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拉杰夫·巴卢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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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拉教授想做一个幸福的人试读：
01
那本应该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他的小女儿贾斯敏从科罗拉多飞来，分享他的胜利。《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上已有几篇文章在提前祝贺他了。“就像百米赛中的尤塞恩敳博尔特，”《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写道，“就像十一月总统选举中的克林顿夫人，这是一位不可能失败的赢家。”瑞典皇家科学院一向以他们的机密性和保密策略闻名，但这一次，就连赌徒也认为，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非钱德拉教授莫属。
他那晚没能入睡，只是在床上躺着，想象自己该如何庆祝。当然会有人来采访他，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天空电视台。结束后，他还会在贾斯敏登机之前带她去吃顿早午餐，也许还会允许她喝一两杯香槟。傍晚，学院会在剑桥的某个地方举办一场庆祝宴会。他的竞争者会到场。他们都是与他唱反调的人，是阴险小人、平庸之辈，但他会宽大为怀。他会告诉大家，无论是百万美元的支票，还是十二月份和瑞典国王共进的晚宴，于他而言都没有任何意义。真正让他高兴的是，他可以以此来回报一些人曾经给予他的信任。这里面包括他已故的父母、他信赖的同事，以及他过去的导师米尔顿敳弗里德曼。在他还是个职位卑微的副教授时，米尔顿敳弗里德曼曾在雪地里帮他换过轮胎。
那天上午，他已将获奖感言排练了十多次。他穿着睡衣，把一杯咖啡端到卧室，放在电话旁，然后舒展身体躺在床上，头枕着手，期盼着电话打来。一个小时后，他的女儿走了进来，发现他睡着了。“爸爸，醒醒，”贾斯敏一边说，一边晃晃他的脚，“爸爸，你没获奖。”
钱德拉愣住了。他等这一刻等得太久了，吃尽苦头。他在海德拉巴获得学士学位，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第一份工作，在芝加哥度过令人精疲力竭的十年。返回剑桥后，又碰上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他的团队立即遭到中伤、怀疑，头上扣着屎盆子。而之后的每一年里，他都清楚地记得——尽管他的名字会先出现在评奖委员于四月份公布的初选名单中，接着再出现在夏天公布的决选名单中，但那枚十八克拉的金质奖章总是落入他人之手。他的苦日子本该在这一年到头，他所有磨难本该在这一年获得回报。“我想问一下，这一次，那个幸运的获奖者是谁？”“获奖者有两个。”贾斯敏说。
钱德拉一跃而起，把两个枕头推到他的背后，将老花镜戴到了鼻子上。“名字呢？”“想不起来了。”“试着想想。”[1]“心脏和色拉酱肉，好像是。”
钱德拉哼了一声：“不是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是他们。我觉得是。”“那明年又会是谁呢？星空和小屋？”“我不知道，爸爸。有可能。”“好了，那就这样吧。”他一边说，一边把被子拽过来，盖住身体。他意识到，假如不是他女儿来了，他也许会就那样躺着，一直躺到明年。
十分钟后，贾斯敏回来告诉他，房子外面有一群记者。钱德拉没有换下他的睡衣，直接与记者们见了面，彬彬有礼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女儿建议他邀请他们进来喝咖啡，于是他和四名当地记者坐在了餐桌旁。在这四名记者中，一名来自格兰切斯特公报，一名来自安格利亚邮报，两名来自坎布斯时报。“我们非常遗憾，先生。”来自公报的年轻女人说。她看上去快哭了。“那个奖应该是你的，”来自时报的男人说，他嘴里散发着杜松子酒的气味，“我们原本希望今晚好好庆祝一番呢。”“好啦，没事，没事。”他回答道，他被他们的善意感动了，“生[2]活就是这个样子。”“获奖的应该是你，先生，”那个女人说，“真的应该是你。”[3]“嗯，没什么，没什么。”他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停止说法[4]语。他对这种语言一窍不通。“顺其自然吧。”
在记者离开之前，他让他们相信自己为获奖者感到开心，并为一切都已结束感到高兴，期待明年能再次与他们相会。他的表演骗过了贾斯敏以外的所有人。那之后的整个上午，贾斯敏以一个十七岁女孩的残忍，反复问他：“你没事吧，爸爸？你没事吧？”无论他说什么，她都不断地重复提问。终于，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发了脾气，喊道：“我没事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如果是在过去，他会认为贾斯敏的追问只是出于体贴和关怀，但他现在相信，她不怀好意，她终于染上了折磨家长的家族传统。不过，他还算是她的家长吗？毕竟，她现在已是妙龄少女，和她母亲在博尔德生活了三年。她母亲不仅把离婚归咎于他，还指责他导致了埃博拉病毒爆发和“博科圣地”崛起。
就在他回到家的瞬间，电话铃响起。慰问的电话如溪流一般，流淌了整整一天。在那个星期的剩余日子里，还有零星的电话打来。剩下那个月，不少他几乎不认识的人会在街上叫住他，表达他们的慰问。这些男男女女明明连三个经济学家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现在却好像指望这个活一样。
到了十一月，那种歇斯底里的劲头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美国选举的恐惧。到了这时，钱德拉才意识到，他多半永远也不可能获奖了。十年前，在那个孟加拉人施展其油腔滑调的魅力时，钱德拉获奖的概率就下降了。即使时光荏苒，又轮到一个印度人获奖，这个领域也已经发生变化。多年来，经济学家肆无忌惮，把他们的专业搞得晦涩难懂，用无法压缩的对数让一切都专业得要命，好让人们把他们当成神秘的先知，而非社会科学家。经济学现在差不多成了“穷人的”数学，但钱德拉仍用不好微积分，他觉得那应该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研究助理的任务，他亲力亲为有失身份。[5]
