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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2 21: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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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方中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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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1949年中国经济史编年记事(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1842-1949年中国经济史编年记事(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试读:

1842 (道光二十二年)

1月16日 内务府大臣敬徵奏准于京师内外城酌设官银号二三座。“此项本银由广储司封贮银50万两内陆续领用,将来生息充盈,再行酌定归本”。(107,467页)

2月16日 英国侵略军头目璞鼎查(H.Pottinger)宣布香港、定海为自由港,“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船只,不收任何的关税、港口税或其他捐税”。同月27日,他将英国监督处的全体人员由澳门迁至香港。(407,1卷,320、376页)

4月15日 在香港主权还属于中国的时候,英国侵略军头目璞鼎查就以“香港英国总督”名义发出通告,开办“香港英国邮局”。(407,1卷,376页;317,15页)

8月27日 厦门开关启征。此处所说“启征”,系指恢复“常税”(原征诸华商民船货物的关税称为商税、华税或常税)的开征。(319,6页)

8月29日 作为中国在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结果,由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璞鼎查代表英国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主要内容有:一,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得在五口派设领事。二,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三,中国赔款2 100万元(包括鸦片烟价600万元,行商欠款300万元,英国远征军费用1 200万元)。四,英国商民“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此时制定进出口税则的权力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这里并没有作出有关协定关税的规定(参看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331,178-179页)。“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中国制定税则的主权已经受到了损害。五,废除广东公行制度,英商“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六,由英国在通商口岸的领事“专理通商事宜”,并令英国商人按照议定则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这就是所谓领事报关制的由来。(101,30-33页。2 100万元赔款的支付情况见303,9-15页)

9月6日、13日、17日 《江宁条约》签订后,中英双方随即于9月初就善后事宜展开谈判,通过换文形成了《江南善后章程》8款。其中规定:“英国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难保无与内地居民人(等)交涉狱讼之事,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华民由中国讯究,俾免衅端”。英国从此初步从中国获得领事裁判权。《江南善后章程》实为制定《虎门附约》的蓝本。(郭卫东:《〈江南善后章程〉及相关问题》,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近代中国利权丧失的另一种因由——领事裁判权在华确立过程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9月20日 御史苏廷魁提议“变通漕务”。上谕以为不可行。“惟欲罢东南之漕,改徵折色,采买西北杂粮转运京仓支放,无论采买之粮,不堪久贮,陆运之费,更甚南漕,而京仓岁需放项三百余万担,恐近畿省份所产杂粮,未必足敷此数。至八旗甲米,每岁不下二百四十余万担,若尽行改给折色,听其自行买食,恐市价腾贵……且王公百官俸禄,悉以杂粮充放,亦与群情未洽。”(104,38册,837-838页)

9月27日 耆英等在给璞鼎查的照会中同意与英方“会议”关税则例,接受了英方协定关税的要求。(吴义雄:前引文,68页)

11月23日 五口通商后,“一切客商,势必舍远就近,往福州、上海、宁波等处,江广两省穷民,无所借以谋生,必将聚而为盗”。是日,谕令两广总督祁贡等“悉心体察”。(104,38册,901页)

1843 (道光二十三年)

2月3日 谕令严禁在“密迩京畿”的喜峰口外小东沟开采银矿。(104,38册,965页)

6月26日 耆英和璞鼎查共同发布《过境税声明》:“中国内地关税,定例本轻。今复议明,内地各关,收纳洋货各税,一切照旧轻纳,不得加增”(101,33页)。从此,洋货内地税轻纳的原则确定下来了。

7月22日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在香港公布。(407,1卷,351页)但签订地点在虎门,签订日期则定为1843年10月8日。因为海关税则被视为《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的一个部分,因此以善后条款的签订日期作为海关税则的签订日期。《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的主要内容:一、《海关税则》是由英国人罗伯聃(R.Thom)拟定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协定税则。相对于鸦片战争前的实征税,“这种税率,无论是就出口货或进口货来说,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比以往施行的要低得多”。规定进口金银类各样金银洋钱、锭锞、洋米、洋麦、五谷免税。“值百抽五”的征税原则还未确立(406,9-11页)。“唯对于表中未及列举之货物,始定为从价抽说,其从价税率,除进口货之香料、木料及钢铁铅锡等类,应值百抽十外,其余各种进出口货一律值百抽五。所谓百分之五的从价税,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正确的。”(414,64页;101,50页)二、领事裁判权。“倘(中英人民)遇有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英国领事在中国土地上取得了司法权。三、第3条规定:“货船进口报关:英国商船一经到口停泊,其船主限一日之内,赴英国管事官署中,将船牌、舱口单、报单各件交与管事官查阅收贮;管事官即行通知该口海关,准予开舱卸货,按例输税。”第7条规定:“凡英商运货进口者,即于卸货之日,贩货出口者,即于下货之日,先期通报英官,由英官差自雇通事转报海关,以便公同查验,彼此无亏。”第15条规定:“向例英国商船进口,投行认保,所有出、入口货税均由保商代纳。现经裁撤保商,则进口货船即由英官担保”。正式出台了领事报关制,完全剥夺了中国政府对外国船舶进出中国港口的批准、管辖权。(《上海港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52页)四、“至雇募引水工价若干,应按各口水程远近、平险,分别多寡,即由英国领事官秉公议定酌给”。剥夺了中国当局对引水工价的决定权。五、“船钞向来系丈量船身,今议改查照此船可以载货若干,每吨输钞银5钱;其丈量旧例全行删免”。船钞改成了协定的船舶吨税。在旧税则下,每艘普通船平均纳规费2 000两,每艘米船纳规费1 000两。在新税则下,每艘船平均只纳吨钞250两。(101,40-51页;106,397页)

7月27日 广州开港,采用尚未经中国代表签字、未经中国政府批准的税则。广州行商制度废除。(106,380、543页;406,10页)

