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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4 16: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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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良华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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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教育学(“叙事教育学”丛书)

叙事教育学(“叙事教育学”丛书)试读:

前言

1.作为一门课程

2003年,我给华南师范大学的本科生“教育叙事研究”的选修课程,2003年以来,为各种类型的校长培训班、教师培训班提供“教育叙事研究”的专题讲座。

2004年,我与刘朝晖教授给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本科生合作开设“教育小说与教育电影叙事研究”的选修课。

2005年,我给海南“赛埔学院”远程教师研修班开设“叙事教育学”。那是第一次正式以“叙事教育学”的名义给学员做讲座。

2007年,我给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开设“叙事教育学”的选修课。

2009年暑假,我给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举办的研究生课程班(深圳、福田班)开设为期5天的“叙事教育学”的课程,以此置换此前设计的“校本教学研究”。与之相应的课程作业是:每个学员提交一份“叙事教育学:课程印象”。

2010年暑假,我给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开设为期6天的“叙事教育学”的课程,以此置换此前设计的“教育学原理”。课程作业依然是:每个学员提交一份“叙事教育学:课程印象”。

这些课程的教案和专题讲座的思路构成了本书的最初模型。2.教育文学叙事

典型的教育叙事就是“讲故事”。这种典型的教育叙事可以朝两个方向拓展:一是文学化(艺术化)的教育叙事;一是科学化的教育叙事。“有情节的故事”是所有教育叙事的核心精神。离开了这个核心精神,就失去了教育叙事的本分。如果某份教育叙事报告完全没有故事情节,那就是“伪教育叙事”。

所谓典型的教育叙事,意味着这种研究维护了教育叙事的核心精神,即“故事精神”。典型的教育叙事主要包括三个形态: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前两者是真实的教育叙事;后者是虚构的教育叙事。

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一般研究者往往选择真实的教育叙事(教育自传和教育传记),较少有人创作虚构的教育故事。而在教育传记与教育自传两者之间,理论研究者(主要是大学研究人员)往往选择教育传记的形式,而行动者(中小学教师或校长)往往选择教育自传的形式。

典型的教育叙事可以朝艺术和科学两个方向拓展。艺术化的教育叙事包括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教育小说。前两者既有传记的真实,又有小说的虚构。后者(教育小说)则完全虚构。

典型的教育叙事之所以可能朝着艺术的方向扩展为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原因就在于:艺术化的教育叙事可以借助艺术的力量,借助小说的魅力,使教育叙事变得更加自由、更有情趣,也因此更有可读性、更有教育性。

如果说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教育自传,那么,在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自传体小说。3.教育电影叙事

教育电影(和教育戏剧)因“导演”、“演员”、“音像技术”的参与而使原有的教育故事、教育小说剪除了文字阅读的辛劳与障碍,又使口头的教育传说添加了可视的图像和配音。教育电影由是而成为影响“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日常教育文本。它使教育叙事更有“大众教育”的意义,让人在休闲、娱乐状态的当下间接、默会地接受教育影响。

在DVD、电脑、网络昌盛的技术时代,教育电影(教育戏剧)几乎成为大众唯一愿意接纳教育(且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的媒介。因此,本书将在阐释“教育文学叙事”之后,专门研究教育电影(和教育戏剧),并借助教育电影的研究,直接解释“教育哲学”(和“教育学”)的系列主题。

教育电影的叙事研究是否成功,既取决于教育电影的选择,更取决于对教育电影进行解读的视角。本书以“自然法的视角”的框架来选择系列教育电影,并用“自然法的视角”来对种种教育电影进行分类和解读。

教育电影的叙事研究所采用的“自然法的视角”,实际上是笔者正在撰写的《教育哲学》的框架。就此而言,“叙事教育学”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解释“教育哲学”的系列主题及其道理。〔1〕

教育电影(和教育戏剧和教育电视剧)是以影像的形式对典型的教育叙事(教育故事、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艺术化的教育叙事(教育小说、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的改编和改造。不过,教育电影并不限于教育故事或教育小说式的虚构。由于“非虚构小说”、“报告文学”、“新闻调查”的兴起,教育电影也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新闻调查”(如《高三》、《雨人》、《意志的胜利》、《华氏911》、《抢救切尔诺贝利》等)、“历史调查”(如《甘地传》、《左拉传》、《大国崛起》等)、“教育实验”(如《监狱实验》、《恶魔教室》、《长〔2〕大不容易》等)的实证研究的精神和元素。4.教育科学叙事

典型的教育叙事向科学化的方向扩展,就显示为调查的教育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调查研究,含实地调查的叙事研究和历史调查的叙事研究)、行动的教育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也有人称之为〔3〕“经验叙事”)和解释的教育叙事研究。前两者是对真实的教育现象的研究,后者主要是对虚构的教育叙事文本的研究(也可以是对非虚构的叙事文本如教育自传、教育日志的研究)。

科学化的叙事研究之所以重要,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以“实证”的方式提取真实的事件。也因此,科学化的叙事研究也可以称为“实证的叙事研究”。

实证的叙事研究以“拿证据来”的态度用事实说话。它少了虚构的浪漫,但增长了借鉴、预测的信心(即便是故事的叙事研究,它也是事实和事实之间的比较或链接)。

在调查的教育叙事研究、行动的教育叙事研究和解释的教育叙事研究的三者之间,解释的教育叙事研究虽然也是重要的方式和方向,但人们容易因它的虚构而不加理会。于是,理论研究者往往选择调查的教育叙事研究,而行动者(中小学教师)一般选择行动的教育叙事研究。

