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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3 08: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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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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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套装上下册)

安娜·卡列尼娜(套装上下册)试读:

译本序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8)是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第二部长篇巨著。起初,托翁只打算把它写成一部“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贝奇科夫语),仅用了五十天他便粗略地完成了全书。五年多以后,在前后用过《年轻太太》、《两段婚姻》、《两对夫妻》等书名后,它以《安娜·卡列尼娜》的名字问世了。

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应该包括三方面,即安娜的个人悲剧;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社会——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以及自传的性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第一句话,对于中国读者,甚至没有读过此书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安娜是一位穿着黑衣的最迷人的少妇,她善良、聪慧、生命力旺盛,男人和女人都为她着迷。她身上迸发出的爱情“含有一种暴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格”(罗曼·罗兰语)。其实,作家对婚姻、家庭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动笔撰写这部小说前的五年,即1868年,这一年,他在题为《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一文中说:“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化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托尔斯泰借列文和吉提的恋爱婚姻表达出这一妇女观、家庭观。紧随这段话托翁又说:“虽然如此,妇女还是常常看不到这一使命,而选择虚假的,即其他的使命……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和无限性,以及它只能在一夫一妻的形式(即过去和现在生活着的人称之为家庭的形式)下才能实现……因而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她就越完美。”由此不难理解,托尔斯泰为何将安娜命运的结局安排为卧轨自杀——在小说接近尾声的第七部第三十章,安娜还在想着“只要办完离婚手续,阿列克谢·亚力山德罗维奇把谢廖扎还给我,我就与渥伦斯基结婚”。既然还不牺牲个人的追求,在托翁看来,这样的女子就完美不起来,那就让她毁灭吧!可小说并没有因为安娜的死亡而结束。整个第八部的十九个章节的内容,就如同《战争与和平》长长的“尾声”,如果以西欧小说式的结局为标准,这已不像是“尾声”。

可见,《安娜·卡列尼娜》不只是关注安娜的死,安娜的悲剧一直扩展到所有家庭的幸与不幸。在对安娜形象的塑造上,托尔斯泰倾注了他对人的肉体本能因素、人的伦理因素、人的“灵魂”因素、人的社会因素等的思考与体悟。在此部小说之后的《忏悔录》(1879—1882)中,托翁还在进行着与上述内容相关的精神探索。查晓燕2006.3.22[1]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1]语出《新约·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全句为:“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一

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

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套。妻子得知丈夫和过去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染,就对丈夫声称,不可能和他同住在一个家里。这种局面僵持到第三天,夫妻双方及全体家人都有痛切感受。大家觉得住在一起实在无聊,随便哪家客店里偶然相逢的人也会比他们,奥勃朗斯基家的人关系更好些。妻子不出房门,丈夫三日不归。孩子们满屋乱跑,无人照料。英国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写信请朋友重新找份工作。厨师昨天就离开了家,在午餐时走的。打下手的厨娘,还有马车夫也都要求辞工。

吵闹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勃朗斯基公爵(在社交场合他叫斯季瓦)在通常时间、即上午八时醒来,但不在妻子的卧室,而在书房里的山羊皮长沙发上。他在弹簧上翻了一下保养得很好的丰满身体,紧紧搂住枕头,把脸埋进去,似乎还想好好睡一觉,可是他突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了眼睛。“哦,哦,梦见什么了?”他想起做过一个梦。“哦,梦见什么了?[1]对了!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举行宴会;不,不在达姆施塔特,而是美国的什么地方。对,那个达姆施塔特在美国。对,阿拉宾在玻璃餐[2]桌上设宴,对的,大家都唱我的宝贝,不是我的宝贝,比这更好听的,还有那些细颈小玻璃瓶,原来都是一个个女人。”他回忆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眼睛里闪出快乐的光,微笑着沉思起来。“哦,是个好梦,非常之好。梦里还有许多美妙的东西,难以言传,醒了连什么情景也说不清楚了。”他看见一道亮光从呢绒窗幔的边缘射进来,高兴地把腿伸到沙发下面,用脚探到妻子为他绣上花的那双金黄色羊皮便鞋(去年的生日礼物),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并不起身,把手伸向他在卧室里挂睡衣的老地方。这当儿他才猛然想起,他怎么和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而睡在书房里。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蹙起了额头。“唉,唉!……”他咕咕哝哝地说,回忆起事情的全部经过。脑海中又出现了同妻子口角的所有细节,想起他那进退维谷的处境,还有他犯下的最使人痛苦的过错。“是啊!她不肯宽恕我,不可能宽恕我。最糟糕的是一切皆由我而起,而又不能怪我。这是整个悲剧所在,”他这样想,“唉,唉!”他悲观失望,又想起了这场口角中最令他痛苦的那些情景。

最难堪的是起初的那一刻,当时他刚看完戏回家,高高兴兴,心满意足,手里还拿着一只大梨子准备送给妻子,可是在客厅里没见到她;奇怪的是,她也不在书房,最后在卧室里找到她,她手里正拿着那封使丑事败露的倒霉的信。

多莉是个操劳不停、他认为不大聪明的女人。这时她手里拿着那封信,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带着恐惧、绝望而愤怒的神情注视着他。“这是什么?这?”她指着信问道。

每次回想到这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是很苦恼,倒不是为了那件事本身,主要是他对妻子的质问竟然作出了那样的回答。

当时他的处境,正像那些干了十分丢脸的事突然被揭发出来的人一样。妻子揭了他的丑,而他却不能神色镇定地应付他面临的局面。他本可以表示委屈,可以否认、辩解、求饶,甚至哪怕是满不在乎也好,可是他却干了什么啊!在他的脸上,居然不由自主地(那是“大脑反射”——爱好生理学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这样认为)露出了他平时那副憨厚的,而现在却是愚蠢的微笑。

