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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2 11: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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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毓修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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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司马光试读:

出版前言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曾经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是他的散文《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作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蓬勃朝气,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

或许是受到梁启超先生的感召,1908年冬天,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推出了一套系列丛书——《少年丛书》,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人物类学生课外阅读丛书。首任编辑和作者是林万里,第二任编辑是孙毓修,孙毓修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后期加盟写作的骨干还有国学大师钱智修。他们都博览中外,以精准而严格的眼光审视中外古今文化资源,选取其中有益于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材料,予以整合,编写成册。这套书出版以后,广受少年儿童的欢迎,每册前后加印达几十次,若整套书累计,恐怕达到数百次之多,发行量之大,影响力之广,在二十世纪的人物传记类图书中堪称罕见。《少年丛书》前后出版了近三十余种,每一册传主为一位中外历史名人。我们在全国各地经过多方的搜寻,共得二十八册,其中中国名人十五位,外国名人十三位。每篇先叙述名人的生平传记,后加以作者的评论,根据时事,启发少年,借以激励少年树立远大志向,明确奋斗目标,成就健全人格。著名作家茅盾在阅读这套书后曾评论说:“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这套出版之初即为砥砺少年志向的书影响了当时无数少年儿童由此走上振兴中国之路。著名作家张天翼、赵景深、陈伯吹等,都曾深受这套书的影响。《少年丛书》的三位作者,都是当时学贯中西的通儒,不仅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也有睁眼看世界的非凡眼光。撰写本套书册数最多的孙毓修先生,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图书馆学家。他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少年丛书》,他还先后主编出版《少年杂志》、《童话丛书》等,被茅盾誉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另一位作者钱智修,浙江嵊县人,字经宇,是著名的国学大家,博古文学家,东方学派思想家。他在学时,就以“国学国文湛深,文章洛阳纸贵”赢得尊敬,并被上海多家进步报馆争揽为特约撰稿人。1911年毕业后,他应编译所长高梦旦之聘,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1920年7月他任《东方杂志》主编,长达12年,是该杂志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主编。他还参与编辑《辞源》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1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

第三位作者林万里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报人,原名獬,又名白水,字少泉。他幼承家学,又拜名士高啸桐(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为师。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杭州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4所新式学堂,任求是书院总教习;后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宣传新思想。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出任《警钟日报》主编,宣扬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帝制取消后,林万里重操新闻旧业,创办过多份报刊。

鉴于每位作者独有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热点,每位编者对人物都有自己的选择。孙毓修所撰写的大部分是中国历史名人,而且写作的视角也非常独特,如其所写的《玄奘》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西游记》中的唐僧。现代的普通读者对玄奘的了解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西游记》等小说,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却鲜有人知——玄奘取经并非唐太宗支持,相反还受限于当时的法令,他冒着生命危险才得以出境。这就需要有人为读者打开另外一扇窗户,还原真实的玄奘,而不是小说中的文学形象。茅盾先生对孙毓修所写的《玄奘》评价很高:“可以说是内容翔实,深入浅出,既宜于少年阅读,也使成年人增加历史知识。”再如《苏秦》,作为一位著名的辩士,《史记》必然为之列传。孙毓修在写苏秦游说各国发言的时候采用了《史记》中记载的史料,而在后面的评论部分对苏秦的表现作了恰当的点评,分析苏秦游说秦、燕、赵、韩魏、齐楚的过程,阐述了苏秦辩术策略的不断提高。对于国外人物的选取,孙毓修也是偏爱励志型的,如德谟士,从一个小人物成长为大演说家;彼得大帝,从受制于人,成为欧洲赫赫有名的皇帝。

另一位作者钱智修,先后写有《林肯》、《苏格拉底》、《拿破仑》等,这些都是西学东渐后中国人十分崇仰的外国名人。值得注意的是,钱智修秉承严复所主张的信、达、雅翻译原则,特别讲究传记所含的真实性。他所抒发、张扬的传主虽然都被列为人们仿效的楷模,写法却不做作,更没有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更改史实。

林万里所写的外国传记和钱智修的作法大致相近,即在第一章抒发己之传记宗旨,后文谈及传主读书之术、治学之道与其行事风格,并进行了点评。此外还有其他人关于传主的言论,更有编译者自己的评论,以引导少年儿童正确地学习和借鉴,而不是一味盲从。《少年丛书》的最大特色,就是“记事简明,议论正大”。书中除了记叙人物的生平故事之外,作者的评论也让这套书大为增色。其议论宏富,既能够结合少年的成长特点,指明如何学习书中人物的优良品质,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对于引导少年如何立志修身,大有裨益。

