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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2 01: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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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世伟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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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研究

中国模式研究试读:

丛书总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是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也是应对当前深刻复杂国际形势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提高治国理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高度重视、精心部署、全力推动。这也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目标方向。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古往今来,世界大国崛起路径各异,但在其崛起的过程中,无不伴随着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面对新挑战、新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需要加强理论前沿、重大战略、综合领域、基层实践的诠释和指导能力。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机构,201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率先在地方社会科学院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2015年又成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体制机制入手,以理论创新为突破口,围绕“国家战略和上海先行先试”定位,以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双轮驱动”为创新路径,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完成了一批中央决策需要的、具有战略和全局意义、现实针对性强的高质量成果。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实施三年之际,通过本套丛书集中展示了我院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中的成果,并将分批陆续出版。在编撰过程中,我们既强调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也鼓励针对高端智库决策成果中的热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希望本丛书能体现高端智库的研究水平、社科院的研究特色,对国家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为繁荣新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添砖加瓦。丛书主编2016年11月15日

导言

“中国研究”由20世纪国外相对冷僻的学院研究,到今天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各方关注的显学,特别是有关“中国模式”的思辩和争论,将“中国研究”进一步推到了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其中既有中国模式改变世界发展样式的“中国震撼”,也有中国只是“富强的崛起”而非“文明的崛起”的责难。在一片热议声中,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模式研究”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研究团队以学术思虑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理念,努力以各学科背景的更广阔视野来做中国的“问题”研究,探索她的发展之道。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变革,我们见证了中国以一个世代完成西方三四百年发展进程的大时代,使世界震惊的是中国走出的是不同于西方主流发达国家的一条发展道路。因此,如何向世人说明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解读中国模式、思考中国问题、探索中国价值,乃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神圣使命。“道”在中国文化与哲学中有六义:本原、法则、方向、方法、真理、规律。我们中国模式研究的旨趣在于探索当代中国发展之道,既是为了反思并破解当下中国改革诸难题,更是为了展望未来中国发展之前景。

因为,尽管当代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由于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成为世界现代化的落伍者,因此,必然会长期面临发展不足问题的困扰。由于当代中国拒绝了以资本主义方式完成现代化的世界通常模式,决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实践,因此,必然在探索中存在发展不明而待作出的原创性突破的挑战。由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内涵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嬗变,生态环境、社会和谐、人的发展、生活质量等内容组成新的评判标准,而近年来的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中期发展阶段,仍然致力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综合国力提升的传统任务,因此,必然出现种种发展不当的疑惑。由于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居于现代化先行地位的发达国家依托现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来约束上升中的中国,因此,中国必然会承受来自外部不利于发展的压力。由此可见,中国成长中的种种关于发展不足、发展不明、发展不当和发展不利的因素会彼此交集,从而大大增加了中国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大大增加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的中国模式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来重新发现与认识中国。

激励我们做这样持续努力的动力在于:当代中国正发生着自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这种巨变,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也实属罕见。我们几乎只花了30年一代人时间的奋斗与创造,便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和追求。这种迸发式的发展无疑展示了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空前积极性。然而,我们也深刻知道,在造就奇迹的同时,自身的探索和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不足,留下了不少遗憾,隐伏着种种失误,就此而展开的修复和矫正,需要偿付更多的心血。展望未来,中国发展道路能否最终定型,显示出不同于欧美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特殊品质,进而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足资参照的样本;中国自身能否顺利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并由此实现从一般劳动力向智慧型劳动力,从普通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现代化企业,从偏重商品输出到内需外需并重,从依赖技术引进到科技自主创新,从物质财富积累到精神世界丰满,从环境受损到生态复原,从社会紧张到整体和谐,这样一系列的跨越提升,又为我们提供新的智慧和新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我们由衷希望,理性思考的光芒能够照亮当代中国前行的道路,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努力下,我们一定会建构起能够有力诠释中国现象、有效引领中国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

绪论

最近几年来,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从国外传到国内,从媒体传到学界,从“体制外”传到“体制内”,各方人士从不同角度寻找“中国奇迹”的“内在奥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昨天和今天,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明天,乃至世界的明天。

一、“中国模式”讨论的二元对立

参与“中国模式”讨论的各方人士通常都承认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都认为这种成功背后有复杂因素,也都承认这种成功无法用现有的理论或模式来解释。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人们常常对同样的现象却有截然相反的意义诠释、因果说明和价值评判。这些分歧是中国模式讨论值得重视的重要内容。大体上,这些分歧可以概括为以下10个“二元对立”。

