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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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和中国经验(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书系)试读：
前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号角，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至今已经35年过去了，历史发生了沧桑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为之一新，全世界为中国的发展奇迹而一震。“中国道路”“中国经验”遂成为全球热议。怎样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去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正确阐释“中国道路”，科学总结“中国经验”，深刻理解“中国梦”，是本书所要试图解读的主题。
这里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本书所收集的论文大都是笔者2013年陆续撰写的。《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和《十八大的理论创新与哲学创新》分别发表于2008年和2012年。虽然这两篇论文不是2013年撰写的，但仍是笔者论述改革开放和中国经验的代表性论文，故收于本书。所收论文按“改革开放”“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梦”四个议题编辑成书，每个议题的论文均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序，而且在编入本书时都尽量保留了原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色和优势》系首次发表。王伟光2014年2月7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1]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既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这场伟大革命，中华民族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潮流，社会主义中国走在了时代前列，我们党成为时代先锋。
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一）我国改革开放有着深厚的国际国内背景，面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困难，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着力回答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这一时代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各国，在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制逐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但也走了弯路，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停滞，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性挑战和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发展进程中又起死回生，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了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引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走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抉择。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来说，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这三大问题归结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说到底，事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创造性地并将进一步深入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历史性课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科学地破解了这个课题，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邓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2]善于领导”的问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篇答卷。在新世纪新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是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三篇答卷。对三大问题的依次回答，使我们党创造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不间断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产物，又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二）改革开放30年，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带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担负着通过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从困境中走出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重任，而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首要的是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3]题。”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抛弃禁锢头脑的思想束缚，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思想包袱，彻底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深刻的、持续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在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起到了思想动力的巨大作用，思想解放带动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伟大飞跃。
1.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率先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回答“文化大革命”是否错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否一度走错了，错在哪里，也就是要实现拨乱反正，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第二个问题是回答社会主义建设正确的道路是什么，怎样走出一条新路，也就是实现改革开放的任务，确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标志的，党的十五大把这篇重要讲话概括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第一篇政治宣言书。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重大转折：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在社会主义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多年间，尤其是“十年内乱”期间，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路线和作为这条政治路线的思想理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思想路线的指导，导致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中的长期重大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纠正过去“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但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主张，仍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积极性。所谓“两个凡是”，实质上就是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所奉行的“左”的理论和路线不变。1976年到1978年，又经过两年的徘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是雪上加霜，处于危机状态。而恰恰在这个时期，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亚洲“四小龙”已经腾飞，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最高指示”？如此重大的问题必然要反映到理论上，反映到思想上，并集中通过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问题而反映出来。当时，如果不彻底搞清这个问题，就无法实现思想上的大解放，就无法从思想理论上同“左”的思想政治路线相决裂。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思想理论大决战就开始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主张，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人们被束缚已久的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理论上和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路线。邓小平的第一篇政治宣言书，起到了在历史转折关头力挽狂澜的巨大历史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冲破长期以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枷锁，并为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开辟了道路。正是在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指引下，在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党领导全国人民按照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思路和新格局，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改革成功启动，对外开放迈出坚实步伐，城市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项改革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逐步系统化的阶段。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我们党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党的十三大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形成轮廓，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
2.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是深入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
20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国际发生了苏东剧变，列宁亲手创建的社会主义苏联崩溃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暂时失败了，社会主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时，我们党面临着国际国内复杂严峻的形势，面对着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左”的干扰认为改革开放是错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错误的，应该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老路上去。右的干扰则鼓吹完全“西化”，完全私有化，完全资本主义化，要求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向何处去？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明确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有死路一条。谁要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4]这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走下去。“南方谈话”正是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经过邓小平深思熟虑而形成的，它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至关重要的历史关头的第二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宣言书。“南方谈话”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南方谈话”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高度总结，是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发展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南方谈话”抓住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长期困扰人们的根本性问题，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如果说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起到了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航道的重要历史作用，那么“南方谈话”则起到了全面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和实践，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走下去，开拓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局面，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高潮的伟大历史作用。