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与魔鬼——日本教育面面观(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蒋丰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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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与魔鬼——日本教育面面观试读：

（序）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日本教育现状观察

前两年，两则有关日本天皇嫡孙女爱子的新闻格外引人注目。一则是皇太子反对搞子女教育特殊化，坚持让爱子徒步上学。于是，在报纸醒目位置出现了爱子背着大书包、拼命奔跑的照片；另一则是说爱子因在学校受到欺负而患上“校园恐惧症”，逼得雅子妃亲自陪读。

两则新闻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折射出日本教育的斑驳现状。

日本是个让我们百味杂陈的国度。从政治和近代史的角度讲，可谓不折不扣的恶邻；但从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着眼，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参照和学习的榜样。不得不承认，日本教育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从日本的教育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当初其何以雄踞亚洲的答案。当然，精华与渣滓从来都是相依并存的，身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教育也折射出很多社会问题，这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也不啻为另一种借鉴。

比如，日本的

家庭与教育

然而，家庭并不是隔离于社会而存在的。在不良思潮的影响下，日本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映射到日本的教育当中。校园凌辱、校园暴力、援交……似乎已经成为日本教育的另一代名词。连日本天皇的孙女都能受到同学们的“特殊照顾”，可见日本校园暴力达到了何种程度。所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日本教育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日本的社会环境、社会风气难辞其咎。

此外，透视日本这些年的教育状况，还呈现出诸多乱象。

其一，政府越来越重视，学习环境却越来越恶化。虽然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少子化问题，但是教育资源短缺、虐童案激增、禽兽教师性骚扰案件频发、儿童色情信息泛滥等，都让校园不再宁静，不再单纯。

其二，学费越来越高，教育质量却越来越低下。日本学园里的不良学生、问题学生层出不穷，即使是日本大学也因为这些年日本政府经费投入上的减少，导致实力下降，世界排名后退，这一切均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滑。

其三，学生学习热情越来越少，校园暴力却越来越多。现在的日本学生，没有上进心，缺少学习的动力，安心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倒是打架斗殴、侵凌弱小的校园暴力事件越来越多。

其四，改革力度越来越大，改革效果却差强人意。为了扭转教育质量下滑的问题，日本政府近年来也推出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计划，可奈何学生和家长并不买账，认为这是换汤不换药，瞎折腾。结果导致很多改革措施步履维艰，甚至半途而废。

这些教育乱象并非日本一国所独有，作为转型期的中国，类似的情形也时有发生。本人近些年通过对日本教育的观察和思考，陆续写了一些文章，所谓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不经意间，竟也有几十篇之多。现将其整理成书，其目的不只是观察日本的教育，更是希望通过对日本教育的观察，给我们当下的教育改革提供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参考。

当前，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驶入了快车道，如何兼顾教育的效率与公平，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问题。同时，日本教育中出现的校园暴力、色情、网络沉迷等问题，在中国的学校里也并不鲜见。如何杜绝这些问题的发生，还校园以原本的纯真与简单，中日两国在这方面也都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家庭与教育

小学生双肩书包装满传统文化

稚嫩的肩膀上边，背着方方正正又很卡哇伊的双肩书包……这是日本小学生走在道路上的常见身姿。这种典型的日本小学生形象，可不是“主要靠气质”，说起来，他们身后的那款双肩书包作用不小。

如今，日本小学生的双肩书包不但在日本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且成为“日本制造”走向世界的又一代表。随着访日外国游客飙升，日本双肩书包已经作为一种时尚和文化，迅速被不少国家的民众了解和接纳。有些知名品牌的双肩书包不但设计和材质高大上，价格也相当不菲，少则三四万日元，多则六七万日元。但是，这依然没有阻挡外国“剁手党”购买的热情。比起绝大多数外国人对日式书包工艺及质量的热捧，日本人其实有着更多的感情投入和文化坚守。

第一，双肩书包是日本人长期引以为豪的“匠人”传统的忠实体现。比起那些颇具产业形象的“日本制造”，以小学生为消费主体的书包可谓是十分低调，深藏不露。然而，这一商品却凝聚着日本的手工匠人一针一线的技术绝活，堪称日本匠人的“巨作”。

知名书包制造商“大峡制包”的技术人员介绍，日本精湛的双肩书包中的手工技术含量不亚于高端汽车，很多书包里甚至采用了与奢侈运动系汽车LFA相同的材质。因此，对双肩书包的钟情，也是日本民众对“匠人文化”的一种坚守。

第二，双肩书包与日本的动漫因素相互辉映，形成了独特的小学生文化。动漫正日渐成为日本面向世界的文化软实力之一。而书包文化也深刻体现在日本动漫作品中，比如在人气颇旺的《名侦探柯南》、《哆啦A梦》中，均有背着日式双肩书包的卡通人物登场，其形象深入人心。对书包文化的坚持，客观上已经成为日本人通过实际行动对本国动漫文化的自觉传承。

第三，双肩书包是日本小学生的身份符号和社会标志。款式统一又各有小特色的书包，是向外界释放“我是小学生”的最好信号，伴随着日本小学生的学习与成长。日本一般实施6年小学制，日本书包生产商也一般将书包产品质保期设定为6年，与小学生的生活保持同步。6年这一时间的设定，不但有对自身质量和服务的自信，更多体现着对作为消费主体的孩子们的一种人文关怀。而且，书包一定程度上还充当着小学生“护身符”的角色。独特的“大砖头”式款式设计，加上精挑细选的材质选用和技术含量，小学生书包在小主人后仰跌倒、被外来行人、自行车等冲撞时，还能起到缓冲的保护作用，一度被不少日本妈妈视为孩子的“守护神”。

直到现在日本小学生们依然背着多年未变的双肩书包，其实与价格、款式和人气关系不大，更多体现了一种文化传承。而且随着海外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承载着日式文化的双肩书包，还可能成为展示日本传统特色的又一载体。

日本学生英语差究竟怨谁？

说起日本人的英语水平，是连他们自己都会用“蹩脚”来形容的。2016年4月4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2015年度日本中学生“英语教育实施状况”，高三“英检准2级”（相当于托业450分左右）的学生比例为34.3%，初三“英检3级”（相当于托业340分左右）学生比例为36.6%，虽然比2015年增长2个百分点，但与日本政府“2015年达到50%”的目标相距甚远。日本民众开始抱怨，这么多年日本政府究竟干了些啥？

