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阎学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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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试读：

作者简介

谢晓光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电子信箱：xxg1972@126.com

岳鹏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1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yuep05@126.com

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院教授、纳菲尔德学院研究员。

电子信箱：yuenfoong.khong@nuffield.ox.ac.uk

苗中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zhongquan100@126.com

赵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dearjxc@163.com

迟永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chiyong1212@gmail.com[1]

小国挑战大国的原因与策略

众所周知，国际政治是大国博弈的舞台，大国间的斗争、合作、较量、妥协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宏观格局。但在国际社会中，大国毕竟是少数，还有许多中小国家存在。它们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大国的较量同样值得关注。二战后，国际政治中的不对称冲突增多，根据双方的实力对比，本应是大国凭借巨大的实力优势击败小国，但在不少情况下，弱小国家向实力强大得多的大国发起挑战并最终在较量中获胜，大国对小国的挑衅，有时采取了克制和忍让的态度。一 问题的提出：权力理论与现实情况的差异

弱小国家在什么情况下会主动挑战比自身实力强大得多的大国，它们采取积极进攻策略的原因何在？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需要对传统的权力理论进行回顾。古典现实主义权力理论和新现实主义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都对权力有其自身的解读，并对现实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权力概念最早出现在国内政治中。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把[2]个人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在国际政治领域，古典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权力是国家追求的目标，国家的安全无法寄希望于二战前国联建立的“集体安全”机制，人性本恶，为维护安全，国家必须尽可能地追求权力。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3]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新现实主义则出于“安全困境”的考虑，认为只需保持权力优势即可，过大的权力会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进而加强军备或联合，反过来对本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在对事关权力的关键利益的占有上，国家普遍担心一国可能利用利益获取上的不均衡，实行对他国具有恶意的政策。只要每一方都担心对方会利用其增加的能力，那么即使双方都能[4]获得丰厚的绝对收益，这一前景也会妨碍它们的合作。国家追求的[5]是权力的制衡，而非权力的最大化。

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对权力与国家安全的理解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认为对权力的占有需要达到优势地位，才能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假设权力为P，在双边关系中，两国权力总量值为100，一国可容忍对方国家权力占有量的最大值为U，则：

古典现实主义权力观认为：lim P→100（追求权力最大化）；

新现实主义权力观认为：50＜P≤U＜100（权力控制在维护安全范围内）；

古典现实主义权力观∩新现实主义权力观=（P＞50）。

二者都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一国应占有权力优势地位。但在现实中存在与之并不符合的情况，即小国敢于挑战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家。这在近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发生在2012年4月的黄岩岛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菲律宾公然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企图夺取黄岩岛及其附属岛屿和周边海域，威胁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

菲律宾和中国综合国力相差悬殊。虽然目前评价综合国力的标准有很多，但无疑都将中国排在世界前5个大国之列，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13亿多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工业水平成熟完备。而菲律宾只有9200万人口和29.98万平方公里领土，GDP在2011年只有2247.54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的[6]GDP达到7.8万亿美元，菲律宾的GDP相当于中国的2.88%。对于在黄岩岛争夺上最重要的因素——军事实力，中菲两国更是不在一个档次上，不要说倾中国海军之全力，就是南海舰队的部分军力就已超过菲律宾海军力量总和。从2012年军事力量排名来看，中国排名第3位，而菲律宾只排在第23位。据环球军力网报道，两国军力的大致比较如表1所示。表1 中菲两国军事力量对比

在这种强弱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菲律宾依然主动向中国发起挑战，这是传统权力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为什么菲律宾敢于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敢于挑战比自身实力强大得多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弱小国家挑战大国的情况？弱小国家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这样的策略？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本文将主要从小国的视角出发，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中，定量研究将遵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是模型分析方法，即通过引入期货分析中的“买进看涨期权模型”来分析国家预期收益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以及通过赋值的三维立体模型对国家预期进行计算。第二是统计分析，对1945年至今的不对称冲突的样本进行统计，并根据统计结果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第三是案例检验，以英阿马岛战争、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以及2013年朝鲜连续释放战争“警告”三个案例对模型的可靠性进行检验。二 文献回顾

实力悬殊的不对称冲突在古代和近代历史上时有发生，通常表现为大国主动进攻弱小国家，小国主动向大国发起挑战的情况虽然存在，但由于人们普遍持“以强胜弱”的观念，因此对于这种“反常”情况的研究相对不足。西方学者在研究不对称冲突时，通常关注的是不对称冲突的结果、动机、实力和战略等。对不对称冲突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现实主义理论大师雷蒙·阿隆对法国和北[7]非殖民地国家间冲突的分析。直到1975年安德鲁·迈克才首次提出不对称冲突的概念。迈克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不对称冲突的概念是用来描述对手之间在实力和地位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8]神话比喻‘大卫和歌利亚’之间一种以弱胜强的战争。”

对于不对称冲突中小国为何会主动挑战大国，美国政治学家费彻开勒·迈克尔从弱小国家的思想意识层面进行了解释。迈克尔在《大卫与歌利亚：非对称战争文化的解读》中详细讨论了弱小国家针对大国的侵略问题。根据他的计算，1816—1996年，有54%的不对称冲突是由小国主动进攻大国开始的。他认为，在均势理论和威慑概念框架下，人们通常依据物质资源，如部队和武器的数量、军费开支等对敌人实力进行评估，但这种方法忽略了弱小国家率先发动战争的非物质原因，如思想意识因素。他以纳粹德国当年在实力尚弱时发动侵略性战争为例指出，弱小国家发动战争的主要非物质因素，是它们把自己视为“文化发达”的民族，强大的敌人被视为“文化欠发达”国

