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毅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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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试读：

总序

西南边疆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西南区域地方史与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中国边疆学等研究领域，以及当代西南边疆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上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在“西南边疆项目”进程中正在陆续完成。“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通史类专著，或者是学术综述、评议，尤其强调作品的原创性、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质量第一”是我们遵循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必然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地设置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调“文责自负”：“西南边疆研究系列”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研究这个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也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不断繁荣。

自2008年正式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西南边疆项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西南边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江蓝生同志对项目的有序开展一直给予悉心指导。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云南省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云南、广西两省区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在此一并深表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一贯为学人称道，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表达由衷的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编委会2012年10月序

作为“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中的一个课题，徐毅先生的《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已如期完成，并顺利通过结项。在即将付梓之际，作者嘱我作序，作为曾经是作者博士后的“合作导师”，我是无法推辞的。

应该说，徐毅先生的这个选题是很有创意的。早在申报这一课题时，他就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当时是非常支持的。其后专家委员会顺利通过，也充分表明了对这一选题的肯定。我一直以为，清代在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过程中，其推行的文教政策及其效果是非常突出的，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清代在西南边疆地区推行的文教政策，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表现在如同内地一样地普及教育，广设学校，兴义学、办书院，全面推行科举取士，更为突出的是，在推行文教政策的过程中，对广西、云南、贵州这三个所谓的文化“小省”采取了政策倾斜，如学额、乡试中额的确定，取中进士人数的规定，庶吉士人选的分配，都给予了特殊的照顾。清政府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对京师首善之地，“培养宜优”；对广西等三个小省要求“鼓舞宜亟”；而对其他大中省则是“利益宜均”。毫无疑问，“鼓舞宜亟”成为了清前期对广西等省推行文教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其目的当然是要获取当地人民的“倾心向化”。这一指导思想取得了成效，对广西而言，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在本书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在关注广西的科举问题时，有两个现象曾引起了我的兴趣：一是清政府规定，土司不许参加乡试，但在贵州和广西都有土司自愿放弃土司职位而申请参加科举考试，而且都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这是耐人寻味的；二是在广西这样一个文化小省，它的临桂县居然在有清一代出了四个状元，着实令人赞叹。这是除了苏州府的长州、吴县、常熟三县之外，全国其他任何州县都没有超过临桂县的（浙江的仁和县也仅与临桂比肩，同为四个状元）。这也是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清代在广西推行文教政策的重要原因。

以往对广西教育、科举的研究已有了不少成果，与这些成果相比，徐毅先生的研究更有创新之处。他是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治理入手，着重分析清政府文教政策的利弊得失，特别是注重对深层次的思想挖掘。他不是对制度做简单的静态描述，而是把文教政策放在清政府实施教化的全过程去进行动态考察，描述了有清一代在广西推行文教政策的发展轨迹。从写作特点看，作者抓住了几个重要时期的几个典型事例，并以此为线索展开分析论述，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并在许多问题上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与思考，这也是本书的成功之处。可以说，徐毅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另外，出于行文的考虑，作者并未把清代广西的教育、科举的基本情况一一在各章中列出，而是以附表的方式集中列在了书后。其附表共有十三个之多，这也是作者对清代广西文教事业基本状况的一个梳理，也是很有价值的，读者不仅可以集中了解相关方面的情况，更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作为“西南边疆项目”的一个课题，时间紧，任务重，徐毅先生能够在规定的两年之中完成，还是相当不易的。据我所知，他不仅查阅了大量史料，还多次深入到广西各县去做调研，收集地方资料。如本书所引用的恭城县《重建文庙碑记》，就是他到当地学宫旧址抄录的，他的这种治学态度还是值得提倡的。

本书是“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将出版的第一批专著之一，为此，我还是要感谢徐毅先生为这一项目做出的贡献，并且希望他能够把这个课题继续深入下去，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是为序。李世愉2012年3月 于北京

导论 “普世主义的教化工程”与“广西”：对清帝国前期治理策略的思考

本书的目的是探究清帝国前期满人是如何对于一个具体的区域施展其特定的治理策略。其特定的治理策略指的是建构一个超越传统的“汉化”治理模式，具有普世意义的教化工程；其具体实施的区域是指处于“中国”与“蛮夷”之间、“内地”与“边省”之间的过渡地带——广西。在展开全面探讨之前，有必要对本书所围绕之核心概念与研究架构做一阐述。

一 是“汉化”还是“教化”

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教化”，即是一部需要进行复杂化理解的典范。以传统史观视之，一朝一代对于边鄙地区的教化，乃可以归入所谓“汉化”模式的一部分。言及“汉化”，不免使人遥想十余年前何炳棣与罗友枝（Evelyn S.Rawski）之间关于所谓“汉化”问题的那场著名的辩论。自诩“汉化”模式捍卫者的何炳棣，四[1]十余年前即以《中国历史中清代之重要性》为题，认为满洲皇帝一如汉人帝王推崇中国文化，祭孔朝圣，钦刊经书，更推广儒家教化之术，虽为异族入主中夏之政权，然其制度上汉化之质，不让汉人政权。更因其汉化至深，几与汉人相侔，故其部族政权得以迈向汉式中央集权帝国，且赢得汉人菁英支持，从而以一个异族君主身份而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可谓成功。而近二十年后，罗友枝则以《再思清代：中国[2]历史中清代之重要性》作为何炳棣旧文的一个时过境迁的回应。罗氏之文章，既为再思（Re-envisioning），且副标题系何炳棣二十年前旧文之翻版，旧事重提，罗氏别有新解。特别对何炳棣所捍卫之汉化模式，更是另有新论。罗氏旗帜鲜明地提出：所谓“汉化”模式乃系20世纪国族兴起以降，在国族主义之指引下的历史编纂者对历史所进行的近于一相情愿的诠释。在汉化模式之下，所有进入汉人地区的非汉族裔，均为汉人文化同化而同于汉人。罗氏以为这种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模式，抹杀了中国历史上诸多民族的各具特色的面貌和作用，故应当从历史编纂中让位，而代之更为多元的书写模式。以取代汉人政权明帝国的清帝国为例，清朝君主虽入主明都，而为君临中国之天子，然其作为非汉君主，又遵循其异族祖先之习俗，且在被深厚浓重的汉文化包围的同时，竭力保持自己本民族的特色，更将此一特色投影于包含了众多民族的广袤帝国的实践统治之中。从而形成了清帝国这一异质政权特有的多元治理模式，与先前的汉族政权的治理模式大相径庭。

