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经典作品：立春以前(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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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经典作品：立春以前试读：

关于教子法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四，有《陆放翁教子法》一篇云：“放翁《寒夜》诗云，稚子忍寒守蠹简，老夫忘睡画炉灰。《新凉夜坐有作》云，砚屏突兀蓬婆雪，书几青荧莲勺灯，稚子可怜贪夜课，语渠循旧未须增。《冬夜读书示子遹》云，简断篇残字欲无，吾儿不负乃翁书。《喜小儿辈到行在》诗云，阿纲学书蚓满幅，阿绘学语莺啭木，画窗涴壁谁忍嗔，啼呼也复可怜人。其教子之主于宽也如此。就其集观之，其子才质宜于宽也。《与建子振孙登千峰榭》诗云，二稚慧堪怜，犹赊志学年，善和书尚在，他日要人传。《浮生》诗云，横陈粝饭侧，朗诵短檠前，不用嘲痴绝，儿曹尚可传。《感贫》诗云，翁将贫博健，儿以学忘忧。《夜坐示子聿》云，学术非时好，文章且自由，不嫌秋夜永，问事有长头。《喜小儿病起》诗云，也知笠泽家风在，十岁能吟病起诗。《示儿》诗云，读书习气扫未尽，灯前简牍纷朱黄，吾儿从旁论治乱，每使老子喜欲狂，不欲饮酒竟自醉，取书相和声琅琅。《灯下晚餐示子遹》云，遹子挟册于于来，时与老翁相论难，但令歆向竟同归，门前籍湜何忧畔。《闲居》诗云，春寒催唤客尝酒，夜永卧听儿读书。《白发》诗云，自怜未废诗书业，父子蓬窗共一灯。《由南堰归》云，到家亦既夕，青灯耿窗扉，且复取书读，父子穷相依。《出游暮归戏作》云，莫道归来却岑寂，小儿同守短灯檠。《示子》诗云，老惫简编犹自力，夜深灯火渐当谋，大门旧业微如线，赖有吾儿共此忧。又云，儒林早岁窃虚名，白首何曾负短檠，堪叹一衰今至此，梦回闻汝读书声。《纵谈》诗云，高谈对邻父，朴学付痴儿。《忍穷》诗云，尚余书两屋，手校付吾儿。《即事》诗云，诗成赏音绝，自向小儿夸。家庭文章之乐，非迂刻者所能晓也。

又有《示子聿》诗云，雨暗小窗分夜课，雪迷长镵共朝饥。《书叹》诗云，偶然得肉思共饱，吾儿苦让不忍违，儿饥读书到鸡唱，意虽甚壮气力微。苦读之况如此。又《短歌示诸稚》云，义理开诸孙，闵闵待其大，贤愚未易知，尚冀得一个。知爱之能劳也。《南门散策》诗云，野蔓不知名，丹实何累累，村童摘不诃，吾亦爱吾儿。《幽居》诗云，雅意原知足，遄归喜遂初，久闲棋格长，多病钓徒疏，渍药三升酒，支头一束书，儿曹看翁懒，切勿厌蜗庐。《题斋壁》诗云，力穑输公上，藏书教子孙，追游屏裘马，宴集止鸡豚，寒士邀同学，单门与议昏，定知千载后，犹以陆名村。此三诗意思深长，君子人言也。放翁又有句云，儿孙生我笑，趋揖已儒酸。然则以陆名村定矣。”

案俞理初此文甚有情致，不特能了知陆放翁，对于小儿亦大有理解。所引放翁句中，我觉得有两处最为切要。其一云，阿纲学书蚓满幅，阿绘学语莺啭木，画窗涴壁谁忍嗔，啼呼也复可怜人。其二云，野蔓不知名，丹实何累累，村童摘不诃，吾亦爱吾儿。此在古人盖已有之，最显著的是陶渊明，其《责子》诗云：

白发被两鬃，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黄山谷跋说得最好，文曰：“观靖节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愁叹见于诗耳。”昭明太子所撰《陶渊明传》中叙其为彭泽令时事云：“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云，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隐逸传中亦载此一节，虽未知真实性如何，当是可能的事。《与子俨等疏》中云：“汝等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遣力之说或即由此生出，亦未可知，假如是的，则也会有那么的信，我只觉得说的太尽，又颇有点像《云仙散录》所载的话，所以未免稍有疑意耳。

左思《娇女诗》是描写儿童的好文章，见于《玉台新咏》，世多知者，共二十八韵，其最有意思的，如云，浓朱衍丹唇，黄吻澜漫赤，娇语若连琐，忿速乃明。又云，执书爱绨素，诵习矜所获。末云，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清成书收入《多岁堂古诗存》卷四，后附评语云：“写小儿女性情举动，无不入微，聪明处极可爱，懵懂处亦极可怜，此日日从掌中膝下，见惯写来，寻常笔头刻画不能到此。”路德延有《孩儿诗》五十韵，见《宾退录》卷六，佳语甚多，今略举其数联，如云，寻蛛穷屋瓦，采雀遍楼椽。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垒柴为屋木，和土作盘筵。忽升邻舍树，偷上后池船。写小孩嬉戏情形颇妙，赵与时亦称之曰，书毕回思少小嬉戏之时如昨日，唯末联云，明时方在德，戒尔减狂颠，未免落套，解说以为讥朱友谦，或者即由此而出。昔曾同友人谈及翻译，日本语中有儿烦恼一语在中国难得恰好对译之辞，大抵疼爱小儿本是人情之常，如佛教所说正是痴之一种，称之曰烦恼甚有意思，但如扩充开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客观的加以图写歌咏，则此痴亦不负人，殆可称为伟大的烦恼矣。《庄子·天道篇》，尧告舜曰，吾不虐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此圣人之言，所谓嘉孺子者岂非即是儿烦恼的表现，如今拿来作解释，当不嫌我田引水也。

俞理初立言悉以人情物理为依据，故如李越缦言既好为妇人出脱，又颇回护小儿，反对严厉的教育。《存稿》中有《师道正义》，《尊师正义》，《门客正义》各篇，都谈及这事，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一篇《严父母义》。其文云：“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学》云，为人父，止于慈。《礼运》云，父慈子孝，谓之大义。父子笃，家之肥也。《左传》，晏子云，父慈子孝，礼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礼之善物也。而《易·家人》云，家人嗃嗃，厉吉。又云，有孚，威如，终吉。《象传》云，家人嗃嗃，未失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彖传》云，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然则嗃嗃同忧勤，未失慈爱，有孚为悲，威如为子妇之严其父母，而反身为父母之所以严。严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又云，以养父母日严。又云，祭则致其严。皆谓子严其父母也。《表记》云，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此汉儒失言，于母则违严君父母及养父母日严之训，于父则违慈孝之谊，由误以古言严父为父自严恶，不知古人言严皆谓敬之，《易》与《孝经》皆然。《学记》云，严师为难，师严而后道尊。亦言弟子敬之。《书》记舜言敬敷五教在宽，《史记·殷本纪》及《诗》商颂正义引《书》均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中庸》记孔子言宽柔以教为君子之强，岂有违圣悖经以严酷为师者。知严师之义，则严父母之义明，而孝慈之道益明矣。”

