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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3 02: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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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皓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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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集团之争与民国政治走向

派系集团之争与民国政治走向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派系集团之争与民国政治走向作者:张皓排版:SEYUE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07-01ISBN:9787509734117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历史研究的精神境界及问题意识[1]王桧林

我很高兴,张皓在出版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运转关系研究》之后,又写了《派系集团之争与民国政治走向》一书。这表现了一位学者勤奋的治学精神。年轻一代史学研究者的勤奋治学精神和他们的研究成果,承载着我们这老一代史学研究者的希望和史学的未来。

由于对中国史学未来发展的殷切希望,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惊人话语引起了我的无限感慨和深思。他是这样说的:“中国在小科学[2]时代出现过不少大科学家,而在大科学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对于“大科学时代”、“小科学时代”他没有具体说明,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专搞技术的人是很少的,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更是少得可怜,可以说是“小科学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至今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和搞技术工作的人比过去增加得太多太多了,国家投入的经费更是不知多了多少倍,可以说是“大科学时代”。可是,在前一个时代却出了不少大科学家,而在后一个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没有或几乎没有大科学家。这种状况对我们史学界来说是否相合呢?我认为完全相合。

1949年以前,国家的史学研究机构只有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那里才有几个历史学者呢?那时全国的国立、私立大学并不多,若干大学设有历史学系,历史学的教授和研究者是很少的。而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天,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历史的人就有很多了。各个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都设有历史学系,有很多历史教师。几乎所有大学都有教授和研究中共党史的教师。各省市自治区都设有社会科学院,其中都有历史研究人员。中共中央有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党史研究室。这些机构中有大批党史研究人员。这样庞大的史学研究队伍加在一起是要以千计的。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新涌现出来的大史学家有几个呢?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一个都没有,这要由历史去检选,但数量很少很少总是可以说的。自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来,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史学界的显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唯物史观成为整个中国史学研究的指导理论,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没有一部具有创新性的有中国史学理论特点的成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呢?这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吗?不过上述情况并不是说中国史学出现了危机,这半个世纪中我们出版了许多史学专著,发表的史学论文之多简直无法准确统计,涌出的小史学家数量是很多的。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才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总的方面说就是:我们的国家缺少科学创新的社会机制和学术环境。在政治囊括学术的情况下,政治指导思想是尤为重要的。这些对个人来说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客观条件之下,研究者尽量摆脱不利条件的局限争取较好的研究成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学者要想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就只有更多地依靠个人主体作用的发挥了。

我认为不管研究什么问题都要立志于超越,着眼于超越。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不超越就无所谓创新。伟大的学者和科学家一定是在重大问题上有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这种成果在科学发展史上有重大的影响。当然立志于超越不一定就能做到超越。但是如果想都没有想到,又如何能做到呢?我衷心地希望中青年历史学者首先立大志,再下大工夫,把我们的史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我想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当然包括大史学家)都会具有三方面的过人的优势(当然不是没有别的优点):一是知识,二是智慧,三是精神境界。第一点很容易理解,没有丰厚的知识是成不了大家的,这里不多谈。

关于第二点,先从侧面谈起。我国小说中或史书中说到对某一个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时,往往有上中下三策,今天在对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作出决策时,往往甚至一定会出现不同的意见或方案,越是发扬民主,不同的意见就越多,这时“上中下三策”问题就出来了,智慧就在这种地方表现出来了。至于什么是智慧,很难有明确的定义。我想大哲学家程颢的诗句“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应当就是高级智慧的表现。有高度的智慧就能对事物看得真、看得远、看得清、看得透,能对杂乱的事物分析出条理来,总结出理论来,能把一般事物中被遮掩着的道理揭示出来。很难说用什么具体办法就能做到这些,但要做提高智慧的修养功夫。怎样提高智慧,恩格斯的一段话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他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挥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3]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经典哲学名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人类智慧的载体中学习智慧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第三点说精神境界。精神境界离不开道德修养,所以我把道德修养包括在里边。关于人生境界的论述中国古已有之。近若干年来学术界腐败之风流行,学人道德品质的堕落引起社会的关注,特别对那些“大家”。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所谈的一些话非常中肯。他说:“我一直觉得,所有的人,都在两条线内游荡,一条是底线,这底线叫法律;一条是高线,高线叫道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当社会上所有的人群都在这两条线内游荡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分出层次来?比如法官、院士、教授……你是希望他在底线那儿游荡么?肯定是希望他们靠近上线的。他们是社会文化的中坚力[4]量。”我看到的另一篇文章中说:“今天的学者应该是社会良心和净土的守护者。”对上述这样的人提出更高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解放企业的心灵》是一本关于企业文化的著作,令我吃惊的是,书里在论述人类的高层次的意识时说:“在这一意识(指作者所谓的‘超凡意识’)状态下,个人会体验到与天地万物的紧密联系。我们开始认同人类和地球,完全能够欣赏地球之美以及地球上动植物之美,并认识到所有生命形式之间是互相倚赖的。在这一层次,我们不再满足于有意义的工作,而是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真正地为世界带来变化,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们寻求与他人建立合作,以便提高自己的效率。如果无法通过正式工作发挥作用,我们会寻求成为社区志愿者以及社会及环境的保护者。”“在这一层次(指作者所谓的‘一体意识’),认知者与认知的对象之间没有界限。人类的自我与万物的自我相融合,我们与世间的万物融为一体。我们希望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能够为现实带来变化,能够对万物有益。我们认识到,为他人做事,也就是为自己做事。我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影响整个社会,我们开始关心全球的状况,我们开始过着服务人类和地球[5]的生活。”上面两段话是该书作者对企业家说的,那么,对于作为“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的法官、院士、教授,对于“社会良心和净土的守护者”的学者,是否也应该这样要求,甚至要求更高呢?我想是应该的。《解放企业的心灵》一书所谈的人与天地万物的联系、人类与万物的融合,类似冯友兰所说的人生的“天地境界”,而他所说的做好自己的工作,“服务人类和地球”又类似冯所说的“功利境界”。本书所论述的旨意是本着“超凡意识”、“一体意识”的崇高精神和心态去发挥个人的积极作用,使“自己的工作能够影响整个社会”,使自己做的事“能够对万物有益”,这样日常工作就具有了高尚的意义和价值。这样对学者,特别大学者,提出崇高的道德要求、精神境界的要求、学术境界的要求,就不再是玄虚的空谈了。我想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是在崇高的精神状态下从事自己的工作的。把话拉回来,絮絮叨叨地谈了上面的话,无非是希望我们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中能够出现新时代的大史学家。