这套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全部用文言文写作,语言凝炼,文笔流畅,保持了中国传统作史传的鲜明特色。当时,白话文风已经悄然兴起,而作者能够不从时髦,采用文言写作,甚为难得。以至我们今日再读此书,依然能够体味到文言笔法的无穷魅力。然而考虑到近百年来,国人的文言文水平已经一落千丈。今日的大部分少年,阅读文言文尚有一定困难,因此我们特别组织人员,将全套书进行了白话翻译。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文言文的神韵依然是难以用白话表达出来。因此,我们希望少年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体会文言文的独特魅力,进而热爱和学习文言文。《周易》有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的就是多学习古人的嘉言懿行,对我们修身立德至为重要。古人尝言:“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壮年养德。”少年时期是人生至为关键的时候,这个时期树立什么样的志向,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往往会决定一个人未来的人生成就。而一个人少年时期读的书,也足以改变他的一生。在今日少年课外读物良莠不齐的状况下,《少年丛书》堪称鲜有裨益少年的优秀读物。若今日的少年,能够认真研读这套《少年丛书》,对于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健全人格、完善道德情操将大有裨益。或许,今日的风华少年,即是将来成就伟业的千古豪杰、泽被世人的大圣大贤。勉哉!勉哉!为什么要读名人传记——《少年丛书》白话语译序

我从小很喜欢读书,可是,因为身处偏僻山村,小的时候却无书可读。那个时候,家中只有父亲买的一本《古文观止》,儿时翻阅过无数次,虽看不太懂,却记忆深刻。有人说,儿童时期读的书,一生也难以忘记。此言确实不虚。

没有想到的是,儿时无书可读的我,日后竟然投身于出版业。今天,我国的出版业已经非常发达,给少年儿童读的书也非常多。可是,若细心寻求,真正的好书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给少年儿童介绍历史文化的书。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与这套百年前的《少年丛书》结缘,这套当初专为少年而写的中外名人传略,让我眼界大开,没想到,百年前的前辈们,竟给少年们创作出如此优良的传记读物。要知道,给少年儿童写作,比给成年人写作更难,尤其是给人物作传,既要符合历史史实,不可随意编撰,又要注意引导青少年如何取其长,避其短,以免误人子弟。因为,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处处皆堪为今人楷模。这就需要作者要极富有爱心、责任心和严谨精神,才能让读者从中获得纯净的人生智慧。可以说,目前各种写给青少年的人物传记,很少能与这套《少年丛书》相提并论的。

这套书中的二十八位中外名人,大多数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但是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也许就知之甚少了。读了他们的传记,方知欲为圣贤豪杰,需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有所成就。“人人皆可为尧舜”,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资质,然而虽有圣贤之资,也需后天的不懈努力,方能成就一番伟业。所以,这一套书作者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读者了解一下名人轶事,而是以伟人的事迹启迪和激励少年朋友,树立人生的志向,汲取这些英雄豪杰的人生智慧,修身立德,练就自身本领,最终成为造福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

这套书虽然是写给少年看的,并不意味着就不适合大人阅读。大作家茅盾就曾大力推荐这套书。现在的青年人,乃至家长、老师,若能读读这套书,对于人生事业,教育子弟,也是大有益处的。可以说,这是一套老少皆宜的好书。《少年丛书》在当时之所以大受欢迎,销量巨大,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套书每册文字量不大,文笔流畅,史实可靠,评议精彩,这都是许多普通名人传记所不具备的。因此,这套书深受读者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了。

读名人传记,重在学习名人的智慧和经验。正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生有涯,知也无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寻求到人生的价值,获取人生的智慧,而不浪费光阴?《少年丛书》中的这些圣贤豪杰,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们身上伟大的人格,比如孝友、善良、爱心、坚毅、勇敢等等,这些人性的光辉,都是我们的学习之处。

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将这一套书作了白话语译,希望今天的少年们,能够喜欢阅读并且从中汲取智慧。若能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就不负当初写作这套书的三位老前辈的一片苦心,而我们的工作也就没有白做了。

这一套书规模宏大,在校对和语译的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少年丛书》语译小组主编萧祥剑第一章总述

