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安格斯·罗克斯伯勒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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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治国：普京传试读：
前言
和普京握手时，你几乎注意不到他的手是否有力，你全部的注意力都被他的眼神吸引住了。他微垂着头，眼睛上挑地凝视着你，仿佛想在几秒钟内记住每一个细节，抑或是把你的容貌同他此前记忆中的一张照片作比较……他的眼神里透着阴郁，直穿你的内心，令你感到浑身不自在。
俄罗斯的这位“国家领导人”不同于其他任何一国的总统或总理。1999年普京刚出人意料地被推上最高职位时，这位前克格勃特工矜持寡言，不善交际。如今他却变得肆无忌惮，成了一个强人和自恋者，频频上镜曝光，炫耀自己强健的体魄。起初曝光的，只不过是寥寥几张挑选出的照片—赢得柔道冠军的普京，坐在一架战斗机驾驶舱内的普京。此后，尤其是2008年由总统改任总理后，普京开始携摄影组一同外出，参与大力将自己打造成如电影明星般角色的各种活动。在摄影师的镜头下，普京把卫星跟踪仪安放在北极熊、老虎、白鲸和雪豹身上，让摄影师拍摄他在一条冰冷的西伯利亚河流里游蝶泳，在山区光着膀子骑马，亲自参与扑灭山火行动，驾驶摩托雪橇、摩托车或一级方程式赛车，滑雪，潜水，打冰球，甚至用英语哼唱《蓝莓岭》一曲，在大庭广众之下弹钢琴。尽管他既不擅长唱歌，又不擅长弹琴，但毫无羞涩之意。2011年8月，普京参加一次体检时，带了一位摄影师同往，拍下了他上身赤裸的照片。
除了普京，还有哪一位世界领导人如此行事？奉行强悍政策另当别论，就爱好虚荣而言，无人能与普京相比。
与人会晤时，普京谈及敏感问题时注意力集中，好与人争辩，有时会勃然大怒。他通晓世界事务，但对西方人的生活又显露出惊人的无知。他待人彬彬有礼，但有时也粗鲁蛮横。普京先后作为总统和总理以铁腕掌控着俄罗斯。近年来，他喜欢当众训斥手下的部长，造成了一种下属不敢表达反对意见，甚至因为担心不合他意，不敢直抒己见的气氛。普京创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垂直权力体制”。在此体制下，人人心怀恐惧，畏首畏尾。
俄罗斯成了一个无视本国人民权利的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称，他遵循的首要方针是，凡是普京说的都是正确的。议会主席称，议会“绝非讨论的场所”。在这个国家里，谁出任总统这个头号问题，实际上是由两个人私下商定的，公众毫不知情。2011年9月就上演了这一幕。当时普京的门生、继他担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同意干一任后下台，让普京2012年再次出任总统，而且一干有可能就是12年。这两个人还坦承，自从2008年普京卸任总统后始终是这种安排。此前人们早有怀疑，但没有实据。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任任期不过是为普京留住位子，目的是让普京在权位上想干多久就干多久，同时表面上遵守(实则践踏)宪法禁止一位总统任期超过两任以上的规定。
普京刚上台时并不是这样。2000年，众多西方领导人最初对他的新颖做法以及表达的寻求合作和共识的意愿表示欢迎。本书试图描述并解释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普京变得越来越专制？他如何挑战西方，西方又如何挑战普京？为何各方都看不到另一方的关切，从而导致双方猜疑日深，丧失了机遇？美国人和西方眼里看到的是：俄罗斯对政治反对派的打压、车臣的血腥战争及对记者的谋杀、腐败和与日俱增的好战，直至出兵格鲁吉亚并与乌克兰爆发了天然气之争。而俄罗斯眼里看到的是：美国人在世界上的霸道行径，包括它的导弹防御计划、入侵伊拉克、北约的扩大、俄罗斯做出的积极姿态受到冷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革命蔓延到俄罗斯的危险。双方都缺乏远见：普京看不到他在国内采取的强硬措施与国外作出的敌对反应之间的关系；小布什不懂得俄罗斯历史上害怕受到包围的心理，或是对他专横地推行外交政策之行径的愤怒。
撰写本书时，普京依然是俄罗斯最得人心的政治家，也许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俄罗斯人生活上的稳定和自尊。借助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一有利于俄罗斯的局面，在普京任期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然而他提出的众多目标均未能实现。普京上台时许诺要根除恐怖主义，然而恐怖袭击次数不减反增；腐败盛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的人口锐减了220万；外国投资在俄罗斯经济产出中所占的百分比远低于诸如巴西和中国这些增长迅速的新兴市场；尽管过去10年里俄罗斯靠能源收入财源滚滚，却未能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本书讲述了俄罗斯内部的改革之争，探讨作为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到底是(看上去常常给人这种印象)一个不得志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形同虚设。
政客惯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尤其是这样做符合自身利益时。近年来对所有国际政治问题中或许是最棘手的问题—小国的自决权—的讨论尤其如此。科索沃、车臣、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左岸……在解释一国的独立是否构成其他国家的先例一事上，人们费尽笔墨和唇舌，往往是各执一词。通常是“母国”坚持认为，其他一切例子均不可复制(俄罗斯与车臣、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而小国则要求像对待已获得独立的国家那样对待它们。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因为俄罗斯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多民族国家，数十个民族杂居在一起，不同民族的自主权或大或小。克里姆林宫担心俄罗斯任何一个共和国若是通过独立树立一个先例，会导致俄罗斯解体。这一问题贯穿过去10年的历史，从车臣战争和俄罗斯境内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到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的一场短暂战争。在这样的冲突中，通常没有哪一方是“对”的，不承认这一点是看问题简单化的表现。如果认为西方承认科索沃或北约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未来成员资格作出的决定对俄罗斯与四周邻国的关系没有影响，同样是想得太简单。一方对另一方的看法或误解常常比现实的作用更大，而且往往更有害。
这是我撰写的讲述俄罗斯的第三本书。我知道，任何一个外国人若是自称了解这个令人琢磨不透的国家实属狂妄。研究政治学的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写道：“我们俄罗斯人读到外国人笔下对我国不友好的描述时，心理上会产生对外国人的反感和排斥。”在当今的俄罗斯政治中，有很多地方令人感到不快，而且应该写出来。俄罗斯有时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凭空想象外国对它的图谋，害怕而不是欢迎民主的扩展。但西方同样也未能理解俄罗斯国内正在发生的变化，作为一个希望成为世界一部分，而不是受世界排斥的国家，俄罗斯同样没有受到西方的尊重。
我曾在由布鲁克–拉平制片公司(Brook Lapping)制作、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4集电视纪录片《普京、俄罗斯和西方》中担任首席顾问。我的这本书部分来自我在此期间的工作经历。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我们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采访了众多高层人士，时间长达几百小时。这些原始的采访资料使我对很多从前报道过的事件有了新的认识，也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过去3年里，我任普京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顾问，本书的有些内容来自这段个人经历，尤其是第九章。2006年，克里姆林宫决定聘用纽约的一家公关公司凯旋公关(Ketchum)和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合伙公司GPlus时，我没有料到我会偏离自己的记者职业。凯旋公关和GPlus内部均没有熟悉俄罗斯的人，突然间它们需要这么一个人，于是给了我这份工作。当时我报道欧盟事务已经8年，想到能再次深入俄罗斯社会，我觉得这份工作不无吸引力。我学过并教过俄语，在莫斯科做过笔译，在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工作过，做过《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日后又转到英国广播公司。
我过去的经历中，曾有过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令我更难拒绝这份送上门来的工作。1989年，普京仍是一名派驻德累斯顿的克格勃特工时，他的上司为了报复撒切尔夫人，下令驱除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也将我驱除出苏联。我当时任《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是被驱除出境的8名外交官和3名记者中的一个。这是冷战时期最后一次最大的间谍丑闻。我不禁想，作为普京的顾问重返莫斯科该是何等的讽刺！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位媒体顾问，工作地点在布鲁塞尔，但定期往返于布鲁塞尔和莫斯科之间。全球范围内这批人的人数在20～30左右，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全职顾问。我与佩斯科夫和他手下的人员混得很熟，虽然他们始终对我存有戒心，但在那些岁月里，我恐怕是最接近俄罗斯权力中心的外国人了。我讲述的2006～2009年间的事情，基本上源自我个人的所见所闻。
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顾问，我们的首要工作是劝说他们对报界开放。一个简单的前提是：你说得越多，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越多。俄罗斯的政界人士对这一观点极为抵触。我离开公关一行、重操记者旧业后很久，他们一如往日。我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这套节目时，发现了这一点。劝说俄罗斯的高层政客接受采访难上加难，几位关键人物干脆拒绝接受采访。其他人同意接受采访，但此前他们的部属百般阻挠。他们似乎不愿意甚至是害怕把我们的请求转达给自己的上司，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发言人纳塔利娅·季马科娃干脆把我们拒之门外。有意思的是，在苏联解体前夕，我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二次俄国革命》节目时，见到克里姆林宫的头号领导人反倒比现在还容易些。临近2012年总统选举的一年里，随着政治前景越来越不明朗，我们的工作也愈加难做。整个政府机构陷入停顿，普京和他的总统梅德韦杰夫不肯透露两人中谁会竞选连任。我们突然发现，原先答应过的采访又被取消了。显然，在局势变幻不定的时候，谨慎的政客和政府官员不敢抛头露面。
尽管如此，为拍摄这一电视系列片以及我写的这本书，我们还是采访到了100多位人士(其中一些人不愿透露姓名)，包括8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高级顾问。在俄罗斯，我们采访了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阿纳托利·安托诺夫、斯坦尼斯拉夫·别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奇若夫、鲍里斯·肖奇耶夫、阿卡迪·德沃尔科维奇、维克托·格拉先科、格尔曼·格列夫、阿列克谢·格罗莫夫、谢尔盖·古里耶夫、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伊戈尔·伊万诺夫、谢尔盖·伊万诺夫、格里戈利·卡拉辛、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维克托·赫里斯捷恩科、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爱德华·科科伊季、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康斯坦丁·科萨切夫、亚历山大·克拉马连科、阿列克谢·库德林、马拉特·库拉赫梅托夫、谢尔盖·库普里亚诺夫、谢尔盖·拉夫罗夫、费奥多尔·卢科亚诺夫、米哈伊尔·马格罗夫、谢尔盖·马科夫、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奥列格·米特沃利、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谢尔盖·普里霍季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德米特里·罗戈津、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维克托·申德洛维奇、德米特里·特列宁、尤里·乌沙科夫、亚历山大·沃洛申和伊戈尔·尤尔根斯。
在美国，我们采访了马修·马雷扎、比尔·伯恩斯、尼古拉斯·伯恩斯、埃里克·埃德尔曼、丹尼尔·法塔、丹尼尔·弗里德、菲利普·戈登、罗斯·高特莫勒、托马斯·格雷厄姆、斯蒂芬·哈德利、罗伯特·汉密尔顿、约翰·赫布斯特、菲奥娜·希尔、詹姆斯·琼斯、戴维·克拉默、迈克尔·麦克福尔、特赖伊·奥伯林、斯蒂芬·皮弗、科林·鲍威尔、康多莉扎·赖斯、斯蒂芬·希斯坦诺维奇、迪安·韦尔克宁和戴蒙·威尔逊。
在格鲁吉亚，我们采访了伊拉克利·阿拉萨尼亚、达维德·巴克拉泽、格加·伯克利亚、妮诺·布尔贾纳泽、弗拉基米尔·恰奇巴亚、拉斐尔·格卢克曼、纳塔利娅·金奇拉、埃罗西·基茨马利什维利、丹尼尔·库宁、巴图·库捷利亚、亚历山大·罗玛亚、瓦诺·梅拉比什维利、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埃卡·特克舍拉什维利、格里戈尔·瓦沙泽、特穆尔·雅科巴什维利和埃卡·兹古拉德兹。
在英国，我们采访了托尼·布伦顿、约翰·布朗、尼克·巴特勒、乔纳森·科恩、迈克尔·达文波特、玛莎·弗里曼、大卫·米利班德、克雷格·奥利芬特、乔纳森·鲍威尔、乔治·罗伯逊和亚历山大·特默科。
在乌克兰，我们采访了列昂尼德·库奇马、赫里霍里伊·奈米里亚、奥列赫·雷巴丘克和维克托·尤先科。在波兰，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和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接受了采访。
在德国，我们采访了罗尔夫·尼克尔、亚历山大·拉尔特、格哈特·施罗德和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法国，让–大卫·莱维特和莫里斯·古尔多–蒙塔涅接受了采访。
在此，我谨感谢布鲁克–拉平制片公司制片人诺玛·珀西和执行制片人布赖恩·拉平给予我的这个机会，使我得以投身这一旷日持久却意义重大的写作项目。我还要感谢两位导演万达·科什契察和戴维·奥尔特审阅了本书中的一些章节，还有助理制片人蒂姆·什蒂尔扎克尔不知疲倦地查找资料并提供多方协助。我尤其感谢系列片的导演保罗·米歇尔和莫斯科的制片人玛莎·斯洛尼姆对我提出的大量宝贵意见。尼尔·巴克利和菲奥娜·希尔抽出宝贵时间阅读了书稿或其中的部分章节，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最后，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经纪人比尔·汉密尔顿和I. B. Tauris出版公司负责此书的出色编辑乔安娜·戈德弗雷。
第一章 一位秘密警察的舞会
新千年的降临
20世纪最后一天的中午时分，普京时代开始了。叶利钦总统在电视上露面，以嘶哑的声音慢吞吞地宣读了他的辞职决定，令全世界大吃一惊。此时距他总统任期结束还有6个月。叶利钦哽咽着请求俄罗斯人原谅他的错误和缺陷，并告诉本国人民，俄罗斯进入新的千年时，应该换上“新的政治家，新的面孔和精力充沛、精明强干的新人”。
当天早晨，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完成了这篇讲话的录音。除了他的女儿塔季扬娜和心腹顾问外，最先知道这篇讲话内容的人就是录制讲话稿的电视台技术人员。叶利钦讲完后，转过身拭去眼角的泪水，旋即打开一瓶香槟酒，为摄制组成员和寥寥几位在场的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斟满酒，然后将自己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与此同时，在同一房间的一块幕布后面，他指定的继任人普京正在接受化妆师的化妆，为录制他对本国人民发表的新年讲话作准备。
普京的讲话将在午夜时分播放，不过此前他还需要走完一些既定程序。下午两点，普京接过了装有发动核打击密码的“核手提箱”。随后他召开了5分钟的内阁会议，之后又召开了一次时间略长一点的联邦安全会议。下午6点，普京签署了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法令，宣布叶利钦及其家人免于刑事起诉。之后他很快逐一召见了各位部长。最后，他取消了原计划的圣彼得堡之行，一支总统车队驶出克里姆林宫，直奔伏努科沃机场。新年伊始，普京在一个不寻常的地方有自己的计划。
就在世界各地的数十亿人或和亲朋好友聚集一堂，或燃放鞭炮庆祝千禧年降临时，俄罗斯的这位新代理总统乘坐一架军用直升机试图进入叛乱的车臣共和国。由于天气恶劣，这架直升机被迫返回附近的达吉斯坦基地。这就是世人即将认识和畏惧的普京—一条硬汉，一位实干家，一门心思打击恐怖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立志重振这个国家的雄风。
就在普京乘坐的直升机与恶劣天气搏斗的同时，俄罗斯的电视台播放了他事先录制好的对全国人民的讲话。讲话简明扼要，表示将不会出现权力真空，并赞扬了他的前任。普京在讲话里只作了一项政策保证。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一保证，极不寻常。他说：“国家将坚定地保护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大众媒体的自由、财产权以及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
普京赞扬的自由和权利恰恰是亡于前苏联，复生于叶利钦时代的自由和权利。然而不出几年，普京即受到指控，说他本人蔑视这些自由和权利，建立了一个苏联解体后的专制模式，践踏报社新闻自由，打击敢于同他叫板的富商或任何人。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了解普京所走之路的要诀，或者说要诀之一是审视他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来的俄罗斯—一个不仅经济上和军事上羸弱，而且还仰赖西方接济的俄罗斯。
叶利钦与克林顿
2000年6月，普京就任总统仅两个月后，克林顿作为美国总统最后一次访问俄罗斯。克林顿与叶利钦见面二十余次，两人建立了可以彼此互开玩笑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被人称为“比尔—鲍里斯秀”。克林顿也见过普京两次，但和大多数西方领导人一样，除了知道普京擅长柔道，曾是克格勃的一位特工外，对他知之甚少。仅凭对普京的点滴了解，也足以使克林顿心存戒备。这一次他发现普京是一位不好对付的谈判对手。令克林顿恼火的是，在普京眼里，他已经是一位距任期结束不足半年的跛腿鸭总统。
普京站在高大魁梧的克林顿身边，比他足足矮了6英寸。如同一位柔道选手一样，普京用灵活性和技巧弥补身高的缺陷。他坚决抵制美国人的企图—废弃(哪怕是修改)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便放手制定一项全国导弹防御计划，即最早由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体系。《反弹道导弹条约》禁止美苏两国部署核导弹防御体系。对普京来说，这是核威慑的基石。倘若一方获准研制能够击落另一方远程导弹的体系，微妙的均势就会被打破，有防御盾的一方或许会先发制人发动打击。
对克林顿批评他在车臣发动的新的残酷战争和整肃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独立电视台(NTV)，普京不屑一顾。同时，他流露出对1999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难以释怀的怨恨。这一事件从根本上影响了此后10年普京对外交政策的思考。
当初空袭塞尔维亚是为了制止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进行的种族清洗。这一事件成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个关键时刻。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境内战火纷飞时期，莫斯科支持米洛舍维奇，至少原因之一是因为俄罗斯人与塞尔维亚人有传统的手足之情。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一样，同属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
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兄弟纽带”或许被夸大了，然而毫无疑问，在克里姆林宫眼里，米洛舍维奇试图压制科索沃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与叶利钦在车臣对付同样问题的方式有相似之处。正如叶利钦称车臣的叛乱分子为“匪徒”一样，米洛舍维奇(而且一度还有美国政府)把科索沃解放军视为一个恐怖主义团伙。鉴于俄罗斯对车臣发动了一场血腥战争，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大批难民外逃，它支持米洛舍维奇设法维护南斯拉夫剩余领土版图的完整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然而叶利钦请求不要打击塞尔维亚的呼吁完全没有人听。莫斯科于是感到，尽管有“比尔—鲍里斯秀”这层关系，尽管西方大谈欢迎俄罗斯加入文明国家阵营，俄罗斯的话却一钱不值。北约即将对贝尔格莱德进行空中打击前，叶利钦同克林顿通话时会大发雷霆，有时[1]干脆挂断电话。
1999年3月23日，叶利钦的总理普里马科夫正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根据计划，他将会见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普里马科夫这一次访问的使命是争取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以求稳定因1998年8月金融崩溃而动荡不定的俄罗斯经济。据普里马科夫的助手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说，飞机在爱尔兰的香农短暂停留加油时，普里马科夫总理接通戈尔的电话，问：“你们是不是还要轰炸南斯拉夫？”戈尔回答说，“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还没有作出任何决[2]定。”
这架政府专机于是再度起飞，横越大西洋。机舱后面是俄罗斯的商业大亨和官员，边喝伏特加，边玩多米诺骨牌。四五个小时以后，普里马科夫通过充满杂音的保密电话线路突然接到戈尔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北约即将发动空袭。普里马科夫立即与叶利钦通话，与驾驶员核实了是否有足够的燃料飞回香农后，他走到机舱后面通知商人，取消此次访问，因为此时此刻与美国人谈生意极为不妥。众人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商业大亨报以掌声，他们的爱国主义压倒了生意经。科萨切夫说，当时的情景“令人为之动容”。下令让正在飞行途中的飞机掉头飞回是为了表示俄罗斯的极度不悦。此后几天，同样的情绪蔓延到街头，数千俄罗斯人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
一年以后，克林顿作为总统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时，发现创伤仍未愈合。普京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绝不允许别人再次无视或慢待俄罗斯的人。他连续两天批评美国单方面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最后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告别会晤时，普京发出了不祥的警告，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俄罗斯将作出“适当的”、“或许是意想不到的，很有可能是非对称性的”反应。换言之，俄罗斯人不会去研发美国人高精尖的昂贵体系，但会采取措施令其失效。这可以是任何措施，从制造大量的核导弹使防御盾防不胜防，到美国人的设施一旦建成，立即将其摧毁。克林顿听完普京的说教后，转过身对助手塔尔博特轻声说：“我想这个人以为我第一次没听懂他的意思。要么他傻，要么他以为我傻。咱[3]们赶快把这件事打发掉，然后去见鲍里斯。”
