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A.加缪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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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试读：
鼠疫
作者：(法)A.加缪著,丁剑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1-01
ISBN：978751330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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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鼠疫
第一部分
1这篇纪实小说里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某一年的奥兰市。考虑到事件的特殊性，人们都感到匪夷所思。因为奥兰市给人的印象首先是平凡，它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海岸的一个大港口，[1]一个省的省会所在地而已。
我们得承认这座城市是丑陋的。它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平静气氛，人们往往得花些时间才能发现使它区别于这个世界上其他商业中心的特质。怎么说才好呢？比如说，一个没有鸽子？没有树或花园？绝对听不到飞鸟扇动翅膀和树叶沙沙声的城市——简言之，一个完全让人提不起劲的地方。这里四季的分别几乎只体现在天空里。告诉人们春天到来的是空气里的春意，或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鲜花；这是在市场里叫喊的春天。整个夏天，太阳把房屋炙烤得干燥异常，墙上落满灰色的尘土，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关起百叶窗躲在室内，在酷暑的日子里只有这样才能生活。秋天一到，绵绵秋雨又造成一片泥泞。只有冬天才能迎来真正宜人的天气。
要熟悉一座城市，也许最简单的途径是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相爱和死亡。在我们这座小城（人们会感到奇怪，是不是因为气候的影响），三者都是以大致相似的方式进行的，被以同样狂热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看待。事实是每个人都很无聊，所以都专注于培养自己的嗜好。我们的市民们努力工作，但唯一的目标是发财。他们的主要兴趣在商业上，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自然，他们也不回避生活里的简单乐趣如做爱？海水浴和看电影。只是他们非常明智地把这些消遣安排在周六下午和周日，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赚钱，尽可能多地赚钱。到了傍晚，离开办公室后，他们一成不变地按时相聚在咖啡馆，在同一条马路上闲逛，在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年轻人的激情猛烈而短暂；年长者的爱好则很少脱离保龄球？宴会和“联谊会”，或一张牌落桌后大笔金钱易手的博彩俱乐部。
无疑有人要说，这些习惯不是我们城里特有的；的确，所有我们同时代的城市都大同小异。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在牌桌？咖啡馆或闲聊中挥霍余生，没有比这更平常的了。虽然如此，仍然存在着一些城镇，那里的人们时而幻想不同的生活。总体上，那样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然而他们有模糊的期盼，那是很好的。但是奥兰似乎是一个没有期盼的城市；换句话说，是个完全现代式的城市。因此，我认为无须详述我们这座城市的爱情。男男女女以他们所谓的“爱的行为”迅速消费彼此，不然就安定下来过温和的婚姻生活。我们很难在两个极端之间发现折中。这一点，也称不上特别。不管在奥兰市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因为缺乏时间和思考，人们都只能彼此相爱而不加深思。
我们的城市较为特别的是人们经历死亡的艰难。说“艰难”也许并不适当，“痛苦”会更贴切一些。生病绝对不是愉快的事，比如说在你生病的时候，有城市在那里支持你；你可以勉强撒手西去。病人需要关注，希望有所依靠，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奥兰极端的气温，火爆的生意，沉闷的环境，倏然而至的夜晚和各种人生乐趣都需要人有健康的身体。生病的人在那里会感到寂寞。垂死的人被困在无数堵咝咝冒着热气的墙壁后面，其他人都坐在咖啡馆里，盘桓在电话机旁讨论航运？提单和折扣，想想那是什么感觉！伴随着死亡的必定是令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即使是现代形式的死亡，当你在一个如此干燥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迎来它的时候。这些略显随意的资料也许能让你对我们这个城市的生活有一个清楚的看法。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夸大。事实上，所有这些描述想传达的只是一座城市的外表和生活的平庸。但是一旦形成习惯，在其中生活没有任何困难。既然习惯正是我们的城市所鼓励的，这也没什么不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它的生活并不让人特别振奋，但至少可以说平安无事。我们讲话坦诚，为人亲切，工作勤勉的市民也总能赢得来访者相应的尊重。没有树木，缺乏魅力，无精打采，奥兰市却给人以恬静的感觉，在这里待上一会儿，你会舒适地进入梦乡。
要补充一点才显得公正，奥兰市所处的地形很特别。它位于一片光秃秃的高地中央，四周环绕着明亮的山丘，下面是一道形状完美的海湾。我们或许会因为这座城市的设置感到遗憾，它背对海湾，所以不可能看见海，你总是得去找海。奥兰市的日常生活正是如此，所以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我们所谈论的那一年春天的事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尽管（像我们随后意识到的那样）那是我们将要记录的灾难的先兆。对一些人来说这些事件似乎非常自然；在另一些人看来则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叙述者不能顾及这些观点的差异。他的任务只是在他了解那些密切影响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发生的事件，且那些事件有无数目击者可以做证的时候，对大家说：“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总之，叙述者（他的身份将在这一过程里为人所知）如果不是因缘际会被密切卷入他打算叙述的那些事件的话，他原本是没有能力从事这样一件工作的。那也正是他充当历史学家角色的理由。自然，一位历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用资料——直接或间接的资料作为指导的。现在，叙述者本人有三种资料：第一，他本人所见；第二，其他目击者的叙述（感谢他扮演的角色，使他能从这本纪事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那里获知他们的个人感受）；第三，后来得到的档案。他打算在合适的时候动用这些记录，而且用最好的方法利用它们。他还打算…
可是，也许到了结束前言和告诫，进入正文的时候了。最初几天的描写要从一些细节开始。2
贝尔纳·里厄医生4月16日早晨离开诊所的时候，脚下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那是一只躺在楼梯平台上的死老鼠。他没有多想，把它踢到一边就下了楼。但是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家的楼梯口不应该有死老鼠，就掉转头要求大楼的守门人把它清理掉。等注意到老米歇尔对这件事的反应时，他才意识到他的发现不同寻常。就他自己而言，他只是觉得死老鼠的出现非常奇怪，仅此而已；但是守门人却确确实实动了气。他表现得很直接：“这里没有老鼠。”医生徒劳地向他保证说的确有一只老鼠，大概是死的，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米歇尔毫不动摇。“这栋楼没有老鼠。”他又说了一遍。那么这只老鼠一定是什么人从外面带进来的。很可能是小毛孩子搞的恶作剧。
那天晚上，里厄医生正站在楼梯口摸钥匙，准备上楼回家，这时他看见一只大老鼠从黑暗的过道里摇摇晃晃地朝他跑过来，动作迟缓，浑身湿漉漉。它中途停下来，似乎想找回平衡，然后又向前朝医生方向移动了一下，接着再次停下来，打了个转，发出一声尖细的叫声后躺倒在地上。它微张着嘴，有血从里面流出来。医生盯着它看了片刻，然后迈步上楼。他没有想那只老鼠，那一瞥把他的思想转到一件他记挂了一天的事情上：他病了一年的妻子明天该出发去山区的疗养院了。考虑到她面临的旅途劳顿，他叮嘱妻子好好休息。回家时，妻子正照他说的躺在卧室里。看见他回来，她向他微笑了一下。“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非常好！”她说。医生看着那张在床头灯的亮光下转向他的脸。他妻子30岁，缠绵不去的病痛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然而里厄凝视她时的想法却是：“她看起来多么年轻啊，几乎像个小女孩！”但也许那是因为她的笑容，笑容抹去了别的一切。“想办法睡一觉，”他劝告说，“护士11点才来，你还得赶中午的火车。”
他温和地在她前额上吻了一下。那笑容伴随他出了门。
第二天，4月17日上午8点，守门人在里厄出门时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唠叨起来。某些小流氓，他说，把三只死老鼠扔在了大厅里。它们显然是被弹簧力道很足的捕鼠器捉住的，因为流了很多血。守门人提溜着老鼠在门口已经站了很长时间，用严厉的目光盯着路过的人，寄希望于那些坏蛋会因为窃笑或说怪话而暴露。然而他的守望没有任何结果。“不过我会把他们全逮住的。”米歇尔信心十足地说。
里厄更加困惑了，他决定从郊区开始出诊，那里住的是他比较贫穷的病人。那些地区的垃圾清理工作进行得比较迟。当他开着车驶过那些笔直，灰尘扑扑的街道时，他留意了一下摆在人行道边缘的垃圾箱。仅仅在一条街上，他就在垃圾箱里的烂菜叶和杂物里数出了12只死老鼠。
他找到了他的第一个病人，那是一个长期哮喘病例，躺在一个卧室兼餐室的房间里，房间俯瞰着大街。病人是个长着一张严厉而粗糙面孔的西班牙老人。他面前的床单上摆着两盘豆子。医生进门的时候，老人正巧犯病，坐在床上后仰着脖子，咝咝喘着气试图恢复呼吸。他的妻子端来了一碗水。“咳，医生，”在准备注射的时候，他说，“它们出来了，你注意到没有？”“他指的是老鼠，”他的老婆解释说，“隔壁家男人发现了3只。”“它们出来了，你在所有的垃圾箱都能看见它们。它们饿！”
里厄很快发觉老鼠在城市的这一部分是个大话题。出诊完毕后，他开车回了家。“有一封你的电报，先生，在楼上。”米歇尔告诉他。
医生问他有没有发现更多的老鼠。“没有，”守门人回答，“没有再出现过。我盯得很紧呢。有我在，那些野小子就不敢来捣乱。”
电报通知里厄他母亲次日来。儿媳要出门，她准备代她照看房子。当医生走进公寓的时候，发现护士已经到了。他看看妻子，她穿着一件订制的长裙，还施了胭脂。他笑看着她。“好极了，”他说，“你气色不错。”几分钟后，他陪着她上了卧铺车厢。她打量了一下车厢隔间。“这对我们来说太破费了，不是吗？”“这是必须的。”里厄回答。“那个到处在传的老鼠的故事是怎么回事？”“我解释不了，确实很奇怪，但它会过去的。”
接着他匆匆请求她原谅自己；他认为自己本应该把她照顾得更好一点，但他一直以来都很失职。她摇着头，仿佛想让他别说了。他又补充道：“总之，等你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说得好！”她的双眼闪闪发光，“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她接着扭转过头，似乎在透过车窗看站台上匆匆忙忙的行人。火车头的咝咝声响起来。他温和地叫了一声妻子的名字；当她转过头来，他看见她的脸上满是泪痕。“别这样。”他低声说。眼泪背后，笑容又回来了，但略带几分紧张。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出发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拉拉她的胳膊，然后转身走回站台。现在他只能透过车窗看着她的笑容。“亲爱的，”他说，“照顾好自己。”但她听不见他说的话。
离开站台的时候，他遇见正牵着儿子的手站在出口附近的治安法官奥顿。医生问他是不是打算离开。
奥顿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有几分像过去习惯说的“一条好汉”，但脸色总是带着几分阴郁。[2]“不，”治安法官说，“我来接奥顿夫人，她要来探望我的家人。”火车引擎呼啸起来。“那些老鼠，呃——”治安法官开口说。里厄沿着火车的方向走了两步，然后又朝出口返回。“老鼠？”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他对那一刻唯一能回忆起的印象是一个路过的铁路工人，那人手里提着一个满满地装着死老鼠的盒子。
那天下午稍早的时候，门诊刚开，一个年轻男子拜访了里厄。医生记得他上午来过，是一位记者。他叫雷蒙德·朗贝尔。他是个矮个子，宽肩膀，有一张坚定的脸和一双目光敏锐？灵活的眼睛，给人一种能在任何环境下处变不惊的感觉。他穿着一套运动型的外衣，说话开门见山。他任职的一家销量领先的《巴黎日报》社委派他做一个关于阿拉伯人口的生活状况调查，主要是公共卫生方面。
里厄告诉他情况并不好。不过，在进一步回答之前，他想知道这个记者能不能据实报道。“当然能。”朗贝尔回答。“我指的是，”里厄说，“你能毫无保留地发表谴责当前状况的新闻吗？”“毫无保留？呃，不行，我做不到那样。但是情况真的那么糟糕吗？”“不。”里厄平静地说。还没有那么糟。他问这个问题只是想知道朗贝尔会不会含糊其词地陈述事实。“对那些有保留的东西，我的陈述是毫无用处的，”他补充说，“所以我不会提供支持你的信息。”
记者笑了：“你说话简直和圣茹思特一样。”
里厄平静地告诉他，自己对圣茹思特一无所知。他说的只是一个对所处的世界感到恶心和厌倦的人说的话——尽管他喜欢他的同胞——但就他自己而言，他拒绝和不公正及妥协的真相发生任何关系。
朗贝尔耸起肩膀，无言地盯着医生看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我理解你了。”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医生送他到了门口。“你这样说话很好，”他说，“是的，是的，我懂了。”朗贝尔再次说，声音里带着一种似乎是不耐烦的暗示。“抱歉打扰了你。”
在和他握手的时候，里厄提议，他如果想为他的报纸找一些离奇故事的话，或许他们可以谈谈关于目前城里发现的数量惊人的死老鼠的事。“啊！”朗贝尔叫道，“我当然感兴趣。”
下午5点，医生出门进行另一轮巡诊时，在楼梯上碰到一个眉毛粗重，法令纹很深，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曾在顶层公寓见过这个人一两次，住在上面的是几个男性西班牙舞者。名叫让·塔鲁的年轻人一边抽烟，一边盯着下面一只正在阶梯上垂死挣扎的老鼠。他抬起头，用灰色的眼睛盯着医生看了片刻；然后，他向医生道了日安，表示这件事非常古怪，所有的老鼠都从洞里跑出来死掉了。“确实，”里厄表示赞同，“让人感觉很不安。”“有一点，医生，只有一点。我们以前没见过这种事，仅此而已。就我来说我认为这很好玩，是的，太有趣了。”
塔鲁用手指掠掠额头上的头发，重新回头看看那只老鼠（现在已经一动不动了），然后又朝里厄笑着说。“不过说真的，医生。这是守门人的麻烦，不是吗？”
因为这件事的发生，守门人成了里厄遇见的第二个人。他靠在临街大门的墙壁上，显得很疲惫，脸上也失去了往日的红润。“是的，我知道，”老人在里厄告知他最新的老鼠死亡事件后回答，“我一直三只两只地发现它们。但是街上别的房子里也一样。”他显得沮丧而忧虑，还总是心不在焉地抓挠着脖子。里厄问他感觉怎么样。守门人没有进一步告诉他自己感觉不舒服。尽管身体不适，但在他看来是因为着急上火；这些该死的老鼠把他烦得够呛。等到它们不再跑出来死得到处都是的时候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时间是4月18日——医生把母亲从车站接回来的时候，发现老米歇尔还是显得无精打采。从地下室到阁楼的楼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多只死老鼠。街上所有房子的垃圾桶里也都是死老鼠。
医生的母亲对此很平静。“有时候就是这样。”她温和地说。她是个满头银发的小老太太，有一双黑色的？目光柔和的眼睛。“很高兴又能和你在一起，贝尔纳，”她补充说，“总之，这些老鼠改变不了什么。”医生点点头。说实话，母亲一来，似乎一切都显得轻松起来了。
不过，他往市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认识一个和灭虫有关的部门的负责人，他问那个人有没有听说所有的老鼠都跑出来，死在露天的地方。是的，梅西埃全知道；事实上，他临近码头的办公室也发现了50多只。老实说，他也很担心；医生认为这种情况很严重吗？他问。里厄给不出肯定的看法，但他认为卫生机构要采取一些行动。
梅西埃同意了。“啊，如果你认为值得这么麻烦的话，我会签发命令的。”“当然值得。”里厄回答。他的女佣刚刚告诉他，她丈夫工作的一家大工厂已经扫出了几百只死老鼠。
至此我们的市民们开始有了不安的迹象。因为从4月18日开始，工厂和仓库发现了大量已经死掉或者垂死的老鼠，在一些情况下，后者被人们杀死以免除死亡前的痛苦。从远郊到市中心，在医生出诊经过的所有的偏僻小路和大马路上，死老鼠堆满了垃圾桶，或者在排水沟里摆成长长一列。那天的晚报报道了这件事，并询问市议员是否打算采取行动，以及会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解决这件让人深恶痛绝的烦心事。事实上市政当局还没有任何行动计划，但正在开会讨论。随后卫生部门收到了一条命令，每天早上黎明时收集所有的死老鼠，然后装进两辆市政卡车拉到焚化炉进行焚烧。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情况变得更糟糕了。街上的死老鼠越来越多，清理人员卡车上的载荷也与日俱增。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成批死亡。它们像潮水一样从地下室？阁楼？下水道涌出来，来到光亮的地方，身体毫无指望地摇摆着，然后做一个像芭蕾舞一样的转体动作，倒毙在惊恐的旁观者脚下。晚上，在人行道和小巷里能听到它们临死前的尖细叫声。到了早晨，排水道里躺满了鼠尸，每只老鼠的尖嘴上都挂着一块血，就像一朵小红花；一些老鼠的尸体已经鼓胀起来，开始腐烂，另一些尸体还是僵硬的，竖着胡须。连繁忙的市中心，住宅的楼梯口和后院里也能看到一堆堆的鼠尸。一些老鼠偷偷死在市政办公室的大厅，在学校操场，甚至在露天咖啡座。我们的市民惊奇地发现像达尔姆斯广场？中心大道？滨海步行街这样繁忙的商业中心都散落着令人恶心的鼠尸。每天早上日出时的例行清理工作完成后，地面上会暂时干净一会儿；然后老鼠又开始大量出现，一直持续一整天。晚上出门的人常常脚下踩到嘎吱作响，还带着暖劲儿的圆滚滚的尸体。就像承载我们房屋的地面正在净化自己的体液，把体内形成的脓疮和脓液抛到体表一样。我们迄今为止如此平静的小镇，此刻像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突然感到体温飙升，血流像野火一样在血管里流窜不停一样，固有的平静被打破了，这种状况是不容回避的。
事态的发展甚至引起了兰斯多克信息处（对各种话题迅速反应并准确答复的机构）的注意，并在电台上做了一次谈话节目，节目一开始就宣布仅在4月25日一天就搜集和销毁了6231只老鼠。节目本身除了对每天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事件做了一次充分而且准确的观察之外，那个惊人的数字也震动了公众的神经。在此之前，人们对这种愚蠢？相当讨厌的现象不过是抱怨而已；但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个范围无法估量？源头也无法查明的奇怪现象透着一种隐隐的威胁。只有里厄医生的哮喘病人，那个西班牙老人一边搓着手，一边咯咯笑着说：“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话音里带着一种老人的童心。
4月28日，当兰斯多克信息处宣布收集的鼠尸达到8000只时，一股恐慌的情绪席卷了全镇。有人要求采取激烈措施，有人谴责当局不作为，在海滨有房产的人扬言要搬到那里，尽管就季节而言还为时尚早。但当次日信息处宣布异常现象突然中止，卫生机构收集的鼠尸数量微不足道时，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同一天中午，里厄医生在他居住的公寓前停车时，注意到守门人从街道另一头向他走过来。他拖着脚，低着头，四肢奇怪地张开，像发条玩具一样摇摇晃晃地移动着。搀着老人的是医生认识的一位神父，叫帕纳卢，他们见过几次面。后者是一位博学而激进的耶稣会教士，在城里威望很高，甚至在对宗教相当淡漠的圈子里也是如此。里厄等着两人走近。老米歇尔的双眼因为发热放着光，呼吸急促。老人解释说他感到“有点不舒服”，他刚才想到外面走走。但他开始感到全身各处——脖子，腋窝，腹股沟——剧烈疼痛，他不得不往回走，并要求帕纳卢神父搀他一把。“只是发肿，”他说，“我肯定是把自己弄得太紧张了。”
