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国庆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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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邮商试读：
内容提要
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邮商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谭小雷、郝温学、江源和洪建军这四大邮商的成长历程，对1978年到2011年的中国邮票交易市场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和概括。小说既生动阐述了四大邮商的生存发展，又详细勾勒了他们的爱恨情仇，作者紧扣“邮商”这个主题，对大时代下的中国邮市抒发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作为职业邮商和邮票专家，作者对邮票市场的生存之道和交易过程十分熟悉，对中国邮商的成长历程也了然于胸。邮票是什么，邮市是什么，邮商是什么，这部小说都有交代。
自序
喜欢邮票这个行业，不是误打误撞，而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天秤座对美图的追求和探索，是骨子里天生的DNA作祟，无需任何外力驱使。1980年，猴票发行，我开始集邮，从此疯魔，那一年，我11岁，小学四年级。
集邮在中国，是西风东渐的结果，经过约一百年的时光转换，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邮票集散地。无论是集邮爱好者的人数，还是从事邮票职业的人数；无论是邮票经营场所的规模，还是邮票交易的规模，都高踞世界第一，睥睨群雄。像马甸邮票市场，营业面积达8000平方米，邮商人数约3000人，每年现货交易金额逾2000亿（不含电子盘），如此推算，全国邮商群体数量约50万人，年交易金额上万亿。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小众群体，一个多年来备受忽视的群体，他们经营着一种与老百姓衣食住行几无关联的东西，在政策的缝隙中左冲右突，在滚滚洪流之下默默潜行。
每当我徜徉在马甸邮币卡市场，看着一个一个柜台整齐有序，看着邮票和钱币堆积如山，看着点钞机不停歇地运转，看着邮商们自信到昂然的笑脸，我想，首先应该感谢的恰恰就是这个大好时代。是这个时代，给邮商们提供了无限可能的发展机遇，是这个时代，让邮商们在跌跌撞撞中找到了发展的出口。
1992年冬季，一个挎包，一块板砖，一本邮册，北风呼啸，尘土飞扬，月坛公园的邮票交易市场只有十几个人在苦苦煎熬。我认定，邮票是我的人生苦旅。
1997年春季，数不清的挎包，数不清的人，一沓沓数不清的钞票，春意盎然，小鸟鸣叫，彼时的月坛公园像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我认定，邮票是我的人生转折。
2011年秋季，猴票飚到11000元，有人在大量收购；猴票飚到12000元，还是有人在大量收购；猴票飙到13000元，收购的脚步仍在继续。马甸邮市就像一台巨型的永不停歇的提款机。我认定，邮票是我的人生华彩。
从1980年到2011年，邮商们拨开一层层的迷雾，从邮票贩子、马路游击队一路披荆斩棘，活到今天，实属不易。人的贪婪天性，无穷无尽的欲望，就像割草机，将邮商队伍割掉一茬又一茬，真正脱胎换骨发展到当下，才渐渐具备了大邮商的潜质。这个阶段，杂草丛生、良莠不齐，我视之为邮商野蛮生长的时期。
邮商，是从集邮爱好者中分离出来的少数人，他们是集邮爱好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集邮爱好者既恨又爱的一群人。有人说，没有邮商，就没有集邮家，而现在，更多的邮商直接就变成了集邮家。如今的邮商，背着LV，在世界行走，于大洲大洋之间来回穿梭，他们邮识丰富，现金满盈，人脉广泛，精力充沛，好似飞舞在这一张张花纸片上。
邮市虽小，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们有欢笑，也有痛苦，有争斗，也有温情，他们面对挫折时有的慌乱有的淡定，没钱时吃清汤挂面，有钱时整鲍鱼龙虾，总之，邮商们自有他们的小确幸。
我每天身处其间，能切实感受到他们的一切，也包括我的一切。于是，有一天，我忽然想将这一切记述下来，毕竟至今，从未有人写过关于中国邮市和邮商的小说。这中间，要感谢《集邮》杂志社总编辑、我的良师益友刘劲先生，他对于书稿给予很多中肯的意见，这些意见已经融进文字中呈现给大家；还要感谢《集邮》杂志责任编辑苏萌女士、美编赵彬女士，她们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世界浩渺无极，人生匆匆苦短，当下最重要的东西是喜悦。希望我的书能给身处邮市内外的人一点喜悦，那我就欢喜不禁了。
寥寥数笔，是为序。
邮票是美丽的“罂粟花”
身处经济腾飞的年代，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关键看彼时，你是在盐碱地种草，还是在大风口放鸢。
谭小雷，职业邮商，专门倒腾邮票的，一个十五年的北漂。在京这十五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赚钱要借力，还要运气好，譬如打高尔夫，顺风球用7号铁抡，轻松能打出180码，如果逆风，130码就算不错。
2011年，邮票行情相当不错，钱币行情全面暴涨，大批热钱像一群群没头的苍蝇，从四面八方涌进邮市，市场门口的豪车数都数不清，奔驰、宝马、奥迪一字排开，一眼都看不见尽头，想不挣钱都难。这段时间，谭小雷心情大好，因为天天能瞅得见自己银行卡里面的存款数字在近乎疯狂地窜升。
四月的某一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谭小雷给他的前妻发出一条短信——那东西，价格差不多就放了吧。他前妻，赵晓芹，很快回复——嗯，过两天就出手。
我们小时候叠菠萝的纸币，有壹分、贰分和伍分的，图案是汽车、飞机和轮船，三张“汽车”可以买到一根糖水冰棍，两张“飞机”可以买根赤豆冰棍，一张“轮船”就可以买根奶油冰棍了，但一般会转而选择一小块芝麻冰糖果仁的馅饼，一想起来那玩意儿，就算搁到现在，都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流口水。谭小雷说的那东西，叫纸分币八连体，只不过是八张连在一起没有裁切的，这一波行情，就数连体钞涨势最为凶悍。