第一,最明显的一个对立,是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外许多人对中国发展的成就表示佩服、寄予希望,而有些人则对中国发展的成就疑虑重重,甚至视作威胁。

第二,在对中国发展成就本身作肯定评价的人当中,国外学者和在国外求学或从教的中国学者往往对这些成就的成因和未来作乐观判断,而国内的不少学者和领导干部在进行解释和预测时却常常比较谨慎,甚至有些悲观。

第三,与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相比,经济发展被普遍认为是最为成功的,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却被普遍认为是最为紧迫的。

第四,在总结中国模式之特点的时候,有人把中央集权看作是中国模式的核心,有人则把地方分权当作中国模式的核心。

第五,在评价中国模式之优劣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一部分人最肯定的,也是另一部分人最诟病的。

第六,在思考中国模式之形成的时候,有人强调后30年的成就明显大于前30年,有人则指出导致后30年发展成就的一些重要因素,如廉价劳动力、举国体制、地方积极性等,恰恰是前30年留下来的。

第七,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两个30年之间关系的时候,有人强调两者之间的连续性,有人则提出像从前的“阶级斗争”路线与如今的“和谐社会”理念之间很难做出圆融的解释。

第八,在解释中国模式之文化内涵的时候,有人强调古老中国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传统智慧,有人却认为当代国人的物质欲望和竞争意识比谁都强。

第九,在解释中国模式之思想基础的时候,许多人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但这种“试错”的方法与“模式”的概念恰恰是彼此对立的。

第十,对“中国模式”这个说法,一些人理直气壮地使用,一些人则认为慎提为好,甚至不提更好。

二、中国发展过程的三条线索

中国模式讨论中出现的上述分歧,是我们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重要角度。产生这些分歧,不仅仅是因为人们的主观因素各有不同,而且是因为中国发展的客观过程本身就包括了不同线索。大体上,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过程可以从以下三条线索加以叙述。(1)民族复兴。“中国模式”讨论的一大背景,是近代以来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我们不仅已经不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而且是一个可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民族了。(2)现代化。西方列强撞开国门之后不久,中国人就意识到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因此,“中国模式”讨论的另一个背景,是从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以后,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对现代化目标有如此清晰而全面的认识(从单纯的“富强”升华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具有那么多现代性的特征。(3)社会主义革命。一百多年前的“富强”之所以能转变为一百多年后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因为中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人民革命运动。起初以为“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的中国人民,很快发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中国在21世纪不仅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依靠这种制度的优势经受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影响全球的一系列严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也是中国模式讨论的一个重要背景。

必须指出,上述三条线索虽然可以同样恰当地分别用来叙述中国的发展过程,但当我们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的时候,却不能忽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矛盾。比方说,把民族复兴的线索和现代化的线索放在一起,就提出了如何协调“发扬民族传统”和“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把现代化的线索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线索放在一起,就提出了如何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市民社会等现代性要素与公有制、共产党领导、群众路线等社会主义要素相结合的问题;而把民族复兴的线索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线索放在一起,也使如何划清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之间界限的任务变得特别重要。

上述矛盾,在中国共产党过去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重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克服上述三个方面矛盾的结果。前面提到的中国模式讨论中的那些二元对立,从一个独特角度体现了中国发展所具有的三重性质,以及作为中国发展过程之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的“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复杂内容。

三、中国方式处理的四类问题

具体些说,如果确实可以总结出一个“中国模式”的话,它的核心内容应该体现在处理或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问题的中国方式当中。毛泽东论述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后来,江泽民论述过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12个重大关系,胡锦涛论述过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10个结合,而构成这些论述之基础的,是邓小平在1984年几乎同时提出的两大要求:“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及“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价值观念的引导,离不开资源条件的支撑,也离不开纵向的权力控制和横向的利益驱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对以下4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来理解所谓“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1)“价值平衡”问题。价值就是通常所说的“好东西”,但诸多“好东西”之间往往会发生矛盾甚至冲突,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排序、取舍,但最好是通过某种方式加以协调、达到兼顾。比方说,我们有必要处理好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效益的关系。我们也应该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人民的幸福与尊严的关系、价值目标与实践步骤的关系。我们还必须处理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关系,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以及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2)“权力配置”问题。从权力体制的构成原则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权力体制的运作方式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党的领导与行政系统或行政部门的关系。从权力体制的运作层次来说,关键的问题是中央和各级地方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的中国方式的中国特色最为明显,与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也最为直接,因此在中国模式讨论中人们提得最多,分歧也最大。(3)“利益协调”问题。首先是“国民关系”,包括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关系。其次是区域关系,包括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以及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最后是“群际关系”,包括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关系,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信仰人群之间的关系。(4)“资源利用”问题。首先是“人地关系”,也就是经济发展乃至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其次是“代际关系”,既包括当代中国人与祖先传统的关系,也包括当代中国人与后代福祉之间的关系。最后是“内外关系”,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周边地区和第三世界的关系。

