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日本研究(第1辑)(清华东方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廷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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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日本研究(第1辑)(清华东方文库)试读：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于中国与国际日本学界转型之际以及中日两国进入战略互惠新时代的重要时期。具有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国际日本学格局出现了新的调整与变化。“时来天地同协力，远去英雄不自由”。近年来，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变化，欧美学界的日本研究锐气大减，不少学者对日本和日本研究向何处去产生了相当大的困惑和危机感。而中国的日本研究却生机盎然。清华大学对日本研究的重视和决心，反映了中国正在探索走出一条日本研究的新路，同时也预见了新一波研究日本的高潮即将在中国兴起。

第二个优势，是中日关系历史性变化提出了新的课题。为什么在国际上的日本研究走向低谷时，中国却掀起了又一轮的日本研究热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方面的变化和中日关系的变化。对于中国的日本研究而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外部环境，也是重要的内在因素。因此，中日两国领导人提出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以及两国民众的善意回应，不仅仅是新一轮日本研究兴起的契机，也是保证把它做好做大的源头活水。

那么，当下中国的日本研究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它和中日关系具有怎样的联系呢？就此，我想从三个方面向大家汇报几点不成熟的思考。一 “以中国为中心”的日本研究

中国的日本研究始终与中日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一部日本研究学术史就是一部中日关系史的真实记录。这里，我想以中日关系的视点，把近代中国的日本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清末以明治维新为样板，进行改革与革命的时代。众所周知，1895年甲午海战之后，是清朝政府于震惊和觉醒之中，朝野上下学习日本的开始。在政治层面上，戊戌变法是光绪皇帝效仿日本的直接结果，清末新政是慈禧太后学习日本的间接结果，辛亥革命则是孙中山认同明治维新的必然结果，日本成为引发中国政治变动的重要媒介；在学术层面上，大批的中国学生留学日本，数以千计的日本教习顾问进入中国社会，近40年间中国总计翻译了2717本日文著作，日本成为影响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源流；在社会层面上，明治改革的经验给中国刺激与启迪，富国强兵的国策催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侵略战争的创伤在中国民众的心底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日本成为触动中国民众情感脉搏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变化都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相对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对日研究十分逊色。此时中国学术界关注日本政治制度，只想通过引进日本的经验，尽快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表现出急切的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其结果，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中国对日本的理解还很片面与浅薄。

第二，参考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开放的时代。事实证明，战后日本的发展是促使邓小平决心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本的发展模式又开始广泛影响中国。首先，在认识层面上，中国领导人通过多次出访目睹了现代化的日本，从找出差距到认识了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其次，在决策层面上，由主管领导和专家组成的经济调查团，连续几批访日考察写出了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的调研报告，加快了初期改革决策的步伐。最后，在民众层面上，代表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日本各类电器产品涌进中国社会后，表面上，人们的好奇心在硬件上，实质上，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经济领先的日本研究在全国政府和研究机构迅速铺开。最初是参照日本模式改革了企业管理制度，接着，借鉴日本经验深化改革一度成为决策层和学界的共识。到了后来，日本以及日本经验已经成为中国民众实感现代化内涵，继续改革开放的一个参照。这时的中国民众迫切希望了解“日本现象”的本质和什么是“日本经验”。但是，研究刚刚深入不久，应对解读中日之间的摩擦冲突逐渐上升为日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以至于学界前辈再三提醒和呼吁，中日关系研究固然重要，但是毕竟不能代替日本研究的全部。说到底，缺少历史感和整体认识的日本研究，能为社会提供的知识与实际的参考毕竟是有限的。可是，无论重视经济也好，还是转向中日关系也好，其目的就是要为我服务，希望从日本找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答案。

也许可以说，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前夜的近百年的时间里，从中国问题意识出发，使用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始终是中国日本研究界的最大特点。一方面，这个视角是人们长期形成的观念，是时代的产物，本来没有好与不好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习惯性意识，固定了我们理解日本的基本视野，影响了真正的学术研究，造成了日本形象与真相之间的差距。因此，如何改换问题意识，如何放宽研究范围，如何接近理解日本社会真实等，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越来越为大家所关心。

虽然，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令人欣慰的是，变化来得很快。今天，中国的日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正在告别“以中国为中心”的阶段，即将拉开“以日本为中心”的时代帷幕。二 “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研究

第三，就是今天的时代。也是我想提倡的把研究视角和模式从“以中国为中心”向“以日本为中心”转移的时代。换言之，这也是我对变化中的日本研究趋势的认识、概括与期待。

回顾历史，中日关系大环境的生态，决定了中国的日本研究者的心态。想一想，在过去的年代，作为中国人，从中国立场出发研究日本乃天经地义之举，不需要第二个视角。为什么？因为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中日两国战争与和平、对立与冲突的一百年里，实在难以产生多维思考，即便有意识萌芽，客观环境也不具备可操作性，难以普及。百年中国日本研究的特色，也是日本研究难以进入科学殿堂的局限。

欢呼日本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是因为当下中国具备了科学研究的天时地利。

另外，经受了各种考验的中日两国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也使日本研究的范围和方法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时代变了，研究者的心态也变了，科学的研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这样，“以日本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和模式呼之欲出。

