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回忆往事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民国往事
民国往事：张振武之死
张振武之死，史家认为是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冤案，被列为袁世凯恶行之第一案，是袁诛杀革命者的有力明证。记录此案件的相关史料很多，案件过程基本一致，罪魁祸首皆聚焦在袁世凯与黎元洪身上，有言黎借袁之手杀张，或言袁借黎之意杀张云云，各种说法不一。从各家言说里，都提到了张振武的性格，褒之词以“豪侠仗义”，贬之以“粗鲁跋扈”，其最终被杀，和他的个性不无关系。
张振武（1877-1912）被认为是武昌起义的功臣之一，而正史记载的武昌起义经过中多没有他的名字，至少在那时候，他还没有重要到被提出来说的份。武昌起义前，他是个小学教员，时常宣传革命；武昌起义后，张出任军政府军务司副司长。在推举黎元洪任军政府都督一事上，据说，因黎百般推辞，张拿枪顶着黎的脑袋，逼其就范。张振武性格暴烈，时常与黎元洪发生冲突，凡黎遇事不决，张即掏出枪来，顶在他的脑门上逼其决断，弄的黎元洪对他也没办法，这也是被传为黎借袁之手杀之的原因。
张振武虽是粗率之人，却因功自傲，心性高远，武昌的小庙已经容不下这个大和尚，黎元洪以其“发展前景”计，将他推荐给袁世凯，由袁安排处置。民国元年八月十日，张振武带着手下将官十数人到了京城，开始最后的旅程。
袁世凯对张振武等一行的招待是很周详的，吃喝住行，都是按照功臣的待遇，并委任张为总统府顾问。当时的湖北议员哈汉章经常为袁世凯办理一些和湖北相关的事情，给张振武的顾问委任令就是他送去的。哈汉章叙述了当时的情形：张振武看了委任令后大怒，当场就把委任令给撕毁了，然后将袁世凯骂了一通，最后提出的要求是，在东北或者西北给他一块地方屯垦，并为练兵拨巨款。哈汉章当然不能说撕毁委任令的事，只是把张的要求转达给了袁世凯，袁世凯答应了屯垦的要求，巨款当然是没有的，于是又下了“西北屯垦使”的委任令，仍然令哈汉章送交。在此期间，张振武见过袁世凯两次，傲气十足，根本没把袁放在眼里，而此时却要钱要地的，谁愿意给一个可能的对手以兵粮呢？
八月十五日，张振武在六国饭店请客，宴请湖北老乡和军政要人，饭后各自归去，张乘马车出城，行至前门附近，被拘捕，其随行官员方维在所住旅馆也被抓捕。当晚，二人被送至军政执法处，以“谋叛罪”就地枪决。张被枪决的方式说法也不同，有说被绑在一个柱子上，身中六枪；有说张要上厕所，在厕所被就地枪决。事后，黎元洪发来电报，列举了张的十五条罪状，袁世凯具此公布。此案未多株连，被拘捕的其他随行人员十三人被释放并遣回原籍。
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说袁世凯杀张振武，证据不足。如此为袁世凯辩护，只当其笑谈。张振武雄心很大，想练出一支强兵来，大展鸿图一番，不过，以其性格与头脑，即使不是袁世凯当政，换了别人，也未必不杀之。
民国史料里，多塑造张振武为大义凛然、英勇就义之形象，大概是反袁的政治需要。但从多方面的不同叙述来看，张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碰巧因武昌起义而一夜成名，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天下就应该有他的一份。
起初是想把他与彭德怀一比，看的资料越多，越无法相比，因为这家伙根本是个不懂事的毛头小子，如果不是因为袁世凯成了“窃国大盗”，怕是张振武的名声沉在故纸堆里早已经不容易翻找了。
唐德刚“口述历史”第一人远矣
10月26日晚，美国旧金山一所普通寓所。89岁高龄的唐德刚静静坐在客厅的电视前半睡半醒，不觉已到夜间11点。保姆将他推进卧室后，觉得情况反常，随后发现其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十几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口述历史》、《袁氏当国》等，还撰有小说《战争与爱情》，被文学史家夏志清称为“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胡适最失意时代的门生
唐德刚在“口述史学”领域获得的傲人成绩，现在看实在有些机缘巧合。据他自述，他1948年自费到美国留学，不久国内政局发生巨大变动，“我那时还在哥大有气无力地继续读我的美国史博士学位。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读到了，又干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
彼时，学者芮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历史研究室。1957年，哥大的东亚研究所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成为学部最早的研究员之一。恰在此时，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等大批国民党政要流亡美国，对这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唐德刚第一个口述历史的对象是著名学者胡适。当时胡适流亡异域，生活清苦，“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唐德刚自称，他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
当时很多流亡的国民党政要，生活都极为困窘。桂系军阀首领、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仅是在纽约郊区买了一座匠工的房子居住，家中并无保姆。而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更是不得不以出售鸡蛋和辣酱为生。
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带着一台笨重的录音机，首次到胡适府上，写下了他“口述历史”系列的第一笔。
凭借其踏实的历史功底与过人的沟通手段，无名小辈唐德刚获得了口述对象的绝对信任。李宗仁做口述时，有时候夫人郭德洁不在家，李宗仁就亲自烧个安徽火锅、四碟小菜，二人“煮酒论英雄”到深夜，李宗仁还不放他走。
1972年，唐德刚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他的口述历史工作也告一段落。但是他已经做完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几人的口述整理工作，多年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陆续出版，迅速为唐德刚赢得盛名。
1979年，近60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稿本由李宗仁长子李幼邻带回大陆，广西政协最初编印发行高达60万册，其后一版再版。如今，很多报纸、杂志甚至电视，都打出了“口述历史”的名号，央视的《大家》、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等栏目均在此列。
口述历史为何在中国近30年来迅速兴起？学者丁东分析，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档案还没有公开，如果撰史者完全通过文献难以为继。“最重要的文献你看不到，而历史当事人还活着，不受保密的制约。因此，很多重要的历史事实与关节点，就是通过口述历史挖掘出来的。”
口述历史之难“有人说，口述历史很简单，拿录音机一录，然后整理出来文字就行了嘛！不是那么简单。”禤福辉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会长，这个学会1991年由唐德刚创立，总部设在纽约。
唐德刚曾说：“胡适之先生的口述只占50%，另50%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的回忆录情况更甚，其本人口述仅仅占到可怜的15%，其他85%是唐德刚从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一点点考证修订而成的。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之前的信函电文完全由秘书完成。“李宗仁有时信口乱讲，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
顾维钧是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外交史的关键人物，精通外语，记忆力超强，但也会出错。有一次，顾维钧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德刚指出了他的错误，但顾维钧不服气，还坚称“事如昨日”。唐德刚不得不找出顾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才驳倒了顾维钧。为了撰写这部回忆录，唐德刚不仅到图书馆查阅当时的报刊，还查遍了顾维钧自己保存的37箱资料！
没能彻底完成的张学良口述，被很多史家看做一大遗憾。其实部分原因也出于唐德刚不愿做一个单纯的录音师和记录者。唐德刚在做录音口述时曾向张学良表示：“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但张学良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直斥他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听我的话！”
唐德刚将口述历史研究者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无论是充当鼓手还是枪手，都是不妥的，只有通过较量努力追寻历史真相的“杀手”，才是可取的态度。即使对自己用力最深的《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也一再严重警告读者，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听、不信，皆不可取。
曹凌志是广西师大版唐氏系列图书的责任编辑，他表示，唐德刚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历史的时候，没有遮遮掩掩。”比如对于五四运动中被学生斥之为“卖国贼”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唐德刚一方面承认其有妥协倾向，同时也引用日方会谈记录，描述其在谈判桌上“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这跟我们之前的历史教科书的刻板描述有很大差别。
再比如，在内地影响甚大的《袁氏当国》，被很多读者认为近乎为袁世凯翻案。他的结论是，袁世凯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是个悲剧人物”。在周遭谋士的精心策划下，袁氏做了皇帝，其悲剧在于，“予岂好独裁哉？予不得已也。”
第二章 风云人物
我看袁世凯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一个大家族。袁世凯二叔祖曾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与当时同朝为官的曾国藩交情甚厚。李鸿章父亲曾为其幕僚，李鸿章则为其同僚。
袁世凯出生时期，是这个大家族的鼎盛时期，袁门一家，共有八位州县以上的官员。但是，这个时期，也是袁门一家下坡的转折点。至于后来，袁世凯又建立了一个袁氏大家族，则宗族血脉关系已不同于以往。
袁世凯少年时在其叔父家孰中读书，叔父对其要求甚严，白天，把他的书桌安排在老师的书案侧旁，让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晚间，安置他就睡在老师房间隔壁，让他昼夜都靠近老师，以束缚其“嚣浮之气”。“但愿勉勉焉，无遗父母之羞辱，无尽虚诞于国家而已”，是袁世凯此时的感受与自勉。
袁世凯叔父袁保恒，为光绪年间廉洁奉公一干将良材。为救河南大灾，他“蹈白刃所不敢避”，以当时最严肃庄重的形式，对天明誓，尽瘁桑梓。短短几个月，他为“焦虑所迫，眠食俱废”，最终被时疫所染，于光绪四年病死于河南开封赈务公所。清廷谥号“文诚”。
袁世凯跟在三叔身边，感同身受。“求雨数次，未闻膏霖……三叔大人惟饮食减者多矣”。“（袁世凯）必尽此赤心，捐此腐躯，上以报国，下以报叔父而已”。
青年才俊
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加紧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力争通过外交手段，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一八八四年，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发动政变，十二月四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清军支援，于是，袁世凯当机立断，身先士卒，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十二月六日攻入王宫，击败日军及开化党人，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这就是“甲申事变”。一八八五年春，倭国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首要条件就是要求中国政府惩办袁世凯。李鸿章得知袁世凯果断处置事件真相后，驳回了日方惩办袁世凯的要求。
之后，袁世凯奉命再赴朝鲜，使壬午事变后的朝鲜迅速恢复稳定。袁世凯这一去朝鲜三任九年，充分展示了袁的才干，李鸿章多次夸奖他“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可惜我们因人费史，对这段时期的袁世凯缺乏研究，我们只能从一些人的来往书信中去发现那时的袁世凯，即便如此，当年的袁世凯也堪称青年才俊。
远见卓识
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认为，清军训练方法陈旧，作战能力低下，尤其各军官指挥能力低下，所以才每战必败，败则溃乱。光绪二十一年，他在东北前线便多次致电天津北洋当局，要求派他招募练兵。他此时深知，抓到督练新建陆军之事，前程不可限量。
于是，他向光绪皇帝写了一个长达一万多字的条陈，内容包括储材九条、理财九条、陈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建议。
条陈首先综论了当时的形势和变法的必须，指出振兴的唯一道路，就是效法西方，实行变法，此乃当务之急。袁世凯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后，应该效法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成功之道，迎头赶上。在陈兵十二条中，他提出，完全效仿西法，编练新式陆军；聘请西方人帮助教练新军，但不委以军事大权；全仿西方管制，严定军纪；严格挑选士兵等等。
特别值得提出的事，袁世凯的这份万言书，不逐波随时，只字未提当时人人大谈的联俄之议和万国公法。在他看来，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同列强无平等可言，无公法可据，也谈不上真正的睦邻和可靠外援。对于西人的使用，袁世凯也有其独特主张，即利用其技能，不委以事权。
从袁世凯的条陈来看，办法之设想，改革之主张，对局势的观察深刻程度，比起当时康梁等人毫不逊色。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光绪帝明发上谕：袁世凯“即著派令督率创办”新建陆军，一定要“严加训练，事事核实”。自此，袁世凯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开始扶摇直上，迅速窜红。
蒋介石的著名演讲：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934年
蒋介石从1934年开始执行军队编组六十个新式师的既定计划，准备和日本决战。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培养新式军官，提高现有军官的素质，开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
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1934年）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话
蒋中正
今天所讲的题目是：「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得明白一点，就是：我们要如何来抵抗敌人以复兴我们中华民族？说到抵抗敌人，就先要明了敌人的情形。
敌人的情形，就军事上来看，可以说无论那一方面，都准备齐全了；他的陆军，到於今已有三百三十万人，海军已有一百二十万吨，空军去年还只有一千五百架飞机，到现在已有三千架了，他们对於战事上一切的准备，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那一项都已准备好了。所以就军事的观点来说，日本真不愧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尤其是他们对於军事教育和国民教育，能够特别注意，从明治维新，经甲午之战、日俄之战，一直到现在，他们拿四个字来做他一切教育的基本精神，以一贯的陶铸其全国国民整个的中心思想和军国民的精神。这四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忠君爱国」，因为这个教育，已经很普及，所以他们全国的国民，尤其是全国军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的什么？他就是忠君思想和爱国观念。明白的说：就是要尽忠皇室，舍身报国；不仅是要保护他们的国家，而且要侵略他人的国家。因为他们自己认为本国的领土很小，在那区区三个小岛，是不能生存的，他不是向南发展，就要向北发展，所以他们国民的思想，尤其是全国军官，脑筋全充满著向外侵略的野心！他们以为非侵略别国的土地，自己就不能生存。我在日本时，往往和他军官谈到国际政治的问题，他们老实对我说：条约不过是一张纸，一撕就破了。由此可见他们向来就不重信义，看任何条约都没有用，向来就是主张强权，崇尚武力，时时准备和他们的敌国作战。他们军官的意志，平时早就在这个准备民族斗争的共同意识之中统一了，所以一到对外作战的时候，就能够同仇敌忾，奋勇牺牲，这种精神，是战胜敌人一个最大的要件。他们具备了这个条件，所以能够一再战胜人家，到现在，他一切军事准备，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充足，所以大胆的来侵略我们中国，要想独霸东亚！这就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实在的情形。
