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现象(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腐败现象试读：

简介

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同时也伤害家人。法制监督不力是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本书包含了各种腐败现象，让我们得以借鉴，远离腐败，创建和谐社会。

第一章　工程腐败

三分之一来行贿岂能不“豆腐渣”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预防处对记者表示，部分工程项目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由于作案手段日趋隐秘、举报概率过低导致受贿多查处少，加之对行贿打击力度不够，使得腐败分子“安全系数”高。“此路（工程项目）是我开，要揽此项目，留下买路线”。

工程项目行贿不断，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显规则”，这已经是各项工程招标前，或者承包前必做的“公关课”，为了承揽到工程项目，承揽人往往是以钱开路，但这样的以钱开路，又以工程偷工减料为敛财手段，结果暴露的往往就是“豆腐渣”工程。

所以，工程款行贿，往往就是导演“豆腐渣”工程的根源。

现在的工程项目，可谓是“猫腻”颇多，从招标到中标再到施工，是一环扣一环的，不做好公关手段，想要招到一个好的工程项目，无疑是很难的，投标人行贿无疑就是最有效的“投资”，他们把大量的金钱“投资”在招标人身上，从中获得各种最有利的信息，这对其他投标人来说，是很不利的，这就容易出现招标人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在此的行贿，对招标人或者中标人来说，无疑就是搭接双方不法行为的“桥梁”，一个以权换钱，一个用钱换权，各取所需。“豆腐渣”工程并不好听，但为何总出现“豆腐渣”工程呢？部分工程项目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那么行贿了工程款的三分之一，工程项目承揽人该用什么来弥补损失呢？偷工减料无疑就是最好的成本节约，那些承揽人在施工的时候，就会在工程质量上大做文章，为了节约各种物料费，就偷工减料，就以劣充优，那些招标人就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对工程项目的质量问题，一概不闻不问，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现“豆腐渣”工程也就在所难免了。

工程款行贿问题一天不解决，“豆腐渣”工程的悲剧就会不断上演。笔者认为，作为有关部门，还是适可而止为好，别让“豆腐渣”工程再祸害了你的子孙后代。

工程建设腐败案抬头态势交通领域两年4868个问题

对交通运输领域工程质量监督抽检数据和督查结果显示，全国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抽检指标总体合格率在95%以上，大中型水运工程抽检指标总体合格率稳定在95%—97%之间，但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的发生又出现了抬头的态势。这是记者从正在武汉召开的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获悉的。

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10.8万公里，沿海港口深水泊位达到2214个，内河高等级航道达到1.3万公里。保证工程项目质量与防治腐败紧密相联。在大量工程项目投入建设的形势下，中央做出了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总体部署。

两年多来，全国交通运输系统以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为载体，围绕执行招标投标、工程质量安全和资金拨付使用等关键环节开展深入排查。截至今年8月底，共排查建设项目4705个，发现问题4868个，整改问题4202个。工程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共受理投诉举报440件，核查141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人，移送司法机关7人，给予组织处理24人。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李盛霖指出，经过综合治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腐败问题多发高发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在当前投资量大、在建项目多、建设速度快的形势下，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的发生又出现了抬头的态势。未批先建、压缩工期、挂靠借用资质和出借资质、围标串标、转包和违法分包、工程质量低劣等违法违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下一步，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项目规划、立项、审批、建设、招投标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坚决制止违背工程建设客观规律和基本建设程序、人为盲目压缩工程设计周期和合理施工工期的行为，坚决杜绝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

据悉，交通运输部制定的《公路工程分包管理办法》将于年内发布实施，交通运输部还将支持系统建设管理以及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规章制度，抓紧编制水运工程勘察设计和监理标准招标文件等，加快建章立制步伐。

建筑领域“潜规则”：总利润率超总工程款30%很正常

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中国人“转包”的段子：天堂门坏了，上帝要招标重修。来了3个投标人，上帝要求他们各自阐述自己的报价。印度人说3000元就弄好，材料费1000，人工费1000，自己赚1000；德国人说要6000元，材料费2000，人工费2000，自己赚2000；最后中国人淡定地说要9000元，3000给你，3000我的，剩下3000雇那个印度人干。上帝拍案称绝，指着中国人说：“就是你了！”

转包是我国建筑领域里的一大“潜规则”。尤其可怕的是，转包常常不止倒一手，而是多次倒手，因此被称为层层转包。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西南某省博物馆建造时转包多达27次，令人瞠目结舌。众人皆知，工程层层转包，层层被扒皮，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豆腐渣工程”。近年来，我国建造的房屋、桥梁、道路、隧道等建筑中，“豆腐渣工程”可谓层出不穷。远的不说，就看看近半年出现的几个“豆腐渣工程”吧：

7月11日，江苏盐城境内328省道通榆河桥发生垮塌；7月14日，福建南平市的武夷山公馆斜拉大桥突然断裂坍塌；7月15日，杭州第三钱塘江大桥南端桥面出现部分塌落。仅仅5天时间，就有3座大桥发生垮塌事故，而这3座大桥建成的时间都只有十多年。7月17日，郑州市拆迁安置小区“汇景嘉园”刚刚封顶的8栋楼房全部拆除重建，原因是“有些砖还没有豆腐渣结实”。投资87亿多元的甘肃天定高速公路5月底全线贯通后，不到半年，出现坑槽、裂缝、沉降等重大病害，部分路段不得不铲除重铺。总投资23亿元的宇松铁路项目，被媒体称为“骗子承包，厨子施工”，本应浇筑混凝土的桥墩，被偷工减料填入大量石块，形成“豆腐渣工程”。

建筑领域有一句口号叫“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因为工程建设事关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然而，一些利令智昏的官员和工程建设者、参与者，已将这句口号抛到脑后，取而代之的是“要想富，搞建筑”，只要能得到工程并从中牟利，哪管工程质量怎么样，哪管房屋、桥梁用几年。如此见利忘义，无异于谋财害命。“豆腐渣工程”的大量存在，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一项工程（无论是水利、铁路、公路、桥梁等公共工程还是民用住宅）的建设，涉及的资金动辄数亿、数十亿乃至上百亿，同时要耗费土地、森林、水电等资源和大量的人力、物力。而那些刚建成就“夭折”或者只有寥寥数年寿命的“豆腐渣工程”，无论拆除、重建还是修补，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浪费，也是对公共利益、人民利益的严重损害，说是对人民的犯罪也毫不为过。

由于规划短视、设计缺陷以及工程质量等问题，我国的建筑平均寿命只有30年，不及美国的1/2、英国的1/4。建筑专家曾算过一笔账，以我国城镇现有约180亿平方米的房屋建筑为例，如按平均价格每平方米2500元计算，资产总值就达45万亿元。如果这些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平均能够增加20年，就能节约投资18万亿元、钢材3.6亿吨、水泥10.8亿吨、砂石32亿立方米。

多年来，建筑领域的种种“潜规则”，实际上已是公开的“秘密”。奇怪的是，这种罪恶累累的行为却能长期“安然无恙”地存在。为何会出现如此怪现状？这是最值得探究的，也是我们做此话题的目的所在。

建筑领域潜规则：“老子”招标“儿子”中标成常态

200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是为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项目质量，防止、避免工程建设和大宗货品采购中滋生腐败而制定的一部专门法律。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部法律，在现实中却让许多发包人、承包人钻了空子，以致绝大多数项目工程，不经意间被“潜规则”了。

我曾参与过部分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耳闻目睹了这些项目招投标的全过程，也大致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举例来说，我们国家一些大的行业都有自己的建设单位，若将行政部门比喻为“老子”的话，建设单位即为“儿子”，“老子”向上争取而来的项目建设，无论怎么招投标，一般都会落到“儿子”手中。为什么呢？

以“密”制胜。一些标的比较大、上级有规定、暗箱操作难、必须要在网上公布的招投标项目，操作者迫不得已要面对众多竞标、投标者。这个时候，“老子”即发包方为了让“儿子”能顺利中标，一般都采用“谁的标的最接近标底谁就中标”的游戏规则。试想，“儿子”能不知道“老子”外包的工程项目标底吗？“剿杀”对手。这类招投标工程项目，大都是国资项目，标的高，油水大，施工易，唯一不利的就是行业内竞争较激烈。这时，“老子”为了让“儿子”中标，就会千方百计找其他投标单位的差错，让这些单位的投标自动成为废标，以便为“儿子”中标铺平道路。“轮流坐庄”。一般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原则上不得少于三家。如今一些大的行业系统，下属单位都有具有招投标权的公司，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儿子”，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堂兄弟”。这些公司大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司热的产物，如今许多“儿子”公司虽然与“老子”脱钩了，但上下级关系还在，“儿子”还要依附“老子”挣钱生存，“老子”还需要通过“儿子”搞点福利、发点奖金什么的。你不是要三家以上投标单位才符合招投标法的规定吗，我就从相邻的几个县市的同系统请来几个同质公司（“堂兄弟”）参与投标。参与单位甚至标书都不需要做，直接由“儿子”公司统一做好，届时由“堂兄弟”代表投进招标箱即可。可想而知，这样的招投标会是什么结果。反正“儿子”们“轮流坐庄”，谁也不吃亏。时下，这类竞标形态最为普遍，也最不为外人知晓，从表面上看似乎也不存在什么违法违规现象。

工程项目的招投标，经过11年的操作，行家里手们早已找到暗箱操作的“窍门”。为了遮人耳目，主办者每次都请来纪委、监察、新闻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监督招投标活动，竞标成功后，中标单位还会给每人一个红包（所谓的评标费），让来者开心而来、满意而归，谁也不会对“程序合法”、“手续齐全”、“操作正规”、“众人见证”的招投标说三道四。

冬天楼“慌”买房者感叹：买不买都心慌

买房者：买不买都心慌

没有连夜排队，没有找“黄牛”买号头，李志刚（化名）上周轻松签约了上海“万科尚景苑”一套住房，他买的价格和此前该楼盘实际成交价相比，降幅接近三成。但李志刚丝毫没有“捡了皮夹子”的喜悦，而是“心里发慌”：“不买担心涨价，买了担心继续降价，没有只涨不跌的行情了，说不好现在是不是买房的最佳时机。”

11月18日晚，位于上海青浦的“万科尚景苑”开盘，340套小高层两天内签约77套，实际成交价降幅在两成左右。同期降价的还有位于上海浦东的“万科清林径”楼盘，降幅约30%。

据不完全统计，大型房企中已有中海、保利、万科、富力、龙湖地产、绿地、汤臣、星河湾等多家开发商进行大规模的降价销售，且比其他中小开发商项目更为优惠。

从宏观层面来看，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环比下降的城市已经高达34个，与此同时，70个大中城市的价格平均环比指数年内首次出现负增长。

对此彭博新闻社的报道称，中国房价的拐点已到，不仅大城市和新房价格下跌，二线城市和二手房价格也在下跌。

路透社中文网题为《中国房价拐点初现，开发商过冬》的文章说，当前楼市拐点正在形成。对于开发商而言，这个冬天不仅会很冷，可能还会很长。

降价让那些赶在房价高峰时购房的人极度不满，近两个月来，包括北京京贸国际城、南京天正滨江花园、安徽芜湖镜湖世纪城、宁波合生国际城、上海龙湖郦城等多处楼盘的售楼处发生“维权”业主和开发企业的严重纠纷和冲突，基本都是因为开发商楼盘减价促销，让前期业主不满。

但这些并不能让外界接受他们的过激行为，有网友甚至揶揄说：房子涨价，他们会不会给开发商分红？

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态度也很明确——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解决沟通问题，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走法律途径退房？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商建刚律师认为希望甚微，“购房者必须考虑契约风险，愿赌服输。”据介绍，2005年、2008年房价下跌时，也曾出现多起因房价下跌的业主诉讼案例，但极少获得法院支持。

卖房者：虽不缺钱心也慌

最近备受舆论关注的无疑是身陷资金链紧张传言的浙江绿城集团，其“高进高出、快进快出”的发展路径引起业界反思。专家分析，这一轮以“限购”、“限贷”等政策为核心的“最严调控”中，全面收紧了房企需求端和融资端，是让高度依赖高杠杆和炒房客的绿城受困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绿城仍无意对旗下产品降价销售。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近日公开表示，降价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宁肯卖项目也不会轻易降价。如果再不行，“就直接把价格降到底，所有的房子都卖完，以后就不再做房地产了”。

但也有人不这么认为。易居（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周忻则认为，一旦预期房价要跌，第一时间“钢需”（刚性需求）都会变成“煤需”（没有需求），所以开发商降房价要有三个原则：一步降到位、敲锣打鼓地降、早降比晚降好。

从目前这些已经降价企业的财务数据和业绩看，他们都不是最缺钱的。业内人士认为，知名房企率先大幅降价，并不是当前资金紧张所致，而是应对更长时间后可能存在的资金需求，必须提前进行储备，更重要的是，受新推盘增加和成交放缓的影响，商品住房的可售存量随之上升，部分城市新房可售库存已经处于2010年以来的高位。

上市公司的前三季度报则显示，在A股上市的139家房企中，超过八成房企负债同比增加。三季度末存货同期增长四成。申银万国跟踪的10个典型城市商品房库存数据显示，库存平均去化月份今年以来逐步攀升，已从年初的5.9个月升至目前的11.5个月，处于历史相对高位，预计到明年下半年库存水平可能到达最高点。

与此同时，截至10月末，全国未开工和未竣工的房地产用地可建房屋达百亿平方米，是去年销售面积的9.5倍，巨大的潜在供应量将进一步影响未来两三年的楼市走势。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部部长杨红旭判断，房地产企业的“冬天”已经到来，高库存大军压境之下，房地产企业短期必然会采取“开源节流”的方式“过冬”，即一方面寻求通过降价、出售股权、变卖项目等方式创造收入，一方面通过少拿地、减少施工量等来减少支出。长期来看，这些房企可能会转战商业地产，或者多元化，降低开发业务的比重。

路透社援引万科总裁郁亮的话称，“此次房地产调控是2008年调控的延续，但不同的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国内放松了对当时地产行业的调控，而这一次地产行业不会再有这样的好运了，且现在还很难判断这个冬天有多长。”《华尔街日报》说，第四季度房地产大部分项目将降价15%～25%。“大型开发商已经率先降价，而且降价幅度很大。二、三线城市的降价幅度更大。”

调控政策不应松动

对于楼市的冬天，一些地方政府也是百味杂陈。土地出让金锐减、相关税费缩水带来的财政压力和经济减速，已然让地方政府感受到阵阵寒意，而保障房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更是“雪上加霜”。

统计数据显示，“十一五”时期，地方财政总收入中，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占比从2006年的38.9%，增长到2010年的65.9%，这表明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越来越大。“把房价过高的原因归结于开发商黑心，确实打错了对象。”经常语出惊人的地产大佬任志强称，自2002年实行土地出让的招拍挂制度之后，“价高者得”成为防止腐败的唯一路径，但推高了土地的出让价格，并刺激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杨红旭认为，部分地区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收，占地方收入的四成到七成。随着土地市场和房产市场同时陷入低迷，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可能萎缩，这对地方财政将构成一定压力。