[9]家。这一解释虽然具有一定新意，但忽视了最重要的利益因素，因此不能对所有小国发动的不对称战争进行有力的解释。

对这一问题，徐振伟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在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案例研究中运用前景理论，并从利益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弱小国家之所以主动向比自己实力强大得多的国家发起攻击，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不论是先天条件还是后天的发展都无法和美国同日而语，日本理性的选择是不去招惹美国，然而日本之所以冒极大风险偷袭珍珠港，是因为美国对日本的禁运政策将日本逼入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向美国开战，要么选择忍气吞声。在日本人看来，没有石油、钢铁，日本无法维持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也无法维持战争机器的继续运转。如果选择忍气吞声，虽然可以避免暂时与美国开战，但这一选择对资源十分匮乏的日本来说，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与美国国力的差距将越来越

[10]大。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经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后，日本最终决定抢先向美国下手，以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

小国主动向大国发起挑战的现象在东亚秩序的历史进程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周方银在对朝贡体制的分析中，利用博弈模型探讨了实力不对称格局下中国与周边邻国的策略互动，指出在朝贡体制下，周边邻国可以通过把骚扰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同时上表进贡以维持朝贡体[11]制表象的方式，使中国在怀柔与征伐之间面临困难的选择。在朝贡体制中，中国采取的怀柔政策为周边小国提供了靠骚扰中国来获取利益的动机，从而具有自我败坏的特征。对小国来说，其对中国的骚扰是建立在中国不反击的前提之下，一旦中国对小国开战，不管战争胜负如何，其代价都是小国难以承受的。而对于中国来说，对小国的边界骚扰行为偶尔进行几次反击和征讨是必要的，这可以使周边小国认识到中国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决心，从而使周边小国在行为上[12]有所收敛。

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多次出兵伐魏。尽管最后蜀国遭受失败，但对于诸葛亮为何出兵攻打比蜀国强大得多的魏国，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这同时也是对“不对称冲突中小国何以挑战大国”的解释。（1）实现理想说。持这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弱小国家之所以向大国挑战，是为了实现小国的政治理想和国家抱负。为《三国志》做注的南朝著名史学家裴松之指出，诸葛亮北伐是“以兴微继绝克复[13]为己任”。这一点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有所体现。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写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14]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可见，诸葛亮之所以北伐魏国，其背后的政治理想是“兴复汉室”。（2）以攻为守说。在对诸葛亮北伐的研究中，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弱小国家向大国主动发起挑战，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以己方的进攻来避免或迟滞大国的进攻，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以攻为守说的代表人物，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指出：“夫公固全局于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15]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王夫之认为，蜀国之所以以弱攻强，是因为诸葛亮知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并非旦夕之间可以完成，北伐魏国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目的是尽可能抑制魏国的进攻，最大限度地保存蜀国。现实情况也表明这种策略是起作用的，蜀国在北伐中虽然没有彻底击败魏国，但也取得了射杀魏国名将张郃、击败雍州刺史郭淮等一系列战果，这对魏军具有相当的震慑作用，使得魏国在诸葛亮死后近30年的时间里依然不敢大举伐蜀。（3）蚕食扩张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弱小国家向大国发起挑战甚至进攻，其目的不在于一举击败大国，而是通过不断蚕食的方式实现本国的扩张，进而改变两国的力量对比。蜀国北伐魏国，如果说最高理想是兴复汉室，那么最现实的目的则是蚕食雍凉。蜀国的谋臣法正在劝说刘备取汉中时提出：“上可倾覆寇敌，中可以蚕食雍[16]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这一点后来为诸葛亮所继承，诸葛亮北伐除了兴复汉室的最高理想外，还有这样的目的：就算未能消灭曹魏，也可使蜀汉控制雍凉地区。在主要战略目标“兴复汉室”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可以阶段性地实现目标，并在一定程[17]度上有助于日后继续达成主要目标。（4）疲敌扰敌说。除上述三种观点外，现实中也有一些弱小国家主动挑战大国，其目的在于对大国进行袭扰，消耗大国的实力，待到大国疲惫，露出致命破绽时，再发动决定性进攻，赢得最终的胜利。三国时期，蜀国最弱，魏国最强，诸葛亮通过北伐骚扰并消耗魏国的实力，是一种符合以弱胜强规律的行为。蜀国出动大军北伐虽然会消耗不少物资，但相比起来魏国的损失更大。因为诸葛亮每次北伐均占有主动优势，准备也比较充分，而魏国每次都是匆忙应战，后勤补给均需临时征调，且北伐的战场在魏国的领土，不仅对魏国的经济造成破坏，同时诸葛亮还常用魏国的物资和人员去打击魏国，使魏国损失巨大。由于蜀国北伐的次数比较频繁，给魏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蜀国的进攻，魏国不得不疲于奔命，且在战争中多次遭遇失败，国力受到较大消耗。应该说，蜀国的数次北伐充分实现了疲敌扰敌的目的。三 小国挑战大国的原因分析

弱小国家为何主动挑战大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具体事例的分析上，缺乏整体和系统性的分析。弱小国家为何敢于挑战大国，如果细分起来，原因可以罗列很多，如国内政治的需要、民族主义影响、盟友的态度等，这些因素可归纳为三个维度，即小国自身因素、大国因素和外部干预力量因素。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三个维度加以论述。（一）利益价值度在小国挑战大国策略中的作用

国家利益是影响一国行为的重要因素，不管影响国家行为的国内因素有哪些，归结起来都是要服从于国家利益。只有当一国认为某项行动符合本国国家利益时，该国才会去执行。小国之所以选择挑战大国，必然是为了争夺某项它认为十分重要的利益。然而，在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上存在很多标准，对于国家发展的不同认识也使国家利益的概念变得抽象和模糊。约瑟夫·奈指出，国家利益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既可以用来描述对外政策，又可用来制定对外政策，它常常会[18]引发热烈的讨论。因此，很难说某项利益究竟是大还是小，是重要利益还是一般利益。