面对罗友枝如此“肢解”汉化，自然引起何炳棣的反驳，何氏以[3]《捍卫汉化：驳罗友枝“再思清代”》为题，属长文以为罗文之辩驳。何氏在这篇长文末一面提醒罗友枝要记住“Sinicization”一词对应中文解释“汉化”诚然良是，然非绝对精准，更为精准之解释当为“华化”，即是所谓“中国化”，并且教训罗友枝当开始探讨汉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进化作用。何氏更给出汉化三大要点，不妨撮其大义如下：

一、中国文明之广博杂糅，使异族征服者汉化成为不可避免之方式。

二、汉化固有之力，源于汉人人本信仰，推己及人。汉人宽阔无私的心胸、虚怀包容之心态以及丰厚的物质利益所在，使异族之汉化通常为自发而非强迫的。（这一点，可以对应史籍中常用的一句话“倾心向化”。）

三、汉化乃一绵延持续且不断扩展之过程，中国文化之传统，亦能应时趋势，其它文明亦被中国吸纳，以调试中国变化之需要，从而亦被汉化，故汉化有其长期存在之意义。

何炳棣—罗友枝令人瞩目的论辩虽已事隔数载，然其各自提出的诸种对撞激烈的观点，与今视之，业已化为旧日传统清史研究与方兴正隆的“新清史”研究之间争论的焦点所在。如何文所述，教化乃是传统清史研究中异族政权所推行主要汉化策略之一，故上述争论亦投影至本书所探讨的主题之一——“教化”问题之上。在传统清史研究稳坐泰山之日，教化即为汉化的表现形式，几为定论，毋庸置疑。然于诸说竞起，各执其理的今天，以一种复杂而多元的视角来进行审视，则清帝国之“教化”是否仍为汉化的表现形式，则大可商榷。

治史之要，贵在贴近历史以理解之目光审视分析之。故而若是深入体悟清代异族统治阶层之心理，即会很容易发现，若以“汉化”来简单定义清帝国推行的教化策略，于时人而言，不特感觉讶异，更是一种犯忌之举。就清代君主而言，自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夏以降，就对自己非汉族身份倍加敏感——对长期在汉人传统政权统治下的民众，特别是文士（知识菁英）眼中，像满人这样的夷狄之类，不可与汉人相提并论，甚至不应当以人道待之，“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4]国之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既然“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故建立了清王朝的满人不过是借中国内乱之机攘夺了政权的篡位者。因此，对居住中夏的汉人而言，政权“可禅，可继，可革，[5]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面对如此喧喧嚷嚷的反满舆情，清代君主的应对之策固然是在汉人面前将自己扮演成更为亲切的汉人统治者，以汉人习惯的方式对其[6]进行统治，这一点固然不虚。但这绝非清代君主的全部面容，翻检史籍，我们也看到，作为满人入主中国的清代君主，对汉化是何等的大加申饬甚至是避之唯恐不及。1740年5月，即位甫五年的乾隆皇帝就对宗室奏折中满洲姓名两字分写这一仿习汉人风习的细事大加训饬，下旨宗人府详查。这些看似微末的细节，足可彰显清代君主对[7]“汉化”的这种敏感心理，并竭力地保持满人特有的身份认同。如此这般看来，清代君主至少就有了面对满、汉的两种不同的面容。但这仍远远不是全部，我们从雍正皇帝的一系列具有强烈政治隐喻味道的行乐图中，可以窥得这位时而做蒙古王公之形，时而做西藏喇嘛之[8]态的君主，拥有着多重针对不同族群的不同面容。面对帝国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臣民，清代君主所表现出的乃是不同的统治者形象。帝国对这些不同区域的不同臣民，亦各因其宜，实行不同的统治政策。故而清帝国治世理念，与往昔汉族政权迥乎不同。对往昔的汉族政权而言，或名正言顺的“用夏变夷”，在其所视为夷狄的地方推行“汉化”，以期“夷狄”化为“中国”；或恪守“王者不治夷狄”的圣人之道，采取无为放任之政策。而在由异族统治者所建立的清帝国，其核心理念则是构建境内不同民族和区域皆认同帝国的多元化统治模式，在此一模式之下，帝国境内的各民族和区域只要在政治上臣服于清帝国，即可保持自己在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帝国亦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存在采取优容甚至是鼓励的态度——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作为职贡图上的绚丽多彩的点缀而已。

那么作为一个统治着一个广大帝国的异族君主，当使用何种方式，才能将其境内天南地北、形色各异的不同臣民都整合纳入到帝国的统治体系之中，或者说，是如何构建出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帝国治理模式呢？“汉化”这种单线模式，在修辞和观念上，已然由[9]于清帝国统治者的异族身份不得而用。清帝国亟须找到一个符合其身份的替代品。于是一向为传统中国统治者，特别是汉人统治者倍加推崇的儒家思想便进入清代统治者的眼界当中。儒家思想积久以来被宣传为古圣先贤圣圣相传之道，其中包含尧、舜、汤、文、武等令后世追崇艳羡的历代圣君治国要法，不仅为知识菁英，更为一般俗众所认同；更重要的是，儒家一直以来便宣传自己的理念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儒家为世间万物安排了清宁祥和的秩序，如划分五服，从居[10]于王畿抚育四方的天子，直至处于最边缘的要服、荒服。儒家已然将世间一切尽数涵盖其中，故只要略加改造疏通，儒家就可以上升为帝国的意识形态，从而将民众对儒家思想的认同转化为对清帝国的认同。故解决问题的唯一也是最为合用的方案，即是将号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儒家思想，巧妙地运用于帝国的治理当中。清代异族君主利用儒家经典和古圣先贤教诲中模棱两可的词句，消解民众特别是笃信儒家的知识菁英基于华夷之辩而产生的抵触心理。同时，运用高超的手腕打造自己儒家理想圣王的形象。

