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丽贝卡·韦斯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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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试读：
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英]丽贝卡·韦斯特 著向洪全 夏娟 陈丹杰 译中信出版集团目录导读上册 序章旅途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远行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中册 塞尔维亚马其顿下册 老塞尔维亚黑山尾声参考文献及索引 参考文献索引导读导游手册的作者一般不具备艺术家那样的个性。他或她总是完完全全因地言事，最理想者莫过于隐匿身形，只将可靠的信息如公交车时刻表、何处落脚、博物馆开放时间传递出来。然而在光谱的另一端，摄影师迈克尔·阿克曼（Michael Ackerman）在其《创之作》（Fiction）一书中说：“一个地点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对它的感知。”文学性的旅游札记则居于导游手册的刻板与阿克曼的唯我论的两极之间，并因此受到读者的青睐。最优秀的游记作者论及公交时刻表的可靠性或许有限，然而他们所书写的却是关于一个国度公交的永恒真理——或至少是这些作者与那些公共交通之间关系的永恒真理。比如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 H. Lawrence）对于地点场景的敏锐反应既观照当下，又深邃辽远。编辑和出版商都深知他的这一天赋，劳伦斯本人也乐于将它转换为经济收益。1921年，丽贝卡·韦斯特去佛罗伦萨拜访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时，道格拉斯开玩笑说，劳伦斯只需要在市镇逗留几小时，可能就已经构思好一篇文章，“将那里人们的脾气个性描写得淋漓尽致”。在韦斯特看来，这似乎“显然是在干一件傻事”。不过道格拉斯说得没错：他们去劳伦斯落脚的宾馆看他，发现他正奋笔疾书。韦斯特当时认为，劳伦斯并不真正了解佛罗伦萨，不足以“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直到劳伦斯去世后，她才意识到，劳伦斯“那时所写的是他自己在那一刻的心灵情状”，这情状只能用象征性的语词才能表达。因此，“佛罗伦萨以及其他城市，都是一种象征”。韦斯特写下这些话的时间是1931年。那时，她还不曾踏上孕育《黑羊与灰鹰》这本书的第一次南斯拉夫之旅，但对于她的这部巨著来说，因劳伦斯而起的，对游记写作逻辑的认识却意义非凡。事实上，这部鸿篇巨制中，她在南斯拉夫的经历可谓微乎其微。正如知名的巴尔干专家伊迪丝·达勒姆（Edith Durham）当时的恶意评论所言：“小说家韦斯特小姐写下的这部鸿篇巨制所依托的不过是一次愉快的南斯拉夫之旅，而此前她对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民一无所知。”确切地说，韦斯特小姐曾三次前往南斯拉夫：第一次，1936年春，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前去做讲座；第二次，1937年春，与丈夫亨利·安德鲁斯同行；第三次是1938年初夏。最初，她希望快笔写出一本“速记”，可惜第二次旅程的四个月后，这一可能令其名利双收的冒险之作却变得“面目可憎、繁复缠结，激不起任何人的兴趣”。在研究南斯拉夫“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的过程中，韦斯特掌握并梳理了她本人关于南斯拉夫的认识——同时也了解到很多其他东西。用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评价罗伯托·卡拉索（Roberto Calasso）《卡什之毁灭》（The Ruin of Kasch）的话来说，《黑羊与灰鹰》有两个主题：一是南斯拉夫，二是其余一切。至该书出版（两卷本，共计五十万英文词汇）韦斯特才略带茫然地发现，自己“从1936年起投入了五年时光，花费巨资，殚精竭虑，以一种从任何寻常的艺术或商业眼光看都极不明智的方式，列清单似的将一个国家的林林总总记录下来，从头到脚直至最后一颗马甲纽扣也不放过”。因为“（她的）海量材料”内容不断增加，量变引起质变，以致这“清单”成了一幅巨型的、极其复杂的图画——不仅是她自己心灵的画像，更是处于“二战”边缘的欧洲画像。其结果是此书成为20世纪最最优秀的杰作之一。（她曾担心“单是此书的篇幅，就几乎不会有人愿意看”。）一如该书本身的不寻常，其声名更是不同寻常。韦斯特被认为是英国的一位重要作家。假如有人觉得她算不得一流作家，那主要是因为确立她声望的多数作品所采取的文体被认为不像小说那样适于表现宏大的主题。而作为小说家，韦斯特的重要性显然不及劳伦斯、詹姆斯·乔伊斯（他在《尤利西斯》中天才般地“创造一种艺术形式，同时穷尽了它的所有可能性”），或者福斯特。韦斯特最优秀的作品散落在报告文学、新闻报道和游记之中——在传统看来，这些文体都属于左道旁门。《黑羊与灰鹰》的成功，极大地归功于作者高超的创造力，她顺其自然，将这种创造力发挥到极致。该书很显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因为在英语里，文学（至少包括散文类别）与小说是同义语，因此这本书被默默地从本该归属的范畴里挪了出来并归于小说类。（当我向一位写小说的朋友提及自己正在写这篇导读时，她问我这本书是否是以南斯拉夫为背景的；她以为这是一本小说。）很明显，如果以评价小说的标准去看《黑羊与灰鹰》，即使它的品质上乘，其写作形式也并不符合小说的体例。所以可能一些次等的小说作品可以安然稳居榜单之中；而一部尴尬的大部头，因其本质上不属于这个序列，所以难以适应这种评价以确定其不凡的品质，它被安放在什么地方都不合适。为免于将其他卷册从顶级经典的书架上挤下来——或者说得更极端点，为免于将整个书架掀翻——《黑羊与灰鹰》从它应有的位置跌落下来，被默默地存放在一个较低的、不重要却安稳的位置。一些评论家虽声称该书为杰作，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在《域外》（Abroad）中，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一篇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文学旅行”的调查得到了高度评价。然而，与伊夫林·沃（Waugh）、劳伦斯或者格林（Greene）不同，在这份调查中没有独立的一章对韦斯特做出评价，她的书也只是被顺口提及而已。维多利亚·格伦迪宁（Victoria Glendinning）在其关于韦斯特的传记里充分肯定《黑羊与灰鹰》是“韦斯特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在这一著作中，丽贝卡·韦斯特阐明了她对于宗教、道德、艺术、神话和性别的看法”。