进入11月份，各地土地市场流拍、中止出让的消息不绝于耳。广州一月之内三度因市场过于冷淡而不得不中止20余幅地块的出让，唯一一块按时出让的地块也因为无人应价而流拍。沈阳、合肥、昆明等地，原计划拍卖的23宗土地，只有5宗出让成功，10宗土地是因竞拍人数达不到要求而宣告流拍。

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20日，其监测的全国67个城市有公告可查的土地交易总成交金额比去年减少将近三成。

与此同时，保障房的资金缺口也让地方政府为难。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截至10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已超过1000万套，虽然实现了年初的目标任务，但至少需要建设资金1.3万亿元人民币。住建部近日也已经着手对地方保障性住房实际开工情况进行调查，“不能挖个坑就算开工了”。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对此表示担心——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出台了4万亿元刺激计划，引发地方融资平台的失控性膨胀，出现了超过10万亿元的平台贷款，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还本付息困难的情形。“在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的情况下，保障房资金从何而来？”

事实上，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已经显现。7月12日，国务院要求房价涨幅过快的三四线城市也应限购，但截至目前，全国仅有47个城市限购，与此前业内普遍预计可达到70个左右相差甚远。

彭博新闻社的报道也称，有不少人担心房价下跌是否会引起中国经济硬着陆，甚至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从而导致中国政府改变政策。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高筑，一些重点项目建设又陷入缺钱的困境的时候，民众极为担心房地产调控又会暗度陈仓，使得房价再次暴涨。要防止出现这种悲剧的关键，应该从房地产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着手，在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和防止房地产暴利的制度建设方面，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避免再次进入调控下跌，不调控又反弹的恶性循环的周期。

记者魏宗凯发自上海

谁为房产泡沫破裂埋单

在这个楼市冬天里，中国各地兴起了一股“退房维权”热，市值缩水的业主们打出横幅讨伐开发商，他们静坐、游行甚至砸了售楼中心，两个月来不下十处楼盘遭遇退房纠纷。业主们风风火火“维权”运动在网络上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同情，反而引起一片嘲讽。有学者认为，楼市维权违反现代契约精神，有媒体呼吁回归理性。

其实，日本美国香港的民众早于中国内地经历了楼市泡沫破裂的过程，同样面对房价下降，他们当初怎么办？

香港：节衣缩食“给银行打工”《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近期，香港楼市出现调整，楼价自5月份高位逐步回落，负资产问题再次引起市民关注。（注：负资产是指房子总价下跌到比贷款额还低，比如150万买房，贷款100万，当房价跌到90万，就出现了负资产。）

香港金融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第三季度“负资产”按揭宗数按季度大幅上升33.4倍至1653宗，并回升至近9个季度新高。

提起“负资产”，许多香港人都有着痛苦的回忆。1997年由于楼市过度炒卖和过度借贷，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资大举撤出香港，导致香港楼市崩盘，仅一年之内，楼价跌幅逾半，并在随后在长达5年的跌势中，楼价累积跌幅与1997年高峰期相比高达约70%。

香港知名地产代理公司中原地产研究部联席董事黄良昇向记者描绘了当时的情形，“炒卖实在疯狂，按揭息率10厘都炒，当时供楼与家庭收入比率高达120%，就算不吃饭不买衣服都要供楼，你说是不是太疯狂，有的楼盘十度转手。”

由于市场上积累了太多的风险，在外资大举撤资下，市场资金抽紧，香港楼市泡沬随即爆破。楼价呈自由落体式下滑，根据量度香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地产指数显示，在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的一年间，香港二手房价下跌了52%。

香港金管局资料显示，2003年6月是负资产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当时香港共有约105697宗负资产按揭，占所有按揭的22%，涉及金额1650亿港元（1港元约合0.81元人民币）。

在芸芸“负资产”中，香港知名的精神科医生曾繁光曾多次被媒体报道。当时月入10万港元的曾繁光，甚至穷到没钱买菜，只能让年幼的孩子穿掩不住肚脐的衣服。从1998年开始，他先后在各大报章写专栏，开源偿还银行按揭。“许多负资产家庭为了还债，唯有节衣缩食，所有的钱差不多都用来还给银行，社会气氛低沉，消费停滞不前，经济低迷。”黄良昇说，当时还有人跳楼自杀。

在长达6年多的楼市低迷期，特区政府为了稳定楼市，曾经推出一些措施，包括停售公屋和居屋，停止主动卖地，以及撤销租住权管制，以令私人租赁市场恢复自由运作。黄良昇却认为，真正令楼市由谷底回升的是内地经济对香港的拉动作用，正是中央政府在2003年非典时期对香港实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个人游”政策，刺活香港经济，令香港经济于2004年走出自1998年11月份开始的长达68个月通缩期。

虽说因为负资产而令生活陷入困境，但据黄良昇介绍，当时香港业主因负资产而断供按揭的个案极少，比率不足2%。“申请破产的也不多。一来是仍有收入、有储蓄，还有就是中国人的美德，千方百计都要把钱还上，当然香港的法律也不容许赖账”。

美国：大多数人被迫低价售房《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在美国，楼市的萧条每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社区、街道旁，到处挂满卖房子的牌子，很多社区的房子都空了，绿油油的草坪也没人打理了。即使是房市坚挺的华盛顿地区，依然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租售房广告牌。

2006年，美国房价达到巅峰时，各地大兴土木、新建的房子四处开花，即便如此，市场仍是一房难求，想买房子的人都要排队，房贷公司非常忙碌。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房市终于崩盘，房价暴跌，今日也没有复苏。

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催生了大量的无房族，杰克曾在2005年买了一栋公寓，由于房价缩水，现在杰克房子的贷款总额已经超过了当前市价，因还不起贷款，最近他的房子被银行强行收走。美国一知名网站商业统计：有1600万户美国家庭的贷款额超过房屋市价本身，2008年至今，超过百万房子被银行收走。

面对房价暴跌、房屋被收走，有些美国民众上街游行，不过他们不是去找房地产商，毕竟这是“市场行为”，他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保住工作岗位，从而支付房贷。

美国最大房贷银行富国银行客户经理陈馨说，看到房屋价值缩水，美国人心理也会不平衡，但银行的大多数客户是选择接受房价下跌的现实，会趁早把房子卖掉，以免亏损更多的钱。那些游行的民众也会要求银行下调利率，以减少房贷支出。

居住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约翰·尼尔森向记者介绍了所在社区的情况，尼尔森说：“一般当房屋价值跌至购买额或贷款额以下，美国人有三种应对方法：一部分全款买房者或部分有能力支付贷款者会坚持下去，等待房价回升；一部分人则是低价出售房子自己承担损失，那些没有能力支付贷款的房主只能选择违约，房子被银行收回去”。

尼尔森说：“选择违约会严重损害个人信用记录，今后数年乃至十年内都不能申请贷款买房买车。”

为救助房地产市场，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就出台了住房可负担再融资项目。如果房屋价值缩水，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旗下的房屋抵押贷款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减免或取消部分再融资费用，并降低贷款利率，这样每个月的月供就少了，不至于走向违约。除了政府控制的企业，政府还会与私有银行机构达成协议，下调房贷再融资的利率和费用。

由于次级贷款使“两房”遭受了巨大损失，两房于2008年被政府接管。目前，美国政府对他们提供的救助总额已达到约1700亿美元（1美元约合6.35元人民币）。本月初，两房分别再向美财政部申请60亿美元和78亿美元救助资金。预计到2014年，美政府对“两房”的救助总额将达到2200亿美元。10月24日，奥巴马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让更多借款人重组住房抵押贷款，享受当前较低利率，缓解房贷负担。

美国民众面对房价下跌更多是采取比较理性的行动，会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而政府以及银行等有关方面也会出台相应的措施，来稳定市场情绪，尽量减少购房者的损失。

日本：房价跌80%，找央行也找开发商《国际先驱导报》文章野村先生（化名）在日本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现在是一名中层管理人员。他告诉记者，对中国现在发生的一切，他感到很熟悉，似曾相识。

1985年后的日本，正是楼市癫狂的时期，楼市泡沫在1990年达到顶峰，房价涨了七八倍。随之而来的是泡沫破裂，楼市崩盘，这个过程不过六七年的时间。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让很多人苦不堪言，直到今天，仍有很多日本人还在背着当年欠下的沉重债务，还买房产的银行贷款。

野村是在1991年在东京町田车站附近买的公寓房。当时日本泡沫经济正破灭，房价从高位下降。这栋距离车站走路仅8分钟的10层高的公寓，面积80平米，最早售价8000万日元（100日元约合8.25元人民币），他在和销售商讨价还价后，以6000万日元买下来。

20多年过去了，现在按二手房销售的话，只能卖到3000万日元，不到当初的三分之一。

按照日本的规定，房贷最高可以贷35年，贷款额最高上限为年收入的4倍。当时野村和妻子的年收入加起来是1000万日元，总共可以贷款4000万日元，所以只支付了2000万日元的首付。

贷款还了这么多年，现在每个月大概还款不到20万日元，发奖金的月份还40万日元，还剩不到1000万日元的贷款，但是野村并不急着还。因为现在的贷款利息很低，大概只有1.8%左右。而在泡沫经济最鼎盛时期，贷款利息曾高达8%。他贷款时选择的是变动利息。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状况恶化，市场资金需求下降，企业不景气，企业都不去贷款了，利息就下降了。现在，日本央行还在主导实施零利息的政策。

回顾日本泡沫经济前后的房价可以看出，房价1990年的顶峰到1994年的谷底，差价大概为80%，而野村是在房价下降大概40%时买的，当时以为不会再跌了，没想到那只是泡沫破裂的中途阶段。以他来看，现在中国的房产泡沫估计还只是在下降了20%左右的阶段，如果看看日本这面镜子，就会推测出中国房价还有多少下降的空间。

在房价下跌的时候，日本也出现过有业主去找开发商退钱的现象，当时如果差价比较小的话，比如在1000万日元的话，开放商就退给了业主。但是并没有法律规定开放商有业务将房价差价的损失赔偿给业主。不过，野村告诉记者，由于日本人“自我责任”意识又都比较强，觉得买房都是自己的责任，所以业主找开发商闹事的事情基本没有没听说。

山东莱芜商业银行涉嫌违规建别墅被称腐败楼

近日，记者接到一位网友举报，称山东省莱芜市商业银行与山东省泰盛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莱芜高新区以“怡和缘小区”的名义，违规开发豪华别墅项目，莱芜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莱商银行）以及各支行的高管们在此小区都有自己的豪华别墅，“怡和缘小区”因此被群众和莱商银行的员工们称之为“行长楼”、“腐败楼”，在社会上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别墅群主体基本完工“怡和缘小区”位于莱芜新城高新开发区龙潭东大街以北孝义河以东，用地面积为124626.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21310.19平方米，建设单位是山东省泰盛房地产开发公司。10月17日上午，记者在知情人的带领下进行实地采访。

据知情人透露，2007年，这地就被开发区以每亩5万多元的价格买断，不知何时，这块地到了莱商银行手中，此地是否通过政府的“招牌挂”程序并不知晓。继2010年莱商银行与山东泰盛房地开发公司商榷，于今年2月份开工建设。

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建筑工地人来人往，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整排整栋的别墅主体已经完工，走近大门，两侧是两排整齐的独栋别墅，前后总共是25栋，里面连排和双拼别墅100多套都已完成主体工程，其中独栋别墅非常豪华，占地面积也很大。

知情人告诉记者，这里面的独栋别墅都是给“莱商银行”的高层领导和支行的行长们每人一套，里面双拼别墅和连体别墅按职务的高低来分配的，其中的一部分会送给莱芜市相关领导居住，余下的进行出售。莱商银行普通员工只能分配后面的高层住宅楼内，而普通员工对莱商银行这一举动只有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

这位知情人说：“一个独栋别墅建筑500多平方米，按市场价格每平方米8000元计算，独栋别墅一套价值400多万，试问，莱商银行的相关领导能拿多少年薪？”

百姓土地补偿费未兑现

据孝义楼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此块土地是2007年以每亩5万多元的价格被莱芜市高新区征用，直到2011年才开发建设，可群众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任何土地的补偿款，仅得到一点可怜的青苗费。这位村民表示，当时有群众反映，都被当地派出所抓走关起来了，直到村民答应不在上访闹事再放人。

至于为什么到现在群众未得到补偿款，当地百姓也不知晓。

记者采访遭拒

10月17日下午，记者来到莱商银总部进行采访，在一楼大厅被保安拦在门外，在记者亮明身份后，保安通过电话联系到办公室，办公室人员以领导都不在为由拒绝上楼，并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国家禁令成一纸空文

近年以来，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国土资源部不断的加大对违法批地、违规建别墅等国土资源领域违法案件查处力度，由多次采取通报，挂牌督办等手段严查违规建别墅、建设等土地案件。然而，从多家媒体曝光的别墅项目来看，各地的别墅项目在国家禁令之后层出不穷。这些别墅项目开发的开发商与机关的单位顶风作案，置国家禁令于不顾，采取各种手法规避别墅禁令，也使禁令成为一纸空文。

该“怡和缘小区”项目别墅是在国家禁止建设，禁止供地的政策后上马的工程，可见莱商银行背后有高人，敢于和国家政策正面交锋，该项目动工到现在建成的别墅群，历时近一年，未见该市土地、建设、规划等部门责令停工或查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盲视”的背后是否隐藏着莱商银行和某些行政部门达成的某种利益共体？

莱商银行“怡和缘小区”项目建设背后的问题丛生，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能进行关注。

第二章　整顿腐败

沈阳放心豆芽火爆销售一扫八个月前毒豆芽阴霾

从有害到放心沈阳豆芽蜕变的八个月

12月初，沈阳市民在各农贸市场惊喜地发现，消失了八个月的豆芽菜回来了。固定的销售摊位、统一的销售人员、明晰的销售标识，放心豆芽火爆销售一扫八个月前“毒豆芽”的阴霾。

从重拳出击到理清权责，再到培育正规市场，建立规范严格的监管保障体系，沈阳用八个月时间还了老百姓一根放心的豆芽。

染毒豆芽竟成行业潜规则

2011年4月，在沈阳市针对食品安全的“利剑”行动中，沈阳警方查获了数十吨“毒豆芽”，这些利用尿素、无根剂等非法添加剂发制的豆芽严重危害着百姓的身体健康。

记者当时全程参与了“利剑”行动的布控、抓捕、鉴定、审讯全过程，见证了毒豆芽的触目惊心。

当时在犯罪嫌疑人的加工点，记者看到，尿素、恩诺沙星、无根剂等违法添加剂堆放在角落里。一走进作坊，就能闻到刺鼻的气味，感觉头晕。手摸豆芽的感觉是发涩、发干。

40岁出头的蹇志明制作“黑豆芽”已经三年，并两次更换了加工点地址。他表示，自己每天生产豆芽约1000公斤，大多送往农贸市场。制作过程添加的东西主要是保证豆芽不长根、只长芽的无根剂，保证豆芽长得粗大的尿素和防止豆芽变质的保鲜粉。