8月1日 1842年9月1日,钦差大臣耆英向英国全权大臣璞鼎查照会中提出:福州、厦门、上海、宁波四口岸只对英开放,它国照旧在传统口岸广州通商。是日,耆英给美国驻广州领事咯京(E.King)复照中,却允许美商同享英商的特权,按新章程在五口通商。清政府坚持了一年的不许英商以外人进入新开口岸的禁令一笔勾销。此可视为外国在华获得最惠国待遇的起步。(郭卫东:《片面最惠国待遇在中国的确立》,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月29日 7月24日,闽浙总督刘鸿翱以铸钱一千文,亏折铸本钱一千一百数十文,奏请福建宝福局暂停开铸(1824年已奏准停铸)。至此谕令准予仍行缓办。(107,76-77页)

10月8日 中英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及《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虎门条约》共16条,主要内容:一、最惠国条款。“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二、英国官船(军舰)常驻通商五港口的特权;三、允许英人在条约口岸租地建屋居住。“惟房屋之增减,视乎商人之多寡,而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难以预定额数”。英商“不准赴他处港口。”“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四、雇募引水工价,由英国管事官秉公议定酌给。中国反而无权过问。(101,34-50页)

11月2日 厦门开市,开始征收夷(洋)税。(319,6页;106,381页。同书586页和407,1卷,396页说厦门开埠在1844年6月)

11月14日 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在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确定上海开港日期后于是日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发出告示,宣布11月17日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开征夷税;还擅自划定港区范围;擅自规定船舶(洋船)停泊界限。(319,6页;《上海港史话》,36页)

12月7日 湖北宝武局已于1835年奏准暂停鼓铸制钱。因银贵钱贱,每千制钱要亏本银三钱三分零。合计全卯(一定数量的铸钱或一定时间内的铸钱为一卯。如清初以12 880串为一卯。见107,74页)应亏成本银二万八千四百余两,有损无益。1843年11月22日湖广总督裕泰奏请仍缓开铸。至此谕令暂缓开铸。(107,77-78页)

是年 1832年7月1日由大鸦片贩子渣颠(William Jardine)与马地臣(James Matheson)等创办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于广州,1842年迁总号于香港,是年在上海设立分行,“约有欧籍职员6人”。在大中城市遍设分号。1880年总资产逾银800万两。1905年在香港注册为私人有限责任公司(Jardine,Matheson & Co.Ltd.106,986、985页),核定资本1 002万港元。1872年从大规模鸦片贸易中退出,投资领域转向进出口贸易及航运、造船、码头、仓栈、铁路、保险、航空、工业、公用事业等。“鸦片利润为垫款和贷款业务提供了现金储备。”它向清政府、清内务府提供各种贷款(其中有的实为贿赂,如每年送给慈禧太后和“一帮老年贵妇们”15万英镑),重点在铁路贷款。投资范围极广,号称“洋行之王”。1898年与汇丰银行合组主要从事铁路借款的中英银公司。(394,443页;326,130、18,54-84页)

是年 1830年与渣颠齐名的大鸦片贩子颠地(Lance Dent)创办于广州的宝顺洋行(Dent,Beale & Co.,中国最老的洋行之一)在上海设立分行。经营鸦片贸易,兼营航运及保险代理业。1866年在英国金融危机中倒闭。此后,该洋行汉口、淡水、天津分行经理都成立过袭用“宝顺”名称的洋行。1871年3月,还成立了“新宝顺”洋行(Dent & Co.,Alfred)。(394,459-460页;140(三),186页;398,上册,102页)

是年 1835年英商创办于广州的仁记洋行(Gibb,Livingston & Co.)在上海设分行。19世纪70年代业务重心渐移至上海,终至以上海为总号。天津、北京、奉天、宁夏、包头等地设分行。经营丝、茶、皮毛、药材出口及杂货进口贸易,代理欧美轮船、保险及其他公司厂商数家至数十家。(394,141页;140(三),186页;黄献廷:《三十年来英商仁记洋行在天津的掠夺》,载《文史资料选辑》44辑)

是年 1832年开办的义记洋行(Holiday,Wise & Co.),本部在曼彻斯特,是年在上海设立分号,始启用义记洋行之名。1905年沪行先后在四川路及江西路营业,拥有一设备良好的机器部。(394,61页;140(三),186页)

是年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Rev. W. H. Medhurst)在上海麦加圈(今山东路)设立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这是上海最早使用铅字模和新式印刷机的印刷厂。(113,113页;314,266页)

是年 1844年宁波开始实行“过账制度”。这种制度不使用票据,而以“过账簿”代替票据,把客户相互之间的款项往来通过“过账簿”由钱庄进行结算,既不使用现钱,也不使用票据,实际上却同时起着“票据结算”和“票据交换”的作用。这种制度在宁波长期施行,直到1941年宁波沦陷,才被迫终止。(401,120页: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210-212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1844 (道光二十四年)

1月1日 宁波开关,开征夷税。(319,6页;106,381页)

2月10日 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奏准江苏、浙江贩运茶叶、丝斤、绸缎到台湾去的征税办法。“宁波、乍浦二口商民与台湾贸易,议请给照贩运,悉照闽省现定章程办理。乍浦口向因途远沙坚,税则量为折减,今仍照旧办理。宁波向有茶税,并无湖丝、绸缎税则,应查照闽海关税则征收。至江苏上海,例本禁止茶叶、丝斤、绸缎出口,其贩运赴台之处,应请仍行禁止”。(104,38册,1163页)

3月27日 上谕:“西陲(指甘肃、新疆)地面辽阔,隙地必多,果能将开垦事宜实心筹办,当可以岁入之数,供兵食之需,实为经久有益。……如有可垦之地,务需设法招徕。……遇有堪以垦复之处,即将应复地亩,随时咨报”。(104,39册,22页)

