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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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探秘历史
光绪亲爹奕譞为何巧立名目修建颐和园
时光荏苒，光绪帝成长为少年天子，慈禧兑现归政诺言的那一天如期而至。对此，慈禧是怎样的表现呢？她为什么搬出了闲废已久的醇亲王奕譞？
面对慈禧的故作姿态，以奕譞为首的朝廷大臣将持何种态度？奕譞挪用海军经费营建颐和园，包含着怎样的苦心？
光绪帝的亲政大典如期举行，他从此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了吗？
慈禧清洗了恭亲王奕䜣后，以光绪皇帝唯一监护人的身份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然而，太后垂帘终有结束的那一天，因为古代是男权社会，女人主政没有合法性，慈禧代行皇权的前提是皇帝的年幼无知。光绪毕竟在一天天地长大，他亲裁大政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又发生了哪些曲折波澜呢？
少年天子，抑郁寡欢
就在恭亲王奕䜣被逐出军机处、中法战争炮火连天的这一年，光绪皇帝虚岁十四岁了，表面看去，他面容清秀、身材单薄、沉默寡言，是个忧郁的大男孩儿。
光绪帝身高比同年龄的人矮小，而且十分瘦弱，这既有先天遗传的因素，也受到后天营养不良的影响。据末代皇帝溥仪回忆，他小时候听太监说，光绪肩上的骨头瘦得突出了两个棱，太监们恭维说万岁爷不是瘦而是“肩担日月”，是当皇帝的“福相”。
光绪帝说话多少有点儿口吃，所以，总是沉默寡言，这主要是宫廷制度束缚的结果。每天清晨，光绪帝战战兢兢地来到慈禧的寝宫请安，然后到书房听师傅讲课，一天到晚说不上几句话，语言功能得不到充分的锻炼，一着急就结结巴巴。
光绪帝胆子很小，尤其害怕打雷，有时上课上到一半儿，窗外突然电闪雷鸣，他就一头扎入师傅翁同龢的怀中。后来光绪帝长大了，每逢打雷的时候，他就命令太监们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呐喊，以此掩盖雷声。
光绪帝虽然看上去很文弱，但脾气较为暴躁。他自小由太监抚养长大。太监照顾他的饮食起居，陪他做游戏，一时兴起，顾不上君臣礼节，说话未必句句注意，甚至利用皇帝口吃的弱点，反唇相讥，弄得小光绪哑口无言又无可奈何。但现在太监们不敢跟皇帝这样随便了，每当太监出言不逊的时候，光绪帝挥拳就打——别看太监敢跟光绪帝顶嘴，但不敢还手。另外，光绪帝一旦心情不好，往往会摔东西撒气，一次大怒，居然挥拳打向一个座钟，结果把座钟打坏了，自己的手也被刺破出血了。
不过，总的来说，师傅们评价光绪帝的综合素质要好于同治皇帝，虽然对光绪帝的教育也不乏波折，但他不时有令人惊喜的进步。比如，光绪三年（1877）冬，北方大旱，小光绪每天临睡前按师傅的教诲，在心中默默祷告，祈请上天降下瑞雪。腊月二十七的这天早晨，刚刚起床的光绪帝突然发现天空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他高兴极了，不料却因此惹来了一系列的不愉快。
先是光绪帝决定冒雪前往上课，太监担心皇帝受凉得病，一定要给他打伞，双方拉拉扯扯，闹得较为扫兴；再者这场雪到中午就停了，一共才下了一寸厚，光绪帝放学出门一看，院子里的雪又让太监给打扫干净了，因此十分伤心。在光绪帝看来，这是上天为我降下的瑞雪，你们凭什么给扫了呢？他生气地说：这些人真不懂我的心思，就像长沮、桀溺不理解孔子一样。这事儿记载在《翁同龢日记》里面，光绪自比孔子，把太监们比作不理解孔子的长沮、桀溺，既体现了帝王的身份，也能灵活运用古籍里的典故，还反映出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这年光绪才七岁，京城士大夫传诵一时，认为他将来肯定是一位贤明的君主。
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光绪帝从小就充满了好奇心，他一度对钟表产生了兴趣，拆坏了不少钟表。后来翁同龢一再劝告皇帝不要玩物丧志，并让太监藏起了很多钟表，光绪帝才罢休。随着一天天长大，他对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据说光绪帝学习很用功，即使临睡前也要背诵一段儿古代经典，不论走到哪儿，手里常常拿着一本书，没事儿就开卷阅读。慈禧愿意看戏，但光绪帝偏偏对此没什么兴趣，慈禧看得兴致勃勃，转头一看，光绪帝正手捧书本，用心地阅读着，文化水平不高的慈禧也赞叹不已。
十余年间，光绪帝在宫中读了很多书，从“四书五经”入手，涉猎《史记》等古代史学作品，还有祖宗的“实录”、“圣训”，记述本朝历史的《圣武记》、《东华录》，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海国图志》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读了《皇朝经世文编》等政论类的作品和西方的汉译本著作，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知识储备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虽然对帝王的教育缺少考试这个环节，不过十四岁的光绪帝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当时中法战争战局紧张，考虑到光绪帝毕竟不是孩子了，所以，翁同龢授课时也谈一些时政。为了给日后执政打基础，慈禧太后有时也会让光绪帝看一些奏折。光绪帝表现出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忧虑，他的书房里挂上了巨幅的越南地图，每时每刻关注着前线的局势。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初期清政府在“和”、“战”之间游移不定，光绪帝明确表示出主战的立场；当法国侵略者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光绪帝认为应该坚定地拒绝；当战局进展不利的时候，光绪帝忧心如焚；当得知中国军队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时，光绪帝兴奋得不得了。由此反映出少年光绪不甘沉沦，要重振王朝雄风的大志向。面对国势衰颓的局面，朝野人士纷纷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的亲政上，因为清朝是爱新觉罗的天下，太后垂帘仅是个过渡。现在光绪帝已经成长起来，慈禧难道会永远把持政权不放吗？
起用奕譞，壮大后党
此时的光绪帝十四岁了，这是个重要的年龄。在清朝历史上，顺治皇帝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康熙皇帝八岁登基，也是十四岁亲政。所以，光绪皇帝十四岁的年龄对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构成了挑战，慈禧向光绪移交政权的问题因此突显出来了。但此时满朝大臣无一人敢提这事儿，大家等着慈禧“自觉”归政。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慈禧不可能不归政，但也不会很快归政，估计她要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会兑现诺言。
光绪皇帝亲政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慈禧对权力的贪欲，这是专制统治者的普遍心态，这些年来，慈禧已经习惯了一呼百诺的威风和群臣的欢呼——当然，慈禧也知道自己是代替小皇帝暂时行使皇权，她主宰国家命运带有“过渡性”和“权宜性”，她的心态是拖一天算一天；再则，实事求是地说，不光慈禧不愿归政，朝臣中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垂帘听政的拥护者，他们也害怕光绪主政后国家权力格局出现调整，从而影响到自己的权势地位。这些人构成了慈禧垂帘听政的“群众基础”，被称为“后党”。
就在光绪帝十四岁这年，后党势力得到了壮大。这一方面由于恭亲王奕䜣被清洗，朝廷中已不存在能对慈禧制衡的势力；另一方面，慈禧将醇亲王奕譞提升到最高统治集团中来，这使得后党集团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在奕䜣被撤去一切职务的第二天，慈禧发布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实际上就是让奕譞主持军机处。由于奕譞是皇帝的生父，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所以才没有正式任命为军机大臣。
读者可能奇怪，奕譞作为皇帝的父亲，应该是“帝党”才对呀，他主持军机处怎么会有利于后党呢？
原来，自打儿子被慈禧要去当了皇帝，奕就深知自己处境的危险。按一般的理解，儿子当了皇帝，父亲不就是“太上皇”了吗？他已经具备了危及慈禧独裁统治的可能性，能不成为慈禧的眼中钉？奕譞是慈禧的小叔子兼妹夫，深知这位嫂子兼大姨姐六亲不认、心狠手辣的作风。从一件小事儿就可见一斑：奕譞的福晋是慈禧的亲妹妹，一次顶撞了慈禧，慈禧居然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报复妹妹——赏给妹夫一个貌美的宫女做妾。因为是皇太后赏的，奕譞不能不要，奕譞福晋的心情可想而知。这就是慈禧的风格，她有一句“名言”——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痛快！
姨太太进门，算是侧福晋，专跟福晋作对。自己的妹妹从此没有好日子过，慈禧称心了。按说奕因此走了“桃花运”，是件美事儿，其实不然。这位姨太太因为有太后的背景，醇王府上下都对她高看一眼，加上她时常进宫打小报告，奕譞即使在家门之内也不敢说一句真话了。他自号“退潜居士”，命名自己的书房为“退省斋”，写了很多谦抑退让、感恩不忘的条幅，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既担心自己的命运，也忧虑儿子的前途，活得战战兢兢。
自打光绪进宫为帝，转眼已经十年了。此间奕譞以全部精力讨好慈禧，他先是急流勇退，不过问大清国的政治，以此表明毫无野心；再则不失时机地给慈禧抬轿子、戴高帽，哄嫂子高兴。正是看准了奕譞的这一弱点，慈禧在清洗了恭亲王奕䜣之后，搬出已成“惊弓之鸟”的醇亲王奕譞，让他主持军机处。可见，奕譞的复出意味着慈禧后党势力的加强，而且，奕譞毕竟是皇帝的生父，他带头给慈禧捧场，效果是任何人都不能发挥的。比如在慈禧向光绪归政的问题上，朝臣夹在太后和皇帝之间不好表态，既想支持慈禧继续垂帘，又怕得罪了光绪皇帝，而奕譞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只要奕譞第一个发出反对归政的声音，后党集团立即就会有赞成的声浪，这样一来，慈禧继续把持国家政权就顺理成章了。
自导闹剧，继续掌权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公历是188年7月11日，清晨，慈禧太后召见了奕譞以及军机大臣等。她首先表扬了光绪帝学业的进步，说皇帝今年十六岁了，十余年来的学习态度是端正的，表现是积极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近来披阅章奏，论断古今，能够剖决是非，权衡允当。然后她话锋一转，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于明年正月撤帘归政，让光绪皇帝掌握国家政权。
慈禧太后的表态立即使奕譞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按照人之常情，奕譞何尝不愿意儿子早日亲裁大政，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但他知道政治的险恶和宫廷里面的言不由衷，自己稍有不慎，将祸患无穷。所以，他立即表示：完全赞同皇太后对皇帝学习成绩的肯定，但国家政务千头万绪，皇帝的学业正处在关键时刻，如果能缓两年归政，皇帝在学业上会获得更大的收获，将来执掌政权，才能够更好地贯彻太后的意志，那将是大清国臣民的幸运。有了奕譞的带头，后党人士自然起劲儿鼓噪，一时要求慈禧继续掌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不料慈禧不予理睬，根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她下发懿旨，宣布：惟念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皇帝继统御极，仰承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当此典学有成，正宜与内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济艰难，自应钦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
慈禧命令钦天监在明年正月内选择良辰吉日，举行亲政大典，然后结束了召见，在李莲英等太监的簇拥下，头也不回地退朝了。王公大臣面面相觑，不知慈禧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奕譞一时没了主意，退至朝房，大家一起商量，决定再次请求慈禧继续掌权。为了让慈禧顺从“民意”，必须营造更大的声势。当然，在慈禧继续执政这个大前提下，王公大臣也有分歧：有人主张将慈禧归政的年限推迟到四年后——光绪皇帝二十岁的时候；有人主张慈禧明年就归政，然后以“训政”的方式执掌国家政权。所谓“训政”就是光绪帝按照慈禧的训导执政。其实，这两个方案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慈禧掌握政权，实质是一样的。
蒙古王爷伯彦讷谟祜主张推迟归政。这位僧格林沁的后代已经没有了父辈的骁勇，他上了一个满纸谄媚之词的奏折，首先回顾了慈禧皇太后对国家的“杰出贡献”以及执政期间忙得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的辛苦，因此，他说他做梦都希望皇太后能够从紧张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颐养天年，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但话锋一转，他又振振有词地列举了慈禧必须推迟归政的三点理由：其一，皇上聪明异常，过目成诵，六经诸史，早在好几年前就能说出大概，但书山有路，学海无涯，皇上还是应该趁着年轻，再扎扎实实读几年书。
其二，治理天下每天都要看奏折，皇上近年进步很大，能够一目了然，但中国太大了，头绪太杂了，往大了说有军事、农业、礼乐制度，往小了说有盐法、关税、治河、漕运，要都搞明白也不容易，所以，还得学习。
其三，皇上汉语很好，满语也不错，听说读写样样精通，但在满汉语言的互译方面还没有十分精熟，还有深入钻研的必要。
总之，这篇奏折希望慈禧再鼓足干劲儿，辛苦几年，“俟一二年后，圣学大成，春秋鼎盛，从容授政”。而奕譞则希望皇太后训政，也上奏折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这场闹剧中的重要角色——光绪皇帝尚未表态，这实在令慈禧尴尬。为此翁同龢一再劝说，光绪则表现出了固执的一面。后来见师傅跪地哀求，他才不得不违心地跟慈禧客气，希望亲爸爸继续执政，他担不起大清国元首这份重担。慈禧的面子得到了满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她依然下发懿旨，宣布：
垂帘之举，出于万不得已，十余年来深宫训导，欣见皇帝典学有成，特命于明年正月内举行亲政典礼，审慎宣纶，权衡至当，不容再有游移……该王大臣等所请训政数年及暂缓归政之处，均毋庸议。
国家值此时艰，饬纪整纲，百废待举。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据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持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可见，慈禧利用以奕譞为首的朝廷大臣提供的台阶，最终选择了“训政”这种形式，以此继续把持国家政权，这是慈禧的高明之处。古语道：人无信不立，既然承诺皇帝成人就归还政权，如果自食其言，难免蒙受信誉上的损失；相反，改换一个“训政”的名目，不仅容易掩人耳目，而且时间可长可短。在这种体制之下，慈禧操纵光绪帝，支配国家政权，跟原来的垂帘听政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营建名园，煞费苦心
经过一番言不由衷的“恳请”和“辞让”，终于确定了今后的权力格局——慈禧以“训政”的方式继续把持政权。当然，光绪帝毕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随着慈禧一天天衰老，国家政权无疑最终属于年轻的光绪帝，只是由于慈禧的存在，光绪帝登顶权力巅峰的过程会漫长和坎坷一些。
跟年轻气盛的光绪帝不同，醇亲王奕譞看得更深远些。为了使儿子能顺利地走完漫长、坎坷的“登顶”之路，他煞费苦心，以儿子的名义备办了一份“厚礼”，献给了慈禧太后。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
奕深知慈禧多年来有一个梦寐以求的愿望——搬出紫禁城，住到湖光山色的园林中去。紫禁城建于明朝，建筑压抑单调，里面清规戒律繁多，清朝皇帝大多不愿意生活在其中。所以，从康熙开始，在热河营建了避暑山庄，在北京西郊营建了“三山五园”。雍正、乾隆等君主除了冬天和举行典礼以外，基本住在园中。然而，自打同治以来，园居生活成了清皇室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因为避暑山庄不仅遥远，而且是咸丰帝驾崩的伤心地；三山五园又惨遭英法联军的破坏，满目疮痍、触目惊心。