除此外，格伦迪宁对《黑羊与灰鹰》便再无话可说。对于所以努力表达它所激起的敬畏之情的尝试，难道这本书注定要拒斥吗？为弥补这一缺憾，也为免于争议，我们姑且先这样说吧：这本书是关于南斯拉夫的一部极为重要的作品。1993年，我在访问过塞尔维亚之后（凑巧跟韦斯特当年一样，也是因为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缘故），为了解南斯拉夫，开始阅读这本书。这本书在那之前的几年间为回应一次局部冲突而重印发行，此次冲突恰恰被韦斯特以某种方式所预见。在《序章》里，韦斯特回忆说，自己“盯着”关于南斯拉夫国王的一部旧电影片[1]段，“就像一个老妇细数她杯子里的茶叶残渣”（第15页）。该书的预言特质不出十页便显露出来，当韦斯特说“人们的习惯是，当一个不善经营的老人一死，其事业随之分崩离析时，会说：‘啊，看这是怎样的怪事啊！生前一切都稳稳当当的，可人家前脚刚一走，现在就成啥样子了！’”（第10页）我仍记得，1993年读这本书时我心中的迷惑，因为当时的局势极其复杂，让人不禁怀疑她笔下所写的并非弗朗茨·约瑟夫而是铁托。在这本书较后的科索沃部分中，韦斯特所雇的司机德拉古廷，拧着一个克罗地亚男孩的耳朵，语气里混杂着讽刺与威胁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你们赶尽杀绝。”（第904页）甚至在我本人仅有的关于塞尔维亚共和国与黑山共和国经历中，也曾多次亲见《黑羊与灰鹰》所描绘的场景。而作为一部关于南斯拉夫的著作，它更有着“极大的用途”，相当于一部形而上的《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而且永远不用更新版本。［如韦斯特本人所言，“有时，我们有必要知晓我们所处的位置，在永恒，在当下”（第825页）。］这部书的使用价值在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身上得以清楚地展示。他回忆道，自己在南斯拉夫，无论走到哪里，都与这本书寸步不离。“我宁可丢失护照、钱，也不想丢了被我翻旧的、写满注释的《黑羊与灰鹰》。”如果你不在巴尔干半岛，或者对其毫无兴趣，那么书中大量谈及该地区历史的篇幅可能令你厌烦。不过，这却是只有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或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才可能写出的史书。且看看1914年萨拉热窝那非比寻常的景象——那一年，就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前不久，他站在接待厅，发现里面挤满了自己狩猎生涯中所杀戮的大约五十万只野生动物（据他自己估计）：你能想象，那么一个空间，从地上直至深红与金色的穹顶，各种毛皮与羽毛的幽灵充塞其间，仿佛是直达穹顶的钟乳石，因为实在是太多了：一头头雄鹿，它们鹿角的空隙里挤满山鹬、鹌鹑、野鸡、鹧鸪、雷鸟，等等；一头头野猪，毛发竖立，胁腹贴着胁腹，宽阔的肚腹下面的空间里，层层叠叠挤压着各种兔子。这些动物的眼睛清澈且漆黑如水，它们将欢快地看着屠杀它们的人的生命一步步走向终结，一如当初它们自己那副模样。（第335—336页）萨拉热窝被围困的时候，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正在那里执导贝克特（Beckett）的《等待戈多》，人们普遍觉得，舞台上的景象正是对剧场外面局势的某种荒诞主义的解说。20世纪30年代，在莫斯塔尔（该地以与萨拉热窝同样的方式，将国际社会扎了一下，使国际社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境况）某咖啡馆，一个类似的寓言也曾展现在韦斯特面前：一束束白亮的灯光下，年轻军官在有节奏地来回穿梭。灯光倾泻在酸性绿的台球桌上，台球发出冷淡的碰撞声。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巴尔干情绪，怠惰苟且，顺从命运。似乎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出现：一个人进屋，挂起他的土耳其毡帽，然后解释说——措辞刚好足以让人理解，让人不致觉得是疯言乱语——所有桌前的人务必在原地等待，直到两位正在玩台球的军官打完一百万局比赛，并且众人永恒的命运将由球局的结果而定；而这样的要求却被人们接受了，人们一面看报，一面安静地坐着等待。（第289页）韦斯特的目的是要“让过去与它所创造的现实并肩而行”（第1089页）。她的一部分成就就是试图揭示了，即便是明显不具历史性的知觉——比如被掐下的一朵花的香气——都饱含着过往的气息。地理与历史，其道理更是如此，常常难以分割。因此，特定的地域便会“给土地上的民众打上同样的烙印，不管历史带给这片土地的是怎样的民众——即便是为了征服而将当地的人口灭绝，就像泼水一样把他们倒出去，再灌入种族、哲学截然不同的另一群人”（第747页）。不耐烦的读者，往往会跳过历史叙述的部分，但他们是在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过去——被叙述的历史——可能悄无声息地化入眼下的现实。最为引人注目的例证是在一番长篇大论之后才被提出的（读到这里时我觉得这论证确实有点太长），那是14世纪塞尔维亚国王史蒂芬·杜尚统治期间，发生在普里什蒂纳的一件事。在大约二十页之后，我们得知了他的死亡：在生命的第四十九年里，他死在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里，村庄小得今天已无迹可寻。他在痛苦中死去，似乎中了毒。由于他的死，一些不合意的事情接连发生。比如，我们坐在普里什蒂纳一家餐馆，手肘下的桌布仍带着污渍，盘子里的鸡瘦得像麻雀。一男一女朝我们走过来，女的背上扛着一个犁头。（第894页）啊！这岂非所曾见过的最大胆的跳切、最大胆的时间移位、最出乎人意料的推演？韦斯特并没就此打住。这对男女的出现，将她的思绪又拉回到这本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男人与女人之间让人欲说还休的关系：在大男子主义不受限制的地方，女性被驱使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却没有权利实践自己的意愿。这种状况令人作呕，说它恶心，并不是因为工作对于女性的影响——她们总能从工作中学到东西——而是因为它让男人变成了废物。（第895页）韦斯特仍未就此打住——又回想到史蒂芬·杜尚的死，然后才从餐桌旁起身，来到“一个土耳其式的厕所”：地板上那黑乎乎的洞，以及厕所逼仄的空间里显得诡异的某种东西，让人觉得，似乎粪便——男人所排泄的——也树立起一种新的权力元素，充满敌意且具有魔力，能将其暗黑的浊流与恶臭的潮湿气息覆盖整个世界……我感觉那地方正用它的秽物将我玷污，而我永远无法再洗涤干净，因为那污秽的实质比温和的肥皂和水更加顽固。（第896页）韦斯特仍然没就此打住……我们且绕回去片刻。为了检视所有涉及的问题的内在含义，这本书中无穷无尽的自我证明式的讨论，是韦斯特创作结构与写作风格的核心特色。她的所有结论都与过程（这本书的关键词）紧密相连。