914—1955，真名金祖同，郭之弟子）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中对田中“气量小”“满肚子怀着鬼胎”“把钱看得很重”“具有一般日本人的小[9]家气”“一个侵略主义者的信徒”之类的酷评，不少日本人闻之错愕，用伊藤虎丸（1927—2003）的话说：“郭先生回国之后，却有时表示对田中先生不满，至少据说如此，这当时就使日本方面的有关人[10]感到难以理解。”
一九五一年田中去世后，留下了二百多封郭沫若的私信，起于一九三一年六月，终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它们在田中女婿增井经夫手里一存三十多年，直到一九八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良春研究员、广岛大学伊藤虎丸教授才开始整理。一九九七年，《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出版，比起掺杂个人感情的回忆录，这批原始档案无疑是还原两人关系的最佳材料。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在文求堂出版之前，郭氏与田中的关系就很亲密。一九三一年九月，郭氏在信中写道：“顷颇欲决心于中国文学史之述作，拟分为三部，商周秦汉为一部，魏晋六朝隋唐为一部，宋元明清为一部。期于一二年内次第成书。此书如成，需要必多。特憾家计无着，不识有何良策见教否？”很明显，郭沫若是希望田中预支其稿费。虽然找不到田中的回信，但从郭氏一个月后“诸蒙厚待，衷心感谢”的句子推断，至少是满足了部分要求。这样的情况非一次两次，回国那年郭氏还因为债主催逼，询问田中[11]“再预支三百元，未识便否？”
田中庆太郎还为郭氏的妻弟佐藤俊男来东京求职提供过帮助，在店里招待过其妻及长子，赠毛笔、杂志，还有暑衣数件。更令人讶异的是，田中还偶尔扮演郭沫若的研究助理角色，为其去上野图书馆摹写《古玉群谱》中的玉雕全佩图，抄录陈奂《毛诗传疏》中《小戎》篇“蒙伐有苑”句之疏文，与河井仙郎、中村不折等收藏家接洽制作他们[12]藏品的拓片，并将店里的《周礼正义》《籀範》等书借给郭参考。
旅日十年间，郭沫若的九部考古学著作全部由文求堂书店出版。在殷尘笔下，郭氏曾经“带着思虑和愤怒的样子”向弟子抱怨，这些书出版时，田中从来没给他登过广告，没做过任何宣传，书的销路完[13]全是靠“郭鼎堂”三个字。实际情况如何呢？一九三三年六月份的上海《申报》上有这么一则广告：
郭沫若新著考古学书三种
文学家郭沫若自译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更潜心于甲骨学之专门研究，近在日本东京文求堂出版新著三种：（一）《金文丛考》（八元二角五分）（二）《金文余释之余》（二元七角五分）（三）《卜辞通纂》（十三元二角）
其《金文丛考》中，如《传统思想考》、《新出土三器释》，均有精湛之考释。《卜辞通纂》为治甲骨学之总集，均为我国治此学者所当参考。现由本埠四马路现代书局代售，书到无多，欲购宜从速。[14]
次年一月八日，该报又刊登广告一则：“郭沫若氏自息影文坛后，即蛰居海外从事考古，去岁出版《卜辞通纂》等巨著四种，于我国文化上有重大贡献。其新著《古代铭刻汇考》现已出版……考释极为精详……全书分装三册，连史纸影印，实售六元六角上海四马路现代书[15]局代售。”正是借助田中庆太郎的关系网和销售渠道，郭沫若不但研究条件得到基本满足，还能与国内学界保持密切联系。
以鲁迅（1881—1936）为例，除了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的《青铜器研究要纂》日译本、一九三七年五月的《殷契粹编》以外（那时[16]鲁迅已过世），他将郭沫若在文求堂出的甲骨文著作照单全收。这些书大多通过内山书店购入，往往文求堂书店印好后十天左右，新书就已经到达上海，再过几天就摆在鲁迅的书架上了。
结合《申报》以及鲁迅日记的记录，可确定郭氏后来对田中的控诉不太可信，长泽、增井的说法更接近实情。因为在日期间经济压力大，郭沫若埋怨出版社不够意思的情况不止这一次。一九三三年年初，郭沫若曾向生活书店老板邹韬奋（1895—1944）接洽出版自传，开口索要版税每千字二十元，而且要预支一半，“生活书店因价过昂，允考虑；郭因是颇不满意于邹韬奋，谓文字上纵不捧场，经济上也应[17]帮忙云”。郭沫若《殷契粹编》封面及书影，1937年文求堂书店版