无论如何，他的右翼倾向已经让他成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不愿意奖励的对象。那个平庸的次-次大陆会认为这是知识和道德越轨的一个信号。那是自由主义者最令他讨厌的地方。他们不知羞耻地自以为是，仿佛人类的过失都是别人造成的，而他们无论做什么，哪怕是杀人放火，都是英雄壮举，都是为自由和正义服务。事实上，瑞典人连自由主义者都算不上。他们是中立者、弃权者，仿佛他们是有意选择不成为超级大国，来保持他们的客观公正。
钱德拉希望自己能有个瑞典学生，好让他狠狠折磨一番。但是，在他的学生里，与瑞典人最接近的也只是个操着美国口音的荷兰女孩。令人遗憾的是，她极其聪慧。因此，他继续授课，假装埋首于自己的研究，全然不觉史上居然有诸如诺贝尔奖这样微不足道的存在。
在学期结束后的某个星期三早上，钱德拉从他在格兰切斯特的家中出来，步行穿过草地，前往大学。只有在和学院院长共进早餐时，他才会这么做。他就职于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担任克利福德敳H. 道尔名誉教授。这是个终身教职，意味着教多教少随他意。与霍金教授相同，他是学院的固定装置，就像屋顶上的那群滴水嘴兽石像一样持久不变。“早上好，教授。”门卫负责人莫里斯一边打招呼，一边碰了碰他的圆顶礼帽。“早上好，莫里斯。”钱德拉一边说，一边接过了他的邮件。他的邮件包括最新一期的《经济学杂志》、六张茶会和宴会的请柬。他基本确定自己不会参加这些活动。“院长在等你呢，先生。”莫里斯说，像很多门房那样，他能同时表现出谦恭有礼和颐指气使，“小心脚下。今天早上霜重。”“好的。”钱德拉说。他步入了大树庭院。大树庭院因排列在小径两旁的“瑞典豆”树而得名。它们现在光秃秃的，挺着细长的枝丫。
院长室入口，一个穿着马甲、面无表情的仆人迎接了他，接过了他的大衣和围巾。钱德拉穿过走道，进入餐厅，发现院长正在火炉前阅读《泰晤士报》。“很高兴见到你，钱德拉。”院长说。他每次叫钱德拉的名字[6]时，好像总是以“枝形吊灯”的发音开头，然后才回过神来。“也很高兴见到你，院长。外面真是天寒地冻。”
和众多英国知识分子一样，院长只将暖气打开一点，让家里像半生不熟的牛排那样不冷不热。他声称这有助于“改善头脑”。“寒冷的日子到了。”院长说。他这话很可能在暗示美国选举。“的确。”钱德拉说。
院长看起来比实际岁数要年轻一些。他一头浓发，上了润发油，向后梳着。他的眼睛湛蓝，只是瞄准的方向不同。他多年前是个跨栏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后来一个对手把沙砾踢到了他脸上，致使他右眼失明。有传言说，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去过肯尼亚，当过伊[7]迪敳阿明的径赛私人教练。从他脸上饱经风霜的皱纹不难看出，他是个阅历丰富的人。
院长把他领向了餐桌。餐桌大得足够四十人用餐。钱德拉依旧喜欢这餐桌周围的环境，喜欢墙上挂的荷兰大师的画作、站在门边的仆人，喜欢加在一起差不多值五十万英镑的光滑的银质刀叉、银质汤碗。通常，他们的谈话与经济有关，而钱德拉得充当一个治疗师的角色。他会用温和的语气告诉他五年内英国不会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那么，你的情况怎么样，教授？”院长问道，“从你的小失落中恢复了吗？我必须说，我们都非常遗憾，你没有成为我们的第十五位。”
到目前为止，学院已出现了十四位诺贝尔奖得主。老实说，一些消息比较灵通的同事，在年初就开始把钱德拉说成是“第十五位”。现在，他们不这么说了。“噢，我很好。”钱德拉说。他把他的咖啡杯推向仆人，并顺势对仆人要给他拿新鲜草莓的提议点头表示同意。那些草莓正好可以配着羊角面包吃。“但最近几个星期肯定挺难熬的，是吧？”院长说，“有些压抑？”“噢，哪有!”钱德拉说，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整个周末都不起床，“我一般不把这些东西太当回事。奖章不过是过眼云烟。”“是呀。”院长说，他放下餐刀，然后挠了挠头，“是呀，的确是这样，可……这个奖章多少还有些精美。一些人似乎认为，你最近可能多少有些不高兴。”“他们真的那么认为？”钱德拉问道。他感觉院长话里有话。“不瞒你说，有人投诉。”“谁投诉？”“学生，”院长说，“主要是本科生。”“哦。”钱德拉说，心情放松下来，“哦，我知道了。”“是的，你好像说了一些比较粗鲁的话。当然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有几个学生不太好受。我的意思是，这通常来说是系主任的事，但考虑到是你，我觉得我最好亲自和你谈谈。”“我很抱歉，院长，”钱德拉说，“可我真想不起来我说过什么粗鲁的话。”“是的。”院长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他的笔记本——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哦，他们有些人有点儿太敏感了。有个女孩子，你好像当着她同学的面一再说她是个‘白痴’。在她的描述中，你还将她的‘白痴’归因于合理的智力差异。”“是的。”钱德拉说，那件事他记得很清楚，“你看，院长，我对我的学生一向比较宽容。我不指望他们严肃对待专题报告，我不反对他们抄袭我的书来写他们的论文，但我真的希望他们承认基本经济事实。这个女孩子把凯恩斯乘数描述成‘涓滴效应神话’。这不是你可以有自己的见解的东西，院长。这是一个事实：如果公司获取的利润较高，那么他们就会投入更多资源，因此就业也会增加。人可不能走入一场暴风雨，然后说，‘在我看来，太阳明晃晃的’。但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女孩正是这么做的，于是我就指出了另外一个事实。”“说她是个白痴。”院长说。“是的。”“嗯，当然了，我很理解。但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会说‘白痴’这个词在政治上有点儿不正确。”“即使我们谈到的那个人真的是个白痴，也不行吗？”“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个白痴，更行不通。”院长说着便微微一笑，不过，他的笑会让人以为他是牙疼，而非高兴。“这么说吧，钱德拉，你最近心情郁闷，这可以理解。当个经常在媒体上露脸的名人不容易，加上那么多人抱着那么多的期待。所以我觉得你也许应该休个短假，休个轮休假也可以。事实上，我们当中不少人也是这么想的。当然了，这要看你的意愿，我们绝不会强迫你的。不过，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我不想休假。”钱德拉说。“可它值得你考虑，不是吗？”