美国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离开克里姆林宫驱车去同克林顿的朋友、前总统叶利钦话别。叶利钦如今已经退休，住在自己的乡间别墅。克林顿没有想到，他抵达叶利钦的别墅前，普京已经给叶利钦打过电话，请他再说几句重话。叶利钦告诉克林顿，俄罗斯不会容忍任何威胁俄罗斯安全的美国政策。听完了对方怒气冲冲的长篇发言后，克林顿把谈话引到他本人对俄罗斯未来的关切上。克林顿的临别之言意义非凡，反映了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俄罗斯的看法。克林顿说：“鲍里斯，你真诚信仰民主，你骨子里信任人民，你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真正的民主派人士和改革家。可我不知道普京是否和你一样。你一定要对他留意，运用你的影响确保他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鲍里斯,普京需要你，俄罗斯需要你……你改变了俄罗斯。俄罗斯多亏有了你，世界多亏俄罗斯有了你，我多亏有了你。你我两人一起做了很多事，做了一些好事，它们会流传下去的。而你做这些事是需要勇气的。我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你比我更难。”
克林顿离开叶利钦的别墅时，转身对助手塔尔博特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鲍里斯了，我想我们会想念他的。”
显然，克林顿这番不无感伤的话表明，他认为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国内状况非常好，而且俄罗斯扮演了美国希望它扮演的角色。而事实是，俄罗斯的状况并不好，而且它也不想只跟着美国人的指挥棒走。实际上，美国人怀念的是一位恭顺的俄罗斯领导人，甚至对他们到了俯首帖耳的地步—普京可不是这样的人。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西方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做法可以说是麻木不仁到了极点。西方的大公司对一个巨大的新市场的前景喜不自禁。俄罗斯政府聘请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们敦促它以疯狂的速度引入毫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俄罗斯人民的感受以及给他们造成的后果漠不关心。叶利钦政府内的改革分子积极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为首的经济学家盖达尔从两年前诸如波兰等国家为实现经济转型而采用的“休克疗法”中受到启发。叶利钦授命于他“给予人民经济自由，扫除阻碍自由企业和自由企业家精神的一切障碍”。不出几年，数百万的俄罗斯人陷入赤贫，而少数胆大的人和前共产党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身家数十亿的寡头，迅速廉价地攫取了国家资产。
毋庸置疑，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人享有自由，而且是令人目眩的自由。在俄罗斯上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俄罗斯人从未享有过这样的自由。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苏联时期积压了70年的能量猛然释放了出来。任何人，只要敢闯，加上手头上有点现金，均可做个小生意，哪怕只是出售士力架和伏特加的一个街头小摊。俄罗斯人可以自由出境，阅读任何想看的东西，随意发表言论，示威抗议本国的领导人。竞选自由，党派林立。国家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尖刻地嘲讽时政，肆无忌惮地抨击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新涌现出的私有银行出钱赞助芭蕾舞演出和音乐会。商店里很快摆满了从前俄罗斯人只在外国电影里见过的各类商品和食品。如今人们不再恐惧，对未来感到乐观，觉得有了盼头。无疑，这就是西方观察家眼里的俄罗斯。显然，这也是克林顿所认识的俄罗斯。
然而当我翻阅昔日的笔记本和撰写过的新闻稿时，回想起当年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报道文章讲述了我在俄罗斯十年间的所见所闻和俄罗斯人的惨淡生活。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仿佛是一个恶棍当道的国家。在高速公路上，可以看到这些人乘坐的带有茶色玻璃的轿车飞驶。他们一掷千金，在最高档的餐馆点成瓶的葡萄酒，对服务员吆三喝四，在价格贵得离谱的商店购物，有时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火并。俄罗斯黑手党性质的团伙瓜分地盘和生意范围，雇用杀手司空见惯。
英国广播公司的办公室位于一个购物中心。一个叫保罗·塔特姆的美国人拥有这家购物中心的一部分。因生意上的事，他与他的车臣合伙人起了争执。一天下午5点，他走进酒店附近的地铁站时，被人用AK–47步枪打成了筛子，而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一次我开车时遇到堵车，就在我一点点往前蹭时，看到路旁有人正在抢劫。同样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可怜的人趴在地上，几个男人用枪对准他的头。还有一次，我就餐的莫斯科的一家餐馆遭到抢劫，我和其他人都扑倒在地，等待警察逮捕嫌犯。走进附近我常去的超级市场时，必须经过身穿迷彩服、怀抱AK–47步枪的保安。最初涌现出的新资本主义行业全都伴随着暴力和恐吓。无论是经营一家五星级酒店，还是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用支起的木板桌子贩卖小纪念品，都需要向黑社会支付保护费。
在大城市的郊区，尤其是莫斯科，所谓的“新俄罗斯人”建造了配有游泳池、酒窖和角楼的豪宅，被围在15英尺高的围墙里面。这批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与此同时，1992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将数百万人抛入贫困。突然放开物价导致价格飞涨。人行道上，俄罗斯的普通百姓纷纷摆摊，出售个人物品。莫斯科市中心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至今我仍清楚记得一个人，一位有着博士学位的中年科学家，摆摊出售生锈的挂锁及其他小玩意儿。
其他科学家流落海外，寻找一份有体面工资的工作，其中很多人带走了俄罗斯的战略知识和机密。就在俄罗斯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一流的人才却流失到了国外。
火车站里到处是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莫斯科通往南方的主要火车站库尔斯克站成了狄更斯笔下的廉价客栈，扒手和病夫比比皆是。参与过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截肢退伍军人在地铁车厢里穿行行乞。到处是做生意的人，最显眼的就是出售看上去可疑的烈酒和食品的小商品亭。在耗子成群的废弃空地上，涌现出了一家家店面，贩卖不适于人食用的肉食品。绝望的人把自己的存款投入各种理财计划中，结果都打了水漂，落得身无分文。1992年，政府向每位公民发放了私有化券，初衷是让人们用私有化券换取私有化后的企业股票。而实际情况是，数百万人要么将其卖掉，要么送了人，最终落到了少数精明的企业家或国企高管手里，造就了俄罗斯的新生资本家。
企业垮掉了，工人拿不到工资，或是拖欠几个月后才领到工资，而且常常是以发实物的方式而不是发钱，如毛巾、肥皂、药棉。企业之间也用实物交易。一个昔日自豪的大国接受了外国的粮食援助、来自欧盟库存的糖和人造黄油，还有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剩余口粮。一个超级大国如今沦落到行乞的地步。
1993年4月，叶利钦飞到温哥华向克林顿求援。叶利钦指出，别忘了，民主德国结束社会主义制度曾需要1 000亿美元。叶利钦返回俄罗斯时，克林顿仅许诺提供16亿美元，大部分还是以提供信贷或粮食援助的形式。有人不禁想，西方是否缺乏想象力。苏联时代的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好不到哪里去。难道俄罗斯不需要一项重建其老旧基础设施的“马歇尔计划”吗？
西方的各家咨询机构从西方的援助计划中得到的好处十有八九超过了俄罗斯人。我记得采访过莫斯科一家小面包房的经理。她在英国一家咨询公司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管理培训，费用由西方政府出。她告诉我：“其实我缺的就是买一流面包机的钱，我知道如何管理我的公司！”
俄罗斯因社会转型受到沉重打击。人们突然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苏联曾是一个由15个共和国组成、拥有2.5亿人口的国家，如今四分五裂了。2500万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外国居民，陷入所谓“似在国外”的境地。西伯利亚的居民再也不能到克里米亚(如今位于乌克兰)度假去了，甚至连莫斯科也去不成了，因为买不起机票。一次我去西伯利亚，吃惊地听到当地人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为“大陆”，好像他们被遗弃到了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上。
我几乎看不出克里姆林宫聘用的西方顾问晓得如何解决这个陷入紊乱的国家的问题。西方各国政府似乎没有注意到俄罗斯的混乱局面，抑或是根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景，而不在乎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短期后果。西方的公司只看到自己的产品有了一个庞大的新市场。电视节目里每隔一个广告，就会有一句奇怪的俄语“来自宝洁”，就像是一句新政治口号。我心想，俄罗斯人一定听腻了这句话。它天衣无缝地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口号，可它许诺的不是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是没几个俄罗斯人买得起的洗发液和尿不湿。
成群身穿笔挺西服的美国咨询顾问四处奔波，赞许地谈论下诺夫哥罗德州的私有化项目及其年轻的改革先锋分子。伏尔加河畔旧称高尔基的城市率先向普通百姓出售大量国有资产。在很多方面，这种做法的确激励了人民。我记得去过一次拍卖会，看到一些渴望自己做买卖的俄罗斯人仔细查看195辆破旧不堪的国有卡车和面包车，随后竞相报价。对我来说，我想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也同样，看到如此多的外国人指导改革过程让人感到不对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令人感到美国似乎正在甩卖俄罗斯。
对于赶上浪头的人，如合伙买下商店自行经营的商店员工“互助会”，出售国有资产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变成店主后，为了千方百计地吸引顾客，商店员工开始满腔热忱地改造自己的商店，很快前苏联时期买东西难的局面为之一变。然而对于柜台对面的买主，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物价飞涨，他们的储蓄和养老金所剩无几。人均寿命直线下降，酗酒人数增加，成千上万的江湖医生、巫师和“行善女巫”应运而生，乘人之危借机捞钱。
之后又有了车臣战争。叶利钦曾鼓励俄罗斯各地区行使自己的权利，然而位于北高加索的一个穆斯林小共和国车臣竟然宣布自己独立。如果认可车臣独立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先例，导致俄罗斯联邦的解体。于是1994年12月，叶利钦下令出兵车臣。结果是一场灾难，数千缺乏训练的俄罗斯士兵死于战争。成千上万的车臣人要么被打死，要么背井离乡，逃到临近的其他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沦为一片瓦砾。车臣人心怀仇恨，走向极端主义，复活了苏联时期沉寂一时的伊斯兰教信仰。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分裂主义的民兵队伍，最终迫使俄军撤出自己的国家。这是一次使俄罗斯颜面尽失的失败。1996年底，车臣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叛乱分子同时开始对俄罗斯本土发动恐怖主义袭击。1995年夏，他们在南部城市布琼诺夫斯克的一家医院扣押了1000多名人质。当局试图冲进医院解救人质(至少造成130多人死亡)，但后来又让扣押人质的人逃之夭夭。
1996年初，叶利钦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不仅他推行的改革不得人心，而且车臣战争以灾难告终，总统本人也因多次在公开场合喝得醉醺醺而令人难堪。毫无疑问，当年夏天的大选若是公平的话，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会当选为总统。然而该国的新寡头—担心共产党重新上台后会失去自己新攫取的财富的亿万富商—结成一伙，确保了叶利钦起死回生。正是这批人在1995年实行的“贷款换股权”方案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攫取了俄罗斯最大的一些国有产业部门，包括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作为交换，他们出资搭救两手空空的政府。如今他们出钱大力赞助叶利钦的竞选活动，在自己拥有的国家电视台一边倒地支持叶利钦。叶利钦顺利当选，西方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克林顿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看来，俄罗斯的“民主”和“自由市场”得到挽救。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头等大事，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大多数西方领导人感受不到作为个人，也作为一个民族的俄罗斯人遭受的心灵创伤。对于这种创伤，普京远比他们懂得多。
美国学者斯蒂芬·F·科恩写道，当时美国的流行看法是，“自从1991年底苏联不复存在后，俄罗斯成了一个有意愿，也有能力转变[4]成为一个美国复制品的国家”。
姑且不论鉴于巨大的文化和历史差异，俄罗斯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复制品”。实际情况是，俄罗斯人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来不及适应民主。
早在1965年，苏联时代著名的诗人和歌手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就预见到这种迷惘。当时，他只能凭空想象摆脱了社会主义紧身衣后会是什么情形：昨天，他们给了我自由，可自由对我到底有什么用？
西方人假定，俄罗斯人完全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自由，似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好像俄罗斯人就是美国人，只不过被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几年而已。一旦去掉枷锁，再有一个自由市场，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克林顿手下制定了第一个援助俄罗斯计划的俄罗斯问题顾问承认：“也许我们美国人对苏联社会的看法过于褊狭，高估了俄罗斯人想按照美国规则生活的愿望。我们当初的假定是，转型会很快，混乱也会很快过去，代之以正常生活。顺便说一下，混乱也没有[5]被看做混乱，而是转型期。”
然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资本主义浪潮的弄潮儿，反而被它吞没。此外，俄罗斯人对外国人教他们如何“开化”极其反感。不错，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根基极浅，大多数俄罗斯人毫不费力地就将其丢弃了。然而他们并没有丢弃早于社会主义时期之前就有的、深藏在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某些思维方式。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俄罗斯人对失去苏联时期的“集体感”感到惋惜。“集体”意识不是苏联时期的发明，而是扎根于俄罗斯的历史中。但现在，它同西方强加给俄罗斯人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念发生了冲突。
以上我描述了一幅暗淡的图景，也许比总体形势还要暗淡，因为毫无疑问，叶利钦当政时期俄罗斯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令人极为欢欣。然而正是90年代生活中的这些阴暗面—经常被西方所忽视—日后成了普京播种他观点的沃土。
从筒子楼到克里姆林宫
这是一本讲述普京执政的书，而不是一本传记。然而稍微回顾一下他的早年生活会给人以启示。普京过去的背景以及走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为他日后成为总统后自相矛盾的做法提供了线索：一个不相信民主的民主分子；一个对西方一知半解、主张西化的人；一个信仰自由市场，但世界观形成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人；一个对俄罗斯抱有坚定的信念，用一个前克格勃特工冷酷无情的眼光审视祖国“敌人”的人。
1952年，普京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夷为瓦砾、仍在重建中的城市。“二战”期间，列宁格勒遭到德国人长达900天的围困和轰炸。普京的童年是在一个居民筒子楼里度过的。他家有一间住房，和其他家庭共用厨房和厕所。很多俄罗斯人对过去住筒子楼的经历有着甘苦参半的记忆。一方面，居住条件恶劣，没有独立卫生间，也没有热水，楼梯井口处耗子乱窜。另一方面，各家住在一起以及参与战后重建的共同经历加强了当年乐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青年时代，普京的思维方式完全受到苏联时期宣传的影响，他并非出生于一个持不同政见或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家庭或许会收听外国广播电台的广播，或谈论反政府的话题。上学期间，普京学到的是：西方是一个邪恶的地方，资本家剥削工人，并且对苏联磨刀霍霍。老师告诉他，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苏联人过得比西方人幸福多了。普京满12岁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时期的短暂“解冻”已经结束，因此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度过的。这段时期的特点是苏联更加好战，与西方对抗，政治压迫和意识形态僵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普京对加入共产党的执政机器—克格勃—显露出兴趣，而直到1975年他从列宁格勒法学院毕业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
普京称，他甚至没有想过斯大林时代克格勃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造成的全民恐怖。他说：“我对克格勃的看法源于讲述特工人员的浪漫故事。完全可以这样说，我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产物。”[6]
不过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普京作为克格勃的一名特工在列宁格勒工作的10年里，将会清楚地了解到克格勃在做些什么。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克格勃把异见人士投入劳改营或精神病院，没收外国刊物，干扰外台广播，完全控制本国人与外国来访者的接触，严格审查极少数获准出国的苏联公民，想尽办法协助共产党对全社会实行完全的控制。在国外，克格勃的任务是颠覆西方民主政府，偷窃军事和产业机密，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社会主义并协助东欧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压制不同政见。我们不确知这些年里普京做了什么，不过从他干过反间谍工作以及在列宁格勒监视过外国人可以推测，他完全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并对受到西方颠覆的危险保持警惕。时至今日，普京对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仍然嗤之以鼻，对和他一样选择了特工这一行的人充满敬意(2010年，他亲自欢迎在美国暴露身份的10位俄罗斯特工回国)。
普京的一位朋友回忆说，当年他问年轻的普京，在列宁格勒的克格勃机构里都干些什么时，普京神秘兮兮地说：“我是一个交际专家。”
1985年，普京晋升为少校，被派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德国从事情报工作，工作地点在德累斯顿。据普京讲，他负责“政治情报”—招募线人并收集有关政治人物和“头号敌人”北约组织的情报。此时，普京多半仍是苏联意识形态的信徒，而且未直接接触过西方国家。他也未亲身经历过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下苏联的觉醒。
就在莫斯科的各家报纸和剧院打破昔日的苏联形象、逐渐丢弃将西方妖魔化的陈词滥调时，普京却被派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对内压制最严厉的国家之一。直到最后一刻，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都在抵制从莫斯科吹来的改革之风。然而，此后普京目睹了民主德国局势的日益动荡。1989年下半年，柏林墙终于倒塌。共产党政权宣告结束前几周，和平变革恰恰始于德累斯顿。就在普京的眼皮底下，示威者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俄罗斯的这位未来领导人因而有近水楼台之便，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的终结。虽然他错过了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推行的革命，但亲眼看到了东欧人如何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摆脱了苏联的轨道。作为克格勃特工，他的工作还包括研究北约的可能反应。因而，普京将会完全知晓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据说由美国国务卿贝克向戈尔巴乔夫作出的口头保证，即北约不会借东欧剧变之机向前苏联阵营扩张。
民主德国共产党结束执政，还有苏联在民主德国的太上皇地位结束时，普京在他位于德累斯顿的办公室里疯狂地焚烧掉一切最敏感的文件，甚至不得不挥舞手枪，吓退一伙想冲进来抢劫的人。此前他们已经洗劫了民主德国秘密警察的办公室。日后普京说，他可以理解这伙人对民主德国秘密警察的仇恨。“他们受够了秘密警察的绝对控制。整个社会没有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在他们眼里，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是魔鬼。”(无人知晓，普京是否意识到，在俄罗斯人眼里，克格勃和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是一丘之貉。)
对普京来说，整个事件中最令他不安的是，就在愤怒的人群挤在门前，他打电话向德累斯顿的苏联驻军司令求救时，他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莫斯科的批准，他们爱莫能助。普京说，“然而莫斯科始终沉默。我感觉，国家已不复存在。任何人都能看出，苏联病了，而且患的是一种称为瘫痪的致命绝症—权力的瘫痪。”普京说，他知道苏联靠镇压和铁丝网对半个欧洲的控制不可能持久。但他承认，他对苏联失去影响力耿耿于怀，认为这是国家的耻辱。“我们就这样抛弃一切，一走了之。”
就在此时，普京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使他首次接触到了一些与他童年时代、在校读书和在克格勃工作期间的信仰格格不入的观念。1990年1月，普京从民主德国返回家乡列宁格勒—这座城市很快将更名为圣彼得堡。最初他保留着在克格勃的编制，但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外事部门找到一份工作，随后担任列宁格勒市议会议长、前经济学家安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助手。索布恰克是改革时期思想最解放的理论家之一，很快就当选为圣彼得堡市长。1991年6月，他让普京执掌该市的外事部门。当时圣彼得堡市正争取成为一个主要的金融和投资中心。没过多久，索布恰克任命普京为副市长。