什么是“以日本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呢？主要有两点，角度与模式以及范围与方法。一是要在过去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角度上再增加几个角度，客观看日本，全面了解日本，同时做到尽量以设身处地的移情方式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实，去认识、理解、重建一个真实的日本。二是多维思考研究日本，包括有中国人的方式，也有外国人的方式，同时也有日本人的方式。依我来看，中国的日本研究从关注政治，转到经济，再到以学术为主，从“以中国为中心”到“以日本为中心”的方法和意识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日本研究学术发展的轨迹，也是中日关系良性互动变化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变化是必然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同时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不可相比的。过去，我们也讲要客观研究日本，不要感情用事，但是很难做到，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但是，时代不同了，世界形势变了，中日关系变了，被欧美学者视为困境的日本研究，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天地广阔，具有无限生机。这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特征和学术背景。三 21世纪中日关系新时代

当然，在机遇面前，我们还必须迎接新的挑战。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筹备工作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我有幸参加了整个过程。在比撰写博士论文时间还要漫长的岁月里，在频繁地往返于日本和中国的旅途中，我始终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研究日本，研究日本的意义何在？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邦，是世界经济强国，历史上和今天都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化。仅此而已，日本理所当然地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学者来说，研究日本除了要满足社会、知识和学术三个方面的需要之外，还应该坚持中日关系的思考。

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的话，今天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应该是最富有创意的，最有发展前途的。我认为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包括了历史中的中日关系、国际视野中的中日关系和21世纪的中日关系的三个内容。历史中的中日关系主要讲，2000年友好的大历史与100年的对立与冲突，战争与和平，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的几个层面。国际中的中日关系，就是要把中日关系放到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中，思考地域合作、人类发展、世界和平的理念，同时中日关系也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得到周边国家的尊敬，是不排斥第三者、第三国的，是一个开放的联合体，要在国际社会中共同发挥重要作用。那么，21世纪中日关系的定义和内容也就呼之欲出了。就是要体现两者交流上的互动和互惠，理念上的和平与和睦，认识上的多元与多层。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大变革之际，中日两国的合作互惠无论对于国际社会还是对于东亚地区而言，都是稳定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和保障。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有幸成立于这样一个大时代到来之时，其意义之大、责任之重。展望未来，我们感到如履薄冰，任重道远。中日各界的支持和期待，将永远是激励我们努力的动力和财富。我们也保证不负众望，竭尽全力工作，把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办好！（本文为作者在2009年4月10日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特邀专论开创新的日中关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 御手洗冨士夫

在进入主题演讲之前，首先，我对去年成功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以及中国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神舟7号”表示衷心的祝贺。北京奥运会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主题，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发展中的中国，而集中了最先进科学技术的“神舟”飞船，又让人感到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位居世界前列。

另一方面，去年在四川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汶川大地震的惨剧。在此，我谨代表日本经济界，对受灾群众表示衷心的慰问。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日本迅速派出了救援队，抢救生命。救援队的工作受到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赞誉，这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信赖关系。据我所知，日本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简称）的会员企业共向灾区捐赠近40亿日元。我担任会长的佳能公司，除佳能中国公司单独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外，还将医疗设备运送到当地医院，用于伤者的治疗。另外，我担任委员长的“日中中坚干部交流实行委员会”共三次接待了总人数在200人以上的中国地震复兴考察团，持续开展了旨在使日本的经验和智慧能够为灾区恢复重建发挥作用的活动。

我认为，越是艰难的时候，越需要日中两国以“雪中送炭”的互助精神进行交往。我确信，在这场不幸的地震灾难面前，日中两国国民齐心协力面对困难的事实，必将有助于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一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开创新的日中关系》。下面就此谈一些思考和想法。

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以来，日中两国的首脑互访外交使双边政治环境得到了巨大改善。去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之际，福田康夫首相和胡锦涛主席签署了《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将整体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共同创造亚太地区及世界的美好未来。这是继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19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之后的第四个政治文件，描绘了日中两国对21世纪的美好展望。

政治环境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日本经济界热烈欢迎福田首相和胡主席签署的《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高度评价两国首脑为此付出的努力。这样，日本与中国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双方的信赖关系也将更加深厚。

回顾历史，日本与中国之间曾有过不幸的过去，我们日本国民应该深刻反省。1972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努力等因素，日中两国实现了和平建交。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时，周总理送他一句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古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是说“铭记过去发生的事情，对于现在乃至未来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周总理当时呼吁不要忘记不幸的过去，但要在此基础之上构筑两国的友好关系。

其后，日中两国关系也曾几度面临困难，但是两国政府和国民牢记周总理的教诲，珍视“互惠”精神，时至今日已在各个领域发展和壮大了双边友好纽带关系。其中，我本人也实际参与了这些友好合作活动，并为两国之间日益增进的相互信赖关系深感欣慰。而我自己也一直以身体力行、“不惜粉身碎骨为国尽力”的周总理作为自己的榜样。

周总理留下了丰功伟绩。但非常遗憾的是，他在1976年尚担任国家总理这一重任时就逝世了。当时中国民众送给周总理的评价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贵国的《三国志》中蜀国的诸葛孔明留下的话。在日本，我们说这句话时，是表示“竭尽全力投身工作”的决心。赞美周总理，这句话再合适不过了。

作为一个组织或公司的领导，需要有像周总理这样的“不惜粉身碎骨为国尽力”的精神。作为佳能公司的经营者和日本经团联的会长，我每天牢记这句话，去挑战困难，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想，在座的各位将来作为中国各方面的领导，为国效力的机会很多，让我们一起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共勉而勇往直前吧。二