他不能自宥这愚蠢的一笑。多莉看到这副笑容,仿佛肉体疼痛似的战栗了一下,接着就狠狠地发作起来,以她特有的急躁劲,滔滔不绝地喷吐了一通尖酸刻薄的话,然后奔出房间。打那以后,她再也不见丈夫的面了。“都怪这愚蠢的一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可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在绝望地自言自语,找不到答案。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自己倒也实事求是。他并不自我欺骗,相信自己对做过的事追悔莫及。他是一个三十四岁、漂亮而多情的男子。妻子只比他小一岁,是现有的五个孩子、还有两个已夭折的孩子的母亲。他并不爱她,对此他至今倒也无悔。他所后悔的,只是没有把那件事更好地瞒住她。不过,他仍然感到处境困难,妻子、孩子,还有自己都很可怜。要是他早先料到这个消息对妻子打击如此之大,也许会对她紧紧掩盖住自己的罪过。对于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只是模糊感到,妻子早已觉察到他的不忠,只不过眼开眼闭罢了。他甚至觉得,她身体虚弱,人老珠黄,姿色平常,毫无出众之处,仅仅是一位家庭慈母,平心而论,她应该是宽大为怀的。结果事情却闹得适得其反。“唉,可怕!哎呀呀,真可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断嘀咕着,却想不出办法。“这以前一切多么美好,我们生活得多么和睦!她有孩子们在身边,感到满足和幸福,我也从不干涉她,让她忙孩子忙家务,遂了她的心意。说实在的,糟糕的就是她来当了我们的家庭教师。勾搭家庭教师确实有些庸俗下流。可她是个多么漂亮的家庭教师啊![3](他真切地回忆起罗朗小姐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她在我家时,我丝毫也不曾放肆。最糟的是她现在已经……偏偏这就像故意作对似的!哎呀呀!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

答案没有找到。只有生活能给他提供一个普通的解答,可以用它来应付所有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个解答是:去过日常生活,把烦恼丢在脑后。他想回到梦中去,这要等到夜晚才行。梦中的音乐,那些玻璃瓶女人的歌唱此刻不可能重温。看来,他只能在糊里糊涂的日子里去忘忧解愁了。“以后再说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语道,穿上那件浅蓝丝绸衬里的灰色睡衣,系好绦带,往宽阔的胸腔里足足地吸了口气,迈开他丰满身躯下面那双轻快的外八字脚,像平时一样精神抖擞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使劲地按了按铃。应声进来的是他的老仆马特维,手里拿着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随后走进来的是带着刮脸用具的理发匠。“机关里有公文来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接过电报,在镜子前坐下来。“放在桌上了,”马特维答道,带着询问和关切的神情瞥了主人一眼,停了一会,又狡黠地笑笑说,“车夫主人那边有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搭腔,只是从镜子里瞥了马特维一眼;两人目光在镜中相遇,可以看出,他们是心照不宣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色仿佛在问:“你干吗说这个?难道你不知道吗?”

马特维把双手插进外衣口袋,挪了挪腿,脸上带着笑意,默默地、和善地看了主人一眼。“我叫他们礼拜天来,何必来早了麻烦您又自找麻烦。”马特维的这句话显然是事先考虑好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明白,马特维是想说句笑话逗引别人的注意。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猜懂了译电中常见的几个错别字,顿时喜形于色。“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就到。”他说。这时理发匠正在修剪他那又长又卷的络腮胡子,使淡红色的皮肤显露出来,他示意那只溜光的胖手暂停一下。“谢天谢地。”马特维说,表示他和主人同样明白这次来访的意义,也就是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这位亲爱的胞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她可能促成兄嫂重新和好。“一个人来,还是同她先生一道来?”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能说话,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的胡子,他竖起一根手指,马特维在镜子里点点头。“一个人。要在楼上收拾房间吗?”[4]“禀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她自会吩咐的。”“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有些怀疑地问。“对,禀报她。把电报也拿去,然后告诉我她有何吩咐。”“您想试探一下。”马特维心里明白,嘴上却说:“遵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梳洗完毕,正准备穿戴,这时马特维手里拿着那份电报,慢吞吞地,把靴子踩得吱吱作响地回到房里来。理发匠已经走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叫我禀报您,她就要走了。说随便他,也就是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马特维说,眼睛里含着笑意,把双手插进衣袋,侧着脑袋,凝视着主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沉默了一会,漂亮的脸上露出宽厚而又可怜的笑容。“啊?马特维?”他摇摇头说。“没关系,老爷,会顺利解决的。”马特维说。“会顺利解决?”“是的,老爷。”“你这样认为吗?那是谁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他听见门外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是我。”一个稳重悦耳的女人声音说,接着,奶妈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那张严肃的麻脸从门外伸了进来。“什么事,马特廖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朝门口迎去。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应该对妻子负全部罪责,他自己也觉得是这样,但是家中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奶妈在内,全都站在他一边。“什么事呀?”他闷闷不乐地问。“您去一趟吧,老爷,去认个错。也许上帝会帮助您。她痛苦极了,看着多可怜,家里都闹翻天了。老爷,可怜可怜孩子们吧。认个错,老爷。没有办法呀!想图快活也得要……”“她不肯见我……”“您只管去认错。上帝会发慈悲的,您祷告上帝,老爷,祷告上帝吧。”“那好,你去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突然涨红了脸。“喂,现在穿衣服吧。”他对马特维说,动作利落地脱下了睡衣。

马特维把衬衫张开伺候着,就像举着一个马轭,轻轻吹去上面的纤尘,带着明显满意的神情把它套在主人娇贵的身体上。三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好衣服,往身上喷些香水,整理好衬衫的袖子,以习惯动作将香烟、皮夹、火柴和双链条带坠子的怀表分别放进几个口袋里,然后抖了抖手帕。虽然他遇上了倒霉事,但觉得自己还是那么清洁、芳香,身体健康而有朝气。他微微颠着腿走进餐厅,那儿已经摆好了咖啡,旁边是信件和机关里来的公文。

他先看了信件。其中一个商人的来信很扫他的兴。此人想买妻子田庄上那片森林。森林固然该卖,只是眼下没有跟妻子和好前万万不可谈这件事。尤其令他不快的是,这种事情很可能使他面临的夫妻和解问题牵扯到金钱上的利害关系。难道他谋求与妻子和好就是出于这种利害关系,为了能卖掉那片森林吗?想到这里他感到受了侮辱。