在此过程中，这些结论被一一梳理出来。任何能引起韦斯特注意的东西——[2]比方说书的第507页的一件小事，在一家餐馆里，收音机播放着一首莫扎特交响乐——都会被作者生动直观地传递出来。当韦斯特仔细描述和处理这一小插曲时，她会带着我们踏上一段偏离主题的旅程，直到推思默想至最幽深处，再准确无误地返回我们借以出发的地点或场景。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普林西普以此成为作者意图的积极代言人：“他将自己全身心地献给每一个大事件，以便彻底领悟这一事件如何揭示宇宙之本质。”（第378页）以此看来，《黑羊与灰鹰》除了是一部浩大之作，还能是什么呢？即便是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的《文明大战》（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的忠实读者，也可能觉得这令人一见难忘的大部头之所以厚重的唯一原因是其丰富的积累以至于里面所包含的材料太过庞大。《黑羊与灰鹰》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其承载如此厚重。如威斯坦·休·奥登（W. H.Auden）在“给拜伦爵士的信”（“Letter to Lord Byron”，1936）中提到的，韦斯特需要“一种足够宏大的形式，以游弋其间”。作品思想的尺度，蕴含在它的词句和结构之中。经编辑节选的《丽贝卡·韦斯特精简本》（The Essential Rebecca West）看似方便，且颇具吸引力，却感觉像是一种对美的强暴。实际上，将这样一部作品精减到只剩要点是极不妥当的。我怀疑，其中的某些删减恰恰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却可能被删减者认为并非精华所在。这种删减制约了叙述的清楚度，也是韦斯特所一再公开反对的。我不想贬低《黑羊与灰鹰》作为一部关于南斯拉夫的著作的重要意义，它基于“南斯拉夫西部与南部地区的自然构造和色彩，与（韦斯特）想象力的内在构造与色彩，实现了近乎巧合的一致”（第1088页）。不过，虽然我所珍视的诸多部分源自南斯拉夫，它们却并非专属于世界的那一个部分。这样的例子成百上千，举几个便已足够：一匹马“情欲炽盛而焦躁不安”，它“因为恐惧，也因为享受，眼珠儿直转，胃口好极地从食物中寻得安抚，马也明显知道可以从中获得安抚，并且追寻它所宣称的自己所恐惧之物”（第71页）；一个女人，“貌美若伯恩·琼斯的画，同时，她握紧的粗糙指关节，可以将她可爱的脸蛋揉擦出窟窿”（第58页）；那些穆斯林，“禁酒也不过是为了没了酒精照样能够陶醉兴奋罢了——这实在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第649页）《黑羊与灰鹰》的文思河奔海聚，支流蜿蜒——你永远不会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但这并不是说它结构混乱。它可能枝叶蔓延——这是事实，但请记住，首先，一部表面上描述一次旅行经历的书，实际上却是三次不同的旅行天衣无缝的糅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熟悉了《荒凉山庄》或《尤利西斯》的复杂结构；在当代，我们赞赏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小说繁复缠结的情节、人物及主题。而《黑羊与灰鹰》却对读者的期望值提出了另一种要求。它是散文体的连续即兴创作，集统一性与流畅性于一体。就如同萨克斯手或号手的即兴演奏那样，韦斯特信笔漫游却不曾迷失路途的控制性因素是她的“基调”。“基调”在某些结构之承载上的大胆展现是这本书创新意义的关键所在。凭借总体上保持一致的基调，韦斯特能够轻松地在各个音区之间自由徜徉。她可以机智地说：“访问极为愉快，虽然一无所获——根本算不得访问。”（第750页）亦可戏谑：“那我们干吗不带上那本书呢？”我丈夫问道。“噢，那书简直比石头还重，”我说，“我在盥洗室的磅秤上称过。”“你称它干吗？”我丈夫问。“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想起，除了自己这堆骨肉外，我已经不再知道任何别的东西的重量，”我说，“因此我拿起它来，以便让我的心思别有所寄。”（第140页）韦斯特的文字可以诗情缱绻［“当我们驶近岸边，船身下的水体如淡绿的宝石，阳光洒落，可见到水底的沙子”（第222页）］，同时又那般奇异华美：桥的前方，河面变得宽阔，水上长着一片黄色睡莲。两岸边缘像镶了一面带状的明镜，垂柳立岸，树的正下方，倒影映入水中。那惊人的绿，那千尾猫尾般下垂的柳枝，仿佛静态的礼花，让我们惊奇不已。（第1037页）另一方面，当她鄙夷在波斯尼亚一家宾馆遇见的一个女人时，韦斯特也会出言不逊：“她就是残忍，她就是污秽。”（第438页）最让人惊奇的是，如此的一部长篇巨作中，韦斯特展现出叙事简洁的天赋：“（我们）再次置身于具有瑞士风情的乡间”（第296页），“一带裸露的山脉漆黑如夜，高耸的山脊上白雪点缀如星”（第734页），“一阵便士硬币大小的暴雨”（第510页）。这篇导读的进程正被它的长篇累牍所妨碍，但终而言之，到底必须腾出一些空间，以便一瞥韦斯特的思想。《黑羊与灰鹰》出版几年后，韦斯特考虑过她的美国编辑本·休伯什的建议——写一本关于大英帝国的书。她本有心采纳这一建议，但“只能是在宗教与形而上学方面，我可以胡言乱语，提出只言片语的见解”，她于是断定，于如此一项研究，自己没什么新的东西可奉赠。当然，正是这点儿“胡言乱语”，才使得《黑羊与灰鹰》成为一部极具思想性的巨著。在《尾声》中，韦斯特谈起她十多岁时，易卜生以他的方式“纠正了英国文学中的严重不足，即在认识思想动力方面的失败”。以其典型的热切语言，她后来认定，“易卜生对于思想观点的呼唤，就如人对于水的渴求，恰恰是因为缺这东西”。（第1086页）若说韦斯特只拥有一加仑水，那是低估了她。《黑羊与灰鹰》除了其他种种，更是一股思想观点的洪流。一如对于劳伦斯，你很难分清作者的知觉止于何处，思考又于何处发端。观察与玄思，思想与对于“生活的本真意义”（第235页）的即时反应，无时无刻不相互错杂而行。这本书最大的思想恰恰是它的简洁，如此简单以至于别无他物：“愿合意之物胜于违逆”。我们只有部分人心智正常。这部分人喜好快乐，希望幸福的时日能更悠长；希望能活到九十多岁，然后安然地死去；希望死在自己建造的屋檐下，而这屋宇又将为后来者遮风挡雨。我们另有一半的人几近精神失常。他们偏好违逆的东西胜过合意如愿的东西，喜好痛苦，以及比黑夜更暗沉的绝望，希望暴死横逆，致使生活回到原点，使我们的房屋一无所存，除了被烟火熏黑的地基。（第1102页）当韦斯特写下这些文字时，欧洲正一头栽向那样的灾难。1993年，我第一次读到《黑羊与灰鹰》时，电视画面上到处是熏黑的房屋地基，而且那里正是韦斯特曾描述过的地方。韦斯特内心受够了她本性厌恶之事的折磨，她意识到，要想得偿所愿，必须经过不懈的内心挣扎与政治斗争。她对于这一思想的坚持与信心，在奥登附于其十四行诗《战争时刻》（In Time of War，发表于1938年，当时韦斯特正埋头写作本书）的评论中得到回应：理智胜于疯狂，为人所爱胜过为人所惧；坐下来享受美餐，胜于胡乱填饱肚子；两人同眠胜于孤枕独眠；快乐更合人心愿。在两个案例中，谦逊的结尾都是智慧的明证——反之亦然。《黑羊与灰鹰》是一部浩瀚的、雄心勃勃的、繁复的巨著。