下面谈谈另外一个问题:“问题意识”。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研究任何事物都是研究问题。但是近些年来,似乎受到学者特别的关注,不少文章提到它。这是思想解放、学术研究深化的表现。谈论“问题意识”的文章一般都援引爱因斯坦的一段话,他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这些话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它是伟大的科学家说的,所以不断被人引用。但是是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否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每一位学者身上表现是不同的,而这关系到一位学者学术成就的大小。当今的学者提倡“问题意识”是很有意义的。

问题有大有小,大可以大到宇宙为何物,小可以小到基本粒子和纳米技术。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我头脑中总是萦绕着下面的问题:(一)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变动中的国家,这个变动过程到今天还在继续。它是怎样变的?将要变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由于近些年中国的急剧崛起,已经成了世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成了世界诸国如何应对中国的战略策略问题。外国应对中国的不确定因素是中国如何演变。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自己呢?(二)刚刚过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有数千年高度文明的中国,会出现那样全国范围的疯狂的、野蛮的、残暴的、向人类理性挑战的群众运动?难道这些不是中国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吗?民族性是有深远的历史根源的,是有社会文化基础的。如果不克服中国民族性中也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消极破坏成分,一味笼统地宣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宣传“东方价值观”,能够构建和谐社会吗?能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吗?产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源并没有彻底消失,今天的“愤青”问题中就包含着那样的成分。我总认为对“文革”做认真的反思和检讨,从中吸取教训,对认识我们的历史、观测我们的前途、校正我们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是有极大的益处的。(三)为什么中国长期进行无休止的中西文化的争论?中国的国门被外国列强用枪炮轰开之后,中国产生了两种情况:一是外国人闯进来,二是中国人走出去。中国从此被迫地、迎拒兼行地、曲折地开始了融入世界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中西文化(广义的文化)之争实际上是中国发展道路之争、中国发展模式之争、中国发展前途之争。这些争论中有全盘西化论、以中化西论、中体西用论、中西文化调和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论诸种说法。各种不同的主张有时在思想界突现出来,公开争论,有时隐蔽而未显。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还有这种情况,在这个思想领域、学术领域是公开的,而在另外的地方则是隐蔽的。这种隐蔽有时不是有意造成的,是人们还未觉察到;有时是人们已经知道了,而不愿揭示出来。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长期争论不休,成为突出的关系国家前途的问题,恐怕只发生在中国。在当前这个世界上,多样性的文化并存,文明的冲突和融合同在。在经济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还要快速上升,这是硬实力。但我们在软实力方面显然还是落后的。我们拿什么先进的、优秀的、普世性的文化、领先的思想贡献给全世界呢?如果没有,怎能在整体上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呢?先进的文化必须有深厚的根基,这方面我们具备充分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先进的思想理论必须能够说明当今世界新涌现出来的高端问题,为世界的前途指明方向或提供思路,以至于提出构建良性国际关系的设计方案。我们必须融入世界体系之中,探知世界的问题,对世界的先进思想学说融会贯通,与人类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这样才能站在世界潮流的前沿,向全人类讲话。不然,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只能是一句大话、空话。(四)苏联解体、俄罗斯转型,从而终止了世界历史上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这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我们怎样认识和应对呢?这个事件对有些国家(例如美国)的内部影响不大,对它们的影响只是在国际战略策略方面,而对中国则是两方面都有,对内部的影响更为巨大。中国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新建立的国家制度是仿效列宁式的苏维埃制度。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制度的国家。随后他组织了共产国际,把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推向全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苏维埃俄国成为世界上激进的政党、激进的知识分子、激进的工人组织以及不满现实追求革命的人们向往的中心,俄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世界上不少的人认为俄国开创了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新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若干年内,“学习苏联”是基本国策,体现着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方向。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经历者都知道,那时对学习苏联有异议的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当时似乎没有人公开反对学习苏联)。不久之后发生了中苏两党的大论战,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次大决裂(第一次是列宁与考茨基的决裂)。中国共产党严厉攻击的是赫鲁晓夫背叛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路线、社会主义事业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中国争论的目的是捍卫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和事业,推进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受中国人极端崇敬的大力保卫的已有70多年历史的苏联,竟然在转瞬之间消失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复辟了。随之而来的是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倾覆。这是一次人类根据自己设计的方案改造旧世界构建新社会的伟大试验,但是失败了。人类自己创造了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但并没有完全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它。这个重大事件给全人类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这一场苏联和东欧的剧变震惊了全世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美苏争霸的冷战历史的结束。从此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面对这种现实,中国人从中吸取什么教训、总结出什么经验,都是关系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前途的问题。在苏联东欧剧变发生之后,有的学者认为这不过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曲折”。这种说法能解释什么问题呢?