蹇志明和为他提供有害添加剂的张显君共同交代，用药发豆芽的主要作用是节省豆子，缩短豆芽生产周期，豆芽长得粗大而且不容易腐烂。

沈阳市皇姑区公安局打假办常务副主任朱荒丁说，这些豆芽经过鉴定，至少含有四种不允许使用的添加剂，其中尿素用量超标27倍。“我的手在办案过程中，接触到了发豆芽的水，后来就感觉手上染上了一层颜色。”

据沈阳市农委专家介绍，这些药剂进入人体后，会在体内产生亚硝酸盐，长期食用可致癌。

犯罪嫌疑人蹇志明说：“从我记事起，豆芽就是这么做，沈阳市的其他家作坊也是这么做，我并不知道用药剂发豆芽是违法行为。”

八个月后放心豆芽重回沈阳餐桌

毒豆芽被曝光后，这道老百姓常吃的菜在沈阳消失了，这一没就是八个月。

沈阳市农村经济委员会农产品质量安全处处长张清彬说，毒豆芽被查获后，沈阳市首先明确了农委为豆芽管理的职能部门。农委随后借鉴浙江省芽菜行业管理的先进经验，结合沈阳市的实际情况，起草并通过了一份《芽菜生产标准》。今年6月，总投资一亿元的沈阳市芽菜工厂化生产基地开工建设，五个月后，放心的豆芽菜就上市了。

记者了解到，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姚千户上瓦房村的沈阳芽菜生产基地，从吉林和黑龙江购入精选的黄豆、绿豆，经过清洗、消毒、浸泡、孵化、喷水、去皮等多道工序后，五天时间就能长成新鲜、爽脆的豆芽。整个过程都是由机器完成，工人是不允许接触豆芽的。

豆芽生产基地负责人王庆波说，豆芽在生产过程中最容易受到污染，因为适合豆芽生长的温度也适合各种细菌，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及时杀菌，将导致豆芽腐败，影响产量。一些小作坊生产的豆芽没有卫生的生产环境又要保证产量，就只能给豆芽添加各种添加剂，也就出现了毒豆芽。

为建立无公害豆芽菜销售网络，沈阳市还制定了豆芽“农超对接”工作方案，确定以家乐福、乐购、沃尔玛、大润发、兴隆大家庭、大东副食等54家超市和批发市场作为全市首批“农超对接”试点承载企业，120家门店为放心豆芽销售网点，全市20余家新升级改造的社区菜市场也销售放心豆芽，让市民吃上便宜、安全、可口的豆芽。

王庆波表示，正常生长出来的豆芽保鲜期只有一天，保质期为两天。因此，基地特别购买了20辆专门的冷链运输车，所有从基地起运的豆芽运输过程中都经过低温冷藏。而且每一个进入市场的豆芽箱上都贴了追踪码，整个豆芽的产销过程也执行“产品质量可追溯制”，顺着追踪码，只要发现豆芽质量问题就能倒查。

记者在沈阳市几个农贸市场看到，所有放心豆芽都有统一的销售摊位和销售人员，每个销售点都清楚地写着豆芽的生产时间，每斤豆芽的销售价均为1.8元。

从乱到治，一根豆芽引发的思考

一根不起眼的小豆芽，8个月前在沈阳刮起了食品的打假风暴，不到一年，同样是不起眼的小豆芽重返沈阳市民的视线，不同的是：曾经发涩发干闻起刺鼻的豆芽变成了新鲜爽脆的豆芽，曾经污水横流苍蝇漫天飞的作坊变成了头套鞋套白大褂一样不少的宽敞明亮的车间，曾经用尿素、无根剂有毒制剂催生变成了科学严谨的孵化，曾经无人监管变成了责任明确标准严格……

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万强说，沈阳豆芽能从食品安全危机中走出来首先是政府敢于自揭家丑。在一些地区对食品安全漠视的情况下，沈阳公安局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有毒有害豆芽行动，打击行动中主动邀请媒体全程参与报道并监督，打击力度空前，将沈阳周边地区生产有毒有害豆芽作坊扫除，对违法犯罪毒豆芽制造者绳之以法，这一切都显示了政府拯救食品安全的决心和力度。

张万强说，能够给人启发的还有沈阳市政府及时付诸行动的豆芽重建工程。就在沈阳市民忧虑、观望和无奈中，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开启了新豆芽的重生。人们在当地的媒体不断的报道中，了解到政府及时制定了行业规范和严格的生产标准，扶持大企业搞标准化生产、理顺行政监管体系，有效解决管理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相互推诿扯皮的问题，市长亲自到豆芽生产基地品尝新豆芽。“正是这一系列的行动保证了放心豆芽重返沈阳市民的餐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根豆芽的蜕变，也让沈阳市民重新找回了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这是一个食品安全从乱到治的典型样本。”

积极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把“消极腐败的危险”列为我们党面对的“四大危险”之一，再次彰显了我们党誓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心和坚决态度。“消极腐败”出现在党的文献里并非第一次。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党章》第一章“党员义务”的第六条“支持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修订为“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这是“消极腐败”这个词汇首次在党的正式文献里出现。其实，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同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时，就提出了依靠民主，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重要思想。虽然早就提出了“消极腐败”的概念，但是对于“消极腐败”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目前，从对“消极腐败”概念的使用来看，学界一般认为，“消极腐败”特指“与贪污、盗窃、行贿、受贿、买卖官职等严重腐败，或腐败犯罪行为相区别，因主体积极或消极作为而导致的权力偏离公共职权轨道，貌似不良作风的权力变异现象。”

这种“貌似不良作风的权力变异”的“消极腐败”现象危害是巨大的，比如，官员抽天价烟、戴名牌表、坐高级轿车、盖豪华办公楼等，这些问题看似“无关大局、见怪不怪”，但都是难以根除的顽疾、痼疾，仿佛是党的肌体上的一个个“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就很有可能“恶变”甚至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再如，一些干部感觉“升迁无望”时，往往混天度日；一些同志奉行“知足常乐”的理念，不求有功，只求无过，不思进取，无视大局；还有一些干部办事拖拉、责任心不强，见困难就让，见矛盾就藏。这些表现为奢侈浪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消极腐败”现象，与明显触犯法律规范的贪污贿赂型腐败犯罪行为相比，其造成的危害毫不逊色，毫不“消极”，它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及广大干部的形象，与我们平常所说的腐败现象本质上是一致的。

消极腐败得以产生，原因有多方面，但根本还在于管理体制的漏洞和监督体制的缺失。2000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四次全会上就清醒地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趋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近年来，特权和腐败案件频频发生，暴露出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突出的问题是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对监督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对掌权的领导干部就难以形成有效制约，“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就在所难免。同时，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在一些党员和干部身上发生，同他们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不高也有密切的关系。目前我们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的历史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必然会对广大党员干部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长期执政养成的安逸思想，尤其成为滋生消极腐败的温床。

实际上，我们党一直在进行整治消极腐败的尝试和探索，积极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譬如，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我们推行了党委集体票决制、扩大差额比例的做法；在严肃财经纪律方面，我们开展了小金库专项治理，加强了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经济责任审计，等等。但是，反对消极腐败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加大消极腐败的源头治理。

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从思想上高度认识消极腐败的危害性，领导干部一个人消极腐败，是个体腐败，而队伍消极腐败，则是肌体腐败，领导干部在反对消极腐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领导干部要求别人不铺张浪费、不搞形式主义、不官僚主义、不好人主义，自己首先要坚持做到，才能旗帜鲜明地要求别人反对消极腐败，才能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最终实现廉洁政治、良好社会风气局面。

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关键还在于制度设计的科学化、民主化。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全国“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出现消极腐败现象的原因主要还在于理念、思路、制度、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不符合深入反腐倡廉要求的问题，没有把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纠风的矫正力和惩治的威慑力有机结合起来。因此，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迫切要求，行之有效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是根治消极腐败之本。

反对消极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之一，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言，“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必须警钟长鸣！

我国将逐步建立防贪官外逃网络

2011年6月22日，中央外宣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情况。针对热点话题，中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与中外记者进行了坦诚交流。

刘志军案仍处于调查阶段

在回答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提问时，吴玉良说，目前刘志军案件仍处于调查阶段，调查结束后会再发消息，向社会公开。“刘志军被查处，恰恰说明，我们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说明我们反腐败的工作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对任何腐败分子，不管涉及到谁，都要坚决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吴玉良向中外记者坚定地表示。

遏制“权力期权化”

当前，腐败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有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将来的利益作交易，这种“权力期权化”现象正日益显现。

吴玉良对此表示，中纪委已经注意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权力期权化”问题，将进一步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去年3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不得在“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还规定了违反该规定的具体责任。

二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重点抓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贯彻执行。

三是严肃查处违纪问题，防止“权力期权化”问题的发生。

大力开展境外追逃追赃

最近有媒体报道，1.6万贪官转移了8000亿元的资金到海外。事后，有关单位在网上发布声明说，文中有关数据严重失实。尽管如此，“贪官外逃”现象还是再次引起了社会关注。

吴玉良对此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腐败分子外逃的问题，大力开展境外的追逃和追赃工作。近几年，已经通过引渡、遣返和司法协助、警务合作等国际执法合作的方式，将一批逃往国外的腐败分子缉拿归案。与此同时，逐步建立防逃网络，特别是针对近年来出现的腐败分子利用外国投资移民政策获取身份、转移赃款等问题加强了防范工作。

吴玉良介绍，从今年1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具体的贯彻实施意见。

吴玉良表示，下一步将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出入境登记备案和证件集中保管的制度；加强资金监测，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活动；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将腐败分子缉捕归案。

重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吴玉良表示，中央纪委监察部门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把它作为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注意核查从新闻媒体和网络舆情中反映出来的案件线索，重视发挥包括网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吴玉良同时表示，有关部门也要按照国际通行做法，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要引导网民合法合理地表达诉求，也使网上反映的案件线索提高真实性和可靠性。在互联网管理方面，我国已经制定了许多相关规定。凡是符合规定的网站都要认真办好，不符合规定的都要按照要求进行规范。

江西推进廉政阳光工程惩治预防腐败

江西近年来大力实施“廉政阳光工程”，推行公共资源阳光交易和公共财政阳光运行，推行重大事项阳光决策和干部人事制度阳光公开，初步形成一套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公共资源交易关系国计民生，规模大、涉及面广，同时又是腐败易发、高发领域。针对以往公共资源交易不透明的问题，2009年1月1日开始，江西省纪委大力推进公共资源阳光交易，在全省建立了省市县乡四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项目统一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站）交易。截至今年9月30日，全省公共资源进场交易项目7.69万余项，成交金额达4154亿余元，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

在推行公共财政阳光运行过程中，江西深化预算管理体制、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等改革，全面实行“收支两条线”，省市县全部建立了财务统一结算中心和支付中心，实行财政惠农补贴资金“一卡通”，全面清理整顿财政专户，全省撤销、合并1.12万余个财政专户。

用人是否公开公平、决策是否民主科学，百姓十分关注。江西在全省推进干部人事工作阳光公开和重大事项阳光决策，重点实施了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制度、常委会任用干部票决制度等。明确凡属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由领导班子以会议形式集体讨论决定。

审批多、环节繁、时间长的问题，一直深受社会诟病。为此，江西在全省推行“阳光政务”，建立健全了省市县乡村五级行政便民服务网络，全面推行部门将审批权集中到一个内设机构、该机构向行政服务中心集中；部门将审批权向行政服务中心窗口授权到位、审批事项在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到位的“两集中、两到位”行政审批模式，对重大产业项目实行统一受理、项目代办、快速转办、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等绿色通道制。

同时，江西通过整合各级政务部门的信息网络资源，在全国率先启动集电子政务、行政审批、政务公开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电子政务和网上监察网络平台，实现政务在网上公开、资金在网上运行、监督在网上实施。

清廉郑板桥一盒潍县萝卜送敲诈贪官

清代著名大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在山东范县、潍县做过十多年知县。为官期间，他不但在勤政爱民方面政绩卓著，在廉洁自律方面也堪称楷模。这从他写给其弟的家书中，可以略见一斑。

在清代，领导干部退休后政府是不安排住房的。所以郑板桥在潍县知县任上，家乡的弟弟就写信给他，要改建家中的老屋。这件事本属正常，但郑板桥却担心这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立即回信劝告其弟暂不改建。他在信中说：

因仕途中人蓄姬妾，置田产，更进而大兴土木，建筑高堂华厦，行道者见之，必窃窃私语曰：郑某一介寒士，侥幸成名，得为百里侯，谁谓狂士作官，要名不要钱，苟不搜割地皮，艳妾华厦自何而来？

他怕群众看到他家修理房屋会跟其他官员大兴土木联系在一起，以为修房的钱一定是贪污受贿而来。其实，群众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他们不知道郑板桥为人写字作画的稿费每年有3000两之多，十年加起来已有3万两了。除买地花去1万两，他想将剩下的两万两改建一下故居的房屋，以做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之用。这钱完全是他劳动所得，丝毫花不着纳税人的银子。但即使这样，他仍怕遭人误解，玷污自己的清名：

……犹恐招摇耳目，惹启悠悠众口，以贪名污我。我纵不能只饮民间一杯水，不取民司一文钱，以清廉自矢，然贪赃枉法，则我岂敢！

除改建房屋外，在置地上郑板桥也表现出高度自觉。当时，为了维持家用和退休后养老，一些政府官员常常置办一些田产，购置的数量政府并无严格限制。但郑板桥买地却坚决按通例办事，不多占一分一寸。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写道：

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连阡越陌，数百顷有余者，子将奈何？”应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

跟许多人买地只顾自己不管他人不同，郑板桥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无地的穷人，认为多买了地就是占了别人的产业，就是莫大的罪过。他的这一信条，既不为别人的贪婪所动摇，也不因世道的盛衰而改变。

郑板桥为官，不光自己清清白白，还特别痛恨别的官员贪污腐败、搞不正之风。每遇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他便毫不客气地予以“回敬”，并引以为戒。

有一次，一个钦差大臣到山东视察工作，在各地捞了不少好处。当他来到潍县时，虽知郑板桥为官清廉，但仍不肯罢休，千方百计地暗示，想从郑板桥那里捞点“外快”。郑板桥也心领神会，待钦差要离开潍县时，便派人给他送去一个大礼盒。钦差见大礼盒沉甸甸的，料定里面一定装了不少白银。待送礼人走后，他兴高采烈地打开礼盒一看，立即傻了眼！原来，礼盒里装的不是银子，而是一些潍县特产大萝卜！里面还附了郑板桥写的一首诗：