当年，施丽丽挺着大肚子来找赵晓芹，这个大肚子对于施丽丽，就是一挺火力十足的机关枪，立马将赵晓芹跟谭小雷的婚姻直接送进了坟墓。十年婚姻就此划上句号，谭小雷心怀愧疚，一直想找个机会补偿。纸分币八连体这东西就是赵晓芹根据谭小雷提供的确切情报建仓的，当时的建仓成本是平均每本50元。屈指一算，这东西捂在手里也不过三四年的光景而已。
两天后，三辰网，邮票钱币交易的专业网站，挂出一个大单，纸分币八连体2000本，每本1500元，全品包邮一枪走。五分钟后，有人跟帖确认，300万成交。
当晚，赵晓芹紧紧搂着她的宝贝儿子痛哭，泪腺像是完全被打开了一样，她可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痛痛快快地哭过，哭得这样淋漓尽致，哭得这样惊天动地，哭声中已然辨认不出，她对谭小雷是放下了，还是没有放下。她对这个男人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依她，一个西北女子的暴烈脾气，一个典型的狮子座女人，是永远都不会原谅这个出轨的男人的，但是，这个让她又爱又恨的男人，这些年对她和儿子的照顾无微不至。她开始尝试着从心底怀有怨恨的暗处，将这个男人慢慢择出，然后释放。
次日，赵晓芹照例给儿子准备好早餐。饭桌上，她对儿子说，毛头，我们要搬大房子啦！毛头这一顿，多吃了一碗。毛头，是谭小雷给她的人生纪念品，今年16岁，念高二。嘴唇上急着想随时钻出来的胡须，显示他已经进入每一个男孩都必须经历的青春期。他在西郊的人大附中寄宿，品学兼优，是赵晓芹的骄傲，因为整个马甸邮市里，他的儿子无人不知，甚至比他爸爸的知名度还要高。每天伺候好儿子，她就去马甸邮市开摊做生意，她在市场上有一个包房，门楣上书“赵晓芹钱币社”。
四月上旬，虽值春季，但京城的气温能一下子窜到30度以上，北三环中间隔离带中的连翘开得正艳，远远望去，灿烂的黄色一片连着一片，让路人的心里也映射着浓浓的春意。这种花有一个特点，随意生长，还好养活，邮商其实也是。
北京春季的风大且经常有，有风是好事一桩。因为有风的日子，天空湛蓝，从北三环就能一眼看到西山，云朵在很高的地方慵懒地聚集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要是没风，那就是雾霾肆虐的节奏，感觉像世界末日，一切朦胧。
谭小雷出行的这一天，天高云淡，有点小风。他驾驶着去年新买的X5，钻出位于双井某公寓的地库，一路从东三环驶来，转过三元桥，从立交桥的高处看，西山的轮廓清晰，心情也一下子舒畅起来。X5的后座上搁着四条软中华。今天，邮票市场要重新分配包房，因为邮市北扩，新开辟出一大片场地。
谭小雷的X5从马甸桥掉头，沿辅路行驶不远，见一处麦当劳，拐进去就是京城的邮票市场，大家都叫它“马甸邮币卡市场”。这儿就是他谭小雷安身立命十五载的地方。
马甸邮市的前身在月坛公园，1997年搬到了这里，屈指算来，与谭小雷在京的历史一样长。谭小雷是邮市的新生代。1997年以前在月坛公园摆地摊的老邮商，眼下已经为数不多了，因为邮市的岁月就像一把超级锋利的杀猪刀，能熬到现在的邮商，浑身是铁，刀枪不入。
谭小雷将车泊好，拎着四条软中华上了邮市的二楼。泊车的时候，他瞥见了郝温学的奔驰S500、江源的路虎揽胜，还有洪建军的奥迪Q7，都停在附近，心想，好事谁都惦记着啊，比我来得都早。
邮市二楼，是一处利用旧厂房搭建的夹层，简单装修之后便是邮市办公室，所有职能部门都设在这里，什么总经理室、副总经理室、财务室、市场处、保安处、工商办公室、税务办公室等等。谭小雷上楼右拐，径直奔向会议室，远远地就能听见一片喧哗声。走进会议室，谭小雷才发现自己是最后一个到的，今天该来的都来了，没来的是因为不够资格。
这间会议室的面积并不大，中式古典装修，中间摆着一张约莫4米长、2米宽的巴西花梨木的板子，邮商们围坐的都是海南黄花梨的圈椅，正对着门坐的是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眉毛稍短，面容消瘦，精气神不错，上身的夹克敞着拉链，左前襟绣着一只金色的小鲨鱼，里面是一件带暗条纹的白衬衫，腕上闪闪的一块白金表，看形状是江诗丹顿的新款。
谭小雷进屋的时候，邮商们正在说笑打闹，气氛轻松，大家时不时发出开心的大笑声，声音很大，整个空间已经被烟雾弥漫，袅袅的烟气升腾中，他只看见中年男子的左侧有一个空位子。
中年男子是邮市的老大，邮市的实际控制人。老大一抬手，示意谭小雷到他的身边坐下。谭小雷侧身走过去，很自然地将烟放在老大的身后，似乎都没有人发现。其实，这个小小的举动，并没有逃得过郝温学和洪建军的眼睛，他们心里有几分妒忌，酸酸的，因为老大只接受谭小雷的软中华。几乎是每个月初，老大召集几个大邮商们开会的时候，谭小雷就给老大捎来几条软中华，老大一辈子只抽这一种烟。
马甸邮市的历史道路蜿蜒曲折，前途忽明忽暗，利益的指挥棒将邮商的命运一会儿指向天堂，一会儿指向地狱，轮到这位老大坐庄的时候，邮市已经换了十几任老大了。就在这个月，邮市的场地十年租约到期。邮市所在的整条街都是属于北京九星电子集团的，大地主不同意续租，邮市的去留归属一下子成了悬案。经过数日的对决，还有可以预料到的明枪暗箭，现任老大约了九星电子集团老大茶叙，不过两个时辰，兵不血刃，答应将现有的租金提高一倍给九星集团，跟大东家重新签署了十年租赁协议，邮市平稳过渡，邮商们的心也似一颗石头落了地。今天这个会议，其实是一个封赏大会。
邮市北扩，此次新开了一块场地，称Z区。Z区最好的一条主通道，两边的位置要留给为这一次成功过渡的有功之臣，并且其中最好的位置是四个把角的包房，不仅面积大，而且视野好，令所有的邮商垂涎欲滴，羡慕不已。即便如此，这四个把角的位置还有区别，因为它们面临的通道不同，朝向不同，客流不同，最终创造的商业价值肯定有天壤之别。按照价值高低排序，姑且分为Z1、Z2、Z3和Z4。
老大手下有四大金刚，分别是谭小雷、郝温学、江源和洪建军，这四个位置的排序就是他们四大金刚在老大心目中的位置排序，所以明争暗斗何等惨烈。
老大随手掐灭手里的中华，环视了一遍四周，开门见山地说：“诸位辛苦，邮市平稳过渡，大家都有功劳，目前新区即将开业，还望各位献计献策！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谁也别拘着！”
下面立马一片静默，像是事先约好了似的，只有窗外断断续续的鸣笛声传进来，还有几只不知疲倦的麻雀蹲在窗台，睁着小小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屋内这些巨人，或者说是巨大的物体，她们的羽毛承载着午后的阳光，熠熠生辉。这是一个难得的惬意的阳光灿烂的午后。
直到老大的第二支中华即将化为灰烬的时候，谭小雷忍耐不住，抢先发言，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他不发言，就没有人发言，因为他在老大心目中的地位无人睥睨。“那……我就先说几句吧，算是抛砖引玉。邮商是邮市的基石，没有邮商就没有邮市，这一次分配摊位，要从邮商的利益出发，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争取让邮商们达到95%满意的程度。咱也做不到100%，市场上说什么的都有，都能给人说死，但生意还要继续做，目前来说，维稳是第一要事。”