此次调查是2015年12月由文部科学省发起的。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对13000所公立中学进行了调查。据统计，千叶县的初三学生英语水平最高，达到了52.1%，是唯一一个完成日本政府目标的县。而国际化程度更高的东京仅有47.9%。其中，初三英语水平最差的是高知县，仅为25.8%。高三学生的英语成绩更令人担忧，完成日本政府目标的都道府县数量为零。群马县高三学生的英语程度最高，达到了49.4%。最低的则是冲绳，为21.8%，也就是说，冲绳县高三英语达标率仅为2成。

与此相对，2013年，“国际商务交流协会”对48个国家的托业成绩进行了调查，其中，日本人平均成绩为512分，位列第40位，而中国则以716的平均分夺得第12名，韩国也以632分的成绩，获得第30名。日本人的英语水平在中日韩三国之中最差。

日本经济水平比中韩发达，国际化水平也相对较高，那日本人的英语为何如此之差呢？

首先，日语语法、发音与英语格格不入。英语的动词在宾语之前，而日语的动词则出现在宾语之后。比如说，最简单的“我爱你”，用日语表达则是“我你爱”。这让日本学生学习英语非常吃力。除了语法上存在巨大差异外，发音也是让日本人头疼的难题。日语语言系统相对简单，学会五十音图，便可以解决大多问题，但这难以应付多变的英文发音。比如日语里面并没有“V”的发音，因此，只能用类似的日语代替，这种日本式的发音或许只有日本人能听懂。

其次，日语造词能力差。虽然中国现在使用的很多词都属于“日本制造”，如：宪法、经济、共和等等。虽说是“日本制造”，但究其本质是“汉语创造”，这些词其实是“借壳上市”，本质都是汉语，发音也由汉语而来。随着日本汉学水平的下降和外来词语越来越多，日本人也越来越懒。为了省事，日本人就把很多英语词汇直接用片假名表示。然而，这种方法也有一个致命缺点，看似日本与英语越来越近，实际上却是越来越远。日本人记住的都是“日式英语”，并不是真正的英语。当看到英语时，就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认识谁了。

最后，岛国性导致与外界交流差。日本是个岛国，有很强的文化保守性。虽然，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国际化程度也渐渐提高，但很多日本人依旧喜欢保持日本传统。而且，发音差也让日本人羞于开口说英语。事实上，韩国与日本属于一个语系，但韩国的英语水平要更高，有人说：“这是因为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大陆归属意识更强，与外界交流时更自信。”的确，日本固有的岛国性与外界交流时确实有些不自信。

种种原因造成日本中学生英语成绩落后中韩，这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以上这些思考或许能从根上找到一些原因。

“制服控”源于仪式文化

每年的3月底4月初，是日本新一学年的开始，在樱花飘香的春光下，日本中小学新生也将迎来期待已久的入学仪式。之所以说期待，不仅因为它预示着学生甚至家长又一年新生活的开始，同时更是一个可以热热闹闹大搞“仪式”的时机。

说起来，最具仪式感的当属中小学生们的制服。日式制服在意义上类似于中国的校服，得体、正式、整齐划一。一来在形式上，似乎更为“成人化”，例如男生则西装领带，女生则套装套裙。二来在价格上，可谓“不菲”！日本拥有成熟的学生入学制服市场，也可以定制，但花费少则三四万日元，多则七八万日元，还不乏更高档的商品和品牌。可以说，其开销一点不逊色于成人就职工作购买的职业装。更有意思的是，据日媒报道，绝大多数父母表示，这笔费用着实让家里的财务状况狠狠地紧张了一次，但这是孩子的人生大事，咬牙也得坚持。更有甚者，为体面地送孩子入学，有很多家长不惜借钱购买好的学生制服。

有人不禁会问，对于入学，孩子是一种期盼，家长是一种期待，其“履新”的心情可以理解，必要的物质准备自然不可或缺。然而，花大钱就为了这一次性的入学仪式么？至于吗？你还别说，对于日本人而言，还真至于！

虽然入学只是日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其存在感并不亚于其他。更为重要的是，之所以全国上下均要大张旗鼓地“兴办”入学仪式，与日本人向来无法割舍的仪式感密不可分。

第一，入学式是培养孩子社会仪式感的重要课程。日本作为一个相对发展完善、成熟的现代社会，其标志之一就是各行各业的仪式感十足，这充分体现在服装上。无论是政客、公务员和公司白领，还是电车、公交车和出租车司机，甚至包括工地建筑工、垃圾回收工等工作群体，都有着严格和统一的职业装要求。这不仅是业务规范的需要，更是日本树立行业意识、集团意识的有效方式。对于初入校门的学生，身穿得体正式的制服，正是上述意识培养的“第一站”，有着超越“人靠衣装马靠鞍”的积极意义。

第二，制服制度有助于向孩子释放接受“约束性”教育的信号。日本社会崇尚“内敛”，以维护人际和谐与社会稳定。然而，这并非日本人天性，更多依赖后天教育。学校是重要的约束性教育场所，在父母爱护和家族包容下的孩子，当入学时，制服的强化使用，可以及时树立孩子即将融入有规矩、有纪律、有集团性的意识，进行自我调整。

可以说，为了新生入学制服，日本人“兴师动众”，即便囊中羞涩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其背后更多的是传统的社会文化和教育理念在推动。然而，学生制服的深层次意义并不能遮住它现实的某些“丑”，因买不起制服而拒绝参加入学仪式的家庭也不在少数。形式大于内容的制服，也酿造了这种现实的不平，对一些贫困家庭造成尴尬和压力。似乎，制服的是与非，不能一概而论。

“超级育儿法”让顽童变超人

最近，日本颇为“奇葩”的儿童严寒教育，在朋友圈等各种社交媒体上悄然成为热议话题。其实，日本各种眼花缭乱的育儿方法中，还有更为“奇葩”的“超级育儿法”，眼下正在成为全日本幼儿教育领域的“黑马”，倍受关注。