5月13日 直隶宝直局已于1830年获准暂行停炉。但户部在1841年9月29日又要求各省迅速开铸。至此直隶总督以房屋库座早经坍塌,匠役人等均经裁撤。且1830年停铸时,每两易制钱1 300余文。此刻已涨至2 000文。若仍以制钱搭放兵饷,则士兵不免赔累。奏准暂缓鼓铸。(107,78-79、75-76页)

5月25日 谕令: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处,除现在开采的银厂外,“尙多可采之处”,著各省督、抚体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场,民间情愿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104,39册,57页)

7月3日 福州开埠(125,41页)。但到1845年7月才开征夷税。(319,7页)

7月3日 中美签订《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望厦条约》)。美国从中取得的新的重要特权有:一,协定关税的发展。“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如另有利益及于他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中国从此失去了修订税则的主权,美国也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在减低船钞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计所载货物在150吨以上者,每吨纳钞银五钱,不及150吨者,每吨纳银一钱。”二,领事裁判权的发展。美国人在中国的民事或刑事案件,“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领事官不仅有审讯的权力,而且有捉拿的权力。中国官府既然被剥夺了捉拿的权力,也就没有了监禁的权力。“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三,准许在五口贸易之美国船只,“装载货物,互相往来,俱听其便”。在一口未全销的货物,可以载往别口转售,取得了洋货在五口之间贸易的特权,也就是初步取得了沿海贸易权。四,美国船只在本港纳完钞银,因货未全销,复载往别口转售者,在别口只纳货税,不输船钞。如在本港已纳清税饷,则到达别口时,免其重纳税饷(第6、20款)。五,美国兵船可以“巡查贸易至中国港口”,同样获得了在中国通商港口驻军的特权,同时剥夺了中国的领水主权。六,准美国船只“自雇引水”。“工价若干,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七,允许美国商人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自条约签订之日起十二年后,可以重新修改“贸易及海面各款”。(101,51-57页;306,117页)

8月6日 谕令:广西除现有的蕉木、南丹、挂红三处银厂外,如尚“有可开采之处”,著地方官“酌量情形,一律招办”。(104,39册,88页)

10月24日 中法签订《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黄埔条约》)。主要内容有:一,法国人在五口贸易,照两国钦差“印押”之税则及章程输纳钞饷。“中国不得于例载各货物别增禁止限制之条。如将来改变则例,应与法兰西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倘有后减省税饷,法兰西人亦一体邀减。”二,法国船进口,“在二日之内可出口往别口去,仍在卖货之口完纳钞饷。”法国取得了沿海贸易权。三,法国人在五口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房时,“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除给予法人在五口建造礼拜堂及坟地等权外,又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四,“凡人欲当佛兰西引水者,若有三张船主执照,领事官便可着伊为引水”。充当引水的资格,要由外国人来决定。五,中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民事、刑事纠纷,法国人“由领事官设法拘拿,照法兰西例治罪。”法国人与外国人有争执情事,中国官不必过问。六,法国船只“在五口停泊,贸易往来,均听其便”。“任凭(法国)派拨兵船在五口地方停泊”,而且可以“往来游奕”。七,“中国将来如有特恩、旷典、优免保佑,别国得之,法兰西亦与焉。”(101,57-64页)

是年 1841年7月13日,道光帝谕令林则徐流放伊犁。1842年12月10日林到达伊犁惠远城。1844年林协助伊犁将军布彦泰筑渠引伊犁河水开垦阿齐乌苏地亩。林承办了最艰巨的龙口地段的工程。是年秋末全渠启坝放水,得地100 300亩(354,93页)。1845年,林则徐还偕同全庆(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对南疆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喀喇沙尔八城的垦地进行查勘,“得田六十余万亩”。(杨国桢:《林则徐传》,435、474、504-5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1,692页)

是年 怡和洋行以186吨的考塞尔号(Corsain)轮船开展广州、香港间的客货运输。(308,249页)

是年前后 苏格兰人约翰·柯拜(John Couper)在广州黄埔建立柯拜船坞(Couper Dock)。这是外国侵略者破坏中国主权在中国境内非法经营的第一个工业企业。(304,339页)

1845 (道光二十五年)

4月14日 英国丽如银行(The Oriental Bank,按其英文本意,应该叫做东方银行。原名西印度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1842年成立于孟买,1845年将总行由孟买迁往伦敦,改易今名)在香港设立分行,并在广州设代理处。1847年在上海设分行。这是在上海开设最早的外商银行。1851年额定资本200万英镑,实收60万英镑。它不招揽存款,也不发行钞票。汇兑业务是它获利的主要来源。1884年5月3日,丽如银行宣告停业清理,不到半年即改组为新丽如银行。1892年7月停止营业。(106,410、412、640页;304,183、146、189页;307,18、434-439页;306,236页;326,111页)

5月14日 美国帆船“米达斯号”(Midas)经好望角、毛里求斯,于是日抵达香港。此后此船在香港、广州间航运过一段时间。(119,223-224、233页)

7月25日 上谕:准许比利时在中国现有条约的办法下通商。(407,1卷,363页)

8月13日 大英火轮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1837年创办时,英文名为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hipping Co.,中文译名为大英轮船公司。1840年奉敕组成现名公司P.& O.S.N.Co.,特许经营东方航运事业,中文译名相应改为大英火轮公司,见119,33-234页;394,26页)的第一艘轮船“玛丽伍德夫人号”(Lady Marywood,296吨)开到了香港,英国和中国之间开辟了直接的汽船运输。(106,980、640页;398,上册,83页)

