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安妮·杜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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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信息不足时如何做出高明决策试读：
序言
万维钢我在“得到”《精英日课》（第2季）中用了四期的篇幅，给大家介绍了一本美国刚刚出版的新书，叫《对赌：信息不足时如何做出高明决策》，作者是安妮·杜克。非常高兴这本书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
杜克的学术专业是认知心理学，但她有一个更显眼的身份——职业扑克高手。她有20年的职业扑克比赛经验，在大赛中拿过好几个冠军，赢得的奖金超过400万美元。但这不是一本教你怎么打扑克的书。近年来，杜克从职业扑克圈淡出，转型给CEO（首席执行官）之类的大人物做演讲和培训，她教的是科学决策，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早在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创立博弈论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博弈就是扑克。一般人没有多少做决策的机会，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按照既定的路线走，不会时不时停下来想一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而正因为决策的次数少，人们不会对“决策”这件事做特别的训练，决策水平就较低，那么一旦遇到不熟悉的局面或者信息不充分的情况时就会不知所措。“得克萨斯扑克”的规则很简单，就是五张牌比大小，它本质上是个决策游戏。下多大的注、亮哪些牌、要不要来个虚张声势、是否假装自己的牌很弱、跟还是不跟，你的每个决策都是钱。一场得克萨斯扑克通常要大家坐下来玩几个小时，平均每个小时要玩30把，也就是说一把平均只有两分钟——而你在这两分钟之内，有可能要做出20个决策。
根据规则，你每次决策最多只有70秒的思考时间。我们专栏以前讲过奇普·希思和丹·希思的《决断力》这本书，说的也是科学决策，但杜克更强调决策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人的大脑非常不善于处理不确定的信息。职业扑克选手要提高水平，就必须战胜头脑中各种认知偏误。严肃对待决策的信念
我读这本书的感受是，这种决策能力是人的一个修炼。决策高手和普通人有气质和境界上的差异。贝叶斯定理也曾说过，科学决策的第一步是把你对事物的判断给“概率化”。你不能说“你觉得要下雨了”，你得说“你认为下雨的可能性是65%”才行。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但是你很可能做不到。当一般人说自己“相信”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通常不会考虑概率。他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而且非常容易全信。这个道理是，当人脑接收一个新信息的时候，总是先假设它是真的。这也是为什么谣言那么容易传播。如果你连审视一下真假的动力都没有，就更不用说决策了。
怎么克服这个心理呢？杜克说这就是博弈的好处。拿真金白银跟人打赌，就是“风险共担”（skin in the game），你自然会好好地审视一番。从这个意义上讲，博弈者是值得尊敬的。博弈，首先是严肃对待你的信念。不以成败论高低
科学决策的下一个境界是把决策水平和运气分开。假设摆在你面前有两个选项：选A，成功率是65%；选B，成功率只有35%。科学的决策是坚决选A。如果你选了A之后却发现结果是B正确，你能说当初不该选A吗？扑克选手能做的是选赢钱概率大的选项。至于结果没成功，那只是运气问题。头脑清醒的人必须能区分决策和运气。
人们总是事后诸葛亮，认为如果结果不好，当初肯定可以有更好的决策——可是如果你经常打扑克，你就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扑克选手把这种情况叫作“结果导向”（resulting）。扑克要打很多把，你在乎的是一个能够以大概率赢钱的科学决策系统，而不是某一把的输赢。这就好像开赌场一样，你想要的是长期积累下来赢钱。如果因为这把输了就随意改动决策系统，这就是“结果导向”，就等于没系统。普通人关注结果，高手关注系统，这是科学决策的基本功。
杜克曾经担任过业余选手比赛的评论员。有一次她告诉现场观众，当前这个局面，A选手赢的概率是76%，B选手赢的概率是24%。结果最后B选手赢了。当时就有个观众说你预测错了。杜克回答说这不是预测错了，她已经说了B选手有24%的可能性会赢，现在B选手赢了，也不过就是概率为24%的事件发生了而已。
你必须能区分什么叫运气不好，什么叫决策错误。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要注重决策水平的高低和决策过程的合理性，而不是最后的结果。很多人爱说自己“不在乎输赢”。大部分情况下这都是在说大话，他们根本不知道“不在乎输赢”是什么意思，他们可能只是想说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强而已。学会复盘
杜克的哥哥是比杜克更厉害的一位职业扑克高手，杜克最初就是跟哥哥学的扑克。而杜克最佩服的一位职业高手叫菲尔·艾维（Phil Ivey），他被认为是现役扑克玩家中的世界第一，赢过超过干万美元奖金，但更厉害的是他的气质。艾维，已经达到了宠辱不惊的境界，他会在每次比赛之后找人跟自己复盘。有次艾维比赛正好赶上杜克的哥哥担任解说，那天晚上他赢了50万美元。艾维的庆祝方式就是拉上杜克的哥哥到一个餐馆，边吃饭边复盘。
艾维赢了，但是他把自己当天所有可能的错误都摆出来，听取杜克哥哥的意见。杜克在书中没有讲扑克打法的技术细节，但是她打了一个比方，在承认有运气的前提下，你的复盘应该是这样的：你要假设各种替代可能性。比方说你在大冬天开车，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因为路上有冰，你的车失控了，导致一起交通事故。这件事当然有运气成分，但是如果你想从中吸取教训，乃至于提高驾驶水平，你应该这么复盘：你事先是否想到了路上可能有冰？明知是这样的天气，你是不是开得太快了？发现车开始打滑的时候，你的操控是否有问题：你方向盘是不是打错了，你是不是不应该猛踩刹车？小路容易结冰，大路应该已经都撒上盐了，你为什么当初不选择走大路？你家里有辆更适合冬天路况的车，你为什么不开那辆车？
这些可能性有的有用，有的没用，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得非常全面，并非常严肃地面对所有这些可能性，然后你会从中总结一两条经验教训。这些教训也不一定是对的，你这个总结本身也是赌——但既然是赌，那就要严肃对待。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叫《对赌》——不赌，你这个思维就不够严肃认真。提高技艺的具体操作原则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从经验中获得有效反馈，跟我们常说的“刻意练习”是一样的道理。可是会这么做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克服自利性偏差