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情形如何？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有没有完备呢？我们自己可以很简单很沉痛的答复一句话：一点也没有。不仅是在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就是在我们思想上、精神上也都没有统一！我可以断言：现在如果我们和日本打仗，一定有些恣睢灭裂的反动派来乘机捣乱，只拿这一点来讲，已够制我们的死命了，不待敌人来打我们，我们国内就要内乱；如此，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有什么方法可以复兴民族？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我们的子孙能够继续繁荣生存在我们祖宗五千年遗留下来的这块上地上呢？所以照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现在真是没有立国的资格，不配称为现代国家，当然抵抗不了日本，当然要给敌人来压迫、欺侮。但是，大家要知道，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日本人所争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总理告诉我们的：中国现在是处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怎么叫做次殖民地呢？就是这个国家的压迫或保护者，不只一个国家，而是受世界列强共同的侵略压迫，做他们公共的殖民地，所处的地位比普通的殖民地更痛苦。所以「中国是处於次殖民地的地位」云者，就是说：现在的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现在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强国来决战，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国来决战，他就掌握不了东亚霸权，也就解决不了太平洋问题；这样，他就不能在东亚做盟主，也就不能并吞我们中国。我们要知道，中国内部的情形固然复杂，国际的情形，尤其复杂。而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人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开仗，但决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中国的军人，要特别注意到国际和我们国内整个情势的变化，要留心研究我们是不是有切实的方法，和良好的机会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我现在告诉你们：日本决没有这个压倒全世界列强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日本必不能吞并中国，独霸东亚。我们中国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尤其是有最好的机会，可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因此，我们一般军官，要有充分自信的能力，愈是日本加紧侵略我们的时候，愈是我们复兴民族最好的机会。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和自信力，不要自暴自弃，来丧失自己志气，增长敌人的威风，听到说日本就害怕，见到日本人就畏惧，好像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样子。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我们黄帝的子孙，不配做中华民国堂堂的国民，更加不配做我们革命军的军官。
讲到这里，我们更要说一说现在日本军事准备的目标是在那里，从而认识今日国际的大势，和我们今後自强的方法和复兴的机会。现在我们东四省，已经被日本侵占去了，他向大陆侵略的第一步目的达到之後，必要更进一步，来侵略我们全国，所以他军事的准备也比过去要更加积极更加雄厚，但是他现在一切军事的准备，其目标是不是对我们中国呢？我可以说，我们中国没有在日本人眼里。所以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没有拿我们中国的军人，中国的国家、军队，放在眼里，中国不配做他军事上的目标。他虽然天天在察哈尔东部扰乱，天天派汉奸在华北各地活动，极力威胁，侵略我们中国，但他军事上的真正目标，不是在我们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以他现在的武力，要想侵占全中国，早已不成问题，但是他虽把全中国占领了，如果太平洋问题没有解决，全中国是占领不了的，所以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後，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可这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他叫我们中国叫「支那」，这「支那」两字，照日本话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没有我们中国，所以不称我们中国为中华民国，而始终叫我们为「支那」。其次，他叫俄国叫什么呢？他叫「露西亚」，露是雨露的露，这个「露」字，是表示什么意义呢？他就是自比日本为太阳，将俄国看作是露水，太阳一照到露水，那露水马上就要乾！由此可见日本的国策，早已决定，他非消灭俄国不可。再看他叫美国叫甚么呢？我们是叫「美利坚」，而他日本则叫「米利坚」，亦叫做米国。米原来是人们一种必需的食粮，他拿这个字来叫美国，意思就是决心要把美国吃下去！由此敌人苦心准备的情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国，最大的敌人还在旁边；我们中国在他正面，美国在他後面，苏俄在他侧面。我们那一个都知道，军事并不是专打正面，仅仅打正面不够，非将後面、侧面一齐准备妥当，备置完全，徒打正面是不能作战的。我们中国是他所要打的正面，但是他主张的军事力量如果用在正面，一定要失败。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在他後方，俄国在他右侧面，英国在他左侧面——南洋，最大最强的敌人都在他的侧背，他有什么方法可以拿全力来征服我们中国？
这一段话，已将日本的破绽弱点，完全暴露出来了，我们中国军人，要明白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日本有一本书说：「现在中国的军队，只知道从事国内的战争，国家的观念和民族的意识一点也没有，再在二十年以後，中国的军队不仅是不能和外国打仗，而且不愿和外国打仗。」日本人现在看我们的军队，是这样的，但是他那里知道他看错了。这一本书也是一个「支那通」做的，他在我们中国什么东西都调查，都研究过的，但是，因为他们作见太深，对中国的观念，不免有毫厘千里之差。我们回想到民国十五年的时候，他们田中大将，总判断我们国民革命军，一定在半年内会自相残杀，必要失败，无论如何不能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後来事实证明了他这种恶意的判断，是错误了，所以他们一看见我们国民革命军到了山东，张宗昌失败的时候，他马上派兵来占济南，出动军队，要挡住我们国民革命军，不许我们革命军的力量到黄河以北。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可以表明日本人无论如何不许我们革命的力量来统一中国；不愿意我们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如此，他就可以从旁操纵一切，使我们内乱不已，自己来消灭自己的国家民族。你看，民国十一年以前，他们参谋部、陆军部所有一般「支那通」调查报告，所出的书，都说我们国民政府，一般革命党员，乱七八糟，何能统一中国？那里知道民国十五年到民国十七年，我们居然在总理在天之灵鉴临之下，我们中华民国果然在我们三民主义革命军手里，统一起来。他们日本人，总认定中国一般军人没有国家观念，革命军一定不能完成统一中国，那里知道民国十七年，我们革命军到了北平，完全统一了中国；我们三民主义思想，完全普及於全国；我们中国的军人，全国的军队，无论在那一方面，统统能服膺三民主义，自动的加入我们国民革命军，皆能知道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唯一的革命主义，而且大家都能觉悟共同一致的来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完成我们统一中国的使命，这是在十七年以前日本人所完全意想不到的。日本人当我们总理没有死的时候，畏惧我们总理，妒忌我们总理，以为总理生在一日，中国革命势力，便要一天天膨胀起来，总理如果不死，乃是日本的大敌，後来总理死了，他们便以为中国不仅是国民党统一不起来，革命军也不能统一。所以我们民国十七年统一中国，亦是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做多都想不到，尤其是连到我们东三省当时也能改悬青天白日旗，能使国家的统一成功如是之快，更为日本人所想不到的，革命力量之进展如此迅速，这是不得不由他们惊骇而成恐怖的最大原因。过去，他们看我们中国的军人，统统是自私自利，统统不要国家的，没有国家观念的，统统囿於封建思想，不会拥护中央来统一中国的。那里知道到了民国十七年，在我们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我们全国军人的思想，居然由三民主义统一起来。日本人对我们始终是怀著恶意，始终是逆料我们中国的军人不会有出息的。
幸而在十七年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国家初步的统一，就是我们军人不为日本人所料而为国家民族争了一口气。现在，日本人著这本书，说：我们中国的军队，非过二十年以後，绝对不能和外国作战；这同他在民国十五年以前，说我们中国军人没有国家思想，没有统一国家的观念，是一样的出於恶意来逆料我们。结果实在是和他们从前一样的错误而到了极点。他们一般所谓「支那通」，因为根本的偏见太深，也并不见得会有怎么一个「通」法！他不过是到处派侦探，以耳代目，我们那一个军队旁边，那一个机关旁边，都有他的侦探，想出种种方法来探听我们中国内部情形，看见我们中国有几个跋扈的军人，的确是想找著机会，要来捣乱国家的，他就武断说：中国的军人，个个如此，个个都没有国家观念，其实我们中国军人大多数都是有国家观念的。我们生为一个中国人，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同胞，那一个都知道要爱他自己的国家！爱他自己的民族！爱他自己的同胞！所谓不爱国家，不爱民族，割据称碓，自私自利的跳梁小丑，不过是甘为国民的公敌！民族的罪人！最少数最少数的几个人而已。拿这最少数人的思想，来概括我们中国大多数人，来概括我们全国军人的思想，当然是要大错特错的。所以，他日本人判断我们中国的情形，就是他所谓判断敌情，已经根本错误，这就是他们将来失败的最大原因。敌人如此轻视我们中国，就是他的一个错误，一个弱点。须知，敌人的弱点，就是我的强点，我们能利用敌人的弱点，将来一定可以想方法来抵抗敌人，消灭倭寇，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
但是，现在敌人军事的目标，既不是在我们的身上，那末在这敌人不留心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打击他了，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打他？不仅是没有武器可以打他，就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治，这些作战的条件，有那一项是具备可以同他现代的国家作战呢？前年，我在「一二八」以前，曾发表一篇文章，引总理的话，告诉我们中国一般国民说：全国同胞要知道，如果我们中国没有得到时机，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在十天之内，完全占领我们中国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我们中国。这句话就是我们总理在三民主义里苦心警诫我们一般国民的话，後来一般反动派，说这话是我讲的，就说我是怕日本人，不敢同日本人宣战。这句话究竟是我说的，或是总理说的，自然有总理遗著可以证明，反动派尽管帮助敌人来攻击我国政府，我们亦不必去计较。但是我们要研究总理何以说：日本十天之内可以灭亡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那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以到梧州、邕宁。他的潜势力早已准备充足，而且他的兵舰早已遍布各地，不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随时可以占领，无论那一个地方都可占领。也不仅是东四省已正式被他占领，就是我们的华北，事实上也早已在他控制之下，凡我们华北所有的铁路线，和所有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方，他都早有军事的布置，随时都可以占领的。比方讲：现在胶济路的情形，他虽然表面上没有派兵占领的，但是沿胶济路所有的日本工人、商人，全是他们的退伍军人；天津、汉口等重要商埠，以及察哈尔、张家口各处，所有的日本人，全是他没有穿军服的官兵，所以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讲到这一点，我要顺便提醒各位，各位要特别注意，日本人决不是好相识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没有一个不是便衣队，法国人曾经有两句话讲日本人的，一句说：「日本在外国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侦探」；还有一句说：「日本人在外国的女子，没有一个不是妓女。」但是他这些妓女，也统统是做侦探的。所以你们各位将领特别要知道，日本人无论和我们讲什么好话，没有一个不是要吃我们的血，没有一个不是来侦探我们的事情，要来灭亡我们国家的！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当心！格外的防备！
我们中国的重要地方，虽然他没有派遣穿军服的军队来正式占领，然而事实上他已经不断的增派便衣队，在那里一步步的准备了。不仅是在北平、天津、济南、广州、汉口、上海有租界的地方，或通商口岸公然为他军事侵略策源地，完全给他没有穿军服的军队，无形占领；须知，凡是他兵舰所到的，领事馆所在的地方，也统统被他无形的占领了。无论什么地方，统统有随时可以正式占领的准备。我们中国在如此情形之下，自己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如果再贸然和他打仗，那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徒然断送吗？岂不是疯子和傻子吗？你自己毫无准备，而你的敌人早就埋伏在你四周了，只要你一动的时候，他马上起来包围你，你还不是自己送死吗？所以现在这时候，就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疑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了，太不知道敌人了！然则，我们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复兴民族呢？是否现在这时候，竭力来准备国防，拼命的来制造飞机大跑，就可以和他来作战吗？各位将领一定也知道，不仅是我们现在临时添置武器，整顿国防，已来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来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那还是等於做梦，何况现在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准备国防，也不许我们有一个时期来制造武器呢？退一步说：就是日本人让我们尽量来设备国防，我们的人力和财力，那里能赶得上呢？比方讲：我们国家的边疆要修要塞，海岸有海岸的要塞，所用的二十四生地的一门大炮，至少就要四百万元，子弹还不算在内，即此一项来说，我们的财力和人力，那里能办得到呢？何况事实上日本人绝对不许我们有一点国防建设，我们那一个地方要准备、要整顿，他的兵舰就开到那一个地方来威胁、骚扰，使你无法著手。现在这时候各位将领要明白，如果日本人一天不败，我们中国的国防一天建立不起来，我们国家一天不能安全，我们民族亦一天不能保存！所以你们大家要有这个觉悟，如果他有一天的武力，他决不许我们有整顿国防的一天，亦决不许我们中国有统一的一天，如此，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整顿国防？可以来和他真正作战？没有这个时候！没有这个可能！我们不要梦想！