俞君此文素所佩服，如借用顾亭林的话，真可以说是有益于天下的文章。上边谈陆放翁的随笔以诗句为资料，作具体的叙述，这篇乃以经义的形式作理论的说明，父师之道得明，不至再为汉儒以来之曲说所蔽矣。关于师教不尚严苛，近人亦多言者，虽浅深不一，言各有当，亦足以借参考。冯班《钝吟杂录》卷一家戒上云：“为子弟择师是第一要事，慎无取太严者。师太严，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刚强者怼而为恶，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违其天资，若有所长处，当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开其知识也，养之者所以达其性也。年十四五时知识初开，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木正当二三月间，养之全在此际。噫，此先师魏叔子之遗言也，我今不肖，为负之矣。”又云：“子弟小时志大言大是好处，庸师不知，一味抑他，只要他做个庸人，把子弟弄坏了。”王筠《教童子法》云：“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又云：“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又云：“桐城人传其先辈语曰，学生二十岁不狂，没出息，三十岁犹狂，没出息。”史侃《江州笔谈》卷上云：“读书理会笺注，既已明其意义，得鱼忘筌可也，责以诵习，岂今日明了明日复忘之耶。余不令儿辈诵章句集注，盖欲其多读他书，且恐头巾语汩没其性灵也，而见者皆以为怪事，是希夷所谓学《易》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毋于周孔注脚下盘旋者非也。”又卷下云：“教小儿，不欲通晓其言而唯责以背诵，虽能上口，其究何用。况开悟自能记忆，一言一事多年不忘，传语于人莫不了了，是岂再三诵习而后能者耶。”

以上诸说均通达合理，即在今日犹不可多得，可以附传。此文补缀而成，近于文抄，唯在我自己颇为喜欢，久想着笔，至今始能成就，世有达人当心知其意焉。民国甲申，十月十日记于北京。

关于宽容

十七世纪的一个法国贵族写了五百多条格言，其中有一则云，宽仁在世间当作一种美德，大抵盖出于我慢，或是懒，或是怕，也或由于此三者。这话说的颇深刻，有点近于诛心之论，其实倒是事实亦未可知。有些故事记古人度量之大，多很有意思，今抄录两则于后：“南齐沈麟士尝出行，路人认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其人得屐，送而还之。麟士曰，非卿屐耶，复笑而受。”“宋富郑公弼少时，人有骂者。或告之曰，骂汝。公曰，恐骂他人。又曰，呼君名姓，岂骂他人耶。公曰，恐同姓名者。骂者闻之大惭。”

这两件事都很有风趣，所以特别抄了出来，作为例子。他们对于这种横逆之来轻妙的应付过去，但是心里真是一点都没有觉得不愉快的么，这未必然，大概只是不屑计较而已。不屑者就是觉得不值得，这里有了彼我高下的衡量之见，便与虚舟之触截然不同，不值得云者盖即是尊己卑人，亦正是我慢也。我在北京市街上行走，尝见绅士戴獭皮帽，穿獭皮领大衣，衔纸烟，坐包车上，在前门外热闹胡同里岔车，后边车夫误以车把叉其领，绅士略一回顾，仍晏然吸烟如故。又见洋车疾驰过，吆喝行人靠边，有卖菜佣担两空筐，不肯避道，车轮与一筐相碰，筐略旋转，佣即歇担大骂，似欲得而甘心者。岂真绅士之度量大于卖菜佣哉，其所与争之对象不同故也。绅士固不喜有人从后叉其领，但如叉者为车夫，即不屑与之计较，或其人亦为绅士之戴皮帽携手杖者，则亦将如佣之歇担大骂，总之未必肯干休矣。卖菜佣并非对于车夫特别强硬，以二者地位相等，甲被乙碰，空筐旋转，如不能抗议，将名誉扫地，正如绅士之为其同辈所辱，欲保存其架子非力斗不可也。大度弘量，均是以上对下而言，其原因大抵可归于我慢，若以下对上，忍受横逆，乃是无力反抗，其原因当然全由于怕，盖不足道，唯由于懒者殊不多见，如能有此类例子，其事其人必大有意思，惜乎至今亦尚无从征实耳。

对人宽大，此外还有一种原因，虽归根亦是我慢，却与上边所说略有不同，便是有备无患之感，亦可云自恃。这里最好的例是有武艺的人，他们不怕人家的攻击，不必太斤斤较量，你们尽管来乱捶几下，反正打不伤他，到了必要时总有一手可以制住你的，而且他又知道自己的力量，看一般乏人有如初出壳的小鸡儿，用手来捏时生怕一不小心会得挤坏了，因此只好格外用心谨慎。这样的人大家大概都曾遇见过，我所知道得最清楚的有一位姓姚的，是外祖母家的亲戚，名为嘉福纲司。山阴县西界钱塘江，会稽县东界曹娥江，北为大海，海边居民驾蜑船航海，通称船主为纲司，纲或作江，无可考定。其时我年十三四，姚君年约四十许，朴实寡言，眼边红润，云为海风所吹之故，能技击，而性特谦和，唯为我们谈海滨械斗，挑起鹦哥灯点兵事，亦复虎虎有生气，可惜那时候年少不解事，不曾询问鹦哥灯如何挑法，至今以为恨。姚君的态度便是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仿佛是视民如伤的样子，毋我负人，宁人负我，不到最后是不还手的。不过这里很奇怪的是，关于自己是这样极端消极的取守势，有时候为了不相干的别人的事，打起抱不平来，却会得突然的取攻势，现出侠客的本色。有一天，他照例穿着毛蓝布大褂，很长的黑布背心，手提毛竹长烟管，在镇塘殿楝树下一带的海塘上走着。这塘路是用以划分内河外海的，相当的宽且高，路平泥细，走起来很是舒服。他走到一处，看见有两个人在塘上厮打，某甲与某乙都是他认识的，不过他们打得正忙却没有看见他。不久某乙被摔倒了，某甲还弯下腰去打他，这是犯了规律了，姚君走过去，用手指在某甲的尾闾骨上一挑，他便一个跟斗翻到塘外去了。某乙忽然不见了打他的人，另外一个人拿着长烟管扬长的在塘上走，有点莫名其妙。只好茫然回去，至于掉到海里去的人，淹死也是活该，恐怕也是不文的规律上所有的，没有人觉得不对，可是恰巧他识水性，所以自己爬上岸来，也逃出了性命。过了几天之后，姚君在镇塘殿的茶店里坐，听见某甲也在那里讲他的故事，承认自己犯规打人，被不知那一个内行人挑下海里去，逃得回来实是侥幸。姚君听了一声不响，喝茶完了，便又提了烟管走了回来。我听姚君自己讲这件事，大约就在那一年里，以后时常记起，更觉得他很有意思，此不独可以证明外表谦虚者正以其中充实故，又技击虽小道，习此者大都未尝学问，而规律井井，作止有度，反胜于士大夫，更令人有礼失而求诸野之感矣。