本书所采用的“教育科学叙事”的系列报告,主要是近年来我本人直接或间接参与的系列实证研究。

本书所采用的“问卷/档案的叙事研究”的三份报告,是近年来我本人指导的三份研究生课程作业或学位论文。

本书所采用的“访谈/观察的叙事研究”的三份报告,是近年来我本人直接参与的访谈/观察研究。一是我本人撰写的“香港真道书院教师发展考察报告”;二是我本人撰写的“一堂语文课的观察日志”;三是根据我和吴刚平教授、陈华博士的实地考察所收集的资料最后由陈华博士撰写的“我所见到的杜郎口中学”。

本书所采用的“历史/解释的叙事研究”的三份报告,是我在2005至2011年期间所指导的10位研究生所做的“历史的叙事研究”的案例。他们所提交的10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均按照我建议的“历史的叙事研究”(或调查的叙事研究)的方式完成。

本书所采用的“技术的行动研究的叙事”的三份报告,主要来自我本人关注或推动的广州市的三位小学教师所做的行动研究。在这三位老师所做的行动研究中,我的身份是U-S合作的行动研究中的“外〔4〕来者”(outsider)。5.个案的选择与解释

面对熙熙攘攘的教育叙事作品,选择哪些叙事作品作为本书的个案?这是一个困难。比如,《巨人传》最初作为一份有影响的教育小说而成为本书的重要个案。这本书介绍了高康大最初受旧教育的贻害而导致学习精神的萎缩,后来,一位年轻的人文主义者成为高康大的家庭教师,高康大的学习生活发生了变化。这位“新教师”为高康大提供了“新教育”:进行大运动量的体育锻炼,到巴黎旅行,在实际生活中修炼。高康大获得成功之后,建立新的修道院(相当于“新学校”)。在这个“新学校”里,不论男女,可随时进院修道,出入自由。他们不受任何教规的约束,“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人人都可以发财致富,自由自在地生活”。“新学校”只有一条院规:“做你感兴趣的事。”就此而言,本书确实是一份难得的教育叙事个案。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考虑到《巨人传》过于追求“搞笑”、“夸张”,离“现代教育”和“教育小说”太远,暂时放弃了对该个案的介绍和解释。

确定了个案之后,对这些个案介绍到何种程度,以便让读者既了解相关的故事和解释,又不至于让读者因过度诠释而感到厌恶?这也是一个困难。

为了让读者对各类教育故事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本书以“分类”的方式叙述了各类教育故事的由来与类型。然后,将视野范围内的所有叙事作品分别纳入“教育文学叙事”和相关的“教育电影叙事”。6.叙事教育学的母题

本书在展开“教育电影叙事研究”时,重点按照“教育哲学:自然法的视角”的三个主题来选择相关的教育电影并提供相应的解读。一是“游戏—劳动教育”;二是“情感—道德教育”;三是“信仰—〔5〕政治教育”(或“信仰—法律教育”)。

这三个主题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显示为不同的形式。“古典自然教育”是“游戏—劳动教育”、“情感—道德教育”和“信仰—政治教育”。“现代主体教育”将古典教育改造成“劳动教育”(科技劳动)、“道德教育”(道德规训)和政治教育(启蒙运动)。“未来审美教育”将重新恢复古典的“游戏—劳动教育”、“情感—道德教育”和“信仰—政治教育”。

注释

〔1〕由于篇幅和文献资料的限制,本书把教育电影作为研究的重点,偶尔选择教育戏剧和教育电视剧的个案(教育戏剧如《玩偶之家》、《1793年》,教育电视剧如《西游记》、《三国演义》),将来若积累了更多教育戏剧和教育电视剧的影像资料,再作补充、修订。

〔2〕这里将CCTV制作的《长大不容易》视为一份行动研究(准实验研究)报告。该研究的主要做法是:老师让学生计算自己每天、每月、每年的消费,然后给自己的父母写一封信。该研究的结果显示,让学生计算自己的消费可以激发学生对父母的“歉疚”。让学生通过给父母写信的方式把自己的“歉疚”表达出来可以激发学生的“反思”和“感恩”的情感。

〔3〕参见Connelly, F. & Clandinin, D. Teachers as Curriculum Planers: Narrative of Experience,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8:37.

〔4〕在技术的行动研究、实践的行动研究和批判的行动研究之间,笔者最看重的是技术的行动研究。

〔5〕本书通过教育电影叙事研究以及相关的艺术的教育叙事、科学的教育叙事研究一起形成“叙事教育学”;有关“游戏 劳动”、“情感 道德”、“信仰 政治”这三个主题的“理论教育学”将在笔者即将出版的《教育哲学》中获得详细的解说。第一部分教育文学叙事第一章教育故事与教育小说

故事是各种知识的母体,它承载着人类的历史记忆和生活空间。也因此,擅长讲故事的人,往往是年长者或远行者。年长者丈量了时间,远行者丈量了空间。他们是时间与空间的见证人,也就是故事的持有者。

故事是小说的原形,小说是故事的壮大和聚集。只是,无论故事如何壮大,人们依然因为它的虚构而称之为“小”说。与“小”说相对而言的是“宏大”的论文、“宏大”的科学研究报告。后来,利奥塔(J. Lyotard)提倡“叙事”时,正是从反对“宏大叙事”开始。〔1〕第一节 隐微教诲的教育故事

讲故事的人在故事中编织进了自己的智慧,讲故事其实也是在叙述这种智慧。每一个故事都由一个事件和一个道理构成。故事是叙事的核心,而道理是故事的核心。根据故事与道理的关系,可以把教育故事分为隐微教诲(间接劝说)的故事和显白教诲(直接劝说)的故事。