因此我们中国的军人处境格外困苦，责任格外艰难，我们要格外的刻苦，格外的耐劳，格外的坚忍自强，而且要特别的秘密。外国的军人可以按照一定的计画，可以得到国防上的掩护，安心来训练军队来准备作战，现在我们中国没有方法可以统筹国防，按一定的程序来准备一切。我们的军人，到处受敌人胁制，得不到一点国防的掩护，敌人时时在监视著我们，随时来扰乱我们，可以制我们的死命！今天他要派兵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他要派兵舰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如其海陆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就用他的飞机随时派来掷弹轰炸，制我们的死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方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最近我听得有人说，广东广西这个地方，才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他们以为日本在华北在长江可以随时侵略，但是决不能打到西南的腹地来。这真所谓皮相之谈，不知道日本国家侵略企图的真相之何在！他们不知道日本除陆海军之外，近年对於空军的建设，是怎样的扩大，更不知道他们要并吞整个中国，是不分东北和西南的，现在我们中国的军队，无论你在那一个地方，无不是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还讲什么复兴民族的根据地的是西南。所以我们中国的军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一般有觉悟的将领，格外的痛苦。因为他认识自己所负救国责任之重大，而痛恨军阀割据坐大之不能觉悟。我们前面有这样凶狠的敌国，我们的民族又这样没有知识，而且国内还有少数跋扈恣睢、自私自利不觉悟的军人，使国家至今还不能真正的统一，我们真不知应该要如何加倍的努力奋斗，才可以达到救国的目的，完成革命的任务。但是无论我们的环境怎样险恶，我们每一个军人，要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智力，更要知道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同胞，黄帝的子孙，有一种特别优秀的天质，无论什么困难，什么危险，无论怎样严重的困难，怎样强大的敌人，我们一定有方法打破他。只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决心，和有否奋斗到底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已。
我们既然没有国防，日本人也不许我们有国防，我们又是这样一种武器，这样的一种教育，我们国家社会，一切情形又是这样落後，不成其为现代的国家、现代的社会，然而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抵御外侮，复兴民族？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拿这个题目来讲呢？我们究竟有什么方法呢？当然我们有这个方法；他有大炮，我们不一定要有大炮抵抗他，他有飞机，我们也不一定要有飞机抵抗他；当然我们不能不要大炮，不要飞机，然而我们不一定要靠大炮来抵抗大跑，只靠飞机来抵抗飞机；我们还可以拿我们的精神来战胜他的物质！发挥我们的智力来抵抗他的物力！我们要知道，革命军队和反革命军队来作战，我们要战胜敌人，不在武器，不在物质，而在我们的精神！无论古今中外那一个国家皆遭有寇患，而且这寇患一定有强大的武力，如果被侵略者仅仅靠军队靠武力来抵抗他，一定抵抗不了！所以我们革命军和反革命军斗争，被侵略国与侵略国的军队作战，一定要有革命军特别的战术，要有特别的革命精神来抵抗外敌横暴的武力与优裕的物质！这就是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全体国民能够格外的劳心劳力，就是我们一个人要做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每个人要能如此拚命准备，一定有方法、有力量，尤其有一个时间，可以来战胜一切，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这几句话，各位务必澈底了解，本团长所讲的，绝对没有一句空说的大话。只要你们有一个死心塌地来救国的决心，能够照著革命军人的道理来做，我们有一个革命的领袖，一定有抵抗外侮复兴民族之革命战略和战术。只要大家能绝对服从革命的统帅，在一个最高命令之下，要我们守就守，要我们攻就攻，要我们退就退，要我们进就进，要我们生就生，要我们死就死，如果能够如此共同一致，服从命令的话，一定可以有革命的战术策略，可以战胜一切，达到我们最後的目的！这就是我们革命军人救国最要紧的一个条件！这一点现在我们不希望全国的军队一致做到，只希望今天在场的各位将领所带的军队部下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大家的思想，由此统一起来，力量就能集中，这样就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这「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两句话，便是我们现在御侮图强的方法中最要紧的一个原则。现代的军人，现代的国家和非现代的国家，其分别亦就是看能不能遵循这个原则。怎样叫「现代」，怎样叫「非现代」呢？所谓「现代」，就是叫「文明」；「非现代」，就是叫「野蛮」。文明的军人和野蛮的军人，文明的国家和野蛮的国家的分别是什么？文明的军人，文明的国家，一切都统一的；野蛮的军人和野蛮的国家，就是不统一的、散漫的、割据的、各自为政的、自私自利的，即古之所谓乌合之众是也。
反转来说，正因为没有统一的原故，他的力量就集中不起来，力量集中不起来，所以外国一个人，就可以打你十个人，你十师人还抵不过一师。这样，当然外寇一天天侵略进来，国家要陷於危亡的地步，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形就是如此。所以今後我们要抵抗倭寇唯一的条件，就是统一，统一之後，力量才能集中，集中之後，一分力量才可以发生十分的效用。如果不统一，把国家割据分裂，这就是十个力量还不能作一个力量用，国家一定会给人家灭亡的。这是讲我们对於现代与非现代，文明与野蛮的分际，及对於国家民族存亡的关系，大家要特别的认清。其次，我们除了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之外，还有一个救国的要诀，就是古人所讲的要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刚才我已经讲过，现在我们没有国防，日本亦不许我们建设国防，而且现在我们整个国家都已在他们包围控制之下，那一个地方都布满了他们有形或无形的军队，我们的生命，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在日本掌握之中。比方我们现在庐山这个地方，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安靖，倭寇的大兵舰，开不进来，他们的陆军一下子也不能进来。但是你们要知道，九江有他的领事馆，领事馆就是他们秘密的陆海空军司令部，九江江面，就停泊有他的军舰，所以他的海军两点钟以内就可以来到庐山，他驻在黄海的航空母舰所载的飞机，从上海南京可以一直到达南昌、九江、汉口，一天之内，什么地方都会受他的威胁。本团长是全国军事的统帅，我既然明白这个情形，为什么还要讲抵抗呢？
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既不能讲国防，就要讲营防，我们每一营一连所驻扎的地方，一定要将工事做好，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必须步步为营，处处严防，我们的营防，就是我们的国防。我们的生命，军队的生命，既随时随地在日本掌握之中，我们就得每到一个地方，要扎一个营要挖一道沟，古人所谓深沟高垒，虽不能守到两三年，至少也要固守一两个月，不能守一两个月，至少总要死守一个星期。我们虽无十分战胜的把握，然而一定要作最顽强的抵抗，我们虽未必可以打败敌人，但是被敌人打败的时候，一定要使他受最大的牺牲，一定从敌人手里取得最大的代价，这是我们一定做得到的。我们要拿一分力量，来抵抗敌人十分力量，我们就是要拿自己的人力来抵抗敌人的机器。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牺牲的准备，和这样一种革命的精神，我们每营讲营防，每团讲团防，每师讲师防，拿我们的血肉来代替我们的国防，拿我们的血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如此，虽然绪战失败，我相信到最後必能得到一战成功。因为用这种革命战术，他要占领我们一省，至少时间就就是一个月，如其统计起来，他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月，这十八月时闲；那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迅速占领我们一省呢？所以我们各个人如果有觉悟，随时随地作防御工作，随时随地准备牺牲抵抗，如此，不仅不怕日本人有三千架飞机，就是他再加三万架飞机，对我也无可奈何。不仅不怕他有一百二十万吨海军，就是他有二百万吨也没用。不仅不怕他这三百五十万陆军，就是他有六百万，也不能灭亡中国。所以我们革命军人，要觉悟、要自信、要有革命的精神和牺牲的决心！决不能坐以待毙。我们有枪有炮，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拿了一件武器，就是我们打败敌人的东西。各位：我们要打敌人，看来似乎很困难，去年以前，我们打土匪，似乎也没有办法，後来我们研究出来一个方法，就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就是用这方法去清匪，现在很快就可以将他全部剿灭了。不过我这一句话，并不是将来要完全以剿匪的战术来打败敌人，不过我们决不好拘泥说陈旧的武器与战术，就一定不可用。各位要知道，欧战的时候不仅是步枪迫击炮有很大的效用，就是拿我国古代的弓箭，古代的刀矛，他们也都曾拿来利用，发生很大的效力。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军人，只知道新的好，只知道要买新的枪炮，殊不知我们没有学问，不仅是不能制造新的武器，而且人家所新发明的枪炮送给我们，我们若非研究三年工大也不能应用，所以现在我们抵抗日本，自己要承认我们的科学、物质、武力是抵抗不过他，这些，我们都不及他，我们是比他落後，比他陈旧。但是我们也有东西，一定可以胜过他，一定能够比他好。不是我常说：我们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先要打破他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要拿我们中国固有的武德，来打破日本武士道，要拿我们文明的三民主义，来抵抗日本侵略的帝国主义。如此，就是我们的精神自要比他新，我们的主义思想，亦要比他新，我们的战术战略更要比他新，我们的体力自信力尤要比他强，这些强过他、新过他、好过他的事，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日本国内一天天发生党派之争，不仅是他们政治有党派的纷争，而且军人也有了党派之争，他们的军事政治的确是一天天的退後，道德精神也一天天的堕落。我们的精神要赶上他，天天要向统一集中的方面迈进，我们用新的精神、新的方法来救国，一定可以战胜他们。我们用新的战术，来抵抗他旧的战术，一定可以操最後的胜算。我们是革命的军队，他是反革命的，我们为自卫为公理而战，这种战争，是为义战，义战是无不战胜的。这是任何人都应该确信不疑的。所以我们要觉悟、要自信。我们中国的军人，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同胞，我们一定要团结统一，来抵御外侮，来完成我们自己的使命。
今天精神讲话，将上星期所讲「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未完的意思，继续来说。
大概今天所要讲的，是我们现在要如何准备来和敌人作战，有几个要诀和规则，是我们各位将领所不可不彻底了解，并且要照著来努力实行的。讲到和敌人作战，各位将领，首先要晓得一个要诀：我们做军人的，尤其是做将领最要紧的一种学问和本领，就是我们所见到，所接触的一切材料，无论是人、是物、是土地、是山水、乃至一草一木，只要我们所见所闻，可以由我们支配，供我们运用的，我们务必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力——想尽方法拿他来运用——这就是我常说：「宇宙万物，皆为战争而生；从事战争，必须利用宇宙万物！」的意思。如果我们做将领的人，这一点道理都不懂得，这一种适应和利用环境中一切事物的本领也不具备，那末，带兵和用兵，一定会要失败，就不配做军官，尤其是将来从事国际战争，必须无论什么东西，都能设法为战争而利用，才能适合总动员原则，运用我们所有的人力、物力，充分发挥其效用，以争取最後的胜利。现在我们中国军队不如外国军队，中国将领不如外国将领的地方是什么呢？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在军队里以及军队所能支配的一切东西，不能来充分利用，如古人所谓：「物尽其用」者。不仅坏了的东西不能使废物利用，就是好的东西，也往往随便丢掉、废弃，所以外国人拿一个钱可以办的事情，我们至少要拿几倍金钱才能够举办，而我们国家现在又这样贫困，如何经得起这样的浪费呢！所以什么军队都不能完备。外国人他们就是因为善於利用一切材料，所以随时随地能够得心应手，只要看见他是东西，他们心里马上就要设法来利用，因为他们肯如此用心，所以事事物物，便能调处得当，顺应适用，尤其是日本人，他们最讲究这种学问和本领。凡是到过日本的，可以知道，他们小学里的教科书，就有一课废物利用的教材，他们一般国民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所以无论那一个军队、学校、家庭以及一般社会里，没有一件东西不可以利用的，连到垃圾、粪土都要来利用的，因此路上亦就非常之整洁，决不像我们中国人随便什么东西随便抛弃、乱丢。不要说是社会上普通一般人民，如此浪费消耗，就看我们机关里面，也都很肮脏、凌乱，而可以设法利用的东西，亦随便到处散乱，没有人来整理，尤其是厕所和厨房的旁边，丢的杂物更多。这种情形，在外国军队里是没有的。我们中国一般将领，就是因为不注意物件的管理和运用，不知道改善环境的必要，也没有这个教育，所以无论如何也练不出好的兵来。现在你们到军官团来受训练，我今天要特别告诉你们，一切物件的管理和利用，是带兵官必要的本领和责任。也就是我们今後要改良军队最要紧的一件事。而我们一般将领，现在要救国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整理我们所带的军队，先救了我们军队的本身，就是救我们自己的部下。譬如旁的人带他们的军队，随便嫖赌吃喝，军风纪精神都坏到不得了；我们带兵的时候，就能使他整洁严肃；一般士兵在旁人教不好，而到我们的手里就能教好；这个长官，在旁的部队，放僻邪侈，无所不为；而到了我们的队里，在我们手下，就能实践礼义廉耻；总之，我们军队所有一切不良的行为、习气，我们做将领的一定要能够用心研究，凭我们的良心血性，将他彻底改革，使我们部队里个个官兵都能成功一个正式的现代军人，做国家一个健全勇敢的战斗员，这是我们一般将领最要紧的本领，亦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职责，那就不配做我们部下的长官，亦对不起我们的国家，而且对不起我们的祖宗父母！这一点希望你们各位将领要特别的注意。今後一定要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原则做起，努力来改善我们自己所带的军队。
要晓得，天地之间，没有一件东西不可以利用，亦没有一个人不可以用，只看我们自己晓得用与不晓得用，用得好用得不好而已。换句话说：就是全看我们自己能否彻底领会这个基本的要诀，而尽心尽力来刻苦研究，努力实做，如果大家能够尽心尽力来研究实做的话，我相信各个人的力量，都可以充分的发挥，而整个军队的力量，一定比现在要增加一百倍还不止的。所以我们一般将领现在要救国，第一个要件就是要勤劳，随时随地要研究体验，要巡查考察，使得废了的不能用的人，能够有用，废了的不能用的东西，也可以能用。我们军事成败，和将领程度优劣，亦就是在此。因此，各位将领可以知道，并不是日本有大炮来，我们一定要以大炮来对他；日本有飞机来，我们一定要以飞机来抗他；决不能说日本有新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拿新的东西对付他。如果说飞机大炮和一切敌人拿新的东西来攻我们，而我们亦除了飞机大炮和同样的东西之外，再没有法子可以对付？
那么，这些新的东西，我们不仅三年五年赶他不上，恐怕三十年五十年也不一定可以赶得他上。如此说来，我们不是始终没有法子可以抵抗敌人了么？各位要知道，事实绝不是如此，我们并不一定要新的东西，才可抵抗他新的东西，我们未尝不可拿旧的东西来抵抗他新的东西，尤其是我们中国自己旧有的东西，很多有价值、很宝贵的，平时看来，似乎没有用，只要我们肯加以研究，到战时用起来，每每可以发生大好的效力。比方讲碉堡这些东西，是我们中国旧的东西，现在我们修筑起来，是用於剿匪，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将这个东西加以改良，将来运用得法，未尝不可用於抗日，亦可使他在国际战争中发生相当的效力。
於此，我要再提示一个抵抗外侮的要诀，就是我们上次所已讲到的，我们要用新的战术，来对敌人旧的战术，这句话大家听了，一定觉得很奇怪，日本他们科学进步，一切军事，日新月异，战术上天天有进步，我们有什么新战术拿出来打败他的旧战术呢？我们难道在军事上真正还比日本进步吗？照普通的看法，这种怀疑是对的，但是大家如果看得深远透彻一点，就可以释然无疑。大家要知道，现在日本和我们中国军队作战，还是用有形有声的大炮飞机坦克车这类的武器，乱轰乱炸来打击我们。而将来世界大战的时候，一定是电气的战争、化学的战争、机械战争、毒瓦斯这类毒气的战争。那时战场上，一定无声无臭，看不见一件东西，听不到一点声音，预想将来战场上的情形，和现在根本上就大不相同，这种情况，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可以想像得到的。现在日本人的武器和战术，似乎很进步，但是将来世界大战中，我可以断言，日本人还是要算最後的落伍者了。