此外还有两件事，都见于《史记》，因为太史公描写得很妙，所以知道的人非常多。这是关于张良和韩信的：“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熟视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这里形容得活灵活现，原是说书人的本领，却也很合情理的。张韩二君不是儒家人物，他们所遇见的至少又是平辈以上的人，却也这么忍受了，大概别有理由。张良狙击始皇不中，避难下邳，报仇之志未遂，遇着老父开玩笑，照本常的例他是非打不可的了，这里却停住了手，为什么呢，岂不是为的怕小不忍则乱大谋么，书中说为其老，固然是太史公的掉笔头，在文章上却也更富于人情味。至于韩信，他被猪店伙计当众侮辱，很有点像杨志碰着了泼皮牛二，这在他也是忍受不下去的事，可是据说他熟视一番也就爬出胯下，可见其间不无勉强。太史公云，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那么他的忍辱也是有由来的了。在抱大志谋大事的人，往往能容忍较小的荣辱，这与一般所谓大度的人以自己的品格作衡量容忍小人物，虽然情形稍有不同，但是同样的以我慢为基本，那是无可疑的。我看书上记载古人的盛德，读下去常不禁微笑，心里想道，这位先生真傲慢得可以，他把这许多人儿都不放在眼里，或者是一口吞下去了。俗语有云，宰相肚里好撑船，这岂不说明他就是吞舟之鱼么。像法国格言家那么推敲下去，这一班傲慢的仁兄们的确也并不见得可喜，而争道互殴的挑夫倒反要天真得多多，不过假如真是满街的殴骂，也使人不得安宁，所以一部分主张省事的人却也不可少，不过称之曰盛德，有点像是幽默，我想在本人听了未免暗地里要觉得好笑吧。印度古时学道的人有羼提这一门，具如《忍辱度无极经》中所说，那是别一路，可以说炉火纯青，为吾辈凡夫所不能及，既是门槛外的事，现在只好不提了。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小寒节中。

关于测字

周栎园的著作，除诗文集外，我都有点喜欢，颇想收集来看。所著如《因树屋书影》十卷，《闽小记》四卷，《读画录》四卷，《印人传》三卷，所辑如《字触》六卷，《同书》四卷，《尺牍新钞》三集各十二卷，均有可取，板刻亦多精好。《字触》有咸丰间伍氏刻本，收入粤雅堂丛书中，流传最多，其后有桑氏编《字触补》六卷，光绪辛卯年刊行，所补凡七百余事。据《字触》方尔止序中云：“栎园周先生通才博学，无所不能，尝取谢石之法为人断疑，往往奇中，因攈摭古今字说之有据者，萃为一编曰‘字触’，触者随意所触，引而伸之，不必其字本义也。”原书虽分廋、外、晰、几、谐、说六部，重要的还是在于外之部，凡例中云：“外之为义，与触无殊，因一字而离合，连数字为引伸，全编大旨以此为归。”栎园本善测字，因有此兴趣故编《字触》一书，可为测字研究资料。赵瓯北《陔余丛考》卷三十四测字一则中云：“案，此术不知起于何时，《后汉书》，公孙述梦有人告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述以为公孙当贵之兆，遂称帝。蔡茂传，茂梦坐大殿上，有三禾，茂取之得其中穗，又失，郭贺曰，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得禄也。此后世测字之权舆，然未有专以此为术者。近见王棠《知新录》引宋谢石以拆字擅名，然此术实不自谢石始。”大抵论事物原始极不易，所引二事乃是占梦，不过以文字离合为之，与拈一字为占者不同，若文献可征，也只是可以说最早见于何时史传，不能即断为其时始有。俞曲园《右台仙馆笔记》卷十有记范时行一则，中有云：“拆字之术古谓之相字，在宋则有谢石，见何薳《春渚纪闻》，在明则有张乘槎，见镏绩《霏雪录》，谢石事人多知之，至张乘槎则知其名者少矣。其法随举一字，就机之所触而断吉凶，今江湖间挟此技糊口者，先有一定之字，各就其字习成口诀，以应问者，此岂能有中哉。”查考测字的历史，大约只能如此，与其往前钻入牛角湾，还不如往后看他变迁之迹，假如能够看得出一点点来，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吧。我们第一便举谢石为例，据《春渚纪闻》卷二所记，看他的字是怎么测法的：“谢石润夫，成都人，宣和间至京师，以相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析而言，无不奇中者。有朝士其室怀妊过月，手书一也字令其夫持问石，是日座客甚众，石详视字谓朝士曰，此中所书否？曰，何以言之。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内助所书。尊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为三十，下为一字也。然吾官人寄此当力谋迁动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为挠耳。盖也字着水则为池，有马则为驰，今池运则无水，陆驰则无马，是安可动也。又尊父母兄弟近身亲人当皆无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则是他字，今独见也字而不见人故也。又尊其家物产亦当荡尽否。以也字着土则为地字，今又不见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诚如所言也。朝士即谓之曰，是皆非所问者，但贱室以怀妊过月，方切忧之，所以问耳。石曰，是必十三个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两傍二竖下一画为十三也。”这里记的很是活现，实际或未必如此，但大概情形总可以知道了。张乘槎释来远楼事太简单，今且略去，改举范时行为例，《右台仙馆笔记》云：“乾隆间苏人有范时行者颇善此术，所言不烦而悉有意义，每日以得钱六百为率，钱足则谢客寂坐，有君平卖卜之风。一营兵拈棊字问终生休咎，范曰，凡围碁之子愈着愈多，象棊之子愈着愈少，今所拈是棊字非碁字，从木不从石，则是象棊子非围碁子也，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其人曰，是也，然此非所问，问日后何如耳。范曰，观尔装束是行伍中人，乃象棊中所谓卒也，卒在本界止行一步，若过河后则纵横皆可行，以是言之，尔宜出外方可得志，然卒过河亦止行一步，纵尔外出亦不能大得志也。”余二事不具录，曲园结论之曰，“诸如此类甚多，余幼时闻故老传说，今不能悉记，姑书此三事，庶范时行之名异时或与谢石张乘槎并传也。”第三个例可以举出吾乡的陶二峰来，在孙彦清《寄龛丙志》卷四中有一则云：“越陶二峰咸同间以拆字名，积资成小康，且享高年，盖精其艺谈言多奇中，人皆信之，因之随事寓劝戒，多所感化，理宜获福报也。偶与友人论宋谢石事，忆得所见数则书之，他日可备传方伎者蓝本。