慈禧早年在圆明园中跟咸丰帝有过一段短暂但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爱情的结晶就是同治皇帝，慈禧因此改变了命运。出于对青春的怀念和对舒适生活的向往，修复圆明园就成了她魂牵梦绕的理想。为此她曾在同治末年大力推动修复圆明园的计划，但遭到满朝大臣的一致反对，理由十分简单——没钱。据估算，修复的经费至少需要两千万两白银。经过太平天国战争的打击，国家百废待兴，用钱的地方很多，统治者自己先修一座园林，社会影响肯定不好，所以，慈禧不得不压抑起强烈的欲望，仍在紫禁城中“蜗居”。
光绪帝不开窍，但他爸爸奕看出了这一点，而且，这不光是为了讨慈禧的欢心，园子建成后慈禧在那里游山玩水，也免得在紫禁城中指手画脚，光绪执政或许能顺利些。所以，奕下决心给慈禧修一座园子。经过评估，选定了清漪园，这里有山有水，不大不小，不像圆明园那样显眼；而且，这原是乾隆皇帝为母亲做寿修建的，现在重建，从光绪孝敬慈禧的角度来说也算合情合理。至于建设经费，奕知道国家财政依然窘迫，一旦开工又会惹来一片批评，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原来，在刚刚结束的中法战争中，陆战打得还算差强人意，海战则一败涂地，为此，奕建议加大海军建设的力度。慈禧采纳了这一建议，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奕譞负责。光绪十二年八月，奕譞上奏慈禧，要选派北京的八旗子弟操练水战。在哪儿操练呢？奕说，清漪园中万寿山下的昆明湖水面辽阔，再合适不过了，而且，一旦训练出眉目，就请太后和皇帝前往检阅，为此，他还要修复清漪园的一些建筑。慈禧心领神会，立即批准了奕譞的建议。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午时，即公元1887年1月8日正午，在昆明湖畔举行了“水操内学堂”的“开学典礼”，一共六十名中国未来的“海军人才”向孔子像行跪拜礼，然后向教师行礼。典礼草草结束，官员们立即赶往万寿山下，举行排云殿的供梁仪式，重建正式启幕。工程由海军衙门一手包办，不用国库拨款，所以一开始大家并不知晓。随着工程规模超过了海军建设的需要，群臣也明白了此举的真实用意，随即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根据《清德宗实录》记载，慈禧特意下发懿旨，做出三点解释：
第一，工程在乾隆年间的基础上进行，并非新建，而且款项出自“节省羡余”，不用国库拨款；第二，外间传闻修复圆明园是没有根据的，别说国家没钱，即使将来“民康物阜，四海乂安”，也不修圆明园，因为她追求节俭，各级官员也要力戒浮华；第三，此举是皇帝的孝心，她不忍过于拒绝。慈禧说得振振有词，加上其独裁地位已经确立，群臣大多缄口不语，没掀起大的波澜。
其实，光绪帝对万寿山工程十分矛盾，他不愿意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浪费大笔金钱，更不愿言不由衷地讨好皇太后，但碍于生父的一片苦心，再则想到慈禧搬出紫禁城，也油然而生一种“当家做主”的冲动，于是，按师傅翁同龢的指点，为这座即将竣工的园林题写了匾额——“颐和园”，作为厚礼献给了慈禧。慈禧笑得合不拢嘴，告诉皇帝要“勤政典学，克己爱民”，把大清国治理得蒸蒸日上，那才是最好的礼物和最大的孝心。
附带指出，据戚其章先生研究，重建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合计八百六十万两白银，这差不多可以再建一支北洋舰队。奕譞自知理亏，所以重建较为低调，没有修复万寿山后山的建筑，面积也较乾隆年间的清漪园稍有缩减，重新调整了一些景点的布局。虽然此次重建规模不及乾隆年间，但后人一致评价颐和园的布局要好于清漪园，造园水平甚至能超过圆明园的某些景点。经东宫门进入颐和园，先是两重四合院似的建筑群，核心为仁寿殿，虽不乏皇家气派，但终究比不上紫禁城的恢弘壮丽。然而，从仁寿殿西南角绕过假山前行几十步，放眼望去，顿觉豁然开朗，只见碧波万顷的昆明湖、绿树葱茏的万寿山、巍峨庄严的佛香阁以及数不清的亭台楼阁点缀出了一个人间仙境！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世界文化遗产”、最美的皇家园林——颐和园。
掩人耳目，亲政大典
就在颐和园工程起步之际，光绪皇帝的“亲政大典”也在紧张地谋划着。光绪十二年初冬，慈禧批准了“训政细则”，其实就是比照垂帘听政的章程稍加删改而已，在礼节方面基本未作改动。考虑到垂帘听政已经结束，决定撤去慈禧面前的半透明纱帘，但换上一面半透明的纱屏。可见“训政”跟“垂帘听政”比较起来，本质上换汤不换药。
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公历是1887年2月7日，光绪皇帝的“亲政大典”如期举行。半夜时分翁同龢起身开门一看，只见一轮明月如同金盆一样悬挂在一尘不染的天际，将月光洒向万籁俱寂的北京城。晚冬的夜空虽不温暖但没有一丝寒风，他在日记中赞叹说，这是几年未见的好天气，他要前往紫禁城，参加皇帝的亲政大典。
翁同龢进入紫禁城的时候虽是半夜，但里面灯火通明，人们身着盛装，表情严肃又充满了喜气。凌晨四点，光绪帝前往大高殿、寿皇殿，向祖宗画像行三跪九叩大礼。经过一番庄严又烦琐的礼仪，光绪帝圆满完成了使命，当他回宫的时候，东方已经现出了鱼肚白。
清晨八点刚过，光绪帝乘大驾从隆宗门而来，在永康左门下轿，由亲王重臣簇拥走到慈宁门，向西而立。这时乐队高奏《豫平章》，慈禧太后在乐曲中升座。光绪帝率重臣走到拜垫前站好，丹陛大乐奏响《益平章》，赞礼官高喊“跪拜”，光绪帝率王公大臣向慈禧三跪九叩。与此同时，跪拜声传至午门外，齐集在那里的三品以下官员同时行礼。礼毕，光绪帝率百官站立，目送慈禧离座回宫，然后率重臣前往太和殿。此时旌旗招展，乐曲大作，看着身穿皇帝礼服的光绪走向宝座，翁同龢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天颜甚精彩也！”
其实，无论是翁同龢，还是光绪帝，心情都是复杂的，至少应该是喜忧参半。他们乐观地幻想着未来的美好前景，但就眼前来说，光绪并未获得与他身份相配的皇权。这场所谓的“亲政大典”不过是慈禧继续把持国家政权的幌子而已。
慈禧甚至表示：皇帝亲政之始，即使稍有疏忽，也可以宽容理解，为此满汉大臣均有辅助之责；至于学无止境，本可以边干边学；最后宣布按照钦天监所拟良辰吉日，于明年正月十五日卯时举行皇帝亲政大典。
虽然慈禧做出了这样“坚决”和“开明”的姿态，但熟悉中国专制政治的人都知道，慈禧这是言不由衷，所以，反对归政的呼声并未因此平息。醇亲王奕譞“重申愚悃”，礼亲王世铎一再“沥诚吁恳”，很多人上疏请愿，一时声势浩大。慈禧见火候差不多了，才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扭扭捏捏地宣布：
扑朔迷离：商代妇好墓的主人到底是谁
商代共有五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商代的文化，现在只能体现在青铜器和玉器方面。对历史有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商代时期的玉雕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些精美的艺术品可谓是美轮美奂，其精美程度现今可从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中见证。那么这个妇好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呢？竟会有如此多的玉器在其中？
对一些文物出土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商代中最重要的大墓就是妇好墓了。这个墓是在1976年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西南侧被偶然发现，经过国家考察队很长一段时间的挖掘和研究，最后证实了这个墓的主人就是商代的第23代王的配偶之一，名字叫做妇好。这也是从墓中的大量文物上记载着“妇好”这两个字来看，才确定名字为妇好。从文献中记载，商王的名字是按照“甲乙丙丁”来算的，所以妇好应该是商武丁王的配偶之一。这位妇好不仅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她还是一个女将军。妇好生前备受武丁王的宠爱，主管国家的军事，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在甲古文中记载，妇好曾经多次率兵征战，最多的一次竟带兵13000多人，是甲骨文记载中动用人数最多的一次战斗。真可谓是女中豪杰。
此外，妇好墓是殷墟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它的发现让人们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了三千多年前商代的社会生活和艺术。除此之外，妇好墓也是殷墟仅有的一座能与甲骨文的记载相印证，从而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年代的王室墓葬。因此，它也为人们研究商朝的历史提供了最为鲜活的标本，在人类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地位可想而知。
妇好的墓葬中共出土文物1600余件，其中的玉器就占了755件。可见妇好是一个特别喜欢玉的人。其中一大批动物造型的玉雕作品生动传神，栩栩如生，都验证了当时的工艺水平是非常高超的。而且其中有500多块都是佩玉，有孔，可以在身上佩戴。玉的品种也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从此处推断妇好真是一个嗜玉如命之人。
在专家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和清洗时，发现了大鼎上有关于“司母辛”铭文。发现其中有铭文的青铜器共210件，其中关于妇好的铭文就有109件。在有“妇好”铭文的青铜器中，有分体甗（灶）、有3个大甑（蒸锅）。由于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将自用的锅灶作为礼品送人的礼仪，所以这些炊器具应该是墓主本人自用东西的可能性最大。另外，墓中出土的青铜钺做工精细，形式威猛，两面都饰有虎扑人头像，这是军队最高统帅的象征，一般人是绝对没有资格手持这样的铜钺的。从这些出土的器物种类，还有器物上的铭文来看，又一次证实了墓主人正是甲骨文中记载的那位英武的女将军、尊贵的王后——妇好。
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文物，对现今的玉器研究和推广都是具有很深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件玉器就是一个跪坐的玉人，专业术语叫“跽坐”。这是一个圆雕的玉件，所谓圆雕，就是立体雕，雕好后前后、左右、上下，转着圈儿都能看。还有一种叫浮雕，大多数都是纹饰高出平面，看凸起的纹饰。再有一个是透雕，从字面上就可以看懂，应该是镂空型的。雕刻工艺大致分成这3类：圆雕、浮雕、透雕。
关于妇好墓出土的这个玉人，还有一个没有被解开的谜团。那就是有一个不明物体从玉人的左侧插入后背，从侧面看得很清楚，许多专家都不能给它名字，暂时只好定一个名叫“柄形器”。人们对这个玉人有诸多的猜测：首先，这个玉人就是妇好自身形象，身后的柄型器应该是一个礼仪用具，但具体的作用就不得而知了。其次，这个玉人也可能是一名巫师的形象，那么柄形器就有可能是一个法器了。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猜测罢了。
当然，留给人们疑惑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为什么妇好的墓会出现在宫殿区，而不是出现在王陵区呢？商代的墓葬上面一般都不会有房子，为什么妇好墓上就有一座同时期的房基呢？诸如此类的历史疑问只能等待日后有更多的考古学家们去为我们揭开谜底了。
诸葛亮奉行德治任用虚伪断送蜀汉江山
在蜀汉的君子大营里，王平与魏延分别代表中规中矩与特立独行，“以德治国”的诸葛亮，对二人的使用态度大相径庭。刘备死后，诸葛亮碍于青黄不接的人才形势，不得不用魏延，但时常把魏延纳入“普通战将”一员，甚至与陈式之流的三流牙将并列，对其始终不放手使用，而对于战绩平平的王平，则宠爱有加，助长其爬到魏延头上。
汉中太守一职，是蜀汉要位，其地位不次于“荆州牧”，得此职相当于“第二关羽”。当这块云彩飘落到魏延头上下起雨来时，蜀汉众将无不艳羡。
个性同本领一样强，这是魏延的特点。关于他的才气与功绩，无论史书还是演义，都是公认的卓著。每次战役均打前锋，斩王双，救危难，屡立战功。尤其献“兵出子午谷径取长安”妙计，为后人称道。当刘备把“汉中太守”授予他时，其实已经视他为“韩信再世”。
然而，争夺汉中太守职位的暗战并未结束，封疆大吏，谁不觊觎？
那么大的魏延魏文长，谁能将他淘汰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人竟是战绩平平的王平。
关于王平将军，史书三国志记载寥寥，《三国演义》中也以只言片段出现，其中，公认的最大战功是在街亭之战中，力阻马谡山上扎营——
诸葛亮开始北伐，兵出祁山。派参军马谡去把守战略要地街亭，王平为马谡先锋。马谡察看地形后，决定舍水上山。王平一再劝阻，马谡不听。后蜀军水源被断，大败，士卒离散。唯王平领本部千余人虚张声势断后，收拾败军徐徐而退。事后，马谡被诸葛亮军法从事，而王平“因功”破例升为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
可见，王平将军的特点与名字相符——四平八稳、谨慎作战。这恰与他的主帅诸葛亮的作风不谋而合。诸葛亮数次北伐之所以不能积小胜为大胜，就是因为他坚持四平八稳的作战风格。稳当的王平，在主帅眼里，是十分可靠的。
然而，既然王平将军这么可靠，为什么一直没有担任什么主将呢？
诸葛亮当然也明白，一般的军事奇才，大都个性鲜明。魏延是个有个性的军事奇才，而王平与魏延相比，不仅少有奇谋，而且几无个性。稳扎营，坚守战，王平可以一用，但出奇制胜的大手笔，就难为这位“平将军”了。
王平最终取代魏延，从才气而论，基本上是逆淘汰的结果。
从荆州到长沙，由汉中至成都，魏延业绩卓著却一步一个坎，到了孔明手下，更是成为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待遇越来越低，最后领导死了也不放过他。令他亦以死亡出局。这一切皆因他的个性……
魏延因个性出局，王平因庸常胜出。在主帅诸葛亮手下，魏延处处走背字，而王平则如与兔赛跑之龟，慢慢耗到前头。
陈寿《三国志》评王平“忠勇而严整”。又说他“性狭侵疑，为人自轻，以此为损焉。”
一个“轻”再加个“损”字，道出了王平实乃善于捡漏一“庸才”。
史官的话一般不会空穴来风，我们不妨追溯一下王平的“功勋”疑点，发现陈寿所言不虚，其来有自。《三国志》记载了王平参与的三大战役：
一是家喻户晓的街亭之战，二是祁山之战，三是汉中保卫战。
在街亭之战，参军马谡一败涂地，而作为先锋的王平，却不战成名，捡了个了参军的大便宜。在诸葛亮死后，蜀军内讧中，王平站在杨仪一边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当杨仪命他追击魏延时，王平自知武功比魏延差不少，不敢追。而当魏延被马岱斩杀后，他渔翁得利，又捡了个“汉中太守”，终于坐上了汉中第一把交椅。在接替魏延，出任汉中太守后的汉中保卫战中，王平遭遇草包大将军曹爽都不敢出战，效仿的却是“魏延战法”，坚持守兴势围，拒敌待援之策。可见，此公除了免战消耗，实无过人之处。
诸葛亮用人，基本上沿袭的是汉朝“举孝廉”遗风，注重表现出来的“德行”。而好德胜于好才，必有虚伪无能之徒表演的舞台。
那关羽镇守荆州时信任的大将潘睿、糜芳，刘备的螟蛉子、见死不救的刘封等人，均为虚伪无能之辈，一触即溃大难临头各自飞。蜀汉后期，费祎蒋琬有德无才，大都将就材料，最后文武百官悉数听命于弱智的皇帝，纵然诸葛亮鞠躬尽瘁，庸才辈出、只有虚伪道德家表演的蜀汉亦焉有不亡之理？
奉行德治的诸葛亮，在用人方面极为苛刻。“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是史学界对他的普遍指责。诸葛亮要求众将群臣“又红又专”，如果“专”而“不红”，他宁可不要；而倘若“红”而“不专”，他却可以将就使用。“蜀汉无大将”时，有着“一颗红心”的廖化不也是作了先锋吗？
自古君子真伪不可分，但真才与草包总该分得清。在蜀汉的君子大营里，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魏延是公认的军事奇才，但“以德治国”的诸葛亮，却一直对他限制使用。理由就是“脑后有反骨”。
所谓“反骨”，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完全是乌有之词，遍览通体，潜台词无非是棱角、个性。而个性棱角恰恰就是人才的标签，如何反要撕下？
关羽攻长沙时，黄忠魏延同为长沙太守韩玄部将，韩玄怀疑黄忠通敌欲杀之，刀斧手把刀架到黄忠的脖子上，那黄忠都没有丝毫反抗之意，眼看老黄忠就将一命呜呼冤死在长沙城。是魏延危急关头奋起造反，血刃韩玄起义献城。
试想一下，长沙一战，没有黄忠可以，没有魏延成吗？如果没有魏延造反，休说长沙城拿不下来，就连老黄忠那颗头颅，也早和身体分家了吧！
然而，如此在战长沙做出突出贡献的将领，就因为“造反”而遭到诸葛亮的排斥。而城陷后的黄忠，一不投降二不杀身成仁，只是在刘备面前苦嚎旧主，便博得诸葛亮好感委以重任。
这对魏延公平吗？魏延的个性里，的确有“造反有理”的成分，但魏延的造反，不是胡反乱反，总得来说，真的“有理”。不妨回放一下历史，个性突出、智勇双全的魏延，他反的主子，从蔡瑁到韩玄，哪个不是“顽恶”之辈？哪个不该反？这样的“反抗”精神，难道没有可取之处吗？
刘备麾下，再看王平与魏延，到底谁对蜀汉的贡献大，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接替马谡前，王平一直以偏将副手形式出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魏延自领汉中二十载，威震汉中。他的那句“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何等豪迈，捡漏将军王平，说得出此等豪迈之言吗？
刘备时期的蜀汉造就黄金一代。刘备用人也重德，但刘备用人比较宽松、容忍个性并善于用人之长。
在使用王平魏延的问题上，诸葛亮与刘备截然不同。刘备爱才重魏轻王，诸葛重德重王轻魏。刘备死后，诸葛亮碍于青黄不接的人才形势，不得不用魏延，但却时常把魏延纳入“普通战将”一员，甚至与陈式之流的牙将并列。对其始终不放手使用，助长战绩平平的王平爬到网络魏延头上。