对于今天在座的年轻学生们，我讲几句特别想讲的话。

在座各位恐怕是从中国各地来的吧。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才。能不能成为人才，与其出身并没有关系，只要集中自己的才能，并充分发挥出来，就能够为国家效力。

其实，我本人也是在日本九州的农村长大的。从地理上看，日本的这个地方离贵国最近。

我来自九州的大分县，该县最南端就是我的故乡蒲江。那里临海，人们年复一年以农业和渔业为生，相互支持，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互惠”精神得到最佳体现的共同体。我在那里度过了16个春秋，其后壮志满怀地考到东京的高中及大学。

我大学毕业后到佳能公司工作，做到第七年时被派驻美国。最初从照相机、电子计算器等的销售做起，学习了会计、人事等，而后被任命为佳能公司驻美国当地法人公司的社长，前后共在美国工作了23年。在此期间，中国与美国和日本都实现了戏剧性的建交，当时我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至今记忆犹新。

在美国期间，我也经历了几次经济衰退，也曾有过很多艰苦的时候。但每当出差回日本时，我必定会回故乡看看，感受家人的亲情和故乡的温暖，从中获得巨大的力量，从而能够振作精神返回美国。这就是我“为社会尽力”和“为国家尽力”的原动力。在座的各位可能今后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希望你们在遇到困难时能想起今天我说的话，回故乡看看，感受故乡的温暖，并从中得到勇气和力量，从而战胜困难。

我于1989年4月回到日本，1995年9月起担任佳能公司的社长。当时的日本正逢泡沫经济破灭期，佳能公司的经营也面临危机。我充分发挥在美国子公司时的经验，将人才和资金集中到收益和前景看好的领域，中止了持续出现赤字、没有发展前途的相关领域的事业，也就是推进事业的“选择与集中”，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全球事业战略，终于使佳能变为屈指可数的高收益企业。

作为一个经营者，“创新”是我很下工夫的一件事。在制造业，制造出优质的产品来销售是根本。但是，如果不通过产品及附加服务经常向世人提供“新的价值”，从而被大家喜爱并得到支持的话，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繁荣。大家可能都知道，从照相机的制造开始，佳能公司不断创新，在众多领域都开发出了自己独特的技术，特别是在数字技术领域，我们的复印机、打印机和照相机等产品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顾客的认同和信赖，从而建立起“佳能”这个品牌。

在中国，我们的产品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特别是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各国经济均不景气的情况下，佳能公司依然实现了高速增长。

2006年5月，我将社长一职托付给后辈，自己担任了整合日本经济界的组织——日本经团联的会长。自那以后，我就全身心地致力于日本和中国及世界各国经济界的合作与交流。我曾八次访问贵国，我的访华次数在历任经团联会长中是最多的，现在这个纪录还在更新。

日本经团联接待过到访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就各种合作的可能性交换意见。仅就中国领导人来说，我们就接待过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政协主席贾庆林、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国务委员唐家璇等，进行了难能可贵的交流。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日本重视以“互惠”的精神与中国加深交流。2007年，为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两国均开展了“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的相关活动。我担任日方实行委员会的委员长，向各界呼吁支持这些活动，前后共举办了300多场的活动。由于大家的努力，这些活动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国民层面的相互理解。而为了实现“互惠”，日中两国相互了解和理解是不可或缺的。增进相互理解，有利于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从而为两国国民带来富裕的生活。借此机会，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日本经团联今后也将秉持“互惠”精神，为进一步促进两国的交流而努力。三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时，他在对日本经济界代表的讲话中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重点加强节能环保领域合作”；二是“积极参与中国区域发展进程”；三是“大力推进两国企业合作”；四是“在地区和全球经济事务中加强合作”。这四点建议均是落实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内容，日中双方应努力合作，使其得以实现。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第一点建议中的环保领域的合作。现在大家都已认识到全球变暖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考虑构筑继《京都议定书》之后的新的国际合作框架。日中两国应在这一领域努力构筑整体的、多层面的合作体系，以期成为世界的榜样。

在此，我想强调一点，这也是作为一个经营者平时感触较多的一点。这就是在开发新产品的同时，非常需要创新的正是保护地球环境所需的技术。防止二氧化碳增多引起的全球变暖以及消除各种污染物，保护地球，使之变得更加美丽，且能长久永驻，是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的共同责任。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甚至出现了相互竞争相关环保成果的局面，这是令人欣喜的。当今时代，企业致力于环保是维护其品牌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应当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努力保护我们的环境。

佳能公司以“为世界的繁荣和人类的幸福作贡献”作为企业的目标，公司上下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全球环境问题。希望今后不仅政府之间，日中两国企业间的相关合作也能够有所进展。在日本经团联看来，全球环境对策和新能源开发等不仅仅是单纯地解决环境问题，在21世纪它还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日本经团联对其可能性进行了各种讨论。去年7月，日本经团联与介入中国的环境产业较深的企业一同设立了工作小组，于12月总结了大家的建议，并将其传达给日中两国的总理和环境事务官员。

在中国，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经营”，已经是国家的基本战略。为保护地球环境，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循环型经济”。我想，如果我们所积累的节能及新能源技术今后能够为中国实现“循环型经济”作贡献，那将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就此我们也已多次进行了各种意见的交换。

为了推进两国政府间的合作以及中国的环境产业的发展，有必要把握中国环境问题的情况、环境政策的动向以及正确理解和评价迄今日中环境合作的实际成果。在分析中国国内动向的基础上，发表研究成果以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日中环境合作的必要。日本政府将通过与中国的政策对话，构建制度方面的基础，并在政府构建的制度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具有的能力。这样，就可以通过促进和深化政府、企业的合作来进一步激发专家的研究智慧。我们应尽早创造这样的一种良性循环。

