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忠喆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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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第四卷）试读：
曾国藩挺经新解
卷一内圣内，心也，圣，异于常人也。功修于内，怀日月之明，雷霆之奋，修身自强，名配尧禹也。为体，为用，气之帅，行之范也。内圣者恭形于内，敬主于中，坚挺拔俗，不卑之亢，为曾门《挺经》十八篇开山之作，念武功之隆，文德之盛也。“内圣”法（上篇）【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译文】
细思古人修身工夫，其成效特别显著的大约有四方面：慎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恭谨慎，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敬慕热爱；正心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禁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如此，内省而无愧，成以心泰。主敬，就是说仪容整齐严肃，内心思虑专一，端恭不懈，所以说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有爱民惜物之怀，大公无私，所以人悦。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无二，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感应万物，所以神钦。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效验自然而至。我虽然年纪衰迈，但还想讲求此修身之功夫，以求得万一之效。【事典】
曾国藩以大乘的“内圣”法行世，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要旨和开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自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当时一般的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后来，他因战功闻名于世，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圣相”。
对此，曾国藩的衣钵传人、洋务派首脑李鸿章，更是深得其奥。李鸿章启口必称“我老师如何如何”，敬佩殆如神明。一日他与同僚闲谈，又讲起他老师曾国藩如何如何，说道：“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一早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但时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正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挑京货担子的人对峙着，彼此皆不肯让。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站在水田里，恐怕担子会浸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大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劝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过意不去，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云云。
据说李鸿章尚倾耳恭听，谓当顺序直说下去；曾国藩至此已止，竟不复语。李鸿章的僚属吴永也曾回忆说：“予当时听之，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细推敲，还是曾公说得好：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这段公案掌故，记述了“内圣”法“体”的一面，也叙述了它“用”的实践性、目的性，可谓意味深长。
曾国藩不但自己在“内圣”的修养上达至纯青之境，而且时时教导他的弟子及子孙，做一个有内圣功夫的人，曾国藩于咸丰八年（1858）正月初四，在给他九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弟的信中自认为是老实人，我也自信是个老实人，只因为阅历世途，饱经事变，大略学些机谋权变之术，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不如人，只是惹人笑话，教人怀恨，有什么好处？近日猛然醒悟，一味向平实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本来面目，恢复固有。贤弟此时在外，也急须复还老实的本质，万不可走投机取巧之路，日趋日下。纵使有人以巧诈来对我，我仍以浑含应付，以诚愚应付；久而久之，他会改变态度的。假如勾心斗角，表面接近，而内心有隔阂，那么相互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以自己的经验之谈，阐述了走向“内圣”的必由之路及具体做法。“内圣”是一种“体”的意境，让人难以说清，不可琢磨，但作为一种“用”的存在去看，便可以知道它就体现在具体的生活中，每日的举止言谈中。曾国藩说：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为此，他还举例说：
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专管科举考试，此官便让自己的两个孙子拜门生为师，并当面托付给他。后来他的两个孙子临考前患了大病，科举考试很不顺利，竟连学都入不了。数年后两孙才都入了学，其中年长的还连中两榜。由此可见，科举功名早晚均由前定。能否尽力而为在我自己，能否考中则听天由命，万不可稍生妄想。
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还写道：
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于敬字无工夫，是以五十而无所成。至于恕字，在京时亦曾讲求及之。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点评】
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者，无不须具备“内圣”的大法素质。贤者有云：“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鸟噬人的法术。故君子要内挺内坚，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内圣”这句话的具体涵义。
李白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诗，叫“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则揭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保藏内圣的处世法。这是指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中，人要有猛虎伏林、蛟龙沉潭那样的伸屈变化之胸怀，让人难以预测，而自己则可在此其间从容行事。