它反复强调了普遍真理与朴素真理的亲缘关系。韦斯特坚信，“这只是敲出的一个低阶音符，换作贝多芬和莫扎特，弹奏出来的音节会高得多”。在黑山共和国，韦斯特遇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努力想弄明白降临在她身上的种种不幸。这次相遇使韦斯特相信，只要“在之后的千秋万代，每代中至少有一个人永不停歇地探寻命运的本质，甚至在命运抛弃他、打击他的时候仍不停歇，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会解开宇宙之谜”（第1013页）。如果一个世纪里能有一本或两本，像《黑羊与灰鹰》这样的书，那么，那一天将指日可待。杰夫·戴尔（Geoff Dyer）2006年[1] 此处页码为英文版页码，下同。—— 编者注（本书脚注若无特殊说明，皆为编者注。）[2] 此处为本书边码。献给我南斯拉夫的朋友们，他们如今全已死去或遭到奴役禁锢……许之以他们梦想的祖国，[1]让他们重又成为天国的子民。[1] 本书初版于1941年。是年，纳粹德国入侵巴尔干半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弗鲁爱林：我想，亚历山大的出生地在马其顿。我告诉你，上尉，如果你看看世界地图，我保证你会发现，将马其顿与蒙默思郡做个比较，二者的地形，你瞧，很相似。马其顿有一条河，蒙默思郡也有一条河：蒙默思郡这条河名叫瓦伊河，另外那条河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可它们都一样，就像我一只手的手指与另一只手的手指那般，而且两条河里都有鲑鱼！——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上册序章我一只胳膊斜撑着身子，通过敞开的门，向另一节卧铺车厢高声喊道：“亲爱的，我知道这会儿让你出来度假，给你造成了极大的不方便，我也知道你半点也不想来南斯拉夫。但等你到了那地方，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此行如此重要了，而且为什么必须是现在，复活节的时候去。一旦我们到达南斯拉夫，一切就自然明了了。”然而，没有应声。丈夫已经睡着了，或看上去如此。我本来不至于坚持自己的判断，认定这列车正带着我们前往这样一个国度：在那里，一切都明了可解；在那里，生活的模式是如此真实，一切的繁杂都将就此终结。黑暗中，我重新躺下来，心里很是惊奇：自己竟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南斯拉夫竟如自己的祖国。因为当时是1937年，而直到1936年，我还从未到过那片土地。实际上，我仍记得自己第一次说出“南斯拉夫”这一名字的时间——不过是两年半之前的1934年10月9日。那是在伦敦的一家私人医院。我做了一个手术，那次经历新鲜而奇妙。一天早上，一名护士进来，给我打了一针，动作温柔至极，还开了些玩笑。玩笑并不那么好笑，却适得其宜，拂去了那难熬时刻我心中的恐惧。然后，我拿起书来，开始读乔基姆·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那首十四行诗。诗的第一句是：“有过远游的人，一如尤利西斯，当是何等幸福。”我告诉自己说，“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诗篇之一了”，然后在床上翻了个身，心里仍想着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诗篇之一，却发现刺眼的电灯亮起，站在我床尾的已经换作另一名护士。那一刻，十二个小时倏然而过。那期间，他们将我送往楼上的一个房间，一个遥遥俯瞰伦敦百千屋顶的房间，在我身上东切西割了三个半小时，又把我送下来。此时，我唯觉困倦不堪，全然没感到有任何病痛不适，仍半沉迷于那首诗美妙的意境里，仍在聆听穿越岁月的那款款吟唱，那般极尽简练，却又让人觉得那般极尽华彩，如一段优美的旋律：“要待什么季节，我才能再见自己那陋室前的小园？它对我来说比天堂都美好。”我事先被告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但在手术前，人的下意识——真是一个易受惊吓的老傻瓜——往往会把手术想象为石器时代的样子。我当时非常害怕。我斥责自己不曾留意，世界已变得愈加仁慈，而且进步神速。不过，也不尽然。手术留下的伤口让我觉得，我身上似乎绑缚着重重的冰块。因此，为转移注意力，我让人送了一台收音机到房间。平生第一次，我意识到人生竟能如此无趣，人的胃口竟能如此乖张。听过一些访谈和各式各样的节目之后，要是再听到有家庭找地方当局商议，家里垃圾桶不要倒掉，而是任其装得满满当当的这种事情，我不再会觉得奇怪。尽管如此，还是有或此或彼的某个电台，白天里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奉上。我还学会了像荡秋千演员般，在一个个电台栏目间搜寻荡悠。但有一天晚上，我拧错了旋钮，听到一种并非自己想要搜寻的那种音乐。这乐曲非人间所有，而是居于雷雨云之间，滚滚而下，贯入人耳，有时震耳欲聋，却不失其旋律的优美。我听见播音员在讲述南斯拉夫国王那天上午在马赛街头被刺杀的情况。在这地球上，我们时时都在制造谜团，而那时，我们已然步入另一个阶段。我知道那可能会非常痛苦。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关于自身的零零碎碎的知识告诉我，是什么敌对势力干的这事。我觉得必将有战事发生。而事实上，要不是南斯拉夫政权对其人民施行强制措施，在当时及其之后，禁止任何针对其敌人的挑衅行为，战争肯定早就爆发了。那般的克制忍让，战后的欧洲所展现出的这最为非凡的政治能耐，我实在无力想象。因此，我幻想自己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潜意识里的观念陈旧的又一实例——因为我知道，下一场战争中，我们女性几乎将无须害怕任何失亲之痛，既然不宣而战的空袭会将我们及我们所爱一同，如炒鸡蛋般完完整整送往另一个世界。当时，我并未想到这一层，因此按铃叫护士来。等她过来，我朝她叫道：“接通电话！我必须立即跟我丈夫说话。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啦。南斯拉夫国王被刺杀啦。”“噢，亲爱的！”她回答说，“你认识他吗？”“不认识。”我说。“那为什么，”她问道，“你会觉得这件事可怕呢？”她的问题让我想起那个源自希腊语词根的意味深长的词：“白痴”。白痴态是女性的通病：专注于她们的私人生活，遵循命运的安排，沉迷于深渊的黑暗，她们的脑细胞有多畸形，所投射出来的黑暗就有多深。这种白痴态与男人的固有缺陷的可怕程度不相上下。男人的毛病是愚蠢：他们沉迷于公共事件，在月光下看世界，一切事物都只见个轮廓，却看不见展现事件本质的细节。我说：“哦，你知道，暗杀会导致其他的事情发生！”“是吗？”她问道。“可不是嘛！”我叹道，因为回顾往昔，我发现自己的生活被王族的屠杀打断，被报童的叫卖声打断——他们从大街小巷跑来告诉我，有人用致命的武器翻开了历史这部大书的新的一页。我记得自己五岁的时候，抬头望着我母亲和她堂姐并排站着，低头看一张报纸。报纸放在一张桌子上，笼罩在一圈煤油灯灯光下。她们那有口袋的白色衬衫上的褶皱和黑色的长裙，因为惊愕而纹丝不动，整个人犹似石雕。