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中行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红楼旧影试读：
章太炎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琐细者如新闻记者所写。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一九三二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馀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笔画苍劲，笔笔入纸，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建中），只是倔强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真可谓字如其人了。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手术后恶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
辜鸿铭
少半由于余生也晚，多半由于余来也晚，辜鸿铭虽然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我却没见过他。吴伯箫来北京比我早，上师范大学，却见过辜鸿铭。那是听他讲演。上台讲的两个人。先是辜鸿铭，题目是Chinaman，用英文讲。后是顾维钧，上台说：“辜老先生讲中国人，用英文；我不讲中国人，用中文。”这是我们在凤阳干校，一同掏粪积肥，身忙心闲，扯旧事时候告诉我的。我没见过，还想写，是因为：一、有些见面之外的因缘；二、他是有名的怪人。对于怪人，我总是有偏爱，原因之一是物以稀为贵；之二是，怪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来于真，或说痴，如果有上帝，这痴必是上帝的情之所钟，我们常人怎么能不刮目相看呢？
辜鸿铭（1857—1930），名汤生，推想是用《大学》“汤之盘铭”语，取字鸿铭，一直以字行，别号有慵人，还有汉滨读易者，晚年署读易老人。籍贯有些乱，追根，粗是福建或闽南；细就所传不同，有说同安的，有说厦门的，还有说晋江的。不追根就没有问题，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父亲是那里的华侨。一说母亲是西方人。十岁左右随英国布朗夫妇到英国，先后在英国、德国读书，其后还到过法、意、奥等国。肚子里装了不少西方的书和知识。更出色的是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几种语言，尤其英文，写成文章，连英国人也点头称叹，以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味儿，可以比英国的文章大家加来尔、阿诺德等。获得十几个学位，其中一个本土的是宣统皇帝赐的文科进士，也许就是因此而入了《清史稿》。
二十几岁回国，巧遇著《马氏文通》的马建忠，得闻东方的书和知识，如所传禅宗六祖慧能之得闻《金刚经》，以为无上妙义尽在其中，于是改读中国旧籍。很快心就降服了，并由内而外，形貌也随着变，蓄发梳辫，戴红顶瓜皮小帽，穿绸长袍缎马褂、双梁鞋，张口子曰、诗云，间或也流利地yes,no，好辩，好骂人，成为十足的怪物。受到张之洞的器重，二十年，先在两广总督署，后在湖广总督署，都入幕府为幕僚。清末到外务部任职，由员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清朝退位，政体改为共和，他衣冠不异昔时，表示效忠清室，尤其皇帝。也许以为入国学充四门博士之类不算变节吧，蔡元培校长请他到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他接受了。这，至少由他看，是割鸡用牛刀，心情的冷漠是可想而知的。其后还到日本讲过学，时间不很长，回国，总算迈过古稀的门槛，戴着瓜皮小帽及其下的发辫，去见上帝了。
我最初知道有这么个怪人，记得是在通县上师范学校时期，看《芥川龙之介集》，其中《中国游记》有一节记作者在北京访问辜鸿铭的事。作者问辜有高才实学，为什么不问世事，辜英语说得急而快，作者领会跟不上，辜蘸唾液在桌上连写一串“老”字。其后我就注意有关这位怪人的材料。道听途说的不少，靠得住的是以下两种。一是他自己说他是东西南北之人，因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另一是特别受到外国人的尊重，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这后一种传说想来并非夸张。证据不少。其小者是不少外国上层人士，到中国，访他；在外国，读他的著作。其大者可以举两项：一是丹麦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得斯曾著长文介绍他；二是托尔斯泰于1906年10月曾给他写一封长信（收到赠书和信后的复信），表示在忍让、忠恕方面道同的盛意。这种情况有个对穷书生不利的小影响，是买他的著作，既难遇又价昂，因为旧书店收得他的著作，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只接待外宾、收外币的规定，却是异代同风，非高鼻蓝睛就不让你看。幸而我有个同乡在东安市场经营书业，我住得近，常去，可以走后门，日久天长，也就买到比较重要的几种。先说英文的，买到三种：一是1901年出版的《尊王篇》；二是1910年出版的《清流传》；三是1922年再版的《春秋大义》（1915年初版）。次要的还有《中国问题他日录》《俄日战争之道德原因》《论语》《中庸》英译本，英汉合璧本《痴汉骑马歌》，我都没遇见过。中文著作，重要的只有两种，1910年出版的《张文襄幕府纪闻》，我买到了，1922年出版的《读易草堂文集》，我没买到。（1985年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收以上两种）买到的几种，《春秋大义》扉页有作者赠孙再君的既汉又英的题字，署“癸亥年（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立夏后一日”，字颓败，正如其人那样的怪。此外还有介绍他的材料，也有几种。其中一种最重要，是林语堂编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第十二期，1934年出版，后半为《辜鸿铭特辑》，收文章九篇，托尔斯泰的信和勃兰得斯的评介（皆汉译）在内。刊前收相片两幅。一幅是辜氏的半身像，面丰满，浓眉，眼注视，留须，戴瓜皮小帽，很神气，不知何年所照。另一幅是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合影，1924年6月在清华大学工字厅所照，全身，瓜皮小帽，长袍马褂，坐而拄杖，其时他年近古稀，显得消瘦了。1988年岳麓书社出版伍国庆编《文坛怪杰辜鸿铭》，收介绍文章比较多，写本篇之前我也看到。