医生从车窗里探出头，用手在米歇尔的颈窝里摸了摸；那里形成了一个像树瘤一样的硬块。“马上卧床休息，量一下体温，我下午去看你。”
老人走后，里厄询问帕纳卢神父是什么导致了老鼠的这种狂热行为。“哦，我认为它们患了一种流行病。”神父的眼睛在他又大又圆的眼镜后面露出笑意。
午饭后，里厄正在第二次阅读妻子从疗养院发回的平安电报时，电话响了。打电话来的是他从前的一个病人，是市政办公室的职员。那人曾经患过长期的主动脉缩窄症，但因为他家境不好，里厄没向他收费。“谢谢你还记得我，医生。但是这次是另一个人。隔壁家的男人出事了。请你赶快来。”他听起来像喘不过气来一样。
里厄迅速盘算了一下；是的，他可以随后再去看守门人。几分钟后，他赶到了市郊费代尔布街的一栋矮小的老房子前，走到通风良好但气味污浊的楼梯中途，职员约瑟夫·格朗已经匆忙赶下来迎接他了。后者是个50岁左右的男子，瘦高，驼背，窄肩膀，四肢细长，留着泛黄的小胡子。“他现在好点了，”他告诉里厄，“不过刚才我真觉得他没救了。”他用力擤擤鼻子。在顶楼即3楼，里厄注意到左侧的一扇房门上用红粉笔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进来吧，我把自己吊死了。
他们进了房间。一根绳子摇摇晃晃地从吊灯上垂下来，下面倒着一张椅子。餐室的桌子被推到了一个角落，不过绳子上什么都没有。“幸好我及时把他放了下来。”尽管格朗总是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但他在措辞上似乎一直有困难。“我正准备出去时，听见一个声音。看见门上写的字以后，我以为这是个——恶作剧。不过，接着我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呻吟；让我感到血都变冷了，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他挠挠头。“那样做一定非常痛苦，我想。我自然冲了进去。”格朗打开一扇门，他们站在一个明亮但非常简朴的卧室门口。屋里一张黄铜床抵墙放着，床上躺着一个胖乎乎的小个子男人，正粗声喘着气。他用充血的眼睛盯着他俩。里厄突然站住。在那个男人呼吸的间隙里，他似乎听见了老鼠的尖叫声。但房间的角落里没有发现任何移动的东西。他走到床边。从那人的情况看，显然他跌落的高度不高，且不太突然。当然，他有些窒息的症状，需要拍个片子，同时医生给他打了一针樟脑磺酸钠，告诉他过几天就会好起来的。“谢谢你，医生。”那人含混地说。里厄问格朗有没有通知警察，后者低下了头，“呃，事实上，我没有。首先要做的，我想，是——”“确实，”里厄打断了他，“让我来吧。”但是病人急忙摆着手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感到好多了，他解释说；真的不用这么麻烦。“别担心，”里厄说，“这不过是走个程序。总之，我必须把这件事向警方汇报。”“噢！”那个人沉重地倒在床上，开始轻轻抽噎起来。
在他们谈话时一直捻着胡须的格朗这时走了过来。“嗨，科塔尔先生，”他说，“请体谅一下。如果你再自杀的话，人们会指责医生是罪魁祸首。”
科塔尔泪汪汪地向他保证绝对不会；他刚才是鬼迷心窍，现在已经过去了，他只想一个人静一下。里厄写了一张处方。“很好，”他说，“我们目前先把这件事放下。我一两天内会再来看你一次。但你不要再做任何傻事。”
在楼梯口，他告诉格朗他得做一份报告，但会请警长迟几天来调查。“但是今晚必须有人看护科塔尔，”他又说，“他有什么亲戚吗？”“就我所知没有。不过，我完全可以陪着他。我不能说跟他很熟，但人们得帮邻居，对吗？”
在走下楼梯时，里厄朝比较暗的角落瞥了一眼，问格朗在他们这边老鼠是不是已经完全消失了。
格朗不知道。确实，他听过一些关于老鼠的事，但他对这种闲聊完全没有上心。“我还得考虑别的事情。”他补充说。
急着离开的里厄匆匆和他握手道别。他要给妻子写信，此外还想先去看看守门人。
一路上，卖报人正叫嚷着最新的新闻——老鼠消失了。但里厄发现他的病人趴在床沿上，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按着脖子，正在向污水桶里呕着略带粉色的酸水。呕了一阵后，病人喘着粗气重新躺到床上。他的体温是39.4摄氏度，四肢和颈部的淋巴结肿胀变大，大腿上有两处已经发黑。他正因为体内的疼痛而呻吟。“就像着了火，”他呜咽着，“王八蛋在里面烧我。”
他因为发热起皮的嘴唇几乎吐不出完整的字词，他用突起的眼睛凝视着医生，眼里因为疼痛蒙着一层泪水。他的妻子焦虑地看着里厄，但后者一言不发。“请问，医生，”她说，“这是什么病？”“可能是——什么可能都有。现在还不能确诊。给他清淡的饮食，让他多喝水。”
病人一直说自己口渴。
一回公寓，里厄就打电话给同事里夏尔，后者是城里最有名的执业医师之一。“不，”里夏尔说，“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没有局部炎症引起发热的病例吗？”“稍等！我有两个淋巴发炎的病号。”“这还不算异常？”“啊，”里夏尔说，“那取决于你的‘正常’是什么意思。”
总之，那天晚上守门人的体温一直维持在39.4摄氏度，说胡话，嘴里嘟囔着“那些老鼠”。里厄试了固定性脓肿的治疗。在受到松节油的刺激后，老人号叫起来：“那些浑蛋东西！”
但老人的淋巴结仍然在变大，摸上去像嵌在肉体里的硬硬的纤维状物质。老米歇尔已经彻底垮了。“坐在他身边，”医生对老人的妻子说，“必要的时候叫我。”
第二天，4月30日，天空是蓝色的，起着薄雾。轻风送暖，风里带着远郊的花香。大街上的嘈杂声比往日更响，也更快活一些。因为这天似乎为我们小城里的每个人带来了新的生命许诺，在人们心头压了一周的恐惧阴影已经烟消云散。下楼看守门人的时候，里厄的心情也很乐观；他正为妻子写回的第一封信感到高兴。
老米歇尔的体温降到了37.2摄氏度，此外，尽管仍然显得非常虚弱，但他在微笑。“他好起来了，医生，是不是？”他的妻子问。“呃，现在这样说还有点早。”
中午的时候，病人的体温突然蹿到了40摄氏度，开始持续谵语和呕吐。老人颈部的淋巴结一碰就疼，脖子强直，似乎正被无形的力量尽可能远地拉离身体一样。他的妻子坐在床脚，手放在床罩上，双脚轻轻搭在一起。她哀求地盯着里厄。“听着，”他说，“我们得把他转移到医院，试一种特别疗法。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两个小时后，医生和米歇尔夫人在救护车里俯身看着病人。病人嘴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痂，一边呻吟，一边翻来覆去地说：“那些老鼠，那些该死的老鼠！”他的脸色变成青灰，嘴唇没有一丝血色，他的呼吸短促而无规律。因为淋巴组织肿大，他摊开四肢躺在铺位上，好像试图把自己埋进去，或地底深处的一个声音正在召唤他一样，这个不幸的人似乎在某种看不见的压力下窒息了。他的妻子抽噎着。“还有什么希望吗，医生？”“他死了。”里厄说。3
人们或许会说，米歇尔的死标志着第一个时期即那些令人困惑的异象的结束，以及另一个非常难过的时期的开始，在后一个时期里，早些日子的困惑逐渐被惊恐取代。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回顾第一个阶段，市民们认为他们绝对想象不到，我们的小镇会被选中成为大批老鼠在光天化日下死亡，或守门人身患怪病不治而死的场所。在这方面他们是错的，他们的看法显然需要修正。尽管如此，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习惯的力量无疑会像平常一样获得胜利。但我们社区的其他成员，不全是佣工或穷人，将要走上米歇尔所走的同样的道路。自那以后，恐惧以及伴随着恐惧的认真反思，开始了。
但是，在展开下一步的详细描写之前，讲述者希望提供一些另一个见证人对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个阶段的看法。我们在前一阶段已经认识了他，让·塔鲁，他是在几周前来到奥兰的，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饭店。显然，他有和生意无关的私人收入。不过，尽管他逐渐变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位熟悉的人物，但是谁都不知道他来自哪里和来到奥兰的原因。初春的时候，人们常常在公众场合见到他，而且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在这个或那个海滩，显然他热爱游泳。他有一副好脾气，总是面带笑容。他似乎对所有正常的娱乐活动都感兴趣，但又不沉迷其中。事实上，他为人所知的唯一嗜好是结交城里为数不少的西班牙舞者和歌手。他的笔记里包含着对我们经历过的那些奇怪的早期日子的某种记录。但那是一种不寻常的记录，因为写作者好像刻意用了一种疏离的笔调，初看起来，我们几乎会认为塔鲁有一种从望远镜错误的一端观察人和社会的习惯。在那段混乱的时期，他记录了将会被正常的历史学家忽略的历史。自然，我们可以指责他这种性格上的怪癖，指责他缺乏正常的感情。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日记记录的关于那一时期的大量似乎微不足道的细节，还是不失其重要性的，其中的怪事足以使读者不会对此人匆忙下判语。
让·塔鲁最早的记录是从他来到奥兰市开始的。这些记录一开始就表现出发现一座如此丑陋的城市后的一种矛盾的满足感。我们在里面找到了一小段对装饰在市政办公室门前的两尊青铜狮子的描写，还有对于缺少树木，可怕的房屋和城市可笑的布局所做的适当评论。塔鲁用在电车或街道上偶尔听到的对话片段来进行他的描述，从不在里面加入自己的评论——除了有一次提到一个名叫坎普斯的人对话的时候——不过是在稍晚的时候。那是一场发生在两个电车司机之间的谈话。“你认识坎普斯，是不是？”其中一个人问。“坎普斯，那个留着黑胡须的高个小伙儿？”“是他。一个扳道工。”“是的，我想起来了。”“对，他死了。”“哦？什么时候死的？”“老鼠的事发生以后。”“不是吧！他是怎么死的？”“我说不清楚。一种什么热病。当然，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他胳膊以下生了脓疮，看来是因为这个死的。”“可是，他看起来和别人一样健康啊。”“我不那么想。他过去常常在市乐队吹长号，肺不好。吹长号对肺要求很高。”“啊，真是肺不好的话，吹那样的大家伙确实没好处。”
在记下这场对话后，塔鲁接着猜测坎普斯为什么在明显不可取的情况下加入乐队，以及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周日上午的乐队游行的是因为怎样的动机。
我们发现塔鲁对他窗外一栋房子的阳台上每天出现的场景印象很深。他饭店的房间正对着一条小马路，马路的墙影里总睡着几只猫。每天午饭后不久，当大多数人在家里午睡的时候，一个衣冠楚楚的矮个老头就从马路对面的一栋房子里走到阳台上。他一副军人仪表，腰杆笔直，衣着也带着军人风格，一头白发总是梳得一丝不乱。他俯在阳台上，用威严中带着慈爱的声音叫：“猫咪，猫咪！”那些猫眨巴着睡眼看看他，还是一动不动。接着他会把一些纸撕成碎片，让它们落到街道上；那些猫被像白蝴蝶一样飞舞的纸片所吸引，就会跑上来，尝试用爪子抓最后几张纸片。这时老人经过仔细瞄准，用力向小猫啐唾沫，每当一颗液体飞弹击中猎物，老人都会兴高采烈。最后，塔鲁似乎对这座城市的商业特色非常着迷，从它的外表到种种活动，以至欢乐似乎都是被商业考虑所主导的。这种特质——塔鲁在他的日记里用了这个词——得到了塔鲁的热情赞赏；真的，他的每一句欣赏的评语都是以感叹的语气结束的。
在我们的来访者这个时期的记录里，以上列举的是仅有的一些表面上给人以个人评论感觉的段落。其中的严肃和真诚也许会被读者在不经意间漏掉。例如，在讲述过一只死老鼠的出现如何导致饭店收银员在账单上犯了错误之后，塔鲁补充道：“疑问：怎样才能不浪费时间？回答：要时刻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通过这些途径可以做到：在牙医接待室里一张不舒服的椅子上坐一天；整个星期天的下午待在阳台上；听用一种你不懂的语言做的讲座；通过最漫长最不舒服的火车路线旅行，而且当然得一路站着；在剧场的票房排队，然后不买坐票；等等，等等。”
紧跟着这些奇怪的思考和表述，我们突然读到了一段对市区电车的详尽描写，电车的构造，它们模糊不清的颜色，它们永远不变的肮脏——然后他用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真古怪”一词做了结论。
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塔鲁对老鼠现象的描述。“对面的小个子老兄今天很不开心。猫都不在了。散落在大街上的那些死老鼠也许激起了它们捕猎的天性；总之，它们全都消失了。照我看来，它们是不可能吃死老鼠的。我记得我的猫就对死物不屑一顾。它们也许忙于在地下室狩猎，抛弃了老顽童。他的头发梳得不像平常那样整齐，而且看上去多了几分迟钝，少了几分军人气派。看得出他在担心。过一会儿，他回了房间。但在回屋之前，他漫无目的地啐了一口。“今天，城里的一辆电车中途停车，因为里面发现了一只死老鼠。（疑问：它是怎么进去的？）有两三个女人立刻下了车。那只老鼠被人丢出来。车接着开走了。“饭店的守夜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向我保证说这些老鼠意味着麻烦。‘当老鼠离开一艘船…’我回答说这句话适用于船，但是对于城镇它还没有得到过验证。但他坚持己见。我问他我们可能会遇见哪种‘麻烦’。他回答不了；灾难常常从天而降。但如果有一场地震正在酝酿，他是不会感到意外的。我承认有这种可能性，接着，他问我这种预期是否使我感到惊慌。“‘我唯一感兴趣的是，’我告诉他，‘获得内心的平静。’“他完全懂得我的意思。“我发现一家在饭店吃饭的人很有趣。当父亲的又高又瘦，总是穿着黑衣服，戴着硬领。他谢了顶，头顶两侧各有一丛白头发。他又小又圆的眼睛，窄鼻梁和又直又硬的嘴唇使他看上去像一只有着良好教养的猫头鹰。他总是先来到饭店的大门旁，站在旁边让他的妻子——一个身材娇小，像黑老鼠一样的女人——先进门，然后再带着一对穿得像表演节目的狮子狗一样的儿女一起进来。入座的时候，他也会等妻子先坐下，直到那时，一对狮子狗才能坐到他们的座位上。他对家人不用爱称，对老婆说话客气而冷淡，告诉孩子们他对他们的看法时也总是很生硬。“‘妮可，你的表现很可耻。’小女孩的眼眶里滚出了泪珠——可想而知。“今天早上小男孩因为老鼠兴致勃勃，说了一些关于老鼠的话。“‘菲利普，不能在饭桌上谈论老鼠。以后禁止你用这个词。’“‘你爸爸说得对。’黑老鼠附和道。“两只小狮子狗都低头吃饭，猫头鹰生硬而敷衍地点头表示感谢。“这是一个绝妙的例子，城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老鼠，本地报纸也参与了这个话题。通常多变的城市话题栏目现在成了批评当地政府的专栏。‘我们的政府官员知道这些腐烂的啮齿动物尸体对市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吗？’饭店经理的话题也离不开老鼠。但他有自己的抱怨；三星级饭店的电梯里出现死老鼠，在他看来就像末日来临的景象一样。为了安慰他，我说：‘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的处境都一样。’“‘就是，’他回答，‘现在我们都和别人一个样了。’“他是第一个向我说起那种正在引发极大恐慌的奇怪的热病的人。他的一个女佣得了那种病。“‘但我相信它没有传染性。’他赶忙向我保证。“我告诉他说，那对我来说都一样。“‘啊，我明白了，先生。你和我一样，你是个宿命论者。’“我可没那样说，而且，我不相信宿命。我告诉他…”
从这里开始，塔鲁的日记开始涉及那场引起大规模公众焦虑的热病的细节。在记录了小个子老头在老鼠停止出现后重新找回他的猫，继续刻苦地完善他的唾液飞弹之后，塔鲁在日记里记下了大约12个患了热病的病例，其中多数以死亡告终。
作为下一步叙述的补充，塔鲁对里厄医生的描写也许插在这里正合适。就作者的判断而言，这段描写相当准确。“外表看35岁上下，中等身材，宽肩膀，国字脸，黑眼珠，目光沉稳，但下颌突出。有一个挺拔的大鼻子。黑头发，修得非常短。嘴呈弧形，厚厚的嘴唇总是紧闭着。他肤色是深褐色，胳膊和双手都晒得黝黑，深色的皮肤和他平常的衣着很相配，他让人想到西西里的农民。“他走路很快。在走下人行道穿越大街的时候仍然步速不减，但走上另一侧的人行道时，多半会轻轻一跃。他总是心不在焉，在开车的时候，常常在转弯后忘记关掉转向灯。习惯不戴帽子。很有学者风度。”4
塔鲁的描写很准确。里厄对事态发生的严重转变再清楚不过了。在安排对守门人的尸体进行隔离之后，他给里夏尔打了电话，问他对这些腹股沟淋巴结炎的病例有什么看法。“我也一筹莫展，”里夏尔承认说，“有两例已经死亡，一名在48小时内死亡，另一名是3天内。而且第二名病人在我隔一天复诊时表现出了所有康复的迹象。”“如果你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给另外几个同行打了电话。询问的结果是最近几天有20多个同样类型的病例。几乎全部是致死的。接着他又打给里夏尔，后者是当地医疗协会的主席，里厄提议把新出现的病例收入隔离病房。“抱歉，”里夏尔说，“可是我无能为力。这样的命令只能由省里发布。况且，你有什么根据来认定有传染的危险呢？”“没有明确的根据。但是目前表现出来的症状绝对令人担忧。”
然而里夏尔一再说“这样的措施是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外的”。他能做的是把这件事上报到省里。
但在这些谈话进行的同时，天气变坏起来。老米歇尔死后第二天，天空乌云密布，下起一阵阵倾盆大雨。每场大雨后都伴随着几个小时的溽热。大海也变了模样；在低垂的天幕下，海面不再是平日半透明的深蓝色，而是不时闪动着灼人眼目的铅色和银色的光芒。春季的湿热让每个人都对即将来临的夏季干爽的炎热心生期盼。高台上的小城被周围的山丘环绕着，几乎断开了和海的一切联系，城里笼罩着一种令人无精打采的气氛。被一道道刷成白色的墙壁包围着，走在一排排灰扑扑的店铺之间，或者坐在肮脏的黄色电车上，你会觉得像被天气困住一样。不过，里厄的西班牙老病号是另一种感觉，他非常喜欢这样的天气。“就像在煮着你一样，”他说，“对哮喘病人正合适。”的确，天气在“煮”着你，但感觉和发热一模一样。确实，整座城都在发热；里厄医生在开车去费代尔布街参加对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程序时，这种感觉始终挥之不去。他知道这种想法毫无来由，就把它归结为自己神经衰弱；此刻他确实满腹忧虑。事实上，他感到自己确实应该放松一下，设法调整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
到达目的地后，他发现警官还没到。格朗在楼梯口迎接他，提议他们先去他家里，开着门等。这位市政职员家有两间屋子，都装饰得很简单，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上面放着两三本词典的书架，还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只能模糊地看出两个词：“鲜花大道”。
格朗说科塔尔一晚上睡得很踏实。但早上因为头疼醒了过来，情绪很低落。格朗也显得疲劳和心烦，他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桌上的一个装满了稿纸的公文包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合上。
然而他同时又告诉医生，他事实上对科塔尔不太了解，但是相信他有少量的私人收入。科塔尔是个怪人。很长时间里他们的关系仅止于在楼梯里遇见时互相问候一声。“我和他只有过两次对话。几天前我回来的时候弄翻了一盒彩色粉笔，就在楼梯口。粉笔是红色和蓝色的。正好科塔尔从房间里出来，就帮我把粉笔拾起来。他问我要彩色粉笔做什么。”
格朗就向他解释说他在复习拉丁文。他读书的时候学过，但现在记忆变得模糊了。“知道吗医生，有人告诉我拉丁文知识能帮助一个人更好地理解法语词汇的真正含义。”
所以他在黑板上写下拉丁文单词，然后又用蓝粉笔抄下每个词发生变位或变格的部分，用红粉笔抄下从来不发生变化的部分。“我知道科塔尔有没有完全听明白，但他好像很感兴趣，还问我要了一根红粉笔。我真有点吃惊，可是我毕竟猜不到他是这样用的。”
里厄询问他们第二次谈话的主题。但这时警官带着一名书记员赶来了，说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医生注意到格朗在提到科塔尔的时候，总是称他“那个不幸的人”，有一次甚至用了“他的残酷决定”这样的说法。在谈到自杀的可能动机时，格朗在措辞时格外纠结。最后用了“一种秘密的悲伤”。警官又问科塔尔是否有什么行为暗示了他的[3]“自杀意图”。“他昨天敲我的门，”格朗说，“问我借火柴。我给了他一盒。他说他很抱歉打扰我，不过，因为我们是邻居，他希望我不会介意。他保证说会把火柴还我，我让他收下那盒火柴。”
警官问格朗是否注意到科塔尔有什么异常表现。“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似乎总想跟我聊聊。但他应该注意到我正忙着自己的事。”格朗转向里厄，非常难为情地补充道，“一件私人的事。”
警官表示现在他要去见见病号，听听他的说法。里厄认为最好让科塔尔对问讯有所准备。于是他走进那间卧室，发现科塔尔穿着一件灰色的法兰绒睡衣坐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一脸惊恐的表情。“是警察，对不对？”“对，”里厄说，“不过别担心。只是例行问讯，然后就不会有人打扰你了。”
科塔尔没说话，里厄开始往门口走回去。刚迈出一步，小个子就叫他回去，一等他走到床边，就抓住了他的双手。“他们不会对病人动粗，对一个寻过死的人，是吗，医生？”里厄低着头看了他一下，安慰他说不可能发生那种事，他无论如何会在这里保护病人的。科塔尔放松了一些，于是里厄出门叫警官进来。
在宣读过格朗的口供之后，警官要求科塔尔陈述自杀的真实动机。他不敢抬眼看警察，只是回答“一种秘密的悲伤”的说法恰如其分。警官接着严厉地问他是否还想“再试一次”。科塔尔这才显得多了些生气，他说当然不想，他现在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下。“请让我指出一点，老兄，”警官生硬地回答，“现在打乱别人的平静是你。”里厄示意他别说了，于是问讯结束了。“多好的一个小时浪费了！”关上门后，警官叹着气说，“你也猜得到，我们要忙的事还真不少，现在每个人都在议论和高烧有关的事。”
