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红旗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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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试读：

绪论

20世纪20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晚清以来的通俗文学相比，无论是在作家的文艺素养、写作功底上，还是在所取得的实绩、艺术资源配给、读者占有数量上，都很难与之相提并论；与“五四”[2]新文学“贫瘠的实绩与神奇的光影”相比，它显示出来的是贫弱的内容和并不高超的艺术水准；与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相比，它非但没有获得国家意识形态的扶助，还被国民党视为“反动文艺”，其传播媒介——刊物、作品纷纷被警告、取缔或查禁，作家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甚至被通缉或杀害；与30年代左翼文学相比，它显得排外、缺少包容性；与国际左翼文学相比，其“文学是宣传”等发难理论也显得幼稚、粗糙。另外，就自身主体结构来说，其内部也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论争不断，这些论争存在于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盾之间，存在于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如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批评蒋光慈，而钱杏邨则写《关于现代中国文学》来反驳），甚至存在于创造社内部（如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对郁达夫和张资平的批评）。由于左翼文学发难理论具有严重缺陷，所以在推动作家意识转变时与作家主体的自我认同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一些左翼作家运用这些理论错误地对当时显在或潜在的同盟者进行了严厉批判。如果没有这些“误会”，左翼文艺的存在形态必然是另一种样式。当然，历史不可假设。问题仍在于，尽管中国左翼文学在早期有许多缺点或不足，但它能够成为世界左翼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获得文学史、革命现代性乃至当代的意义，这意味着它具有独特的精神内质和艺术生命力。

在中国左翼文学精神特质的形成过程中，左翼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想象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在蒋光慈看来，无产阶级文化不[3]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洪灵菲认为，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长起来，在俄罗斯获得了政权，在所有的资本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有了很大的势力；在中国，无产阶级艺术随着无产阶级的成长而发生，1928年的无产阶级艺术运动发生在“五卅”运动[4]和省港大罢工之后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运动的社会根据。显然，这种无产阶级文化想象在当时的中国是缺少学理支撑和现实依据的。不过，这种缺失性想象根本不足以影响左翼作家在创作中进行演绎或虚构，就这样，他们在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臆想中构建了左翼文学的精神特质：“革命情结”下的马列主义革命现代性追求；明晰的先锋性、阶级意识与意识形态化；展现国民的精神奴役创伤和对底层民众生命强力的呼唤；艺术形式上的探索性和实验性。

20世纪20年代中期，也就是“五卅”运动前后两三年，曾被认[5]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怀疑主义”盛行的时期，茅盾的《蚀》三部曲、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等作品对这种社会情绪都有很深刻的揭示。在这个充满“怀疑”的时代里，新文学由于社会场景的迅速变换而转向寻求与政治更密切地结合。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意识的勃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左”倾促发了“红色的三十年代”现象的出现。但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国际背景增加了其发展的某种或然性、不确定性，鲁迅与创造社合作——复活《创造周报》——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抛开上述外在的政治因素，左翼文学得以发生的可能性还源于更为复杂、内在的文化因素。其中，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已经较为偏远，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晚清以来，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的激进主义社会文化因素。就此而言，有人认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所代表的那种破坏性的、反传统的“个人主义精神”必然导致“革命文学”[6]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就发生情形而言，也许鲁迅的“自然发生论”更为准确、明了：“各种主义的名称的勃兴，也是必然的[7]现象。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印证于历史场景则可以发现，1925年在上海发生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工人大罢工等运动，不但在政治层面上掀起了中国大革命的高潮，而且在文化层面上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化。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而又迅速落潮后思想文化界的沉寂以及“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末路感或巨大落差感相比，“五卅”运动前后，知识界可谓雄心勃勃，随后的大革命更是激动人心，知识分子倚之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法宝”。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不甘寂寞，因此有陈尚友（陈伯达）发表《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一文，号召思想界澄清“混乱”，建立一个正确目标以纠正[8]青年学生的思想，并认定这是努力国民革命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国民革命亲历者的体验改善了“五四”知识分子囿于“象牙之塔”、脱离社会现实的情状。以郭沫若为例，他在1925年时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9]妄。”再联系郁达夫的《广州事情》一文以及1926年以后进步文坛的整体转向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知识分子在走向“十字街头”。验证于期刊的价值取向，创造社名义下的《幻洲》的变化特征最为显明，上卷还在“象牙塔中”，下卷已在“十字街头”了。在这一代知识分子看来，大革命的到来意味着他们[10]这些文学家实现自己“使命”和“重大的责任”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们或者弃笔从戎，或者用文学叙述、鼓吹革命等方式融入历史构建，并急切地要求文学与政治结合起来，这种情形恰如杨义所说的那样：“要求文学和政治缔婚，是社会变革时期的革命志士，包括进步的政治家的一种文化理想。一场政治性的文学运动的最初征兆往往出现在狭义的文学界之外，其最初的诱因是社会政治思潮的冲击。”[11]