东北人参凤阳梨，难及潍县萝卜皮。今日厚礼送钦差，能驱魔道兼顺气。

钦差看了又气又恨，立即想报复郑板桥，但又苦于一时抓不到把柄，只得哑巴吃黄连，把一腔怒气憋在心里，灰溜溜地返回京都。

郑板桥的廉洁自律虽然受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嫉恨、排斥、打击，使他最终丢官，但他却深得民心，得到众多百姓的爱戴。当他61岁那年从潍县知县任上被免职返乡时，无数乡民夹道送行，号哭挽留，不少人送出上百里远。郑板桥也深受感动，挥笔画竹题诗，赠给潍县的父老乡亲：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真是铁骨铮铮、大义凛然！这是郑板桥对潍县人民的离任交代，也是他光明磊落、清廉淡泊的人生态度的最好诠释。

湖南政府采购“买高不买低”事件招标内幕披露

日前，长沙市海韵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荣向媒体实名举报，称湖南省财政厅、文化厅、省直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在去年的一起政府采购中玩猫腻，放着价廉物美的名优产品不选，偏偏高价内定“山寨杂牌”中标，原本1500万元可以完成的采购，最后却以3000万元成交，“不买对的只买贵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就在一个半月前，陈荣针对三部门的行政诉讼一审宣告败诉。目前此案已上诉至长沙市中院。

身为投标人的陈荣在这起政府采购中究竟发现哪些“猫腻”？他公开挑战三个厅局级单位底气何在？昨天，这名曾在老山前线获二级英模称号的老兵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细说其中原委。【招标揭秘】

业内人士都很清楚，这个政府采购项目总的花费也就1500万左右，成交价却超过3000万京华时报（微博）：这次湖南省文化厅采购的具体是什么？

陈荣：是为乡镇文化站采购的一批群众文化活动设备，有小号、二胡、扬琴等，共有15种乐器和音响设备，15000件。业内人士都很清楚，这个政府采购项目总的花费也就1500万元左右，最后的成交价却超过3000万元。

京华时报：招、投标过程是怎样的？

陈荣：去年9月29日，受省文化厅委托，省直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对外发布采购公告，当时规定只接受生产厂家的投标。我们湖南的三家代理商认为这个规定违反《政府采购法》，就向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管办投诉。采购中心于10月22日重新发布招标信息，允许本地代理商参与竞标，但加了一个补充条款，就是报价有一个最低限价。

我们当初没发现这个最低限价有多大问题，就参加了招投标，结果出来后我们才明白，这个规定是采购部门玩的猫腻，而且玩得太明显了。

京华时报：规定最低限价有何不妥？

陈荣：打个比方，假如一只号成本是400元，按正常竞争的话，我报500元，我有价格优势，中标的几率就大一点。但他不让你这么报，你必须报1000元，你报低了他就让你出局。

他们为什么规定这么高的底价呢？实际上他们已经跟厂家暗中联系好了，已经内定了中标单位。我们代理商参与投标，因为没有灰色费用，没有回扣给他们，我们的报价肯定更便宜些，可是某些人的个人私利就受损了。但如果厂家以1000元中标，我们报价是400元，那这中间的差价很大很明显，他们怕把这个东西搞得太明显，所以就这么规定，实际上就是想掩盖他们的腐败行为。

京华时报：参与竞标的都是什么样的企业？中标的又是怎样的企业？

陈荣：竞标的有40多家企业，其中十多家是湖南本地的代理商，结果全军覆没。外地的一些名牌企业也没中，比如上海“敦煌”、苏州“虎丘”、北京“星海”都没中，反而是河北一个县的私营小厂和天津一个村的小作坊中了标。

这些小厂我们以前也去实地考察过，知道他们的成本价，他们的生产能力也很清楚。其中一个小厂中标了1000多只乐器，他们生产不出来，到处找村里的小作坊收购才交的货。我们竞标同样的乐器，竞标产品是山东“泰山”品牌，这是驰名商标，报价跟那些小厂的一样，我们的东西明显比他们的好，但我们就没中。

京华时报：同样的价格，大品牌为什么中不了标？

陈荣：招标只是走过场。评标的时候让我们带个样品去试奏，但样品都在投标人手里拿着，根本没有试奏，就评出分数了。招投标的试奏一共有七八十件乐器样品，每件乐器试两分钟也要两三个小时，结果整个评标试奏只用了20多分钟。

再比如管乐长号的招标，文件要求是C调的低音长号，最后中标人投的产品是B调中音长号，根本就不一样的东西，应该是无效投标，最后还中了标。还有电子琴招标，文件规定有一项技术参数不达标就要扣6分，但最后中标人投的产品有两项参数不达标还得了93.28分，排名第一，我们公司投的产品和中标人投的产品是相同品牌不同型号，只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反而以88.9的得分排名第二。我们好几家对这事提出质疑，最后他们把这两个标废掉了，到现在也没有再采购。

我国拟规定政府机关定期公布三公经费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出国考察变成了出国游，公车支出居高不下……针对部分政府机关的败家子行为，国务院法制办昨天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首次将机关事务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机关运行成本将降低。

政府看市场买单

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征求意见稿针对机关运行费用的相关规定，均明确要求从“基本需求”出发，以“市场价格”为参照系，制定实物定额和服务标准，预算定额和开支标准。其目的在于加强机关运行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公费用定期晒

县级以上政府将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经费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三公”费用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总额中的规模和比例，并禁止挪用其他预算资金用于“三公”消费，与此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下级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摊派、转嫁相关费用。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公开制度，定期公布“三公”费用的预算、决算、绩效考评情况。

公车或由租车公司担纲“公车改革路在社会化”是近年来社会各界为公车改革提出的主要路径之一。《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吸纳了这一建议，提出县级以上政府应当推进公务用车社会化改革。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后勤服务、接待服务也要逐步实现社会化。

长期关注“三公”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微博）表示，针对学者专家多次谏言的公车社会化改革，征求意见稿给予了明确的回应，即公车改革的社会化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意味着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公车改革的方向。

叶青称，公务车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社会化是其不二选择。官员用车交由社会机构如租车公司来提供服务，或配合给予一定的货币补助，可能是今后改革的主要方向。

在叶青的理解中，征求意见稿其实是确定了改革的远近两个目标：从长远来说，告知并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应实行公务车社会化改革；从近期来看，征求意见稿也说明了如确需要公车的，应严格执行配备标准和编制及数量。“但是，方向已经明朗，说明不改不行的。”同时，叶青也很遗憾，“只提及了一句话，具体的措施没有涉及。”

同时，他预计车改之后至少能节约1000亿元。

叶青认为，征求意见稿中最大的亮点当属“社会化”，社会化也不仅仅在公车改革的领域，其中也提及后勤服务社会化，接待服务逐步实现社会化。

他认为，如果机关单位的后勤和接待都由社会化来实现，请保洁公司、汽车公司、餐饮企业、社会宾馆来服务，可以使得消费更加透明，减少腐败的滋生。

五类违规领导或被撤职

1.超预算、超标准开支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的；

2.挪用资金用作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由企事业单位资助，或者向下级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摊派、转嫁费用的；

3.采购奢侈品、购建豪华办公用房或者超范围、超标准采购服务的；

4.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或者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的；

5.举办庆典活动向下级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摊派、转嫁费用的。

征求意见稿对五类行为作出了较为严格的惩罚规定，挥霍浪费国家资财，涉及到这些行为的，将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政府采购

须低于市场价

购中低档产品

征求意见稿明确，政府各部门在满足机关运行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应当采购中低档的货物和服务，不得采购奢侈品、购建豪华办公用房或者超范围、超标准采购服务。

对于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应当委托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采购，并不得违反规定自行采购或者以化整为零等方式规避政府集中采购。征求意见稿强调，政府集中采购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应当低于同类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

政府购买高价货

今年8月，某政府采购中心委托专业电子产品价格指数机构进行价格监测时，发现政府采购电子产品时，销售价格有不少“猫腻”。同一款朗科B203——8G的U盘，政府采购价为125元，市场价仅为90元，前者比后者高出近四成。

此外，长沙一企业总经理举报省财政厅等机关在政府采购中，原本1500万元可以完成的采购，最后却以3000万元高价成交。

无实质内容

禁出国考察

区长带队“考察游”

2009年年初，广东某区区长等公务员考察团在南非、埃及、土耳其、阿联酋的旅游视频在网上流传，引起网民声讨声一片。记者按广东某大型旅行社公布的非洲、中东线路报价大致计算了一下，这14天的豪华行程费用大概超过3.5万元，13人就是45万多元。考察团团长、该区区长被责成辞去区长职务，此次公款出国所有人员承担出国游费用。

◎公费出国

征求意见稿对于公费出国（境）的相关行为作了规定，要求政府各部门应当执行国家有关因公出国（境）的规定，对出访事由、内容、必要性和日程安排进行审查，不得安排无实质内容的一般性考察和培训，减少因公出国（境）团组、人员数量和在国（境）外停留时间。

同时，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因公出国（境），不得挪用资金，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的资助，不得向下级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摊派、转嫁费用。

◎公务接待

控制会议

数量规模

根据征求意见稿，各级政府应按照简化礼仪、务实节俭、杜绝浪费的原则管理和规范国内公务接待工作，推进接待服务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逐步实现接待服务社会化。

各级政府应加强会议管理，控制会议数量、规模和会期。召开会议应充分利用机关内部场所；具备条件的，应采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等方式召开会议。会议需安排用餐的，提倡自助餐，不得安排宴请。经批准举办庆典活动的，应控制范围、人数和期限。

公务接待压垮古城

据媒体报道，平遥县古城管理委员会一负责人透露，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繁冗的公务旅游接待就开始令平遥县不堪重负。最多时，该县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少收入1200多万。近10万人次公务接待的吃、住及礼品开销，更是不好统计的“天文数字”。与此同时，平遥因缺乏保护资金导致城墙坍塌。

◎公务用车

养车费用禁超

社会平均水平

征求意见稿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公务用车社会化改革。而对于需要配备公务用车的，规定应当严格执行公务用车配备标准，控制公务用车编制和数量，建立公务用车配备更新和使用管理制度。

到底该遵循何种原则配备公务车，征求意见稿明确，政府各部门应当配备符合经济适用、节能环保等要求的中低档公务用车，不得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除地理环境和工作性质特殊外，不得配备越野车；不得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不得借用、占用下级单位或者其他单位的车辆，不得接受企业捐赠的车辆。”征求意见稿作出这一规定，并制定了惩戒条款，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将由本级政府公务用车主管部门收回和处理。

房地产调控要“绷住劲儿”

目前，房价只能上涨、不能下跌的印象，正在扭转。捆绑其上的各利益相关方，都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这其中包括被高地价收益捆绑的一些地方政府、投入大量信贷资金的金融机构，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当然也包括购房者。在这种情况下，限购和限贷政策的走向变得极为关键，“两限”这种行政手段加之于市场的闸门，如何实现平稳“泄洪”，松绑之后如何控制好房价的反弹，考验调控政策。稳健、理性地权衡利弊得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铁路工程招投标改革可走得更远

据媒体报道，铁路工程招投标正在进行改革。无论是从国家交通动脉的安全计，还是从公众的权利计，铁道部都应该继续扩大已然开启的大门，建立制度化的信息公开机制，公开披露工程招投标相关信息，不给暗箱操作留下空间。铁路工程本身的专业性很强，加之长期以来铁路系统企业已经与铁道部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外面企业的进入并不容易。而越是如此，才越显得招投标改革的必要性，才越应该尽快打破被内部人操纵的情形。

定期公布“三公”回应公众期待

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县级以上政府的“三公”经费预决算定期公布。这是一个得人心的举措，公众期待各级政府将来实施这一条例时，拿出真举措、收到真成效。首先应让百姓看得懂。如果不公布相关管理制度和标准、不具体到每个具体的事项花了多少钱，容易沦为“数字游戏”，使公众无从在鉴别中落实监督权。其次，应严格预算问责制度。对那些违规甚至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的相关干部必须严格依法依规处理。

调查药品出厂价更要调查中标价

发改委将对定价范围内的药品开展出厂价格调查。当前会出现药品出厂价格较低，但是中标价格却高出十几倍乃至数十倍的现象，实际上是因为在药品集中采购与招投标过程中，存在“利益均沾”的潜规则。所以，唯有调查药品中标价格制订背后的黑幕，严打其中存在的腐败，并通过完善制度堵塞漏洞，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才可能杜绝药品中标价格畸高现象出现，并最终降低药品的零售价格，切实减轻广大患者的经济负担。

公务卡能不能成为反腐利器

2011年12月8日，财政部下发通知，决定在中央预算单位全面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从明年1月1日起，中央各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支付公务接待费、公车运行维护费、差旅费、会议费等16项费用时，必须使用公务卡。明年年底前，所有基层预算单位要全部实行公务卡支付制度。

无可否认的是，现行的“现金支付，先开支后报账”公务消费制度，在管理上存在一定漏洞。公务卡取代现金结算后，将提高公务支出的透明度，加强对公务消费的监控。有论者认为，这是从源头上反腐的一项重大举措，部分学者和专家甚至将之视作反腐利器。

然而，在笔者看来，财政、财务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刷卡方式的公务消费，也只是为公务消费中可能出现的腐败行为设置了一个障碍，而非防范公务消费中的浪费和腐败、堵住财务管理漏洞的“万能卡”。据知情者说，因为公务卡刷卡属于“准现金”交易，只需经营者的简单配合，如将超过真实消费部分当场以现金返还，或故意多消费、多刷卡，然后回单位据“实”报销，等单位财务部门将款项支付给对方后，再到相关单位拿回扣。诸如此类，仍然无法堵塞“虚列开支多报账”的漏洞。

实际上，导致公务消费中出现虚开多报、损公肥私等腐败行为的是权力，往往表现在有权的人和部门利用公务活动通过钱权交易取得利益，收受回扣，而不是某种报销方式。公务卡只是一种金融产品，使用者如果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遏制不住贪念，难免不寻找花样翻新、创意独特的“变通”之举，损公肥私行为照样发生。

从这个角度说，公务消费公开透明，其实与是否实现电子化无关，是否公开透明取决于制度，而非决定于技术。只要纸上的账不能做到公开透明，电脑上的账就同样是糊涂的。千万别因为持公务卡消费，卡上清楚地记录了消费时间、地点、金额等信息，就天真地以为确实增强了公务支出的透明度了。因为用现金付账，发票上也一样可以将这些信息记录得清清楚楚，长期以来又监控得如何呢？

因此，要使公务消费的监管更加有效，在实行公务卡制度的同时，还需采取种种措施修补漏洞，比如严格核定公务支出总量，招标一批公众信得过的公务消费场所，分级制订公务消费标准，探索推行公务消费公开等，而不能以为全面实行了公务卡支付制度，一切都万事大吉了。