另外，虽然利益有大小之分，但并不能认为只要是绝对收益大的利益，国家就一定会去追求。国家是否追求某项利益，以及追求某项利益的程度，取决于该项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中所占的比重。为此我们需要设定一个新的概念，即利益价值度。本文将利益价值度定义为某项特定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中所占的比重，即：利益价值度=某项特定利益/国家整体利益。比重越大，利益价值度越高；利益价值度越高，相关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为获得该利益愿意付出的成本也越高。

在已有研究中，和利益价值度最接近的是被学者称为利益关切度[19]的概念。学者们将利益关切度与安德鲁·迈克提出的“政治脆弱性”联系在一起，认为行为体的利益关切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为体政治脆弱性的程度。行为体在冲突中的利益关切度越高，那么它做出退出战争的政治决定时受到的阻力就会越大；行为体在冲突中的利益关[20]切度越低，那么它就越容易做出退出战争的决定。然而，这些学者没有给出衡量利益关切度大小的标准。另外，与利益价值度相比，利益关切度这一概念包含更多主观因素，即利益关切度受政府官员、政党、利益团体和媒体等组织的干预，这些组织对利益大小的判断也存在差别，难以确定统一的判断利益关切度大小的标准。使用利益价值度衡量国家行为，比单纯用“利益”这一笼统的概念更具有解释力。当小国所能获得的利益在其本国利益中的比重比大国更高时，弱小国家挑战大国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如果利益价值度达到非常高的程度，那么弱小国家挑战大国即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二）不对称冲突中大国是否使用武力的分析

在不对称冲突中，弱小国家在与大国对抗时实力处于严重弱势，但即使如此，依然会出现弱小国家为了获得某项利益主动挑战大国的情况。这不仅是由于该项利益对小国来说极为重要，同样也有来自大国的因素，这是我们要论述的第二个维度，即某项特定利益的大国舍弃度，具体来说就是在面对是否要争取某项利益时，大国选择放弃使用武力的倾向。

在衡量国家实力的方法中，通常是以一国对权力的占有量来作为判定标准。权力占有量越大，一国的实力越大，该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就会占据优势地位。在现实世界中，资源、能源、战略要地、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地区主导权等，都被视为权力占有量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事实上，当两个国家因某项利益的争夺而发生冲突时，胜利者并非一定是权力占有量大的国家。因为权力占有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只有将这些潜在力量转化为真正的行动时，所占有的那些权力要素，如资源、能源、经济实力、军事装备等才会发挥实际作用。而如果没有采取行动，则所占有的权力永远只是一种潜在力量。正是因为权力在从潜在力量到实际力量中存在着一个转化的过程，即大国需要采取行动，因此，弱小国家才敢于在某些情况下主动向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家发起挑战。1.国家预期收益变化对大国行为的影响

弱小国家如果想在向大国发起的挑战中取得胜利，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要确保大国克制其使用武力的冲动，避免大国采取超过小国承受能力的实质性行动，即小国如要取胜的必要条件是大国使用武力决心的有限性。

大国是否使用武力的选择和逻辑，类似金融领域的期权交易。国家在面对某项特定利益时的选择类似于在期权市场上进行的买进看涨期权交易。买进看涨期权是指，看涨期权的买方在支付一笔权利金后，便享有了按约定的执行价格买入相关标的物的权利，但不负有必须买进的义务，从而锁定了标的物市场价格下跌可能存在的潜在损失。[21]这就好比大国为国防建设投入了一笔资金，打造了一支军队，便享有了在特定的时候（如遭遇入侵或对外扩张）进行战争的能力，但并不一定发展了军队就必须进行战争。

买进看涨期权的损益如下：（1）当S＞X时，损益=S-X-C；（2）当S≤X时，损益=-C。

其中，S：标的物的市场价格；X：执行价格；C：看涨期权的权利金。

当标的物市场价格小于等于执行价格时，看涨期权买方不行使期权，其最大损失为权利金。当标的物的市场价格高于执行价格时，看涨期权买方可执行期权，以执行价格获得标的物；随着标的物市场价格的上涨，买方也可在期权价格上涨时卖出期权平仓，获取价差收益。[22]也就是说，在看涨期权中，随着价格上涨，其收益可以无限大；而当价格下跌时，其最大损失为权利金。

期权市场上对买入看涨期权的分析同样可以解释国家的选择问题。一国想要获得某种程度的潜在权力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为了获得维护领海主权的权力，该国需要斥巨资打造一支舰队，这个为获取权力而付出的成本就相当于在期权市场上为了获得收益而付出的权利金。由于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因此该国在决定是否使用武力前会仔细考虑，如果该国预测使用武力的收益大于成本，则该国会使用武力，此时该国处在获利状态，其获利为收益减去成本（见表2）；如果其收益小于或等于成本，但是大于0，则该国也会考虑使用武力，此时该国处于可接受的亏损状态，其损失为成本减去收益；当该国的收益为负数或0时，该国会选择放弃使用武力，此时该国处于不可接受的亏损状态。由于该国选择了放弃使用武力，其潜在力量未能发挥出来，该国的损失是为了获得这种潜在力量所付出的成本，若该国不放弃使用武力，则将承受超过成本的更大损失。表2 预期收益变化对国家行权选择的影响