为了创造这种良性循环，充分应用专业的学术成果是重中之重。因此，日本经团联敦促日本政府在环境领域最大限度地投入人才、资金，并使用各种政策手法构建产官学合作体系。而学术的世界是没有国境的。在中国的研究机构中，清华大学对政府的政策立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期待清华大学在地球环境领域也能够与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日本经团联正在“日中节能—环境综合论坛”上努力推进企业合作的商务模式的构建。我热切期待清华大学的研究成果能够在这一平台上得到充分利用。

另外，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大力优化产业结构，为此也必须优化消费结构。当今中国，环境标签和绿色购物正在迅速普及，而“环境友好型产品”即“环保产品”的概念也备受瞩目。为了使中国民众进一步理解“环保产品”的重要性，我们经团联曾表示可以考虑将在日本已经有十年历史的“环保产品展”搬到北京举办。

可能大家也知道，日本经团联的副会长、在华销售额达到1万亿日元的松下公司的中村邦夫会长曾这样说过，在中国，现在正是席卷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在中国办“环保产品展”，将会给大家带来重要的启迪。中村先生对在中国举办“环保产品展”寄予很大的期待。如果这个“环保产品展”以及在联合国等机构讨论的“绿色新政”构想，能够成为日中两国进一步合作的领域，并使其成为振兴环境产业的催化剂，毫无疑问将带来看得见的有形成果。

诚然，地球环境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但也绝不是可以袖手旁观的。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就环境问题加强对话，并采取有实效的行动。在此，我们不能忘记一点，即环境问题不是单靠有环保意识的人们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只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团体，还有每个国民都参与进来，环境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环境”作为日中两国的共同目标，我们日本经济界也愿意为此作出更大的贡献。

上面谈环境问题用的时间稍微有点长了。胡锦涛主席的第二点建议就是积极参与中国区域发展进程。我认为，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我热切期待日本企业能够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振兴以及中部地区崛起、环渤海地区振兴等战略中来。而这需要中方提供相应的信息和充分的相关奖励制度等。

我在演讲开始时提到了四川汶川大地震震后灾区的复兴，我们希望根据中国制订的恢复重建计划的宗旨，协助中方在生活基础设施的重建、产业基础的强化等方面做一些事情。

为了加强区域开发、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在描绘社会的未来图景时，尽早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改革。例如，为了培育知识创造型产业，我认为日中两国进行信息交换是有裨益的。另外，少子化及老龄化问题在中国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也可以成为共同研究的对象。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第三点建议，是创造能够促进企业合作的环境。毫无疑问，加强两国企业间的合作，是促进日中经济双赢关系发展的基础。

要促进两国企业就必要的技术开展相关的商务活动。日本企业在推进企业间商务层面的合作时，很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虽然这一点已经被反复强调，我仍希望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有切实的进展。另外，为了构筑战略性企业合作关系，毋庸讳言，有必要保证法律法规应用的透明性、事前预见性以及法律法规的切实执行。同时，为了使多样化的投资合作关系成为可能，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也是必要的。再者，为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也要求在实施《反垄断法》时保证透明度及确保事前预见性。这些都还需要日中双方的努力。

从日方来看，作为制造业基础技术的持有者的日本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将不断上升。除去为将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外，也有必要落实企业开拓市场所必需的服务支持，充实中小企业集聚区域内的行政服务等。

最后，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第四点建议，是加强两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关系。日中两国在国际社会中都是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国家，在促进国际新秩序的形成、经济基础条件的改善方面负有相应的责任。而在观察国际社会的动向时，我们会发现有几个变化：世界各极的力量对比正在逐渐发生大的变化；地区和种族的对立因素呈现多样化；参与建立新秩序的成员也显著增加。

除核不扩散问题之外，最应关注的问题就是如这次金融危机中所显示的那样，仅仅依靠传统发达国家的合作体系已经不能解决世界所遭遇的问题。就经济方面而言，应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产业文明的模式。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体系，并没有以资源的供给和大自然的循环功能是有限度的这一事实为前提。在全球化使经济发展加速时，大家深切意识到，以石油为首的资源需求的扩大与价格高涨已经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环境问题也不可能在当今这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体系之中获得解决，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认识到的。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出现了世界各国经济景气趋同化和波及面扩大的现象。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世界各国经济同时陷入不景气的现象，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针对这样的情况，需要世界主要国家有规律的政策运营和政策调整。而在掌握跨国流动的金融资本的规律等方面，我们的努力也还远远不够。

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化。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当我们面临当今空前的经济危机时，就更需要维持和加强世贸体系。为了使世贸组织的“多哈谈判”尽早达成协议，希望日中两国政府能建立强有力的合作关系。

进一步而言，日中两国在东亚地区都是非常关键的角色。在经济增长如此显著的这一地区，日中两国应该为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促进日中两国签署经济合作协定是非常重要的。我坚信，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两国各自与东盟等之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及经济合作协定就可能互相融合，进而在亚太地区构筑整体性的合作框架。这将有利于本地区的发展。

为了使东亚地区的企业活动更加活跃，日中两国的合作非常关键。相关法律的完善、规格标准的统一、人才的培养、基础设施的完善乃至确保能源安全、应对地球环境问题等，都可以成为两国在本地区合作的领域。