谭小雷停顿了一秒，余光窥见老大嘉许的眼神，心里顿时有了底，他接着说：“但是邮市这些年来，历经了搬家、“非典”和分裂，生存到今天实属不易，老大也为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考虑到现在的运营成本较之以前有很大幅度的增长，加上眼下邮票和钱币的行情这么好，所以我建议，新的Z区，所有的摊位，管理费增加20%，个人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老大心里顿时涌进一片暖流。谭小雷的意见就是老大的意见，大家都心知肚明，随声附和，更有高明者提出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见，诸如，是不是将邮市的厕所改造一下，是不是增加几个摄像头，是不是提高安保人员巡视市场的频率，是不是让保洁将地面整理得干净一些等这些无关痛痒的意见，引得老大和一帮人马频频点头，都纷纷表示，这些意见提得好，提得及时，提得到位。见到大家，尤其是老大的嘉许，提意见者似乎都被自己感动得要流泪了。会议开得一团和气，极其顺利，三十分钟后，会议结束，谭小雷顺利地拿到了Z1包房，Z2、Z3、Z4分别归了郝温学、江源和洪建军。其余的包房，现场抽签，每人一个，这样的包房随便一卖，一个最少也值30万，相当于老大给在座每个人发了一个30万的大红包。所以，窃喜者有之。
论功劳，论实力，江源比郝温学大，论关系的亲疏，郝温学也比不过江源，老大心里掂得清，但是郝温学在市场上混得时间久，手下的马仔不少于五百人，势力比江源大得多。从统治者的角度考量，老大看中的正是这个，所以私下里老大多给了江源一个位置稍微偏僻一点的包房，权作平衡。再者说，江源去年摊上了大事，眼下还蹲在深牢大狱呢，今天在场替他抽签的是他媳妇，于情于理，都对得住江源。对于这样的分配结果，大家都表示满意，即便是不满意，也只好带回家在枕边吹吹而已。
散会前，老大发话——今晚上我请客，“湘鄂情”，大家不见不散，不醉不归。转过身叮嘱司机小傅，把柜子里的茅台拎上一箱。
南下的飞机上，头等舱，谭小雷正在浏览一本《收藏家》杂志，这期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专访，题目是《宁做邮票界的鸡头——谭小雷》，看到这个题目，谭小雷又好笑又好气，心里不禁暗骂这个记者，交稿时也没有想着让他本人审阅就擅自发表了。不过也没关系，《收藏家》算是一本时尚高端的杂志，在飞机上和贵宾厅里总见，还有全国所有五星级以上的酒店。眼下的谭小雷，虽在集邮圈炙手可热，但是在整个收藏圈还只是个无名小卒，所以，先混个脸熟再说吧，谭小雷闭上眼睛，如是想。
风大了，一头猪都能飞上天，谭小雷就是赶上了好时代，一个邮票见风就涨的年代。1980年，猴票8分钱一张，搁在邮局的柜台里面根本就没人搭理，2011年，猴票猛窜到每张12000元，整整涨了15万倍，如果是整版的猴票，开价就要120万，还经常断货，不是你有钱就一定会卖给你。
邮票真不算涨得快的，如果说邮票是快马，那钱币就是火箭，近些年是邮商看着币商一个劲地羡慕嫉妒恨，路虎揽胜是一辆接着一辆开回家，跟买个玩具似的。
一张2000年冒出头的塑料钞，正面画条龙，背面是中华世纪坛，邮市上管它叫“世纪龙钞”，面值100元，当时市场上就卖110元，溢价不过10%，可是到了2011年，谭小雷的几个大客户就按每刀50万拿走了好几十刀（邮市术语：1刀=100张连号）。这些客户有些是银行的，有些是做房地产的，还有基金公司的，他们甚至放出风来，见到龙钞，有多少收多少。算一算，多少倍？将近50倍，私募基金PE与之相比，不过小儿科。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中国人民银行面向全国公开限量发行一种“奥运纪念钞”，面值10元，当天就在黑市上爆炒到1500元一张，一天就翻了150倍。到了2011年，在北京马甸邮市里，有人见过一刀成交价90万的盛况。算一算，多少倍？整整900倍吧！三年900倍，全世界都愿意为之疯狂到死吧？
但是在邮票钱币的市场上，最牛的还是温州人。温州人干什么都喜欢一拥而上，见什么切什么，切什么涨什么，不服不行。什么东西一旦被他们盯上，那就会开始毫无节制地暴涨。他们炒房子，北京的房价一年就能翻番；炒糖，糖就成了糖（唐）高宗；炒蒜，蒜就成了蒜（算）你狠；就说1980年版的50元纸币，黄绿色的那一张，正面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背面是黄河壶口瀑布，直到2006年还不过一张60元，一刀6000元。某一天，市场上开始有人放出风，报纸上、网站上也都在流传一条消息，四版币国家要收了，不发行了，要销毁了，等等。这帮温州人真狠，从一刀6000元开始收起，只见这张大黄票子，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一晃到了2011年，这张大黄票子，从60元一张涨到了4000元一张，市场上开价都是每刀45万起，低了不卖。这一年，手里有筹码，卖货的比黑社会都横。
谭小雷这些年也没有闲着，多年前的一次机缘巧合，他来到京城，误打误撞就挣了钱，后来从练地摊开始，一个猛子扎进邮市就是十五年。倒腾邮票，倒腾钱币，就地倒腾出一家公司来，谭小雷的名片上也印上了“董事长”三个字。当然这并不稀罕，中国所有的亿万富翁，如果倒退三十年，都是穷小子，谭小雷可能就是更穷的那一个小子而已。要说到不同，就是这个谭小雷董事长比较懂事，挣了钱，首先想到要回馈社会。
2011年10月的一天下午，广东罗定，一个无名小镇，一所叫做和平小学的操场上，谭小雷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因为就在今天，他赞助的希望小学正式挂牌。在当地的镇长、村长、校长等人的陪同下，谭小雷视察了修葺一新的校舍和学生食堂，所有学生列队站在这块刚刚平整完毕的操场上，都穿得整整齐齐的，显得十分精神，衣服和鞋子都是谭小雷这次从北京特意定制的，算是校服。
经过一番略显客套而又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谭小雷让随行的助手发给每个小朋友一本漂亮的集邮册，里面整整齐齐地插着一些邮票，有动物的、有人物的、有花卉的、有风景的，花花绿绿的，很好看。这下子，整个操场就热闹了，同学们都没有见过呀，觉得太稀罕了，叽叽喳喳地开始欣赏、争论，甚至交换起来，都是一脸兴奋的模样。
谭小雷也挤在人群中，感受着这种简单的快乐，一个小女孩怯怯地问：“叔叔，这是什么呀？是画片吗？”“呵呵，不是画片，是邮票！”“什么是邮票呀？”“邮票就是……”
是呀，邮票是什么呢？谭小雷一时语塞，难道要告诉这个未谙世事的小姑娘，邮票是搂钱的耙子，还是炒作的筹码，是翻云覆雨的工具，还是锻造财富的利器。
谭小雷俯下身子，微笑着对这个小女该说：“这样吧，等你想叔叔啦，就写一封信，然后贴上一张邮票，这信就会飞到叔叔的家里。所以，邮票呀，就是天使的翅膀……”
小女孩对于这个答案似乎比较满意，但也似懂非懂，手里紧攥着那本小小的集邮册，蹦蹦跳跳地跑开，转眼间就融进了那一片欢乐的海洋里。