田中庆太郎对郭氏之照顾，纯粹是因为钦佩后者之学问。否则他不可能让自己最钟爱的次子田中震二（1911—1936）拜郭沫若为师，随郭氏一起遍访日藏殷墟甲骨。为什么郭沫若要刻意掩盖他与“子祥先生”的私人关系呢？除了一九三七年中日全面开战、“四万万[18]人多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因素以外，恐怕也与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关。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全面拥抱社会主义
[19]阵营。翌年，《革命春秋》在海燕书店出版，当时拥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头衔的郭沫若，强调自己与文求堂老板仅是顾客与商人的关系，无疑在政治上最为保险。至于在东京共同赏春，“步《岚之歌》韵，[20]赋狂歌一首”，“相对素心人，神游话悠久”的情愫，终究还是不说为妙。
但私底下，郭沫若对于田中也不无愧疚。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他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率团访问日本，在近三周的时间里受到热情招待。期间郭沫若曾独自赴神奈川县叶山高德寺祭奠老友。当时田中的遗孀田中岭在场迎接，两人皆泪洒墓前。“我对郭氏的敬佩之处是，在他来日的百忙之中，还特意赴叶山，到文求堂主人的墓前表示敬[21]意。”后来得知此事的长泽规矩也评价道。三
文久元年（1861），文求堂书店创业于京都寺町街四条北边路西，原本是皇室御用书店，店名“文求”，乃年号“文久”的谐音。江户末年日本内忧外患，尊王攘夷论随之兴起，文求堂出版维新派的著作，为之推波助澜。二代目田中治兵卫还以书店为据点，照顾各方维新志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的驻德公使、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1843—1900）。
明治维新后，文求堂改售各种清国刻本，兼营和刻本。京都大学教授神田喜一郎（1897—1984）查阅祖父神田香岩（1854—1918）一八八七年的日记，发现嗜好汉诗的祖父，曾在文求堂买到过当时正[22]流行的清朝“嘉道六家”诗集，包括吴嵩梁《香苏山诗钞》、孙原[23]湘《天真阁集》等。迁都后京都书店业萎靡不振，一九〇一年文求堂将店址迁到东京。
田中庆太郎出生于一八八〇年，年轻时就读于东京外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是著名书志学家岛田翰（1879—1915）的同班同学。岛田博闻强识，精于版本目录学，著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勘》等，其最重要的事迹是帮助三菱老板岩崎弥之助（1851—1908）买下湖州人陆心源的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藏书，建起静嘉堂文库。
内藤湖南（1866—1934）回忆：“光绪末年，中国各省的提学使十余人来到日本，其中还有几位校勘学的大家，却都被岛田很是戏弄[24]了一番。”这种说法真实性暂且存疑，但从这位精通版本的岛田那里，田中肯定受益匪浅，据中国学者的记录，两人也曾合作从中华民[25]国买入汉籍。岛田后来因试图偷窃金泽文库旧藏《文选集注》古写本而遭到警方逮捕，斯文扫地，在狱中自杀身亡，田中拾掇老友遗稿十二篇，集结成《访余录》出版。
大学期间，东京日本桥街上有一家专卖汉籍的书店青木嵩山堂，田中庆太郎经常去那里看中文书。暑假回京都时，他向父亲建议，不妨效仿该店老板青木恒三郎，从上海试着进口些石印本、铅印本新书，看看有没有销路。不久后从上海江左书林邮购的一批新汉籍，成为文求堂书店涉足中国图书业的开始。
一九〇一年大学毕业前夕，田中庆太郎第一次来到中国，游历了上海、苏州、杭州等地，饱览美景的同时，钻进一些书店“胡乱地买了一些杂书。不可思议的是，我将这些杂书带回日本后，不管什么全部卖出去了”。第二年他又去了一趟北京，“非常吃惊于北京有那么[26]多的书店”。