隐微教诲的故事是指那些道理潜在于故事中的故事,包括神话故事、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显白教诲的故事是指那些道理显现于故事的表面的故事,包括宗教故事、寓言故事和哲学故事。这只是相对的分类。故事的真实形态是:显白教诲的故事中含有隐微教诲,而隐微教诲的故事中又含有显白教诲。

神话故事、民间故事,以及取材于民间故事的传统童话故事,都带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神话故事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民间故事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与文化。神话故事和民间故事的流传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文化的传递。一、神话故事

人类最早的故事是从神话开始的。在初民社会,人类对世界、自然和自我的起源怀有困惑和崇拜的情感。每一个古老民族的神话都是这个民族对宇宙起源、人类起源和民族起源的假设和想象。神话与逻辑一样,是对世界的本质的认识。不同的是,神话是用想象的故事来呈现真理。神话是人类全部知识和文化的源头和根基,是哲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史学研究、文学研究、艺术研究和宗教研究的起点。

中国历史的叙说最初呈现为“神话时代”。中国民间普遍流传的故事是“盘古开天地”和“女娲造人”。

在“创世神话”之后,出现了“神祇神话”。在神祇世界中,玉皇大帝是最高长官,民间称为“老天爷”。其次是“三皇五帝”中的“三皇”,分别是天皇、地皇和人皇。有了“三皇”,世界就有了规矩。但人的生活仍很困难,于是出现了教导人们生活的“五氏”。有巢氏教人用树枝建造房屋;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第三位神祇伏羲和第四位神祇女娲是一对兄妹和夫妻,他们是人类的始祖。伏羲氏不仅教人使用火来烹饪食物,而且制定了八卦,设立了官员,发明了乐器,制定了婚姻制度,并教导人们渔猎畜牧和养蚕纺织;女娲氏用五色石补住了共工和祝融决斗时裂开的天;最后一位神祇神农氏(炎帝)是引导中国农业发展的神。他尝遍世间所有花草果实,确定哪些可以当食物,哪些可以当药物,并教人种植和豢养家畜。“神话时代”之后是“传说时代”。“传说时代”就是指黄帝王朝。黄帝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黄帝王朝出现了五位著名的领袖人物,他们就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包括黄帝、玄帝、〔2〕喾帝、尧帝、舜帝。在传说时代,部落之间争斗纷繁,最终轩辕打败蚩尤,被各部落拥护为“天子”,尊称为“黄帝”。他的妻子和大臣也都做出了贡献,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抽丝,史臣仓颉发明了汉字,隶首发明了算术,容成发明了历法。轩辕黄帝被视为中国人的祖先。黄帝的子孙世袭皇位,最后一位是舜帝。舜帝后来把皇位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禹建立了夏王朝,称禹帝。禹帝对国家进行了行政区域的划分,将中国分为九州,这些州名沿用至今。当皇位传至禹的孙辈时,后羿抢占了王权。后羿是一位神射手,相传射下过九个太阳。王母娘娘赠给后羿一服长生不死药,他的美貌的妻子嫦娥偷吃了药,飞至月宫。

中国的神话和传说执着于追究各种事物的起源。这些对人的本源、人的命运、文化的起源的回答中蕴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密码和民族心理根源。中国的神话传说是典型的农耕民族的神话传说。这里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对土地的崇拜和对神、帝王、英雄的敬仰。神话和传说中的神是保护人类的神,帝王是为人造福的英雄,他们都是强大者、高尚者和秩序的制订者,人只需要在神和帝王的庇护下安居乐业。如果说神话时代和传说时代是一个民族的童年时期,那么中国是一个老成的儿童,他少了一些儿童的顽皮,具有更多成人的平和与规矩。

神话和传说是史前时代的文明,当时文字尚未产生,神话和传说由口头相传。先秦时期开始有人整理、记录神话。保存了大量神话的古籍有《山海经》、《淮南子》,等等。

西方神话主要是指希伯来神话与希腊神话。希伯来属于亚洲,但在古罗马时代,希伯来文明《圣经》被罗马帝国基督教定为国教正典。中世纪以后,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合流,一起构成欧洲文化的源头,被文化史学家概括为“两希”文化。“希腊的逻各斯与希伯来的上帝结合而确立起来的基督教精神”一起构成西方的精神传统。〔3〕“两希”神话对整个西方的宗教、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都产生了影响。

希伯来人最重要的故事是“圣经故事”。“创世纪”的故事记载了上帝创世纪六日工程、原罪的来历、骨肉相残、洪水灭世和巴别塔等多种事件。在整本《圣经》中,除了部分诗歌和箴言外,其余都是“故事”。〔4〕

希腊的创世造人神话与希伯来神话类似。不同的是,希伯来神话只有唯一的天神上帝,而希腊神话有一个完整、浩大而精致的“神谱”系统,这使得希腊神话成为世界神话中最绚烂、迷人的部分。希腊神话是西方文明的始祖。今日所知的希腊神话或传说大多来源于古希腊文学,包括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西俄德(Hesiod)的《神谱》、奥维德(Ovidius)的《变形记》,以及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希腊神话谈论世界的起源、诸神的纷争与爱情事件、神的力量对凡世的影响。

希腊神话中的旧神谱系记载了天地的起源和十二巨神,包括混沌之神卡俄斯(Khaos/Chaos)及其子孙众神。在新神谱系中,宙斯(Zeus)推翻了父亲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十二位主神中男性诸神无不肌肉发达、体格健美,他们在抓到偷情的爱神与战神时驻足欣赏,心生羡慕;女性诸神则个个丰腴饱满,体态婀娜,她们为“最美丽”的荣誉而争风吃醋,各显神通。可见,“在他们(希腊原始先民)眼中,理想的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5〕。而且,众神有完整的情感并无拘无束,从不掩饰自己的快乐、忧伤、嫉妒、仇恨。天神宙斯喜欢拈花惹草,他曾化身为公牛勾引凡间的公主欧罗巴(Europa)骑在他的背上,将其掳走(欧罗巴脚下的土地就是后来的欧洲)。天后赫拉对此非常嫉恨,常用残忍的手段加害于她的情敌。希腊神话没有把神作为道德标准,属神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的本质。希腊神话所表现的是一个海洋民族的冒险精神、生命激情、年轻而奔放的力量和个人的价值。