就在这时，谭小雷的手机突然响了，助理的电话，是从京城打来的。“谭总，我是小祁。”“嗯！什么事？”“嘉德今天开拍，您忘了吗？”
谭小雷一抬手腕，眉头紧锁，已经是下午四点半。“那张邮票开始了？”“是的，从200万开始起叫，现在是550万，场内有三个人竞价，电话委托那头似乎还有一个人出价。”“跟顺子打招呼，过700万就不举，放出去！”“明白！”
五分钟过去，谭小雷看到了短信，小祁发来的。“大一片红，新上品，落锤价850万，不含佣金。”
谭小雷手里攥着手机，欢腾的操场在眼前渐渐成了幻影，一个场景紧接着一个场景，切换，模糊，远去，再切换，再模糊，再远去……
有一个场景，总是切换不去，它经常被定格、被放大，时刻在提醒他，邮票是美丽的“罂粟花”，全世界都会为它疯狂到死的。
1997年的北京，就有这样一处“罂粟花”恣肆盛开的地方。
梅兰芳田村卡
邮市火了！
月坛疯了！
时间被定格在1997年3月，地点被一个叫做谭小雷的家伙定格在北京西城，一个叫月坛公园的地方。
谭小雷这两天有点犯蒙，因为数钱数的，晃一晃脑袋，估计都是哗啦哗啦的一片声响。估计这钱来得太容易的时候，搁在谁身上都容易犯蒙吧，总之，对谭小雷来说，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那么不可靠，像是一场梦魇。所以，他时不时要掐掐自己的脸，找找那种尖锐的疼痛的感觉。这个时候，疼痛对他谭小雷来说，是一种说不出的幸福；疼痛恰好验证了他真是一个有钱人了。
邮市最近有点怪，面额100元的大票才好使，50元的钞票也凑乎着用，要是10元的现钞让人看见，这生意估计多半做不成，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谁也没有时间跟你瞎耽误工夫，数钱都快要拿尺子量了。人民币什么时候变成南斯拉夫的第纳尔了，其实不是贬值，而是被一帮据说是搞投资的人迅速归拢到了这个叫做月坛的地方，快要盛不下了。
谭小雷把今天赚到的钱一五一十地数好，100张一捆，用皮筋扎好，放到一个纸箱里面。纸箱已经快装不下了，要是装一箱子纸，估计没这么沉吧，换成钱，怎么就沉了许多，谭小雷想到这，不禁觉得好笑。把纸箱一脚踢进床底下，盖上几张旧报纸，再扔上几只破鞋和几双臭袜子，算是伪装，转身就出了门。
这时候一定会有人要问，怎么这么多现金不存进银行，放在床底下，多危险呀！那没办法，因为说不定这一箱子钱到了第二天一早，又变成一箱子邮票或者电话卡什么的，第三天又变成了现金，第四天再变成小型张或者纪念币，等等。马克思不是说过嘛，货币要想变成更多的货币，就必须首先变成商品，而此时的邮票就是这种神奇的商品。
1997年的3月，距离谭小雷进京才仅仅两个月，他就赚到了平生第一桶金。令他做梦都没有想到，300套不起眼的电话磁卡一下子卖到了170万元人民币，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谭小雷恍然如梦。
不错，月坛邮市就是这样一个催生梦想的地方，一个缔造神话的天堂。
谭小雷住的地方，离月坛公园近在咫尺。从公园北门出来，向左一拐，行300米，就是他临时栖身的地方——月坛招待所。这条街叫月坛北街，是那个时候北京唯一一条不通公共汽车的街道，顺着道路走到头，就是钓鱼台国宾馆，那是各国政要和国家元首临时栖身的地方。国宾馆跟谭小雷注定一点关系也不会发生，他每天出了招待所就是右拐，再右拐，进的是月坛公园。这里才是他的世界，他的全部，至少目前是。
谭小雷是西北人，祖祖辈辈都在兰州周边讨生活，家里穷得叮当响，轮到他的父辈，好不容易落脚在榆中县城。父亲在当地一家煤矿当爆破工，每个月能拿回来300元，母亲也在矿上给工人做饭，顺带帮他们洗洗工服，每月也能挣到200元，这500元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因为还有他的奶奶和他的哥哥谭大雷。按照这个架势，学是上不成了，谭大雷读到初中毕业就跟着他爸下井了，谭小雷好不容易读到高中毕业，算是全家学历最高的。但是，往往百无一用是书生，养家糊口，是摆在他面前的第一等大事。
读高中的时候，谭小雷就开始瞒着家里人，先是利用双休日，后来一毕业干脆就是全职，在甘肃兰州的邮票市场上摆个小摊，卖点打折票，或是些叫不出名来的破古董，混碗饭吃。小漏吃不饱，大漏不敢想，偶尔也能捡个中漏，本地市场太小，捡来的漏也卖不上好价钱，所以他也经常带着捡漏来的邮票或是一些铜钱大洋什么的，登上去北京的列车。
那个时候，月坛邮市是全国的风向标，月坛要是打个喷嚏，全国各地的邮市都会跟着感冒。一张来自月坛的邮票行情小报，放在其他地方简直就是一张圣旨。谭小雷平时蹲守在兰州邮票市场，一旦收到像样点儿的货，就要去趟月坛。
1997年1月初，这是他第十五次来到北京，但就此落了脚、生了根、发了芽。彼时，他离开学校已经五年，期间，他结婚生子，老婆是他高中同班同学赵晓芹，儿子毛头也快两岁了。
在谭小雷的心目中，人生就这样按部就班地从一个剧情转到下一个剧情，没有高潮的部分和华彩的章节，有的只是平平淡淡的顺承。
列车缓缓驶进新落成的北京西站，雄伟的气势和宽阔的开间，让谭小雷惊叹不已。下了火车，出了车站，凭着前几次的经验，他摸到了原先他常住的那个月坛招待所，要了一个最便宜的单间住了下来。
一路疲惫，来不及洗澡，他便倒在床上。此时他的脑子就像他仰面冲着发呆的天花板一样，一片空白。
前些时候在兰州，一天风和日丽，这一天注定就是他谭小雷的幸运日。
日头虽好，可还是大冷天，午饭后，吃得饱饱的他裹得像一只皮球，正懒洋洋地蹲在地上闭目养神，朦胧中，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这只手拍他的感觉，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不急不慢，不重不轻，简直就是上帝之手。
他睁开惺忪的眼睛，见有个老先生杵在他眼前，问他猴票多少钱有卖？他一看就明白，这人是想出货而不是买进，很多人都是这个习惯，明明想卖却先问买价，但这绝逃不过谭小雷长期在地摊上摸爬滚打练就的一双鹰的眼睛。
谭小雷故作轻松，懒洋洋地随口说了一个低价：“1600，要不？”
一边说价，一边假装翻本找票，其实他一枚猴票都没有，就他手里的这些破破烂烂，加在一起估计都买不起两三枚猴票呢。
这个价钱比他的进价恐怕还要低200元呢，当时的市场价已经是1800元了。对方真要想买，他就再想辙，生意人嘛，临时想辙是长项，见招拆招都是基本功，说什么暂时没货，说什么品相不好等等，就圆过去了。然而对于这个价钱，老先生看来已经很满意了，说我呢其实是想卖，因为孙子要出国留学，急等着用钱，随即亮出底牌，从随身携带的一个破布口袋里面掏出一个小集邮册，里面赫然插着20枚猴票，4个四方连加上4个单枚，其中一个单枚还连着一个厂铭呢。
原来真有猴票想出手呀！谭小雷不禁眼都直了，身子也跟着僵直起来，估计是一早蹲得久了，腿肚子有点转筋，猛地一站起来，眼前直冒金星，头还晕着呢。单枚的猴票，他谭小雷是见过，但一次见到20枚，这还是头一遭。谭小雷心想，这屁大的兰州城，还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啊！老子蹲了大半天，还真等到一条大鱼呢！