一九〇三年目录学家缪荃孙（1844—1919）来日本考察学政时，二月二十三日曾“过文求堂，购《御览》《左氏传》《六典》，均佳”，三天之后又来，“得至大《中州集》、影宋钞《杨诚斋集》，与[27]岩村子功写册叶”，可见田中的选书眼光独到，店里时有珍品。
此后田中庆太郎几乎每年都来中国，一九〇八年更是在北京购置房产，一住就是三年。刚开始，他自忖对中国古书的版本不够熟悉，所以拿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书日夜研读，与傅增湘等中国版本目录学家来往，出入琉璃厂各书肆，大量购买古籍、书画、碑帖邮寄回日本。
在读贵州人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时，田中发现此书被后人随意增删，各个版本袭缪沿讹，几丧本真，干脆自己花三个多月时间校勘诸本，并补辑莫氏未见之版本，一九〇九年二月排成铅字，[28]在北京德兴堂印字局出版。出人意料的是，书问世后大受欢迎，初印几百部顷刻售罄，后来又被上海扫叶山房、国学扶轮社多次重印。湖南藏书家叶德辉（1864—1927）记载：“莫批为苏州书估侯驼子借抄，流传至京师，遂为厂甸秘笈……日本书估田中庆于宣统初得其本，[29]以活字版印行，颇获大利。今沪上、京师已三次覆印矣。”说的便是此事。
在书热销那年秋天，消息灵通的田中得知敦煌发现了藏经洞，从那里回来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正在北京休整，田中就与罗振玉、王式通、董康、曹元忠等人登门拜访。当天的情形，十一月田中以“救堂生”的笔名在北京的日本人杂志《燕尘》上发表《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写道：
伯希和氏系年仅三十之青年绅士，颇具学者气象。会晤之际，伯希和氏不以西洋语，而以流畅之北京语交谈，并介绍其友人夏巴奈与曼托罗，欢谈甚洽。
伯希和氏为研究清国西陲之地理古迹，于前年从本国出发，经俄属中亚细亚，进入新疆。滞留库车八月，乌鲁木齐二月，吐鲁番数周，继续其研究。于乌鲁木齐听闻敦煌石室之事，遂经巴里坤、哈密至西安。知州某赠古写本一卷，系唐写本无疑，便于去年冬日至敦煌，滞留三月，终获三危山下石室所藏之写经与他物。
法国人当天只向众人展示了随身携带的几十件古文书，可件件“皆惊心骇目之贵重品，为唐写本、唐写经、唐刻及五代经刻文、唐拓本等，纸质不离黄麻、白麻、楮纸三种”，其内容包括《老子化胡经》《尚书·顾命》残页等。田中略带矜持地评价“鄙以为此乃学术上[30][31]之大发现也”，罗振玉则当场“诧为奇宝”。《燕尘》上的这篇文章发表十二天后，日本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同时刊发《敦煌石室的发现物》，日本学界这才知道敦[32]煌宝藏之存在。除了莫高窟以外，清末民初，欧美各国探险队蜂拥至中国边疆，吐鲁番、黑水城等地的西域文书渐出，作为日本最早目睹敦煌出土文献的人，田中庆太郎之后应当有所行动。但这类跨国文物买卖行为游走于中国政府法律规定的灰色地带，不能明目张胆地进行，只能从蛛丝马迹中稍为推知。
一九二二年，旅居日本的俄国学者聂历山（Nikolai A.Nevsky，1892—1937）委托敦煌学家、文求堂常客石滨纯太郎（1888—1968）道：“顷欲于自宅中研究西夏文，君若有暇，还望劳烦顺路去文求堂[33]打听下有无西夏文书，拜托拜托。”很有可能，当时田中并没有将这类文物信息刊载于《文求堂书目》中，所以聂历山才需要托熟人私下询问。
在北京那几年，田中的版本目录学功力突飞猛进，日积月累之下，[34]逐渐锻炼出了“看汉籍的天头地角，便可以认出书籍的好坏”的锐利眼光。对于这个少年老成的日本书商，当时在琉璃厂通学斋书店当店员的孙殿起（1894—1958）印象深刻：
日本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清光绪末叶，每年必至我国北京，搜罗书画法帖一次或两次……是时我国学者，多喜读集部书，故对于府州县志，无人过问；厂肆志书，多被他人买去。普通本以罗计，每罗一文明杖高，仅售现银一圆。其他善本稀见者，如《三关四镇志》，价亦相当低廉。其于书肆交易最密者，琉璃厂文友堂，隆福寺文奎堂。并经常托文友堂代搜《永乐大典》，每册现银壹佰元，购去数十册；并介贵阳陈崧山（田）庋藏明板书数十箱，其中明人集类居多数，全部捆载而去。此外旧本小说曲谱，亦多为他人购去。至我国商务印书馆以及各图书馆，购买志书、小说、曲谱者，皆在其后。[35]