于是这位前“苏联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出的完人”不仅接触到索布恰克对民主的看法，而且掉进了他不熟悉的西方贸易和金融的奇妙世界。1991年8月，共产党内的顽固派(包括普京的上司克格勃领导人克留奇科夫将军)发动了一场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据普京讲，当时他就在索布恰克身旁，鼓励群众支持民主，抵制政变。日后普京说，他认为发动政变的人阻止苏联走向解体的初衷是“崇高的”，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1991年底，苏联解体。对于普京，这是一个分水岭。“我参加克格勃时信奉的一切理想和目标轰然坍塌。”
普京担任副市长时的工作并非没有引起争议。在一次涉及进口食品的丑闻中，该市议会的议员试图以腐败罪名将普京免职，但未遂。然而1996年索布恰克因败选下台，普京也成了闲人。
靠着运气和关系，普京很快到了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机[7]构里步步高升。1997年3月，他出任叶利钦总统的办公厅副主任。1998年7月，被任命为克格勃的继承者联邦安全局的局长。1999年3月，他又兼任联邦安全会议主席。
他的后台是被称为“家族小圈子”的一伙人，即叶利钦总统的亲密顾问，其中有他女儿塔季扬娜，前总统办公厅主任(日后成了塔季扬娜的丈夫)瓦伦丁·尤马舍夫，现在的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和能量极大的商业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拥有俄罗斯国家主要电视频道全国电视网(ORT)49%的股份，而且是实际的控股人。
1996年，这个家族小圈子策划了叶利钦的连选连任。时隔不久，他们又很快作出安排，确保普京出任总理，目的是最终让他作为叶利钦的接班人出任总统。普京的忠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领导者，普京阻止了对据说牵扯到叶利钦家族成员和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的重大腐败和洗钱案件进行的调查。(其中一名官员帕维尔·博罗金被指控在修缮克里姆林宫期间侵吞巨额公款，而正是此人将普京从圣彼得堡调到莫斯科，给了他政府中的首份工作。)普京还帮助他的前恩师索布恰克逃避因腐败罪名而被起诉。
日后证明，忠诚是普京的一大性格特征。正如他因忠于家族小圈子而受到犒赏一样，一旦当上总统，普京将重赏那些忠于他的人，同时惩罚与他作对的人。他没有让家族小圈子成员失望。2000年普京出任代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了一项法令，使叶利钦及其亲属免于刑事起诉。
1999年夏，叶利钦的小圈子派别列佐夫斯基去见普京，提议他担任总理。当时普京正和家人在法国的比亚里茨海滨度假。普京谢绝了，显然是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胜任这一职务。然而他返回莫斯科[8]后，叶利钦不允许他说“不”。
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年里，普京着手处理了一些日后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事件。1999年3月，原苏联阵营的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加入了北约。无论美国许诺戈尔巴乔夫北约不会东扩的传说(美国官员坚决否认作过这一许诺)是否属实，俄罗斯都认为这是一个军事联盟开始向它的边境作不必要的、具有威胁性的推进的第一阶段。此后10年普京执政期间，北约东扩问题始终挥之不去。
北约扩大后仅11天，即开始了对塞尔维亚的空中打击。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反响本章前面已经讲述过。8月，过去两年半以来一直阴燃的车臣问题突然蹿出火舌，点燃了普京的心中怒火，此后很多年，他在国内外的一系列举动均来自这股怒火。打击恐怖主义成了普京朝思暮想的目标。
自从1996年底俄罗斯军队撤出车臣后，该共和国一直享有事实上的自治，越来越无法无天。民选的政府无力约束诸如萨尔曼·拉杜耶夫和沙米尔·巴萨耶夫这样的军阀，后者在幕后参与策划了布琼诺夫斯克市的人质劫持。绑架事件司空见惯。在6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遭到杀害、4名电信公司员工被绑架后，外国人几乎不敢再去车臣共和国。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在此地生根，一些军阀同中东地区的恐怖团伙建立了联系，包括基地组织。
1999年8月7日，巴萨耶夫和沙特阿拉伯出生的一个伊斯兰教主义者伊本·哈塔卜率领1500人对邻近车臣的达吉斯坦发动了精心策划的进攻，目的是在那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也是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建立一个大伊斯兰国家的第一步。这次袭击一下子把普京推到最高权力的位置上。第二天，叶利钦任命他这位行事果决的安全部门领导人出任总理，处理车臣问题。
普京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令人愕然。在当时的俄罗斯，几乎鲜有人知道普京是谁，政治精英同样对他知之甚少。然而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普京展示了俄罗斯的一副新面孔—在对付车臣恐怖分子日益猖狂的袭击时精力充沛、态度强硬而且毫不手软。
9月份，在两周之内，布琼诺夫斯克市、莫斯科(两次)和伏尔加顿斯克市的居民区内发生了4起爆炸事件，将近300人被炸死。俄罗斯指责说是车臣人干的。这些爆炸事件再加上对达吉斯坦的入侵，给普京提供了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口实，如果他需要一个借口的话。9月12日，普京会晤克林顿时，激动地画了一幅车臣地图，讲述了他准备消灭分裂主义分子的计划。之后他对记者恶狠狠地说：“这些家伙不是人，连畜生都不如。如果是畜生，也是穷凶极恶的畜生。”
鉴于居民楼被炸恰好使普京有了一个借口开战，借此提高自己的威望，一些俄罗斯人认为，爆炸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干的。俄罗斯境内关于各种阴谋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且多荒诞不经。如果都信的话，历史都要改写。然而在梁赞市的第五次爆炸事件令人疑心重重。根据密报，警察在一个居民区楼群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三口袋白色粉末，挫败了一次阴谋。警方证实白色粉末是炸药，而且还带起爆器。几个口袋被运走时，数千居民被疏散。普京本人表彰了及时发现有人将这几个口袋运进居民楼的人，夸他们警惕性高。然而当涉嫌安置炸弹的嫌疑犯被逮捕时，他们的身份却被证实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该局的局长称，这是一次“演练”，以测试公众的反应—那几个口袋里装的是白糖。然而梁赞市当地的联邦安全局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演练，并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惊讶。
此外，居民楼爆炸案还有几处疑点。例如，国家杜马议长向议会宣布，9月13日伏尔加顿斯克市才向他汇报了爆炸事件。而莫斯科发生的两起爆炸案中的一起也发生在同一天，但早于伏尔加顿斯克爆炸案三天。难道事先对所有这些策划中的爆炸事件知情的某人把日期搞混了？然而在俄罗斯，对这些事件展开的调查受到阻挠，针对爆炸事件提出的疑问令克里姆林宫怒不可遏。不仅如此，试图查明事情真相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的两名成员被暗杀，第三个成员死于一次交通事故。该委员会的律师被捕后被投入监狱，罪名是非法拥有武器。2006年，调查过这些爆炸事件的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和前克格勃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双双遇害。
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是为了一雪俄罗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败北的耻辱，同时遏制普京眼中的伊斯兰分子对俄罗斯全国的威胁。普京的一名心腹顾问匿名告诉我，普京担心，他这个总理可能当不了几个月就要下台(如同他的几位前任一样)。他想趁自己在台上的机会防止俄罗斯走向解体。“车臣人入侵达吉斯坦是匪徒发出的一个信号，显示他们会得寸进尺，沿着伏尔加河侵入俄罗斯联邦其他的伊斯兰共和国，如巴什科尔托斯坦和鞑靼斯坦。”
我从未听到普京(或俄罗斯的其他领导人)谈起过车臣人民实实在在的怨恨。斯大林时期，他们被大批逐出自己的家园，流放到中亚地区。苏联时期，车臣的文化和语言又被淹没在俄罗斯人的海洋中。几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正是1994年俄罗斯出兵车臣导致车臣人走向激进，助长了宗教极端主义。第一次车臣战争前我去车臣共和国时，根本看不到宗教极端主义者的影子。正是这场战争以及俄罗斯军队的所作所为将原来的分裂主义分子转变成怀有信仰的恐怖主义分子。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普京重点战火的结果必然是雪上加霜。
普京很快让世人领教了他的铁嘴钢牙和直言不讳—这些成了他的一大特点。9月24日，当有人问到第二次车臣战争的残酷时，普京回答说：“无论恐怖分子在哪儿，我们都要穷追到底。他们如果在机场，就在机场干掉他们。如果—请原谅我的用语—在厕所抓到他们，就在厕所消灭他们。没什么好讲的。”
普京发动的这场战争很快使他不再默默无闻，但他还不是俄罗斯深孚众望的政治家。他的前任之一普里马科夫任总理时，公开谴责叶利钦小圈子成员的腐败，宣布自己打算竞选总统。他同前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一起组建了一个政治集团—“祖国—全俄罗斯”联盟，一切迹象显示他在12月份的议会选举中很有希望胜出，从而为他参加定于6月的总统选举提供了一个跳板。
就在此时，别列佐夫斯基介入选举，以确保家族小圈子的候选人普京赢得大选。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全国电视网完全倒向普京，同时对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极尽污蔑之能事。别列佐夫斯基将一个有名的节目主持人谢尔盖·多连科揽入旗下。此人擅长报道丑闻和桃色新闻，以发表褊狭评论著称。别列佐夫斯基乐得让多连科炮轰普里马科夫。后者任总理时，曾派人搜查过他开办的公司，威胁要把他这样犯有经济罪的商人投入监狱。每天晚上，俄罗斯最大的电视频道无休止地评论普里马科夫的年迈体弱和卢日科夫的腐败，同时颂扬普京在车臣的英雄事迹。
与此同时，小圈子里的人—别列佐夫斯基、尤马舍夫和塔季扬娜·季亚琴科在叶利钦办公厅主任沃洛申的别墅秘密碰头，谋划组建一个支持普京的政治组织。9月份，距国家杜马大选还有三个月时，一个叫统一俄罗斯党的新政党诞生了。这是一个没有根基、没有指导思想，可以说也没有任何政策的政党—只有支持普京这一条，不过得到了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全国电视网和他拥有的其他几家报纸的大力支持。12月19日，统一俄罗斯党赢得的选票几乎是“祖国—全俄罗斯”联盟的两倍。现在万事俱备，只等叶利钦在新年前夕宣布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他的总理和既定接班人。
国家杜马选举后的第二天是“契卡日”。作为前苏联时期传统的延续，俄罗斯大多数行业在日历上均标出这么一天，用于纪念国家现在和昔日的秘密警察(早年叫契卡)。一大早，普京将一块牌子重新钉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的一面墙壁上，以纪念普京加入克格勃时该机构的首脑安德罗波夫。叶利钦去苏联化时期，这块牌子被摘掉了。在当晚举行的盛装舞会上，总理对自己当年的老同事发表了讲话，开玩笑说：“我向诸位报告，联邦安全局秘密安插在政府部门内的一批特工干得很顺利，正在执行首期任务。”
下一期马上就要开始了。10天后，叶利钦辞职，普京出任俄罗斯最高领导人。[1] 1.Strobe Talbott, The Russia Ha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p 416.
[2] 2.Interview with Konstantin Kosachev, 16 December 2009.
[3] 3. Talbott, p 397.
[4] 4.Stephen F. Cohen, Failed Crusade: America and the Tragedy of Post-Communist Russi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00), p xii.
[5] 5.Interview with Toby Gati, RIA Novosti,22 March 2011.
[6] 6.Vladimir Putin, Ot pervogo litsa(http: //archive. kremlin. ru/ articles/bookchapter3. shtml–last accessed 7 September 2011).
[7] 7.For a good account of this part of Putin’s career, see Peter Baker and Susan Glasser, Kremlin Rising: Vladimir Putin’s Russia and the End of Revolution (New York: Lisa Drew, 2005), pp 47ff.
[8] 8. Ibid., p 53.
第二章 向西方“求爱”
“我希望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从1999年3月北约盟国开始轰炸南斯拉夫起，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即被冻结。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宣布：“我们已经让北约驻莫斯科代表卷铺盖走人。对南斯拉夫的侵略停止之前，我们不会与北约有任何接触，包括北约秘书长。”
然而2000年伊始，普京刚出任俄罗斯代总统不久，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秘书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伊万诺夫。新上任的北约秘书长罗伯逊着实吃了一惊。10月他到布鲁塞尔走马上任后，将争取使俄罗斯“恢复安全合作”确定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然而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伊万诺夫故作羞涩、扭扭捏捏地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正在[1]考虑造访莫斯科的话，你或许会发现你很受欢迎。”
于是罗伯逊成了西方第一个会晤俄罗斯新总统的重要政治家。2月，他乘坐德国空军提供的一架飞机飞抵莫斯科。
在机场，普京问：“为什么您乘一架德国飞机来呢？”
罗伯逊马上意识到，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轰炸机造成的恐怖，他乘坐的这架飞机上面涂的德国空军徽记在俄罗斯触动了某根敏感的神经。罗伯逊解释道，北约本身没有飞机，所以他不得不借用成员国的飞机。“哦，原来如此，”普京试着讲英文，“秘书长，也许下一次您再来应该乘一架英国飞机。”
罗伯逊给普京带来了一份礼物，一本讲述沙皇宫廷的英文书。他是在一家旧书店里淘到的。俄罗斯的这位领导人喜笑颜开，原来他正在努力学英语，因为他又增添了很多要“交际”的外国领导人。
普京告诉罗伯逊：“我喜欢大声朗读英文书，作为练习。”随后他又补充说，“所以我的狗现在英文很流利。”
两人的会面不只是展开魅力攻势和互开玩笑，也谈了实质内容。罗伯逊记得，普京相当坦率，讲话切题。“当时他不像现在那样自信。他刚刚上任，甚至连总统还不是，只是代总统。”
普京说：“我想解决我们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我们的关系并不具有建设性。我想逐步恢复与北约的关系，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与我有分歧。”普京指了一下他的国防部长马歇尔·谢尔盖耶夫元帅和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但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希望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这才是它未来的归属。让我们看一看如何能最好地达到这一目的。”
英国大使告诉罗伯逊，他对这一果敢的早期外交政策决定印象深刻。鉴于当时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极为紧张，普京说“我想恢复这种关系”不同寻常。罗伯逊感到，普京想发展“一种线条清楚的关系”，撇开昔日遗留下来的障碍，只谈重大问题。“他们希望被当做世界上的一个重要成员。”
还有一位世界领导人热衷于满足俄罗斯的愿望。布莱尔首相看到，英国有机会成为俄罗斯在欧洲的“最佳伙伴”，并决定于3月上半月访问俄罗斯，普京当时甚至还没有当选总统(大选定于3月26日举行)。此时，布莱尔比德国总理施罗德，或法国总统希拉克更愿意迁就普京在车臣发动的战争。英国外交部对这位前克格勃特工存有戒心。显然此人是车臣战争的导演。然而布莱尔在唐宁街的顾问坚持认为，普京是一位新型的领导人，一个值得对他尽早压宝的人。布莱尔办公厅主任乔纳森·鲍威尔说：“根据我的经验，克格勃官员在昔日的苏联官僚体制中属于比较开放的一批人。我们决定在竞选期间就与他接触，而不是等到选举结束以后。那时等着见普京的人会排成长队。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但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而且也确实产生了结果。”[2]
鲍威尔说，布莱尔出访俄罗斯前几乎没怎么关注车臣问题。直到上飞机后，才开始阅读为他准备的背景材料文件夹。“外交部准备的文件夹令布莱尔越看越恼火，因为早在那时，托尼已经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感到担忧。他看到了它的危险性，觉得我们在对待俄罗斯对付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做法上有那么点‘双重标准’的味道。于是他在飞机上决定，待到双方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在车臣问题上他要给普京一点自由行事的空间。”
普京满面春风地全程陪同首相及夫人切丽游览了自己的故乡圣彼得堡市，参观国立冬宫博物馆，在沙皇金碧辉煌的夏宫彼得宫举行会谈，傍晚前往马林斯基剧院，观看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战争与和平》。唯一一个不快的小插曲是在彼得宫举行会谈时，英国大使罗德里奇·莱恩爵士一屁股坐在一把椅腿细长的古色古香的椅子上，把椅腿压断了。
普京俏皮地说：“我希望你会赔偿这把椅子。”据一位目击者说，普京不完全是开玩笑。
这次访问极其圆满。这是布莱尔想要的结果。鲍威尔承认，叶利钦与法国人和德国人(更不要说克林顿了)打得火热，英国感到自己被撇在了一边。现在布莱尔自己“挤了进来”。总统选举刚一结束—大选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普京赢得了53%的选票—布莱尔马上邀请普京访问伦敦。“格罗兹尼屠夫”受邀去温莎宫拜见女王时，媒体一片[3]哗然。
一段时间内，布莱尔的确看上去成了普京在西方的主要联系人。11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未定，在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时，普京打电话给布莱尔，询问他是否应该给小布什打电话表示祝贺。鲍威尔回忆道：“托尼建议普京等一等，待局势明朗后再说。普京非常感谢，于是没有给小布什打电话。这件事很有意思，通常你不可能与俄罗斯总统有这么深的关系。我们因此感到，这宝是压对了。”
当然，考虑之一是英国的商业会受益于更密切的政治关系。因此4月访问伦敦时，普京会见了一批大企业家。英国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对普京印象深刻：“他令人耳目一新。”普京向英国商人许诺要严守法律，打击腐败。普京不苟言笑的冷漠举止让他们感到，他说话是算数的。3年后，在普京和布莱尔主持的一个仪式上，英国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的一家大石油公司俄罗斯秋明石油公司(TNK)签署了一份组建一个两家各占50%股份的合伙公司的合同。当时，英国石油公司投入的67.5亿美元是有史以来俄罗斯得到的最大一笔投资。双方皆大欢喜。然而，随着普京开始质疑把本国的战略资产卖给外国人的做法，前面将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
看到普京的灵魂
至于美国，普京已经决定耐心等待克林顿余下的任期结束，再开始向小布什的班子伸出触角。俄罗斯人早就预料到小布什会获胜。2000年7月底，他们甚至派了一个代表团参加在费城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之一米哈伊尔·马格罗夫是俄罗斯上院的议员和公关专家，他曾在普京的竞选班子里干过。他说，这是统一俄罗斯党对外联络的一项内容，“与世界各地的保守党交往”，目的是为普京的党派打造中间偏右的“牌子”。团员会晤了赖斯和小布什班子里的其他成员。会晤的时间并不长，但足以使他们再次受到邀请，参加1月[4]份的总统就职典礼。
就职典礼那天，赖斯找到一位俄罗斯外交官，要他代表美国新政府向普京转达一个积极的口信。赖斯会讲俄语，而且是一位苏联问题专家。在随后的年月里，布什在制定俄罗斯政策时，她的作用举足轻重。赖斯的口信表达了对发展友好关系前景的期待，但绝不是比尔—鲍里斯秀的重演。赖斯认为，克林顿与叶利钦之间的亲密关系，个人色彩过于浓厚，而且他要求俄罗斯人对其在车臣的所作所为负责时表现得太软弱。2000年12月31日，《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赖斯撰写的一篇文章，严厉批评了克林顿的政策。
美国政策的缺陷在于，克林顿始终欣然接受叶利钦和他身边被视为改革者之人的做法完全失败了。美国当然需要与国家元首打交道，而叶利钦是俄罗斯的总统。
然而，美国对民主和经济改革的支持成了对叶利钦的支持，他的议程成了美国的议程。
明明没有改革，美国却作证说俄罗斯正在改革，在没有任何重大变革迹象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资金。
一些耐人寻味的私有化手段因而被捧为经济自由化，对一些权势人物掠夺国家资产的现象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置若罔闻。俄罗斯的现实与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看法完全不符。
赖斯还知道，麻烦事还在后面，因为小布什打算比克林顿更坚决地追求建立一个导弹防御体系的目标。在一次采访中赖斯说：“布什讲得很明白，重新调整军备控制中的攻防关系对他极为重要，而《反[5]弹道导弹条约》是导弹防御的一大障碍。”
然而普京认为，白宫换主是一个好兆头。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总统后，俄罗斯期待着与他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没想到，不久发生了一件让俄罗斯人猝不及防的事。3月，美国人宣布驱逐在华盛顿和纽约打着外交官幌子从事情报活动的50名俄罗斯间谍。俄罗斯当时没有意识到，而且时至今日(根据我们通过采访所了解的情况)仍没有意识到，新一届小布什政府对这件事同样毫无准备。俄罗斯人以为，小布什决定上台伊始发出了一个强硬信号，而实际上他不过是打发掉从他的前任接手过来的一个难题。
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查明了50名外交人员的真实身份，然而克林顿政府不愿意将他们驱逐出境，担心克林顿任期即将结束时会损害与叶利钦的特殊关系。如今弗里看到白宫换了主人，加之他知道自己不久也要走人，于是决定走之前了断这件事。
在一次采访中，新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蒂芬·哈德利回忆说：“弗里坚持己见，认为必须对美国境内的俄罗斯间谍网采取行动。我感觉，这件事他憋在心里已经很久了，但出于一系列的原因，克林顿政府在任期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年里觉得时机不妥。这意味着它成了新总统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判断是，这个问题无法回避，并需要采取行动，而且要尽早尽快。这些人都是货真价实的间谍，而不只是外交官。驱逐他们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也不是要发出什么信号。[6]决定已经作了，继续拖下去不会使问题变得更容易处理。”