看罢来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公文挪过来,匆匆翻阅了两个案卷,用粗大的铅笔做了些记号,然后推开公文,端起咖啡,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边喝咖啡边看起报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订的是一份自由主义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而是多数人赞成的那种自由主义。尽管他其实对科学、艺术和政治都不感兴趣,但他坚决拥护多数人和他订的报纸对这三类问题所持的观点,并且随着多数人观点的改变而改变,或者毋宁说,他并不改变观点,而是观点本身在他头脑中不知不觉地变化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并不选择派别和观点,倒是这些派别和观点向他不招自来,就像他并不挑选礼帽或常礼服的样式,别人穿戴什么他就跟着买什么。对于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他,对于一个成年人通常要开展某些精神活动而言,持有一种观点,就像戴一顶礼帽那样必需。如果说,他更有理由喜欢自由派,而不像他圈子里的许多人士那样赞成保守派,那倒并不是他认为自由派更有道理些,而是因为自由主义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常把俄国说得一无是处,说的倒不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就是债台高筑,正缺钱花。自由党说婚姻制度过时,必须加以改革,不错,家庭生活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甚少乐趣,还迫使他违心地撒谎和装模作样。自由党说,或者毋宁说是暗示,宗教不过是给野蛮人套上的笼头,确实,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只做一会儿祈祷两腿就疼得要命;再说他也不明白,现世的生活本可以过得很快活,为什么还要用恐怖夸张的语言谈论来世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也爱开个玩笑,捉弄一下老实人,例如他说,既然要炫耀家族门第,[5]就不该只算到留里克为止,还应该承认最早的祖先——猿猴。就这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自由主义已习以为常,他喜欢看自己订的报纸,犹如饭后抽一支雪茄烟,使他头脑中产生轻雾似的朦胧感。他看到社论里说,有人叫嚷什么激进主义要吞噬一切保守分子,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阻挡革命祸水,这种叫嚷在当代实在大可不必,相反,“据我们看来,危险并不在于什么假想的革命祸水,而在于传统势力之顽固不化,阻碍进步”云云。他又看到另一篇文章谈到财政问题,[6][7]其中提到边沁和米勒,并对财政部语涉讥诮。凭着他特有的敏捷思路,他懂得各种讥诮的含义:谁讥诮谁以及因为何事而发;这种揣测常使他感受到一种乐趣。但是今天,想起了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出的主意,想到家中诸事不遂,乐趣就变成了扫兴。报上还说,据闻,贝斯特伯爵已经到了威斯巴登。报上还有那些染头发、卖马车、征婚之类的广告,这些消息都不能像往常那样使他觉得滑稽有趣了。

看过报纸,喝完第二杯咖啡,吃了一块黄油白面包,他站起身,抖去西装背心上的面包屑,舒展一下宽阔的胸膛,愉快地笑了——倒不是他的心情特别愉快,而是因为他的消化功能良好。

不过,这愉快的一笑立刻勾起了全部往事,他又陷入了沉思。

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说话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出来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娅)。他俩在搬运什么东西,弄翻在地上了。“我说过,不能让旅客坐在车顶上,”小姑娘用英语嚷道,“去捡起来呀!”“全都乱了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心想,“让孩子们自己到处乱跑。”他走到门口叫住了他们。姐弟俩扔下当做火车玩的小匣子,朝父亲走来。

小姑娘是父亲的宝贝,她大胆地跑了进来,搂住父亲,笑着吊在他脖子上,像平时那样喜欢闻他络腮胡子上熟悉的香水气味。最后,小姑娘吻了吻父亲因为弯下身体而涨红了的那张慈爱的脸,松开双手,待要跑出去,父亲却拉住了她。“妈妈怎么样?”他问道,一边抚摩着女儿柔嫩光滑的脖子。“你好。”他又朝向他问好的男孩子微笑说。

他意识到自己不太喜欢儿子,所以总是努力做得公平些;儿子感到了这一点,对父亲冷淡的微笑并不报以笑容。“妈妈?她刚起床。”小姑娘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这么说,她又是彻夜未眠。”他想。“她高兴吗?”

小姑娘知道父母亲吵过嘴,母亲不可能高兴,这一点父亲该是知道的,现在他这么随便地问,就是在装模作样。女儿为父亲脸红了。父亲立刻觉察到这一点,也脸红了。“不知道,”她说,“她没叫我们读书,叫我们跟古莉小姐到外祖母家去玩。”[8]“哦,去吧,我的坦丘罗奇卡。哦,等一下。”他说,仍然拉住女儿不放,抚摩着她柔嫩的小手。

他从壁炉上取下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挑了两块女儿爱吃的巧克力和水果软糖,递给她。“这一块给格里沙吗?”小姑娘指着巧克力糖说。“好的,好的。”他又抚摩了一下女儿的肩膀,在她发根上和脖子上亲了一下,才放她走。“马车备好了,”马特维说,“可是有个女人求见。”他又补充道。“等了很久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有半个小时了。”“对你说过多少次了,这种事情要立即禀报!”“总得让您把咖啡喝完呀。”马特维以一种粗率友好的口气说,使人听了也不好生气。“那就快请吧。”奥勃朗斯基扫兴地皱起眉头说。

求见者是一位上尉的妻子,叫加里宁娜。虽然她提出的请求无法满足,而且讲得前言不对后语,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还是照例请她坐下来,毫不打断地倾听她的陈述,然后仔细替她出主意,叫她如何如何去找某某人,他甚至用他那清晰、漂亮、又长又粗的字体,工整而流畅地写下一封便函,让她拿去见那个能够周济她的人。

打发走上尉的妻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拿起礼帽,但他欲行又止,寻思是否忘记了什么事。看来,除了他想忘却的妻子之外,他并没有忘记什么。“哎呀!”他垂下了头,漂亮的脸上露出忧愁的表情。“去还是不去呢?”他自言自语,但内心却在说,不必去了,除了虚情假意不会有别的,他俩的关系已经不可修复,因为既不能使她重新具有魅力而激发爱情,也不能把他变成失去恋爱能力的老人。现在除了虚伪和谎言,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而虚伪和撒谎却是有违他的本性的。“可是迟早总得去,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他想,尽量使自己鼓起勇气。他挺起胸膛,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后吸了两口,把它扔在珍珠贝做的烟灰缸里。他快步穿过光线阴暗的客厅,推开了另一扇门,那是通向妻子卧室的门。四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房间里,到处是散乱的衣物,她站在杂物当中,从她面前一个打开的小柜子里挑拣什么东西。她穿着短衫,往日一头浓密的秀发已经变得稀疏,编成辫子盘在后脑勺上。她容颜憔悴,两只大眼睛从消瘦的脸上凸显出来,露出惊恐的神色。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手,转眼望着门口,想在脸上装出严厉和鄙夷的表情,却怎么也装不像。她觉得自己害怕他,害怕眼下的会面。刚才她要做的事,这三天内已经尝试过多次:收拾自己的和孩子们的东西,送到娘家去。但她还是下不了决心。和前几次一样,这一次她也对自己说,不能这样就算完,一定得想办法惩罚和羞辱他,用他带给她的痛苦,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来报复他,让他也尝尝痛苦的滋味。她反复说要离开他,可是又觉得这不可能,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把他作为自己的丈夫并且爱他。另外她还觉得,在自己家照料五个儿女都快要忙不过来,带到外婆家,他们的情况将会更糟。何况这三天里,小儿子吃了不干净的肉汤已经生病,其余的孩子昨天几乎就没吃饭。她意识到走是不可能的,但为了骗骗自己,仍然拾掇东西,装成要走的样子。