接着再说一种因缘。记得是四十年代初，友人张君约我一同去访他的朋友某某。某某住北京东城，灯市口以南，与灯市口平行的一条街，名椿树胡同，东口内不远，路南的一个院落。我们进去，看到地大而空旷，南行东拐，北面是个小花园，花园尽处是一排平敞的北房，进屋，布局显得清冷而稀疏。我感到奇怪，问主人，他说原是辜鸿铭的住宅。介绍辜鸿铭的文章，有两篇说他住椿树胡同，其中一篇并注明门牌号数，是十八号，只有林斯陶一篇说是住东城甘雨胡同。甘雨胡同是椿树胡同以南相邻的一条街，如果他所记不误，一种可能，是住宅面积大，前有堂室，通甘雨胡同，后有园，通椿树胡同吧？不管怎么样，我一度看到的总是这位怪人的流连之地，虽然其时已经是燕子楼空，能见到空锁楼中燕，也算是有缘了。
因缘说完。言归本人的正传，想由外而内，或由小而大。先说说可以视为末节的“字”，我看也是因怪而坏。《辜鸿铭特辑》收陈昌华一篇《我所知道的辜鸿铭先生》，其中说：
中文的字体不十分好，但为了他的声誉的缘故，到台湾时，许多人请他写字，他亦毫不客气地写了，在台湾时在朋友处，我曾亲眼看见他写的“求己”二字，初看时，我不相信是他写的，他自己署名那个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离约摸有二三分阔，谁相信这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先生写的呢？
罗家伦在北大听过辜鸿铭讲英国诗的课，写《回忆辜鸿铭先生》，也说“在黑板上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我前面提到的《春秋大义》，扉页的题字正可以出来作证，十几个汉字，古怪丑陋且不说，笔画不对的竟多到五个。但是我想，这出于辜氏就再合适不过，因为，如果竟是赵董或馆阁，那就不是辜鸿铭了。
放大一些，说“文”。中文，怪在内容方面，可以不论。英文，表达方面特点很明显，稍看几行，就会感到与流俗的不同。我想，这是有意避流俗，求古求奇。这一点，林语堂也曾提到：
辜之文，纯为维多利亚中期之文，其所口口声声引据亦Matthew Arnold, Carlye, Ruskin诸人，而其文体与Arnold尤近。此由二事可见，（一）好重叠。……（二）好用I say二字。（《辜鸿铭特辑·有不为斋随笔》）
总之是写英文，不只能够英国味儿，而且有了自己的风格。著文，用本土语，有自己的风格，使熟悉的人一眼便能看出，大不易，更不要说用外语了。专就这一点说，高鼻蓝睛之士出高价搜罗辜氏著作，也不为无因了。
再放大，说“性格”的怪。辜氏作古后不久，一位英语造诣也很深的温源宁用英文写了评介辜氏的《辜鸿铭先生》（后收入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一书，不久前由南星译成中文，名《一知半解》，由岳麓书社出版），其中说：
……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他留着辫子，有意卖弄，这就把他整个的为人标志出来了。他脾气拗，以跟别人对立过日子。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他所以得意扬扬，就是因为与众不同。因为时兴剪辫子，他才留辫子。要是谁都有辫子，我敢保辜鸿铭会首先剪掉。他的君主主义也是这样。对于他，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一心想特殊。……辜鸿铭很会说俏皮话，不过，他的俏皮离不开是非颠倒。所谓是非颠倒，就是那种看法跟一般的看法相反，可以把人吓一跳。……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对于辜氏的怪，这篇文章描述得有声有色，并能由形而神。不过说到怪的来由，温源宁认为只是求与众不同，就还值得研究。问题在“求”字；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就凡是多数人肯定的，辜氏应该都持否定态度，或者深入一步说，辜氏的所言所行，并不来于心里的是非，而是来于想反。事实大概不是这样，或至少是，并不都是这样。比如辜氏喜欢骂人，表现为狂，对于有大名的曾国藩和彭玉麟却网开一面，并曾套《论语》的成句说：“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有骂，有不骂，至少他自己会认为，是来于他心里的是非。是非的具体内容可能与常见不同；就辜氏说，是多半与常见不同。这是因为，“他觉得”他有不同于世俗、远远超过世俗的操守和见识。这种信念还固执得近于妄，比如他说，当时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他自己。因为此外都是坏人，他又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雅量，于是有所见，有所闻，不合己意，就无名火起，不能不一发作为快。发作之委婉者为愤世嫉俗的冷嘲热讽，如：（1）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张文襄（张之洞）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爱国歌》）（2）近有客自游日本回，据云在日本曾见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与我今所谓《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仁义之说可得闻乎？’孟子对曰：‘王何必仁义，亦有富强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恶，言必称洋人。”云云。（同上《孟子改良》）（3）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一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同上《官官商商》）