国民革命形势的日趋明朗和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意味着自晚清以来中央政府失驾权力局面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政治权威真空有可能会被“三民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混合填充：一方面，社会动荡不安，国家政局不稳，战争频仍，经济破产，天灾人祸不断，国民普遍滋生自发的反抗意识，再加上外来马列主义理论的介入和指导，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得以建立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另一方面，国民革命以来的地方割据军阀相继标榜信仰“三民主义”或曰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使国民党进入了实质性的“军政”和“训政”时

[12][13]期，并在汲取苏俄、德国中央极权的党治经验中，稳固了自身[14]“以党治国”的信念，这同样有利于填补民国以来混乱政局下的政治权威真空。结果，蒋介石逐渐获得了孙中山、国民党实力派、大地主豪绅阶层、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信任，成为各派利益的代言人，成为南京极权政府的铁腕人物，他将登上权力的高峰，并腾出手来准备实行文艺统制和政治独裁。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文化上的倒行逆施使左翼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受阻，而左翼文学的反作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南京国民政府在法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或效用性。

值得深思的是，左翼文学不是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兴起的，而是在大革命陷入低潮后兴起的。宁汉分裂后，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终结，全面清党、反共开始。1926年前后，参加革命的左派作家都被清洗出来，如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彭康、王独清、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洪灵菲、楼建南、瞿秋白、周扬、潘汉年、徐懋庸、徐迅雷等。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政治的翻云覆雨和残酷性将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震得目瞪口呆，鲁迅——[15]作为国民党清党时的“局外人”——也开始沉默并禁不住发出[16]“我恐怖了”的哀叹。大革命的失败促使知识分子进行反思，在这些反思者中，鲁迅是思考得最深也是最痛苦的一个，他曾极为悲愤地对日本记者山上正义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活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辞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17]终。——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学习了工农俄罗斯。”如此，他就把当时的大屠杀和历史上的政治杀戮联系起来，把革命和“杀人”、“吃人”等文化命题结合在一起。可以说，知识分子的反思使他们透视了很多历史真相和文化症结。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巨变，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文学追求的分化，文坛出现了“革命文学”、“第四阶级文学”、“国民文学”、“农民文学”、“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三民主义文学”等新文学形态，文坛活跃着新月派、语丝派、国粹派、鸳鸯蝴蝶派、现代评论派等诸多文学流派。同时，纷争四起，有革命文学论争、革命作家与新月派的论争、三民主义文学论争、民族主义文学论争、三角恋爱小说问题论争等。就作家个体而言，其文学主题、题材、艺术风格、叙述方式也多有变化和探索。就不同文学类型而言，雅俗互动、渗透融合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暗潮，其中一个标志性产物就是“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出现和流行。另外，通过译介活动，中国思想文化界实现了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本土文化的祛魅，以及外来激进思潮与本土激进思潮的融合共进，从而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这种互动交融，中国左翼文学会因为自身“粗暴”的风貌而显[18]得更加单调，甚至“可厌”。

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探索孕育着文坛实质性变化的因子。1925年至1927年的社会巨变改变了作家的生存环境，促使作家改变生活信念或思维方式，这种痛苦反思影响了文学的发展状况。作家在直面权力压迫和“刺刀”的威胁后切实地产生了文学的无力感甚至无用感，这对于知识分子从19世纪末就苦心经营的“文章经国之大业”的信念打击颇大。如鲁迅于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官学校演讲时就说，“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19]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出于这种共识，大批作家才不谋而合地纷纷南迁，从而形成了1926年至1928年作家向上海租界“避难”、“迁[20]徙”、“归趋”的风潮。随着作家南迁，北新书局、《语丝》和《现代评论》杂志等新文化机构也从北京迁到了上海，他们的迁徙影响深远：“1928年文化人向上海的迁徙造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一次历史性的大转移。它不仅引起了文化中心的南移，而且导致了中国现代思[21]想文化性质的根本变化。这是一次文化的转移。”这种思想文化性质的变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所谓的由资产阶级改良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由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的过渡。