看见丈夫进来,她把手伸到小柜子的抽屉里,像是在寻找什么,丈夫走到她跟前,她才回过头望望他。她原想装出一副严厉而坚决的面孔,可是却流露出慌乱和痛苦的神情。“多莉!”他畏怯地小声说,缩起脑袋,想装出可怜而顺从的样子,但还是显得那么喜气洋洋和气色健康。

她很快地从头到脚打量一眼他那红光满面的健康身体。“是啊,瞧他多么称心如意!”她想,“而我?……他这副和气嘴脸真让人讨厌。大家因此喜欢他,夸他,我就恨他这副样子。”她想道,紧紧抿起了嘴,她那容易抽搐的苍白的脸上,右颊的肌肉开始颤抖。“您要干什么?”她用急促的、气得变了腔调的低沉声音问道。“多莉!”他又说,声音在打战,“安娜今天要来了。”“关我什么事?我不接待她!”她叫喊道。“可是,也应该,多莉……”“走开,走开,走开!”她望也不望他,又喊道,像是肉体受了痛苦发出的叫喊。

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独自想到妻子的时候,他还能够保持镇定,指望事情像马特维所说的那样,会顺利解决,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看报纸、喝咖啡。可是现在,当他目睹妻子这疲惫不堪的痛苦的面容,听见她听天由命、充满绝望的声音时,他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喉头哽咽,眼睛里也闪起了泪花。“天哪,我干了什么啊!多莉!看在上帝的分上!……要知道……”他说不下去了,一阵呜咽堵住了他的喉咙。

她啪的一声关上柜门,瞪了他一眼。“多莉,我能说什么呢?只有一句话:饶恕我,饶恕我吧……你回想一下,难道九年的生活不能抵偿一时的,一时的……”

她垂下眼睛在听他说,等他把话说完,仿佛在哀求他,希望他能够说服她。“一时的忘情……”他终于说出口来,正想接着说下去,只见她又抿紧了嘴唇,像在忍受肉体的痛楚,右颊上的肌肉又抽搐起来。“走开,从这儿走开!”她叫起来,声音更尖,“别对我说您的忘情,您的肮脏行为!”

她想要走出去,身子晃了一下,连忙扶住椅背。他鼓胀着脸,嘴唇噘起,眼里含满了泪水。“多莉!”他呜呜咽咽地说,“看在上帝分上,想想孩子们吧,他们是无辜的。全是我的错,你惩罚我,让我来赎罪吧。只要能办到,我什么都愿意做!我罪过,真是罪过啊!可是多莉,你饶恕我吧!”

她坐了下来。他听着她沉重的大声喘息,说不出对她有多么的可怜。她几次想说话却开不了口。他等着她。“你想到孩子,只是为了逗他们玩,而我想到他们,知道他们现在都给毁了。”她说出了显然是这三天来心中反复说过的一句话。

她称他为“你”,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并想走过去拉她的手,她厌恶地避开了。“我惦记着孩子们,为了救孩子我什么都愿意做,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救他们:让他们离开父亲,还是留在伤风败俗的父亲,是的,伤风败俗的父亲身边……您倒说说,发生了那种……事情之后,难道我们还能在一起生活吗?难道这可能吗?您说呀,难道这可能吗?”她重复说,声音越来越高。“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同自己孩子的女家庭教师发生了这种关系之后……”“可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把头垂得越来越低了。“您让我恶心,讨厌!”她喊叫起来,火气越来越大。“您的眼泪像水一样不值钱!您从来就不爱我。您既没有心肝也不光明正大!您叫我厌恶、恶心,您是陌生人,完全是陌生人!”她痛苦地、恶狠狠地说出了她感到可怕的这个字眼——陌生人。

他望望她,她脸上的怒气使他既害怕又吃惊。他不明白,他的怜悯反而激怒了她。她看出来,他对她只是可怜而不是爱。“不,她恨我。她不会宽恕我。”他想。“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说。

这时,隔壁房间里有个小孩哭叫起来,大概是跌倒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侧耳细听,脸色立刻缓和下来。

她定了定神,似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该做什么,随后她一下子站起来,向门口走去。“瞧,她爱我的小孩,”他看见她听到孩子哭叫时脸色的变化,这样想,“她爱我的小孩,又怎么会恨我呢?”“多莉,再听我说一句。”他跟在她身后说。“您要跟着我,我就叫人来,叫孩子们来!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卑鄙的人!我今天就走,让您跟您的情妇住在这里吧!”

她砰的一声带上门,走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擦了擦脸,轻手轻脚地往外走。“马特维说会顺利解决。结果怎么样呢?我看简直没有可能。唉,唉,太可怕了!她那样叫喊真是俗气,”他自语道,回想起她的喊声和她的用词:卑鄙的人和情妇。“也许女仆们都听到了!真是俗不可耐。”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独自站了一会,揩揩眼睛,叹息一声,然后挺起胸脯,走出了房间。

今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厅里给钟上发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他曾拿这个干活认真的秃头钟表匠开过玩笑,说德国人“为了给钟表上发条,自己一生上足了发条”。想到这里不禁莞尔一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喜欢俏皮的笑话。“说不定真的会顺利解决!这话真有趣:会顺利解决,”他想,“要讲讲此话的来历。”“马特维!”他喊道,“你和玛丽亚把休息室收拾一下,迎接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向走过来的马特维说。“遵命。”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上毛皮大衣,走到台阶上。“您不回来吃饭吗?”送他出来的马特维说。“看情况吧。这个拿去开销,”他说,从钱夹里掏出十卢布交给马特维。“够吗?”“够不够都得应付过去。”马特维说,砰地关上车门,退回到台阶上。