潍坊改造城中村纪实

潍坊改造城中村，走的是以村为主体，“自治改造”的路子。政府不再大包大揽，从城中村改造的微观层面退出，只负责制定政策、审批规划、监督土地的“招、拍、挂”。具体的运作，全部交给村自治组织，难办的事让村民商量着办。

如果说，两个“83”是政府让利，那么，在城中村改造中发挥村自治组织的作用，让村民商量着办，就是还权了。政府决计还权于民，接下来，就要看城中村如何唱好村民自治这台“重头戏”了。

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形象地把村民自治比喻为“四个轮子一套车”。“四个轮子”分别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然而长期以来，这“四个轮子”有的转，有的不转。更有甚者，只有以“海选”为标志的“民主选举”独轮运转。从目前面上的情况看，村民自治的效果不甚理想，原因即在于此。

改造城中村，为村民自治创造了一次实兵演练的机遇。

面对事关自己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重大决策，村民们自然会睁大眼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而这正是民主决策的前提。

城中村改造之前，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村里召开会议，“十人八不齐，进出像赶集”。一说要开会讨论搞城中村改造，不仅“留守村民”一个不拉，连在天南海北务工、经商、上学、公干的人，只要户口在村里，都千里迢迢往回赶。有的人宁愿站着，也要参加会议。

潍坊改造城中村，宏观上的大杠杠是两个“83”。但两个“83”不是直接对着村民的，而是对着村集体的。各村自己决定城中村改造的具体方案，一村一策，“不按一个单子抓药”。那么，每一个城中村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和以往支书、主任“拍脑袋”作决定不同，城中村改造方案要经过“三会一制”，几上几下。

三会是“两委”联席会、党员会、村民代表会。一制是重大村务票决制。具体流程：先由村“两委”联席会拿出初步方案，提交党员大会讨论，加以改进完善，最后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表决。就是这个过程，往往要几上几下。

我们采访到的10来个城中村中，最顺风顺水的当属潍城区的后姚家坊村。这个村的改造方案，经过“四上四下”，不到一个月，村民就一致同意了村里的“拆迁安置方案”。2004年，市里的两个“83”一出台，这个村就率先启动了城中村改造。

好事多磨的顶数奎文区的梨园村。村民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达成共识，村里就把城中村改造暂时搁置起来。宁肯耐心等待，也不搞“疾风暴雨”。直到2009年，村民经过民主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城中村改造这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梨园村从2008年8月到2009年4月，仅仅围绕一个“拆迁安置方案”，村民就整整商量了8个月，开了120余次会议。

同样是城中村，一个先声夺人，一个后来居上，都是潍坊市城中村改造的成功范例。

也许后一个村的启示更大。它表明民主协商也好，利益博弈也罢，有时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时间的耗费，对于一个优良的决策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有时候慢就是快。在城中村改造中，付出一点时间成本，换取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共赢的结果，划得来。

让村民商量着办，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自己人效应”，大大降低了城中村改造中的“磨擦系数”。这比政府越俎代庖，“一杆子插到底”强多了！

还是上边说到的后姚家坊村，拆迁补偿方案出来以后，有的临街经商户又反悔了，说我们的房子临街，应该多补偿，不然就不拆。要是村里跟这些临街户谈判，很容易形成僵局。村自治组织就把非临街户代表和临街户的代表，叫在一起协商、讨论。

非临街户说，你们拿出房产证看看，是住宅房？还是商业房？临街户回答，是住宅房。非临街户说，既然是住宅房，那就应当同等待遇。你们临街户“靠街吃街”，这么多年比我们多占了多少便宜？“城中村”改造，你们还想多吃多占，你们脸红不红？说得临街户无话可说，顺溜儿地接受了统一的补偿标准。

有个别村里的“老干部”，房子多、院子大，要求在城中村改造中多要新房子。村里就把村民代表和“老干部”叫到一起商量。村民代表说，你多出来的宅基地是从哪里来的？要不要查一查？以前多占了便宜，现在还想多占，还讲不讲道理了？一席话，说得“老干部”哑口无言。

话不说不透，理不辨不明。实践证明，绝大多数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对极少数不拉理儿的村民，村里也允许他们把不靠谱的话说出来，让大伙儿品头论足。正谬见面，高下立判。在质疑声中，“发难者”的调门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偃旗息鼓。

民主协商中，强势群体的额外要求得到抑制，弱势群体的声音会不会被淹没呢？

还是上边提到的梨园村。村里第一轮协商提出的改造方案是：按宅基地的正房（北屋），一间换50平方。整个换算下来，和“拆一还一”差不离儿，大多数村民都支持这个方案。可是，部分人口多，房子少的困难户有意见，认为按照这个方案，他们的房子不够住。

经过村民代表反复商量，村里出台了一个面向弱势群体的“补充方案”：人均不足40平米的，补到40平米，补充部分每平米象征性收500元。此举惠及全村四分之一家中人多房少的村民。

因为家境困难，村民刘海昌、刘丰昌兄弟俩一直没分家，老少三代7口人，挤在四间狭小的平房里。按照一间换50平方米的标准，他们家只能换220平方米，只够两套楼房。有了“补充方案”，他们家可以置换280平方米的楼房，比原先整整多出60平方米。这么一来，他们家就有了三套楼房。老人住一套，兄弟俩一家住一套，各得其所。“十个指头不会一般齐”，商量不成怎么办？好办！通过民主程序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奎文区中上虞河村通过第三批安置方案时，大家意见相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村两委梳理出5个有争议的焦点问题，召集两委成员、全体党员、社区居民代表、动迁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就这5个焦点投票表决，并将表决结果进行公示。

两个“83”到了村里，由村委会具体运作。但是，钱是怎么花的，形成了多少集体资产，这些资产每股价值几何，居民伸着脖子都想知道，这就形成了民主监督。

潍城区后姚家坊村张贴的《城中村改造工程的财务明细报告》上，将每批“城中村”改造建了几座楼，一共多少平方米，花了多少钱，其中安置村民多少平方米，对外出售多少平方米，集体商业房多少平方米，形成了多少集体资产，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村里每月8日定期召开老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公布收支账目，雷打不动，让村民“横挑鼻子竖挑眼”。村里还设有村民理财小组，进行工程财务审计。众目睽睽下，谁还敢火中取栗！

早期搞城中村改造，各村无一例外，都是请开发商来搞开发。后来改造的村，有的村民提建议，请开发商，钱都让开发商赚走了，干嘛不自己当开发商？村里觉得有道理。于是，有的村成立了村经济组织，自当开发商，请人设计，请人施工，建筑材料全部由自己进。村里只掏设计费和工程建设费，这一来，“大头”揽进村里。

2011年，潍城区北关村第二期城中村改造新规划开工面积31万平方米。按照市里的要求，实行严格的“招、拍、挂”，参与竞标的开发商有5家。按照“城中村”改造的“游戏规则”，村集体和开发商的利益分割大致为三七开。但通过竞标和博弈，北关村这个比例超过了四六开。

北关村和开发商能谈到这份儿上，除了周围形成了“小商圈”，区位优势明显外，关键是村里和开发商讨价还价的时候，坐在谈判桌前的不仅有村干部，还有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当然把这事“当自己的事办”，竭尽全力，锱铢必较。

难办的事让村民商量着办，使“城中村”改造中的绝大多数难题得到了化解。对极个别无法调和的矛盾和问题，潍坊并不回避，而是将其引导到法制轨道上来，让有关各方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自治改造”推进了城中村改造，城中村改造又反过来促进了村居自治的完善，推进了基层民主进程，可谓一石二鸟。“按程序办事！”是现如今城中村居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翻翻各村的会议记录，哪天开的什么会，讨论的什么事，有多少人同意，多少人不同意，写得一清二楚，而且备案存档。记者手中有一份村民所选楼房的复印件，每个名字上面，都按上指印，密密麻麻地一片。

基层民主机制一经启动，尝到好处的村民，再也舍不得走回头路。城中村改造之后，村民摇身一变，成了“新市民”。村民委员会也顺理成章地改成了居民委员会。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在城中村改造中经过民主洗礼的新市民，比老市民更习惯于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

就拿眼下各居委会如火如荼的商业开发来说吧，你想捂着盖着，门儿都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每个居民的利益，人们有知情权。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监督，即使在城中村改造完成之后，也有了合乎逻辑的延伸。

城中城改造，对政府也是一次“民主的洗礼”。难办的事，让村民商量着办，使政府看到了民主在化解矛盾和利益协调方面的能量。他们在反思：政府以往在城中村改造中，投入的管理成本那么高，群众还不满意，那又是何苦？从“全能政府”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让民间的力量更多地管理民间，当是不二之选。

更何况，政府从城中村改造的微观层面上退出，把一些办不了、办不好的事，交给自治组织去协调，既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又可以斩断一些政府官员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链条”，减少了滋生腐败的土壤。

衡阳被打副局长：当官为研究腐败将辞官归田

当律师为民请命

廖曜中辞职在即，而在辞职后，廖曜中的意愿是远离官场，成为一名开绿色食品公司的“农人”和一个为民请命的律师。“农人”是廖曜中自己设立的概念，它比农民更加宽泛和高端，他生产更加环保、自然的农业产品，用科学的理念来管理农场和营销。

事实上，廖曜中开绿色食品公司的计划并非心血来潮。出生农村的他对于农学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2009年和2011年，廖先后发表了两篇农学论文《我国农村发展中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分析》、《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新探》。论文涉猎极广，关注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问题、农村土地污染与治理问题等。

廖曜中的家在衡阳市经济开发区，面积有200多平方米，天台上种满了南瓜、丝瓜及各种蔬菜，他的汽车是一辆长安福特。廖说，他当时买房的价格只要1500多元，房屋总价只要40多万元，但他还是贷款28万元买的房。天台上种植的蔬菜，他除了自己食用外，多余的还能赠给亲戚朋友。

创办农业公司，廖曜中认为自己的想法并不崇高，“我就是为了先让自己和家人吃得健康才做这个打算的，虽然我也很羡慕陶渊明，但我知道不可能找到桃花源。现在，我已经和几个同学商量，准备创办农业公司，专门生产绿色食品。”

廖曜中也准备干另一份非常入世的兼职律师，为民请命。廖曜中热衷于公平，在1997年中央党校毕业后，便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他虽然担任司法局副局长，分管法律援助中心，但有时候案子突然过来，被告人又没有指定律师，这时廖来不及将任务分配给下属，常常要亲自挂帅当律师，“我经常要替死刑犯辩护，他们往往没有指定律师。”

10月10日，湖南衡阳司法局的党委会上，副局长廖曜中因公开抗拒局长万春生的“进入”指示，两人在会场大打出手，廖的左脸颊被打至淤青。事件在经过媒体披露后，引发各方关注。10月14日，打人的局长万春生被停职，10月17日，廖曜中的伤势基本恢复，重新回到司法局上班。但廖已对官场心灰意冷，“最多一两个月后，我就会辞职。”

冒官场之大不韪，公开冲撞顶头上司，拂袖而去，是什么造就了这位副局长耿直的内心？这场斗殴又反映了如今怎样的官场生态？这位另类官员准备解甲归田留给世人诸多的疑问需要解答。

10月18日晚，在衡阳的一家小茶楼里，记者见到了廖曜中。白衬衫、黑西裤、银边眼镜、双鬓花白，左脸颊的淤青渐消，今年方才41岁的廖曜中看起来偏老，但谈吐间书卷气不改。

副局长其人：

法学博士“混”入官场

廖曜中称其通过自考进入中央党校攻读法学研究生，方向是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此后又考上了武汉大学的法学博士，对于此前的人生经历，廖曜中却不愿多谈：“都是从农村出来，凭本事考上去的，没什么好说。”研究生毕业后，廖曜中从1997年9月到2003年9月间在衡阳市委党校担任法学讲师。

2003年9月，廖曜中通过湖南省公开选拔干部考试，成了衡阳县副县长，分管发改委、物价局和法制办。2007年10月23日，廖曜中调入衡阳市司法局担任副局长。事实上，廖曜中比万春生还早上任9个月。但谈起这位顶头上司，廖曜中仍咬牙切齿：“（被他殴打）都是我反腐败的结果。”

廖曜中出事后，不断有同学打电话来安慰他，仅仅在接受记者采访期间也电话不断。

10月17日，伤势基本痊愈的廖曜中回到单位上班，因为此前万春生已被停职，主动向廖曜中嘘寒问暖的同事不少，但也有很多同事选择了回避。“我自我感觉，万春生停职，司法局80%的干部还是很开心的。”

互殴事件：

局长“进入”遭副手阻击

廖回忆说，万春生尤其喜欢打“三打哈”（一种扑克牌），万要是赢了钱，就一定要人愿赌服输，一旦输了钱，却不愿拿出来；万非常喜欢美女，生活很放纵，廖很怀疑，万要求招进的这名女公务员，与他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万春生在单位里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从来都不按程序来。这一切在廖曜中这个耿直的书生看来，非常的低劣。三年来，廖不断通过各种手段反抗万的权威，但这次党代会的当面指责是最激烈、最直接的一次。“以前为了颜面和同事关系，我也隐忍过，提出问题的方式也比较缓和。”

谈到10月10日党代会上的那场架，廖曜中至今还有些不服气，“在交锋的第一回合，他打了我一拳之后，我当即起身，一把就将他推到在地，当时我已经揪着他的衣领，他根本就动不了，要不是有人在背后拉偏架，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他在我的左脸颊打了这么多拳，我也只是被他打得有点淤青，可见他是多么虚弱。”

万与廖斗殴的原因是因为“进入”问题。万春生要把一名在衡州监狱工作的女公务员，调至司法局下属的衡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法律援助中心正是廖曜中的分管单位，但这位女公务员来历不明，进入的程序也不对，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所以廖曜中在党代会上严词拒绝，“你这样进入是不合理、不合程序，我坚决不同意！”

万春生要求廖曜中必须接受，“哪个地方不合理？哪个地方不合程序？哪个地方不正常了？”

在万春生的逼迫下，廖曜中却继续顶撞，两人随即大打出手。

廖称，万春生这样的行为早有先例，“他隔三岔五地会安排人进入司法局，但人事上却不按程序走，以前我也在这方面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就派他的亲信来，强迫我接受，我隐忍了这样的行为三年，实在忍无可忍。”廖表示，万春生来到司法局的前三个月里，两人的关系相处得还不错，但廖随后就发现万在很多方面有问题，“我现在手头上搜集到很多他违法乱纪的证据，他这个人是一个好战分子，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不久之后肯定会报复我。”

然而，廖曜中也不会善罢甘休：“我郑重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三五天，可能一两个月，我就要离开这个公务员队伍，但我一定会与这种人干到底，人一辈子能打倒一个贪官，就是一种胜利，就是反腐英雄。”

不过，万春生昨日则回应称，打架是廖先动的手，这位招进来的女公务员，在衡州监狱工作了11年，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是属于合理的下级人事调动，他与这位女公务员没有任何关系。“经过法医鉴定，我们俩都受了伤，轻微伤。”