日式“超级育儿法”的主要载体是“超级幼儿园”，说起来，这种幼儿园可谓种类繁多，各有特色。如位于埼玉县的稻穗保育园，园舍全为木造，庭内有山有树，却没有一个游乐设施，取而代之的是放养的狗、马、驴、鸡等小动物，其教育宗旨是培养孩子的感知能力，被称为“最不像保育院的保育院”。

再比如位于神奈川县的若木保育园着重提高孩子体能。每年10月左右，年仅2岁左右的孩子们就要到附近山脉，接受反复登顶的体能训练。作为毕业纪念，保育园还会在充分训练后，组织5岁的孩子攀爬对于成人来说也颇具难度的富士山。

在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幼儿园”中，尤为受到追捧的当属“横峰超级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个个都能骑跳超出自己身高两倍多的障碍木，可以倒立行走，每日行走距离数公里，在园期间人均读书量高达1500册。这种全面的潜力型教育秉持三大基本理念，即挖掘竞争意识、培养模仿能力、树立认同感。

比如为提高竞争意识，赛跑时往往高学年儿童被安排在低学年后面几十米，孩子们若不使出浑身解数便胜利无望。在鼓励模仿时，往往让低学年儿童观摩高学年儿童的各种表演，以激发孩子们“我也想变成那样”的欲望。培养认同感时，往往避开一味的夸奖和赞许，只对孩子通过努力实现目标给予肯定。

对于这些寻常幼儿园难以做到的教育法，日本各界褒贬不一。有些学者批评指出，孩子单纯的天性就这样被扼杀，缺乏人性。然而，这样近似极端的幼儿教育若结合日本民族性格和社会现状，既有着不少科学合理的因素，又似乎颇符合其现实需要。

一是有利于传承日本民族忍耐、坚毅的品格。“超级育儿法”大多建立在“树人”的理念上，和“严寒教育”等一样，意在让孩子从小建立完善的人格，敢于吃苦耐劳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多数日本教育家将此视为日本人的根本，予以推崇。

二是迎合苦于育儿的专职妈妈。母亲是现代日本家庭育儿的主体，有时甚至是唯一主体。这让培养孩子的压力，大多落在母亲身上。而承担相夫教子等家庭重任的女人，往往缺乏以一己之力教育孩子的自信，对从保育园开始的学校强化教育寄予厚望，这让“超级教育法”受到绝大多数妈妈的坚决支持。

三是日本社会生存危机感与日俱增。日本社会经过高度成长期后，最近20多年正在逐渐进入一个瓶颈阶段。影响之一就是新生代生存压力不断加大，但同时生存能力急速恶化。比起考虑如何保护孩子的所谓天性，越来越多的教育人士和父母则更加焦虑如何让孩子具备强大的生存能力，甚至成为“小超人”。

无论是小超人还是小顽童，孩子的成长和发育要基于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日式“超级育儿法”虽然是非颇多，但是从培养孩子坚韧品质的角度看，也不乏积极意义。

严寒教育并非要风度不要温度

2015年，日本的冬天算是“暖冬”。不过，冬天毕竟是冬天，让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光身赤膊在寒风中又是跑步、又是冬泳、又是洗冷水澡的，画面残酷得让人有点不敢看。虽然严寒健身在许多国家并不少见，但像日本这样从娃娃抓起的并不多。

冬季的日本，往往能够看到一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场景。年轻妈妈在大雪纷飞的早晨，牵着年幼女儿等待去幼儿园的班车，母女两人是清一色的露腿短裙；严寒天气里的幼儿园中，男童女童们个个短裤短袖参加运动会，而观众席上的父母没有丝毫担忧之色；寒潮来袭时，小家伙们依然是单衣单裤四处跑。

其实，日本孩子们衣着单薄，既不是因为岛国的冬季很温暖，也不是因为傻小子睡凉炕——全靠火力旺。在日本，“耐寒”既是一项修行文化，又是一门成长教育，有着较深的传统和历史。

长期以来，日本都非常重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价值观。虽然作为发达国家，日本几乎所有公共场所和设施在冬天都配备有空调、电炉等取暖工具，但日本仍然将儿童列为受寒教育的“强制”对象。日语有一句谚语：“儿童是风之子。”一是表明儿童是天生体格抗寒的个体，二也包含着人与自然应该浑然一体的意思。走出呵护有加的室内，感受自然的四季变化，特别是用身体体会特殊的寒冬，十分贴合日本自古以来的生活理念。

而且，“耐寒体验”还是日本武士文化与木建文化精神的续存。日本曾拥有近700年的武士时代。武士道是日本特殊的历史文化，其精神核心是重视衣着简朴与生活朴素，追求用人的原始力量发展和锻炼自身。此外，木造房屋作为日本代表性建筑形式，在结构上亦无法完全拒严寒于门外，这也促使日本人更加适应寒冷，有些人甚至喜爱那种寒冷的感觉。从日本儿童的严寒教育中，就能够窥视到上述两种传统文化的影子。

此外，日本还有以寒修行的民俗。其实，不仅是儿童，日本各地迄今都盛行着各种在寒冷中修养身心的做法，例如飞流急下的“瀑布浴”、大雪地带东北地区的裸身雪浴等。成年男子们仅一条“遮羞布”在漫天大雪的世界里呐喊前行，其中传达的不仅是锻炼健壮体格的信号，更是净化心灵、强化意志的精神。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包围下，被视为民族未来的儿童，自然十分有必要接受这种教育。

诚然，日本的严寒教育包含历史、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因素，但是对于儿童来说，促进身体健康、增强免疫力的好处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并非只是像一些爱美女性那样“要风度不要温度”，而是日本最大限度挖掘儿童身体和意志潜力的一种方法。从这方面说，耐寒教育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学生躲进厕所吃饭究竟为哪般

想必很多喜欢日剧和动漫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剧中在学校被同学们用各种方式排挤的人，在午休时间会选择躲在厕所里吃午饭。日本人甚至还据此造出了一个新的词汇“便所饭”，即“厕所饭”。说起来，日本厕所的干净程度是全球公认的，但即便是一尘不染，在厕所里吃饭也是一件让人听起来就觉得倒胃口的事情。那么，日本人为什么会躲进厕所吃午饭呢？