然后他问医生是否会对市里造成严重的威胁，里厄表示不好说。“一定是因为天气，”警官断言，“就是这么回事。”
无疑是因为天气，这一天随着时间的流逝，什么东西摸起来都黏糊糊的，里厄感到自己的焦虑随着每次出诊有增无减。那天晚上，郊区一个老病号的邻居开始呕吐，双手捂着腹股沟，高烧伴随着谵语。淋巴结的肿块比米歇尔还严重。一处肿块开始化脓，不久后就像熟过头的水果一样裂了口子。里厄一回公寓就往本地区的药品库打了电话。他那天的工作记录上只写了一条：“否定回答”。城里各个地方的同样病例已经通过电话向他作了反馈。显然脓肿需要切开。划两个交叉切口，肿块里冒出血和脓的混合物。病人的四肢竭力向外张开，切口流血不止。他们的两腿和腹部发展出黑块；有时候肿块会停止化脓，然后又突然再次膨胀起来。病人通常在腐败的恶臭中死去。
对关于老鼠的新闻，不惜版面的本地报纸现在一言不发。因为老鼠死在街上；人死在自己家里。报纸只关心大街上的事。与此同时，政府和行政官员正在碰头商议。既然每个医生都只遇到两三个病例，就没人会考虑采取行动。但这只是个数字累加的问题，一旦加起来，总数是令人吃惊的。仅仅几天工夫，病人的数量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所有这种奇怪疾病的观察者都开始明白这是一种已经开始流行的传染病。当卡斯特尔，里厄的一位比他老得多的同事来拜访他时，就是这样的情形。“自然，”他对里厄说，“你知道这是什么病。”“我正在等尸体检验的结果。”“哈，我知道。但我不需要什么尸体检验。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20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一些病例。只是那时候没人敢直呼这种病的名字。当然，惯常的禁忌罢了；一定不能惊动公众，可是这样做是没用的。那时候，就像我一位同事所说的，‘不可思议。人人都知道它在西欧已经绝迹了’。是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死人。好了，里厄，你和我一样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里厄沉思着。他透过手术室的窗户，眺望着天际环抱半圆形海湾的峭壁。天是蓝色的，但被朦胧的暮色抹上了一种沉闷的光泽。“是的，卡斯特尔，”他回答，“很难相信。但一切都证明这是一场瘟疫。”卡斯特尔起身开始朝门口走。“你明白，”老医生说，“他们会告诉我们什么？这种病很久以前就从温带国家绝迹了。”“‘绝迹’？这个词是啥意思？”里厄耸耸肩，“是的，别忘了，几乎20年前巴黎就发生过。”“对，希望这次最终不会比那时候更糟。但这可真让人难以相信啊。”5“鼠疫”这个词终于被第一次轻声说出。在这个阶段的叙述里，贝尔纳·里厄医生正站在窗口，也许可以允许作者为医生的犹豫不决和惊讶做一番辩护。因为差异很小，他的反应可以说和我们的绝大多数市民是一样的。人人都明白瘟疫有在世上复发的途径；然而我们很难相信灾祸会凭空落在自己头上。历史上瘟疫和战争都曾多次发生，然而在瘟疫和战争发生时人们也同样惊讶。事实上，和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样，里厄也感到猝不及防，在事实面前我们应该原谅他的犹豫；也要同样理解他在恐惧和信心冲突下的矛盾心理。战争爆发的时候，人们说：“这太愚蠢了；不会持久的。”然而尽管战争可能“很愚蠢”，却并不因此停止。愚蠢有办法为所欲为，只要我们不那么自以为是就该明白。
在这方面，我们的市民们和其他每个人一样，都只关注自己的世界。换句话说，他们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不相信瘟疫。瘟疫是一种和人类无关的东西；因此我们告诉自己瘟疫不过是想象中的妖怪，一场醒来就会消逝的噩梦。然而它往往不会消逝，而是一个噩梦后面接着另一个噩梦，逝去的反而是人类，而且首先是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采取预防的手段。我们的市民们并不比其他人更应该受责备；他们忘记了应该谦逊，是的，他们以为一切仍有可能；这种心态使他们认为瘟疫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继续做生意，继续安排旅行，继续自行其是。他们怎么会关心像瘟疫这样，能够否定未来，取消旅行，压制人与人交流的事情呢。他们幻想着自由，然而只要有瘟疫，谁都得不到自由。
事实上，即使在里厄承认他朋友的公司有一小部分分散在城里各个地方的病人，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死于鼠疫之后，危险仍然像做梦一样不真实。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是医生，他倾向于对疾病有自己的看法，并且有着比一般人更强的想象力。隔窗朝城里看去，小城的外表依然如故，但医生对未来产生了隐隐的疑虑，一种模糊的不安。
他试着回忆起曾经读过的关于那种疾病的资料。各种各样的数字从他记忆里浮现出来，他回忆起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造成了上亿人死亡的大约30次鼠疫爆发。可是一亿人死亡是什么概念呢？当一个人在战争中服役一段时间以后，就很难对死人有什么概念了。除非你真正看到他的死亡，否则一个死人没有任何意义，散播在漫长历史里的一亿具尸体不过是想象中的阵阵轻烟罢了。医生想到君士坦丁堡的那[4]场鼠疫大爆发，根据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仅一天就造成了一万人死亡。一万人大约是一个大型电影院观众的5倍。是的，鼠疫爆发的情景正是如此。如果你想对此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你可以在5家电影院的出口把观众们召集起来，带他们去一座城市广场，让他们一堆堆死去。然后你至少还可以在无名无姓者的尸体堆里增添几个熟悉的面孔。但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此外，有谁能记得一万张脸呢？总之，那些老历史学家如普罗科匹厄斯所留下的数字是不可靠的；这是常识。根据历史记载，70年前，在中国广东，鼠疫传播给居民之前有4万只老鼠死亡。但是，同样的，广东的传染病也没有可靠的统计死亡老鼠数字的方法。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进行非常粗略的估计，显然带有相当大的误差。“让我想想，”医生自言自语地说，“假设一只老鼠长9英寸，4万只老鼠首尾相连排成一条直线，那么长度是…”
他猛地站起身。他太放纵自己的想象了——眼下是最不应该这样的。少数病例，他告诉自己，是不足以造成大规模传染的；只需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即可。首先，他必须专注于已经观察到的事实：身体僵直和极度虚弱，腹股沟淋巴结炎，极度干渴，谵语，体表黑斑，体内肿块，那么，最后…结论是，一些词语回到医生的脑海里；症状吻合，他的医学手册的结语里给出的症状描述是：“脉搏变得紊乱，重脉，无规则，轻微移动即可造成死亡后果。”是的，结论是，病人命悬一线，四分之三（他记得确切的数字）的病人因为耐不住性子移动身体造成死亡。
医生仍然眺望着窗外。窗外是凉爽的春日天空的平静光辉；而室内则回响着一个词：鼠疫。这个词进入医生的脑海并不仅仅因为科学的选择，也因为眼看着这座灰色和黄色的城市时想到的一系列虚幻的可能性。此刻，小城正释放着这刻特有的温和的活动所发出的声音；一种嗡嗡声而不是喧闹声，一座快乐小城的声音，总之，如果说快乐和无趣可以并存的话，那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写照。这种如此悠闲和轻率的平静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揭穿那些古老的鼠疫图片的谎言：雅典，一座臭气熏天，甚至被飞鸟遗弃的停尸所；中国堆满垂死病人的城市；马赛的犯人把腐烂的尸体堆进深坑；普罗旺斯筑起阻挡凶猛疫风的长城；君士坦丁堡传染病院泥土地上潮湿发霉的小床，病人被从床上用钩子钩起来；14世纪黑死病爆发时，随处可见的戴口罩的医生；米兰坟地上末日交欢的男男女女；一车车载着死尸驶过伦敦食尸鬼出没的黑暗，随时随地充斥于耳的人类痛苦的呻吟。不，上述一切遥远的恐怖都不足以扰动这个春日午后的平静。看不见的城市电车叮叮当当地从窗外驶过，生动地反驳着残酷和痛苦。只有被掩盖在棋盘一样的肮脏屋顶后的大海的低语，在倾诉着这个世界的危险和不安。[5]凝视着海湾的方向，里厄医生回忆起了卢克莱修所描述的罗马人在海岸点燃的葬火。死去的人入夜后被带往那里，因为火堆没有足够的空间，活着的人为了给自己死去的亲人争得一片空间用火把大打出手；他们宁可进行流血冲突也不愿把亲人的尸体抛进大海。一幅画面出现在他眼前，葬火的红光映着昏暗而平静的大海，争斗的火把在把旋转的火花抛向黑暗，恶臭的浓烟飘向默默无言的天空…
但是理性压过了浮想联翩的不祥之兆。没错，“鼠疫”这个词已经说出了口，同时也有一两个病人不幸被疾病夺去了生命。然而疫情的蔓延仍然是能够被阻止的。只要看透该看透的东西，驱散无关的干扰，采取必要的措施。然后疫情就会结束，因为它是无法接受的，或者说人们是从错误的方向看待它的。如果疫情结束，这个可能性很大，那么一切都将好起来。如果没有，人们也无论如何能够弄清它是什么，以及用什么步骤对付它和最终制服它。
医生打开窗子，城市的喧闹声立刻响亮起来。附近一家工厂机器锯的单调的咝咝声断断续续地传来。里厄振作起精神。只有日常工作才是确定的。其他的一切是不可靠的，那些琐碎的或然事件；你不能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事情上。要紧的是把工作做好。6
医生沉思到这里，有人通知约瑟夫·格朗来拜访他。格朗在市政办公室当办事员，但职责很多，他间或受雇于统计部门编制出生？婚姻和死亡数字。因此最近几天统计死亡人数的差事就落到了他身上。他为人热心，所以自告奋勇为医生带来一份最新的死亡数据。格朗由邻居科塔尔陪着，手里挥着一张纸。“数字在上升，医生。48小时内死亡11例。”[1]法国的行政区自上而下分为大区、省、地区和县，目前法国本土有96个省。[2]此处应指奥顿先生的母亲。[3]此处作者采用了拉丁文。[4]拜占庭帝国的一位历史学家。[5]古罗马哲学家及诗人。
里厄和科塔尔握了手，问他感觉怎么样。格朗解释说科塔尔决定来向医生致谢，并为他带来的麻烦道歉。但里厄只顾皱着眉头盯着那张纸上的数字。“啊，”他说，“也许我们最好下决心正视这种疾病。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浪费时间。听我说，我要去化验室，想跟我一起去吗？”“正是，正是，”格朗一边说一边跟着医生下楼，“我也认为不能怕事。不过这是什么病呢？”“我不能说，总之就已知的情况看，你不会患上的。”“您瞧，”格朗微笑着说，“这样做毕竟没那么容易！”他们朝达尔姆斯广场方向动身了。科塔尔依然保持沉默。街上的人流开始拥挤起来。我们的小城的短暂的黄昏已经开始让位于黑夜，第一颗星星在轮廓依然清晰的地平线上闪烁起来。一会儿工夫后，所有的街灯亮起来，天空模糊，大街上的声音似乎也升高了一度。“抱歉，”格朗在达尔姆斯广场拐角处说，“我得去赶车了。我的夜晚是神圣的。正如我们那边的老话：今天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了格朗说话喜欢引用一些“他们那边”（他来自蒙特利马尔）的说法的习惯，然后跟着一些诸如“迷失在梦里”或“美得像一幅画”之类的文绉绉的说法。“原来如此，”科塔尔说，“晚饭后你别想把他从窝里拉出来。”
里厄问格朗是否在为市政机构加班。格朗说不是，他在做自己的事。“真的？”里厄追问下去，“你干得还行吧？”“考虑到已经搞了好多年，要是说不行的话我会觉得很奇怪。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步不大。”“能问一下——”医生停顿了一下，“——你从事的是什么吗？”
格朗伸手拉拉帽子，把帽檐拉到两只大大的招风耳上，含含糊糊地说了些让人听得不明不白的话，里厄似乎听出他的工作和“人格成长”有关。然后格朗匆忙转身，心急火燎地迈着碎步，在马恩大街两侧的无花果树下走远了。
来到化验室大门前，科塔尔对医生说很想拜访他并请教一些问题。里厄一边在口袋里摸那张记录着数据的纸，一边告诉他最好在门诊时间打电话；接着他又改变了主意，说他次日要到他们的住所附近，可以傍晚时去拜访他。
离开科塔尔后，里厄又想起格朗，试图想象他在一场鼠疫爆发后的情景——不像现在这次，这次也许最终不会很严重，而是像过去的那种大范围的爆发。“他是那种总是能在这种情况下安然无恙的人。”里厄记得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鼠疫会放过体质孱弱的人，而是从身体强壮的人中间挑选牺牲者。他一边想，一边隐隐觉得格朗在某种程度上称得上是个“神秘人”。是的，初看起来，格朗的外表和行为上都是一个卑微的地方政府职员。他又瘦又高，他总喜欢穿刻意挑选的尺码过大的衣服里面，似乎以为这样可以穿得长久些。他下牙床的牙齿大体还在，但上牙床的牙齿已经没了。于是他笑的时候，上嘴唇抬起——下嘴唇几乎不动——他的嘴看上去就像脸上的一个小黑洞。他还有着像害羞的年轻神父一样的步态，走路喜欢溜墙根，像老鼠一样进门，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香烟和地下室房间的气味；简言之，他有着所有不引人注目的属性。是的，除了趴在办公桌上，认真修改市区浴室的收费表或整理初级秘书提交的关于垃圾收集税的汇报材料的本职工作之外，描写他的形象的确不太容易。即使你不知道他的工作，也会感觉他生来就是领62法郎30生丁的日薪，在市政部门从事不起眼但又不可或缺工作的临时性助理人员。事实上，这正是他每个月在市政办公室人员登记表职位栏目上填写的内容。22年前——在得到大学入学资格后，他因为缺钱不能继续深造——于是得到了这个临时职位，并在别人的诱导下怀着被迅速“承认”的憧憬，他大概说过，只要能证实他处理市政当局安排的一些棘手任务的能力。一旦得到“承认”，他们曾经向他保证过，他就笃定能被提拔到一个确保他过上舒适生活的等级。当然，并非他有很大的抱负；他可以发誓，他说这番话时带着讽刺的微笑。他最大的期望是通过勤恳工作获得有保障的物质生活。他接受那个提供给他的职位，是出自可敬的动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对理想的坚持。
但这种“临时”状态变成了无止境的等待，物价飞涨，但格朗的薪水经过几次法定加薪后还是少得可怜。他曾经向里厄倾诉过，但似乎没人注意他的境况。这就是格朗的天性，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天性的体现。他当然可以提出正式要求，如果这不是他的权利——他对此不太确定——至少他得到过承诺。可是一则对他做过承诺的部门领导已经过世一些时间了，二则格朗也不记得那些承诺的确切条款。最后，真正让人头疼的是，约瑟夫·格朗不知道怎么开口。
正如里厄注意到的那样，这一特点是理解我们这位值得尊敬的市民朋友的关键。因为这个原因，他一直写不出一份心里盘算已久的措辞温和的抗议书，或为形势所迫采取一些措施。在他看来，他羞于提到“权利”——说起这个词他总是很迟疑——对“承诺”这个词也一样——这些词意味着他在要求自己应得的利益，因此和他从事的卑微职位显得很不相称。另外，他拒绝使用诸如“你的仁慈”，“感激”，甚至“乞求”之类的词，在他看来，这些词有损他的个人尊严。于是，因为他在言语上的无能为力，他继续履行那些不起眼的，薪水微薄的职责，直到一大把年纪。还有，他还对里厄说过，在有了一些经验后，他已经认识到只要量入为出，他总能靠着那份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这样一来，他证实了我们的市长——本市的一位工业巨子——常说的一种观点里的智慧。这位市长强烈坚持说，归根结底（他强调了这种慎重的表达方式，的确使他赢得了辩论）没有理由认为本市有因饥饿而死的人。无论如何，约瑟夫·格朗的这种简朴的，虽说称不上苦行僧生活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反证了任何与饥饿有关的顾虑。他继续推敲着他的措辞。
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效仿的。他有坚持自己美好情操的勇气，这无论在本市还是别的地方都是不多见的。他透露的有关个人生活的片段，证明了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无人敢于承认其存在的善行和爱的能力。他理直气壮地承认他深爱自己的姐姐和侄子，他们是他唯一在世的近亲。他每隔一年去法国探望他们一次。他也直言不讳对父母的想念，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一想起他们就很伤心。他也毫不隐瞒对于家乡教堂钟声的特殊感情，每天下午一到5点，悦耳的钟声就会准时响起。然而要表达出这些情感，既要平实，又要简单，他要付出可怕的努力才行。这种措辞的困难已经成了他生活里的一个很大的苦恼。“噢，医生，”他会大声说，“我是多么希望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呀！”他每次和里厄会面都会提起这个话题。
那天晚上，看着格朗离开的身影，医生突然明白了格朗试图表达的意思；他显然正在写作一本书之类的东西。在去化验室的路上，这个有趣的想法使他感到安心。他虽然知道这很荒唐，但他无法相信一场大规模瘟疫会降临在一个拥有格朗这样一边干着卑微的工作，一边发展着无害的怪癖的人的城市里。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能相信这样的怪癖存在于被鼠疫袭击的社会，所以他断定鼠疫不可能在我们的市民朋友里传播开来。7
第二天，凭借一种很多人认为不明智的固执劲儿，里厄说服省里在省政府办公室召开卫生委员会。“市民们正变得越来越紧张，那是事实，”里夏尔医生承认，“当然，各种奇奇怪怪的谣言也到处都是。省长对我说，‘迅速采取行动，但是不要引起注意’。他个人认为这是一场误报。”
里厄顺道捎卡斯特尔去省政府。“你知道吗，”卡斯特尔在车里对他说，“我们整个地区连一克血清都没有？”“知道，我给药品站打过电话。站长很震惊。那得从巴黎调运呢。”“但愿他们能尽快去办。”“我昨天发了电报。”里厄说。
省长亲切地向他们致意，但看得出他很紧张。“让我们开始吧，先生们，”他说，“需要我介绍一下情况吗？”
里夏尔认为没有必要。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是知情人。唯一的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关键在于，”卡斯特尔近乎粗暴地插嘴说，“要知道这是不是鼠疫。”
两三个在场的医生表示抗议，其他医生则显得欲言又止。省长吓了一跳，赶忙朝门口看了一眼，以确保门口没人无意中听到这句惊人的话。里夏尔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不必大惊小怪，现在可以认定要对付的是一种伴随腹股沟并发症的特殊类型的热病；无论从医学观点，还是根据生活常识来看，过早下结论都是不明智的。老卡斯特尔安静地捻着黄胡须，用明亮的灰眼睛盯着里厄。然后，在友好地环顾委员会成员一周后，他说他很清楚这就是鼠疫，而且毋庸讳言，他也知道假如正式承认的话，当局将被迫采取非常激烈的措施。当然，这就是他的同事们不愿面对事实的原因，如果能让他们安心，他情愿说这不是鼠疫。省长显得很生气，说无论如何这种论点在他看来是不可靠的。“重要的不是可靠与否，”卡斯特尔回答，“而是能不能让人慎重考虑。”接着，他询问迄今为止尚未发言的里厄的看法。“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伴随呕吐和腹股沟淋巴炎的伤寒性发热来治疗，”里厄说，“我已经对淋巴炎病变部位切片，并对脓液进行了分析；我们的化验员认为他检验出了鼠疫杆菌。但我要补充一下，这是一种特殊的变体，不太符合有关鼠疫杆菌的经典描述。”
里夏尔指出这证明持观望态度是有道理的；不管怎样，等待已经进行多日的一系列分析的统计结果是明智的做法。“可是，”里厄指出，“当一种细菌3天内能让脾脏胀大3倍，能让肠系膜淋巴结肿大到橘子大小，并且使组织病变成稀粥一样的物质的时候。持观望态度至少可以说是不明智的。传染源正在持续扩展。以疾病传播的速度来看，如果我们不及时制止的话，它很可能两个月后造成一半的市民死亡。所以你叫它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防止它杀死一半的市民。”
里夏尔说过于悲观是错误的，此外，这种疾病的传染性尚未证实；真的，他的病人的亲属，和病人同居一室也没有患病。“但是其他人的亲属死了，”里厄表示，“显然传染从来不是绝对的；否则你会看到一个持续的数学级数，而且死亡率会出现突发性的激增。这不是悲不悲观的问题，而是是否应该采取预防措施的问题。”
然而里夏尔先入为主地做出了总结。他指出，如果传染病不自行停止传播，那就有必要根据法律规定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但是，要采取措施的话，就有必要正式承认瘟疫已经爆发。但目前尚未绝对确定，因此不赞成采取任何草率的行动。
里厄坚持己见。“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需要利用它们来阻止半数人口的死亡。其余只是行政作为的问题，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们的法律授权地方行政长官签署必要的命令，对此类突发事件有应对的措施。”“确实，”省长说，“但是我需要你们专家的论断，来确定这种传染病是鼠疫。”“如果我们不做论断，”里厄说，“就可能出现一半人口死亡的危险。”
里夏尔有些不耐烦地插话说：“事实是我们的同事相信这是鼠疫；他对综合症状的描述证明了这一点。”