有无赖欲搆陷人，就拈得翠字，陶曰，君从军得翎顶乎？曰，何由知之。陶曰，卒头着羽，易见也。无赖为瞿然，请究其说，则书卒字，画其中成辛字曰，看似辛苦立业，又并书两人字曰，毕竟满腹小人计画。又书羽字，加番字曰，自谓羽毛丰满，若不翻然悔悟，又书两卒字，一加石一加瓦曰，恐石也碎瓦也。无赖遂戢其谋。

有欲讼其兄者，拈得未字。曰，此事得勿有佘姓若朱姓者主之乎，因书两未字，一加人一加撇曰，佘看似人实非人，朱则不成人也。其人实有县吏朱某役佘某唆之，遂大服。乃拭未上画加木下曰，明明一本之亲，如何自斧其根，以下陵上。又书天字，引笔自下而上作直贯之曰，纵有一枝刀笔冲得天破，又先书人字，加两画成天字曰，须知天字盖得人字周周正正，平放眼前，倘天理人心认不清楚，又书未字加口字曰，恐将来恶味有说不尽也。其人亦惕然而止。

有甲乙各拟与人合资营运。甲拈得摺字，如书右旁曰，君于此既所素習，又书左旁作两字，一加巴一加屋曰，颇有把握。又书羽字，加两笔曰，但能落笔停匀，是好朋友，又书拍字曰，必然合拍。又书白加巾曰，果然财帛分明，又书扌加殳，又书白字手字各一曰，则投无不利，不难白手成家。乙拈得多字，书两字，一加句一加果曰，自嫌不够，勾引他人，强人合夥，必无结果。又并书两夕字曰，硬拉拢来，看似朋友，毕竟心中一半不交付君。又书夕加口曰，恐有名无实，徒多口舌尔。后甲果得利，乙竟以折阅成讼。所以神验者，由字旁原系卦象，虽就字立说，其吉凶则仍以日辰与易理消息而得之。

余素不信术数，甲子小试前偶为同学强邀，就拈得葹字。陶曰，君前此殆久屈矣，因书艹曰，芹字犹未全也，继就加斤曰，然不日成事矣，且高占芹头，名次当不居人下。又书两也字，一加氵曰，有池可养化龙鱼，一加土曰，有地可栽栖凤竹。又书一施字一芳字曰，勉之哉，倘能德施于民，可以流芳百世。是年侥幸果以第一入县学，然末二语则因循至今，徒呼负负，转以无能贻陶君失言之诮矣。”此一则有七百余字，今全录之，因为足以见近代测字的情形，同治甲子距今已八十年，其施术次第与口吻似无多变革，孙君此文颇有史料的价值。陶二峰测字店后来尚存在，光绪癸巳春间余曾从章运土一往看，主者仍称陶二峰，年仿佛四十许，当是二峰之孙辈。是岁值大当年，新年供祖像有古铜大五事，即烛台香炉插瓶，需人看守以防窃盗，运土来任此役，及十八日了后乃抽空往测字，因与偕往。所拈何字及如何拆法已不能记忆，唯闻主者语中有昏天黑地，阴阳搭戤云云，末则厉声曰，勿可着鬼似的那么着，着鬼者俗语谓鬼附体也。测字毕，视运土惶恐不堪，垂头丧气而出。当时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颇以为怪，及后若干年闻运土出妻，纳村中寡妇，家运日倾，乃悟其时盖正在计画此事，为术者所诃斥，唯未能遂戢其谋，为可惜耳。测字而加以训责，似为陶二峰家传之方式，其如何决定应骂与否颇为微妙，孙君虽归之于易理，恐未必然，大抵是由于经验，察言观色，定其人为何如人，所谋为何如事，殆可得其七八矣。越中有看相为业者颇有名，尝语其友人曰，吾辈看相根据相书者十之三，悬揣者亦十之三，其他则出于多年之经验，有如老朝奉看当头，看得多也就看得准，一眼看定，还出价去，也总十不离九了。读书人捧牢书本，只知道说那一套正宗的空话，对于眼前的人情物理全不了解，误了多少大事，连测字看相的江湖术士还不如，此种惭愧我辈不可不知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东郭生记。

关于送灶

翻阅历书，看出今天已是旧历癸未十二月二十三日，便想起祭灶的事来。案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云：“燕俗，图灶神锓于木，以纸印之，曰灶马，士民竞鬻，以腊月二十四日焚之，为送灶上天。别具小糖饼奉灶君，具黑豆寸草为秣马具，合家少长罗拜，祝曰，辛甘臭辣，灶君莫言。至次年元旦，又具如前，为迎灶。”刘侗《帝京景物略》云：“二十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以槽草秣灶君马。谓灶君翌日朝天去，白家间一岁事，祝曰，好多说，不好少说。记称灶老妇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妇女见之。祀余糖果，禁幼女不得令啖，曰，啖灶余则食肥腻时口圈黑也。”《日下旧闻考》案语乃云：“京师居民祀灶犹仍旧俗，禁妇女主祭，家无男子，或迎邻里代焉。其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户则用二十四日，如刘侗所称焉。”敦崇《燕京岁时记》云：“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黄羊，近闻内廷尚用之，民间不见用也。民间祭灶惟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马也。祭毕之后，将神像揭下，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是日鞭炮极多，俗谓之小年下。”震钧《天咫偶闻》，让廉《京都风俗志》均云二十三日送灶，唯《志》又云，祭时男子先拜，妇女次之，则似女不祭灶之禁已不实行矣。