当一国预期面临不可接受的损失，即该国在和另一国较量中收益≤0时，该国将选择放弃使用武力。这适用于包括大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大国在决定是否使用武力时，也会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因为大国存在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这便给了弱小国家可乘之机。弱小国家若想在和大国的较量中取胜，需要让大国处在不可接受的损失状态，从而使大国选择放弃使用武力。我们假设两国的权力总量为10，其中大国的权力占有量，即潜在力量为9，小国的权力占有量仅为1，看起来是大国处于绝对优势。但在现实较量中，如果小国发起挑战而大国放弃使用武力，则其实际权力为0，而小国为1，小国因此占据了比大国更高的优势地位，并将最终在这场较量中获得胜利。2.弱小国家迫使大国放弃使用武力的策略分析

由于大国在和弱小国家较量中会考虑它的成本与收益，因此存在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在上文我们通过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来分析了收益变化对国家行为选择的影响，由于本文论述的前提是小国主动挑战大国，因此上面的论述是基于大国立场。而从小国的立场出发，如果要迫使大国放弃使用武力，进而取得胜利，它应采取的具体策略，同样值得分析。

为此，我们需要对权力成本这一概念进行更细致的划分。传统理解上的权力成本是为获得该项权力的使用能力所付出的投入，但这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权力成本，因为当一国采取具体行动时，在行动的过程中也会付出相应成本。如，当一国派遣军队参与某场战争时，其成本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战争能力的武器装备、相关物资和参战人员，从军队出动的那一刻起，该国还将面临他国的政治军事干涉、国际外交和舆论压力，以及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为应对这些困难所付出的成本也成为权力总成本的一部分。我们在理解权力成本这一概念时，应当认识到，权力成本=创造权力成本+行使权力成本。

为了清楚地分析弱小国家迫使大国放弃行使武力的策略，我们设计一个国家行使武力选择的曲线模型（见图1）。假设A国为强国，B国为弱国，A国的权力成本为a，A国创造权力成本为c，A国行使权力成本为d，A国使用武力的收益为x。当B国发出挑战，即行使权力时，A国有两个选择，即以武力应对和放弃使用武力。图1 国家行使武力选择的曲线模型（图中黑色粗线为A国的选择，虚线为x-a≤-c的情况）（1）当x-a＞0时，即使用武力收益大于权力成本时，A国会选择行使武力，其最终所得为（0～+∞）；（2）当x-a≤0时，A国若放弃行使武力，则最大损失为创造权力成本c，即A此时所得为-c；（3）当-c＜x-a≤0时，A国若选择行使武力，此时损失为（-c～0）。

因此，A国明智的选择是当-c＜x-a时行使武力，其最终所得为（-c～+∞）。（4）当-a≤x-a≤-c时，若A国选择行使武力，则其损失为（-a～-c）；若A国放弃行使武力，则其损失为-c；（5）当x-a≤-a时，若A国选择行使武力，则其损失为（-∞～-a），这意味着此时将带来超过其成本的额外损失，A国更要放弃使用武力。

因此，当x-a≤-c这种情况发生时，A国的明智做法是放弃行使武力，其最终所得为-c。

由此我们得出了一条折线，即A国对于使用武力选择的折线（见图1中黑色粗线），A国所作出的选择即为这条折线上的任意一点。

当我们计算到这一步时，我们只是得出了A国的行为选择曲线，那么在面对A国的这条行为曲线时，作为弱小国家的B国该如何操作才能获取最后的胜利呢？

由于权力成本=创造权力成本+行使权力成本，即a=c+d，（1）从-c＜x-a可推导出-c＜x-c-d，

∴0＜x-d，

∴d＜x，即A国若选择行使武力，则其收益一定要大于使用武力的成本才行。（2）从x-a≤-c可推导出x≤a-c

∴x≤c+d-c，

∴x≤d，即A国若选择放弃行使武力，则其使用武力的收益一定不会大于使用武力的成本。（3）设B国行使武力收益为y，由于小国在和大国就某项利益进行争夺时，一方所得即为一方所失，我们可将其视为“零和”博弈关系，因此我们可假设两国行使武力所获得的收益相同，即x=y；

∵当A国选择放弃使用武力时，x≤d，

∴y≤d，即B国行使武力收益小于或等于A国行使武力成本时，A国会放弃行使武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作为弱小国家的B国如果想要在对某项利益的争夺中战胜强大的A国，它可以采取两种策略：（1）B国将其目标收益控制在小于或等于A国使用武力所付出成本这一范围内；（2）B国在不降低目标收益的前提下，想办法提高A国在使用武力时付出的成本。

具体来说，小国如果想在和大国的较量中取胜，按照第一个策略，小国不能一次性贪图获得太大的利益，而要步步为营，将一个一个小的利益最终转化为比较大的利益。第二个策略则暗示了小国为了获胜，将给大国制造各种各样的阻碍，让大国为获得该项利益而使用武力得不偿失，最典型的手段莫过于寻求外部支持和援助。在现实的国与国较量中，小国不惜冒被大国击败的风险而与大国进行争夺的利益，必然是对该国来说利益价值度极高的利益，因此弱小国家会优先选择第二个策略，即不改变其目标收益，而设法提高大国使用武力的成本，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寻求外部援助。（三）外部援助影响大国使用武力的统计分析

弱小国家在迫使大国放弃使用武力的策略中，小国须设法提高大国在使用武力时付出的成本，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法获得外部援助。杰弗里·内科德从军事的角度曾指出：如果弱势一方能够得到外来援助，那么它就可以削弱甚至消除冲突双方在军事战场上的[23]物质实力不对称，从而取得冲突的胜利。当然，在国与国争端中，军事援助只是外部援助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外部援助的种类很多，有的是为了消除贫困，有的是应对突发灾害，有的是为了对付经济困境。本文所指的外来援助，主要是一国在与另一国发生冲突时，得到的他国或国际上的军事、经济或外交支持。当弱小国家与大国为某项利益发生冲突时，小国能否获得外部支持成为影响结果的第三个重要维度。如果小国没有获得任何外来援助，则对其是否获得外援的判定毫无争议，但是当小国获得一定程度的外部援助时，其作用的判定就存在争议。援助可以来自大国，也可以来自能力很小的其他小国。由于外部援助作为第三个维度必须具备足够的影响力，而来自小国的外部援助对弱小国家和大国较量起不到足够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将弱小国家是否能获得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公开支持作为判定是否获得外来援助的标准。