另类局长：

天生一副牛脾气

在廖曜中的很多同学看来，廖是一个天性耿直的书生。“老廖人品很好，性格直率，但似乎官场上的文化没学好，出了这样的事情还是让人很意外，把打架的事情公开化，恐怕还有欠考虑。”廖曜中的一位同班同学这样告诉记者，老廖尊师重道，一次他的导师出了点事，老廖搭载着这位同学，一起开车奔赴千里之外的武汉帮忙。

而在廖曜中自己看来，他的倔强源自遗传。“我父亲就是一个耿直的人，有一次因为生产队分给家里的粮食非常少，他认为这样一家子都会饿死，于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偷来稻米，却被生产队发现。但我的父亲死不认错，反而说生产队胡来，生产队的人将他头摁在水塘里要淹死他，幸亏伯父赶来把他救了。”

廖曜中从小就倔强，在上初中的时候，他甚至因为一件小事与班主任翻脸。“当时我们班刚刚换了新的班主任，有一次班里刚刚大扫除完毕，班主任要我把倒在地上的一把扫帚扶起来放归原位，但我告诉他，扫帚不是我弄倒的，应该让当时拿这把扫帚扫地的同学把它收好才对。”为了这件小事，廖曜中与班主任相持不下，最后甚至到了要动手的地步，但廖始终认为自己没错。

与廖曜中做了6年同学的廖清元也说，廖曜中爱抱打不平，不怕得罪人。“小学时有一次一个高大的男生欺负一小个子，他首先报告老师，然后去帮小个子。”

长大后，虽然受到官场习染，但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圆滑多少。很多时候，廖把很大的精力都投入在研究农学和法学上。这一点，从他的两次改名就可见一斑。廖曜中原名叫廖方体，在中央党校时改名叫廖嵩，1999年，回到衡阳担任党校老师的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廖曜中，“曜是北斗七星中的第四颗星星，我改成这个名字，就是想维护公平和正义。”

廖清元回忆，廖曜中在中央党校时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信里有这样一句话：“社会是一染缸，他要像先辈所说的去做：粉身碎骨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入官场初衷：

当官是为了研究腐败

既然早已认清“染缸”本色，廖曜中为何又要混官场呢？廖的回答是：“我当官就是为了研究腐败、反腐败。”“我们都知道蛇有毒，但还是有人去研究蛇，我们都知道山有虎，但还是有人上山。如今当了8年的官，是见到了树木也见到了森林。”廖曜中说，如今官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把手权力无限大，有的官没有真才实学，傻瓜都能当，全看后台硬不硬，有没有钱，放不放得下脸，懂不懂厚黑之道。

廖曜中表示，自己没有很厚的后台，但通过读书和研究，他获得了实在的经验。“做人做事要有实在的能力，搞交往要有实在的感情，我也看清楚这个世界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正义，我并不是死咬理的人，但也绝不会与人同流合污，更不会任别人欺负而忍气吞声。”

廖曜中认为，如今官场内贪官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我觉得能拉下万春生已经不容易了，很多时候你还没有把人家反下去，人家早就把你整下去了。尤其是像我一个下级反对上级，这样付出多大的努力和精力，才能扳倒他。”

云南纪检委五年处分9169人挽回经济损失67亿

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26日透露，在过去5年中，该省共有9169人因受各种检举受到处分。

统计数据显示，五年来，云南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收到信访举报105507件，立案8676件，处分9169人，其中厅级干部55人，县处级干部438人，150人被撤销党内职务，3549人被开除党籍，有597人被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挽回经济损失67亿余元。

在查处各种违法违纪问题的同时，云南省纪检委在整治乱猜测、乱议论、乱编造、乱告状等行为上也不遗余力，查处了李旭良、陈锐平、王多邦、文武、龙中泰等诽谤案件，为7367名受到实施举报的人员澄清了事实，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工作氛围。

云南省纪委官员表示，通过健全查办案件工作机制，加强信访举报、案件审理和案件监督管理工作，严格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加强案件剖析，协助发案单位完善制度，加强管理，查办案件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发挥，民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满意度在不断提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行‘制度+科技’防治腐败经验，不断增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敏锐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云南省纪检委表示，将深入推进举报网络建设，拓宽举报渠道，坚持完善反腐败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巩固发展云南的反腐败成果。

第三章　官员腐败

厦门卫生监督所女监督员披露丑闻官方迟不表态

这是郑幼卿12月10日收到的一条短信，发自她的一位同行。这样的短信、电话，这些天郑幼卿已经接了不少。每次翻出短信来看，她都能感觉到一股温暖。

12月5日，本报刊发《束手无策的执法监督员》等一组报道，披露了福建厦门市卫生监督所监督员郑幼卿与厦门国泰妇产医院（以下简称国泰医院）博弈的无奈与坚持。报道刊发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支持郑幼卿、向厦门官方要说法的声音此起彼伏。而截至记者发稿时，厦门官方尚未对报道作出正式回应，相关领导也拒绝接受记者采访。

无数的声援和支持来自网络。12月5日以来，“郑幼卿是厦门的英雄”、“选郑幼卿做感动厦门人物”之类的呼声在各大门户网站新闻留言栏、论坛、微博上，比比皆是。

在搜狐等门户网站，《束手无策的执法监督员》一组报道的评论参与数均有数万，记者粗略统计一下，其中98%以上均明确支持郑幼卿，要求厦门官方彻底查清此案。

厦门某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在自己的博客上，接连几天更新博客，写下了《声援郑幼卿》、《支持郑幼卿就是支持道义》等一篇篇支持郑幼卿的短文。

在《支持郑幼卿就是支持道义》一文中，他说：“现在，农工党员郑幼卿‘孤军奋战’，与后台硬、背景复杂的厦门国泰民营妇产医院角力了一年多，终将黑幕揭开。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某些领导不知与该院何种特殊关系，竟以种种借口威胁她，扬言要吊销她的执法证并处理她。”

他的话从侧面验证了自12月5日以来，郑幼卿不时听到的关于要处理自己的传言。但郑幼卿告诉记者，自己还是会坚持查下去，坚持反映问题。

在厦门当地的网络社区“小鱼社区”，支持郑幼卿、质疑官方做法的声音更为集中。在小鱼社区最热门的“鹭岛民生”版块，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约50篇主题直接与此次报道相关的帖子，其中点击量最多的为1.5万多次，回复数逾千条，其中绝大多数为“向郑幼卿致敬”之类的支持和“关掉国泰”的呼声。12月10日，还有网友发帖问“厦门‘国泰妇科’案怎么没有后续了？”

在微博上，对国泰医院案的关注度也持续高涨。12月11日，记者在微博上搜索“郑幼卿”，结果有638条原创微博；搜索“国泰医院”，结果有1500余条原创微博。记者进行核对之后，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均与郑幼卿严查国泰医院的报道相关。在另一个微博上，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9条和674条。

在网络上一下子成为“红人”的郑幼卿，也成为各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12月6日，本报报道郑幼卿与国泰医院事件的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放了关于国泰医院行医内幕的长时报道，郑幼卿的面孔通过电视，为更多老百姓熟知。“虽然这样我也知道越来越危险，但我还是想好了，我不会退缩。”对于不断在媒体上抛头露面，郑幼卿越来越坦然。

各媒体上刊登的专业新闻评论，也让郑幼卿觉得更有勇气面对接下来可能碰到的艰难。12月6日，多家报纸刊登关于本报报道的评论。其中，新京报发表社论《依法处罚违规医院才是最好的维稳》，文章认为，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反被认为将带来社会不安定，如此“维稳”，反会带来法治和社会的不稳定。最好的“维稳”，就是依法对违规医院进行处罚。

另一家媒体刊登的评论《公众需要更多“郑幼卿”大战权力风车》则认为，现实生活中之所以腐败乱象频生，就是因为精于耍滑变通的官员太多，而执著于法律尊严与岗位责任的“幼稚者”太少。身为执法者，面对证据确凿的违法行为，面对白纸黑字的明文法律，却束手无策不能依法处罚，这绝不只是执法者的悲哀，而是所有人的悲哀；反过来，一个坚持“法律第一、领导第二”的执法者，则是所有人的幸运，虽然这原本应该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执法常态。

与在各种媒介上进行热烈的讨论相反，许多国泰医院的受害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国泰医院被曝光，也不知道国泰医院曾被吊销过执业许可证。12月10日，记者随机致电12名曾去国泰医院就医而被“开发”了逾万元的女士，其中，仅有1人表示听家里人说“自己当时去看病的医院被曝光了”，其余11人中，有7人的手机显示“无法接通”或者“空号”，剩下的均表示对报道一无所知。而且，12人中，仅有两人表示自己愿意向国泰索求赔偿。

对此，郑幼卿分析，到国泰医院去看病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很大，所以很多人事后无法取得联系。而且，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很少，工作量巨大，无从得知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信息，很多时候便轻信广告。而一旦涉及维权，他们又不能“拧成一股绳”，不愿意给自己惹事，“这也给卫生监督人员替他们维权带来了很多麻烦”。

而对于此次报道中揭露的问题，厦门市官方至今仍保持沉默。12月7日，记者提出要采访厦门市法制局副局长孙发明，他告诉记者：“我现在正在开会，不太方便。”之后，他又表示：“你要采访的话，你要通过市委宣传部，我们有规定。”

而当记者联系上厦门市联系法制局的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林粟如时，她表示：“我没有这个权力，我没有得到市长的批准，我不能随便说。”

当天，福建省卫生厅新闻发言人林世才向记者证实，卫生厅派了两个人到厦门了解情况，但不是“调查”。“这件事情从法律上来说，主要是厦门属地处理。”林世才说。

国泰医院负责人张超英则告诉记者：“我们会有律师函直接告知你们单位。现在具体详细的情况我不方便接受采访。”

惩治“贪坚强”，靠铁证说话！

受贿423次共计400余万元，竟然不认账，没有一丝悔意，最近被终审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的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明光市委原书记张松坚因此被人们称为“贪坚强”。不少网友认为，“贪坚强”的出现是一个危险信号，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贪坚强”之所以“坚强”缘于侥幸心理

当前，不少贪官抱着‘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心理，认为只要自己死不认账，司法机关就不能定自己的罪。在主张不能强迫自证其罪的新形势下，贪官的这种侥幸心理将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贪坚强”的出现是一种带趋势性的信号。

不论涉嫌哪种犯罪，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如果他们认为控方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罪，拒不供述有可能逃避惩罚，那他们自然会倾向于不供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刘为军认为，特别是贿赂犯罪，往往是“一对一”的，如果一方拒不承认，则很难加以认定。“贪坚强”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存在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司法机关办案文明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近几年，腐败窝串案增多，一些贪官抱着“牺牲一个人，保全一家人，安全一帮人”的念头拒不认罪。廖晓明认为，一个贪官得到重用，一定有上级欣赏、下级追随的因素。当然，我们相信多数人是被蒙骗的，但其中肯定不乏受益者。受益的上级对自己的下属贪官或多或少地起到保护作用，受益的下级则可以为“落马”的上级疏通关系。“落马”贪官可能会认为，如果把他们供出来，自己失去了“保护伞”和“同盟军”，将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惩处，所以只好死扛到底。

查处“贪坚强”，证据链的形成至关重要

当前，职务犯罪的侦查大多还是适用从人到案的侦查模式，大量工作围绕身份已经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展开，但同时也存在取证难和讯问突破难等特点。刘为军指出，职务犯罪手段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涉案官员多少有些影响力，一旦案发，往往会用尽各种可能的办法与侦查部门抗衡。另外，由于这类犯罪的证据以言词证据为主，侦查人员往往将工作重点放到讯问上，一些犯罪嫌疑人很容易摸透侦查特点，接受讯问时反复无常，甚至在后续诉讼环节翻供。“贪坚强”的出现，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当大，如果处理不当，会误导一些不明真相的公众觉得拒不认罪的官员未必就是贪官。廖晓明认为，这给检察机关的侦查取证和法院的审判带来压力。

有观点认为，“贪坚强”的出现带来的是办案更加艰难，取证任务更加繁重，证据链的形成更为重要，实现一案突破多案的难度加大。同时也给法律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以“零口供”定罪，如何不让负隅顽抗、不思悔改的贪官逃脱法律的制裁。

可以想见，随着证据制度的改革，庭外陈述的重要性将弱化，对严重依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侦查部门将更为不利。刘为军表示，刑法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已经充分反映了查处这类涉案官员的难度。有学者曾主张将该罪名改为“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这种主张很有道理，直接将刑法规制的对象指向职务犯罪中的拒不供述行为。如果这一主张成为现实，无疑会成为查处“贪坚强”的利器。

应对“贪坚强”，检察机关要转变取证思路

如何应对“贪坚强”式的贪官，网友们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比如加大对官员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力度、开展经常性的法律知识教育、对拒不认罪的贪官从重处罚等等。

9月9日，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系主任、博导廖晓明在接受采访时说，对贪官的惩处制度应该更加规范，对拒不认罪的贪官，在拿下案件后可以考虑依法从严惩处。这样方能让企图通过拒不交代、拖延时间获得从轻惩处的“贪坚强”们的侥幸心理彻底破灭。

刘为军认为，对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来说，应转变取证思路，改变过于依赖讯问措施的做法，并谋求提升侦查能力。讯问措施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在强化讯问谋略的同时，我们也要时刻注意，在侦查阶段已经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到了审判阶段有可能翻供。我们既要通过同步录音录像证明讯问的合法性，也要对讯问所获取的内容进行核实，并收集其他证据强化证据的证明力。只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贪坚强”并不可怕。

另外，对腐败必须坚持“零容忍”。廖晓明表示，要加大对各种腐败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对轻微腐败都毫不容忍，腐败分子就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能在全社会营造起腐败可耻、腐败可恨的氛围，让贪官成为过街老鼠，“贪坚强”们就“坚强”不起来了。

湖北襄阳烟草局原局长腐败落马曾为廉洁典范

襄阳市烟草专卖局原局长唐启楹，长期在襄阳办公生活，却在武汉主城区有一套价值47.6万元的房产、两间位于洪山区汪家墩某写字楼总价值113万元的办公室。唐启楹的巨额家产让人怀疑来路不正，最终被举报到了有关机关，移交到检察机关侦查。

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有人还诧异：“他不是还曾被树为烟草系统廉洁奉公的典范吗？”

唐启楹出生于湖北省南漳县一个贫困山村。18岁时他来到河南某部服役。他上进好学，在部队里入了党、提了干。1985年12月，唐启楹转业到南漳县烟草专卖局工作。

从部队到地方，尽管工作性质变了，唐启楹依然保持着军人那股一往无前、吃苦耐劳的劲头，一步一个脚印，把自己的工作干得井井有条。他的努力也得到了一致认可，先后获得襄阳卷烟厂“两个文明”建设“金杯”奖，南漳县“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经营工作者”，襄阳市“双联双促”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与这些荣誉相伴的是职位的升迁。1990年8月，在南漳县烟草专卖局工作不到五年，时年34岁的唐启楹就当上了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从此他的官运一直顺畅，几乎每五年都“进一步”：1994年3月任局长、经理、党组书记；1999年2月任襄阳市卷烟厂副厂长、副经理、党组成员；2000年3月任襄阳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副经理、党组成员；2005年5月任襄阳市烟草专卖局局长、经理、党组书记，并被选为襄阳市政协常委。