上面说到了四个问题,当然不是说重大问题只有这四个,但是我觉得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似乎总超不出上述四大问题涉及的范围,总与这四个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历史研究中,存在这样的情况:对任何一定时空中的历史事件的研究,一方面要深入其中,进行细密的考察,如此才能知道这一历史事件的详细情状;另一方面要出乎其外,把此一历史事件放在产生此一历史事件的大时空中加以考察,如此才能对此一事件做出准确的定位,做出准确的评价,克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陷。任何历史研究者都要详细占有材料,做细密的思考,但是没有第二方面的功夫,是成不了大历史学家的。我想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道理吧。我们知道“天人之际”是中国思想家最高的命题,而司马迁的史学要探究这个人类社会总体问题;“通古今之变”是把中国历史从开端到当世的演变做古今贯通的考察。要做到,至少要注意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才能成“一家之言”。“问题意识”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研究任何问题都需要具备它。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应用,可以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

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是张皓早就定下来的课题。这个问题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并发表了多项成果。但是张皓有进一步的思考,在原来的问题中去抓深一层的问题,透过派系斗争去看政治制度的设置和运作。任何政治制度、政府机构必须运作起来才能实现它的统治功能。张皓的新著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成的。这就把问题的研究深入了一步,表现出新作的特点。大概这就是“问题意识”的发挥吧。当然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可研究的问题很多,研究下去还可以出些新的成果。

过去我对我的学生提出较高要求的时候,常常转身站在学生的角度,这样发问:“老师是不是给我们做个榜样呢?”我说:“那种要求我没有做到,今生也不可能做到。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果我的话有道理,你们不要因人废言就是了。”现在我对中青年历史学者提出高尚的希望的时候,仍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和心情的。2009年8月9日注解:[1] 王桧林(1925~2009),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 《大科学时代为啥尽出小科学家》,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秦伯益的采访记录。《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摘要转载。[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65页。[4] 高慎盈、黄玮、吕林阴:《保卫良心——对话崔永元》,《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第145页。[5] 〔美〕理查德·巴雷特:《解放企业的心灵——企业文化评估及价值转换工具》,公茂虹、李汀译,新华出版社,2005,第65~66页。绪论从20世纪三次历史性巨变和三次历史性机遇说起

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为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20世纪的中华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那就是辛亥革命、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第二次历史性巨变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第三次历史性巨变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标志着中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1]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这三次历史性巨变反映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走向再创辉煌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先进的仁人志士努[2]力“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进程,没有比20世纪之初革命党人喊出的“建设新中国”再恰当不过了。辛亥革命开启了建设新中国运动的大门,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都是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的发展和继[3]续”。这三次历史性巨变,可以说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的。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4]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在,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把握住了历史赋予的机遇!

我们不禁要问,对于历史要比中国共产党更长久的中国国民党来说,何以不能把握住历史赋予的机遇?无可否认,国民党“在某些关键时刻每能与时俱进,不守故常”,这主要体现在它的三次历史性转变之上:第一次为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而成立中国同盟会,这对它“成为辛亥革命之中枢,实起了决定作用”;第二次为1924年的改组和与共产党的合作,如果“无此一举”,中国就“不可能结束辛亥后十余年之困顿,而下开北伐战争之局面”;第三次为1937年的与共产党再次合作,两党共同拯救民族危亡,有此一举,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百余年来第一次抵御外国侵略之完全胜利,帝国主义加于中华民族之一切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湔雪,数代志士仁人所企望之民族[5]独立亦从此得以实现”。

蒋介石所说,含义虽有不同,时期划分则一。他说:国民党“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的经过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894年至1911年,“其目标在于推翻满清的帝制,建立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第二个时期为1913年至1928年,其目标“在于扫除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第三个时期为1931至1945年,“其目标在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扫除建国的障碍,完成独立自由三[6]民主义新中国的建设”。

然而,国民党与此同时却又三次丧失了历史赋予它的机遇。南京临时政府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府,但是很快就被北洋军阀专制政权所取代,中国陷入了旧军阀混战的境地。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1928年中国大陆形式上统一,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算起,国民党历经30余年终于取得了全国政权,许多人认为中国实现国强民富的机会到来。但是“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各派[7]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混战”,招致强敌入侵。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威望高涨,中国成为“五强”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被日本帝国主义割占的台湾、澎湖列岛等即将回归祖国,因此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中国人民又以为建设机会到来了,但是和平民主建国的曙光瞬间消失,国民党随即也因战败而退出中国大陆。