从魏延的最终结果看，似乎验证了诸葛亮的先见之明——脑后反骨，此人必反。但是不妨设想，如果按照刘备的重用魏延之才的思路走，魏延会反吗？怀才不遇是每个人才人心改变的发端，主帅总像贼一样防着属下，属下的心能不起变吗？诸葛亮在时，魏延是不敢反；而刘备在时，魏延是不愿反。
对人才，刘备看长处、容个性，而诸葛亮却不容有短、求全责备。世上人才哪有完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完人”王平算是人才吗？求全责备的结果，是“尽数庸才”。感化人才，令有个性的人才从心里上有归属感，这才是使用人才吸引人才的最高境界！也是刘备高于诸葛亮之处，由是使得前者在识人的眼力上，远胜后者一筹！
蜀汉之盛，就在刘备诸葛君臣合力，谋取汉中大胜之时，蜀汉之衰，就在刘备白帝城死后。表面上看，蜀汉亡于魏将邓艾的一次偷袭，实际上人才的枯竭才是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
诸葛亮故去之后支撑蜀汉军事局面的两位大将，姜维与夏侯霸，竟都来自曹魏阵营。可见诸葛亮在本土培养人才方面，是何等的失败！他没有为蜀汉留下足够的人才库，在蓄才选才上，他是一个不及格的主帅。甚至可以说，诸葛亮设置的人才“关”，其实是场毁人游戏，他“至清至察”的“准孝廉选才法”，毁掉的何止一个魏延！
汉朝“举孝廉”，当然也产生了陈蕃等人杰，然而，过于考究德的体制，缺乏公平竞争的程序，也衍生了大量的伪君子，这些伪君子，大都是庸才。东汉的衰亡，说明“举孝廉”选才体制已经走入死胡同，而蜀汉不以为戒，秉承“举孝廉”遗风，苦果尝尽。
在三国的北方土地上，完全是另一番人才济济的繁荣景象。那里的曹魏阵营，魏王“唯才是举”，英雄不问出处，不计前科，故人才纷至、门庭若市。三国归晋，晋的老底是魏，灭亡蜀汉的邓艾、钟会这样的军事奇才均出自魏国，曹操“用人之道”，惠及两朝魏晋。
东汉灭亡，蜀汉衰败，魏晋的兴起，已昭示一个明理：“举孝廉”用人制已经成为扼杀人才个性的毁人游戏，“唯才是举”取代“孝悌伪才”，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楚汉争霸：刘邦为逃命牺牲两千妇女打头阵
从刘邦的卧室里出来，英布就想做一件事——自杀。
这时，英布同志真有死的心思了。自己九死一生地来投诚，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赤裸裸的怠慢，其实就是侮辱。怎么说自己也是个王爷，现在虽然被打得惨点，可凭自己的工作能力，将来还能贡献力量。刘邦简直拿自己当奴才一样，这么的轻视，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对战友和群众！
在英布拔出佩剑，要抹脖子时，随何劝住了他，并把他带到了安排好的宾馆里。
在下榻的宾馆里，英布惊异地发现，无论是给自己站岗的卫队，宾馆的装修布置，还是饮食器皿、桌椅床榻，在规格和档次上跟刘邦用的没有什么区别。
渐渐地英布的心情在阴转多云，张良和陈平等人专门来看望英布同志，摆下酒宴给英布接风洗尘。他们劝说英布：“汉王对你是很看重的，他刚才有点喝高了，你别介意。又安排女性服务人员，来照顾英布所有的起居事务。”
由此，英布同志的心情云淡风轻了，放下了包袱，轻装上阵。他在今后的刘、项争霸赛中，将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对待英布的问题，刘邦同志肯定费了不少的脑细胞，他知道英布是难以驾驭的一代枭雄，如果不挫掉他的锐气以后会很难管教。但是，也不能一味地打击，那样英布就是不造反也得自裁，他是个很要面子的主儿。
你来了我欢迎，没有你也没关系，我不在意你，只有好好干工作，我才会优待你。在接待的过程中，刘邦无声地向英布传递了这样的信息。
不久，英布派工作人员潜回安徽寻找到了一些溃散的士卒，也就剩下了几千人。跟随刘邦一起来到成皋（河南荥阳西北部的汜水镇）驻守，等待开战的时机。
刘邦的兵力主要都部署在荥阳、成皋一带。说到成皋，可能会有点陌生，但要说出它的别名，大家可能就觉得耳熟了，它另外一个名子叫虎牢关，是一座非常非常重要的军事重镇。七百多年前，大旅行家周穆王把抓来的猛虎，当宠物关在这里，供闲暇时观赏，虎牢关因此而得名。
成皋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重量性，南边是中岳嵩山，北面是黄河，险要天成，成皋与荥阳之间是通往洛阳与函谷关的要道。这里上演过许许多多的战斗故事：战国的联军抗秦，汉朝末年，刘备、关羽、张飞三位，曾经在这里跟吕布打群架；唐代的李世民，宋代的岳飞都曾在这里留下过战斗的足迹。
刘邦这边等战机，可是项羽这里不等，英布虽说没被抓住或打死，但毕竟把这块绊脚石搬掉了，项羽把大部分兵力，都投入到了荥阳战场。
项羽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了甬道上，也就是后勤补给线。刘邦的部队靠甬道来运输粮食，在项羽的强攻猛打下，甬道多次被切断，致使军粮难以维持，发生了粮荒，把刘邦搞得很烦。
在惊恐中郁闷的刘邦叫来了郦食其老先生，希望他能有好的办法，摆脱目前的困境。
一票否决
对于目前的局势，郦先生显然是动了脑筋，并且有了应对的策略。在一番讲古之后（这是他的习惯性行为），才说到今天要面对的问题，郦先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还是应该把秦王朝之前，六国诸侯的后人推出来，不论他们现在从事什么工作，都给他们国君的饭碗。让他们在感动中来帮助我们，心甘情愿做我们的小弟。这样，汉国就会成为诸侯霸主，项羽也就会撤兵了。”
听完郦生的建议，刘邦没有做什么太多的考虑，这时他也实在没什么好主意了！“你的想法不错！”刘邦褒奖了头脑灵活的郦老先生，然后下达命令铸造六国国君的大印备用。接着，刘邦一边吃饭，一边与郦生做进一步探讨，就在这时张良进来了。“子房来得正好，有位客人给我设计了一个方案，来削弱项羽的势力，你听听怎么样？”刘邦还是觉得要征求一下张良的意见，比较稳妥。
虽说自己认同了郦生的建议，可他还是对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有点吃不准。这一点，从刘邦的介绍里就可以看出来，他没告诉张良这个方案的设计师是郦生。怕遭到张良的否定，或者抨击，坐在旁边的老先生面子被卷。如果张良再主张把设计师砍了，食其同志就更无地自容了！
听完这个即将出笼的方案后，张良真急了：“这是谁出的馊主意，要是执行这个方案，您的事业就毁了！”“请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呢？”刘邦问。
张良借用了刘邦正在用着的筷子，比划了八次，从典故切入，以八个反问的方式，否定了这个方案。最后，张良同志告诉刘邦，这个蹩脚的方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1、各国来这里求发展的人才，都要回到他们原来的国家，造成我们这里人才短缺；
2、被树立起来的六国，并不能为我们所用，他们一定会屈服于强大的项羽集团来跟我们作对。
张良的分析把刘邦吓出了一身冷汗，并且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正要咽下去的饭都吐了出来，随口就骂了起来：“笨蛋小破书呆子，差点坏了老子的好事！”
这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肯定会疼的！
刘邦马上再次下达命令，铸造六国国君印的工作停下来，没铸的不要铸了，铸好的和正在铸的回炉销毁熔化。
郦老先生的尴尬可想而知了！此后，郦老先生对自己设计的方案，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反复推敲，最后也觉得张良同志的见解有些道理。
公元前204年4月，项羽带队围住了荥阳，此时刘邦正在荥阳城里。形势愈发不妙，刘邦愈发惶恐。幸好张良同志一直在做稳定安抚工作，并卖力地鼓舞兵将们的士气：“同志们，我们不缺粮食，很快就会运来，请相信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等等。”
刘邦有些无奈，派出使者要跟项羽和谈，打算以荥阳做边界，把荥阳以东的地盘让给项羽，荥阳以西归自己所有。项羽也想走和平之路，但是范增劝说项羽：“刘邦就快完了，得打下去！”项羽被说服了，要彻底地取刘邦的命。
阴谋当道
刘邦同志心情很差，跟身边的美男陈平叹气：“天下的局面搞的这么乱糟糟，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陈平回答说：“我也在考虑这些事情！”望着愁眉紧锁的领导，陈平汇报了思考的心得，“坚固的堡垒要从内部攻破。”
首先，陈平同志就刘邦和项羽的本质进行了比较：“项羽对人尊重，有礼貌，爱护将领，层次较高有修养的人喜欢跟着他。可是他却比较吝啬，有功的人很难得到封赏（这一点，韩信曾经提到过），所以他留不住人才。现在您呢，经常是态度傲慢，又在礼仪上存在欠缺，正经人不愿意跟您一起发展，但是你舍得封赏手下人，只有那些奸狡之徒，没骨气的、见利忘义的无耻之辈愿意跟您混。如果你跟项羽能互相取长补短，具有双方的优点，安定天下的大局不是一件难事！”
这些话虽然有些刺耳，但是基本上是客观的，刘邦听得很认真。对于陈平这些直截了当的批评，或者说是贬损，刘邦同志倒是没怎么在意。
陈平在继续：“您习惯随意侮辱谩骂别人，这样是不能吸引高雅人才的。但是，项羽集团的团结也不是牢不可破的，那里正直有工作能力的就范增、钟离眛、龙且、周殷那么几个人。如果您给我拿几万斤黄金做活动经费，就可以把他们的关系搞乱，让他们互相猜疑防范，甚至起内讧，自相残杀，我们就可以趁机打败项羽！”陈平的阴谋确实很阴。
阴谋得到了刘邦的支持，对于花钱办事，刘邦是很看得开的，也能舍得，他给陈平支出四万斤黄金（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我也没搞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巨款）作为活动经费。随便陈平怎么花，既不用记明细，也不用汇报，更没有使用情况的监督，这正是陈平所希望的。
有了财力做后盾，陈平活动得特别猖獗，派出大量间谍人员拿金钱铺路混到楚军中间，跟军官士兵们拉关系套近乎，然后混淆是非散布流言，把挑拨离间工作干得热火朝天。
后来，项羽甚至听到了这样的消息：钟离眛等人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却得不到封王的待遇，于是急了，要跟刘邦联合打倒项羽把楚国的土地瓜分了。项羽有些坐不住了，派出个他认为头脑机灵的属下去荥阳刘邦那里，想套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在陈平的导演下，使者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刘邦吩咐准备下丰盛酒菜，由陈平作陪，款待使者。宴会还没开始时，刘邦向使者询问：“范增老将军身体好吧？我们都很挂念他！”“我是项羽同志派来的，不是范增同志的下属！”使者反应不那么太机灵，实话实说了。“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是范老将军派来的呢！”刘邦脸上洋溢的热情，“唰”地一下不见了，随即站了起来，走了！
不是范增派来的，待遇马上遭到了打折处理，诱人垂涎的酒菜被撤掉，陪酒的领导也没影了。等了好久，使者饿得快打晃了，饭菜才重新上来。但却难以下咽，全是剩菜剩饭，标准的残羹冷炙。
使者回去后，马上把出使的过程做了如实详细的汇报。于是，范增老同志也被项羽列入了怀疑对象。陈平同志布置的阴谋，又一次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项羽和范增之间出现了裂痕！
失去臂膀
以项羽的个性，立即就要把范增叫来问问，到底有没有跟刘邦暗中勾搭，但被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劝住了，没有真凭实据，闹翻了脸就不好了。其实陈平玩的这个伎俩，也不是太高明，不过愚弄项羽已经绰绰有余了。
项羽虽然没有公开跟范增撕破脸皮，但却不断地夺范增的权，重要的事情也不跟他商量了，高层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他的建议也得不到重视了。一切迹象都已表明：范增老同志被抛弃了！
开始，范增同志对于自己被晾起来，也感到有些不解。后来，项羽公然流露出了不信任，而且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很明显。范增要求项羽马上出兵，去攻打荥阳。“你什么意思？难道是希望我快点失败吗？”项羽却把狐疑的目光投向了他。
面对此情此景，范增知道自己再待下去没什么意思了，于是向霸王打了辞职报告。项羽一点挽留惋惜的意思都没有，马上同意了范增的辞职。“以后的事，你自己看着办吧！”范增最后把这句话甩给了项羽，楚国的历阳侯范增，踏上了回乡的路……范增同志虽然年纪很大了，但建功立业争强好胜的心理，比年轻人还要强烈。就这样灰头土脸地下了岗，老先生委屈、憋气、不服。
走到半路，范增病了，可能是内火太盛后背长了毒疮。人在旅途，难以得到很好的治疗，病情越来越重，在还没有到达彭城（江苏徐州）时，范老先生非常不情愿的闭上了双眼，与世长辞，享年73岁。
项羽集团失去了智囊，这是相当大的损失。
范增走后，项羽猛攻荥阳，刘邦扛不住了，城池随时有被攻破的危险，于是他想到了弃城而逃。但是，这时逃跑的难度挺大的，荥阳城被项羽围住了！就在刘邦为如何逃跑一筹莫展的时候，将军纪信提出一个可以让刘邦脱身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要是执行起来，纪信将军却会生死难料。当时，刘邦有没有坚决或虚假的否决，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刘邦最终执行了这个方案，并且陈平又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使得这个方案更不人性化了！
逃跑方案很快得到了实施：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荥阳城的东门打开了，从城里涌出了大量的兵卒，楚军扑了上来！等他们举起刀枪时，却又下不了手了，原来这些穿着军装的都是女人。
楚军一阵茫然……
这个环节，就是陈平对方案补充的内容，让两千名女性打头阵，以此来干扰对方的视线，让楚军意乱情迷。
至于这两千名妇女的来历，我想她们都应该是来自社会底层，自己的命运捏在别人手里，所以才会被善于开发思路的陈平派上用场，被投放到阵地的前沿。她们体验到的，将是战争的残酷和血腥。
战争，无论男人女人，都难以走开！
这时，陈平的女子先遣队跟楚兵绞在了一起，荥阳城下的阵地已经乱得一塌糊涂。
胜利大逃亡
就在女子先遣队的惨叫声和尖叫声此起彼伏的时候，汉王刘邦的仪仗队，从城里出来了，中间是汉王的座车，里面坐着的人，一身王爷服饰貌似汉王刘邦。
汉军打起了白旗，向楚军喊话：“我们没有粮食了，举手投降！”
楚军一下子轰动了：“刘邦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可以回家了！”
胜利的喜讯一下传开了，其他三面围城的部队都跑到东城来了！楚军兴奋了，在一阵阵万岁的欢呼声中，项羽来了！
项羽虽说思考力不强，但是眼力不弱，马上发现了问题，车里坐着的不是刘邦，是个赝品。
不错，车里坐的确实不是刘邦，而是纪信！这就是由纪信提出来的，逃跑方案的精华部分。因为跟刘邦相貌有些相似，纪信提出自己代替刘邦出来混淆视听掩护刘邦逃跑。纪信对老刘可真够意思了，这个代替的危险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很快，纪信被抓了起来，带到了项羽面前。“刘邦在哪里？”项羽又气着了，眼睛瞪得更圆了！“汉王已经走了，离开荥阳了。”纪信很平静地回答，他并没有一点害怕的表情，从提出这个方案那一刻起，纪信就已抱定了杀身取仁的信念。
信念可以支撑人的精神，达到一种无畏的境界。
纪信没有撒谎，刘邦的确逃离了荥阳，这是逃跑方案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在楚军都跑到城东门，观看所谓的刘邦投降时，货真价实的刘邦从西门跑了出来，带着张良、陈平等随行人员，纵马向西狂奔，一直跑到了安全地带——关中（陕西）。
怒火窜得老高的项羽，用火烧死了纪信，在加紧攻打荥阳的同时，夺取了成皋。
因为是有计划的逃跑，所以刘邦没怎么慌乱，临行前命令御史大夫周苛和枞公（生平情况不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提到，就是出现在守卫荥阳人员的名单里）、韩王信等人把守城池，还有那位连家人都被罚没充公了的魏王魏豹。在这种情况下守城，其实跟留在这里等死没什么区别了。革命嘛，总要有人去牺牲！
第一个迎来牺牲的是魏豹，不过他不是牺牲在战场，而是死在周苛和枞公手里。就在刘邦逃逸后不久，死死守城的周苛和枞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问题，魏豹曾经有叛变行为，这人反复无常，还向霸王抛过媚眼儿，实在不可靠，他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制造险情，不如杀了算了！
周苛和枞公决定，预先排除险情，拆除魏豹这颗疑似炸弹。说干就干，周苛和枞公找了个机会，杀死了魏豹。可怜的魏国国君，国破了，家散了，命也没了！
刘邦回到关中后，马上征集了一些部队，心情迫切地要杀回荥阳找项羽的晦气。荥阳逃跑让刘邦既丢面子，又丢名声，那两千名妇女，虽然是在陈平的主持下，给推出去的，但自己怎么也脱不了干系，它将成为刘邦军旅生涯的一个污点。
第二章 历史真相
隋唐演义：李渊和杨广表兄弟间皇权争夺
唐朝的宫殿中，上演的权力的争斗不可胜数。
唐朝人的智慧和阴谋，所影响的人数，也不可胜数。
他们之间的斗争依旧是残忍，而且无情的。为了皇位，表兄弟之间打仗，甚至于兄弟相残。为了获得权力，母亲可以杀死女儿，关起儿子来。为了争得宠爱，他甘愿做一个大宠物。而且，只要有势力，谁都想当皇帝。
唐：表兄弟之间的斗争
就在隋炀帝杨广春风得意的时候，预言家告诫他，将有一位姓李的人篡夺大隋江山。为此，杨广大肆屠杀李姓人士。但杨广放过了李渊这个李姓人。因为李渊是他的亲表兄弟，在武川小镇，他们是邻居，从小就一块儿玩泥巴。在大隋，他从没有亏待过李渊，李渊七岁就继承唐国公的封号，后又坐拥太原，逍遥自在。但是，杨广万万没有想到，那个篡权的李姓人士竟然就是李渊。其实，不止杨广没有想到，李渊自己也没有想过要篡位，是一次误会，让李渊将他的表兄弟当成了敌人。