党的十四大对“南方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和伟大现实意义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5]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南方谈话”朴实无华，道理深刻，既对前十年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做了肯定和总结，又对开辟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南方谈话”所具有的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南方谈话”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南方谈话”提出了判断“姓‘社’姓‘资’”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说到底，就是生产力标准，正是生产力标准的讨论掀起了进一步的思想解放。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6]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关键和基础是发展生产力，在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中，最根本的还是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深化和具体化。实践标准主要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恢复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界限。生产力标准主要是针对“生产关系决定论”、“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论”，判断姓“社”姓“资”的僵化固定的思维模式，恢复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种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是思想解放的进一步深入，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阐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断深入认识的必然结果，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
依据实践标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具体国情，尤其是从中国的生产力现实状况出发，制定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那么，基于什么样的理论来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生产力标准，就必须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根本着眼点和落脚点。只有从生产力标准出发，才能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根本标准出发，邓小平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一系列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这样，对生产力标准的学习、研究、讨论和落实，就成为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关键环节。生产力标准正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力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在改革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每一项改革措施的提出、试验和推广，都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每走一步，都涉及进一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性，都涉及衡量改革举措的必要性的客观标准问题。坚持客观的判断标准，克服来自右和“左”两个方面，特别是“左”的方面的干扰，是改革开放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到底以什么标准来看待改革开放十多年的成绩，要不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在政治路线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实际举措方面就提出了一个衡量的客观标准问题，这个客观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
应该说，在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根本道路、大政方针乃至具体举措上，问一下姓“社”还是姓“资”，是应该也是必要的。然而，这里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生产力标准的观点告诉我们，既然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是判断社会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是否正确的最终尺度，那么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来判断什么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用空想的原则、抽象的教条来裁剪火热的现实生活，就会在思想上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在政治上导致或右或“左”的路线，在实践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关键在于科学地掌握判断姓“社”与姓“资”的标准，只要用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来分析，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疑惑不解就会一扫而光。在改革开放中，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性的判断标准，如果离开这个标准，也就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离开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就没有什么是非曲直可言，就会陷入主观随意性，甚至可能会重犯历史性的错误。一旦我们解决了这个根本标准的认识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抛掉沉重的思想包袱，冲破思想牢笼，就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大胆地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大胆地干。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改革开放全面深入，现代化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三）世纪之交和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世纪之交和进入新世纪以来，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世纪之交正是该阶段的历史关键时刻。回顾20世纪最后10年，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有两个重大事件。第一个重大事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发生的“六四”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
我国发生的“六四”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是两件密切相连构成一个整体的带有世界性影响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在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中，在苏东剧变的过程中，经受了巨大的政治考验。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这篇重要讲话中严肃地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7]了。”这是邓小平对“六四”政治风波深刻思考的科学结论。“六四”政治风波也好，苏东剧变也好，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自身。国际国内的政治事件警醒我们：如果党的建设不抓好，最后会出大问题。江泽民精辟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8][9]在我们党”，“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的政治交代，认真思索怎样加强党的建设问题。
江泽民在深刻分析国内外的新情况、新变化时认为，有几件事值得深思：第一件事是1989年政治风波，第二件事是苏东剧变，第三件事是“法轮功”事件，第四件事是台湾国民党下台。深思这四件事，特别是联系我们党内的腐败问题，使人们感到形势严峻。所有问题集中到一点，归结起来就是：一定要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致力于聚精会神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强调要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十四届四中全会就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又做出了专门决定；十五大提出了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总之，我们党的一系列思考和措施，都是要集中解决党的建设问题。
第二个重大事件是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创者。邓小平去世以后，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人还能不能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确定了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并郑重地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在这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特大自然灾害，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提前实现“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前两步。
世纪之交，我们党面临着三大方面的考验：一是世界大变化的考验。整个世界呈现大动荡、大变化、大改组的局面。特别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应对世界性的大变化，对我们党是一个重大考验。二是执政的考验。党在夺取政权后，先后经过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的挫折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特别是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后，我们党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还能不能继续经受住执政的考验，这又是一个重大课题。三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考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经济上去了，但另一方面党的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大案要案情况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说明党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中面临着新形势下的新的考验。能否经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这对我们党来说，也是一个严峻问题。
从历史来看，我们党经历了“两大转折”，从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到执政搞建设，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要着重解决“两个水平、两个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两个水平”，一是执政水平，一是领导水平；“两个能力”，一是防御风险的能力，一是拒腐防变的能力。因此，“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是摆在全党面前最重大最迫切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经受住国际国内的严峻考验，稳住改革开放大局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开放，开拓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成功地推向新世纪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从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在继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最直接的意义来说，是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集中解决了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但是，它又不仅仅是解决党的建设问题，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的全面纲领，它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党的十六大全面总结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对党的建设提出全面的要求，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整体性交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创造性地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等问题，这些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地位、产生的实践基础和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以及如何贯彻落实进行了全面系统论述。对科学发展观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重要地位做了科学定位，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继续解放思想，深入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总之，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继续致力于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大大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的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现新的突破，执政党的建设迈出新的步伐。