发作之直率者为点名的嬉笑怒骂，如：（4）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忆刘忠诚（刘坤一）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同上《半部论语》）（5）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同上《翩翩佳公子》）（6）丁未年（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张文襄与袁项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同上《倒马桶》）
像这些，用处世的通例来衡量，确是过于怪，甚至过于狂；如果换为用事理人情来衡量，那就会成为，其言其人都不无可取，即使仍须称之为怪物也好。
怪还有更大的，是比性格更深重的“思想”。其中有些近于琐细，很落后，或说很腐朽，也可以说说。较大的一种是尊君，维护专制。他自己觉得，这也有理论根据，是只有这样才是走忠义一条路，才可以振兴中国的政教，保存中国的文明。这显然是闭眼不看历史、不看现实（包括西方议会制度的现实）的梦话。可是他坚守着，有时甚至荒唐到使人发笑的地步，如对于那位垂帘听政的既阴险又糊涂的老太太，他也是尽拥戴吹捧之能事；又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中所记，五四运动时期，北大教授在红楼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商讨的事件中有挽留蔡元培校长，辜鸿铭发言，也主张挽留，理由是，校长是学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其次的一种到了家门之内，他娶妻，为本国的淑姑夫人；纳妾，为日本的蓉子如夫人。还为纳妾辩护，理由用王荆公的《字说》法，说“妾”是“立女”，供男子疲倦时靠一靠的。有外国女士驳他，说未尝不可以反过来，女的累了，用男的做手靠；手靠不只一个，所以也可以一妻多夫。他反驳，理由是，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没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这就又是荒唐得可笑，应该归入怪一类。还可以说再其次的一种，有关妇女的脚的，因为欠雅驯，从略。
思想方面还有不琐细的，由现在看，是绝大部分离奇而片面。举其大而总的，是中国什么都好，外国什么都不好。这种怪想法还付诸实行。大举是写，写书，写文章，给西方人看，说西方的缺漏和灾祸如想得救，就只能吸收中国的文明。小活动是骂，据说照例是，看见英国人，就用英语说英国怎么坏；看见法国人，就用法语说法国怎么坏；等等。而所谓中国文明，是指孔子之道，即四书五经中所说。奇怪的是，他觉得，他眼见的多种社会现象（个别人除外），并不异于四书五经中所说，直到男人作八股，女人缠小脚，等等，都是，所以都应该保存，歌颂。
但因此就说他的主张一无足取，似乎又不尽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他写《春秋大义》（英文名直译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导言的第一段说（原为英文）：
现时的大战引起全世界的最大注意。我想这战争一定会使有思想的人们转而注意文化的大问题。一切文化开始于制服自然，就是说，要克服、统辖自然界的可怕的物质力量，使它不伤人。我们要承认，现代的欧洲文化在制服自然方面已经取得成效，是其他文化没有做到的。但是在这个世界，还有一种比自然界的物质力量更为可怕的力量，即藏在人心里的情欲。自然界的物质力量给人类的伤害，是远远不能与人的情欲所造成的伤害相比的。因此，很明显，这可怕的力量——人的情欲——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调理和节制，那就不要说文化，就是人类的生存也将成为不可能。
以下分几章，介绍中国封建传统的“理想”一面，用意是告诫现代西方的重物质文明，说都错了，要改行中国的孔子之道，把力量用在治心方面，不必多管飞机大炮。他的这种思想，显然是坐而可言，起而难行。事实是，温良恭俭让与飞机大炮战，缩小到身家，“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与钱尤其外币战，前者胜利的可能是几乎没有的。但这是必然，未必是应然。即以辜氏的空想而论，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只顾物而不管心吗？如果胆敢理论上承认、行动上甘心这样，或只是不由自主地这样，那就一连串问题，大到“上下交征利”，小到为钱而不惜心与身，都来了。怎么办？如果还想办，我们似乎就应该想想辜鸿铭。他的救世的处方是，要德不要力，要义不要利，要礼教不要货财，总之是要精神文明不要物质文明。这药显然很难服用，因而也就难于取得疗效。但他诊断有病，不错，总可以算做半个好医生吧？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最后总而言之，辜鸿铭的特点是“怪”。怪的言行，有些有佯狂成分，那是大缺点。但有些来于愤世嫉俗，就间或可取，至少是还好玩。如：（1）有一次他跟胡适说：“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指伪道学的孔教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文坛怪杰辜鸿铭》第3页）（2）他在一篇用英文写的讽刺文章里说：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同上书第17页）（3）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氏道：“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同上书第175页）
这虽然都是骂人，却骂得痛快。痛快，值得听听，却不容易听到，尤其在时兴背诵“圣代即今多雨露”的时代。痛快的骂来于怪，所以，纵使怪有可笑的一面，我们总当承认，它还有可爱的一面。这可爱还可以找到更为有力的理由，是怪经常是自然流露，也就是鲜明的个性或真挚的性情的显现。而这鲜明，这真挚，世间的任何时代，总嫌太少；有时少而至于无，那就真成为广陵散了。这情况常常使我想到辜鸿铭，也就不能不以未能在北大红楼见到这位戴红顶瓜皮小帽下压发辫的怪人为不小的遗憾。
张庆桐
