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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2 09: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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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教师月刊编辑部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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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月刊:学生处主任王赫(大夏书系)

教师月刊:学生处主任王赫(大夏书系)试读:

前言

如何在语言中定义自己文_林茶居

和年轻的同事谈事,聊到一些教育QQ群,她对一些教师说起话来“不像教师”感到疑惑。我说:“把自己太当回事,就容易生气;把自己不当回事,就容易流氓。”这句话的意思进一步说就是:前者的话语模式趋于专制,一副真理在握不可冒犯的姿态,背后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后者的语词习惯往往粗鄙,怎么难听怎么说,不过他可能觉得很好玩,很幽默。两者都不想或不会好好说理,似乎被某个恶念牵引着走,不是施虐就是自虐。

网络的虚拟性,避免了面对面时必要的“人之常情”,使交流变得直接、便捷,同时也会使交流双方(各方)带上更多个人臆想、猜测的成分。所以QQ空间里的陌生人对话,很容易产生敌意或暧昧不清,“网恋”由此而来,“网恨”也由此而来。

有人认为,网络嘛,没什么大不了,说过就过了。其实不然,网络上的聊天记录可以删除,扎进别人心里的刀子很难拔出。还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网络与生活是两回事,网络上的痞子在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君子。事实果真如此吗?不管多么虚拟,网络世界同样是现实世界的投射,同样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倒影。网络上的发言内容及发言方式,同样反映了一个人的心性和气度。面对无边无际的虚拟空间,有的人确实变得无所顾忌,任由情绪泛滥,只求一波又一波的网络快感。“我爸是李刚”这类骄横而愚蠢的“官二代宣言”,实际上也是很多成年人的精神广告和心理机制,只不过,这个“李刚”或者是其与生俱来的身份优势,或者是他者赋予的权力体系,或者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威权幻觉。如果没有“我爸”,他也会设计出一个“我儿子”,想尽办法占领一个制高点以便君临天下。

我并不是希望网络变得像央视春晚那般和气、喜庆、莺歌燕舞,或者如一些官媒那般单调、准确、八稳四平,而是想探讨,当我们拥有了相对自由的交流空间及途径(QQ、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如何镇守内心的城池,把持语言的分寸;当网络撑开了一个话语开阔地,我们如何避免自乱了阵脚,扭曲了初心,不仅没有挣脱原来的意识形态枷锁,还堕入新的牢笼,不知不觉就成为某种“坏文化”的一部分。

我时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教师开口“砖家”闭口“叫兽”,好像不这样说不足以表达怀疑和愤懑。每每我都一声叹息,心想,还好,“教师”没有很“坏”的同音词、近音词,不然估计也难逃被从称呼和语言上肆意蹂躏的厄运—最接近的词是“搅屎”,只是我尚未见过有人以此嘲讽“教师”。

同病相怜有时可能算不上美德,但弱者对弱者的施暴绝对是一种可怕的大病—在今天的舆论场中,教师、校长不是和专家、学者、教授、诗人乃至城管、协警一并屡遭歧视而成为弱者么?以此发泄的人,爽是爽了,痛快是痛快了,结果是这些职业群体(人)的日趋小丑化、边缘化。长此以往,只能导致相关职业就业环境的不断恶化,以及语言交流机制的磨损和卡壳。

教师如何在语言中定义自己?这在以前,或许只需从课堂教学、师生交往的教育现场中来考量即可得出大致结论。网络时代,这个问题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变得复杂异常。它不仅仅是网络素养、网络道德的问题,更关涉一个人是否具有独立的精神、平等的人格、宽容的态度。

谁也无法否认,“你的关键词建设了你的语言容貌”,你的网络语言同样建设了你的精神形象。作为教师,除非在私人场域,不管面对学生,还是在其他公共场合,都应该深怀语言自觉(文化自觉),至少,不喊打喊杀,不自残自贱,不做坏语言的帮凶,不做古老、优雅的汉语言的敌人。

我也曾经听到过这样的声音:网络用语给汉语带来了活力。对此我持谨慎态度。语言的再造与更新,一定不是来自“语言集体主义”的鼓噪,不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诚如1980年代充满争议的“朦胧诗”,1990年代饱含辛酸的“打工妹”,21世纪第一个十年异常显豁的“新课程”,这些语词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汉语,是因为它们来自现实深处,并参与了社会、文化、时代的深刻变革,由此而具有强大的命名能力(及笼罩能力、诠释能力)。就像“一月”一词,恰到好处地命名了一个新年的开始,定义了青草的悄悄萌发。

专栏

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的电影青春美学课

文_周勇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的文化研究课已经开了一个多月。2014年11月3日的那堂课上,我对学生说,2013年年底,哲学系毕业的歌手陈绮贞出了新专辑《时间的歌》,不妨去仔细研究一下其中的歌词,看看她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喜欢表达什么样的意象,或者喜欢将什么具体的东西放进歌词里—比如巧克力。

我还向学生推荐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的《米什莱》。当代西方人的喜好及生命存在不能打动巴尔特,他在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米什莱那里找到了令其兴奋不已的生命存在:一直处于贫病交加之中的米什莱是个“喜欢吃历史的人”,而且米什莱特别喜欢历史中的“血液”,甚至认为“血液是历史中的关键物质”。米什莱以罗伯斯庇尔之死为例,发现其中有两种血液在较量,最终唯独女人才有的“极品血液”,吞没了罗伯斯庇尔的那种“贫瘠的血液”。

我很难认同巴尔特的生命美学品味,更不会把历史的本质内涵想象成不同“血液”和“身体热量”之间的较量,但仍希望学生能像巴尔特那样细读电影、小说、音乐等文化文本中的生命存在形式。如果持续关注下去,文化研究课便可以成为生命美学教育了。

因为有这样的期许,我尤其喜欢向学生推荐侯孝贤的电影文本。我总觉得他的电影文本可以让我们深入思考当代大都市芸芸大众的生命存在方式以及生命体验。只是,他的电影并不叫座。这也让我担心,侯孝贤生于1947年,“90后”的学生会迷上他的生命叙事与生命美学课吗?还好,一个月实验下来,新一代学子作出了不少让我高兴的反应。大家基本上都喜欢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恋恋风尘》。我因此想推荐其他作品。本文即介绍《最好的时光》,藉此感受侯孝贤的电影青春美学课。