国民党领袖和当今学术界对国民党为何丧失历史机遇不断作出总结和探讨。对于第一次历史性机遇的丧失,孙中山在辛亥革命遭到顿挫之后曾以法国为例解释中国走民主共和之路非易,说法国在大革命后“大乱相寻,国体五更,两帝制而三共和;至八十年后,穷兵黩武[8]之帝为外敌所败,身为降虏,而共和之局乃定”。蒋介石认为“国父只知有救国建国的责任,从没有自私自利的观念。所以辛亥革命一[9]经成功,就让与政权于袁世凯,不意袁氏窃国,民国颠危”。学界[10]则认为是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表现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动摇性”;[11]或是列强迫使革命党人屈服,等等。对于第二次,蒋介石认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嫉忌我们国家的统一,自始就勾结军阀,制造割据,欲以分裂中国者达成灭亡中国的目的;始则有九一八的侵略,制造伪[12]满傀儡,继之以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对于第三次,蒋介石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一次讲演中认为“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失败的最基本原因,乃是自抗战胜利之后,我们一般党员,尤其是文武干部,精神上与心理上乃至一切行动生活上都忘了革命,忘了主义,一言以[13]蔽之,就是在精神上根本已解除了武装”。学界则认为或是腐败[14][15];或是国民党的组织涣散,没有效率;等等。这些看法从不同角度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不能足以说明国民党何以三次丧失历史赋予它的机遇。

张学良生前有一句至理名言,那就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这句话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国民党执政以后的[16]一切败笔,他还从国共两党对比的角度,从四个方面作了阐述。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17]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无论是妥协、软弱、屈服,还是腐败、组织涣散,都与国民党派系集团林立有着密切的关系,派系斗争伴随其始终。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政党,其独特之处正在于学界公认的“其派系之庞杂、斗争之激烈、[18]性质之多重、影响之深远,在中外政治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在国民党三次丧失历史性机遇的过程中,每一次都深深打上了派系集团斗争的烙印,只不过特点不同罢了!辛亥革命期间,主要表现为各个集团之间的名位之争,这导致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由哪一个派系集团尤其是蒋介石集团还是桂系来掌握全国政权,在这争夺之下的国民党政府体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在国民党从中国大陆败退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蒋介石集团与桂系对全局的角逐和战略撤退,蒋介石集团内部各派系的权力之争也贯穿其中。尽管国民党多次因时而变地发生了三次历史性的转变,但是在这激烈的派系集团之争下又三次丧失了历史赋予的机遇,历史自然而然地把复兴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使命赋予中国共产党,民国政治就在这样的历史中发生着它的演变。注解:[1]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页。这三次历史性巨变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只是各人看法略有差异,比如,海外著名学者黄仁宇以“中国长期革命”的字样来概括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他虽然认为是蒋介石而非孙中山与毛泽东、邓小平代表了20世纪“中国长期革命之三个段落”,但是也认为这三个段落“既相联系也相冲突。分拆看来有更换朝代之色彩;接连看去却又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参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第434页。[2]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页。[3] 刘学照:《辛亥革命研究略议》,《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4] 《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56页。[5] 《中国国民党历史概观》(1984年11月5日),《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第404、403~404页。[6]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第134页。[7] 《中国国民党历史概观》(1984年11月5日),《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402页。[8] 《建国方略》(1917至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第207页。[9]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卷,第134页。[10] 余恩伟:《也谈辛亥革命失败的基本原因》,《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11] 石荣慧:《列强对华政策与辛亥革命的失败》,《河池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12]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卷,第134页。[13] 蒋介石:《为谁而战?》(1951年4月16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4卷,第98页。[14] 〔美〕易劳逸著《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红民、高华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美〕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王贤知、贾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5]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6] 这四方面是:在信仰上,“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在民心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在政策上,“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在用人上,“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参见王海辰、杨晓虹《张学良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百年潮》2011年第4期。[17] 《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01页。[18] 卢毅:《试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嬗变及其历史作用》,《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储伊宁:《试论国民党派系的产生及其斗争原因》,《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一章革命阵营内的名位之争与辛亥革命的顿挫:传统政治向近代民主政治过渡

孙中山曾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国之大事,其得失利害,实影响[1]于以后全体国民之祸福,不可以不深论也”。但如何才能深论呢?多年来,学术界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辛亥革命做了深论。单就其失败的根本原因而言,学者们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除了通常所[2]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纲领、[3]软弱性、妥协性和动摇性等原因之外,还有下列原因:在对民主的认识上,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社会下层人民群众的民主[4][5]主义觉悟程度不高,民主意识不足;在阶级关系和阶级条件上,[6]革命党没有动员农民革命,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思想上都还没[7]有具备独立夺取政权的条件;在中外关系上,帝国主义列强极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策划君主立宪制,极力推行假共和制,迫使革命党[8]人屈服;在清朝自己的问题上,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合理性;[9]等等。虽然其中一些看法值得商榷,比如帝国主义列强极力维持清王朝的统治。不过笔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辛亥革命阵营内部派系集团的名位与权力之争而导致辛亥革命遭到极大的顿挫,20世纪之初革命党人所喊出的“建设新中国”的步伐必将大大加快!

当然,也有学者从革命内部的分化状况去探析辛亥革命的失败,但他们是从同盟会内部关于和战之争角度去分析的,认为“武昌起义后,出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坚持革命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主张议和为焦点的激烈斗争,致使同盟会迅速从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分化”。[10]笔者这里所讲的革命阵营内的派系集团,与此不同,具有三层意思:

第一,从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来说,“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它最早的“团体盟员”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等。按理,这些团体在同盟会成立后就不应继续存在了,可是恰恰相反,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11]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这些不同的党派虽然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国的问题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在其他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政见和分歧。因此,同盟会“的确不是作为一[12]个严密的统一的组织来领导革命的”。

第二,从地域和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人士之间的关系分化来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它们迅速发生新的政治组合。革命党人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态度自然不必多言,就立宪派来说,在历史大变革下纷纷加入革命阵营,“或任革命政府的民政长(如汤化龙),或任革命政府的都督(如谭延闿),或任其他职务,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13]作敌对行动的”。但是在由谁来掌握中央大权这点上,形成了新的派系集团,主要有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特别是湖北集团。