希腊神话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英雄的传说。这类传说中的主人公多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英勇果敢。著名的英雄有赫拉克勒斯(Heracles)、阿喀琉斯(Achilles)、奥德修斯(Odysseus)、俄狄浦斯(Oedipus)、忒修斯(Theseus)、伊阿宋(Jason)。其中,俄狄浦斯的故事被讨论得最多。

希伯来和中国的创世神话、造人神话类似,都有一个神创造了天地乃至世间万物,人都是由泥土而来。然而不同的是,在希伯来神话中,上帝捏出人之后将气息吹进了泥人的鼻孔,而中国神话则没有这一环节。在希伯来语中,“气息”与“灵魂”同词同义,气息即灵魂。所以人类实际上是由两种成分构成的:泥土的血肉和天神的精神。这一人类本性的对立性构成,导致了人类永恒的冲突:灵与肉、精神与本能、欲望与理性。中国神话体现的人性观是一元的,人的肉体与灵魂都来自于土地,最终也归于土地;希伯来神话体现的人性观是二〔6〕元分裂的,是天空与泥土的对立。希腊神话中众神各司其职,这样的思路在中国同样存在。但中国神话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两个神是爱与美之神和酒神。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诞生在大海的泡沫中,她是最美丽的女神,象征着爱情;酒神狄奥尼索斯代表狂欢和艺术,他走到哪儿,歌声、狂饮和乱舞就跟到哪儿。他们代表的是对人的原始欲望的探索。二、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是民间的艺术,也是作家和诗人灵感的源泉。世界上最著名的民间故事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旧译《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用和日子一样多的故事喻指了叙事与人的关〔7〕系:“叙事等于生命,没有叙事便是死亡。”

相传古时候,在古阿拉伯的海岛上,有一个萨桑王国。有一天,国王山努亚和他的弟弟来到一片紧邻大海的草原。当他们正在一棵树下休息时,海中间突然冒起一个黑色的水柱,一个女郎来到了他们身边,告诉他们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不可信赖的。国王回到王国后,杀死了王后和宫女、奴仆,并开始每天娶一个女人来过一夜,次日便杀掉再娶,完全变成了一个暴君。这样年复一年,持续了三个年头,整整杀掉了一千多个女人。宰相的大女儿桑鲁卓决定嫁给国王,拯救千千万万的女人。进宫后,桑鲁卓每天晚上给国王讲一个故事。国王为了听下一个故事就没有杀她。就这样,桑鲁卓每天讲一个故事,她的故事无穷无尽,一个比一个精彩,一直讲到第一千零一夜,国王被这一千零一个故事感动了。是什么感动了国王?感动国王的不只是故事的精彩内容,也是故事的抚慰、教育的特性。世界那么精彩,即使用一千零一个故事也说不尽;世界那么缤纷,一千零一个故事里就有一千零一个女人。为什么还要在这样的世界里杀害女人呢?那一夜,国王对桑鲁卓说:“凭安拉的名义起誓,我决心不杀你了,你的故事让我感动。我将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永远保存。”于是,便有了《一千零一夜》这本书。据阿拉伯原文版统计,全书共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又包括若干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群。著名的故事有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Aladdin's Wonderful Lamp)、航海家辛巴达的故事(The Seven Voyages of Sinbad the Sailor)、渔翁和魔鬼(The Fisherman And The Jinni)、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的故事。

古代民间故事的题材多是反映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或与邪恶的斗争,比如“农民是怎样找到真理的”、“吝啬的财主”、“山毛榉大力士和美丽的茨冈姑娘”、“糊涂丈夫和聪明老婆”、“黄粱一梦”等;现代民间故事的主题多是启智励志的哲理小故事,比如“同学的差别”、“天堂与地狱的差别”、“狮子和羚羊的故事”、“比萨斜塔为什么是斜的”等。

民间故事在民众的生活和劳作过程中产生“民间文化”。民间故事是原始社会的神话与传说的生命延续,是阶级社会的神话与传说。民间故事中既有穷书生、长工和地主、巧媳妇和呆女婿等生活故事,也有杨家将、花木兰、包青天、《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故事,还有《西游记》、《封神演义》、牛郎织女、沉香救母、八仙过海、《白蛇传》、猎人海力布、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刘三姐、白毛女等幻想故事。民间幻想故事是宗教、历史和神话的混合。这些民间故事已经存活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故事的生命随着人类的历史而延长。

成语故事也是至今仍然活跃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一种古老故事。大部分成语由故事(“典故”)而来。成语故事的主要来源是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纸上谈兵”、“卧薪尝胆”、“破釜沉舟”、“闻鸡起舞”均是来自于历史故事,而大部分古代寓言故事都被提炼成了一个成语,如“黔驴技穷”出自寓言“黔之驴”。