通知俄罗斯人的差事落到了布什的国务卿鲍威尔身上。他礼节性地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尤里·乌沙科夫，他也得以有一个机会与新任国务卿见面。鲍威尔先以轻松话题开场：“你想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乌沙科夫回答说：“好东西留待上甜点时吃。”
鲍威尔于是端上了“开胃小吃”。他客气地解释说，虽然有一个君子协定，每一方可以在己方使馆里安排一定数量的间谍，但是俄罗斯的间谍数量远远超出了这一限额。“我们已经查明了大约50个人的身份，明天我们将通知你们具体是哪些人。他们必须在几天之内离境。[7]我需要你一回使馆便打开传真机，通知莫斯科。”
乌沙科夫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的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怒不可遏。他回忆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次有政治目的的举动。我们认为，美国人这样做是想向世人显示，谁是世界的[8]霸主。”
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戳到了俄罗斯人的痛处。普京过去16年就是干这行的，被驱除的人都是他的契卡同事。普京召开了一次由负责军事、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各位部长组成的联邦安全会议。会议决定以同样的方式回敬美国人，但要让他们更难受。联邦安全会议首脑谢尔盖·伊万诺夫挂通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的电话，通知她说：“我们会对你们毫不客气。我们将驱逐你方的50名外交官，但不会马上这样做，而是拉开一段时间。我们不仅会精心挑选真正的间谍，还[9]要挑选‘干净的’外交官。我们要让你们的使馆乱成一团。”
针锋相对的互相驱逐开始了。然而小布什的班子急于向前看，毕竟这件事不是他们开的头。鲍威尔打电话给俄罗斯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建议了结此事。
伊万诺夫回答说：“这件事还没完，我们将驱逐50个人。如果你们驱逐我方更多的人，我们会一直奉陪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双方的外交官就会被驱逐净尽，只剩下你我二人处理我们的双边关系。”
两人同意叫停。5月18日，伊万诺夫携带普京的一封信飞往华盛顿。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不再纠缠于此，在信中强调了他对北约秘书长罗伯逊讲过的同样观点。他希望重新启动两国关系，以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鲍威尔和伊万诺夫一致认为，两国总统需要见面。他们选了一个中立的场所—斯洛文尼亚，时间定在2001年6月16日。
正是在位于首都卢布尔雅那以北不远、建于16世纪的布尔多城堡里，彼此从未见过面的小布什和普京开始了两人的首次约会。普京模仿对方的能力极强，并能博得他们的信任。靠着这种能力，他成了克格勃一位出色的“交际家”。普京青睐的一位关系很广的克里姆林宫记者叶莲娜·特雷基波娃叙述说，普京任联邦安全局局长时曾带她去一家日本寿司餐馆吃饭。“他极善于与人打交道……堪称一位人际关系大师……能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出和他在一起的人，让他们觉得他同他们是一类人。他做得很巧妙，对方显然没有察觉到，仍自我感觉[10]良好。”
在布尔多城堡，普京对小布什施展了他的魔法。小布什提起他在背景材料文件夹里读到的普京人生中的一个插曲，普京母亲曾送给儿子一个基督十字架，而普京让人在耶路撒冷为这个十字架祈福。普京马上意识到，这件事引起了布什内心的共鸣。据布什自己亲口对美国[11]记者伍德沃德说，普京答道，“确有此事。”
布什说，他告诉普京，他没有想到，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克格勃特工竟愿意戴一个十字架(此次会晤普京并没有戴十字架，不过一个月后他确实把这个十字架带到热那亚给布什看)。布什说：“对我来说，这件事意义深远。总统先生，我能称呼您弗拉基米尔吗？”
普京随后告诉布什，他父母家的别墅在一场大火中坍塌。他从废墟中想找到的唯一物件就是这个十字架。“我记得，消防队员的手掌张开后，露出了我母亲送给我的十字架，似乎是命运使然。”布什简直听迷了。
两人继续私下交谈时，等候在外面的两位总统的助手变得焦虑不安起来。布什的国务卿鲍威尔一直与俄罗斯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聊天。日后鲍威尔回忆道：“我和伊戈尔、还有两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坐在那里，假装是在开会讨论重大问题，其实我们大家不过是枯坐而[12]已，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猜测两人到底在干什么。”
两国总统最后终于露面，共同出席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一位记者问了布什一个要命的问题：“美国人可以信赖此人吗？”中了魔法的布什激动万分，“我从这个人的眼睛里看出，他是一个极为坦诚和值得信任的人。我们谈得很好，我看到了他的灵魂。”
普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转向布什，用英语轻声说：“谢谢您！”布什的助手们听呆了。赖斯小声对一位同事说：“天哪！后一句话够我们解释的。”
鲍威尔后来把总统拽到一边说：“您知道，您可能看到了您说的这一切，可我从他眼睛里看到的是一个克格勃特工。别忘了，他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曾是克格勃在德国的间谍，而且是克格勃的头子。”
直到布什总统任期结束，“看见了他的灵魂”这句话始终纠缠着他。
共同打击塔利班
时隔不到3个月，两人的友谊就面临考验。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了世界上伤亡最惨重的袭击后，普京是最早打电话给布什表示哀悼和支持的世界领导人之一。
观看飞机撞向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的新闻画面令普京感到震惊，但他并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就在前一天，他打电话给布什，说他认为“一项重大阴谋”正在酝酿中。此前，9月9日，阿富汗反塔利班的北部联盟领袖马苏德遭到暗杀。俄罗斯情报部门认为，这是一个恶兆。几年来，俄罗斯一直向北部联盟提供武器和现金，以求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
普京立即在克里姆林宫召见安全部门的首脑，询问他们能帮什么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推迟即将在太平洋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海军演习，因为这有可能会不必要地分散美军的注意力。普京给白宫打电话，然而无法与布什总统通话。当时布什正乘坐空军一号飞往一个安全的地方。赖斯接了电话，她在白宫的地下室里，这里刚刚作出一项决定，下令美军进入最高一级警戒状态，即三级警戒状态。
日后赖斯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我告诉普京，美军已经进入最高一级警戒状态。我记得他说：‘我知道。’我马上想到，他们当然知道了，他们正在注视我们的军队进入警戒状态！普京告诉我，他们降低了自己部队的警戒等级，并取消了一切演习。当时我想，冷战真[13]的结束了。”
美国人很快决定了如何反击。这次袭击是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策划的。该组织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支持。普京问还能做点什么时，答复是明确的：除了美国在该地区的航空母舰外，对阿富汗发动打击的唯一合适地方就是前苏联的几个中亚共和国。而这几个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虽然名义上独立了，但莫斯科对它们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普京的第一反应是请这些中亚国家给予配合，并告诉了美国人他的想法。然而普京在自己的政府内遭到未曾料到的反对。强硬派人士、现任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是普京最紧密的盟友之一，而且和普京一样曾是克格勃间谍，但比普京更文雅，更了解西方。他也是康多莉扎·赖斯与莫斯科之间的主要联络渠道。赖斯出任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伊万诺夫在俄罗斯担任同样的职务。2001年3月，伊万诺夫改任国防部长，但赖斯喜欢他，继续保持了与他的联络渠道(尽管根据外交礼节，赖斯本应该与俄罗斯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弗拉基米尔·卢沙洛直接打交道)。据赖斯讲，在卢布尔雅那首脑会议上，布什问普京：“如果我们找不到你，需要一位你信得过的代理人的话，应该打电话找谁？”普京说：“那就找谢尔盖·伊万诺夫。”布什答道：“我这边是康迪(赖斯昵称)。”
恐怖主义袭击后仅3天，“可靠的代理人”伊万诺夫突然对俄罗斯助美国一臂之力的立场唱起了反调”。他在访问亚美尼亚时说：“我看不到任何哪怕是假设北约在中亚国家领土上开展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美国人对彼此互相矛盾的信号困惑不已。这几个中亚国家并非世界上伟大的民主国家，但它们的总统突然间红得发紫。普京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卢沙洛去中亚国家打探口风。布什派自己的副国务卿博尔顿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争取该国总统卡里莫夫的支持。美国人现在没有心思再去纠缠这种事情。赖斯日后回忆道：“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一个价码问题。卡里莫夫需要钱，他知道我们有求于他。”博尔顿显然发现，卡里莫夫愿意效力。“我事先为艰苦谈判作了充分的准备。而卡里莫夫说：‘你干吗不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地[14]呢？’”
这恰恰是俄罗斯人，而不只是伊万诺夫最担心的事：美国人的“军事存在”—为了打阿富汗战争有限使用中亚的军事基地—可能会演变为某种更永久、更具有政治性的东西。
伊万诺夫回忆道：“我们担心，一旦美国人在这个地区立足，‘推行民主’就会接踵而至。我们非常熟悉这些国家，它们曾是同一国家(苏联)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俄罗斯所说，‘东方是一个异常诡秘的地方。’我们担心，政治进程有可能开始对我们十分不利。日后的局势发展验证了这一点。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领导人开始向我们诉苦，他们对美国人有求必应，然而美国人开[15]始同反对派搞在一起推行民主。”
这是最早的迹象，其表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把自己邻国实行民主的前景视为一种威胁。
9月22日，星期六，普京在他的别墅召集国防部长和安全部门首脑开了6小时的会，讨论危机问题。他的别墅位于索契俯瞰黑海的悬崖顶端，掩隐在树丛之中。普京认为，帮助美国人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符合俄罗斯的自身利益。首先，长期以来，莫斯科一直对几个中亚共和国内伊斯兰势力的抬头感到不安，阿富汗煽动了其中的一些势力。自从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在阿富汗的战争惨败后，它再也无力向阿富汗派出地面部队。如果美国人替他们出兵，俄罗斯又何乐而不为呢？谢尔盖·伊万诺夫回忆说：“作为回报，我们指望能得到美国人的帮助。我们知道阿富汗境内有哪些训练营地—我的意思是，我们掌握着准确的地图坐标。这些营地用于训练恐怖主义分子，包括来自车臣和达吉斯坦，还有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的恐怖分子……我们指望美国人会捣毁这些营地，或是抓获这些恐怖分子，移交给我们。”
其次，普京把“9·11”恐怖主义袭击同他在车臣面对的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威胁联系在一起。协助美国人只会有助于获得对他打击恐怖主义的支持(或至少不再批评他打击恐怖主义)。普京已经向美国人讲述了基地组织和车臣极端分子之间的联系。他甚至称，本·拉登本人去过车臣两次。现在俄罗斯人有一个机会协助美国人铲除俄罗斯本国境内麻烦的部分根源。普京告诉手下的人：“我们必须看到，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
强硬分子被说服了。普京在一次采访中说：“甚至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同意了我的看法。新的形势意味着我们必须协助美国人。”
散会后4小时，普京打电话给美国总统，通知他作出的决定。普京回忆说：“这是一次涉及实质性内容的交谈，我们就马上采取的具体步骤以及长远步骤达成了一致。”普京表示，如果美国飞行员在阿富汗北部上空被击落，俄罗斯愿意提供后勤支持、情报及搜寻救援，甚至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给予美国军用飞机飞越俄罗斯领空的权利。他告诉布什，更重要的是，“我准备通知与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中亚各国政府的领导人，我们不反对美国在中亚发挥的作用，只要它是为[16]了打击恐怖主义，而且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最后一句话至关重要。10年以后(尽管2009年俄罗斯人试图让美军离开中亚)，美军[17]仍在使用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空军基地。2005年，美军被赶出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地。
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主要采取了空中打击的形式。与此同时，阿富汗人自己(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将参加地面战斗。赖斯说，她和谢尔盖·伊万诺夫受命负责向北方联盟提供军火、为作战作好准备。就在普京在索契与布什通话的同时，俄罗斯的总参谋长阿纳托利·克瓦什宁将军正在塔吉克斯坦与一位北方联盟的领导人举行会谈。
俄罗斯现在似乎在反恐战争中完全与美国结成同盟。谢尔盖·伊万诺夫称，阿富汗战争打响后不久，塔利班的代表找到部署在与阿富汗接壤的塔吉克斯坦边境的俄罗斯边防部队。“他们称，奥马尔授权他们建议俄罗斯和塔利班联手同美国人作战。”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莫斯科时，普京提到了这件事。普京用英语说，“我们的答复只有一个”，同时打了一个粗鲁的俄罗斯手势，攥起拳头，把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拉姆斯菲尔德大笑，说：“我们打的手势略[18]有不同，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
10月7日，美国人发动了打击。这一天是普京的生日，普京和受邀参加生日晚宴的客人一道观看电视播放的首次空中打击的画面。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转向普京，举起一杯伏特加说：“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乔治—弗拉基米尔秀
普京似乎回答了卢布尔雅那那位记者提出的“美国人能否信赖此人”的问题。普京欣喜地看到，他被看做与西方步调一致，而不是与它为敌。接下来他继续发动魅力攻势，首先访问了德国，在德国议会从头到尾用德语发表演讲，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
普京强调了他的国家与西方在反恐上的合作，并将之与轰炸塞尔维亚时俄罗斯挨的一记耳光作了比较。轰炸塞尔维亚一事虽然过去两年了，但造成的创伤仍未愈合(普京仍难以释怀)。“他们往往在我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事后才敦促我们支持作出的决定。然后他们重弹忠于北约的调子，甚至说没有俄罗斯的参与，这些决定无法执行。让我们扪心自问：这种情况正常吗？这难道是真正的伙伴关系吗？”
普京说：“没有一种信任的气氛，就不可能有一个团结的大欧洲。”他随后阐述了一个最终结束冷战的宏伟前景：“今天，我们有责任告诉世人，我们摈弃了昔日的成见和野心。从今以后，我们将共同确保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安全。”
德国总理施罗德完全支持普京提出的俄罗斯参与“共同”确保欧洲安全的想法。早在普京来访前，德国人已经开始思考不可想象的事：俄罗斯或许会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日后施罗德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他们讨论了他称为“颇具远见的”外交政策思路。“我与普京讨论了俄罗斯加入北约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我觉得完全可能。这一前景对俄[19]罗斯，也对北约不无裨益。”
一周后，普京前往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罗伯逊，打算继续试试运气。会谈伊始，普京的开场白令罗伯逊吃了一惊：“你什么时候[20]邀请俄罗斯参加北约？”
普京的顾问谢尔盖·普里霍季科坚持说，普京不过是“打个比[21]喻”，可罗伯逊却当真了。他耐心地解释说，加入北约的程序不是这样的。罗伯逊回忆道：“我说，‘总统先生，我们不主动邀请他国参加北约。一国需要首先提出申请，然后经过一套证明它能够被纳入北约体系的程序，北约才会邀请它加入。’普京耸了耸肩，说了一句话，大致意思是：‘俄罗斯不会和一些无足轻重的国家挤在一起排队。’我说，‘既然如此，我们能否不再就加入北约问题继续外交舞剑，而是认真研究一下建立一种实际可行的关系，看看这样做会有什么结[22]果？’”
普京毫不气馁，继续作出和解的姿态向西方求爱。从布鲁塞尔返回莫斯科后，普京批准关闭在海外的两个苏联时期的军事设施：位于越南金兰湾的一个海军基地和位于古巴卢尔德的一个侦听站。俄罗斯官员私下里承认，这两处设施耗资巨大，他们乐见甩掉它们。不过他们仍然希望对方能把关闭这两个基地视为善意的信号，并对此投桃报李。莫斯科在一系列始终关注的问题上，期待对方作出妥协。苏联时期，美国于1974年颁布了一项法案，后称之为《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限制与苏联的贸易，直到它取消了对犹太人移居海外的限制。这个问题早就不复存在，然而《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仍未废除，尽管俄罗斯一再请求废除该法(美国人也多次许诺过)。俄罗斯还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然而美国不给俄罗斯的申请放行，还对进口的俄罗斯钢材增加了关税。最重要的是，普京依然心存希望，他的良好表现或许会给《反弹道导弹条约》带来一线生机，甚至会使美国人回心转意，放弃导弹防御体系。
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布什竞选总统时作出的许诺之一即在美国建立一个全国导弹防御体系，而《反弹道导弹条约》成了他的绊脚石。
2001年11月普京访问美国时，这一问题被置于议程之首。美国人试图说服俄罗斯人，他们完全无须害怕导弹防御体系，因为它是为了保护美国今后不受诸如伊朗、伊拉克和朝鲜(不久前他称这几个国家是“邪恶轴心”)这样的“流氓国家”可能研制出的导弹的袭击。因此防御体系不会打破美俄战略平衡。鲍威尔回忆说：“总统想向普京总统表明，他，布什，知道冷战已经结束了，而我们必须避免用冷[23]战的眼光审视俄罗斯联邦。”
据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哈德利称，布什说：“我个人倾向于我们双方一致同意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宣布就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展开合作。弗拉基米尔，如果你觉得由我单方面宣布退出，从而你可以与此撇清关系对你更有利的话，我没问题。你甚至可以批评我几[24]句。”
现在轮到美国人竭力想用柔曼的音乐诱惑普京了。布什邀请普京前往他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农场，普京备感荣幸。他解释说，他从未去过另一位世界领袖的家。气氛十分和谐。室外雷鸣电闪，室内炉火熊熊。苏联时期的一位英雄人物范·克莱本为客人弹奏了乐曲。早在1958年，他即夺得了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的冠军。赖斯展示了她的舞姿，普京的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用西班牙语同布什总统交谈。他回忆道：“我说西班牙语，因为我曾在西班牙工作过。布什知道后，总爱用西班牙语与我聊天。他称呼我‘伊吉’(伊戈尔昵称)。他喜欢说，‘伊吉，comoestas(西班牙语里‘近来好吗’的意[25]思)？’”
然而在《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上，双方立场丝毫没变。普京无意和美国人一起退出该条约，从而给美国人提供一块遮羞布。双方同意的唯一一点是，布什不会在普京仍在美国期间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免令普京难堪。
12月，国务卿鲍威尔飞抵莫斯科去埋葬该条约。鲍威尔通知普京，3天之内布什总统将公开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鲍威尔讲述了普京作出的耐人寻味的反应：“普京用冷冰冰的目光注视着我，开始抱怨起来，‘这太糟糕了。你们正在踢掉战略稳定的凳子腿，我们会在此事上批评你们的。’我说，‘总统先生，对此我完全理解。’随后普京脸上绽开笑容，倾身向前对我说，‘很好！我们终于甩掉这一问题了。现在你和伊戈尔(伊万诺夫)赶紧商讨[26]一个新战略框架。’我回答说‘是，长官’。”
不到5个月，一个新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拼凑而成。同此前冷战时期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和老布什签署的两份《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相比，新条约不那么起眼，只有薄薄的两页A4纸。虽然它削减了双方的核武库，但没有任何核查条款，甚至也没有规定永久销毁核武库的任何义务。但布什和普京都需要这么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条约。两国领导人打得火热，因而需要一个条约证明这一点。
新条约签署后，普京及夫人陪同布什及夫人劳拉参观了克里姆林宫，随后把他们领到自己的别墅，一起在池塘边垂钓—普京是在回报布什邀请他去克劳福德农场。次日，他们飞到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市，参观了该市宏大的战争纪念馆、冬宫博物馆和一所大学。之后普京偷闲参加了一场柔道比赛。当天晚上，两国总统偕夫人，外加双方的各位部长和助手，在著名的马林斯基剧院观看了《胡桃夹子》芭蕾舞剧。
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赖斯和谢尔盖·伊万诺夫成了一对好朋友。虽然两人都酷爱芭蕾舞剧，但谁也不想坐3个小时观看《胡桃夹子》。灯光渐渐暗下来后，伊万诺夫欠身问赖斯：“康迪，你真想看《胡桃夹子》吗？”“你有什么打算？”“我建议你去另一个地方。你听说过艾夫曼的芭蕾舞吗？”
赖斯有所耳闻。鲍利斯·艾夫曼是一位更合她口味的先锋派编舞家。她回答道：“走，看他的芭蕾舞去。”
伊万诺夫和赖斯溜出马林斯基剧院，直奔艾夫曼的排练房。两人并排坐在排练房里，聚精会神地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演出。整个排练房里，只有他们两位观众(除了被派来陪同他们的一脸不乐意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拉基米尔·卢沙洛)。
伊万诺夫后来回忆道：“我看得出，她很喜欢这出芭蕾舞剧。这[27]种事情，装是装不出来的。”
两人赶在《胡桃夹子》演出结束前赶回马林斯基剧院，恰好赶上和官方代表团一起于午夜时分乘游船沿运河游览圣彼得堡市。
赖斯在一次采访中吐露说：“个人关系的确起作用。我开始相信，谢尔盖·伊万诺夫是一个能说到做到的人。我认为，他对我也有同样[28]的信心。”
一个新时代似乎真的降临了。有谁会想到，时隔不久，这一切即将成为过眼烟云？[1] 1. Interview with George Robertson, 9 March 2011.