冲突的结果也不好判断，因为某些冲突的结果看上去并不明显，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交战双方互有得失。但是如果从意图上看，美国的意图是要推翻萨达姆政权，进而加强对中东地区的控制，而伊拉克的意图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权存续。最终的结果是虽然美军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但依然达到了它最初的意图，我们可以认定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因此，我们在对冲突结果的判定中，将大国是否最终达到其战略意图作为判断胜负的标准。

由于本文考察的核心是小国为何主动挑战大国，因此除了对小国与大国发生不对称冲突时所得外部援助与冲突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外，还要考虑小国在不对称冲突中是否采取了主动挑战大国的策略。由于小国主动挑战大国，往往是由于所追求的利益目标对小国来说极为重要（例如民族独立），这一重要的变量将大大提高小国在与大国斗争中的坚定程度，从而影响到不对称冲突的结果。本文在对不对称冲突中小国是否主动挑战大国进行判断时，依据的标准是小国是否主动向大国发起进攻，或采取危害大国国家安全和地区统治的行为。

为了考察小国所获得的外部援助对大国使用武力选择的影响，我们选取从二战后，即1945—2012年间小国和大国发生的55场不对称冲突的历史事件，对这些历史上的不对称冲突进行统计分析（见表[24]3）。表3 二战后小国与大国冲突情况概览（1945—2012年）续表续表

从表3可以看出，自二战以后，小国在与大国的较量中，有16次小国获得外部援助，最终的结果都是大国以失败告终，大国的失败率为100%。而另外39次与大国的较量中，小国没有获得外部援助，最终大国有10次以失败告终，大国的失败率约为25.64%。这说明，是否获得外部援助，对小国能否在与大国的较量中取胜有着重要影响。当小国获得外部援助时，大国不得不面对极高的失败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将倾向于选择放弃使用武力，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我们通过统计软件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对1945—2012年国际上发生的55场弱小国家与大国（或国家联盟）的冲突事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根据标准回归系数公式以及SPSS软件，显示弱小国家是否获得外部援助与大国在冲突中的结果之间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表4 小国获得外部援助与大国在冲突中所获结果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在“小国是否获得外部援助”与“大国在冲突中所获结果”的关系中，标准回归系数为-0.664，这说明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这一结果是可靠的，即一个变量越大，则另外一个变量越小，反之亦然。此外，“小国是否主动挑战大国”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205，显著性水平为0.049，这说明这一结果也是可靠的，小国是否主动挑战大国这一变量对冲突的结果基本不会构成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弱小国家能否获得外援，尤其是来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样的大国的援助，是弱小国家能否取胜于大国的重要因素。在国际社会现实中，大国在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时，会对小国是否获得外部援助这一因素加以重视和考虑。如果小国获得了外部援助，则大国将很可能落败，此时大国将倾向于不使用武力或采取谨慎的行动，以免招致更大的损失；如果小国没有获得外部援助，那么大国将更有可能在与小国的较量中获胜，此时大国将更倾向于使用武力或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四 弱小国家挑战大国的策略分析与模型预测

由于弱小国家选择对大国发起挑战时将考虑其所争取的某项利益对其自身的利益价值度、该项利益对它所挑战的大国的利益舍弃度，以及是否能获得和获得何种程度的外部援助这三个方面，因此我们在对弱小国家挑战大国进行分析时，需要将这三个变量综合起来考虑，并从这三个维度进行定量分析。基于构建预测模型的需要，我们需要将以上三个维度分别进行等级区分，并按照不同等级赋予具体数值。

首先，某项特定利益对弱小国家的利益价值度按照利益的重要程度可以分为5个级别：（1）利益价值度极高（关系到国家或民族生存与国家安全、政权的稳定、领土完整）；（2）利益价值度高（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或文化利益）；（3）利益价值度中等（不威胁国家生存的部分安全利益，及部分经济和文化利益）；（4）利益价值度一般（涉及国内少数群体的经济文化利益）；（5）利益价值度低（基本[25]不涉及国家利益）。

其次，在上文我们在对大国使用武力选择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大国使用武力与否根本上还是对自身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其关键在于某项利益对大国的重要程度。在与小国的争夺中，由于大国整体的国家利益要比小国大得多，因此有些个别的利益对大国来说就没有对小国那么重要，但是当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或重大利益时，大国同样会奋力争夺。我们在对大国的分析中，也可将大国使用武力的选择转化为大国对利益的考量，即大国的利益价值度。

由于弱小国家在挑战大国时需考虑该项利益对大国的重要性，重要性越低，则小国得手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越小，二者是负相关关系。因此在对某项利益对大国的重要性进行等级划分时，为了便于测量，我们以大国的利益舍弃度来进行界定。大国的利益舍弃度指的是某项利益对大国来说可被放弃的程度有多大。大国的利益舍弃度越大，小国得手的概率就越大，采取主动进攻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大国的利益舍弃度=（大国整体国家利益-某项特定利益）/大国整体国家利益

按照某项特定利益的重要程度，我们将大国的利益舍弃度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也分为5个等级：（1）利益舍弃度极高；（2）利益舍弃度高；（3）利益舍弃度中等；（4）利益舍弃度较低；（5）利益舍弃[26]度极低。