对清代统治者而言，儒家思想中具有普世主义的一面，只要小心地将其中关于华夷之别的部分剥离开来，就很容易为异族入主中国建立政权提供合理而合法的权威根据。在儒家看来，统治者取得合法地位的关键与其身份无涉。儒家所推崇的古代圣王如尧、舜、文王，其出身皆微贱。更令清代异族君主欣喜的是，儒家经典中明白无误地指[11]出，舜为东夷之人而文王为西夷之人，由此观之，作为夷狄入主中国的满人君主更是名正言顺。君临天下的合法性来源只有一点，即是承受天命，而承受天命的唯一方式，就是德行足以匹配天地，以之[12]养育教化万民。入主中国的清代异族统治者，就以这种方式构建出一个超越一般“汉化”模式之上的、更具普世主义的意味的儒治帝国的模式。相对于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化”，清帝国的统治者已然构建出一套特有的“中国化”模式。

一如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的上谕中所明白宣示的那样：“从来帝[13]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作为一位“抚育区夏”并戮力践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异族君主，教化成为了其统治智库的重要策略，清朝统治者，亦以“教化”这一儒家治国模式名正言顺地取代了极易招惹物议的“汉化”模式。相对于以汉族为中心的单线的“汉化”模式，清帝国的“教化”的内涵更为复杂。本书所提出和要解决的问题也正在于此——清代异族统治者是如何构建一个庞大的教化工程，又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出一个超越传统“汉化”模式之上、具有普世意义的特有统治模式的？

二 诠释“帝国”与“帝国治理模式”

要解答上述问题，就需要对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帝国”和“教化工程”进行一番阐释。首先可能最引人注目的是“帝国”一词。若将“帝国”一词用于形容明清两代的统治，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误解，甚至感到不安或不快。在多数的中文语境之中，“帝国”（Empire）这个词太多与“帝国主义”（Imperialism）联系在一起，让人联想起19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殖民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在久习于革命话语训导的语境中，帝国被理解为（甚至是具象化为）一个对领土和权力贪得无厌的饕餮巨灵（Leviathan）。帝国惯于穷兵黩武，依靠坚兵利器鲸吞周边的国家，攘夺其所至之处的所有财产和土地，并且使用种种酷戾手段役使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这种眼光之下的“帝国”几乎成为了七宗罪中“贪欲”的化身和残暴的代名词。尤其是19世纪以降，西方殖民帝国扩张领土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在舆图中添上更为宽广的国界线——那种为扩张而扩张的旧帝国主义模式已成明日黄花，而为新的模式所取代。此一模式下，“帝国”扩张的目的，[14]乃是经由政治控制以获取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中叶以降，西方殖民帝国的触角开始触碰中国，并最终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成功地将中国纳入到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当中。按照上述观点，[15]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沦为了“帝国”的受害者。“帝国”和“帝国主义”成为了近代中国建构的饱受伤害的历史记忆当中负载屈辱最多的一部分。

本书在这里无意否认近代中国遭受过殖民帝国带来的灾难。但需要指出的是，用一个在19世纪生成的“帝国”概念去指称17世纪、18世纪甚至更往前的中国情势，实为大谬。然而，沉溺于近代对“帝国”明显带有贬义的定义之下，而对这个词避之唯恐不及，则又是一种杞忧。同时，这也使我们忘却了“帝国”这个词在中文中最基本也是最原初的定义——只需将组成这个名词的两个字分开解释再合并在一起即可：“帝国”就是由皇帝统治的国家。中华帝国拥有“帝国”这个词的基本概念所引申出的三个最基本特征：以皇帝为中心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维系这一集权体制所需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16]及在这一体制统治之下的广袤领土。故而，在本书中，我们用“帝国”去指称明、清两代的中国，毫无疑问是极为恰当的。同时，在本书中也运用了与明、清两大帝国类似的概念，如明代、明朝、清廷、清朝或清代等。

但是诚如前文所言，“帝国”这个概念亦需要进行复杂化的理解。如前所述，帝国是一个版图非常“巨大”的国家。诚然，翻开历代舆图即可看到，中华帝国自秦汉直至明清，领土不断扩大，版图也像宣纸上滴下的墨汁一样不断向四维扩张，形同西方殖民帝国之所谓“扩张主义”（Expansionism）。然仔细查考，实形同而质异。中华帝国的所谓的“扩张”，在帝国时代的时人眼中看来，则更多的是恢复传说中帝禹所划分统御的天下九州的旧疆，并将帝国在那里的统治巩[17]固坐实而已。从另一个更为现实的角度来讲，中华帝国周边环伺的边疆部族对帝国的侵扰不断，使帝国防不胜防。帝国不得不以攻为守，借扩张为手段以剪除威胁，保障边疆安全。而对本书所研究的清帝国来说，虽在一向以中国自居的汉人眼中视为异族，然其定鼎中夏后，即以前朝汉人政权之统治中心为中心，以中国为帝国之重。清而视明，确系版图大广，然而仔细查考其扩张之领土，除清人龙兴之地满洲以外，即为其协同盟友蒙古、新疆二地。清之视蒙、疆，视为外藩屏障，非是征服而来，惟其僭号不臣，清帝国方以宗主的身份去讨伐叛逆，若其倾心称臣归附，则清帝国待之殊礼，许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自治”，远不同于在帝国的核心地区所实行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经常被滥用的术语，即“中央集权”（Centralism）。套用泰勒（A.P.Tayor）讽刺性的比喻，这个词常常让观看者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怪诞景象：帝国的统治者——皇帝像盘踞在网上的蜘蛛一样，挥舞着无数只手臂，操控着手下的大群提线傀儡般的官僚对整个帝国进行统治；皇权从皇帝那里通过这些官僚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又从帝国的各个地区汲取养分和忠诚以使帝国国祚绵长。这种解释看似可以自圆其说且条理分明，但却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帝国之所以为帝国，恰因其复杂性使然。对一个体积庞大的帝国而言，其能够真正进行直接控制的就只有它的帝国中心及其周边的核心区域。而与帝国中心山河杳远的边疆地区，帝国则手段有限，力所不及，只能采取派驻代理人的间接的统治方式。对帝国而言，要整合其境内的或远或近的不同臣民，就不得不向广阔的空间让步。本书所讨论的清帝国，即是最为典型的范例。统治着一个领土广袤包含着不同种族和人群的清帝国，其真正能够直接进行管理的地区，其实就只有京师以及周边的直隶地区。对环绕其外的更为广大的帝国领土，则按距离帝国中心地区远近，施行从半直接到间接再到自治的统治和管理。