“还有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三十六年后，我对护士说。“她非常漂亮，是吧？”她问道。“世间曾有过的最美丽的女子之一。”我说。“可她不是疯了吗？”她问道。“也许吧，”我说，“也许吧，但只是一点儿，到最后的时候。她确实聪明过人，三十岁之前，就展现出她的伟大。”“怎么展现的？”她问。让她愈发沮丧的是，我告诉她说我深谙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直至发觉她感觉万般无聊，才让她离去，留下我在黑暗里，看着黑暗中浮现出的伊丽莎白那可爱的三角形脸庞。她是何等伟大！她早期的照片，从来都是一脸怒气冲冲的阴郁神情，如我们所见的少年拿破仑。她知道自己体内有一股生命力量，她担心世界不会让这种生命力肆意奔流，以结出累累硕果。她后期的照片，神情里再没了拿破仑脸上表情的影子。世界没有让那一泓泉水奔流出来，清泉变成了苦恨之水。不过她并非没有成就，不仅有，而且是最伟大的那种。事实上，那种成就，是拿破仑永远无法与之匹敌的。她十六岁时，还是慕尼黑偏远地区维特斯巴赫家族的一员，嫁给了奥地利年轻的皇帝，从而成为统领维也纳宫廷的主人。自从法国大革命废除了杜伊勒里宫和凡尔赛宫，它成为当时最显赫的宫廷。这一变化，本将会使得众多的女子无所作为。但五年后，她依身弗朗茨·约瑟夫身侧，游览了伦巴第和威尼托地区。从多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奇迹。首先，这是勇气的奇迹，因为他和他的臣僚使得这些省份因为他们的残酷与无能，而对他们痛恨有加。这年轻女孩高昂着头颅端坐剧院，尽管因为她的到来，剧院里寂然无声有如坟墓——人们穿着黑色的丧服以羞辱她；她坦然自若地走在大街上，尽管前方空无一人——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她。但当她与任何意大利人面对面相遇时，她总能找到恰当的字眼和姿态来表达自己的个性与请求：“瞧，我是皇后，但我并不邪恶。宽恕我和我丈夫以及奥地利，宽恕我们曾给你们带来的不幸，让我们彼此相爱，共同为和平而努力。”当然，这一切都是徒劳。她的成功即刻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小官僚的抓捕行动和鞭打所抵销。这两个省份不可避免地要被并入新生的意大利王国。不过，伊丽莎白不仅生来甜美善良，她一直以自由派和皇后的方式思考。她知道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有着一种真正的纽带，也知道这种关系因为政府管理不当而紧张。因此，第二年她进行了一次环匈牙利旅行。这次旅行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一地区几乎跟伦巴第和威尼托地区一样，人民对政府严重心怀不满。之后，她学会了匈牙利语——尽管这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与许多重要的匈牙利人建立起友谊关系，也了解到匈牙利的诉求和让步的实质所在。后来因她离开弗朗茨·约瑟夫，四处游历了五年，这一计划被暂时搁置。1866年，奥地利战败于普鲁士，于是她回来安慰丈夫。然后，她劝服丈夫创立二元君主制，赋予匈牙利自治权利。正是靠着这一体制，奥匈帝国才得以存续至20世纪。而这一举措背后的主意以及推动力，都当归功于伊丽莎白。这就是政治家的才华。拿破仑所缔造的一切都不曾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也没有这般高尚。伊丽莎白本应继续前行，医治好危害帝国的其他创伤。她本当解决哈布斯堡王朝律令之下的斯拉夫族群问题。斯拉夫人属于这样一类人：爱争吵，勇敢，富有艺术天赋，善于思考，令所有别的民族都感到难于理解。他们是在1世纪，从亚洲迁来巴尔干半岛的，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而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建立起暴力的、恢宏的、充满无限希望的众多王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波斯尼亚。但当土耳其人14世纪入侵欧洲时，这些帝国都已告覆灭，且全都被迫委身为奴——除了半岛西部边境的斯拉夫人。这些人生活于威尼斯、奥地利与匈牙利这些强国的羽翼之下，不过，既然他们被当作农奴，并在与土耳其人的对抗中被毫不吝惜地用作炮灰，其优越性亦是值得怀疑。如今，所有这些人都已归属奥匈帝国治下，包括捷克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以及达尔马提亚人；而且他们全都身遭压迫虐待，主要原因是德国奥地利人从所有斯拉夫人，尤其是捷克人身上，嗅到一种出自本能的强烈憎恨。其中，捷克人出众的智慧与杰出的能力，使之在劳动力市场上成为危险的竞争者。此外，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早在19世纪就摆脱了土耳其人的枷锁，并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极端政党害怕，如果给予斯拉夫族群自由，他们会在沙俄庇护下，与塞尔维亚建立联盟。因此，他们使尽一切的经济与社会手腕，竭尽所能地迫害斯拉夫人，极力恶毒地破坏他们的语言，在斯拉夫人中间不断制造不和，以致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种不和已使之有分崩离析的危险。如果伊丽莎白像处理与匈牙利人的关系那样处理与斯拉夫人的关系，可能会挽救整个帝国，使其免于1914年的那场战争。然而，三十岁之后，她没再为帝国奔波努力。她停止为帝国效力，是因为她为之努力的媒介——婚姻——变得再也无法忍受。从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来看，这似乎很可能是因为伊丽莎白自身与某种矛盾处境难以调和的状况。这种情况在母性气质过剩的女性身上经常发生。她知道，人们对于女性总是有着某些特定的道德期待：美丽、温柔、优雅、顾家、能生育与抚养孩子。她相信自己拥有这里的一部分美德，丈夫也是因为这个才爱自己。实际上，他似乎也给出明确的证据，表明他非常爱伊丽莎白，因为他违背母亲索菲大公妃的意愿，坚决地娶了伊丽莎白。而伊丽莎白也认为，因为他爱自己，所以他必然是自己的朋友。在这一点上，她太单纯了。她的丈夫，与别的人一样，在爱情与亲情二者间左右为难。他因为爱情，而爱伊丽莎白。他因为亲情，而爱他令人讨厌的母亲，并且给予她高于伊丽莎白的威权——前者则滥用这样的权力而致令人恐惧。大公妃索菲是一个有着普遍性意义的人物。她属于那样一类女人，男人付之以尊重仅仅是因为她致命的狠毒。这样的女人，男人组成的委员会会乐意任命她做医院看护。她不具有任何的女性美德，尤其缺乏的是温柔。不曾有任何记录表明她对儿子带回家的这位十六岁的女孩，说过半句温和的话。她那令人讨厌的威严，让人只能忍受。她还指使为他们主持婚礼的大主教对新娘进行侮辱性的说教，告诫新娘别忘了自己卑微的寒门身份，告诫她既然被抬举到如此高贵的地位，就当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政治上，她极为愚蠢，而且每一个蠢行都严重违背这位女孩本能的判断力。