上述四类问题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要面对的问题,但中国的规模、结构和历史决定了上述问题在中国特别棘手,而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效也特别重要。

四、中华民族精神的五个特点

上述问题究竟是如何处理和解决的,还需要做大量研究才能澄清,但这里可以对贯穿其中的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概括一些特点。(1)务实的理想主义。中华民族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追求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尊严,但同时强调在世俗生活当中追求理想目标,既自强不息,又实事求是。(2)辩证的理性主义。中华民族尊重规律,通情达理;但与以形式逻辑和工具主义见长的西方理性主义相比,中国传统的理性主义更善于协调矛盾,更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更善于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顺利时看到危机。(3)尚智的民本主义。“以人为本”与中华民族的民本传统一脉相承,而这种传统与民粹主义有重要区别。无论是“为人民服务”,还是“让人民满意”,都与尊师重教、任人唯贤的民族传统密切结合。(4)重情的团体主义。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乡土情结和国家意识,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化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作用的发挥不是靠僵硬的法条和盲目的信仰,而是靠团体对其成员的亲切关怀,以及团体成员之间的真挚感情。(5)好学的世界主义。“天下”观念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根深蒂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一贯志向。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传统是取经文化而不是传道文化,是求学文明而不是施教文明。中华民族的好学精神既是我们自己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法宝,也将是中华民族参与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资源。

方兴未艾的中国模式讨论提醒我们,在当今时代,我们面前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向何处去”,而也有点像“中国将引领世界向何处去”了。以虚心学习的态度对待中国模式讨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也不辜负全世界朋友的信任和期望。第一章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第一节西欧和北美人士有关

中国模式的讨论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从中国模式的概念之争、中国模式的特征、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以及中国模式的未来四个部分展开。一、概念之争:有没有“中国模式”

关于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大致有三种基本判断:一是把中国模式视为对中国成功经验的理论抽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尤其是近30年的成功,就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二是认为相比“模式”的成功性、可复制性、计划性等,中国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严重问题和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至少目前提中国模式还为时尚早;三是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将其置于批判的对立面,对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戒备和顾虑。(一)存在“中国模式”

1.“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成功经验的概括总结和理论抽象“中国模式”的概念缘起于2004年5月美国经济学家J.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将中国的发展经验概括为三个定理:第一个定理就是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利用创新(从基层产生和政府主导)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第二个定理就是创造一套新工具,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视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第三个定理就是中国模式包含一个自主理论,中国在做自己发展的事情时,不愿意受外界干扰,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指手画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前世界银行驻中国经济学家A.盖保德(Albert Keidel)也表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如果承认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的不断扩张和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那么就得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因为它是确保其成功的关键。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R.L.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在中国国庆60周年前夕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西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只强调中国的实际问题,而忽视了现实成就。所以,他表示,在向西方受众解释胡锦涛的观点以及中国60年神奇的发展之路时,会用“中国模式”来描述——这是一种全新的、系统性极强的国家发展模式,包括持续的经济增长、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势的央企(支柱产业)、活跃的私营(非国有)企业推进的自由市场等,其中,可持续性的发展和超级强大的中央政府就是中国模式的两大特点。

2.“中国模式”是对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独特性的概括

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M.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中国的发展与众不同,不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也和亚洲其他国家有所区别。中国发展的特殊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内部有许多关系需要处理;二是发展时机。中国发展的结果并非越来越与西方国家趋同,而是展示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模式,这基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李成在中国国庆60周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模式源于“中国奇迹”,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奇迹,才有了中国模式的说法。反观历史,也可以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能够以发展的眼光不断修正过去的错误,进而实现持续发展,就像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做法,也是中国能够取得今天这样了不起的成就所选择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治国模式。

3.“中国模式”是对30年发展过程的一种描述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研究员S.库克(Sarah Cook),在对近年来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改革的经验,并不是什么容易定位的“模型”。相反,中国模式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试验的和循序渐进的过程。“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及邓小平关于“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均体现了这一思路。在农业去集体化的改革,经济特区的建立,国有企业的解体,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市民社会的扩大和个人自由的增加,以及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中,都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政策干预回应具体问题,而当觉察到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领导层就会收紧中央控制或从改革中退回来。因此,中国改革发展中的所谓的特色,不是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一系列政策药方,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内灵活适应迅速变化的反应过程。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学教授L.巴克特曼(Linda Backteman)也认为,中国模式的概念可能是“虚”的,因为模式本身还在发展变化。但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的目标是“实”的,就是实现国富民强。中国模式堪称世界上所有发展模式中方向最为坚定、方法最为灵活的一种。如果要给“中国模式”做一个注解,那么可以说这是一个学习、创新、实践的过程。