前两种情况所囊括的地区，乃是儒家经典《尚书》中所划定的“天下”范围，即是前文所提及的“禹贡九州”。清帝国将其划分为十八个行政区划——“省”，由帝国中央向地方派驻代理人的方式进行治理。但具体而言，亦各有别，最为靠近帝国中央的受帝国半直接[18]控制的省份与帝国直隶的省份，如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常被合在一起称为“内地”，若从文化和种族的角度来看，则这些以汉人为主要臣民构成的省份亦被狭义地称为“中国”或是“中原”。基本上，这些省份只存在一套帝国的地方官僚体系，同时也是清帝国从明代继承下来的一整套汉人政权的官僚体系，包括从巡抚直至下层的知府、知县等。那些帝国实行间接统治的省份，则处于帝国边缘，与邻[19]国或与下文将要提及的第三类自治地区交界的省份，如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这些省份固然亦存在总督、巡抚等来自帝国中央授权进行统治的正规地方官僚体系，但同时亦存在一套与帝国官僚体系平[20]行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政治共同体”，这些政治共同体一般是[21]山林草泽之间非汉族裔所组成的部族政权（“苗蛮之属”），如桂、滇、黔省的土司和苗寨等，帝国同意这些部族政权在政治上实行[22]自治（“各君其君，各子其子”），作为交换，这些部族政权认同[23]帝国的统治并对其输贡臣服。而第三种情况，如蒙古、新疆、西藏等，清帝国则如前所言，采取更为经济也更为实际的方式进行治理，仅仅是将其以藩封待之，派驻将军或是大臣作为参赞，以提醒这些半自治的王公和活佛们，帝国天威近在咫尺。

如前文所述，在传统的治史者眼中，清帝国对于这些不同的地区，采取一种同质性的统治策略——“汉化”策略，有关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兹不多述。现在正在兴起且方兴未艾的“新清史”研究，则几乎毫无例外地将目光投在清帝国的内亚部分，即上文所述的满、蒙、藏等第三类地区，着重研究清帝国对第三类地区的武力拓殖以及对当地“少数人群”的控制。“新清史”常将清帝国与欧洲地理大发现以降兴起的拓殖帝国相提并论，并且声称找到了两种帝国模式之间的若[24]干共同点。尽管“新清史”在叙述中会不断提醒自己和读者清帝国与西方殖民帝国截然不同，但在“新清史”的具体研究中，将西方拓殖帝国的诸种特征拿到时空背景大相径庭的清帝国身上进行“对号入座”，得出的结论自然给人以清帝国绝类西方的殖民帝国的感觉。[25]这就使得“新清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前文所言的用19世纪生成的西方“帝国”概念去阐释时空迥异的清帝国的自我矛盾当

[26]中。近来有学者在继承“新清史”多元的研究视角之基础上，开始纠正其太过关注满、蒙、藏等第三类地区的偏颇，重新关注清帝国治下的内地省份，“江南”成为他们关注内地省份的代表。张勉治的研究以“南巡”为视角，认为清帝国对江南这一内地省份的治理如同[27]第三类地区一般，采取“武力威慑”的策略。杨念群的新著则从更全面而多元的角度探讨了清帝国治理江南的策略，认为清帝国作为异族政权能够建立其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现了对核心文化区域“江南”的成功改造和治理，其对江南的治理策略与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方略颇有不同，并非传统“汉化模式”所能完全解

[28]释。

除了第一个“汉化”的治理模式研究以外，后面两类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选择具有鲜明特征的区域进行研究，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不是满、蒙、藏等这些不入传统帝国划定的“九州”之内的帝国的内亚边疆，就是全然为汉人的内地省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各具鲜明特色的地域之间并非有一条完全泾渭分明的边界，而是有着一条绵长而广阔的过渡地带，恰如前面所提到的墨汁譬喻，以京师为中心滴下的帝国权力的墨汁，在帝国舆图的宣纸上由近及远向四维扩散，每向远处扩散一些，权力的墨色就随之变淡，由墨色最重的汉地之“中国”至墨色最浅的边地的“蛮夷之所”和边疆的蒙、藏之区，中间有着自然而宽广的渐染之处，而这块渐染之处既非完全的内地，亦非全然的边省，处在一个非中非外的特殊之地，故而不是被随意划归内地，就是被推至边境，时常被轻易地忽略不提。但恰恰是这种归属的模糊性，成为了这块横跨边界的渐染之地最大“特色”。也只有这块尴尬之地，方能最好地显示出清帝国统治模式的多元特色的标本，因为帝国不得不将统治内地和边省的两种几乎截然不同的模式以种种恰到好处的方式整合在一起，方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

再没有哪个省份像广西一样如此鲜明地具有“渐染之地”的全部[29]特征了。在17世纪一部由私人编纂的百科全书《三才图会》中，编者如此介绍广西这个模糊而尴尬的地方：

广西，古百粤地，当岭南右偏，三江襟带，提封甚广。然内给藩封，外困边圉，而风声气习，又视广东特异。如府江绵亘八百里，则已半为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为寇窃。不但古田、荔浦县苦其蚕食而已。浔州则大藤峡跨在黔、郁二江之间，诸蛮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则投窜。虽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兴安、西延六峒与武冈州、阳岗接壤，徭实据之，是为桂林北境之患。柳、庆以西，则八寨号为盗区。洛容怀远，竝罹惨毒，而宾州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带，惟岑氏最强，思田既已残破，则泗城州犹婴樊之虎计，非削弱不可也。