在政府会议上，她总是将自己愚蠢的意见强加于他人；肆意践踏充满智慧的辩论，犹似一头野兽将门前的花草踏入淤泥；坚持要反对和伤害一切可以反对和伤害的人，以损毁帝国的根基。对于一些极其丑恶的迫害事件，她负有个人责任——其中一位受害者就是农民哲学家康拉德·丢布勒（Konrad Deubler）。她还是一个大荡妇。她不曾有任何举措，以改革奥地利宫廷的中世纪落后习俗。伊丽莎白来到维也纳的时间是19世纪中期，但无论是在冬宫还是夏宫，无论是在霍夫堡还是美泉宫，她都被要求在这样的便桶上施展排泄功能：它就摆在一条通道里，前面摆放一道屏风遮挡，由一队卫兵在过道里负责巡逻。大公妃索菲下定决心，即使死后，自己的邪恶也要长存下去——她强行将伊丽莎白的孩子从其身边夺走，丝毫不让伊丽莎白介入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培养。一个小女孩在她的看护下死掉，而在伊丽莎白看来，给孩子看病的那位医生医术落后且低弱；还有皇储鲁道夫，性格阴郁，焦躁任性，死板贪婪，也都是她在培育孩子们心灵成长方面无能的见证。弗朗茨·约瑟夫因将伊丽莎白置于这样的较低一等的地位，并且认定爱不一定要温和，故而失去了她。之后，他对伊丽莎白表现出无限的温柔与溺爱，出钱供她四处游玩，用无限耐心为她建造城堡，每次她回家来，他都满心欢喜；似乎伊丽莎白对他也没有任何的不满。她引荐一位女演员凯瑟琳娜·席拉特进入丈夫的生活。她这样做，无异于一位女子给一个房间布置些花朵，因为觉得房间过于阴郁清冷。但她定然因为他是哈布斯堡皇室的一员而恨他，因为他是这愚蠢、低能的体制的中心人物而恨他——1889年1月30日，鲁道夫被发现死在梅耶林的狩猎小屋，躺在一位十七岁的女孩玛丽·维特塞拉身旁。这一事件至今扑朔迷离。玛丽·维特塞拉作为鲁道夫的情人已有一年之久，一般的看法是他们俩约好双双自杀，因为弗朗茨·约瑟夫命令他俩必须分开。但这实在难以让人信服。玛丽·维特塞拉很胖，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女孩，全身散发着一股因为看了不适当的法国小说而萌生的粗鄙激情，并因此在埃及与一位英国军官有染；而风流浪荡的鲁道夫，似乎也不可能会觉得这个相处了一年之久的女子艳压群芳，毕竟在他去梅耶林之前的夜晚，还跟一位迷恋已久的女演员缠绵。更可能的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招致的诸多麻烦，他因此自绝，或死于谋杀（倘若他那份诀别信系伪造，便真有这可能性）。关于鲁道夫的政治主张，我们所知甚多，因为他曾写过大量文章，匿名发表在《新维也纳日报》，并且有更为大量的书信，写给该报编辑莫里茨·谢普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犹太人。从这些文章和书信看得出来，他是个热忱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憎恨哈布斯堡王朝的制度。他也憎恨德国日益膨胀的黩武主义，并预言与德国的联盟将意味着奥地利从肉体到灵魂的彻底毁灭；他崇敬法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主传统；他为排犹主义拍案而起，并写下了一篇措辞最为激烈的文章，训斥一帮贵族分子酗酒狂欢之后，跑去布拉格犹太居住区四处砸人家窗户，警方也对此蓄意纵容，不问不管。银行和法院的腐败，上层政府官员与政客的无良，尤其是奥匈帝国的种种行径，令他愤慨不已。“以一位单纯的旁观者的眼光观之，”他写道，“我真觉得好奇，衰老而暴虐如奥地利帝国这样的一个有机体，如何能延续如此长的时间，而不曾在关节处撕裂，分崩离析为碎片。”他尤其热衷于处理如今已变得更加复杂的斯拉夫问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赶走了土耳其人，然而他们所赢取的自由却被一纸《柏林条约》骗去。这一条约给了奥匈帝国占领他们土地和管辖他们的权力。这使得斯拉夫人怒不可遏，也使得塞尔维亚人满腹牢骚，因此那些极端保守分子更是觉得有必要维护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的特权。鲁道夫在他早年的政治生涯中就曾表明自己的意见：当弗朗茨·约瑟夫任命他为上校时，他选择了当时驻扎在布拉格、军官多为中产阶级的捷克军团。无论对梅耶林事件做何解释，伊丽莎白对于维也纳原本的不耐烦，都必然升级为诅咒。情势使得一切都变得徒劳，一切都毁了。她与儿子从未建立起一种愉快的关系，虽然他们之间在思想上有着强烈的共识——因了他少年时期受到大公妃索菲的挑拨影响，哈布斯堡皇室又毁掉了他们不愿意让她留存的东西。鲁道夫迫于王朝压力而与一位乏味的比利时公主结了婚。那是个性格乖僻的女子，金黄头发，小眼睛，观点之保守，你还当她的话是从英国保守党总部一位老态龙钟的人嘴里说出来的。她几乎还是个孩子，在她婚礼之际，还没显示出女性的性征。仅因为哈布斯堡皇室庞大而复杂的内部运行机制里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她和她年仅二十一岁的年轻新郎，被打发去了一个遥远的城堡度蜜月，没有仆人，要啥没啥。这场没开好头的婚姻，后来愈来愈糟，丈夫和妻子折磨对方，同时自己也备受折磨。不过，鲁道夫的毁灭，却不只是因为哈布斯堡皇室的种种具体错误，更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局势。管家们虚张声势小题大做，间谍们匆匆忙忙抄抄画画，警察们威胁恐吓骂骂咧咧，每个人都清楚别的人一天里任何时候身在何处。弗朗茨·约瑟夫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处理公文十二或十四个小时，却不曾花一分钟时间思考如何清除损毁帝国根基的罪恶。而鲁道夫，一如这一家族任何有才智的成员必然之所为，想方设法医治这些痼疾。他要么是制订了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因被察觉而自杀或被杀，要么是因为沮丧而借白兰地消愁，自我麻痹，直至似乎时机成熟，而为一个十七岁的、胖乎乎的顽皮小姑娘殉情而死。如今，他既已死去，奥匈帝国也就没了直接的或令人满意的王位继承人。伊丽莎白在她儿子死后，又活了九年。其生活之凄清寂寥，一如任何失业的人。然后，或许是对她放弃斯拉夫人问题——东欧问题的关键——的惩罚，一个西欧极端分子刺杀了她。煤气灯下，我母亲和她堂妹看的那份报纸所言并非事实，刺杀她的卢切尼并不是疯子。的确，他说之所以刺杀伊丽莎白，是因为自己发誓要杀掉所遇到的第一个贵族。他先是去往伊维安，打算行刺奥尔良公爵，因为没遇上，于是回到日内瓦，转而刺杀了伊丽莎白。这一声明所说纯粹为疯子行径，因为这两人中任何一个死了，于谁都不会有任何好处。但无论怎样，卢切尼并非疯子。很多人都说不明白自己想说的话，只因为在那样的情境下，他们还找不到适当的词汇；他们看似没有意义的话，实则可能是因为足够的理性——意识到了事情的真相——而触发的。有这么一段历史，一个人如果想理解其同胞，就永远不可忘记。4世纪时在非洲，许多的基督徒加入一个主张分裂教会的组织。这些人被称为多纳图派信徒。他们破坏教会，坚持认为只有行为正派的教士主持的圣礼才有效，而当下大量的教士[1]都被证明并非正派之人，因为他们在戴克里先迫害教会的过程中表现怯懦。