尽管钱德拉根本不打算那么做，但他还是点了点头：“是的，值得考虑。”“那就好，这个问题就不说了。”院长说，就在此时，仆人端着熏猪肉、鸡蛋、烤面包进来了。“我们聊聊经济，好吗？”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院长表达了他对英国脱欧、信贷紧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询问这是否会让世界“漂在粪坑上”。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因为它相当于在问“我会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死掉吗”，或者是“我们会在赛艇比赛中获胜吗”。从微观经济方面来看，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难说”，但这样一来，钱德拉就没时间吃完第二个鸡蛋了。第二个鸡蛋煮得好极了，依旧如丝般柔滑。他决定尽可能表现得积极一些。对付诸如此类的情况，这一向是个好办法。“真是难以想象呀，”他说，“当美国打喷嚏时，全世界都感冒。说到底，这是个资本控制问题。”“嗯，这真是令人宽慰，不是吗？”院长一边说，一边拂去他裤子上的面包渣，“听到真正懂行的人这么说，我就安心了。”“不用客气。”钱德拉说。“我只是搞不懂贫困。”院长说。他换了个话题。这个话题有可能永远也扯不完：“我们是能够养活全世界的，可看看我们都干了什么。这真是荒唐呀，钱德拉。我的意思是，这种状况究竟能不能被改变？我们究竟能不能恢复理智？”
教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肯定能。”“那就好。”院长说。
他们握了握手。钱德拉大步走进门厅，拿了他的大衣和围巾，走了出去，走进了十一月的凛冽寒风中。他之所以回答得那样斩钉截铁，并不是因为他反感贫困问题(他并不反感)，而是因为他和一个学生约了见面。他现在已经迟到二十分钟了。
他步履匆匆地穿过草坪(一种只有教师才享有的特权)，走出学院大门(即所谓的“谦卑之门”)。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有些离奇，因为它被道路一分为二。在横穿三一街时，他几乎没有注意游客和骑自行车的人(他一贯如此)。然后，他跳上了木质旋转楼梯，朝他三楼的房间走去。
他带的博士生拉姆敳辛格正坐在楼梯平台上，眼睛盯着手机。他的学生似乎都这样，总是用手机来打发漫长的清醒时光。“对不起，拉姆，”钱德拉说，“抱歉。”“没事，教授。我也迟到了。”“那就好，很好……那究竟是个什么？”
拉姆敳辛格的胳膊下夹着一本《傻瓜统计学》。“就是一本消遣读物。”
钱德拉打开门，叹了口气。他实在搞不懂，一个全国一流大学的经济博士生，为什么要读那种蠢得要命的书？但是，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畅销书试图通过对专业学科“去术语化”来打破知识壁垒。这种想法虽说是出于善意，但未免荒唐。别人花很多年才掌握的东西，你是不可能在三个小时内学会的。无论公众喜欢与否，知识依然重要。经济学仍旧是专家的菜，而不像他三十四岁的儿子苏尼总爱说的那样——“不过是些常识”，仿佛随便哪个阿猫阿狗都能当剑桥的克利福德敳H. 道尔名誉教授。“德里怎么样？”钱德拉问道。他在房间里踱步，把书从沙发上拿走，冲咖啡，给他的吊兰浇水。这些都是收拾宿舍的人忘了干的事情。“德里还是那个老样子，”拉姆敳辛格说，“没什么变化。啤酒越来越贵了。”“实地调查呢？”“实地调查真是太棒了。我获得了大量数据。只是有个问题……”拉姆拍了拍他的《傻瓜统计学》。“嗯，看来我们没多少可谈的，”钱德拉说，“很高兴看到一切进展顺利。”“还是关于巴西的问题。”
拉姆敳辛格的学位论文打算比较古吉拉特邦和他坚持称作“特洛[8]伊”的地区的经济表现。他总在谈话中不经意地插入这个词汇“如果你审视特洛伊的平均增长率”，而钱德拉在这种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阿伽门农和一千艘船，然后才会想起来拉姆指的是“印度其他地区”。“巴西，没错。”钱德拉说。
这是一个他们争论了几个月的焦点。他们都知道，巴西之所以突然变得对那篇学位论文那么重要，是因为拉姆敳辛格的女友，也就是贝蒂娜敳莫雷拉小姐，一年前回到圣保罗去了。
要获得额外的研究经费，拉姆需要钱德拉的支持，但到目前为止，钱德拉一直都不太同意。钱德拉突然想到，拉姆说不定就是告密者之一。毕竟，就在上月，钱德拉还错误地引用丘吉尔的话对拉姆敳辛格说，只要他“再多那么一点儿脑细胞，他就只算半个白痴”。“好吧，如果你能得到那笔钱，为什么不呢？它会让你的学位论文改头换面，工作量就不要提了，但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你的意思是，你会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先生？”拉姆说。“嗯，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作决策失误的例子，因为正如你知道的那样，巴西的信用评级就要变成垃圾了。”
拉姆敳辛格笑嘻嘻地记着笔记，钱德拉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然了，”钱德拉接着说，“要考虑世界杯、奥运会等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听到世界杯，拉姆不由得舔了舔嘴唇。他上次的“研究之旅”碰巧与世界杯时间重合了。“你的头几章不妨集中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然后引入莫迪。就现在来说，这应该够了。”“谢谢你，教授。”拉姆说，几乎要做出鞠躬的姿势了，“我的家人让我代他们向你问好。”“噢，是吗？”钱德拉说，“不胜感激。”“是的。我父母表示，你下次去德里时，一定要去我家看看。我相信你会喜欢那些狗狗。我一直都很想念它们。”“狗狗呀，好的。”钱德拉应道，尽管事实上他讨厌任何长尾巴的东西，“挺好的。”“对了，先生……”只有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学生才称呼他“先生”，就连那些对其他导师直呼其名的学生也是如此，“我忘了表达我的遗憾了。对于诺贝尔奖，希望你不要过于烦恼。”“哦，我已经忘光了。如果我干这行就是为了获奖……”“是的，当然了，我完全同意。”拉姆敳辛格说。他自己是为了钱才入行的。“那好，你今天能来一趟挺好的。”