人生此世,浮沉于人海之中,七尺之躯,至弱也。将捍万难而浩然独立,其何恃乎?恃才则才有时而绌,恃智则智有时而尽,恃势则势有时而穷。即使才不见绌,智不见尽,势不见穷,而刻刻竭智尽虑以防祸患之至,尔诈我虞,五中纷然,尚何暇治天下事哉?温公遗像

天下有无形之才、无形之智、无形之势,居乎一室,应乎千里。虽蛮貊可以感,豚鱼可以孚,其物维何?曰诚而已。《大学》之言治国平天下也,其第一事在诚意,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意既诚矣,复何事不可为也?知此乃可与论司马光。

当宋仁宗、英宗、神宗之世,中外又安,才智之士、谋略之臣皆不能仓促以建功名,况司马公之不甘以才智见,不愿以谋略著,休休然如不及者耶。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封荆国公,谥曰文)在位时,忌公甚,处以散秩,官以末僚。公见志不行也,退居洛下,出则与田夫野老为侣,居则与诗书笔墨为缘,几类于绝人逃世者之所为。然天下之人想望丰采,无人不知有司马君实,冀其出而霖雨苍生也,是果以何道而致此?

虎豹隐于深山而人不敢近者,畏其威也。司马公一介书生,无威可畏,且其时世之于公,非畏之而爱之。使人畏易;使人爱难,吾观于公乃知圣人所言“诚能动物”“诚中形外”之效有如此者。公与邵康节(名雍,字尧夫,河南人,谥康节先生)为心交,问之曰:“光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公深以为然。亦尝自向人言:“吾无过人者,但生平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观此则后人之学公者,亦可以知所从事矣。闻之画者曰“画人难画鬼易”,作史者亦然,传奇人易传正人难。今欲综论司马公之为人,则非一事可尽,一言可括也,无已则有宋人之所以论公者在。

苏轼(字子瞻,谥文忠,眉山人,与公同时)为公撰行状。其言曰:“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不事生产,买第洛中,仅庇风雨。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躬亲世务不舍昼夜。”

苏轼撰蜀公(范镇,字景仁,成都华地人,封蜀国公,谥忠文)墓志曰:“熙宁元丰(皆神宗年号)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代;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二公盖相得欢甚,皆自以为莫及,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当同传,而天下之人亦无敢优劣之者。’公尝谓人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论钟律则反复相非,终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黄震(字东发,慈裕人)曰:“温公之得人心,生荣死哀,自尧、舜、三代之佐,皆无其比者,何哉?呜呼!事盖有因变而彰者矣。王安石行新法,天下苦之。公以争新法不便,辞枢副不拜,退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爱而悲其身之退者,为何如?一旦二圣临御,顺民心之所欲,拜而相之,凡天下之所苦于安石者,一洗而尽。人心之郁于久望而快于一遂者,为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之一旦之顷而。俄薨背于三月之遽,人心之伸于久郁而惊其忽逝者,又何如?呜呼。温公之得人心,盖有因事变而彰者矣。尧舜三代之佐,始终与天下相忘于无事,帝力且不知其有,况相臣乎?”【批评】《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看来格物与治天下有何相关,而《大学》言其次第如此。士人无格物工夫,掠取几句政治话头,凭借时世,亦俨然与人家国事,其可乎哉?

温公之学,始于不妄语,而成于脚踏实地,明言之只是“不自欺”三字耳。其事非高远而难为也,从此入手人人皆可学步。

人这一辈子,在社会上起起落落,七尺的身躯,是很弱小的,要去面对一切困难并且还要保持一身正气和自我独立,能依靠什么呢?依靠才能,那么才能也有不足的时候;依靠智力,那么智力也有用完的时候;依靠权势,那么权势也有用光的时候。就算是才能不会不足,智力不会被用完,权势不会被用光,但如果每时每刻都想方设法来防止祸患到来,互相欺骗,内心中乱七八糟的,还哪里有时间去治理天下大事呢?

世上有一种不露形迹的才能、不露形迹的智慧、不露形迹的权势,待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却能感应到千里以外的事情。即使落后的部族也可以被感化,猪和鱼也可以被人信服,这是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真心罢了。《大学》强调治理国家、让天下太平,它的第一要务就在于心意真诚,就好像树木有根,河水有源头一样。心意真诚了,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知道了这些便可以来一起谈论司马光了。

在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国内外都比较安定,有才能的人和有谋略的人都不能短时间内建功立业,更何况司马光还不愿意凭借才智让人发现,不愿意凭借谋略出人头地,悠闲地就好像一个处处都落后的人一样。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被封为荆国公,谥号是文)执掌朝政的时候,非常厌恶司马光,让他当一个有官名而没有固定事情做的低等官。司马光眼见自己不受重用,便回到了洛阳,在外和山野百姓一起作伴,在家的时候则看书写字,几乎跟隔绝人世的隐居者一样。然而天下人都想看一看他的面貌,没有人不知道司马光的,希望他出来拯救天下百姓,这又是因为什么才会变成这样的呢?