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麦考恩（Robert MacCoun）有个有意思的观察：他发现在所有的交通事故记录中，75%的司机都指责是別人犯了错。如果事故至少涉及到两辆车，那么91%的司机都认为是对方犯错。而哪怕事故中只有一辆车，也有37%的司机能找到别人身上的原因。出了事儿都怪别人，这是人之常情。心理学家对此有个专门的名词，叫“自利性偏差”。有自利性偏差的人认为：如果我做这件事没做好，那肯定是因为不可控的、别人的或者意外的缘故；如果我做这件事成功了，那肯定是因为我水平高。
这种态度会使人自我感党良好，但是不可能提高你的決策水平。人是不会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的，因为他总能找到理由把失败归咎于别人。当然别人的失败有可能是你的成功之母，因为观察别人的失败，从中总结一个教训，完全不会伤害自己的自尊。不过这个方法对自利性偏差严重的患者来说也不容易，自利性偏差还包括，认为别人的成功都是因为运气，别人的失败则都是因为他这个人的水平本来就不行。
杜克说，自利性偏差是职业扑克选手最大的魔障。扑克是一种零和游戏，你赢就是我输，所以人们对自己和别人的输赢都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如果输赢涉及到很大的利益，你的感情可能会强烈到让你根本无法客观面对现实。可是如果不涉及大的利益，你就不会真的严肃对待输赢的教训。
人生就像一场场牌局，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在“变”和“不确定”成为常态的当下，我们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如何做出正确的重大决策，需要一定的智慧。愿每个人都在人生长期博弈中，出好每一张牌，成为胜者。前言为什么这不是一本关于打扑克的书
我26岁的时候，本以为自己的未来之路非常明确。我的父亲是新罕布什尔州一所预科名校的英语系主任，我在校园里长大，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英文和心理学两个学士学位。随后我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奖学金。在我取得硕士学位后，又接着完成了认知心理学的博士课程。
但就在博士论文即将完成的时候，我生了病，于是我休学后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在此期间我结了婚，移居到蒙大拿州的一个小镇上。很显然，奖学金并不足以维持这种穿州过县的成人生活，因此我需要钱。我的哥哥霍华德（Howard）是一名职业扑克玩家，他当时已经打入世界扑克系列赛（WSOP）的决赛，他建议我去比林斯看看当地合法的扑克比赛。这个建议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随意。我是在一个充满竞争、热衷博弈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霍华德带我去拉斯维加斯度过几次假，那里的消费是我无法用奖学金承担的。我看过他打牌，而且自己也玩过几把低风险的牌局。
很快我就爱上了扑克。吸引我的并不是拉斯维加斯的灯火辉煌，而是在比林斯的水晶酒吧地下室的牌桌上小试牛刀的兴奋快感。当时我的水平还有很多不足，但学习的过程令我无比兴奋。我打算在休假期间赚一点钱，继续我的学术之路，同时将打扑克作为我的业余爱好。
于是这个短暂的休假变成了一名扑克玩家此后20年职业生涯的起点。至2012年退役时，我总共赢得了一条世界扑克大赛手链、世界扑克系列赛冠军和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全国单挑扑克冠军赛冠军，以及400多万美元的比赛奖金。与此同时，霍华德也赢得了两条世界扑克大赛手链，两次上榜扑克经典大赛的名人堂榜单，两次获得世界扑克巡回大赛冠军，以及640多万美元的比赛奖金。
要说我偏离学术道路，似乎是有些轻描淡写。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与其说我放弃了学术，倒不如说我是更换了专业去研究人们是如何学习和做出决策的。玩一手扑克大约需要两分钟，在这一过程中，我可能会碰到多达20次的决策机会。每一手牌都有一个确切的结果：赢钱或输钱。每一手牌的结果都为你的决策提供了即时的反馈。但这是一种不太可靠的反馈，因为输赢仅仅是反映决策质量的一种模糊信号。赢钱可能是因为手气好，输钱则反之。因此，很难将全部的反馈用于参考学习。
那些须发斑白的蒙大拿农场主极有可能会在扑克桌上从容不迫地赢光我的钱，这种担忧迫使我去寻找切实可行的对策——要么解决这个学习难题，要么输个精光。在我的职业生涯之初，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些优秀的扑克玩家，向他们学到了如何处理打牌时的运气和不确定性，以及学习与决策之间的关系。
一段时间后，这些世界一流的扑克玩家教会了我打牌的本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决策。将决策视为对赌的启示使我能够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找到学习的机会。我发现，将决策视为对赌使我避免了常见的决策陷阱，让我以更理性的方式从结果中学习，并尽可能地在此过程中不受情绪的左右。
2002年，因为我的朋友、超级扑克玩家埃里克·赛德尔（Erik Seidel）拒绝了邀请，某对冲基金经理便找到我，希望我能给一群交易员讲几句，分享一些可能适用于证券交易的扑克技巧。从那时起，我与多个行业的专业群体进行交流，审视自己从扑克中学到的方法，不断加以完善，并帮助他人将其应用于金融市场、战略规划、人力资源、法律和创业等方面的决策之中。
鼓舞人心的是，我们可以找到实用的方法来规避决策制定与执行之间的误差。本书承诺：对赌思维将会改善我们终生的决策力。它能使我们更好地区分结果质量与决策质量，发现“我不确定”这句话的作用，学习规划未来的策略，做更加主动的决策者，帮助寻求真相的同伴一起改善决策过程，让自己在未来决策中减少情绪化。
对赌思维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永远理性、毫无情绪的决策者。我也犯过（并且仍然在犯）很多错误。生而为人，错误、情绪、损失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对赌思维方式使我在客观性、准确性和开放性方面不断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累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以本书讲的不是玩扑克的技巧，而是扑克教给我的一些关于学习和决策的东西。对于任何想成为更好决策者的读者来说，我在那些烟雾缭绕的牌室中学到的实用方法都是非常好的策略。
对赌思维始于我认识到只有两件事在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决策质量和运气。对赌思维就是学习并认识二者的区别。第一章生活是扑克，不是象棋皮特·卡罗尔和事后诸葛亮“超级碗”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决定之一发生在2015年第49届超级碗赛事的最后几秒钟。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6秒、双方比分差4分时，落后的西雅图海鹰队的二次10码（约9.1米）进攻正要冲过新英格兰爱国者的1码（约0.9米）线。此时大家都期待着海鹰队主教练皮特·卡罗尔（Pete Carroll）指示将球递传给跑卫马肖恩·林奇（Marshawn Lynch）。大家当然会有此期待，因为林奇距离球门是如此之近，并且他又是NFL（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最好的跑卫之一。