李密这些起义军，在全国横冲直撞，打得轰轰烈烈，谁看着不羡慕？在太原城的皇帝别墅里，就有一个人，一手抱着皇帝的美女，一手拿着地图在研究着。是起兵反隋，还是不起兵呢？他犹豫不决。“李国公啊，起兵吧，你看看，皇帝的别墅，你偷偷地住上了，皇帝的女人，也让你玩了，这要是让隋炀帝杨广知道了，你有几个脑袋够他砍的啊？别说你们是表兄弟，就是亲兄弟，杨广也不甘心把自己的女人送给你啊。”“还是不起兵吧，现在的荣华富贵，我都享受不过来，还淡吃萝卜咸操啥子心呢。”这人接着与美人嬉戏着。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唐国公李渊。那个劝说他的人叫裴寂，是隋炀帝别墅的看管人。
李渊可是隋朝的望族，他的爷爷叫李虎，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和隋炀帝杨广的爷爷杨忠是多年的老同事。而且，李渊与杨广，从小都在武川长大，他们既是邻居，还是发小，一起玩过泥巴的。不仅如此，李渊的老妈与杨广的老妈还是亲姐妹，杨广的老妈就特别喜欢李渊这个外甥，甚至超过了喜欢杨广的程度。
李渊七岁就继承了父亲的官位，当上了唐国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隋炀帝杨广把李渊派到太原去，也是对他极大的信任。太原，历来就是北方军事重镇。突厥族正虎视眈眈地看着隋朝呢，隋炀帝再昏庸，也知道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让自己的表兄弟帮着守卫，总是错不了的。
曾有预言家告诉杨广，李姓的人要篡他的皇位，但杨广怎么想也没有想到是李渊。如果李渊这样的人都反他的话，他这个皇帝干得还有什么劲？而且，李渊过得悠哉游哉的，何必反隋呢，没事找事啊？
太原，富饶着呢，李渊坐镇这里，当然为自己捞了不少。就连隋炀帝别墅的看管大人裴寂，也来巴结李渊了。李渊，三代贵族出身，享受、玩女人，那是最拿手的。所以，在裴寂的安排下，隋炀帝别墅里的那些高档服务项目，他是一个不剩，挨个地享受。就连隋炀帝的女人，也被裴寂送来，让李渊尝尝鲜。李渊还在隋炀帝别墅里，发展了一个小情人，名叫张婕妤，那可是真漂亮，李渊一日不见，都想得心颤颤的。
裴寂是个有野心的人，他不甘心为隋炀帝守别墅。他算过命了，他将来要位极人臣。看来，在大隋朝是不行了。隋炀帝一辈子能来几趟太原，就是来太原，他这个小官，又能给隋炀帝留下多大的印象？所以，他得从另外的人身上下手。
裴寂果真是个野心家。他把李渊研究了个透。在西魏、北周朝，李渊的家族和隋文帝杨坚家族，那是不相上下的。杨坚能够建立隋朝，李渊为什么不能另立一个朝代呢。隋炀帝大兴土木，还不停地打仗，对于爱好和平、喜欢宁静的汉族人来说，是特别怨恨和反感的。全国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就是例子。于是裴寂决定了，他得劝说李渊起兵造反。
虽然李渊不想造反，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而且是逼着他不得不谋划造反的事宜。
此事发生在公元617年，突厥军队来犯，太原首当其冲位于战争最前线。李渊带兵迎击，不料，却被突厥给打败了。按当时隋朝的法律，打败仗了那得吃官司，弄不好，小命就不保了。果然，没几天，隋朝的使者就来把李渊就地免职了。
呜呼哀哉，高档的享受，美丽的女人，高官厚禄，这些东西随着免职，瞬间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作为表兄弟，李渊太了解隋炀帝杨广了，他连自己的后妈都敢调戏，自己的老爸都敢杀，哪里还会讲什么亲情？
不能！美好的生活不能结束！
李渊的脑袋快要炸了，他得想办法保住自己的一切。最有效的防守，是主动进攻。裴寂，这个时候再次出现在李渊的面前，也再次说出了造反的话题。不仅如此，李渊的儿子李世民也竭力劝说老爸造反。李世民当时只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最喜欢的就是打仗，那多惊险刺激。
一向办事缜密的李渊开始了深思。
想当初，刚来山西的时候，他就心中暗喜，因为这里是陶唐国的发源地。陶唐国，是圣人尧建立的国家。让他这个唐国公来守卫这里，莫非有着某种暗示。现在，隋炀帝免了他的职位，按照常规，下一步即使不杀他，也会剥夺他的军权的。在乱世，没有军权，活着还有什么劲？面对明月，李渊定下了决心，开始了造反前的秘密准备工作。
李渊给自己的儿子李建成去了封信。当时的李建成在河东郡，处于农民起义的中心区域。李渊让他秘密联络民间的豪杰人士，准备起义。在太原城，李渊又安慰了那些跟随自己的将领，答应他们的起义请求。可不，这些将领大都是李渊的家臣了，李渊这棵大树一倒，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大家听说要起义，都激动起来，很快就准备妥当了，就连起义的时间也定好了。有人考证出来，最晚在下个月，因为突厥族已经快逼到太原家门口了。
不料，历史就是这么滑稽。此时的隋炀帝突然送来了一个圣旨，李渊官复原职，不追究李渊的任何责任了。本来，按照隋朝的法令，李渊必须接受处罚的，估计免职李渊的命令就是按法令做出的，没经过隋炀帝杨广的手。至于接下来如何处罚李渊，就得等候杨广的命令了。杨广还是比较重感情的，当时天下的反军那么多，他没有多少像李渊这样既是他亲戚，又是一方大将的人才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何必计较。李渊，还是好样的，接着干吧！杨广这么想。
接到信后，李渊松了一口气，又去和自己的小情人张婕妤欢娱去了。这时，裴寂不得不硬生生打断他们的好事，他要告诉李渊，那些手下人已经把起义事项准备好了。现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李渊也害怕了，手下的人要把他的造反计划说出去，隋炀帝杨广就不会像这次这样放过他了。叛逆大罪，就是亲儿子，也是要杀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而且这李渊虽然和隋炀帝互为表兄弟，但他们之间也是有矛盾的。
李渊的老婆窦氏是北周武帝的外甥女，杨坚篡北周皇位后，将北周的静帝给杀了。静帝，可是窦氏的表兄弟啊。当时，窦氏就哭晕在床上，发誓为他的表兄弟报仇。在家里，窦氏也没少说杨坚父子的坏话，这可是很好的诉苦教育。李渊父子可天天听，时时听。如今，窦氏虽然去世了，可她的宣传还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且李渊因为比较木讷，在宴会上也经常遭到杨广的嘲笑，可对方是皇帝，他也不好发作。
在内外因的作用下，李渊还是决定了，依旧按照计划造反。
一次误会，竟然酿成了李渊起兵，并直接导致隋朝的灭亡，很滑稽。在三十六年前，隋文帝杨坚杀掉李渊老婆的表兄弟北周静帝，三十六年后，作为隋炀帝的表兄弟的李渊，又把隋炀帝杨广逼到了绝路上。难道这就是报应吗？
李渊是个做事缜密的人，即使决定造反，也不会像初生牛犊那样，一味地蛮干，他得一步步地按照计划来。第一步，他就得招收足够的士兵，没有士兵，一切都是扯淡。李渊手上的士兵，守卫山西，没有问题，可用来造反，夺取天下，就远远不够了。
李渊贵为隋朝的大官，招兵还得要隋炀帝同意。在太原城，还有两个官员，被隋炀帝任命为副留守，专门辅佐李渊这个正留守的。其实，他们是隋炀帝派来专门看着李渊的。李渊要是做出了什么出格的事情，保准第二天，隋炀帝吃早饭前就知道了。李渊突然招兵，岂不引起他们的怀疑。
只是，当时的时机比较好。毕竟突厥压境，李渊打败了，而且，叛将刘武周还攻占了隋炀帝的汾阳宫，把隋炀帝藏在那里的女人都抢走了，接下来就得攻占太原了。李渊给隋炀帝打了个报告，说，表弟杨广啊，你藏在汾阳宫里的女人都被抢走了，眼看着敌人就要攻下太原了，即使你不要江山，也得保护你的女人啊，表哥得为了你着想，赶走突厥，保护你的女人。所以嘛，得招兵，守卫太原，防止突厥把你东都洛阳给剿了。
暗笑。李渊找的这几个理由都挺充分的，而且是事实。只是，玩他隋炀帝女人的，又何止刘武周一个呢？他李渊也玩过。至于攻占东都洛阳，不知道突厥是否有此打算。他李渊打报告招兵，本是为了造反，攻占洛阳的。
隋炀帝一看，也被吓着了，他立即大笔一挥，在报告上签字了：同意，但只准招两万人马。看来，隋炀帝也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只给了李渊两万个名额。其实，这也不全怪隋炀帝，隋朝的法令也这么规定的。
李渊也不恼，既然名额你限制了，但我可以招收优秀人才。优秀的军人，可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可是，李渊到哪儿招那些优秀的人才呢？民间有俗语，那就是“好汉不当兵”，大隋朝已经衰败了，谁不知道，当了隋朝的兵，没多久就得上战场，和起义的农民兄弟打仗了。所以，如何找到优秀的士兵，是李渊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
就在这个时候，隋炀帝的一个新诏书，快速地发到了太原。老百姓一看，个个愁眉苦脸。原来，隋炀帝又要打朝鲜了。打就打吧，还要在山西境内招兵。山西人历来爱家，谁愿意当兵，千里迢迢去朝鲜送死呢？一时间，太原城的青壮年们都人心惶惶的。
李渊呢，就在此时，也打起了招收士兵的牌子。他对老百姓讲，他们招收士兵，饷钱多，而且就在太原城里工作，是当朝廷的士兵，是去朝鲜，还是就在太原当兵，大家看着办吧。那些青壮年们一想，与其被隋炀帝抓到朝鲜当炮灰，还不如就在太原城当兵呢，毕竟还可以照顾到家里。
就这样，大批的青年来李渊那投军。李渊精挑细选，征召了两万子弟兵。有了这批精锐在手，李渊的底气就更足了。
到此，列位看官心里不免疑惑，这李渊也太走运了吧。隋炀帝的那道征召士兵去朝鲜的诏书来得太及时了，帮了李渊的大忙啊。其实，隋炀帝根本就没有下什么旨意，那只是李渊杜撰出来的。李渊利用了老百姓的心理，巧妙地设了一个圈套。老百姓怕当兵，尤其害怕去朝鲜当兵，可朝廷偏偏要抓壮丁去朝鲜，这就把老百姓逼到了死胡同。然后，李渊放出了一个口子，那就是，他也招兵，在他那儿当了兵，就不用去朝鲜了。两个火坑，一个火多，一个火少，老百姓当然拣火少的那个跳了。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李渊招兵，符合隋朝的规定，那两个副留守，不敢说三道四。可是，李渊任命军事将领的时候，出了纰漏了。他一共任命了三个将领，一个是他儿子李世民，这倒没什么。另外两个分别是长孙顺德、刘弘基。这俩人是什么人？那可是朝廷的罪犯啊。
长孙顺德是李世民老婆的叔叔，上次被摊派去朝鲜打仗，可他逃到李世民那儿，藏了起来。按照隋炀帝制定的法令，这就犯法了。而刘弘基呢，已经被当做壮丁抓起来了，他却在路上故意犯个错，宁愿坐牢，也不去打仗。后来，被查出来了。
这也怪他的办法太笨，他偷了别人的牛，求别人去报警，可别人就是不报警。最后，他只得自己跑到县衙，“坦白”罪行，赖在县衙，就是要坐牢。县官不怀疑才奇怪呢。
这两个逃兵役的罪犯，现如今成了大军官了，带着士兵打仗，滑稽吧？隋炀帝派来的那两个副留守都怀疑了。
一天，这俩人在屋子里商量着，这个说，“我们还是上报吧。”
另外一个人说，“唐国公李渊可不是一般人，隋炀帝还是他的表弟呢。他不就是使用了两个逃兵役的人，也不是大错。我们哥俩还要在太原混，得罪了李渊，那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这个人又说了，“我们虽然待遇低，威望小，但不能遇事不报告啊。”“报告个屁啊？”从窗外传来了声音。原来，他们的老朋友武士彟来了。他帮这俩人仔细分析了利害关系，吓唬外带哄骗，终于使这俩人乖了下来，不做声了。
这武士彟是谁啊？他专为李渊管理军事装备，官也不小了。当然，他的女儿后来当的官，那就更大了，中国的女人们，估计是比不过的。他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就是那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
话说李渊经过五个月的准备，到公元617年的5月，太原城已经秘密地聚集了各路人马了。这个时候，那两个副留守是彻底知晓了李渊要造反的意思，那得赶紧报告啊。可是，当时没电话，隋炀帝啥时能知晓。即使有电话，隋炀帝也阻止不了啊。于是，他们两个决定自己动手，将李渊结果了，平息叛乱。
此时，李渊命悬一线。
可是，令李渊欣慰的是，有个副乡长无意间听到了这两个副留守的谈话。这副乡长立即马不停蹄地向李渊告密了，因此，李渊做好了防备。
这副乡长，多小的官啊，和李渊比起来，那真是芝麻遇见了西瓜。而且，谁都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理，太原的二三把手杀一把手，那就让他杀好了。不管是几把手，这个副乡长都是惹不起的。他去向李渊告密，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可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告诉了李渊。为什么呢？这就得说说李渊的为人。李渊为人超级平易近人，三教九流，他都结交，而且从不摆架子。那个副乡长，也就是冲着李渊的这点，才舍命告密的。看来，多大的官，都不能摆架子，不要瞧不起小人物。
得知副留守要暗杀自己，李渊气极了。他对李世民说，去把他们解决了！留着他们有何用呢？于是，这俩人的脑袋搬家了。我们不得不分析这俩人，他们完全可以加入到李渊的阵营，大家一起造反好了，最起码可以分到一杯羹嘛。隋炀帝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即使他们杀了李渊，反对隋炀帝的力量还会不断涌现的，只是，他们还忠诚于隋炀帝。
现如今，李渊还没有公开要造反，他杀掉两个副手，总得说道说道吧。李渊要不说，这件事传到大街上，还不知道议论成啥样子呢？李渊于是告诉太原百姓，这两个人与突厥勾结，准备进攻太原。勾结突厥的人，那可是汉奸卖国贼啊，人人得而诛之。
可不，两天之后，突厥的大兵还真的来到了太原城的边境。这下子，太原的百姓是着实地相信了，纷纷指责这两个死去的倒霉鬼。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有疑问了，李渊是神算吗？怎么知道突厥的军队就要来。其实，“汉奸”就是李渊，是李渊勾结了突厥。突厥如今来，不是攻打李渊，而是帮助李渊的。李渊勾结突厥干嘛呢？
造反，那可是提着脑袋干事情啊。在造反之前，李渊不得不考虑周全了。太原是他的发迹地，也可以说是大本营。他要是起兵去攻打隋朝的洛阳，太原就空虚了。可是，他的后方就是突厥人。这些人在李渊实力雄厚的时候，都敢挑衅，并且还把李渊打败了，假如太原空虚了，他们岂不会把太原抢光、杀光了。李渊搞起义，没了大本营，怎么办？而且，以李渊的实力是无法战胜当时的突厥的。
在当时，一些造反的实力派，都采取了跟突厥合作的方式，刘武周就是其中一个。李渊呢，也不惜做一次“汉奸”了。他给突厥的可汗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说隋炀帝荒淫无能，把天下给弄得大乱，他怀念隋文帝时代，决定讨伐隋炀帝，恢复隋文帝时代的秩序。当然，李渊也知道，突厥人贪着呢，一封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他又无偿地给对方赠送了大批大批的物资，这才是突厥最满意的地方。
替李渊做这一切的，是一个叫刘文静的人，和裴寂一样，也是太原的小官。裴寂，把皇帝的女人送给李渊享用，他呢，忙着给李渊戴上“汉奸”的帽子。
突厥，原来是在隋炀帝杨广的统治下的。杨广出了个主意，将突厥给闹得分裂了。一分裂，突厥就乱了，杨广趁机把突厥搞掂了。只是，突厥各部被隋炀帝统治，自然就从隋朝很难得到大规模的物资了。隋朝衰败了，这些突厥人得到了长足发展，开始在边境上抢点东西，但还是饱一顿饿一顿的。倒是李渊够义气，送了这么多好东西，突厥吃喝不愁好一阵子了。突厥的可汗是直肠子，纯粹是北方人的性格，他给李渊回信就说，李渊，你也别藏着掖着了，干脆自己当皇帝得了，把隋炀帝杨广那小子给替换了。他们知道，李渊还没当皇帝，就送这么多东西给他们，要是李渊当了皇帝，送的东西能少得了吗？
刘文静立即串通李世民，逼着李渊当皇帝。
但李渊犹豫了。他没造反就自称皇帝，能有多少人跟着他干？那些隋朝的遗老遗少，绝对第一个反对他。另外，李渊现在做皇帝，那是绝对要对突厥称臣的。所谓称臣，就是皇帝李渊见了突厥可汗，也得下跪。李渊的国家有什么好东西，也不能自己享用，得进贡给突厥。这样一来，李渊就不划算了。所以，李渊不能此时当皇帝。李渊不当皇帝则罢，当皇帝，就得当一个顶天立地的皇帝，不能受制于人。
可是，问题又来了。李渊要是不当皇帝，突厥可汗可不高兴了，那可是一头老虎啊，惹不起的。最后，李渊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式，他宣布废掉隋炀帝杨广，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这样一来，就把突厥憎恨的隋炀帝给除掉了，他自己也没有直接当皇帝。
突厥看见这个处理结果，也是非常满意的，于是给李渊送了一些马匹，而且带着部队给李渊壮威来了。这不，突厥的部队一来，李渊就此陷害了他的两个副留守，把“通敌”的帽子，从自己的头上取了下来，戴到了这俩人的头上了。
列位看官，你见过打着白旗的军队吗？这可不是投降的军队啊。突厥，就是其中的一支。李渊的军队也差点拿突厥的白旗当军旗了。
还是刘文静，他这个彻底的亲突厥派，给李渊提出了使用突厥白旗的建议。刘文静这么做，有点狐假虎威的味道，那意思就是“我们的老大是突厥，谁敢挡道！突厥大爷会为我们出头的”。但是，李渊比谁都清楚，全盘突厥化，对自己没好处。大家伙虽怕突厥，但也都恨突厥，更恨借突厥力量耀武扬威的人。
所以，李渊放弃了打突厥白旗的主张，但也没有完全放弃。他采用了红白相间的颜色，白色是突厥旗帜颜色，突厥看了高兴。红色呢，是隋朝旗帜颜色，正好为他匡扶隋文帝的主张做幌子。从这点看来，李渊身上虽然留着一般鲜卑族的血液（他老妈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但对于儒家的“中庸之道”还是理解得很彻底的。
公元617年6月，万事俱备，五十二岁的李渊在太原起兵了。他打的口号是保护隋朝，可不是反对隋朝。他只反对隋炀帝一个人。随后，李渊把自己的哥们儿裴寂、刘文静安排为二三把手，自己率领中路人马，他的大儿子李建成率领左路人马，二儿子李世民率领右路人马。
当时，李密正在和王世充打仗呢，这俩人哪里管得了李渊。李渊就趁着这个空隙，攻占了关中之地。关中之地，可是夺取天下最理想的根据地，易守难攻，粮食兵员都充足。秦朝是在这里发家的，刘邦也是借助此地而夺取天下的，当时的杨玄感造反，李密也劝他攻占关中地区。“定关中者，定天下也”，有了这块大本营，李渊大军随后就将隋朝的长安给攻克了。
当时，隋炀帝杨广还在扬州享福呢。自从开辟了大运河，杨广有事没事就坐着龙船去扬州，说是南巡，其实是玩耍的。只是这次，杨广和隋朝的那帮大官们，怕是永远回不来了。