虎豹隐藏在深山中,让人不敢去接近它们,那是因为人们害怕它们的威力。司马光是一个读书人,没什么威力可以让人害怕的,况且那时候世人对于司马光没有害怕,而只有喜欢。让人害怕自己,这很容易;让人喜欢自己,这很困难,我了解司马光之后才知道圣人所说的“真诚能够感化动物”“内心真诚,也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原来是这样的。司马光与邵康节(名叫邵雍,字尧夫,河南人,谥号为康节先生)是知心朋友,他问邵康节说:“你觉得我司马光是个什么样的人?”邵康节回答说:“你是一个做事认真踏实的人。”司马光也认为确实是这样的,他曾经也跟人说:“我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只是我一辈子做的事,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和人说的。”看了这些,那么后代学习司马光的人,也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了。听画画的人说“画人很难,画鬼很容易”,书写历史也是这样的,写奇异的人很容易,写正直的人很困难。现在想要综合论述司马光的为人,那不是一件事就可以写完,一句话就能够概括的,一定要说的话,那么还有宋代人关于司马光的论述呢。

苏轼(字子瞻,谥号文忠,是眉山人,与司马光同时代)为司马光撰写行状,他写道:“司马光忠诚,讲信用,孝顺父母,对兄弟友爱,恭谨谦逊,而且还非常正直,这些品性都是出自他的本性。从小到大说话都不说假话,他喜欢读书就好像饿了想要吃饭一样,对于金钱利益就好像讨厌臭气味一样,内心真诚,顺应自然,天下的人都信任他。他辞官后住到了洛阳,在陕县城外来来往往。陕县和洛阳之间的人们都被他的道德所感化,效法他的学问,学习他的勤俭。有什么事做得不好,人们就说‘司马光该不会知道吧?’司马光学识渊博,没有什么不精通的,对于音乐、法律、历法、天文、六书和九数这些知识,他都非常精通。晚年特别喜欢研究礼,对于成年的冠礼、婚丧嫁娶的礼仪和祭祀方法,都要做到古代与现在的仪式相适宜。他不喜欢佛教和道教,说‘它们精深微妙的言辞不能够走出书本,它们的产生,我是不相信的。’(编者注:释道和儒家文化同为中华文化之精华,因宋儒辟佛,故后世不少读书人因此反对佛法,这一点是不可取的,读者应当明辨。)司马光不从事耕种,在洛阳买的房子,只能遮蔽风雨。他有三顷田地,妻子去世的时候,他把田卖了来给她安葬。他一直到死都过着破衣粗食的日子,追求治理国家的事情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苏轼撰写的蜀公(范镇,字景仁,是成都华县人,被封为蜀国公,谥号为忠文)墓志中说:“熙宁、元丰(这两个都是神宗的年号)年间,士大夫们谈论天下的贤人,一定会说到司马光和范镇。他们风雅潇洒的道德足够成为当时天下人的表率;他们评议事情的对错足够成为褒扬和贬低天下事的标准。他们二人相处得非常开心,都认为自己比不过对方,说:‘我和你活着的时候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死了之后也应当放在一起来写传记,这样世人也不敢评价我们谁优谁劣了。’司马光曾经和人说:‘我和范镇是好兄弟,只是姓不一样罢了。’然而当他们谈论音律时,却多次都不能达到一致,一辈子都不能达到统一,因此,君子们知道他们二人不会轻率地表示同意对方的。”