这句话无论如何都不能当作一次辅导的结尾，因为这样一来，拉姆好像就只是过来归还割草机的延长电缆一样。一些人甚至可能会说这违反职业道德，但那些可恶的领导可能不知道，两年前，当他的学生去巴西见女友时，差旅费差不多都是他掏的。“我会尽快开展工作。”拉姆说。他个别词的发音有些不准。
拉姆识趣地离开了。钱德拉打开电脑，盯着书桌上那越积越多的书。他想起刚才煮的咖啡，便把牛奶倒进了那个写有“保持冷静，研究经济学”字样的杯子里。那是他的长女拉达送他的礼物，在把他逐出她的生活之前。他想，他真的应该请拉姆喝一杯。但是，先提起诺贝尔奖的是拉姆，这意味着拉姆已经没什么重要的事要说了。
该死的诺贝尔奖。他们总是摆出同样的面孔，仿佛在努力劝说一个两岁的孩子把枪放下。
钱德拉坐到沙发上，把脚搁在咖啡桌上面。当他和珍妮已覆水难收，他就陆续把他的整个生活转移到这些房间里。而他的全部生活也不过是孩子们的照片，以及那张他从没站过的“站立式”办公桌。他在那张红色的切斯菲尔德沙发上睡过几个晚上，穿着睡衣、拖鞋进行过不止一次辅导。但是，珍妮刚搬到了科罗拉多时，钱德拉大多数晚上还是在家里度过的。他谢绝晚宴邀请，以便可以看看电视，或读一些他不敢带到学校教职工宿舍的小说。他现在渐渐明白，他不仅离婚了(用中世纪英国人的话说，那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犯罪)，还成了孤家寡人(这个词远远谈不上稀奇古怪)。格兰切斯特的那座小屋的屋顶盖着黑茅草，房梁是十七世纪的，过去充满了孩子的身影和欢笑，现在却成了一个悲情隐士的幽暗居所，里面住着印度的哈维沙姆小姐、一位名誉教授，以及一张外卖菜单。
他有时候想，那一大堆以他的名义发出的信件，与安吉拉敳默克尔、纳伦德拉敳莫迪共进的晚餐，对戈登敳布朗和拉里敳萨默斯表达钦佩之情的便条，这一切难不成是一场巨大的骗局？它们就像那些在一英镑商店里买的假奥斯卡雕像。这些雕像被颁发给雇员，上面刻着“世界最佳照片复印者”或“银河系最佳灯泡更换者”。等他死了，只有他的著作会留存下来。直到石油和煤炭枯竭、人类在火星上建立第一个定居点，这些著作才会过时。
钱德拉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贸易经济学家，可以随时给任何国家的财政部长打电话，而他们也不会拒接。然而，如果全世界对他的艳羡不过是他自己的想象呢？如果他们其实是在可怜他膨胀的自我，可怜他的萨维尔街套装，可怜他浓重的印度口音呢？
他的妻子早就离他而去，他的孩子也是。假如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生活将一如既往，几乎没有任何盼头。经济学领域必读的书籍，他似乎都已经读过了。他的职业目标只剩下了超过对手，获得他应得的认可，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他遭受了致命一击。
他放下咖啡，大步走出房间。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儿，只知道唯有如此，他才不会坐在沙发上，一直坐到吃午饭。他厌恶自己的生活。
他来到三一街上，左转，朝铜壶酒吧走去，想着喝一杯早间的佳酿，上午也许就会快点儿过去。本科生们骑着自行车路过，叼着香烟，围着学院的围巾，准备去上第一节课。在国王学院外面，为了捕捉那座著名的、有五百年历史的小教堂，来自波士顿、东京、香港的游客正在摆弄巨大的尼康相机。
国王学院坐落在城市中央，仿佛霸占了所有的阳光。这是钱德拉最不喜欢的学院，相当于知识界的迪士尼公主，朝那些狗屁不通的游客摆动着她的睫毛。游客们会问“大学在哪儿”之类的问题，直到有人给他们指出国王学院的方向。接着他们会拍几十张照片，然后怀着“已见过剑桥”的满足回家。当然了，在经济学这个领域，剑桥拥有许多值得自豪的名人，如琼敳罗宾逊、J. K. 加尔布雷斯，以及凯恩斯本人。但是，现在的校园里充满了半吊子的本科生。他们相信，他们牺牲休学年来帮助的非洲人之所以贫困，都是因为钱德拉这样的人。不过，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看待教育的：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用它来耍无赖，那些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又觉得它不过尔尔。
钱德拉来到了西姆斯先生甜品老店。尽管本周已经采购过了，他还是走了进去。迎接他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店员。她围着围裙，戴着玳瑁色眼镜。他原本确信自己从没见过她，直到对方与他打招呼：“上午好，钱德拉教授。”“上午好。”“今天过得怎么样？”“哦，不错。”钱德拉说。这简直就是撒谎。“想买点什么？”
他一般会买两百克小熊软糖，足够吃上一个星期，但今天特殊。“那就给我拿五十克的巧克力小熊软糖吧。”“好的。”那个女人应声后，开始从她后面的一个罐子里拿出软糖，往一个纸袋子里装。“天气真冷。”她一边说，一边把他要的东西放在柜台上。“太冷了。”钱德拉一边回答，一边递给她一张五英镑钞票。随后，他的手机响了。他开始了他老一套的做法，一边依次拍他的每个口袋，一边嘀咕：“技术越先进，麻烦越多。”他终于找到手机，接起电话，问了声：“哪位？”“先生，”在电话那头，一个操着印度口音的人说，“您之前对一款内存16G的三星银河J5智能手机感兴趣。来电话是想询问您是否考虑购买一款呢。”“我对这个不感兴趣。”他一边回答，一边接过找他的零钱。“先生……”
无论他按了多少按钮，钱德拉似乎一直没办法挂掉那个电话。他把手机放进了衣服里面的口袋，但尽管如此，他仍能听到在手机里哀鸣着的“先生”，就好像一个小妖怪被困在了他的翻领下面。“谢谢你。”他一边冲店员喊着，一边走了出去，来到冬天的阳光下。
只要再走上几米，就可以到铜壶酒吧，喝一杯上好的里奥哈葡萄酒，但钱德拉已经注意到，路对面有个学生正在看他。他立即认出她就是那个白痴。她刚开始还一脸难过，现在却在以那种“后嘲讽”的方式微笑。这种方式总是让他不知所措。在和院长见面后，他觉得自己需要向她解释一下。
他刚走到道路中间，突然听见店员大喊：“教授!”他抓着他的小熊软糖，回过头去看她。“嗯。”他一边应道，一边转过身去。就在此时，他听见那个白痴喊道：“当心!”