唐启楹转变的不仅仅是年龄、职位，还有心态。心态的改变成了他步入歧途的导火索。自从当上大权在握、说一不二的襄阳市烟草系统“一把手”，唐启楹自然成了某些人的巴结对象。在各式各样的酒席上，一些商界上的朋友经常和他聊起“谁谁又买了新居，哪个领导有几套房子、某某牌的车子”，更有人劝他“你别再傻了，已到知天命的年龄，半百已过，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儿子、老婆考虑吧！再过几年，待你退下来，想帮他们就来不及了。”类似的话听多了，唐启楹也琢磨开了，他想想人家说的也在理……在理智与贪欲的较量中，唐启楹动摇了，膨胀的欲望使他放弃了坚守几十年的廉洁底线。

从贪恋房产开始

唐启楹的腐败之路始于贪恋房产，并把目光盯在了建筑商郭某（另案处理）的身上。

郭某和唐启楹的缘分开始于“裙带关系”，他是唐妻张爱华的老乡兼干姊妹的爱人。2000年郭某辞职后在武汉注册组建了自己的公司武汉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并在唐启楹的关照下，承接了烟草系统很多工程，赚了不少钱。另外，唐启楹的儿子在武汉读书期间，郭某也给予许多照顾，两家越走越近。

2005年，唐启楹想把武汉的住房装修一下让儿子居住，让郭某帮忙。郭某爽快答应下来，马上安排人员施工，前后共花了三万多元，过后唐启楹夫妇没再提付款之事。

2006年8月份的一天，郭某和唐启楹夫妻聊起武汉的房价开始上涨，如果现在买房几年后准能赚钱。唐启楹听后真真假假地说：“郭老弟呀，你在我们襄樊烟草系统搞工程赚了不少钱吧，你看我早晚要调到省城工作，帮我搞一套房子怎么样？”郭某是个精明人，不久，他花了45万元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送给唐启楹。谁知几天后他接到唐启楹的电话：“郭老弟呀，我和你大姐都去看了看，房子的位置还不错，就是有点小，要是能搞一套面积再大一点的房子就好了！”精明的郭某自然明白了唐启楹的弦外之音，又花了109万元帮唐启楹夫妇买下相邻的各100平方米的两套房子。

经办此案的检察人员说，唐启楹受贿房屋数量之多，在襄阳市已被查处的国家工作人员之中也是罕见的。

不高兴就给你绊子

2006年至2010年间，凭借唐启楹的关系，郭某在襄阳烟草系统承揽了5000多万元的烟水配套、办公楼装修等工程，平均每年一个。

按照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实施建设工程要进行公开招标投标。郭某每次都能拿到工程，并不是因为实力强而且“运气好”。据襄阳市烟草局有关人员介绍，烟草局在保康、南漳等烟水配套工程中，根本没有进行过招标，只是为了应付省里的检查随意伪造一些烟水配套工程招标文件。即使有的工程搞了所谓的招投标，也只不过走走形式，唐启楹给下面分局领导提前打了招呼，分局长不得不通融关照，且在实际报名和资格审查过程中，招投标中心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操作，审核过程中也缺少相应的制约措施，致使郭某假借用多家建筑公司的资质，以他人名义报名围标。

看到郭某在自己的“呵护”下腰包越来越鼓，唐启楹觉得让郭某再“洒洒水”也是应该。2007年11月的一天，唐启楹到武汉办事顺便去看儿子，儿子提出上班路远要买车，这自然是由郭某埋单。当日下午，郭某就带领唐启楹父子一起去逛车市，当下便买下一辆售价15万元的丰田小轿车，并付齐全部税费保险。“满足了他的欲望，一切好办，否则，他就会给你使绊子、下卡子。”郭某谈到自己和唐的相处之道时如实说。那是2009年6月份的一天，郭某陪唐启楹一起在武汉某古玩城闲转。在一家古玩店内，唐启楹一眼看中了一尊象牙观音雕像，可店老板非要价20多万元。郭某心疼自己的辛苦钱，以“要价高、不是正品、没有带钱”等为由将唐启楹哄走了。结果在后来的保康县烟站工程招标中，郭某以为铁定到手的6个标段工程，最后只中了一个最小的标段。在生意场上滚打多年的郭某很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马上返回武汉，用20万元将象牙观音雕像买下来恭送给了唐局长。

对下属也照吃不误

唐启楹调任市局领导岗位后，贪婪成性，不但要吃建筑商这样的“肥肉”，而且对身边的下属也是照吃不误。

某县烟叶公司经理陶某为了想得到唐启楹的提拔和任用，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来到唐启楹办公室送上5000元购物卡。2008年至2010年的春节，陶某以拜年之名，分别送给唐启楹总价值共2.2万元的金手镯、牛年金条和虎年金条各一个。2007年至2009年，唐启楹每次过生日时，陶某又分别送价值1000多元的打火机，2000元现金，一根价值6000多元的金条。“礼”到好办事，2010年3月，在唐启楹的提议下，陶某终于从某县调入襄阳市烟草专卖局当上某部门负责人。

听说襄阳市局有一个副局长的职位空缺，某县烟草专卖局局长阮某有所心动。2008年9月，唐启楹生病住院，阮某立马赶过去送上1万元的礼金。2008年12月，唐启楹带领县市分局负责人到河南考察烟叶生产情况。周六休息时，阮某约唐启楹去镇平看玉器，在一家玉器店，唐启楹对一尊标价为5.8万元的玉观音爱不释手。阮某最后以3.8万元的价格买下送给唐启楹。没想到在民主测评投票时，阮某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唐启楹感觉过意不去，答应阮某在适当的时候给其搞一个副处级待遇。

袁某原是襄阳市某区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为了得到唐启楹的关照提拔，2009年端午节前的一天，袁某来到唐启楹的办公室送上5000元。转眼半年过去了，调动的事还没有着落，袁某有些着急，他分析是“礼金送少了”。2010年元旦前和2010年春节前，袁某又先后两次来到唐启楹的办公室，分别送上现金5000元。其实，唐启楹是收了别人的重礼答应暂不调换下面的分局长。唐启楹收了双方的钱，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他安慰袁某：“我心里有数，你在家等安排通知吧。”最后，袁某等来的是唐启楹案发的消息，调换位置的事也成了泡影。

从“艳照门”到“调情门”多名官员因微博落马

频频曝光，

多名贪官落网

如果不是妻子在微博上举报丈夫嫖娼养情人，朱小红依然会稳坐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国土局副局长的位置。日前，这起亲人“微博反腐”事件轰动一时。

笔者了解到，朱小红的妻子林菁7月14日至8月1日，以“夕阳下的秋叶”的网名连发十多条微博，称自己老公经常在外嫖娼，并长期包养有夫之妇，为其购车买房。在微博中，她检举老公给情人江某购房的钱都是“受贿所得”，甚至绝望地诉说心情：“每天都活得很痛苦，下一个杀人犯会是我吗？”这几条微博引起了网民极大关注，迅速被转发和评论。

随即介入的当地媒体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并向有关部门求证。很快，衢州市纪委责令衢州市国土资源局纪委和开化县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认定，朱小红的行为涉嫌违纪。衢州市国土资源局纪委近日表示，目前朱小红已被免职，正进行立案调查。

今年以来，通过微博曝出的类似腐败事件并不少6月，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由于误将微博当做私密聊天工具，在微博上与一名女子大肆调情。结果，这些记录都被网友截图并发到论坛上，引起无数人“围观”。溧阳市委常委会随后召开紧急会议，将这位“微博局长”停职检查，并取消其党代会代表资格。

7月底和8月初，云南、河南两地先后有官员因微博被曝“艳照门”丑闻，事后查明当事人分别为昆明市发改委工作人员成某及汝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田某。前者因涉嫌聚众淫乱被“双开”并移送公安机关，后者还在调查。“这一系列事件体现了微博监督的典型流程。”据浙江省纪委纠风办的纪检干部介绍，一般来说，先是有网友发微博披露某个事实，或某个微博内容引起网友质疑，然后众网友跟进评论和转发，相关网络衍生品（如漫画、恶搞歌曲）也开始出现，接着在网络或传统媒体上出现深度评论和调查，伴随着微博上不断“爆料”，一场微博事件就此达到舆论监督的高潮。

官方介入，

更加贴近民心

在这股民间浪潮冲击下，政府部门也加入了“微博反腐”队伍。

不少省市开通官方微博，较为典型的浙江，已经形成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全部开通官方微博，这在全国尚属首例。目前，除一般网民在微博上揭露身边腐败行为外，社会各界包括名人、官员以及党政机关、公检司法机关也都在微博上营造反腐舆论氛围。“微博作为一个新型的网络工具，正越来越被政府部门重视。”衢州常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夏建军已发了600多条微博，积聚了4000多位粉丝，他说：“微博上大部分是基层百姓，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和批评，给我们官员提供一个了解民意、关注舆情的窗口。”

据报道，重庆市丰都县检察院于2010年10月开通全国首个官方“防腐微博”，吸引了10多万名粉丝关注。该院跟据一位粉丝的评论获取线索，成功查出当地一家医院包括一名副院长在内的两名贪污人员。

而浙江台州椒江区，微博还巧妙成为传播廉政文化的一个窗口。“有一个故事，狼追兔子，狼拼命地跑只是为了一顿晚餐，而兔子拼命地跑是为了生命。行贿者送礼，为的只是他们的一顿晚餐，受贿官员失去的却可能是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位名叫徐振兴的公务员写的一篇微博，这仅66个字的短文，因寓意深刻、警示鲜明，在近日举行的椒江区廉政微博创作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微博已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我们不能缺位。”台州市椒江区纪委副书记郑岳华说，微博虽小，但能凝聚人心，利用好微博，能为廉政文化建设开辟新天地。

有专家表示，微博反腐，对党委政府而言，多了一个制约监督权力的平台；对反腐败职能部门而言，多了一条获取腐败信息和线索的渠道；对腐败分子而言，多了一种威慑力量；对公众来说，多了一种便捷监督官员、举报腐败的途径；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则是多了一项自我约束的机制。

谨慎围观，

请你别伤无辜

微博反腐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但对于这新生事物，其自身还存在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

日前，安徽一男子发微博称“合肥暴力拆迁用麻醉针对付围观群众”，但据警方调查，拆迁中的麻醉针纯属子虚乌有。尽管这名男子被警方行政拘留10日，但该微博经广泛转发后，引起不明真相群众的恐慌，扰乱了公共秩序。“相对于微博的迅猛发展，监管法规一直是滞后的。”有网友提出质疑，在娱乐圈，已经出现有人借助微博发帖泄私愤，大打口水仗。在反腐举报中，不排除有些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故意用虚构事件来抹黑他人，“挖出贪官，固然痛快，但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会误伤无辜。”“网络反腐在为腐败官员带来巨大杀伤力的同时，‘人肉搜索’式的‘追杀’也会产生个人的隐私权与公民的知情权矛盾。”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认为，涉嫌“有罪推定”的微博反腐，一旦把握不好“度”，就易侵犯公民隐私权。

反腐学者、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看来，现在的微博反腐还远没有进入法制化轨道，也没有形成系统和规则。

据介绍，由于有着完善的诚信体系和制度，英美等国对官员私德的监督主要来自媒体，其中不少是网络媒介。尽管个人隐私在美国受到高度重视，但政府官员的私生活几乎完全暴露在民众眼前，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媒体和选民的关注。

专家建议，把握好当下“微博反腐”的新潮流，充分利用微博上的海量信息，完善技术，建立一套与时俱进的运行机制，更加主动地展开反腐斗争。

成都理工大学廉政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肖云忠：微博反腐是个新事物，如何做到科学运用，使之发挥作用？一方面需要官员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微博反腐的意义和价值，不惧怕，不作秀，真正把微博作为发现、预防、查处腐败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还需要学习了解微博反腐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弄清微博的特征、传导机制和过程等学理问题，在操作技能上熟能生巧，在制度上健全，保证微博反腐有序运行，取得实效。

情妇曝光官员淫秽短信称两次流产后遭抛弃

近日，有网友在华声论坛等社区爆料，称青岛市四方区滨海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李华亮包养情妇，在情妇两次流产绝孕后将其抛弃。网帖照片公布了两人不堪入目的手机短信对话，引发众多网友围观。

官员淫秽短信遭曝光

12月5日起，华声论坛等社区先后出现一条名为《岛四方区政府李某“香艳短信门”。

内容大胆放肆》的网帖，吸引众多网友围观。据发帖人描述，该网帖系官员情妇自曝，其目的是将背叛自己的官员绳之以法。

网帖曝光不少不堪入目的短信对话，短信发送者的电话号码显示也十分清晰。发帖人称，事件主角是青岛市四方区政府分管建设开发的领导李华亮。

情妇称自己两次流产绝孕遭抛弃

12月6日上午，华声在线记者与事件女主角杨菏（化名）取得联系。杨菏承认曝光李华亮的网帖系自己委托朋友发布，并直言发帖目的就是“让他赔偿自己的损失，还自己一个公道”。

杨菏于2009年年初与时任青岛市四方区开发建设局局长的李光亮走到一起。杨菏透露，李光亮曾利用职务方便，“介绍土石方工程给自己，并帮助自己所在地产公司违法协调人防面积，减少上千万元的成本”。

2010年4月和7月，杨菏先后做了两次流产手术，并因此患上不孕不育症。令杨菏没想到的是，“答应只爱自己一个人”的李华亮选择了抛弃自己，“连基本医药费都不愿支付”。

更让杨菏头疼的是，李华亮妻子知道自己事情后，于今年10月以来，数次到自己的单位和家里大吵大闹，将“自己的正常生活完全破坏掉”。

忍受不了这种生活的杨菏，决定将事情彻底曝光。

男方拒绝回应此事

12月6日下午，华声在线记者在青岛市四方区政府网的《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10年防汛工作的通知》中找到李华亮的电话号码，与网帖发布的电话号码一致。

四方区开发建设局工作人员在接受华声在线记者采访时，承认网帖号码为李华亮以前的号码，但表示“李华亮已于今年3月调任青岛市四方区滨海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

随后，记者致电青岛市四方区滨海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接电话了解情况后，要求记者“配合点，不要再打电话”并挂断电话。

自12月6日上午起，记者不断拨打李华亮的办公电话和两个私人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17时26分，李华亮主动拨打华声在线采访中心电话，但未就网帖内容和情妇指责作出回应。