为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关系，日本和中国之间有必要进一步推进人员交流。除保持从2006年开始定期举行的首脑协商外，肩负未来的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也很重要。2008年是日中青少年友好交流年，由此有了实现四年内每年4000人互访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访日的中国人只有53万多人，到2007年已超过了100万，四年之间增长了一倍。在日本首都东京的秋叶原和银座等地，集中了众多的，出售日本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电子产品、高级化妆品及新潮服饰的商店，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国客人光顾。据我所知，这里有很多商店都可以使用“银联卡”。

当然，在日中人员往来之中，领导层的互访是很重要的。去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时考察了以环境和产业活动的和谐为目标的“川崎环保城”。胡主席访日之后，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到年底时又遇上世界各国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不断扩大，受其影响，中国地方官员的访日一度中断。但今年以来，辽宁省等中国地方政府的访日团让日方接待人员应接不暇，而且，大家想去的地方中都有胡主席去过的“川崎环保城”等。

希望在清华大学教学和学习的各位都能有机会访问日本，在秋叶原、银座开心地购物，也能到“川崎环保城”看一看，那里是刚才所讲的，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地球环境对策的实践地。如果这对大家的地区振兴和城镇建设事业能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将非常高兴。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开拓日中之间新的合作领域。

在演讲刚开始时提到的已故周恩来总理也是在年轻时来到日本，学习了各方面的知识的。我确信，扩大两国青年的互访并加深相互理解，正是将日中“互惠”变得更加丰富、充实的正确之路。

刚才也提到，在日中两国尚未建交的年代，民间层面上就长期进行了各个领域的合作和经济交流，虽然双方在社会制度和思维方式上有所差异，但是我们应该能够超越这些差异，不断探求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我想，日中交流的漫长历史过程就是这样的。

今后的世界需要的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只有经济才是重要的。当然，经济是支撑人们生活的重要方面，但是人类的活动并不仅限于此。政治、外交，还有技术开发、文学、艺术等对于人类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清华大学有突出的实力。清华大学除了医学、理工科等相关院系之外，还有经济、法学、新闻甚至美术学院。可以说，举凡有关深入研究和透彻探索人的固有价值所需要的因素的方方面面，清华大学都具备了。因此，我相信，在清华大学学习的各位将来必将成为国家和世界的栋梁。

谢谢各位！（本文为2009年4月10日御手洗先生在清华大学的纪念演讲稿，略有删节。翻译：李佩）全球化时代的日中关系展望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前理事长 绪方贞子

首先，感谢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在清华海外名师讲堂（Tsinghua Global Vision Lectures）讲演的机会。

去年10月，JICA（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的简称——编者注）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的日元贷款部门合并，集技术合作、日元贷款及无偿资金援助三项援助业务于一体，这成为了新JICA的起点。

我于2003年10月就任JICA理事长。2006年3月我曾经来中国访问，对四川、贵州、陕西等省进行了考察。时隔三年，这次我作为新JICA的理事长再次来到中国，考察了东北地区的JICA项目，并拜会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先生和科技部部长万钢先生、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先生等领导人，看到了中国国内发生的显著变化。

包括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奥巴马政权上台执政，以及G8向G20的转型等在内，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在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影响力也正在扩大。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我们有必要回顾过去，并思考日中关系今后的发展。我的个人背景与日中关系

我出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外交官家庭，童年时代曾在美国和中国的广州、香港等地生活过。1951年，我考入乔治城大学硕士课程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后又在东京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195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亚洲国际关系论等。回到日本后，我以“关于‘满洲事变’（中国称‘九一八事变’——译注）决策过程之研究”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于1963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该书中，我着重论述了日本在战争期间的无责任体制。当时，不仅文职领导人，甚至包括军队高层在内，都难以对以军队为核心的日本的扩张政策进行控制。军队的过激行动瓦解了当时的政治权力结构，导致了“满洲事变”、退出国际联盟、陷入国际孤立、发动全面战争、最终战败的历史过程。“满洲事变”也给我的家族带来了直接影响。在“满洲事变”爆发后不久，时任日本首相的我的曾祖父犬养毅遭军人暗杀。他生前曾经与孙中山等亚洲各国革命家有着深厚的交情，并曾长期对他们的活动给予援助。

1964年，在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我作为兼职讲师教授题为“从鸦片战争到朝鲜战争”的亚洲国际关系史课程。后来又在联合国从事了几年的行政工作，1980年作为教授在东京的上智大学讲授国际关系，并以英语和日语出版了题为《战后中日、中美关系》的研究书籍，对中日、中美恢复邦交的过程进行了比较分析。

1991年，我出任联合国难民署（UNHCR）高级专员，致力于开展对难民的保护和援助工作。

在亚洲，来自“印度支那三国”（指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所谓“印度支那三国”，是19世纪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人为造成的——编者注）的300多万难民的流出和遣返曾是联合国难民署的重大课题。中国接收了约26万越南难民，其他大多被欧美各国接收。1992年，我访问了中国政府与UNHCR于1979年在北海市合作设立的越南难民安置点。令人欣慰的是，很多在那里定居下来的难民已能通过渔业维持生计，并掌握了冷冻技术等。

由于有过这样的经历，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我受到中英双方的邀请，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回归仪式。全球化时代与人的安全保障

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已有20年了）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相对于国家间的战争，国内动乱的发生更加频繁，其结果导致了大批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出现。作为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我直接面对的就是这些问题（1991年的库尔德难民、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等）。