需要说明的是，大国对某一利益的舍弃度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相对的。当受其他因素影响，使更大的利益面临损失的危险时，大国对该利益的舍弃度将大大上升。如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起初英法等国对于苏伊士运河的利益舍弃度极低，因为自从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英法两国一直将苏伊士运河作为通往中东产油国和亚洲的生命线，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使英法无法直接对运河进行控制，损害了英法两国的利益，因此英法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第二次中东战争。但随着美苏两大国的介入，英法和以色列面临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危险，对比之下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最终英法等国撤走了军队，默认了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

弱小国家是否能获得及获得何种程度的外部援助也可按照其重要程度划分等级。由于本文的模型是以三个维度所取的值来计算结果，因此等级划分的越高，意味着可取的值越大，该维度在模型中的作用也越大。由于在两国较量中，外部援助作为第三方力量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在进行等级划分时，为了提高模型和现实的吻合度，该维度的等级数量与小国利益价值度和大国利益舍弃度相似，分为6个等级：（1）直接派军队加入战争或威胁大国的国家安全；（2）提供大量物质和资金支援；（3）为该大国行动设置阻碍；（4）提供少量物质和资金支持；（5）在国际上进行一般性的外交和舆论支持；（6）未给予支持和援助。

接下来我们按照每个维度的等级顺序，分别加以赋值，由于小国利益价值度和大国利益舍弃度，二者任何一方为0，冲突都无法发生，因此我们将最小值设为1，以5、4、3、2、1为小国利益价值度、大国利益舍弃度的指数，以5、4、3、2、1、0为小国获得外部援助的指数。

小国利益价值度和大国利益舍弃度属于互不影响，且共同发挥作用的两个要素，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属于相乘的关系，而外部援助则属于第三方力量，起到的是推动作用，而非决定作用。尽管二战后至今，获得外部援助的小国在冲突中都取得了胜利，但依然有一些小国在没有获得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如印尼人抗荷斗争、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等。因此，对外援助并非是小国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与小国利益价值度和大国利益舍弃度是相加的关系。据此得出模型公式：小国获胜的可能性系数（P）=小国利益价值度（x）×大国利益舍弃度（y）+小国所获外部援助（a），即P=xy+a。根据这一公式所形成的是一个三维的双曲抛物面，也称为马鞍面。由于x和y都大于0，a大于等于0，因此小国获胜的可能性系数P的值也是正数。准确的模型为双曲抛物面的八分之一，即A、B、C、D、E所围成的区域（见图2，其中虚线为三维图形中不可视部分）。小国获胜的可能性系数P的最大值为三个维度上均取得最大值时，即Pmax=5×5＋5=30。图2 弱国选择挑战大国策略模型的双曲抛物面示意

在现实中，由于通常很难做到在每一个维度上都达到最大值，因此弱小国家挑战大国成功的实际可能性系数P为0—30区间的任意数值。当弱小国家挑战大国成功的实际可能性系数占到最大系数的一半以上时，弱小国家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会倾向于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获取目标利益。换句话说，当P/Pmax＞50%时，弱小国家会为了某项特定利益倾向于采用主动挑战大国的策略。五 历史及现实事件对模型的检验

对于前面建立的三维模型，为了证明其有效性，我们需要选取具体的历史和现实中弱小国家和大国（或国家联盟）对抗的实例来进行[27]检验。如果案例通过了检验，则证明模型是可靠和有效的。需要注意的是，该模型三个维度都是基于事发前的预期，因此需要重点选取在事件发生前，弱小国家对于特定事件对自身国家利益价值度、大国利益舍弃度以及获得外部援助的估计。本文选取英阿马岛战争、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和2013年朝鲜连续释放战争“警告”这三个案例进行检验。之所以选取这三个案例，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三个案例的结果不同。英阿马岛（福克兰群岛）战争的结果是大国获胜，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的结果是小国取胜，而朝鲜则是以主动收敛其行为收场的。第二，这三个案例的性质不同。英阿马岛战争胜利的一方属于比较完全的胜利，即军事和政治上均获得胜利。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中，埃及属于不完全取胜，即在政治上胜利，但在军事上失败。朝鲜则是由于第三方的压制而主动放弃战争“警告”，其挑战大国的目的没有达到，但也没有遭遇巨大损失，双方不胜不败，恢复到原有的状态。（一）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模型检验

马岛之战发生前，阿根廷方面对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这一利益的利益价值度、英国的利益舍弃度，以及能否和获得何种程度的外部援助有其自身的预期。

马尔维纳斯群岛（以下简称马岛）最早于1690年为英国人发现，被命名为“福克兰群岛”，1816年阿根廷独立后宣布继承马岛，但1833年英国派军队占领马岛，宣称拥有主权。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阿根廷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全国人民对军政府日益不满。此时，马岛地区却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其储量可能是英国北海油田的三

[28]倍。对阿根廷来说，占领马岛的价值不仅仅是收回一片领土，还意味着得到缓解经济困境和政府危机的重要能源资源。另外，夺回马岛也有助于转移国内民众的矛盾，提高政府威信。因此夺回马岛对阿根廷的利益价值度可定位为第一等级，取值5。

对于英国的利益舍弃度的判定，阿根廷政府认为马岛对英国的价值有限，若要前来争夺，英国将付出巨大代价，得不偿失，因此英国会轻易将马岛放弃，就像放弃很多前殖民地一样。加尔铁里后来承认，他没想到英国会为一个远在千里外的小群岛大动干戈。“就个人来说，我断定那是几乎不可能或完全不会有的事，”加尔铁里说，“为什么一个地处欧洲中心的国家竟这么关心远在大西洋中的一些岛屿，[29]而这些岛屿并不与任何国家利益攸关？”因此，阿根廷在对英国的利益舍弃度的判定上，认为英国对马岛的舍弃度极高，取值5。