谁知，卡罗尔竟然示意四分卫拉塞尔·威尔逊（Russell Wilson）抛传。然后新英格兰队截获了这个球，并赢得了超级碗的奖杯。次日，各种残酷的标题挤满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今日美国》（USA Today）：究竟为什么西雅图海鹰队要采用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历史上最糟糕的战术决策？《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超级碗历史上最糟糕的战术决策”，将永远刷新人们对海鹰队和爱国者队的认知。
福克斯体育网（FoxSports.com）：超级碗历史上最愚蠢的决策可能预示着西雅图海鹰队的末日。《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超级碗历史上最糟糕的决策导致海鹰队饮恨败北。《纽约客》 （New Yorker）：一名教练在超级碗中的惨烈失误。
虽然几乎所有的业内权威人士都认为此事件中的失误是无可争辩的，但一些来自外界的声音却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战术决策即便不出彩，至少也是合情合理的。538博客（FiveThirtyEight.com）的本杰明·莫里斯（Benjamin Morris）和《斯莱特》（Slate）电子杂志的布莱恩·伯克（Brian Burke）的分析很有说服力。他们认为，出于计时管理和对比赛终场的考虑，卡罗尔做出抛传的决定完全是有理由的。他们还指出，被截获是一个可能性相当低的结果。（本赛季中球员在对手的1码线上共试图抛传66次，其中0次被截获。在过去的十五个赛季中，相同情况下的拦截率约为2%。）
这些少数的不同意见丝毫没有削弱针对皮特·卡罗尔那雪崩式的吐槽。无论读者是否认可这些冷门的分析结果，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认可卡罗尔的深思熟虑，以及他因为任何考量而做出的这一决定。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如此坚信这是皮特·卡罗尔的巨大失误？
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回答：成王败寇。
设想一下，如果威尔逊完成了这个抛传，球队以触地得分赢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这些报道的标题会不会变成“英明决断”、“海鹰队完美突袭折冠超级碗”或“卡罗尔智挫贝利奇克（Belichick，新英格兰队主教练）”？或者反过来再设想一下，如果传球未成功，而海鹰队在第三或第四轮10码进攻时冲锋得分（或未得分），那么新闻头条将会针对后来这些场景进行评价，而皮特·卡罗尔在第二轮10码进攻时做出的战术决策将会被人们忽略。
但卡罗尔的运气实在是很糟糕。他决定着战术口令的决策质量，却未能把握决策的结果。他之所以承受着人们的责难，完全是因为他的决策未能转化为好的结果。他下达了一个极有可能以触地得分而赢得比赛胜利，或者制造一个不完整抛传（这会给海鹰队两次额外的机会将球传给马肖恩·林奇）的战术口令。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决策，却产生了糟糕的结果。
皮特·卡罗尔是人们倾向于将决策质量等同于其结果质量的受害者。对于此种情况，扑克玩家会用一个词来形容：结果导向。当我刚开始玩扑克时，有经验的玩家让我警惕以结果为导向的危险，告诫我不能仅仅因为眼前的几手牌没有打好就要去改变策略，要抵制这种诱惑。
皮特·卡罗尔明白，这些批评者都犯了以结果为导向的错误。超级碗结束之后的第四天，他在《今日秀》（Today）现身时承认：“这是有史以来因战术口令而导致的最糟糕的结果。”他又补充说：“如果我们抓住了机会，这就会是一个很棒的战术，或者会是一个还说得过去的战术，那样也就不会有人惦记这件事了。”
为什么我们在区分运气和技能方面如此糟糕？为什么无法掌控结果的意识令人如此不安？为什么我们把结果和先前的决策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是在分析别人的决策还是在制定和审查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决策时，如何才能避免陷入事后诸葛亮之类的误区之中？以结果为导向的危害
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先回想一下去年你做过的最佳决策是什么，再想一想最差决策是什么。
我敢打赌，你的最佳决策带来了一个好结果，而最差决策导致了一个坏结果。
对我来说，这是很有把握的对赌，因为以结果为导向并不仅仅是别人的问题，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问题。事后诸葛亮是比较显眼的目标，作家和为大众提供即时分析的博主们也很容易引人注目。但是，正如我从自己打扑克的经验中发现的那样，以结果为导向是一种折磨着我们所有人的常规思维模式。在结果和决策质量之间建立过于紧密的联系会影响我们的日常决策，并可能造成广泛的灾难性后果。
在向管理者提供咨询服务时，我有时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我要求小组成员在第一次会面时简要介绍一下他们各自在过去一年中做过的最佳和最差决策。在此过程中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只想到他们的最佳和最差结果，而不是最佳和最差决策。
在一次针对CEO和企业主的咨询会谈中，有一名CEO认为自己做得最糟糕的决定是解雇了公司的总经理。这位CEO解释说：“自从解雇他以来，我们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试了两个人选也都不太理想。销售量正在下降，现在公司的情况相对不乐观。目前我们还没有遇到一名应聘者能够像他那样优秀。”
这听起来像是个灾难性的结果，但让我好奇并想要一探究竟的是，为什么这位CEO认为解雇总经理的决定是如此糟糕（除非这个决定本身是错误的）。
他解释了该决策的制定过程，以及做出解雇总经理这一决定的理由。“通过对直接竞争对手和同等规模企业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效益不如它们。我们认为公司本不应该在业绩和发展方面落后于这些企业，那么问题可能出现在领导层。”
我询问了这个过程是否包括通过与这位总经理合作来了解其技能差距，以及就他可以如何改善这一问题进行沟通。事实上，公司的确与他一同明确了他的技能差距。CEO还请来一位高管教练来帮助他提升已知的主要短板——领导能力。
另外，在尝试通过高管培训来改善业绩失败之后，公司又考虑将总经理的职责分离出一部分来交给另一位管理者，好让这位总经理专注于自己的强项业务。但公司最终否决了这一想法，因为他们认为这将损害总经理的信心，而员工们也很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对总经理不信任的表现。再者，将原本完全可以由一个人承担的工作拆分给两个人做会给公司增添不必要的财务负担。
最后，这位CEO提供了一些背景资料，介绍了公司从外部雇用高层人员的经验，以及对可用人才的理解。他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可以找到更合适的总经理人选。