2000年以后，由于信息通信技术与交通运输技术的发达，人员、物品、资金、信息等在转瞬之间便可穿梭于国与国之间，也就是说，我们步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在促进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跨国传播的传染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各种各样的威胁。

处在这样的时代，对于超越国家安全保障的范畴，以个体的人为对象的新的安全保障的探求正在不断深化。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在东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发表过演讲。在他的倡导下，“人类安全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得以成立，由阿玛蒂亚·森教授和我共同担任主席。经过历时两年的调查研究，委员会于2003年概括提交了《关于当今世界的安全保障课题》。“保障人的安全”的概念被定义为“所有人类，都应该在保障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生存、生活。每个人作为人的尊严都应得到足够的尊重”。为保护人们远离动乱、贫困、环境破坏以及传染病，实现“人的安全保障”，重要的是要有对每个人负责任的政治体制，以及通过强化自助、自治能力而实现的自下而上的国家建设。

现在，我看到“人的安全保障”这个观念正在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在中国，尽管“非传统的安全保障”的概念规定比较普遍，但是我也了解到有关“人的安全保障”的研究已经开始起步。今年11月，我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人类安全咨询委员会会议，会议对人的安全保障概念的普及以及联合国为此而进行的项目的实施情况等进行了确认。JICA在人的安全保障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我从2003年10月起担任JICA理事长，在这里，“人的安全保障”理念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援助项目中也得到了体现。

世界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非洲，在2008年的横滨会议上，日本政府表明了“将在2012年之前成倍增加对非洲的援助”。除了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农业（大米）等方面以外，日本还对那些刚刚结束动乱的国家进行和平建设（peace building）的援助。

关于阿富汗，日本于2002年率先在东京召开了阿富汗重建援助国际会议。目前日本已向阿富汗提供了4000万人份的疫苗，建立了550多所学校，并培训了1万名教师。

为援助伊拉克重建，日本进行了电力、上水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年10月，我访问了伊拉克。我们计划今后进行农业、人才培养以及组织强化等方面的援助。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

在人的安全保障方面的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尤为脆弱。气候变化已对公平发展和摆脱贫困构成了威胁。除发达国家外，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加入进来，需要我们从全球化的视点来进行应对。

迄今为止，日本向9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100亿美元规模的援助，用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印度尼西亚政府自主制订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日本通过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给予了全面支持。同样的活动目前还扩展到了越南等国家。JICA在中国发挥的作用

今年是大平首相访华30周年、日中经济合作30周年。日中两国于1972年恢复邦交之后，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做出了利用国外低息长期贷款进行国家建设的决定。在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之前，中国首先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利用日元贷款实施铁路、港口和水电站建设，利用无偿资金援助建设中日友好医院，通过技术合作实施对铁路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请求。

当时，用于煤炭外运的运输基础设施和电力基础设施成为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日本政府提供的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以及技术合作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其后的30年中，日本配合中国的国家发展计划（即每期的五年计划），针对各发展时期的开发需要，总共向中国提供了将近36000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到日本进行培训的人数超过了2万人。

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援助主要用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从90年代开始加入了环境保护。进入21世纪以后，重点被放在以环境保护和法律法规完善为主的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相互理解这些方面上。

20世纪80年代，在青岛市，日中两国专家进行了新港口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利用日元贷款从日本等发达国家引进了最先进的装卸设备，同时还建起了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结果，仅日本就有约500家企业向青岛市投入了5亿美元的资金。

这次，我考察了JICA在东北地区的项目。中国医科大学与吉林大学医学院作为日语教学的医学教育基地，不仅培养出了众多的医学人才，还成为了日中医务人员的交流基地。

在这些大学，通过由JICA提供后援（基层友好技术合作）的方式，与日本的合作大学以及结成友好关系的地方自治体共同开展了培养医疗人才的项目。

在环保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JICA以日中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作为基地，在循环经济等领域中开展了技术合作。利用日元贷款，在北京市完成了第一家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并以此作为开端，为全国59座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建设提供了援助。

这次我考察的长春中日友好净水厂为约700万长春市民中的1/3提供着生活用水（自来水），作为城市社会基础设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增进日中两国相互理解的领域，从1987年开始，为了加深相互理解，我们接待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外交部等机构派遣的青年赴日参加青年进修，迄今为止已经接待了以李克强副总理为首的大约4800名中国青年。日本和中国在开展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上的特点

正如前面所讲的，中国有效地利用了日本等国家提供的援助，推进了改革开放进程。

现在，中国根据国内的经验，正推进着以支援非洲为代表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今年11月在埃及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公布了今后3年中实施的8个具体援助项目。我还了解到，中国正在阿富汗进行医院建设等援助。

中国、日本之间的共同做法包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和自主努力，基础设施建设与贸易、投资相结合，以及重视人才培养，等等。今后的日中关系

我们应该利用过去30年来日中经济技术合作的成果以及此间形成的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凝聚日中双方的智慧，为解决日中在全球化时代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而携手努力。

为此，需要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大学、NGO以及普通市民等各层次的伙伴间展开合作。

在亚洲和非洲，日中两国间信息沟通的需要正在加大。JICA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于今年1月在东京召开了联合工作会议，就项目评估方法等课题进行了广泛的意见和经验的交流。该会议还计划明年在北京举行。

今后，像这样的信息沟通和经验交流应该不仅仅局限于中央政府层面，包括各地方、地区的现场层面的各种合作伙伴都应该一起参与进来。

在帮助中国应对各种国内课题的方面上，日本还有着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如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经济领域里的法律法规完善以及医疗卫生，等等。