民间故事是民众的艺术,也是民众的教育。民间故事最充分地论证了“故事是人的一部分”这一命题。古老的民间故事的生命之所以得以延续至今,是因为故事不仅包括故事本身,也包含着一个潜在的讲故事的人和一个听故事的人。故事融会了讲故事的人的生活体验与想象。正如本雅明所言,“所有真正的故事人都习惯事先说明自己是怎么听到这故事的,甚至把它描述为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不同于新闻报道,故事“不在于传达赤裸裸的事物本身。它使得所说的东西与叙述它的人的生命融合为一,而且在他的身上为故事的内容汲取养分。就是这样,故事印上了故事人的痕迹,正如陶瓶身上模印着陶〔8〕工的手纹”。同时,故事又是民族的一部分。在每一个生活圈子中,讲故事的人所讲的故事会变成听故事的人的想象与经验,每一个听众又都是下一次讲述的合法的叙事者。

故事是一种隐晦的教育。“一个故事或明或暗地蕴含着某些实用的东西。这实用有时可以是一个道德教训,另一情形则是实用性咨询,再一种则以谚语或格言呈现。无论哪种情形,讲故事者是一个对读者〔9〕有所指教的人。”

听故事的人常在故事中寻求指教,更一般的情况是,在故事中寻求某种抚慰和更新的力量。故事可以改变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10〕无常抹去的自我。”故事有一种改变人们对生活的想象和增强人们对某种生活品质的信念的力量。无论原始人还是现代人,在怅然若失的时候听完一个故事,艰辛就变得可以承受,明天又是可以指望的了。

一则故事辗转世代人而传播,人类的情感和民族的文化也正是在这种叙事中得以传递。无数无名无氏的成员共同参与故事的创作与传播,故事的价值体现在被无数次地重述。三、童话故事

最初,民间故事的读者(或听众)既是成人,也是儿童。后来,人们发现了成人与儿童的阅读兴趣的差异。于是,民间故事逐步分化出专供儿童阅读的“童话”。传统的童话故事都是根据更古老的民间故事重新编写而成。最古老的童话是神话和传说。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是世界三大童话故事集之一。寓言也可以归入广义的童话。收集和创作童话的人正是爱听故事的人。

第一个发现儿童不同于成人的阅读兴趣并为儿童提供他们爱看的故事的人是十七世纪法国诗人和作家佩罗(Perrault)。他在法兰西民族的民间传说里收集和整理童话故事,出版了优美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的故事》,其中的一些故事如《灰姑娘》、《小红帽》、《林中睡美人》、《小拇指》等后来成为代代相传的经典。这些民间童话故事的魔幻和寓意不比希腊神话逊色。在西方,成人常常很不放心让儿童接触有太多幻想的故事。但佩罗确立了“幻想”在儿童心中的地位,“幻想”也成为以后所有的童话故事的基本元素。

抢救了德意志民族的民间故事,又在民间故事中确立了童话故事的地盘的是格林兄弟。《格林童话》是十九世纪初两位德国历史学家兼语言学家搜集整理的民间传说、童话故事集,他们是一对友爱的兄弟——雅各布·格林(J. Grimm)和威廉·格林(W. Grimm),后人称呼他们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

从1806年开始,格林兄弟致力于在乡野间搜集民间童话和传说并进行整理和研究。他们把这项工作视为在战争与偏见中抢救德意志民族的文化遗产,是一种民族责任。他们忠实地把收集到的故事整理成为文字,严谨地考证故事的出处。经过八年的努力,格林兄弟共搜集整理了210多篇童话故事,结集出版了两卷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初版时每个故事后都附有学术性很强的考证性文字。这本书在德国学术界没有引起关注,但德国的孩子们却对它非常着迷。他们把繁琐的考证统统扔掉,只去读里面的故事,而且津津有味。这本书再版时就只有童话故事了,就是现在传遍世界的《格林童话》。《格林童话》中的名作有《青蛙王子》、《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金鹅》、《走运的汉斯》等。《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正式将童话故事与儿童相联,这种关联性日趋强烈。到十九世纪,童话故事开始转变为更加适合儿童的版本,比如减少了性或暴力的场面。“现代童话之父”是丹麦的童话家安徒生(H. Andersen)。虽然安徒生早期创作的童话也较多地借用了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题材,但安徒生的童话更多的是一种原始渴望与生命体验的原创式书写。正是从安徒生开始,童话创作的独创性越来越高。童话从传统的民间童话在安徒生这里开始向现代的“小说童话”转变。现代小说童话与传统民间童话的区别正如小说与故事的区别:一个是作家的个性创作,一个则是形成于民间的集体创作。

安徒生的童话和他的人生有着相同的曲线。他的童话和人生一样,可以分为卑贱的童年、充满金色梦想的青年和沧桑的晚年三个阶段。安徒生早期童话的代表作是《丑小鸭》和《海的女儿》。《丑小鸭》是一篇自传性的童话,丑小鸭暗喻安徒生寒微的出身与少年时代的不合时宜。《海的女儿》讲述的是一个出身卑微者渴望步入崇高的精神世界的故事。小美人鱼为了赢得王子的爱,不仅舍去了鱼尾,而且牺牲了声音,她想用舞蹈向王子表达爱意,王子却无法理解这艺术的语言。就像安徒生本人,年轻无名的他写的诗和小说虽然才华熠熠,却不被接受。安徒生早期创作的童话还有《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牧猪人》、《笨汉汉斯》、《豌豆公主》、《国王的新衣》、《打火匣》、《小意达的花儿》、《拇指姑娘》、《野天鹅》等。安徒生的中期童话和晚期童话不断地把童话推向生活,推向现实。中期童话故事的主人公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或物品,在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中,有一些缺乏信心的忧郁。此时的作品有《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皇后》、《影子》、《一滴水》、《母亲的故事》、《演木偶戏的人》、《陀螺与皮球》、《一枚银币》、《补衣针》、《柳树下的梦》、《她是一个废物》、《单身汉的睡帽》、《幸运的贝儿》、《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们》等。