这一篇是《辜鸿铭》那一篇带出来的，因为辜鸿铭的经历，其中一件事也为人所乐道，是跟托尔斯泰通过信，张庆桐也跟托尔斯泰通过信，而且比辜鸿铭早一年（辜是公元1906，张是1905），又辜是大名人，托翁给他的信不只一处刊录过，给张的信见到的人很少，就算作“大业拾遗”吧，总以费些笔墨，奇文共欣赏为是。但也有不好拿笔的情况，是写，就不能不恬然作一次坐享其成的文抄公。先解释坐享其成。有关张庆桐的情况，我的所知都来自张的著作《俄游述感》，而这本书是我的老友韩文佑兄收藏的。书不厚，前有《自叙》《后叙》，正文只有84页。开本比大32开高一寸，黑色硬布面。四号铅字印，文言，没有标点。无出版处所，推想是自印赠人的。无出版年月，《后叙》末尾说“民国元年十月朔张庆桐序于北京”，可证出版时间为1912年末或1913年初。写书时间较早，因为《自叙》末尾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四月张庆桐志”，《后叙》开头说“此书藏之箧中几及七年矣”。书第26页后有铜版影印插页四，一为托翁全身像，作农民装束，坐在长木椅上；二三四为托翁与作者信的手迹，字清丽熟练，横行笔直，间有修改处，可见是原稿。文佑兄何时买到，《自叙》题下方有记，是：“己卯年二月初一日，二十八年（公元1939）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北平）鼓楼前地摊。”价钱没记，估计最多一角钱吧。再解释作文抄公，因为四十多年前，文佑兄曾写长文介绍，文题是《俄游述感及其著者张庆桐先生》，副题是《第一位和托尔斯泰通信的中国人》，刊于1946年4月北平《新生报·学术周刊》第三、四、五期（分上、中、下）。
文佑兄文述说张庆桐的经历，到1912年（作《后叙》的时间）为止。当然想知道得多一些，更想见到这位老人以及他珍藏的托翁手迹。文献资料找不到，于是想询之故老。大概是四十年代晚期，由我介绍并陪同，访问张效彬先生，因为他在帝俄时代作过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领事。张先生说，他没见过张庆桐，但知道有这么个人，还健在，住在东城，有人曾见他在东城某地散步，有个吴君，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阅览室工作，跟张庆桐有关系，可以去问问。张先生还写了介绍信。文佑兄去了，第一次，吴君说自己年轻，详情要问问家里，第二次，不巧，吴君休假，不记得为什么，以后就没有再去，很遗憾，也就没有见到这位《俄游述感》的作者以及托翁手迹。以致作者的经历，所能知的不过以下一点点。《述感·自叙》开头说：“马关定约时，余方游学江阴。”那是青年时期在那里学举业，推想籍贯即使不是（江苏）江阴，也必离江阴不远。年龄呢，《自叙》说，他听从仲兄丹荣（时在天津）的劝告，弃举业，“乃于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春赴津，旋入京，五月投考同文馆，习俄文，从私愿也。其时年逾弱冠”。末尾说，“半老书生，请自隗始”。逾弱冠为年过二十，《自叙》作于1906年，假定是取七十为老之义，半老为三十五岁，依传统的虚岁算法，那就是生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马关定约在1895年，其时他二十四岁，在江阴游学。次年二十五岁，到北京，考入同文馆学俄文。1897年丧母，曾请假半年回南。在馆，受到中国教习王季同、俄国教习柯壁确甫的教导，功课由坏转好。1898年，袁昶管理同文馆学务，冬天考试，1899年，保举成绩好的四人往俄国留学，期限六年，他考取，秋天由上海乘船赴俄，其时他二十八岁。到俄国后，住其时的京城圣彼得堡，先在艺文学堂，后在某大学，共学习六年。其间曾到国内多处游历，并到过国外伦敦、巴黎等处。1906年回国，其时他三十五岁。其后，1907年，他曾往海牙参加万国和平会议，1910年随载涛到日、美、奥、俄等八国（据《清史稿》本纪宣统二年事推知）考察陆军。1912年，他四十一岁，在北京作《述感·后叙》。以后，推想他年仅不惑，通俄语，通中事外事，思想通达，不会甘心在林下作遗老。可是是否这样，以及做了什么，只能“无”闻阙疑了。补说一句，假定张效彬先生说的有人看见他散步是在四十年代中期，那他就已经越过古稀，就是不想当遗老也将被人看作遗老了。
写这位遗老，起因是他跟托尔斯泰通过信，那就由通信说起。1904年夏天，他和俄友威西纳及其妹游哇尔加（伏尔加河），然后到西比利（西伯利亚）奥姆斯克威氏家。他说：
是行也，余专为译书事。（梁启超著）《李鸿章》一书出版后，俄人多有思译之者，以其略古详今，不但中国数千年大势粗具其中，即五十年来东方近事搜罗殆尽。惟有一二有关大局者，若听俄人直译，遍布全国，则徒伤感情，遗患无已。余乃思先发制人，与威氏同译之。……每日午前译书一小时，午后译书一小时，两月粗毕。乙巳（公元1905年）春，以李书译著版权售于俄《陆军月报》。……且使读余自序一篇，约千馀言，大致以文忠（李鸿章）作竿影，详论外交政策本极变动，补偏救弊职在后人，序末以自强作束，冀文忠开通苦心终为后世所见谅。主人读时，连连点首称是。乃议定售价鲁布（卢布）五百元，另得上等纸书二百部。……书成，乃筹广布此书之策，使俄通国皆知。乃分三途：一赠内外权要，一赠报界，一赠诗文巨子。
赠托翁书是由伦敦寄出的，并附他的一封信。信，他自己有译文，是：
甲午（公元1894年）中日之役，余愤国势骤落，乃弃旧文，求新学，以平日习闻大彼得之遗事而未得其详，于是决意习俄文。夫中国土地之广亚于俄，人民之众过于俄，而上下深闭固拒，方之俄，当彼得以前情势殆有甚焉。心常以为，天不欲兴中国则已，苟欲兴之，必有如彼得者以为之主而后可。及居俄数年，读先生之书，则此心更大惊怪。彼得强力变政，勃兴国势，先生精思为文，唱崇民德，相距二百年，伟人并出，何俄得天之独厚也？虽然，我国士大夫通异国文字者鲜，其于西国政治学术，既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至如俄者，以为专制国，其民当卑之无甚高论，而孰知先生理想之高尚，欧美人莫不心折乎，又孰知我老氏无为之旨，白种中独先生契之最深乎。自满洲铁路成，俄政府进取之念锐且坚，我国民愤且怒，以为俄真虎狼国，不可近，然而俄之人民，政事固不与闻也。窃谓政府人民，当分而为二，后日中俄政府之交，其究竟不可测，而两国人民必当谋所以亲密之道。其道惟何？亦曰通声气而已。是故先生著作苟有人译述一二，传之中国，我国民恍然见山斗在北，必骤兴亲仁善邻之感情，先生其许我否乎？《李鸿章》一书，我国古今政事变迁略具其中，寄呈左右，暇乞一览。
以下是托翁的复信，译文也出于张庆桐之手：