注:1765或1766年,瓦特(J.Watt)与约翰·罗巴克签订第一份合同,蒸汽机从此走出了实验室,进入了工业世界。第一台蒸汽机于1769年安装在罗巴克在爱丁堡开办的炼铁厂内。但它的运转有缺陷,不久就被人放在一边了。这台蒸汽机后来安装到了伯明翰的索霍工场,经过修理,1774年11月差不多能够正常运转了。此后逐渐应用到了采矿业、冶金工场、面粉厂、纺纱厂中。((法)保尔·芒图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58、266-269页)19世纪初,蒸汽机开始用到汽船上。1831年,在格拉斯哥,已有60多台蒸汽机装在汽船上。1847年,英国登记的轮船共924艘,在一支大约300万吨的商船队中,占116 000吨。((英)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姚曾廙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03、540页)

11月29日 苏松太道宫慕久与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 Balfour)签订《上海租地章程》。该章程的序言说:“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这就是最早的英租界。1846年9月24日,划定东西界限,英租界全部面积为830亩。(101,65-70页;本书编写组:《上海港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29页)

12月3日 谕准“今因(新疆)新垦地亩乏人耕种,请将嗣后换防告驻兵丁,家有余丁,情愿带来领地承种者,准其徙眷常住,不必限以十分之三”(原来规定换防官兵酌留十分之三)。还鼓励罪犯带家属赴新疆承种地亩,奖励文武官员咨送眷民赴新疆领种地亩等。(104,39册,311页)

是年 (老)沙逊洋行(D. Sasson Sons & Co.,1832年设立于孟买)在上海设立分行。(324,6页)

是年 内务府设立天元、天亨、天利、天贞、西天元五家官号。“行使银钱各票,所得利息,作为内务府进款”。(107,485页)

是年 德国人创办礼和洋行于广州,西名Carlowitz,Harkort & Co.,1855年更名为Carlowitz & Co.。(394,213-214页;106,994页)

1846 (道光二十六年)

4月4日 1840年7月6日,英军攻占舟山,1841年2月25日退出。1841年10月1日,英军再陷舟山。是日,中英签订《英军退还舟山条约》,结束了该地区两度被占长达5年半的历史。但《条约》规定,清政府“永不以舟山岛给予他国”。“舟山等岛若受他国侵伐,大英主上应为保护无虞”。(101,70-71页;郭卫东:《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对华侵占地的目标转换》,载《民国档案》1997年第2期)

9月12日 上谕否决将河东盐改归民运民销、官收其税的建议,仍旧维持河东盐商运。(104,39册,409页)

10月28日 道光帝批准两江总督如下的奏陈:“查本年商人王学敏等备价买米,运赴天津售卖,已有成效,自应仿照举行”。商人“每石请借运本银一两”,“拟即于海关夷税项下就近拨给,作正开销,其银以十万两为率,以示限制。”(104,39册,428页)

12月22日 英人在上海英人租地内擅自成立“道路码头委员会”(Committee on Roads and Jetties),为以后常设机构公部局的雏形。(316,438页;312,294页)

是年 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美国在华最大的鸦片走私贩子,其前身在1818年成立于广州。1824年1月1日在广州正式营业,见308,109-110页)在上海设立分行。(140(三),186页)

是年 外国人在与华商的交易中首次接受上海钱庄庄票作为结算手段。(314,440页)

1847 (道光二十七年)

1月11日 上谕:“前经奏准劝谕商人买米由海运津,官为收买,现在有无领运之商,未据奏报。著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剀切晓谕……如有运米较多之商,一俟收买完竣后,该督抚即查明奏恳奖叙,候朕施恩。其商运米船,著查照道光六年海运章程,每船准其八成载米,二成载货,由该海关查明免税放行,以恤商情,而广储备”。(104,39册,461页)

1月24日 以“近年起运漕粮缺额甚多”,京仓所储米粮不足,谕令“于江苏省仿照官员捐米之例,准令各省官民,前赴江苏捐办米石,照捐输银两议叙,由该督抚奏请奖励。”(104,39册,469页)

3月7日 外籍船只头一次开始载运苦力出口。“约有400到450名移殖的苦力搭乘一艘英国船,(从厦门)驶往哈瓦那”。五口通商时期,厦门进出口贸易严重入超,抵补的手段即为劳工出口。(414,91页;407,1卷,396-397页;106,465-466页,但此书,465页说“第一次按照与外国人订的合同输出的华工,是1845年6月乘法国船只从厦门出发运往波旁岛的”)

3月20日 中国与瑞典挪威签订《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瑞典挪威的船只可在五口“装载货物,互相往来,俱听其便”。瑞典挪威船只进口,“倘有进口并未开舱即欲他往者,限二日内即行出口,不得停留,亦不征收税饷船钞,均俟到别口发售时,再行照例输纳”。倘已纳清税饷,欲运往别口售卖者,“委员验明实系原包、原货”,即将该货纳税情况填入牌照,发该商收执。俟该船进口,查验符合,即准开舱出售,免其重纳税饷。瑞典、挪威民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瑞典挪威民人“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瑞典国、挪威国等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101,71-77页)

4月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Alcock R.)诱使上海道台允准一切无法行销而必须向外国复出口的已税外国进口货得领还税款。(406,212页)此项特权已在1844年《望厦条约》中取得,只是《望厦条约》规定的是复出口后,复进口到别口时免纳税饷,而不是领还税款。

7月6日 谕准四川安县、彭县“愿携眷属前往(新疆)种地民人……由该地方官印给路票,发给该民自行前往”。(104,39册,54页)

9月17日 钦差大臣耆英与英驻华公使德庇时(Davis J.F.)互换照会,允许中国商人使用英国商船载运土货。虽非正式条约,但侵略者已将其视为中国政府已赋予外国船在沿海各港之间进行非法运输的特权。是年,在上海与南洋沿海各港之间进行非法运输之洋船已达25艘。(406,186-189、585页;《上海港史话》,136页)