不容这老头多寻思，谭小雷一把将这老头的胳膊拉住，径直带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以1200元一枚成交。谭小雷东拼西凑，好不容易才凑齐24000元，给了这个老头。这个漏对于谭小雷，绝对是平生第一大漏，也是他在兰州的最后一个漏，因为他从此离开家乡，成了北漂。
猴票，学名是T46《庚申年》生肖邮票，1980年2月15日发行，面值8分钱，当代美术大师黄永玉操刀设计，小猴子纤毫毕现，跃然纸上，特别惹人喜欢，据说当初黄永玉设计时很是费了一番脑筋，设计稿放在黑暗处居然放出了红光。计划发行量是500万枚，但是在真正印刷时，因为是影雕套印，油墨质量又不过关，废品率很高，最后出库成品只有400多万枚。
1980年初，改革开放才一年多，中国内地依然很穷，发了工资首先要买米、买菜、买鸡蛋、买肥肉，然后攒点钱还要一年扯一身新衣裳，根本没有闲钱买邮票。猴票都让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人买走了。香港有个姓蔡的，一次性就买了1000版猴票，斥资不过区区6400元人民币，但这个数字对于普通的中国人，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等到1997年，他出售了其中一部分猴票买进了中环的一栋楼，那可是在香港的一栋楼呀！在内地，流传这样一句话，凡是卖了“猴”的都后悔，凡是买了“猴”的都赚了。到后来，猴票涨到了一万多元一枚，有关猴票的投资都成了神话。谁都不曾想到，猴票在出生的时候，是如何接着地气的。
谭小雷明白，在兰州，自己把别人当瓜切了，到了北京，自己也成了瓜等着别人切呢。邮票的交易也有一条看不见的食物链，食物链的顶端就是大邮商。大邮商见多识广，经验老到，关键是资金充裕，见到好货能压得住阵脚。谭小雷梦想有一天能成为大邮商，但到底多大算大，他一直没有具体的概念，如果非要一条标准的话，那就是同时拥有10版猴票吧。当然，他最后的财富比这条标准要多出很多很多。
前十四次进京，他都被人当瓜切了，而且每次明明都带着戒备去的，可被那帮大邮商三绕两绕，就稀里糊涂地缴了械。这一次谭小雷进京也学精了，没有急于出手给他以前认识的郝温学。郝温学在谭小雷眼里，就是大邮商了，手里的猴票很多，市场上戏称“养猴专业户”，足有几百枚之多。什么单枚、双连、方连、带边、大块、带厂铭，洋洋洒洒摆了整整一个柜台，据说家里还藏着几个整版的猴票。郝温学的猴票卖价高，收价低，是市场上出了名的黑，谭小雷前几次来京城就领教过了。这一次，他学乖了一点。
一月初的京城，正是寒冬腊月的时节，大雪过后，天未放晴，满地的冰棱子。京城的冬日，头顶上永远都是灰蒙蒙的一片，散不开似的，总不见太阳。道路两旁的树木光秃秃的，整条马路上是一片无声的萧瑟。行人一个个缩着脖子，锁着眉头，走起路来一阵小风似的，有时候明明看着还在前头匆匆行走，一转间就消失不见了踪影，估摸着是突然拐进了一条小胡同，京城的胡同多。
谭小雷在招待所住下后，第二天一大早，出了门就缩着脖子，轻车熟路，直奔了月坛公园。一进公园北门，他吓了一跳，买门票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龙，拐了好几个弯，一直排到大门外的街边，足有四五百人之多。门票也从上次来的5毛涨到了5元，很多人买门票一次就买10张20张的，省得第二天入园再排队了。行情小报上说，最近邮市行情大涨，谭小雷是知道一些情况的，可这样的场景还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下意识地捂紧了口袋。
一大帮黄牛党聚集在门口的空地上，成群结队地凑热闹，每个人嘴里都叼着一根烟，只要你带个包什么的，就会呼啦啦围上一堆，像野狗一样，恨不能从你身上立马叨下一块肉去。月坛公园的北门、南门、东门，还有周边的人行道上，都是他们游来荡去不知疲倦的身影。“大哥，有票吗？高价收！”“大姐，有货吗？咱谈谈好吗？”“猴票，猴票，一万一张，一万一张！”“红楼爱科双加字，长城山茶和益鸟，你有多少要多少！”“哥儿们，想出点什么吗？嗨……嗨……别走呀，咱再聊聊！”
或者干脆一声断喝，先把行人吓得止了脚步，莫名其妙地四处张望，黄牛们也好判断一下此人能否给自己带来什么好运再说。黄牛们的职业习惯就是，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谭小雷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次邮票交易就给了这些人，至今仍是隐痛。
一整盒“桂花”无齿小型张，当时他从兰州拿到手是5万元，在月坛公园门口被这帮黄牛截住，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京卖货，没有经验，结果6万就卖了。次日，他再进邮市，一问价，顿时火冒三丈，切齿之痛油然而生。这种小型张整盒的货源特别奇缺，很多邮商都没有见过，正常成交价应该不低于10万，整整少卖了4万，谭小雷从此就恨上了黄牛。
谭小雷有了先前的经验，一路装聋作哑，绕过黄牛党，又足足排了半个小时才买到一张门票。他偷偷地捏了一下胸口，感觉到一个小纸夹还在，便松了一口气。这气是分好几截从他的胸腔里游离出来的，一截一截的之间还隔着几秒，没有一次把一口长气出完，仿佛旁边有人探听似的。有时候，一口气就是秘密，秘密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东西。
那个小纸夹里面，正是他从兰州带来的20枚猴票。
1997年1月的月坛邮市就像一口大锅，里面热气腾腾地煮着饺子，下面大火正旺，不缺柴火，上面汤水已开，不停地有新的饺子争先恐后地跳进去，看上去满满一锅，没有任何间隙。谭小雷就是一个新饺子。有细心的人做过统计，说当时月坛邮市里面，每平方米能站五个人，但是听说到了当年的三月，同样的地方就要站上八九个人了，脚无立锥之地说的就是这里。
谭小雷从锅沿挤到锅中央，花了三十分钟，挤得满身大汗，感觉自己真的就像是一只快煮熟的饺子了，热得不行，鞋子都差点儿被挤掉了一只。
这个时候的市场正值风起云涌、人才辈出的阶段，像郝温学这样级别的邮商不知又一下子涌现出来多少个，而猴票向来又是邮市的硬通货，跟美金一样好使，因此，谭小雷轻而易举地就将猴票变成了现金，并且对成交的价格十分满意。
在兰州，谭小雷是每枚1200元收上来的，在月坛是2200元出手的，20枚净赚2万。谭小雷想到家里的老父亲累死累活，一个月下来也不过拿回家300元工资，不禁长吁了一口气。这次出气没有分几截，一口长气，一出到底，很是畅快。他仿佛看到了父亲的笑脸，还有赵晓芹崇拜的目光。
谭小雷仔细将这些钱数了一遍又一遍，确信一张都不少，才将钱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小心藏好，然后终于有了一点时间来看看周围的情景，发现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他，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一种奇怪的表情，那就是专注，他们都在专注地盯着柜台里一盒一盒的小型张，或是一沓一沓的整版邮票，还有一条一条的电话卡什么的。