元末的朱元璋在攻占了南京后，因为群雄并峙，为了避免因崭露头角而成为众矢之的，他采取了耆老朱升的建议，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赢得了各个击破的时间与力量，最后一并群雄，当上了大明皇帝。
这是一些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不过，对于一般的普通人，古人也认为应该有“内圣”包藏、凝重的胸怀与气度。有一句名言，说：以象于钱，外圆内方。古钱币的圆形方孔，大家都是知道的。为人处事，就要像这钱一样，“边缘”要圆活，要能随机而变，但“内心”要不卑不亢，守得住，有自己的目的和原则。例如，对周围的环境、人物，假如有看不惯处，不必棱角太露，过于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来，“处世不必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作事不必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憎”，即可以现出“内圣”之象，也可以保护自己。《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当时刘备落难投靠曹操，曹操很真诚地接待了刘备。刘备住在许都，在衣带诏签名后，也防曹操谋害，就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此迷惑曹操，放松对自己的注意。一日，曹操约刘备入府饮酒，谈到以龙状人，议起谁为当世之英雄。刘备点遍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张绣、张鲁、韩遂，均被曹操一一贬低。曹操指出英雄的标准——“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刘备便问“谁人当之？”曹操说，只有刘备与他才是。刘备本以韬晦内圣之计栖身许都，被曹操点破是英雄后，竟吓得把匙箸也丢落在地下，恰好当时大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从容俯拾匙箸，并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巧妙地将自己的惶乱掩饰过去。从而也避免了一场劫数。刘备在煮酒论英雄的对答中是非常聪明的。
刘备藏而不露，人前不夸张、显炫、吹牛、自大，装聋作哑，不把自己算进“英雄”之列，这办法是很让人放心的。他的种菜、他的数英雄，至少在表面上收敛了自己的行为。一个人在世上，就是要有内圣之法稳住对方，稳住自己。
孔子年轻的时候，曾经受教于老子。当时老子曾对他讲：“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即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总是隐藏其宝货，不令人轻易见之；而君子之人，品德高尚，而容貌却显得愚笨。其深意是告诫人们，不知“内圣”之稳挺，而炫耀自己的能力，将欲望或精力不加节制地滥用，是毫无益处的。
在中国旧时的店铺里，是不陈列贵重的货物的，店主总是把它们收藏起来。只有遇到有钱又识货的人，才告诉他们好东西在里面。倘若随便将上等商品摆放在明面上，岂有贼不惦记之理。不仅是商品，人的才能也是如此。无论才能有多高，都要善于溶化“内圣”法中，即表面上看似没有、实则充满的境界。
人一生不应对什么事都斤斤计较，该糊涂时糊涂，该聪明时聪明。有句成语“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正是小事装糊涂，不耍小聪明，而在关键时刻，才表现出大智大谋。中国古代这样的大智若愚的内圣者是很多的。
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庄著称，遵循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从来不曾因为有胆量而被人称许过，可是在下面两件事上所表现出的内圣神通，实在是没有第二个人所能比拟的。
当宋英宗刚死的时候，朝臣急忙召太子进宫，太子还没到，英宗的手又动了一下，宰相曾公亮吓了一跳，急忙告诉韩琦，想不再去召太子进宫。但韩琦拒绝说：“先帝要是再活过来，就是一位太上皇。”他越发催促人们急召太子，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
担任入内都知职务的任守忠，是个奸邪之人，他反复无常，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有一天，韩琦出了一道空头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签了字，但参政赵概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欧阳修便说：“只要写出来，韩公一定有自己的说法。”随后，韩琦坐在政事堂，用未经中书省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副使，由蕲州安置。”说着韩琦拿出空头敕书填写上，便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要是换上另外的爱耍弄权术的人，任守忠会轻易就范吗？显然不会，因为他也相信一贯诚实的韩琦的说法，不会怀疑其中有诈。这样，韩琦轻易除去了蠹虫，而仍然不失忠厚。所以，修炼出“内圣”的大智若愚，实在是一种人生的最高修养，也是一种人生大谋略。
南朝梁国的羊侃，字祖忻，泰山梁文人。初时做北朝魏国的泰山太守。因为他祖父羊规曾经是宋高祖的祭酒从事，所以羊侃想回到南方来。归途中，他在涟口大摆宴席。当时有个客人名叫张孺才，他喝醉了酒，在船上失了火，烧了70多艘船，烧掉金银财物不可计数。但以内圣稳健而著称的羊侃听说了，几乎不挂在心上，还是要大家继续喝酒。张孺才即惭愧，又恐惧，就逃跑了。过后，羊侃派人去安慰他，并把他找回来，仍然像从前一样对待他。后来羊侃回到南朝，做了梁武帝的军司马。
晋代人裴遐，一日在东平将军周馥的家里作客。周馥的司马过来劝酒，但裴遐正与人下围棋，玩在兴头上，所以，对递过来的酒没有及时喝。司马很生气，以为轻慢了他，就顺手拖了裴遐一下，结果把裴遐拖倒在地。在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以为这种难堪是难以忍受的。谁知裴遐却慢慢爬起来，重坐到座位上，举止不变，表情安详，若无其事地继续下棋。王衍后来问裴遐，当时为什么表情没有什么改变？裴遐回答说：“仅仅是因为我当时没想到改变。”
另一个晋代人谢万，字万石，是谢安的弟弟。曾经和蔡系为争一个座位，被蔡系从位子上推了下去，把帽子和头巾都弄得快要掉了。谢万慢慢站起来，拍拍衣服，边坐回座位上，边说：“你差点儿弄伤我的脸。”蔡系说：“本来就没有考虑到你的脸。”后来两人都没有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当时人们都称赞他们。
这些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内圣而忍让的故事，受侮受损的一方都没有为自己的难堪和屈辱而大发其怒，记恨在心，相反，都表现出了宽宏大量，毫不计较的内圣风度。结果不仅没有受到更多的伤害，反而得到了大家的敬重，也使伤人者感到无地自容。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内圣，也可理解为小事愚、大事明。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很高的修养。所谓愚，并非自我欺骗，或自我麻醉，而是有意修炼内圣之法，进而左右逢源，不为烦恼所扰，不为人事所累，这样你也必会有一个智慧的人生。“内圣”法（中篇）【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译文】