我问了在场的所有人员：“有谁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毫不奇怪，每个人都认为这家公司经历了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并根据他们当时所了解的情况做出了合理的决定。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糟糕的结果，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结果和决策质量之间不完美的关联使这位CEO陷入了困境，并对其公司的后续决策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他认为这是个失误的决策，仅仅是因为该决策没有带来一个成功的结果。很显然，这个决策导致的结果让他感到非常痛苦和懊恼。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他认为自己本应该知道解雇总经理的决策可能会带来糟糕的后果。他解雇总经理的决策行为反映出他犯了一个观念性的错误。他不仅以结果为导向，而且无法抵制随之而来的事后偏见。这种偏见是在结果出现之后认为自己对某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早有“先见之明”的一种倾向。当我们说“我早应该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或者“我本应该想到会是这样”时，我们正在屈从于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偏误。
这些观念是由结果和决策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而产生的。这是我们评估以往决定的习惯做法。就像针对皮特·卡罗尔在超级碗决赛中的战术口令而产生的铺天盖地的指责一样，这位CEO犯了以结果为导向的错误。他忽略了自己（和公司）的谨慎分析，只关注了糟糕的结果。这个决定未能产生理想的结果，于是他将此结果视为不可避免的后果，而非概率事件。
综上所述，我从未遇到任何人曾因为糟糕的决策而得到了意外的好结果，也从未听说任何理由充分的好决策却导致了坏结果的例子。即便在很容易就能找到无可争辩的例子来证明决策与结果之间并无直接关联的情况下，我们也总是将结果与决策联系起来。没有一个清醒的人会认为酒后驾驶并安全返家反映了一个良好的决定或优秀的驾驶技术。根据类似这种幸运的结果去改变未来的决定是十分危险的，而且也是闻所未闻的（除非这是你在喝醉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显然，这是自欺欺人）。
然而，这正是这位CEO身上发生的事情。他根据结果的质量而不是决策过程的质量重新评定了他的行为——他认为“自己在醉酒时更适合开车”。快速或死亡：人类大脑不是为理性而构造的
对于熟悉行为经济学的人来说，皮特·卡罗尔的批评者们和上述这位CEO表现出的不合理性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意外。由于许多杰出的心理学家、经济学家、认知研究学者和神经系统科学家的工作，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书籍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在决策过程中会受到某些非理性因素的困扰（如欲了解此类书籍详情，详见“参考书目和推荐阅读”部分）。此处仅提供个人总结。
首先，人类大脑的进化是为了创造确定性和秩序。了解到运气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人感到不安。我们意识到运气的存在，但抗拒竭尽全力而得不到满意结果的想法。我们喜欢把世界想象成一个有秩序的地方，一个随机性没有肆虐成灾，可以预见所有结果的地方。进化赋予了我们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混乱中创造秩序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
当我们的祖先在大草原上听到窸窣声后看到狮子跳了出来，就把“窸窣声”和“狮子”联系了起来，这种关联可以作为此后的救命常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发现可预测的联系。科普作家、历史学家和怀疑论者迈克尔·谢尔默（Michael Shermer）在《轻信的大脑》（The Believing Brain）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人类有史（以及史前）以来一直在寻找各种关联，哪怕这些关联是有疑问或者是错误的。那种把窸窣声当作狮子即将出现的错误被称为第一型误差（type I error）或伪阳性误差（false positive）。较之第一型误差，会导致毁灭性后果的是第二型误差（type II error）或伪阴性误差（false negative）。伪阴性误差可以是致命的——如果总是把窸窣声当作风声的话，我们的祖先早就葬身狮口了，因而也就不会有我们的存在了。
一直以来，寻求确定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它却可能会对我们的决策造成严重的破坏。当我们从结果入手反向调查事件原因时，很容易掉进各种认知的陷阱，比如将事物的任何相关性都认为是因果关系，或者采用单方论证来确认我们偏爱的做法。我们倾向于将方钉强行楔入圆孔，以维持我们认为结果与决策之间有着紧密关系的幻觉。
不同的大脑功能在竞相控制着我们的决定。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2011年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普及了“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标签。他将系统1描述为“快速思维”，这是在你驾驶汽车遇到突发事件时猛踩刹车的原因。它包含了反射、本能、直觉、冲动和自动处理。系统2被称为“慢速思维”，它是我们如何选择、集中，以及消耗精力的体现。卡尼曼解释了系统1和系统2如何区分和主导我们的决策，但是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就会上演恶作剧。
我特别喜欢心理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青睐的两个描述性标签：“反射思维”（reflexive mind）和“审慎思维”（deliberative mind）。他在2008年出版的《克鲁格：人类思维的盲目进化》（Kluge：The Haphazard Evolution of the Human Mind）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思维可以分为两个流，一个是快速、自动且基本无意识的；另一个是缓慢、刻意和审慎的。”第一个系统，即“反射系统——无论是否在我们意识的作用下，都在快速并自动地运作着”。第二个系统，“审慎系统……对现实情况进行了一番谨慎仔细的斟酌”。
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在于标签。自动处理起源于大脑进化较早的部分，包括小脑、基底神经节和杏仁核。而审慎思维则运作于前额皮层之外。
加州理工学院行为经济学教授、博弈论和神经科学交叉领域的权威发言人和研究员科林·凯莫勒（Colin Camerer）向我介绍说，人们认为审慎思维可以用于更多的决策工作，实际上这是一种愚蠢的想象。“这薄薄的前额皮层是人类独有的，位于我们的大脑之上。让如此纤薄的皮层来处理更多任务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每天做出的大部分决定都不是由它来控制的，也无法从这个独特的、纤薄的前额皮层中获取更多。因为“它已经超负荷了”，凯莫勒告诉我。