这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已经哄好了孩子,听马车声知道丈夫已走,就又回到自己的卧室。这里是她唯一的避风港,可以躲一躲家务琐事的烦扰。只要她一出房门,那些琐事就缠得她不可开交。刚才就是这样,她到儿童室只去了不大一会儿工夫,英国女家庭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就向她提了好些个问题,而且都是迫不及待、唯有她才能答复的问题,诸如:孩子们穿什么衣服去散步?是否给他们喝牛奶?要不要派人另找一名厨师?等等。“唉,别烦我,别烦我了!”她说。回到卧室后,她又坐到同丈夫说话的那个位置,她紧握双手,戒指从瘦削的手指上滑落下来,她开始回味整个谈话的经过。“他走了!他和她结果怎样了?”她心里想道。“莫非还要去见她?我干吗不问问他?不,不,和解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俩留在一个家里,也只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意味深长地重复这个令她害怕的字眼。“可是我原先多么爱他,天哪,多么爱他!……我多么爱他啊!即使是现在,难道我就不爱他?难道不比从前更加爱他吗?最可怕的是……”她有了一个想法,但是没来得及想完,因为这时候马特廖娜·菲利莫诺夫娜从门外探进头来。“您派人去找我兄弟来吧,”她说,“他好歹会做个饭,要不又像昨天那样,孩子们到六点钟也吃不上饭。”“好吧,我马上出来安排。新鲜牛奶叫人去拿了吗?”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重又投身于日常的琐事中,并借此暂时排解一下她心里的悲伤。五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凭着他良好的天赋,在学校时成绩不错,可是他疏懒顽皮,结果落到了最后几名。虽然他一向生活放纵,既无显赫头衔,也非年高德劭,他却能在莫斯科政府机关里占据一个相当体面而又薪水丰厚的官职。这个职位是通过他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谋得的。卡列宁在这个机关所属的部里担任要职。不过,即使卡列宁不派内兄出任这个职位,斯季瓦·奥勃朗斯基也会通过上百个别的人,包括兄弟、姐妹、嫡亲、表亲、叔伯和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弄到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位置,年薪可以拿到六千卢布,这笔钱是他所亟需的,因为,虽然他妻子有大宗财产,他自己的事业却弄得很糟。

莫斯科和彼得堡几乎有一半人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亲戚朋友。他所出生的那个环境中,所有的人或曾经是,或后来成了达官显贵。三分之一是老一辈国家栋梁,是他的父执,从他孩提时代就认识他。另外三分之一是他的至交。还有三分之一是老熟人。因此,那些以授职、租赁、租让等形式分配世间福祉的人皆是他的朋友,是决不会漏掉他这位同道的。奥勃朗斯基无需花大力气就能弄到一个肥缺,只要他不拒绝,不忌妒,不争吵,不抱怨就行,而他为人素称随和,是从来不会那样做的。假如有人对他说,他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那种肥缺,他会觉得好笑,何况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只想得到他的同龄人都能得到的东西,至于任职能力,他是不会比任何人逊色的。

所有认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人,都喜欢他善良快乐的性格和毋庸置疑的诚实,而且,他那漂亮、开朗的外表,炯炯有神的眼睛,乌黑的眉毛、头发,还有白里透红的脸庞,都会对遇到他的人从生理上产生某种亲切而愉快的感染力。“啊哈!斯季瓦!奥勃朗斯基!可不是他!”碰到他的人几乎总是高兴地笑着说。虽然有时跟他谈谈话也算不得什么赏心乐事,但是过一两天后再见到他时,大伙还是照样高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莫斯科某机关任长官已有三年。他的同僚、下级、上司及所有跟他打过交道的人无不喜欢他,而且尊重他。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能博得同事如此普遍的尊重,主要靠他的三大品质:第一,他知道自己的短处,故待人亦异常宽容;第二,他是彻底的自由主义,不是从报纸上看来的那种,而是浸透在他血液里的自由主义,他以这种态度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而不论其头衔大小、地位高低;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他对职务上的事兴趣不大,从不过分热心,也就从不犯错误。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抵达职所后,由门房恭敬地陪着,手提公文包走进他自己的小办公室,穿上制服后,再来到机关办公室。录事和职员们全都站起来,高兴而恭敬地向他鞠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平时那样匆匆走向自己的座位,跟委员们一一握手,坐了下来。他很得体地说了两句笑话,就开始办公。谁都不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那样善于掌握随便、简单和公事公办之间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保持办公愉快氛围所需要的。一位秘书拿着公文,像机关里所有的人那样高兴而恭敬地走过来,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提倡的自由主义亲昵语调说:“我们搞到一份奔萨省府的报告。您是否要……”“终于拿到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用手指按住一份公文说,“那么,先生们……”于是办公开始了。“他们可知道,”他想,一面郑重其事地低下头听着报告,“半小时前他们的主任就像做了错事的小孩子!”别人念报告时,他的眼睛始终是笑眯眯的。办公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然后是休息和午餐。

两点钟不到,议事厅的玻璃门忽然打开,有个人走进来。委员们[9]很高兴有了轻松一下的机会,纷纷从沙皇肖像和守法镜下面朝门口转过头去,但是门边的守卫立刻把那人赶了出去,随后又把玻璃门关上了。

公文念完之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为了顺应自由主义时尚,他在机关办公室里拿起一根香烟,然后向他的主任室走去。他的两位同事,老官吏尼基京和低级侍从官格里涅维奇,也随他一起走出来。“我们午饭后还来得及办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当然来得及!”尼基京说。“那个福明真是大滑头。”格里涅维奇提到他们所审查案件的一位当事人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见此话皱了皱眉,示意不应该过早下判断,但是没有回答格里涅维奇。“刚才进来的那人是谁?”他问门卫。“大人,一个人趁我转身的工夫溜进来,说是要见您。我告诉他,等委员们出来的时候……”“他在哪儿?”“大概到门厅去了,刚才一直在这儿走来走去。瞧,就是他。”门卫指着一个身板壮实、宽肩膀、拳胡须的人说。只见那人还戴着一顶羊皮帽,正以轻快的步子踏着磨损的石阶跑上来。下台阶的人中有个提公事包的瘦官员停了下来,不以为然地望望跑上台阶的那人的一双脚,又询问似地瞥了奥勃朗斯基一眼。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站在台阶上面。他的脸衬着制服的绣金领子显得和蔼而有精神,当他认出闯进门的那个人是谁时,他更加容光焕发了。“果然不错!列文,你到底来了!”他带着友好而嘲弄的微笑打量迎面走来的列文。“怎么屈驾到这穷窝里来找我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嫌握手还不够,又吻了吻朋友。“来好久了吗?”“刚到,我很想见你。”列文答道,腼腆而又有些气恼不安地望望四周。“走,上我办公室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他了解他朋友的腼腆是由于自尊心强和容易激怒,便拉住列文的手,仿佛领他通过危险区,把他带走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几乎对所有的熟人都以“你”相称,无论是六旬老翁、二十岁的青年、演员、部长、商人还是侍从将官都一视同仁,这样一来,在社会的最高层和最底层都有许多跟他相称尔汝的朋友,这些人一旦得知是奥勃朗斯基使他们也有某种共同之处,一定会惊讶莫名。凡是跟他喝过香槟的人,他都称“你”,而他又是跟什么人都可以一起喝香槟的,所以,万一要当着下级的面会晤他那些厚脸皮的“你”们(他这样戏称他的许多朋友),凭着他特有的机灵,他懂得怎样淡化在下级心目中留下的不快印象。列文不是厚脸皮的“你”,但是奥勃朗斯基也机灵地感到,列文一定认为他当着下级的面不愿流露他俩的亲密关系,所以连忙把他带到他的小办公室来了。