安徒生的童话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当中的诗情与灵性。即便是街灯这样没有生命的物品,在安徒生的童话世界中也那么令人同情和喜爱,更别说是海的女儿那样的角色。所有的母亲都希望把孩子领到安徒生的面前,同他握手。但安徒生的童话并不是只写给儿童而是写给所有人的。“八至八十岁的人”都可以读安徒生的童话,也都会被他的童话感动。

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的光芒几乎遮蔽了整个十九世纪的童话王国,不过卡罗尔(L. Carroll)的《爱丽丝漫游奇遇记》、王尔德(O. Wilde)的《快乐王子》、科洛迪(Collodi)的《木偶奇遇记》、鲍姆(L. Baum)的《绿野仙踪》避开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的光芒,以清新的味道获得儿童和家长的认可。

二十世纪初,英国作家巴里(J. Barrie)的童话《小飞侠彼得潘,长不大的男孩》(1904年)的出现标志着童话被普遍承认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民间故事的大地上,开出了童话之花。这一时期的著名童话还有《骑鹅旅行记》、《青鸟》、《柳林风声》、《小熊温尼普》等。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童话像张牙舞爪的科技一样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

第一类是“顽童派”(或称为“狂欢派”)童话,指描写调皮捣蛋的“孩子”成长的趣味童话,特点是幽默与反叛。这类童话的代表是《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这一类的著名童话还有英国达尔(R. Dahl)的《巧克力工厂的秘密》、挪威埃格纳(T. Egner)的《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德国普罗伊斯勒(O. Preusler)的《大盗霍岑普洛茨》。2000年国际儿童节前夕,爱德诺基金会送给76岁的普罗伊斯勒的颁奖致辞是:“在电动玩具和电视动画充斥于世的时代里,奥特弗雷德·普罗伊斯勒的儿童文学作品仍能给孩子们一个充满幻想的空间,一个富有创意的世界,甚至能激励孩子们阅读作品后去克服〔11〕自己内心深处某种莫可名状的恐惧感。”

第二类是民间故事派童话。托尔金(J. Tolkien)的奇幻童话《指环王》是一部现代神话,它要唤醒每个人内心里沉睡的英雄主义激情。

第三类是纯幻想型童话。英国皮亚斯(P. Pearce)的《汤姆的午夜花园》以“时间”为主题,想象汤姆在神秘的时间花园里的奇特经历。美国罗琳的《哈利·波特》用“魔法”征服了世界儿童,它描写了一个魔法学校中发生的神秘故事。还有一些幻想型的动物童话。美国怀特(E. B. White)的《夏绿蒂的网》和《小老鼠司图亚特》的主人公分别是蜘蛛夏绿蒂、小猪威伯和一对纽约夫妇生的拇指大的老鼠孩子司图亚特。这些动物有着人的名字和情感,或许它们就是“动物人”。

十九世纪末,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和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传入中国,现代童话的概念逐渐在中国确立,故事开始专门为儿童留出一个空间。在那之前,中国民间童话的数量非常少。但儿童的胃口向来很好,对于故事通常是来者不拒的,他们也能在民间故事中寻找自己中意的部分。部分神话故事、寓言故事和哪吒闹海、西游记、聊斋、狼外婆等民间传说是中国古代儿童的童话。到了二十世纪,叶圣陶、周作人、张天翼、严文井、任溶溶、孙幼军、郑渊洁等人译介或创作了大量现代童话。

动画或电影形式的童话可以被称为“新童话”。如动画片《狮子王》、《奥特曼》、《名侦探柯南》、《蓝精灵》、《变形金刚》、《七龙珠》、《机器猫》、《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迪士尼系列动画电影”以及越来越多的三维动画电影等。儿童疯狂追捧这些“新童话”,于是形成了“新童话”与“传统童话”之间的对决,它们打响了争夺“读者”的战役。“新童话”在父母与学校那里遭到抱怨,因为它们在童话故事的本质之外,注入了太多科技、商业或“儿童不宜”的元素,被认为是一股破坏力量。于是,“传统童话”阵营打出“亲子阅读”、“回归经典”的旗帜。

从民间故事中走出来的童话故事中蕴藏了适合儿童的“游戏精神”和“游戏规则”,分别代表了生活的乐趣与生活的道理。这使童话故事在娱乐属性外,也天然地具备教育属性,成为儿童的启蒙读物。但中西方的童话故事中所隐含的教育元素有一些差异。童话故事中隐含了三个关键元素:善良、智慧与勇敢,与之对应的故事可以称为“美德故事”、“智慧故事”和“身体故事”。这些元素在中西方童话故事中的排列顺序明显不同。

西方童话故事首先是“美德故事”和“身体故事”,这两个主题往往联手出现。西方故事很耐心地关注人的“美德”和“身体”:人要善良、诚实、守信,又要坚强、勤劳、有牺牲精神。《美妞与野兽》中的美妞与两个姐姐区别就在于:美妞既善良又勤劳,而且喜爱读书与唱歌,而两个姐姐则是嫌贫爱富又好吃懒做。《野天鹅》中的艾丽莎得到仙女的启示,用教堂墓地的荨麻编织七件铠甲才能救七位哥哥。但在编织过程中,绝不能说话。如果说话,她的话就会变成短剑刺向她的哥哥们。除了“美德故事”和“身体故事”,西方故事也有“智慧故事”。比如常常戏弄狮王和恶狼的列那狐。

中国传统的“童话”故事主要显示为以神机妙算、斗智斗勇为主题的“智慧故事”和以勇猛、义气为主题的“身体故事”,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智慧故事”周围,有嘲笑“愚笨”的故事,比如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掩耳盗铃等故事;也有赞赏“勤学”的故事,比如凿壁借光、程门立雪、悬梁刺股等故事。中国“美德故事”的主题仅显示为忠孝和惩恶扬善,而对“个人的修炼”和“个人的幸福”缺乏叙述的热情。