湖北集团由黎元洪集团和与黎元洪集团勾结的孙武派所组成。黎元洪出任都督之后,就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人,有原属同盟会的湖北籍的革命党人,有立宪党人,也有[14]在起义后前来投效革命的一班在满清统治下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这个集团在军队以杜锡钧、王安澜、唐克明和蔡汉卿等人为代表,在政治上以饶汉祥、孙发绪等人为代表。杜锡钧、王安澜原属黎元洪部下中级军官。蔡汉卿原属共进会,却积极投靠黎元洪。唐克明“自上[15]海投黎,为黎所重用”。饶汉祥为前清举人,有黎元洪“文胆”之称,为黎分化并拉拢一些革命党人结成异姓兄弟,表示同生死共进退。孙发绪本“皖抚朱家保之侦探”,是一个有计划地打入革命阵营的危[16]险人物,“大得黎氏欢,以为才可大用”。

江浙集团不同于湖北集团,没有一个中心人物,但有几个代表人物,即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江苏立宪派领袖张謇以及幕后军师赵凤昌等,光复会领袖、反对孙中山和黄兴的章太炎因其政治立场基本相同,也可划入江浙集团。

第三,从团体中有派、派中有派的角度来说,同盟会组织涣散、成分复杂的情况自不必多言,就是光复会、共进会也是如此。在湖北革命党人一方,文学社基本上仍然团结在蒋翊武周围,蒋翊武坚持革[17]命立场,支持孙中山,“能在较大程度上保持着警惕和冷静”;共进会则分裂为以孙武、刘公、张振武为首的三大派系,孙武为与同盟会对抗,勾结黎元洪,组织民社。

在光复会方面,它分裂为以其领袖陶成章为一方的光复会总会,和以浙江军人为中心的光复会上中会议成员集团。该集团成员吕公望即指出:“光复会的浙江老会友,如朱瑞、韩肇基、顾乃斌、庄之盘、朱健哉和公望等是担任上级会议的;童保暄、王桂林、傅其永、孔昭道是担任中级会议的;作出了决定后,就由低一级的会员分头负[18]责。”他们是浙江新军军官,实际上是光复会在浙江的领导核心。这个集团着重于对浙江的控制,而光复会总会设法控制全局,两者之间的政治态度不一。

我很赞成著名学者李剑农关于辛亥革命有两个根据地的观点。一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根据地,武昌首义后湘赣两省的响应“使武昌无后顾之忧,得以专力对抗北来的清军”。二是以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苏沪浙的响应与合攻南京使民军“取得第二之安全根据地,树立临时[19]政府”。其中,湖北作为首义之区,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浙江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一些学者认为,浙江就其制定的省约法来说在推行近代民主政治上“在全国各省中居于前导的地[20]位”。由此看来,湖北、浙江两省的情况比较典型。

根据上面的意思,下面就在地区上分别探讨湖北、浙江两省的情况,在全局上探讨同盟会与湖北集团、江浙集团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明辛亥革命遭到顿挫的原因和中国政治从传统政治如何向近代政治转型。第一节“鹬蚌相争,渔人得利”: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与所谓湖北“二次革命”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二次革命”,是1913年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然而鲜为人知的是,1912年2月湖北曾爆发过所谓“二次革命”,但它同前者不同,“此乃兄弟阋墙之争,非[21]革命也”。这一“革命”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由革命党人内部矛盾演变导致的,而其结果则是长江中游辛亥革命的失败。一 黎元洪出任湖北都督:文学社、共进会争夺之结果

湖北革命党人之间的内部矛盾,并不是在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才有的,此前就已存在于文学社蒋翊武和共进会孙武、刘公之间。黎元洪之所以被推为都督,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学社和共进会本是武汉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革命组织,但相互之间在发展会员的“地盘”上发生了矛盾。共进会由刘公、孙武、邓玉麟等人组织,最初致力于在会党中开展工作,因而“江湖人士占多数”;文学社由蒋翊武、刘复基等人领导,一直在新军和知识界中开[22]展工作,因而“军学界占多数”。由于双方工作重心不同,此时没有什么冲突。但共进会在发动会党起义多次失败后便把工作重心转向新军,这就不可避免地同文学社发生了冲突,双方都强调自己在军队[23]里“发展快、力量大”。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深感长江流域革命为必要”,乃派会员谭人凤、居正(居正还是共进会的领导人之一)来武汉力谋文学社、共进会联合,“共图大举”。蒋翊武、孙武等人也感到“离则两伤,合则两美”,有必要合并。