里厄说他描述的不是“综合症状”，仅是他的亲眼所见。他看见的是腹股沟淋巴结炎症，伴随谵语的高烧，48小时内致人死命。如果宣布这场传染病会在不采取严格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自然结束，里夏尔医生敢承担责任吗？里夏尔犹豫了一下，然后盯着里厄。“请坦白回答我。你绝对相信这是一场鼠疫吗？”“这个问题问错了。问题不在我用什么词，而在于我们要抓紧时间。”“你的看法，我是这样理解的，”省长说，“即使这不是鼠疫，我们也要立即执行法律规定的鼠疫状态下的预防措施？”“如果一定说我有个看法，那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医生们交谈了片刻。里夏尔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就谈到这里。我们把这种病当成鼠疫一样行动起来，我们承担责任。”
这个说法得到了一致认同。“你们用什么说法我不在乎。”里厄说，“我的意见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要认为不可能有一半人死掉；因为到那时这件事可能会变成事实。”
里厄在气愤和抗议声中离开了会议室。几分钟后，在他开车进入一条弥漫着煎鱼和尿臊味的背街时，看见一个腹股沟间鲜血淋漓，因为痛苦而尖叫着的妇女朝他张着双臂。8
会议后第一天，热病又出现了另一个小小的进展。它甚至上了报纸，但是很不显眼；只是简单地提及。不过接下来的一天，里厄注意到了城里张贴出来的小小的官方告示，尽管都贴在一些吸引不了多少注意的地方。在那些告示里很难发现当局有任何正视事实的迹象。告示上的举措称不上严厉，而且给人以为了不惊动公众做出很多让步的感觉。其中以黑体字宣布奥兰市发现了几个恶性发热病例；现在还无法断定这种热病是否具有传染性。该病的症状还没有达到真正令人担忧的程度，政府希望市民们对这种情况保持镇定。为慎重起见，省府还是决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如果这些措施制订完备且得到正确的实行，将会把传染的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有鉴于此，市长相信辖区的每位市民都能由衷地支持他的个人努力。
告示上列举了当局采取的一套通用程序。其中包括向下水道喷射毒气进行系统化灭鼠，严格监督水源质量。建议市民保持极端的清洁卫生，要求任何发现身上有跳蚤的人去市卫生所。同时要求经医生诊断有发热病人的家庭的户主即刻上报，并允许对病人在医院的特殊病房进行隔离。告示上解释，这些病房是专门配备来为病人提供及时治疗，最大可能地确保病人康复用的。此外，还有一些补充规定，要求对病房和病人乘坐过的车辆进行强制性消毒。最后，省长本人还建议所有曾经和病人接触过的人向卫生检查员咨询并严格遵循他的指示。
里厄猛地从布告前转身，开始往诊所走。格朗正在那里等他，一见他进门，就夸张地扬起了双臂。“是的，”里厄说，“我知道。数字正在上升。”前一天汇报的死亡人数是10个。他告诉格朗说可能晚上去见他，因为他已经承诺去拜访科塔尔。“好主意，”格朗说，“您这样会对他有好处的。说老实话，我发觉他的变化很大。”“在哪方面？”“他变得友善多了。”“他以前不友善吗？”
格朗似乎若有所思。他不能说科塔尔过去不友善；这个词不合适。但科塔尔是个沉默？神神秘秘的人，有点让格朗想到一头野猪。他的卧室，廉价餐馆的饭食，一些相当神秘的人际来往——科塔尔过去的生活就是这样。他自称是推销葡萄酒和白酒的旅行推销员。时不时会有两三个人来拜访他，大概是客户。有时候晚上他会去街对面看电影。说到这里，格朗提到了他注意到的一个细节——科塔尔似乎偏爱黑帮电影。虽然不能说他不信任遇见的任何人，但这个人给他的最大的印象是不合群。
但是现在，格朗说的是他完全变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有种感觉，他正试着让自己被各种各样的人接纳，做每个人的好朋友。现在他常常找我说话，提议我们一起出门，我没法拒绝。另外，我对他也感兴趣，当然，我救过他的命。”
自杀事件发生后，就没有人再访问过科塔尔了。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店铺里，他总是努力和人交朋友。他对杂货店主和和气气；对一位烟草商的唠叨也表现出了无人能及的耐心。“这个特别的烟草商——顺便说一下，是一位女士，”格朗解释道，“是个让人腻烦透顶的人。我对科塔尔这样说过，但他说我有成见，还说她有很多优点，只是需要去发现。”有两三次科塔尔邀请格朗和他一起去市里的豪华饭店和咖啡馆，他最近也开始光顾那些地方。“那些地方气氛不错，”他解释道，“人也很好。”
格朗注意到那些员工们待科塔尔很殷勤，当他看到后者给小费的手笔时，很快明白了其中奥妙。科塔尔似乎非常享受人家回报他的慷慨时所表现出的友善。有一天当一位领班护送他出门并为他披外套的时候，科塔尔对格朗说：“他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好证人。”“证人？我没听明白。”
科塔尔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呃，证明我其实不是坏人。”但他的心情有起有伏。一天，当杂货店老板显得不够友善的时候，他气恼万分。“他站在别人一边，这头猪！”“站在什么人一边？”“很多该死的人。”
格朗还亲眼目睹了发生在烟草店的奇怪的一幕。当时正谈得火热，那个站柜台的女人开始发表她对一起在阿尔及尔人中间造成了一些风波的谋杀案的看法。在那个案子里，一个年轻的商业雇员在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尔及尔人。“我一直说，”那女人说，“要是他们把那些渣滓都关进大牢，正派人就能松口气了。”
她被科塔尔后来的反应吓了一跳——后者一句话没说就从店里冲了出去。格朗和她从后面盯着他，都呆住了。
随后，格朗又向医生讲述了科塔尔在性格上的另一些变化。科塔尔过去常常发表一些自由主义的看法，比如在经济问题上用的宠物格言，“大鱼吃小鱼”就是明证。但是现在他买的唯一一份奥兰的报纸是保守派的，而且在公开场合大声阅读，让人怀疑他是有意的。还有件事也同样奇怪，在他离开病床之前不久，请格朗办了一件事；格朗说要去邮局，科塔尔托他帮忙给一个住在外地的姐姐汇100法郎，还提到每个月都会给她汇同样数额的钱。然后，就在格朗出门的时候，他又叫他回来。“不，给她汇200法郎吧。给她一个惊喜。她认为我从来不关心她。可实际上我是全心全意对她的。”
不久后，他还和格朗进行过一次奇怪的对话。他缠着格朗告诉他每晚所做的那些有几分神秘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知道！”科塔尔大叫，“你在写一本书，对不对？”“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但不像写书那么简单。”“啊！”科塔尔叹息着说，“我真希望自己也有写作的本事。”
看到格朗有些吃惊，科塔尔有几分难为情地解释说，成为一个作家肯定可以在很多事情上容易一些。“为什么？”格朗问。“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作家比平常人有更多的权利。人们更尊重他们。”
就在官方布告贴出来的那天上午，里厄对格朗说：“好像老鼠的事把他的脑子搅乱了，就像对其他很多人造成的影响一样。我觉得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他担心‘热病’。”“我想不是，医生。假如你想知道我的看法，他——”
他不得不暂停下来；窗外有灭鼠车经过，发出机关枪一样嗒嗒响的排气声。里厄也沉默着等到外面的车走远，才饶有兴趣地问格朗的看法是什么。“他是个良心上有很大负担的人。”格朗严肃地说。
医生耸耸肩。正如那个警官所说的，他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天下午里厄和卡斯特尔进行了另外一场谈话。血清仍然没有送来。“总之，”里厄说，“我不知道血清能有多大用处。这种杆菌很奇怪。”“这个，”卡斯特尔说，“我和你的看法不一样。这些小畜生总是显得很独特。但是在根本上还是一样的。”“那是你的理论。实际上，我们对这个题目几乎一无所知。”“是的，这是我的理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适用于每个人的。”
整整一天，只要一想到瘟疫的迹象变得越来越明显，医生就感到一种轻微眩晕的感觉。最后他意识到这是害怕！他两度走进拥挤的咖啡馆。像科塔尔一样，他感到了一种对于友好接触，人类温情的需要。这是愚蠢的本能，里厄告诉自己；可是，这个想法却让他想起了对那个旅行推销员的承诺。
那天傍晚，当医生走进科塔尔的房间时，后者正站在餐桌旁。桌布上摊开放着一本侦探小说。但夜色临近，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下是很难阅读的。所以在听到门铃之前，科塔尔更像是坐在桌旁沉思。里厄问他觉得怎么样。科塔尔坐下来，没好气地回答说他感觉好极了，还补充说要是能不被人打扰的话，他会感觉更好。里厄劝告他，人不能老一个人待着。“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在想，对你感兴趣的人只会给你惹麻烦。”
里厄没接话。
科塔尔接着说：“注意，这说的不是我自己。只是我在读这本侦探小说。书里讲的是一个可怜的人在一个美好的早晨突然被逮捕的事。人们一直对他有兴趣，但他一无所知。他们在办公室里议论他，在索引卡片上输入他的名字。这样的情况，你认为公平吗？你认为人们有权这样对待一个人吗？”“那要视情况而定。”里厄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同意你的看法，谁都没有权利。但是这些都是题外话。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多出去活动。老待在家里不好。”
科塔尔似乎有些气恼，说正相反，他经常外出。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街上所有的人都能为他做证。他也认识很多市里其他地方的人。“你认识里戈先生吗，那个建筑师？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房间里几乎完全暗下来了。大街上声音越来越吵，当街灯一齐亮起来时，外面的一阵低沉的欢呼声似乎在迎接这一时刻。里厄走到外面的阳台上，科塔尔也跟了出来。正如我们这座城市每天的傍晚一样，微风从远处的街区里吹来一阵低语声，烤肉味，随着从店铺和办公室里涌出来的吵吵嚷嚷的年轻人，街道上洋溢着一种自由自在的欢快气氛。夜幕降临，远远停泊在海上的看不见的轮船上传来的声音，大街上人群快乐的喧闹声，在过去，每天的这个时候这在里厄看来都有着一种特别的魅力。然而今天他心事重重，眼前一切似乎都充满了危机。“开灯吧？”回到房间，他提议说。电灯打开后，科塔尔眨巴着眼睛凝视着他。“告诉我，医生。假如我病了，你愿意安排我住进你的医院病房吗？”“为什么不呢？”
接着科塔尔又问是否有人曾经在医院或疗养院被捕。里厄说有过这种事，但全取决于病人的情况。“你知道，医生，”科塔尔说，“我是最信任你的。”他问医生能否载他一程，因为他想去市里。
市中心的街道上，人已经少下来了，灯光也变得稀疏。儿童们正在门口嬉戏。在科塔尔的要求下，医生在其中一伙小孩旁边把车停下来。他们在玩跳格子游戏，吵吵闹闹的。其中一个梳着整齐而光滑的分头，面孔肮脏的男孩用明亮的眼睛无礼地盯着里厄。医生移开了目光。科塔尔站在人行道上摇摇头。然后，他心神不定地往身后看了看，然后用嘶哑而不自然的声音问。“每个人都在说传染病。真有这回事吗，医生？”“人的嘴闲不住，”里厄说，“你还能指望听到什么呢？”“你说得对。所以要是死了10个人，他们就会认为天塌了。但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
发动机空转着。里厄的手放在手刹上。这时他又转头看了看那个还在以一种奇怪的严肃劲儿盯着他的那个男孩。突然，男孩出人意料地咧着嘴笑了。“是吗？那么我们需要什么？”里厄一边向男孩回以微笑，一边问。
科塔尔在转身要走的时候忽然紧紧攥住车门，用愤怒而激昂的声音大喊了一声：“一场地震！大地震！”
没有发生地震。接下来的一天里，里厄驾车跑遍了城里的每个角落，和病人及病人的家属交谈。里厄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职业会带来如此大的烦恼。从前他的病人很配合他的工作；他们乐于把他们自己托付给他。而现在医生发觉他们在保持距离，带着一种令人困惑的敌意隐瞒自己的病情。这是一种他不习惯的抗争。那天晚上10点的时候，他把车停在老哮喘病人门外——他当天最后一个访问对象——然后吃力地从座位里爬出来。他盘桓了一会儿，在漆黑的街上仰望着天上一明一灭的群星。
里厄进门的时候，老人正坐在床上平时的位置上，把干豆子从一个盘子里数到另一个盘子里，一见客人他就满脸堆笑。“啊，医生？那是伤寒，对不对？”“你究竟从哪里冒出这个想法的？”“报纸，电台上也说了。”“不，这不是伤寒。”“不管怎么样，”老人咯咯笑着说，“那些大人物在说大话。他们紧张了，是不是？”“一个字都别信。”医生说。
他给老人做过检查，在那间昏暗的小餐室里坐下来。是的，尽管嘴上没说，他害怕。他知道仅在这片郊区就有8～10个不幸的人，正因为腹股沟淋巴炎蜷缩在病床上，等着他明天早上诊治。其中只有两三个对肿块进行切口的病人有了好转，大部分都得住院，他了解贫穷的人对医院是什么感觉。“我不想让他们在他身上做试验。”其中一个病人的妻子说。但是他不会被当成试验品；他会死，就是这样。那些现在执行的措施是不适当的，事实是这样可悲的清晰。至于那“特别配备”的病房，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两间别的病人已经被匆忙转移出去的附属病房，窗户被封得密不透风，环绕大楼外面设置一条防疫线。唯一的指望是疾病的爆发会自然停止；当局目前采取的措施无疑是不可能扑灭疫情的。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的官方通报的口气仍然乐观。第二天，兰斯多克信息处宣布地方采取的举措得到了普遍认同，已经有30个病人上报。
卡斯特尔打电话给里厄：“特殊病房里有多少张床位？”“80个。”“城里肯定有不止30个病例吧？”“别忘了还有两种情况：害怕的，没有时间的，后者占多数。”“我明白了。他们检查尸体埋葬吗？”“不。我通过电话告诉里夏尔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我们得设置一道对付这种病的真正屏障，否则还不如什么事都不干。”“是吗？他怎么说？”“办不到。他没有权限。照我看，情况要变糟。”
正是如此。三天内，两处特配病房都满了。按照里夏尔的说法，正在讨论征用一所学校来设置一个附属医院。与此同时，里厄继续为病人开刀处理脓肿，并等候抗鼠疫血清的到来。卡斯特尔则回到旧书堆里，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公共图书馆。“那些老鼠死于鼠疫，”他得出结论说，“或者某种极端类似的疾病。而且它们在城里散播了无数只跳蚤，如果不及时处理，疾病将会以几何级数扩散。”
里厄沉默不语。
大约在这个时候，天气开始好转，太阳晒干了雨水留下的最后一些泥泞。每天早晨都是蓝天白日，温度也开始上升，时而天空传来飞机的嗡嗡声——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然而这四天里热病出现了四个惊人的飞跃：16例死亡，24例，28例，32例。第四天，附属医院在一所小学成立的消息发布了。此前还设法用说笑来掩盖内心忧虑的市民们现在变得缄默，表情阴郁。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电话。“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是的，”省长回答，“我看了统计数字，正如你所言。太让人担忧了。”“不止让人担忧；数字是确定性的。”“我会要求政府下命令。”
当里厄再次去见卡斯特尔时，省长所说的话让后者火冒三丈。“命令！”他轻蔑地说，“一句空话顶什么用！”“有疫苗的消息吗？”“这个星期到。”
省长通过里夏尔请里厄起草一份备忘录，发给殖民地中央政府请求下命令。里厄在里面附了一份临床诊断书和传染病统计资料。在汇报40人死亡的那一天，省长负起责任，宣布了严格的新规定。强制要求上报发热病例并严格对病人执行隔离；病人的住处要关闭并进行消毒；居住在同一所房屋的人要进行隔离检疫；下葬要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用一种随后会加以描述的方式。第二天，血清由飞机送达。这批血清只够眼前应急，不足以应付传染病的扩散。在回复给里厄的电报里，通知他紧急储备已经耗尽，但正在筹备新的供应。
与此同时，春天的脚步正从所有偏远的区域向市区走来。成千上万朵玫瑰枯萎在市场和街道两旁花商的篮子里，空气里充溢着它们甜腻的香气。表面上，这一年的春天和往年没什么两样。电车在高峰期总是挤满了人，在一天的其他时间则空空荡荡又脏又乱。塔鲁继续观察那个小个子老头，小个子老头照旧朝猫儿吐口水。格朗每天傍晚匆忙回家干他神秘的文学工作。科塔尔接着过他平时散漫的生活。而治安法官奥顿先生则继续检阅他的兽群。
老西班牙人还在把豆子从一个盘里往另一个盘里数，有时候你会遇见记者朗贝尔，他似乎对看见的一切都兴趣盎然。
到了傍晚，人们照例拥挤在大街上，或者在电影院前排成长队。而且，传染病似乎成了强弩之末；有几天公布的死亡人数只有10例左右。然后，几乎在突然之间，数字又一次直线上升起来。在死亡人数上升30例那天，省长交给里厄医生一份电报，说：“他们终于慌了。”电报上写的是：“宣布鼠疫爆发，封闭城市。”
第二部分
9从现在开始，可以说鼠疫已经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头病。在这之前，尽管他们都会因为身边发生的怪事而感到吃惊，但只要有可能，每个市民都会像往常一样各忙各的事情。而且无疑他们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但是一旦城市的大门关闭，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会意识到，所有人，包括讲述者本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而且每个人都得设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于是，比方说，一种通常是分别的爱人才有的痛苦的个人感情突然成了城里人的共同感受，包括恐惧，对即将面临的长期放逐生活的恐惧。
事实上，封闭城门最令人震惊的一个影响是这种令人猝不及防的隔离感。
那些母亲和孩子，恋人，丈夫和妻子们，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互相吻别的时候，满心认为几天后，至多几个星期后就能再次相见，人类盲目信念的作弄使他们根本想不到这次离别会打乱他们的日常生活。所有这些人都发现自己在没有丝毫预警的情况下被隔离起来，不仅不能相见，连互相联络也不再可能。实际上封城已经在官方通告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开始，而且很自然，个人困难是不予考虑的。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场天灾的第一个后果是迫使我们的市民们作为个体像没有个人感情一样行事。发布禁令当天，省长办公室被一群持同样有说服力但又同样不可能被考虑的理由的人围了起来。的确，要用上几天时间我们才能认识到自己被完全困了起来；那些类似“特殊安排”？“通融”？“优先”之类的词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甚至连写信这样渺小的乐趣也远离了我们。规定是这样的：不仅市里不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通过正常联络方式交流，而且——根据第二条通告——一切通信都是禁止的，以免信件上可能的感染源被扩散到城外。最早的几天，一些幸运的少数人设法说服守门的岗哨，得以把信件送到了外部世界。但这只是在封城后的最初几天，岗哨能够体谅这种人之常情的时候。后来，这些岗哨充分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板着脸拒绝承担那些无法预计的可能的后果。一开始往其他城市打电话还是允许的，但随之导致了电话亭人满为患和线路的严重延迟，于是有几天连打电话也遭到了禁止，从那以后，只有死亡？嫁娶？出生等“紧急事件”才能使用电话联络。于是我们只好回到了电报时代。
以友谊？亲情或肉体的爱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现在只能搜肠刮肚，以一封不超过10个词的电报来维系他们过去的交流。这样一来，实际上能够在电报上使用的词语很快就耗尽了，长期共同生活的情感，抑或深情的思念，很快缩减为诸如“我好，想你，爱你”之类的套话的交流。
然而，我们中间的少数人一直坚持写信，并耗费大量时间来制订和外部世界联络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几乎总是白费工夫。即使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成功了，我们也无由得知，因为得不到任何回复。几个星期下来，我们只是反复写着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复述着同样的新闻片段和个人请求，结果那些倾注了我们心血的生动词句失去了任何意义。我们还是机械地复制着它们，企图通过这些毫无生气的语句来传递我们对于艰难生活的见解。然而经过漫长的尝试，比较于这些毫无结果，重复再三的独白，这些徒劳的和墙壁的对话，电报里老套的交流也开始显得可以接受起来。