不过这话是依世界大战的标准来说的，如果单拿我们中国和日本比较，无论怎么，我们当然赶不上日本，仍旧不能胜过他们。然则我刚才说，可以利用新的战术胜过他们，这句话不更要觉得奇怪吗？各位要知道，时间是一瞬即成过去的，人类文化是不断积累而来的，所以天下没有一件东西，不是从旧的东西来的，所以根本上讲起来，天下的事物，根本就无所谓新旧，天下没有一件东西是新的，甚至可说越是新的东西越旧，越是旧的东西越新。这个进化的道理，这个辨证的哲学，各位将领要能理会，并且要能运用这个根本的原则到我们军事上面来。我们一方面当然要预想到将来作战时，战场上的武器是什么？战争的情势是怎样？就现在所已通用的武器来说，当然空中是飞机，水里是兵舰，陆地是大炮和地下坑道；此外，更主要的武器，就是现在尚未通用，而各国都在天天拼命研究，准备将来世界大战中获取胜利的瓦斯、电汽、机械各种化学的物质与方法。至於战争的进行就是在天空中、海底下与地底下。所以认真讲起来，那时不仅是地面的碉堡全没有用，现在通用的一切武器大炮，甚至都要失其效用。但是大家要知道，无论到什么时候，一切事物的原理是不变的，原则也始终如一的。好比一二三四五，一定总是一二三四五，一加二总是等於三，一加上一总是等於二。所以古今中外的战略，无论化学利器发明怎样利害，尽管战争的情形和所用的武器怎样不同，但是战术战略的原则，始终不会变更。所以我们中国两三千年以前的孙子和孙吴兵略问答这些书，到现在还是同样的有价值，并且其意义亦与日俱新。
比方孙子讲：「善攻者动於九天之上，善守者伏於九地之下」，这不是讲现代的战术吗？所以书中所讲的东西，有很多就是现在外国人最新进步的战术原则。可是我们中国一般没有知识的人，自己国里有很宝贵的东西，不知道拿来研究运用，以为陈旧落伍，抹煞一切，只知外国的东西，什么都好，都想要用，但他又学不像，用不会，结果使中国军队到如今弄得不成一个东西。不知道我们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军人，切不可自暴自弃，舍近图远，总要诚心诚意，实是求事，精益求精，来努力进取。现在中国军队练不好，要给外国人欺侮，不当作我们中国的军队是一个军队，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军人，有一个最坏的习惯，以为外国什么东西都是宝贝，我们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废物，没有用的，以致自己固有的什么东西既弃之如敝屣，同时外国的东西，也只学得一点皮毛，大多数的军人都不三不四，不文不武，外国人不当作我们是一个军人，而我们现在用的武器和战术，也是不新不旧，不中不西，说他完全是照中国旧的道理办吗？他又不是；说他完全是照外国新的办法吗？也不是。鉴於以往的失败，我们应当觉悟，以後再不要有新旧和中西的成见，只应选择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办法来做，而最要的一点，还是要研究敌人作战的方式，而来研究应付适宜运用得当的法则，就是说要研究新的战术而来对抗他固定呆板的战术，特别是我们自己固有的一切宝贝，不要丢了，要去研究，要来运用。如果我们中国的军人，不能了解这番道理，不能将过去的偏见和错误改过来，我们中国军队永远练不好的，而将来亡国灭种的原因，也就在此。希望各位将领大家要反省。我们有没有蹈一般人的错误？
个个人应该要明白，我们要赶上人家，若是不从基本的学问技能踏实地的来努力，要想贸然赶上人家，是赶不上的。我们自己要老老实实承认中国一切科学是落後，一切经济也是落後，但是我们祖宗遗下来的东西，一定有很多精华，很多宝贝，是超过外国人所有的。这些东西，有很多外国人尚且当作一个宝贝来运用，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努力研究，设法运用呢？所以，你们各位将领要懂得这个要诀，将来在国际战争中，要战胜敌人，我们可以用旧的方法，来抵抗他新的方法；也要用新的战术，来制服敌人旧的战术。但是，我们并不是讲新的东西我们不要研究，当然要研究，日本有什么东西，我们也要有什么东西，但是要知道，在这一方面，我们已来不及，所以另外想旁的办法，运用我们中国自己有的东西，不费钱的东西，来抵抗敌人新的东西。我们一定有这个方法，使得敌人失败在我们手里，这总不是难的事情，只要各将领肯竭忠尽智刻苦耐劳的研究。我们个个人都知道，日本所有的东西，除了科学和战争的武器之外，其他所有的文化和他们所谓武士道的精神等等，完全是学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人天生有绝大的创造能力，祖宗又遗传下来无数的宝贝，我们一定可以抵抗得过学我们东西的人。我们究竟用什么东西来抵抗他呢？当然是不可以一件件举出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如果从技术方面简单的讲，现在抵抗日本并没有怎么大的新技术，仍旧可以用老的技术，仍旧可以用我们剿匪的方法，最基本的就是「射击瞄准」和「跑步爬山」这两种办法，这两种基本的技能，就是抵抗日本最重要的方法。其次，抵抗日本的条件，就是我们的体格要特别锻练。去年我们在庐山训练军，官，曾有一句口号：「日光、空气、水」。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在日光寒暑雨雪中过生活，与自然界奋斗，藉以锻练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去年庐山训练还有一个口号，与这个口号意义相关而内容更广的，就是「劳动、创造、武力」。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和心力，一天到晚要刻苦工作，不断的研究发明，创造出一切的东西，以造成伟大的武力，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还有，去年庐山训练曾订下训练军队和军人一切的行动四个要点，就是「确实」、「迅速」、「静肃」和「秘密」，尤其是秘密最要紧。我们中国人不知道秘密，所以一切的事情，往往我们没有做，敌人就早已晓得，如此，那里会不失败呢？所以「确实」、「迅速」、「静肃」、尤其是「秘密」，是我们今後抵抗日本所必要的修养和根本的办法。至於战斗的方法，我们将来和日本作战时，当然也很多，此刻不能多讲，但是有几件事情，和我们现在剿匪相同的。
第一、战术要取攻势防御，将来我们抵抗日本，这一点当然和现在相同。第二、就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到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要挖好极深战冢，修好极固工事，再来休息，不要给敌人可以随便冲入进来。第三、就是固守不退，现在剿匪就是稳扎稳打，有进无退，将来抗日，也依照这个原则。而且将来抗日我们若是退一步，就很难活命，因为我们如果退走，总快不过坦克车和飞机，因此，我们不能後退一步，一退就没有命。所以将来抗日，务必深沟高垒，固守阵地，因此各位将领要特别注重筑城学，如掘壕筑垒和做种种防御工事的学术技能；还有对於坑道学、伪装、防毒、防空，这些学问更要特别的注重。第四、要注重游击战术，从前宋朝抵抗元兵的时候，有一位将领说过一句很有价值的话，将来我们在战术上也很用得著的，他的话大意是说：「用素质不良的军队，来抵抗敌人最精良的军队」，这是非常之好的一个方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主张用各种各样的军队，甚至非正式的军队来游击。犹之乎我们现在用游击队、义勇队、壮丁等，去袭击或防剿土匪的小部队，以牵制其主力活动，这就是「用不良的军队，来抵抗最精良的军队」这句话的正确意义，我们将来抵抗日本，这个方法的确非常要紧，非常有价值。第五、将来对日本作战，和现在一样，一定要十分的注重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全国民众都能军事化，能帮助正式的军队作战，军民真正能合而为一，打成一片，这个力量就可以大十倍百倍还不止。至於我们怎样去训练、组织和运用民众，今天没有工夫讲，我们各位将领总要记得这运用民众是我们抗日救国一个根本的方法，这也可说是用组织保甲、训练团队这些旧的方法，来抵抗敌人近代新的军事方法之一种实例，所以要格外注重研究。尤其要注意到教育的目的和方针，根据「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原则，因事制宜，因地制宜，来训练一般民众，使他们能为我们运用。这些是讲军事方面和日本作战的方法。
此外经济的抵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抗日的方法，我们所有的官兵都能绝对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东西，我们各位将领要负责使部队来实行，如此便可以减少敌人的经济力量，间接打击他的军事，也就是增加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增加我们抗日的实力。这件事的性质虽不属军事的范围，因为很要紧，所以特别和大家提一提。总之，我们现在抗日，不要靠有新的武器，而是要有新的精神，能运用那就地原有的东西来抵抗他们。乾脆的说：我们就是要以最旧的方法对抗他最新的方法，以最旧的武器对抗他最新的武器，以不规则的部队对抗他最精良的部队。这并不是空话和理想，而是实际的战术原则。要能运用这个原则发生效果，就是要靠我们的最新的精神。就是我们一切的组织秩序、军队的纪律和军队的训练，要比较敌人好，我们的身体亦要比较敌人强，我们牺牲精神、刻苦耐劳的精神，更要比敌人强，我们作战的方法也要比敌人高明，就靠这些东西从种种方面来和他抵抗战争。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几多钱，只要我们一般将领肯努力、肯实做，平时能多流汗，战时就可以少流血，而且一定可以收到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的效果。
其他训练方法应注重之要点：一、小部队动作，一班以下的小动作尤应注重。二、班长教育要特别注意，并要由师旅团长集中心力来研究，亲自教练。三、夜间动作与夜间行军要特别注重。四、养成士兵独自作战之精神与能力，以及养成敌忾心，即使其官长死伤时，其士兵亦能独立应战。五、注重爆破毁坏工作，使能扰乱敌人的後方，尤其要注重各种侦探教育。
再次，你们各位，此次到军官团来受训练，我有两部中国旧书，送给你们带回去研究。一部就是阮宫桂所著的洴澼百金方，现在我更名为自卫新知。一部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我们拿这两部书所讲最旧的方法，用心研究妥为运用，就可以抵抗日本最新的方法。这两部书都是讲练兵和御寇的方法，书中什么东西都有，今天讲不完，要你们自己去彻底研究。其中所讲的东西，当然有许多已经不适用。比方讲我们既有了机关枪、步枪、大炮等武器，当然刀矛等旧的东西用不著了。但是各位要知道，我们枪炮用不到的地方，还要用刀矛，并且将来战争，不仅是军队要死战，而且一定要训练民众，使他全体武装起来，共同一致作战，我们没有许多枪炮，一定要用这刀矛之类旧式的武器，来补助我们抵抗的力量，这些虽然是旧的东西，也未尝不可和他帝国主义者作战。所以我们不仅是要将这两部书中得著的东西详细研究，而且就是一般人以为用不著的东西，也要注意利用，研究明白之後，就要实实在在去做。这两部书内容很多，讲是讲不了，全靠你们自己带回去研究。不过有一点，先要告诉你们的，就是我们无论研究那一本书，前面第一篇序文和本书的纲目，一定要首先研究，以後才可以先将该书的价值和作用认清，而且如此方能懂得全书的要义和纲领，才知道研究的线索。比方我们要研究步兵操典，一定首先要将步兵操典纲领拿来过细研讨，才可以先得到一个要领。
军事上一切基本要诀，可以说统统包括在这十五个纲领之中，我们做将领的人，如不将这十五条纲领彻底研究，并且切实体验明白，就不能训练部下，怎么教也不会教好。过去一般的军事学校和部队里，从来没有人注重这些提纲挈领的要诀，拿来讲授给学生，只注意背诵典范令的条文和行动上一些动作，对於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训练非常缺乏，因此我们从前军官学校培植国家的学生，学术都不得要领。不能做一个健全的将领，只能当作外国的一个兵。今後各位回到部队上去训练部下，希望能改良方法，无论教什么学术课，总要使得个个人知道要领才好。
讲到这里，再另外要提一件事情。我们将来要和敌人作战，就要知道过去的日本，侵略压迫我们的历史，和今後侵略的步骤，然後才可以懂得我们一定可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的道理。讲到日本侵略我们的历史，从甲午年中日战争以後，到现在已经四十年，甲午战争结束，日本就割去了我们的台湾，吞并了琉球，於是中国南部完全受其控制了；後来他为要包围我们华北，向大陆发展，不能不占领我们的旅顺大连，要占领我们的旅顺大连，他一定要先占领朝鲜。从日俄战争以後，大连和旅顺就统统给他占领，而且不久即乘势吞并朝鲜，至此我们中国自南至北，都被日本紧密的包围，华北的门户旅大与渤海湾亦被日本所霸占了。可以说，我们中国自台湾高丽旅大被日本占领以後，根本上就没有国防了，而且日本自中日与日俄两战以後，在华南华北已整个的包围了我们，随时可以威胁我们，灭亡我们，不仅我们没有建设国防，而且他也根本不许我们建设国防。所以凡是我的部下，凡是革命的军人，大家要知道，我们不做中国的军人则已，如果做了中国的军人，就要认识中国国防之重要，立志非收复东四省的失地不可，而且非尽力巩固中国真正的生命线不可，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要有一个相当的时间，并且要靠我们自己能够努力。
这时间要多少呢？我们很可以料到，时机就在我们面前，最多十年，少则三年五年，只要自己努力，大家同心一德，同生同死，就在我们手里，一定可以恢复我们的生命线，建立我们完整的新中华民国国防。现在我们个个人要抱定这个决心，要有这个志气，并且要刻刻不忘，发奋努力，我们现在的武器和实力不及日本，要收复一切失地，当然需要有相当的时间，一定要我们消费无穷的心血，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时间必不在远，这个道理，我们只转看一看日本侵占我们东四省所费的时间，所有一切准备之久，和他现在占领东四省的情形以及今後继续侵略的步骤，就可以明白。大家必须知道，日本现在强占了我们东四省，第二步一定就要进占我们河北、绥远、察哈尔，甚至山东、山西这些地方，就是他最近不进占，迟早总是不免的。因为他的国策，是满蒙政策，他必须占领蒙古之後，才可以进攻西伯利亚的侧面，以制服俄国。所以你们在河北、绥远、察哈尔这些地方的将领格外要留心。他现在的目标已转到苏俄，将来和苏俄作战之前，一定先要占领我们内蒙和华北各地，然後他在战争中，才可居於稳固而有利的地位，才容易战胜苏俄。
他占领满蒙最後的目的，固然是要灭亡我们中国，独霸东亚，但我们中国他并没有放在眼里，他现在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苏俄。他为要驱逐俄国在东亚的势力，不能不先整个的占领我们的满蒙，来侧击苏俄的侧背，所以各位将领要时时刻刻注意到，日本随时会来进占我们河北、绥远、察哈尔乃至山东、山西这些地方。但是他有一个根本的弱点，就是他要想确实占领我们这些地方，作战时得到预期的利益，必须经长久时间的准备和经营。拿过去的事实来看，日本人占领我们东四省，就决不是从民国廿年「九一八」起到二十二年长城战争为止，这两年工夫所能够占领的，他在「九一八」以前，就是在第一次日俄战争以後，就做占领东北的准备工夫，所以他实在早已用了三十年的工夫了。他用了如许长久的时间来准备，才能占领了我们东四省，但是现在这东四省形式上虽已被他占领，是不是他已经稳固呢？是不是可算确实占领了呢？我相信他并没有稳固，不仅是一般人民心里不服从，就是地方治安社会秩序，也还不能维持。所以日本人用三四十年的准备工夫，来占领我们东四省，现在占领之後还无可奈何，如果再要进占我们内蒙和华北，他有什么把握？虽然现在一切科学进步，交通发达，武器精良，占领人家的地方比从前可以快几倍，但是他从前拿三十年的准备工夫，还不能稳固的占领我们东四省，现在如果要将我们内蒙和华北诸省，整个的吞下去，即算不要三十年，至少也得要用二十年十年工夫吧，何况我们关内一般民众，反抗他侵略的力量和民族观念，一定要比关外的民众强大，而且华北各地与列强的历史和利害关系更要比东四省复杂，日本人如再来侵占我们内蒙华北，比东四省一定更难过无数倍。在这种长久的时间和复杂情形之下，我们如何可以有方法来抵抗他，收复我们的失地，这就时间上来说，实在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根本弱点，也就是我们抵抗外侮，收复失地的一个据点。
这种由历史的事实可以判断的情势，日本人未尝不知道，未尝不知道他们的弱点，但是他为要实现他传统国策起见，为要完成他独霸东亚的大梦起见，一定是不顾一切要一步步侵占进来的，问题只在时间的迟早罢了。并且我们可以断言，他进占的行动越快，他的弱点越多，我们抵抗他也越加容易，因为他占领东北，用了四十年的工夫，现在还是占领不了。如果他现在东四省还没有安定下去，马上要来占领我们的内蒙，占领我们的华北，他一定格外不能准备周到的。所以我们抵抗他一定格外容易，抵抗的方法也越多。从前他在东四省什么东西都调查明白，都预备完全，他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然後动手，所以占领比较容易；可是他现在再要进一步侵略内蒙，侵略华北，一切情形，绝不如以前对於东四省调查之详明，准备之充足。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看透了敌人的弱点以後，就晓得只要我们自己能够时时准备，处处设防，自强不息的做下去，一定可以完成我们复兴民族的使命。所以我们现在很可以安心大胆，自己来努力、来准备，不怕敌人侵略进来，并且我们自己要准备努力恢复我们的一切失地，恢复我们的生命线。现在日本来恫吓我们，他所恃的是什么？
惟一可恃的就是有准备齐全的武力，而我们却一点也没有准备，不仅是没有国防，就是连营防也没有，所以他们的坦克车、汽车、飞机，随时随地可以横行一切，他欺侮我们就是在这一点。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准备，他的坦克车进来，至少不让他有路走，飞机飞来，至少有一个简单的防空设备，他就不敢横行无忌。昨天我和一个朋友谈起，我们不必说有一年半载的准备，如果真有一两个月的准备，日本人也就不敢如此耀武扬威，横行一切了。过去他在东四省，因为他准备的特别齐全，我们毫无准备，所以很容易就被他占去了，但是他侵略到华北，在我们长城附近一带作战的时候，我们稍有准备，就能和他抵抗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後，还是我们战略的退却。可见我们只要拿去年在长城附近和他抵抗的办法来和他抵抗，他要占领华北，就绝对没有占领东四省那样容易。