这就是我们的大脑，它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做出更理性的决策不仅仅是意志力的问题，也不在于有意识地使用审慎思维来处理更多的决定。我们的审慎容量早已饱和。所以当我们意识到问题出现时，才会无法像搬箱子时伤了后背却可以依靠腿部肌肉那样将负担转移至大脑的其他部位。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无论是审慎思维还是反射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在实现某种理想等重大决策方面需要调动审慎思维，但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我们执行的大部分决策都出自反射思维。自动处理系统中内置的快捷反应方式让我们不再置身于茫茫大草原中，在辨认着窸窣声的来源时被野兽吞噬。这些快捷方式使我们得以生存，并通过执行成千上万的例行决定来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们需要做决策的快捷方式，但它们来之不易。许多决策失误源于对反射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快速完成工作的压力。没有人会在早晨醒来时无缘无故地说：“我要封闭自我，不要理睬其他人。”但如果我们正专注于工作时，有无所事事的同事过来闲聊呢？在遵循礼貌习惯的同时，我们的大脑已经通过肢体语言和简短的回应来示意他们走开。我们不会对此加以深思熟虑，这只不过是自然反应而已。但如果他们过来是为了分享一些有用的信息呢？我们已经忽视并打断了他们，所以即便在听到他们提供的与已知情况不同的信息时，我们也同样会倾向于不加理会。
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行为都属于自动处理的过程。从抓握铅笔到闪避车祸，我们极少会自我审视这一系列的行为习惯和默认的处理方式。我们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如何改变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而是在现有的思维局限内如何更好地运用大脑。仅仅意识到我们的非理性行为并想要改变是不够的，正如你所知的那样，死死地盯着视错觉并不会使其消失。丹尼尔·卡尼曼使用了著名的缪勒- 莱尔（Müller-Lyer）视错觉图来说明这一点（见图1.1）。图1.1 缪勒-莱尔视错觉图a
这三条线中的哪一条最长？大脑向我们发出了第二条线最长的信号，但添加了测距虚线后就很容易看出它们的长度其实是相同的（见图1.2）。图1.2 缪勒-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来确认这三条线的长度相同，但无法抹去视错觉的影响。
我们可以做的是寻找实用的解决方法，比如随身携带一把尺子，并在适当的时候用它来检验大脑处理后眼睛所见信息的准确性。事实证明，扑克是一项非常好的益智游戏，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切实可行的策略来使我们的决策更好地被执行，并与我们的目标相匹配。了解扑克玩家如何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诸多决策挑战带来的困扰，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应对金融问题或人际关系中，或是在针对抛传是不是出色的战术策略的判断中。两分钟警告
我们的目标是让反射思维去执行审慎思维的最佳意图。扑克玩家并不需要知晓基本的科学原理就可以理解和协调这两个系统的难度。他们必须在高度压缩的时间框架内对多项具有重大财务后果的问题进行决策，其结果取决于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将反射思维与长期目标相结合。扑克牌桌因此成为一间独特的、研究决策的实验室。
每一手扑克牌都需要玩家做出至少一个决定（弃牌或打牌），有些时候可能需要做多达20个决定。在赌场牌室的扑克游戏中，玩家每小时可以打完大约30手牌。玩一手牌平均需要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其中包括两手牌之间荷官收牌、洗牌和发牌的时间。牌局通常会持续几个小时，每一手牌都包含着众多决策。这意味着一名扑克玩家在每一场牌局中都会做出数百项决策，而且这些决定都是以惊人的速度诞生的。
严格的游戏规则是不允许玩家放慢游戏进程来进行深思熟虑的，哪怕是在面临有巨大财务后果的决策时也是不被允许的。如果一名玩家需要额外的时间来思考，另一名玩家可以给他“读秒”。这位需要斟酌的玩家可以获得最多70秒的额外时间来做出决策。这是扑克时间中的一个永恒规则。
每一手牌（自然也包括其中的每一项决策）都会带来最直接的财务后果。在锦标赛或一些高风险的牌局中，每一项决策的价值可能要高于一套三室住宅的均价，而选手必须在比“考虑如何点菜”更短时间内来做出这些决策。即使在风险较低的牌局中，每一项决策都可能会让选手输掉他在赌桌上的大部分或全部资本。因此，扑克玩家必须精通即时决策的能力，否则他们将无法在此种职业中生存。这意味着选手需要想方设法在牌局预期的时间限制内执行（已事先慎重考虑）最佳意图。依靠扑克谋生的选手需要在审慎和反射两个系统之间进行斟酌。最好的选手必须能够找到方法来协调一些无法解决的冲突。
另外，一旦比赛结束，选手必须从大量混乱的决策和结果信息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将运气与技能分离，将信号与干扰分离，并严防以结果为导向的意识。尤其在类似的高压场景以各种不同形式重现时，这种学习方式是精进牌艺的唯一方法。
相较来说，解决“如何执行”的问题比在扑克博弈中具有取得胜利的天赋更为重要。如果选手不懂得如何执行，世界上的所有才能聚集在一处也无法发挥作用。应避免常见的决策陷阱，以理性的方式从结果中学习，并尽可能地将情绪问题控制在决策过程之外。如果未能解决“执行力的问题”，即使是一些天赋异禀的选手，也只能在运气最好的时候赚得盆满钵满，而在其他多数时候都一败涂地。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扑克玩家具有多种才能，但他们乐意分享的是在面对局限性威胁时的执行能力。
我们都努力执行着我们的最佳意图。扑克玩家在经历同样挣扎的同时还面临着来自时间的压力、无法掌握的不确定性和直接的财务后果等额外挑战。这使得扑克游戏成为一个新的克服执行力问题的绝佳途径。通过扑克牌来理解决策的价值，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学术界也早已经认可了扑克游戏在帮助人们解决决策问题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奇爱博士
科学家通常很难变得家喻户晓。因此，大多数人没有听说过约翰·冯·诺依曼的名字也不足为奇。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忿的事情，冯·诺依曼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对于所有决心成为更好决策者的人来说，他也应该是一名英雄。作为科学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为决策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些贡献仅仅是他短暂生命中的次要成就（并非巧合的是，他也是一名扑克玩家）。