他们号叫道：根据教会的规定，基督才是圣礼的真正分配者，无法想象由上帝指定的关系能够经由人手进行切分。很多时候，这样的传言都是诽谤。但尽管这些人狂呼乱叫，他们却并不疯。他们不过是以此来制造噪音，以表达西罗马帝国经济崩溃所带给他们的不幸与痛苦。因为没有经济学文献，他们也找不到适宜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不幸，便拾起教会所给予他们的语词；他们就圣礼问题干号乱叫，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西罗马帝国即将灭亡，他们也是。卢切尼亦是如此。他那毫无意义的行为，也是因为意识到这或许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为令人沮丧的处境。他是一位意大利裔，出生于巴黎，父母因为穷困而移民，被践踏而落入一个外国犯罪阶层，换言之，他属于这样一个城市群体：现有各级政府对他们毫无照应，他们常常四处游荡，没有工作，没有传统，也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事实上，卢切尼通过刺杀伊丽莎白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是最为合适不过的。因为，维也纳乃大型城市之典型，它滋养着这样的一群人，其奢华靠着剥削农民阶级而维持。农民阶级因为血液被榨干而如此苍白，他们随时愿意以任何条件，将他们的儿子送往工厂，将他们的女儿送往服务行业。关于维也纳街头的乞丐，头脑简单的人以为《圣日耳曼条约》是其罪魁祸首，实则他们是一支军队的后裔。这支军队最初可追溯至19世纪。卢切尼手持短剑，对着权力的象征说，“喂，你们打算拿我怎么办？”他没有提出建议。不过也不能怪他，他这反社会的本质，决定了他不适宜提出建议，也无法提出自己的思想或对行动进行安排，只能采取最野蛮最暴力的手段。他在监狱里生活了不少年，差不多一直到他的同类为自己找到一套语言，寻得一个名字。他们以法西斯主义的闹剧震惊了世界。因此，伊丽莎白就这样死去了，轻易得让人害怕。终其一生，她的紧身胸衣扭曲了她的身材，妨碍了她的美丽，却未能替她防护刺杀者的短剑。剑穿透了她的心脏。即便如此，她在皇室的身份也使得她在情感与智慧方面的成就被阻绝，唯余无尽的悲伤。直至死后，她也得不着安宁。她曾在遗嘱中郑重表明自己的意愿，希望葬在科孚岛，然而弗朗茨·约瑟夫根本不予理会，将她安葬在维也纳天主教嘉布遣会教堂的哈布斯堡皇室墓地里，位列第十五代皇后。哈布斯堡皇室阻止他人按自己意愿行事的激情，不仅仅针对生者。鲁道夫也曾提出不与自己的先人葬于一处，却仍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自己的处置权；还有首相塔费伯爵本人前去拜访玛丽·维特塞拉的母亲，请求她不要在她女儿坟旁祈祷，却收到警方多次汇报，说她拒绝放弃祈祷，其实法院也觉得这样的行为没什么违法的，而且整个维也纳都明白女孩的死因。奥地利秘密警察很善于应对这样的事情。而对于保全皇室成员性命这种更为重要的事情，他们却远没有如此在行。那之后，奥地利在西方人眼中复归宁静。普鲁斯特曾指出，只要一个人从事某项活动的时间足够长，任其如何乏味无聊，都会自然而然地变得“精彩有趣”：一个八旬老太，如果每个周日都漫步在一条百码长的乡村街道，这事也会变得“精彩有趣”。长年累月，弗朗茨·约瑟夫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批阅公文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他认为这是王国里最为“精彩有趣”的事情之一，几乎跟维多利亚女王一样“精彩有趣”，尽管长久以来，他顽固且呆板守旧，将维护其宫廷犹如一礼仪之停尸房视为己任，不顾其帝国不过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错误而勉力维持。毫无疑问，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都将获得广泛的赞誉，因为人们的习惯是，当一个不善经营的老人一死，其事业随之分崩离析时，便说：“啊，看这是怎样的怪事啊！生前一切都稳稳当当的，可人家前脚刚一走，现在就成啥样子了！”事实上，他的宫廷里已经在酝酿着一个将吞噬我们所有人的灾难，但这一点英国人并没看到，这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是在战前访问奥地利的，而且去访问的都是上流社会人士，他们到任何一个国家，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马匹，而奥地利的马匹的确很优良。下一次暴力的红灯亮起时，情况似乎已不再重要，只不过是不相干的恐怖事件而已。1903年6月11日，在我十岁的时候，塞尔维亚王国国王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和他的妻子德拉加，在贝尔格莱德的王宫里被谋杀。他们赤裸的躯体被从卧室扔到花园里。王后的两个兄弟以及两位大臣同时被杀害。实施谋杀行动的是一群军官，他们当时在塞尔维亚之外全是无名之辈，其中的主要人物也没有谁是有趣的。亚历山大很年轻，一身松垮的赘肉，戴一副夹鼻眼镜，对于专制主义有一种特殊嗜好，喜欢笨拙地反复拿它来做实验。他的妻子——非常奇怪的是，她与玛丽·维特塞拉属于同一类型，尽管说在她年轻时，人要漂亮得多——被认为身处劣势，因为名声不好，家族野心太大，而且被怀疑耍弄伎俩，企图借来一个婴儿作为王位继承人。不用说，这些人在塞尔维亚人眼中显得很可怕，因为后者摆脱了土耳其人的控制不足一百年，深知他们的独立自由一直受着强权者的威胁。这桩罪恶在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仅仅是因为它噩梦般的恐怖。阴谋叛乱者用炸药炸开王宫的大门，结果把电灯也烧坏了，他们一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前行，先是骂骂咧咧，后来言辞愈发狠毒尖刻，令人不寒而栗。国王与王后躲进他们卧室的秘密橱柜中长达两个小时，听着外面的搜索者的音调时而冷，时而温，时而再冷，时而又温，最后变热，火一般的热。疲软无力的国王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杀死：他们将他从阳台上扔出去，加上吃了那些子弹，受了那些剑伤，以为他死定了，但他右手抓住栏杆不放，他们只好将他的手指砍掉，他这才终于掉下去，掉下去后，左手手指又死死拽着地上的草不放。虽然是6月，清晨却下起雨来，洒落在躺在花丛中的他们赤裸的身躯上。整个欧洲都爆发了起义。爱德华七世召回他的内阁大臣，大多数大国也都效之而行。那场谋杀案仅是一个半色调的方格——多年前见过的一张警方新闻海报，或一份小报的头版，在我脑海深处朦胧地映出来恐怖的形象。但现在我终于意识到，当亚历山大和德拉加从阳台上坠落，整个的现代世界也便随之坠落。过了一些时候，它才跌落至地面，摔断脖子，但其坠落却自那一刻便开始了。由于这并非一个纯粹的道义世界，所谓杀戮一个暴君于事无补，因为一个更坏的人取代了他的位置并非事实。