这种专注很难用语言做出准确描述，夹杂着一点点烦躁，还混有一丝丝期待。像是什么呢？对了，就像在澳门赌场里常见的那一种表情，每个下了赌注的人，面对荷官开出结果之前，脸上的表情大致如此吧。下的赌注越大，就越是专注，专注得令人屏住呼吸。专注的背后有没有隐藏着一丝丝恐惧呢？至少目前还没有。如果你上午进场买了一万元的邮票，下午就变成了2万元，那谁还有工夫恐惧呀，数钱还没有时间呢。
谭小雷在邮市里挤了一个多小时，很快发现自己认为的天文数字，在这里就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根本不值一提。摆在他面前的一处普通摊位上，一沓一沓的现金在柜台上被整整齐齐地码放着，100张一捆，中间勒着一道皮筋，足有50万以上。
他看见两个人正在嘀咕着什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后最终成交，买家拿走一叠小型张和一条电话卡，卖家也就是简单地数了数捆数，然后往柜台里一扔。过了几分钟，这些钱又被转到了下一个柜台，再过一会儿功夫，这些现金又被转移到另一个柜台里，中间始终都没有人拆开点数，只是看看捆数而已。谭小雷纳闷，这里的钱怎么真成纸了呢？
时间不知不觉已是正午，谭小雷早晨出来什么也没有顾上吃，这回真的有点饿了。太挤了，真消耗体力呀！得来点吃的垫垫肚子，他想。
月坛公园东门的北边还有一个小门，平时都是锁着的，铁栅栏外面都是叫卖盒饭和煎饼果子的。最近的市场，人多极了，盒饭自然是供不应求，栅栏外面也挤满了小商贩，一个盒饭带片肉，敢要你15元。谭小雷刚从兰州过来，真有点舍不得，就要了一个煎饼果子。囫囵吞下后，还是饿，又加了一个，花了4元，勉强半饱。谭小雷领悟到了，在京城，即使是吃饱肚子，也要多挣点钱才够。这一点儿真不像是在兰州，一元的兰州拉面能让你吃到肚子圆咕噜嘟地撑得慌。
谭小雷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感觉什么都是新鲜的玩意儿，他竖直了一双耳朵，睁圆了一双眼睛，在市场上转悠到下午三点，逐渐转出了一点门道。他的结论是，现在市场上是田村卡最热，纪念币次之，邮资片第三，小型张排老四，整版邮票只能算是老五了。
田村卡跟现在用的IC电话卡不同，田村卡很薄，上面不带芯片，而现在的IC电话卡较厚，上面嵌着一块芯片。田村卡正面印有彩色图案，背面涂有磁条，是我们最早使用的电话卡，1994年8月开始发行，2001年1月停发，现在早就退出历史舞台进入收藏领域了。因为当时这种相应的磁卡电话机是由日本田村公司制造的，属于日本技术，所以大家都叫它田村卡。
田村卡发行后，由于属于新生事物，并没有引起收藏者和投资者的重视。一套田村卡一般都是4枚到6枚，面值从10元、20元、30元、50元到100元，总价都在几百元，谁舍得秘藏而不用呀，所以人们买来都是为了打电话，而且是分开单枚买，用完一张再买一张，自然消耗量很大，像面值380元一套的“梅兰芳诞辰一百周年”田村卡在月坛邮市上一度就是面值打7折销售。田村卡由于印刷精美，题材热门，发行量很小，随着发行套数越来越多，形成一个单独的系列，这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邮市先前就是邮票的交易市场，邮票几乎是单一的交易对象，到了1991年以后，钱币交易越来越多，邮市变成了邮币市场，到了1997年开始爆炒田村卡后，邮市形成了邮币卡三足鼎立的局面，这就是邮币卡市场的真实由来。
谭小雷注定今天要成为有钱人，因为他敢赌，而且时机也抓得十分精准。挣大钱，更多的是需要运气。
在投资市场上想成为有钱人，关键的要素是敢孤注一掷，就像香港拍的赌王电影，最后的镜头总是周润发把面前的所有筹码，外加什么股票房产，甚至包括自己的一条胳膊，一并押上，赢了就是亿万家财，输了就是光杆一个。谭小雷有赌性，血液里天生就流淌着不安分的基因，他真的敢孤注一掷，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离成功就是一步，如果运气差，离回家也是一步。“梅兰芳”田村卡在这个时间已经突破面值，进入快速上升通道。集邮的人都知道老纪特邮票里有一枚“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发行量只有2万，1997年的价格也是2万多一张。后来人们形成了一种惯性，认为凡是粘上“梅兰芳”这三个字就一定值钱。“梅兰芳”田村卡就是在这样的惯性中，突然发了力，成交价是一路飙升。先是打折，380元的面值就卖230元，场内外一些主力资金很快盯上了田村卡这个板块，在这个板块里面又很快盯上了“梅兰芳”这个品种，还有面值50元的“乙亥猪”生肖卡。于是“梅兰芳”很快跃上面值，500元成交，而“猪”的成交价也涨到了180元。
谭小雷对田村卡并不是一无所知，他在兰州摆地摊的时候，就见过这种玩意儿。兰州的邮市就在兰州邮票公司门口，一溜儿地摊，他挨着邮票公司的门口最近，当然也跟邮票公司里面的经理最熟。经理姓姜，一开始两人并不熟，一个是“路人甲”，一人是“路人乙”，姜经理爱抽烟，经常要从营业厅溜出来抽一支，谭小雷的摊位就在门边，每当姓姜的一露头，谭小雷的烟就立马递到他眼前，两个人一来二往，就成了朋友。
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城市的邮票公司门口都会自发地形成邮票交易市场，赶不走，打不散，整天是公安、城管、工商、文化、税务来检查，但是它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有的市场一挺就是十几年，直到1997年以后才陆续告别露天，登堂入室。
兰州邮票公司营业部的柜台里面就摆着不少田村卡，当时邮政和电信还没有分家，很多地方都是邮政和电信一起营业办公。田村卡属于电信部门管辖，但是也摆在集邮窗口出售。谭小雷买过一些，都是按面值买的，包括“梅兰芳”的卡，然后都是用来打电话，打给谁？多半是打给月坛的郝温学了，打探行情呗。记得当时谭小雷买电话卡，是看在姜经理的面子上买的，因为田村卡实在是不好卖。有时候，姜经理为了多卖出几张田村卡，还特意搭售一些紧俏的邮票给谭小雷。
用这玩意打电话，电话机的屏幕上会显示卡的余额，还有就是退卡时，卡上会按面值的消耗进度打一个孔，几个孔打下来，这张卡就废了。而邮市上炒作的卡全是崭新的卡，连个划痕都不能有，品相特别关键，所以整条的田村卡最贵，但是一条卡1000枚，一般人根本买不起。一般人投资都是买100张，用一个小的塑料袋套上，封上口，尺寸正合适，也挺好看的。最不济的就是买一张，单张的价格有时要比整条的价格便宜20%。
股票市场有严格的涨停板和T+1制度约束，而邮市没有。涨停板，顾名思义，就是每种股票每天的价格涨幅不能超过10%；T+1，简而言之，就是每种股票当天买进不能当天卖出，无论怎么涨跌，也要等到第二天交割。热钱一旦进入邮市，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谁也控制不住。邮票价格就像坐过山车，忽高忽低，一天能从100元涨到1000元，第二天也可能从1000元跌回100元，所以进邮市的人心脏都特好，不然可能是走着进去，躺着出来。