南省的送灶风俗，顾禄《清嘉录》所记最为详明，可作为代表，其文云：“俗呼腊月二十四夜为念四夜，是夜送灶，谓之送灶界。比户以胶牙饧祀之，俗称糖元宝，又以米粉裹豆沙馅为饵，名曰谢灶团。祭时妇女不得预。先期僧尼分贻檀越灶经，至是填写姓氏，焚化禳灾，篝灯载灶马，穿竹箸作杠，为灶神之轿，舁神上天，焚送门外，火光如昼，拨灰中篝盘未烬者还纳灶中，谓之接元宝。稻草寸断，和青豆为神秣马具，撒屋顶，俗呼马料豆，以其余食之眼亮。”这里最特别的有神轿，与北京不同，所谓篝灯即是善富，同书云：“厨下灯檠，乡人削竹成之，俗名灯挂。买必以双，相传灯盘底之凹者为雌，凸者为雄。居人既买新者，则以旧灯糊红纸，供送灶之用，谓之善富。”《武林新年杂咏》中有善富灯一题，小序云：“以竹为之，旧避灯盏盏字音，锡名燃釜，后又为吉号曰善富。买必取双，俗以环柄微裂者为雌善富，否者为公善富。腊月送灶司，则取旧灯载印马，穿细薪作杠，举火望燎曰，灶司乘轿上天矣。”越中亦用竹灯檠为轿，名曰各富，虽名义未详，但可知燃釜之解释殆不可凭。各富状如小儿所坐高椅，高约六七寸，背半圆形即上文所云环柄，以便挂于壁间，故有灯挂之名。中间有灯盘，以竹连节如杯盏处劈取其半，横穿斜置，以受灯盏之油滴，盏用瓦制者，置檠上，与锡瓦灯台相同。小时候尚见菜油灯，唯已不用竹灯檠，故各富须于年末买新者用之，亦不闻有雌雄之说，但拾篝盘余烬纳灶中，此俗尚存，至日期乃为二十三日，又男女以次礼拜，均与吴中殊异。俗传二十三日平民送灶，堕贫则用二十四日，堕贫者越中贱民，民国后虽无此禁，仍不与齐民伍，但亦不知究竟真是二十四日否也。厉秀芳《真州竹枝词》引云：“二十三四日送灶，卫籍与民籍分两日，俗所谓军三民四也。”无名氏《韵鹤轩杂著》卷下有《书茶膏阿五事》一篇，记阿五在元妙观前所谈，其一则云：“一日者余偶至观，见环而集者数十百人，寂寂如听号令。膏忽大言曰，有人戏嘲其友曰，闻君家以腊月廿五祀灶，有之乎？友曰，有之，先祖本用廿七，先父用廿六，及仆始用廿五，儿辈已用廿四，孙辈将用廿三矣。闻者绝倒。余心惊之，盖因俗有官三民四，乌龟廿五之说也。”《杂著》《笔谈》各二卷，总名“皆大欢喜”，道光元年刊行，盖与顾铁卿之《清嘉录》差不多正是同时代也。

送灶所供食物，据记录似均系糖果素食，越中则用特鸡，虽然八月初三灶司生日以蔬食作供，又每月朔望设祭亦多不用荤，不知于祖饯时何以如此盛设，岂亦是不好少说之意耶。祭毕，仆人摘取鸡舌，并马料豆同撒厨屋之上，谓来年可无口舌。顾张思《土风录》卷一祀灶下引《白虎通》云，祭灶以鸡，又东坡《纵笔》云，明日东家应祭灶，只鸡斗酒定燔吾。似古时用鸡极为普通，又范石湖《祭灶》云，猪头烂肉双鱼鲜，则更益丰盛矣。灶君像多用木刻墨印，五彩着色，大家则用红纸销金，如《新年杂咏》注所云者，灶君之外尚列多人，盖其眷属也。《通俗编》引《五经通义》谓灶神姓苏，名吉利，或云姓张，名单，字子郭，其妇姓王，名搏颊，字卿忌。《酉阳杂俎》谓神名隗，一字壤子，有六女，皆名察洽。此种调查不知从何处得来，但姑妄听之，亦尚有趣，若必信其姓张而不姓苏，大有与之联宗之意，则未免近于村学究，自可不必耳。

关于灶的形式，最早的自然只有明器可考，如罗氏《明器图录》，滨田氏《古明器图说》所载，都是汉代的作品，大抵是长方形，上有二釜，一头生火，对面出烟，看这情形似乎别无可以供奉灶君的地方。现今在北京所看见的灶虽多是一两面靠墙，可是也无神座，至多墙上可以贴神马，罗列祭具的地位却还是没有。越中的灶较为复杂，恰好在汪辉祖《善俗书》中有一节说的很得要领，可以借抄。这是汪氏任湖南宁远知县时所作，其第四十二则曰用鼎锅不如设灶，有小引云，宁俗家不设灶，一切饮食皆悬鼎锅以炊，饭熟另鼎煮菜，兄弟多者娶妇则授以鼎锅，听其别炊。文中劝人废鼎用灶，记造灶之法云：“余家於越，炊爨以柴以草，宁远亦然，是越灶之法宁邑可通也。越中居人皆有灶舍，其灶约高二尺五六寸，宽二尺余，长六尺八尺不等。灶面着墙处，墙中留一小孔，以泄洗碗洗灶之水。设灶口三，安锅三口，小锅径宽一尺四寸，中锅径宽一尺六寸或一尺八寸，大锅径宽二尺或二尺二寸。于两锅相隔处旁留一孔，安砂锅一曰汤罐，三锅灶可安两汤罐，中人之家大概只用两锅灶。尺四之锅容米三升，如止食十余人，则尺六尺八一锅已足。锅用木盖，约高二尺，上狭下广。入米于锅，米上余水二三指，水干则饭熟矣。以薄竹编架，横置水面，肉汤菜饮之类，皆可蒸于架上，一架不足，则碗上再添一架，下架蒸生物，上架温熟物，饭熟之后稍延片时，揭盖则生者熟，熟者温，饭与菜俱可吃，而汤罐之水可供洗涤之用，便莫甚焉。锅之外置石板一条，上砌砖块，曰灶梁，约高二尺余，宽一尺余，着墙处可奉灶神，余置碗盘等物。梁下为灶门，灶门之外拦以石条，曰灰床，饭熟则出灰于床，将满则迁之他处。灶神之后墙上盘砖为突，高于屋檐尺许，虚其中以出烟，曰烟，之半留一砖，可以启闭，积烟成煤，则启砖而扫去之，以防火患，法亦慎密。”这里说奉灶神处似可稍为补充，云靠墙为烟突，就烟突与灶梁上边平面成直角处作小舍，为灶王殿，高尺许，削砖为柱，半瓦作屋檐而已。舍前平面约高与人齐，即用作供几，又一段稍低，则置烛台香炉，右侧向锅处中虚，如汪君言可置盘碗，左则石板上悬，引烟入突，下即灰床，李光庭《乡言解颐》卷四庖厨十事之一为煤炉，小引云：“乡用柴灶，京用煤灶。煤灶曰炉台，柴灶曰锅台，距地不及二尺，烹饪者须屈身，故久于厨役有致驼背者，今亦为小高灶，然终不若煤炉之便捷也。”李氏宝坻县人，所言足以代表北方情状，主张鼎烹，与汪氏之大锅饭菜异。大抵二者各有所宜，大灶唯大家庭合用，越中小户单门亦只以风炉扛灶供烹饪，不悉用双眼灶也。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八日，在北京所写。

雨的感想

今年夏秋之间北京的雨下的不太多，虽然在田地里并不旱干，城市中也不怎么苦雨，这是很好的事。北京一年间的雨量本来颇少，可是下得很有点特别，他把全年份的三分之二强在六七八月中间落了，而七月的雨又几乎要占这三个月份总数的一半。照这个情形说来，夏秋的苦雨是很难免的。在民国十三年和二十七年，院子里的雨水上了阶沿，进到西书房里去，证实了我的苦雨斋的名称，这都是在七月中下旬，那种雨势与雨声想起来也还是很讨嫌，因此对于北京的雨我没有什么好感，像今年的雨量不多，虽是小事，但在我看来自然是很可感谢的了。