在对外部援助的预期上，阿根廷政府也非常乐观。在当时的阿根廷，加尔铁里和他的多数追随者都以为美国会支持阿根廷。特别是在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任内，阿根廷军方对美国在中美洲的扩张予以支持。1981年，加尔铁里访问华盛顿受到热情欢迎，并认为美国会对[30]阿根廷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美国当时是英国的最重要盟友，英国在国际上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因此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质是对英国的釜底抽薪，对其行动设置障碍。阿根廷对外部援助的这种预期，可以定位为外部援助的第三等级，取值3。

根据以上阿根廷政府对三个维度的分别预期，最终获胜的总的可能性系数P=5×5＋3=28，由于P/Pmax=93.3%＞50%，因此阿根廷选择了挑战英国的策略，派军队占领了马岛。

而事实和阿根廷预测的截然不同。阿根廷本国的利益价值度本身保持不变。英国在事发后立刻做出反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这是决定英国国威能否重振的关键时刻，如果退让，将造成英国国际地[31]位不可遏制的衰落。因此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对抗之路，派遣特混舰队开赴马岛海域。英国对马岛的实际舍弃度处于舍弃度的最低等级，取值1。

美国也并没有如阿根廷所预料的那样作壁上观。美国在调停失败后，宣布对阿实行制裁，并向英国提供作战物资、空中加油机和卫星通信等多方面的支援。欧洲则通过北约和欧洲共同体对阿实行经济制裁和禁运。原来向阿出售武器和零件的法国，不但停止出售，还不准其他国家转卖，从而使阿根廷军队大量消耗的武器装备得不到补充。[32]实际上阿根廷没有得到任何的外部援助，取最低值0。

根据三个维度的现实情况来取值，最终得到的阿根廷实际获胜的总可能性系数P′=5×1＋0=5，P′/Pmax=16.7%＜50%，因此阿根廷在这场和英国的较量中必败无疑。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阿根廷在三个维度中的“大国利益舍弃度”和“小国获得外部援助”上出现了错误的预期，采取了错误的行动，因此导致了最终的失败。不仅未能收回马岛，还导致加尔铁里政府倒台。（二）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的模型检验

如果说英阿马岛战争的结局是以小国阿根廷的失败告终，那么发生在1956年的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则是小国埃及最终获得了胜利。然而，埃及的胜利和马岛战争中英国的胜利是不一样的。在这场冲突中，埃及的胜利是不完全的胜利，其特殊性在于，埃及的胜利只是由于外部强大的援助力量而获得政治上的胜利，但在军事上则是失败的。能否检验出这种“不完全胜利”的特殊性是考验模型是否准确的重要因素。

这场冲突起源于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是沟通红海和地中海的重要航道，并间接连接了大西洋和印度洋。自1869年开通以来，它一直受英法的控制。对埃及来说，苏伊士运河的价值极为重要，为了建造运河，埃及付出的代价包括800万埃镑的费用和12万民工的宝贵生命。埃及总统纳赛尔在1956年7月26日的演讲中指出：苏伊士运河“是由埃及人民的灵魂、头颅、鲜血和尸骨筑成的”。尽管埃及付出了巨大代价，但直到1956年，埃及还只掌握着苏伊士运河公司5%的[33]股份，仅有7%的运河收入流入埃及国家银行。这是埃及所不能容忍的。1956年6月18日英军撤出运河区，结束英军对埃及74年的占领，但运河公司仍然处于英法两国的掌握之下。此时，彻底收回运河主权，进一步巩固民族独立，保卫经济权益，发展民族经济，成为埃及民族[34]独立运动的首要目标。因此我们可以判定，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对埃及的利益价值度为最大值5。

对于英法两国利益舍弃度的判定，埃及政府认为，自二战后，第三世界出现了民族解放浪潮，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捉襟见肘。就在1956年，英国还在应对马来亚人民反英起义（1948.6—1957.8）、肯尼亚反英武装斗争（1952.10—1963.12）、塞浦路斯独立战争（1955.4—1960.8）、阿曼反英武装斗争（1955.12—1960）等多起民族独立运动；法国也在应对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斗争（1954.11—1962.3）和喀麦隆反法武装斗争（1956.7—1960）；而且在当年6月18日，英国刚刚将军队撤出了运河区。如果此时埃及顺势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英法除了采取经济封锁和制裁等措施，将不会有太大反应。这一点通过当时在纳赛尔身边任职的一位前经济财政部部长的回忆可以体现出来。这位部长在一篇回忆性文章中提及，在1956年7月22日，纳赛尔总统召他到办公室，向他告知了已经做出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决定，并要求他立即着手下列三项工作：（1）估算运河公司股票总额以及埃方应支付的赔偿金额；（2）起草一份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法律草案；（3）迅速安排好必要的外汇储备，以防收[35]复运河主权后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经济封锁。除此之外，纳赛尔并没有要求他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经济准备。由此可见，当时埃及政府已经预见到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行动可能招致英法等国的经济制裁，但并未认识到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会导致战争的立即爆发。埃及政府认为苏伊士运河属于不威胁英法两国国家生存的部分安全和经济利益，在殖民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英法两国应接不暇，将无力采取武力干预措施，因此对英法在苏伊士运河上的利益舍弃度的判定为利益舍弃度中等，取值3。

在获得外部援助方面，纳赛尔也有一定把握。在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仅两个月前的1956年5月16日，埃及放弃了对蒋介石政府的承认，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此外，苏联更是埃及政府有力的外援，自美英两国从阿斯旺大坝项目撤资后，苏联便承担了对阿斯旺大坝的投资，并成为埃及最主要的武器供应方。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确认得到苏联的支持下，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