日本著名精神科医生町泽静夫把这种现象命名为“午饭同伴综合征”，这一类人如果是独自一个人在食堂等人数众多的环境就餐，便会产生诸如“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啊”之类的不安想法，为了逃避他人的目光，这类人选择了躲进厕所里吃饭。可不要以为这只是少数人因不合群而产生的怪癖。2013年，日本媒体就对“厕所饭”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中大约12%的人有过在厕所里吃饭的经历，其中以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

因为在意别人的目光而选择委屈自己，这在经常拼桌吃饭的中国小伙伴看来似乎有些不能理解，那么日本人为何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呢？主要有这样两点原因。

首先是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在古代日本，武士道最为重视的就是君臣戒律，可以“君不君”但绝不可“臣不臣”。评判一个武士是否合格，并不是看他是否对国家有何贡献，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所属的集团。旧时的日本有一种文化叫做“村八分”，按照江户时代《御定书百条》的规定，村民之间的交往有十“分”，即：冠、婚、丧、盖房、火灾、疾病、水灾、旅行、生育、忌辰。如果某个村民因违反规矩而被实施了“村八分”，就意味着全体村民要在上述的十“分”的交往中与他断绝八“分”。只剩下葬礼和火灾的两“分”交往。而被全体如此对待的村民再继续在村中生活下去是非常艰难的。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村八分”的文化已经大部分消失，不过由此也真的可以看出来，集团对于日本人生活的重要性。

另外是日本人的“他我”意识。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先生认为人的意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自己认识到的自己，也就是“自我”意识；另一个是通过他人认识到的自己，被称为“他我”意识。日本人的“他我”意识较其他国人而言更加强烈，他们非常在意他人的目光，并且会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比如日本人的说话方式非常“暧昧”，让其作出明确判断时，往往会顾左右而言他，很少直截了当地说“不”或明确地拒绝别人。日本年轻人中流行这样一个词——“KY”（空気が読めない），他们认为懂得“阅读空气”非常重要，而不懂得察言观色的人则往往不受欢迎。

为了不让落单的学生躲在厕所里吃午餐，不少大学都在食堂推出了“单人座”，即在可容纳6人的餐桌中间放置50厘米左右的半透明塑料板，将原本的大桌隔断成一个个单人座位。这样即使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也不会感觉到尴尬。“单人座”的出现受到了不少好评，不光是落单的学生觉得松了一口气，就连很多老师也表示这一做法很人性化。

其实在我看来，“单人坐”的设立确实将一部分落单的人“解救”出了厕所，不过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人际关系是否有问题。一味地选择像鸵鸟一样将头埋进沙土里，不如跳出来看看自己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毕竟餐桌上的“塑料板”不能成为今后生活交际中的“保护伞”。

家庭大手笔教育投资背后的失败

比起当年老夫子那句近乎歇斯底里“学而优则仕”的呐喊，如今“读书改变命运”的口号可能更加给力。为人父母，哪个不肯节衣缩食供孩子读书？哪个家庭不是日子再拮据对于孩子的教育投资上也不手软？在日本这样一个学历社会就更不必说了，要知道，日本大大小小公司发工资时是暗中考虑学历的。

日本媒体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学到大学都读私立学校，他的家庭就要在他身上投入3750万日元（1万日元约合780元人民币，2012年汇率）的学费。其中，小学6年需要950万日元，中学3年需要500万，高中3年需要350万，大学4年又需要650万，剩下的1300万日元是私立学校安排去国外交换留学所需的费用。

日本私立学校一向重视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所以在高中和大学的教程中都会编入1到2年的国外交换留学课程。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不具备较好的英语能力简直就无法在日本社会就业，所以日本一些家长们哪怕是申请教育贷款，也要供孩子读私立大学，并让孩子在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交换留学。

因此，各种教育贷款服务在日本应运而生，其中有国家运营的，也有民间银行运营的。2012年11月28日，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也公布了一个调查结果，在5083个申请了国家教育贷款的家庭当中，2012年的教育投资平均比2011年增加了3000日元左右，教育投资已经占到家庭年收入的38.6%，创下了近10年的最高记录。

那么，如此高昂的教育投资如何保障呢？有六成的家庭回答：“削减教育费以外的支出。”如果孩子从小学到大学读的都是公立学校，则小学6年的平均费用是260万日元，中学200万日元，高中150万日元，大学340万日元，合计就是950万日元。算来，送孩子上私立还是公立，中间的差额居然有2800万日元。

正因为这样，大多数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日本家庭都希望能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读书。这就导致了公立学校的入校竞争率超高。于是，很多家庭又被迫改送孩子去私立。从这些数字还可以看出，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日本小学的学费都要比中学和高中贵出许多。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补习班”上。

日本的小学生一般是从四年级开始上补习班。有些家长觉得孩子太小，没有必要上。但是，放学后孩子看其他同学都开始去上补习班，自己就会提出也要去。否则，做家长的面子上也会挂不住，就想反正四年级学生的补习费也不贵，那就送孩子去吧。

日本金融专家将这种做法比作“上贼船”。因为随着学年的增长，补习班的“花样”越来越多，模拟考试、寒暑假集中补习等，费用是一个劲儿地上涨。到了小学六年级，每年光是交补习班费就需要100万日元以上。一般普通的日本家庭，收入增长是跟不上学费上涨的。这样，就有一些家长想中途打“退堂鼓”。

不过，每逢此时，补习班的老师们都会拿出一套强有力的说辞，问道：“这不是让孩子半途而废吗？这样一来，此前的教育投资就都打水漂了，将来孩子会后悔，大人也会后悔的。”世上有哪一位家长愿意承担日后的这种后悔呢？日本金融专家畠山雅子指出，教育投资已经把日本的很多家庭都逼成了慢性“困难户”。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日本社会，越是在教育上舍得花钱的家庭，孩子越容易被培养成“啃老族”。这些家庭出身的孩子从小听到的都是“钱的事情你不要管，你只管给我好好读书”之类的话，久而久之，他们对金钱的感觉就渐渐麻木了。在这种声音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啃起老来真的是一点儿商量都没有。