在几乎所有的数学分支学科中做了20年的贡献后，他在生命中的最后10年成就了以下创举：在曼哈顿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氢弹物理学，研发了第一批计算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计算出轰炸机路线规划和目标选择的最佳方式，并创造了“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概念，这是“冷战”期间主要的地缘政治生存原则。即便是到了1955年，52岁的冯·诺依曼被确诊为癌症患者，他仍然就职于一所成立较早的监督原子研究和开发的民间机构。尽管饱受病痛折磨，但只要身体允许，他都会坚持坐轮椅参加会议。
虽然在科学界取得了诸多骄人的成就，但冯·诺依曼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却类似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末日喜剧主角之一——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一位口音很重、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坐着轮椅的天才，他提出使用“相互保证毁灭”的策略，却因为一位精神失常的将军私自调遣了轰炸机（一个可能会触发美国和苏联所有的核武器自动发射的行为）而未能成功。
除了上述所有的成就外，约翰·冯·诺依曼还是博弈论之父。在完成曼哈顿计划的日常工作之余，他与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合著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该书于1944年出版。这本书被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列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本书籍”之一。威廉·庞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是《囚徒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这部广受欢迎的博弈论著作的作者，他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称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和最有必要阅读的书籍之一”。该书60周年纪念版的前言中介绍了它是如何在出版之初就被奉为经典的。在最负盛名的学术期刊中，对该书最初的评论都是优雅的赞誉，例如“20世纪上半叶的主要科学成就之一”和“再多10部这样的著作，即可确保经济学的进步”。
至少有11位与博弈论及其决策影响有关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以证实博弈论变革了经济学，包括约翰·纳什（John Nash，冯·诺依曼的学生），他的生平故事被记录在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中。博弈论在经济学领域以外具有广泛的应用，如行为科学（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生物医学研究、商业和其他众多领域。
经济学家罗杰·梅尔森（Roger Myerson，博弈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将博弈论简洁地定义为“研究智能理性决策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的数学模型”，博弈论是我们大部分决策研究的现实基础，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隐藏的信息、机遇和多人参与决策等挑战。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熟悉？
幸运的是，除此之外无须知道更多博弈论的概念来理解它与决策的关联。本书的重点在于说明约翰·冯·诺依曼以简易的扑克游戏为基础创立了博弈论。扑克与象棋
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纪录片《人类的攀升》（The Ascent of Man）中，科学家雅各布·布伦诺斯基（Jacob Bronowski）讲述了冯·诺依曼在伦敦乘坐出租车时是如何描述博弈论的。作为一名象棋爱好者，布伦诺斯基请冯·诺依曼阐明概念：“你的意思是，博弈论是类似象棋这种游戏的理论？”
布伦诺斯基转述了冯·诺依曼的回答：“‘不，不是的，’他说，‘象棋不是博弈。象棋是一种定义明确的计算形式。你可能无法算出确切答案，但从理论上来说，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案，即在任何局势下都存在着一套正确的下法。可是，真正的博弈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又说，‘真实的生活也不是象棋中那样的。真实的生活里面有虚张声势，有欺诈策略，也会去掂量对方将如何看待自己的意图。这就是我的博弈理论’。”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决策，无论是关于商业、储蓄、消费、健康、生活方式、养育子女，还是人际关系的决策，都相当符合冯·诺依曼对“真正的博弈”的定义。它们涉及不确定性、风险和偶尔的欺诈，这些都是扑克游戏的主要元素。如果我们把现实生活决定当作象棋中的决定，麻烦就会随之而来。
象棋中没有隐藏的信息，可依靠的运气成分也是微乎其微。所有棋子及其变化都显现在棋盘上，双方棋手可一目了然。棋子不会随机出现或从棋盘上消失，也不会被偶然地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掷骰子之后，如果点数对你不利，你的“象”也不会从棋盘上被取下。你在象棋中的失败一定是因为没有采取或没有想到更好的走法。理论上你可以回顾走过的每一步并弄清楚你犯的错误。如果一名棋手比另一名棋手的水平高出很多，那么几乎不可避免的，水平高者将会百战百胜（就算不是完胜，至少也会是平局）。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出现低级别棋手击败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鲍比·费舍尔（Bobby Fischer）或马格纳斯·卡尔森（Magnus Carlsen）等大师的结果，那都是因为这些高级别的棋手出现了明显的、客观的失误，才会给对手创造了占据优势的机会。
尽管有其战略复杂性，但象棋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决策模型。我们大部分的人生决策都涉及隐藏信息，而且受到运气的影响更大。这就造成了一个在象棋中不存在的挑战：识别我们所做决定的相关作用，以及运气对结果的影响。
相比之下，扑克是一种信息不完整的游戏，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限时决策游戏（并非巧合的是，这与博弈论的定义非常接近）。在扑克中，有价值的信息都被隐藏了起来，任何结果的实现都存在运气的成分。即使你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做出了最好的决定也仍然可能会输掉一手牌，因为你不知道会抓到什么新牌，也不知道对手会亮出什么牌。当游戏结束，你试图从结果中学习的时候会发现，想要将你的决策质量与运气的影响区分开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象棋中，结果与决策质量的关联更为紧密。而在扑克中，更常见的是因为运气好而获胜以及因为运气差而失败。如果生活和象棋一样，你每一次闯红灯几乎都会发生事故（或者至少收到一张罚单）；如果生活和象棋一样，每一次皮特·卡罗尔下达类似抛传的口令都会赢得超级碗冠军。