田中庆太郎以手杖为单位买地方志的轶事流传甚广，张涵锐也有类似记载。贵州人陈田（1849—1921），专治明代文学，著有《明诗纪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仓皇离京，藏书经北京文友堂的中介，以三千五百金全部卖给文求堂，时人感叹“以视近年书价，直不可同日[36]而语”。四
一九一二年，田中庆太郎从北京回国。那年既是中华民国元年，又是日本大正元年，同为改元之年，两国的国运却天差地别，这从文物流动的方向便可窥见。刚三十出头的田中占据天时地利，人称“本乡鬼谷子”，凡古籍、书画、古砚皆有所涉猎，一举成为此后几十年中国古籍东渡的弄潮儿。北京琉璃厂一带的书肆自不必论，上海的中国书店、蟫隐庐、博古斋、来青阁、汉文涧等，也一直与文求堂保持[37]着密切的业务往来。
来自北京的旧版书，来自上海的石印本、铅印本，日本的和刻本，文求堂贩售的书日益可观。这从大正二年一月的《文求堂唐本目录》中可窥知一二。目录上以清刊本和明刊本居多，后者包括南监本《后汉书》、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郑晓《吾学编》、陈建《皇明通记》等。更引人注目的是宋版书，如著名的南宋绍兴年间“眉山七史”（有学者认为其刻于杭州而非眉山），文求堂仅缺其中《梁书》一种而已。
单套书的价格一般在十圆以下，初印本、宣纸印本会提价到几十圆，标价几百圆的往往是珍品。至于上千圆的书，翻遍目录，仅有宋版《史记集解》一部而已。此部书一匣十四册，为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本，原本一百三十卷，仅存五十八卷，标价一千五百圆。再翻阅二月的《文求堂唐本书目》，已经不见此书的条目，买走此书的是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说宋元板》一文中，他在讲到宋元版书的避讳问题时，提到一句：“从我自己的藏书中，根据年号明确的本子来考察，可以知道当朝天子的讳是不缺笔的。从家藏绍兴年间板的《毛诗正义》以及《史记集解》来看，高宗的构字[38]并不缺笔。”说的便是这部天价书。由书首题记可知，此书早在室町幕府时代便传至日本，曾先后被井井居士、岛田重礼收藏。
在得到此书之前，湖南已经收入一部竹添光鸿手装、北宋小字刊本《史记集解》六十九卷，据尾崎康的统计，此乃日本目前除佛经外[39]仅存的十部北宋版书之一。得到这两部宋版《史记集解》后，湖南先是特制一枚印章“宝马盦”，后又写下《恭仁山庄四宝诗》七绝四首书赠田中庆太郎，诗曰：
奇篇只合属吾曹，岂许老伧论价高。[40]
史记并收南北宋，书生此处足称豪。元刻本《诗集传音释》，《文求堂善本书目》之一
一九二九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双鉴楼主人傅增湘（1872—1949）访问日本，调查中国古籍。十月底，他慕名来到京都府南郊加茂町瓶原村的恭仁山庄，内藤湖南亲自为傅氏备茶，尽出唐钞宋椠共同品鉴，除了《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抄本、《满清纪事》日本活字本、《夷氛闻记》抄本外，最贵重的就是这部绍兴版《史记集[41]解》了。傅氏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描述完了此部书的版式后，接着鉴定其为南宋版无疑：
每叶钤“兰陵家藏书籍”朱文印，为日本飞鸟井伯爵故物。
按：此本铁画银钩，字体雕工与瞿氏藏周易相类，是南渡初建本之精者。又，此书行款前后不同，或有因此致疑者。然以余所见，宋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半叶十行十八字，卷十五以后则为每行十九字。又见元刊《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半叶十二行二十一至二十四字，卷三以后有十三行十四行不等，并有缩[42]至十一行者。宋元本间有如此者，不足怪也。