所谓“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所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狂妄的念头，狂妄之念聚得多了就会产生纵肆，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发生了。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产生的念头由其禀性决定，往往是真诚的。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唯恐有错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之差异之点，是可以得到评论的。《大学》自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将其作为扩大与深入研讨的资料；日常一些琐事问题，可以加深他的阅历与识见。他的心在遇到事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与私的区别；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良的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应做的事。对于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侥幸别人一定窥视到，因而改正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情弊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天一般，主心骨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单独行事，要谨慎而又谨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而后世贤人所切实研究的问题呀！【事典】
曾国藩独处能力、自治能力是很强的。他自少年开始就有吸烟和晚起的毛病，后来决心改掉这个毛病。开始时毛病很顽固，很难改掉。曾国藩视之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他以后能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十余年，与他能改掉长年的陋习是同一种内圣的精神作用。曾国藩在军队里，每天必写日记，读书数页，下围棋一局，终身如此。一般人认为，这难道不是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么？但这正是他克制有节，行之有恒，实为内圣修炼的第一大事。
曾国藩慎独内圣之心，亦表现于其文书写作里，平生所作的公家文书和私人信件，没有一句欺骗和文饰的语言。他在治军与行政方面，一定力求踏实。有的筹画谋议虽稍嫌迂缓，但取得的成效却意义深远。凡是规划天下大事，没有不取得成效的，所以在当时被誉称为“圣相”。他曾创立过长江水师、太湖水师、淮阳水师，所有的章程皆亲手制定。同时，又制定陆军营制、马勇章程、两淮盐务章程、江南开垦章程、直隶清讼事宜、练军章程，皆有关经世治国的大事。
然而曾国藩也曾多次身入险地和濒临绝境，只是由于他凭藉“内圣”之大法，有百折不挠之志，才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获得巨大成功。虽然说成功在天，然而也应该说是他的人谋所致。春秋时期晋国的赵衰说过这样的话：“说礼乐，敦诗书，为元帅”；春秋时期鲁国的叔豹也说过这样的话：“最上等的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就称之为三不朽。”这两个古人所说内圣修炼的话，唯独他兼备。
曾国藩研究学问致力于宋明义理之学，精通对古书字义的解释；研究文学效法于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而辅之以汉赋的气势与本体。他的学问主要意旨是以合乎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作为最后归宿。他常常说：“古代是没有什么治理世事的学问的，学习古礼而已。”他对于自古到今具有超凡道德才智的圣人、贤人，自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下及清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等名儒，取32人画其图像以师长之礼事之。自撰写文章、施政办事之外，大体上都是礼仪教化之言。他常常称：“古代的圣人，大自天地万物皆推究其由来，小至一家一室的米、盐也没有不分条而理的。”他又常慨叹古礼已经残缺，没有专门军礼了。军礼按理说应当要有自己的专篇细目，有如明代戚继光所纪述的那样。像他所亲自制定的营制营规，广泛地考核古代的成法，分别等级，明辨威严，对于军礼来说也差不多相近了。至于他制订营制、营规时所表现出来的论议规划，秩序井井有条，便足见其平素所积聚的内圣涵养之可观。
曾国藩能够慎独自处，修炼“内圣”之法，他的门人弟子们无不佩服之至，其曾府幕僚左宗棠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左宗棠自不惑之年入曾国藩幕府，以军功而跻身官场，一跃而为清廷重臣，与曾国藩对他的举存提携有很大关系。尽管俩人意见不合，但主要是大政方针之类的问题，而不是意气之争。所以，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内圣修习从内心敬佩，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左宗棠全集》中，收有他悼念曾国藩的家书，其中有这样一段：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左宗棠在篇中坦率地道出了他与曾国藩不和的实质，并非个人意气之争，而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的不同意见。他对曾国藩的逝世表示悲痛不已，高度评价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己在这方面不如曾国藩；而相互指出缺点错误，却又显出更为深厚的情谊。这种评价，反映出左宗棠自身人格的完满，同时又衬托出曾国藩学识才能、为人处世的情操超过常人。
为达“内圣”心法最佳境界，曾国藩在慎独方面着实下了苦功，现将其“修法十二课”的仪式条款列此，资以证验。
一、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二、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用来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三、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四、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它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五、阅读史书。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他训诫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读一遍，才算是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后，曾国藩每天都仔细读上十页。