承赠书，甚喜；得尊函，尤快。余老矣，生平数与日本人遇，而中国人则未一遇，且亦未因事得与中国人一通声气，余之有愿未偿盖已久也。余亦欧人，虽于中国伦理哲学未敢谓深悉其精蕴，然研究有年，知之颇审；至于孔、孟、老三氏及其诸家学说，更无论矣。（余尤所惊服者，孟氏之辩。）余于中国人，敬之重之，匪伊朝夕，自日俄战祸成而此念更有所增益。此役也，中国人盖有非常之功，非特日本之战胜不足论，且徒见日俄之残忍相杀，演成一恶世界而已。余观中国人，而信人民之美不在强力，不在杀人，而在乎能忍，虽有怒之辱之损害之者乎，其能忍如故，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中国人其有焉，是余之所谓中国人之功也。中国人久为欧洲伪耶教人所凌侮，今遇日俄之战，又受种种无道之行为。余以为中国人于此得耶教之微旨，合各国宗教之原理（耶教亦在其中），实远出乎欧洲所谓耶教中人及俄国政府之上。（忆来函中语，分别政府与人民为二，极是。）译书方收到，尚未展诵，然观来函，恐此书宗旨，余与不合。观函中词意，君于中国上下（想书中宗旨亦同），极望有一番之改革。夫所谓改革者何意乎？欲使国家生长发达，得完满之效果耳，此固不能不与之表同意。然使中国为形式之改革，则反将成大错，且有妨乎国家之运命也。（即如欧美之改革，在远识之士视之，决非永远完固之局。）余以为国家改革，当从国民性质中自然生出，自成一特色，虽与别国形式上绝无一相似之处，无害也。中国进化迟缓，天下皆以为中国病，然以较近日耶教中人听得之结果，余以为中国且胜于彼等什伯千万也。盖欧洲所谓耶教中人，实则日处于罪恶之中，以竞争为前提，靡有宁日。若夫俄国人民，占世界上之多数，以农为业者，余以为当别论。余深望俄国将来，人民之组织，别立体裁。中国情形相同，余有同一之希望，中国而不步武日本也，其如天之福乎。余意中国人及别国人，皆当注重于精神之发达，不当注重于机械，精神亡，则机械适足害人而已。来函谓中俄两大国之联合，当从性情上着想，不可专恃外交家之手段或政府中人之团体，余甚以为然。窃谓中俄人民皆务农事者，于共同生计上当脱政府之羁绊，别构形式。今日之所谓种种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自由，政体自由，举皆不足道。余之所重，在真正自由。所谓真正自由者，人民之生活无需乎政府，无一人为其所制，人民之所服从者，惟有最高无上之道德而已。更伸一言，余甚喜与君相交，余之生平著作，君为能译布于中国，则尤所欣幸无穷者也。托尔斯脱 俄历一千九百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此信之后，张庆桐于1912年10月加一段增注，后一部分说：
托氏生平极推重老氏无为，与我国先民感情甚厚。此书勤勤恳恳，一出于至诚，以重农主义望之于我，尤有深意。托氏于俄历一（千）九百十年十月初七日谢世，生前有人面称其生平著述，托氏答言：“此皆不足道。余以为最有价值者，复中国人某一书而已。”愿读者深长思焉。托氏手书，余珍藏之，异日当置之国家博物院中。
不敢辜负“愿读者深长思”的雅意，我想说几句。先说一件关系不大的，“复中国人某一书”，如果托翁确是说过这样的话，而说的时间在1906年10月以后，这中国人某也许指辜鸿铭，因为那封复信篇幅更长，牢骚更多。再说关系大的，是托翁有关中国的印象和意见，都失之理想过多，离实际太远。即如“能忍”，“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就与京剧《捉放曹》中曹公孟德的生活哲学相反，那是“只许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来负我”。（这不是出于编剧人的编造，因为《三国志》注早已说：“宁我负人，无[毋]人负我。”《三国演义》接着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可惜托翁没有多活六七十年，未能到他“敬之重之”的中国来看看大革命，事实是，不少人对于无告者也竟是不能忍，而是“怒之辱之损害之”。在这种地方，文学家常常不如哲学家，如罗素，自然，也因为他不只耳有所闻，还眼有所见，写《中国之问题》，就担心，一个民族，如果自私加愚昧加残忍，那就很可悲。——还是单说理想，托翁的伟大也就在于他有理想，忠于理想，于是他就设想人都会像他那样，那就只留“最高无上之道德”，也可以天下太平，甚至建造西天的净土了。所以，换一个方向看，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说，这有如跳高，不是横竿架得太高了，而是我们的本领太低，所以跳不过去。这样躬自厚，我们再读托翁这封信，就会反求诸己，只能说几声惭愧了。
话扯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说张庆桐和他的《俄游述感》。由著作看人，我觉得可取之处也不少。其一是忧国忧民，有志。《自叙》说：“呜呼！时危矣，半老书生，请自隗始。”这是想有所为。为什么？救民兴国。其二是通中外局势，有见识。如义和团时期，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被杀，他同情被杀者，还把袁昶的奏折译为俄文在俄报发表。又《后叙》说：“呜呼！往者不可追，来犹可及，东邻之协谋可惧，惧更在不知用间之方；外蒙之携贰可忧，忧更在未尽远交之谊。”可算是有远见。其三是通情达理，不为俗见所囿。如有一处谈到成败生死问题，说：“西人凡属公事，有劳劳之，不遽以成败论人。故降将回国，且或敬礼有加，原其心也。中国好责人以死，其实徒死何足贵！”这是把固结于人心的旧传统也看破了。值得慨叹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有志的通人，如果没有托翁这一封信，也就与草木同腐了。现在，他自然早已作古；那封信呢，也许如他所说，早已“置之国家博物院中”了吧？但愿如此。
黄晦闻
一九三五年初，我还没离开北京大学的时候，忽然听说黄晦闻先生去世了，依旧法算才六十四岁，超过花甲一点点。当时觉得很遗憾，原因是他看来一直很康强，身体魁梧，精神充沛，忽而作古，难免有老成容易凋谢的悲伤。还有个较小的原因，黄先生在学校以善书名，本系同学差不多都求他写点什么，作为纪念。他态度严正，对学生却和气，总是有求必应。本来早想也求他写点什么，因为觉得早点晚点没关系，还没说，不想这一拖延就错过机会，所谓“交臂失之”了。
黄先生名节，字晦闻，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教授。他早年在南方活动，有不少可传的事迹，如与章太炎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印反清或发扬民族正气的罕见著作，参加南社，用诗歌鼓吹革命，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任广东省教育厅长，等等。他旧学很精，在北京大学任课，主要讲诗，编有多种讲义，如《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谢康乐诗注》等，都可以算是名山之作。诗写得很好，时时寓有感时伤世之痛，所以张尔田（孟劬）把他比作元遗山和顾亭林。