据了解，有一个家庭居然养着一位40多岁的中年“啃老族”。他从小只要是好好读书，父母就要什么给什么，结果造成他只能读书，不会工作，就业失败后一直“宅”在家中。父母那数千万日元的教育投资收不到成效，还得继续管他吃喝，为他支付网费、手机费、国民保险等等，每月平均就需5万日元。“穷什么都不能穷了孩子”，“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基于这种“教育观”，在儿女的教育投资上，不惜一切地大把花钱，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许多父母都是相同的心境！但是，如今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年轻的乃至中年的“啃老族”都在日益增多，人们是否应重新审视这种“教育观”呢？

交通安全教育“从娃娃抓起”

侧过头来看邻国日本，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00年日本交通事故伤残者中，19岁以下青少年所占比率为26.5%。2013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为14.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交通安全教育在其中功不可没。

日本青少年交通安全教育主要有两个目标：减少事故中的伤亡率；培养未来遵守规则的“交通社会人”。日本学者认为，涉及青少年的交通事故，很多与他们性子较急、缺乏经验的年龄特性有关。一旦遭遇交通事故，这些弱点可能是致命的，所以必须通过全方位、全覆盖的教育，让青少年从小养成“条件反射”式的良好习惯。而且，如果不在青少年时期形成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成人后他们还将成为潜在的“马路杀手”。

为此，日本文部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青少年的安全指导守则，明确规定了各个机构的交通安全教育目标和内容。由中央研修会和各都道府县研修会等为学校教员举办交通安全指导员培训班、安全教育指导员研讨会、学校安全研究协议会等，提高学校教员的素质和实际指导能力。

此外，文部省还委托安全教育普及协会开展调研，调查各个学校如何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以及教育效果如何，学校是否具备这方面的指导能力等情况。

为了使交通安全教育取得预期效果，地方财政预算中列出了费用，专供学校购买交通安全指导挂图、信号装置、道路标志等物品，确保学校配备有各种安全教育用具。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教育委员会为提高学校交通安全教育水平，还编写和分发了相关教师用指导材料、学生用读物等。

针对幼儿，全日本交通安全协会发行了用于识字的《交通安全读本》。这些读本没有道德说教，而是以小朋友历险的童话形式讲述交通安全知识，文图结合、生动有趣，非常受欢迎。比如3岁儿童的读本主题是“道路”；4岁儿童的是“红绿灯”；5岁儿童的是“安全”。日本小朋友从识字那一刻起，就开始接触安全交通知识。

很多幼儿园里的游戏角还设有虚拟的道路和路口、交通信号、标志标线。小朋友在“交通乐园”中玩耍嬉戏的同时，自觉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增强交通安全意识，从小养成了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习惯。

小学除了专门的交通安全课，警察还会经常去给孩子们讲授交通安全常识。每个学童的帽子、书包甚至胸前姓名牌子上都有醒目的交通安全标志。这既是对孩子的保护，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从小养成交通安全习惯的良好环境。

中小学阶段，交通安全知识融入到了语文、数学、绘画等基础科目中，课程学习与交通安全教育两不误。政府还经常向青少年赠送宣传交通安全常识的玩具，其中甚至有会讲话的小机器人，让他们能通过活泼、轻松的形式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除了校园里的理论学习，实践也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交通指导员”与“集团上下学”，是日本交通安全维护的两大“法宝”。中小学附近的交叉路口及人行横道，都有专业志愿者担任的“交通指导员”。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仅是青少年安全的守护神，还要负责纠正青少年的不当行为。

这些“交通指导员”有着“非常手段”。对于偶尔违反交通规则的青少年，他们会耐心地说服教育；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人，“交通指导员”会让他们留下来协助维护交通秩序，直到同学们全部回家。这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教育。日复一日的规范与监督，让青少年逐渐养成了良好习惯，形成了安全交通意识。“集团上下学”则相当于中国的“路队”。由高年级的学生带着学弟学妹过马路。这种“自治”形式不仅可以培养高年级学生的责任感，还可以通过同学们的彼此纠正，形成一种整体良好风气。而且，“带路人”的互相轮换，让每个青少年得以有机会承担整个团队安全的责任，熟练掌握各种交通安全知识。

日本国民遵守交通规则的自觉性，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中形成的。不难看出，在交通安全教育上，日本有着一套从上到下、从小到大、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系统。这种严丝合缝的标准化体系，让青少年习惯成自然，遇到交通事故时能够做出“条件反射”式的正确避险反应，从而减少了伤亡。

日本学校性教育“从娃娃抓起”

都说“食、色，性也”，可是在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在关系到对孩子的性教育问题上，依然还是谈性色变。一本《生理卫生》课本就担负起对全中国所有孩子的性知识教育。至今，每一个过来人相信都会清楚地记得，生理卫生课老师在讲授课本的那一章时的欲说还休、欲言又止，而学生们则对那一章所描述的语句百般琢磨、仔细推敲，似乎想从几句简单的文字当中，发现一个有关性问题的新大陆。

有人说，中国大多数年轻人的性启蒙是从日本的AV影片开始的，这也难怪“苍老师”被很多中国学生称为“德艺双馨”。从启蒙的效果上看，“苍老师”无疑要比生理卫生课的老师们有用得多。不过，阅尽天下AV，并不等于完成了性教育。对于那些自控能力较差的学生，AV更像洪水猛兽，稍不留神，就有可能陷入早恋、早孕甚至堕胎等泥潭，给尚在成长期的身心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女孩14岁产子不知孩子父亲是谁、学生屡遭禽兽教师猥亵却不敢出声、女博士婚后两年依然还是处女……这些极端的例子，很形象地显示出中国性教育的偏差以及由此造成的影响与后果。

虽然说日本社会整体相对保守，但是在对孩子们的性教育方面，却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甚至可以说是亚洲国家性教育的领跑者。与中国把性教育集中安排在初二初三阶段不同的是，日本从小学开始就开展性教育，可以说是真正的从娃娃抓起。

关于性教育的功能和目的，日本给出的定义是“以尊重人性的精神为基础，适应儿童学生的发展阶段，在使他们了解关于性的科学知识的同时，通过让儿童学生有健全的异性观和能够采取基于此的理想行动，帮助他们形成人格和丰富的人性”。

基于此，日本中小学性教育的目标就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情绪性和感受性。让学生领略生命的神秘性、伟大性和纯真性；培养学生对生命的连续性、亲子缘分等伟大自然的裁量的敬畏之念。