六、说话谨慎。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圣的最重要的工夫。
七、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做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
八、爱护身体。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书说：“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健体却病的准则。
九、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十、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葆养真气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于其中，因为这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
十一、写字。饭后写半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
十二、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点评】
古人强调慎独自治，修炼内圣之法，正如孟子所言，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但长着尧舜的面目，姓着尧舜的姓，也不一定能成为尧舜。只有遵从尧舜的制度，像尧舜那样行事，才可以成为尧舜。像尧舜那样行事，如果是在古代，就是古代的尧舜，如果是现在，就是现在的尧舜。
三国时代的刘备临终前对儿子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在现今更为珍贵。内圣修养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人在人前或顺境中，能注意自己的言行，而在孤独或逆境中就又颓唐、萎靡起来；如有的领导者今天尚能严于律己，关心体贴别人，但明天却又以权谋私，损害别人和国家的利益。
身为领导者除了要虚怀若谷之外，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必须要十分慎重。古语讲“论言如汗”，所谓的论言，是指领导者所说的话，汗指说出的话绝无挽回的余地，就像身体流出的汗一样，一旦流出来了，就不可能再回到体内。正因如此，领导者实在不得不修炼内圣之法，谨言慎行。
从前，当周公的儿子伯禽受封为鲁国国王时，周公曾告诫他：“我身为宰相，碰到有人来访时，即使是正在进餐也得赶紧中断，尽量不要对客人太失礼。尽管如此，仍然担心有不周到的地方，或是疏忽了优秀的人才。现在你到鲁国去，虽然身为一国之君，也绝不能有任何骄傲失礼的地方。”这种谦虚的态度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十分重要。
有一次，唐太宗对众臣说：“有人说当了皇帝就是得到了最崇高的地位，没有任何畏惧了。事实上，我却是常怀着畏惧之心，倾听臣下的批评与建议，一向以谦虚的态度处理政事。倘若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就不肯谦恭而以自大的态度来对待臣下，那么一旦行事偏离正道时，恐怕就再没有能够指正过失的人了。当我想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时候，必定先想一想如此一来是否顺了天意？同时也要自问有没有违反了臣民的意向。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是那样高高在上，对底下的事一目了然，而臣民们对君王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所以我不仅要以谦虚的态度待人，更要时时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顺应天意与民心。”这时旁边的魏徵接着说：“古人说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好的开始并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束。但愿陛下常怀畏惧之心，畏惧上天及人民，且谦虚待人，严格地自我反省，如此一来，吾国必能长保社稷，而无倾覆之虞了。”内圣而谦虚的态度，也是唐太宗受后世景仰的原因之一。
唐太宗说过：“与人交谈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即使是一般百姓，在与人交谈时若稍微得罪对方，对方因而牢记在心，便会遭到报复。更何况是万乘国君，在和臣下交谈时绝不容许有一点失言。因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失言，也有可能导致极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庶民的失言所万万及不上的，我心中一直牢记着这一点。”他还说：“昔日，隋炀帝第一次进入甘泉宫时，对宫中的庭园十分中意，但是认为有一美中不足之处，即庭园中看不到萤火虫。于是隋炀帝下令捉一些萤火虫来代替灯火。负责的官吏赶紧动员数千人去捕捉萤火虫，最后捕捉了五百车的萤火虫。连这样的一件小事都能演变到这种程度，何况是天下大事，更不知道要受到多大的影响呢。为人君王的又怎能不谨言慎行呢？”
的确，身为领导者不能有戏言，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会对部下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会影响一件事情的结局。态度谦虚，言行谨慎，不但是身为领导者修养的重要方面，也是个人修养的一方面。
有内圣修为的领导者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掌握自己的心境，约束自己的言行。他们无论受到什么刺激，都能保持沉着、冷静，而不产生冲动行为。必要时能节制自己的需要，忍受身心的苦痛和不幸，克制自己各种消极情绪，表现出高度的挺耐性、纪律性、组织性。
在古代，“慎独”是一种流行的内圣修养方法。《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内圣的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动，警惕是否有什么不妥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到，害怕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自己没有听到。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总是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坚持慎独，在“隐”和“圣”上下功夫，即有人在场和无人在场都是一个样，不允许有任何邪恶性的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道德品质高尚。慎独修养的方法，实质就是提倡高度的自觉性。《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这个原则不管什么时候，都是领导者必须牢记在心的。因为领导者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部下的注意，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能以适宜的态度或行动出现在部下面前，就会立刻影响到部下的士气，如此一来，组织就会更加牢固。