进一步讲，如果能如前年「一二八」後在上海那样和他打仗，他格外没有办法。如果当时十九路军真正能够服从我的命令，苦战到底的话，抵抗二三个月不算什么难事。所以我们拿过去在上海和长城抵抗的情形，可见我们小小的和他抵抗，他就不得了。如果我们自己平时全国有一个相当的整个准备，随时随地能够挖壕、囤粮、积榖，军队到一个地方，立即设防，一营有一个营防，一团有一个团防，一城有一个城防，随时随地准备，利用所有的物资，所有的人力，来和他抵抗，我相信只要有几个月准备的时候，他就不敢来肆意欺侮我们、侵略我们了。所以各位将领统统要知道，现在并不是日本怎么强，怎么了不得，而是我们自己毫无准备；只要我们有准备，他一定不敢来侵略，如果再来侵略，一定要失败在我们手里。这次各位将领到军官团来受训练，至少要彻底明了这个道理，接受这种精神。回去以後，就要随时随地，为国家为军队为部下也就是为自己而步步为营，处处防备。
如果不及时努力，不仅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命没有保障，你们自己一生一世也就是踏上了绝路，和出卖了我们国家的生命与军人的人格一样。所以随时随地要设防，要准备抵抗外侮，保卫国家，这就是现在中国人第二件最要紧的工作和责任，我们须认识这一点，竭力来做准备抵抗的工作。最後再要简单的告诉你们几句，现在我们抵抗日本的方法既是很多，我们要有两个条件，一定可以得到最後的胜利：第一、就是随时随地要赶紧预备，我们个个人要为国家为民族尽量发挥自己的体力心力，来研究运用一切的东西，准备民族斗争。第二、就是要有最大的决心和毅力，能够自强不息，简单的讲，就是要有恒，天天要研究，时时要准备，做完一件事，马上又做第二件，已经有进步，还要要求进步，好了之後再要求好，新了之後还要更新，如此才叫做自强不息，才可以获得最後的胜利，这就是我们做将领最要紧的精神，也就是我们抵抗外侮、复兴民族一个最要紧的条件。
今天预备将前次所讲「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这个问题，继续讲完。在未讲这个题目之前，有两点意思，想提出来和大家先说一说：
第一、我们军官团这一期的学员，明天就要毕业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过得非常之快，本团长所要想向大家讲的肺腑之言，还没有讲到十分之一，但是最要紧的话，做人和成功立业最基本的道理，已经向大家扼要的提示了，大家想必都能彻底明白，切己体察。同时，各位官长也很努力指导大家，所以相信这一次训练之後，各学员的精神上、人格上，一定可以得到一个最大的进步。不过，你们此次在军官团所听到的做人和革命的许多道理，和所接受的革命军人的精神，今後不仅是自己个人要身体力行，并且回到各部队之後，务必拿来传授给一般部下，使他们都能觉悟奋发，跟我们共同一致来努力救国革命，这是你们此次受训练以後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其次，各位学员明天毕业之後，就要离开军官团回各部队去了，在这三个星期中，本团长没有和那一个学员单独见面，尤其是各学员中，很多都是以前的同学、同事，也没有藉这三个星期很难得的机会彼此见见面，聊叙旧情，所以在此快要离别的时候，心里格外难过。但是，各位要晓得：此次我们集合全国的军官，到此地受训练，其目的完全是为党为国为革命主义，一切都是「大公无私」。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使各位学员，个个人都能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为主义而奋斗、牺牲，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军人，真真实实做一个总理的信徒，和爱国的志士，不愧为党国的干城。因此，我们军人此次集合训练，惟重党国之公谊，无暇叙及个人的私情。而且我们军人报国，大家都应该要「公尔忘私」，只有公谊，没有私情，尤其是这次训练，并不希望各位为我个人；或许有人以为军队只要讲讲私情就行，因此疑心我此次召集大家到军官团来受训练，是要和大家讲私情、说私语。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完全是从袁世凯以来，自私自利的套头，如果我们现在再不能根本改革，完全本著「大公无私」的精神，来教学生，带部下，那末，不仅个人要失败，而且国家也没有希望。所以此次训练各位，我决不是为我私人，或希望大家来拥护我个人，而是希望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统一意志，团结精神，集中力量，共同一致跟著我统帅，为国家、为民族而来努力奋斗，共同牺牲，不愧为总理的一个信徒，和本团一个团员而已。本团长就是以此大公无私尽忠报国的志业自勉，并且勉励一般部下。所以你们这一次毕业回去之後，对於你们的上官，要为国家为民族而格外的忠实服从。今後中国的军队，要做公的军队，国家的军队，真正保国卫民的军队，不要做私的军队，祸国殃民的军队。这就是我昨天所告诉各位的，我们要提高军人的人格，以增进国家的人格，要恢复军人的灵魂，以唤醒国家的灵魂。这是引你们各位将领做人救国成功立业要紧的一个基础，恐怕明天没有多的时间再讲，所以今天特别先和大家提一提。
现在继续前两次讲「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前两次我已经将我们中国的情形，和敌人的情形，讲得很多，想必大家都己明白。今天想再就各种情形，加以综合的比较：说明我们抗日必胜的道理和致胜之要诀，作为此次精神讲话的总结论。
首先，我们从战术方面来讲，大家要晓得，无论敌人学术怎样进步，武器怎样精良，不论他飞机大炮怎么多，而基本的战术原则是不会变的，基本的武器也始终是要用的。所以我们只要有了基本的武器，再能运用基本的战术来和他决战，一定有法子可以抵抗他。无论飞机飞得怎样高，大炮打得怎么远，总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基本限度，都是失其效用，而且最後决战，一定是还要靠步兵，要用基本的武器，即步枪、机关枪、和七生的五至十五生的大炮，这是学理上已经证明的一个基本原则，大家应该都明了的，所以我们现在既已有了步兵，有了各种基本的武器，就可以和敌人决战。只要大家提起革命的精神，抱定牺牲的决心，发挥我们固有的智能，同心协力来御侮，总有法子可以抵抗他。莫说他现在只有三百五十万陆军，三千架飞机，一百二十万吨海军，毫不足畏；就是他有七百万陆军，三万架飞机，二百万吨海军，也不能灭亡我们中国。这个道理，你们一定要懂得，并且要告诉所有的部下，使他们看见飞机，听到大炮，毫不畏惧。
尤其是我们一般当将领做指挥官的，格外要镇定坚强，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怎么凶猛，你们毫不可被他威胁，无论怎么利害的敌人，我们根本就没有看见他在我们面前，我们有脑筋、有精神，有了基本的武器，能够同心协力，就可以战胜一切的强敌，打破任何的危难。本团长从带兵以来，每次作战，向来就是仗著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没有看见什么敌人在我的心目中，不仅是我，凡是革命军人，都应当要如此！我们只要自己争气，能够自强、自立，不仅敌人不足怕，而且根本就没有我们的敌人。我们有耳、有目、有手、有足，而且是黄帝的子孙——神明华胄，那一个都天赋有特殊的聪明才力，只要我们自己能够觉悟起来，发挥天赋的能力，任何危险困难，都可以打破；无论什么敌人，都可以将他消灭。你看我们中国，立国四千余年以来，那一朝没有外侮，但是，最後都要被我们消灭！外寇是一个人，我们也是一个人，为什么我们不能抵抗他？古人是黄帝的子孙，我们也是黄帝的子孙，为什么古人能消灭敌人，而我们不能？
当然是可能的。何况我们现在有基本的武器，有很好的机会，要消灭敌人，复兴民族，格外容易，还怕什么呢？过去怕敌人，并不是敌人真正怎么可怕，完全是我们自己怕起来的，从这次受训之後，你们务必接受革命的精神，牢牢记住我这一番话。无论到什么危险困难的场合，都要能绝对打破敌人的心理，然後才可战胜一切敌人，不愧为一个革命军人，和本团的团员。
讲到这里，我可以举我们最近抗日的实例来证明敌人不足畏，与我们的精神战胜他的物质之可能。日本自从「九一八」侵占东三省，中经淞沪及长城诸口两次抗战以後，死的共二千七百六十八人，伤的共七千〇五十二人，合计将近一万。他前後所用的军费，共计三亿九千八百万元。至於我们中国方面的情形怎样呢？在淞沪之战，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死伤的人数最多，但合计起来也不到五千。去年在长城一带作战，死伤的人数虽无精确统计，但相信真正在阵地上死亡的，其总数也没有超过一万人。我们由两次抗日的实例，可以知道，我们死伤一个半人至两个人，日本一定要死一个人。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他最多只有六千万人口，我们还拚不过他吗？何况土地、物产、历史、文化，和其他种种条件，我们都要胜过他。只要我们全国的国民、全国的军人能够真正觉悟起来，协同一致，敌人还在我们眼中吗？何况过去在淞沪和长城一带抗日，还并不是正式作战，只可说少数部队临时接触，他尚且受了很大的损失，将来我们如果有相当的准备，和他正式作战，还有我们的敌人吗？这并不是讲大话，我们以後作战，并不在物质，却可以靠我们的革命精神，靠我们最高的统帅和各位将领高深的战术。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武力和物质，总是侵略国要强过被侵略国的，但是只要被侵略国能够发奋图强，起而自卫，到最後，一定可以战胜侵略的国家。这是就战术和战斗的精神来讲，我们一定可以战胜敌人。
现在再就他们日本一般军人的知识眼光和修养来讲，格外可以见到敌人的弱点，相信我们可以战胜他。现在，日本的高级军官，尤其是他们一般参谋部人员，不但是军事学术很有研究，并且对於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国际间各种问题，也无不努力研究，这是我们所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敢断言，日本的军人，确实愚妄骄横到无以复加，他们在中国，无论那一个地方都布满了侦探；无论什么事物，他们都很注意调查，所有中国的军事政治如何腐败；社会如何紊乱、龌龊；经济如何贫困、崩解；以及人心如何卑劣、自私；国家如何不统一、无组织；这种情形，可以说，他一概尽知，我们一切的弱点，可以说他都已看透。因此，他敢大胆的来侵略中国。并且，他们对於中国的历史，也有研究，他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几次都是自己的军人和国民不争气，结果国家被外国人灭亡了，比方元朝和满清，都曾挟强大之武力侵入中原，统Zhi了中国，他们以为现在的中华民国，也与宋季明末完全一样，逃不了历史上亡国的覆辙。的确，现在日本所有的军人都是如此判断，抱定灭亡中国的野心。
还有，他们格外知道得清楚的，就是中国的军人中间，曾有一个最恶劣的国贼，就是袁世凯，日本人认为现在还是袁世凯没有死的时代一样。因为他所造成的，自民元以来，中国军人一切争权、夺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自私、自利的恶习颓风，依然存在。因此，他断定中国的军人，没有一个不是贪污、卑劣、自私、自利，没有一点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袁世凯化身。至少要在二十年以後才可以对外作战，因此，他们将中国二百万军队看作没有一个人一样，尽可以随便来侵略压迫，横行霸道。日本一般人的见识和行为，大概就是如此；对於中国情形分析，即他们的敌情判断，大概也就如此。现在我们要问，他们这种敌情判断对不对？他们一般高级军官的智识、眼光和修养，究竟如何呢？他们根据如此的判断来侵略中国，将来能不能成功呢？我现在可以十分肯定的简单的答覆：就现在中国的国情来讲，他们对於中国一切的判断，是根本错误；他们一般高级军官，实在一点也不认识自己，格外不认识中国；他们实在愚蠢，近视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现在恃著武力比我们强而向中国放胆侵略，在东亚横行霸道，一切都等於自掘坟墓，最後一定要失败，自己来灭亡自己。这是什么道理呢？简单的讲，就是他们对敌情判断，根本错误。大家要晓得，讲到国策和战略、战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以及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要想克敌致胜，唯一最要的本领和学问，就是敌情判断，如果敌情判断正确，自己就能量力度德，审机决策，收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效。反之，如果敌情判断根本错误，那么，不怕你有怎样强大的兵力，有怎样精良的武器，有怎么巧妙的战术，都是要失败的。所以军事的胜负，大半决於指挥官，尤其是统帅的智愚。而我们物质缺乏，武力不够的中国，今後要能抵抗外侮，复兴民族，端赖有贤明的统帅和优良的指挥官者，亦即在此。其次，我们更要晓得，判断敌情的要诀，是要对於敌人的长处和强点，与自己的短处和弱点，要先算定，而且要宁失之於多，而不可失之於少。
对於敌人的短处和弱点，与自己的长处和强点，要算在後，而且宁失之於少算，而不可自以为强为优。但是，现在日本的军人对於我们中国和他自己的算法，完全与此相反，所以他关於敌情的判断，也根本错误。他们先抱定一种并吞中国的野心，和一种极端轻视的成见，来考察中国、研究中国，所以其结果只见到中国的坏处和弱点，绝未见中国的长处和强点，只晓得物质，特别是武器的重要，不知道精神，特别是主义的力量；只明了中国人失败的原因，亡国的历史，不认识中国人自强的精神，和革命复兴的事实与趋势。
也可以说，只明了过去的中国，不认识现在的中国，更没有看清中国的将来。比方讲，他们只知道过去的中国有几个朝代，如宋朝明朝，一般军人都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没有几个人真能起而抵抗外侮，捍卫国家。同时一般国民，又都不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不尽国民的本分。甚至除最少数几个高明的读书人之外，都根本没有民族的观念，无论什么人，他来做中国皇帝，他们就自称臣民，对他一样的效忠、服从、甘心做亡国奴。直到民国时代，袁世凯做皇帝，还居然有一般无耻的军人，称臣劝进，丧尽中国军人的人格，造成军人一代的恶习颓风，种下二十年以来内忧外患的祸殃，至今犹未能扫除净尽。这些情形，日本人真是看得太清楚了。但是他们除此之外，再没有看到其他的东西，他们只知中国有一个自私自利的袁世凯，不知道还有一个天下为公的我们革命的总理孙中山。只知道袁世凯帝制自为，种下了中国的病根，不知道总理手创民国，发明了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使中华民族有了复兴的灵魂。他只知中国的国民没有知识，一般人贪污卑劣、自私自利、不足以御侮救国，而不知道这十年以来，尤其是从民国十三年以来，中国已有了新的军人和革命的军队，真正能为党国为民族为主义而来奋斗牺牲，来要求国家统一，民族的复兴。他更不知道现在中国全体国民，无论老幼男女，都知道中国有一个「三民主义」，都知道日本是我们的敌人，都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那一个小学生都知道日本侵略我们的凶狠，都知道非「打倒日本」不可。他不知道中国的军队，虽然在物质上训练不及外国，但是因为有一个三民主义，大家意志已渐渐完全统一，精神也一天天更能团结，现在全国的军人，没有一个不相信三民主义，没有一个不是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因此军队的精神和力量，大多数与从前已经两样。你看我们在广东出师北伐的时候，日本人就料定我们一定要失败，革命决不能成功的，但是结果我们不出一年，竟然打倒国内一切军阀，完成初步的统一。
这种事，日本人在十年前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他判断中国的敌情没有不出於错误和背理的。不过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内外的环境太复杂险恶，虽然北伐成了功，新的国家仍旧没有建设起来，日本人於是趁这个机会加紧侵略，因此有「九一八」以後种种横暴的行为。我们因为没有准备，一时当然没有力量和他作战。但是我们在上海稍为抵抗一下，敌人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还是我们动作不能协同一致，才自己撤退，而并非为他打败的，此事是事实所在，这种事实，日本人至今还不知道，他总拿中国少数军人贪污恶劣自私自利的思想行为，来概括全中国的军人，武断说中国的军人都是怯儒，中国的军队非二十年以後不能对外，殊不知我们的军队，因为有了总理的三民主义，精神上就增加了无限的力量，已经和从前的军人完全不同。
敌人如此骄妄，不把我们中国的军人看成是人，不把我们二百万军队看作有一个人，就是他判断敌情根本错误。我们一定可以看得见叫他们失败在我们手里。他们现在只恃著自己有强大的武力，战备已经完成，就大胆来侵略中国，在东亚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他自己当然以为了不得，其实全世界的人都说他在发疯，在自取灭亡。他们日本人固然看不起中国人，但是欧美看了日本人发疯的状态，就在旁边冷笑，一些也看不起日本人，格外看不起日本的军人，觉得世界上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野蛮的国家，和这样一种横暴的军人。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日本人只知道中国的过去，最多到袁世凯时代为止，从袁世凯以後，尤其是从民国十三年以後，一切的事情，他都不知道，至於现在的军人，他更不知道，至於中国将来的前途，他格外的莫名其妙，连作梦也不会想到。
同时还可以证明，日本人只知道中国人短处弱点，而且估量过分，不知道中国人的长处和强点，而且根本不去估量，他何以会有这样的错误呢？除了有成见和骄气以外，还有一个连带的根本错误的观念，就是只知物质的重要，不知精神的力量。总之，现在一般日本的军人，从最高的军官到一般的士兵，可以说对於敌情的判断都根本错误，都是最多只知道自己，完全不知道人家，因此其行孤迈，不顾一切的来侵略中国，向全世界挑战，实际等於自掘坟墓，此等军人，不是骄妄愚蠢到无以复加吗？这种敌人，一天天在自取灭亡，我们怕他什么？我们还没有法子可以抵抗他吗？我相信只要我们全国的军人能够觉悟，共同一致来保国卫民，国家能真正统一起来的时候，不仅可以发挥我们的武力来战胜他，而且不必一定要用多大的武力，只须运用适当的战略和外交的国策，就可以使他屈服在我们面前，这并不是什么奇怪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能觉悟有决心。