黄震(字东发,是慈裕人)说:“司马光能够获得众人的感戴拥护,活着的时候受人敬重,去世的时候让人悲痛。从尧、舜、夏、商、周以来的贤臣,都不能和他相比,这是为什么呢?唉!有些事情会因为变化才得以彰显出来。王安石实行新法,天下百姓都感到十分痛苦。司马光因为在辩论新法时没有占据优势,便辞去了枢密副使的官职,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世人心中都为他爱护百姓而感动,为他辞去官职而难过,这能怎么样呢?直到太皇太后和哲宗治理国政,开始听取百姓的心声,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凡是百姓痛恨的王安石新法,全部都被废除了。人们的内心压抑了很久,终于能够一下子痛快地释放了,这能怎么样呢?他盼望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安慰和解脱。却才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去世了,百姓心中长久以来的痛苦才刚刚得到舒缓又被他的突然去世而震惊,这又能怎么样呢?唉!司马光能够获得众人的感戴或拥护,大概就是因为有些事情会因为变化才得以彰显出来吧。尧、舜、夏、商、周以来的贤臣,始终与天下百姓没有什么争执而彼此都忘记了对方,帝王的恩德尚且都不知道,更何况宰相大臣呢?”【评论】《大学》中说:“古代那些想要把自己的美德传播到天下的人,就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就要先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就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就要先有诚心;要想有诚心,就要先增长自己的学识,增长学识的途径就是要格除自己的物欲。”格除物欲与治理天下有什么关联,《大学》中都已经说清楚它们之间的顺序了。读书人没有格除自己的物欲,随便拿来几句政治话语,凭借时代环境也一本正经地和别人谈论修身、治家和治理国家的事情,这样可以吗?

司马光的学问,是从不说假话开始的,最后以脚踏实地的态度获得成功,简单地说就是“不欺骗自己”这几个字。这一点并不是非常地高尚远大,而且很难做到的,从这一点开始,每个人都可以学着去做的。第二章少年时代

公复姓司马,名光,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也。父天章,为光山(今河南光山县)令。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生公于官舍,故取名曰光。今光山县学内有司马井,世传公生时汲此水洗浴,故名。后人建书院祀公而为之记云:“光虽僻陋而生司马温公,则光之为光也大矣。”山川生色,地以人重,人可不勉乎哉?

天章以文学行义,事真宗仁宗,官至三司副使,以清直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公母钱塘君聂氏,才淑孝睦,称于邦家。公生值朝野清晏之时,又有贤父母,家庭教育,固已加人一等矣。

语曰:“少成若天性。”公儿时,已不与常儿同。自记三岁时事云: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后中进士甲科,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其黜华崇实之心,已基于三岁时矣。

公六岁,父兄教之书。偶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公曰:“自脱也。”其父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公自是不敢谩语。

公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以圆木为警枕,小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尝与群儿戏于道,一儿登瓮,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公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公初宦时,年止二十,家人每每见其卧斋中,忽蹶起著公服,执手版危坐。久之,率以为常,莫识其意。范纯甫尝从容问之,公答曰:“吾时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为念,岂可不敬耶?”【批评】

欧风东渐,吾国俭朴之风扫地尽矣。风俗习于奢华,人心趋于贪欲,此实社会之大患。观司马公少时,便有崇俭黜华之心。一生事业,皆从此做起。晚年训子书云:“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服垢敝,以矫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书中又历引李文清公、王鲁公、张文节公、臧御孙、正考父、管仲、何曾、寇莱公之事,以为法戒。盖古来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比比然也。少年皆宜知之,习与性成,则难返矣。

白乐天三岁识字,可为早慧。司马公三岁未能识字,而知恶金银华美之物,胜于识字多矣。

司马公自谓生平无过人处,惟不妄语。不妄语一事,看似平常,行之实难。欲不妄语,当从敬字入手。能不妄语,则心正意诚,可入圣贤之域矣。

美国华盛顿,少时以斧斫园中樱树。其父见之大怒,问谁为之者。华盛顿急往自白曰:“儿实为之。”父为之霁颜,抚其顶曰:“儿不妄语,甚善。区区樱树,复何足道?”与司马公去胡桃皮事,颇相似。语曰:“东方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观此岂不信哉?

常见父母对于孩童,欲逗其顽笑,造作谎事,冀孩童之见信,明知其不合于理,则自解曰:“聊戏之耳。”孩童天性未漓,为父母者不趁此机会教之以诚,而引之以伪,扪心清夜其何以自安?

念及天下事便衣冠起坐,今人闻之必大笑其迂。吾谓人必如此,方足任天下事耳。昔有远客之人,修禀父母至具名处,必肃拜而后书;与友朋通函至具名处,必顿首而后书;不欺暗室,皆足令人起敬而动向慕之心者也。

司马光复姓司马,名叫光,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称迂叟,人们都称他为涑水先生,他是陕州夏县人(今天的山西省夏县)。父亲叫司马天章,是光山县(今天河南省光山县)的县令。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在光山县的县衙出生,所以取名叫光。今光山县的学校里还有司马井,世人相传司马光出生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打水给他洗澡,所以井就取了这个名字。后人建造书院来祭祀他并且给他写了一篇传记,其中写道:“光山虽然偏僻简陋,但司马光却在这里出生,那么他就把光山的名气发扬光大了。”山川因为秀丽的美景而出名,一个地方因为伟大的人物而受到重视,人们能不勉励自己吗?