总体上看,西方故事和中国故事都隐含了善良、智慧与勇敢等相同的元素。但是,这些元素哪些是核心,西方故事和中国故事有不同的设计和选择。第二节 显白教诲的教育故事

狭义的教育故事虽然也在讲故事,但它是“主题先行”的故事,讲故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表达某个教育道理。宗教故事和寓言故事直接给人提出劝说或劝诫,也因此,这两类故事常常被编入教育成人的“手册”或教育孩子的“教科书”。这种做法从古代就已经开始,现代依然流行。一、宗教故事“宗教”本来是教育的形式之一,“宗教”也可以理解为“最正宗的教育”的简称。因此,宗教故事也就是教育故事。在西方基督教社会,《圣经》是最流行的教材、牧师则是信徒的老师。在中世纪或现代教会学校,《圣经》甚至是每天必须诵读的教材,所有的教师都是牧师。“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与之相关的教义与教材显示为“圣经故事”、“古兰经故事”与“佛经故事”。

一切宗教都是立足于死亡和来世的“生命教育”,并由此而提醒人类“向死而生”。“向死而生”、“为来世而生”是宗教的普遍精神。

不过,不同的宗教在具体的教义与教学方式上显示出不同的样式。从“有神论”的视角来看,基督教对“神”最重视,伊斯兰教次之,佛教再次之,有人甚至认为佛教是“无神论”,因为佛祖释迦牟尼是人而不是神。也因此,佛教更重视后天的个人努力、个人意志、个人修炼。而从“信仰与知识”的视角来看,基督教重信仰而轻知识,伊斯兰教兼而有之,佛教更重视“智慧”并以个人觉悟来体验教义、建立信仰。

在世界三大宗教故事中,佛经故事最接近本书所推崇的“自然法”的精神,也最接近中国道教所秉承的“道法自然”的精神。从这个视角来看,佛教最有可能成为“普世宗教”,佛学最有可能成为〔12〕“普世教育学”。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Sakyamuni)。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6年,大约与我国孔子同时代。他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29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时,他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遂创立佛教,随即在印度北〔13〕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

2500多年前,古印度境内诸国林立,其东北部恒河边有个迦毗罗卫国,国王叫净饭,王后叫摩耶。相传,摩耶夫人一日在睡眠之际,梦见一头白象腾空而来,从右肋进入自己身体,她顿时觉得体安快乐如服甘露。10个月之后,王子出生。净饭王替他取名悉达多。

青年时期的悉达多(Siddhartha)王子,性喜清净。他对于宫廷中的声色喧嚣生活感到厌烦,常思出门游赏大自然景物。一日,他乘坐七宝轮车,从东门出游,看见一老人,伛偻曲背,手扶竹杖,举步艰难,有如蚁行。悉达多王子顿时有感于人生老苦,心生忧郁。又见一病人,面色萎黄,形容枯槁,气喘呻吟,痛苦万状。悉达多王子怜悯病人,心自忧怖。又见一死者,直挺僵卧,淤血流溢,臭积难闻,一家老小,号哭送之。悉达多王子又有感于心,惶恐苦闷。又见一出家之人,圆顶缁袍,相貌不俗,精神朗澈,威仪有度。那出家人告诉他修行解脱之道,王子听后,决计弃绝富贵享乐,刻意修行,以求解脱“老”、“病”、“死”苦。

悉达多王子请求父母允许出家修行,净饭王和摩诃波闍波提夫人涕泣不许。他向父母请求四愿:一不老,二不病,三不死,四不别。说若能满四愿,便不出家。无奈之下,净饭王令人建造春夏秋三时都百花盛开的宫殿,增设诸般妙乐歌舞,以悦王子耳目,又令人警戒守护,不许稍离,想使王子去掉出家之念。

悉达多不为五欲的享乐所打动。悄然离开王宫,出家修行。在一株高大茂密的毕波罗树(又译菩提树,即无花果树)下静坐。他发下誓愿:“我如果不圆成正等正觉的佛果,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座!”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四十八天,豁然开朗,成为圆满正等正觉的“佛陀”(世人尊称为“佛陀”,意为“觉者”),佛号“释迦牟尼”。

至此,释迦牟尼已成就菩提道果,遂开始传教收徒,传授他所证悟的宇宙真谛。释迦牟尼成佛后,即从事说法传教,向五位侍从说法:欲求大道应防止两个极端,一为享乐纵欲的生活,这是堕落,一为禁欲的苦行生活,这是痛苦。避开这两个极端,行于中道,能导致智慧觉悟,即可修“八正道”,脱出生死的苦海。五人听后,顶礼拜服。他又向五人说了生灭“四谛”之法。五人便皈依了释迦牟尼,成为最早的信徒。

此后,释迦牟尼一直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广收弟子,建立僧团,奠定了原始佛教的教义。

释迦牟尼组建僧团后,常端坐千叶莲花台上,向僧众弟子讲经说法。他所说之法,有佛教的“三皈五戒”、“十二因缘”、“四圣谛”、“八正道”。

释迦牟尼以及后来的弟子教育众生时,多采用故事的形式。这些“佛经故事”(大量显示为寓言、童话)后来以不同的形式聚集为不同佛教经典。在不同形式的“佛经故事”中,以“百喻经”最著名。《百喻经》也称《百句譬喻经》,又称《痴华鬘》。所谓“百喻”,是指全书共有一百则譬喻,即一百个寓言和故事(实际上只有九十八个,有人认为加上卷首的引子和卷末的结偈,可称为“百”)。《痴华鬘》一名则从寓言和故事的内容上得来,就是“痴人的故事集”。〔14〕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三大系和十大〔15〕宗派。三大系即汉传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汉传佛教有十宗派。其中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是由中国独立发展出的三个本土佛教宗派。