广西“内给藩封，外困边圉”，跨越内地和边徼两个区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融合在了一个行政区划当中。对身在“中国”的汉人来说，这个模糊之地无疑是相当危险的，时时有蛮夷剽掠之险。身在此处，不免给人一种无所归属之感。

同时，《三才图会》编者亦指出，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广西内部危机重重，帝国对其难于治理。这丝毫不奇怪，因为处于临界点上的事物最难把握。帝国对地方治理的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如何拿捏分寸，恰到好处。对帝国直接和半直接的内地省份，其内部凝聚力较强，帝国视之若坚硬磐石一般，需要竭力抓在手中；而边省苗蛮和塞外蒙藏则各为君长，不相统属，如同一盘散沙，抓得愈紧，沙子就从指缝间流得愈快，故只能用手轻掬。而对像广西这样处在临界点上的省份而言，则如同介于磐石和沙子之间砂石，抓得太紧，则会变成沙子从指缝间流失；而动手太轻，则又难以抓牢。帝国治理之难，恰在于此。可以说，帝国对广西的治理并不属于上文所提及的“汉化”、“边疆”与“江南”三种治理模式。那么，帝国的权力究竟以何种方式深入广西？当采取如何方式方能恰得其当地将其握于掌中？面对这样一个模糊而尴尬的非中非外之所，帝国又当采取何种治术以治理之？

三 “教化工程”与本书的研究旨趣

如上文所言，清帝国既以儒治为理念，故其治理之术归根结底不外两端——一为武力，一为文质，而作为文质治理的教化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化事业，而是帝国的一种温文尔雅的治术。更确切地说，乃是一种权力。毫无疑问，表现权力的方式复杂多样，但究其根源，权力的本质即是支配，其目的乃是服从。服从，这意味着受支配者全然的认同掌控权力者的支配，唯其马首是瞻——这看起来当然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状态，但同样，这也是帝国施行教化的目的——为帝[30]国培养恭顺的臣民。

问题在于，教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从表面上看，教化意味着通过某种手段将一种意识形态灌输到接受教化的对象心中，使之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也是一个同化的过程，即是将不同文化的人同化成为认同同一文化之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证明的是帝国的意识形态是高超的，而在此意识形态下所生成的文化乃是绝对优异的，或者用一个带有强烈褒扬意味的词语“文明”。教化本身也因之带上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帝国将在其广大的统治区域之内传播这种“文明”并将之视为一种高尚而光辉的使命。在这里，帝国扮演了一个崇高而悲悯的角色，它同情那些不服王化之徒，认为它们是没有感受到帝国的光辉和恩泽，才会堕落到如此荒蛮混沌的境地的，而帝国的使命即是从野蛮之中将其拯救出来，引向帝国所宣扬的文明。帝国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这些不服王化之人的内心乃是真心渴求帝国对其施以教化并对其加以改造的，用一个惯常在帝国官方史料中出现的字眼，即是所谓的“慕化”、“倾心向化”。帝国永远是实施教化的主体，而相对的，那些在帝国看来亟须教化之人当然是接受教化的客体，教化的方向只可能是单向的，即帝国不断地将其意识形态作为文明进行灌输，而被教化的对象则理所应当的全盘接受，直到改造成为帝国所希望的那样[31]的人。

在清帝国这样宽广的区域内，要完成这样的事业，毫无疑问需要付出相当巨大的努力，单单凭借数人之力是绝不可能完成这样一桩庞大的事业的，它需要的是构建一个有组织、有秩序、成体系的庞大工程，这样才有实现的可能。必须承认，清帝国的教化工程乃是一项令人惊叹的成就，它通过种种方式，将整个帝国的每个部分都勾连拼接在一起，织成一张帝国教化之网。在这张网当中，上至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下至一般苍庶黎民，全都被编织在这张大网中，并通过这张网连接的各个节点，发生各式各样的关系。与我们一般的想象不同，这张帝国教化工程之网的中心并非是具体实在的某个人或是某个物体，甚至不是帝国最高的统治者皇帝本身，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更确切地说，乃是一种理想，一个至高无上的理念，一个普世帝国之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一个理念之中的和谐有序的帝国，帝国中的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各安其分。这听起来慷慨激昂，令人心驰神往。但这一理想之所以存在，正因为现实并非如心所愿。也正因为如此，帝国实现这一理想的欲望便愈加强烈。帝国也因之围绕这一理想，开始精心地编织着教化工程之网，而编织这张网的每一根丝线，都很是具体。

这些具体的丝线，毫无疑问，即是帝国的菁英。帝国需要借助这些菁英作为这一理念的践行者，也只有通过这些菁英之手，帝国的理念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这些帝国菁英可以简单地分为高、低两个阶层，而这两个阶层之中也可以再进行更为细密的分层，这些层级密密地勾连在一起，构成了距离帝国教化工程中心最近的那一圈网络。首先是处于帝国最高层级的君主，他本身也是这群菁英中的一员，只是他独立无偶，单独地占据着最终决策的地位，并且他不可改易变换，只有随着生命的终止，他才有可能消失，而他的位置又很快地为他的子嗣所继承。皇帝是这一理念的至高维护者，因为这一理念从各种表述上来说，都是以君主为中心的。从表象上看，教化工程的所有最终的决策，都出于皇帝的意旨。就像雍正雄心勃勃的权力独白：“惟以一人治天下”。

但实际情况则是，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绝非一人之力所能独治，君主的身边围绕着一群作为参与决策者和具体施行者所构成的高层菁英团体，即所谓“官僚”，帝国的官僚是一个庞大的行政集团，由上上下下的多级官员组成，从表面上看，这些官僚仰承皇帝旨意，言听计从，似乎他们只是君主身体向外扩展的四肢。但从实际来看则绝非如此简单，这些决策和施政菁英们绝非完全依从君主，亦步亦趋，而是参酌时宜，将皇帝理想化的意旨放入现实之中，进行调和、稀释，使之变得更易于成为现实，一些更具有独立精神和使命感的官僚甚至会对君主的意旨进行反驳和回击，因为在这些人看来，皇帝的意旨太过理想化，不切实际。但也恰是在这一过程中，帝国至高无上的理念被逐渐扭曲了，它被官僚根据各种各样的考虑而小心翼翼地进行筛选[32]和重组，以变得更为切合实际。