[2] 2. Interview with Jonathan Powell, 9 March 2011.
[3] 3. Guardian, 18 April 2000.
[4] 4. Interview with Mikhail Margelov, 29 April 2010.
[5] 5.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 14 April 2011.
[6] 6. Interview with Stephen Hadley, 24 January 2011.
[7] 7.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3 March 2011.
[8] 8. Interview with Igor Ivanov, 11 December 2010.
[9] 9. Interview with Sergei Ivanov, 29 October 2010.
[10] 10. Yelena Tregubova, Bayki kremlevskogo diggera (Moscow: Ad Marginem, 2003), pp 160ff.
[11] 11. Bob Woodward, Bush at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p 119.
[12] 12.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3 March 2011.
[13] 13.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 20 June 2011.
[14] 14. Bolton interview with Peter Baker and Susan Glasser, quoted in Kremlin Rising, p 131.
[15] 15. Interview with Sergei Ivanov, 29 October 2010.
[16] 16. White House translation, quoted in Woodward, Bush at War, p 118.
[17] 17. In 2009 the Russians finally tried toforce the Kyrgyz government to eject the Americans from Manas by offering loans worth $2 billion. The price paid by the US to be allowed to stay was a quadrupling in the rent and the renaming of the air base into a less permanent-sounding ‘Transit Centre’.
[18] 18. John Bolton, Surrender is not an Option (New York: Threshold Editions, 2007), p 71.
[19] 19. Interview with Gerhard Sch？der, 8 June 2011.
[20] 20. Interview with George Robertson, 9 March 2011.
[21] 21. Interview with Sergei Prikhodko, 30 June 2011.
[22] 22. Interview with George Robertson, 9 March 2011.
[23] 23.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17 May 2011.
[24] 24. Interview with Stephen Hadley, 24 January 2011.
[25] 25. Interview with Igor Ivanov, 11 December 2010.
[26] 26. Interview with Colin Powell, 17 May 2011.
[27] 27. Interview with Sergei Ivanov, 29 October 2010.
[28] 28.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 20 June 2011.
第三章 经济改革之战
搭建新班子
令西方印象深刻的不只是普京的外交政策，他还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目的似乎是为了刺激经济，进一步巩固自由市场，把过去的残渣余孽扫入垃圾堆。在国际社会上，普京因经济改革声名鹊起。早在普京还未当上代总统、仍是总理时，他就搭建了一个由倾向于西方模式的改革者组成的新班子，负责起草改革方案。有些人，如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是普京在圣彼得堡工作时的老相识。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是一位直言不讳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是一个神童，从美国杜克大学毕业后刚刚回国。普京自己对经济尚是门外汉，但积极学习经济知识并听取他人意见，并且坚信必须改革。库德林在一次采访中称普京是个“新一代的人物，[1]懂得现代社会的运作原理”。
叶利钦执政时期推行了一些重大改革，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价格的放开。然而国家并没有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新涌现出的私有部门效益不佳。尤其是俄罗斯的工业基础几乎完全限于开采和出售原材料—石油、天然气、铝、木材，现代制造业近乎于零。
1999年底，普京任命年仅35岁下海经商的律师格列夫执掌一个新成立的战略研究中心。该中心成了经济改革的发动机机房。格列夫留着托洛茨基式胡子，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根本算不上什么经济学家，但没人怀疑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财政部副部长库德林称他“有勇有谋……好比一辆坦克，一部发动机，坚定不移地搞改革”。
格列夫领导的这个中心有点像智库。日后他在一次采访时回忆说：“你知道，我们当时的目标是争取达成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制订方案时希望尽可能吸收知识分子、学者、研究人员、管理者和经济学家的意见。我们希望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不至于认为我们的方案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这样大家就会尽力去实施该方案。[2]为此，首要任务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方案的起草。”
潮水般涌来的各种建议并非都同格列夫的想法完全合拍，他面露微笑地提到其中一项：“我们收到了形形色色的建议，老实说，有些建议很奇特。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向我们提交了一些建议，倘若付诸实施的话，等于再次恢复社会主义制度。我记得，他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国家基金，用于支付所有人的工资，然后将一切工资标准化。”
此后几个月里，这批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吹风会和头脑风暴，一点点筛选各种建议，并草拟了一个方案。普京有时会参加会议，主要是听取发言并提出疑问。他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对社会福利会产生什么影响。普京身边还有一位“御用”的经济大师—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遇到问题会找他咨询，在有些问题上借助他制衡格列夫的一班人马。
格列夫曾邀请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伊拉里昂诺夫加盟他的中心，但据伊拉里昂诺夫称，他觉得该中心对他来说“凯恩斯色彩过于浓厚”，因而婉拒了。伊拉里昂诺夫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怪人，他桀骜不驯，喜欢挑战世俗观念。如今他是质疑“环境变化说”的知名人士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他严厉抨击导致俄罗斯金融危机及1998年8月债务违约的各项政策。也许是他直言不讳的性格吸引了普京的注意(不过几年后他为此丢了乌纱帽)。2000年2月28日，代总统打电话邀请伊拉里昂诺夫去他位于莫斯科郊外的诺沃奥加廖沃(Novo-Ogaryovo)别墅“聊聊”。
两人在一起聊了一晚上，讨论经济问题，其实更不如说是讨论经济学。伊拉里昂诺夫在一次采访时说：“他不光想了解利率等内容，还想对经济改革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例如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应该做什么，怎么制订方案。显然他在一个他不熟悉的很专业的领域里学到[3]了很多东西。”
两人的交谈曾被走进来的一位官员打断，他递给了普京一张纸。代理总统欣喜地读到，俄罗斯军队重新攻克了车臣叛乱分子盘踞的沙托伊市。但伊拉里昂诺夫马上给普京泼了一瓢冷水，他一向反对俄罗斯在车臣的干预，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普京，车臣战争是“犯罪”。伊拉里昂诺夫说，他力主允许车臣独立。他认为靠军事手段永远不可能征服车臣，反而会导致恐怖主义有增无减，殃及俄罗斯人民。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普京坚持认为，必须彻底消灭叛乱分子。伊拉里昂诺夫说：“他的声调都变了。刚才讨论经济问题时声调还很正常，突然间声音里仿佛掺了铁或冰。就在你眼皮底下，他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人。我感觉我俩随时会吵崩，再无和好的可能。”
伊拉里昂诺夫回忆说，半个小时后，普京看到根本谈不拢，突然说：“够了，不要再讨论车臣问题了。”“他就这样打断了对车臣问题的讨论。此后6年我们在一起开会时，普京从未当着我的面提及车臣，抑或和我讨论车臣问题。不再争论车臣问题后，我们的话题重新回到了经济改革上。”
指针指向了10点半，伊拉里昂诺夫该告辞了。他以为在车臣问题上与普京争吵后，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然而普京约他第二天再来。伊拉里昂诺夫为普京补习经济学的次数越来越频繁。4月12日，普京正式任命伊拉里昂诺夫为他的首席经济顾问，日后又任命他作为总统代表参加八国集团会议。
5月底，中心起草的改革方案基本定稿。用格列夫的话说，这一方案“超级自由化”。库德林说：“一旦给私有部门松绑，经济就会增长。”即将完成的改革方案有厚厚的一大本，没法呈交给代总统。由于他们没有用幻灯作讲解的经验，于是雇用了一家一流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国际咨询公司。格列夫说，我们在该公司的莫斯科办事处泡了一个星期，搞出了两个版本的方案，简版用于对公众发表，专业版提供给政府各部门，解释它们该如何执行该方案。”
5月5日，普京就职两天前，该小组成员来到普京在索契的家，向他“深入介绍了”这一方案。这些年轻的改革者心情激动。库德林说：“我当时兴高采烈，因为一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从早到晚，一场会接着另一场会，只有吃饭或在和煦的阳光下散步时，会议才会暂停一会儿。这批经济学家同普京讨论了方案中的每项内容。普京不时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但批准了方案的要点。这一方案日后被称为“格列夫方案”。然而执行该方案要比拟订它更难。
土地私有化
在此后的岁月里，格列夫方案改变了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个人所得税减少了，税率从最高30%减至仅仅13%的单一税率，公司税从35%减至24%。新土地法允许买卖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一部新法典得以出台，其中含有打击洗钱的措施，同时试图拆散一些最大的国有垄断行业，例如把电力生产从供电网中分开。
改革个人所得税势在必行，因为工资已经少得可怜的数百万俄罗斯人干脆不再交税，原因是税率不堪重负。公司税也是一样，大约80%的公司想方设法避税。格列夫提出，对所有人一律适用单一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大幅降低公司税。这一建议极为大胆，旨在一方面降低税率，另一方面增加税收。然而如果老百姓继续不交税的话，国家的预算就会出现更大的黑洞。普京看到了这一点。格列夫特别记得他和库德林与普京的一次谈话。“总统问我们：‘你们有把握税率降低后，税收总额不会减少吗？’“我们回答说，‘有把握。’“他又问：‘假如你们搞错了呢？’“我答道：‘那我就辞职。’“普京说：‘对不起，可我不会根据你刚才的回答批准你的计划！你还没有考虑成熟。为什么你觉得辞职就可以弥补预算将会出现的亏[4]空？从政治角度讲，你的辞职无法弥补预算的损失。’”
格列夫和库德林回去后重新作了统计，再次向普京提交了他们的方案。这一次普京放行了。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满意。格列夫说：“当时我们仍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莫斯科办事处密切合作。然而他们拒绝批准我们的方案，我们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会议上谈得很艰苦。我们于是告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感谢他们的意见，但我们仍然要降低税率。”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开了俄罗斯。但格列夫认为，改革方案是“一项决定性的正确决策，此后我国的经济开始腾飞”。
土地改革方案引起的争议更大，这一次是因为该方案触犯了数百万共产党人以及认为土地应该属于“人民”的人。叶利钦从来不敢触犯这些人。就在格列夫准备向国家杜马提交他的土地改革方案时，数千人打着红旗和反资本主义的标语上街游行。
政府在最后一刻作了一点让步，加强了对出售农业用地的监管，然而毫无作用。国家杜马主席请格列夫上台介绍他的法案时，台下一片骚乱。共产党议员(占1/4席位)冲到格列夫身边，不让他离开政府官员席位区走上讲台，有些人还试图扯住他。杜马主席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打闹声中，于是他打电话给格列夫，让他在自己的席位上提出他的法案。“反正没人能听见你说什么，”他说，“但你必须作一介绍，否则我们无法表决。”
格列夫于是赶紧发言，提交了他的法案。与此同时，共产党人的议员用拳头捶击自己席位前的桌子，叫喊声淹没了格列夫的声音。随后对法案进行了表决，法案获得通过……刹那间杜马大厅沦为战场，两派敌对的议员拳脚并施，彼此扭打成一团。
日后格列夫微笑地回忆说：“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在俄罗斯拥有土地的权利。”
不许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一揽子改革计划初见成效。俄罗斯人开始交税。通货膨胀从2000年的20%降至2006年的9%。经济年增长率持续保持在6%至7%之间。加上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的大宗出口项目)价格持续上涨，政府不仅达到收支平衡，而且有了盈余，开始偿付巨额外债。1998年，外债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130%。截至2006年底，俄罗斯的外债降至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8%。
随着石油收入滚滚流入政府的钱包，俄罗斯政府面临一个两难局面。一部分人，包括经济部长格列夫，想把这笔横财用在基础设施上，包括公路、铁路、教育事业和医疗保健体系。而财政部长库德林却担心，这样做会助长通货膨胀。因此他建议设立一个稳定基金用来吸收多余的流动资金，一旦将来石油价格下跌，可以使国家有一个缓冲，不致受到太大冲击。大多数部长都想马上为自己主管的行业拿到这笔钱。地方州长向普京抱怨说，库德林从经济中抽走了资金。格列夫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争执得很厉害。”最终两人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成立了一个投资基金，每年向基础设施投入30亿美元。格列夫说：“这是一个公私合伙企业。如果有私人投资，政府就会出钱资助，从而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修建大工厂、发电站及其他基础设施。”
不过最大的赢家还是库德林建立的“稳定基金”。截至2005年1月初，该基金的资金总额高达5220亿卢布(合185亿美元)。俄罗斯靠这笔钱完全付清了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33亿美元)。石油收入继续源源不断。截至2006年8月，俄罗斯已完全付清了苏联时期拖欠的由债权国政府组成的巴黎俱乐部的大约400亿美元，节省了77亿美元的利息。随着石油价格的不断飙升，支付了如此大笔的钱款后，稳定基金的资金继续增长。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石油价格下跌时，俄罗斯得以从容应对。
普京第一任总统期间，大部分时间里总理是卡西亚诺夫，一位自由市场的信奉者，风度翩翩，声音洪亮，英文流利。他负责格列夫方案的执行，日后他成为抨击普京最有力的人和反对派领袖之一。2008年，他曾竞选总统。然而，克里姆林宫声称发现为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征集的200万人签名是骗局。不过当年，他和总统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看法都完全一致。直到今天，卡西亚诺夫仍然承认，当时的普京完全支持自由化的改革。“当时我感觉自己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是盟友，正携手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型的民主国家。在此期间兴许有一[5]些失误。”
改革者只在一件大事上未能如愿以偿，日后证明此事意义非同小可。当有人问卡西亚诺夫，普京是否经常干预政府的日常工作时，他回答说：“90%的时间里都没有，剩余的10%涉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6]股份公司以及几乎所有和它沾边的事。”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国家最大的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厂家。该公司的前身是苏联时期的天然气部，叶利钦时代转为私有企业，但国家仍持有该公司40%的股权。公司当时经营混[7]乱，成了腐败、侵吞资产和避税的温床。普京上台后誓言要整顿该公司，并任命了他在圣彼得堡的密友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和阿列克谢·米勒分别担任新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据卡西亚诺夫说，米勒对天然气行业几乎一窍不通，第一年没干别的，都用于熟悉自己的工作。然而问题不止于此。对格列夫班子里的成员来说，问题主要出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一个苏联时期的庞大怪物。它对勘探、开采和销售各个环节的垄断窒息了竞争。与此相反的一个例子是石油行业，90年代它被拆成众多相互竞争的公司。
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当年是能源部的一位年轻副部长，负责天然气部门的改革。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打破垄断，把分销公司和生产公司分开，使其变成规模较小的企业，然后将其私[8]有化，让它们彼此竞争”。普京曾不顾自己顾问伊拉里昂诺夫的反对，支持打破电力部门垄断的相似方案。然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其他公司不一样。
2002年秋，米洛夫草拟了一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改革方案，得到格列夫和卡西亚诺夫的批准。卡西亚诺夫说：“似乎不少人认为，将天然气的生产和运输部门分家会导致整个行业的崩溃。而天然气行业当时是支撑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些人现在还在吓唬人，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如果不能以现在的形式存在下去，整个国家就会崩溃。这都是危言耸听。事实上，所有称职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都知道，改革天然气行业是毫无风险的，改革的一切条件已经具备。”
据米洛夫称，改革方案递交给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后，他旋即为此事找到普京。“米勒怒气冲冲地给普京写了一份备忘录，说这样做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做法威胁到了国家安全。普京在备忘录上批了一句话：‘我基本赞同米勒先生的意见。卡西亚诺夫先生，请您斟酌。’”
米洛夫说，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普京很早就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特别感兴趣。显然，普京把这一公司视为权力的最大象征和源泉。”
卡西亚诺夫先后三次将这一方案提交给他的内阁，然而普京坚持说，需要进一步修改该方案，并建议他的总理继续与米勒商讨。他告诉卡西亚诺夫：“听听米勒的意见，你自己亲自去找他，不要只听撺掇你的那些人。”
2003年，普京干脆下令卡西亚诺夫不要再提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改革方案一事。“就在内阁会议开始前5分钟，普京打电话给我，通知我从议程中删除这一议项。”后面几章里将会提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日后将成为普京最有力的权力杠杆，无论用于媒体、经济还是外交政策。
好日子
主要由于经济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在普京总统第一任期内，外国投资人首次显出了信心增加的迹象。消费者方面，诸如法国连锁超市欧尚和瑞典家具店宜家这样的大跨国公司，率先在莫斯科郊区建立了庞大的零售店。宜家每新开一家店，耗资5000万美元。但宜家期待很快能收回投资，因为说来奇怪，莫斯科市民似乎有钱在他们的店里消费。进一步投资的唯一障碍是所有企业家在俄罗斯依然遇到的烦琐手续和腐败，没有几个外国人有足够的毅力或办法对付它(第十二章讲述了腐败给俄罗斯带来的严重恶果)。尽管如此，宜家蓝黄两色的巨大家具店仍仿佛是现代生活的一面面旗帜，在莫斯科四周的郊区迎风招展。不用多久，其他城市也将飘起宜家旗帜。
就俄罗斯人的心理而言—在可能了解的限度内—20世纪90年代的震荡似乎正在过去。我感觉(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种主观印象)，俄罗斯人觉得自己不像在叶利钦时代那样依赖西方的施舍。外国顾问不见了，新的经济增长常常给人一种本土感。超市里本国产品琳琅满目，但不再是过去出售的盛在清一色褐色纸袋里的劣质产品，而是不逊色于西方产品的包装精美的本国产品。俄罗斯人开始改用以前自己喜爱的品牌，如买Vologda牌黄油而不是银宝(Lurpak)，买本地产的软甜口味的香肠而不是进口的德国香肠。人们重新领到了工资，90年代初成千上万在街头摆摊出售自己私人物品的人不见了踪影。莫斯科虽然让人感到招摇肤浅，但人气很旺。到处是平地而起的大厦，每天都有新的商家开业。
俄罗斯人有理由感到乐观。人们去宜家购物是因为他们正在装修自己的公寓，将昔日的旧瓷砖和苏联时期的家什扫地出门。很多人(至少是在大城市)在过了10年前途未卜和贫穷的日子后，终于看到了生活正与过去真正分道扬镳。
2002年岁末，形势看上去相当不错。普京和布什成了好朋友，普京的班子将俄罗斯转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经济体。
然而阴暗势力并没有闲着，俄罗斯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仍笼罩在这些势力的阴影之下。[1] 1. Interview with Alexei Kudrin, 14 December 2010.