中国的第12个五年计划将于2011年正式启动，目前正处于准备阶段。我们希望与中国的有关单位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实施。

2011年，清华大学即将迎来建校100周年。

在此之前，JICA与清华大学在环保、法律法规完善等领域中通过JICA项目开展了合作。中国正在起草的《民事诉讼法》的有关项目中，在日本京都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王亚新教授日前主持召开了研讨会。

我听说在项目现场也有很多和清华大学毕业生一起工作的机会（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上海浦东机场等）。

对于JICA来说，作为全球化时代开展日中合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将会长期重视与清华大学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我也衷心期待着日中两国的年轻一代能够承担起全球化时代日中合作的重任。（本文为2009年12月4日绪方贞子先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稿，略有删节。翻译：李佩）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步平

大家下午好！今天在场的很多都是老朋友了，到清华来讲演感到很荣幸。言归正传，李廷江老师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其实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讲演，他早就与我有约会。恰好，2009年12月24号在日本刚刚宣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阶段完成，在日方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当时我曾就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所有的文章这个月的月末对外公布，大家都可以阅读，以上就是第一阶段了。

最近大家可能看到媒体相继也有一些报道，但是事实上媒体上的某些报道不是特别准确。我们试图让媒体能够关注或者是把握一个准确的方向，但中日双方的媒体，因为他们的兴奋点和我们不大一样，他们总是关注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分歧，有分歧马上就说这个分歧是中日关系不可逾越的鸿沟。日方24号开招待会，第二天《读卖新闻》的标题就是“中日之间的鸿沟仍然不可逾越”。我第二天就找他们谈，我说我很不赞成你们的观点，有分歧是绝对的，学术分歧很多，但是学术分歧不等于就是中日之间的鸿沟，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所以昨天我接受了《参考消息》的专门采访，采访完了写的东西我还不满足，然后他传给我又重新做了修改。他又加了一个题目“历史学术分歧不等于中日关系的鸿沟”。我想这还客观一点。当然这段时间媒体可能继续介绍有关情况，我就先介绍几个问题，然后大家再提问题，咱们就是坐在一起来讨论，好不好？

讲点来龙去脉，然后再讲点我们是在什么层面上讨论。

先说来龙去脉。中日历史研究开始于2006年的12月，到现在正好是3年的时间，为什么开始于2006年12月呢？大家可能还记得2006年年底的时候，由于日本政治家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到了冰点，所以安倍上台以后访华，进行了“破冰之旅”。安倍“破冰之旅”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和中方领导人确定下来要共同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当时安倍来中国访问是10月，接着11月两国的外长就签订了实施框架，确定了两国各派出10名学者来讨论研究，然后就开始操作和运作。具体运作由中方的近代史研究所、日方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承担。国际问题研究所隶属于外务省，基本上做组织工作而不是研究工作，这一点和我们不大一样，但总之就是双方共同组织这项工作。

2006年12月26日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方来的10位和我方的10位坐在一起。一开始有很多记者，长枪短炮地都对着他们，虽然只有5分钟的时间，但把气氛渲染得十分紧张。他们都撤出去后，我就说，记者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好像谈判一样，但是实际上记者撤走了以后就是我们学术讨论的环境了。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次的共同历史研究既是学术研究，但也有政治背景或色彩。还有一层是民众很关注，他们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感情和学术三层面的问题。

在第一次会上我们讨论了研究形式的问题。如何研究，实际上大家都没有经历过。我们经历过的学术讨论当然有很多，与不同国家的学者坐在一起进行过讨论。但是政府主导的共同研究，究竟如何进行，当时我们大家都不清楚。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先是用了大概一下午的时间，每个人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自我介绍，目的就是互相了解。因为这里面有些我们比较熟悉，有些不太熟悉。我们这边基本上是以研究历史学的学者为主的，与对方研究政治学的和法律法学的学者交往不多。自我介绍的目的是促进相互的了解，这是第一步。然后确定讨论会的形式，20人全部参加的会议我们叫全体会，全体会召开的次数不是很多，大体确定开4次，在中国和日本轮流召开。因为我们研究的内容是包括了古代的、近代的和战后的，所以我们分了两个组，就是古代史组和近代史组，古代史组单独开会，近代史组单独开会，我们叫分组会。根据工作和研究的需要，分组会的次数很多。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因为我和对方北冈伸一教授作为首席委员，之间有更多的接触，首席委员间的会议那就更频繁了。所以我也算了算，2008年去了日本9次，2007年也是七八次。

在这种会议上我们如何讨论和研究呢？因为在这之前韩国和日本已经在2002年开始了共同研究，到2006年我们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韩国和日本共同研究的方式是双方各10个人分别撰写论文，但是他们没有确定共同研究的题目，而是根据学者个人的兴趣撰写。比如说我对某一个时期的问题很有研究，那我就写这方面的文章，你对那个问题有研究你就写那方面的文章，双方的文章不是互相对应的。这样的话虽然他们第一阶段完成了很多文章，大概有30多篇，可是对话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有的文章的内容距离非常大。所以我们想这次中日共同的研究需要确定下来共同的题目，这样便于研究。我们第一次会议把这些大框架给定了下来。