二是社会性。让学生知道自己生命的珍贵；培养学生尊重男女各自的特质和平等性的精神；使学生理解性的作用和男女关系的应有状态；培养他们审视性文化和性道德的眼力。

三是科学性。使学生对自己身体上和心理上产生的性的发展和变化有科学的理解，培养能恰当对待它们的能力和态度。

四是自我控制能力。培养正确控制性欲望的能力，理解行为的手段和对待性冲动的方式。

除此之外，日本学校还针对孩子们在不同学龄段的身体发育特点，制定出了每一学年的性教育内容，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由浅入深，把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知识逐一教授。日本学校开展性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生们性生理、性心理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因此，纵观日本的性教育，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日本学校的性教育并不只是教学生正确认识月经、遗精、自慰、怀孕这么简单，实际上，性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它以正确认识自己的性别、身体开始，以建立培养起健康的性心理，树立起正确的生命观为终。性教育不是一时一刻，而应是伴随学生成长的始终。

其次，性教育不需要犹抱琵琶半遮面。有的时候，越是神秘，越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好奇，并为此追根究底。而如果能够将性教育光明正大地进行讲授，学生们接受得反倒会更加坦然。由此也避免了学生因为学校性教育的缺乏最终误入黄色书籍、录像寻找答案的歧途。

总之，日本学校的性教育在确定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时，更注重适应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及其特征，更注重集体指导和个别指导的相结合。当然，日本部分学生中至今依然存在不良性行为、妊娠、堕胎、援交等案例，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日本学校的性教育依然任重而道远。

日本家长为《论语》跟学校打官司

招生的时候说学校有《论语》课程，入学以后发现《论语》课程被取消了。围绕着这件事情，日本茨城县取手市江户川学园（高中）31名学生家长联手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谁料，在一审、二审中都获得胜诉结果的学生家长，在12月10日的三审开庭宣判中却败诉了。这就是发生在日本的事情。

战后的日本，曾有一段时间几乎不读《论语》了。这也难怪，对待儒学，中国人是把“仁”作为精髓来汲取，日本人是把“忠”当作精华来吸收。结果，一场战争下来，尽管是“忠心报国”，最后还是输了，那这《论语》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等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时候，发现《论语》还是有点用的。别的都不说，在日本近代享有“实业之父”美誉的涩泽荣一，在其所著《〈论语〉与算盘》中，就提炼出“义利合一”的经营原则，认为一个企业家只要做到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就可以发财致富。眼看着“实业之父”都这样，还能不学？最近几年，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日本软银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北尾吉孝也在称《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是“东洋人教养的根干”，认为在进入所谓的全球化之前，通过这些中国古籍来提高自身的修养显得尤为重要。

伴随着这些影响，日本教育界的“《论语》热”也在渐渐升温。各种各样的《论语》讲座、补习班应运而生，校园里传出了《论语》的朗朗读书声。这其中还有像江户川学园（高中）那样的，把学校开设《论语》课程当作吸引生源的内容之一。

话说回来，为了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江户川学园（高中）也的确开办过《论语》课程。但是，2004年7月，学校内部发生“内讧”，推动《论语》课程教育的校长被解雇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搞行政管理的就更难做到“萧规曹随”了，于是，《论语》课程在这所学校也就消失了。其后，对于这种“说话不算数”行为表示不满的31名学生家长串联起来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赔偿480万日元。

开始，学生家长们斗志昂扬，在一审、二审中都获得了胜诉的结果。但是，江户川学园（高中）就是不认输，继续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这里面可能有对法律的信念，也可能有“死马当作活马医”的侥幸心理。谁都没有想到，12月10日三审开庭的时候，日本最高法院的审判长甲斐中辰夫一方面在判决中指出，学校在学生入学后安排的课程，与招生宣传内容不相符，“从社会普遍的认知程度上讲，这种做法属于违法”；另一方面则认定“虽然《论语》课程停止了，但这所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水平并没有下降”，从而推翻了一审、二审的判决，导致学生家长在终审中败诉下来。

这样一起案件，很值得让人深思。应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内容的案件，更是一个追问诚信的案件。日本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不仅会成为今后判案参照的一个案例，也许还会成为日本社会风气转变的一个风标。

中小学生面临一场“手机战”

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工具也在不断升级。从固定电话到手机，再从电信通话到SNS，已经有多种手段可以满足人们对于交流的渴望。这种渴望不仅局限于成年人，中小学生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话，来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

在日本，这种现象既有与中国相似之处，又有其独到之处。很多日本家长为随时随地找到孩子，不得不给他们配上一部手机，但同时又怕他们浏览不良网站，每个月都提心吊胆地等着缴费单。不仅如此，现在很多SNS都成了“约炮神器”，每天等着钓MM的色狼比比皆是，常常有女学生因无知或者自愿上钩。

另一方面，学校最担心的则是学生因沉溺于交友耽误学习。2012年底，文部科学省的“学力报告”显示，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学习成绩，与他们拥有手机的比率呈反比。调查称，日本各都道府县平均35.9%的小学六年级学生在使用手机。其中东京都最高为51.3%，依次分别是神奈川县和大阪府。排在倒数前三位的是秋田、石川和新潟三个县。综合其他要素整体分析，家长上班时间越长、共同劳动率和房产持有率越低，他们的孩子就越容易拥有一部手机。

除了家庭原因之外，社会原因也成了促使中小学生拿起手机的推手。据悉，日本的手机普及率几近100%，成年人手机市场已经饱和。电信公司的业务大多是靠推出新措施互相挖墙脚，想找一个新用户已经是难上加难。为此，他们把目光盯在了中小学生身上。从几年前的学生2年“基本费”免费起，逐渐扩展到3年还能全家免费。不少家长也是看上了这个便宜，才会给孩子办手机。