不过讲到雨，也不是可以一口抹杀，以为一定是可嫌恶的。这须得分别言之，与其说时令，还不如说要看地方而定。在有些地方，雨并不可嫌恶，即使不必说是可喜。囫囵的说一句南方，恐怕不能得要领，我想不如具体的说明，在到处有河流，满街是石板路的地方，雨是不觉得讨厌的，那里即使会涨大水，成水灾，也总不至于使人有苦雨之感。我的故乡在浙东的绍兴，便是这样的一个好例。在城里，每条路差不多有一条小河平行着，其结果是街道上桥很多，交通利用大小船只，民间饮食洗濯依赖河水，大家才有自用井，蓄雨水为饮料。河岸大抵高四五尺，下雨虽多尽可容纳，只有上游水发，而闸门淤塞，下流不通，成为水灾，但也是田野乡村多受其害，城里河水是不至于上岸的。因此住在城里的人遇见长雨，也总不必担心水会灌进屋子里来，因为雨水都流入河里，河固然不会得满，而水能一直流去，不至停住在院子或街上者，则又全是石板路的关系。我们不曾听说有下水沟渠的名称，但是石板路的构造仿佛是包含有下水计画在内的，大概石板底下都用石条架着，无论多少雨水全由石缝流下，一总到河里去。人家里边的通路以及院子即所谓明堂也无不是石板，室内才用大方砖砌地，俗名曰地平。在老家里有一个长方的院子，承受南北两面楼房的雨水，即使下到四十八小时以上，也不见他停留一寸半寸的水，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是特别。秋季长雨的时候，睡在一间小楼上或是书房内，整夜的听雨声不绝，固然是一种喧嚣，却也可以说是一种萧寂，或者感觉好玩也无不可，总之不会得使人忧虑的。吾家濂溪先生有一首《夜雨书窗》的诗云：

秋风扫暑尽，半夜雨淋漓。

绕屋是芭蕉，一枕万响围。

恰似钓鱼船，篷底睡觉时。

这诗里所写的不是浙东的事，但是情景大抵近似，总之说是南方的夜雨是可以的吧。在这里便很有一种情趣，觉得在书室听雨如睡钓鱼船中，倒是很好玩似的。下雨无论久暂，道路不会泥泞，院落不会积水，用不着什么忧虑，所有的唯一的忧虑只是怕漏。大雨急雨从瓦缝中倒灌而入，长雨则瓦都湿透了，可以浸润缘入，若屋顶破损，更不必说，所以雨中搬动面盆水桶，罗列满地，承接屋漏，是常见的事。民间故事说不怕老虎只怕漏，生出偷儿和老虎猴子的纠纷来，日本也有虎狼古屋漏的传说，可见此怕漏的心理分布得很是广远也。

下雨与交通不便本是很相关的，但在上边所说的地方也并不一定如此。一般交通既然多用船只，下雨时照样的可以行驶，不过篷窗不能推开，坐船的人看不到山水村庄的景色，或者未免气闷，但是闭窗坐听急雨打篷，如周濂溪所说，也未始不是有趣味的事。再说舟子，他无论遇见如何的雨和雪，总只是一蓑一笠，站在后艄摇他的橹，这不要说什么诗味画趣，却是看去总毫不难看，只觉得辛劳质朴，没有车夫的那种拖泥带水之感。还有一层，雨中水行同平常一样的平稳，不会像陆行的多危险，因为河水固然一时不能骤增，即使增涨了，如俗语所云，水涨船高，别无什么害处，其唯一可能的影响乃是桥门低了，大船难以通行，若是一人两桨的小船，还是往来自如。水行的危险盖在于遇风，春夏间往往于晴明的午后陡起风暴，中小船只在河港阔大处，又值舟子缺少经验，易于失事，若是雨则一点都不要紧也。坐船以外的交通方法还有步行。雨中步行，在一般人想来总是很困难的吧，至少也不大愉快。在铺着石板路的地方，这情形略有不同。因为是石板路的缘故，既不积水，亦不泥泞，行路困难已经几乎没有，余下的事只须防湿便好，这有雨具就可济事了。从前的人出门必带钉鞋雨伞，即是为此，只要有了雨具，又有脚力，在雨中要走多少里都可随意，反正地面都是石板，城坊无须说了，就是乡村间其通行大道至少有一块石板宽的路可走，除非走入小路岔道，并没有泥泞难行的地方。本来防湿的方法最好是不怕湿，赤脚穿草鞋，无往不便利平安，可是上策总难实行，常人还只好穿上钉鞋，撑了雨伞，然后安心的走到雨中去。我有过好多回这样的在大雨中间行走，到大街里去买吃食的东西，往返就要花两小时的工夫，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最讨厌的还是夏天的阵雨，出去时大雨如注，石板上一片流水，很高的钉鞋齿踏在上边，有如低板桥一般，倒也颇有意思，可是不久云收雨散，石板上的水经太阳一晒，随即干涸，我们走回来时把钉鞋踹在石板路上嘎啷嘎啷的响，自己也觉得怪寒伧的，街头的野孩子见了又要起哄，说是旱地乌龟来了。这是夏日雨中出门的人常有的经验，或者可以说是关于钉鞋雨伞的一件顶不愉快的事情吧。

以上是我对于雨的感想，因了今年北京夏天不大下雨而引起来的。但是我所说的地方的情形也还是民国初年的事，现今一定很有变更，至少路上石板未必保存得住，大抵已改成蹩脚的马路了吧。那么雨中步行的事便有点不行了，假如河中还可以行船，屋下水沟没有闭塞，在篷底窗下可以平安的听雨，那就已经是很可喜幸的了。民国甲申，八月处暑节。

医师礼赞

宋朝的范仲淹有一句话，表示他的志愿，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句话很是普通，知道的人很多，但是我觉得很喜欢，也极可佩服。《史记》曾云，国乱则思良相，这本来是极重要的，如今把他同良医连在一起来说，我觉得有意思的就在这里。政治与医学，二者之间盖有相通之处，据我想来，医生未必须学政治家的做法，或者大政治家须得有医师的精神这才真能伟大吧。我喜欢翻阅世界医学史，里边多有使我们感激奋发的事。我常想医疗或是生物的本能，如犬猫之自舐其创是也，但其发展为活人之术，无论是用法术或方剂，总之是人类文化之一特色，虽然与梃刃同是发明，而意义迥殊，中国称蚩尤作五兵，而神农尝药辨性，为人皇，可以见矣。医学史上所记便多是这些仁人之用心，不过大小稍有不同，我想假如人类要找一点足以自夸的文明证据，大约只可求之于这方面吧。据史家伊略脱斯密士在《世界之初》中说，创始耕种灌溉的人成为最初的王，在他死后便被尊崇为最初的神，还附有五千多年前的埃及石刻画，表示古圣王在开掘沟渠，这也说的很有意思。案神农氏在中国正是极好的例，他教民稼穑，又发明医药，农固应为神，良医又与良相并重，可知医之尊，良相云者即是讳言王耳。由此观之，政治的原始的准则是仁政，政治家也须即是仁人，无论其为巫，为农或为医，都是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所谈则只是关于医的一方面，所以别的事情也就暂且不提了。