列文和奥勃朗斯基年龄相若,但不是只跟他喝香槟酒的那种“你”。列文是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和朋友。他俩性格、爱好虽然不同,却像一对从小就要好的朋友那样互相喜爱。不过,尽管这样,他们也像选择了不同行业的人所常有的那样,彼此谈论起来固然也肯定对方的职业,其实他们心里是互相瞧不起的。他们各自觉得,唯有自己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而对方却在想入非非。奥勃朗斯基见到列文时,禁不住露出嘲弄的微笑。他曾多次见列文从乡下来到莫斯科,列文在乡下做事,但究竟何事,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向来不甚了了,也不感兴趣。列文每次来莫斯科都是情绪激动,行色匆匆,还有点不好意思,他为这不好意思感到恼火,而且大抵还要带来某种出人意料的崭新的观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既嘲笑他也喜欢他这一点。同样,列文打心眼里鄙视朋友的都市生活方式,还有他那些鸡毛蒜皮的公务,并讥笑这一切。所不同者,奥勃朗斯基在做一般人都做的事情,所以他嘲笑人时显得平心静气而有自信,而列文的讥笑则显得自信心不足,有时还是气呼呼的。“我们早就盼望你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后,松开了列文的手,仿佛表示在这里危险已经过去。“见到你非常、非常高兴,”他接着说,“你怎么样?好吗?什么时候到的?”

列文没有回答,他不时望望奥勃朗斯基两位同事的陌生面孔,尤其是温文尔雅的格里涅维奇的那只手,手指又白又长,黄色的长指甲尖端朝里弯曲,还有衬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大纽扣,而那双手似乎已吸引了列文全副的注意力,弄得他不能自由地思想了。奥勃朗斯基马上觉察到这一点,笑了笑。“噢,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我的同事:菲利普·伊万内奇·尼基京,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然后转向列文:[10]“地方自治局代表,新派地方自治人士,一手能举五普特重的体操运动员,畜牧专家,猎手,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的兄弟。”“幸会。”那个小老头说。“我有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万内奇。”格里涅维奇说,伸出他那留着长指甲的纤细的手。

列文皱起眉头,冷淡地握握他的手,马上向奥勃朗斯基转过身去。虽然他很敬重他的同母异父兄长,那位全俄知名的作家,但是现在,当别人只把他看成是著名的科兹内舍夫的兄弟,而不是康斯坦丁·列文时,他简直不能忍受。“不,我已经不是地方自治局代表,我跟他们吵翻了,再也不去参加地方自治局代表会议了。”他对奥勃朗斯基说。“这么快?”奥勃朗斯基微笑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说来话长。以后我再告诉你,”列文说,可是他马上开始讲起来。“简单地说,我确信没有任何地方自治活动,也不可能有,”他开始说话的样子,就像刚才有人欺侮了他,“一方面,那是个玩具,他们玩弄议会那一套,而我既不算小也不够老,不想耍弄这些玩具。另,另一方面(他口吃了一下),这是县里的一伙人捞取钱财的工具。过去有监护机构、法院,现在有地方自治局,它们不是以受贿的形式,而是通过白拿薪水来捞钱。”他说得激昂慷慨,好像在座的人有谁会对他的意见提出异议。“嘿!我看你又跨入了新阶段,保守主义的新阶段,”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不过这个以后再谈吧。”“好吧,以后再谈。不过我有事找你。”列文说,憎恶地盯着格里涅维奇的那只手。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难以觉察地微微一笑。“你不是说过,再也不穿西装了吗?”他说,一面打量着列文那身显然是法国裁缝做的新衣服。“原来如此!我看这也是新阶段。”

列文刷地涨红了脸,不是像成年人那样微微地、不自觉地脸红,而是像小男孩那样,觉得自己腼腆得可笑,结果越加害臊和脸红,简直要哭出来了。看着这张聪明而刚毅的脸变得如此孩子气,真有些奇怪,所以奥勃朗斯基不再朝他看了。“我们在哪儿见面呢?我非常、非常需要跟你谈谈。”列文说。

奥勃朗斯基像是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吧,我们上古林去吃午饭,就在那里谈谈。三点钟以前我有空。”“不必了,”列文想了想说,“我还得到别处去一趟。”“也好,那就一起吃晚饭吧。”“吃晚饭?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要三言两语问一下,以后再细谈。”“那么现在先说说三言两语,晚饭的时候再详谈。”“三言两语是这样的,”列文说,“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列文在努力克服他的腼腆,所以脸上忽然又出现了恼火的表情。“谢尔巴茨基一家都在做什么?一切还照旧吗?”他说。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早就知道列文爱上了他的小姨子吉提,他微微一笑,眼睛里露出愉快的神色。“你说了三言两语,可是我无法用三言两语答复你,因为……对不起,稍等一下……”

秘书走了进来,一副亲昵而恭敬的样子,他像所有的秘书一样,谦逊地意识到自己在办公务方面比首长懂行,拿着文件走到奥勃朗斯基跟前,装作请示的样子,开始解释某个棘手的问题。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等他说完,就温和地把手按在他的袖口上。“不,您就照我说过的办,”他说,一面用微笑缓和一下他的语气,随后简短地表明了他的看法,就把文件推开了。“请您照此办理,就这样吧,扎哈尔·尼基季奇。”