黄先生的课，我听过两年，先是讲顾亭林诗，后是讲《诗经》。他虽然比较年高，却总是站得笔直地讲。讲顾亭林诗是刚刚“九一八”之后，他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清楚记得的是讲《海上》四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我们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所以都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这中间还出现一次小误会，是有一次，上课不久，黄先生正说得很感慨的时候，有个同学站起来，走出去了。黄先生立刻停住，不说话了。同学们都望着他，他面色沉郁，像是想什么。沉默了一会，他说，同学会这样，使他很痛心。接着问同学：“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顾亭林诗吗？”没人答话。他接着说，是看到国家危在旦夕，借讲顾亭林，激发同学们的忧国忧民之心，“不想竟有人不理解！”他大概还想往下说，一个同学站起来说：“黄先生，您误会了。那个同学是患痢疾，本来应该休息，因为不愿意耽误您的课，挣扎着来了。”说到这里，黄先生像是很感伤，我亲眼看见他眼有些湿润，点点头，又讲下去。
就这样，他满怀悲愤，没看到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情况，也没看到敌人投降，下世了。听说家里人不少，多不能自立，于是卖遗物。据马叙伦先生说，单是存砚有二十六方，都卖了。其他东西可想而知。记得是三十年代末，旧历正月厂甸的文物摊上，有人看到黄先生的图章两方，一方是“蒹葭楼”，另一方是什么文字忘记了，索价五元，他没买。我觉得可惜，但没有碰到，也只能任之了。有时翻翻书橱中的旧物，几本讲义还在；又国学保存会刊行的《国粹丛书》数种，看第一种，戴东原（震）著的《原善》上下两卷，出版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其时黄先生才三十四岁。这些书都与黄先生有关，只是上面没有他的手迹，虽然慰情聊胜无，总不免有些遗憾。
是四十年代后期，有个朋友张君处理存书，说有一种，是北京大学老教授的藏书，问我要不要。我问是哪位先生的，他说是黄晦闻的。我非常高兴，赶紧取来。是覆南宋汤汉注本《陶靖节先生诗集》，四卷，线装二册，刻印很精。翻开看，封内衬页上居然有黄先生的题辞，计两则。第一则是：
安化陶文毅集诸家注靖节诗，云汤文清注本不可得，仅散见于李何二本，后得见吴骞拜经楼重雕汤注宋椠本，有李何二本所未备者，因并采之云。此本予于庚申（案为1920）四月得之厂肆，盖即吴氏重刊宋椠本。书中于乾隆以前庙讳字多所改易，而莫氏《郘亭书目》，云有阮氏影宋进呈本，未知视此本何如也。黄节记。（原无标点，下同。下钤长方朱文印，文为“黄节读书之记”。）
翻到后面有第二则，是：
近得吴氏拜经楼刊本，后附有吴正传诗话、黄晋卿笔记，字画结体与此本不同，而行数字数则全依此本。意者此或即阮氏影宋进呈本欤？庚申十二月十八日。（下钤朱文小方印，文为“蒹葭楼”。）
字为楷体，刚劲工整，可谓书如其人，想保存一点先师手泽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说也凑巧，此后不久，游小市，在地摊上看到黄先生写的赠友人的条幅，装裱齐整，因为不是成铁翁刘，没有人要，只用一角钱就买回来。写的是自作七言绝句，题为《官廨梅花》，推测是在广东时所作。字为行楷，笔姿瘦劲飘洒，学米，只是显得单薄，或者是天资所限。马叙伦先生著《石屋馀渖》，“米海岳论书法”条说米自己说，得笔要“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黄晦闻书”条说黄先生仅得“骨、筋、风、神”四面，也就是还缺少“皮、肉、脂、泽”四面，我想这是当行人语，很对。且说这件字条，十年动乱中幸而未失。有一天，大学同班李君来，说黄先生给他写的一件却没有闯过这个难关，言下有惋惜之意。我只好举以赠之，因为我还有陶集并题辞，即古人“与朋友共”之义也。
马幼渔
马幼渔先生名裕藻，是我的双重老师。三十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学，选定念中国语言文学系，他是系主任，依旧说，我应该以门生礼谒见。上学时期听过他一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马先生虽然是宁波人，风范却没有一点精干善于拨算盘珠的样子。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专就这一点说，颇像我的中学老师兼训育主任陈朽木先生。总之是，因为看不出他在学术以及行事方面有什么突出之点，同学们对他总是毫无惧意，甚至缺乏敬意。他早年在日本，也是听过章太炎先生讲学的，因而以太炎先生为引线，关于马先生就有个颇为不好听的评语，是某某人得其（代太炎先生）什么，某某人得其什么，马先生列在最后，是得其糊涂。
说糊涂，是近于开玩笑，难免过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马先生不过是好好先生而已。好好先生有可取和不可取的两面，可取的是不伤人，不可取的是不办事。不办事而能多年充当系主任，这或者正是北京大学容忍精神的一种表现吧？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系主任，依照帅比将高的惯例，他就不能不出名。出名还有另外的原因，都是来自家门的。其一是有几个弟弟，其中两位在学术界相当有名：一位是马叔平（衡），金石学家，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受到门内汉的赞许，后来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位是马隅卿（廉），有大成就的小说学家。其二是有一位贤内助。怎么个贤法，家门之外的人自然不得详知，但马先生有时似乎愿意泄漏一点消息，于是曾因此而受到女学生的嘲弄。其三，就是这位贤内助生了个赫赫有名的女儿，名马珏，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我在校时期，全校学生公推为校花。校花，闺门待字，其在男学生群里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梦等等可不言而喻，这且不管；马先生却因此而受到株连，这也不是什么过大的伤害，只是间或，当然是背地里，戏呼为老丈人。
这好好先生的印象又不只是在学生群里。大概是一九三三年暑期吧，整顿之风吹来，触及中文系（当时简称国文系）的也颇有一些，其大者是胡适之以文学院院长的显位兼任中文系主任，稍次是去教师之不称职者，开刀祭旗的人物是林公铎。马先生退为只算教授了，后来像是也不再讲什么课，总之是名存实亡了。