他又把身体转过来，但已经来不及了。
自行车已经拐弯，车闸已经按下。除了听之任之，骑手已无可奈何。车把就像一头猛兽的两只角，从后面卷住了钱德拉的腰。骑手戴着头盔的头撞上了钱德拉的背，结果他们俩都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倒在柏油路面上。教授先倒下，年轻的骑手后倒下，自行车则倒在了他们身上。
几分钟内，钱德拉的眼前一片漆黑，他突然觉得，说不定他已经死了，但这不切实际。他嘴里流血，耳朵能听见声音。有人正把自行车从他身上拽下来。等他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身边围了一群人。他们都低着头，看着他。
钱德拉从没想过他会死在剑桥。他总是想象自己死在印度，也许是在河边，四周围着哭泣的孙子、孙女，而不是喜气洋洋的同事、蠢到家的学生和游客。围着他的人中，一些人正在拍照。“教授!”一个刚到“后青春期”的声音尖叫道，“你这是出交通事故了吧？”
他想说：“该死的!当然了。”只有本科生才会问这种愚不可及的问题!但是，他嘴里的血太多了。
他躺在那里，等着医护人员的到来。一半的学生似乎都聚了过来，[9]要围观P. R. 钱德拉塞卡教授卓越人生受到的终极羞辱。有一些学生哭了，不过他怀疑，另外一些学生正在隐藏洋洋得意的笑容。即使现在，他还是很难相信，除了嘲笑他未能加入那些诺贝尔奖得主之列，这些人还能干出什么好事。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字他已牢记于胸，迫不得已时还会把它们像咒语那样一一列举出来。不过，那当然不是真的。在他们眼里，他只是一个躺在道路中间流血的老人。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他的人生遭遇过那么残酷的打击？[10]“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他对自己说。他挣扎着，想甩掉盖在[11]他鼻子和嘴巴上的氧气罩。“生活真的就是这个样子。”[1] 原文为“Heart and Stroganoff”，发音和下文的“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类似，此处是贾斯敏记错了，并且引出了钱德拉接下来的调侃：“星空和小屋”(原文为“Starsky and Hutch”)。——译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2] 原文为法语“C' est la vie”。[3] 原文为法语“de rien， de rien”。[4] 原文为法语“Laissez-faire”。——编者注[5] 这里特指瑞典人，因诺贝尔奖(除和平奖)每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颁发。——编者注[6] 原文为“chandelier”，和“钱德拉”原文“Chandra”的发音接近。[7] 伊迪敳阿明(1925—2003)，乌干达独裁者。[8] 原文为“TROI”，与特洛伊的英语单词字母相同，但它其实是“The Rest of India”(印度其他地区)的首字母缩写。[9] 钱德拉的全名。[10] 原文为法语“C' est la vie”。——编者注[11] 原文为法语“C' est la bloody vie”。——编者注
02
第二天早上，钱德拉教授在一间单人病房里醒来，浑身疼痛——从隐痛到剧痛。他肋骨挫伤，左手腕因为试图阻止摔倒而扭伤，脊柱受损。他必须被立即转移到手术中心，让医生重新对齐他的脊柱。他还遭受了一场“无声的”心脏病发作，这大体上可以解释他较早时候为何情绪不佳。他的秘书、几个同事，还有国际经济学团体的大部分成员都给他发来了卡片，祝他“早日康复”。在科罗拉多的贾斯敏给他发来了电子邮件，他在德里的弟弟也发了(真是稀罕)。苏尼、他的长女拉达则对他不闻不问。拉达的表现其实一点儿也不新鲜，他痛苦了两年，却从没收到过她的只言片语。
贾斯敏的电子邮件里包含着一首短诗，这让他不禁微微一笑：爹地，我们关心穿着病号服的你你把我们吓着了，以后可别再这样子左看看，右瞅瞅，然后再走到路对面去千万当心，你要……照顾好自己，把身体养得棒棒的笑口常开，多多休息把胆固醇降下来，精气神提上去如果非要吃咸猪肉，拜托不要放到油锅里
他怀疑这首诗里面最初包含“死掉”这个词，但尽管如此，贾斯敏还是让他笑了。珍妮也写了几行，用那种独一无二、既直接又委婉的北方英语暗示，这注定会发生——是迟早的事；假如他能够不只想着工作，那么不仅可以避免出事故，别人也能跟着沾光，在生活中少遭罪。但是，好在他没死，她也就放心了。她关心他，虽说她关心的方式会令大多数心理学家感到困惑，因为她的方式和同情与关爱扯不上边儿。
护士进来时没有看他，仿佛可怜他形单影只。其他病房里可能布满了亲戚、鲜花，以及在手绘吉他上弹出的跑调的歌。整整一天后，他的儿子才从孟买欧贝罗伊酒店大厅打来电话。就像珍妮那样，苏尼也认为钱德拉出事故完全是自找的。不过，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认为那是所谓的“同时必然性”。“这都和头脑有关，”苏尼说，“我们制造了我们的现实。”
苏尼在中国香港经营着他自己的学院。这个学院名叫“头脑事务研究所”，非常成功，重视“积极思考”和“金融因果报应”，是一种被描述成“资本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苏尼总是穿[1]同一件带尼赫鲁领子的黑上装，搭配白T恤和运动鞋。他也戴眼镜，不过就钱德拉所知，他的视力很好。有时候，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清晰的印度腔，又和他父亲的印度腔不一样。虽然钱德拉不愿意承认，但苏尼的确成了他的对手。他之所以那么想获得诺贝尔奖，就是想让他的儿子永远把嘴闭上。“苏尼，”钱德拉说，“如果你想告诉我，要积极思考，那我现在就把电话挂了，我发誓。”“听见你语气这么乐观向上，我真高兴，爸爸。”“你有拉达的消息吗？”“最近没有。”“这么说，她不知道？”“她知道。”“那你是从她那里听说的？”“我通知了她。”“让她给我打电话，苏尼。”