影片由三个青春故事构成。第一个名为“恋爱梦”,时间是1966年,地点是高雄旗后的一间撞球室(即桌球室)。高中毕业的秀美(舒淇饰演)、阿震(张震饰演)和其他同龄人在撞球。没有人说话,除了清脆的击球声外,只听见影片开始便响起的背景音乐Smoke in Your Eyes。在经典情歌的陪伴下,秀美和阿震一起撞球。如此简单的“恋爱”,且只有一首歌长的时间,但它就是侯孝贤最先呈现的美好青春体验。歌曲结束,镜头切换,另一个女孩出现在撞球间。原来,阿震恋上的第一个女孩并非秀美,而是春子。撞球间还没有人来,管理员春子在刷球台,让台面变得和她的衣服一样,一尘不染。阿震进来,看了一会儿春子,什么也没说,只递给她一封信便走了。

侯孝贤省去了描绘阿震恋上春子的过程。这是一段青涩无望的单相思,根本不值得刻画的恋爱,所以侯孝贤只需直接描绘结果:接到兵役通知的阿震想在离开前,将自己的情感写成信,交给春子。春子看了信,但看完便把信放进了抽屉里。阿震乘船离去,他独自坐在船头,浮想春子的回应。他不知道春子没有感觉,也不知道春子也要离开高雄。

就在阿震浮想春子的回应时,秀美提着行李,立在另一艘船的船头,两艘船交错驶过。秀美是来接替春子的。老板娘很善良,像妈妈一样对待秀美和春子。侯孝贤以极其自然的镜头刻画了秀美、老板娘、老板娘的儿子、即将离去的春子一起吃饭的场面,这可以让人记住1960年代台湾朴素、干净、温馨的家庭与社会氛围。

秀美开始上班,整理抽屉时,她看到了春子丢下的那封信。春子对阿震确实没感觉。但侯孝贤或许想让我们相信,老天怜惜人情,会让阿震那份单纯但却无人珍惜的感情落入有缘人心里,而秀美正是那个与阿震有缘的人。我们也因此知道那封信到底写了什么。

信写得整洁、得体,秀美看得很认真。张震的旁白适时响起:“春子小姐,很冒昧写这封信给你。我要去当兵了,昨天收到家里寄来的信,说我的兵役通知单来了,要我尽快回家。时光飞逝,想想自己这两年,大学没考上,母亲去世,未来的日子茫茫不可知。跟你说这些,是想谢谢你。这段在旗后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衷心盼望能收到你的回音。敬祝安康。”

阿震十分渴望春子理解他的迷惘和一片情意。他“敬祝”完,还“P.s.”了一段文字,说“有一首《恋歌》,歌词是这样的。”这时音乐再次响起,正是那首闽南语老歌《恋歌》:“思念你,思念你,你我离别三年啦……”总之,阿震还未认识秀美,他的心情和对恋爱的渴望,便落入了秀美心里。接下来就看两个人如何相识相恋了。

阿震提着行李箱来了,春子早已不在。秀美告诉他,春子去台中车站了。阿震听后,知道没有办法了。他呆坐了一会儿,问秀美叫什么名字,然后和秀美一起撞球。看到阿震打得很好,秀美露出了笑容。两人一直打到晚上,阿震只说了一句话,叫秀美认真点儿打。

结束时,两人才有算得上亲近的对话。阿震说:“我要走了。”秀美问:“要去哪?”“等下要去台北。”之后,秀美没有再问什么,她知道阿震为何要去台北。出门后,阿震回头看了秀美一眼。秀美笑了,“笑得像一支盛开的荷花”。秀美收工关门,快要关上时,阿震在敲门。阿震跑回来,是为了对秀美说:“写信给你。”

春天,秀美收到了阿震的信。张震的旁白声再次响起:“秀美小姐,还记得我吗?入伍前跟你撞球的那个人。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三个月了。春雨绵绵,此刻,营区正放着披头士的歌,Rain and Tears,就像我的心情。期待能再见到你。祝福,永远美丽。”秀美再次笑靥如花,沉浸在侯孝贤适时安插的优美旋律和动人歌声中:“Rain and tears, all the same.But in the sun, you've got to play the game……”

接下来的故事也十分自然、含蓄、优美。阿震请假来看秀美,但秀美去了别处。于是阿震开始想尽办法寻找。从高雄到嘉义,再到秀美家里问秀美妈妈。最终在虎尾的撞球间,阿震找到了正在上班的秀美。秀美转身看见阿震,吃惊又高兴。阿震说“很久不见”,问秀美有没有吃晚饭,几点下班。秀美问阿震怎么找到这里的,什么时候回部队。然后秀美倒茶给阿震喝,还向别人要了一支烟给阿震。等到秀美下班,已是晚上11点。阿震明早9点前必须赶到部队。两人来到路边夜市吃阳春面。阿震什么话也没说,一切都在心里。秀美也是如此。秀美带阿震去车站。两人一起看车次表,发现最后一班车是晚上9点50分。接着,最后一幕情景出现了:两人站在路边等车,阿震右手举伞,过了一会儿,他把伞移到左手,侯孝贤将镜头切到两人身后,并且推得很近,Rain and Tears的歌声再次响起,雨夜街边,很安静,阿震的右手和秀美的左手相扣在一起。

第一个青春故事结束了。青春作为一种生命存在,其可能拥有的美好体验就是由阿震与秀美的“恋爱”故事构成。侯孝贤将其称为“最好的时光”,其中的人与事,还有音乐,直让人想起孔子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阿震、秀美的青春生命皆是由“诗”一般自然美好的情感兴发而起,相恋时的简单对话和雨夜牵手,还有阿震写信时的认真与“敬祝”,则显示这些青春生命还具有很好的“礼”性教养,之后以优美音乐来作最后升华。

接下来,侯孝贤讲了第二、第三个青春故事。第二个发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第三个发生于2005年的台北。在第二个故事中,1911年的青春生命充满了古典美感,但在动荡的历史时局与传统体制束缚中,即使有幸相识相悦,也只能以“伤心”收场,而梁启超发起的政治改良运动又与普通生命的期望相离太远。1960年代,普通生命终于迎来相对自由静好的生活,阿震、秀美这样的“好男好女”因此可以雨夜牵手。所以第二个故事可以让人更加珍惜第一个故事中的美好青春体验。

但到2005年,一切又变了。由于篇幅有限,同时也不忍评论其中的青春生命及其种种疲惫、迷惘、痛苦、空虚的存在状态,所以只提两点:首先,侯孝贤对于1911年或2005年的青春生命存在并无任何贬低,相反,对于任何青春生命,他都十分同情;其次,侯孝贤这堂电影青春美学课很想告诉我们,就中国台湾地区而言,“最好的时光”或美好的青春生命体验只存在于1960年代。这一点或许会引发不同意见。本文的立场是,阿震与秀美的青春故事的确很好,无缘亲身经历的人将其记在心里,也能获得美好的生命体验。