讲到这里，我要附带向大家提示两个抗日的要件：第一，就是我们要晓得，中国的军队过去之所以不能对外，不能达成御侮救国的任务，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指挥不统一。这边打而那边不打，你要进而他却要退，叫他东他偏要西，乱七八糟，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干各人的事，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国家的纪纲和统帅的命令，这样就是再有怎么好的军队，怎么好的武器，也不能发生一种力量来和外国人作战。我可以相信，如果有六十万以上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老实讲，他们那一般骄妄愚蠢的军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我一定有办法可以战胜他们，而最要的条件，就是要指挥统一。
其次，我常常讲的，作战尤其是我们现在要抗倭，并不在物质，而完全要靠我们的精神。我们如果有了革命的精神，无论物质如何缺乏，也一定可以得到最後的胜利。但是这种精神从何而来呢？最大的一个渊源，就是要由於笃信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来。所以我们一般军人，绝对不能轻视这个主义，以为主义是空口讲讲的没有什么用。要知道今後我们要想发挥军队的力量，来抵御外侮复兴民族，就是完全要靠这个主义，如果没有这个主义，没有民族精神，那是一切都不会成功，最後不仅亡国而且还要灭种。所以我们一定要十分注重主义，信仰主义，力行主义，不仅我们一般将领要如此，而且要使部下所有的官兵都能如此。
总之，从战术方面讲，只要我们能运用基本的战术原则，发挥基本武器的效能，就可以和敌人决战取胜。从精神方面讲，只要我们能笃信力行总理的三民主义，发挥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我们一定增加无限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再从统帅方面来讲，他们的敌情判断根本错误，我们无论如何要比他们高明，祗要我们全国的军人能信仰我统帅，收到指挥统一的效果，我们更容易战胜倭寇。此外无论就历史之悠久，文化之高尚，民族之优秀，人口之众多，道德之完美，土地之广大，经济之丰富等等来说，那一项来比较，日本都绝对比不上我们。尤其是就国际的环境和外交的形势来讲，我们是公理正义之所归，日本乃疑忌怨恨之所集，祗要我们能自强，天下都是我们的好友，不管日本武力如何强大，事实上他已处於孤立的地位，为全世界众矢之的。所以我们如果能统一自强的话，将来世界战起，或不必相见於疆场，先就可以制胜於坫坛，在战略和国策上已获得了胜利。
还有很紧要一点，我前次已经讲过，现在要特别提一堤的，就是我们要能抵抗外侮，复兴民族，无论在战术、在精神、在外交等种种方面，都要能随时随地对於一切事物能够做到古人所讲「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话，如果我们能够如此，便可如我前次所讲不仅碉堡有用，就是一草一木都用得著。如果我们没有妙用一切的本领，那末，不仅碉堡用不著，基本武器亦不能生效，恐怕虽有很多的飞机大炮，也用不著。所以抵抗外侮复兴民族的方法，多得很，要在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注意研究，竭力准备，而运用之妙，则完全存乎一心。
以上是就战术、精神、统帅、历史、文化、道德、经济、土地、人口、外交等种种方面比较敌我的情势，说明胜负之所在，并提示我们今後制胜克敌之要道。
现在再要提出四句口号，作为我们今後努力御侮救国的根本方针。这话还是要从敌国方面讲起，关於他们的种种情形，前两次和今天都讲得很多了。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同时很容易忽略的，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仅武力强大，一切军事的准备充足，而且他的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和军事教育，也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准备下来，到现在已经非常普遍完备，已经使他国民尤其是全国军人养成了统一的意志与共同的精神，增加无限的国力。
当明治维新之始，他们朝野一般革命党人，有一个口号，指明他们救亡图存的大道，与全国国民军人努力的目标，就是「尊王攘夷」。同时，在教育方面，他们更提出一句口号来做全国一切教育的中心思想，和基本精神，就是「忠君爱国」。当时他们全国的国民和军人的思想，就是在这两个口号之下，调整统一，精神亦就在这两个口号之下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因此他们的国家有了灵魂，有了一个致富图强之精神的基础。所以我们要晓得，敌人不仅是有物质的力量，而且同时他更有精神的力量，这就是我前次所讲的，他们有一个武士道来做立国的精神。不过我前次已经告诉你们，武士道祗是窃取我们中国一部份固有道德而成的偏颇不全的东西，我们如果能恢复天生整个的完善的固有道德，唤醒了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国魂，当然可以战胜他们毫无问题，这一点你们不好忘记。现在我们要研究，当时他们何以要拿「尊王攘夷」四个字来号召全国并且能收效成功呢？没有旁的，就是当时日本内感於军阀的割据，国家的散漫，外受列强的压迫，和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形势非常危急，在这种时代环境之下，一般爱国志士，看到祗有尊崇他的天皇，以求国家的统一，然後以君主立宪谋政治的安定，藉皇室最高的力量，来推动改革一切，建设出一个现代的新国家。
自己国内既能统一安定，国力充实，当然可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一步步减少列强的压迫，达成攘外的目的，进而日增富强，到现在在世界上做了第一等的强国，他这个口号，根据时代环境与历史的背景，合乎当时国家民族的需要，所以能够成功。但是这句口号是不是他们发明的呢？并不是的，原来是我们中国东周时代一句老话，他们在三千年後却能偷来作为维新革命致富图强的口号。现在我们的国家内忧未已，外患日深，贫弱危亡到了这般田地，有什么方法可以抵抗外侮，复兴民族呢？当然是有的，除了这几次和大家所讲的几种办法之外，再可以拿我近来所提出的一个口号，作为全国国民和军人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意思就是安内攘外的惟一前提与必要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一定要求内部真正统一和安定，然後才可抵抗外侮。祗要国内真能统一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绝对的把握，一定可以消灭侵略我们的任何强敌。因为我们若能内部安定，一切统一集中，一分力量就可发生十分效用。反之，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一切不能统一集中，那么十分力量也不能发生一分效用。所以外能否攘，就看内能否安，民族能否复兴，就看国家能否统一。所以现在御侮救国、复兴民族惟一要道，就是先求国内的和平、安定、统一、集中。
其次，日本他们拿「忠君爱国」四个字作为一切教育的主旨，陶铸国家的灵魂（大和魂）和军人的精神（武士道），在初期完成了「尊王攘夷」转弱为强之维新的大业，以後更移转目标对外侵略，先後打败了中国和俄国，不到四十年的工夫，居然就能雄飞东亚，到现在甚至要作唯一的盟主，虽然他们的对外侵略的一切行动，是我们绝对反对的，但是他这种转贫为富，转弱为强的事业及其精神，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效法的。我们现在没有君，当然谈不到「忠君」，但是我们是以党治国，党就是国家一个最高的组织，也就是国内一切权力与全国国民的信仰和精神之所归宿。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口号，悬为救国复兴的根本精神，和今後一切教育的主旨，就是「忠党爱国」。意思就是说，我们全国的国民尤其是全国的军人，今後一定要共同一致的忠於三民主义，忠於中华民国。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要贡献自己全部的体力、智力和整个的生命，来为党为国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牺牲，上官对部下，部下对上官，以及所有的同志同事，都要以此互相勉励，共同一致的努力来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本团长现在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不仅是你们最高的上官，同时又是你们亲切的师长，如果我是忠党爱国，大公无私，当然全国的国民尤其是军人都应该要服从我。反之，如果我要自私自利，不忠於主义，不忠於党国，那么无论那一个国民，那一个部下，都可以唾弃我、仇视我。这不仅是我个人，所有全国的将领，对上对下都要如此存心，如此惕励，时时记著「安内攘外，忠党爱国」八个字才好。大家总要晓得，国家的兴亡，乃我军人之责。依现在的时势而论，即决於军人一转念之间，如果我们不能觉悟、团结、统一、集中，不能忠党爱国，国家就要亡，如果我们能觉悟、能团结、能统一、能集中、忠党爱国，国家立即可以复兴。各位将领，我们人人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同胞，那一个不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那一个不愿忠於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我相信一定是如此的，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定能够在我们手里复兴起来。
此外再有两句要紧的话告诉各位，就是总理遗训中所讲的：「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更是现在御侮救国复兴民族一种最要紧的根本精神。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永远能够亲爱精诚团结一致，在安内攘外忠党爱国的口号之下集中力量，继续不断共同奋斗。不要今天一心一德，明天就离心离德，今天讲忠党爱国，明天就争权夺利，今天努力整军经武，明天就骄奢淫佚。总要心里如此想，口里如此说，手里要如此做，并且要今天如此做，明天也要如此做，明年後年乃至五年十年都能继续不断的做到最後成功为止。能够有这种恒心和毅力，如此的自强不息，然後才可以成功立业，才可以抵抗外侮，复兴民族，实现主义，完成革命，才不愧为总理的一个忠实的信徒和本团的一个真正的团员！
袁敏自述：沉默30年后我为什么要写《重返1976》
这些年我离写作越来越远，编辑工作几乎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有惆怅，但并不后悔。只是每当夜深人静时，1976年的一幕幕往事总会轻叩我的心扉，让我久久无法入睡。三十多年来，这些往事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淡去，反而随着岁月的冲刷在脑海中出现得更清晰、更频繁。尤其是当一个个“总理遗言”案的涉案人开始离世，活着的人也在慢慢老去的时候，那种轻叩往往会突然间变成重捶，一下一下，心在重捶下很酸很疼，一阵阵抽紧。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1976年的那段历史已经镌刻在我的生命中，如果不把它书写出来，我将永远不得安宁！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行将终结的一年，十年浩劫种下的种种苦难，在这一年中因共和国的三棵擎天大树轰然倒塌而将人民的悲怆推向了极致。那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其重大程度让1976这一年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历史的宏大叙事自然会有史学家们挥笔撰写，然而在历史洪流面前，亲历其中的渺小的个体如果能从不同的独特角度回忆历史、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恐怕某种程度上也能深化历史，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开的共和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许多环节似乎被遗忘了，被遮蔽了，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或许能弥补这些环节，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虽然我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之一，但我毕竟是比较外围的，所以，对主要当事人尤其是对核心当事人的采访，对他们的口述的实录，对这些零散的实录用我的思想和文字将它们贯通起来，是我进行这项写作过程中最为艰难也最为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人的记忆力是有局限的，口述者的记忆偏差、所处角度的不同、或者有意回避，构成了这部纪实文学最具悬念也最有深挖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既然我是用纪实文学的形式来反映这段史实，那么这些文字一定会浸透着我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也许我的认识或多或少并不被当事人所完全认同，但将那一段文革末期的史实记录下来是最重要的，也得到了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和首肯。
这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博弈，它让那些被遮蔽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与死神赛跑。留下史实让后人怀想和争论总比让事实湮没强上百倍！“总理遗言”为历史作出过贡献
浙江省作协主席程蔚东
1976年，我与袁敏和蛐蛐儿都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当时我们这群文学青年经常一起参加笔会。“总理遗言”案发生时，我和其他人是被蒙在鼓里的。
当时，我已经上山下乡。在长兴偏僻的一角，我读到在大家手中流传的“总理遗言”的时候，意识到了“总理遗言”中充满了对“四人帮”的愤怒，充满了对周总理去世之后国家命运的担忧。所以，我认为不管“总理遗言”是真的假的，都是正确的。
我认为，“总理遗言”对“四人帮”的粉碎，在舆论、人心上作出了贡献。有时正义的东西，要用假的形态来体现，特别在特殊时期。就如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员还要用假的身份一样。
蛐蛐儿的父亲是爱国知识分子，蛐蛐儿秉承了他父亲身上的爱国热忱。蛐蛐儿后来健康状况欠佳。在他生病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我认为，他在国家命运关键时期作出的贡献，应该被记住。
袁敏在30多年后重提“总理遗言”案，是需要勇气的。而对于这一事件的回忆能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我认为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成果。对历史的重述，毕竟要触及到已经有过的痛处，毕竟要触及到现在看来还有些敏感的地方。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重返1976》这本书，一起来回忆1976，可以让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继续前进的力量，从我们已经有过的经历中去索取今天的清醒。
本报记者 陈桔
那个时代一群年轻人的心灵受难史
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王旭烽
我还记得1976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下午，与袁敏同一个丝织厂的一位女工让我看了“总理遗言”。我看了热血沸腾，二话不说，走进房里就抄了起来。后来，已经开始对“总理遗言”辟谣了，可是我内心不希望是真的。
早在高中毕业时，我就与袁敏成了好朋友。在袁敏家，我最后见到的才是“总理遗言”案的核心人物之一、她的哥哥瓜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重病人。他病了好几年，终于治愈了，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工作第一线。而蛐蛐儿却没有挺过这一关，他虽然活了下来，但几乎半身瘫痪，大脑严重受损。“总理遗言”一案，过去30多年了，但对于亲历的人们而言，他们真的完全过去了吗？我记得我上一次看到的昔日的风流才子蛐蛐儿躺在床上，牙齿没了，一头卷发剃成光头。我只想说，他慢慢笑了一下——我心中一动，我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目光和笑容。蛐蛐儿已经被命运定格在八十年代了，所以他反而成了我们纯洁的青春时代的象征。