帝国教化工程更外围的一层网络是帝国的低层菁英，或者说是地方士绅。他们的作用更多地在于对帝国的理念进行诠释，同时也部分地从高层菁英那里分享权力，进行某种程度的实施。当然，他们很少直接参与到帝国中心的决策讨论当中去，一些企图逾越这一界限的低[33]层菁英甚至会遭受生命的威胁。但无论如何，帝国的理念能够深入到帝国的各个地方，全靠这些认同帝国统治的士绅加以支持和宣扬，与之相对应，帝国为这些热心宣扬帝国理念并认同帝国统治之人提供了优厚的报酬——他们可以通过他们所参与构建的帝国教化工程进入高层菁英的行列，成为帝国政策的制定者和施行者，成为一名德高望重、握有权力的官僚；另外，地方士绅亦可通过参与构建帝国的教化工程，提高自身在地方社会的声望与地位。前一种回报一般需要较为漫长的等待，因此对于大多数地方士绅来说，后者的回报似乎更为实惠。

环绕在最外围的网络，也就是帝国教化工程的根基，乃是那些苍庶黎民。在帝国的眼中，这些人正是帝国教化的最终客体，帝国必须利用种种手段使其加入到帝国的教化工程当中去，恰如帝国对其的一[34]个惯常的称呼“赤子”。这个词意味着这些黎庶像刚出生的小儿一样懵懂无知，如果不用教化的手段对其进行改造，那么这些无知之徒就极有可能误入邪途，以身试法，若其屡教不悛，帝国则不得不采取严苛的刑罚手段，甚至是剥夺他们的生命，因为这些人自弃于帝国的[35]教化。但帝国更愿意表现得宽宏仁慈，任何一个无知草民只要倾心向化，自觉纳入到帝国的教化当中，无论其身份何等之微贱，帝国亦会毫不吝啬地施加恩惠，将其从一介草民拔擢为帝国荣耀的菁英。[36]

那么究竟是什么将这些线连接成为这个庞大教化工程的网络呢？这些关键的节点究竟又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前面对于帝国教化工程丝线的描述，看上去颇像中国特有的菁英选拔制度——科举考试制度。诚然，科举制确实是帝国教化工程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一制度下，帝国的各阶层——除了君主——都可以进行流动，通过科举考试，一名寒微之人可以就此登上仕途，进入帝国的菁英阶层，成为其中荣显的一员。

但帝国的教化工程绝非如此简单，恰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帝国教化工程的目的即是实现一种至高无上的理念，培养服从帝国的臣民。教化本身即是这一理念逐步实现的过程。所以，除了那种暴戾的武力胁迫，所有通过文化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都可以视为教化工程的组成部分。这使得帝国的教化工程实际上变得广阔无垠。官学、义学、社学、书院，用以宣扬皇帝意旨的圣谕亭、帝国颁赐的书籍，等等，都是帝国教化工程的物质实体，而隐藏在这些物品后面的行为、措施、政策、意图，都是教化工程的表现形式。帝国的教化工程是一张纷繁复杂的大网，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断的编织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这张大网展开巨细并包的完整描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幻的、不断扩张的对象，尽管我们试图勾勒出一张看似全面而有联系的教化工程之网，但最终也只是找到了其中的一些节点——不得不再一次重复这句话——清帝国的教化工程确实是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浩大工程。

本书所要研究的便是清帝国在广西推行教化工程的历史，它生动地展示了帝国权力深入广西的具体形式。结合上文所述之概念，我们拟实现以下数端研究构想：（1）重构广西在明、清帝国治理战略中的地位与角色，从而揭示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广西之特殊性。若要深入研究清帝国在广西推行教化工程的历史，就必须向上追溯，对满人政权所继承的庞大帝国——明帝国进行考察。如上文所述，广西早在明代人眼中就是一个处于“中国”与“蛮夷”之间的模糊地带。这种模糊的定位与明帝国的治桂方略之间产生了微妙的互动关系，使其方略在“文治”与“武功”之间徘徊。入清之后，作为异族政权的清帝国对广西的看法并不像明帝国那样模糊，而是将其置于“大一统”宏伟战略之中，以一种普世主义的眼光待之。清帝国初期将广西作为帝国的边省之一，并将其与云、贵等省划为同侪。但是与云、贵这样具有明显苗蛮特征的边省相比，广西的独特性仍不明显，清帝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广西仔细[37]分别华夷——华夷之别正是清帝国一直以来试图规避和弭平的——而是在将广西作为边省还是划为内地之间犹疑不决。这也导致了清帝国在广西构建教化工程的过程显得摇摆不定。帝国时而将广西与云贵等帝国明确划定的边省归为一道，施行同一种政策，时而又将其纳入到整个帝国的统治框架之中，视同内地。（2）在“边省”与“内地”之间的徘徊导致了清帝国在广西构建教化工程的轨迹彰显出兴衰变化的阶段性特征。通过探讨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构建、变动以及最终颓败的全过程，提供一个可深入揭示清帝国治理在“中国”与“蛮夷”之间过渡地带的个案。在广西将建立起对新帝国的身份认同绝非易事，清帝国在广西推行教化工程至少需要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要笼络那些汉人知识分子让其认同这个异族政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则要开化广西的少数部族使其接受“中国”的文化习俗，渐晓中国礼仪，将其纳入到帝国所构建的秩序当中去。清帝国就要在这样多样性的前提之下在广西推行帝国的教化工程。从某种程度来讲，清帝国承认文化之间的差异，但它的理念却是普世主义的。清帝国的教化工程的终极目标和它所应对的现实差别甚大，一个具体的表现即是帝国不断地在引用典章定例和参酌时宜变通之间摇摆不定。无论偏向哪一端，帝国推行教化工程都会受到损害，不是理念被现实扭曲，就是太过理想化而不切实际。帝国艰难地在其中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帝国的教化工程也就随之坍塌了。