此外,美国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期间和平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D.蓝普顿(David Lampton)在2008年写了一本题为《中国实力的三副面孔:军力、财力和智力》的书。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领导人极具战略眼光,矢志为人民服务,以工于心计见长。他指出,中国领导人的工于心计不是为了牟私利,而是为了国富民强,千方百计把中国的事情做好。这正是“中国模式”所产生的效应。美国未来学专家J.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2009年推出的《中国大趋势》一书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的观点。通过描述和总结中国发展的大趋势,J.奈斯比特指出,中国通过30年的改革发展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二)不存在“中国模式”

1.以缺乏独特性,否定“中国模式”存在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和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中国政治与商业研究中心主任S.肯尼迪(Scott Kennedy),针对J.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独特性的三点概括(即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逐一加以反驳,认为J.雷默的观点是建立在对中国政治经济的一种误导性的分析之上,与中国发展的现实特点并不一致。首先,科技创新并不是中国发展的核心所在,中国企业制造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大多都是外国设计或发明的。其次,没有太多证据表明中国正在追求可持续和公平的发展,相反,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还在急剧扩大。再次,中国其实遵循的是东亚发展模式,鲜有独创性的东西。总之,在发展政策和路径方面,中国需要证明其独特性,显然这很困难。

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同东亚模式之间的相似性而言,《时代》杂志资深记者M.舒曼(Michael Schuman)直言,中国大陆正在使用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都曾尝试过的经济手段:低廉劳动力条件下的出口经济、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有利国际条件。让中国“与众不同”并使其经济拥有特殊优势的是中国政府比别国政府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如对国有银行和资本流动的控制,但是,事实上即使这一点与其他亚洲国家也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因为,韩国将资本控制和国有银行作为其早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日本官员采用了各种方法引导银行向他们支持的项目贷款;将国有和自由市场导向的部门“混合”在一起的做法,是新加坡经济模式的基础。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也持相似判断。他认为,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进程的确具有其独特的一面,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

在“中国模式”的思想层面上,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Daniel A.Bell)认为,儒家学说对“贤人政治”理念和家长制作风的强调可以充实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理念,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模式也将是“贤人政治”理念和西方民主价值观念的混合物,也就是说,中国在现时和未来的发展因带有儒家学说的色彩而具有某种独特性。但以色列历史学家A.盖特(Azar Gat)却持相反观点,他认为,儒家学说的“贤人政治”理念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可找到范本,那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外,亚洲集体主义观念也很难剔除西方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

2.以不具备可复制性,否定“中国模式”存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要评判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就必须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分解为若干要素,并确定其是否具有独特性,假如某要素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可复制性,那么它就可以成为所谓“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但是,事实上,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方面都很难找到这样的要素。

首先,中国的政治制度独特但不具可复制性。脱胎于传统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苏联模式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融合了一些现代因素,虽然还带有苏联列宁主义的某些痕迹,但其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也正在茁壮成长;中国共产党既强调儒家学说的“贤人政治”理念,又强调现代的善治理念。这样的政治发展经验恐怕只有朝鲜、老挝、越南和古巴这样的列宁主义政党国家,才有可能借鉴。

其次,中国经济领域的发展经验确实具有独特性,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经济引进市场机制等等,但是,由于政府能够对经济领域实施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这种经验也很难为其他国家所复制。

再次,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能成为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来说,过去30年里,中国的福利国家色彩变淡了,许多人还未享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其他国家不会赞赏或复制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

最后,在国际领域,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新国家安全观”、“新国际秩序观”、“战略伙伴关系观”和“和谐世界观”等外交理念的确具有独特性,可以称其为中国外交模式的组成部分。然而,许多国家不愿意简单模仿或践行这些外交理念,它们看重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具体作为,而非其所思所想。

2015年春天,沈大伟提出了骇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宣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

3.以发展的不确定性,否定“中国模式”存在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L.Shirk)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8月举行的公开辩论中,认为中国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并据此断言,当“中国模式”的支持者彻底搞清楚其为何物之时,也许就是中国为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所限而被迫放弃“中国模式”之日。她将这种“不确定性”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谢淑丽认为,中国国内经济学家一直怀疑,是否存在一种以一贯之的“中国发展模式”。而且,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阶层需求的扩大,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中国政府正在寻求新的发展战略,如“自主创新”,就是这种发展态势的突出表现。