秘书很尴尬地走了。列文在秘书说事的时候已经完全克服了腼腆。他站在那里,把胳膊肘撑在椅背上,脸上带着专注的、讥讽的表情。“我真不懂,不懂。”他说。“你不懂什么?”奥勃朗斯基说,仍然愉快地笑着,拿起一支香烟,等列文说出什么乖谬的话来。“我不懂你在干什么,”列文耸耸肩膀说,“你怎么能一本正经地干这个?”“为什么不能?”“因为无事可做。”“这是你的想法,我们可忙得不可开交呢。”“埋头案牍。是呀,你有这方面的才干。”列文说。“也就是说,你认为我还缺点什么?”“也许是的,”列文说,“不过我还是欣赏你的气派,为我的朋友是如此伟大的人物而感到骄傲。不过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说完后,竭力直视着奥勃朗斯基的眼睛。“哦,好了,好了。等着瞧吧,你也会到这一步的。你在卡拉津[11]县有三千俄亩土地,这该多好。你这么肌肉发达,你容光焕发得像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可是你也肯定会落到我们这一步的。至于你打听的事情,告诉你:情况没有变化,只可惜你好久都没来了。”“怎么了?”列文惊恐地问道。“没什么,”奥勃朗斯基说,“这事我们再谈吧。你这次来究竟为了什么事?”“唉,这个也以后再谈吧。”列文说,他的脸又红到了耳根。“那好吧。我明白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你瞧,本来我想叫你上我家去,可是妻子身体不大好。我看这样吧,你若是想见他们,这会儿他们大概正在动物园,从四点待到五点。吉提在溜冰。你先坐车去那儿,回头我也去,带你一道找个地方吃晚饭。”“好极了,那就再见。”“你可当心,我了解你,你会把说好的事情忘了,要不就突然跑回乡下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着大声说。“决不会的。”

列文走出办公室,到了门口才想起来,他忘了向奥勃朗斯基的两位同事道别。“看样子,这位先生精力很充沛。”列文出去后,格里涅维奇说。“是啊,老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摇着头说,“他真是个幸运儿!在卡拉津县有三千俄亩土地,前程远大,而且多么有朝气!可不像我们这班人。”“怎么您也抱怨起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糟糕啊,糟透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六

奥勃朗斯基问列文,他究竟为何事而来,他脸红了,并且为脸红生自己的气。他不好意思对奥勃朗斯基说:“我是来向你小姨子求婚的。”虽然他正是专为此事而来的。

列文和谢尔巴茨基两个家族都是莫斯科古老的贵族世家,两家关系一向亲密。在列文上大学时这种交谊更加深厚了。列文曾与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公爵、即多莉和吉提的哥哥,一起温习功课并同时考进大学。他经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并爱上了这一家人。看似奇怪,可是康斯坦丁·列文确实爱上了这个家庭,爱上了这一家子,特别是这一家的女人们。列文已不记得自己的母亲,他只有一个年长的姐姐,所以,他是在谢尔巴茨基家中,第一次领略到他因父母双亡而失去的那种有教养而待人诚挚的贵族世家的生活氛围。这一家所有的人,尤其是女人们,都让他觉得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诗意帷幕里。他不但看不到她们有任何缺点,而且在这诗意帷幕的笼罩下,设想她们具有最崇高的情感和绝对完美的品质。为什么这三位小姐要今天说法语,明天说英语?为什么她们在一定的时间轮流弹钢琴,琴声传到楼上她们哥哥的房间时,有两位大学生正在这里做功课?为什么这些教师要到家里来上法国文学、音乐、绘画和舞蹈课?为什么三位小姐要和林农小姐在一定的时间坐马车去特维尔林荫道,还要穿上绸缎面子的外套,多莉穿长的,娜塔莉穿半长的,吉提的外套很短,把她那双匀称的、给红色长袜绷得紧紧的小腿都露在外边?为什么她们要在一个有金色帽徽的仆人的伴随下,在特维尔林荫道上来回漫步?所有这些,还有在她们的神秘世界中发生的许多别的事情,他都弄不明白,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就沉醉在这种神秘感之中。

列文上大学时差一点爱上大姐多莉,但不久多莉就嫁给了奥勃朗斯基。后来他开始钟情于二姐。他似乎觉得,他应该爱上三姐妹中的一个,只是他弄不清楚究竟该爱哪一个。娜塔莉也是刚进入社交界不久,就嫁给了外交官利沃夫。列文大学毕业时吉提还是个孩子。年轻的谢尔巴茨基投身海军后,在波罗的海淹死了。虽然列文和奥勃朗斯基是朋友,但他与谢尔巴茨基家的关系就此变得疏远了。今年初冬,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之后,再次来到莫斯科。他见到了谢尔巴茨基一家人,这时他终于明白了,三姐妹中他注定要爱的究竟是哪一个。

他这位出身名门、算得上富有的三十二岁男子,如果开口向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求婚,这事看起来最容易不过了,他很可能立即被认为是门当户对的人选。然而,坠入情网的列文觉得,吉提是个十全十美的女子,超过了一切世间之人,而自己则是个卑微的凡夫俗子,简直难以想象,别人和她本人会认为他配得上她。

为了见到吉提,他开始出入交际场合,几乎每天在那里和她照面,他就这样神魂颠倒地在莫斯科过了两个月,忽然断定此事决无成功的可能,就回到乡下去了。

列文确信这件事不可能的理由是,在女方亲属的心目中他配不上迷人的吉提,这样她太不上算,而吉提本人也是不会爱他的。

在亲属们看来,他在上流社会没有熟练、固定的职业及地位;他今年三十二岁,而他的同学们现在有的是上校、侍从武官,有的是教授,有的担任银行、铁路的经理,有的像奥勃朗斯基那样当上了政府机关的头头。而他(他很清楚别人对他的印象)则不过是个地主,只会养养母牛,打打鸻鸟,搞搞建筑,是个没有出息的庸才,按照社会上的看法,他干的尽是些无能之辈所干的事。

神秘而迷人的吉提不会爱上这种其貌不扬(他自认为如此),特别是这种普普通通、毫不出众的人。此外,他觉得,过去他是吉提哥哥的朋友,对她就像大人对待孩子一样,这种关系会成为爱情的又一个障碍。他认为像他这样其貌不扬的老好人,只可以作为朋友来爱,要获得他爱吉提那样的爱情,则必须是个美男子,尤其必须是个不同凡响的人。

他听说女人常常会爱上不漂亮的普通男人,他不相信,因为从他自己来判断,他只爱漂亮、神秘而特别的女人。

他独自在乡下待了两个月后,确信这一次的爱情与少年时代的那两次不同。这一次的感情不给他片刻安宁。一天不解决她是否做他的妻子这个问题,他就无法生活下去。他的绝望只是他自己的想象所致,他没有任何根据断定他的求婚将遭到拒绝。所以,他此次到莫斯科来是下定了决心来求婚的,要是对方答应,他就结婚。要是……他简直不敢设想,如果他遭到拒绝,他将会怎么样。七