那么，面对着愈发普及的手机，校方是如何应对的呢？此前有消息称，部分中学明确规定，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到学校，否则一律没收。这一禁令虽得到了部分家长的支持，却遭到了学生们的强烈反对，让相互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因此，目前较为主流的教育方针是，由学校统一向学生发放手机，以此来“教会学生手机的正确使用方法”。著名教育学家尾木透露，这种手机月租3500日元（约合220元人民币），不能上网但自带GPS功能，直接将位置信息连到父母的电脑上。晚上10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手机自动上锁，无法使用。电话也只能打往事前登录过的几个号码上，其余一律被自动切断。这种手机还可以“防狼”，如果遇到危险，孩子可以一键打开报警装置。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学校发的手机既能让家长找到孩子，又保护了孩子，一举两得。但从小学生的角度看，这等于又给身上加了一个被监视的工具，自然不爽。于是很多商家又瞄准商机，适时地开发出了可爱、好玩，功能又不“越轨”的儿童用手机，还可绑定父母的号码。

由此看来，科技的进步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方便的生活，也有很多新的烦恼。在无孔不入的商人们眼里，让中小学生人人用上手机，确是一块肥得流油的市场。从目前的种种统计看来，这个市场已经初具规模，激烈的竞争必将随后而至。日本中小学生即将面临一场“手机战”。

看看日本如何治疗“手机依赖症”

iPhone的全球开卖，点沸了各国网络。中国网友们关于“土豪金”的热议，曾经不绝于耳。而日本的反应则显得比较“异类”，部分家庭和学校把这视为新一轮病毒流行的开始。什么病？手机依赖症。

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间，日本厚生劳动省研究组面向47个都道府县的约10万名中学生，实施了有关网络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约有8.1%的中学生有网络依赖。该研究组根据调查结果估算出，全日本患有网络依赖的中学生合计约达51.8万。这是日本针对中学生网络依赖情况进行的首次全国调查。

该研究组成员、日本国立医院机构久里滨医疗中心院长樋口进表示，“网络依赖严重时，可导致昼夜颠倒，引发睡眠障碍等，还可能对精神状态产生不良影响”，呼吁学校和家长们帮助青少年们减少玩手机的时间。

面对重病、已病和出现轻微症状的青少年手机依赖症群体，日本文部科学省也行动了起来，参考韩国的带初高中生外出野营、断网十二天的做法，计划在日本开展类似的“断网旅行”或“断网野营”。文部科学省青少年课负责人还透露，目前已经决定利用国立设施——“青少年之家”等，让初高中生们短期体验无手机、无电脑的生活。

究竟怎么样才叫手机依赖症呢？日本的国立医院机构久里滨医疗中心的中山秀纪医生称，目前，要严格地给手机依赖症下定义还比较难。如果因玩手机耽误了休息和学习，却依旧停不下来的话，那就很可能是依赖症了。

以青少年“患者”为主的手机依赖症，不仅在日本蔓延，在中国也是一样。在考虑是否要像日本政府那样“举国抗病”前，不妨参考一下日本小家庭里的成功案例。

家住琦玉县的43岁的富田亮一，有个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每天都玩手机到深夜。做父亲的每天软硬兼施，嘴都磨破了，但儿子的回答就只有一句：“我再玩一会儿，就一会儿。”

富田在看儿子的手机费用明细单时发现，好在选择的是5000日元的包月流量套餐，不然每月用手机上网的实际流量费要高达80多万日元。富田把明细单拿给儿子看，儿子在看到80多万的数字时，也惊讶得合不拢嘴巴，立即减少了利用手机上网的频率。

之后，富田家每月都会将实际流量费白底红字的写出来，张贴到儿子房间的墙上，用具体的金额来刺激儿子继续努力“抗病”。

致力于消灭手机依赖症的日本民间团体——“天使之眼”的代表远藤美季分析称：“如果是做父母的单方面限制孩子使用手机，即便有效果也是暂时的。只有在孩子自己产生问题意识后，才有可能彻底克服依赖。”当然，金额刺激只是唤起孩子的问题意识的方法之一。

家住东京都的50岁的井上由美，在帮助女儿克服手机依赖症时，采取的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井上的女儿在读中专，功课轻松之余，每天玩手机游戏到凌晨四五点钟。但做母亲的没有教训女儿，而是装作不经意的表扬。表扬女儿头发又黑又亮，表扬女儿最近越长越漂亮。逐渐地，青春正盛的女儿变得爱收拾房间了，也不那么宅了，偶尔还会主动找妈妈一起出去逛街。

成城墨冈诊所所长墨冈孝分析称：“有很多家长在看到孩子不分昼夜地玩手机后，会想要强制性地没收孩子的手机。这其实是很危险的。有依赖倾向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依赖的东西，就容易陷入恐慌状态，甚至会突然变得暴力起来。”因此，让孩子在不知不觉间转移注意力，帮助孩子培养新的兴趣爱好，比正面对决更加事半功倍。

其实，这些不仅适用于青少年，也适用于所有对智能手机欲罢不能，一离开就会魂不守舍的成年人。

电子游戏在社会上已无孔不入

日本任天堂公司2010年6月15日又露了一手，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E3电玩展上首次公开了无需专用眼镜即可欣赏3D影像的DS掌机新机型“Nintendo 3DS”，与此同时公布了内置可拍摄3D照片的摄像头等配置细节。索尼电脑娱乐公司（SCE）也不肯落后，透露于10月21日在日本发售PS3体感手柄“MOVE”。

有人这样说，世界上有两大“电子游戏大国”——美国和日本，但是美、日究竟谁是“世界第一电子游戏大国”，却是难以判定的。显然，这应该与日本电子游戏的娱乐业市场占有率有关，街头四处可见的游戏厅、游戏机让人感到电子游戏无处不在，而美国发行的所有街机电子游戏，又有九成是从日本来的。再加上日本在电子游戏研发方面的大力投入，都让日本与美国在电玩方面难分伯仲。

还有这样的分析，电子游戏产业已经成为日本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从20个世纪60年代初“街机”上市，到六七十年代之间开发“家用游戏机”，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掌上游戏机”，经过30多年的耕耘，日本已经把电子游戏这棵“摇钱树”，培育成为第一时尚娱乐产业，在全球业界曾经产生过垄断性的影响。

在日本，更有这样的认识：把电子游戏称为与电影、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形式并列的“第九艺术”。尽管有人指出从发展历史和社会地位来看，电子游戏还是不折不扣的“小字辈”，但它已经借助图像处理等高科技手段，大力吸收其他艺术门类的精华，进步之神速、发展之迅猛，都让人刮目相看。其传播能力更是不能小觑。