如何合并呢?双方均认为不但要把两团体的名义暂时搁置不用,以化除团体界限,并且要“预选一个主帅出来,或都督或总司令,以[24]备起义时好负责指挥”。但是在1911年5月上旬第一次商讨会上,双方各自强调合并对方。文学社自1月30日从振武学社改组后仅月余,“声气几达湖北各地军中,新旧会员八百余人,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各[25]军之士兵”,因而蒋翊武、刘复基等人提出:“现在文学社在军营中发展的力量很大,我们合作后,少数应服从多数,我们是可以成为主体的”。共进会代表孙武、杨玉如等人反对说:“共进会是同盟会[26]系统,直属东京本部领导,与各省都有联络”,当然居于领导地位。杨时杰则更明确地提出:“不如将文学社取消,全体加入共进会。”[27]这种分歧反映了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其一是谁合并谁,其二是合并后以谁为领导。文学社以蒋翊武为会长,当然拥戴他为领袖。共进会的领导人主要有刘公、孙武和居正三位。刘公虽为会长,但因共进会实际上由孙武主持,所以刘公“并不以领袖自居”,会员“亦未奉之为领袖”,因而共进会“无异于多头政治”。这样,两团体如何合并,“谁主谁从,领袖属刘属蒋,属孙属居,实成最大的问题”。[28]不过,正是由于共进会事实上由孙武主持,该会一些骨干主张以他为领袖,并向文学社提出,由共进会拨款作为文学社经费,条件是改推孙武为领袖。文学社一致反对,称“文学社自己有经费,不须别人补助”,并说他们这些穿军装的人,同孙武这些“穿长褂的人难与[29]共事”。这样,由于双方分歧太大,未能达成协议,只是同意“在征求各标营会员工作中,必须避免摩擦,万不可互争党员,只要能够[30]接受革命主义的同志,都是革命党员,不必分某社某会的畛域”。

到9月下旬,随着革命的时机日益成熟,文学社、共进会协商联合组织最高机关,统一指挥,“预选一个主帅出来,或都督或总司令,[31]以备起义时好负责指挥”。9月24日,双方讨论决定两大组织的名[32]义暂时搁置不用,至于“总座一席,再待日后会议推定不迟”。在此基础上,双方商定起义筹备机关的组织为:(1)关于军事,公推蒋翊武为革命军总指挥和常驻军事筹备员,孙武为参谋长。(2)关于政治,“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推刘公为总理,孙武、潘善柏、李春萱为常驻政治筹备员”。起义成功以后的军政府组织机构及人事情况如下:“总理部,正长(又称总理)刘公;军务部,正长孙武,副长蒋翊武、高尚志;参议部,正长蔡济民,副长徐明达;内务部,正长杨时杰,副长杨玉如;外交部,正长宋教仁,副长居正、刘复基;理财部,正长李春萱,副长张振武;交通部,正长丁立中,副长王炳[33]楚。”但其中问题较多:其一,共进会在此前制定的计划中,以刘公担任湖北大都督,负责领导湖北起义,综理军、民两政。而这里改“都督”为“总理”,虽然仍由他担任,但职权小于都督,“意思就是要他专管民政,不要干涉孙、蒋二人军事大权”。军政大权由蒋翊武、孙武二人分担,蒋以总指挥名义专管军事,孙任军务部长专管军事行政。这种权力制衡关系“极不明确,究竟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这显然不利于革命,但“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得到暂时统一”。其二,虽然“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34]决处理”,但孙武“既担任军事总指挥部参谋长,又兼任军政府的常驻筹备员,并且还预定要出任未来军政府的军务部长(蒋翊武却要变成他的副手),其实际权力显然有凌驾于蒋、刘二人之上的趋[35]势”,因此并未达成权力妥协。由于黄兴在同盟会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为了解决三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大家决定邀请“威望和能力不仅可以压倒三人、三人也乐意接受的”黄兴“来湖北做都督”,并认[36]为“这是个解决主帅问题的最好办法”。从某种程度来说,如果黄兴能够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赶到武汉,则黎元洪是“绝对不会被推为[37]都督的”。可惜,同盟会未给予足够重视,黄兴远在别省,10月28日才到达,丧失了大好时机。虽然刘公、孙武和蒋翊武未尝不可以代理主帅之职,但三人之间既然未达成妥协,因而在“发动革命的[38]人物中还没有形成一个众情悦服的领袖”,“故诸同志不得不舍其[39]旧而新是谋”,从而为黎元洪担任都督制造了机会。

黄兴出任都督的前提条件,是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能团结一致拥戴他。黎元洪也具有一定的资格和条件:(1)在革命党人眼中,他曾经参加过甲午战争,“于中国的国耻,实有深切的感触”;他[40]“自己虽赋性忠厚,却甚能援引新人才,常勖勉部属爱国”,而且[41]“军事学识均优,对士兵亦无恶感”,“廉谨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文士”,因而“众望归之”。拉他加入革命,不但“可以慑伏清[42]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而且“容易和他合作”。(2)辛亥革命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革命党人认为黎“虽无革命思想”,但“彼同属汉族,终必表[43]同情于革命”。(3)武昌起义以军队为主力,革命党人“在军队中的同志都是士兵,最大才是连长,如果以连长当总司令,那末一个[44]人也管不到”,而黎元洪“是混成协协统,号召力比较大”。因此,蒋翊武事前就提出以黎元洪为都督;起义爆发后,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又重提此议。可见,革命党人由于未能协调好谁出任最高首领的矛盾,再加上黎元洪本身具有一些资格和条件,都督一职落在他身上在所难免。这样,在武昌起义爆发的次日,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派,都把眼光集中在黎元洪一人身上,一致拥戴他为湖北都督。

由上可见,如果文学社、共进会能摒除私利、私见,不争领导权,统帅问题的解决并非难事。共进会曾拟定以刘公担任湖北大都督,但是不仅文学社反对,就是共进会内部的孙武也反对。如果蒋翊武、孙武、刘公三人在武昌首义爆发后相互谦让而暂推一人代理主帅,革命党人也不会“不得不舍其旧而新是谋”!章太炎就此指出:由于湖北各革命团体相持不下,“谋帅无适任者,以公(即黎元洪)善拊御,[45]皆属意公”。二 黎元洪地位之巩固:革命党人、立宪派矛盾之结果