又过了几天，当出城的渺茫希望破灭后，人们开始询问什么时候允许鼠疫爆发前出城的人回来。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当局同意了。但是他们指出，回城的人不许再出城；一旦回到城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必须留下来。一些家庭——事实上为数不多——拒绝接受事态的严重性而且急于和外出的亲人团聚，不顾一切地发电报给他们，让他们趁这个机会返回。但是，受困于鼠疫的人们很快发现这将使他们的亲人面临可怕的危险，于是又悲伤地决定承担离别的痛苦。在鼠疫发展到高峰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一个自然感情以一种特别痛苦的形式克服死亡恐惧的例子。这个例子并不像我们料想的那样是两个热恋的年轻人，为了接近彼此宁可忍受难以预料的痛苦。这两个人是老卡斯特尔医生和他的妻子，他们已经成婚多年。卡斯特尔夫人是在疫情初起时去邻市的。他们算不上模范夫妻；相反，作者有资格在这里说，夫妇双方多半都不太确定是否对他们的婚姻满意。但这场无情的？势必旷日持久的分离使他们认识到不能分开生活，既然如此，那么鼠疫的威胁就不重要了。
这是一个特例。对大多数人而言，离别显然要持续到疫情结束。至于我们每个人自以为很熟悉的在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情感（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奥兰人的感情很简单），出现了新的变化。曾经完全信任妻子的丈夫们吃惊地发现了自己的嫉妒；情人也有同样的体验。曾经以把自己描述为花花公子为荣的男人变成了道德楷模。和父母居住在一起，平日对他们不加关心的子女满心悔恨地发现了父母脸上平时没有注意的一道道皱纹。这种极端的？刻骨铭心的剥夺和对未来的茫然使我们猝不及防；我们对于终日折磨着我们的现状无能为力。事实上，我们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我们自身的痛苦，然后是思念不在身边的儿子？母亲？妻子或情人的痛苦。
在别的情况下，我们的市民们也许已经找到了其他途径，来增加他们的活动和过更社会化的生活。但是鼠疫迫使他们过静止的生活，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市里某个令人乏味的地方，让他们日复一日地在思念中寻找慰藉。因为当他们漫无目的地闲逛的时候，由于这座城市的小，他总是回到同样的街道上，而这些街道常常是在快乐的日子里和现在不在身边的人曾经走过的地方。
所以鼠疫给我们的城市带来的首先是被流放的感觉。讲述者相信这个说法适用于每个人，这个感觉不仅他有，他的很多朋友也向他承认过。这种确定无疑的放逐感，这种空虚的感觉始终包裹着我们，使我们失去理性，不是盼望时光倒流就是希望时间的步伐变快，而记忆和现实的无情变换又像火一样刺痛我们。有时我们沉浸在幻想里，想象我们正等待门铃响起，某人归来；楼梯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尽管我们设法忘掉此刻已经不再有火车运行，刻意选择在平常晚班火车经过，游客夜归的时候待在家里等待。但这种自我欺骗的游戏，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不能继续下去的。面对现实的那一刻总会到来，当你意识到火车不会再来，那种隔离感注定会回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和未来的日子妥协。简而言之，当我们回到囚室一样的家的时候，留给我们的只有过去，即使有人寄希望于未来，他们也会很快放弃那种想法，现实的创伤会很快打碎他们的梦。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市民很快放弃了一种预料中会形成的，即试图估算他们的放逐期能够持续多久的习惯，即使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原因是这样的：当最悲观的人把这个时期估计为，比如说，6个月的时候；当他们提前做好了忍受6个月痛苦的准备，艰难地鼓起全部的勇气，准备耗尽最后的力量熬过漫长而痛苦的日子——当他们做好准备后，一些他们遇见的朋友，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一种模糊的怀疑，或者某种一闪而过的远见都将表明，毕竟，没有理由说明疫情不会比6个月更长，为什么不可能是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呢？他们的勇气？毅力和忍耐就在这样的想法下突然崩溃了，突然得使他们感到自己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迫自己不去考虑那个不确定的日期，也不再考虑未来，而是把眼睛盯着自己脚下的路。但这种小心翼翼回避困境？拒绝抗争的做法也收效不大。因为，在回避他们认为无法承受的巨变的时候，他们也逃离了救赎的机会；而通过想象重聚的景象，他们可以暂时忘掉鼠疫。于是，在这些高峰和低谷间他们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他们在生活中漂过而不是生活其中，在没有目标的时光和毫无结果的回忆里，像本可以获得实质的游荡的影子一样，选择了立足在他们不幸的土壤里。
因此，他们也认识了所有囚犯和流放者的根深蒂固的悲哀，那就是生活在毫无用处的回忆里。即使他们无时无刻不思念的过去，也只有苦涩的味道。因为他们本可以把那些令人遗憾的和亲人来不及做的事情一起加进记忆里，如果他们等待的亲人归来，那些事情也许已经完成了；正像在所有的活动里一样，即使是他们作为囚徒生活里相对快乐的活动，他们也一直徒劳地希望不在场的亲人加入。因此他们的生活里总是有一些缺失的东西。对过去的敌视，对现状的不耐烦，对未来的逃避，我们像那些被迫在铁窗背后生活的人，心怀愤懑。然而逃脱的唯一办法是在想象里让火车再次开动起来，用虚构出来的门铃的叮咚声来填满寂静，然而实际上门铃顽固地保持着缄默。
尽管如此，如果说这是一场流放的话，对我们中的大多数而言，是被流放在自己家里的。尽管讲述者体验的仅仅是一般形式的流放，他无法忽略另外一些情况，如记者朗贝尔和其他很多人，将不得不经历一种更让人难以忍受的隔离。他们作为旅行者被鼠疫阻拦在这里，他们被隔断了和亲人及家庭的联系。从一般意义的放逐而言，他们是最痛苦的；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有着时间催生的烦恼，但他们也有着空间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时刻纠缠着他们，他们不时撞到这个巨大而奇异的传染病院的高墙上，这些墙壁隔开了他们和失去的家园。毫无疑问，这些人你在任何时候都能在尘土飞扬的城里看到，他们孤独地徘徊着，默默思念着只有他们才熟悉的他们更快乐的家乡的黄昏和黎明。稍纵即逝的想象，像飞舞的燕子一样扰乱人心的消息，清晨时的露珠，或者阳光偶尔在空荡荡的大街上造成的奇怪的闪光，所有的一切都能成为他们苦恼的来源。至于那个总是能够提供逃避一切途径的外部世界，想了也徒增烦恼。他们沉溺在想象出来的逼真幻影里，两三座小山，一棵最爱的树木，一个女人的微笑，为他们构成了无可取代的世界。
最后，我们要特别讲讲离别情侣的情况，这个题目也许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而且，讲述人也许最有资格发言。对被迫离别的情侣而言，这场瘟疫是另一种感情的折磨，其中最明显的感情或许是懊悔。当前的处境使他们以一种狂热的客观来观察他们的感情。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忽视自己的缺点。首先，他们因为无法想象不在身边的人的状况而烦恼。他们开始哀叹自己对对方生活方式的无知，然后又责备自己过去竟然对此毫不关心，并因此想到，当两人不在一起的时候，考虑爱人的日常活动可能是一件无所谓的事，而且只会徒增烦恼。一旦想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够追溯他们的恋爱过程并发现其中的不足。放在平时，我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知道，世上没有不能变得更完美的爱情；尽管如此，我们都或多或少轻易地屈从于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爱情永远达不到平均水平以上。然而回忆是不容易妥协的。
这场从外部降临全城的灾难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不应有的痛苦，也造成了我们自身的痛苦，并使我们把挫折当成了生活的常态。这就是鼠疫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混淆是非的恶作剧之一。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独自面对冷漠的苍天，满足于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这种被抛弃的感觉也许能够及时给人们的性格里加入一些好脾气，然而，人性遭到的破坏已经使其失去了意义。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市民开始服从于一种古怪的奴隶心态，这种心态使他们听凭阳光和降雨的支配。看着他们，你会感觉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变得对天气这样敏感。一线阳光就能使他们面对世界喜形于色，而雨天又给他们的脸色和心情蒙上一层阴影。几个星期前，他们还没有这种对天气的荒唐反应，因为他们不曾一个人面对过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在他们的小世界里，天塌了是有人顶着的。但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变了样；他们似乎只能听凭命运的作弄——换言之，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希望，都由不得自己。
而且，在这种极端孤独的情况下，谁也不能指望邻居的帮助；每个人都必须独自忍受自己的烦恼。如果有偶然的机会，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试着向别人说了心里话，或者吐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无论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十有八九是会令他伤心的。然后他会发现他和那人谈不到一起去。因为当他倾诉自己长期埋藏在心里的个人痛苦，以及在爱情和悔恨之火中慢慢成形的感受时，这些东西对他的倾诉对象却毫无意义，后者认为那是司空见惯的感情，是批量生产在市场上交易的悲伤。无论是友好还是恶意，回答通常是不得要领的，而交流的尝试也不得不放弃。至少对那些无法忍受寂寞的人而言，这是千真万确的。由于别人无法找到那些真正有表现力的词汇，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聊聊流行话题，平淡无奇的老生常谈，趣闻逸事及日报上的新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真挚的悲伤也要用日常交谈的套话来勉强应付。只能借助这种表达方式，鼠疫的囚徒们才能确保看守的同情和听众的兴趣。
不过，最重要的是，无论他们的痛苦多么强烈，无论他们的心情多么沉重，因为内心的空虚，在鼠疫爆发的早期阶段，仍然可以认为这些流放者是得到了特别赦免的。因为正当城里的居民们开始恐慌的时候，他们的心思还完全放在那些他们渴望再次相会的人身上。这种爱的利己主义使他们没有受到群体恐慌的影响，而且，如果他们想到鼠疫，那只是在鼠疫可能造成永远分离的危险的时候。所以虽然身处疫区中心，他们却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的绝望心情使他们免受恐慌，因此他们的不幸也有好的一面。比如说，如果他们中的一个碰巧被疾病带走，几乎在他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从和幽灵般的记忆漫长而无声的交流中，突然被拉进永恒的寂静，不再有任何痛苦。这是幸运，还是不幸？10
在我们的市民们正设法适应着突然实行的隔离的时候，鼠疫正在给各处关卡派去岗哨，使开往奥兰的轮船掉头。自从施行封城政策以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进过城。从那天以后，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即所有的汽车都在城里兜圈子。假如从林荫大道的最高处俯瞰港口，也会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迄今为止，使它成为海岸线上一个主要港口的贸易往来已经突然停止，繁华不再。只有寥寥几艘接受检疫的船只停泊在海湾里。但是码头上闲置的无精打采的吊车，歪倒在地上的翻斗车，无人照管的一堆堆麻袋和木桶——都无声地证明了连商业也被鼠疫剥夺了生命。
尽管面对着如此不寻常的景象，我们的市民们还是感到难以理解自身的处境。有些感觉是每个人都深有感触的，比如恐惧和分别的痛苦，然而个人利益也仍然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迄今为止人们还不明白鼠疫究竟意味着什么。大部分人只是发觉他们日常生活的秩序被打乱，利益受到了影响。他们既担心，又生气，但这些情绪不是能够用来对付鼠疫的。比方说，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去谩骂政府。省里通过新闻机构对这些批评——难道不能修改一下这些严格的规定吗？——的反击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原本各家报纸和兰斯多克信息局都是得不到任何官方的疫情统计数字的。现在省里每天都把这些数据发给媒体，要求它们每周发布一次。
公众对这一举措的反应也比预料中迟缓。鼠疫爆发第三周造成302例死亡的干巴巴的声明没有触动他们的想象力。首先，这302例死亡也许并非全部是鼠疫造成的。其次，城里没有一个人了解市里平时每周的死亡人数。本城的居民共约20万。因此无从得知当前的死亡率是否真的那么反常。事实上，这种统计数字虽然平时无人关心，然而其重要性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公众缺乏比较的标准。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死亡率上升到无法忽视的程度时，人们的看法才能贴近现实。接下来的第四周有321人死亡，第五周有355人。这些数字足够说明问题了。但还不足以说服我们的市民，他们尽管人心惶惶，但还固执地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事件，尽管非常讨厌，但终究是暂时性的。
所以他们照常在大街上徜徉，在露天咖啡座喝咖啡。一般而言，[1]他们不缺乏勇气，传播的笑话远多于耶利米哀歌，而且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些暂时的不便。总之，他们保住了自己的脸面。然而到了月底，在稍后会谈到的祈祷周到来的时候，更严重的情况改变了城里的方方面面。首先，省里采取了一些控制交通和粮食供应的措施。汽油实行配给，食品销售也受到了一些限制，还规定缩减电力的使用。只有生活必需品可以通过陆路或空运进入奥兰。道路上的车辆逐渐稀疏下来，直到路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私人车辆；奢侈品商店第二天就停止了营业，其他商店也开始贴出了“无货”的通知，而门外则挤满了等着采购的人群。
奥兰市呈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象。大街上行人更多了，因为很多商店和大批办公室关闭，大量无所事事的人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因为目前他们还算不上失业；只是在休假。所以，在天气晴好的日子，接近下午3点的时候，城里就像在举行公共庆祝活动一样，商店都关了门，公共交通也停了下来，把街道让给狂欢的人们。
电影院受益于这种情况，赚钱不费吹灰之力。他们唯一的难题是缺乏新电影，因为这个地区的影片流通已经被迫中止。两星期后，电影院之间不得不开始互相交换影片，再过一段时间后，就只能翻来覆去地播放同一套影片。尽管如此，他们的票房却不见减少。
至于咖啡馆，要感谢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葡萄酒和烈酒贸易所积累的大量库存，所有的咖啡馆都同样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而且，说老实话，酗酒的情况很严重。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一条绝妙的标语：“防止感染的最佳途径是一瓶好酒”，这条标语强调了酒精能够预防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观点。于是每天晚上凌晨两点时分，都有很多烂醉如泥的人被酒肆赶出来，一边在大街上摇摇晃晃地走，一边乐观地大呼小叫。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变化显得如此不真实，而且又出现得如此突然，令人很难相信它们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个人的感受上来。
城市关闭后第二天，里厄医生离开医院的时候在街上遇见了科塔尔。后者喜气洋洋。里厄向他表示祝贺，说他气色很好。“是的，”科塔尔说，“我感觉不错。一辈子都没这样好过。医生，告诉我。这场该死的鼠疫，它是怎么啦？开始变严重了，是吗？”
看见医生点头，他又兴致勃勃地说：“那就没理由停下来。从城里的情况上看，要乱套了。”
他们一起走在一条小路上，科塔尔讲了他们街上一个感染鼠疫的杂货店老板的事，那个人抱着以后赚大钱的想法囤积了很多罐头。当救护人员赶到的时候，他的床底下放了好几十罐肉罐头。“他在医院里死了。瘟疫里面是没钱可赚的，那是肯定的。”科塔尔有一大堆和疫情有关的故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其中一个说的是一个出现了所有的症状并发着高烧的男人，这个人跑上大街，冲向他遇见的第一个女人，然后死死抱住，嘴里大叫着他“得上了”。
科塔尔的评论是“他真行！”。但他的下一句话出卖了他幸灾乐祸的假象。“总之，不久以后我们都会发疯的，除非我错了。”
当天下午，格朗终于向里厄说了心里话。因为注意到桌子上里厄夫人的照片，他询问地看着医生。里厄告诉他他妻子正在离城里有段距离的疗养院接受治疗。“在某种意义上，”格朗说，“那是幸运的。”
格朗表示同意，不过他又补充说，最好他妻子能就此康复。“是的，”格朗说，“我理解。”
于是，从里厄认识他以来，格朗第一次变得健谈起来。尽管还会在词语的选择上卡壳，但是他几乎总是能成功地找到适合的词语；真的，就像他深思熟虑多年才开口一样。他告诉里厄，当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娶过一个附近贫穷家庭的非常年轻的女子。实际上，正是为了结婚他才放弃学业并接受了现在的工作。他和让娜都不曾离开过他们那片地区。在追求她的那段时间里，他常常去她家里看她，而她的家人总是取笑她的这个腼腆而沉默的仰慕者。他爸爸是个铁路工人，不上班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坐在靠窗的角落，把一双大手摊放在大腿上，默默地盯着过路人。他的老婆则终日忙于家务。让娜时常帮忙。让娜身材瘦小，每当过马路的时候格朗总为她担心，因为在她纤弱身躯的衬托下，那些车辆都显得那么庞大。后来，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天，他们俩一起出门散步，停下来欣赏一家商店装饰精美的橱窗。在入迷地凝视了一会儿后，让娜转向他。“哎呀，是不是很可爱？”他握住了她的手腕。就这样，他们确定了终身。
后面的故事在格朗看来非常简单。和很多结合的普通夫妇没什么两样。你结了婚，你的爱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你工作。然后过于努力的工作使你遗忘了爱。因为格朗受雇的办公室的领导没有遵守诺言，让娜也不得不在外面工作。在这里，我们得用上一点想象力才能理解格朗试图表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疲惫，他逐渐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无力保持和爱妻之间的感情的活力。劳累过度的丈夫，贫穷的生活，未来生活希望的逐步丧失，一个个沉默无言的夜晚——爱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多少生存的机会？也许让娜已经受够了。但她坚持了下来；当然，人们也许总能忍受长期的痛苦而不自知。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后来有一天，她离开了他。自然，她不是一个人走的。“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我太累了。我走了会痛苦，但一个人重新开始不需要很多快乐。”她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格朗也不好受。而且如里厄所说，他也许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然而并非如此，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念。他无法停止对她的思念。他想给她写一封信来为自己辩解。“但是很难，”他告诉里厄，“多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当我们相爱的时候，我们不用语言就能懂得彼此的心意。但是人们不会永远相爱。我一直希望能找出一些词语来把她留在我身边——但我做不到。”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看起来像格子布抹布一样的东西，响亮地擤了擤鼻子。然后又擦擦胡须。里厄默默地凝视着他。“原谅我，医生，”格朗匆忙补充说，“但是——我该怎么说呢？——我认为你是值得信任的。所以才把这些事情告诉你。然后呢，你看，我总算讲完了。”很明显，格朗的思想和鼠疫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两个范畴。