在校时期，多数人心目中的马先生不过如此，这印象即使够不上大错，也总是模糊。是三十年代末，北京沦陷了，马先生因为年近花甲，没有随着学校往昆明。他原来住在景山西街（旧名西板桥），也许为了隐姓埋名，迁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与刘半农先生（已故）的夫人住前后院（马前刘后）。其时我和同系同学李君也住在北京，寂寞，很怀念旧日的师友，而师友星散，所以有时就到马先生那里坐坐。我们发现，马先生也很寂寞，更怀念红楼中的相识，于是渐渐，我们就把到马先生那里去当作后辈的义务。
这样，日久天长，我们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作无原则地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随便举一些。还是任系主任时候，他家的某一个年轻人报考北京大学，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先生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又，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
他爱国，有时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我们每次去，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为了安慰老人，我们总是把消息挑选一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报喜不报忧。——我们确是有个忧，是马先生有个羊角疯的病根，几年反复一次，而且，据说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后会不会有意外呢？大概耐到一九四四年的年尾或下年年初，我们有些日子没去，忽然传来消息，马先生得病，很快作古了。人死如灯灭，早晚难免这一关，所谓达人知命，也就罢了。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还能听见吗？
林宰平
林宰平先生名志钧，福建闽侯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比鲁迅先生还大两岁，单就年岁说也是老前辈。就交游说，这老前辈的征象更为明显，比如王闿运、林琴南、陈三立、樊增祥、梁启超、姚茫父、余绍宋等清末民初的知名之士，他都熟悉，诗酒盘桓，散见他的诗作《北云集》里。我上北京大学时期，他在学校的哲学系兼过课，可是不知为什么，竟没有见过他一面。对他的一些零碎印象是由文字中来，那是离开北京大学之后的事。其时我被什么风一吹，愿意吸收些西方的知识，于是找译本读，其中有些是“尚志学会”编的，尚志学会会址在和平门内化石桥，听说主持人就是林宰平先生。看这丛书的选题，知道倡议者确是“尚志”之士，其意在以新知唤起东方的睡狮，正是可敬可感。也是在这个时期，我还不废杂览，碰巧有几种书，现在印象还深的是陈宗藩的《燕都丛考》，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梁启雄的《稼轩词疏证》，序都是林先生作的。我读过之后，对他知识的广博，见解的精深，态度的谨严，深深感到惊讶。因为先入为主之见，他是致力于西学的，不料对于中国旧学竟这样精通。这所谓精，所谓通，单是由文字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那是地道的文言，简练而典雅，不像有些人，新旧不能界限分明，用文言写，难免搀入不见于文言的成分，使人念起来感到味道不对。再其后，我认识人渐多，才知道林先生不只饱学，而且是多才多艺。他通晓中国旧学的各个方面，诗文书画，尤其哲学，造诣都很深。他不轻易写作，但是由他传世的星星点点的作品看，比如《稼轩词疏证序》，就会知道他不只精通词学，而且精通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思想。关于书画，他不只通晓理论，坐而能言，而且起而能行，能写能画；尤其书法，行书刚劲清丽，颇像清代大家姚惜抱，章草变觚棱为浑厚，功力也很深。
更难得的是他的为人。《论语》里孔子说：“文莫（黾勉）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这话或者含有几分谦逊，但也可证，躬行比饱学更难。林先生是既能黾勉，又能躬行。这个印象，我同他交往之后就更加明显。但是想用文字确切形容却也不易。林先生一九六〇年逝世，其后三四年辑印了他的遗著，名《北云集》，线装两册，一册是诗集，一册是文集。文集后有沈从文的跋，这里无妨借用几句：“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温和亲切的声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总不消失。……他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处世为人则正直、明朗、谦和、俭朴、淳厚、热情。”这说得都很对。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温和。我认识的许多饱学前辈，为人正直、治学谨严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样温和的却不多见。不要说对长者和同辈，就是接待后学，也总是深藏若虚，春风化雨。我想这就是他的声音笑貌所以总不消失的原因。
我有幸认识林先生，开始于一九四七年。其时他住在和平门内，我去谒见，是为我编的佛学月刊征稿。林先生不习惯写零零碎碎的应酬文章，但他客气，惟恐拂人之意，于是不久就写了一篇，这就是发表在第四期的《记太虚法师谈唯识》。此后，因为愿意亲近林先生的温和，听林先生的广博见闻，我隔个时期就去一次，表示问安。林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他的原配梁夫人早已去世，一起住的继配沈夫人是我的同事姚韵漪女士在松江时的老师，体质清瘦，神经衰弱，对于佛学也很关心，一九四八年还为奄奄待毙的月刊捐了一些钱。