话说，李渊占据了北方，可苦了杨广手下的那帮大臣们了，他们的家眷都在长安啊，而且这些人都是北方人，很多都是鲜卑族，从小就习惯了大漠孤烟，哪里过得惯“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现如今，北方被李渊给占了，他们就一个劲儿地劝杨广赶快打回去，夺回北方领土。
可是，此时的杨广已经消沉了。听说表兄弟李渊当了突厥的走狗，把隋朝都城给攻下了，杨广想不通那是当然的。他的这句“我这么好的脖子，谁会砍下呢”，估计就是这个时候说的。还好，扬州还有美女，于是他就倒在女人的怀里，干脆破罐子破摔了。
杨广可以不顾北方，这帮大臣可不能不顾啊。“杨广啊杨广，你不去收复北方，我们就了结了你，我们去收复北方。”在宇文化及的家中，这帮人下定了决心。随后，宇文化及把杨广勒死了，并且占有了杨广的老婆萧后。随后，宇文化及这帮将领带着隋朝的精锐去解救隋朝了。这么一看，杨广的死，与他的表兄弟李渊是分不开的了，因为李渊攻下了隋朝的都城长安。仅仅为了一个红颜——萧后，宇文化及是不会轻易杀掉隋炀帝杨广的。萧后，仅仅是一个小的原因而已。
李渊攻占长安后，于公元618年5月称帝，国号为唐
档案：清宫史料揭秘乾隆帝生母确系汉女
有关乾隆生母的传说中有三种与热河避暑山庄有关，而且始终围绕着丫鬟或宫女展开：
①清末历史学者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中的《列女传》部分讲道：乾隆的母亲是热河民间女子，家道平常，没有仆人。她十三四岁时到北京入选了秀女，到雍王府做丫鬟。雍正有一段时间生了重病，她对雍正悉心照料，于是日久生情，女子怀孕，后来产下男孩，取名弘历，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②热河都统幕僚冒鹤亭、作家周黎庵、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台湾小说家高阳等人认为：乾隆的母亲是热河行宫的一个宫女李佳氏，名叫李金桂。雍正还是皇子时，随父皇至避暑山庄，与山庄内一位丑陋的李姓宫女相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姓宫女已怀上了“龙种”。康熙大为震怒，问道：“种玉者何人？”经追问，雍正承认是自己干的好事。此时这位宫女就要临产，康熙怕家丑外扬，让人将她带入草棚马厩，在草房里生下了乾隆。
③民国国务院总理熊希龄与老宫役闲谈中得知：乾隆的母亲是江南女子“傻大姐”，她来到热河后做了雍正的丫鬟。雍正还是皇子时，随父皇至避暑山庄，与“傻大姐”相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姓宫女已怀上了“龙种”。康熙大为震怒，问道：“种玉者何人？”经追问，雍正承认是自己干的好事。此时“傻大姐”就要临产，康熙怕家丑外扬，让人将她带入草棚马厩，在草房里生下了乾隆。最后这个传说流传很广，是因为熊希龄把这个传闻告诉了胡适，胡适又把这件趣闻记在日记里，通过《胡适之日记》公开，这个传说又经过口口相传，被添加了许多想象的内容，与李佳氏的传说混淆在一起，从而变得街知巷闻了。
王闿运、冒鹤亭、熊希龄、胡适等人都是中国近代的著名人物，因而他们所说的话较寻常传言更为人所深信。那么，乾隆是否出生在避暑山庄呢？乾隆在位时期，民间就已经对他的出生地众说纷纭，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他出生在热河行宫的一座皇家园林，这座园林因为背靠一座形如狮子的山峰而得名“狮子园”。诸皇子每年随康熙到热河避暑，雍亲王也不例外，狮子园便是雍亲王（后来的雍正皇帝）一家当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朝有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进士，后在军机处当值，做到了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的掌故。管世铭经常随乾隆去承德避暑山庄、参加木兰秋狝典礼，他曾写下《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该诗后面附有管世铭的原注：“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这个注脚的意思是：乾隆皇帝出生在狮子园，所以他常在先帝雍正的忌日到这里住上几日，以示纪念。
如果认为管世铭的诗作只是阐明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的旁证，那么嘉庆的两首诗就可作为直接证据了。乾隆退位后的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嘉庆跟随乾隆帝到避暑山庄庆贺他的八十六岁寿辰，并写下一首《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中有这样两句：“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诗后附有嘉庆帝的原注：“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一年之后，又逢乾隆寿辰，嘉庆再写《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记》诗祝寿：“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但是，嘉庆十二年（1807年），嘉庆帝为父亲纂修《实录》和《圣训》时，发现两部典籍中，皇父乾隆的出生地皆为雍和宫。嘉庆命文华殿大学士刘凤诰仔细调查，刘凤诰考证了乾隆的《御制诗集》，这些诗作和注脚中，乾隆凡是讲到自己出生地点的几处，都清楚地表明是雍和宫。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春，乾隆作《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诗中有一句“到斯每忆我生初”。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春，乾隆作《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中有一句：“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斋阁东厢”指的是雍和宫东书院如意室、平安居、太和斋一带。由此诗可见，乾隆本人不仅承认自己诞生于雍和宫，而且还暗示了自己出生在雍和宫的具体位置。有鉴于此，嘉庆放弃了皇父出生在避暑山庄的说法。这样，《实录》和《圣训》中记载乾隆出生的文字就成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
综合所有的正史、野史与传闻，乾隆的身世有如下几种说法：
①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熹妃钮钴禄氏，父亲是雍正皇帝。
②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热河民间女子，父亲是雍正皇帝。
③乾隆生于避暑山庄。母亲是热河行宫宫女李佳氏，父亲是雍正皇帝。
④乾隆生于避暑山庄。母亲是江南女子“傻大姐”，父亲是雍正皇帝。
⑤乾隆生于海宁陈家。母亲是陈夫人，父亲是陈世倌。
⑥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林黛玉，父亲是曹雪芹。
为了生下乾隆，雍正皇帝、陈世倌、曹雪芹和满汉女子各色人等着实忙得不可开交。事实上，第一条是正史，第六条是笑话。第二、三、四条无法证实也无需证伪，只能永远作为民间流言存在。第五条流传最广，但也已经被史学家以确凿的证据推翻，不再值得研究了。那么，除了相信正史，就已别无选择。
乾隆的身世之迷的传播历时已久，它是清朝最有趣、传闻最多的历史疑案。朝野上下，京城内外，官方文献，御制诗文均被搬出来考证，而在清末民初排满情绪的推波助澜下，野史笔记、民间故事、戏曲小说，都在尽情地演绎这段故事。在一切传闻和野史都被证伪之后，穿过层层的历史迷雾，绕过热河女子、李佳氏、傻大姐、陈夫人等各形各色的女人，唯一的真相只能锁定在——乾隆生于雍和宫，母亲是熹妃钮钴禄氏。于是，乾隆真正的母亲终于和世人见面了：熹妃，钮钴禄氏，崇庆皇太后，满洲贵族血统。
自此，好像这所有纷繁的传闻都被考证推翻，真相被正史揭开了。其实不然，翻开有关于这位熹妃的档案，乾隆真正的身世之谜才呈现在世人面前：
萧奭的《永宪录》卷二记载：（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丁卯。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
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年）记载：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清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甲子（十四日）记载：
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前两条档案是完全吻合的：“封……钱氏为熹妃”、“钱氏封为熹妃”。而第三条档案则显示：“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三条历史档案中存在着矛盾，但可是肯定的是：“熹妃钱氏”和“熹妃钮祜禄氏”在同一天奉皇太后的懿旨受封，她们必然是同一个人。按照清宫的规制，册封皇妃不能有重名，不仅同一天不会有，整个清王朝都不可能有两个熹妃。萧奭的《永宪录》与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互为证据，不可能同时出错，更不可能错误相同。这两条档案是最有力的证据，它所提供的信息比任何传闻都更具颠覆性，因为它昭示出的是如下事实：乾隆的母亲姓钱，钱姓起源于中国南方，清朝满族人不可能姓钱，乾隆的母亲是汉族人，乾隆是满汉混血儿。但是，钱氏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中为什么成为了钮祜禄氏呢？钱氏家族的后人钱治冰经过考证认为：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册封熹妃钱氏的时候，这个时候雍正还没有秘密立储，也就是说，弘历（乾隆）这时候作为普通皇子其母亲钱氏和其他普通皇子的母亲一样都是可以保留汉姓的。而到了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正式设立秘密立储制，才指定弘历为皇太子。也就是说，熹妃钱氏变成熹妃钮祜禄氏就是在雍正秘密立储之时或之后的事了。在这里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皇太子的母亲需要有一个高贵的满族出身，因此必须要将熹妃姓氏篡改为满族贵姓。而钮祜禄氏是满族最高贵的姓氏之一，其先祖巴图鲁额亦都曾帮助努尔哈赤以十三兵甲起家，是奠定清代开国基业的第一功臣。于是熹妃钱氏便拜巴图鲁额亦都之后四品典仪凌柱为义父，从而便改汉姓钱氏为满姓钮祜禄氏了。（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于是，在乾隆朝修订的《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中，钱氏就成为了钮祜禄氏，清代皇室的《玉牒》（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也更详细地表明：世宗宪皇帝（雍正）第四子高宗纯皇帝（乾隆），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由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凌柱之女诞生于雍和宫。
如果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原本姓钱。那么，钱氏是谁？根据钱治冰的最新考证：“乾隆之母钱氏（1692-1777年）是浙江嘉兴钱纶光与其妻书画家陈书（1660-1736年）之幼女，是刑部尚书钱陈群（1686-1774年）的妹妹”。钱陈群“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尤得乾隆帝的尊宠，倚为元老儒臣，二人之间除君臣之谊，又是文字知己，乾隆称之为‘故人’。钱陈群每有诗作进呈，乾隆必亲笔题诗回赠。他退休后，仍屡次升迁，加尚书衔、太子太保。乾隆帝赐之以‘食全俸’，常寄自己的诗作，请钱陈群和作。他数次去北京，为皇太后和乾隆帝祝寿，并同乾隆帝到塞外围场行猎，并参加‘香山九老会’。乾隆十六年（1751年）钱陈群首次扈从高宗圣驾南巡，并随驾钱王祠陪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钱陈群二次扈从高宗圣驾南巡，再次随驾钱王祠，乾隆赐御诗褒扬钱氏先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高宗第三次南巡时，钱陈群已告归在籍，即赴常州恭迎圣驾，并扈从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地，再次随驾钱王祠，并携台州族孙钱选，以传世唐赐铁卷晋呈御览，乾隆赐御制铁卷歌一首。”此外，“钱陈群的学生阿桂、刘墉、纪昀等备受乾隆重用……钱陈群的子孙世代包括女婿、族人均为朝廷重臣，可见钱陈群与乾隆母子的关系非同寻常，恐怕一般亲戚关系是无法做到这一步的。”（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
同时，前文提到的乾隆极其关心钱塘江海塘工程，这可能与他的真正身世有关。“公元前910年8月，吴越王钱镠为了保护海岸，使其免受海潮侵蚀，命人采山阳的竹子，又令矢人造箭三千只，募强弩五百人以射涛头，使‘潮回钱塘，东趋西陵’……乾隆继位后，开始重修钱氏海塘。乾隆二十五年，浙江潮信告警。乾隆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四次亲临海边，检查海塘工程。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乾隆到杭州的第二天，即亲临海边，亲试打桩，他见石桩必须内移数十丈方能固定，必然会损毁百姓的田庐，是‘欲卫民而先殃民’，决定先建柴塘，待接涨沙坚，再改筑石塘。到乾隆晚期，凭借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浙江境内已建成自金山到杭县长达二百四十八里的鱼鳞石塘，钱塘江南岸也修建了自宝山至金山长达二百四十二里的块石篓塘。石塘到现在依然保存完好，仍然起着挡潮防患的作用。乾隆继钱镠之后大力修筑浙江海塘，有力地保护了富庶的吴越地区，此举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钱治冰，《关于乾隆生母最新考证的最终结果》）而钱陈群，这个可能是乾隆舅舅的人，正是在远古时代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的吴越王钱镠的直系子孙。
在《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被写成是乾隆的一母同胞，陈家洛在并不知情的时候，与乾隆在钱塘江边畅谈。书中第八回这样描述，“陈家洛道：‘当年钱王以三千铁弩强射海潮，海潮何曾有丝毫降低？可见自然之势，是强逆不来的。’……乾隆说道：‘潮水如此冲刷，海塘若不牢加修筑，百姓田庐坟墓不免都被潮水卷去。我必拨发官帑，命有司大筑海塘，以护生灵。’陈家洛站起来，恭恭敬敬地道：这是爱民大业，江南百姓感激不尽。”
自古以来，兴修水利始终是帝王的职责。但乾隆六下江南、四赴海宁，住在偏远小镇中的陈家府邸，事无巨细皆亲历亲为，事隔两千多年，乾隆与钱镠为何热衷于在同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情？当然，钱治冰的推论仍需更多史料甚至考古成果的辅助研究，但他几乎已经指出了一条研究的路径。这个“钱氏”同时出现在萧奭的《永宪录》与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必定隐藏着历史的重大秘密，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揭示历史的重大发现。历史上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扑朔迷离的疑案，俗文化的演绎让这些疑案浸满了流言蜚语和野史趣闻，各种故事满足各种人的兴趣。而考证只能还原历史的真相，考证是无意识的，它可能让一段传奇变得索然无味，也可能让事实振聋发聩。乾隆的身世之谜最终从热河避暑山庄那一大堆丫鬟和宫女的传说以及红学爱好者的狂想中走出来，渐渐显露出本来的样貌。这些传闻和闹剧不仅是娱乐的产物，它也揭示了人类自身的狭隘、脆弱和肤浅，人类总是把虚幻的血统看作荣耀。然而，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历史真相毕竟与任何民族主义无关，乾隆的母亲是汉族人，这和康熙的祖母是蒙古人一样无需避讳。天嘏的《满清外史》中曾经提到：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洲人，因此经常在宫中身着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个汉人。虽然这本书中“乾隆生于陈家”的说法是错误的，但这个“身着汉服”细节并非杜撰，乾隆的确喜欢穿前朝明代的服饰，并且经常请画师为他作身穿汉服的画像，这些画像至今仍保存着。
如果乾隆的母亲钱氏确是汉人，并且确是远古吴越王钱镠的后代，那么乾隆喜爱汉服，并且把身穿汉服作为一种荣耀，便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些画像只能作为旁证，乾隆对汉服的情有独钟未必与他的血统有关，就如同雍正皇帝虽然喜欢穿西装，但不能以此判断他是欧罗巴白种人。