第二,为了提高合法性,中国逐步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谢淑丽认为,中国的领导人深知,在一个流动性强、受教育程度较高和信息发达的社会,只靠经济成功并不能获得大众的支持。和西方一样,面对不合格的食品、药品,勾结地方政府的开发商,以及排放有毒废水的化工厂,中国的民众也会不满、反对,甚至抗争。因此,无论是重大决策的公开听证还是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在今天的中国,为了增加合法性,中国的政治家并非仅仅依靠国家主义和儒家传统,而是在引入透明、法制和民主。

第三,不仅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理念尚处于调整之中,而且中国发展模式的效用也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当前的“制度优势”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障碍因素。比如,中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它可以极为有效地集中使用国家力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段,这种能力在应对危机和调配资源时颇为有效,但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其效用则有可能大打折扣。中国未来能否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剔除长久以来所倚重的“制度优势”以及能否让民众更多发挥创造性。

第四,不能忽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贫富差距扩大、腐败和环境污染严重,中国能否成功解决这些问题,也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以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或者以此认为中国模式尚未成型,这样的观点在西方社会很普遍。再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从长达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来看,30年只是短短一瞬,最多只是走完了长周期的一半;30年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说明什么,若不梳理清楚其中机理,接着出现30年的经济衰退也并非不可能。更何况,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国富民不富”,实际上,长期保障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并提高其生活水平才是经济发展永恒的追求目标。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M.伦纳德(Mark Leonard)在其《中国怎么想》一书中指出,在中国这个社会大实验室里,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出现,或许有一天它会形成一个明确的“中国模式”——一条其他国家可以追随的、另类的、非西方的道路,但不是现在。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历史学家T.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也认为,中国当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当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之后,才能准确了解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之所以还未完全成型是因为,“中国模式”的思想基础除了儒家理论外,还包括列宁主义、资本主义、道家、社会主义、中国法律传统等诸多思想因子。

4.以不具备有效性,否定“中国模式”存在

2009年5月2日,英国《经济学人》发表评论文章《中国的经济奇迹》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证明其发展模式的有效性。中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于资本的流入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只要投入资本和劳动力,就会产生经济增长,但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都会面临边际效用递减的现实,所以当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增加投入就不会产生经济增长。事实上,技术才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手段,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仍在大量购买西方技术。在临界点到来之时,中国若还不能改变此种现况,其经济增长率就会下滑到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水平。同样,假若中国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有效激励和政策支持,其经济增长率也会下滑。所以,当中国还高度依赖西方消费需求和西方式资本主义技术创新时,不能认为其发展模式具备有效性。此外,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也欠缺有效性。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认为,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它对世界的影响力就很有限。

5.以不能满足“模式”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三种含义,否定“中国模式”存在

中英可持续发展对话的国家协调员L.霍恩法萨诺塞(Leo Horn-Phathanothai)认为,“模式”至少应该具有三种含义:成功、可复制和周密计划,但“中国模式”在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就成功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起飞阶段的东亚国家相比甚至还稍逊一筹,而且,虽然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也存在着环境的恶化、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等。就可复制性而言,中国在人口规模、历史和文化方面都具有特殊性,比如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特有的社会风俗,儒家文化传统对社会秩序优先于个人自由的强调对其成就的取得功不可没。就周密计划而言,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并非事先设计或计划的结果,而且,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试点改革以外,民间的很多创新也是推动改革的关键因素。总之,在L.霍恩法萨诺塞看来,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以务实的态度抓住了机遇,顺应民间的创新要求,并有几分运气成分在里面。由于中国取得的成功有限,不具备可复制性,而且事先未经周密计划,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三)把“中国模式”置于批判的对立面

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的编辑R.塞缪尔森在2010年2月15日一篇题为《中国“老子第一”世界观背后的危险》的时评中写道,中国的经济从1978年起迅速增长,美国人希望随着中国的富强,她的价值观和利益会逐渐接近美国,但是,事与愿违,已经崛起的中国一面高谈稳定压倒一切,一面不断重提被列强欺辱的历史。在R.塞缪尔森看来,“中国模式”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的基石是“中国第一”。“中国第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甚嚣尘上的“孤立主义”不同。美国当年的“孤立主义”表现在拒绝参与世界事务,而中国的“老子第一”表现在当世界秩序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就参与,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就退出。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振兴中国的外向经济,中国就积极参加,而加入减排公约可能抑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就拒绝参与。这样的“处世”行为可能会导致中美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美国有因自己特殊(自由、个人主义和民主)而滋生的傲气,中国有因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强盛)而产生的骄傲,两国之间因贸易和汇率产生的摩擦加上政治制度的差异,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可能因为偏见和决策失误走上一条不归路。