现藏京都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的《清三朝实录》，据学生神田信夫说，也是内藤湖南一九一三年从文求堂购入的，当时的价格是三百圆[43]。据内藤湖南自述，这部编年体史书是江户时代随唐船来日的旧[44]抄本，文化四年（1807）由村山芝坞、永根冰斋二人刊刻。五
田中庆太郎从北京总共收购了二十册《永乐大典》，五册辗转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十五册归东洋文库，“进入中华民国，关于清朝掌故类的书籍如满文、蒙文的书籍，在清朝时非常贵的《皇朝礼器图式》、《皇清职贡图》等类，一时间价格都降了下来。当时我还不傻，知道这必定是一时的现象，就搜集购买了不少这些便宜的书……[45]再以几倍的价钱卖出去，也还是便宜”。田中总结出一个规律：学术潮流和政治变革会影响书价，古书店必须在最恰当的时机买入。
在一九一七年发表在《史林》杂志上的一篇考证《宪台通记》的文章中，内藤湖南提道：“数年前，现任中国大理院院长董康氏侨居京都吉田山时，带来了十六七册从北京书肆买到的《永乐大典》，分给了我、京都帝国大学、其他大图书馆及个别学者。之后，东京文求堂也从北京弄到了几本，最后都被富冈谦藏氏收藏。我从董康氏那里[46]也分得一册，为两卷装订在一起。”
携《永乐大典》到日本的董康（1867—1948），字授经，江苏武进人，清末进士，著有《书舶庸谈》，并编纂有《民法亲属继承两编修正案》《集成刑事证据法》等。辛亥革命后，董康、罗振玉、王国维三人先后流亡日本，与京都学派诸君关系密切。董康的本业是法律，也酷爱藏书，专收戏曲小说，鉴于一九一一年以后东京“旧书价之昂贵，等于厂肆。东邦古刻，俗所称五山版者，其价尤倍于宋椠”[47]，在日期间他为筹措资金，时常倒卖书籍，与岛田翰志同道合。两人不但相互交换藏书，还曾“秋日相与访书于西京奈良间，纵观古[48]刹旧家之藏”，一个多月后方尽兴而回。
北洋政府成立后董康回国，官至司法总长，人称“董大理”。一九二六年他被孙传芳购捕，避居日本半年，每天都在宫内厅图书寮、尊经阁文库、内阁文库等地调查古籍善本，居间牵桥搭线的多是田中庆太郎。时任东洋文库长石田幹之助回忆，“在田中先生处相遇最多[49]的……外国方面，有中国的董授经先生”。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董康的日记中有“田中约至（东京）大学赤门前杏花楼晚餐”的记录。当天到场的，还有内藤湖南及其学生稻叶岩吉（1876—[50]1940），四人畅饮至深夜方散。
一九三七年，董康落水与日本人合作，任华北伪政权司法委员会委员长。八年后日本战败，他被国民政府逮捕下狱，后保外就医，八十一岁时病死于北平家中。二〇一四年，北京大学花高价从日本回购的大仓文库两万册，其中不少是董氏诵芬室的旧藏，因为经济问题卖给大仓喜八郎。鲁迅是颇看不上这类行径，曾评价董康不过因复刻古[51]本而闻名，“算不得学者”。
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与文求堂亦有渊源，两人都曾在此出书。大哥鲁迅较早，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云：“收文求堂印《鲁迅小说选集》版税日金五十。”同年六月二日又有“得文求堂田[52]中庆太郎信”的记录。
一九三四年八月周作人访日期间，经郭沫若介绍认识田中庆太郎[53]。十七日上午，周“同耀辰往文求堂，访田中君。未几，郭沫若君亦来，同往千驮木町田中宅，即旧森氏观潮楼也。午在大学前‘钵[54]の木’洋食，田中氏夫妇为主人”。这里的耀辰，指的徐祖正（1895—1978），“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与周氏兄弟过从甚密。后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创立东方语言文学系，徐氏亦受聘为该系教授。森氏，则是日本著名小说家森鸥外（1862—1922）。三十年代中期田中在东京有两处高级房产，经济上想必颇为宽裕。
翌日，田中再度邀请周作人来文求堂书店看书，并约定两天后一起拜访中村不折（1868—1943）。中村是东京书道博物馆的创始人，其私人藏品囊括甲骨、先秦青铜器与敦煌、吐鲁番写本。郭沫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