然而，乾隆的母亲究竟是谁，并不能让人们重新认识乾隆皇帝这个人，也不能让人们重新认识清代的历史。毕竟乾隆是一个汉族人还是半个满洲人有什么关系呢？华夷之争来自于狭隘和封闭的心灵，大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然而他们的籍贯何曾影响他们伟大的光辉？中国在远古时代就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因文化母体而统一的文明古国。战争、融合、同化的漫长历史都决定了这个文明的特质，决定了传承的阴暗与光明、奴性与理性、沉沦与觉醒。历史是被偶然性与必然性推动的，乾隆的血统是偶然的，但乾隆朝的历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必然的。作为皇帝，作为统治康雍乾盛世顶峰的君主，乾隆皇帝固然荣耀之极。他登基后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减免捐纳，平定叛乱、统一新疆、治理西藏、兴建河务、编修文化典籍……然而，他在现代人的眼中并非一个无可指摘、圣德贤明的统治者。乾隆皇帝一生好大喜功，发动战争、修建园林、重用和珅……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致使国库空虚，康雍乾盛世在他死后戛然而止，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一生都在为挽救帝国的衰落而奔波劳碌。乾隆皇帝是个古人，做不到现代意义上的高瞻远瞩，他有功亦有过，并非十足的明君。然而，乾隆无论是什么血统，都曾是中国的皇帝。乾隆无论身体里是否流着吴越王钱镠的热血，都曾同样为百姓兴修水利。这已足够了。
真相：林则徐广东严打禁烟导致民怨沸腾
与邓廷桢不同，林则徐在近代中国威名之盛，无与伦比。在170多年里，他被无数的人所歌颂，他被誉为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民族英雄。有些时候，他甚至被神化得过了头。
他是福建人，父亲是一位老师，家里生活还过得去。26岁那年，他考中了进士，而且名列二榜第四名，也就是全国第七名，之后仕途便一帆风顺。他曾经先后被几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看中，这些人都间接帮助了他。比如名臣张师诚，道光前期的首辅曹振镛，当然还有名满天下的陶澍。
与其他的官员相比，林则徐在官场上，没有深厚的背景，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一点反倒成了他的优势，更加衬托出他清正廉明、公正无私、事必躬亲、忠君爱民。他与其他官员最大的不同，就是雷厉风行，不像其他官员那么颟顸。现在他成为了钦差大臣，全权负责广州的禁烟运动。
他是整个中国唯一一个认为鸦片可以导致亡国的大臣，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非常准确的前瞻。他认为严禁鸦片本身就是富国强兵，这更是彻底让中国人认识到了毒品的危害。但是林则徐也有致命的缺点，就是好大喜功，做事容易冒进冲动，而且奏折写的不够真实，甚至到了胡编乱造的程度。他的这个缺点最后导致道光皇帝的决策失误。他是禁烟的大英雄，但他也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现在，他要来广州禁烟了。
实际在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他就已经想好了禁烟的办法。他的办法比任何一个官员所想的都要严厉的多，这个办法叫三管齐下。
首先他要严惩广州参与鸦片走私的官员，通过深入的反腐败，彻底拔掉走私的保护伞；其次，他要将禁烟深入到百姓当中，不但实行五户连保，而且用最大的力度掀起一场禁烟的全民风暴；最后，他要把矛头指向鸦片的乱源——那些从事走私的洋人，他要以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为代价，彻底铲除掉鸦片走私活动，让所有的洋人再也不敢、再也不能贩卖鸦片。
这就是林则徐的真实想法，他要把所有接触鸦片的人都逼入绝境，特别是那些贩运鸦片的洋人，他要在中华大地上彻底杜绝鸦片。林则徐的决心非常大，他深信自己可以办到。
在经历了61天的跋涉之后，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了广州。
史料记载他来到广州的那一天，广州所有的官员，全部出城迎接，这当中包括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还有广州将军、海关监督等人。当然很多老百姓也出动了，跑到城外去迎接钦差大人。
与之相应的，是鸦片贩子们全都跑了。据林则徐自己说，他到广州前几天，广州最大的鸦片贩子，绰号“铁头老鼠”的查顿，当时就跑了（实际查顿早在一月份就弃商从政，回国竞选议员）。还有二十多艘英国鸦片船，也都逃遁得无影无踪。老百姓们欢声雷动，他们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位青天大老爷。还有报道说，有些毒品贩子，还有吸毒人员，也都痛哭流涕，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今后再也不吸毒贩毒了。
这些场景大部分是后来人编写的资料。洋人也有记载，只说钦差大人气度庄严，表情相当坚定（后来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见过洋人）。
林则徐来到广州之后，住进了越华书院。他当时并不了解广州的实际情况，所以他的第一步工作，先是耐心地听。他让所有行商都住在越华书院的旁边，以便随时咨询。还有一些当地的乡绅，也被林大人请来咨询。
林则徐进城之前，就已经派了两名精通粤语的人，偷偷进城搞摸底工作了。所以他进城的时候手里就有了一份黑名单，这个名单里一共有62人，包括17名鸦片贩子和45名低级官员。林则徐指示邓廷桢把这些人全部抓进大牢，等候发落，这也等于是给广州城的官员敲响了警钟。
紧接着，林则徐把广州两所书院里六百四十五名学生组织起来，搞了一次考试，名称叫“观风试”，考试题目是“你认为广州城里谁在走私鸦片，应该怎么查禁鸦片”，考试不记名，不算成绩，其实就是无记名投诉。谁也没有料到，这些学生都把矛头指向了水师副将韩肇庆，以及他背后的大老板——两广总督邓廷桢邓大人。
韩肇庆被林则徐抓起来审讯了，这次可急坏了邓廷桢。他赶紧找着林则徐，跟林则徐商量了很久，林则徐最后同意把韩肇庆革职查办，给邓大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由此可见，当一名公正廉明的清官并不容易，原因并不是抵挡不了诱惑，无法洁身自好。而是你要融入这个社会，就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大公无私，有些时候，你还要指望这些人给你办事。
根据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林则徐抓捕了一大批广州城里的官员，当然高级别的官员，他也没有碰。
处理完官员，林则徐就把矛头对准了老百姓，他抓紧时间发布了一系列禁烟条例，包括《禁烟章程十条》、《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查禁营兵吸食鸦片条规》、《编章保甲告示条款》、《札各学教官严查生员有无吸烟》和《批设局收缴鸦片章程》。详细规定了怎么禁烟，以及禁烟的办法。主要的内容有以下几个：
一、两个月之内，所有吸毒人员都得戒烟，不管瘾大瘾小，期限都是两个月，所有人必须在自己家里凭个人毅力戒烟，两个月断瘾；
二、所有人都可以举报，举报有奖励，只要查出真凭实据，就把吸毒人员的全部家产都作为奖品；
三、下级可以举报上级，只要有证据，直接升职；
四、所有的老百姓，必须随时敞开家门，让当兵的进去搜查；
五、所有的老百姓，特别是渔夫，实行五户连保，只要有一个人吸毒，五户人家全部坐牢。如果找不着担保自己的五户人家，那么直接拿下，不用审了，肯定就是烟民。
这次发布的禁毒条例，比黄爵滋的奏折、比三十九条戒烟规定，都要严格的多。林则徐想用乱世重典的方法，一次性让鸦片在广东绝迹，一次性全民戒烟。
可是政府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一下子收容这么多犯人，而且这么重的工作量，一时之间也查不完，怎么办？林则徐将权力下放，让各村自己成立戒烟委员会，村长抓人村长判刑，不用再给政府找麻烦了。
整个广东开始严打了。
林则徐将权力下放，带来的后果就是公报私仇。村长看谁不顺眼，直接就当成烟民拿下。还有一些人，私底下有矛盾，现在跑到官府去投诉对方是烟民。邻居之间公报私仇，家族内部争夺财产，还有厉害的，各村各乡拉帮结派，大打出手，帮会林立，宗族仇杀。
林则徐的初衷很好，只是如此一来，在一定程度上禁绝了毒品，当然效果一般，只是一阵风，但却导致整个广东长期的宗族械斗，甚至引发了更严重的后果。
禁毒的效果呢？查获烟案890起，捉拿人犯1432人，收缴烟土99260两，烟膏2944两，抄获烟枪2065杆，烟锅205口。另外，老百姓自己上缴的烟土98400两，烟膏709两，烟枪16659支，烟锅307口，大约折算银两20万两。
抓的人确实不少，林则徐到广州三个月，比邓大人三年抓的人还多三倍。大牢本来就人满为患，怎么办？很简单，全部斩首示众。
这算不算很厉害的成绩？再来看看林则徐来广州之前，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工作成绩。邓大人在林则徐来之前，收缴烟土烟膏46万多两，民间自发上缴的是17.4万两。不算烟枪烟锅什么乱七八糟的，光是烟土烟膏，大约折银63万两。
林大人发动的这场声势浩大的人民禁烟战争，不敢说收效甚微，至少也是成效不大。他把禁烟的主角放在了老百姓身上，效果比起邓大人把目光放在走私犯身上，自然效果不大。何况邓大人自己就是烟贩子，比林则徐更了解烟贩子的运作情况。而且，林则徐如此大规模的扰民，也已经传到了道光皇帝的耳中。
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对此就很有意见，他对道光皇帝说，林则徐禁烟，把重点放在了吸烟者的身上，吸烟定罪比贩烟的还重，有点不近情理。而且收缴上来一些烟枪烟锅，其实就是充数。烟枪烟锅没有了，难道不能再造？再说了，吸鸦片烟的时候就算没有烟枪，只要想法儿用火烧，怎么吸都是一样的。邓大人在广州也报怨说，没收烟枪就好像不许人喝茶而收走茶杯，人家随便找个碗啊盆啊什么的，也一样能喝，这根本就不是禁烟的办法。
道光皇帝指示林则徐，从今往后，不许拿收上来的烟枪烟锅充数，要查就查鸦片烟。
林则徐为了禁烟，把治安的权力都委托下去，搞得邻里鸡犬不宁，实在不是明智的方法。而且禁烟就要杜绝贩烟，现在的这种做法也有点矫枉过正，不值得提倡。后来事实证明，权力下放容易，收上来就难了，广州附近帮会林立，长期私刑泛滥，动不动就逮捕、查封、判刑，于是整个广东，成了旧中国地下势力最发达的省份。
林则徐是急了，他想一下子就把社会风气扭转，凭一个人的力量去改变广州全城，甚至是整个广东的风气习气，一次性全省戒烟，全民戒烟，虽然方法不可取，但用心是好的。道光皇帝用他，也正是用他的这颗刚正不阿的心。
可是这种禁烟方式，却导致了民怨沸腾，老百姓觉得禁烟就应该从贪官污吏抓起，不应当把重点放在百姓身上。应该抓邓廷桢邓大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大鸦片贩子。老百姓在两广总督衙门的墙上写了一首诗。禹域虽广地却贫，邓公仗钺东海缤，终日纵吏勤网捕，不分良莠皆成擒，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行看罂粟禁绝日，天网恢恢早及君。
邓大人赶紧给道光皇帝写了上了一份奏章，为自己分辩。说禁烟这事不好办，查禁的过于严格，造成扰民，现在已经有人诽谤我了。他的奏折里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就是林则徐搞的动静太大了，这事如果再闹下去，搞不好还会有民变。
道光皇帝随即下旨，让邓大人把写诗造谣的人抓起来。
邓大人哪里知道是谁造的谣啊，而且一抓此人，就得审讯，一审讯搞不好把自己也审进去了。算了，此事还是不了了之吧。
暴戾无比狡诈无双：赤体提刀的倭寇真面目
炫耀百年的朝贡船终于锁进历史的仓库，大海上，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结队的走私船和海盗船。一股一股在本国混不下去、怀着财富梦想的日本人，如同贪婪的贼鸥，乘着太平洋的季风，在每年的春天或秋天登陆富庶而软弱的中国。
抢金银，抢丝绵，抢人口，时而攻城陷寨，时而飘忽游击。他们髡头鸟音，相貌狰狞；他们暴戾无比，狡诈无双——东南居民惊呼：“倭子来了！”
1.到海外抢钱去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这样定义“倭寇”：“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怖。”
那么，这些“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为什么把目光聚集到海外？
两个原因：一是求生；二是求财。
倭寇产生的大背景，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日本国内乱局。室町幕府从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后，就政权旁落，处于风雨飘摇中。1467年连绵11年的应仁之乱结束后，日本历史上最混乱、最传奇的战国时代粉墨登场了。
日本全国分为六十八国，每个国相当于中国的县，其中五十三个国，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个大名占据着，可以想象在狭小的地盘里却城堡林立的拥挤程度。大名们强弱分明，穷富不一：强的富的占据几国，部属多达数万，穷兵黩武；弱的穷的只有几个村子地盘，部属数十名，朝不保夕。
战国时代是毫无纲常道德可言的所谓“下克上”的诸侯争霸时代，整整乱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里，为了争权夺利，六十八国整天你争我杀，儿子杀老子，弟弟杀哥哥，家臣杀主子都不算稀奇。
不仅大名在厮杀，活不下去的老百姓也参加宗教组织“一揆”造反。战乱无边，尸骨横野，人民流离失所，农民无法耕种，渔民无法打鱼，饥荒当然随之而来。羸弱的只有等死，强壮点的索性去当盗贼。
倭寇的大本营，日本九州同样深陷战乱。
九州有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萨摩、大隅等九个藩国，也是诸雄并立，空前混乱。北边，丰前与筑前的大内氏原本是九州最强的大名，但是遭遇到家臣陶晴贤的政变灭亡了，而陶晴贤不久被九州之外强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杀，并顺势进入北九州，这就和另一个强藩丰后的大友氏碰上了。南边，萨摩的岛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边，肥前的龙造寺氏则和少贰氏内乱不休。
在战争中丧失家主的武士，成了无米下锅的野浪人，因战争无法谋生的渔民、农民，成了饥寒交迫的流民，要想求生，怎么办？下海！做海贼！反正烂命一条！扔哪不是扔？
小人物求生，大人物求财。明朝断绝了官方的朝贡贸易，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价格暴涨，一艘装满生丝的走私船开到日本就无异黄金船。日本沿海的大名、武士、富商自然心动，或直接参与，或提供基地和武器的资助，纷纷加入海贼的行列。
日本十九世纪著名学者佐藤信渊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久留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永正、大永所对应的时代，正是明朝嘉靖皇帝世宗朱厚熜的在位期。
富饶而柔弱的中国大陆，成了日本倭寇趋之若鹜的目标。
2.真倭和假倭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历史常识，嘉靖年间的倭寇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假冒，日本人人数很少。用《明史》的话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
不过，只占“十之三”的真倭才是明代老百姓最害怕的人。
明代浙江文人采九德的笔记《倭变事略》记载了一段倭寇初来的故事：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艘长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嘉兴盐邑县的海滩，船上有六十几个“髡头鸟音”的怪人，带着枪刀弓矢，没有火器。明朝沿海的备倭卫所发现后，指挥王彦忠率兵百余围了上去，怪人见到官兵，没敢妄动。明军询问来意却无奈语言不通，幸好船上有一人懂汉字，双方开始用笔交谈，那人在纸上写道：“吾日本人也，来自吾地，以失舵，愿假粮食，修吾舵，即返。幸无吾逼，逼则我尔死生未判也。”
这是倭寇的标准路数：岸上没有防备就直接舞刀抢劫，一旦有官军严防，就假称失舵借粮。
见海边来了外国人，城里居民都赶去看热闹，承平已久的老百姓指指点点嘻嘻哈哈，根本不知道害怕。到了黄昏，突然之间，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来，张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围的官军全部射死。旁观者这才知道是海贼，哭爹喊娘地奔入城关上城门防御。“髡头鸟音”的形象，凶悍无比的行动，给明朝沿海军民的震慑，实在无以伦比。官军们忌惮于倭寇的双刀利箭，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老百姓就更别提了，吓唬小孩最见效的一句话就是：“再不听话，让倭子把你抓去！”
因为真倭威胁大，杀了更见功劳。所以一旦官军斩杀真倭，都会在报捷奏章上重点突出：“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后面才是“从贼若干”。而事实上，这些“真倭首级”究竟是不是日本人，也是笔糊涂账。
当时一个江苏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他向官府描述道自己的所见所闻说，船上大概200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
梳着髻的也不一定是日本人。