讲到医师的伟大精神，第一想起来的是古来所谓希坡克拉德斯之誓愿。希氏生于希腊，称医药之父，生当中国周代，与聂政同时，有集六十篇传于世，基督前三世纪初所编成，距屈原怀沙之年盖亦不远也。《誓愿》为集中之一篇，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尊师。他当视教他的人有如父母，与之共生活，如有必要当供给之，当视其子如己子，如愿学医者当教诲之，没有报酬或契约。其二是医生的本分。他当尽心力为病家处方疗养，不为损害之事，不予人以毒药，即使有人请求，亦不参与商榷，不与妇女堕胎。凡所见闻关于人生的事，在行医时或其他时所知，而不当在外张扬者，严守秘密。如《誓愿》中说及，总之他当保守他的生活与技术之圣洁。这并不是宗教的宣誓，其意义只是世俗的，而其精神却至伟大，此誓愿与文句未必真是希氏所定，但显然承受他的精神，传至后世一直为医师行业的教训。官吏就职也有宣誓的仪式，我们听得很多，与这个相比便显得是游戏，只是跳加官而已。其次，近代医学上消毒的成功即是仁术之一证明。我曾赞叹说，巴斯德从啤酒的研究知道了霉菌的传染，这影响于人类福利者有多么大，单就外科伤科产科来说，因了消毒的施行，一年中要救助多少人命，以功德论，恐怕十九世纪的帝王将相中没有人可以及得他来。这应用在内科上，接种的疗法大为发达，从前只有牛痘一法可防天花，现在则向来所恐惧的传染病大抵可以预防，霉菌学者的功劳的确不小。还有生理学的研究与病理学一同进步，造出好些药饵如维他命与诃耳蒙，与其说药石无宁称为补剂，去病亦转为养生，这种新的方剂有益于身体，新的观念也于人心上同样的有益。《老学庵笔记》有一则记事云：“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聩，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唯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聩矣。”养生之道通于治国，殆是道家的学说，这里明了的说出，而归结于谨之一字，在中国尤为与政治的病根适合。这种思想不算新了，却是合于学理的，补固是开源，谨亦是节流，原是殊途而同归也。

医师与政治家一样，所要的资格与条件是学问与经验，见识与道德，这末一件列在最后却是最要。俗语云，医生有割股之心，率直的说得好，股固可不必割，但根本上是利他的事，所以这种心也不可无，不过此未免稍近于佛教的，而不是儒道的说法耳。也有医师其道德却近于科学的。尝见有西国医生，遇老媪生瘤求割治，无力付给施疗病室的每天一角五分的饭钱，方欲辞去，医生苦留不得，乃为代付七天的饭钱一元另五分，住院治讫始纵之去。他何为必欲割此风马牛之赘疣，岂将自记阴功乎，殆因看着可割之瘤而不令割去，殊觉得不好过，故必欲割之而后快，古人或称为技痒，实则谓其本于技术的道德亦可也。诊察疾病，以学问经验合而断之，至于如何处分，则须有见识为主，或须立即开刀，即不能以现今倦怠，延至后日，养痈贻患，又或须先加静养，亦不能急功近利，妄下刀圭，揠苗助长，此既需有识力，而利他的宗旨为之权衡，乃尤为重要。其实一切人类文化悉当如是，今乃独见之于医术，其原因固亦由于医师之用心，在他方面虽与宗旨违失，祸及生民，所在多有，却没有病人死在面前，证明药石之误下，故人多不觉，主者乃得漏网耳。单就这一点看来，医师之可尊过于一般士大夫，盖已显然可知矣。

我这里礼赞医师，所赞的医师当然以良医为限，那是没有问题的。所谓良医有两个意思，其一是能医好病的医生。医生的本领原来是在于医病，但未必全都能医好，这也是无可如何，最怕的是反而医出病来，那就总不能算是良医了。这样的医生却是古已有之，如《笑得好》有一则云：“一医家迁居，辞邻舍曰，向忝邻末，目今迁居，无物可为别敬，每位奉药一服。邻人辞以无病，医人曰，你只吃了我的药，自然有病了。”其次的良医是良善的医生。医师能医得好病，那是很好的了，假如他要大拷竹杠，也就不见得可以礼赞，这种医生在《笑林》里不见提及，所以现在无例可引。为什么不见于笑话里的呢。这个理由谁知道，大概是因为不觉得可笑，大家只是有点怕他罢了。还有一层，我所谓医指的是现代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别的不算在内，这也须得附带的说明一句。

男人与女人

我接二连三的派遣房间里的一个仆役出去，到邻近各房去求情，请略为安静一点，说有一位老绅士身体欠安，想要睡一会儿。那些中国人那时很客气的道歉，暂时不作声，随后低声说话，再过三分钟之后，谈笑得比以前更是响亮了。我拿棉花塞了耳朵，只好降服了，醒到天明，那时候这一切非人间的声响才暂时停止了。”著者对于中国是很有同情的，但是遇见这种情形也似乎看不下去，不免有许多不快之感。他结论说中国人的耳神经一定是与西洋人构造不同。老绅士的这种幽默的话听了很是可悲，他在本书中屡次表明他的意见，关于性学考察的结果，个体的差异常比种族的差异更为有力，因此是不很愿意来着重于人种与色的分别的，这一回大约很为麻将客所苦，不得已乃去耳朵上设法，这实在是大可同情的事。不过我们希望这吵闹，以及嫖赌烟种种恶行，只是从习惯上来，不是出于何种构造的不同，庶几我们还有将来可以救拔的希望耳。第十四节讲到中国与他国殊异之点，其一云：“其次不同是，在中国之以人力代马力。一头牛马或者一架机器都要比一个人更为贵重，所以无论走到那里都可以看见中国人在背着或拉着不可信的重荷。就是在上海那样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载重汽车还是少见的东西。我曾见一座极大的压马路的汽辗，由两打的中国男人和女人拉了走动着。