司马天章用文学去实行仁义,侍奉了宋真宗和宋仁宗这两朝皇帝,做官做到三司副使,因为清廉耿直而闻名天下,被称为当时有名的贤臣。司马光的母亲是钱塘聂家的女儿,贤良淑德,孝顺和睦,得到了乡亲的一致称赞。司马光出生的时候,天下十分太平,又有贤德的父母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本来就比别人高出一等了。

俗话说:“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就像人的天性一样牢固,很难改变。”司马光小时候,就已经和平常的小孩子不一样。他回忆自己在三岁时的事情说,他天生就不喜欢富贵奢华,小的时候,长辈们把华美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他就非常羞愧地把它丢掉。后来中了进士的甲科,听说在喜宴的时候只有他不戴花,一起参加喜宴的人都和他说:“皇上赏赐的是不能违背的。”于是就戴了一枝花。他讨厌奢华、崇尚朴实的性格,在三岁时就已经形成了。

司马光六岁的时候,父亲和哥哥开始教他念书。有一次,司马光在玩青核桃,姐姐想给他剥皮,怎么也剥不掉。姐姐走后,一个丫环用热水烫了之后剥掉了核桃皮,姐姐回来后问是谁把核桃皮剥掉的,司马光说:“是我自己剥掉的。”父亲刚好看见这一切,严厉地训斥他说:“小孩子怎么能够说谎!”从此以后,司马光再也没有说过谎。

司马光在七岁的时侯,虽然年轻却已经很老练稳重了。听了别人讲解《左氏春秋》之后,他非常喜欢这本书,回家后就为家人讲解,能够讲出这本书的大意。他用圆木做枕头,小睡时枕头就会晃动,他就会醒来,于是又起来开始读书。他曾经和一群小孩子在大路上玩,一个小孩踩在盛水的缸上,不小心掉进了缸里的水中,大家吓得都跑了。司马光拿着石头就砸水缸,水缸砸破之后,水从缸中流了出来,落水的孩子得救了,从这以后,京城的人都画他砸缸救人的故事。

他刚做官时,才二十岁,家人经常看到他在自己的卧房中,突然站起身来,穿上官服,手拿笏版正襟危坐。时间长了,家人便习以为常了,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范纯甫曾经不经意间问过他,司马光回答说:“我当时是忽然想起了天下之事,人都应当以天下的安危为重,我怎么能不敬呢?”【评论】

欧洲的民风习气逐渐向东方漫延,我国的俭朴之风在慢慢消失。社会风俗日益追求奢华,人心渐渐变得贪婪,这实在是社会的大问题。看司马公年少时,便有崇尚俭朴、拒绝奢华的志向。他一生的事业,都是从这点做起的。他在晚年的训子书中曾写道:“我一生生活俭朴,衣着只求能蔽寒,食物只求能饱腹,但也不会穿肮脏破烂的衣服,来求得矫正世俗的虚名,只是顺应我的本性而已。大家都以奢靡为荣,但我心中认为只有节俭朴素才是美的。大家都笑我思想顽固,见识浅陋,但我不认为这是错的。古人以节俭为美德,现在的人却因节俭而相互嘲讽。唉,真是怪异啊!”书中又多引用李文清公、王鲁公、张文节公、臧御孙、正考父、管仲、何曾、寇莱公等人的事迹,以之作为后辈的榜样和借鉴。因为自古以来,因节俭而立名的,因奢侈而衰败的,比比皆是。年轻人应该了解这些,否则当习惯和性格养成之后,再想改变就难了。

白居易3岁时便开始识字,可以说是早慧了。司马公3岁时还不能识字,但是却懂得厌恶金银华美的东西,这比能识字强太多了。

司马公自认为生平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能做到不妄语。不妄语一事,看起来平常,实际上做起来很难。要想不妄语,应当从一个“敬”字入手。能够不妄语,那么便能心正意诚,可以登入圣贤之境了。

华盛顿小的时候,有一天用斧子把自己家院子里的樱桃树砍了。父亲见樱桃树砍被砍了,大怒,便问是谁砍的。华盛顿急忙上前承认说:“是我砍的。”父亲听后,马上收起怒容,摸着他的脑袋和颜悦色地说:“儿子不撒谎,很好。区区樱桃树,又怎么能和这相比呢?”这与司马公去胡桃皮一事,很是相似。有人说:“东方有圣人出现时,这种心境与道理是一样的;西方有圣人出现时,这种心境与道理也是一样的。”看了司马公与华盛顿的故事后,又怎么能不让人相信呢? 