11月20页 谕准“所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松江、太仓二府一州漕白粮米,准其改由海运”。(104,39册,626页)

是年 英国发生经济危机(参看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姚曾廙译,上卷,651-653页),“把工人的工作日减少到每周四天。”中英贸易受到一定影响。(106,1271页)

1848 (道光二十八年)

4月26日 是年举办第二次海运漕粮,将苏、松、太三府州应征道光二十七年漕粮100多万石由沙船运赴天津(第一次海运漕粮在道光六年,见302,450页)。4月26日,沙船到达天津。至6月5日,天津起过漕白粮米611 100余石,卸空沙船530余只,拨运赴通26起,超过半数。是年,共海运漕粮1 063 124石。(395,99、503页)

10月19日 香港英商组成的省港小轮公司(Hong and Canton Steam Packet Company)在广州开业,专门行驶港澳航线。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商专业轮船公司。此公司于1854年宣告拍卖。(119,239、240页)

11月27日 上海道麟桂与英国领事阿礼国(Alcock R.)订立协定,将上海英租界扩大到2 820亩。(316,59-60页;400,290页)

11月28日 谕令“漕粮本以河运为正办。……来年起运漕白粮米,著同常州、镇江等属一律仍归河运。”(104,39册,818页)

是年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在上海虹口地区广置土地,建造房屋,并得到了代理上海道吴健彰同意其在虹口居留的允诺。但因传教士非官方代表,双方并未订立正式协定,也未议定居留区的界址。(316,18页)

是年 1846年创办禅臣洋行(Siemssen & Co.)于汉堡。是年在广州开业,1855年扩展至香港,1856年1月建上海分号,为第一家建立香港—上海—广州正式轮运的商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华行一度清理停业。20世纪20年代恢复,以上海为总号。前前后后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分号。进口德、美、英、捷、荷属东印度等国军火、化学品、药物、颜料、油漆、铁路材料、呢绒疋头、钢铁、五金、电厂设备、机器、化工设备、仪表、汽车、飞机等,出口皮货、生皮、猪鬃、头发、蛋品、矿砂、羊毛、棉花、地毯、绣货、瓷器等,销往欧美。代理欧美保险及其他公司厂商数家至数百家,兼理相关工程及土建承包业务。(394,679-680页;398,上册,68页)

1849 (道光二十九年)

4月2日 谕令封禁直隶鰲鱼山银矿。(104,39册,866-867页)

4月6日 上海道台麟桂在法国领事敏体尼(de Montigny)的一再胁迫下发布告示,确定上海法租界的界址,面积986亩。1861年扩大为1 124亩。(316,17页;314,288页)

4月30日 上谕以为南漕改折不可行。“所有各省漕粮,著准其仍照旧章办理,毋庸分成议折。”(104,39册,876-877页)

5月15日 定郡王等奏定云南矿厂章程四条:一、宽铅禁。“矿厂既由商民采办,必令沾有利益”,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出售黑铅。二、减浮费。三、严法令。四、杜诈伪。(104,39册,870页)

8月25日 自1557年澳门被葡萄牙窃据以来,中国一直保持对澳门的管辖权。在英国占据香港并取得各项特权后,葡人也思效尤。是年3月5日,澳门“总管”发出公告,“葡萄牙海关现已关闭,当然不能容许一个外国海关继续在澳门办公”,然后宣布澳门境内不得征收关税,并下令封闭粤海关办公处。中国海关改设黄浦。至此,葡萄牙侵略兵进至界栅,强占中国炮台。从此,葡萄牙侵略者实际上取得了对澳门的管辖权。但并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407,1卷,368-372页)

1850 (道光三十年)

3月(一说4月) 大英火轮公司以玛丽伍德夫人号轮船开辟香港至上海定期航班。三年后大英火轮公司在这条航线上营运的轮船已不下5艘(119,229、231页;308,254页)。到1860年,该公司航驶上海的轮船共6艘,当年共航行33航次。(398,上册,84页)1876年2月,大英火轮公司一度开辟了上海至横滨的航线,但因竞争不过三菱汽船会社,很快就从这条航线上撤退了。(351,53-54页;东亚同文社编:《对华回忆录》,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23页)

6月12日 谕令:“除贵州一省,仍令开采(矿山)外,其余各省,著该督抚确切查明,如果于民未便,著即……奏明停止。”(104,40册,163页)

8月3日 英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周刊)开始在上海出版。(113,114页)

是年 黄河北岸溢出,冲出一条河沟,名塔布河。这次决口洪水漫淤过的土地都非常肥沃,收获倍增。当地群众遂根据西南高、东北低的自然地形,因势利导,开成灌溉渠道。一些地主、商人和热心水利事业的有识之士纷纷主持灌溉工程。其中王同春的贡献最为突出。1889年,“河北邢台王同春君私人持以毅力,不避艰苦,先后开辟干渠八道,招引内地数千农民,灌溉农田千百顷,由荒野之区,变为生产沃田。”(姜鸿泽:《五原、临河、陕坝调查报告》,载《中行月刊》15卷4、5期合刊,1937年10、11月)“自南河沿岸以达北河,南北四百余里,东西六七百里,凡凿干渠四道,宽深皆与大河相等,支渠旁达无数。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畚锸者常数万人,岁获梁谷至百万,馈运口内不可胜计。茫茫荒野,至是乃村落云屯,富庶过于府县。同春指挥其间,俨然一建国主也。”(110,813-814页)此后,大渠道逐步增加。到清代末年,自上游至下游,依次有永济渠、刚目渠、丰济渠、沙河渠、义和渠、通济渠、长胜渠、塔布渠8条主要河道,因此有“后套八大渠”之称。8渠共长797里,灌溉面积423 200亩。受益范围包括今杭锦后旗、达拉特旗、乌拉特前旗农田41万余亩(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137页)。