这是别人背着钱德拉作出的安排。他们都知道拉达在哪儿，但为了尊重她的意愿，又都发誓保守秘密。他最初曾谎称自己中风了，但一家人都表现得很坚决，其中包括贾斯敏。他没有拉达的电话号码，她也不回他的电子邮件。就算是现在，他住进了医院，那种安排仍牢不可破。“我有可能死掉，”钱德拉说，“我有可能死掉，可我的大女儿不在乎。”“你不是没死吗，爸爸？”“可拉达不知道。”“她知道，”苏尼说，“我对她说了，说你没事，爸爸。”
钱德拉喜欢这样想：假如拉达此时进了门，他会先叫保安，然后背对着墙。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不可能。他想念她。“我有心脏病，苏尼，”他说，“随时都会死。把这一点告诉她。”“这正是身体想要告诉你的事，你该变变了。只要听医生的话，心脏病就再也不会发作了。相信我，爸爸。你没事。”“我六十九岁了，苏尼。天天都有比我年轻的人死去呢。”“只要他们能掏得起钱，住进好医院，就不会死。”“我有可能撞坏我的车。”“你已经买了一辆沃尔沃，”苏尼说，“那差不多就是一辆坦克。”“我有可能吃枪子儿。”“在剑桥吗？”“我不想和你争论这个，苏尼。你不会想对我说我死不了吧？”“从理论上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但你活到至少九十岁不成问题。如果不是在贫民窟或公营小区长大，那么我们这一代都会活到一百岁。健康技术在进步，你自己也有可能活到一百岁，因此我不会担心。不仅我不担心，拉达也不担心。担心就像——明明未来还没来，你就试图活在未来。”“这么说，只要我们活着，一切就很好，是吗？那我们就根本用不着再见面了。我只要能每年发个邮件，说一声‘我很好’就行了，我们就可以继续在宇宙中畅游。”“爸爸，不要这样嘛。我一直盼着你来香港看看呢。”“我会的，”钱德拉说，“我以前太忙了。”“那就好，爸爸。我知道你以前工作忙。”
苏尼一直设法让他感到内疚，真是不可思议，这几乎不可能。苏尼的问题在于，他羞怯、脆弱、缺乏安全感，但外在表现却恰恰相反。他假装出来的泰然自若，差不多把每个人都骗了。“好了，苏尼。谢谢。谢谢你打电话来。”“不用客气，爸爸。照顾好自己。”
钱德拉戳着他的电话，把每个按钮都按了一遍。他能听见苏尼正在操着结结巴巴的印地语说话，强忍着把电话丢到“系里”(他的秘书)送的那一大束郁金香上的冲动。他看着手腕上无人注意过的脱皮，想给贾斯敏打电话，只是她从来不接，但会在几分钟后发来短信说：“你打电话时我不在。一切顺利吧？”他会回复说：“是的，你呢？”她然后说：“一切都好。贾××。”
贾斯敏最近收到了她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结果。无论他怎么恳求、喊叫、搞情感敲诈，她都不愿把她的分数告诉他。她只会说她“考得一塌糊涂”。不幸的是，他相信了她。她的哥哥、姐姐每次参加考试都考高分。她与他们不同，从来都不是个脑子好使的学生，总是需要额外辅导，但钱德拉并不太担心，因为她一直都是一个快乐、可爱的女孩。直到最近，就连这一点也变了。
在离开医院之前，钱德拉做了个全面体检。他的医生克里斯敳钱尼和他讨论了检查结果。钱尼是个美国人，三十二岁，穿匡威运动鞋，牙齿闪亮，留着精心打理过的、有些做作的胡茬儿。“你必须非常严肃对待这一点，”钱尼医生说，“隐性心脏病发作同样致命。你至少需要休息两个月。”
钱德拉笑了。钱尼医生显然不知道他是谁。“蛋黄酱是不能吃了，”钱尼医生接着说，“奶制品也不要吃了，当然了，还有红肉。”“明白。”钱德拉说。“红葡萄酒、白面包、薯片、法式炸薯条、咖啡里的糖、咖啡因……”“如果我连咖啡都不能喝，那你对我说不要在咖啡里加糖还有什么意义？”“你可以喝不含咖啡因的咖啡。”“我懂了。”“氢化植物油、反式脂肪、高果糖玉米糖浆、白面、白米，尽量也不要吃。不过，这些是非强制性的。面包和土豆最好也要忌口。还有，要戒烟。”“我戒了。”“我说的是戒掉，不是减少。”“戒多久呢？”“还有锻炼，”钱尼医生说，“这是个大问题。你一定要锻炼，必须锻炼。但不必太过激烈，你不是要加入英超。有规律地散步就很好。如果我是你，那我就会增加一点儿稍微需要耐力的运动，比如游泳。你会游泳吗？”“几乎不会。”“那瑜伽呢？”钱尼医生一边说，一边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钱德拉叹了口气。当多数美国人还不知道瑜伽为何物时，珍妮早就在芝加哥对其着迷。如今人人都练瑜伽，其中包括共和党人、艳星和连环杀手。他们不在乎他会不会说梵语术语，但认为他是来自次大陆的“进口货”，拥有天生的优势。所以钱德拉只陪着妻子上了一堂瑜伽课，就决定让他的狗狗最好水平地卧在沙发上，“看”一本迪克敳弗朗西斯的小说，而不是面对向上或向下的运动(在他郁郁寡欢的日子里，他觉得，这也是珍妮离开他的原因之一)。[2]“我觉得经文已经被世俗世界误解了。”他回答说。“普拉提一直都有，如果你愿意的话。”钱尼医生说，“你经常做普拉提吗？”“不太多，不多。”“可这不仅仅关于锻炼，还关系到你对生活的整体态度。你需要减少一切活动。少工作，多轻松，度度假，多晒晒太阳。做你喜欢的事，但也要适度。压力虽然是肉体上的，但它的源头大多是精神上的。稍微放松一下，你懂的……”“放松点儿？”“正是如此。我也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意思是，托上帝的福，我是个医生。我们花时间告诉病人要放松，然后我们一个班要上十八个小时。现代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也许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做不到时时刻刻都保持淡定。我肯定不能。我要养活两个小女儿，还有房贷要还，但你在你那一行已经拔尖儿了，教授。就连我都听说过你。你都过了退休年龄了。你需要放松，需要退休。诸如此类的，我能给你列整整一张纸的活动。香熏治疗、灵气治疗、针灸治疗、漂浮室……就这么列下去。然后呢，还有冥想。”“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冥想，”钱德拉说，“一码事。这是本体论。”“我相信。”钱尼医生说。“不知道。”钱德拉说，“你们在加利福尼亚怎么说？”“你要追随你的天赐之福。如此而已。”“这么说，你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钱尼医生？”“还是喊我克里斯吧。”“克里斯。”“我在那里出生，长大，不过我在西雅图生活过几年。”