常常见到有父母对于孩童,想逗他们开心,便编造一些虚假的事,想让孩童们相信,心中明明知道这于理不合,于是便自我辩解说:“这只是玩笑而已。”孩童天性未漓,为人父母的不趁着这个机会教导他们应当警诚的东西,反而以虚假的东西引导他们,夜间扪心反省,做父母的内心又怎能自安呢?

司马公一想到天下大事,便正襟危坐,现在的人听了,必定会大笑他迂腐吧。我认为人必须像司马公一样,才足以胜任管理天下事的重担。过去人如果去远游,写信禀告父母,落款时,必定要先恭肃地拜过之后才写;在与朋友通信落款时,必定会先叩头后才书写;在无人的地方,也不做见不得人的事,这些都足以令人起敬而生向慕之心。第三章注孝经

公二十岁成进士,除奉礼郎。自此以后,即视其身非己之身,为报国之身矣。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谥文正)作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公之忠诚,岂出文正下哉?乃登第未久,连遭大故,服丧累年,闭户而注孝经。公著书之业,盖由此始。

诸经中以孝经为最切要。朱子官南康军时(今江西南康县),特以《庶人》之孝章(在《孝经》中),劝人持诵,谓胜于持诵佛号。明初人郭守正采集史传,作《二十四孝》,至今传诵(世俗所行《二十四孝》无撰人名氏,《永乐大典》采之,题郭守正名),可见秉彝攸好,人类皆莫能外。故公常曰:“《孝经》、《论语》,其文虽不多,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公所著孝经,不用今文,而用古文,名曰《古文孝经指解》。公以为身居散秩,犹当借文章以报国。书成乃表上之,今其书已亡,惟本集中犹存自序一首,录之使人得见其旨趣焉。《古文孝经指解》序:

圣人言则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及传授滋久,章句漫差。孔氏之人,畏其流荡失真,故取其先世定本,杂虞、夏、商、周之书及《论语》,藏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则旋踵散失,故虽子孙不以告也。遭秦灭学,天下之书,扫地无遗。汉兴,河间人颜芝之子得孝经十八章。儒者相与传之,是为今文。及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当是之时,今文之学已盛,故古文排摈不得列于学官。独孔安国及后汉马融为之传,诸儒党同疾异,信伪疑真。是以历载累百,而孤学沉厌,人无知者。隋开皇中,秘书学士王逸于陈人处得之,河间刘炫为之作稽疑一篇,将以兴坠起废,而时人已多讥笑之者。及唐明皇开元中,诏议孔郑二家,刘知几以为宜行孔废郑。于是诸儒争难蜂起,卒行郑学。

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为定。先儒皆以为孔氏避秦禁而藏书,臣窃疑其不然。何则?秦世科斗之书废绝已久,又始皇之十四年,始下焚书之令,距汉兴才七年耳,孔氏子孙,岂容悉无知者,必待恭王然后乃出?盖始藏之时,去圣未远,其书最真。与夫他国之人,转相传授,历世疏远者,诚不侔矣。且《孝经》与《尚书》,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书之真,而疑孝经之伪,是何异信脍之可啖,而疑炙之不可食也。嗟乎!真伪之名,皦若日月,而历世争论,不能自伸。其中异同不多,然要为得正,此学者所当重惜也。前世中孝经多者五十余家,少者亦不减十家。今秘阁所藏,只有郑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经无传。案:孔安国以古文时无通者,故以隶体写尚书而传之。然则论语孝经,不得独用古文。此盖后世好事者,用孔氏传本,更以古文写之,其文则非,其语则是也。

夫圣人之经,高深幽远,固非一人所能独了,是以前世并存百家之说,使明者择焉,所以广思虑,重经术也。臣愚虽不足以度越前人之胸臆,窥望先圣之藩篱,至于时有所见,亦各言尔志之义,是敢辄以隶写古文为之指解。其今文旧注有未尽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为是,而彼之为非。然经犹的也,一人射之,不若众人射之,其为取中多也。臣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几于先王之道,万一有所裨焉。【批评】

朱子知南康时,示俗文云:“《孝经》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以上《庶人章》正文五句,系先圣至圣文宣王所说。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维,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佛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

温公《家范》录《孝经》“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凡五句,每句各引经史以证之,后人名此为五致,可见孝道之重,而温公此书不徒作矣。

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抉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从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也,后生小子焉可忽哉?