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除了被逼剃头梳髻的，还有些狐假虎威主动装扮成日本人的。假倭对地形、人情熟门熟路，充当真倭向导和顾问，令沿海倭情更加诡异难辨。对此，一个明朝官员谢杰无奈称：“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对假倭的身份问题，明代史学家郑晓是这样总结的：“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
3.僵尸真人版
嘉靖年间的倭寇成分非常复杂。大的倭寇集团按照出身成分，分为三种。第一，出身海盗：许栋集团、徐海集团、叶麻集团；第二，出身走私商：王直集团，洪迪珍集团；第三，出身日本豪族：陈东集团、辛五郎集团。其他的小股集团则五花八门，无可查考。
倭寇集团虽然没有严格的统属关系，但大致构成是这样的——
幕后：日本九州的大名，如盘踞平户的松浦氏，为倭寇集团提供基地、人员和装备。
首领：大多是中国的不法走私商兼海盗头目，如王直、徐海、叶麻等。
主力：少数真倭。九州沿海的日本浪人、流民、商贾、无赖。
附从：大量沿海中国不法分子。福建、浙江人居多。
看到这个构成，我们会比较好笑的发现，倭寇的大首领大多是中国人，真正在一线玩命的倭寇主力，却是日本人。
倭寇的部队是中日混编军，用郑晓的话归纳是：“倭奴借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由于日本人作战勇敢，打先锋和断后的危险差事都是日本人担纲。但是日本人不通中国的人情地理，经常冲锋在前享受在后。
嘉靖年间的官员宗臣记载过这么一件事：“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攻城时让真倭冲在前面，城破后，华人首先获利；败走时，华人先跑，而断后的真倭全部被俘——日本人真笨，中国人真聪明！苦笑中。
日本真倭的数量虽然少，但战斗力很强。明代史料《皇明经世文编》里称：“倭贼勇而憨，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抗倭名将俞大猷曾经在西南镇压过少数民族作乱，他对倭寇的评价是：“倭人之桀骜、剽悍、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之比。”《倭变事略》上有几则真倭“桀骜、剽悍”的记载，简直有点骇人听闻。
第一则。数百官兵包围住一艘倭寇海船，弓矢齐发，并点燃了船只，“酋长有八大王者，从火中奋跃，眉毛尽焦，独举二刀拂火飞斫我军，跳掷数四而倒。”
第二则。官军把一小股倭寇围在农家屋内。“须臾一贼嗔目咬牙，作叱咤声，举刀对斫，火喷星流，着地舞来，众兵攒刺十数枪，尚能跳起四五尺。”
第三则。东洋桥战斗中，官兵三路包围住一伙43人的倭寇，“贼一先锋衣红绡金短袄，舞双刀突前，众围之，斩其首，犹能匍匐数百步，我兵复斫断其手足。”
第一个火中跳出作战，第二个被刺十来枪还能跳四五尺，第三个脑袋被斩了还能爬几百步——这几个日本真倭堪称《生化危机》的僵尸真人版。
4.抢钱，抢丝棉，抢人口
一个嘉靖官员在奏章中用颇带调侃的口气写道：“盈盈一水，片帆乘风，指日可到。倭未尝一日忘情于我。”
日本人之所以“未尝一日忘情于我”，当然不是出自美好的中日友谊，而是惦记着富饶中国的财物。常去日本做生意的海商童华对明朝官员这样介绍：“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时人都熟知倭寇的一大特点：嗜货如命。货就是命，命就是狗X。
最受倭寇欢迎的货是丝绵。
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在明代和苏松地区号称中国最富庶的“天堂苏杭”，农村处处稻香，遍地桑林，处处可闻机杼之声，向有“丝绸之府”之称。正因为如此，成了嘉靖倭寇侵袭的重灾区。嘉靖三十四年，一伙倭寇攻入嘉兴崇德县，在一个大户人家中发现了丝绵仓库，“踊跳而喜”。“踊跳而喜”就是高兴得拥抱在一起跳起来，为什么如此狂喜？因为丝绵在日本很值钱，运回国起码有十倍的利润。日本的丝绸产量极少，仅仅为少数贵族使用，是最时髦的物品。棉花种植也没有普及，日本普通老百姓还是身穿麻纤维的衣服。因为当时日本人对丝绵的极度喜爱，以至不少中国人偏执的相信：日本国闷热潮湿，不是人呆的地方，不穿丝绸衣服的话，汗粘在身上永远干不了！
时人记载道：“（倭寇）随处抢劫人口……妇人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倭寇就连行军抢劫过程中，都念念不忘丝绵。抓到妇女，白天缲茧纺布，晚上供其泄欲。
丝绵是最爱，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日本人也统统感兴趣。《筹海图编》中专有《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衣料类：丝、丝绵、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瓷器、漆器、女人脂粉；药材类：川芎、甘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原料类：水银、硝石。
民间的财物毕竟有限，抢光财物还抢什么？抢人。
倭寇上岸后，除了掠夺财物，就是掳掠人口。对富人，劫为人质，限定时间掏赎金放人，甚至挖掘祖坟，把挖到的尸骨也作价勒索。对穷人，挑选壮年男女，只要船装得下，一概抢走运回国内。男人命运有两种：一是剃头充当前驱，一是做奴隶。妇女的命运悲惨则可想而知。
曾两次赴日的明代使者郑舜功，在旅行记录《日本一鉴》中写到，他亲眼见到被掠到鹿儿岛高须地方为奴隶的二三百名福建男女，个个“髡发跣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过着地狱一样的生活。
灰色地带：古代官员灰色收入究竟有多少
熟人的灰色地带
古代的权力结构中，尤其是地方的官府衙门里，官吏存在着很多获取灰色收入的管道。而在他们获取灰色收入的过程中，并不排除有人会突破尺度，坏了行规，但多数食权者还是会选择一边奉行官家制度，一边又恪守另一套灰色生存的规则，打打制度的擦边球。除非到了一个新王朝的初建阶段，国家机器与政治制度一并打破重建，这种灰色生存系统才失去了生存土壤。而在正常的年份里，就算食权者半明半暗地奉行灰色生存的那一套规则，往往也会被视为一种半合法的行为。
古代官僚制度是一种相对刚性的制度，它的主要特质就是命令和服从。这种制度所发出的辐射力量通常直接指向各级官员，而官员作为服从者往往处于被动状态。与制度的强大约束力相比，人是具有柔韧性的生命个体，是可塑的、可变的。人在现实和规则面前，就算是铁打的英雄也有弯腰的时候，所以这种被动的服从也就成为官家制度（政府正式的规章制度）的“异化”模式。
在异化了的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很多时候人也就被裹挟着成为刚性制度的一部分，于是有温度的生命个体就可能被制度物化。中国古代官员的灰色生存和官僚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权力集团中的灰色生存是官僚制度的一种异化，前者又反过来推动了后者按照独立的规则运转下去，结果两者相互强化，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
古代官员的灰色生存与权力配置的特点和崇尚权力的政治文化的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权力配置的特点来看，正式权力的暗箱操作是古代官员灰色生存难以真正被遏制的最主要原因。而所谓的“灰色收入”，也就是由行为人收取的，官家制度不认可其为合法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认定其为违法或非法，但又是有违社会公平公正的、不合理的那部分收入。
灰色收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确定其来源的合法性，但又无法认定其非法性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其划到灰色收入的盘子里。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官府衙门和各部门福利中，权力集中者所得会比一般官吏来得多，而人情送礼，也是官阶越高、权力越大，节礼就会越丰厚。这是官家制度“敬长尊权”规则下的必然结果。
二是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事玩来转去最终都要纠结在“人情”二字上面。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春节期间，知府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提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如果说他单纯的是知府的亲戚，那么这些贵重的东西就应该属于白色收入，是礼品；但是如果亲戚是其所辖地的一名知县，也是做官的，而知府又正好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帮助到他，那么亲戚拎上门的礼品就可能转化为灰色收入。灰色收入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与中国自古以来“熟人社会”编织的那一张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有着密切的联系。
道理很简单，人熟自然形成关系；关系也就是人脉资源，有关系就好办事。如果人不是那么熟，就会逼着你变着法儿地去打通自己的人脉。而打通人脉的过程也就把人置于一种灰色生存的状态之中，这个时候就需要奉上礼金、礼品，依靠糖衣炮弹轰开人与人之间的冰冷状态，把关系搞得熟络一点，为下一步捞取私利做好人情铺垫。就算没有捞到现实利益，最起码不用担心具有“合法伤害权”的人在背后捅你刀子。
熟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私人利益的对接管道，并通过这种管道把人与人联系起来，将各个点连成一条线，最后构成一张张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而灰色收入正是这一张张关系网捕进去的鱼和虾，网越大捕进去大鱼大虾的几率就越高。关系网越织越密，灰色收入也就愈演愈烈，并进而成为深度扭曲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剂。
换句话来说，熟人社会所遵循的运行规则，无非就是灰色生存的基本规则。如果每个人都能踢开潜规则，给不给“好处”都一样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谁又愿意无端地去增大自己的交际成本呢？
有人用各种计算公式，推算古代官员灰色收入值，却只能算出一个大概，无法得出一个精确的数字，这不仅仅是因为灰色收入的隐蔽性，更在于其来源的复杂及界定的困难。要想将其完全量化，难度实在太大，而且这个量又是个变量，并不是定量，这个量因人而变，因时而变，因职位大小而变。
在灰色利益的驱使之下，灰色生存在不知不觉中就转化为官员的基本生活状态。张集馨在他的官场日记《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官场生态：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大宴会每月都有，小应酬则日日不断；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支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晚清官员们也就是在这歌舞欢宴和觥筹交错之间，把官家赋予的公权力或者个人对于权力的影响转化为私利的考量，然后他们又将这种考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脸红耳热的交际场上，那些冷冰冰的白纸黑字条文显得非常不近人情。
话又说回来，那些官员并不能保证其使用的制度条文就能摆平体制内的所有问题。这时候“熟人社会”奉行的那一套准则就会悄然登场，它为权力披上了温情的面纱，赋予了曲径通幽的可能。对于官僚集团成员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圈子圈套，而并非如何精通儒家经典，学习皇帝颁发的圣谕。他们必须动用人情世故的立体化手段，海陆空全方位地努力，将自己维系在关系网中。
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如果想要在权力场上站稳脚跟，就要动用这些手段。这些手段本身并没有僭越法律，而是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空间。
而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来说，人情世故也是一门必修的功课。这门功课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行走世道所必备的防身术，精通此术方有机会获取权力利益或者降低权力对自己的伤害。
由此可见，灰色生存的意识已经渗透进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空间，并不单单存在于官场。
灰色收入值几何
乾隆五十七年（1792），刚刚从前线击退廓尔喀入侵、平定西藏战乱而凯旋的福康安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在回到京城以后，福康安照例往户部递交了军费账册，以便能够早日报销军费开支，不料却遭遇户部书吏索要“部费”，也就是要赏钱。要知道，福康安从小由乾隆皇帝带在身边长大，皇帝待他如亲生子，这时候的他更是圣眷正隆，是朝廷的大红人。不入官品的户部书吏竟然刮钱刮到他的头上，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
福康安哪里受得了这种勒索，气得暴跳如雷，他怒道：“幺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论级别，小小书吏与他这个爵爷相差十万八千里。别说刮他的油水，就是他能在人群中瞟上他们一眼，他们也应该激动好几天。
就在福康安愤愤难平之际，书吏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解释：索要“部费”只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如此才能速报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书吏还特意提醒福康安，现在你刚刚大捷归来，皇上对你有求必应，一旦这事久拖不决，“上意倦厌，必干诘责”。这句话是在暗示福康安，要办尽早办，如果拖下去对其不利。
那么，小小的户部书吏怎么敢与皇帝身边的红人、朝廷的封疆大吏叫板？
在中国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而中央六部各衙门的书吏则吃下面大小官员的。所以虾米能不能吃定大鱼，关键不在虾米的才能高低，而在于虾米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这些小小的户部胥吏之所以敢吃定福康安，奥秘就在于官员的隐性利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官员的隐性利益。
官员的隐性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灰色收入，二是隐性特权。由于清朝政治制度规范的缺失，当时的大小官员往往会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来谋求诸多显著高于社会一般成员的非正当性收益以及依靠权力延伸出来的“含金”收益。
在京城各部门供职的书吏，虽然不能与那些地方官员获取的收益相提并论，可也有获取隐性利益的巨大空间。既然地方官员的“炭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的消暑费用）之类的贿赂砸不到他们的头上，那么他们就因地制宜，通过自己的部门特权向各地方官员直接索贿。
六部书吏在索贿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儿，从不含糊。在这六部当中，户部索贿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轮得上吏部和兵部。因为户部是管各种费用报销的部门，地方的各项开支要报销，都必须经过户部核准，不然就没办法报。
但凡有利益出没的地方，就会产生灰色生存。那些不谙规则的人，往往就没有办法办成事。
就拿这眼下的军费报销人福康安来说，朝中谁人不晓得他是皇帝面前一等一的大红人？可胥吏照样不买他的账，照样要他按照行业规矩来办事。这时候胥吏的衍生权力，就形成了上自户部大员下到普通胥吏的一条“灰色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是相互贯通的。
送礼是中国古代官场的一种特有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康熙时期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就曾经直指要害，他说，一个州县官员到任之后，“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一句话就是，新官上任所要烧的三把火，最大的一把火就是权力系统内的人情之火，靠人情之火来熔化权力的刚性。
按照中国人所讲究的“节礼”习俗，端午、中秋、新年这三个传统节日是千万不能漏掉的。尤其是拜年送礼，可谓流毒甚远。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的是人情，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我们自然也就很看重这样一个重大节日里的人际交往。其中的拜年被当做一项重要的民俗传统代代相传，早已成为民间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意义上的拜年，大多是一种自觉行为。它的表现形式来自两方面：一是邻里之间的互拜，大家相互串串门、拱拱手，表达喜庆、问候、祝愿；二是晚辈对长辈的伦理之拜，晚辈恭恭敬敬前往长辈处，或施礼或磕上几个头，若晚辈是年轻或年幼者，长辈则还以红包来“压岁”，若晚辈已是成人，就要端出好酒好菜来招待。总之，传统的拜年是有分际和讲究的：邻里互拜，抽支香烟尝点瓜果糖之类，实在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可以表现；而伦理之拜，晚辈对长辈施予“礼”，长辈对晚辈还以“利”。