在这方面，唐太宗十分严格地自我要求。他说过：“身为国君，必须先以人民的生活安定为念。压榨人民而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无疑是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吃一样，虽然吃饱了，但是身体也糟蹋了。倘若希望天下安泰，首先必须端正自己的姿态。迄今为止，尚未听说直立的身体却映出弯曲的影子，也没听说过内圣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百姓会胡作非为。”“自取灭亡的原因不外乎是执政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罢了。吃山珍海味，又沉溺于歌舞笙华与美女之中，则欲望会越发膨胀，所需的费用也将随之增加，如此一来，不但无暇顾及政治，甚至会使人民陷于困苦的地狱之中。结果国君只要说出一点不合理的话，人民的心就马上起伏不定，谋反的人趁机出现。由鉴于此，我极力压抑自己的欲望。”
魏徵听后说：“自古以来被尊崇为圣人的君主都努力实践这件事，所以才能够开创理想的政治。从前楚庄王聘请詹何来询问政治的要义，詹何回答他，君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行为。楚庄王又问他具体的政策，但他的回答仍是，从未听过国君本身行得正而国家混乱的事情。陛下所说的，其实正和古代贤者的意思相同。”
唐太宗正是以这种态度来处理政事的，他率先端正自己的行为，虽然已经十分努力了，但仍然怀疑自己是否做得彻底。正如他向魏徵所说的那样：“我一直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努力，也及不上古代的圣人，因此不得不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世人嘲笑。”
一次，大臣们向唐太宗上奏：“自古以来有所谓‘夏之月可以居台谢’，在夏末可以住在高殿里，现在夏天的酷暑仍未消退，秋季的长雨又将来临，宫中湿气太重，恐怕对陛下身体不太好。希望陛下马上建筑高殿。”
对皇帝来说，造一座宫殿简直如吃家常便饭，但是唐太宗却婉言拒绝了大臣们的好意：“诚如各位所知，朕患有神经痛，这种疾痛若长年处于湿气重的地方当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宫殿需要一笔数目庞大的费用，从前汉文帝打算营造宫殿时，发现需要的费用相当于十户普通人家的资产，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和汉文帝相比，我的德行远远不及，但所需的费用却要多得多，这不正是身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职的地方吗？”大臣们再三要求，唐太宗仍执意不肯。
如果想做一个平庸的领导者，也许这种自我节制并不十分重要。但是若想成为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就必须要藉着坚强的意志力，来贯彻自我节制的内圣决心。这个原则不仅是在公的方面，即使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领导者必须是一个心胸宽广、宽厚容人、团结同志、善于合作，具有凝聚力的人。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这样说道：“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胸。”领导者不要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绝不能因别人与自己的看法不一样，就对其排斥否定，侧目而视；要不徇私情，不计较个人恩怨，不从个人好恶出发；要允许别人犯错误，并真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要宽宏大量，宽厚容人，绝对不可落井下石，幸灾乐祸，一脚踢开，不仅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更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一道工作，从而修炼自己的内圣之法。“内圣”法（下篇）【原文】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面，孔彦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译文】
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
古往今来圣哲们的胸襟十分宽广，而达到至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笃恭修己而生出聪明睿智，这是二程的主张；精诚感动神灵而可以生而知之，这是子思的遗训；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这是孔子、孟子、曾子、颜回的至高宗旨；欣赏大自然的美妙，吟诗作赋，而意志安适，精神愉悦，这是陶渊明、李白、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所在。惭悔自己少壮不知努力，年长时常常有一种悔惧萦绕于怀，对于古代圣贤的心境，不能领略一二。反复寻思，叹喟不已。【事典】
曾国藩“内圣”法修习得一身正气，耿耿峻骨，从未推诿责任或瞻前顾后，那股倔强之气无时不在胸中，令人慨叹。他自到翰林院后，至到死时，鞠躬尽瘁，严于克己，坚贞自守，不仅仅是那个时代所罕见的，即使与古代的贤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以一在籍侍郎的身份，练团训勇，他常说，越是处境艰难，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待到转战江西之时，处境更加困窘，事态发展不如人意，一切行动大都叫人动容：一分钱一粒粮，不苦心经营，就不能获得；一将并一兵勇，不苦心训诫，就不能参战。曾国藩正是在这困苦不堪之中，树立起坚忍不拔的意志，终于训练出一支劲旅，歼灭了“流寇”，辅佐了皇上的中兴之业。虽说在困苦忧患的环境中，可以造就一个人高尚德行与高超技能，不顾外界压力而坚持下去，可以增长人的才智和能耐，但当初艰难创业的时候，确实得有一股“内圣”的顽强挺劲。
曾国藩有三军不可夺的大志，枕戈寝甲，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终于能以寡御众，化险为夷。待到事态完全稳定之后，他对同僚和友人说：“前人有句话叫‘爱能伤人’，我在这几个月里，简直是心碎胆裂了！幸亏倚赖我们国家的鸿福大运，才没有死去啊！”然而他后来一病不起，可以说尽其精力已经达到心力交瘁的程度了。