由此可见人在中国是多么不值钱。所以这是不足为奇的，不知道有多少千数的人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都死于肺结核症。一直并没有什么医药的处理，有一天正在热闹地方劳作的中间，忽然吐起狂血来，于是他们的生命就完结了。”著者决不是有心要毁谤中国，如上边说过他还是很同情于中国的，其原因一大半是由于同病相怜，因此见了这些不堪的情形，深有爱莫能助之感，发此愤慨，盖不足怪，这与幸灾乐祸的说法是大不相同的。还有一层，妇女问题复杂难解决，有些地方与社会问题有关连，在性学者看去这自然也很是关心的。但是这样一来，使我们读者更加惶悚，重大疑难的问题一个个来提出在面前，结果有点弄得无可如何，岂不是读书自找苦吃，真是何苦来呢。幸而此一十八节文章中并非全是说的丧气的话，有地方也颇有光明，如十四节中竭力非难外国的霸道，后边批评中国云：“在中国的现代青年拿去与别国的相比，有许多方面都比较的少受传统的障碍。第一，他们没有宗教上的成见。在欧洲方面似乎不大知道，中国的至少四百兆的人民向来没有宗教，也一点的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坚守着从前孔夫子以及别的先哲所定下来的习惯法，但并不对了他们（案即孔夫子及别的一班人）祷告，只是专心于保存面子。他们看重在此地与此时的实在，并不在于幻想的时与地之外。”著者原是外国人，对于中国只凭了十星期的观察，所下的判断自然未必能全正确，这里又是重译出来的，差误恐亦难免，但是总起来看，这所说的不能说是不对，也可以增加我们不少的勇气。诚然如著者所说，中国没有宗教上的种种成见，又没有像印度的那种阶级，的确有许多好处，有利于改革运动，可是具体的说，也还很不能乐观。别的不谈，只就上边所有几件事看去，便觉得如不肯说没法子，也总要说这怎么办，—但是，怎么办总已经比没法子进了一步了，我们姑且即以此为乐观之根据可乎。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在北京风雨中记。

女人的文章

这里说女人的文章，并不是拿来与男人对比，评论高下，只是对于女人的诗词而言，因看闲书牵连想到，略说几句话而已。向来闺秀多做诗词，写文章的很少，偶或有之，常甚见珍重。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五云：“余杭陈炜卿尔士，字静友，给谏钱仪吉室，有《听松楼遗稿》，内载《授经偶笔》，序述记赞跋论家书诸著作，议论恢宏，立言忠厚，诗犹余事耳。余见历来闺媛通经者甚鲜，矧能阐发经旨，洋洋洒洒数万言，婉解曲喻，授古诫今，嘉惠后学不少，洵为一代女宗。”又王汝玉《梵麓山房笔记》卷五云：“余尝得西吴徐叶昭女史克庄职思斋古文一册，有自序一首。其文言为女为妇为妻为母之道，持论平允，能见其大，非寻常闺阁翰墨，惜世鲜知者，他日遇湖人，当详询之。”案寒斋所藏，有《听松楼遗稿》四卷，陈尔士著，《什一偶存》五种，徐叶昭编刊，第三为《职思斋学文稿》一卷，为所自著。此外又可以加上《月蕖轩传述略》一卷，袁镜蓉著，《晒书堂闺中文存》一卷，王照圆著。这几位女士都能写文章，但是由我个人的偏见说来，却是后面的两家更为可取，虽然不曾有人怎么的表扬。这话说起来有点长了。简单的说，我的偏见是以前就有的，不过那是以古代为根据，正确一点是以明以前为限，现在却来应用在清代，其实便是用于现今我想也是一样可以的，尺度虽旧，分寸则不错也。

周寿昌编《宫闺文选》二十六卷，前十卷为文，自汉迄明，所收颇广，翻阅一过，不少佳篇，但鄙意以为可取者则亦不多见。说也奇怪，就文章来说，我觉得这几个人最好，就是汉明帝马后，唐武后，以及宋李清照。我们对于文章的要求，不问是女人或男人所写，同样的期待他有见识与性情，思想与风趣，至于艺术自然也是必要的条件。马后是伏波将军的小女儿，其《却封外戚诏》及《报章帝诏》，质朴刚劲，真有将家风范，在汉诏中亦是上等作品。武后《请父在为母终三年服表》，为古今女性争取地位，因有伦理关系，后世秀才们亦不敢非难，但其桀骜之气固自显在，至云禽兽之情犹知其母，辄令人想孔文举之言，亦正与相称。此他诏敕，除有些官样文章之外，亦有可观者，兹不具举。李易安的文章最好的大家知道是《金石录后序》及《自序》，可以不必再多说明。总结起来说，我对于文章只取其有见识，有思想，表示出真性情来，写的有风趣，那就是好的，反过来说，无论谈经说史如何堂皇，而意思都已有过，说理叙事非不合法，而文字只是一套，凡此均是陈言，亦即等于赝鼎，虽或工巧，所不取也。照这个标准看去，上边所说四家文章也就可以分别论列，不过这只是个人私见，未必一定全对，若吠声之嫌则庶几或免耳。《听松楼遗稿》卷三家书二十七通，质朴真挚，最可以见著者之为人，而论者乃多恭维《授经偶笔》，《晒书堂闺中文存》中有《遗稿跋》一篇，自述有弗如者六，其第五云：“颜黄门云，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余于子女有慈无威，不能勤加诱导，俾以有成。今读《授经偶笔》及尺素各篇，思想勤绵，时时以课读温经形于楮墨，虽古伏生女之授书，宋文宣之传礼，不是过焉。余所弗如者五矣。”其实家书中说课读，亦只是理书作论等事而已，《偶笔》一卷，作笔记观本无不可，若当作说经，便多勉强处，反为不佳。《名媛诗话》中抄录四则，实甚平平，如收在普通文集中，当必无人注目，今乃特被重视，虽是尊重女子，实却近于不敬矣。《职思斋学文稿》文三十五篇，文笔简洁老到，不易多得，唯以思想论却不能佩服，因为不论好坏总之都是人家的，再苛刻的说一句，文章亦是八家派，不能算是自己的也。自序中云：“颇好二氏之书，间有所作，庄列之唾余，乾竺之机锋，时时阑入。年过二十，始知其非，非程朱不观，以为文以载道，文字徒工无益也。”可见著者本来也是很有才情的女子，乃为世俗习气所拘，转入卫道阵营，自言曾为文辨驳金谿余姚，进到牛角湾去，殊为可惜。卷首文十篇，论女道妇道以至妾道婢道，甚为奇特，不独王汝玉见之称赞，即鄙人亦反复诵读，叹为难得可贵。何也，王汝玉所云持论平允，即因其绝对遵循男性中心的传统，为男子代言，进而至于指示婢妾之大道，此在鄙人则以为不近情理，所以为难也。《瑶仙闲话记》中述客瑶仙之言曰，闺门之乐，惟纳妾为最，子知之乎。论其源委，显然出于周南诸诗，本亦不足为奇，唯如此彻底主张，极是希有，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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