[2] 2. Interview with German Gref, 7 December 2010.
[3] 3. Interview with Andrei Illarionov, 27 January 2011.
[4] 4. Interview with German Gref, 7 December 2010.
[5] 5. Mikhail Kasyanov, Bez Putina (Moscow: Novaya gazeta, 2009), p 216.
[6] 6. Interview with Mikhail Kasyanov, 16 February 2011.
[7] 7. See Marshall Goldman, Petrostate (New York: OUP, 2008), chapter 5.
[8] 8.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Milov, 16 February 2011.
第四章 阴暗面
禁锢媒体
鲍里斯·叶利钦正在晃动摇篮里的婴儿普京，婴儿啼哭不止，叶利钦哼着小曲哄他睡觉。
叶利钦叹了口气：“你怎么长得这么丑啊！上帝饶恕我，你的来历如此黑暗……看上去这么阴沉……主啊，为什么让我这个民主到骨子里的人生出了他呢？”
此时一个仙女在他头顶上方现身。仙女不是别人，正是20世纪90年代末把普京扶上台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是啊，你的第一个孩子长得比他好。”
叶利钦打了一个哈欠，垂下头说：“我简直累死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会儿。”随后，他进入梦乡。
别列佐夫斯基说：“可怜的人啊，他已经累坏了。”
突然，婴儿开始大叫大嚷起来：“把他们消灭在室外厕所里。一个不留……消灭在马桶里！”“轻点声，”别列佐夫斯基说，“不是所有的人。孩子，安静点。我们要把你培养成人。”
以上这段对白的素材源自德国作家E·T·A·霍夫曼写的童话故事《小查克斯》。故事讲述了一个相貌丑陋的侏儒请一个仙女给他施了魔法，在别人眼里变成了一个俊小伙。这段对白是一出精彩的讽刺木偶剧(《木偶》)中的一个片段，曾在独立电视台播放。
普京刚当上总统时，周复一周不得不忍受电视上播放的这类讥讽节目。他简直恨死这些节目了。“把他们消灭在马桶里”当然是指普京发出的剿灭车臣恐怖分子的威胁。正是别列佐夫斯基这个寡头，利用他旗下的电视频道“美化”普京，掩盖他当过克格勃的历史，助他竞选。那么侏儒是指谁呢？俄罗斯的电视观众无人不晓，这是暗指普京的五短身材。《木偶》剧本是维克托·申德洛维奇根据《小查克斯》一书改编的。他是一个喜好恶作剧的幽默作家，留着大胡子，全然不把权威放在眼里。他知道因为该剧的缘故，普京永远不会原谅他。“好几个人[3]告诉我，该剧播放后，普京气疯了。”
然而《木偶》并非独立电视台播放的唯一一个冒犯了普京的节目。叶利钦时代这一电视频道创办之初，立刻赢得了自由思想播种机的名声。独立电视台不加删节地播放了车臣战争的战况报道(包括俄罗斯军队犯下的暴行和俄军的士气低落)。星期天晚上播放的由该频道大牌记者伊夫吉宁·基塞约夫主持的政治脱口秀，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俄罗斯人必看的节目。
俄罗斯的广播业当时仍然很稚嫩。西方全面、独立报道的传统尚未在此扎根。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老板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毫无顾忌地利用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全国电视网的大股东别列佐夫斯基也是一样。1996年，两个人均为叶利钦当选总统出过力。当时如果共产党人卷土重来，他们的商业利益有可能受到威胁。然而1999年国家杜马大选期间，别列夫佐夫斯基控制的全国电视网全力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而独立电视台却为普京的竞争对手摇旗呐喊。
距2000年3月总统选举只有两天时，独立电视台播放了一个节目，引起克里姆林宫的震怒。节目内容是对前一年夏天梁赞市居民楼爆炸案可疑背景的调查，以及对联邦安全局插手的可能性的讨论(见第一章)。新闻部长米哈伊尔·列辛告诉古辛斯基的副手伊戈尔·马拉申科，独立电视台“已经逾越红线，在政府眼里已属不法分子”。
似乎从这一刻起，独立电视台就死定了。包括独立电视台在内的古辛斯基的商业帝国“桥”媒体集团(Media-Most)陷入财务困境中。20世纪90年代，它曾贷款数十亿美元用于推行庞大的业务扩展计划，甚至斥巨资发射了自己的卫星，期待新生的中产阶级很快会买独立电视台的接收器和节目。古辛斯基计划公司在纽约证券市场上市，筹集资金支付欠债。然而1998年8月爆发金融危机后，以上计划全泡了汤，俄罗斯的电视广告市场同样化为乌有。“桥”媒体集团发现自己欠债累累，无力偿还。它最大的债权人是国有的天然气垄断集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克里姆林宫决定扼杀古辛斯基时，用的就是这个撒手锏。据基塞约夫称，此前古辛斯基一直在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讨论重组债务的问题。然而普京当上总统后，下令这家天然气公司立即要求独立电视台偿付拖欠的所有贷款。如果“桥”媒体集团拒绝支付，就没收电视台的资产。5月11日，普京就职总统后仅4天，数十名手持武器、头戴面罩的税警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部队冲进“桥”媒体集团的总部大楼。日暮时，他们带走了成百箱的文件、录音带和设备。马拉申科称这次突击搜查“完全是政治性的，是对我们的报复和恐吓”。
不过独立电视台或许尚存一线生机。大约就在这时，马拉申科直接收到克里姆林宫的一项建议：如果满足某些条件，报复就会终止。据申德洛维奇说，这些条件是：不再调查克里姆林宫的腐败，改变对车臣的报道，尤其是“从《木偶》一剧中去掉‘一号人物’”。换言之，节目不得再模仿普京的相貌特征。
申德洛维奇好似一头看到斗牛士挥舞着红布的公牛，被彻底激怒了。他的反应是又写了一集令人捧腹的《木偶》，对克里姆林宫的这一命令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由于不能再演普京，他们把原来影射普京的人物改成一丛着火的灌木。以普京的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的面目出现的摩西，从一位未露面的领袖手中领受刻有克里姆林宫“十诫”的石板。剧终时，这位领袖被称为“吾主上帝”(Gospod Bog)，俄语里简称GB(听上去没有哪个俄罗斯人不会联想到KGB—克格勃)。在英语里，“吾主上帝”这一称呼听上去怪怪的，然而在俄语里它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而且充满了挑衅意味。
两周后，6月13日，古辛斯基被逮捕。一位电视台记者问到此事时，普京假装不知，说“我对此感到意外”，几乎难以掩饰嘴角浮现出的一丝微笑。“我希望作出这一决定的政府部门—我想应该是总检察院—有充足的理由。”
古辛斯基面临一个抉择：要么把他的媒体帝国卖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要么因涉嫌重大诈骗案接受审判。这是讹诈，但古辛斯基屈服了，随后逃到海外。俄罗斯最自由的媒体集团现在成了克里姆林宫的囊中之物。
另一个媒体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的命运比古辛斯基好不到哪儿去。普里马科夫任总理时，他被指控犯有诈骗罪。普京出任总理后，放弃了对他的起诉。在众人眼里，他成了最有权势的寡头，拥有一个媒体帝国，外加庞大的工商业资产，包括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俄罗斯航空公司。随着别列佐夫斯基逐渐被排挤出普京的小圈子，他拥有的媒体集团对他变得更加重要。6月，别列佐夫斯基批评了普京宣布的重新收揽权力的计划。古辛斯基被逮捕的次日，检察官宣布开始调查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财务，别列佐夫斯基涉嫌犯有重大欺诈罪和洗钱罪。
就在3月总统大选前夕，普京誓言要取缔寡头：“至于那些集权钱于一身的人，我决不允许这些寡头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普京这番话令不少人脊背发凉。普京不能接受的是财富(尤其是庞大的不义之财)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尽管别列佐夫斯基曾协助他攫取权力，但他不喜欢别列佐夫斯基凭借自己的媒体帝国(不光是全国电视网，还有另一个频道“电视6台”及几份报纸)呼风唤雨。
和古辛斯基的情况一样，别列佐夫斯基的倒台很可能是由一个电视节目引发的，或者说这一电视节目加快了他的倒台。2000年8月，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在巴伦支海沉没，艇上的188名官兵死亡。事件发生后，全国电视网批评普京反应迟钝。该电视网的首席播音员谢尔盖·多连科—当年被雇来帮助普京的政党赢得1999年底大选的鹰犬—如今开始咒骂总统。核潜艇事件发生后，整整5天，普京仍留在索契度假。又过了4天后，普京才前往位于北部的基地接见死亡官兵的家属。普京还拒绝了英国和挪威提出的参与救援的请求。多连科剖析了普京在一次采访中为自己决定所作的辩护，对每一句话冷嘲热讽，让人觉得他对本国总统鄙夷至极。例如，普京在电视上说，16日外国才提出参与救援。多连科长叹了一口气后反驳道：“对不起，事实上一些国家15日就提出参与救援。倘若不是我们一直对世界谎称一切顺利，无须他国帮忙的话，它们还会更早提出帮忙。”多连科还播放了一段普京私下会见死者家属的谈话录音，听到他指责媒体应对这次事故负责。“他们都是骗子，全是骗子。过去10年，电视节目始终在诋毁我们的陆军和海军。”
多连科的节目被砍掉了。不久，别列佐夫斯基步古辛斯基的后尘流亡海外。8月底，别列佐夫斯基被召到克里姆林宫见普京的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后者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把他拥有的全国电视网的股权移交给国家，要么当古辛斯基第二，即受到起诉。次日，普京亲自召见别列佐夫斯基，指责这个商人蓄意诋毁他，两人大吵一顿。据别列佐夫斯基讲，普京对他说：“你应该把你的股票交由我亲自控制……我将以我的方式管理全国电视网。”别列佐夫斯基一口回绝，随后拂袖而去。
实际上别列佐夫斯基还是放弃了他对该电视台的控制，把他的股份卖给了另一个寡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后者乖乖地把他的表决权转给了国家，政府因此完成了对这一电视频道的接管。11月1日，总检察长起诉别列佐夫斯基诈骗俄罗斯航空公司上亿美元的资产。当时别列佐夫斯基在国外，决定暂不回国。躲在海外的别列佐夫斯基称，指控他侵吞的钱中有一部分曾用于资助普京的竞选。
此后别列佐夫斯基一直住在伦敦，尽管俄罗斯多次设法将他引渡回国。2003年9月，别列佐夫斯基被给予政治庇护。普京亲自出马，设法劝说英国将他遣返回俄罗斯，并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他对西方体制的无知。普京要布莱尔对法院施压，要它同意引渡别列佐夫斯基。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讲，布莱尔解释道，这在英国办不到。此事的决定权在法官手里，而不是英国政府。无法理解法院独立性的普京很不[1]高兴。别忘了此人是一个克格勃特工，苏联培养出的产物，无意间把自己不民主的标准套用于一个西方国家。
人们没有理由认为普京是在演戏，他看上去更像是真的以为西方的政治家可以像俄罗斯领导人一样左右法院。同样，他也以为媒体受政府控制。2005年，普京当面指责布什总统亲自下令解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持人丹·拉瑟。还有一次，当一位记者问为什么俄罗斯警察常常殴打和平示威者时，普京说，西方的示威者因为到了不该到的地方被警察“用警棍敲脑袋是家常便饭”。
垂直权力结构
对本书前两章讲述的普京总统当初在外交政策和经济改革领域的举动，西方赞誉有加。然而西方的赞誉从一开始就因为普京对民主的理解而打了折扣，普京对自由媒体的打压只是原因之一。
普京总统上任伊始，首先作出的决定之一就是着手建立他所称的“垂直权力结构”—将所有政治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收归到他个人手里。普京认为，中央权力分散是俄罗斯种种弊端的根源。叶利钦领导无方导致犯罪和腐败盛行，寡头权力膨胀，地方政府不听指挥，各行其是。叶利钦曾鼓励地方政府“有多大能耐，就做多大主”。一个未曾料到的后果是，地方州长因而悄然无视，甚至暗中破坏中央政府的法令。俄罗斯联邦面临可能走向四分五裂的危险。很多地区通过了与俄罗斯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截留应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款，或同外国签署双边协议。有些地区如果自成一国可以过得很好。例如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生产的钻石占世界产量的1/4(人口仅不足50万)。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人口150万)是世界第二大石油产地。
5月13日，普京就任总统后仅6天，宣布将全国89个地区划归总统个人任命的7位“超级州长”管辖。其中5位州长曾是以前的“强[2]人”(silovik)，包括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维克多·切尔克索夫。昔日他曾参与过迫害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
6天后，普京启动了对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相当于“参议院”)的改革。此前，当选的地区州长和区域立法委员会都是凭官位当选的上院议员。如今这些地方大员被任命的代表所取代，克里姆林宫得以把“友好的”上院议员塞进联邦委员会中。
接下来，普京着手将征税和税收分配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此前，中央和地方的比例为50∶50，权力集中后的比例变成有利于中央政府的70∶30。
然而处于新的垂直权力结构顶端的不是联邦政府，而是普京本人。普京把他信任的前安全部门或家乡圣彼得堡的同事安插在要害部门，从而大权独揽。不仅如此，很多人还被任命为国有企业的董事，从而建立了一个以普京为核心的、纵横交错的蜘蛛网般的庞大政治商业结构。
伊戈尔·谢钦的履历无可挑剔。他曾是普京在圣彼得堡的同僚。据有人讲，此前他可能还干过特工，在非洲的葡萄牙语国家作为翻译从事间谍活动。谢钦成了普京最信任的顾问，1996年随普京从圣彼得堡到了莫斯科。普京出任代总统后，留下了叶利钦的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但马上任命谢钦为办公厅副主任，负责管理普京的来往公函，并且实际上主持能源部的工作。2004年，谢钦又成了一家国有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
曾在列宁格勒克格勃部门任职的维克托·伊万诺夫成了普京负责人事的办公厅副主任，同时兼任俄罗斯“金刚石–安泰”防空公司和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谢钦和伊万诺夫被人看做普京圈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1999年，普京在圣彼得堡的另一位旧同事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来到莫斯科，担任办公厅第三副主任，同时兼任国家天然气的垄断集团—国家天然气公司的董事长。
普京将他在圣彼得堡的同事阿列克谢·米勒调到莫斯科，出任能源部副部长，随后任国家天然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两位经济改革的主将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同样来自圣彼得堡。格列夫任国家天然气公司的董事，库德林则出任俄罗斯外贸银行和一家钻石生产商“俄–萨金刚石”股份公司的董事长。
另一位列宁格勒人，和普京一同上过克格勃学校的谢尔盖·纳雷什金在普京第二任内被提升为总统办公厅主任，第一电视频道董事会主席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副董事长。
普京在列宁格勒克格勃部门的另一位老同事尼古拉·帕特鲁舍夫继普京后出任联邦安全局局长。
拉希德·努尔加利耶夫在联邦安全局时曾在普京手下干过，后来成了内政部长。前面提到过的切尔克索夫当时是普京在联邦安全局的另一位下属。
和普京一起在德累斯顿干过特工的谢尔盖·切梅佐夫被调到莫斯科执掌俄罗斯最大的武器出口公司—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另一位“契卡”弗拉基米尔·雅库宁被调到交通部，后来成了俄罗斯铁路运营公司的总裁。
雅库宁与普京还有一层关系：二人同是一个名叫“别墅合作社”(又称“湖畔社”)的创始成员。该合作社负责管理他们在圣彼得堡郊区共青团湖边的乡村别墅。普京在“湖畔社”的其他朋友(第十二章将谈到)如今均在政府、银行和媒体身居要职。
车臣战争及其恶果
普京出任总统后的头几年里，车臣的局势给他声称正在把俄罗斯带入“欧洲大家庭”的说法投下了一条长长的阴影。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1994～1996年)，我在车臣待过几个月，亲眼目睹了俄罗斯军队给这个共和国造成的严重破坏。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俄军犯下了严重战争罪和侵犯人权罪。我和其他几十名记者均报道了这些罪行，然而国际社会毫无作为，也许是因为倾注于巴尔干半岛上的另一场战争。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完全毁于炮火，成千上万的平民死于非命，他们的家所在的街区被俄罗斯军队的飞机和大炮夷为平地。以消灭被称为“匪徒”的叛军为借口无法为以上行为开脱。我采访过俄罗斯人建立的“甄别营”(filtration camp)里的幸存者。车臣人在这里受到刑讯逼供，有时逼供人仅为了取乐。我去看过野外的巨大死人坑，里面有几百具尸体，一些人的手被捆绑在背后。我见过数十个家庭悲痛欲绝的成员，目睹了被杀害的妇女儿童、车臣境内村子里数百家残垣断壁的房子、逃离俄罗斯军队的如潮难民、趴在地下室里躲避空袭的人。我见过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在自己沦为瓦砾的家里卧床不起，在饥饿和寒冷中等死。这一切都是在叶利钦当政时发生的，然而西方痴迷于叶利钦对民主的支持，因而把这场冲突看做“内政”，只是敷衍了事地谴责了几句。
根据各方面的报道，1999年普京发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更为惨烈，然而报道这场战争的西方记者人数更少。原因很简单，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至少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车臣人对记者总体上十分友好。自从那时以来，这个共和国沦为一个无法无天的烂泥潭，记者被绑架或杀害的风险极大。叛乱分子自己和当年的俄罗斯军队一样野蛮。这一次，主要靠像《新报》的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这样勇敢的记者向世界报道战争真相(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位西方领导人要求以战争罪审判哪怕一位俄罗斯指挥官或政治家)。
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记者在车臣境内的行动自由没有受到什么限制，因此才有了强烈批评这场战争的报道，不仅是西方的报道，俄罗斯的报道也是一样，尤其是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报道。俄罗斯当局汲取了教训，这一次开始限制去战区的人数。2000年初，一位为自由广播电台工作的俄罗斯记者安德烈·巴比斯基因为在报道中抨击战争甚至被俄罗斯联邦军队绑架，然后交给车臣战斗人员，换回俄罗斯的战俘，好像他本人是一名战斗人员似的。普京显然支持这一荒谬做法。他表示，他看不出交换有什么不对，因为巴比斯基—别忘了他是一位记者—是叛徒。普京对《共青团真理报》说：“这是他自己的[4]选择。他去见那些他为之效劳的人。”
如果普京认为批评性质的报道无异于与敌人为伍的话，那么完全可以猜到他内心对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看法。独立电视台遭整肃后，她成了报道俄罗斯人在车臣的野蛮行径的最重要的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耐心倾听车臣百姓的痛苦倾诉。
当局称，车臣军事行动是一次“安全行动”，目的仅是消灭恐怖分子。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采访过目击了俄罗斯“安全扫荡”的人，例如家在格罗兹尼郊区的45岁难民苏尔丹·舒阿杰波夫。他向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讲述了他从自己住的那条街上收敛安葬了51具尸体的经过。以下只是他讲的部分内容：74岁的萨义德·祖巴耶夫从5街36号的家门走出时，正好撞上联邦军人。士兵强迫他跳舞，对他脚下开枪，逼他往上蹦。老人跳不动后，被士兵射杀。感谢真主！他再也不会知道家人的遭遇。晚上9点左右，一辆步兵军车撞开大门上的锁，冲进祖巴耶夫家的院子，士兵二话不说，非常麻利地把那位老人64岁的妻子扎伊纳布，他们45岁的女儿玛丽卡(俄罗斯民兵一位上校的妻子)，玛丽卡8岁的小女儿阿米娜，萨义德和扎伊纳布的另一个女儿、40岁的玛丽耶，他们44岁的侄子赛义德–艾哈迈德·祖巴耶夫，两位老人的儿子、35岁的鲁斯兰，他怀孕的妻子露依莎和8岁的女儿叶琳娜从房子里带到外面，在台阶上排成一行。机枪声响过后，所有人倒卧在血泊中。祖巴耶夫一家人中只有鲁斯兰14岁的女儿伊妮莎活了下来。她长得很漂亮，士兵屠杀前把她领到了一边，之后把她强行拉走了。我们千方百计想找到伊妮莎，可她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苏尔丹说)。我们猜想他们一定是强奸完她后，找个地方把她活埋了。同一天晚上，第55中学校长遇害。他们先让他靠墙站，长时间毒打他，所有肋条都打断了，然后对他脑袋开枪。在另一间房子里，我们看到一位84岁的俄罗斯老太太和她35岁的女儿拉丽莎并排倒卧在地上。两人被强奸后遭射杀。拉丽莎曾是格罗兹尼一位有名的律师。车臣国立大学的物理教授、42岁的阿德兰·阿卡耶夫四仰八叉地横卧在自家院子的地上，死前曾被拷打过。47岁的德米尔汗·艾哈迈多被砍头，两只胳膊也被剁掉。新卡泰马一带军事行动的特征之一是砍下人的脑袋。我看见过几个砍完头滴着鲜血的木墩，在谢瓦卡亚大街上，一把斧头卡在一个木墩上，上面还有一颗带着红围巾的妇女的头颅。旁边的地上，倒卧着一具无头男子的尸体。我找到了那名被砍头妇女的尸体，她的腹部被[5]剖开，里面塞进了一颗头颅。是她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不得而知。
尽管发生了证据确凿的种种暴行，但只有一位高级军官被绳之以法。尤里·布达诺夫上校被指控撒酒疯时绑架、强奸和杀害了一位18岁的车臣姑娘艾鲁萨·昆吉耶娃。士兵把她从家里拖了出来，塞进一辆装甲运兵车带走了。据说借口是他们认为她是个狙击手。强奸罪名后来被撤销了。布达诺夫供认勒死了这名妇女，但声称他审讯这位姑娘时因暴怒丧失了理智。最初他被判无罪，重审后改判10年有期徒刑。2009年1月，他提前15个月被释放，2011年6月在莫斯科一条街道上被人暗杀。