那天晚上里厄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城里已经封闭，嘱咐她一定照顾好自己，另外自己一直想念着她。
有天晚上，在他离开医院的时候——时间大约是封城后的第三个星期——发现一个年轻人正在外面等他。“您记得我，对吗？”
里厄相信自己记得，但一时却想不起来。“这场麻烦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拜访过您。”年轻人说，“为了了解阿拉伯裔社区的生活状况。我叫雷蒙德·朗贝尔。”“啊，是的。现在你可以为你们的报纸写一篇大新闻了。”
这一次，朗贝尔给人的感觉不如他们初次见面时那么自信，他说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他想求医生帮点忙。“我得向您道歉，”他说，“但在这里的确人生地不熟，我们报纸在这里的代表处完全是个摆设。”
里厄说他得去一趟市中心的药房，提议他们一起步行去那里。他们途中要穿过黑人区的狭窄街道。暮色初起，但是往常这个时候非常热闹的城里却静得出奇。只能听到几声军号声在空气里回荡，在薄暮中显得异常嘹亮；无论如何，军队还和往常一模一样。他们一走进那些由蓝色？淡紫色和黄色墙壁围起来的陡峭的窄巷，朗贝尔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好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样。他把妻子丢在了巴黎，他说。说真的，她其实还算不上他的老婆，但是没什么不同。城里一实行隔离他就给她发了一封电报。那一次他表达的意思是这种状态完全是暂时的，后来他一直想设法给她寄一封信，但邮局拒绝了他，本地的同事也帮不上忙，省长办公室的一个职员甚至当面嘲笑他。后来他只好排队等了几个小时，才得以发了一封电报：一切都好，希望很快和你相见。
但是第二天早上，他一睁开眼就想到，毕竟根本没法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长时间。所以他决定马上离开奥兰。多亏他的职业身份，在托了一些关系后，他才受到省长办公室的一位高官的接见。他解释说他来奥兰纯属意外，他和这里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没有理由留在这里；按照当前的情况，他当然有权利离开，即使出城后要接受一段时间的隔离检疫也没关系。那位官员对他说，很理解他的处境，但不能做例外处理。不过，他会看看能否能帮上什么忙，尽管他对结果不抱希望，因为当局对现状采取了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可是，真该死，”朗贝尔大叫起来，“我不属于这里！”“确实。无论如何，但愿这场瘟疫能早日结束。”为了安慰朗贝尔，那位官员指出，作为记者，他在奥兰市有一个绝好的新闻题材；真的，只要认真想想，无论什么事，不管有多让人讨厌，都有着光明的一面。
但朗贝尔气恼地耸耸肩，径自出了门。
他们已经到了市中心。“这真是太他妈傻了，是不是，医生？事实上我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写新闻稿。而很可能是为了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的。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
里厄谨慎地表示他的话不无道理。
中央大道不像平常那样拥挤。附近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都忙着往远处的家里赶。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到任何笑意。里厄猜想这是兰斯多克最新发布的消息带来的结果。再过24小时，我们的市民们将再次充满希望。但在他们听到新消息的那天，那些统计数字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朗贝尔突然说，“她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我们情投意合。”看到里厄没说话，他又接着说：“我看得出你讨厌我。对不起，我只想知道，你能不能给我出一张证明，说明我没有得这种该死的病。或许能让我办事容易一点。”
里厄点点头。一个小男孩撞到他腿上跌倒了；他把他扶了起来。
继续往前走，他们到了达尔姆斯广场。棕榈树和无花果树的树叶上蒙了一层灰尘，垂头丧气地环绕着一尊共和雕像，后者也蒙了一层灰尘和污迹。他们在雕像旁停了下来。里厄把双脚在石板上跺了两下，抖掉鞋子上附着的一层白色尘土。记者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衬衣领从松垮垮的领带上翻出来，脸上胡子拉碴，表情阴郁而倔强，一副认为自己受到深深伤害的表情。“请不要怀疑，我理解你的感受，”里厄说，“但是你必须得明白，你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我不能给你那张证明，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患了病；就算我愿意，我怎么能肯定你在离开我的门诊和赶到省政府办公室期间不会感染上呢？何况即使我——”“即使你怎么样？”“即使我给你一张证明，那也无济于事。”“为什么？”“因为城里和你处境相同的人成千上万，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他们离开的。”“他们没有患鼠疫也不行？”“那不是个充分的理由。我知道这种情况很荒谬，但既然我们都被卷了进来，我们得接受现实。”“但我不属于这里。”“很不幸，从现在开始，你和其他每个人一样都属于这里。”
朗贝尔微微提高了声音。“可是，该死的，医生，难道你不明白这是人之常情吗？难道你认识不到这种隔离对彼此相爱的人意味着什么吗？”
里厄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完全理解。他衷心希望朗贝尔能够获准出城回到爱人身边，也希望所有相爱而受阻隔的人重聚。但是法律就是法律，鼠疫已经爆发，他只能坚持原则。“不，”朗贝尔愤愤地说，“你不会理解的。你说的是理性的语言，不是心里话；你生活在抽象的世界里。”
医生仰头看了看共和雕像，然后说他不懂自己用的是不是理性的语言，但他所说的事实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两者是不是一回事不重要。
记者正正领带。“好，我明白了，我不能指望得到你的帮助。很好，不过——”他挑战似的抬高了声音，“我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医生再次说他非常理解，但这一切都和他没关系。“对不起，但是这和你确实有关系。”朗贝尔又一次抬高了声音，“我找你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你是那份法令的主要推动人。所以我以为在这件事上你无论如何能网开一面。但是你根本不在乎；你从来不为任何人考虑，你根本不把那些被拆散的人当回事。”
里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实情，他宁可不去考虑这一类的事情。“啊，我现在明白了！”朗贝尔大声说，“你很快就要跟我谈论公众利益了。但是公众利益是我们每个人个体利益的总和。”
医生好像突然从梦里醒过来一样。他说：“啊，话虽没错，但并不是这样简单。急于下结论是不行的，你知道。不过你没有理由生气。如果你能找到办法脱离困境，我会非常高兴。只是，我的职业身份不允许我做你要求的事。”
朗贝尔烦躁地摇摇头。“是的，是的，我不该生气。另外我已经占用了你太多的时间。”里厄要求朗贝尔把他的逃脱方案的进展情况告诉他，并请他不要因为自己的不近人情而怀恨在心。他相信，他补充道，他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看法的。朗贝尔被搞糊涂了。
然后，“是的，”他沉默片刻后说，“我也认为可能是这样——关于你说的那些话。”他停顿了一下，“可是，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
他把帽檐拉到眼睛上面，快步走开了。里厄看见他走进了塔鲁住的那家旅馆。
片刻后，医生微微点了点头，仿佛同意了内心的某种想法。是的，记者追求幸福是对的。但是他指责他，里厄，生活在抽象的世界里，难道也是对的吗？当鼠疫在城市里肆虐，一个星期内夺走500条生命的时候，“抽象”这个词能用来描述这些天他在医院所过的生活吗？是的，有几分抽象，遭遇这样的灾难，的确让人有脱离现实的感觉。然而当抽象要来杀你的时候，你必须行动起来。就里厄所知，这并不难理解。比如说，管理这个附属医院（他担任负责人）——现在有三座这样的医院——就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他已经让人准备了一间通往手术室的接待室，用作接待送来的病人。地板被挖掉，换成浅浅一池来苏水，在正中间用砖垒成一个平台。新入院的病人被放到平台上后，迅速脱掉衣服，衣服丢进消毒水里。病人经过洗浴消毒？擦干身体后套上粗糙的病号服，被带给里厄检查，接着被送入病房。这座用征用来的校舍改造成的医院，现在拥有500个床位，而且几乎所有的床位被占用了。
里厄亲自监督着病人入院之后，又为他们注射血清，开刀处理脓疮，然后重新查看一遍统计数字。下午他又马不停蹄地回去看门诊，晚上又继续进行巡诊，深更半夜才能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亲在把媳妇的电报递给他的时候，说他的手在发抖。“是，”他说，“不过这只是因为太专注了，我的情绪会稳定下来的，你放心。”
他有一副结实的身体，所以至今还没有真正感到疲劳。然而每天的巡诊已经开始给他的耐性造成极大的压力。传染病一旦确诊，病人必须立刻转移。然后真的开始“抽象”以及一场和病人家庭的争夺。因为他们知道除非康复或死亡，否则他们和得病的亲人就永无再见之日。“发发慈悲吧，医生！”这是塔鲁旅馆女佣的妈妈洛雷太太向他发出的哀求。一个多余的哀求，慈悲心他是有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必须打电话，很快救护车拉着警报从街上开过来（开始邻居还打开窗户看看，接着他们就迅速关了窗户）。然后开始上演第二场冲突，眼泪和恳求——一言以蔽之，抽象。在那些火炉一样热，折磨人神经的病房里总是上演着一幕幕令人疯狂的惨剧。但是结果总是一样的。病人被带走，里厄也可以离开了。
在最初的几天他只是打电话，然后不等救护车赶来就匆匆离开去看下一个病人。但往往他前脚离开，后脚病人家就锁了门，上了杠，宁可接触鼠疫也不愿和他们已经很清楚病情的亲人分开。于是叱责，尖叫，砸门，先是警察，后来又上军队；病人最终被强行带走。因此在最早的几个星期里，里厄不得不留在病人身边，一直等到救护车赶来。后来，当每位医生都配备一名警察志愿者陪同的时候，里厄才能腾开手多看几个病人。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像那天他给洛雷太太的女儿看病的情景一样。他被领进一间装饰着纸扇子和人造花的小公寓房间里。那位母亲带着犹豫的微笑迎接了他。“噢，我真希望这不是每个人都在谈论的那种热病。”
掀开床单和睡衣，他默默地盯着女孩大腿和腹部的红斑，肿胀的淋巴结。只看了一眼，那位母亲就开始无法控制地尖声痛哭起来。每天晚上母亲们看到那些出现在四肢和腹部的致命红斑时的号啕大哭；每天晚上紧紧抓住里厄胳膊的不同的手，一连串无用的话，许诺和眼泪；每天晚上被救护车的警报声引发的像各种各样的悲哀一样徒劳的场景。除了一遍遍重复的这样的情景，他这些天指望不到别的什么了。是的，鼠疫就像大道理一样，是一成不变的，唯一改变的方面是他自己。站在共和雕像脚下的那个夜晚，盯着朗贝尔刚刚走进的旅馆大门，里厄感到一种荒凉冷漠的感觉正在逐步侵蚀着他的心。
几个星期令人疲倦的生活过后，经过所有这些市民们涌上街头，在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闲逛的夜晚之后，里厄意识到他不再需要硬起心肠来克制他的同情心。当同情心没用的时候，人们要抛弃它。在这样的环境下，里厄的心已经慢慢自己封闭起来，他感觉到一种安慰，他在几乎无法忍受的负担下的唯一的安慰。这样，他明白，会使他的任务轻松一些，因此他感到高兴。当他凌晨两点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母亲被他脸上的茫然表情惊呆了，同时也为他的过度操劳感到担心。为了对抗抽象的事物，在你的性格里必须有一些同样的东西。
但是怎么能指望朗贝尔理解这些呢？对他来说，那些看不见的？抽象的事物全是妨碍他幸福的东西。的确，里厄不得不承认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他也知道，那些抽象有时比幸福强大得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也正是朗贝尔将要经历的过程，正如很久以后，当朗贝尔向他吐露了更多的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之后，他会了解到的那样。因此他才得以在一个不同的水平上，参与了这场在每个人的幸福和作为抽象敌人的鼠疫之间进行的枯燥乏味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很长时间里构成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全部生活。11
但是，一些人眼里遥不可及的抽象，在另一些人看来是事实。鼠疫爆发以来的第一个月在沮丧的气氛中结束了，伴随着疫情的猛烈发作和帕纳卢神父主持的一场激动人心的布道会。帕纳卢神父曾经在老米歇尔发病初期摇摇晃晃往家走时伸出过援手。他因为对奥兰地理学会做出的频繁贡献出了名；这些贡献主要和古代碑文有关，他是该领域的一名专家。他的名气还借助一系列关于当代个人主义的演讲传播到了更广泛的非专业人士群体里。在这些演讲里，他表明自己是一个最严格？最纯粹？对现代放纵行为和过去的蒙昧主义敬而远之的基督教教义的坚定拥护者。在这些场合，他不怕用逆耳忠言来打击他的听众，因此成了当地的名人。
临近月末，本市的教会决心采用适合他们的方法和鼠疫展开一场战争，组织了一场“祈祷周”活动。这场公众展示虔诚的活动将于周日以一场纪念死于瘟疫的圣人罗奇的大弥撒告终，帕纳卢神父应邀进行布道宣讲。这位热情？脾气火暴的神父为此中断了为他赢得了很高地位的关于圣奥古斯汀和非洲教会的研究工作，全心全意地进行了两周的准备。这场布道在开始前就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大量市民参加了“祈祷周”活动。但是不能据此认为奥兰的市民们平时对宗教特别虔诚，比如说，在星期日早上，海水浴对人们的吸引力经常大过去教堂做礼拜。也不能认为他们蒙受神的感召内心突然发生了转变。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因为封城，海滨在封锁区以外，海水浴成为不可能。另外，他们当前的心情很特别，虽然在心底里远未认识到目前面临的极大威胁，但是因为明显的原因，他们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事的确不一样了。虽然如此，很多人仍然希望疫情会很快结束，他和他们的家人能够幸免于难。所以他们感到目前没有义务改变他们的任何生活习惯。鼠疫在他们看来是一个不期而至的过客，有一天会像它的突然出现一样消失。他们惊慌，但远远不是绝望，他们还没有到把鼠疫当成存在的一部分。简单地说，他们在等候事态转变。
在看待宗教——包括其他很多问题——的时候，鼠疫给他们带来一种介于漠不关心和热情之间的态度；给这种态度取一个名字的话，也许最好用“客观”。就里厄医生所听到的，很多参加“祈祷周”活动的人都会这样说，“不管怎么说，这又没什么坏处”。就连塔鲁，在日记上记录了中国人用敲锣打鼓的方式驱赶瘟神的例子之后，也评论说，实际上，没有任何途径能够证明敲锣打鼓是否比防疫措施更有效。他又补充了一点，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首先得确定瘟神是否真实存在，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无知使我们形成的任何观点都是毫无意义的。
总之，在整个“祈祷周”期间，大教堂几乎总是挤满了人。开始的两三天很多人待在外面，站在门廊前花园里的棕榈树和石榴树荫下。隔着一段距离听潮水一样的祈祷声和充斥于临近街道的回音。可是一旦有人做了榜样，他们就开始进入大教堂，胆怯地加入了祈祷。在周日布道会那天，为数众多的会众挤满了教堂中殿，连台阶和教堂围地也挤满了人。前一天已经阴云密布的天空此刻下起了大雨。站在露天地里的人撑开了伞。大教堂内的空气里充满浓重的焚香和湿衣服的气息，帕纳卢神父走上了讲道台。
他中等身高，体格健壮。当他用一双大手抓着木栏靠在讲道台边上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黑色的？粗壮的躯干，上面是红润的脸颊和一副钢框眼镜。他声音雄浑，富有感染力，站在远处的人也听得清清楚楚。宣讲一开始，他就用清晰有力的声音说：“大难已经降临到你们头上，我的同胞们，而且，我的同胞们，你们罪有应得！”话音落下，教堂内外一阵骚动。
以严格的逻辑来看，神父接下来的演讲和这个引人注目的开场白没有衔接。只是随着演讲的进行，借助于巧妙的演讲技巧，人们才明白这句像劈面一拳一样的话正是他这场演讲的主旨。说完这句话后，他立刻引用了《圣经》中《出埃及记》记录埃及瘟疫的一段文字，然后说：“这种灾难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用来杀死上帝的敌人。法老反抗上帝的旨意，瘟疫打败了他。主降灾给那些盲目自大和胆敢反抗他的人，有史以来一直如此。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朋友们，然后跪下来吧。”
大雨越下越猛，这番话从只听得见雨点敲打着窗户的圣坛上说出来，带着如此令人信服的力量，于是在短暂的犹豫后，一些信众从椅子上往前一滑，跪了下去。另一些人感到最好也效仿他们的做法，于是一个跟着一个，直到从大教堂的一端到另一端，每个在场的人都跪了下去。除了雨声和椅子伴随着移动偶尔发出的嘎吱声，教堂里听不到任何声音。这时帕纳卢神父站起来，深深吸了口气，用越来越激昂的声音接着说。“如果瘟疫今天降临到你们中间，那是因为到了需要停下来思考的时候。正派人无须害怕，但坏人有充分的理由瑟瑟发抖。因为瘟疫是上帝的连枷，世界是他的打谷场，他不断挥动连枷，直至麦粒从谷壳里脱离。谷壳会比麦粒多，因此被筛选出的总是少数。然而这种灾难并非上帝的意愿。很久以来，我们这个世界纵容邪恶，很久以来，我们仰仗主的慈悲和宽恕。悔悟就足够了，人们想：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肯定会幡然悔悟，对以前的罪过深恶痛绝。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最简单的办法是屈从现状；余下的交给仁慈的主安排。长期以来，上帝以怜悯的眼光俯视这座城市；但他厌倦了等待，他内心的希望在等待中耗尽，现在他不再眷顾我们。失去主的眷顾，我们就行走在黑暗里，生活在瘟疫的浓重阴影下。”
会场里有人轻轻哼了一声，就像一匹烦躁不安的马。
神父略停了一下，接着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在《金色传说》里读到，在翁贝托一世的时候，意大利爆发了一场鼠疫，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是罗马和帕维亚。严重到活下来的人不足以埋葬死人的程度。一位善良的天使现身在众人面前，命令一位手执巨大猎矛的邪恶天使，让他用长矛敲打房屋；对一栋房屋敲打几次，就有几个人死亡。”
说到这里，帕纳卢神父朝走廊的方向伸开两条短胳膊，仿佛指着飘摇雨幕后面的什么东西一样。“兄弟们，”他大声叫道，“那场致命的狩猎已经开始，正在折磨着我们的街道。看，他就在那里，那个散播瘟疫的天使，像路西法一样俊美，像魔鬼一样散发着光芒！他正悬浮在你们的屋顶上方，右手握着巨矛，准备敲下去，左手伸出去指着这一座或那一座你们的房屋。也许此时此刻他的手指正指着你的家门，那柄红色的矛敲打在门扇上，鼠疫正进入你家，在你的卧室里潜伏下来等你回去。耐心而警醒，像命中注定一样无可逃避。只要它扑向你，没有什么世俗的力量，甚至——请记好我的话——包括连人类科学吹嘘出来的力量——也不能够扭转你们的命运。就像在血淋淋的打谷场上被颠选的谷物，你们将随着谷壳一起遭到抛弃。”
这时神父又重新强调了连枷这个符号的象征意义。他让听众们想到一根呼啸在城市上空的粗大的木棒，随机地落下来，然后带着一片血雨重新抬起，在地面上留下尸体和苦难，“为收获真理的播种期做准备”。
说完这段长长的话后，帕纳卢神父暂停了一下；他的头发垂落到额头上，他的身体因为双手在讲道台上的动作而颤抖。当他再次开口时，他的声音更低沉了一些，因为谴责而略显颤抖。“是的，该认真思考一下了。你们天真地认为只要礼拜日来朝拜天父就够了，在工作日可以自由自在。你们偏信一些简单的形式，相信弯弯膝盖就能让他赦免你们罪恶的冷漠。但天父是不容轻慢的。这种短暂的接触无法满足天父对爱的渴求。他希望见你们的时间更长一些，次数更频繁一些；这是他爱你们的方式，事实上，这是唯一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厌倦等候你们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给你们这次朝拜的机会；就像从古到今他访问所有那些冒犯他的城市一样。你们已经得到了教训，同样得到教训的还包括该隐和他的后代，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座城的人，约伯和法老王，也包括所有铁心反对他的人。既然城市的大门把你们和瘟疫围困在一起，像他们一样，你们现在对于人类和所有上帝的造物都有了新的看法。那么，你们终究明白，这一刻要求你们把思想回归到事物的本源上来。”