教育的细节

文_朱永通

朱永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策划部主任

2014年9月,女儿上初中了。第一周周末,女儿谈到她们第一次班会课,班主任反复交代的一个作业“要求”是:每天晚上10点前务必完成所有的功课,若作业还没做完,就不要做了,先上床睡觉。第二天到校,没有完成作业的同学,须跟课代表说明原因,究竟是作业太多所致,还是自己拖拉造成的。若是前者,班主任会及时跟各科老师协调;若是后者,自己就需努力改进,养成好习惯。听到这个细节,我满心欢喜。睡眠第一,还是作业第一?教师的选择,足以判断出孩子所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今天我们做教育,校园文化建设也罢,教学变革也罢,一定要搞得轰轰烈烈,时不时要举办个大型活动,或者印制一些又厚又精美的宣传册,好像唯有如此,才算得上是在做教育。其实教育不是时尚,不需要多么时髦,更多的时候,教育藏在一个又一个看似平常的细节里。任何一所学校的细节都不是突如其来的,往往和它的文化有疏密不一的联系。

看一所学校是否有人文气息,不用去琢磨那些贴在墙上给人看的标语或“理念”,也不用费心去加减乘除考核指标的得分,有时一个细节就足以说明问题。2014年4月,我到广东增城讲课,前往会场时,大雨如注。陪同的增城中学李老师一再提醒司机开慢点,“宁可迟到,也不要急”。我不由称赞李老师的细心。他笑道,还有什么比生命安全更重要呢?每逢雨天或台风天,宋东胜校长总会反复交代大家,宁愿迟到,也不要闯红灯,或者开快车,为了快几分钟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一点也不值得!

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处理细节,看似偶然,实则是不同教育理念鲜活的写照。今天的教育虽有太多不可逆的牵制,但一所学校有无人文气息,关键还在于校长的眼界与境界。前不久,我到深圳讲学。结束后,和杨勇校长漫步于清林小学。在操场跑道旁,我们同时被眼前的一地落红震住了。缓过神来,我开始咔嚓咔嚓使劲拍照。杨校长说,来,我给你拍一张。我欣然站定,仿佛一下子净化了。当许多学校还在津津乐道所谓校园文化、办学特色时,杨校长已经在校园中把美日常化了。孩子们每天生活在他精心建构的美的世界里,是多么幸福!杨校长说:“我交代校工不要把这些紫荆树的落花都扫光,每个角落都留一些,若有若无的,让孩子们周一上学时能看到。”一个人的审美素质需要多看好东西才可养成,杨校长深谙此道。可惜,像杨校长这样的好校长还是太少。我曾跟某校长谈到南方的校园里可多种一些木棉树,他马上反驳:不行,木棉花一落,不好做卫生!——没有对美的敏感而大谈特谈校园文化,无异于隔靴搔痒!

对美是否敏感,往往意味着对人是否在乎,是否能在学校日常化的细节中渗透人文关怀。一所注重细节的学校,会对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都异常上心。我常到各地的小学听课。我注意到教室里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学生的书包太大,装的东西太多,课桌的抽屉根本放不下,大部分学生把书包放在椅子上或挂在椅子的靠背上,上课时只能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子挺得直直的,以免压到书包;也有一些学生干脆把书包放在脚边的地面上,这样当然可以坐得舒服,但必须付出书包容易脏、容易绊脚的代价。我问过一些校长,他们给我的答案是:“桌椅都是按国家标准配置的,没办法!”我的思考是,这个问题往深的层面去想,的确没办法,因为根源有二:一是学生的负担问题,天天喊减负,学生的书包却越减越重,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书包就不可能有放进课桌抽屉的一天。二是大班化的问题,现在的教室面积也是按国家标准设计的,人数一多,就拥挤,空间就小,想要另辟空间来放书包都难。往浅的层面去想,虽然在治本上,学校的确困难重重,但在治标上,还是有些许努力的可能的,至少可以让学生坐得舒服些,又不让书包脏兮兮的。

在深圳市龙岗外国语学校,我到一年级听课,发现教室后面的黑板下,做了一个专门放书包的柜子,长度跟黑板差不多,共两层,每层有21个小格子,共可放42个书包。这个设计的优点是解决了学生书包没地方放的难题,但缺点也明显:一是学生拿、放东西不方便;二是影响后面黑板的使用,要出黑板报时需把柜子移开,比较麻烦。左:深圳市龙岗外国语学校一年级教室里的书包柜子右:福建省晋江市实验小学一年级的课桌

福建省晋江市实验小学在一年级作了这样的尝试:每张课桌的长度增加约20厘米,桌子右边做了一个类似电脑桌放主机用的长方形格子。这个设计的优点是学生拿、放东西都很方便,缺点是过道小多了,学生的活动空间相应变小。

当然,以上两个设计的前提是,班级学生数应控制在40人左右。但不管怎么说,能够重视这个细节,并想办法解决,就值得尊敬。因为这些具体化改造的努力,本身就是在层层禁锢的缝隙中投进的温暖人心的光束!

比起惊天动地的改革,一个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足以呈现学校的文化追求。忽略细节的教育,犹如没有了绿色的春天,很反常,很吓人。

教师需要一点娱乐精神

文_叶菊艳

叶菊艳 博士,现任职于教育部普通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最近在淘宝网上购物,随后收到一条短信:“叶菊艳亲,您的瑜伽装备正乘坐中通披星戴月向您奔去!请先验货后签收,满意记得给5分好评哦!有问题请旺旺联系客服![××旗舰店]”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短信,心里不免觉得可笑,同时开始嘀咕:“售后服务这么‘油嘴滑舌’,会不会说明他们的产品也不够严肃呢?又或者是我太过严肃刻板了,本来没什么?”心中这两种想法打架,索性转发到微信上,问大家的想法。

很快就引来一阵胡侃,有人云“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就是好来就是好”,有人云“喜欢披星戴月的赶脚(偷笑)”,当然,也有说“生人也能随便凑热乎的”,还有朋友说,他有一次收到的是“你的镖已经发出,没人截道的话,会……(龇牙笑)”……总之,本想严肃探讨、理性反思的一条微信,被娱乐化了。

由此,我想到上学期批阅试卷时,看到本应严肃而理性的答卷上,有学生却写道“在叶女神的课上……”,还有学生说“这道题所设定的情境我遭遇过,我当时的心情是……”后来同事和我分享了一份更绝的心理学试卷,其中一道考题为“举例说明特质的层次结构特征(15分)”。为了充分展现学生的语言特点,我原样转录如下:

答:竟然有人说不考特质……此刻心碎一地

特质的层次结构由奥尔波特提出,大概有七到八个结构吧。对不起,我真的不记得他说了啥层次TT.不过之前学心理学原理的时候,人格那一章有说到特质理论,包括Big-Five……虽然没提到奥尔波特,但是那里好像也有对特质进行分层……分为核心特质、首要特质、根源特质、次要特质等.例如核心特质是缺爱,首要特质是理性,专注,次要是喜欢之类的-.-.其实特质理论就是用特质词去描述界定人格会有分层次结构,也会有相应特征,上面那种的特征……核心向外分层.(说了这么多,还是想尽量有分拿.TT)

整份答案充斥着网络用语和个人内心情绪的表达,还假想了对话者。其中出现了好几处标点错误,如句子讲完了没有句号或者用“.”表示,语句也断续不通,如同网络互动情境中为了打字方便而说的只有在情境内双方才懂的简语。我是一个不太上喜欢上网、不太喜欢使用网络表情符号的人,完全不知道各种符号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什么“TT”、“-.-.”我且得费番心思去转译。

这几件事情联系到一起,身为教师的我不由自省:作为教师,该如何面对伴随各种新媒介长大的这批学生?当看到学生将虚拟空间中的言论与情感表达方式带入日常学习和生活,用娱乐消解严肃时,我该怎么办?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新媒介所造就的这个娱乐时代是持保守态度的。在快速消费和眼球经济时代,过去以印刷文字为主的“读文时代”一步步被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所取代。如波兹曼在其《娱乐至死》一书中所说,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社会认知和人际交往的模式,也引发了深刻的文化变迁。图像瓦解了儿童和成人因文字与理解力而形成的界限,而为了吸引眼球,博得高度工作压力状态下人们的轻松一笑,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波兹曼担忧地认为,这会使得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都被定义为娱乐,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这个民族就将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在劫难逃。我本人亦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并不断跟自己的学生强调,一定要读书,读经典。

但最近,商业思想家丹尼尔·平克的《全新思维》一书又给了我新的启发。平克认为,时代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从信息时代走向概念时代。在信息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是线性思维、逻辑思维以及类似计算机般的能力,对应到人的大脑,则是掌管理性思维的左脑在起主要作用。而在概念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是创造性思维、共情力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在这样的时代里,左脑的理性思维也许会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但未必会让我们更快乐。相反,娱乐感在当今已成为企业发展和个人幸福的关键。因此,在他看来,必须开发负责非线性思维、直觉判断和纵观全局的右脑。

该书中的许多观点我都深有共鸣,独有这个关于“娱乐感”的观点让我多琢磨了一会儿。作为一名受过多年正统学校教育和理性思维训练的教师,我坚信应该向学生传承人类伟大文化遗产,培养学生的高雅品位,可是如今网络文化却充斥在生活与工作的各个领域,莫非我这种人太“out”于这个时代了?

自我反思和游说的结果是:作为教师,在这个娱乐时代,需要一些娱乐精神。但,需要在娱乐与理性、正统之间寻得平衡。

当今教师面对的压力太大,需要娱乐精神自我解压。教师若过于一板一眼,恐难与人沟通。尤其是如今家长越来越关注子女教育,很多时候,幽默和娱乐精神可以化解家校之间不必要的冲突。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幽默感是教师的重要素质之一,是教师实践智慧和高情商的重要表现。

成人世界往往过于理性,而儿童的世界往往是充满幻想的。教师要有娱乐精神,并不意味着教师也要陷入无厘头搞笑,而是指教师需要具备共情的能力,理解当今的学生,从而更好地施教。在这个角度上,网络时代对教育大有好处。学生在虚拟空间中的自由表达使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表达和自我展示的欲望,更加自信且不畏权力,这为教师更好地理解学生提供了基础。当教师将一些原本板着脸让人不舒服的批评话语以嬉笑的方式说出时,可能更容易让学生和家长接受。而我们也发现,一些在各种文娱活动中向学生幽默展示自己的教师往往很受学生的欢迎。

其实,这背后反映出的是教师的自我角色定位—教师是高高在上的知识、真理和道德的代言人,还是与学生平等的陪伴者?如果教师能够懂得这个娱乐时代的运作逻辑,并运用这个逻辑为自己的教学服务,那么,娱乐并不至死。封面

学生处主任王赫

策划_教师月刊编辑部

◎十年所见_王赫

◎2012年,王赫答校刊《涅槃周刊》记者问

◎王赫 我曾经那么狠心、绝情_林茶居十年所见文_王赫

深圳中学致力于培养具有丰富生命力的人,他们能主动发现和实现个人的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而且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尊重自然,关爱他人,服务社会,造福世界,并且乐在其中。—引自《深圳中学培养目标》

在深圳中学做教师,幸福而充满挑战。这是我在深圳中学十年来最为深刻的感受。“这是一所并不完美又极富个性的高中,集聚着真善美,也夹杂着假恶丑,在现象和事件面前,有的正义担当,有的谩骂吐槽,有的追随迎合,有的漠然置之,它几乎就是真实社会的缩影。这就是中国一所独一无二的中学。”2014年《上海教育》对深圳中学作了长篇报道,其中如是说。

这所学校,从2002年开始课改,一路走来曲曲折折,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在这十余年间深刻地参与其中;这所学校,追求“学术性高中”,这里的“学术性”,“并非要像大学那样做出尖端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对学术有使命感和满腔热爱,通过交往、碰撞、批判、反省来培养独立的思想、创新的精神和尊重包容的胸怀,还必须在深度学习的基础上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素养”(《“学术”之道:基于深圳中学四年改革的典型性视角》,《上海教育》);这所学校,有已经举办了27届的“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有近2万市民参加的“元旦游园会”,有7大类近100个学生社团,而且所有的学生活动都是学生自己设计组织;这所学校,以自由、民主著称,有被称为“基本法”的明确校方和学生权利边界的“权利与义务公约”,学生热衷于参与校内各种公共事务;这所学校,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海内外校友的心,即使毕业多年,他们仍会撰写万字长文发表建议;这所学校,校长经常被“质疑”,从刚上任开始就有学生发“万言书”来讨论校长的治校理念,并且这种挑战从未消失;这所学校,“大神”和“学霸”众多,但机遇和诱惑更多,想在这里“存活”,必须认识自己、学会规划和选择,还要有“小强”一样强大的生命力。这所学校,激荡、混乱、挣扎,从来就没有大一统的声音,却又由此而产生最深刻的纯净、坚强、包容和爱。王赫 1978年生于长春,200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同年来到深圳中学,现任深圳中学学生处主任、团委书记。