是年 失去了垄断地位的广州旧行商呈请设立茶栈,“茶商运茶至广州必须存入官办之茶栈……茶栈与经营外国货物商贩间交易时所用之衡器,及银两、银元间价格差异之折扣……应与旧公行之向例完全一致。”各种茶叶都必须交付佣金(106,537-538页)。但此时茶叶已基本不再经广州出口,行商这种试图恢复其垄断地位的打算,未能实现。

是年 在广州、香港之间的航线上,出现了一家资本三万两、备有轮船两只的省港邮船公司(Canton,Hongkong Steam Packet Co.)。这是迄今为人所知的最早一家侵华外轮公司。(304,267-268页)

1851 (咸丰元年)

5月1日 英国在伦敦举办规模空前的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在华的英国官员和商人曾组织相当多的中国商品赴伦敦参展,包括丝绸、棉花、药材、茶叶、植物蜡、煤炭、雨伞、折扇等工农业产品和刺绣、漆器、翡翠、瓷器、鼻烟壶等工艺品,其中丝绸、瓷器、茶叶、植物蜡等获得了奖项。上海买办商人徐荣村以自己的“荣记湖丝”参展,一举获得金银大奖。(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世博信息》2005年第6期,总第19期;415,3-11页)

6月9日 以“现在京局鼓铸,需铜孔亟”,著云南督抚令铜矿“厂员须善踩引苗,严督砂丁”,加紧开采。(104,40册,461页)

8月6日 中俄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中国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塔城),允许俄商在上述地点贸易免税。“两国商人互相交易,虽系自定价值,不能不为之设官照管,中国由伊犁营务处派员,俄罗斯国专派管贸易之匡苏勒官(领事)照管。遇有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俄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101,78页)

9月24日 英美法三国领事勾串上海道吴健彰任命美国船长贝列斯(N.Baylies)为上海港的港务长(harbour-master,此职初设时亦称河泊所。1862年划归海关后,称理船厅)。这是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首次充任中国政府官吏。因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此人于1852年被迫离职。(306,197页;《上海港史话》,56-57、60、66页)

是年 恢复漕粮海运。实施海运的为苏、松、常、太(仓)四属白粮正耗米72 000余石。自此以后,漕粮海运开始取代河运,海漕成为清代后期漕运的主导方式。浙江漕粮海运始于1853年。随着漕粮海运的确立,清廷再也没有花大力对运河进行整治,致使运河河身日浅,河道渐涸。漕粮海运也使运河沿岸诸多因漕运一度繁盛的市镇,如静海、德州、临清、东昌(聊城)、济宁、淮安、高邮等相继衰落了。(395,103、114、424-430页)

是年 自1845年至1851年,上海年均出口丝16 300包。在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前后,南京及吴江盛泽镇、杭州的丝织业都衰落了,因此,从1852年开始,上海出口丝显著增加,1852年为41 293包,1853年为58 319包,1856年达79 196包。此后略有下降,1859年也还有67 874包。(106,527页)

× × ×

1月11日 洪秀全等组织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北京,开明书店,1851,2页)

是年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10卷,“当逆焰初张时,所过粤西州邑,搜刮赀粮,每遇富室巨家,必掘地三尺”(161,3册,271页),说明太平天国实行没收官僚地主资财的政策。

1852 (咸丰二年)

2月9日 直隶总督遵议易州差务章程。上谕:“断不可一经有案,即议减差徭。”(104,40册,673页)

4月4日 伊犁设埠。塔城设埠。(125,41页)

7月14日 上谕:“著照该部(户部)所请,除奉天一省旗地,盗典盗卖,仍照旧例,严行查禁外,嗣后坐落顺天、直隶等处旗地,无论老圈自置,亦无论京旗屯居,及何项民人,俱准互相买卖,照例税契升科。其从前已卖之田,业主、售主,均免治罪。”(104,40册,830-831页)

11月18日 谕准浙江巡抚黄宗汉奏,“所有来岁新漕……改由海运,以期迅速。并准将原办河运各费,并归海运支销”(104,40册,952页)。自此,“遂以海运(漕粮)为常。”(《清史稿》,127卷,“河渠志”,二,运河,咸丰二年条)

11月20日 江西巡抚张芾以“江西界连楚粤,地方办理防堵及团练乡勇,均不能不借资民力。又兵差过境,尤不免有扰累”,奏请“蠲缓”差役。是日上谕以“若止降旨加恩江西一省,则他省(指云南、贵州、湖北等均在办防堵之省——引用者)不免向隅”为由拒绝了。(104,40册,953页)

12月9日 谕准“宽筹军饷章程”。凡京外文武各官,八旗宗室等,“量力捐输”,即可得到“奖励”,如降革一品以下文武官员,向不在捐复之列者,准捐复原官顶戴。“军台效力官,准先缴台费,分别释回免遣”。同时招商开采热河、新疆并各直省所属金银矿。(104,40册,970页)

是年 将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咸丰元年漕粮100万石改行海运。(302,450页。清代的漕粮征收之后,例于第二年起运。故咸丰元年漕粮,于二年始起运。见395,103页)

1853 (咸丰三年)

2月5日 鉴于畿辅旗地买卖已十分普遍,户部遵议变通旗民交产章程16条。“查出私买旗地,免追花利”。“民人呈报升科,宽于期限”。“从前典当旗地,改立卖契”。“借名私买旗地,改归买主”(104,40册,1075页)。旗地买卖已合法化,旗地的特殊性日渐消失。