曾国藩取得战争胜利的功绩，数不胜数。在取胜无望的时候，他孤注一掷，拼命力争；在危难紧急的关头，他坚定不移，百折不回；这都是由于他“挺”的精神和学识，不因生死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他的幕府僚属，将佐士兵，从读书人而晋升为封疆大吏，从小官吏而受以重镇，无愧于“平乱”之才，他们的声名也是家喻户晓的了，这都是在曾国藩“挺经”的支撑下，修习“内圣”大法的结果。
自太平天国到捻军起义，分布多达17个省，用兵足有20余年。曾、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总战略上也确实以这种稳健、坚韧的风格实行的。不管朝廷有何种意见，军中有何种想法，不论太平军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他只是一味地从长江上游向下游压下来，由九江、安庆最后到天京，最终剿灭了太平军。
曾、胡所统带的湘军，人数一直不多，初时不过二万，最盛时也不过十数万，远远抵不上太平军。况且，他们本钱有限，不能轻易冒险，自然趋于求稳。虽从另一方面说，湘军不论从其军队素质、武器装备，以及物质供应诸方面都要优于太平军。但一般来讲，处于劣势地位的非正规军队往往要借助机动灵活和人数众多来弥补其战术上的不足，而采用稳健战法恰是其克星。所以蔡锷评论道：曾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他们的敌手并非节制精练之师，又兼人数众多，兵器又没有今日这样发达，没有骑兵和炮兵，耳目不灵，消息不便，攻击力相对薄弱，常常受地形地物的局限，进攻精神不易发挥。所以曾胡所为，确为因时制宜的好办法。
曾国藩自从统率军队以来，就没有生还的打算，所以经历种种危难，都视死如归，凛然不屈。这种挺拔至诚，感染和影响了他的下属、士兵和兄弟。所以湘军阵亡的文武官兵，以按在册所记载的，就多达一万多人。咸丰八年（1858），三河镇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征战，使用单骑冲击敌阵的方法，不幸陷阵而死；同治元年，雨花台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葆在击退太平军几天之后，竟然劳累而死。而曾国藩与各位兄弟均在军中，出征迎战则督促兄弟们勇往直前，论功行赏却要求兄弟们甘居其后。看来他是深深懂得功成名就之际，难于善始善终；常常因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怀着拥有大名不见得是好事的恐惧。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时，就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
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都不超过四小碗；而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他的内圣修为，具有唐代宰相杨绾和宋代做过宰相的李流的遗风。
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假话”，二是“不迟起床”。即使是对外安抚异国的人们，对内接受降将，交往中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对于中外远近的人，他都以诚相待，而被他人认定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鸡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点评】
在大千世界，惟有真正“内圣”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惟倔强至诚才能收到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但终究必定是失败的。曾国藩的一生事业，就靠着“内圣”二字而成功。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亢直的民族性，使得他去“伪”而崇“拙。”他的“诚拙”的态度，非但帮助他事业的成功，并且能变化他人的气质。
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其才气被曾国藩所赏识，并且自以为所不及，但他那种江南人的虚伪性，远非朴质的曾国藩所能看得过。他看出李鸿章的才干可用，而浮巧为其弱点，所以当李鸿章第一次进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便拿出他的“内圣”之法，磨砺起学生来。
后来李鸿章的功业，未尝不是他老师一番苦心所造成。
所谓“内圣拙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埋头苦干，”就是多做实际工作，不作口头宣传。这虽不能完全包括“拙诚”二字的意义，但它的精髓就在于此。所以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而他的湘军首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皆取决于此——拙诚内圣。
据记载，曾国藩“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公常以长子纪泽行路太轻，说话太快为忧。”可见曾国藩是如何“崇拙内圣”了。
为了贯彻他的“拙诚内圣”，他又创立了“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至于这“五到”的解释，正如曾国藩所说：
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终条理，先要学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叮咛也。
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且试图仿效之。细看他之所谓“五到”，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地埋头苦干。看上去虽觉得不是一件难事，但非有自己认定“拙诚”二字而抱着这个决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国藩的为人，不问治军治政或立身为学，都有一种不可及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坚忍和“吃硬”。他曾有一句名言，叫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坚挺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从以上几句话，可以看出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全是“硬干”，凡是不“埋着头苦干，吃着亏不说”的人，都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曾国藩对于他的兄弟，也常常以实干精神相勉。他说：
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申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所谓“实干精神”，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尤其在失意时要挺，绝不灰心。有一次曾国荃连吃两次大败仗，曾国藩写信去安慰他说：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少此两番之大败，非大之磨练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