一股潮湿的风吹进中殿，烛火一阵摇曳和闪烁。在一片蜡烛烟，咳嗽声和喷嚏声里，帕纳卢神父不露声色地回到了演讲的主题，接着用一种平静，几乎不含任何感情的声音说：“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在猜测我的用意是什么。我希望引导你们走向真理，教你们喜悦，是的，喜悦——尽管我向你们说了刚才那番话。但当一只友善的手或寥寥几句建议就能使你们踏上正途的时候，那些话已经成为过去。今天，真理就是命令。那支红色长矛坚定地指着一条狭窄的小路，还有一条仅有的救赎之路。因此，我的兄弟们，最终你们会明白，上帝的仁慈规定万物有善与恶两面；愤怒与同情；瘟疫和你们的救赎。同一场瘟疫毁掉了你们的工作，也为你们指明了道路。“很多世纪以前，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把鼠疫看成上帝赐予的获得永生的方式。尚未得病的人把自己裹在死人用过的床单里以求必死。我向你们保证，这种狂热追求救赎的方式不值得表扬。这种行为显得过于草率，甚至过于蛮横，我们只能表示谴责。谁都不能强迫上帝或在注定的时间里操之过急，从实践上看，任何旨在加速上帝规定的秩序的做法都是徒劳的，而且距离异端只有一步之遥。尽管这些阿比西尼亚人的做法狂热，过犹不及，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在我们开明的眼光看来，这个故事大体是不可思议的，但仍然能使我们在人类苦难的黑暗之中看到一点闪亮的永恒之光。而且这道光也照亮了通往救赎的黑暗道路。它显示了上帝永无止境地把邪恶转变为善良的意志。今天，它再一次引领我们穿过充满恐惧和痛苦的幽暗山谷，通往神圣的和平及一切生命的源泉。我的朋友们，这就是我带给你们的无限安慰，当你们离开这座屋子的时候，上帝给你们的不仅有愤怒的话语，也有让你们心灵宽慰的福音。”
每个人都以为布道已经结束了。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带着雨意的阳光给教堂广场洒下一片金色。街上传来模糊的人声，车辆低沉的嗡嗡声，苏醒的城市开始喧闹起来。在一阵突如其来的窸窣声里，会众们小心翼翼收拾起他们的物品来。然而，神父还有几句话要说。他告诉他们，在说明这场上帝降下的瘟疫是为了惩罚他们的罪恶之后，他无意用什么漂亮话作结语。考虑到这一场合的悲剧性，那样做是不合适的。他希望而且相信他们在主的指引下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但是，在离场之前，他希望同他们分享一些他在一本记录马赛的黑死病的历史书里读到的资料。在那本书里，作者马蒂厄·马雷有很多抱怨；他称自己被投入地狱，在既无助又无望的黑暗中饱受折磨。啊，马蒂厄·马雷是瞎了眼！帕纳卢神父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深切感受到天主赐予的帮助和希望。尽管我们对这些黑暗的日子怀有恐惧，尽管深陷痛苦中的男人和女人仍在呻吟，他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向上天做真正的基督徒的祈祷，爱的祈祷，把其他一切托付给主。12
很难说这场布道是否影响了我们的市民。治安法官奥顿言之凿凿地向里厄说，他认为神父的论据是“绝对无法反驳”的。但并非每个人都持这样绝对的观点。对一些人而言，这场布道只是告诉他们，他们因为未知的罪被判了刑期未定的刑罚罢了。而当很多人适应了监禁，像以往一样过起单调乏味的日子的时候，却有另一些人造起反来，一心只想摆脱这座牢房。
一开始，和外界隔绝的事实还能多少被人接受，就像人们能够忍受只影响他们少数生活习惯的暂时性不便一样。但是，突然发觉他们被禁锢在蓝蓝的天幕下，开始被盛夏的烈焰烤得吱吱作响的时候，他们隐隐感觉当前事态的变化威胁了他们的整个生活。到了傍晚，凉风唤醒了他们的精力，这种被像罪犯一样被禁闭起来的感觉有时候会驱使他们做出莽撞的事来。
值得关注的是，这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布道的这个周日标志着某种类似恐慌的情绪蔓延全市的开始，这种情绪的影响如此之深，令人感到只有在此刻，我们的市民才真正认识到他们的处境。从这个角度看，城里的气氛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究竟是气氛的变化还是他们内心的变化，这是一个问题。
布道会过后几天，里厄在去一个偏僻街区的途中，和格朗谈论着这个变化。在黑暗中他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人，那人站在人行道中间，左摇右晃，没有跨步的意思。于此同时，开始亮得越来越晚的街灯突然大放光明，里厄和格朗身后的一盏灯正照在那人的脸上。他闭着眼，无声地嬉笑着，抽动的脸上淌着大颗大颗的汗水。“哪里跑出来的疯子。”格朗说。
里厄注意到格朗在瑟瑟发抖，于是伸手拉住他。“如果情况这样持续下去，”里厄说，“整座城会变成一座疯人院。”
他感到有几分虚脱，嗓子很干。“我们去喝一杯。”
他们拐进一家小咖啡馆。咖啡馆里只有吧台上亮着一盏灯，沉重的气氛里带着一点奇怪的粉红色调。不知道什么原因，每个人都用很低的声音交谈。
格朗的表现让医生惊讶，他要了一小杯不掺杂的烈酒，端起来一饮而尽。“真够劲！”他说。过了一会儿，他提议出去走走。
出门到了街上，在里厄看来，那个晚上似乎充满了窃窃私语声。在夜灯上方黑暗处的什么地方有沙沙的声音，让他想到帕纳卢说的那把不停拍打着沉闷空气的看不见的连枷。“幸好，幸好。”格朗嘟囔了两声，然后又停了下来。
医生问他想说什么。“幸好，我有我的工作。”“啊，是呀，”里厄说，“终究是件好事。”他不去管那空中怪异的呼啸声，问格朗是否有什么进展。“是的，我认为有进展。”“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吗？”
格朗恢复了他平时的样子，声音也因为酒意显得兴奋起来。“我不知道。但这不重要，医生。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不重要。”
周围黑得看不清楚，但里厄感到他正挥舞着手臂。他似乎准备说些什么，然后他开了口，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真正希望的，医生，是这样。当我的手稿送到出版商手里的那一天，我希望他在读完之后站起来，向他的员工说：‘先生们，脱帽致敬！’”
里厄目瞪口呆，而且，更让他吃惊的是，他看到身边的人用一个大幅度挥手的动作摘下帽子举在头上，另一只手向前平伸出去。头顶奇怪的沙沙声似乎更响了。“所以你明白吗，”格朗补充说，“一定要做到无可挑剔。”
尽管对文学领域一窍不通，但里厄怀疑事情不会这样单纯——比如说，出版商在办公室里不会一直戴着帽子。可是，谁会知道呢？所以里厄决定保持沉默。在他决定对此充耳不闻的时候，上面那种奇怪的沙沙声，那鼠疫的低语声还在他耳边萦绕不去。他们已经到了格朗的住所附近，因为这里地势有点高，凉爽的晚风拂过他们的面颊，也带走了城里的嘈杂声。
格朗还在不停地说，但里厄不能完全听明白这位可敬的人所说的话。只隐约听出来他的那本作品已经写了很多很多页，而他为了完善这部作品费尽了心血。“有时候，仅仅为了一个词就要花几个晚上，或者几个星期，想想看！有时候只是为了一个连接词！”
格朗突然停下来，抓住医生。他牙齿不全的嘴里说出来的话磕磕绊绊。“我想让你明白，医生。在‘然而’和‘而且’之间选择很容易。在‘而且’和‘然后’之间做选择就有点难了。但是最难也许是决定一个地方该不该用‘而且’。”“对，”里厄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说完后接着往前走。格朗显得有点窘，紧走几步追上来。“对不起，”他笨拙地说，“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是怎么了。”
里厄鼓励地拍拍他的肩，说愿意帮助他，并对他所说的很感兴趣。这话让格朗安了心，等他们到了格朗的住处后，他犹豫了一下，提议医生进去坐一下。里厄同意了。
他们进了起居室，格朗请医生在书桌旁坐下来。书桌上散落着一张张写着蝇头小字？带有修改痕迹的纸张。“对，就是那个。”格朗迎着里厄探询的目光说，“你不想喝点什么吗？我有一些葡萄酒。”
里厄谢绝了。他弯下腰看那些手稿。“不，别看，”格朗说，“这是我的开篇，它让我很烦恼，无穷无尽的烦恼。”
他也注视着书桌上的稿子，他的手似乎不由自主地被其中的一张吸引住，最终把它抽出来，举起来放在电灯光下。那张纸在他手里摇晃着，里厄注意到他的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汗。“坐下来，”他说，“给我读读。”“好。”他的眼睛和笑容里带着一种羞怯的感激，“我想我也希望你听一下。”
他盯着那页手稿看了片刻，然后坐下来。于此同时，里厄正倾听着街上传来的奇怪的嗡嗡声，仿佛在回应鼠疫的沙沙声一样。在那一刻，他对于脚下绵延出去的城市，这个幽闭的与世隔绝的受害的世界，以及被黑暗掩盖下的受难者的呻吟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敏锐感觉。接着，格朗低沉沙哑然而吐字清晰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5月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人们也许见过一位优雅的年轻女子，骑着一匹俊美的栗色牝马在布洛涅森林鲜花盛开的大道上飞驰。”
格朗停住了，脚下城市里模糊的低语声重新响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格朗放下他仍在凝视的那张纸，抬起了头。“你觉得怎么样？”
里厄回答说这个开头已经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愿意听听下面的部分。但格朗却说他完全弄错了。他显得很激动，用手掌拍着桌子上的稿子。“这只是一份草稿。只要我成功地描绘出头脑里看到的那幅画面，只要我的遣词造句契合这种节奏——马蹄嗒嗒，1-2-3，1-2-3，明白我的意思吗？剩下的就会容易得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从最初一些句子里得出的印象才有可能让他们说：‘脱帽致敬！’”
但在那之前，格朗承认，还有很多困难的工作要做。他绝不会把这些句子以现在的形式付印。因为尽管它们有时候会让他感到满意，但他充分意识到它们还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在语气上的虚浮，也许并不明显，但可以识别地接近于庸常之作。他说的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也就在这个时候，窗户下面的街道上传来有人跑动的声音。
里厄站了起来。“等着看我的作品吧，”格朗说着，一边往窗外看，一边补充说，“等这一切结束的时候。”
可是紧接着慌乱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里厄已经走到楼梯中途，等他走下楼梯来到大街上时，两个男人和他擦肩而过。他们似乎正要赶往某一个城门。事实上，伴随着炎热和瘟疫，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正在失去理智；已经出现了一些通过暴力行为和试图夜间避过哨兵逃往外部世界的尝试。13
另一些人，比如朗贝尔，也在设法逃脱这种日益令人恐慌的气氛，但有着更多的技巧和毅力，如果谈不上更成功的话。
在一段时间里，朗贝尔继续辗转在官场上。照他的说法，他一直认为坚持不懈是必然能够获胜的，而且，说起来，他的职业也要求在紧急情况下随机应变。所以他那天走开后，拜访了各种各样的官员和其他一些平时讲话很有分量的人物。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影响力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多半是一些在出口？银行业？水果和葡萄酒贸易有关的一切事情上能够提供专业意见的人，是一些在处理和保险？解释错误的合同条款之类的事情上游刃有余的人；也具有较高的资历和明显的善意。事实上，这也正是最打动人的一点——他们值得称道的善意。但在鼠疫的事情上，他们的能力几乎为零。
但是，只要有机会，朗贝尔都会抓住时机申诉自己的理由。他陈述的要点总是不变的几条：他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陌生人，按照当前情况，他的处境需要特别考虑。通常听他讲话的人都承认他的要求很好理解，但接着又会表示还有很多处境相同的人，所以他的情况不如他想象的那样特别。对这种答复，朗贝尔回答说这毕竟不影响他的论据。然后别人又告诉他这确实会对当局已经很困难的处境造成影响，当局拒绝显示任何偏袒，否则会造成恶劣的“先例”。
在和里厄的谈话中，朗贝尔把他接触的人分成了几类。那些采用上述说辞的人被他称作“老顽固”。除此之外还有“辅导员”，他们安慰他说目前这种状态是不可能持久的，而后，在被问及明确的建议时，又怪他对暂时的不便大惊小怪，便把他打发出门。还有一些大人物，要求来访者留下一张说明情况的便条，并通知他他们会按照程序处理；一些轻佻的人甚至为他介绍暂宿处或给他出租房屋的地址；官僚商人，让他填写表格，然后丢进文件堆里；劳累过度的官员，把双手举到天上表示无能为力，更不耐烦的人则索性掉头不理；最后，墨守成规的人，这些人目前看来是多数，他们建议朗贝尔去另一个办公室，或者指点他新的接洽方法。
这些无功而返的访问使记者精疲力尽；但是，好的一面是，他对市政办公机构和省长办公室的内部运作有了深刻的认识。通过在仿皮沙发上一连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面对着鼓励他投资储蓄债券以免除收入税和殖民军队征兵的招贴；通过在接待办公室看到的那些和文件橱和他们身后书架上蒙了一层灰尘的档案一样空洞无物的面孔。所有这些虚耗的精力的唯一收获，朗贝尔带着一丝苦涩告诉里厄，是让他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窘况。事实上，鼠疫的迅猛传播也被他在无意中忽视了。这也使他的日子过得飞快。鉴于整座城市的境况，也许可以这样说，每过去一天，每个还活着的人距离他们痛苦的结束就近了一天。里厄无法否认这一推断的真实性，但在他看来，这种真实性实在是一种过于空泛的法则。
有那么一次，朗贝尔看到了一线希望。省长办公室送给他一份表格，要求他认真填写所有的留空处。其中包括他的身份？家庭？他目前及从前的收入来源；事实上，他要交出的是一份所谓的简历。他产生了一种感觉，这次调查也许是为了起草一份将被送出城回家的人的名单。从某个办公室的雇员处得到的一些模糊信息加深了他的这个印象。但是随着对这件事的深入了解，最终找到了那个分发这份表格的办公室后，他得知收集这些信息是为特定的意外事件做考虑的。“什么意外事件？”他问。这时他才知道所谓的意外事件是他得病或死于鼠疫的可能性；这些信息可以让政府通知他的家人，同时也可决定是由市政当局承担医疗费用，还是在适当的时候向死者的家属收取。乍看起来，这件事暗示着他和那位正等待他归来的女子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完全被切断。但这样想不能带来任何安慰。真正值得关注，且令朗贝尔大为震动的是，处在瘟疫盛行的中心，政府机构能够运行如常，而且主动做了这些并非立竿见影的工作。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职责，且常常不为最高当局所知。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对朗贝尔来说既是最轻松的，也是最艰难的。这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时期。他跑遍了所有的办公室，做了他能做的每一件事，终于认识到所有的路子都走不通。所以他漫无目的地从一家咖啡馆飘到另一家咖啡馆。早上他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咖啡座看报纸，寄希望于发现传染病衰落的迹象。他会盯着路人的脸，看到满脸愁云不展的就厌烦地掉转头，接着看对面街上的商店广告，在看过几遍现在已经买不到的流行饮品的广告后，他就站起身，继续在土黄色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瞎逛。
他就这样消磨着时光，在城里游荡，偶尔在咖啡馆和饭馆买些食物，直到夜幕降临。一天傍晚，里厄见他在一家咖啡馆外徘徊，打不定主意是否进去。最后他决定进去，在房间后部的一张桌子前坐下来。根据命令，咖啡馆店主尽可能地拖延着开灯的时间。昏暗的暮色渗进房间，暗淡的夕阳照在墙上的镜子里，大理石桌面在渐深的夜色里泛着白光。坐在空荡荡的咖啡馆里，朗贝尔就像阴影里一个影子，显得既可怜又迷茫。里厄想，这一定是他一天里最孤独的时候。确实，每天的这个时候，正是城里所有的囚徒意识到他们被人遗弃的处境，每个人都在想着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加速他们的释放的时候。里厄匆匆转身离开了。
朗贝尔在火车站也花了一些时间。站台禁止任何人进入，但又黑又冷？一直开着门的候车室可以从外面进去，在大热天总有乞丐光顾这里。朗贝尔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列车时刻表，看禁止随地吐痰的禁令和旅客规章。然后他在一个角落坐下来。一个熄火几个月的大铸铁炉子像地标一样立在候车室正中央，被地板上很久以前留下来的8字结图案环绕着。墙上贴着盛情邀请观光者去戛纳或邦多尔过一个无忧无虑假期的招贴画。朗贝尔在那个角落里体味着被剥夺自由的人对自由的苦涩感觉。
他最难过的是，他曾经向里厄描述过的关于巴黎的一切，此刻都不由自主地涌上了心头。古老的石头和河堤的远景，皇宫的鸽群，北站，先贤祠附近幽静的老街，还有很多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如此热爱的城里其他的景色。沉浸在对这些景色的回忆里，他打消了采取任何形式行动的热情。里厄确信他把这些景色和对爱情的回忆混在了一起。后来，有一天当朗贝尔告诉他他喜欢凌晨4点起床思念他挚爱的巴黎时，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轻而易举地猜出他喜欢在那个时候想念他现在分别的女人。是的，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安心地感到她是完全属于他的。因为凌晨4点人们很少做别的事情，即使前一个夜晚是不忠的夜晚，这一刻他们也会沉睡。是的，每个人都在沉睡，这种想法让人安心，因为无法安宁的心盼望持久而真实地占据爱人的心；或者，如果关山阻隔，就让爱人进入持续不醒的无梦长眠，直到重聚的那一天。14
帕纳卢神父的布道会结束后不久，天气报复性地炎热起来。
星期天那场反常的瓢泼大雨下过后，第二天，夏日的骄阳就在屋顶上闪耀起来。首先一场强劲的热风不知疲倦地刮了一整天，吹干了墙壁。接着阳光开始发威，逼人的热浪和阳光席卷城市，除了有拱廊的街道和室内，其他的一切都暴露在刺目的强光下。
因为热浪的第一次袭击和令人震惊的死亡人数增长同步——一周内达到了接近700人——城里出现了深重的沮丧气氛。在郊区，平坦的街道和一排排房屋之间往常生气勃勃的景象不复再见；在这些地区生活的普通人，过去常常在他们的门阶前度过一天里最有闲暇的时光。但现在每家每户都关着门，甚至连软百叶窗也都放了下来，一个人都看不见，这样就无从得知他们想挡在门外的究竟是炎热还是鼠疫。从一些房屋里可以听见呻吟声。起初发生这种事的时候，人们出于好奇或同情，还常常聚在外面听听。但是在长期的压力下，似乎人心也变硬起来；住在呻吟者附近或途经他们身边的人，只当听到的是寻常话语。
至于城门口的搏斗，警方在这一过程中被迫使用了手枪，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冲了出去。有些人无疑在和警察的冲突中受了伤，但是在城里，因为炎热和恐惧的影响，一切都遭到了夸大，出现了打死人的说法。不管怎样，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不满的情绪在蔓延。由于担心出现更糟的情况，地方官员开会讨论了在疫病疯狂流传的情况下，市民们受到刺激变得无法控制后应该采取的措施。报纸上刊出了新的规定，重申了禁止出城的禁令，还警告说，破坏禁令的人将面临长期监禁。
新的巡逻体系建立起来了，空旷而闷热的街道上，随着马蹄踩在鹅卵石地面的声音，一只骑警队将会在一排排门窗紧闭的房屋间巡逻。市里间或能听到一声枪响；这是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传染源，一只新近选派出来消灭猫和狗的特别小队在行动。响亮的枪声打破了平静，更增添了城里早已存在的惶惶不安气氛。
天气炎热，连一阵风都没有，在我们陷入困境的市民看来，任何事物，甚至最细微的声音，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第一次注意到了天空千变万化的云，土壤里蒸腾出的标志着每个季节变化的泥土气息。每个人都惊慌地认识到炎热的天气助长疫情的传播，而夏天明显已经来临。傍晚的天空里，褐雨燕的鸣叫声入耳惊心。甚至连天空也失去了六月黄昏应有的辽阔。市场里送来的鲜花由含苞待放变成了完全盛开，早市过后，落满尘土的人行道上散落着践踏过的花瓣。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春天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在把所有的热情投入到千千万万朵处处盛开的花朵上之后，此刻正在炎热和鼠疫联合作用下奄奄一息。对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说，这夏日的天空，覆盖着厚厚一层尘土，像他们当前的生活一样灰扑扑的街道，和城里每天死亡的上百人有着同样不祥的意味。在过去，无休无止的艳阳意味着午睡及休假的幸福时光，意味着海滨的嬉戏和调情。然而现在他们在这座封闭的城市里空虚度日，失去了度过一个快乐夏季的好心情。鼠疫扼杀了所有的色彩，禁止了一切乐趣。[1]《旧约·圣经》的一章，讲述上帝降罚的耶路撒冷城人民的悲哀。