学生不会因为选择了同样的课程而成为同样的人

深圳中学不是深圳市的“德育示范校”,究其原因,是因为不具备参评的一个硬条件——做课间操。不做课间操不是因为体育锻炼不重要,而只是因为课间操具有中国式教育的鲜明特征:场面浩大、整齐划一、表面化、不专业。学生不会因为做了课间操而养成锻炼的习惯,也无法从中学会一些终身有用的技能。深圳中学高一、高二每周有3节体育课,高三则是2节,更主要的是,我们有田径、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跆拳道、武术、形体等体育课程,可供学生自主选择。

教育应该尽量避免整齐划一,因为教育是千差万别、千奇百怪的灵魂对话。一千个学生,就应该有一千种教育。教育的丰富性来自人的多样性。学生不会因为选择了同样的课程而成为同样的人。父母绝对不会把一对双胞胎搞混。旁人会搞混,是因为不够熟悉,就像教育者并不真正了解学生一样。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相同的人。这样浅显的道理,却被“教育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你和我,本来就不一样。那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子?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我和你,我和你们是什么关系,该如何相处?

只有真正认同了人和人的差异,这些重要的问题才可能在教育的过程中得到彰显,教师才可能进一步引导学生对之进行思考和探索,并帮助他们获得穷尽一生寻找答案的勇气和智慧。我们要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学生为什么要学习这些知识?人类知识传承的目的何在?如果我们不能清晰地回答,并以此为日常教育的起点,就会出现教育中不把人当“人”看的情况,这也是今天中国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

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尊重这种差异,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差异不仅包括学科及知识领域中学习优势的不同,也包括学习方法的不同,还包括个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尊重了优势的不同,就不会以一考定终身;尊重了学习方法的差异,就会调动多种资源为听觉型、视觉型等不同类型的学生服务;尊重了个性的差异,懂得了个性形成的历史、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就不会简单地以好坏优差、听话不听话来将学生分出亲疏远近。

生命从来就不是线性的,不是我们意识中的那种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业的线性过程。生命是有机的。6岁的孩子不是半个12岁的孩子。生命的独特性、多样性和有机特征,决定了教育不是加工厂,不是大熔炉。

深圳中学招收的是深圳市成绩最好的前3%学生。做这群学生的老师,确实是充满挑战的。最大的挑战,并非在传授知识、形成能力的层面,而是如何在一个现代学校雏形初具但教师群体对公民、民主、研究、教与学的关系还未真正领会的文化中,如何在一个一考定终身、评价单一的制度中,在现代公民社会的种种概念还在争论的现实里,抱持应有的教育弹性,引导并促进学生成为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草地上的时光

选择,从体系和课程开始

2002年,时任校长王铮启动了深圳中学的课程改革,全面选课,打破行政班级,取消班主任,设立导师制,淡化横向的“年级”概念,创设了“单元”这种纵向的学生自治组织。2010年,新任校长王占宝以课程为中心,创建了四大课程体系,即标准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国际课程体系、荣誉课程体系,不同的体系在课程设置和课程实施上都有所差异。每一届高一新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都需要参加学校举办的“体系说明会”,了解课程设置和体系文化,通过选择体系,更加明晰自己的个性、习惯、偏好,发现潜在的自己和发展的更多可能性,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选得不合适,怎么办?学校每个学期有一次转体系的机会,由学生提出申请,并详细陈述理由。有人说,各体系评价方式稍有差异,甚至学分绩点计算的办法也不完全相同,怎么转体系、怎么换算绩点?有的课程已经学习过了,但到新的体系里可能还要再学一遍;有的课程没选过,但新的体系已经开过,不会再开了,这又该怎么办?这些确实都是问题,而其意义又恰恰隐含其中。学生意识到,选择要基于调查研究,选择后要好好努力,选择了就要承担责任和后果。

体系选择之外,学校还提供丰富的选修课程。学校的课程菜单包括基础学术课程和深中文凭课程两部分,前者为升入大学作基础准备,后者则包含认知技能、自我成长、文化审美、体育健康、实践服务、研究创造等6大课程群,每个课程群都分为必修和选修,其中选修类有90多个模块180多节次。如果学生需要,还可以提出申请,要求学校设置新课程。

不仅体系、课程可选,学生什么时候毕业也可以选择。学校实行学分管理,修满国家必修学分即可毕业,但要想得到文凭,还需再修完一定数量的选修课程,如果在任一课程群中有优秀或卓越的表现,将获得优秀文凭或卓越文凭。此外,先修、免修、免听政策,学分兑换制,弹性学制,等等,都为保护和服务学生的多样性、选择性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对于刚刚从初中毕业的孩子来说,对于一直接受“安排好”的教育的孩子来说,作出选择是一种挑战。但高中三年的教育生态,足以让每一个从深圳中学毕业的孩子都较其他同龄人更加清醒,更加成熟,更加自立,更懂得承担。

践行,以自己的方式生长

在传统的学校体系中,学生的组织和管理一般以班级、年级为单位,学生组织、社团是少数人参与的精英化组织。这种类似于保甲制度的管理模式,只能赋予学生单一的身份认同,其意义更多地体现在管理的便利上,但不可避免地消泯了个体真实存在的差异;而单一的评价制度,忽略了沉默的大多数,打压了学业成绩不佳和心智发展水平偏低的孩子,学业之外的能力,如人际交往能力、社会参与能力等,都不在评价的范畴之内,于是,教育成了个体差异的对立面,教师成了修修剪剪的园丁或“沙里淘金”的人。

在这一背景下,教师成为学校德育的主导者、组织者,班会由教师设计,社团由教师管理,大型活动由学校的行政部门组织,学生是被动的参与者。古语云“言传不如身教”,而身教又不及“践行”。践行,是在“做”中“学”,只有亲自参与设计、管理,在其中遭受挫折、挑战,通过努力取得进步,才能获得德育希望学生获得的一切。

每一个生命个体其实就像一棵树,自我生长的愿望和动力是其天性。自我成长所需要的心理品质、道德品质,比如对事物的好奇心、意志力,对生活的热情、关怀,对人的接纳、理解,要求人回到自然的“关系”中去:如果人与环境有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么他就会懂得什么是规律、规则,就能够很好地融入并乐在其中,德育所要学生养成的规范意识、规划能力就会自然生成;如果人与他人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就会懂得自己与他人的关联与界限,学会欣赏和尊重独特的个体,并寻找到一种平衡和共赢,德育所需要学生培养的自主能力和责任感也便蕴含其中;如果人与自我有一个良好的关系,他就会懂得自己的与众不同,学会悦纳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德育所要学生具备的自尊、自信、自爱也就能实现。