对此说法的驳斥，没有比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的继任者来得更有力的了。在一切可能的不利情势之下，彼得·卡拉乔治维奇继承了王位。他年近六旬，十四岁随被流放的父亲离开塞尔维亚后，就再不曾见过这片土地；他在日内瓦长大，受到瑞士自由主义的影响，后来曾在法国军队做过军官；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没什么经验，性格谦逊隐忍，崇简尚朴，快乐地定居于日内瓦，照料着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接受教育；他还喜欢读书，略略有些书呆子气。显然，他虽然告诉密谋叛乱者，如果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交出王位，他随时愿意接手塞尔维亚，但他不曾料想那班人计划的举动远比逼迫退位更暴力；说到底，他最喜欢的作者毕竟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拉乔治维奇之所以回到贝尔格莱德，是因为他笃信王朝的神圣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要想在那里立稳脚跟，必须获得各方的支持。他身边尽是密谋叛乱者，对于他们的罪恶，他感到憎恶。可是，他又不能驱散这些人，因为冷静地想，一个事实摆在面前：他们之中聚集着众多塞尔维亚最有才能也最爱国的人；身边这么多严厉的批评者，完全可能故伎重演，因此他只能顶着无数的内忧外患，维持着这个新兴的、不断扩张的国家的秩序。不过，彼得·卡拉乔治维奇却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慢慢地，亦是认真地，他证明了自己是欧洲最开明的政治家之一。后来，通过几次巴尔干战争，土耳其人被驱逐出马其顿和老塞尔维亚，他又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士。欧洲从不曾罹受如此的厄运。奥地利的版图本就大得难以善加治理，却还想进一步扩张，并制定好了“东方扩张政策”。如今，塞尔维亚这一令人畏惧的新兴军事政权亦是箭在弦上，甚至可能联手俄国，以抗击奥地利。与此同时，帝国的所有斯拉夫人也群情激愤，大为不满，因为自由的塞尔维亚人干得如此漂亮。其结果是，德裔奥地利人对他们更加憎恨。自鲁道夫执政时，形势已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帝国不再假装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为行政省份——这两个地区仅被帝国占领和统治，正式被帝国吞并，这伤害了斯拉夫人民的感情。这使得许多的斯拉夫人向塞尔维亚提出诉求，而对于一个年轻国家，很正常地，有时回应也难免在言辞上有矜夸之嫌。鲁道夫之后的帝国王位继承人的性格，使得形势愈加复杂。此人即埃斯特大公弗朗茨·斐迪南。这个毫不可爱的忧郁症患者，因为他的提议，各地人民不得安生。这些起草的提议，从其措辞看不出丝毫的治国才能：将斯拉夫人归入为一个王国，从而使帝国变成三元帝国。极端保守派觉得，他这样做是对帝国及其保守主义充满敌意的一种表现；斯拉夫人亦不领情，宣布宁愿获得像塞尔维亚那样的自由。奥地利对于这一新的局势的反应，是一种过于夸张的害怕。奥地利总参谋部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一个劲儿地告诉众多的国人和他那一阶层的大多数人，不断催促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以防塞尔维亚的自卫能力进一步提升。若不是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被谋杀，继任者是一位更贤德的人，这位贤德之人将塞尔维亚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塞尔维亚变得日渐强大，赫岑多夫及其同类也不致生此担忧。然后，1914年6月28日，奥匈政府允许弗朗茨·斐迪南以军队监察长的身份，前往波斯尼亚，在塞尔维亚边境指挥演习。很奇怪的是，他竟然愿意这样做，而且他们竟会允许他这样做，因为那一天是圣维特斯节，是1389年科索沃战争纪念日。这次战争中，塞尔维亚人被土耳其人打败，并被奴役了五百年。这一败绩，因为巴尔干战争中科索沃被重新夺回而得以洗却。因此，提醒塞尔维亚人他们还有部分人民生活在外国列强铁蹄之下，是极不明智的。但弗朗茨·斐迪南的心愿得到满足，动身前往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那里的警察对于他的保护很不得力，尽管有警告说，有人想要取他性命。一位波斯尼亚籍塞尔维亚人，名叫普林西普，极其憎恨奥匈帝国暴政，当弗朗茨·斐迪南驾车行驶在大街上时，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他杀害，并无意间同时杀掉了他妻子。有必要特别声明的是，普林西普是塞尔维亚裔，而非塞尔维亚王国公民。克罗地亚人信仰天主教，而塞尔维亚裔信仰正教，属于广泛分布于多瑙河以南、亚得里亚海与保加利亚之间，以及希腊山区以北的斯拉夫人的一支。塞尔维亚人是塞尔维亚王国的臣民，其臣民也可以是克罗地亚人，就如出生于旧时归属奥地利的克罗地亚省的居民也可能是塞尔维亚裔。但普林西普却是从贝尔格莱德弄来的手枪，虽然给他枪的是某位个人，而非政府。于是，奥匈帝国以此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其他国家纷纷选边站队，于是大战爆发。对于那次暗杀，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伊丽莎白之死的每一点细节，我都历历在目，对贝尔格莱德大屠杀的细节，我也存有模糊记忆，但我回忆不起任何读过的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报道，或任何有关这事的传闻。那会儿，我忙于做一个白痴，忙于个人私事，我的双手满当当的。我的白痴态一如我被麻醉时的情形。在那段空白期，我任人宰割却无丝毫感觉，然而其后果却真实不虚。那之后我才感觉到疼痛。因此，1934年的那个夜晚，我躺在床上，心怀惧怕地看着我的收音机，虽然它并没有带来更多相关信息了。后来，我像任何婚姻幸福的人在危机时刻的表现一样，我给丈夫打电话，问他一些明知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并从他的话中寻求巨大的安慰。我真的被吓着了，因为早先时候那一次次的杀戮，要么使我的厄运更快地到来，要么预示了那样的厄运。要是鲁道夫不死，他可能会解决奥匈帝国的斯拉夫问题，会遏止帝国的野心，就可能不会发生战争。如果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不被杀，塞尔维亚可能永远不会如此强大，以致激起帝国的嫉妒和恐惧，也就可能不会有战争。杀害弗朗茨·斐迪南本身就是开战。伊丽莎白之死，已让我看到战后世界的灾祸。卢切尼、法西斯主义，对于被剥夺阶级的统治——它们宣称自己的权利，却又无法提出一个确切构想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