（四）近代以来，中国实现了两次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是第二次伟大革命，成功地开创和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实现了两次革命，第一次是共产党领导的、先是新民主主义接着是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这次革命改变了制约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振兴中华，如何使中华民族再创辉煌，这是中华民族一切有志之士一个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一系列有作为的人物，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种种救国方案，譬如禁烟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然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旨在救国救民的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一次又一次总是归于失败。究其原因，除了一些旧式农民起义的方案外，许多民族复兴的方案，其主要学习对象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跳不出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愿望。为什么这些救国方案和实践屡屡碰壁呢？这是由国内外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国内外条件不允许中国建立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列强从自身利益考虑，绝不会让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然要维持和强化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为了维持旧制度，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势力也需要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大起来，不允许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担当不起革命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旧式民主革命是解救不了中国的。
历史告诉我们，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旧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抄照搬西方文明，这些方案都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打击下，这些方案和运动瞬息即逝。毛泽东同志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坚持马克思主义、举社会主义旗、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救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彻底的革命，才能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共产党领导的、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从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到党的十七大召开，党在全国执政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期，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党坚持改革开放，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成果丰硕。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和全面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抓住机遇，积极投身于全球化浪潮，共享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大大加快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经济发展持续高速。国民经济长时间快速稳定增长，1978～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高于9.7%，远远超过同期世界经济3%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目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四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突破1.5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一位，钢铁、煤炭、水泥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亿万农民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农村发生了历史巨变。
政治建设稳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加强，民主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政府职能明显转变，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取得很大进展。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农村普遍实行了村民自治。以宪法为核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贯彻落实。广大人民享受到空前的自由民主权利。
文化建设成绩卓越。人民群众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公民意识、竞争意识、法制观念等现代意识显著增强。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民族精神与良好的道德风尚得以弘扬。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正在实施，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和良好条件。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体育事业欣欣向荣，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
社会建设成效显著。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3亿人达到了总体小康。扶贫攻坚计划顺利实施，稳定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反贫困事业成效显著。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社会保险制度覆盖了大多数城镇从业人员和退休人员，城市普遍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已初步建立。社会建设日益朝着全面和谐方向迈进。
国防建设成就巨大。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依靠科技强军，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国防总体实力和防卫作战能力不断提高。
祖国统一取得历史性胜利。顺利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积极贯彻“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祖国大陆同台湾的经贸关系空前发展，教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政党交流打开新的局面。反台独、反分裂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对外关系迈上新台阶。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建立和谐世界。与主要大国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加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周边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新形象。中国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建设，党的领导水平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党内民主朝制度化、规范化方向迈出新步伐。
回顾30年改革开放走过的历史进程，我们在工作中也曾发生过失误和偏差，当前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人民群众还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从党在全国执政的历史、我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史等多方面的视角来看，这3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体制创新最多的30年，是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年，是社会政治最为稳定和民主法制建设成就最大的30年，是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升最高的30年。我们走出了一条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用短短30年的时间走过了许多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使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五）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对于继续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并把它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分重要。
1.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实际的特殊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首要经验。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3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次重大推进，都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以思想理论创新为发端，以观念变革为先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带来了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带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突破性进展。
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同时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这一历史的理论的辩证法，其实质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中国化，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一部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史。3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时代的和民族的内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并运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断发展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成功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2.始终坚持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结合。
始终坚持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始终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辩证统一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个“本”是我们党和中国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坚强保障，是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条“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党和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坚持改革开放，都必须基于两者的统一，一旦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割裂或对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陷入停顿或倒退。
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建立在对国情的清醒和正确的认识上。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一切从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最基本的国情出发。党的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展开和具体化，坚持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就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就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积极争取和团结改革开放中新产生的各社会阶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积极作用。
3.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作为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相结合。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最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改革开放各项事业发展的依靠力量和推动力量。中国农民最先揭开了我国改革的序幕。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乡镇企业，以及城市改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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