这的确是鼠疫带来的大变化之一。在这之前，我们都满怀愉悦地盼望着夏天的到来。那时城里向大海开放了大门，年轻人能自由出入海滨。但这个夏天，近在咫尺的大海变成了禁区；年轻的身体不能尽情嬉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干什么呢？塔鲁又一次对我们那些日子的生活进行了忠实的描绘。不用说，他描述了鼠疫的发展过程，同时也记录了疫情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收音机里不再播报每周的死亡总数，而是每天92例？100例？70例和130例死亡。“报纸和政府在玩数字游戏。他们自以为得计，因为130比起910是个小得多的数字。”他还记录了这一期间引起他注意或打动他的一些事件；比如说，一个住在偏僻街道的女人突然打开头顶的百叶窗，高声尖叫两声，然后又重新把自己关进阴暗的卧室里。他还注意到药店的薄荷糖突然断货了，因为人们有一种流行的信念，嘴里含着薄荷糖能预防传染病。
他继续观察对面阳台上的老人。似乎这场灾难也引发了古老的猎人游戏。一天早上街上响起了枪声，正如塔鲁所记录的，“几颗铅弹”杀掉了大多数猫，吓跑了剩下的几只；总之它们不在附近了。当天那个小老头按时走到阳台上，起初显得很惊讶，接着趴在栏杆上仔细在角落里找了一下。接着他坐下来，耐心地等着，用右手轻轻拍打着栏杆。过了一会儿，他撕了几张纸，返回了房间，然后又再次走出来。又等了更长的一段时间后，他回了房间，重重地关上了落地窗。那个星期剩下的几天里，他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步骤，过了一天又一天，那张苍老面孔上的伤心和失望越来越明显。
第八天，塔鲁等了一天也没见他露面；那扇窗户一直紧闭着，屋里人的伤心可想而知。在这段话的结尾，塔鲁总结道，“鼠疫期间，禁止向猫吐痰”。
在另一条记录里，塔鲁提到，晚上回家的时候，总会看见那个夜班警卫在大厅里踱来踱去，像值班的哨兵一样。
这个人一有机会就提醒别人，他的预见应验了。
塔鲁赞同他遇见了一场灾难，但是提醒他预言的是一场地震。对此那个老人回答说：“哈，但愿这是一场地震！一场大地震，你平安无事！你点点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这就完了。但这种该死的病——连没得上病的人都不能安生。”
旅馆经理也同样闷闷不乐。一开始，那些无法离开的游客还保留着房间。但是在看到疫情没有缓和的迹象之后，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搬到朋友那里了。曾经使客房住满的同样的原因现在造成客房空置。因为城里没有新客人，塔鲁成了还住在这里的仅有的几个房客之一。旅馆经理一有机会就对他说，要不是不想给客人带来不便，他早就把这里关掉了。他还经常让塔鲁估计这场瘟疫会持续多久。“听人说，”塔鲁告诉他，“寒冷的天气会消灭这种类型的病。”那位经理吓了一跳。“可这个地区没有真正的冷天，先生。况且，即使有，也要再等上好几个月。”此外，他相信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有足够的游客光顾这座城市。事实上，这场瘟疫也毁掉了旅游业。
一段时间不见之后，那位长得像猫头鹰一样的家长，名叫奥东的先生又在饭店露面了。但他这次只带着两只“表演节目的狮子狗”——他的一对儿女。一打听，原来奥东夫人正在隔离检疫；她一直在照顾她的妈妈，后者已经死于鼠疫。“我不喜欢这一点，”经理说，“不管有没有隔离，她都有嫌疑，他们几个也逃不掉。”
塔鲁指出，如果这样想的话，每个人都有“嫌疑”。但旅馆经理坚持己见，一点也不动摇。“不，先生。你和我，我们都不可疑。但他们不一样。”
但是奥东先生对这种想法无动于衷，毫不因为鼠疫改变自己的习惯。他带着一贯的威严姿态走进饭店，在孩子面前坐下，不时用一贯措辞讲究又严厉的语气向他们训话。只有那个小男孩看上去有几分不一样；他和姐姐一样身穿黑衣，但比以前憔悴了一些，看起来像他爸爸缩小了的影子。对奥东先生同样缺乏好感的夜班警卫对塔鲁说。“衣冠楚楚的绅士想穿得整整齐齐地送命。全套打扮，他入殓都不用做准备咯。”
塔鲁也对帕纳卢神父的布道做了一些评论：“我能理解这类热情，而且不感到讨厌。在瘟疫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喜欢说些豪言壮语。到了灾难最危急的时候，人们才会在真相面前坚强起来——换句话说，就是闭上嘴巴。所以我们等着瞧吧。”
塔鲁也记录了他和里厄的一席长谈；但他只谈到“效果不错”。他还顺手记下了里厄夫人即医生母亲眼睛的颜色，一种透明的褐色，还做了一番奇怪的评论，说这种展现内心善良的目光总能在瘟疫面前取得胜利。另外他还在里厄的哮喘病人身上花了不少篇幅。
谈话结束后，他跟着医生去看那位老人。老人一边咯咯笑着向塔鲁致意，一边高兴地搓着双手。他像往常一样坐在床上，面前放着两盘干豆子。“哈，又来了一个！”他一见塔鲁就大声说，“这是个颠倒的世界，医生比病人多。因为像割庄稼一样，是不是，越来越多。那个神父说得对，这是我们自找的。”第二天，塔鲁没有事先通知又去探望了他。
根据塔鲁的记录，我们得知这位老人的职业是干货商，在50岁的时候退了休。他在对床产生依赖后就一直没离开过，但原因不是哮喘，哮喘对他的行动没有影响。他靠一小笔固定收入活到了现在这个年纪，75岁，而且年龄丝毫不影响他的快乐。他不喜欢钟表，而且整个房间里确实一只表都没有。“表是愚蠢的小东西，”他说，“又贵得要命。”他计算时间——也就是说，吃饭的时间——是靠着他的个盘子。每天早晨醒来，一只盘子里总是盛满豆子。他用固定的速度不断把豆子一粒粒地往另一只盘子里装。于是靠这两个盘子，他就能推断一天的任何时间。“每15盘，”他说，“就到了吃饭的时间，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吗？”
如果他妻子说得没错的话，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了知天命的迹象。什么都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的工作？友情？咖啡馆？音乐？女人？旅行——他对一切都不在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除了有一次被叫到阿尔及尔处理家务事，即使那一次，他也是在火车开出奥兰的第一站就下了车，不能继续冒险了，他搭第一班火车返回了奥兰。
塔鲁对他与世隔绝的生活很感兴趣。老人对他大概解释说，根据宗教的说法，人的前半生是上升的，后半生是下降的。在走下坡路的日子里他没有任何要求，因为这些日子随时可能会被夺走；既然对这些日子无法把握，所以最好的办法恰恰是不去把握。他显然不介意自我否定，几分钟后，他又告诉塔鲁，上帝是不存在的，否则就不需要神父了。不过，从接下来的谈话里，塔鲁意识到老人的人生观和他对教堂无休无止地挨家挨户募捐的不满是有密切关系的。完成老人形象刻画的最后一点是他多次表达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似乎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他希望活到非常年迈的时候再死。“他是一位圣人吗？”塔鲁自问自答，“是的，只要圣德是所有习惯的综合。”
同时塔鲁也对鼠疫盛行的城市里的一天做了一番长长的描述，完整而精确地再现了那个夏天我们的市民朋友的生活。“除了醉鬼，没有一个人笑，但醉鬼笑得多过了头。”然后他又接着写道。“天亮的时候，清风吹拂着还显得空荡荡的街道。在昨夜的死亡和来日的痛苦挣扎之间，似乎这一刻鼠疫收了手正在稍事休息。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但有些店铺贴着通知：因鼠疫停止营业，表示不久后其他店开门营业的时候，它们仍然不会开门。睡眼惺忪的报童还没开始喊叫当天的新闻，而是在街角闲逛，像梦游一样，仿佛在像路灯兜售货物。很快，随着早班电车的出现，他们会分散到城里的各个地方，胳膊里的报纸上标着显眼的‘鼠疫’两个大字。鼠疫会持续到秋天吗？B博士说：‘不会。’鼠疫爆发第94天的统计：124例死亡。“尽管纸张短缺日益严重，迫使一些日报缩减了版面，但一份名叫《鼠疫纪事》的新报纸却应运而生，它的宗旨是‘以审慎的客观态度向市民报道疫情的发展或衰退；向市民提供关于疫情走向的权威观点；欢迎所有希望加入对抗鼠疫的人，无论阶层，在它的专栏上发表文章；鼓舞民众的士气；刊发政府的最新命令；集中所有愿意在当前情况下提供真诚而积极协助的人的力量’。事实上，这家报纸很快把它的专栏全部用来为一种全新的，‘绝对可靠的’抗鼠疫药物做广告。“到了早晨6点左右，这些报纸被卖给商店外面在开门前一个多小时就排起的长队；而后被卖给郊区开来的电车上挤得满满的乘客。这些电车现在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因为车踏板上站着人，扶手上也挂满了人，所以开起来很困难。奇怪的是乘客们都设法背对着身边的人，为此把身体扭曲成怪异的姿势——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避免传染。在每个车站，每个下车的男男女女都匆忙和别人拉开安全距离。“第一辆电车驶过之后，城市逐渐苏醒过来，早市的咖啡馆开了门，但你会看到柜台上贴着一系列卡片：咖啡无货，白糖自备，诸如此类。随着店铺开门，街上有了些人气。于此同时，天色开始放亮，虽然时辰尚早，天空已经因为炎热带了一层铅灰的色调。这正是一些无事可做的人在街头闲逛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决定以这样的盛装出行来对抗鼠疫。白天，大约11点左右，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年轻男女的某种时装表演，他们会使你在每个灾难的中心地带感受到茁壮生长的求生欲望。如果瘟疫蔓延下去，道德的范畴也将放宽，我们也许能再次看到米兰式的狂欢场面，男男女女聚在坟墓周围纵情跳舞。“到了中午，所有的饭店在一瞬间人满为患。很快每家饭店门外都站着一些找不到座位的人。天空因为酷热显得浑浊。食客们在大遮阳伞下等座位，和街上的路沿石一样被中午的热焰烤得吱吱作响。饭馆如此拥挤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解决了很多人的吃饭问题。不过，它们无助于减轻人们对于传染的恐惧。“不久前一些饭店贴出通知：我们的餐盘？刀和叉保证经过消毒。但是他们逐渐不再这样宣传，因为顾客无论如何都会上门。另外，人们花钱很随便。选择葡萄酒，或者号称葡萄酒的饮料，价格昂贵的上等酒，表现出一种不管不顾的奢侈气氛。似乎一家饭店出现了类似恐慌的气氛，因为一位顾客突然感到不舒服，脸色煞白，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门外。“到了下午两点，城里慢慢空下来，这是寂静？阳光？灰尘和鼠疫占据街道的时候。在这段漫长而倦怠的时间里，一波波热浪从高高的灰色房屋的前脸放散出来。下午的时光就这样缓慢地消逝，缓缓融进傍晚，暮色的来临就如一张红色的皱纹纸覆盖在喧闹的城市上。在高温天气开始的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影。但现在至少有一丝凉风给人带来轻松的感觉，虽说谈不上什么希望。于是人们都涌上街头，醉心于互相交谈，争论或谈情说爱。然后伴随着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成双成对的情侣在城里高声说笑，像无舵的船一样投进悸动的黑暗。一位头戴毡帽，打着领带的热心的福音传道士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徒劳而又无休止地呼喊着：‘上帝是最伟大，最善良的，投入他的怀抱吧。’然而正相反，人们匆忙投向的是一些比上帝更具直接利益的琐碎目标。“在早期的时候，当他们认为这次的传染病和其他的流行病很相像的时候，宗教是能够稳住阵脚的。但是一旦这些人认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就会转而考虑及时行乐。所有白天刻在他们脸上的可怕的恐惧，在火热而布满尘土的黄昏都变成了一种使他们热血沸腾的狂热的兴奋和原始的自由感。“而且，我也和他们一样。不过有什么关系呢？死亡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什么都不是。结果证明他们这样做没错。”15
日记里提到的那次会面是塔鲁向里厄提出的。那天晚上，在塔鲁赶到之前，医生已经盯着他母亲看了一段时间，后者静静地坐在饭厅的一个角落里。家务事做完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张椅子上。她双手放在膝盖上，好像在等着什么一样。里厄不太肯定她等的是自己。然而，等他进屋的时候，母亲的脸上总会出现一些变化。操劳生活造成的沉默顺从似乎在一刹那被喜悦的光照亮起来。然后她又回到了平静中。那天晚上她向外凝视着已经空无一人的街道。街灯减少到只有三分之一亮着，每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闪烁在城市浓重的黑暗里。“只要鼠疫没结束，他们会一直这样减少照明吗？”里厄夫人问。“恐怕是的。”“但愿它不要拖到冬天。那就太压抑了。”“是呀。”里厄说。
他注意到母亲的目光落在他的额头上，这些天连日的担忧和过度劳累已经在那里刻下了痕迹。“今天情况不太好？”他母亲问。“哦，和平常一样。”
和平常一样！那就是说从巴黎新运来的血清似乎效果比第一批差，而且死亡率在上升。此外仍不可能对患者家属之外的人进行预防接种；如果普遍使用的话，所需的数量将非常庞大。还有，大部分肿块不溃烂，就像它们遭遇了季节性硬化一样，给病人造成了可怕的痛苦。在过去的24小时里，出现了两例新形式的鼠疫；鼠疫正在转化[2]成肺鼠疫。在当天的一场会议里，疲惫不堪雪上加霜的医生逼迫心力交瘁的省长发布一项预防传染病通过口对口传染的新规定。省长按他们的要求发布了命令，但和以往一样，他们几乎还是在黑暗中摸索。看着母亲，里厄突然产生了一种几乎已经忘掉的感情，看着母亲关切地盯着自己的那双浅棕色眼睛，他好像回到了童年。“你从来都不害怕吗，妈？”“哦，到我这个年纪，没剩下多少东西值得害怕了。”“白天那么长，现在我又几乎不沾家。”“只要我知道你会回来。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你在干什么。她有什么消息吗？”“有，要是最新的一封电报可信的话，一切都像预期的那样好。不过我知道她那样说是为了防止我担心。”
门铃响了。医生对母亲微笑一下，走过去开门。
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塔鲁看上去像一头大灰熊。里厄请客人坐在书桌前，自己站在书桌后的一把椅子后面。在他俩之间是房间里唯一的一盏灯，书桌上的一盏台灯。
塔鲁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我知道，”他说，“我跟你可以坦白讲话。”
里厄点点头。“再过两个星期，或者最多一个月，”塔鲁接着说，“你在这里也没用了。局势会变得无法控制。”“我赞同。”“卫生部门效率低下——人手不足，比如说，你都忙得脚不沾地了。”
里厄承认情况确实如此。“对了，”塔鲁说，“我听说当局正在考虑实行某种人员征用制度，要求所有身体健康的男性参与和瘟疫做斗争的工作。”“你的信息没错。但当局其实对此不看好，省长下不了决心。”“如果他不敢冒险采用强制措施，为什么不号召志愿者协助？”“已经试过了。应者寥寥。”“那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没有号召力。他们缺乏想象力。官僚绝对对付不了真正的灾难。他们想出来的补救措施只能应付普通的头疼发热。如果让他们这样搞下去，他们很快就会完蛋，我们也会跟着完蛋。”“这是很有可能的，”里厄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他们正在考虑利用监狱的犯人做我们所说的‘繁重工作’。”“我宁愿他们雇用自由人。”“我也一样。能问问你这样想的原因吗？”“我讨厌人们被判死刑。”
里厄盯着塔鲁的眼睛：“那——应该怎么办？”“我想对你说的就是这个。我已经起草了一份招募志愿者援助组织的计划。让我得到实施这份计划的权力，然后我们把官员甩到一边。总之当局现在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我各行各业都有朋友；他们将组成一个启动的核心。我本人当然也会参与。”“不用说，”里厄说，“我非常乐于接受你的提议。人们普遍缺乏助手，特别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从事我这样工作的人。我负责让当局批准你的计划。毕竟他们没有选择。但是——”里厄犹豫了一下，“我认为你知道这种工作可能对参与者是致命的。但我必须问你一句，你考虑过这种危险吗？”
塔鲁灰色的眼睛沉静地迎着医生的目光：“你对帕纳卢神父的那场布道演说怎么看，医生？”
塔鲁问话的语气平平淡淡，医生的回答也很平淡。“我在医院待得太久，不欣赏任何集体惩罚的说法。不过，你也知道，基督徒有时候在谈论这类事情的时候是没有真正去思考的。他们比表面上看起来好。”“但是，你也像帕纳卢一样，认为鼠疫有好的一面；能让人睁开眼睛，迫使他们思考吗？”
医生不耐烦地摇摇头。“血肉之躯会得的每一种疾病都不例外。对世界上所有罪恶成立的，对鼠疫也同样成立。它帮助人们超越自身。总之都一样，只要你看到鼠疫造成的惨剧，你就会明白只有疯子？懦夫？瞎子才会向它屈膝投降。”
里厄刚刚抬高声音，塔鲁就微笑着向他轻轻做了个手势，好像想让他平静一下。“对了，”里厄耸耸肩膀，“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考虑过吗？”
塔鲁靠在椅背上舒展了一下身体，然后又把头探到灯光下。“你相信上帝吗，医生？”这个问题也是用平平常常的语气问出来的。但里厄回答这个问题用了更长的时间。“不相信——但是信不信有什么关系呢？我在黑暗中摸索，挣扎着想弄明白些什么。我很久以前就习惯这样了。”“那就是你和帕纳卢之间的分歧吗？”“我不这样想。帕纳卢是个博学的人，一位学者。他还没有接触过死亡，所以他能那样自信地谈论真理。但是每个访问过自己教区的乡村牧师，只要他听到过垂死之人的喘息声，都会和我一样想。他会先设法缓解人类的痛苦，然后再来解释痛苦的好处。”
里厄站起身来，他的脸处于阴影里。“我们抛开这个话题吧，”他说，“既然你不愿回答。”
塔鲁依然坐在椅子里；他又一次微笑起来。“假如我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呢。”
医生也笑了。“你喜欢故弄玄虚，是不是？好啊，来吧。”“我的问题是，”塔鲁说，“既然你不相信上帝，为什么又显示出这样的献身精神呢？我怀疑你的答案有助于回答我的问题。”
里厄仍然站在阴影里，他说他已经回答过了：如果他相信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他大可以不再治病救人，把病人交给上帝就是了。但世界上没人相信有这样的上帝；是的，恐怕帕纳卢也不认为自己信仰这样一个上帝。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人会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总之，在这一点上里厄认为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和客观事物做斗争。“这就是你对自己职业的看法？”塔鲁说。“差不多。”医生又回到灯光下。
塔鲁轻轻吹了声口哨，医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是的，你认为那样想的人自大。但我向你保证正是这一点自大让我坚持下来。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或者这一切结束后会怎样。目前我只知道这些；那里有病人，他们需要治疗。或许随后他们能想明白，我也能想明白。但现在需要做的是把他们治好。我尽自己所能保护他们，就这样。”“你在反抗什么？”
里厄转头看向窗外。地平线上的一道黑线显示着大海的存在。他感到的只有疲惫，然而同时又抗拒着一种突如其来的？想向对方倾诉一番的荒谬冲动；这个人也许是个怪人，但他认为他是自己的同类人。“我没有什么概念，塔鲁；我向你保证，我没什么概念。在我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可以说我是‘不自觉’的；只是因为我想做，因为它像其他行当一样是一门职业，一门年轻人渴求的职业。或许还因为它对我这样一个工人的儿子来说尤其难得。然后我不得不时常经历人们的死亡。你知道有些拒绝死亡的人吗？你听到过一个垂死的女人用最后一口气发出的‘我不要死’的尖叫吗？啊，我都经历过。后来我明白我永远不可能面对这种情景无动于衷。我那时候还年轻，我对这一切感到愤怒。后来我变得平和多了。只是，我永远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人们死去。我想就是这样。然而——”
里厄沉默着，坐了下来。他感到口干舌燥。“然而——？”塔鲁轻声追问。“然而，”医生重复着，然后又犹豫了一下，看着塔鲁说，“这大概是你这类的人能理解的。然而，既然世界的秩序注定是死亡，如果我们不仰面看着没有任何回应的苍天，拒绝信仰上帝，用我们的力量和死亡做斗争，那样会不会对上帝更好呢？”
塔鲁连连点头。“是的。不过你的胜利永远不会长久；就是这样。”
里厄的脸色阴沉下来。“对，我知道。但这不是放弃斗争的理由。”“不成为理由，我同意。不过，我现在可以想象这场鼠疫对你意味着什么了。”“是的。一场没有尽头的失败。”
塔鲁凝视着医生看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迈着沉重的脚步往门口走去。里厄跟着他，两人几乎走到并排的时候，正垂头看着地板的塔鲁突然说。“谁教会了你这一切，医生？”
里厄脱口回答：“苦难。”
里厄打开诊疗室的大门，告诉塔鲁，他也要出门；他有一位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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