田村卡在1997年1月份的月坛邮市上就相当于硬通货，谁买到了谁就挣钱。市场上专门做田村卡的庄家姓金，估计是家中排行老五，所以人称“金老五”，本名倒是没有几个人知晓。市场就是这样的，大家关心的是价格、是现金、是利润，谁关心别人姓什么叫什么呀。总之，在月坛邮市上要是有一个固定的摊位，那是相当牛的，月坛邮市靠着月坛公园的东边铁栅栏一侧，所有交易通道和摊位呈T字排列，金老五的摊位就恰巧处在这一横和一竖的交叉处。金老五在市场上已经混迹了近十年，自月坛邮市开业那天，他就在。市场上没有不认识他的，在京城集邮界也是赫赫有名，市场管理层的那帮人跟他都是称兄道弟的主儿，所以他不是牛人谁是？简直就是月坛邮市第一牛人。
做田村卡需要大量现金，一般的邮商根本做不了，一条磁卡就是1000张，一张就算200元，一条就要20万，玩磁卡的手里要是没有几百万，根本就周转不开，想想看，这个时间的金老五身价能有多少，据说应该在1000万左右。这还只是一月份的身价，等到了三月份，保守算也超过5000万了吧。
谭小雷不认识金老五，当然也不可能知道金老五的具体身价，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他靠近了金老五就等于找到了一座金山。当然，更令谭小雷打破脑袋也想象不到的是，他的身价有朝一日会超过金老五，而且不止一倍。
邮市本来就十分拥挤，一个人想从邮市的这一头挤到另一头就需要半个多小时，但是邮市最拥挤的当属这个T字路口的交叉处，金老五恰恰把着这个邮市的咽喉要道，信息也来得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每逢生意不忙的间隙，金老五嘴里叼根烟，表情闲适，瞭望着整个月坛公园。打个比方，有人从南边挤过来，手里拿着猪卡，他就顺口问一句：“嘿，哥们，这卡一百几呀？”“哎呀，是金哥呀！今儿个价都高，182呢！”“上午有成交吗？”“有啊，刚才东北老三那边182就卖了一整条呢！”“不错，不错，有空多过来转转吧！”“好嘞！回见！”
金老五一听就明白了，猪卡现在是182元一张成交，该多少钱进多少钱出，他心里就有了底。如果再有人从北边挤过来，老金也会顺口问一句。总之，信息是越多越好，越准确越好，对交易肯定有利。信息在邮市，无论何时，那就等同于钱。
邮市正值行情高涨的大好时候，一天能出几个价，同一个市场的价格也能差出很多，因为邮市不像股市，不是集合竞价，价格也不写在大屏幕上，每一个邮商或投资者的进货渠道都不一样，邮市的任何一个角落的成交价格也都只有买卖双方知道，何况有时候买卖双方还刻意隐瞒呢？邮市的价格全凭供求关系，信息的流动是稍微有点迟缓的。邮市东头的猪卡182，邮市西头的猪卡185，邮市南头的猪卡188，邮市北头的猪卡190，那是常有的事情。
谭小雷卖了猴票之后就一直在邮市上挤，挤着挤着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但是也没有白挤，因为他有一双好耳朵，也有一双鹰的眼睛。他是一个有心人，不像一般人瞎挤，挤完了除了一身臭汗，什么也没有得到。像谭小雷这样挤一挤，就挤出了好几十万上百万的收入来，那估计是前无古人了。在这拥挤得差一点就挤掉鞋子的一路上，他听到最多的词儿就是“田村卡”，再细听之下，就是“梅兰芳”和“猪”卡。所有一路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就是一点都不懂的人，也能听出点门道来了，那就是从元旦到现在不足半个月的工夫，“梅兰芳”和“猪”卡都涨了快一倍了，而且还在继续上涨。
等到谭小雷整明白了，也刚好挤到金老五的摊位前，这不能不说是命。谭小雷的命太好，第一天进邮市，就跨上了一匹快马。老金卖田村卡有一个特点，就是价格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品相好。市场上的人都知道，老金进货特别挑剔，遇到品相不好就不要，品相好了宁愿出高价。而谭小雷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品相好，价格高点也乐意。这两人今天就注定要对上眼了。
谭小雷下定决心赌一把，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这样豪赌，几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压上了，他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反正口袋里只剩下吃饭的钱了，还只能吃煎饼果子。
谭小雷先付了44000元，就是上午卖猴票的钱，跟老金说好，买100套“梅兰芳”和200张“猪”卡，“梅兰芳”500元一套，“猪”卡190元一张，总价88000元。谭小雷谈好价，付完定金，转身就挤出邮市，直奔招待所，从床底下掏出从兰州带来的几万元，这是他在兰州摆地摊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攒起来的，那绝对是他的全部身家呀！
下午四点半，谭小雷怀揣着这300张田村卡走在月坛北街的人行道上，天突然不冷了，云也似乎散去了不少，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间撕开一条口子，挤了进来，也毫不吝啬地给谭小雷的心灵镶上了一道金边，因而，此时的谭小雷心中充满着希望。
路边一个瘸腿的老头趴在冰冷的地上，面前摆着一个破旧不堪、已经看不清颜色的塑料饭盒，上面的字谭小雷认得，是“为人民服务”，里面有点零钱。谭小雷从屁股兜里掏出一枚壹圆“牡丹花”硬币，丢进饭盒，心想，京城的乞丐怎么比兰州还多呢！谭小雷从小心肠就软，见不得乞丐，总想着积德行善，终有好报的。
风大了，猪都能飞上天，这一次，谭小雷是站在大风口上放风筝，凭风借力，挣钱是必须的。两个月之后，“梅兰芳”涨到了12000元，“猪”这一次也是真的飞上了天空，2500元一张还有人在争抢。谭小雷果断全部出清，88000元仅仅两个月就变成了170万，从此就开始用大箱子装钱了，每天晚上在月坛招待所里，真正是数钱数到手抽筋。
每一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都需要出现这样的一幕，哪怕只有一次。没有这一幕，人生注定不够精彩！
打不散的游击队