若要实现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构想，唯有利用“中国”、“蛮夷”、“小省”、“内地”、“边省”等一套传统中国自身话语，概括清帝国是如何通过教化的方式在广西这样一个具有某种典型性的“渐染之地”胼手胝足地建立起帝国的权威的复杂历程，从中揭示出的超越传统“汉化”模式之上而具有普世意义的特有治理模式，可以理解为清帝国治理“边疆”、“江南”之外的第三种模式。

因此，本书的研究不会满足于单纯考释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38]实施细节，更多的则是将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实施过程置于国家治理地方的宏大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书将呈现出以下两个特色：继承制度史的传统，分析清帝国的教化制度（比如科举考试、学校教育等）的种种规则及其实践；注重明人与清人自己的历史表达。运用这些研究方法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本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清帝国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虑在广西构建一个超越传统的“汉化”模式而具有普世意义的教化工程；帝国的地方官员又是如何与广西基层的治理实况相结合，建构与维持帝国的教化工程；教化工程的建构、运作以及颓败对于清帝国在广西的统治秩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四 本书的基本框架与各章主旨

作为一本史学著作，本书基本按时间序列展开，同时兼顾结构性与共时性的要素。导论部分在学理上阐明本研究得以展开的主要概念、学术意义、研究方法与核心问题。此后，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围绕清帝国在广西如何建构教化工程的问题展开探讨，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章的内容，各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上来探讨这一问题。第五、第六两章构成了全书的下编，主要探讨清帝国的教化工程在广西逐步颓败及其颓败对于帝国在当地的统治秩序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第一章主要探讨清帝国在广西启动教化工程的历史背景。通过追述明代治桂策略的演变，我们会发现，早在明代，广西在时人眼中就是一个处于“中国”与“蛮夷”之间的模糊地带，这一观念十分微妙地影响了明人治桂的方略的转变，推动明朝逐步放弃明初“圣人之教无往不行”的教化理想，转而信奉武力高压的政策，最终使明朝在广西的统治陷入困境。明清易代之初，清帝国“以文德绥怀，不欲勤兵黩武”的远见卓识，定格了治桂的基本方略——“首明教化”，由此在全广西范围内启动教化工程。当时启动的具体实践有两项：一是深入广西基层社会，共恢复府、州、县各级官学51所，其中府学10所，县学41所，基本覆盖了清廷实际控制下的广西全境，他们构成了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启动的低级部件；二是改“明靖江王府”为“清贡院”，不仅打造了教化工程启动的高级部件，而且也为广西士人尽快确立对新帝国的认同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延续了第一章的叙述思路，通过探讨吴三桂、孙延龄叛清结束后，广西的各级地方官员的所见所闻、行政实践、与清廷的权力博弈以及广西籍士子求学仕进的诸多鲜活个案，展示一幅广西在吴三桂、孙延龄叛清结束后如何胼手胝足地重建清帝国教化工程的动人画卷。康熙十三年至十九年（1674～1680）的吴三桂、孙延龄叛清对甫建的帝国教化工程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面对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广西地方官员中少数碌碌无为的庸才只能抱怨满腹，哀叹生不逢时；而大多数官员则是满腔热忱的践行者，积极投身于帝国重建教化工程的宏伟事业中。至乾隆初年，经过众人的不懈努力，在广西终于搭建起了帝国实施教化的基本框架与养士的合法性基础。以朱若炳为代表的56名广西籍士人的成功仕进有力地说明了清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的建构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第三章与第一章、第二章的大部分内容可以理解为一种共时性的结构关系，主要是站在清帝国的角度上探讨清初以来的几位满族皇帝是如何在帝国的“大一统”战略中确定广西的位置及其推行具有普世意义的文教政策。尽管清初的顺治皇帝仍沿袭明代教化诸制，确定广西为“小省”，但是其政策背后的动机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文教上的“普世主义”理念。在这一“文教普世主义”理念的支配下，经过多年的博弈与试错，康熙皇帝已不再满足于明代“小省”旧制框架，而是根据广西教化的实际情况，重新确定广西为“边省”，同时推动了优惠“边省”的分省取士制度改革。与宽仁稳健的康熙帝相比，雍正皇帝则表现出了激进与勃勃雄心，企图将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以实现皇权渗透到广西每个角落的至高理念。为满足自身强烈的权力欲望和至察的癖好，雍正帝超越常规地进行了激进改革——无限地强化与扩大学政的权责。而且，各位广西学政能否承担皇帝给予这一无限大的权责，很快就成为了雍正帝用于考察广西学政政绩成败的关键指标。随着年岁的增加，精力不济的雍正帝不得不将伸向各地的权力之手缩了回去，进而回到他的父皇——康熙皇帝“深仁厚泽”的政策原点上，推行了旨在恩泽边省士子的“明通榜”政策。

第四章又回到广西的视角上，主要探讨帝国是如何在全广西范围内深入推进教化工程的建构。因此，它可以视为第二章的延续，与其是一种历史性的结构关系，但是与第三章则是一种共时性的结构关系。围绕深入建构的主题，清帝国在广西的努力同时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将左江、右江的土司地区纳入帝国的教化工程之中，开化当地的少数部族，使其接受“中国”的文化习俗，渐晓中国礼仪，将其整合进“大一统”秩序当中去；另一方面通过在全广西范围内广设义学、社学与书院，将帝国的教化工程的根基由州县一级深入到广大的乡镇与村寨。这些举措得到广西社会内部各族、各社会阶层的极大响应，由此广西社会内部掀起了一股全社会参与的文教普及运动，地方菁英或与官方合资办学，或独立办学，将自身利益认同于清王朝的教化工程之中。至此，清帝国方才完成了一个超越传统的“汉化”模式而具有普世意义的教化模式的成功建构。