基于“关系”的德育,才是最有力量、最具渗透性的。那么,德育课程的构建,也就意味着让学生做一些“事”,找到一些“任务”,发展一些“角色”,在真实的、复杂的、有机的“关系”中,探索自己、发现自己、挑战自己,最终成为最好的自己。

深圳中学有八个学生自治组织“单元”。每个单元都由单元内阁共同决定单元事务,设计单元文化、活动,其成员来自高一、高二、高三三个年级。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有单元个性阐释、单元色、文化衫、单元手环等文化产品,“校长杯”足球赛、“深中杯”篮球赛等体育赛事皆以单元为单位组队,每年12月末举行的“单元节”,已经成为学生迎新的重要仪式。“单元”为学生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身份,一种新的文化认同,一种同伴的陪伴与支持,一种向心力与荣誉感。2012年5月,深圳中学创立并举办“先锋中学生国际圆桌会议”

基于让学生在真实的经历中成长的理念,学校设计了近140个无门槛课程(项目),如德育类的“感谢有你”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美育类的“凤凰花又开”迎新鉴赏大课堂,公共讲座类的好学课程、假期力行课程(中国传统民俗、深度人物观察、国际交流项目等),体验类的心智训练课程,自我管理的生涯规划课程、安全教育系列课程、校园民主实践系列、体育艺术专业团队系列,学科类的“生物创新体验中心活动”、“化学开放实验室活动”、“数学建模活动”、“青年物理学家锦标赛IYPT活动”等,供学生自由选择,使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了解和发展自己,在深圳中学,除了是“学霸”之外,你还可以是高一(4)班的学生,是历史课代表,是某一单元足球队的前锋,是魔力化学社的实验员,是学长团的成员,是膳管会的主席,是议事会的议委,是心智训练的助教,是游园会的摊主,是社区服务协会的志愿者……“模联”和“先锋”,学生社团的自我成长

深圳中学目前有86个注册学生社团,含专业类、公益类、体育类、学科类、媒体类、实践类、艺术类等7大类别,根据学生自己讨论形成的社团规划与课程方案的实际需求,每个社团每周的活动时间不尽相同,大概为1-3节课的时间。

社团的日常活动均自行组织,学校会根据社团的需求提供活动场地,并为每个社团提供1000元的日常活动资金,社团还可以提出举办专场的申请,学校会协助社团完善专场活动方案,并另外提供经费。

学校每年投入社团活动的经费约30万元,但还不足以支撑所有社团的活动需求。我们希望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指导老师,提供专业知识或活动策划的指导;我们希望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专场,都能通过比赛、表演、展览、社会服务来提升专业素养,能通过真实的任务激发创造力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希望研究型的社团可以和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将社团研究的课题延续下去,甚至代代相传,自成体系;我们希望这些社团既有体育、艺术项目,也有科学、技术、基础学科内容;我们希望提升社团活动的专业性,能帮助学生将兴趣上升为志趣,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于是,我们鼓励社团主动接触社会,积极寻求各种优质的社会资源,以合适的方式与企业、事业单位合作,自己寻找指导老师,尝试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由此,学生公司应运而生,先后涌现了学生自己设计、施工、自负盈亏的书吧、咖啡屋,学生自主开发产品的创业公司,金融投资社,FOF企业实习联盟,以微信为运作平台的水果公司、资讯服务商,还出现了一个学生自己组建的基金会—为支持社团活动而成立的“学生基金”。在街舞社、X-SOUL拉丁舞社、动漫社、菲青书画社、汉韵华章社、室内音乐社、古典音乐社、话剧社等艺术类社团之外,在篮球社、足球社、跆拳道社、跑酷社、羽毛球社、橄榄球社等体育类社团之外,在模拟联合国、德语社、西班牙语社、苇思哲学社、生物脑共同体社、魔力化学社等专业类社团之外,在义工联、社区联络服务协会、红十字会、Study-tree支教社团等公益类社团之外,在《涅槃周刊》、NOVA、《思想界》、《苇思》、《新深中》、青青子衿广播站等媒体类社团之外,还有众多实践类的金融社团,以及有其他学校同学参与的各种社团行业联盟。

作为曾代表中国参加哈佛“模联”的中国五佳“模联”社团,深圳中学模拟联合国协会展示了一个发展良好的学生社团的成长历程。“模联”起源于哈佛大学,由北京大学引入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深圳中学“模联”从一个只有几个人参与的比赛活动,成长为今天拥有60余位成员、每年举办有400人参加的泛珠三角模联大会的社团。“模联”组织架构的设计及活动的策划、筹办等所有工作,都由社团成员及校外学术团队自主完成,学校只在场地、设备和重大决策上给予支持。九届“模联”都以秘书处起草、全员表决的方式修正协会章程,以不断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同学们创造性地面向泛珠三角招募主席团成员,突破了“模联”委员会设置的传统。这一创新,打破了传统机构设置的藩篱,拓宽了“模联”活动的发展道路,让泛珠三角区域乃至全国各地的优秀高中生能够参与进来。“模联”以学术课程和校内会议的形式培训新成员。新成员在学长的引领下查找资料,进行小组讨论,对每份材料的时代背景、已有的对策与行动,现有的立场、方法、措施等进行梳理。会后学长们都会组织新成员总结收获,分析不足。在日常的社团课程中,高年级成员作为主讲,在传授学术知识和会议经验的同时,通过小型模拟会议提升新成员的学习体验。

学生自主管理是“模联”这样的社团运作成功的关键。自主策划招新流程、设计宣传品、举办说明会;社团课中,自主设计课程、安排授课人员、管理教室、记录出勤情况。诸多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任务,锻炼着学生的策划力、分析力与执行力。同学们确实累过、哭过、争吵过、痛苦过,但正因为经历过这样的洗礼,“模联”的学生比同龄人收获更多。犯错、纠错,高中是最好的体验期。作为学生处主任,我一直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模联”几乎涵盖了政治、历史、地理、经济等诸多领域,每次会议都需要高效运用网络、书籍等全方位搜集有关国家与议题的资料,需要在整体局势下思考合理的国家姿态与协作方式,与友好国家充分协作解决问题,撰写全面、科学的文件。这个工作准备的过程,正是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多学科知识整合的过程。也许这个过程异常艰难,也许结果留有诸多遗憾,但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学生,同时也经历了一次属于自己的独特而精彩的体验。这些身负国家重任的“外交官”,除了拓展知识视野、训练演说辩论才能之外,更培养了一份责任感。这样的社团活动会让学生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与人相处、学会探索世界,培养多元文化理解能力,初步形成用学术、知识改变社会的世界公民意识。“先锋中学生国际圆桌会议”是深圳中学自创的国际交流项目,从2012年开始,至今已举办3届,先后邀请了90所世界知名中学的200名学生与会,共同探讨如何服务社会、解决问题。第一届以“先锋中学生的使命与担当”为议题;第二届集中探讨了世界范围内的教育问题,大家一起探讨、设计“一所理想的学校”;第三届以“创新公益——践行改变世界”为主题。