钱德拉的妻子就是在西雅图认识了儿童精神病专家史蒂夫。想到这一点，他不由得皱了皱眉。“不过圣迭戈的阳光肯定比西雅图的更灿烂一些。”钱尼医生说。
钱德拉望向了窗外。那是十一月末。虽说已经离开印度四十五年，但他还是忍受不了冬天。即使是十月份，他也会挨着暖气片，缩成一团。他的同事们则优哉游哉，仿佛是在巴哈马参加使馆舞会。等到夏天终于到来，他又担心冬天重返，为冬天的到来作着准备，战战兢兢得就像他的腹腔神经丛被典狱长重重打了一拳。
那天晚上在家，钱德拉拿出了他那本老兰德-麦克纳利地图册。那是他在时代广场买的，时间是1982年新年前夜。苏尼就是那一年出生的。他觉得钱尼医生说得对，他需要去个温暖的地方，但不会是澳大利亚，因为短吻鳄在那里的大街上自由游荡，讲课时要穿游泳裤。
他想到了佛罗里达，但佛罗里达离贾斯敏所在的科罗拉多太远。此外，他仍在怪罪那里的选民没有给多少了解一些经济学的希拉里敳克林顿投票。另一个傻瓜就不用提了，就算把需求曲线画在他塞满了比萨饼的肚子上，他也不见得能明白那是什么。不，钱尼医生说得对，要去就去加利福尼亚。
钱德拉讨厌圣弗朗西斯科，讨厌它天寒地冻、雾气蒙蒙的气候，讨厌伯克利那些奶嘴男。他们一年交三万美元的学费，却举着标语牌，抗议收入不平等。不，要去就去洛杉矶。洛杉矶一向天气温暖。那里的人们是现实主义者，很会享受生活。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一系列聚会，还有开着敞篷车去马里布，车载音响放着多丽丝敳戴的歌的画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钱德拉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但他的老同事菲利克斯敳雷迪森现在是位于奥兰治县的加州大学贝拉分校的教授。贝拉分校在洛杉矶南面，相距一个小时的车程，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且那里远离妓女和瘾君子，没被污染的天空星光灿烂。到了一天结束时，他还可以喝着上好的纳帕谷索维农葡萄酒，眺望大海。当然了，博尔德离这里也没多远，短途飞行即可抵达。
几天后，他打了通电话。
到了圣诞节，一切已安排妥当。钱德拉将在一月末动身。他的正式职位是加州大学贝拉分校杰出访问教授，只要偶尔在剧场里给满目崇敬的助手和心怀嫉妒的同事讲讲课，就行了。
钱德拉原本想早点过去，但钱尼博士警告过他，让他至少两个月什么都不做。于是，他在圣诞期间一直一个人待着，甚至忘了参加系里和学院举办的圣诞晚宴。苏尼说他可能会来，但最后却因为太忙来不了(钱德拉在圣诞节给他打了两次电话，确定他真的没在博尔德)。贾斯敏也决定不来，因为她计划在一月份重新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不过，就钱德拉所知，那样就赶不上大学申请了。她坚持说，已经有几所大学答应她推迟申请了。但是，当他询问那些大学的名字时，她对他说是“霍格沃茨”。他在网上查了查，然后才意识到，她骗了他。
在一月份的头几个星期里，他一直试图推迟他的新书的准备工作。这本书将会就左翼对右翼的批判进行批判(基本上是老生常谈，只是更加尖酸刻薄而已)。他拒绝采用“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之类的标题，想采用比较乐观的标题，如“财富礼赞”，或“我们为何需要公司”。自由主义者会因此恨他，但他不在乎他们说什么。他已经放弃努力，再也不想和左翼那帮幼儿园的小朋友对话。
不干不知道有多困难，他终于还是把他所有的笔记、铅笔、橡皮都塞进了冰箱。一个星期后，他却发现，它们和一袋冻菠菜冻在了一起，活像一种危险的新生物。
于是，他开始待在床上看电视，一口气看完了第一季的《老友记》，终于明白了他的孩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的那些玩笑。它讲了六个小青年的故事。他们虽然滥交，却又非常保守，生活入不敷出，虽然上过大学，但缺乏任何抱负、动力、才智或常识。他们在经济学方面是白痴，不过百分之九十的本科生也是如此。
启程前几天，他给珍妮打了电话，对她说了他即将休假。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拖这么久才通知她，但他突然想到，她也许会生他的气，她也许更愿意他待在五千英里之外，隔着大洋。但是，事实证明，情况不是这样。[3]“这对贾斯会有帮助，”她说，“她简直变了个人。我知道她以前闷闷不乐，但她现在十几岁了，正在发育。上帝呀，我知道女孩子是什么样子，可现在不一样。我管不了她，查尔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由于人们发现“钱德拉塞卡”不好发音，他曾坚持让他们都喊他查尔斯。但是，随着声望日隆，他已不再坚持这样的要求。珍妮是唯一从没换过称呼的人。“我不知道怎么说，”他说，“我一头雾水。”“是呀。”珍妮说，语气并不冷漠，“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应该告诉我。”“我这不正在告诉你吗，查尔斯？”
他想说的是，她应该早点告诉他，问题一出马上告诉他，而不是拖几个星期。但是，一旦话不投机，珍妮往往会挂断电话。老实说，他们已经好一阵子没有深聊过了。“她和别人说话吗？”他问道。“当然说了，”珍妮说，“这儿是美国。她去学校的时间少了。”“还有吗？”“还有史蒂夫。他一直乐于和她说话。嗨，别摆出那种脸色，查尔斯。那是他的工作。”