三者之中,禅宗最有特色。禅宗的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指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认识自我。二、寓言故事

宗教故事和寓言故事提供的都是人生教育,不同的是,宗教故事为人指出一条向善的人生道路,寓言故事为人指出这条道路上的高低不平。

寓言晚于神话却早于其他叙事。寓言是对神话的继承,同时又是对神话的批判。比如“画蛇添足”、“叶公好龙”两则寓言就是对龙图腾的讽喻。早期寓言大部分脱胎于神话,神话本身蕴藏着寓意。寓言的产生是人类从神话思维发展到逻辑思维的标志。

寓言就是“寄寓之言”,是假借故事来说理、劝喻或讽刺,以使道理易于接受。寓言具有双重结构:故事是寓言的“寓体”,道理是寓言的“寓意”。“寓体”可以是民间故事,也可以是某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寓意”可以暗藏在故事中,也可以由故事中的人物说出,或者在故事开头或结尾处直接道出。

世界上最早产生且形成了体系的寓言是:中国寓言、古印度寓言和古希腊寓言。它们是世界三大寓言体系。

中国寓言产生于先秦时期,其中战国是寓言创作的黄金时代。先秦寓言的特点是为阐述哲理和政治主张服务。当时社会动荡,诸子百家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在著书立说时多采用“譬喻”,即列举自然〔16〕现象和规律或借着蕴含哲理故事来抒发议论,以求增强说服力。由此而形成了寓言。有人把寓言比作匕首,短而有力,直抵要害。当人听完故事后,道理在转身时突然闪现,如此说故事的人常能达到说理、劝诫的目的。春秋时期,执意攻打楚国的吴王在听了舍人所讲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之后放弃了进攻;战国后期,魏王在听了谋士季梁所讲的“南辕北辙”的故事后放弃了出兵攻打邯郸的打算;“守株待兔”是法家用以劝说帝王变法的故事。

先秦诸子散文中穿插了大量的寓言,这些寓言并未独立成篇,但可从原文中分离出来。《庄子》多借神话故事来抒论,有“庖丁解牛”、“涸辙之鱼”、“相濡以沫”、“坐井观天”、“东施效颦”、“朝三暮四”、“对牛弹琴”等。《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孟子》是寓言最多的几部著作。列子隐居四十年,致力于道德学问,所著《列子》一书中有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百余篇,不乏教益。包括“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杞人忧天”、“两小儿辩日”、“歧路亡羊”、“薛谭学讴”、“纪昌学射”、“龙伯钓鳌”;《韩非子》多借用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来抒论,有“自相矛盾”、“郑人买履”、“买椟还珠”、“滥竽充数”、“唇亡齿寒”;《吕氏春秋》中有“刻舟求剑”、“掩耳盗铃”、“引婴投江”、“循表夜涉”、“一窍不通”、“贪小失大”;《战国策》中有“南辕北辙”、“狐假虎威”、“画蛇添足”、“亡羊补牢”、“惊弓之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孟子》中有“拔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等等。

中国前期寓言的主角多是人,但到了明清的西学东渐时代,西方的动物寓言传入中国,中国以动物作主角的寓言逐渐增多。到了近代,寓言的主角多为动物。最早介绍伊索寓言到中国的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后来有明末清初的李世熊模仿西方寓言创作《物感》,共二十篇寓言,其中十九篇是动物寓言。1901年,《寓言报》创刊,这是中国的第一家寓言报刊。

西方寓言体系发源于古希腊。和中国一样,古希腊寓言也是对神话的继承和批判。西西弗斯(Sisyphus)的神话表现了欧洲罪感文化的原始因素,包含了一种对人生痛苦和不断奋斗的理性思考。寓言继承了对神话的理性思考。《伊索寓言》里百分之十的角色是神话人物。赫尔墨斯买雕像的故事讽刺人要有自知之明;赫耳墨斯和樵夫的故事,赞扬了樵夫的诚实。古希腊最早的寓言剧《鸟》表达了对神的反抗。《鸟》由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创作,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寓言剧。寓言剧写两个年老的雅典人找到一个鸟王,组织各种鸟,建立了一个云中鸟国,切断了天和地之间的通道,迫使天神宙斯让步,把统治权交给这个鸟国。鸟国内部没有剥削,人人劳动,没有贫富之分。

古希腊的《伊索寓言》是西方寓言的典范和主要源头。“故事大王”伊索(Aesop)是古希腊寓言的讲述者和整理者的代表人物,古希腊人是用“伊索寓言”泛指希腊所有的寓言。《伊索寓言》经过世代的传承、汇编与修改,不仅包括了古希腊寓言,也融入了亚洲、非〔17〕洲故事。《伊索寓言》到十七世纪基本定型,共有300多个故事。《伊索寓言》中有“农夫和蛇”、“狼和小羊”、“狐狸和葡萄”、“鹰与蜣螂”、“农夫和儿子们的争吵”、“打破神像的人”、“龟兔赛跑”、“乌鸦和狐狸”、“狼来了”、“生金蛋的鸡”等故事。《伊索寓言》是西方寓言的始祖和后世寓言创作的蓝本。拉·封丹(La Fontaine)的“龟兔赛跑”、克雷洛夫(Krylov)的《狐狸和葡萄》等都取材于《伊索寓言》。拉·封丹还把自己的寓言集命名为《拉·封丹先生用韵文写〔18〕成的伊索寓言》。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和法国的拉·封丹寓言、俄国的克雷洛夫寓言并称为世界三大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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