胸怀天下,服务社会,不仅是深圳中学的学生培养目标之一,也是现代公民的重要特征。这个项目是现任校长王占宝设计的,他希望能够搭建一个世界优秀中学生沟通和交流的国际平台,并通过这个平台在年轻人心中种下理想的种子,引导他们在未来可能的关键时刻将社会引向更美好的地方。

每年的“先锋”会议,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至少60名学生代表,30余名教师,以及30名嘉宾和导师。7月份开会,上一年12月前就得确定主题、发邀请函,以便客人安排行程。英文会议文件、流程设计、往来邮件,活动推介、反馈和征集,会议手册、参会学校介绍,开闭幕式策划、大会发言、视频制作、宣传品制作、志愿者培训,客人接送、机票、酒店、用餐、往返学校路线……数不清的细节,都要按照国际会议标准及惯例设计好并严格执行。我们还面向全市开放了300名观察员名额,意在与其他学校共享这难得的盛会。

说起来都万般不易。每一届成员,都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中,在无数次的会议讨论、社团培训课程中,在5天的会议中,在与外国同学接触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同伴的热情和能力,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潜能和不足。

虽然,工作都是学生在做,但其背后的指导老师最劳累,因为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设计,每一个细节,都需要指导老师将学生不切实际的想法变成可执行的方案。指导老师需要步步紧跟,不出手相助却要提出切中要害的疑问,一个疑问跟着一个疑问,让学生再去思考、讨论,找到新的办法,下次再谈,再质疑,再讨论,直到满意为止。作为这个社团的指导老师,我无数次压制住自己冲上去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的冲动,我必须忍耐,必须用几倍的时间陪着学生,让他们自己动脑去思索,动手去实践。因为我知道,这样我的学生才会得到更多。

可以说,我们是常常自找麻烦,自立难题,努力为学生搭建一切可能的平台,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我们知道这样做的意义,所以乐在其中。看,这是我们的校刊《涅槃周刊》,一份独立的学生刊物

在深圳中学,有一份学生自筹经费、独立运营的纸质媒体《涅槃周刊》,因其独特的原创态度和关注视角,成为6个学生媒体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在深圳中学的学生及市民中,有稳定的读者群。

这份刊物在前任校长王铮推动的深中八年课改进入跌宕起伏的尾声时创办,创始人希望通过它,“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记录深圳中学教育改革的进程和人们的思考。《涅槃周刊》创办团队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他们邀请我给创刊号写点什么。我当时特别激动,即便至今已时隔4年,再看当时写的文字,仍能感受到热血上涌:

前几日玄子兴高采烈地跳到我的面前说,她和几个学长要出一份新的报纸来写深中的生活。她问我愿不愿意写篇稿子发在创刊号上,鼓励一下。

我当然愿意。

薛老在11月给校刊编辑部的一次讲座中说,文化是超越功利的。我有幸从这群孩子身上,看到了文化的希望。在这个文化越来越稀薄的年代,还会有一群孩子关注深中,关注他们所生存的环境,关注他们自己。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大众更关注思想,更关注制度,更关注公正和善良。

……

希望你们永远将自己的使命铭记在心,希望你们能葆有公正和道德,希望你们能有开阔的视野和历史的胸襟,希望你们能永葆青春的热情,希望你们有战胜自己的勇气,希望你们能将这种超越功利的希望传递下去。

希望深圳中学能慢慢孕育出自己的文化,希望这种文化是有力的、雄健的、开朗的、温暖的,希望这种文化是包容的、理解的、尊重的,希望这种文化充满活力又踏实宽厚,希望这种文化以深中为荣,以公正、善良为傲。

创刊号还刊登了对王铮校长的专访,问题涉及“校长为什么要离任”、“团委学生会如何改革”等热点问题。

从此,这本刊物开创了深圳中学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不仅因为以“‘王’的更迭——深中的前世今生”为主题,将王铮和王占宝两任校长的人像作为封面,讨论两任校长的理念差异,以及两“王”更替可能给深中带来的影响,不仅因为2010的年末特刊标明“谨以此刊纪念深圳中学的改革历程”,不仅因为王占宝校长应邀撰写的万言文《本立而道生——对深圳中学改革与发展的几点思考》被安排在“观点深中”栏目当中成为“一家之言”,更在于它代表了能够迅速组织起来的思考的力量。

在《涅槃周刊》中,我们可以顺着时间线索梳理出深圳中学课程改革、教育改革的基本路线,可以找到事实、猜测、证据,可以把握深中人的情绪、立场、反思、迷惑、自省。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的深中学生对教育的理解和认知——“要坚守深中所应该捍卫的底线:对个体的尊重、对自由的坚持以及对多元的推崇”;可以看到《批判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我们的手段》的报道,对深中学生以嘲讽的方式反对王占宝校长的所谓“占宝体”的体系定位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可以看到《走下神坛的〈涅槃周刊〉》,从主编的角度对自身发展过程中过度膨胀的优越感的自我反思;可以看到《学生会的讨论》对学生会改组、校园民主实践、议事会等学生组织的职能等问题的探讨;还可以看到对公共自习室事件引发的又一轮深中办学理念、学生与学校权力边界的讨论。《涅槃周刊》曾经辉煌,也曾面临衰落及各种挑战。随着深中的变革从激烈走向平缓,它的取材热点不复存在,那么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它的文章一度观点偏激、论据失实,热衷于做抓取眼球的标题党、博人关注的观点党,现在该如何坚守媒体的良知?该如何理性地思索和表达?该如何守住权力的边界?这样一个刊物的存在,也从另一个角度促进学生思考,并给我这个学生处主任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涅槃周刊》这样一个挑战校长、挑战校方,汇集了学生、家长、校友各路人马的纷乱嘈杂,又无所顾忌的存在,对一所中国的学校甚至是世界上任何一所学校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它绝不是深圳中学学生的自弹自唱,它的存在,至少提供了观察中国高中变革的一个窗口,一段历史,一个进程。“基本法”,廓清学校和学生的权力边界