但生活与扑克更为相似。在解雇公司总经理的过程中，尽管你做出了最明智、最谨慎的决策，但结果仍然可能会十分糟糕。可能你闯了红灯，却安全地通过了路口；也可能你完全遵守了交通规则，结果却发生了事故。一个人可以在五分钟内学会扑克规则，与一流玩家对赌一手（或几手）并获胜。但这种实力悬殊巨大的新手战胜高手的情况在象棋中绝对不会发生。
信息的不完整不仅对瞬间决策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干扰了我们对过往决策的学习。想象一下，作为一名扑克玩家，在对手没有亮牌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弄清楚自己的这一手牌打得是否正确？如果在我下注之后，对手弃牌而结束这一手，我所知道的仅仅是我赢得了筹码而已。我打得很差吗？是因为运气而赢的吗？还是说我打得很好？
如果希望在任何游戏中，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有所改善，我们必须从决策的结果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我们的生活质量是决策质量和运气的总和。在象棋中，运气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人们很容易将结果作为决策质量来解读。这样就更加紧密地将棋手与理性相关联。棋手的失误可以通过对手的表现直接体现出来，棋局结束后还可以将错误加以分析。棋局对弈中总有一个理论上正确的走法。如果你输了，那么除了低劣的决策质量之外，你很难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任何其他原因。几乎没有棋手会说“我在那局棋中被坑惨了”，或者“我打得非常好，只是手气太糟了”（扑克锦标赛间隙在走廊散步时会听到很多这样的话）。
这就是象棋，但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现实生活更像扑克，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给了我们欺骗自己和曲解信息的空间。对于一些我们从未发现的错误，扑克给我们保留了余地。因为一旦赢了牌我们就不会再去追究自己的错误；在所有决策正确但仍然输牌时，扑克也允许我们将失败的结果当作决策失误的证明。以结果为导向、基于少数几次结果的好坏来评价决策是相当合理的象棋学习策略，但在扑克游戏或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冯·诺依曼和莫根施特恩都明白我们的世界是不轻易揭示客观真理的。这就是他们将博弈论和扑克游戏相关联的原因。想要做出更好的决策，我们首先要了解一点：不确定性会造成很多麻烦。一场致命的智斗
电影《公主新娘》（The Princess Bride）中著名的场景之一是恐怖海盗罗伯茨［Roberts，也是痴迷于爱情的维斯特雷（Westley）］追上了绑架巴特卡普（Buttercup）公主的幕后黑手维齐尼（Vizzini）。此时的海盗已经在武力对抗中击败了巨人费兹克（Fezzik）和剑客埃尼戈·蒙托亚（Inigo Montoya），他提议要与维齐尼进行一场生与死的智力较量。这一场景充分诠释了在信息不全情况下做出决策的危险。海盗掏出一包毒药，拿起两个酒杯，并背对着敌人把药倒进其中一个酒杯里，然后将一杯酒放在自己面前，另一杯放在对方面前。一旦维齐尼选择了其中一杯，双方都要举杯同饮，“饮完酒后就能发现谁是胜者，谁是败者”。“这也太小儿科了吧，”维齐尼嘲笑道，“我要做的仅仅是通过我所了解的你以及你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推断。你是那种会把毒药倒入自己酒杯还是敌人酒杯的人？”他列举了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毒药不会（或必定）在一只或另一只杯子里。他激昂地解释了聪明和对聪明的预期、毒药的起源（澳大利亚的罪恶之地）、不可信和对不可信的预期，以及与维斯特雷在决斗中战胜巨人和剑客的相关推断。
维齐尼在解释上述问题时转移了维斯特雷的注意力、调换了杯子，并宣布他们应该选择各自面前的酒。维齐尼看着维斯特雷先喝才安心地喝下自己杯中的酒。
维齐尼纵声狂笑，“你犯了一个典型的错误。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永远不要卷入亚洲的陆地战争’，但还有一句鲜为人知的是：‘绝对不要与西西里岛人赌命，因为死亡就在眼前。’”
随着戛然而止的狂笑，维齐尼倒在了一旁，暴毙。巴特卡普说：“我还以为毒药在你的杯子里呢。”
维斯特雷告诉她：“两只酒杯里都有毒。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获得对这种毒药的免疫力。”
和所有人一样，维齐尼并没有掌握全部信息。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这么说吧。你有没有听说过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苏格拉底（Socrates）？他们都是蠢材。”但是，和所有人一样，他低估了未知信息的数量和影响。
假设有人说：“我掷币时连续掷出了四次正面。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听上去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抛出正面的概率是50对50，我们可以确定，经过四次翻转后全部掷出正面的概率是6.25%（0.50×0.50×0.50×0.50）。
这种思路和维齐尼的错误如出一辙。问题在于，我们是在不了解该枚硬币和抛币者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这是一枚双面、三面还是四面的硬币？如果是双面硬币，那双面都是正面（人头）吗？即便是看似正常的双面硬币（正面和反面），它是否经过了特殊的加重处理来实现在多数情况下都会正面落地的目的？掷币者是不是可以控制硬币如何落地的魔术师？在这些信息都不完整的情况下，我们却像是已经研究了硬币并且掌握了全部情况一样草率地得出了结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两个酒杯都被下了毒（如果能够评价自己的死亡，维齐尼可能会使用“不可思议”一词）。
但如果此人掷币一万次，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样本量，能对硬币是否被动了手脚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而仅仅四次是远远不够的。
在寻找人生课堂时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生活太短暂，以至人们来不及从自身的零碎经验中收集足够的信息来审视如何提升决策质量。如果我们买了一栋房子，把它稍加修缮，并在3年后以买入价的150%将其售出。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精于买卖房产还是善于修缮房屋？可以这么认为，但这也可能意味着市场出现了极大的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购买几乎所有的资产都可以赚到同样多的钱。或者购买同一栋房子并且不加以修缮也可能会获得相同（甚至更多）的利润。在2007年—2009年间，许多成功的炒房者不得不去面对这些可能性。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四次掷币的结果意味着什么，正确的答案是：“我不确定。”“我不确定”：充分利用不确定性