曾国荃听了他的话，后来果然有所成就。可见“挺”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
曾国藩认为只说不做的人，最是要不得，所以他的军队中，照例不用喜欢说话的人，成为一种风气，因为只说不做，违背了“实干主义”的原则。“实干主义”是要埋头苦干，不重宣传的。曾国藩认为惟天下的至拙，可以破天下的至巧。凡是自己认定拙朴的人，才能够厉行实干主义。
也许有人要怀疑，曾国藩是一个文弱书生，为什么居然能有“实干精神”呢？似乎这种“实干精神”应该一般武夫方有。其实这种观察是错误的。
曾国藩生长在湖南乡间，湖南的民风是以强悍著称的。曾国藩又是一个读书人，看到历史上许多人物，他们成功的条件，就是具有实干的精神。曾国藩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虽遇重大的打击而不灰心，能够再接再励，终于获得最后的成功。卷二砺志
志者，心之向也，气之帅也。有志者，事竟成，要在躬行践履也。居贫穷而志不改，处危难而志弥坚，遇险阻而甘若饴，报国复邦，建功立业，或闻鸡起舞，或卧薪尝胆，志存高远，乃《挺经》之卷二“砺志”也。“砺志”法（上篇）【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译文】
做人立志，应当有以全人类为同胞，并以他们的需要为奉献对象的胸襟度量，应当有精通事业，对内振兴民族，对外领先于世界，开创伟大业绩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恩情，不愧为世界上高尚的人。这样说来，值得忧虑的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以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而忧虑。于是，便会忧虑社会腐败势力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惠帮助，这就是俗话说的忧国忧民，怜悯贫弱的品质。以上就是值得人们所忧虑的事情。与此相反，比如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现实生活中的荣辱得失、名誉地位等等，真正有事业心的人是顾不上为这些事而忧虑费神的。【事典】
曾国藩初时跟从父亲曾麟书念书，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也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
曾国藩是个砺志聪明的人，而且记忆力很强。据说九岁已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章了。十四岁那年，有位衡阳廪生欧阳凝祉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十分夸奖。欧阳先生是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能赢得他的称许，颇不容易。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又出了一道诗题，教曾国藩当场做律诗一首。诗成，欧阳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当下便将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除了继续苦学八股诗文之外，曾麟书还教他读些史记、文选之类。道光五年（1826），曾国藩参加长沙府试（童子府试），居然得了第七名。曾麟书感到这孩子的确是可造之材，决心好好培养。但他又觉得，自己连考十几次秀才不中，若让曾国藩继续跟在身边，恐怕会误了孩子的前途。无奈中，听说衡阳有位汪觉庵，八股试帖教得极好，于是便把曾国藩送到了汪先生设立的唐氏家塾去念书。之后又回到本县的莲溟书院继续学习。经过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识果然大有进步。
道光十三年（1833），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科试，竟补上了县学生员。
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举人。
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但这次却名落孙山。
可巧，这年逢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曾国藩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京师有一所“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曾国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对唐宋的诗和古文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可以任意发挥见解的古文，远比那拾古人唾余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将来的机会还多，因此，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
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返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向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一问价钱，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买好，沿途所费也很有限。而随身所带的一些冬衣，这时也穿不着，不如索兴当了，也可凑足回家的盘费。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回来了。
到家以后，曾麟书见他花了上百银子，买了几箱书回来；带去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儿子说：“你借钱买书，不是坏事，我乐于替你还清欠款。但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并做五句箴言以自砺：
1.立志。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2.居敬。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严恪齐明，以凝汝命；汝之不在，伐生我性。谁人可忧？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忧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汝，天罚昭昭。
3.主静。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凯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4.谨言。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汝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汝贾欺；笑者鄙汝，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汝既髦！