我读袁敏的文字到哪里最难过，就是看到瓜子放风时发现蛐蛐儿写的一行字：小弟，对不起。那是灵魂发出的呻吟。我以为袁敏文本的意义，是在非常深入的人性层面上展示了一个青春群体，促使我们深入地思考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历史形成的奥秘。《重返1976》所描述的事件中揭示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审美特质，这种照耀在当年我们青春心灵里的理想主义的绚丽色彩，那种全民表现出来的强烈忧患意识，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是再也看不到了。无论蛐蛐儿的编造遗言，瓜子寻求真理，都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总理遗言”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发生在十年浩劫的尾声，在多方面具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我想袁敏的原意，原本是要通过揭示真相，来展示那个时代一群年轻受难者的心灵，但她同时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怀想的审美体验，让我们看到了三十年前人间四月那美丽而一去不复返的晚霞。
一个真正的叙述者直面笔下的世界时，实际上就是在与自己的命运遭遇。同样蛐蛐儿以二十出头的青春年华，编造了共和国缔造者之一的总理遗言，与此相关的一群青年，实际上已经在这一份遗言中与自己的命运提前遭遇。
第三章 历史秘闻
走向革命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严酷镇压维新人士，作为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容闳自然被通缉，仓惶逃往上海。但风声日紧，容闳在上海租界并不安全，便又从上海潜往香港。
虽然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比她年轻得多，今后很可能仍会重新掌权。所以，光绪皇帝的存在始终是慈禧的心头之患，便想将光绪废掉，另立新帝。消息传出，国人哗然。
1900年1月下旬，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在沪各省绅商等一千多人，发出反对废光绪另立新帝的通电，慈禧震怒，清政府立即通缉经元善。经元善只得逃到澳门，但澳门葡萄牙当局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将经拘押。容闳闻讯后，立即写信给香港总督，请其设法营救经元善。在香港总督卜力的斡旋下，澳门当局释放了经，容闳将其接到香港。对容闳在危难时刻大力相助，经元善感激不尽。
想在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容闳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在第一批出国幼童中，有一位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他回国参加过1884年的中法海战，曾立功受奖，后退伍到香港经商。在香港期间，他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了兴中会。1900年3月下旬，容闳来到新加坡，与康有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及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会面，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营救光绪帝。容闳当时曾试探英国是否支持维新派人士的武装起义，并希望刚刚认识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Lea）能召集500名美国志愿兵，同时联络菲律宾义军参战。这年三四月间，经容星桥的介绍，容闳与革命党人多次接触，并向革命党人打听孙中山的情况。开始同情革命党。
此时，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义和团在华北地区发展迅猛。义和团运动于18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其爱国性与落后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而“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慈禧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因为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1900年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
面对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也给清王朝和一些官僚带来巨大灾难的混乱，已经返回上海的容闳心急如焚。他致电张之洞，希望张之洞在江南另立新政府，捧出光绪皇帝，在中国维新图强。他在电报中建议张之洞：“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与八国议善后事宜；太后、皇上出奔，北京实无政府可言也。”对此建议，张之洞置之不理。东南地区的官员们，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开始“东南互保”，即东南地区保证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外国不侵入这些地方。容闳认为，这一主张虽与他的方案非常不同，但却是受他提议的启发而来。
这期间，容闳一方面支持张之洞的“东南互保”计划，一方面积极参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自立军”起义之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后、皇上逃离京城，举国纷乱无主。维新派认为大变革的时机已到，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会议，邀请维新派人士和少数革命党人与会。到会的有全国士绅、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还有社会名流。大会一致推举容闳为临时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认总干事。7月26日会议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召开，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会”，在不记名选举中，容闳得票最多，当选为正会长。严复得票第二，当选为副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由严复译成中文。几次会议，定下了几条宗旨：第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第二，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即指慈禧太后掌控的清廷；第三，“请光绪皇帝复辟”；第四，联络外交；第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使中国“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
虽然容闳在维新运动初期曾与张之洞打过一番交道，对其印象不佳，但由于张之洞大办洋务，被视为清王朝位高权重者最为“开明”的封疆大吏，所以此时容闳仍对张之洞报有希望，对张大表支持，寄希望于张之洞支持自立军起义、接受自立军的拥戴，宣布两湖起义。但是，在此局势不明的微妙时刻，深知宦海险恶的张之洞却静观事变，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最后，张之洞判定慈禧仍将执掌大权，为向慈禧表示自己的忠心，于是疯狂捕杀自立军，追捕国会领袖。8月9日，唐才常一行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其中有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临行前唐才常曾会见容闳，商谈自立军起义事。8月21日，张之洞逮捕了自立军机关30余人，次日即将唐才常等20余人杀害，容星桥装扮成轮船苦力，才逃回上海。自立军起义宣告失败，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此时，容闳实际已从改革走向了革命的边缘。
张之洞前后态度的变化，反映出一个久经官场的官僚的精明狡诈与冷酷无情。他当然知道支持“自立军”起义的巨大风险，但当时慈禧太后率当朝文武仓惶出逃，此时的中国确实处于“无政府”状态，无人能预料到中国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对拥戴光绪、主张维新的“自立军”，老谋深算的张之洞自然不会轻表反对，所以开始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然而，一旦确信“大清”王朝仍不会倒塌、而且慈禧仍掌大权时，张之洞对“自立军”便毫不手软，血腥镇压，如此才能表示自己对慈禧、对大清王朝的忠诚。由于曾与维新派有过不浅来往、甚至曾经称赞容闳“才识博通、忠悃诚笃”，所以张之洞在《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匪首片》开列的“匪首”名单中，容闳的大名赫然在列，以此来“洗清”自己的“立场不坚定”之嫌。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张之洞明白自己的险境，稍有差错，不仅丢官，很可能会掉脑袋。张之洞对“自立军”和容闳的态度，典型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场文化”。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不仅容闳“运动”张之洞在长江流域独立，孙中山也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他做了几手准备，其中之一是对李鸿章寄予希望，通过关系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成立新政府，并由容闳主管外交；同时加紧联络会党，准备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与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义遥相呼应，武装割据华南一部分成立共和国。
为联络以容闳为会长的中国国会，1900年8月29日，孙中山来到上海，造访英国驻沪领事，这时他才得知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国会成员和自立军成员。同时，清政府已经得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马上想法捉拿孙中山。英国驻沪领事劝告孙中山马上逃走，以防不测。9月1日，孙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闳装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容星桥化名“平田晋”，乘日本轮船“神户丸”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与孙首次相遇，畅谈国家大事，容钦佩孙中山的人品、胆识和才能，开始明确支持革命。
回顾容闳“走向革命”的过程，令人感想殊多。当历史最早产生洋务运动时，他积极投身其间想从器物、经济层面上改造中国，使中国富强。当变革制度的维新运动走上历史舞台时，他积极参加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这时，他并未从内心反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而当洋务、维新都失败时，维新派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后来又被他心目中的开明官员张之洞血腥镇压，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很难在体制内改革清政府了。这一切，都使他最后走向暴力革命。
1901年初，清政府在香港暗杀革命党人杨衢云，并设法缉拿容闳。容闳愤怒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行为。
这年春天，容闳来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游览。此时的日本台湾总督是儿玉源太郎子爵，见面时，清政府已将抓捕容闳的通缉令传送给香港、澳门、台湾殖民当局，要他们配合协助清政府捉拿容闳。与容闳见面时，儿玉将此通缉令拿出给容闳看，容闳不知儿玉意欲何为，冷静镇定地对儿玉说：“予今在阁下完全治权之下，故无论何时，阁下可从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愿为中国而死，死固得其所也。”儿玉又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旧报纸，上面登有中日甲午战争其间，容闳给张之洞的条陈，其中有向欧洲某国抵押台湾借巨款反抗日本侵略等内容。儿玉问容闳这个条陈是否确为他所写，容闳浩然正气地回答说，确是出自自己手笔，“设将来中国再有类似于此之事实发生，予仍当抱定此宗旨，上类似于此之条陈于中政府，以与日本抵抗也”。容闳的大无畏气概赢得了儿玉的尊重。儿玉告诉容闳自己马上升迁返国，邀容到日本一游，并说可以将他介绍给日本明治天皇和政界重要人物，被容闳以年老体弱婉拒。
这年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此后，革命派与容闳密切联系。1902年夏，在香港策划夺取广州起义的革命党人谢缵泰写信给容闳，请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闳复信表示：“我将尽我的努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对于我们的通讯，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HomerLea）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Beach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这时，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海外展开了关于中国前途究竟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还是以清王朝的改革实现社会进步的激烈争论。双方的辩论，从1901年拉开序幕，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达到高潮。
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当人们认识到清廷拒不改革、立宪有名无实时，支持革命派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经此论战之后，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
在这种背景下，容闳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他建议各革命各派联合起来，并且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这段时期，容闳一直与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界巨头布思保持密切联系。
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革命党都认为变动机会来到，12月4日，容闳写信给荷马李，建议他利用此大好时机，立即帮助中国举行武装起义，如能取得一省，立即任命总督。他还建议邀请各政党、会社领袖到美国来，共商团结斗争、组织临时政府的内阁及顾问委员会事宜。
1909年2-3月间，容闳向荷马李、布思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RedDragon-China）。该计划提出支持革命党进行武装斗争，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此后，容闳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在容闳介绍下，孙中山和荷马李和布思联络密切，商量借款资助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问题。12月22日，孙中山接受容闳的邀请，到达纽约与容闳见面。在容闳的安排下，孙中山分别与荷马李和布思多次密谈，制定起义计划，决定通过布思向纽约财团洽谈借款350万美元，由荷马李训练军官，以助中国革命党推翻清王朝。革命成功后，美国权券人享有在华办实业、开矿等特权。此后，容闳经常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尽快落实此事。
1910年2月，容闳在美国致信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中国红龙计划”的实施步骤，并提出四条建议：1.向美国银行借款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起义费用；2.任用精明能干、通晓军事的人统帅军队；3.组织、训练海军；4.成立临时政府，推举贤才，接管起义后所夺取的城市。不久，容闳又写信给布思，提出一个借款计划，即借款1000万美元，分5次支付，期限为10年，年利息为15%。后经与孙中山等人多次协商、反复研究，协议有所增删。
收到信后，孙中山即将此协议和下一步行动计划迅速信告在国内的黄兴。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现，款项也没有借到。但此计划却对孙中山以后的武装起义方针有积极影响，他放弃和停止了不成熟的小型武装起义，支持黄兴集中财力人力，抓好影响巨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体现了这个协议的影响力。