俄罗斯军事行动引发的报复是，此后10年车臣恐怖主义分子在俄罗斯全国各地发动的袭击—在飞机上，在地铁车厢里，在学校和街道上。2002年4月18日，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宣布车臣战争结束。时隔仅6个月，俄罗斯首都的中心即遭到恐怖主义袭击。2002年10月，大约50名车臣武装人员，其中不少人是妇女，冲入正在上演一出叫《东北风》音乐剧的杜布罗夫卡剧院，将演员和850名观众扣押为人质。这些人身携武器弹药，妇女身上系上炸药。他们要求俄罗斯军队在一周内立即无条件从车臣撤军，否则开始射杀人质。
此后3天，普京同自己的安全部门首脑几乎夜以继日地开会讨论如何处理这场危机。在首次会议上，国家安全部门建议强攻剧院。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总理坚决反对，建议与恐怖分子谈判，以避免人员伤亡。据卡西亚诺夫说，安全部门首脑坚称，没有必要让步，因为伤亡难以避免。普京原定去墨西哥出席亚太领导人峰会，但改派卡西亚诺夫代他出席。有人提出，作出这一决定是为了支走唯一反对使用武力解救人质的人。然而连卡西亚诺夫本人都认为，当时普京绝无可能出国(尤其是考虑到“库尔斯克号”核潜艇遇难事故后他受到的责[6]难)。1995年布琼诺夫斯克市人质危机期间，叶利钦前往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参加一次7国会议，留下他的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同扣押人质分子谈判，并允许他们逃离。普京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几位政治家和记者(包括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确试过对扣押人质分子晓之以理，然而毫无结果。最终安全部门采用了自己的方式。特种部队先在剧院里施放了一种麻醉气体以麻醉恐怖分子(还有人质)，随后突击队员冲了进去。交火之后恐怖主义分子悉数被打死，包括已经被气体熏昏的恐怖分子)。然而130名人质死亡，大多数人死于化学气体中毒后未能马上得到医疗救护。这次行动受到多方责难，包括对使用的气体化学成分严加保密，甚至连参与抢救的医务人员都不知情，也不知道能用什么解毒剂。这无疑造成了更大的伤亡。
普京后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数百人的性命得到挽救。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国政府找到了对付这种情况的万无一失的办法。然而这位强人真的充分考虑保护人质性命了吗？“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时，人们揣测普京拒绝外国帮助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想让北约的救援人员在一艘高度机密的俄罗斯核潜艇上转来转去。用于解救剧院人质的化学制剂也是军事秘密，具体配方是什么始终没有披露过。
俄罗斯当局拒绝正视的一个大问题是恐怖分子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是如普京所说扎根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际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还是对自从1994年以来俄罗斯试图征服车臣而采取的野蛮行动的报复？从包围剧院期间一些枪手回答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问题中，可以找到答案。她请一名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释放岁数大一点的孩子(岁数小的已经被释放了)，她得到的答复是：“孩子？这里没有孩子。在安全行动中，你们不放过年满12岁以上的人，我们也不会放过你们的人。”“为了报复？”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问。“为了让你们尝尝是什么滋味。”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问，能否至少允许她给孩子带点吃的。“你们在安全行动中让我们的孩子吃东西了吗？你们的孩子同样可以不吃不喝。”
降服工业金融寡头
普京出任代总统12小时后首次对全国发表讲话时誓言尊重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和财产权。2000年7月28日，普京同俄罗斯20位商界和金融寡头摊牌，向他们解释了他讲话的含义，并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
叶利钦时代，这批人钻尽空子，违法枉法、行贿受贿、杀人越货、敲诈勒索、对为让他们力挺叶利钦而送上门来的公司和资产一律笑纳，结果个个腰缠万贯。他们拥有国家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石油天然气管道、铝冶炼厂、电信和广告业、汽车制造厂、钢铁企业、一家酿酒厂和几家最大的银行。在克里姆林宫宏大的圆柱大厅里，与他们一同等候总统的是政府改革小组的一批年轻人：卡西亚诺夫、库德林和格列夫。他们亟须这些寡头付税，从而整顿好政府的财政。然而自从这些寡头听到普京威胁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后，他们的心思完全不在纳税上。他们刚看到自己的生意同伴古辛斯基被剥夺了个人财富，逐出国门。另一位媒体大亨别列夫斯基也不见了踪影。
众寡头不分等级高低，围坐在一个巨大的面包圈形状的桌子旁。然而当总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时，一眼就能看出谁说了算。会议开了两个半小时，普京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很简单：不会逆转私有化进程，但有两个条件：寡头必须开始纳税，而且不得干政。普京说话很小心，避免听上去像是下最后通牒，但意思很明白。
格尔曼·格列夫简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普京发出了一个强烈信息，没有国有化或没收资产的计划。他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我们对你们做出了姿态。我们大幅减税，建立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并保护私有财产权。不过诸位，既然我们降低了税率，你们就应该纳税。其次，[7]如果你们选择了经商，那就一心一意地经商。’”
这些巨商欢天喜地离开会场，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高兴得差点想哼两句小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无意介入政治。而就他们拥有的财富而言，纳税只是极小的代价。五金矿产集团总裁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听上去几乎不无愧疚：“我们这些寡头把自己当做精英，然而社会并不认同我们这些精英。我们必须更好地做人。”
召开这次会议的想法来自下诺夫哥罗德州前州长鲍里斯·涅姆佐夫。他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率先启动了私有化进程，如今是一个政党—“右翼力量联盟”的领袖，致力于保护新生的中产阶级利益。他把这次会议称为分水岭。以此为界(他不无讽刺地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历经10年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结束了。换言之，就在这次会议上，俄罗斯的“强盗资本家”被给予了一个改邪归正、老实经商的机会。
这些寡头基本上顺从了普京。古辛斯基和列佐夫斯基流亡海外，前者悄然无声地移居国外，后者在国外继续与普京作对。石油巨头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成了国家杜马的议员及偏远地区楚科奇自治区的行政长官。但他没有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挑战普京，而是对自己2003年购买的英格兰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更感兴趣。
只有一个寡头不肯对普京俯首帖耳—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因顽固不化，多年被关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监狱里，成了俄罗斯和西方关系最大的紧张之源。
霍多尔科夫斯基问题
早在戈尔巴乔夫刚刚尝试改革时，霍多尔科夫斯基就对商界下手了。作为一个共青团干部，他利用关系先后搞了一个咖啡馆和一家进口企业，后来又建立了俄罗斯首批商业银行之一—梅纳特普银行。从那时起，他的生意风生水起。1995年，他贷款给破产的叶利钦政府，利用出台的“贷款换股权”计划获取了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石油公司很大一部分股权。次年，他用远低于公司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其股票—实际上是从他自己手里购买—仅花费3.09亿美元即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不到几个月，该公司价值达到60亿美元。这一切都不违法，因为计划出自政府之手。
毋庸置疑，霍多尔科夫斯基采用了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建立自己的帝国。美国记者大卫·霍夫曼在他撰写的《寡头》一书里承认，即使是在作了艰苦调查后，他仍然搞不清霍多尔科夫斯基玩过的一些猫[8]腻，从海外交易、幌子公司到“变戏法”。
然而霍多尔科夫斯基控制了尤科斯石油公司后，好比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决定(主要是想吸引外国投资)采用严格的西方财会和透明度标准。霍多尔科夫斯基成了西方的宠儿，因为他比任何一个寡头更能代表新一代的俄罗斯资本家—不仅是一条大肆敛财的鲨鱼，还是一位慈善家。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尤科斯制定了一部公司管理章程，他同时也是引入美国财会标准的第一位商人。他凭借自己的财富出钱在莫斯科一座18世纪的庄园里建了一个教育机构，给130个穷孩子上课。他设立的“开放俄罗斯基金会”每年向涉及教育、公共卫生、领导人培养计划和文化事业的项目及慈善事业捐赠1 500万美元。
然而没有哪个名字能比霍多尔科夫斯基更能让普京的一双眼睛露出冰冷的鄙夷之色。霍多尔科夫斯基最终因经济犯罪—偷逃税款、欺诈和侵吞财产—被判入狱。普京会毫不犹豫地举出他的其他罪状，如“政治”罪，甚至是谋杀罪。
霍多尔科夫斯基当然不是什么圣徒。2002年2月，霍多尔科夫斯基去伦敦拜访英国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主动提议允许英国石油公司认购25%的尤科斯股权。布朗不为所动。日后布朗解释了为什么说话轻声细气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让他感到不自在：“他开始谈论让一些人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说他如何能做到让石油公司少纳税，如何玩众多权势人物于股掌之中。我感觉他这个人的权势似乎太大了点。事后这么讲很容易，然而当年他的做派令人感到他不是一个[9]本分人。”
对推行改革的俄罗斯政府来说，“不守本分”一词太轻了。格尔曼·格列夫说：“尤科斯不点头，什么草案也别想通过。”实际上，贿赂国家杜马议员已司空见惯。议员从形形色色的商业利益集团手里拿钱以中饱私囊。然而石油公司的能量更大，尤其是尤科斯石油公司。当涉及对石油出口征收影响石油公司利润的新关税时，事情变得棘手起来。格列夫记得国家杜马即将投票表决前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对他的一次拜访。他说：“格列夫先生，我们非常赞赏你为发展市场经济所做的一切。然而，明天你要提出一项对我们不利的法规。因此我们希望你能懂得，首先，这项法规不会通过。所有人都会投反对票。我们已经和他们达成了协议。其次，如果你仍然坚持的话，我们会让所有石油生产商集体写一封信，要求你和库德林因缺乏专业水准辞职。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不过兴许你会推迟讨论这项法[10]规，我们可以同你达成某种安排。”
第二天早上库德林和格列夫抵达国家杜马时，发现霍多尔科夫斯基已经拼凑了一个立场坚定的阵营，包括国家杜马里人数众多的共产党议员。日后格列夫对这件事所含的讽刺意味进行了思考。“共产党人本来应该是社会政策的倡导者，反倒投票反对一项对石油公司巨额收入征税的税法！”
这是对改革者的一次沉重打击。格列夫回忆道：“预算里没有足够的资金偿付政府债务。当时石油价格走高，但只是肥了石油公司，我们一分钱也拿不到。”一年后，格列夫才得以让议会通过了这项法律，但内容被冲淡了许多。
从普京的角度看，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政治野心更具有颠覆政府的性质。他资助了一些反对派政党，包括自由民主党、右翼力量联盟和共产党。2003年初，霍多尔科夫斯基秘密会见了一些政党的领导人，主动提议出资几十万甚至上亿美元赞助他们在当年12月国家杜[11]马选举中的竞选活动。据卡西亚诺夫总理称，最令普京恼怒的是霍多尔科夫斯基对共产党人的资助。卡西亚诺夫说，后来他惊奇地发现，虽然赞助两个亲西方的政党得到了“批准”，资助共产党人—尽[12]管完全合法—显然需要总统的秘密特许。
霍多尔科夫斯基称，他的所作所为乃属正常的“游说”，任何一国都不例外。可克里姆林宫不这么看。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气愤地大声说：“他是在行贿国家杜马！”显然，佩斯科夫和他上司一样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说法感到气愤。克里姆林宫显然害怕，霍多尔科夫斯基正在计划运用自己在国家杜马的影响力修改宪法，将俄罗斯改变为一个议会制民主国家，甚至本人出任总理，直接挑战普京的权力。
认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人常常提及他做事不计后果的秉性。2003年2月19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会见一批商业巨头时，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这一性格在这次富有戏剧性，也许是灾难[13]性的会见中显露出来。会议的主要议项是腐败，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主讲人。事先他打算针对政府高级领导人可能涉及的腐败行为大胆直言，但他有点紧张，于是打电话给他的副手列奥尼德·涅乌兹林征求意见，问：“你认为我的发言会有危险吗？”
涅乌兹林也有同感：“如果普京本人与这些交易有染怎么办？”
霍多尔科夫斯基大声说：“你别瞎说了。总统控制国家预算，你[14]难道认为他会为了拿区区几百万美元的回扣干这种事吗？”
霍多尔科夫斯基事先把发言稿送给普京的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征求意见，然后携带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而准备好的各种图表前去开会。
他的发言基本上以民意测验的结果为依据。27%的俄罗斯人认为腐败是对国家最严重的威胁；49%的人认为，绝大多数国家官员是贪官(15%的人认为无官不贪)；大多数人认为，政府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意做任何事打击腐败。
霍多尔科夫斯基继续讲下去：“从下一张幻灯片中你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涉及腐败的金额大约在300亿美元，也就是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12%。”
另一张幻灯片显示，72%的俄罗斯人对司法系统毫无信心，因为整个司法界都烂掉了。霍多尔科夫斯基提到了俄罗斯大学专业申请状况的一个惊人事实：青年人读书更想成为税务官，而不是工程师或石油开采专业人员！税务官的工资不高，但收取贿赂自肥的机会比比皆是。霍多尔科夫斯基说：“如果现在的年轻人都走这条路，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普京反驳说：“你讲的问题值得思考。不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学生不好！”
然而霍多尔科夫斯基只是在热身。下面他开始提到一起涉及普京小圈子内人员的具体腐败案，即普京的亲信、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戈尔·谢钦。他实际上控制了国有石油部门(很快他将出任政府控股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
霍多尔科夫斯基讲述了上个月俄罗斯石油公司用6亿美元收购了一家较小的石油企业—北方石油公司，收购价远远超过该公司的实际价值。“所有人都认为，这笔交易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在场听他发言的人来说，他的话含义十分清楚。日后普京的顾问伊拉里昂诺夫回忆道：“显而易见，销售价和实价之差就是回扣，[15]也就是说腐败。”换言之，收购该公司多付出的巨额钱款被公司拥有人和批准这笔交易的政府官员私分了。
霍多尔科夫斯基继续说下去：“腐败的确正在我国蔓延。或许可以说，腐败的根子就在我们这里……我们迟早必须制止腐败！”
普京予以反击，坚持认为作为一家国有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为了增加自己的储备有义务收购诸如北方石油公司这样的资产。至于霍多尔科夫斯基自己的公司，普京暗示他是以非法手段攫取到手的。“一些如尤科斯这样的公司拥有巨大的石油盈余，他们是如何把石油弄到手的正是本次会议要讨论的内容！不要忘了纳税问题，或者说不纳税的问题，你自己的公司(尤科斯)就有逃税问题，而我必须指出你的问题。过去你同税务部门达成了协议，案子就此了结，或者说正在了结，但当初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
普京结束发言时发出了明显的威胁：“因此我现在要把责任推给你。”其含义是：你说我身边的人腐败，我的人将开始追究你的腐败。
坐在总统身边的卡西亚诺夫说，围着桌子而坐的寡头们“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普京是不是要重新全盘提出90年代俄罗斯战略行业如何私有化的问题？
卡西亚诺夫说，会后他去普京办公室见他。“我天真地以为，总统并不知道俄罗斯石油公司交易的细节。我说，‘你不该反应如此激烈，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对的。’”然而普京根本不听，坚持认为俄罗斯石油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有权增加自己的资产，这笔交易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卡西亚诺夫十分吃惊：“他开始援引连我这个总理都不知道[16]的一些数字，对这件事他比我还熟悉。”
为了预防普京暗示的报复，两周后霍多尔科夫斯基找到卡西亚诺夫，提交了一个方案。霍多尔科夫斯基说，他代表其他寡头建议通过一项新法。根据这项法律，20世纪90年代以廉价购得国有企业—如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寡头应该向国家支付赔偿金，有点像是为这些企业资产的膨胀缴纳一次性税款。这笔意外钱款将用来建立一个特别基金，资助“重要的改革”。卡西亚诺夫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政府可以得到额外的150亿～200亿美元用于修建新的高速公路、高速火车线路、电力网、机场及其他基础设施。卡西亚诺夫让霍多尔科夫斯基拟定一份法律草案，一周后草案就拟好了。卡西亚诺夫把草案呈[17]送给普京总统，此后它便石沉大海。普京已经开始思考惩罚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其他办法。
涅乌兹林记得从俄罗斯情报机构里的一位相识那里听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我获悉，一个直接向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和他的副手安德雷·佐斯特罗夫茨耶夫汇报的特别小组成立了，任务是针对尤科斯公司展开刑事调查，并监视该公司的经理人和股东。”
夏初，一个叫国家战略委员会的智库发表了一份题为“国家与寡头”的分析报告，由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贝可夫斯基执笔。人们认为他与国家安全部门关系密切。贝可夫斯基在文中提出，寡头正在悄悄策划一场政变，将国家杜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改写宪法，把霍多尔科夫斯基推上执掌实权的总理宝座，而将总统降为一个有职无权的人。
几天以后，在普京的年度记者招待会上，一位事先安排好的记者提了一个有关贝可夫斯基报告的问题。有备而来的总统令人胆寒地提起他如何对付自己的政敌：“我坚信，经商和从政已经分家……不同意这一政策的人要么已不存在，要么被送到偏远之地。”
普京有很多理由惧怕或厌恶霍多尔科夫斯基。两年半以来，霍多尔科夫斯基一直无视总统要寡头远离政治的指示。即使是霍多尔科夫斯基自己的纯粹商业活动同国家安全部门也起了冲突。后者把国家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视为重要的战略资产，不应交由私人管理，更不能交给外国管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看法恰恰相反：私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更高。如果外国的参与有益无害，又何乐而不为呢？
2003年4月，尤科斯(当时俄罗斯最大的石油生产商)同意与阿布拉莫维奇拥有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组建一个资产达350亿美元的世界第四大石油公司(阿布拉莫维奇正是靠这笔交易买下了切尔西足球俱乐部)。霍多尔科夫斯基接着又迈出了灾难性一步，开始同美国的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谈判，向它们中的一家出售尤科斯公司的一大笔股权。卡西亚诺夫总理批准了这笔交易。然而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门怒不可遏。
2003年夏天，局势急转直下。6月，尤科斯的保卫部门负责人阿列克谢·匹楚金因谋杀罪名被逮捕。次月，尤科斯的控股公司梅纳特普集团董事长、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商业伙伴亚历山大·列别捷夫也遭逮捕。卡西亚诺夫总理马上予以谴责，指出以经济犯罪嫌疑的罪名逮捕企业家只会损害国家形象，令投资人望而却步。
涅乌兹林作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们甚至不屑于掩饰监视我们的车子。每天晚上上床时，我都准备好一个包，如果第二天凌晨5点他们来抓我，坐监狱所需的东西包里面都有。”他离开俄罗斯去了以色列。然而直到最后一刻，霍多尔科夫斯基仍然无视种种警告。