[36]化。因此，埃及政府对外部援助的判断定位于至少将会获得少数物资方面的援助，取值2。

根据以上埃及政府对三个维度的分别预期，最终获胜的总的可能性系数P=5×3＋2=17，由于P/Pmax≈57%＞50%，因此埃及政府选择了挑战英法的策略，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现实情况与埃及政府的预期大致接近。首先，埃及本国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利益价值度依然取值为5，保持不变。其次，英法两国对苏伊士运河的利益舍弃度比埃及预想的更低一些。原因在于苏伊士运河作为重要的航线，每年要通过1亿吨的货物，其中3/5是运往西欧的石油。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心目中，苏伊士运河是它们的生命线。[37]英法两国认为，苏伊士运河虽然不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但关系到两国的整体经济利益，因此，当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英法很快纠集以色列，一同向埃及发起了进攻。所以，英法两国对苏伊士运河的实际利益舍弃度较低，应该取值为2。最后，在外部援助方面，埃及获得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支持。此外，阿拉伯国家首次把石油当做武器抗击侵略：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都炸毁或临时关闭了输送到美、英、法等国的石油管线。美国大使急忙向纳赛尔保证，将尽快在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战争。美国早就为英法以三国背着它策划入侵埃及大为恼火，它也不愿英法势力卷土重来，盘踞中东。英法发动空袭不久，在美国主导下，联合国通过了997号决议，要求交战双方停火。英法最初不愿停火，美国不惜用游弋于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进行威胁。基于把英法势力排挤出中东的共同诉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也写信警告英法以三国领导人：如[38]果不停火，苏联将使用武力干涉，必要时将实施核攻击。因此，埃及获得的外部援助的实际情况应为获得巨大外部援助，即外部援助威胁到对手大国的国家安全，应取值5。

根据三个维度的现实情况来取值，最终得到的埃及实际获胜的总可能性系数P′=5×2＋5=15，P′/Pmax=50%，这一结果意味着在冲突中最终双方互有胜负，其中外部援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现实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结果的准确性。在由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引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军队遭受了巨大损失，阵亡1650人、5000人负伤、6200人失踪及被俘、255架飞机有215架被击落；而英法以三国加在一起，一共只有226人阵亡、1030人受伤、4人被俘、20架飞机[39]被击落。整个战场形势对埃及也十分不利，埃及面临三国进攻，阵地不断丢失，由于空军几乎损失殆尽，丧失了战场制空权，埃军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应该说，在军事上，埃及是失败的。但是军事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结果，由于美苏不惜以武力干预，英法以三国不得不放弃进攻，从埃及撤军，默认了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虽然在军事上失利，但是在政治上，埃及获得了胜利。由于埃及成功保持住了战争前的状态，即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因此历史学家基本认定第二次中东战争的胜利者是埃及，不过这一评价标准并非军事的，而是政治的。（三）2013年朝鲜连续释放战争“警告”的模型分析

除了能对英阿马岛战争和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这两个案例进行检验外，该模型还能够对2013年朝鲜连续释放战争“警告”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朝鲜连续释放战争“警告”，起因在于2013年2月12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坚持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美日韩等国更是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向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部署先进武器及调派军队，并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面对国外的严峻压力，朝鲜连续释放战争“警告”，表明其毫不示弱的强硬立场：3月11日，朝鲜宣布废除《朝鲜停战协定》；3月30日，朝鲜宣布朝韩进入战争状态；4月2日，朝鲜重启已关闭的核反应堆；4月4日，朝鲜军方称作战方案获最终批准；4月5日，朝鲜敦促外国驻朝使馆人员撤离；4月8日，朝鲜宣布关闭开城工业园区；4月14日，朝鲜拒绝韩国对话提议。在朝鲜不断发出战争“警告”，以及美日韩对朝鲜加紧制裁和防范的较量中，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朝鲜是否弃核。

朝鲜是一个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尽管朝鲜一直以来渴望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但由于与美韩等国的敌对状态始终存在，朝鲜不仅缺乏发展本国经济的良好外部条件，甚至其国家还面临着在美国支持下被韩国“统一”的安全威胁。研发出核武器，并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核国家地位，对朝鲜意义重大，它直接关系到朝鲜的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另外，鉴于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在放弃研制核武器后，由于缺乏必要的威慑手段，落得亡国身死的下场，朝鲜更加引以为戒，将核武器视为国家的生命。3月31日，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召开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主持召开了两年一度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金正恩在会上强调“核武器是朝鲜民族的生命，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40]并表示要加强对核武器的研发。这表明核武器对朝鲜来说，其利益价值度极高，取值5。

另外，美日韩的态度是绝不容许朝鲜拥有核武器，对此持有坚定的立场，作为当事方的朝鲜也深知美日韩对朝核问题的态度。朝鲜之所以敢于以战争相威胁，以达到与美国单独对话，迫使其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的目的，其前提在于朝鲜预期美国虽然对朝鲜拥有核武器持反对态度，但更不愿意与朝鲜甚至中国直接交战。虽然在此次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下中国并没有做出明确反对美国的表态，但2006年中国外交部在一次涉及朝核问题的新闻发布会时曾明确表示过：“中国[41]坚决反对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如果发动对朝战争，首先将面临中国的坚决反对，此外，俄罗斯、日本甚至韩国出于本国或本民族利益的考虑，也不希望美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这使美国很难组织起针对朝鲜的战争。日本的前防卫相森本敏在4月9日盛传朝鲜继核试验后即将发射导弹时接受TBS电视台采[42]访时表示，即使朝鲜试射导弹，美国也不会主动进攻朝鲜。正是由于周边国家的反对，以及可能面临与中国的直接交战，使得朝鲜预期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舍弃度能够从坚决反对至少提高到默认的状态，即达到利益舍弃度中等状态，取值3。

在对外部援助的预期上，朝鲜认为一旦爆发与美国的战争，将会至少得到来自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的直接军事援助。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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