北京有天坛，是皇帝祭天的地方，还有日坛和月坛，总之都是皇帝待在紫禁城里闷了，出来放放风的地方。月坛在京城的正西，建国后被辟为人民公园，供周边的老百姓打打拳、散散步、溜溜弯，在北京的名胜古迹堆里根本排不上号，与邮票结缘，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的事情。正是如此，月坛公园也在全国迅速出了名。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就像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国家政策是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实际上就让穷人们各自突围，不分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第一轮吃螃蟹的，那真是勇士，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吃商品粮，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月就几十斤口粮，无论学习还是工作，调到哪里，你必须要先将粮食关系转走，否则一定饿死。这就是计划经济！
谁敢离开工厂和机关，谁又敢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闯，没了每个月固定的计划粮，那个时候还没有商品粮，要在社会的最低层，在经济板块交错的缝隙里讨生活，那都不是“勇气”一个词就能全部诠释清楚的。在计划经济的岁月里，只有所有的退路被界定为死路时，人才会选择前行，否则，都会呆在原地不动。
1978年是一座分水岭，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改写，所以什么事情都爱从这一年开始说起。就在这一年年末，中国邮票总公司在北京悄悄地恢复营业了，地址就在东华门，靠近王府井大街。
中国以前的集邮爱好者其实多如繁星，解放后到“文革”前，全国最少也有几百万人喜欢收集邮票，跟苏联关系好的时候，中国人都喜欢收集苏联邮票，还有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什么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等等。新中国的邮票也在不断地增加品种和花色，设计水平和印刷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这个期间发行了不少精品邮票，如“梅兰芳”“黄山”“蝴蝶”“金鱼”“菊花”和“牡丹”，深受集邮者的青睐。到了“文革”期间，集邮公司关门歇业，集邮成了“封资修”，邮票成了“资本主义的毒草”，谁还敢集邮呀，不少人出于害怕，把多年辛苦收集的邮票偷偷付之一炬。
天津有一位集邮家叫林崧，是当地著名的外科医生，收入水平比普通人高，平生最喜集邮，“文革”期间同样受到冲击，“红卫兵”冲进他家，把多少邮票都抢走了，几十张珍贵的“梅兰芳”小型张都被“红卫兵”当作“毒草”扔进了臭水沟，林崧更是心痛不已。“文革”期间，集邮活动因此蛰伏。
中国邮票总公司甫一开业，集邮者的热情就像井喷一样爆发，每逢新邮发行的当天，集邮公司的营业柜台前就挤满了人，他们都在抢购新邮。柜台里面除了摆放一些新近发行的邮票之外，还会同时摆放些“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就已经发行的邮票，这些邮票同样会勾起集邮者的购买欲望。大概是集邮热情被压抑得太久的缘故，他们即使走出集邮公司的大门，也久久不愿意离去。他们会聚集在集邮公司门口，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彼此交换着有关邮票的一切信息。他们中间有集邮家，有普通工人，也有机关干部和学生，还有一些无业游民，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也来自京城的各个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集邮爱好者。
这些人聚集在邮票公司门口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交流信息，增进邮识，二是交换邮票，丰富收藏。他们中间有些是认识已久的集邮同好，也有些是新认识的朋友，但是每个人的集邮水平肯定是参差不齐的，每个人的收入水平更是千差万别。有些人为了丰富收藏急于购进一些邮票，而另一些人因为机遇巧合，手中会有一些富余的邮票。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里，人们是羞于谈钱的，用邮票交换邮票还说得过去，如果一手邮票一手钱那就会被别人在自己的额头上贴上“投机倒把”的标签。但是用邮票交换邮票的局限性很大，越来越难以满足集邮者急于提高集邮水平的愿望，所以后来就从这些集邮爱好者当中游离出来一部分人，他们专门囤积一部分集邮者特别需要的邮票，他们也善于琢磨集邮者的心理，他们低价来高价走，赚取差价，当时在集邮圈里他们的名声并不特别好，集邮者从心里是痛恨他们的，认为他们是在搞剥削，但是集邮者又从来离不开他们。社会上也给他们一个蔑称，那就是“邮票贩子”。如果非要用一个时髦一点的词来描述集邮者和邮票贩子之间这种微妙关系的话，那就是：不离不弃。
到了1979年，北京市邮票公司在南河沿宣布开业，营业部门口也同样挤满了人，尤其到了星期天，更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仿佛农贸市场一般。不少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抱着个集邮册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寻找交易的机会，而是干脆铺上报纸，摆个地摊，干起了守株待兔的行当，几本集邮册一打开，花花绿绿的邮票便会映入眼帘，由不得集邮者不垂涎三尺立马掏钱。
当年，要购买邮票公司发行的新邮必须凭证购买，而这个证就是个小本本，上面印有“新邮预订证”的字样，只有集邮协会的会员才有资格申请到这样一个小本本，而每个人的购买限额通常是一套邮票和一枚小型张。只有通过特殊渠道，才能够批量购买邮票。而且普通集邮者有时在营业窗口根本买不到紧俏的新邮，邮票贩子手里却是应有尽有，货源充足，价格当然是随行就市，令集邮者抓狂，但是集邮者也不得不花高价补缺。
这总公司和分公司门口的人群是越聚越多，每天都是乌央乌央的一大帮，京城的邮票市场因此有了雏形。而这样的路边集市肯定会有点乱，时不时会出现坑蒙拐骗，打架斗殴，甚至偶尔还会出现一两起刑事案件。因此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也注定不得安宁。
工商、城管、公安、文化、市容这些城市的执法部门时不时地会来清剿一下，把这个集市打乱轰走，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便又聚集在一起，形成新的集市，这样很令执法部门头疼，这些邮票贩子也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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