对“红龙计划”的实施，容闳一直十分关注，直到1911年春仍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他们落实与孙中山谈判商定的计划。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久卧病床的容闳兴奋异常。12月19日-29日，容闳连续写三封信给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点重要意见：一、提醒革命党人警惕“大阴谋家”袁世凯篡夺政权。二、革命党人要精诚团结，防止内部争执、互相纠纷，以免陷入“内战的深渊”。三、如果革命党人自身不团结、打内战，“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第二封信的全部内容是强调要革命党警惕袁世凯，他在信中表示：“目前使我焦急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这就简直同满清政府重新执政一样糟糕”，“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如果聘用外国人，宁可聘用美国人好得多。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留用或解雇，并以此为条件与他们签订合同。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当由代表们在参政会上冷静讨论，并作出坚决的决定。”第三封信则是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想病愈后回国看看新中国。
虽然去国已久，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情况并不隔膜，尤其是对袁世凯可能窃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极有预见性。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由此，可见他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他再次回国、一展宏图的机会。4月上旬，年老体迈、久病在身的容闳病情更加严重。在弥留之际，他特别叮嘱守候在床边的长子容觐彤要回国服务，以偿他为新生共和国效劳的夙愿。大儿子耶鲁毕业后已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收入优厚，因此不舍得离开这份职业。容闳以手示意，叫大儿子坐近些，对儿子说：“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才，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人者。”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回国服务。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容闳的一生，确有其独特的意义：他的出现，是中国全球化的最初体现，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将遇到一种新的文明的挑战、碰撞，并渐渐与之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古老中国，最重要的时代课题就是“现代化”，容闳是中国现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人物和重要推动者。他最早提出以现代教育使国家富强的治国方针，并殚精竭力付诸实施，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经济层面向制度层面递进的，因此，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便是一个时代、一个阶段被另一个时代和阶段迅速取代。前一个阶段的进步人物，往往成为后一个阶段的保守人物，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守旧力量。现代中国，这种历史人物不可胜数，因为思想认识或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不能超越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然而，容闳却能超越自己曾经参与甚至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阶段，决然投身新的历史阶段，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是容闳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在现代中国确实少见。
他的超越性源自只忠于自己的理想、原则，而不忠于、不依附任何其他政治利益集团，换言之，他一直在寻找、利用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力量，一旦发现这种政治力量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便转身而去。独立性与超越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所以容闳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
像容闳这种理性、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者最终也成为革命者，只能说明革命确难避免。他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过程，也就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反而镇压改革者，因此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推到体制外，一步一步自取灭亡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帝国主义一次次侵略、打击下，现代中国一直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爱国、救亡，无疑是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面对强敌侵略，特别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充满激情但却盲目排外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由于现代中国是被已经现代化的列强侵略，这种爱国主义在坚决反抗侵略的同时，又非理性地排斥、拒绝任何现代文明，将不能不从强国引进的任何新事物都坚决反对，痛斥为“卖国”。这种“爱国”，实际是误国。另一种情绪正好相反，或是由中国的失败转而对中国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反抗、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或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干脆成为汉奸，卖国求荣。
然而，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容闳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却别有境界，尤其值得关注和发扬。他长期接受美国教育，毕业时中文甚至已经遗忘，对美国的富强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却没有成为崇洋媚外的“洋奴”。相反，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没有失去信心。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容闳本可以在美国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但他却毅然返国，想以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救国救亡。他的救国理想是充分汲取现代文明成果，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国强民富，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爱国精神的实质是爱国而不盲目排外，爱国而开放，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理性；从参与清王朝体制内的洋务到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对他来说，爱国并不必然要爱朝廷，更不必然要忠君。
“二张”的命运
张佩纶、张之洞两位直隶同乡曾是清末政坛重要政治派别“清流党”的两员健将，以清流“二张”著称，名重一时。但后来却一个发配流放，一个位极人臣，天壤之别，屡为人叹。二人宦海生涯的顺逆升沉，生动反映出清末政坛的种种“世相”。
政坛总有不同派系，清末同治、光绪两朝，所谓“清流党”就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派系。清流党是当时京师官场的一个松散团体，多为“言官”组成，绝大多数出身翰林，多在翰林院、都察院、国子监等衙门任职。他们不掌实权、不负责具体、实际事务，以维护纲常名教等传统意识形态的“纯正”为己任，以此针砭朝政，推崇气节道义，抨击贪官污吏；对外交涉主张强硬态度，反对妥协；反对学习西方，强调严守孔孟之道，大胆弹劾他们认为有悖儒教纲常的大臣。他们以“敢言”著称，但背后也不无个人动机，因为一旦通过“清议”获得名声，高官厚禄便随之而来。“清流”之所以能声震一时，甚至影响朝政，根本原因还是慈禧的支持，因为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汉族官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势力渐大，以致慈禧在不得不倚重他们的同时，又要千方百计压制、控制其发展，所以又借助“清流党”打击湘、淮“疆臣”势力，扭转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而且，慈禧在与恭亲王联手发动政变后，二人“联盟”迅速破裂，又与其争权，他们都想利用“清流”打击对手。她以操纵各派的“平衡”来维持自己的最高权威，因此，对言路一时颇为优容，使“清流党”得以存在，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对“清流”，时人又以谐音“青牛”戏称，在清流诸臣中，这直隶“二张”被比为“青牛二角”，以喻其弹劾大臣、指斥宦官之凌厉。
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1848年出生于官宦之家，年仅23岁即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自作诗云：“十三通文史，二十谒天子。”才华横溢，少年得志，自我感觉极佳，难免年轻气盛。张之洞，字孝达，又字香涛，直隶南皮人，1837年出生于官宦之家，26岁中进士。26岁中举虽不算晚，但他15岁即中举人，在京城以少年才子享名一时，本以为很快就能考中进士，没想到主客观原因使他十余年后才成进士。但这十年并未虚度，他曾回乡办“团练”，防备太平军北上，又曾入山东巡抚文煜幕；正是这些经历，使他对世事及官场的了解较其他“清流”为深，因此更少书生气。
虽然“二张”在光绪初年曾联手为“东乡惨案”受害农民上疏鸣冤，纠弹捏造惨案的权臣，沉冤最终昭雪，声名大震，但两人行事、为文的风格、策略却大为不同。
当时的人形容张佩纶“仪容俊伟，善辩论，好博击”，频频上书，被他弹劾者朝内上至尚书、枢臣，朝外则有总督、巡抚，如川督丁宝桢、吏部尚书万青黎、工部尚书贺寿慈、先后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董恂与王文韶、光绪的老师翁同騄、首任三口通商大臣并首位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崇厚，还有内务府大臣、贵州巡抚、船政大臣、浙江提督、吉林将军……据统计，被他弹劾的三品以上大员就有21人，三品以下者则不胜枚举。对被他弹劾的人，慈禧往往并不深查即“罪之”，这是以往少有的，所以张佩纶言论更加锋利，因此“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甚至连他爱穿的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与张佩纶相比，其貌不扬、身材殊矮的张之洞则低调、老到得多。有人统计，他在身居“清流”时所写的数十封奏折、附片，弹劾他人者绝少，几乎都是“言事”而非“对人”，即多为对内政外交的建言献策。他弹劾、谏议的案件虽然很少，但由于善于把握时机与分寸，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几桩，如“东乡案”、“崇厚案”、“庚辰午门案”等都获成功，故也大名鼎鼎。所以有人说，与其他清派党人相比，张之洞“宦术甚工”，即精通当官之术。他为慈禧违反家法、祖制强立载？（即后来的光绪）为帝辩护，深得慈禧好感。而他与陈宝琛不避慈禧太后威严抗疏力争、使慈禧改变原议的“庚辰午门案”，为他赢得了“铮言回天”的一片赞誉，此案也典型地反映了他的为官之道。“清流”当然知道慈禧是最高统治者，所以在关键时刻一些以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的清流党人却不惜枉礼枉法，支持慈禧，助其度过“合法性危机”。1875年1月初，同治皇帝病死。由于同治帝没有子嗣，皇位继承便成了问题。按照清代的“祖宗家法”，皇帝死后无子，应从皇族近支中选出一男性晚辈继承帝位。同治皇帝载淳是“载”字辈，其下是“溥”字辈，按祖制，应从“溥”字辈中选一人继承帝位。但立“溥”字辈的人继承帝位，慈禧将因其孙辈为帝而被晋尊为太皇太后，位虽尊却不能再垂帘听政，所以慈禧不惜违反众意、破坏祖制，置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一再强调不能更改的“家法”于不顾，坚持一定仍要从“载”字辈中选择嗣帝。也就是说，要从同治皇帝的平辈，即诸堂兄弟中再选新皇帝。
挑来挑去，慈禧最后选中了醇亲王奕
的儿子载。因为当时载？只有四岁，即位后慈禧仍可重新垂帘听政，而且其母又是慈禧胞妹。由于慈禧早已大权在握，所以对她强立载？为帝众人虽十分不满，但无人敢公开反对，只遇到一两个并无实权的官员的温和反对，很快为其压下。但四年之后，即光绪五年3月（1879年4月），吏部主事吴可读借慈禧给同治帝及其皇后举行“大葬”之机却在蓟州一所废庙中服药自尽，以尸谏抗议慈禧的行为。他在遗疏中公开指责慈禧“一误再误”，力辩大清二百余年来“以子传子”的祖宗家法不能因慈禧的错误做法而改变。吴以死犯谏和遗疏的言辞激烈，使朝野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明白，吴可读以死相谏，如果像之前那样处理有可能激起众怒，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令王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数“将吴可读原折妥议具奏”，看看是否有道理。这些大臣当然明白，慈禧的目的是要发动大家为她解围，同时也考验每人的态度，“清流”之辈张之洞、宝廷、黄体芳、李端等一干大臣各上一疏，为慈禧辩解。
张之洞重申慈禧说法，强调此举“合乎天下臣民之心同，而为皇上所深愿”，“本乎圣意，合乎家法”。他强调，儒家经典的一些“精言”已“实不切于今日之情事”，如果有迂儒引用这些“精言”干扰当今国家大事，自然于国家、朝廷不利。最后，礼亲王世铎也具折上疏，反驳已经死去的吴可读，为慈禧辩解，这场风波终告平息。慈禧度过严重的政治危机，张之洞之疏影响很大，深合慈禧之意，他开始受到慈禧的“恩宠眷顾”。事实说明，所谓“纲常名教”，说到底只是这些以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自命的“清流”的手中工具，既可以违背纲常名教之罪名打人，也可以纲常名教不切合今日实际为某人辩护，是“打”是“辩”，端看自己需要。“立嗣风波”使张之洞得到慈禧恩宠，而一年后的“庚辰午门案”，则使他赢得朝野一片叫好。1880年是农历庚辰年，中秋前夕，慈禧派太监李三顺给她的胞妹醇王福晋送八盒食品。按规定，太监出宫不许走午门，何况也无人事先通知，所以把守午门护军玉林等照例不许李三顺通过。李三顺倚仗太后之势，强行闯门，双方发生争执推搡。李三顺丢弃食盒跑回宫向慈禧告状，慈禧大怒，当即命令总管内务大臣会同刑部严惩玉林等一干护军，“首犯”要办成死罪，其他人也要监禁、流放。如此处理，朝野不服，经各方运作，几月下来，慈禧才同意将玉林等人或发配黑龙江充当苦差且“遇赦不赦”，或监禁五年，护军统领岳林则交刑部严加议处。护军忠于职守却遭此严惩，众人依然不服。同在翰林院任职的张之洞、陈宝琛愤然于胸，准备上疏抗争。
在这几个月中，宫中的发生两件事更使张之洞认为上疏时机已到。原来，午门护军与太监发生冲突后不久，内务府施工时在慈禧常去的长春宫天棚发现大包黑火药和大量火柴（当时名为“洋取灯”），很可能是要谋杀慈禧。此是重案，但因门禁松弛，杂人渐多，根本无法查清何人所为，但起码太监有失查之责。另一件则是更为荒唐。一天中午，慈禧在体元宫西暖阁正准备吃饭时，听到外有咳声，忙问是谁，回答说是“内监”。但放眼一看，却是一平民老汉，一边持烟筒吸烟，一边咳嗽吐痰。慈禧大怒，命人将其捉拿审讯后才知，此人名叫刘振生，是住在北京西城的百姓，因认识一太监，就请他将自己带进皇宫开开眼界。这位太监将他经神武门带入宫内，守门护军不敢拦阻；进宫后太监有事他去，刘竟一人走进深宫。慈禧怒不可遏，刘被处死，而那位太监、神武门当值护军及其他有关者都受到诸如充军流放、革职等处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谕还痛斥守门护兵：“宫禁森严，竟任令该犯走入，门禁懈弛已极，实堪痛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