3月29日 两湖素不产盐,绝大部分地区历来是淮盐的引地。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前后,长江道路梗阻。“淮盐片引不到,楚岸盐价踊贵”。“川中(盐)枭贩因而乘之,皆千百成队,排列抬枪大炮,连樯东下”(王守基:《四川盐法议略》)。1853年3月29日,清帝根据湖广总督张亮基的奏请,谕令“四川总督借拨川盐二千引,迅速解赴湖北,以济急需”(104,41册,112页)。同年三月,户部奏准,“凡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卖,不必由官借运。惟择楚省通私隘口……设关收税。……一税之后,给照放行”(骆秉章:《楚省行销粤盐酌议抽税疏》)。1854年9—10月(八月)“于宜昌设局抽收厘金,嗣于荆州之沙市设立分局”(王守基:前引文)。济楚私盐取得了合法地位。据湖北巡抚胡林翼1857年4月28日奏疏云:“是以近年两省食盐以川盐为大宗。两楚食盐皆系私商贩运,经川省之夔关,楚省之宜昌、沙市抽提课税后即准作为官盐任其所之。……惟视楚省盐价之长落以卜来盐之旺衰。……盐之来楚,其权皆操之商贩,不统于官”(胡林翼:《奏陈楚省盐法乞酌拨引张疏》。王、张、胡三文均见于《皇朝经世文续编》,54卷)。是谓川盐济楚。市场的扩大使川盐产量急剧上升。光绪年间年产量约290余万担,几乎与道光年间的川盐总产量相等。(宋良曦、钟长永著:《川盐史论》,188-18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3月底 太平军攻占镇江、扬州,截断了清朝漕粮的河运路线。(本书编写组:《近代中国史稿》,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24页;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309页)

4月5日 为应付镇压太平天国的反革命军事财政开支,清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是日,谕令发行银票(即“户部官票”)。额面种类有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同年12月,清政府发出银票,各省试行,规定大省12万两,中省8万两,小省6万两(401,68页)。1860年3月1日,以宝钞、官票“弊端百出”,“壅滞不行”,奏准“以前之钞票照常收放,以后之钞票暂停制造”(107,349-352、412页)。历年银票发行量共达银9 781 200两,截至1868年4月11日止,银票收回34%,未收回者66%,全部成了废纸。(303,96、115页)

4月25日 谕令发行铜大钱,额面种类为当五、当十、当五十。后又增加当百、当五百、当千。同时减轻重量,如原定当十大钱重六钱,减为四钱四分。同年谕令著各省铸当五百至当千大钱。1854年8月奏准将当千、当五百大钱收回。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者也同时停铸。当一百、当五十者于1855年停铸(303,104页)。当十大钱只能二、三折行使,1861年12月奏请停铸(107,203-211、265-266、295、304页。原来制钱一文,用铜一钱二分,见302页)。1853—1861年,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铸造的铜大钱合银约450万两。(401,58页)

4月30日 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朝廷已用去二千七百余万两,不得不劝谕捐输。是日上谕:“凡绅士商民,捐赀备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中额各一名;一厅州县,捐至二千两者,准广该处文武试学额各一名”。“如有一人一家,捐赀累万,及毁家纾难,接济粮台者,破格殊恩,不在此列。”(104,41册,189-190页)

5月5日 上谕:“朕思开采矿厂,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有裨民生。……当此军饷浩繁,左藏支绌,各省督抚务宜……于矿苗丰旺之处,督率干员悉心履堪,各就地方情形,奏明试办。”(104,41册,201-202页)

5月 户部奏准设立第一批官银钱号,即乾豫、乾恒、乾丰、乾益,俗称“四乾官号”,用户部宝钱局和工部宝源局所铸钱文作为票本,发行“京钱票”,用以发放八旗兵饷。乾天九号(“四乾官号”加上1845年设立的五天官号)发行过度,“市间银钱并重,独不以钱票为信”,纷纷挤兑。1861年11月30日,奏准将四乾官号裁撤。(107,477、482、485页;303,91页)

6月29日 除宛平县属珠窝山等处矿招商开采及其他各属勘有矿苗处所分别试行开采外,迁安、房山、怀来县属矿山因“风水攸关……即行封禁。”(104,41册,333页)

6月(五月)(注) 为筹措江北大营军饷,江宁布政使雷以諴“在江北,用幕客钱江策,创收厘捐”。“遣官吏分驻水陆要冲,设局卡,行商经过,视货值高下定税率,千取其一,名曰‘厘捐’,亦并征坐贾,岁得钱数千万缗”(《清史稿》,422卷,雷以諴传)。又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67页,“坐贾按月收捐为板厘,行商设卡收捐为活厘,按获利薄厚,约取百中之二三,委员于附近扬城之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等镇各米行开始实行”。时间从《清史编年》。

注:本书采阳历记时,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个别地方需要加注农历者,则用汉字表示。

7月21日 “军兴三载,靡饷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现在部库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特再申谕各直省督抚大吏……力筹济时之策,权宜变通。”(104,41册,391-392页)

8月18日 上谕:“前据户部议奏,江广等省(指湖北、湖南、江西)咸丰三年应征漕粮,由官折价解京,民间完纳,悉仍其旧,不许以折银之议,向民间更改旧章,借口浮收勒折,已降旨依议行矣。……此次新漕仍照旧章完纳,由地方官折价解京,与民无涉。”(104,41册,461页)

8月25日 谕令热河都统毓书广开银矿、矿洞,加工采办。(104,41册,479页)

9月7日 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在上海起义。三小时内就占领了上海全城,知县被处决,上海道台吴健彰逃进了租界。(306,41页)

9月9日 小刀会起义的当天,设在租界区的海关官署就被洗劫一空。次日英国皇家炮舰斯巴达人号(Spartan)的水兵占据了这个官署(312,160页)。是日,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Alcock)向英商公布了一个《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章程》,规定由英国领事向英商代征海关税饷。所有税款,都可以不交现金,而“是以各该当事人的票据缴纳,不过所出票据限40日内在上海向中国海关监督凭票付款,但此条尚有待于女王陛下的批准”。美国副领事金能亨(E.Cunningham)也公布了一个内容大致相同的章程。不过把保单是否兑现一项删去,变成了没有谁能够担保这些保单是否能兑现。是为帝国主义侵夺中国海关权之始(319,14-15页;306,41页;406,103页)。