美国俄勒冈大学的教授A.德里克(Arif Derlik)专门写了一篇批判“北京共识”的文章。他说所谓的“北京共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国外的企业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大军。“北京共识”的成功也正是它的失败。鉴于它高昂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北京共识”难以持续,它的崩溃指日可待。

美国的另外一位学者I.布鲁玛(Ian Buruma)于2007年写了一篇题为《2007,中国模式年》的文章。他说,中国从暴政和贫穷里面走出来,而且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可歌可泣。但是,“中国模式”有令人感到困惑甚至愤怒的一面。虽然中国人的自由现在很多了,但是任何一个人想要组织一个协会都很困难。他说,中国模式不讲民主,只讲金钱,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中国特殊论在他们看来就是普适价值——所有这些国家的人不愿意搞民主,他们看到中国的发展,坚信不用搞民主,同样可以把经济搞上去,同样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对“中国模式”批评最为猛烈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孟捷慕,他以前是《洛杉矶时报》驻北京的记者。2007年,他的一本小册子《中国幻想》对美国人正在改变的中国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孟慕捷认为,“中国模式”从本质上讲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模式”影响力越大,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就越弱。2007年7月,孟慕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时评称“中国模式”是“只有财富没有自由的模式”。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美国人必须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看待中国模式,这不仅事关美国的安全和昌盛,而且事关美国的使命能不能够成功。美国使命就是在世界上推进一个政治开放、人人自由的制度。如果中国模式成功了,那美国所代表的理念和价值就面临破产和失败。二、中国模式的特征

欧美承认“中国模式”存在的学者,由于其解读中国成功原因的视角不同,也会对中国模式的具体特征作出不一样的判断和概括。总的来看,大致有三种解读视角:总体特征、经济特征和政治特征。(一)总体特征

1.“威权资本主义”

西方许多学者通过与东亚模式的类比来概括中国模式的特征。他们认为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发展战略类似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等东亚新兴经济体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快速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政治威权主义、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总编辑赵穗生(Sam Suisheng Zhao)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内部研讨会上指出,中国模式就是东亚模式的21世纪变形,它是一个非意识形态的、务实的、试验性的改革道路,强调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政策。大致呈现三个特质:第一,驱动中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并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教条或原则,而是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务实主义。它以试验性的方式,拒绝苏东式的“休克疗法”,通过既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加以运作,使改革呈现出零碎且渐进性的特点。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由一个强大且发展导向的国家机器所带领,其首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强调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贯彻和执行长期性战略计划时,避免民主体制中因经常性变化而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所带来的干扰。第三,如同其他成功的东亚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曾向西方模式取经,但其独特之处在于,共产党政权能够掌握何时、何处以及如何采用外来观念的政策主动权。在取经“华盛顿共识”对市场、企业家精神、全球化的重视时,拒绝或修正了会大幅度降低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这样的模式,《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版主编R.卡里克(Rowan Callick)直接将其概括为“自由市场”加“威权主义”,即“威权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模式”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在经济上,模仿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外开放,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通过国家和私人融资来建立一流的基础设施,国家垄断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领域;在政治上,共产党牢牢掌握政权,控制言论自由。相对于典型的威权主义或集权主义体制,其优势在于创造巨大的经济增长,使人民感到幸福。中国模式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一基础之上,中国政府无论在经济管理还是政治方面都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理念。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Bai Gao)从全球化下的国家建设理论视角出发,将中国国家能力的性质和特征概括为6个方面:第一,威权主义国家。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转变为威权主义。国家不再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行渗透和干预,而是允许有限度的多元化,放松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和增强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来平息和转移人民的愤怒。第二,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去国家干预为三大基石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共产党只是把新自由主义当作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从未真正放手让市场统治。第三,发展型国家。中央与地方政府用各种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第四,捕食型(掠夺型)国家。国家抽取了大量本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却提供极少的公共物品,腐败现象屡见不鲜。第五,改造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放弃计划经济,“抓大放小”,出售国有中小企业以甩掉财政负担,仅对大型国有企业实行控制。第六,法团主义国家。它既能满足(至少是目前)新兴利益集团表达政治利益的需要,又能使共产党对这些法团进行操控(如更换领导人、控制其财政等)。正是这6个方面的结合,缔造了中国这一经济迅猛发展、政治不十分民主的产物。其中,威权主义是本质,当然其他5个方面也同样不可      