5.有恒。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闭或忿。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从这五句箴言中，足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抱负。他首先立志，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说要以己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不论遭遇任何艰难险阻，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予侮。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此可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这五句箴言，我们都均可为座右铭，青年人读之思之行之，必然受益无穷。
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侯，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
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难得。而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恰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经过一番苦读，曾国藩在学问上可以说颇有见地，自成一家之说了。
但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在中进士之前，因忙于学八股，考科举，可说还没有踏进学术的大门。等到入翰林之后，他才有余力从事学问的探求。但也只有十二三年的工夫，用以完成他的自我教育。
而从咸丰二年（1852）以后，他便开始了戎马生涯。及至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已是精力日衰。他虽然满腔热望，想恢复著书立说的生活，可是已力不从心，徒唤奈何了。【点评】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古人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进行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古人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本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如果说，在古人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也是同古人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美德紧密相联的。“砺志自强”是道德修养的起点，也是其内在目标和精神动力之所在。这里讲的“志”，也就是一种道德理想。古人指出：“志当存高远。”又说：“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道德之“志”，价值都是一样的。同时，即使是高远之志，若只讲不做，徒托空言，并不能成为德行，只有躬行践履，高远之志才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对理想人格的不倦追求。所以从道德上讲，“砺志”实质上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自我超越的品性。正是这种精神和品性，数千年来激励着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伟大民族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一大批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志士仁人，因而也展示了我们民族无限的智慧、生机和活力，成为今天每一个炎黄子孙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历史依托和精神上的鞭策。
说到砺志修德，志向高远，出身低微的陈胜和刘邦是两个典型的人物。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09年。他和吴广一起，揭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他既是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志向远大、机智聪慧的政治谋略家。
据《史记》记载，陈胜出身农民，家境很穷，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穷志大，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世，有时惆怅，有时慷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劳动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所感地说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疾人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刘邦，字季，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生于公元前256年或247年。其父称刘太公，母称刘媪。
刘邦出身于一个平凡的需要用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家庭。劳动，是刘邦从小就无休无止的、必须去做的事情。面对农人都拼命努力的生产劳动，面对自己手中日日摆弄的锄、铲、耙，他的心理并没有产生再多打一把粮的需要的愿望，相反，他厌恶劳动，不愿“生产作业”。显然，可以说这是一种“逃避心理”的作用，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他青少年时期的主导心理便是逃避劳动。能使刘邦“逃避劳动”的可能无外乎这样几种：成为一个有田有钱的地主豪绅，这对他来讲颇有些可望而不可及；或成为一个可免劳作之苦的统治机构中的一员，很明显，这是最快当便捷的途径，刘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上了泅水亭长。在秦朝官制中，亭长还称不上是“官”，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吏，但尽管如此，毕竟满足了他“逃避劳动”的愿望，而且在一方乡里，也算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当上了亭长后，他便常常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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