但令人头痛的事情也是有的。据日本媒体报道，每天放学以后，日本小学生几乎都是每人拿着一台便携游戏机，如痴如醉地玩游戏。而中学生则是80%有手机，每月只要交几百日元就能够玩各种电子游戏。此外，绝大多数学生家里有电脑，网络游戏更是中学生的最爱。许多不爱学习的小孩过着“游戏人生”，平均每天玩两三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最多可达七八个小时，久而久之成了“游戏脑”。

日本心理专家指出，“游戏脑”的特征是大脑发育迟缓，甚至分不清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没有表情，非常健忘；感情控制能力差，容易突然发怒。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一名曾经连续袭击了20多名女性的少年，目的就是为了体验电子游戏中女性的叫声是真还是假。更有调查表明，很多犯罪的日本青少年都曾沉湎于暴力游戏。

当然，电子游戏也在被因势利导地引进教育的殿堂。不久前，日本东京女子学园把电子游戏引入课堂，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上课时，学生们都不再听老师讲课，而是神情贯注地盯着各自手中的任天堂DS游戏机。学校正在尝试把电子游戏机和英语教学软件结合在一起，从词汇、书写和听力方面对学生进行每周辅导。游戏机中的软件以游戏的方式，要求学生通过拼写单词或词组来获取分数，整个学习过程因此变得更加轻松起来。学校的英语老师表示，随着英语学习的深入，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开始变得参差不齐，使用“一对一”的电子游戏教学，能更好地让学生在自己的基础上取得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电子游戏对象已经不是单一地锁定在青少年身上了，而是在不断地扩大游戏消费族群，“依照不同消费人群设计出不同的游戏机种，使每个人都能投入到美好的游戏体验中”。笔者到日本福冈去采访一位将近80岁的日本老人，他说儿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居然是电子游戏《三国志》老人版。一位日本家庭主妇则向笔者“诉苦”，说是丈夫下班回家以后，几乎是脱了西服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打游戏机，一直要打到清晨两点钟左右，还自认为这是减轻职场压力的最佳方法。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电子游戏正在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功能也从简单的娱乐发展到老年消闲、白领减轻职场压力等等方面。

电子游戏是否会成为“第二个好莱坞”，还一时难有定论，但日本电子游戏凭借着其独特的传播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却是任何媒介都没法做到的事情。

据说，中国的电子游戏如今也是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那么，中国也会走日本电子游戏的这种老路吗？日本走过的道路值得我们深思。

看看日本高考中的那些作弊丑闻

酷暑炎炎，一年一度的中国高考大幕即将拉开。此时此刻，高考加分政策、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因受贿被捕等消息备受关注。此处要说，日本的高考制度与中国有较大不同，其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各种丑闻。

日本的高考在每年年初举行，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分两次，1月举行国家统一考试，据报考学校的要求，考两到三门基础课程。如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在这个环节需要考三门课：外语、国语，另外一门从日本史、世界史、政治经济、数学中选择。之后2月中旬至3月底，各个大学再根据本校情况进行第二次考试。

很多私立大学有一套较为立体的选拔体系，包括一般选拔、综合学科毕业生选拔、AO（Admissions Office）入学考试、体育特长生选拔等几种。其中，AO入学考试是日本从美国引进的选拔制度，通过提交申请、小论文和面试等方式确定入学者。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造假“美女博士”小保方晴子就是通过AO考试进入早稻田大学的。2013年，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通过AO方式选拔了56名学生入学，早稻田大学体育学科则通过特长生“自我推荐入学考试”的方式选拔了62名学生入学，其中包括日本全国运动会空手道亚军等。

多年来，日本的高考基本保证了公平公正，但也屡屡爆出丑闻。1980年，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发生了考题泄露事件。试题印刷所的员工事先已被买通。当年2月5日，试题开始印刷的第一天，为经济利益，该员工将社会、数学试题放在衣服内带出，第二日将国语、英语试题带出。他因此获得500万日元的报酬。

试题被偷出后，高中教师团伙进行复印，交给高考辅导培训学校的讲师。试卷拿到了，需要尽快答出标准答案。他们找到了东京大学的在校生，被拒绝。后找到早稻田大学在校生，在其不知这就是高考试题的情况下，请他答出了标准答案。巧合的是，这位早稻田大学学生，在稍后的高考中恰好进行监考，发现高考试题与自己此前看到的试题完全相同，遂报告校方，事情败露，泄题人员被捕，55名学生被取消学籍。

2011年的日本高考丑闻则多了几分高科技的色彩。在考试进行的过程中，“Yahoo知惠袋”（类似“百度知道”）上出现了多个关于考试题目的问题。如2月12日进行的早稻田大学英语考试是10：00—11：30，考试还没结束的11：08，网上出现的一段“日译英”的题目正是这门英语考试的试题，并且11：12就有人跟帖给出答案。2月25日京都大学的数学考试是13：30—15：30，考试刚开始的13：37，网上就出现了试题，并在14：09得到回答。同志社大学、立教大学等多所高校爆出的十几处试题在网上泄露的问题中，绝大多数都在该门考试结束前得到回答。早稻田大学和立教大学确定了网上投稿的考生，并取消其入学资格。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对此网络泄题事件“表示十分遗憾”。

其实，如今的中国和日本，都是“学历社会”，大学入学考试都关系到每位考生的命运。对很多人来说，这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只有做到真正公平公正，才能让考试保持长久的公信力。

解决地方学校“空巢化”有招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学校都不仅仅是孩子们接受教育的场所，也是所在地域的居民交流往来的平台，文化互动传播的中心，是地域纽带关系的象征。尤其在日本这个“地震王国”，学校还是抵御抗震防灾的据点。

但是，伴随着日本社会“少子化”和“过疏化”问题的加剧，日本文部科学省不得不在时隔60年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公立中小学校的废除、合并。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公立中小学校的学生人数超过了1800万，到了2015年，却只有970万，减少了将近一半，公立中小学校也减少了24%。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14岁以下的儿童在2700万人左右，到了2015年却只有1500万人左右，另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推算结果，到了2060年，日本14岁以下儿童将只剩下791万人。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已是如此的深刻。

为此，近年来，日本各地方自治体也都陆续开始将辖区内中小学校的废除与合并问题搬到了桌面上，有的选择了废除与合并，有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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