这种以“礼”换“利”的做法，在不知不觉中被移植到了官场之上。
同样是拜年，放在官场上则完全变了味道。首先是大多数的拜年者并不是出于自愿，总感到人家都跑去给上级官员拜年，自己如果搞特殊化，就会被“特殊处理”。时下不是有一个段子说，一领导在某年关曾对一帮部属半开玩笑地说：谁到我家中拜过年我不一定记得，但谁没去我肯定记得。这句话吓得那些本来不准备拜年者改变主意。其次，官场拜年不合传统拜年礼仪，被拜者既收“道贺”又收“钱物”，礼利双收，这完全背离了初衷。所以，官场拜年是“拜年”的异化，拜者借此平台行巴结贿赂领导之能事，被拜者借此机会捞取金钱财物之实惠。
官场拜年的传统自古有之，但这种拜年并不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人们往往拜的是权并不是年。明中期的官员陆容在他的《菽园杂记》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也就是说，士人与老百姓拜年都是捧着一颗心来，而官员之间的往来，就有花心的成分在里面。为什么花心？当然是为个人命途考虑。
进入清朝中期以后，这种送礼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当时，一个省部级高官如总督、巡抚一年的“节礼”收入是不可估量的，其标准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当时官员的灰色收入和地方经济状况是成正比的，富裕之地可以刮出的地皮油水肯定要比穷乡僻壤更多。
晚清时期，一个省部级地方大员即使在甘肃、云贵这样的穷地方为官，一年捞他个两万两银子也难度不大（当时一两银子约折合人民币200元，两万两银子约合400万元）；如果在江西这样不算穷也算不得富的地方为官，官员只要稍微动用“灰色技能”就能获取六七万两银子；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够分配到江浙地区这样的富裕省份为官，那就等于是抱上了一棵摇钱树，一年从树上摇落个十万雪花银应该是很轻松的一件事。那个时代的十万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相当于两千多万元。
我曾经在古史堆里翻出下面一组数字，可以以此来算上一笔账：康乾时期的文官集团的总人数在3万人左右，如果我们按照每个人每年所捞取的灰色收入是1000两银子计算，那么一年下来，用于官员灰色生存的总费用就高达3000万两。而乾隆十八年（1753）国家一年的全部收入约5000万两白银、1300万石粮食。两下对比，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廷官员的“节礼”差不多是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如此惊人的数字，传递出的信息是，清朝官员灰色收入已经不再是“灰”那么简单的事。
还有人推断出，晚清光绪年间官员的灰色收入是其正式收入的20倍。数字的精确程度暂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官员的灰色收入要远远大于其正式收入（工资）。古代官员的正式收入通常是朝廷付给的劳动报酬，属于正俸。清代文官集团的正式收入在650万两银子上下，但灰色收入却达到了3000万两（这里也仅仅是放在明处的“节礼”一项）。两下比较来看，差距又是何等惊人。
当古代官员拿着并不丰厚的工资单在哭穷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那正式收入背后的巨大黑洞。
第三章 帝王将相
道光终于怒了：史上最严厉戒毒法出台内幕
在说义律之前，我们先讲讲鸦片，提起鸦片，中国人没有不恨的。因为伴随鸦片带给我们的，还有另外四个字——东亚病夫。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搞不明白，到底是因为近代的耻辱而恨上鸦片，还是仅仅因为鸦片是毒品。其实鸦片原本只是一种麻醉品，是麻醉品都会有一定的依赖性，不跟瘾君子相联系的话，它并没有什么可恨之处。
鸦片是用罂粟花的果实提炼而成的，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500年前，当时苏美尔人把它叫做“快乐植物”。后来希腊语里它就叫做鸦片，在阿拉伯语里它的名字叫“阿芙蓉”，唐朝之前由阿拉伯传到中国。它一直是药铺里的一种药材，凡是大点的药铺里都会有，名称是“阿芙蓉膏”，上千年来根本无人问津。在清朝泛滥之后，鸦片改名为“福寿膏”。
这种“药材”有一股子尿臊味，非常难闻。但它的药用价值很高，比如镇静、清肺、麻醉等等，另外它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功效，它可以治疗感冒，也可以治疗拉肚子，吸食鸦片的人几乎没有任何感冒症状，最初台湾人就喜欢吃鸦片来治疗感冒和痢疾。
起初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会吸食鸦片。印度人直接把鸦片吃到肚子里，阿拉伯人冲水喝，我国的中药估计是熬着喝。英国人的很多药品食品中都有鸦片，还有英国人把鸦片制作成镇静剂让小孩子喝，很多年以来，谁也没关注过它的毒性。
大约在雍正年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吸食方法（也有说是爪哇人发明的，通过吕宋传入中国沿海），就是把鸦片掺到烟叶中吸食（烟叶是从美洲传播到中国的）。因为华人当时吸烟草的比例很大，所以鸦片一下子风靡起来，后来逐渐发展成使用烟枪直接吸食鸦片。
有一种说法，说是有一个广州行商家里的小寡妇，由于寂寞无聊，就把家里的鸦片放到灯下去烧，一烧之后发现，不但鸦片的尿臊味没有了，还香气溢人，于是发明了挑灯吸烟的方法，也有说是台湾人发明的烟枪。总之所有关于鸦片烟的发明创造，都指向中国人，倒没听说外国人发明烟枪。
当时全世界有四种东西被认为是容易让人产生麻醉和依赖，危害巨大，一个是酒，一个是茶，一个是鸦片，一个是香烟，其中危害最大的是并不是鸦片，而是酒。
酒可以乱性，当时它的危害是最大的，并且在数千年里，酒因为它的危害早就被很多国家和宗教所禁止。世界上大部分的宗教都有关于酒的禁令，即使不是绝对禁止，也不鼓励饮用。在英国，大多数人都喜欢饮酒，饮酒引发各种恶性事件，打家劫舍还有足球流氓，严重危害着英国本土的治安，英国政府对此始终无能为力。直到现在，英国政府还是无法控制饮酒引发的群体骚乱。
另外在当时的英国，茶也被认为是毒品，需要完全禁止。喝茶是会上瘾的，英国人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于是英国人找了两头猪来做试验，让一头猪吃麦芽，另一头喝茶，结果不停喝茶的那头猪，在第六天真的死了。有了事实为依据，科学试验来证明，英国发布了禁茶令，明文禁止喝茶，因为这种饮料有毒。
其实茶在经过长途运输到了英国，已经变成了非常昂贵的商品，最初商贸还不够发达的时候，老百姓是喝不起茶的，所以禁令针对的是贵族和商人，执行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后来因为英国王室非常喜欢饮茶，再加上印度大量地种植茶叶，茶叶的销售价格变得很低，也就成了英国普通民众的消费品，并且还风靡一时。
鸦片在清朝时并不是世界公认的毒品，因为它没有在全球泛滥成灾。除了中国人认识到它的危害之外，还很少引起其他国家的重视。虽然罗马教皇认为鸦片可以使人产生依赖，所以谴责鸦片销售，但是欧洲这时候已经不再是中世纪，宗教性质的谴责，关注的人多，奉行的人少。
后来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地打开了国门，并且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的劳工，吸食鸦片也就由中国劳工传播到全世界。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取消了鸦片禁令，同时引进了先进的品种，在国内大面积种植鸦片，并且大量出口，最终引发全球性质的毒品灾难，外国人反罹其害，至此他们才彻底认识到鸦片的毒品性质。
1868年英国通过了《毒品药店法案》，对英国的鸦片贸易进行一般性限制。到了1885年，美国立法禁止境内的鸦片销售。在1895年时，德列津尔合成了海洛因，它的纯度比鸦片高百倍，这一次，终于把麻醉剂毒品的毒性提升到了空前的程度，让西洋人清清楚楚地看到它的危害。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国际性的禁毒大会，是1909年2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并且由清政府举办，共有十三个国家参加。这一次，国际上终于把鸦片确认为毒品，会议决定在全世界对鸦片的进出口进行管制。
到了抗日战争之前（1936年），全球性禁止毒品销售才正式被立法，走私、贩卖鸦片才被认为是国际犯罪，鸦片及其相关麻醉品，终于成为了世界公认的、危害巨大的毒品，也终于在全球范围内被严禁销售和食用。
可惜这个时候，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一百年，而中国的首次禁毒，早已过去了二百年。这二百年前的禁毒是怎么回事呢？
小商贩大公司
在全球禁毒二百多年前，雍正皇帝首次禁止鸦片（1729年），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禁毒。
当时的理由是鸦片烟这东西，最能淫荡人心，让人突然精神，时间一长就萎靡不振，伤风败俗，从此禁止吸食鸦片烟。
这时候发生了陈远案，陈远贩运鸦片二十三斤，结果被漳洲知府李治国拿下了，他把陈远按毒品贩子治罪。陈远喊冤，说这是药材专用，并不是吸食的鸦片烟。后来有人跟皇上说，陈远卖的鸦片是药店专营的药材，不是吸食的鸦片烟，鸦片只有加入烟草之中，才会变成淫荡人心的毒品。雍正皇帝派人到药铺里一打听，果然大部分药铺里都有鸦片，所以就把陈远放了。
雍正年间虽然严禁鸦片烟，却不禁止鸦片，海关也是照样进口，照旧征税，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八十年。
嘉庆四年（1799年），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决定禁止鸦片进口。他说，鸦片这东西，其实是洋人地里的泥，却拿来换中国的银子，太可恨了。而且老百姓吸了鸦片，就成了病人，连工作都找不着（古今相同），从今以后，就不准鸦片进口了。
从觉罗吉庆开始，海关就不再允许鸦片进口了，但当时海关还有很多禁令，比如觉罗吉庆还说：
这洋人的钟表，里面都是一些小铁钉、小铜帽，就这么几个小零件，也跑到中国卖几百上千，太可恨了。还有玻璃，其实是一种土里的水，凉了以后就成了玻璃，也跑来赚中国人的银子，如果一个窗户上装一块玻璃，那得花多少钱？要是人人家里都装上玻璃，那还得了！这不是拿有用的钱去换没用的东西嘛，从今以后，这些东西都不准进口了。
像这样的禁令，海关还有很多，这些官员拿自己的思维去写禁令，当然是越禁越多了。另外大清还有一个禁令，就是凡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不准把赚了的银子运回国，只准以货易货。就是说，你必须在中国把你赚的钱全部花掉，银子这东西，大清也需要，不许出境。
后来西洋出口中国的货物，就基本停留在棉花、呢绒等原材料。而中国出口的，也只有茶叶和丝绸等几种商品。
这里要澄清一点，银子这东西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金属，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大型的银矿，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明朝万历年以后，海外的银子才大量涌入中国。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中国的银子比价，打个比方说，在中国一两金子兑换十两银子，而在国外，一两金子可以兑换二十两银子。这样的话，全世界的银子当然蜂拥中国。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出口量太大，中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而外国需要大量的瓷器茶叶，所以通过贸易顺差，银子也就留在了中国。
但是大清的皇帝和官员并不清楚这些情况，他们以为银子是中国特有，而且是有总数的，一旦花了就很难再赚回来，所以海关规定，不许银子出境。
一朝天子一朝臣：万历帝迅速罢免顾命大臣
一、同受顾命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如果按公历，是1572年7月4日，北京就要迎来这一年最热的日子。但是，紫禁城乾清宫的气氛，却像是冷到了冰点。小心谨慎等待了许多年，但登上皇帝宝座仅仅五年半时间的隆庆皇帝朱载垕，此时还不满三十六岁，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当内阁三位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宦官领进乾清宫时，隆庆皇帝正半倚在御榻上，皇后陈氏、贵妃李氏，以及太子朱翊钧都陪伴在他的身边。
高拱三人见状，连忙跪倒在御榻前，不住地呼叫、不住地磕头。皇帝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逐一对着他们点头，并示意身边的太监宣读顾命：
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明穆宗实录》卷70）
不等司礼监太监宣读完顾命，高拱三人已是泣不成声。
这番景象，就是人们从小说、戏剧中看到的所谓皇帝“托孤”，官方的正式文字是“顾命”，而高拱等人则是“受顾命”。自明朝开国以来，这种方式的“顾命”与“受顾命”，以前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嘉靖皇帝的伯父弘治皇帝临死前，把三位大学士召至病榻前，把儿子朱厚照也就是后来的正德皇帝托付给他们，并且说，太子聪明，希望先生们好好培养，让他以后做个好皇帝。
隆庆皇帝这一次继承了先祖的做法，高拱三人固然是感激涕零，外廷文官也是一片喝彩。不少研究者和明史的爱好者喜欢把弘治皇帝和隆庆皇帝放在一起比较，这两位在许多地方还确实有相似之处。
当然，好的开始未必就有好的结局。正德皇帝不但没有接受三位顾命大臣的教导和培养，即位一年之后，还把其中的两位赶出了北京。那么，这一次三位顾命大臣、托孤大臣的结局又会怎样呢？
托孤之后的第二天，隆庆皇帝去世了。一切善后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一方面是安顿好已经去世的皇帝，该上庙号上庙号，该营山陵营山陵。另一方面是安排新皇帝即位。先是由内阁向太子上“劝进”仪注，接着满朝文武以及军民代表三次联合上疏，请求太子即位。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也按照既定程序推辞两次，然后在第三次劝进表递上之后，于隆庆六年六月十日当仁不让地继承了皇位，并从第二年开始，也就是从公元1573年，改年号为“万历”。这位皇帝，就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小世宗万历皇帝。
当然，在皇帝继位的过程中，最忙碌的其实并不是被顶在前台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的小世宗这个时候还只是一个道具，由人摆布。最忙碌的是这些事情的总导演、总指挥——内阁首辅高拱。大行皇帝的信任，使高拱更加积极努力地工作，他不但要把小皇帝名正言顺、风光体面地扶上台，还要把他培养成、辅佐成有道明君。高拱先是领着人草拟了隆庆皇帝的遗诏和万历皇帝的登极诏，兴利除弊，大赦天下。紧接着，又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向万历皇帝提出五条建议，也就是五条施政纲领。所有这些，万历皇帝都一一予以批准。
正如刚刚死去的隆庆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所期待的那样，新天子和旧大臣之间，特别是和旧首辅之间，配合默契，其乐融融。
二、风云突变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只是一个虚假的表象。隐藏在这配合默契、其乐融融表象后面的，却是紧锣密鼓的阴谋和磨刀霍霍的搏杀。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万历皇帝即位的第七天，文武大臣们在礼仪官的引导下，跟随着内阁首辅高拱来到了会极门。这个会极门我们在《大明嘉靖往事》中曾经多次提到，张璁上《大礼或问》、杨慎等人请愿、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等等，都发生在会极门，只是那个时候还叫左顺门。这是明朝经常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地方，也是皇帝的意志、宦官的意志和文官的意志进行博弈的地方。由于刚刚即位，这个时候万历皇帝还没有正式“视事”，还没有开始和大臣们讨论国家事务，所以凡有诏令，都由司礼监太监在这里宣读。
高拱们来到会极门时，以掌印太监冯保为首，司礼监的各位太监早已在此等候。看看人到齐了，只听冯保一声“有旨”，大臣们连忙跪下听旨。司礼监的一位太监开始高声宣读圣旨：
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
诸位注意，这是一道以皇后、贵妃、皇帝三人的名义共同下达的旨意。大家可能会产生疑问，这时的皇帝是万历皇帝，那么这个皇后、贵妃又是谁？这个皇帝自然是万历皇帝，但皇后和贵妃，却是他父亲隆庆皇帝的皇后和贵妃。皇后姓陈，是万历皇帝的嫡母；贵妃姓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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