10月份，武装警察突击搜查了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郊外开办的孤儿院，带走了该院的计算机。几天后，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总裁李·雷蒙德来到莫斯科参加一场经济会议并与总统会谈。他似乎给了普京一个(很可能是错误的)印象，霍多尔科夫斯基计划向这家美国公司出售尤科斯－西伯利亚石油公司51%的控股权，而不是25%。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副手亚历山大·特默科承认：“像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这样的公司不可能是一个小股东。当然它会说，我们可以买25%的股份，但需要给我们一个购买控股权的选择。”
此时的普京似乎已经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日后英国石油公司的布朗回忆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前不久，我与普京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普京措辞严厉地顺便提了一句：‘我受够了这个人的气。’”
普京召见总检察长弗拉基米尔·乌斯季诺夫，要他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10月25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当时这位石油寡头去了西伯利亚，天真到竟然无视两天前收到的一份传真。传真由乌斯季诺夫签字，要霍多尔科夫斯基就“尤科斯石油公司纳税时存在的问题”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报到。霍多尔科夫斯基乘坐的飞机正在新西伯利亚市加油时，全副武装的联邦安全局军人冲上飞机，给霍多尔科夫斯基铐上手铐领走。他即将因蔑视国家安全部门失去人身自由和个人财富。
震荡
一切含义尽在报纸的大标题中：“俄罗斯的一场政变”(《俄罗斯日报》)。《纽约时报》撰文：“俄罗斯头号富翁周末被逮捕后，随着俄罗斯的股票、债券和货币的暴跌，俄罗斯踉踉跄跄走向一场政治和经济危机。”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实业家和企业家联盟的同事发表了一个声明，谴责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今天俄罗斯的商家不信任执法机构及其领导人，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每天都受到这些机构的粗暴对待。当局犯的低级错误让国家倒退了好几年，人们不再相信当局所作的不允许扭转私有化成果的保证。”
莫斯科货币交易市场因汇率暴跌而暂停了交易。普京的办公厅主任沃洛申辞职。他的继任人梅德韦杰夫公开质疑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否明智。“这样做很危险，因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措施造[18]成的后果将立即影响到经济……造成政坛上的愤慨。”在一团混乱中，普京拒绝了几个寡头的求见，并要求停止他所谓的“歇斯底里和投机活动”，然后补充道(似乎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法院逮捕一个人肯定不无原因。“在涉及执法机构工作的问题上，我不会见任何人，也不会做任何交易。”他说，政府的部长不应被拖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卡西亚诺夫总理讲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克里姆林宫想让他任命一个人。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位将军维克托·伊万诺夫是普京的首席猎头顾问。他几次给卡西亚诺夫打电话，敦促他任命一个年轻人担任税务部副部长。卡西亚诺夫婉拒了，表示不明白为什么急于任命此人，并对他是否胜任这项工作表示怀疑。此人以前一直在圣彼得堡市的一家家具店工作。当时卡西亚诺夫不知道阿纳托利·谢尔久科夫是财政部第一副部长(也是普京在圣彼得堡的老同事)维克托·祖布科夫的女婿。2004年2月卡西亚诺夫被解职后，谢尔久科夫立即被调到税务部，负责调查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案。两周后，他又被提升为联邦税务局局长。普京现在有了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收集针对自己敌人的最致命的证据。
普京的两副面孔
本章讲述的种种事件—禁锢媒体、建立“垂直权力结构”、在重要部门安插普京的密友、车臣战争、对“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的麻木反应、驯服寡头以及打压霍多尔科夫斯基—对西方那些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和普京打交道的人来说不啻一帖清醒剂。向西方领导人伸出手并在国内推行值得欢迎的经济改革的这个人，同时也露出了他真实的一面，从而证实了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一朝是契卡，永远是契卡。普京的所作所为使西方一些人，尤其是小布什政府内有些人更加理直气壮。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张对普京采取强硬立场。
英国的《观察家报》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看法，说现在对于普京是“关键时刻”。普京必须决定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布什总统和托尼·布莱尔的一个思想倾向西方的盟友，还是一个内心深处怀念昔日苏联艰难岁月的人？……如果普京选择专制的道路，伦敦和华盛顿就[19]该重新评估关系。”
然而就在西方对普京的幻想破灭之际，普京对他一直追求的西方幻想同样也走向破灭。[1]拒绝俄罗斯引渡别列佐夫斯基(还有莫斯科想引渡的车臣流亡领导人艾哈迈德·扎卡耶夫)请求的法官是蒂莫西·沃克曼。几个月后，2004年1月，在伦敦北部一个静谧的村子，一位同姓的83岁老人罗伯特·沃克曼打开前车门时被一个陌生人射杀。谋杀动机始终不明，凶手也一直没有抓到。有人推测，这可能是一起误杀案。
[2]silovik一词常被理解为“强人”，但它的本来意思是“安全部门的一员”。该词源自silovyestruktury，意思是“权力结构”，指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内务部等部门。“silovik”一词的实际含义是因在某个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过而成为政府要员的男人(我想不出有哪个女人借此飞黄腾达)。[3] 1. Interview with Viktor Shenderovich, 14 December 2010.
[4] 2. Komsomolskaya Pravda, 11 February 2000.
[5] 3.Novaya gazeta, 27 March 2000, reprinted in Anna Politkovskaya, Nothing but the Truth (London: Harvill Secker, 2010).
[6] 4. Mikhail Kasyanov, Bez Putina (Moscow: Novaya gazeta, 2009), p 217.
[7] 5. Interview with German Gref, 7 December 2010.
[8] 6. David E. Hoffman, The Oligarchs(Oxford, Public Affairs Ltd, 2002), p 449.
[9] 7. John Browne, Beyond Busines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10), p 145.
[10] 8. Interview with German Gref, 7 December 2010.
[11] 9. Martin Sixsmith, Putin’s Oil (London: Continuum, 2010), p 52.
[12] 10. Interview with Mikhail Kasyanov, 16 February 2011.
[13] 11.My account of this meeting i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those present, on (edited) video of the event and on the Versions given by Sixsmith, Putin’s Oil, and Andrei Kolesnikov in Kommersant, 20 February 2003.
[14] 12. Interview with Leonid Nevzlin, 14 May 2011.
[15] 13. Interview with Andrei Illarionov, 27 January 2011.
[16] 14. Interview with Mikhail Kasyanov, 16 February 2011.
[17] 15. Kasyanov, Bez Putina, pp 199ff.
[18] 16. Quoted in Sixsmith, Putin’s Oil, p 153.
[19] 17. Observer, 2 November 2003.
第五章 老欧洲，新欧洲
一只脚跨进北约门槛
恐怕托尼·布莱尔最能理解吞噬弗拉基米尔·普京那颗克格勃灵魂的痛苦。自从普京当选前布莱尔对圣彼得堡的首次具有奠基意义的访问后，两人继续定期举行会晤。除了正式会谈外，两人还穿着牛仔裤和衬衣在首相的乡村别墅契克斯庄园聚会，在莫斯科的一家啤酒屋Pivnushka一起饮伏特加，品尝酸黄瓜。布莱尔设法打消俄罗斯人对美国研发导弹防御体系的焦虑。虽然普京恐吓说莫斯科将不得不采取对策，但他意识到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在一次不公开的采访中，布莱尔的一位助手言谈倨傲，一语道破天机。假如普京知道这就是布莱尔的真实想法，一定会怒不可遏。“布莱尔从与普京的交往中领悟到了一点，不可轻慢他们。俄罗斯人感到不满，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排除在贵宾席之外，没有被当做一个超级大国。你必须对他们表示尊敬，即使他们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你也必须假装他们是。托尼向美国人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
为了赋予这一想法具体内容，布莱尔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把俄罗斯人与西方联盟更紧地联系在一起。虽然谈不上俄罗斯是北约的一个成员，但至少让俄罗斯人有属于这个俱乐部的感觉。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将意味着1997年以来一直存在的咨商性“常设联合理事会”的关系得到重大提升。俄罗斯在常设联合理事会里对北约的行动没有任何影响。如今俄罗斯将向北约总部派驻一位常设代表，与19位其他成员国代表一道以平等地位参加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会议。换言之，现在该理事会不是“俄罗斯加北约”，而是“俄罗斯加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及北约其他成员国。
布莱尔的建议在西方国家的首都受到欢迎。他们认为，设想俄罗斯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国不切实际，而布莱尔的建议更可行。一些人，包括德国总理，曾讨论过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时隔不久，布莱尔的这一想法被一直在和普京套近乎的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接了过去。贝卢斯科尼和普京在性情上十分相似，同样“男人味十足”，同样爱虚荣，同样喜欢开低俗玩笑。普京从贝卢斯科尼的媒体帝国中看到了自己控制俄罗斯电视台的理由。
2002年初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刚刚在爱丁堡机场下飞机，准备去他在苏格兰的家过周末，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贝卢斯科尼，他决定意大利将主办一次启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北约特别峰会。
罗伯逊说：“等等，西尔维奥，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贝卢斯科尼回答说：“好了，好了，我已经和弗拉基米尔谈过了，一切都讲好了。这次峰会由我们主办，开会所需费用由我们承担。”
罗伯逊不肯就范。“你不能就这样同普京定了。北约有19个国家，[2]我必须征求每一个国家的意见。不过我们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然而贝卢斯科尼为这次峰会出钱的建议一锤定音。劝说其他国家同意让贝卢斯科尼上演这出戏没费多少时间。这的确是一出戏，一出不惜血本的戏。贝卢斯科尼把会址选在了位于罗马郊外的破旧失修的普拉蒂卡迪马雷空军基地，将其改造为一个古罗马帝国风格的堂皇建筑—一个由帆布搭成的模仿斗兽场形状的宏大会议中心，衬以古罗马大理石雕塑。
5月28日，一份历史性协议得以签署，其首次允许俄罗斯的将军们在北约总部常设办公室。虽然俄罗斯无法否决北约的决定，但至少可以和北约成员国一道讨论诸如维和、区域安全、救援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问题。据布莱尔的办公厅主任乔纳森·鲍威尔说，最初的设想—让俄罗斯“切实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实际[3]上被北约机构冲淡了。俄罗斯日后抱怨说，北约代表常常在理事会开会前提前开会，协调己方的立场，然后实际上作为一个集团与俄罗斯会谈。
协议签署仪式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普京说的一番话令出席仪式的一些人愕然。他说：“我国的问题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是俄罗斯为一方，几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为另一方。我们从与世界对抗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国绝大多数公民对此一清二楚。俄罗斯正在重返文明国家的大家庭。她最需要的莫过于自己的意见被人倾听，自己的国家利益受到尊重。”
普京讲的这番话颇具震撼力，以致9年后罗伯逊仍然记忆犹新，几乎可以凭记忆背下来。“我感觉这番话代表了一位俄罗斯领导人对多年失败的非同寻常的反思，以及对他今后目标的认真思考。”
普京的讲话也完全验证了布莱尔对他渴望受到尊重的认识。然而西方很多人看到俄罗斯国内的现状后都不愿相信，俄罗斯真的是一个“重返文明国家大家庭”的悔过儿女。
究竟该怎么看俄罗斯？
小布什政府内部，在如何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有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外加夹在两派中间的形形色色的其他观点。一些懂俄语并研究过苏联的人，例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并非是对新俄罗斯态度最友善的人。普京的几位顾问曾对我说，赖斯是一位“苏联专家”，而不是“俄罗斯专家”。他们觉得，赖斯仍然透过红色镜片看俄罗斯。她在俄罗斯出兵车臣问题上态度强硬，对俄罗斯干涉四周邻国的举动态度更是强硬。她把这视为后苏联时期故态复萌的一个迹象。尽管如此，赖斯确实认真去了解了俄罗斯政策背后的深层原因。
布什政府内部的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对俄罗斯演变的过程认识不足，不能期待俄罗斯一夜之间(也许永远不会)就被“西化”；争取普京的办法是了解他的担忧(布莱尔的观点)，接受俄罗斯有权期待自己的意见得到倾听，本国的利益受到尊重。持这一观点的最高政府官员是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据一位要求不披露姓名的内部人士说，与普京建立了真正友谊的布什总统本人倾向于这一派。然而那些压根儿就不信任俄罗斯的人，所谓的“新保守派”，往往对政策的制定有更大的影响，如副总统理查德·切尼、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联邦安全会议里负责欧洲和亚欧大陆事务的丹·弗里德，以及美国驻北约大使(日后出任副国务卿)尼克·伯恩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和她的副手斯蒂芬·哈德利介乎于两个阵营之间。
这位圈内人接着说：“有些决策者很了解情况，但他们的认识取自某个特殊角度。真正参与制定俄罗斯政策的人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欧洲安全的那批人。他们的目标是继续90年代未竟的事业—一个自由的、没有分割的、和平的欧洲。有人认为，如果将俄罗斯的观点考虑在内，等于肯定了它坚持某些利益或特权的权利。”
因此，布什的俄罗斯政策基本上是由最关心中欧和东欧安全的那些人制定的。他们认为，西方“打赢了”冷战，于是决心将苏联的卫星国纳入自由西方阵营，包括北约和欧盟，哪怕这样做有可能得罪俄罗斯。1999年，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已经加入了北约。现在北约即将开始第二轮扩张，吸收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其成员，外加—就俄罗斯而言，争议更大—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曾是苏联的一部分，与今天的俄罗斯比邻。
在伦敦一家旅馆吃早餐时，我问尼克·伯恩斯，俄罗斯是不是对北约一直扩大到他国门前以及美国在该地区部署新型武器有合理的关切。毕竟这里曾是俄罗斯人的“后院”。他的答复相当强硬：“那没[4]办法！他们丧失了这一权力。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我感觉，他的回答似乎排除了照顾一个哪怕是改革后的“民主”俄罗斯的利益的可能。俄罗斯丧失了影响自己后院事务的权力，理由显然是它继承了苏联的罪孽，而美国却有权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因为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
伯恩斯接着说：“在北约要不要接纳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上，争执得很凶，无论是与欧洲人，还是在华盛顿内部。举个例子说，连乔治·特尼特(中央情报局局长)都反对接纳。然而我们中的很多人基本上对可以信任俄罗斯人或把他们纳入西方不抱希望。2002年岁末时，人们越来越觉得，普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人。他无法让俄罗斯成为一个可靠的盟友。我们因此得出结论，需要与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但冷战后该地区的首要目标是东欧和中欧的自由和解放。在这一点上，来自美国国内的阻力极大，我们不得不同反对派展开激烈争论。但我们认为，确保苏联解体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果实更重要。布什对这一观点笃信不疑。”
新保守派认为，20世纪90年代信任俄罗斯的政策失败了。“我早就知道，俄罗斯会想方设法再次称霸欧洲，因此我们必须保护东欧人和中欧人。”伯恩斯说，“普京一门心思要恢复俄罗斯的强盛。到[5]2002年底时，这一点越来越明晰。”
他上面的一句话很说明问题：使俄罗斯再次走向强盛恰恰是普京的愿望，也恰恰是华盛顿的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事。
布什政府内的“亲俄派”发现，他们的观点在西欧国家引起共鸣，在华盛顿却和者寥寥。其中一人说：“似乎有人认为，如果你设法了解并阐述俄罗斯的观点，就意味着你赞同这些观点并使之合法化。欧洲人就不这么想，所以我们才与德国人，甚至与英国人龃龉不断，原因是大多数欧洲同事都设法照顾到俄罗斯的观点，因为他们不想公开与俄罗斯对抗。”
出于种种原因，法国人和德国人觉得，同美国人比，自己与俄罗斯人的关系更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充分理解前华沙条约国家对加入西方体制、抵御那个压迫了自己半个世纪的国家的殷切心情。尤其是德国人，自己尚沉浸在柏林墙坍塌后实现了国家统一的喜悦之中。同样，这也不仅仅是因为讲究实际或贸易的需要，虽然后者对德国十分重要。实际上，这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尤其是欧洲的知识分子阶层，觉得俄罗斯“属于”欧洲，他们与俄罗斯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现在是欢迎他们“回家”的时候了，无论俄罗斯的民主还多么不健全。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欢迎俄罗斯回家恰恰是改善该国民主的最佳方式。
法国的希拉克总统即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本人对俄罗斯有着浓厚的兴趣。20世纪30年代，他的父母曾在家中收留了一位俄国流亡者。希拉克本人学过俄语，甚至还把普希金的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法文。据他的外交事务顾问莫里斯·古尔多–蒙塔涅说，希拉克觉得俄罗斯给人一种“永恒”的感觉，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东方。他同叶利钦相处融洽。后者请他洗桑拿浴，品尝鱼子酱。虽然希拉克最初对普京比较冷淡，但愿意把个人意见搁置一边，即使是车臣问题也不例外。
古尔多–蒙塔涅说：“希拉克在言谈中竭力帮普京说话，而不是批评他，帮助普京以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肩负摆脱苏联时期的落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任。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回到苏联时期。他们一步跨进了一个新世界，然而前面的道路还很长，需要得到我们的支持。再说尽力帮助俄罗斯人也符合西方的利益，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希拉克认为，欧洲大陆的稳定依赖于巴黎、柏林和莫斯科这一轴心，所以2007年前才有那么多的[6]三方会议。三国关系如此热乎很有意思。”
三方关系中的另一人、德国总理施罗德和他的大多数德国同胞一样，对俄罗斯痛快地从东德撤军感激不尽。好表示友好，他后来取消了俄罗斯拖欠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60亿欧元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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