一九四八年春天，听说林先生夫妇要回南，我去看他。也许一两天后就要起程吧。他正忙着收拾东西，书案上堆满杂物。想到人事沧桑，何时再见难以预知，我还是提出不情之请，希望他写点什么，留作纪念。他慨然答应，用信笺写了一首杜诗：“梁楚连天阔，江湖接海浮。故人相忆夜，风雨定何如？”下署“林志钧倚装作”。这时期，他的心情是愁苦的，《北云集》一九四八年部分有一首诗，题目是“重到北京今又将去此矣晨起花下得句”，诗是：“三见李花开，频呼堕梦回。今春更惆怅，南去几时来？”可见他也是难遣惜别之情的。
出乎意外，两年多之后，一九五〇年的晚秋，林先生又移居北京，住在东单以北。我当然继续旧例，隔一段时间就去问安。时间长了，对于他的学识精深，律己谨严，待人谦和，我体会得更深。他很少谈学问，我推想这是惟恐后学望而生畏；偶尔谈及，总是记人之所不能记，见人之所不能见。关于律己谨严，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提到高名凯请他题一个字卷的事，他说：“字说是白香山写的，当然是伪品，我不能题。我做什么事都要负责。”待人谦和的事例太多了，只举我深受感动的两件。有一次，我去看他，只他一个人在堂屋，谈一会话，我辞出，他恭谨地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夫人有病卧床，未能出来接待，希望我能够原谅。另一次是我请他写一些章草，希望字多一些，他那时候很忙，可是写了很长的横幅送给我。
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秋天，我去看他。其时他已是八十岁以上，可是面白而略显红润，无须，身体挺直，很像六十岁上下的半老书生。我心里想，像他这样，一定会活到百岁吧？问他的养生之道，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是任其自然。此后因为内则饱食为难，外则冗务很多，有半年以上没有去看他，一天，忽然得到他作古的消息，我感到愕然。悲伤之际，不禁想到《越缦堂日记》悼念陈德夫的话：“天留德夫，以厉薄俗，亦岂不佳？而夭折恐后，固何心耶？”薄厚对比，林先生的未得上寿就更值得惋惜了。
叶恭绰
七十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曹君患重病住院，我去看他，他告诉我，听说叶恭绰老先生已经下世，遗愿葬在南京中山陵仰止亭旁，仰止亭是叶老捐建的，所以遗愿获得批准。曹君经我介绍，五十年代初曾帮助叶老整理《五代十国文辑》，所以同叶老也相当熟。遗体入中山陵的传说不知是否真实，一九七六年春天我游中山陵，曾注意寻找，竟连仰止亭也没找到。这亭是有的，在影印的《遐庵书画集》中我见过匾额，至于遗体是否葬在那里，那就待考了。
直到1980年2月29日，报上登了补开追悼会的消息，我才知道下世的实况是：“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于1968年8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悼词对他的总评价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这使我想起不少旧事。
叶老字誉虎，号遐庵，广东番禺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比鲁迅先生还大一岁。也许可以算做得天独厚吧，身材不高而清秀，聪明过人。年轻时候就有大名和高位。他一次同我说，清末，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让他任某厅的长官，有人曾以此为理由参了盛一本，因为他才二十多岁，分明是任用私人。入民国以后，他多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任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北洋政府时期他成为政界第一流要人，交通系的首领，曾出任各部的总长，并多次同外国打交道，有些条约是他签字的。
可贵的是他不同于一般的政客，心目中只有权和利。他还用相当多的力量从事于“文”或“艺文”。他能诗能文，能书能画。已出版的著作，我见到的有《遐庵汇稿》《广箧中词》《遐庵谈艺录》等。谈到书法，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写得好，而是有独特风格的书法家。他的字集刚劲、厚重、奔放于一体。五十年代之后，胜朝遗老凋谢殆尽，驰名书坛的有两位，一位就是他，另一位是沈尹默。关于画，他同我说，很晚才学，先画竹，起初扞格滞碍，不久就顺手了。他不是画家，路子窄，只画竹子、兰草之类。可是画竹造诣很高，名声很大，据他说，花银元时期，一幅曾卖五百元。
他的广泛兴趣是整理、欣赏、收藏文物（包括图书）。在这方面，他的经历和收获几乎是说不尽的。他送给我一本八开大、宣纸印的《淮海长短句》，是他根据两种宋本影印的。他还辑过清代学者画像，影印成书，名《清代学者象传》，像这种集若干家藏于一书的工作，没有广泛的艺文界的社交关系是做不到的。他同我说，他还辑过石刻拓片，数量太多，可以装满两麻袋，因为自己无力整理，都送给江南某寺的和尚了。说到收藏，他更是大家，六十年代印的《遐庵谈艺录》里写了一些，凡是到故宫绘画馆看过展出的也会看到一些。与《红楼梦》研究有关的《楝亭图》是他收藏的；王冈画的据说是曹雪芹的小像卷，只有他见过原物，而且写过题跋。这里说说他同我谈的两件，以证他的收藏之富。一次他说到毛公鼎（解放前是三大重器之一，另两件是散氏盘和齐侯钟），山东陈簠斋家说想卖，他介绍公家收。经办人怕万一不是真的，他觉得很可笑，赌气自己买了，价钱是银元十万。又一次，谈到宣德炉，他说，有个时期他收集，共得四百多，摆在上海寓所一个客厅里，后来日本人整他，他心烦，都以贱价让给一个朋友。
解放前他住在香港，于一九五〇年来北京，住在东城芳嘉园，不久迁到东四以南往东的灯草胡同。他也喜欢佛学，热心佛学事业。其时由陈铭枢、巨赞、周叔迦等出面，集合与佛教佛学有关的人士，筹划出期刊《现代佛学》，叶老和我都在被邀之列，所以我们很快熟识了。又因为还有些其他事情，我们常常见面。我的印象：他的最大的特点是有才；才的附带物是不甘寂寞；稀有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言谈举止中，具体说是，文气古气之中还带有时多时少的官气。关于才和不甘寂寞，评价不很容易，以下只说说亲见亲闻。
先说他的大成就，书法。我曾问他练习书法的情况，他说他不是客气，确是没下过什么大工夫。据我所知，沈尹默先生就不是这样，而是由少至老，日日不间断。再说诗文。四十年代，我买到严元照的字卷，因为落款下有两方张秋月的图章，觉得颇有意思，于是请叶老在引首上题几个字。过几天，我去取，他说，觉得只题引首没什么意思，所以后面又题了两首绝句，随笔写，没有起草，当然不好。我看看，字和诗都很好。诗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