第五章开始进入到全书下编的内容，主要探讨乾隆中叶以后皇帝对广西看法的根本性转变及其政策的转向。在18世纪的“盛世”里，清帝国历尽艰辛在广西建立的教化工程逐渐出现了运作上的问题，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从鞠恺奏折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在他看来，广西已由安静祥和的“边省”蜕变为充斥江南陋习的“内地”，随之在文教政策上也出现了“内地化”的转变，即从过去具有边省意义的照顾政策转向了等同于内地的科场整饬政策。然而，由乾隆帝主导的一场又一场的科场整饬运动，不但未能彻底清除帝国教化工程运作中的诸多诟病，而且也大大挫伤广西土著士子的仕进积极性，降低了他们对清帝国教化工程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看，乾隆中后期的广西科场整饬实在不能被看成维持教化工程的行动，而恰恰标志着清帝国教化工程颓败的开始。

第六章延续了第五章的叙述思路，主要探讨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颓败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颓败对于帝国在桂统治秩序的影响。正当乾隆帝大刀阔斧地整饬广西科场之时，广西各地以兴办社学、义学为主体的文教普及运动已悄然中挫，致使整个帝国教化工程在广西基层社会的根基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遗憾的是，文教普及运动的中挫所透射出来的教化工程的大规模颓败趋势尽管早已被嘉庆《广西通志》的编撰者记录在册，却未能引起清帝与大多数广西地方官员的高度重视。当帝国教化严重颓败的“文教空白区”中频繁出现挑战帝国权威的社会动荡时，道光皇帝方才体悟到了一种早在乾隆中叶以后就已经出现的统治危机：帝国教化工程已有多处坍塌，随之而来的便是帝国权威在这些坍塌地区的严重削弱。鉴于此，道光皇帝提出了一项在广西全境范围内启动重振帝国教化的宏伟工程。然而，终因诸多条件的掣肘，这一教化重振工程并没有在广西社会出现全面动荡之前得到落实。道光三十年（1850）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清帝国彻底放弃了重振教化工程，而是不惜一切代价地镇压这场清朝入关以来所遇到的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为了筹集镇压农民起义的高昂军费，咸丰皇帝竟然将原来广布教化的学额政策变成了一种帝国敛财的工具，在咸丰、同治两朝推行的增广学额政策已然不再具有多少教化的实际意义。就这样，一个原本在广西基层社会已经动摇了的帝国教化工程，在失去了其上层的孜孜以求的教化信条之后便彻底坍塌了！

最后，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项研究的时间跨度主要集中在清廷恢复明代教化制度的顺治元年（1644）至增广学额政策出台的咸丰三年（1853），其间为了便于梳理教化工程从启动到颓败的来龙去脉，也将探讨的视角前后扩展至明代与清咸丰朝以后的同治朝，并没[39]有将之延续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晚清时代；二是出于阐述研究主题的需要，本书亦对包括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等教化制度的实施细节做了详细的考释，全书的附录诸表便是这些考释的结果，其中有些是对前人相关研究的修正与补充，比如清朝广西各府、州、县官学的设立情况、清代广西进士的名录与籍贯、清代广西义学、社学与书院的设立情况等；有些则属于全新的考释成果，比如清代广西各地学额的变动情况、清代广西庶吉士名录与籍贯等。注解：[1] Ho Ping-ti，“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1967），pp.192-193.[2] 全文见Evelyn S.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1996），pp.829-850。[3] 全文见Ho Ping-ti，“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1998），pp.123-155。[4]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后正统论”。[5] 王夫之：《黄书》“原极第一”。关于清初的排满主义之概述，见Frank Dikotter，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2.pp.25-30。更详细的研究，见Mi Chu Wiens，“Anti-Manchu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Ch'ing”，Papers on China，22A（1969），pp.5-12.[6] 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清代君主在汉族臣民面前从未声称自己是汉人君主，而是反复声言满汉一体，同为皇帝之赤子，故而待之无所区别。如1649年，即位六年的顺治皇帝在当年殿试的制策（由于其时顺治尚未亲政，故这次殿试制策可能出自摄政王多尔衮的授意）即以满汉一体为题，以为策士：“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朕自入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音语未通，意见偶殊，畛域或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见《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庚子。）1655年，顺治又在另一道谕旨中宣称“朕承皇天眷命、统一寰区。满汉人民、皆朕赤子。”《清世祖实录》卷90，顺治十二年三月壬辰。[7] 乾隆谕旨全文如下：“近日满洲姓名，两字分写者甚多。此摺内‘文新’之名，理宜连写，而乃分写，竟似汉人之名。再，宗室王瑞之名，实不能连写，又明明一汉人之名矣。宗室如此命名，甚属不合。嗣后着该衙门详查。应训饬者训饬，应改正者改正。将此晓谕八旗知之。”见《清高宗实录》卷115，乾隆五年四月丁酉。另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例子发生在两年以后，这条谕旨严饬了那些流于汉俗而忘却满洲本务的宗室子弟，并引用了清朝初建政时顺治皇帝的谕旨，以说明保持满人独立特性乃有清一以贯之之道：“我朝崇尚本务，原以弓马清文为重，而宗室谊属天潢，尤为切近。向来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熟骑射，诚恐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是以顺治十一年六月内，钦奉世祖章皇帝谕宗人府：‘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前准宗人府、礼部所请，设立宗学，令宗室子弟读书其内，因派员教习清书，其愿习汉书者，各听其便。今思既习清书，即可将翻译各样汉书观玩，著永免其习汉字诸书，专习清书。尔衙门传示，所以敦本实而黜浮华也。’”见《清高宗实录》卷181，乾隆七年十二月丙午。[8] 关于这一点，见第三章第二节。[9] 尽管如前所言，清代的满人统治者反复重申要保持满人特性，提防汉化，但是清代君主在汉人面前扮演汉人统治者时，出于必要也会改易汉俗以便其治下的汉人臣民容易接受，如接受汉文、阅读汉代史籍经典、作为汉人艺术和文学的赞助和推广人，甚至满洲君主在某些方面放弃了自己的一些风俗习惯而依从汉人习俗。如满人的火葬仪式，一直因其毁损先人遗体而被素重孝道的汉人所诟病，清统治者在顺治朝以后便放弃了火葬而改用土葬，以符合汉人之道德和习俗。乾隆朝严饬满人不得沾染汉人风习的谕旨，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面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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