司马光二十岁考中了进士,被授予奉礼郎一职。从此以后,他便认为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了,是用来报效国家之身了。范文正公(名叫仲淹,字希文,是苏州吴县人,谥号为文正)做了秀才时,便把国家的兴衰当做自己的责任。司马光的忠诚,哪里比范仲淹少啊?他考中进士不久,家里接连遭遇丧事,连续多年带孝守丧,于是他在家闭门注解《孝经》。司马光著书的事业,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各种各样的经书中,《孝经》是最切要的一本书,朱熹在南康军做官的时候(今天的江西省南康县),特意把《孝经》中的《庶人章》摘录出来,让人们去诵读,并说这样比念诵佛号还要有用。明朝初期,郭守正收集历史资料,写了《二十四孝》这本书,到现在人们还在传扬赞颂(世上通行的《二十四孝》,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永乐大典》收录了这本书,并把作者写为郭守正),这也可以看出上天赋予给人的本性美德,每个人都不能不需要它。因此,司马光经常说:“《孝经》和《论语》,它们的字数虽然不多,但教人们为人处世、治理国家的道理都在书中。”司马光注解的《孝经》,不用《今文孝经》,而是用《古文孝经》,书名叫《古文孝经指解》。司马光身为闲官,却还想凭借自己的文章来报效国家。这本书注解完了之后,他便把书献给了皇上,现在这本书已找不到了,只有他的文集中还有一个自序,现在我把它收录下来,使得人们能够理解他这本书的大意。《古文孝经指解》的序言是这样写的:

圣人说的话就是经,圣人做的事就是法,因此孔子和曾参讨论“孝”的时候,弟子把它记录了下来,这就成了《孝经》。在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书中的一些句子便出现了差错。孔子的后人担心它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失去本来面貌,因此拿出以前经过整理而确定下来的版本,把《孝经》和虞、夏、商、周时期的经书以及《论语》一起藏进了墙壁之中。如果让人知道了这件事,那么这些书很快又会丢失,所以即使是他们的子孙,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后来秦朝焚书坑儒,天下的经书都被烧光了。汉朝建立之后,河间有个人叫颜芝,他的儿子得到了十八章的《孝经》,读书人之间都互相流传,这就是今文《孝经》。等到鲁恭王拆除孔子宅院的墙壁时,古文《孝经》才开始出现,一共有22章。这一时期,今文经学已经十分兴盛,因此,古文经学就被排除在外,不能够设立古文的官员和教师。只有孔安国和东汉的马融还在传授古文《孝经》,许多读书人都袒护与自己观点相同的经书,攻击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经书,(结果就)相信了假的经书而去怀疑真的经书,因此,千百年来,真正的《孝经》都快要成为将要失传的学问了,没有几个人知道。隋朝开皇年间,秘书学士王逸在前代陈朝人那里得到了《孝经》,河间的刘炫给这本书写了一篇考证的文章,介绍这本书的兴衰过程,但遭到了当时很多人的取笑。到了唐明皇开元年间,皇帝下诏议论孔安国和郑玄这两个人注解的《孝经》,刘知几认为应该推行孔安国注解的《孝经》而废除郑玄注解的《孝经》。于是许多读书人便开始争论起来,最后推行了郑玄注解的《孝经》。

后来唐明皇亲自给《孝经》做了注解,便把《孝经》定为十八章并作为最后固定的版本。以前的读书人都以为孔子后人为了躲避秦朝焚书才藏书的,我却不认为是这样的,为什么呢?秦朝蝌蚪文写的经书早就绝迹了,而且在秦始皇十四年的时候,才颁布焚书的命令,这距离汉朝才七年的时间,孔子的后人难道会全都不知道吗,一定要让书等到鲁恭王拆孔子家的院墙才出现吗?在一开始藏书的时候,距离孔子的时代还不是很远,这时候的书是最准确的。到了后来,各个诸侯国之间互相交流学习,经过几代之后,差距就变得越来越大了,确实不一样了。况且《孝经》与《尚书》都是出自孔子家院墙之中,现在人们都知道院墙中取出的《尚书》是真的,而怀疑院墙中取出的《孝经》是假的,这与相信细切的肉可以吃而烤熟的肉不可以吃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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