11月27 因“军饷急需,又难缓待”,上谕:“所有山西、陕西、四川三省咸丰四年钱粮。即行借征一年,于今冬开征。明年春季全数征完。其咸丰五年钱粮,即于明年秋季接征,按年递推”。此乃近代中国预征田赋之始(“议属创行”)。(104,41册,708-709页)

12月19日 山西巡抚恒春以山西已预捐盐课,请求暂停借征钱粮。是日,遭到咸丰帝的严厉批驳。谕令“该抚督饬司道,先将盐务捐课及劝捐纳盐事宜,迅速筹办,报部听候拨用,一面仍遵前旨,妥筹借征,总期并行不悖,毋误急需。”(104,41册,752页)

12月24日 谕令发行宝钞(即“大清宝钞”),额面种类有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同年12月24日开始发行。“凡民间完纳地丁钱粮……均准以官票宝钞五成为率。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宝钞二千,抵银一两,与现行大钱制钱相辅而行”。1860年12月11日后,仍有少量发行。1861年始裁撤宝钞总局分局。共发行27 113 038串,折13 556 519银两。(303,88、102、115页;107,377-378页;104,41册,765页)

12月28日 上海道台吴健彰以浦东陆家嘴碇泊的两艘中国炮舰作为水上海关。次日,奥国船“罗伯特号”不把水上海关放在眼里,既没有缴纳也没有答应缴纳分文关税,就扬帆而去。英、美、法三国领事一致认为水上海关根本不能执行海关章程,无权征收关税。法国领事说法国商船“不完纳海关的一切征课和税项”。水上海关被英、法炮舰赶跑了。(312,168-169页;406,106-108页)

是年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实行改折。长江流域继续征实起运的只有改行海运的江浙了。(302,450-451页)

是年 五口通商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对英贸易。五口中,对外贸易值最大的是广州和上海。根据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一文中提供的广州、上海对英进出口贸易数字,1844—1852年,广州的对英贸易值超过上海,从1853年起,上海就稳定地超过广州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25页)无论是茶叶产区还是生丝产区,距离上海都比距离广州近(106,516、535页),这两种主要出口商品自然会选择经上海出口。上海出口生丝量超过广州在1846年。上海出口茶叶量超过广州在1852年。(407,1卷,400页;414,81页)上海首先是在出口贸易上超过广州,然后在进口贸易上超过广州(参看106,646-649页)。总之,50年代初,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已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

是年 1844年7月福州开埠后,“九年间,并无洋商经营合法贸易,洋船虽有驶至该埠者,然其任务,或为私运鸦片以弋取不法之利益,或为护送船只以防止海盗之劫掠而已”。直至1853年5月,外国侵略者还在考虑放弃这个口岸。太平天国起义和小刀会起义后,武夷名茶一时不能再经上海、广州出口。是年,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乃遣买办往武夷山收购,经闽江下福州。这个试验成功后,“其他洋行群起仿效,而各国船只驶闽运茶者,遂呈争先恐后之状,福州由是遂成驰名世界之茶叶集中地也”。日久,且有江西茶、皖南茶加入。1855年福州出口茶叶1 574万磅,1856年4 100万磅,其后三年的平均数为3 548万磅。(106,406-407、608-612页;407,1卷,394页。据326,140-141页,1849年武夷茶是循500英里路程运至上海出口;1856年是从福建西北部运至福州出口,距离200英里。每担运费从14两减至7两,但产区收购价则从每担8两涨到了18两)

是年 墨西哥银元(鹰洋)进入中国,先在广州一带流通。(401,429页;据同书,84页,此事在1854年)拉丁美洲的银币是通过美国进入中国的。中国对美贸易,出超甚多,美国自然需要向中国运入金银。美国出口至中国的非美国货差不多全是拉丁美洲的银币。1860年达1 556 828元。(414,102页;106,653页)

1853—1854年,为雇募外国船炮攻打占领上海县城的小刀会起义军,由广东同顺行商——当时任苏松太道的吴健彰经手,以海关印票向上海洋商举借一笔外债,数额未详,仅就1855年和1856年两次在江海关洋税中扣还的银数来说,达127 728.409两。估计利息在一分五厘(15%)左右。两年即已还清。此借款的贷款者很可能是美国的旗昌洋行。(123,1、4-5页;306,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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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 太平军攻破南京城,次日完全占领南京。太平天国定都于此,改名天京。(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4页)

3月 东王杨秀清采纳钟芳理的建议,设机匠衙于南京砂硃巷,封芳理为恩赏丞相,督理机织生产。凡金陵索业机织者皆入衙织造,分丝络经,限日缴缎若干,并立营伍,亦有前后左中右各名色,秩然不紊,与军营无异。其后遂普设诸匠营,使百工技艺皆有所归,各储其材,各利其器。天朝凡有所需,无不立办。(钟芳理传,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263-264页;《贼情汇纂》2卷,见161,3册,62-63页;《金陵杂记》,见161,4册,618页)

4月30日—5月2日 为刺探太平天国情况,英国公使文翰(S.G.Bonham)于1853年4月22日乘军舰神使号(Hermes)从上海沿长江西驶,4月27日抵达南京。4月30日,文翰致信太平天国领导人,历数英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的特权,暗示太平天国承认它,表示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之间保持中立。5月2日,杨秀清、萧朝贵致信文翰,对承认不平等条约,没有明确答复,只说对“不远千里而来的”英人表示欢迎,并且表示:“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对英国军舰未经太平天国同意,擅自闯入长江,侵犯中国主权,没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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