为了拟定题目，第二年的3月马上就在日本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当然在两次会议之间又用邮件来回联络，探讨我们共同研究什么题目。第二次会上我们就定下来如同大家所见的共同的研究题目，大家看一下，左边是古代史的研究题目，一共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东亚国际秩序体系的变革，第二部分是双方的文化传播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中日相互的认识。每一部分里面选择了两个题目，加上总论，古代史一共确定了7个题目。那就是说围绕着7个题目双方各写7篇文章，这样的话有同样题目的文章我们讨论起来就方便许多，可以看到双方观点的差异。

右列的是近代，近代也是这样，我们确定了三个大的时间段。以中间的中日战争（1931～1945年）为界，战前算一大部分，战中一部分和战后一部分。每一部分也确定了3个题目，近代就是9个题目，合计古代、近代一共是16个题目。大家知道，近代这一部分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中间有过战争，所以我们在每一题目之下还确定了若干关键词，我这里面没有列，每个题目下面其实都列了10个到20个左右的关键词。也就是说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些关键词双方都要写到，避免各说各的话。观察近代部分的题目，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媒体的猜测是很不准确的，例如许多媒体报道说，南京大屠杀是重点。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大屠杀问题是放在第二部的第二章里面谈的，即在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抗战这部分谈的。这部分时间也很长，南京大屠杀只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媒体一报道，好像我们主要讨论南京大屠杀，特别是讨论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题目定下来了以后，双方就开始写文章，文章写作的过程大体上是用了一年的时间，也就是2007年的3月份确定题目到2008年，其实没有到2008年的3月，到2008年的1月基本上大体的文章都出来了，所以2008年1月我们就在北京又开了第三次的全体会，这中间我们各个分组都已经开了很多次会。

写出的文章相互交换，提出评论意见。有批评意见，当然也有肯定的意见，双方都是这样子。对方拿到意见以后，再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修改。因为里面有一些学术性的意见是可以接受的。经过了这样几次反复，到了2008年5月再开一次会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文章都已经完成了。原来我们计划是到2008年的秋天，因为2008年正好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30周年（1978～2008年），所以打算在那个时候发表。原计划是这样，我们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时间来安排的。但到了那个时候正好是奥运会前，大家都知道奥运会也有很多的特殊情况，包括一些敏感性的考虑和背景，所以就把它拖了一下。在这期间我们又进行了反复的讨论，经过了一些磨合，到2008年的12月最后宣布可以对外发表。大体上是这么一个过程（展示照片）。这是我们第一次会的情况，当时的外交部部长还是李肇星。

下面我想谈谈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空间。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想谈这个问题呢？我做了一个形象的说明，中日历史问题我认为是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一个是政治层面的，一个是民众的实际上就是感情层面的，一个是学术的研究层面的。这三个层面的问题不是单独存在的，是互相交错而且互相影响的。如果交错非常复杂，像中间部分的话，就产生了所谓的“死结”，我们就会觉得解决起来比较困难。为什么？因为你把三个问题都交错在一起去了。比如，学术研究有学术研究的规范、角度，但是学术研究里面有一些你不可能不涉及的政治性的判断。政治问题中最大的一个和战争有关的就是是否承认侵略战争，对于战争是不是进行反省和道歉的问题。

民众的感情那是另一个层面的。因为许多人是战争的亲历者，他们有很深的关于战争的记忆，这种记忆有时候很难从心里抹去，他们会把很多的问题和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这个层面可能感情色彩更浓一点。这就是这三个层面的交错。但是现在需要我们首先把学术层面的问题研究清楚。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或者感情，但是你又要强调或者说又要重视学术层面，这里面就带来很多复杂的问题。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将三个层面的问题完全厘清，所以会遇到很多的困惑，我今天说出来也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先说政治层面，就是日本人是否有反省和道歉。如果从政治外交层面上来说，我们在研究工作一开始就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基本文件，也就是《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还有《中日联合宣言》。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研究的话，应该说战后的日本是有反省的。如果没有反省的话，中日邦交不可能正常化，所以我觉得是有反省的。当然也有人怀疑这种反省是不是表面的外交辞令。其实在座的各位对日本的情况可能也比较了解，我想日本关于战争的反省可能存在很多层面，程度不一样。关于这个我曾经也写过一些文章来谈。我倒是比较看重战后初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关于战争的一些思考，比较典型的像丸山真男先生提出的日本知识分子是悔恨的共同体的主张。之所以悔恨就是因为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日本知识分子都支持战争，没有去反对，只有很少数的人反对，后来也转向了，就是站到了支持战争的立场上。所以在战后发现战争把日本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候，知识分子认识到确实是应该反省的。

当然，这种反省的立场我觉得可能比较多的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的是：把日本拖到战争崩溃的边缘的责任应该谁来负，知识分子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从日本战败的责任角度去思考，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立场。这种立场也慢慢地会有变化，逐渐地会意识到这场战争带给亚洲，带给中国和韩国的灾难，从这个角度上也有飞跃，所以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思考。

日本战后知识分子的思考有些是一脉相承的，我这里举了几个例子。丸山真男我刚才谈到了，我这里举一个家永三郎的例子。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他围绕日本的教科书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努力，对文部省进行诉讼，要坚持他自己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的立场。他自己写过好几本书都是关于反省战争责任的，一会儿我要跟大家谈到我跟他见面时候的一些想法。另外，像大江健三郎这种有影响的文学家，他们自己也是在思考日本的战争责任。前两年我们还邀请他来做过一次报告，他当时报告的题目叫作“始于绝望中的希望”。他所谓绝望就是对日本现在的政治很绝望，认为日本现在是政治“右倾化”。但是他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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