深圳中学的学生组织和学生活动参与者之广泛,恐怕在中国学校里是比较罕见的。在2007-2008年的鼎盛时期,学生会成员达到两百多人,这样庞大的组织,当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2009年,王铮校长下令重组学生会,重新设定学生会的功能,将负责文体活动的文联社从学生会独立出来,成立“学生活动中心”,学生会常设组织为三人主席团和公关部、权益部等,学生会成员顿时锐减至二十余人。学生们上书王铮校长,并书写联名“大字报”,当面对校长表达不解和愤怒,曾在校园里引发轩然大波。2010年,学校改变自主组合宿舍的机制,转而以班级为单位分配宿舍,引起学生的强烈反对。王占宝校长到任以后,修改了深圳中学的培养目标,也引起了一些学生、校友的质疑。

不同的声音从未停止过,学校决策时常引发不同观点的碰撞。这也促使各方不断反思,在现代学校制度下,行政命令应该受到怎样的制约,学生、家长、学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是什么,它们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学校民主决策机制该如何建立与实施……于是,被誉为“深圳中学基本法”的《学生与校方间交流与民主决策机制条例》开始酝酿,经过不断地讨论,2011年已修改至第十稿,2013年正式出台,名称改为《深圳中学学生事务管理公约》。《深圳中学学生事务管理公约》规定,校方有义务在每学年开始前一周,依据广东省教育厅颁布的校历及学校实际情况,制订本校校历,并向全体学生及教职工公示;法定教学时间每周不超过40课时;晚自习时间不超过2节课,每节课不超过75分钟;学校大型活动类课程每学期不超过3次,延时不超过30分钟;学生有权在法定教学时间以外自由安排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新制订(包括修改)的规章制度、课程方案、评价方案、发展规划及相关事务,学校有义务保障学生的知情权、建议权;学生会在充分调查的情况下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对相关规章制度提出质疑时,校方有义务立即终止该规章制度的执行,并组织有关该规章制度的重新讨论……

依据这一“基本法”,《学生使用手机管理办法》、《宿舍管理办法》、《晚自习管理条例》等规章制度均由学生会和学生处共同制订,并以学生会和学生处的名义颁布。在学校每年发给新生的说明手册《走进深中》中,《深圳中学学生事务管理公约》被列在“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第一部分。

有人会问,这样做有意义吗?学生管理办法不是就应该由学校制订吗?学生会的运作不都是在学校团委的安排下进行的吗?宿舍怎么分配难道学校没有权力决定?新校长上任,对学校进行新的设计和规划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这些问题,相信在中国的很多学校、很多高中甚至是大学都不是问题。因为这可能就是一种规则,不是潜规则,而是理所应当的,是文化,是明规则。但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一个校长真的有权力因为学生会人数众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而将其解散吗?自习课已经安排进了课表,某个学科的老师是否有权力经常占用?有的学校为什么会冠冕堂皇地占用体育课、音乐课、综合实践课,而去上数学、语文、英语?我们的教育在向学生传递什么信息呢?行政权力大于一切?语文、数学、英语比体育、艺术更重要?果真如此的话,诸多社会公理如尊重、平等、诚信、公平等,即使在班会课上讲上一万遍,也不会被理解,被认同。说一套做一套,毁掉的是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对教育的信任、对成人的信任、对社会的信任乃至对世界的信任。

这样的一部“公约”,虽然并不完美,但它约束了权力,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校,促使行政权力重新定位自己,促使教师重新思考教与学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学生对学校的文化认同,提升了学生的规则意识和参与学校建设的责任感。

议事会,从街头民主到议会民主

自2009年“学生会改组”事件后,“大字报”成了学生表达抗议的重要方式之一。“砍树事件”、“学生食堂重新招标事件”、“公共自习室改造事件”中,学生都采用此种方式表达诉求。此外,《涅槃周刊》、百度贴吧、微信朋友圈,也是学生发表意见比较集中的场所。在这些表达中,有些是情绪,有些是牢骚,甚至有各种低级黑、高级黑,乃至调侃、感慨“深中已死”,也不乏不负责任的宣泄与谩骂。

这些街头民主的方式,同样引起了学生的反思和讨论,一是这种方式隐含着言语暴力,二是它不仅不能帮助解决问题,相反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于是,同学们开始考虑,应该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可以代表全体学生的利益和态度,跟学校进行沟通和交流。

2011年10月,议事会诞生了。“成立议事会,是为了让学生对权利的争取更加规范化和常态化,而不只是贴大字报。”创建者之一张朝同学说。议事会的职能相当于校园的“人民代表大会”,它之所以在理论上能够代表全体学生的意见,源于议委的产生办法和工作流程。议委由各班通过公投选举产生;议委在收到来自学生代表、学生组织乃至学校提交的议案后,先在班级内部进行讨论,意见汇总后,再提交到议事会的正式会议上,代表所在班级行使建议权、监督权和决策权。此外还有5名“自由议委”,他们具有动议权,但没有投票权。

议事会正式会议参照罗伯特议事规则制订流程,会议由“议长”主持,“议长”通过竞选产生,没有投票权。自主参加议事大会的非议委学生也可以发言,但没有动议权和投票权,所有同学可经所在班级的议委提交议案。

从2011年开始,深圳中学逐步建立起一套校园民主机制,成立学生会、议事会、社团联盟理事会、住宿生委员会、膳管会等覆盖校园生活方方面面的学生组织,它们分工合作,共同关注和参与校园公共事务的管理。

学生会主席团由3名学生组成,在全校范围内公投产生。学生会下设权益部,通过问卷调查、设置公共邮箱等方式,接受学生、教师甚至学校层面对某个侵权问题的维权请求,此后学生会通过核实情况,跟相关人员、学生组织或学校职能部门沟通来反映诉求,制订解决方案。问题解决后,学生会权益部通过公告的形式,发布维权案的内容和结果。

2013年5月,在接到“学校食堂菜品质量差”的维权案后,学生会与膳管会联合在校内启动“食堂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不理想”,学生会随即启动“重新招标食堂”的校园公投并获得67%的学生支持,而后将公投结果通报给学校,并与学校多次沟通,希望对食堂进行重新招标。但该动议被校方否决,因为在学校与食堂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没有涉及学生的公投结果是否具有更换供应商的权利的条款,中途解除合同会让学校陷入复杂的法律纠纷。

这个事件非常具有研究价值。从学生的逻辑来讲,食堂菜品质量差,学生是食堂的主要消费对象,所以学生希望重新招标食堂;而且全体学生公投后超过半数赞成,这个公投基于事实、代表民意,学校应该尊重学生的选择,应该执行大多数人的决定,为学生提供更好的食堂服务,不可拖延、不可推卸。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学校与食堂供应商存在契约关系,延长或者解除这个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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