忽视。

2.“国家资本主义”

不少学者在解读中国模式时,强调国家的作用。英国资深媒体人、《观察家报》专栏作家W.赫顿(Will Hutton)将“中国模式”概括为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以独特的方式对待资本主义,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它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又受国家的指导,而国家必须时刻牢记提高十数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以免面临合法性危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专家M.怀特(Martin King Whyte)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政治和行政体制的重大结构性变化促成了经济发展。首先,是党和国家各级官僚的选拔、提升和激励等机制的迅速而全面的转变。中国迅速从一个“德治”国家变成“绩效制”国家,摒弃了毛泽东时代后期严禁采用的物质激励,采取数量化的体制来评估和奖励地方官员,用经济发展的成就作为决定报酬的主要指标。其次,是行政分权以及财政管制方面的国家行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和企业被赋予相对安全的行政和财政安排,能够专心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发展经济,并保证一旦成功,所产生的收入增量绝大部分可以用于地方,更不用说给负责者金钱奖励了。这些变化所释放出来的地方企业和政府的激烈市场竞争,是中国新的经济活力的基本来源。最后,与东亚模式不同的是,中国政府使用国家权力主要是为了推动市场、巩固竞争、引发市场导向的激励,而不是试图从那些与国家关系最紧密的企业中挑选胜者和偏爱者进行投资。绝大多数经济增长是通过私人企业、乡镇企业、外资和其他计划外企业的增长实现的。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中国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著名学者B.诺顿(Barry Naughton)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中指出,政府主导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不过,在不同时期政府主导有进有退,程度不同。美国《新闻周刊》的评论文章也认为,中国能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运转良好,是因为务实的领导人着眼于缓慢但稳步的自由市场转型,在此过程中,国家始终发挥着强大的干预和稳定作用,形成了一种“指令性资本主义”。在经济衰退时,这种指令与控制型体制实际上比其他市场体系更为有效。M.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用八大特征概括了中国现代性,其中特别强调的就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国家和教育。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是建国后,国家均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并被赋予巨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抓住了“国家”的秘密,在他看来也就抓住了中国模式的核心。“虽然中国已经推行市场改革,但各级政府在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法国学者、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T.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在法国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的一次研讨会上,将在摸索中逐渐形成的“中国模式”称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独特道路,并从六个方面解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第一,国有企业具有重要地位。尽管已被授予管理自主权,但它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央或地方政府,党和政府亦从国有经济中获得了地位、政权和成功,他们的合法性是以劳动者的共识、“工人阶级”的支持为基础的。第二,股份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仍然受国家监督。政府通过股份制赋予企业自主权,实现政企分开,通过混合所有制找到与外国企业的共同语言,筹集资金。但它们不会占据主导地位,与西方企业因股东企盼而追求赢利不同,中国各级行政部门并不将赢利作为唯一目标。第三,农村特殊的社会主义面貌。中国的农业既不是国家农业,也不是合作农业,而是一种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即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定期分配土地。农民不能出售土地,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大地主死灰复燃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第四,中国的经济仍然主要是负债经济。即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仍然主要依靠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第五,计划性尚未消失。中国一直都会制定五年计划和十年计划,虽然不再会下达强制命令,却间接发挥着指导作用。第六,当然,基础公共事业有待完善。从基础公共事业的水平来看,该模式尚显不足,比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福利国家的建设才刚刚起步。(二)经济特征

鉴于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危机时期在经济上的出色表现,欧美等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分析中国成功背后的原因时,对于经济因素的探索往往情有独钟。他们将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征大致概括为以下两点:

1.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

部分学者认为,就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言,中国到目前为止实施的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中美经济与安全评论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T.帕利(Thomas Palley)在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解释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以减少计划经济的规模,增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经济为目标的。中国经济取得发展的原因在于,它在展开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实施了明确的内部和外部的资本积累。外部资本积累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内部资本积累依赖于国有银行对国企的信贷支持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样,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拉迪(Nicholas Lardy)也从投资、消费、商品和服务净出口三个方面分析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认为,扩张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与投资相比,消费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性在减少;商品和服务净出口成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增长源。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M.佩蒂斯(Michael Pettis)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视为亚洲增长模式的加强版,其核心是家庭收入对制造业和投资的补贴,并总结了中国内部资本积累的三大核心机制。第一,低工资。工资的增长水平被限制在远低于工人生产力的增长水平之下,迫使工人补贴老板。第二,汇率低估。通过提高进口成本,在可售商品领域补贴制造企业,减少了工资的真实价值。第三,金融抑制。中国通过把家庭存款转移给银行,借款者再从银行以被压低的利率获得贷款的形式实现了每年5%—10%的惊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资本的低成本,也许可以解释中国看似矛盾的资本密集型增长而非劳动密集型增长——人工是很便宜,但是资本几乎是免费的。