革命党人在推戴黎元洪为都督的同时组织谋略处,“筹划并处理[46]一切军政事宜”。谋略处成立后即决定:(1)湖北军政府暂设参谋、军务、政务、外交4部。以张景良为参谋部长,杨开甲和吴兆麟为副(吴出任第一协协统后,副部长名义仍然保留,以杨玺章代理);以孙武为军务部长(当时孙武尚未赶到,由张振武代理),蒋翊武(当时也未返回)、张振武和蔡绍忠为副;以汤化龙为政务部长(未到),张知本为副;以胡瑛为外交部长,王正廷(尚在上海)为副。(2)成立4协部队,分别以吴兆麟、杜锡钧(旋任军令部长,由何锡蕃继任)、成秉荣、张廷辅任协统。从这来看,虽然谋略处由革命党人控制,军务部长和外交部长由革命党人担任,但是不得不把参谋部和政务部分别让给旧军官和立宪党人。在4个协统中,张廷辅是文学社社员,吴兆麟曾经是日知会会员、首义临时总指挥,其余均为旧军官。这样,湖北军政府由三方面构成。由于黎元洪、汤化龙分别担任湖北都督和政务部长,有人认为革命党人“既心甘情愿地把关系政权建设的‘民政’委之于立宪派,同时又把作为政权支柱的‘军权’交[47]给了黎元洪一类旧军官”。

但是,这不能说是革命党人“心甘情愿”的,张振武等人在吴兆麟推举黎元洪时就反对说:黎“素非同志,必不能为革命出力,用之[48]何益?”但是,决定权力的是实力,革命党人力量有限,在军队中不过占1/3。起义时,熊秉坤就竭力想以文学社在工程第8营总代表的名义行使临时总指挥职责,但是深感“调度困难”,不得不“力为[49]赞成”,推举“兵颇信仰之”的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原因也在于此。至于立宪派,汤化龙等人一表示赞成革命,湖北各资产阶级团体就站到革命一边。这样,“以黎、汤故,旧[50]日军官佐及政学界附从者日多”。因此,革命党人不得不分权与他们。而黎元洪对“当时一切计划,均由重要党人作主,黎不过画诺而

[51]已”的状况深感不满,决定让立宪派和革命派去争斗,自己坐收渔人之利。他借口武人不知民治,声称如不与立宪派合作,那么他本人只能有死而已。立宪派则想借黎元洪以钳制革命党,认为“我等与[52]黎公同是铁路协会职员,事成我等则生,事败必俱罹党祸”。这样在军政府成立初期,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在黎元洪的支持下,立宪派10月14日以“军政府方用兵,自无[53]暇问民政,非建军民分治之制”为由,要求对军政府组织进行改革。居正等人也认为“仓卒成立都督府,而军政府各种组织,殊不完备,行政上尤漫无秩序”。于是,汤化龙与居正起草《军政府暂行条例》,并由居正出面提出,“谓为同盟会本部所拟,免各同志怀疑”。[54]因而“获全体通过”。根据该条例:(1)都督权力极大,总揽军政事宜,“凡发布命令及任免文武各官,均属都督之大权”。军令、军务、参谋、政事4部“均直辖于都督,受都督之指挥、命令,执行主管事务”。前3部自下级军官以上、政事部自局长以上,“均由都督亲任”,“各部、各营下级军官,由该管长官呈请都督札任”。并规定“关于军政重要事件,由都督召集临时军事参议会议或顾问会议,议[55]决施行”。(2)政务部改组为政事部,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7局,俨然具有内阁的规模。暂行条例颁布后“即按条例举人”,谋略处被取消,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控制减弱。黎元洪以都督身份兼任军令部总长,“军事方面权力集中在都督身上”;“政治方面权力集中在政事部”,该部7个局长都是旧谘议局议[56]员或与汤化龙“亲近的人士”。因此,立宪派大为高兴,宣称“军[57]政府始井井有条理可观矣”。

为什么居正出面提出此条例?难道革命党人是因为他提出才接受的?除了旧军官和立宪派的势力大于革命势力这个原因外,起码还有两个:其一,不能将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争执看做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因为两派并非两个敌对阶级的派别,而是同一个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政治代表,其终极目标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所采取的手段、方略和预拟在变革后建立的政体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因此,宋教仁、居正等同盟会骨干同汤化龙等立宪派人物“商讨建国方略”,希望共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而奋斗;汤化龙与[58][59]宋教仁、居正等人“促膝谈论”,“相交甚好”。其二,革命党人自有打算。首先,文学社社员詹大悲等人认为“武昌军政府的领导[60]权已经糊里糊涂地落到了反对革命的黎、汤手中”,计划在汉口成立军政分府,再设法夺回军政府权力。其次,成立总监察处(一说称总稽查处),监督都督以下各职司。总监察由刘公担任,并假托是大总统委任的,其职权同湖北都督相等,各部首领须先得其同意,“交[61]由黎督执行方可”。再次,“以四部鼎立,恐稽查不周”为由,以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蔡济民、高尚志、徐达明任参议部顾问,邓玉[62]麟与聂豫、李翊东、刘度成任军务部参议;并以参谋部“秩序紊乱,对于政守毫无着实主见。且于筹画用兵战守,统筹全局,关系甚[63]大”为由,成立兵谋科,“专任用兵方略”。革命党人通过这些组织设置,努力左右黎元洪和汤化龙。