有奖爆料，欢迎登录华声在线“365沸点”投稿平台，或官方微博（@华声在线365沸点）爆料；新闻热线电话：0731-84329525。

主任的“风流债”该怎么偿还文/吴涛

但此门一出，足令众门黯然失色。首先是该“短信门”又黄又暴力的情色密语可谓雷死人不偿命，其次是“男主”开发建设办公室主任的官衣让广大网友群情激愤，按照常理推断，躲在门后的必定是一个声色犬马之徒。

据爆料称，该女是流产后遭弃，想来是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两人苟且在前，情妇被弃在后，如果是各取所需，想来该是相安无事，对此女只能道一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如果此事发生在两个平头老百姓身上，无非多了一起事关道德伦理的风流债。但放眼海内外，公职人员因占据了大量资源的处置分配权，其品性优劣本来就是值得在放大镜围观，无论是近期的微博开房门还是局长的“日记门”，网友们并不是对其私生活嚼地津津有味，而是忧虑其私生活下涉及到的权色交易以及职权滥用下滋生的腐败。该主任究竟是骡子是马，只要监察部门介入，拉出来遛一遛就知道。此外，将来事件水落石出之后，相关责任部门要承担起的是失察还是渎职，则另当别论。

揭秘南京拆迁腐败：拆迁全程环环造假

他们借机最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房屋拆迁，骗取巨额补偿款；他们上下勾结、环环造假，团伙作案、集体分赃；他们只是村组社区干部，却能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南京市纪委近年查处的150余起“拆迁腐败”案件，深度揭开拆迁领域“小官大贪”以权谋私的路线图。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从南京市纪委独家获悉：2007年南京拆迁领域违法违纪案件涉案总金额461.9万元，2008年是818万元，2009年是1033万元，到2010年已经高达3509万元。针对“拆迁腐败”高发态势，南京市纪检等部门重拳治理，严厉“亮剑”。

监守自盗大捞好处，拆迁干部参与分羹

半月谈记者调查中发现，拆迁领域的腐败案件作案手段有多样化、智能化趋势，犯罪类型由单一的行贿、受贿逐步向滥用职权、贪污、伪造国家证件印章等交织的复合型犯罪发展。

记者从南京市纪委了解到，在拆迁领域违法违纪人员的身份统计中，村组、街道社区干部占总人数的26.5%，普通动迁人员23人，占15.6%，合计人数超过拆迁涉案人员总数的35%。

其中，既有社区主任、村支书、妇女主任、会计，又有动迁科长、动迁组长，均为参与组织、实施具体拆迁工作的一线人员，掌握拆迁政策，熟悉具体情况和拆迁流程，具有较强的业务性。

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龙翔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指出，少数分管拆迁工作的党员干部，利用负责拆迁工作中房产调查、测算、谈判、协议签订和补偿款支付等职务之便，对请托人的前期调查、房产登记表、测绘图等要件逐一造假，并采取订立虚假补充协议、倒推拆迁面积、虚报拆迁户口等变通方法弄虚作假，任意提高请托人的拆迁补偿费标准，个人则从中渔利。

南京市白下区房产局原副局长周必灿在其任总指挥的多个拆迁工程中，大肆收受拆迁企业及其委托的社会人员、拆房工程承包人、介绍贿赂人等人的房产、汽车、现金等财物100余万元；继任副局长杨三元上任仅一年内，就收受拆迁企业、委托人和介绍贿赂人等人财物数十万元。

2004年10月，南京市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南京白下房地产拆迁有限公司对南京市杂技团所在地块和中华剧场地块实施拆迁，总拆迁款4500万元，该项目现场负责人为白下房地产拆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军。陈军以拆迁户名义制定虚假补偿协议，共套取拆迁补偿款50余万元，并将部分提现以他人名义骗取4套经济适用房、骗购了1套中低档商品房。

少数负责拆迁的干部为多拿好处，甚至帮助不法分子介绍贿赂。南京市国土资源局第一分局科长韩兴根主动充当不法分子的拆迁代言人，先后向多名拆迁工作人员行贿近200余万元，其本人也涉嫌受贿100余万元；白下区公安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所长陈某充当“说客”，极力促成金陵职业教育中心15亩厂房仅以30万元转让，致使不法分子从中获取拆迁补偿款1500万元；月牙湖派出所民警田某帮助社会人员张某疏通关系，并投资30万元乱搭违建，事后获取拆迁补偿款90万元。

经有关部门调查，由于少数拆迁人员收受贿赂后对拆迁项目审核放任监管，甚至同流合污，致使南京市白下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拆迁费用由原先预算的4.5亿元提高至7.6亿元。

拆迁全程环环造假，团伙作案集体分赃

龙翔分析，拆迁领域的腐败案件，作案手段不断翻新，作案范围不断扩大，几乎涉及拆迁所有环节。浮在表面的浅层次案件相对减少，案件的团伙性、关联性和破坏性日益突出，上下勾结、内外勾结的窝案串案增多。

为骗取巨额拆迁款，少数党员干部在拆迁工程中，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团伙作案。从动迁、许可、评估、鉴证到财务，整个过程环环造假，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违纪违法所得赃款有的用于出国旅游，有的用于个人经营。

2004年11月，南京市房产经营总公司第二分公司原经理周必灿、沈小平和白下区房产局动迁科长何俊、白下区房改办副主任聂虎等人，合伙商讨如何利用白下区房产局公房科空白租赁凭证作假，以虚假租赁协议套取南京市建委拆迁补偿款事宜。

因嫌一家一户作假繁琐，沈小平遂从街头小广告上找到一造假公司，花费200元以沈妻名下红友餐饮公司的单位名义造假。他们分工协作，各司其职，采取制作1002平方米商业用房的假《建筑规划许可证》、填报假拆迁补偿协议、使用假许可证、签订假补偿协议等手段进行虚假评估和申请鉴证，使红友餐饮公司顺利套得市建委拆迁补偿款623万元。经周必灿授意，其中210万元用于春节奖金福利发放，20万元用于支付聂虎等五人出国旅游费用。

不法分子私搭违建，拆迁人员甘当“帮凶”

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房屋拆迁成了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机会”。不法分子四处打听消息，在拆迁区域提前突击搭建违章建筑，“收买”政府部门拆迁人员，使他们不仅放松监管，而且主动支招，到处串联说情，甘愿成为罪犯“帮凶”。

据南京市检察院职务犯罪处处长林志梅介绍，获取拆迁信息后，抢建搭建，通过内外勾结的方式骗取补偿款，是目前拆迁领域最为突出的腐败现象。

记者了解到，2006年，南京善伟实业公司负责人徐某得知南京市白下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拆迁规划后，伙同社会闲杂人员，以恐吓利诱等手段低价购买园区内企业单位厂房，在数周内采用三角铁、彩钢瓦等简易材料，突击搭建1万平方米违章建筑。

为获取高额拆迁补偿款，徐某想方设法给负责拆迁的动迁科长、房产局副局长等人行贿。随后，拆迁干部对其一路绿灯，不但对这些违章建筑未按违章建筑认定，而且对临时搭建的成本价仅为每平方米300元～350元的猪圈、蘑菇棚、鱼塘草棚等违章建筑，以高达每平方米1350元～1650元予以高额拆迁补偿认定。

深挖高发原因，重拳治理“拆迁腐败”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每一个拆迁环节背后都孕育着巨大的利益，基本上都可能有职务犯罪发生。

龙翔表示，拆迁腐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一是经济发展因素。拆迁资金运作量非常庞大，一个拆迁项目少则数千万，多则数亿元。拆迁领域资金调度频繁，现金流量巨大，即时给付率高，为腐败的发生提供了机会。

二是法律政策因素。拆迁领域缺乏有效的法律规章制度，为腐败问题的发生提供了权力寻租的制度空间。目前，只有一部国务院制定的全国适用的规范拆迁的基本法规，各地方关于拆迁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比较多，但规范性较差、变更率较高，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衔接性不够，造成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统一性不足。

三是管理体制因素。拆迁管理体系较为混乱，目前，普遍实行的拆迁工作属地责任原则，直接将拆迁权力和责任分配至区县政府，一身二任，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难以形成有效的权力约束监管机制；拆迁队伍不稳定，拆迁工程往往由政府的拆迁办公室或临时成立的机构负责，存在大量临时协助人员、借调人员，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拆迁管理机制随意性较大，补偿的弹性空间较大，容易形成权力勾结和利益联盟。

四是社会冲突因素。违章建筑、土地权证、析产分户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弱势群体因拆迁而产生的生存问题，使拆迁成为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焦点。因解决社会冲突因素而过量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腐败问题假借社会冲突的机动空间谋取非法利益。

针对拆迁腐败高发，南京市纪委会同公检法等执法执纪机关联手开展“利剑行动”，已查处案件48起，涉案人员81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43人。

龙翔告诉半月谈记者，去年10月，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拆违和拆迁管理规定行为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办法》按照拆违、拆迁工作的不同主体分类，列举了5个方面32种需实行责任追究的具体违规行为，基本涵盖了目前拆违和拆迁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层一些党员干部向半月谈记者反映，《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工作流程，有利于促进依法执政，对涉及拆迁工作的基层人员形成了硬约束，能有效防范因履职不当而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发生。

京城巨贪“一拆为红颜”4200万赃款赠情妇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副区长闫永喜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决定数罪并罚，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与闫永喜同堂受审的还有他的情妇毛旭东、弟弟闫永成，以及门头沟区新城南部地区原拆迁工作办公室主任李昕。

作为北京市门头沟区副区长，今年48岁的闫永喜曾主管区内城建、商务、工业等工作，也确实为区内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而纵观闫永喜的贪腐之路，权力、金钱、情感的交易始终在上演。

把握机会

农民“商而优则仕”

闫永喜口口声声要为之作贡献的冯村，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在他年轻的时候并不富裕。据当地的村民们回忆，当时，闫永喜的家里也很穷，曾经一家6口就挤在两间土房里。

可闫永喜却并不甘于贫困，1984年，他等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机会。

当时，村里搞承包，将饭馆、沙石厂等集体企业承包给个人经营。还在生产队当瓦工的闫永喜看准这是个商机，找亲戚朋友四处借了1万多元，包下了村头的饭馆。在村民们眼里，闫永喜这么干简直是冒险。

可闫永喜成功了。随着到门头沟拉煤的过路货车不断增多，他的饭馆生意越做越火，饭店规模也随之扩张，年收入能达到六七十万，他也成了永定镇内上下皆知的富人。

有了钱的闫永喜也有了更大的抱负，1993年11月，闫永喜出任冯村经联社社长，1997年成为冯村党支部书记，坐上了冯村的第一把交椅。上任后，闫永喜开始施展他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才能，带领冯村招商引资，施工建设、办厂、发展旅游、出租土地等一系列工程接二连三，冯村的面貌迅速变样，村民搬进了楼房，每年还有分红，人均纯收入从1992年的不足千元到后来超过3万元，闫永喜的能力得到了村民以及区内领导的认可。

从此，闫永喜的仕途开始一帆风顺。2000年8月，闫永喜出任永定镇党委书记。2004年1月，升任永定镇党委书记、门头沟区委常委，后担任门头沟区副区长，负责城乡建设工作。随着门头沟区新南城建设的开展，闫永喜担任了新城南部地区重点工程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也就与拆迁工作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次，闫永喜一样抓住了“机会”，只是这次机会却将他自己打造成为了媒体笔下的“京城第一贪”。

结识“佳人”

为情打开贪腐闸门

2007年开始，各种针对闫永喜生活作风问题、贪污受贿问题的举报频频出现，甚至有人以永定镇机关干部的名义，公开在网上举报闫永喜贪赃枉法。这些动向很快引起了纪委部门的关注。

调查过程中，纪委工作人员找到了闫永喜的情妇毛旭东，而这个与闫永喜年龄相差16岁、并无太多心机的情妇，很快便将闫永喜的种种腐败行为和盘托出，一起惊动京城的贪腐大案随之浮出水面。

来自吉林长春的毛旭东，1978年出生，眉目清秀、身材高挑，总有着一种温婉而高雅的气质。像很多在北京上学的学生们一样，毛旭东毕业后通过人才市场应聘到了门头沟区的新南城公司工作。新南城公司是永定镇政府的一家集体企业，公司的员工宿舍与闫永喜当时的一个办公地点很近，出出进进经常能碰到。

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闫永喜和毛旭东就这样相识，并发展成为情人关系，两个人的命运也都因此改变了轨迹。

结识了闫永喜后，毛旭东迅速从新南城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变身北京定都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根据承办此案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金明霞介绍，定都贸易公司是新南城公司的一家全资子公司，其成立完全就是按照闫永喜的指示为毛旭东“量身定制”。可公司成立之后，年纪轻轻的毛旭东根本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定都贸易公司始终经营惨淡。

沉不住气的毛旭东向闫永喜抱怨说：“我挣得也太少了，你跟新南城公司说说，给我涨涨工资。”毛旭东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闫永喜跟新南城公司的老总打打招呼，她能多挣点，但闫永喜解决问题的方式却与她想象的完全不同。“求人不如求己”，闫永喜把给情妇挣钱的办法锁定在了自己主管的拆迁工作上。

伪造拆迁

浑水摸鱼骗取补偿

随着门头沟地区市政建设的快速推进，大量的拆迁工作同时启动，担任着新城南部地区重点工程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闫永喜也忙了起来。由于他在区内一贯的蛮横跋扈作风，拆迁中的大事小情，下属们都会向他汇报，由他说了算。

听了毛旭东的抱怨后，闫永喜找来了自己的心腹李昕和张涛，让两人帮着“小毛”弄点业绩。彼时，李昕是永定镇经济工作办公室的主任，同时兼任着新城南部地区拆迁工作办公室的负责人，而张涛则是负责门头沟地区拆迁评估工作的评估公司的经理助理。这3个人的组合，让虚构拆迁补偿之类的操作变得易如反掌。

得到闫永喜“旨意”的李、张二人，很快想出了帮助毛旭东弄“业绩”的办法——虚构拆迁补偿，骗取拆迁款。对于这样的操作手段，闫永喜还特别嘱咐：“做好手续，得经得起审查。”

按照闫永喜等人最初的设计，将正在拆迁的、产权不清的冯村市场谎报为定都贸易公司所有，然后再由定都贸易公司与毛旭东的妈妈马桂芳签订一份联建协议，伪造定都贸易公司与马桂芳共同投资建设市场的假象，这样一来补偿款便可以由马桂芳“名正言顺”的领取。但在资金支付的环节上，补偿款必须要先打到定都贸易公司的账上，然后再由马桂芳提走。对此，毛旭东很不放心，毕竟定都贸易公司还是归新南城公司管理，有比较严格的财务制度，这样明目张胆的支取大笔资金，毛旭东怕引起公司的怀疑。最后，闫永喜等人一商量，直接把拆迁补偿做到了马桂芳的名下，74万元国家的拆迁补偿款就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