列文乘上午的火车到达莫斯科,在他异父同母的哥哥科兹内舍夫家里落脚。他换好衣服就到书房来见哥哥,想立即告知他此行的目的并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书房里有客。哥哥的客人是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他专程从哈尔科夫赶来,为的是解释一下他俩在某个重大哲学问题上发生的误会。教授在和唯物论者进行激烈的辩论,谢尔盖·科兹内舍夫很关注这场论战,他看了教授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后,写信给他表示不同意见,指责他对唯物论者作了太多的让步。教授立即赶来和他统一看法。他们谈的是一个时髦问题:在人类活动中有没有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之间的界线,如果有,它在哪里?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见到弟弟,就像对所有人那样,脸上露出亲切然而冷淡的微笑。他把列文和教授作了介绍,然后继续谈话。脸色蜡黄、额头狭窄、身材矮小、戴着副眼镜的教授略为停了停,向列文道了声好,又接着说下去,不再理会他。列文坐在一旁等教授走,可是不久他也对谈话内容发生了兴趣。

列文曾在杂志上见到过他们所谈的那些论文,而且饶有兴趣地阅读过。作为一名自然学科大学生,他想从中了解他所熟悉的自然科学原理的发展状况。但是,他从来没有把作为动物的人类的起源以及反射作用、生物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科学结论与生和死的意义问题联系起来,而这些问题近来越来越经常地引起他的思考。

从哥哥和教授的谈话中他注意到,他们常常把科学问题与精神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好几次他们几乎要谈到精神问题,可是每当他们接近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内容时,他们便匆匆避开,重新陷入到繁琐分类、补充说明、暗示和引经据典中去,所以他很难弄懂他们究竟在讨论什么。“我不能容许,”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以他素有的明确的表达方式和悠扬悦耳的口音说,“我决不能同意凯斯的意见,也认为我对外部世界的概念完全来自印象。我并非通过感觉获得关于存在的最基本概念,因为没有专门的器官来传达这个概念。”“不错,可是武尔斯特、克瑙斯特,还有普里帕索夫,他们能回答您,说您的存在意识是由全部感觉的总和而来,这种存在意识就是感觉的结果。武尔斯特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倘若没有感觉,也就没有存在的概念。”“我的意见相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开始说。这时列文再次感到,他们在接触到核心问题时又开始离题了,于是决定向教授提一个问题。“如此说来,倘若我的感觉消灭了,倘若我的躯体死亡了,就不可能有存在了吗?”

教授被人打断了话头似乎有些恼火,扫兴地望望这位奇怪的提问者,见他不像是搞哲学的,倒更像是个纤夫,便转眼望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仿佛在问他:叫我可怎么说呢?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决不像教授那样偏激,而是有分寸地既回答教授的话,也考虑列文提问中那朴实自然的想法。他笑笑说:“这个问题我们还无权回答……”“我们没有资料,”教授证实道,接着又阐述他上面提到的论据,“不,我要指出一点,既然如普里帕索夫直接说的,印象是感觉的基础,那么我们就要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

列文不再听下去,只等教授赶快走。八

教授走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弟弟说:“你来了我很高兴。能待久吗?农场怎么样?”

列文知道哥哥对农场兴趣不大,只不过顺便问一句,所以他也只说了说卖麦子和钱财上的事。

列文原想把结婚的打算告诉哥哥,并听听他的意见,他甚至下定了决心就这么做。可是当他见到哥哥,听了他同教授的谈话,又听到他不自觉地用保护人的口气询问农场的情况(母亲留给他俩的地产没有分家,都由列文掌管)时,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结婚的事难以向哥哥启齿。他感到哥哥对此事的看法不会符合自己的初衷。“你们的地方自治局怎么样,情况如何?”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道,他对地方自治局很感兴趣,认为它意义重大。“噢,其实,我也不清楚……”“怎么?你不是执行委员吗?”“不,现在不是了,我退出了,”列文答道,“再也不去开会了。”“多可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起眉头说。

为了替自己辩解,列文开始讲述县地方自治代表会议上发生的情况。“事情总是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他说,“我们俄国人永远是这样。或许这是我们的优点——能看到自己的缺点,但是往往做过了头,专以冷嘲热讽为乐,张口就是挖苦。我只告诉你,要是把我们这样的地方自治权赋予别的欧洲民族,譬如德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就能从中培养出自由来,而我们却只会挖苦嘲笑。”“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列文歉疚地说,“这是我最后的尝试。我真心实意地试过了。我不行。我没有能力。”“不是你没有能力,”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不对头。”“也许吧。”列文沮丧地说。“噢,你可知道,尼古拉弟弟又到这儿来了。”

尼古拉是康斯坦丁·列文的亲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又一个异父同母的弟弟。此人已经完全堕落,他把自己的财产挥霍殆尽,成天在荒唐污秽的圈子里鬼混,跟两个兄弟都吵翻了。“你说什么?”列文惊惧地叫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普罗科菲在街上见到过他。”“在这里,在莫斯科吗?现在他在哪儿?你知道吗?”列文从桌边站起来,好像马上就要走。“我不该把这事告诉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看见小弟弟不安的样子,他不住地摇头。“我派人打听到他的住处,把借据送还给他,向那个特鲁宾如数付了钱。这是他给我的回信。”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吸墨器下面抽出一张字条,递给弟弟。

列文看见纸条上几行怪异而亲切的笔迹这样写道:“恳请别来打扰我。这是我对两位贤兄弟的唯一要求。尼古拉·列文。”

列文看了这几行字,仍然低着头,两手拿着纸条站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面前。他在作思想斗争,他想现在就忘掉这个不幸的哥哥,又意识到这样做很不好。“他显然是想侮辱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但是他侮辱不了我。本来我很想帮助他,现在我知道这是办不到的。”“是的,是的,”列文连连说,“我理解你也佩服你这样对待他,不过我还得去找他。”“你实在想去就去一趟,但我还是劝你别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至于涉及我,我倒不用担心,他不可能挑唆你和我吵架。为你着想,劝你还是不去为好。他这个忙是帮不上的。但话又说回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也许是帮不了他,但我觉得,特别是眼下这种时候,哦,这是另外一码事……总之我觉得,我于心不安。”“这我就不懂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过我明白一点,”他又补充道,“要学会克制自己。自从尼古拉弟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比较宽容地看待所谓卑鄙了……你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唉,这真可怕,可怕!”列文连连说。

列文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仆人打听到尼古拉的地址,准备马上去见他,但考虑了一下,决定等到下午再去。为了使心情平静下来,首先要解决他为之来到莫斯科的那件事。列文从哥哥家来到奥勃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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