正如人们在以结果为导向和事后偏见方面存在问题一样，当仅仅根据结果来评估决策质量时，我们的预期决策就会出现镜像问题。在任何的决策制定中都只有一次掷币的机会，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我们认为在行动之前必须有足够的把握。这种确定必然会忽略未知信息和运气对结果的影响。
著名的小说家和电影剧本作家威廉·高德曼［William Goldman，代表作品包括《公主新娘》、《危情十日》（Misery）和《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回顾了他与事业巅峰时期的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保罗·纽曼（Paul Newman）等演员共事的经历。成为一名“电影明星”意味着什么？他引用了一位演员在谈及自己理想的银幕角色类型时说的一句话：“我不想成为一名‘学’者，我想成为‘知’者。”
人们不愿意说“我不知道”或“我不确定”，认为这些表达是含糊的、无益的，甚至是回避的表现。但是坦然接受“我不确定”是成为更好决策者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与“未知”和平共处。
接受“我不确定”是很困难的。学校教育告诉我们，说“我不知道”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在学校里，“不知道”被认为是失败的学习结果。如果在考试中写下“我不知道”作为答案，该答案将会被标记为错误。
承认我们对某事的无知总会被不当地冠以恶名。当然，我们鼓励知识的获取，但获取知识的第一步应该是明确哪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神经科学家斯图亚特·法尔斯坦（Stuart Firestein）在他的《无知如何驱动科学》（Ignorance：How It Drives Science）一书中认可了意识到自身知识局限性的益处［读者可以通过他的TED（技术、娱乐、设计）演讲“无知的追求”（The Pursuit of Ignorance）来继续了解此书］。法尔斯坦在书中和演讲中都指出，在科学中，“我不知道”并不是失败，而是迈向启迪的必要步骤。他引用了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的名言来支持这一观点：“完全自知的无知是每一次科学进步的序幕。”我想补充一句，它也是历史上所有英明决策的前奏。
好的决策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它产生了好的结果。好的决策来自好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必定包括了准确表达我们自身知识状态的尝试。这种知识状态同样也是某种“我不确定”的表现形式。“我不确定”并不意味着没有客观事实。事实上，法尔斯坦的观点是，承认不确定性是我们接近客观事实这一目标的首要步骤。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停止像看待肮脏字眼似的看待诸如“我不知道”和“我不确定”的表达。
如果我们将“我不知道”的定义从负面框架（像“我毫无头绪”或“我对此一无所知”这类给人感觉缺乏能力或信心的表达）转移到比较中立的框架会怎样，虽然我们可能对一些事情的发生概率有所了解，但仍然无法确定在特定情况下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事实。如果我们接受事实，“我不确定”的说法就不会显得那么糟糕。
优秀的扑克玩家和英明的决策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世界是无常的和不可预知的。他们清楚，自己几乎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某件事情将会如何发生。他们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并试图弄清这种不确定的程度，而不是专注于如何才能确定。他们根据不同结果的发生概率来做出最佳判断。这些判断的准确性将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信息，以及他们是否具有丰富的判断经验。这是所有对赌的基本要素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与新手相比，经验丰富的扑克玩家在分析一手牌的输赢概率时可以做出更好的判断。有经验的选手更了解数学，并且能够更好地根据对手的行为来缩小他们的底牌范围。他们也更善于判断对手将会如何使用这些牌。所以，丰富的经验使选手得以缩小可能性的范围，然而，没有任何经验可以让扑克玩家预知某一手牌的结果。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在判断不同策略成功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策略时，老练的审判律师要强于新入行的律师。与熟悉的对手进行谈判便可以更好地判断应该采用何种策略。在任何领域中，专家都会比菜鸟拥有更大的优势。但无论是老将还是新手都无法确定下一次翻牌的结果。老将的优势是他们有更好的判断力。
有些时候，即使我们做出了最佳选择也无法提升成功的可能性。一名审判律师在处理艰难的案件时更有可能会选择失败而不是成功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目标是明确各种可行的策略、判断出每一种不乐观方案的成功概率，并从中选出最好的一种以便最大限度地为客户提升结果质量。这在任何企业都不外乎如此。创业公司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它们仍然尽力寻找制胜的最佳策略。即使没有任何战略能为公司带来成功，这种努力仍然是值得的，因为一旦成功，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巨大的回报。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接受不确定性并给它一个热烈的拥抱会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决策者。这里提供两个例子。首先，“我不确定”仅仅代表一种对世界更准确的描述；其次，当我们接受了自己对某事物无法确定的时候，就不容易陷入黑白思维的陷阱。
想象一下，你站到一台传统的医用体重秤上。它有两根加重杆，一根重量刻度间隔为50磅（约22.68千克），另一根为1磅（约0.45千克）。这允许用户的体重测量精确到磅。如果你的医生采用的体重秤只有一根加重杆，杆上只有两个重量刻度，一个50磅，另一个500磅（约226.80千克）。这意味着这台体重秤无法测量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重量，这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你的体重结果只会显示50磅或500磅。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愿意听取医生的建议，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你不是病态肥胖就是体重过轻。很显然，使用如此糟糕的模型来确定体重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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