2.渐进主义的转型战略

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很多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时,不约而同地将中国与俄罗斯进行比较研究。从这一视角展开探究的大多数学者认为,俄罗斯转型失败而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俄罗斯采用了新自由主义药方——“休克疗法”,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转型。苏联问题专家D.科茨(David M.Kotz)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从分析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出发,比较了俄中两国的经济转型经验,认为俄罗斯转型的主旨是国家从对经济生活的管制中快速退出,而中国采取了国家指导下的转型战略,“是抓住而不是放手”。如逐步放开价格控制、长期推迟国企私有化、在大型国企的决策中保留国家指令、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国家对银行系统持续控制、国家控制跨国贸易和资本流动等。他对这一战略持肯定态度,认为社会中唯一能指导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机构就是国家。

在对中俄转型经验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中,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G.卡扎克维奇(Gennadi Kazakevitch)教授和R.史密斯(Russell Smyth)教授认为,中国进行的是一种以农业自由化为重点的快速改革而不是谨慎的渐进式改革,即所谓“隐性的”休克疗法。但中国经济的自由化不是通过撤出政府对现有公共部门的控制来实现的,而是依靠迅速增加国民经济中新兴私有企业的比例来实现的。这一点加上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中国对外商的吸引力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1978年之后,中国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方式与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是相矛盾的。M.怀特(Mavtin King Whyte)在《中国经济繁荣的悖论》一文中将中国渐进主义转型战略取得成功的原因概括如下:其一,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坚定决心推动了市场化改革,向全社会和负责落实政策的官僚机构发出了信号,每个人的未来都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取决于从这种新体制中获益。共产党的统治和国家权威在中国都没有崩溃,也为新的政策导向确立了威信。其二,中国的主要经济资源是廉价但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企业和服务的增长推动了市场改革策略,对中国道路的成功亦有助益。(三)政治特征

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模式”就是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变种,即由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经过经济发展,最后走向了民主化的道路。所以,他们一般认为,“中国模式”表现在政治上的特征,就是威权主义。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

1.“威权主义”不能准确概括

2009年2月23—24日,中西学者汇集温室论坛展开建设性对话,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项目主任许慧文(Vivienne Shue)就提出,用威权政治来描绘中国已无太大意义。中国的政治体系非常复杂,且仍在持续改进,许多政治变革举措正自上而下地推行,没有迹象显示变革会停滞不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P.巴德汉(Pranab Bardhan)在其《觉醒的泥足巨人》一书中也表示,民主和发展的关系非常复杂,威权主义对发展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实际上,威权主义扭曲了中国的发展,显赫的政治家族扭曲了国家金融的分配,不受问责和追究的地方官员与地方企业勾结,把资本主义推向极端,无论是霸占土地还是环境污染都是如此。黄亚生比较了中印两国经济成功的不同时段和关键因素后,也质疑了威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不是政治强制,也不是基础设施建设、开放和吸引外资,而是政治自由民主化改革”。

2.一种统一的混合体制

沈大伟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领域也在向国外取经,把国外的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逐渐变成一种统一的混合体制,它吸取了东亚新威权主义、苏联列宁主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拉美社团主义等的优秀因素,并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中国像一棵树,根是中国文化,主干是中国特色,各个枝干是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这种体制,非常有适应力和弹性,也有很大发展潜力。

3.自上而下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纵向民主”

世界著名未来学家J.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和D.奈斯比特(Doris Naisbitt)在《中国大趋势》一书认为,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模式。与西方由多个平等的政党组成,以选举制度为基础“横向民主”不同,中国的民主模式是“纵向民主”,是垂直的,它由一个庞大而稳定的领导层和一个同样庞大的民众基础组成。这种民主模式保持着良好的一致性和连贯性,通过领导层与人民间的互动来实现意见统一。同时,这也是一种动态民主,领导层与民众之间始终保持沟通,不断变化调整,从而维持平衡,达到社会和谐。这种“纵向民主”的优势,一是能够着眼长远,从长计议;二是决策效率提高,能办大事。这种民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体系,政府信任人民,人民信任政府。这一模式适合中国历史、中国人的思维以及对于和谐稳定社会的追求。

4.协商式列宁主义的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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