他一直是这种脸色呢。“我想问问，”他说，“去学校心理医生那儿起作用吗？”“嗯，她讨厌他。史蒂夫说这是好事，因为她至少在发泄她的怒气。”“你是怎么想的？”
珍妮叹了口气。无论他什么时候提起贾斯敏，珍妮都会叹气。“听着，查尔斯，我们的离婚动摇了她的整个生活。她还是个青少年，对此非常愤怒。这是个难题，也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我们做父母的要解决它。为人父母不就该这个样子吗？我们不能听之任之。”
钱德拉捧着脸。“我到了洛杉矶后会陪陪她。”他说，“让她烦心的是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会好起来的。我们要让她上一所好大学。”“她不是你，查尔斯。对她来说，上大学不是人生的意义。”“我会和她谈的。”他重复了一句。“和她谈谈。”珍妮说。“知道了，”钱德拉说，“到了洛杉矶，我们会在一起待一阵子。”“小青年们可不想和他们的父亲待在一起，查尔斯。不过，我同意，见见你对她有好处。”“我知道……”“我不认为你知道。你以前应该对她严一些。定定规矩，查尔斯。决定哪些该干、哪些不该干。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如果能让她开口，认真听听她的想法。”“我当爸爸有三十多年了吧，珍妮。我知道我该干什么。”“就像刚才说的，这不一样。大多数日子，她甚至到了下午都不和一个人打招呼。”“她想见我，”钱德拉说，“她说过这样的话。”“你在那儿还好吧，查尔斯？”珍妮说，“一个人过假期？”“哦，上帝呀，”钱德拉说，“一个人待着也挺好的。今年是……”“嗯，那就好，”珍妮说，“一想到你一个人待在那座房子里，心里就不是滋味儿。”
钱德拉想，是不是得暗示一下他生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她”，说一句“还好，我并不是真的孤单”之类的话。他想，要是能在他的电话应答机里录一个女人说的“钱德拉，回床上来……”就好了。但是，珍妮或许马上就能识破这种小把戏。“嗨，那就在贾斯的毕业典礼上见吧？”“没问题。”“好极了，”珍妮说，“到时候她也会看见我们在一起的样子。学校的辅导员说了，这对她有帮助。”“我明白。”钱德拉说。他知道，这意味着，他又要见到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家伙了。这不免让他有些畏首畏尾。“我肯定会去。我绝对不会错过她的毕业典礼。”“那就好。我很高兴。”
钱德拉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孤单了。他希望自己能说服珍妮不挂电话，再聊点儿别的，什么都行。但是，他脑子里一片空白。[4]“那好，再见吧，卡洛斯。”
他曾经对她撒谎说，为了准备去洛杉矶，他在学习西班牙语。“好的，再见。”“开车记得遵守交通规则。”
1973年，他们初次相遇，那时钱德拉非常浪漫，甚至陪珍妮去上交谊舞课，尽管这种想法让他感到害怕。在跳探戈期间，他差点儿犯了恐慌症。要不是珍妮脸颊上散发的玫瑰气味让他想起印度，他说不定会死。
珍妮比钱德拉小七岁，当时正在布鲁内尔大学学化学，也像他那样，觉得和伦敦格格不入。在珍妮一家中，只有她上了大学。她在兰开夏郡的博尔顿镇长大。她说那个地方“就像伦敦，只是各方面都不一样”。
他们过去没少去电影院，都特别喜欢灾难片。等重新回到不太吓人的现实世界后，他们还会细细回味。有时候，他们会出城游玩，在布莱顿或伯恩茅斯的海滩上漫步，分吃冰激凌，在太阳西下时坐摩天轮。
钱德拉和珍妮都没什么朋友。虽然身边的每个人都对中产阶级演说术表现得安之若素，但珍妮却被吓到了。钱德拉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首次担任教职，正在压制他内心的恐惧：他害怕英国人也许真的像他们自认为的那样优越。在钱德拉和珍妮参加的为数不多的聚会上，他们发现自己很少和别人交谈，主要还是他们自己在聊天。他们断定，他们还是在家里下棋为妙。
在钱德拉的记忆里，那些早期岁月虽然平平淡淡，却充满喜悦。他觉得那时他的事业并不那么重要，虽说不可或缺，但微不足道，和刷牙、报税差不多。不过，他工作挺努力的。他必须如此。如果他丢了工作，那么他将被迫回到印度，一下子和珍妮拉开四千英里的距离。
在见她的父母时，他很紧张。他猛吃面前的那盘烤牛肉，就好像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吃的东西。但是，他们似乎对他不感兴趣，说不上亲切，还有些厌烦，似乎在他们眼里，世间万物都不过如此。他们没怎么问他问题，对他问的问题也只简单作答。主导谈话的反倒是珍妮的妹妹詹妮弗。她不仅对印度有着自己的看法，就连在经济学上也是如此。英国当时经济不景气，詹妮弗把这归咎于阿拉伯人大幅提高石油价格。钱德拉同意她的看法。“我们工作一个星期，其中他妈的有三天没有丝毫意义，对吗？”詹妮弗说，即使在父母面前，她说话也这样随意，“这样下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可以省电。”珍妮说。“我们连电视都看不了。”詹妮弗说。她又看了一眼钱德拉，仿佛在暗示，在她看来，无论是石油危机还是一周三天休息制，都是他惹的祸。“她一向因为好辩论而讨人喜欢。”珍妮后来这么说道。“是呀，肯定的。”钱德拉说。在那一年里，他一再对她说，这是经济学家的命，他们一向是社会的替罪羊。“对不起呀，我父母太安静了，”珍妮说，“他们总会活跃起来的。”“哦，我相信会的。”钱德拉说。
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他们的婚礼在博尔顿举行，死气沉沉，只有大约二十位客人到场，除了钱德拉的两个同事，其他的都是珍妮那边的人。珍妮的父亲敷衍了事地讲了几句，欢迎“查尔斯”成为他们家的女婿，然后坐了下来，整个晚上没再说一句话。詹妮弗也发了言，讲得妙趣横生，但根本没提钱德拉，也没提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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