在上述第二个原因下,双方矛盾日益激烈。汤化龙指责革命党人将黎元洪变成傀儡,策动黎元洪反对。革命党人则指责汤化龙“曾主[64]张君宪”,“与革命主义不相容”,因此,“反对政事部改组声浪,[65]愈唱愈高,几乎要动杀机,汤化龙成了众矢之的”。在10月25日召开的会议上,革命党人提出:“临时政府尚未成立,而各省反正之后,文电往来,推戴鄂军政府,愿听调遣,所有现在七局,除取销文书局外,应令各局独立,改称为部,另组中央机关以重全国瞻仰。”[66]汤化龙不得不同意,并称愿意退而担任编制部长。这样,又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规定:(1)由都督“执行军政一切事宜”,“代表军政府人民施行职务,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军政府恢复土地所有建设各事宜,暂由都督咨询参议会议决施行。”(2)废政事部,外交等局改部,与军令、参谋、军务3部直隶都督之[67]下。各部正副部长“暂由都督委任”,并“得兼充参议员”。旧军官杜锡钧、杨开甲虽然分别担任军令、参谋两部长,但革命党人孙武、杨时杰、胡瑛、李作栋、熊继贞、张知本分任军务、内务、外交、理财、交通、司法等部长,因而有学者认为“党人由劣势转为优势”。[68]

表面上,革命党人似乎转为优势了,实际不然,收获最多的是黎元洪。根据10月16日所颁条例,他达到了以立宪派牵制革命党人的目的。虽然他同汤化龙分掌军权、政权,但法律上规定他总揽军政大权,都督权力最大。根据10月25日所颁条例,虽然革命党人担任的各部正副部长可兼任参议员,参与立法、议政,即同黎元洪共同掌权,都督发布除战事外的所有命令都须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但实际上黎元洪不但利用孙武等人基本铲除了立宪派,而且因17日举行的[69]隆重推戴誓师典礼,和革命党人遂能“上下一心”。可见,从10月11日到25日,黎元洪利用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之间矛盾,初步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三 所谓湖北“二次革命”:“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11月20日,在沪各省代表议决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黎以此名义执行中央政务。他感到羽毛丰满了,“便视革命党人为眼中钉,开始了一系列排斥打击革命党人的阴谋活[70]动”,而革命党人内部的权力斗争恰恰为黎元洪所利用。

前面已经指出,刘公、孙武、蒋翊武三人虽然相互妥协而决定以后再议领袖问题,但“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71]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吴兆麟描述说:“辛亥武昌首义后之湖北,革命党人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刘公、邓玉麟等,既非军人,又非文士,又非政治家,只称为革命同志耳。对于国家一切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跋扈横行,肆无忌惮。与海外同盟会不相联络,彼此倾轧,又与民主党汤化龙等亦不妥协。而孙武、蒋翊武、刘公三人彼此趋向各异。蒋翊武则与同盟会接近,孙武暗与孙发绪等商量,另组民社……推黎元洪为首,以与袁[72]世凯联合,对抗孙(中山)、黄(兴)。”这段描述不但指出了当时革命党人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孙武和蒋翊武之间以及共进会内部刘公、张振武等人和孙武之间,还指出了矛盾的性质主要是权利之争,同时含有革命与不革命之争。

首先,蒋翊武和孙武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蒋翊武指责孙武是[73]“流氓,革命的动机也不纯洁”,“在军府呼朋引类”,联合同盟会[74]反对孙武。孙武指责蒋翊武“植党营私,不服约束,不遵调遣”,[75]暗合黎元洪,“挟黎以制文学社”。蒋翊武在武昌首义后赶回,见黎元洪就任湖北都督已成事实,无可奈何。他虽然“参预谋略机要”,[76]充当“军事顾问兼联络使”,但是“任职在闲散”,没有什么实权。他同文学社社员詹大悲、何海铭等人商量成立汉口军政分府,以之作为文学社的重要据点,计划“如果军政府分府将来基础稳固,再[77]以革命派将武昌军政府另行改组”。与此同时,蒋翊武见文学社在军政府里没有什么人选,认为不利于文学社,因而尽力争取把文学社社员安插到军政府各部门去。

孙武认为,成立汉口军政分府是同以他的军务部为中心的军政府作对,于己不利。他指责蒋翊武成立汉口军政分府是“专以膨胀势力[78]为主”。他“请任张景良为总指挥牵制之”。张景良不但是黎元洪的心腹,且有通敌嫌疑,“凡蒋所计画,悉不容”。由于当时汉口直接处于清军进攻之下,失去汉口,文学社就会失去重要据点,蒋翊武[79]乃提议由社员张廷辅“率师出武胜关,遏清军南下”。此议本来合理,但因被认为是发展文学社势力而未被采纳。这样,形势急转直下,虽经黄兴奋力拼杀,也未能挽回汉口10月31日被清军占领的失败局面,汉口军政分府随之被取消。

汉口失陷后,蒋翊武、詹大悲、胡瑛等人商量认为若退回武汉,孙武和立宪派不但“不能相容”,还会乘机强加“一个失陷汉口的罪[80]名”,对文学社极端不利。因此,他们决定一面由詹大悲等人东到江西方面求援;一面将部分文学社掌握的军队,由时“为文学社所爱戴”的宋锡全和副社长王宪章率领南下长沙,帮助湖南都督焦达峰巩固湖南,“以作不得已时之退却准备”。黎元洪、孙武则一面以“临阵退缩、携款潜逃”的罪名,要求发动政变杀害焦达峰而上台的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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