在这一转换和过渡过程中，革命作家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他们挑起了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抛开其中偏颇性的宗派情绪、“文坛[22]登龙术”、文人意气之争等因素，革命作家的文学主张和论争意识存在着现实合理性，这关涉他们的主体体验。在中国现代文学范畴内，作家主体体验的形态主要表现为中国体验、俄苏体验、日本体验[23]和英美体验，其中俄苏体验、日本体验是习见的革命作家和左翼作家的体验形态。这些主体体验会发生相互作用。例如日本体验与英美体验有同有异，同表现在这些作家都具有明显的“多重文化身份”，使之与国内的知识分子在具体感受和体验上有所不同，使他们更加急迫地要求变革中国社会现实；异表现在日本体验近于他们的中国体验，对中国问题的认知有直接针对性，而英美体验在中国问题上明显悬置，他们把并不深切的中国感受知识化，有着由中国问题产生的情绪和情感消解后形成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和身份，这不同于留日知识分子。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留日知识分子发起的，左翼文学运动也主要是留日知识分子发起的。区别两者的同与异是理解左翼文学许多问题的关键。以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例，他们从中国体验出发，大多投身于北伐革命或其他社会改革之中，这赋予了他们较之“五四”知识分子所没有的东西，即郭沫若等那种戎马生涯的具体的、深切的社会感受，那种留苏知识分子蒋光慈式的革命体验，这都有助于他们摆脱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的书面化倾向（这种“书面化”就是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劳动与具体的社会感受相剥离，使新文化知识化），使他们增强了对底层民众的精神关怀，这也是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后在“左联”时期仍能联合起来的根本原因。

同时，这些作家的社会体验带给他们强烈的情绪性，一方面，这反映出留日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与他们在中国现实中的感受相联系的，使他们迥异于英美派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感受仍然不深切，而使他们的情绪带有某种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的偏激。再者，他们的日本体验加固了他们以下两个方面的立场：（1）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在美国和英国不存在，而在后起的像某些暴发户的资本主义国家则表现得非常强烈，如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成功，日本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也非常强烈。显然，这一思潮是站在下层社会弱势群体立场上的，是要获得他们在社会中的利益和平等的要求，“五四”新文学本质上也是站在弱势群体立场上的，因此，新文学作家普遍倾向于左翼文学，这是后期创造社作家提倡革命文学具有合理性的地方，也是与他们的底层社会感受紧密相连的。（2）中国社会毕竟与德国、俄国、日本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区别，这种感受有赖于中国体验，革命文学倡导者首先把矛头指向鲁迅，反映出他们中国体验的匮乏，他们简单化地接受了苏俄“拉普”或日本“纳普”思潮，自以为“真理”在手，身份和姿态都发生了变化，所说的与他们的具体社会感受相游离，甚至把后者消解了，以一种社会代言人的身份，高高在上，有些类似于基于英美体验的英美派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鲁迅与英美派知识分子的论战，是和他与革命文学倡导者的论战相承续的，也是与他的人生体验紧密相连的。当把鲁迅从英美派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中国留日知识分子中“剥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左翼文学发生的真相及其未来发展的正确走

[24]向。

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核心动力还在于进步团体中革命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30年代前后，中国文坛上进步的文艺社团、刊物都与左翼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进步作家的文学创作与理论论争对左翼文学的发生至关重要，所有这些都是推动左翼文学浪潮前进的有机力量。这也是探讨左翼文学发生问题时最应该注重的一部分内容。不过，如果本书不加限制地涉猎下去，将无边无际。为了使研究范畴不至于太过散漫，本书把所涉及的研究对象范围限定为20年代至30年代初，以上海、北平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理论建构和论争，尤其是上海文艺界的左翼文学运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海当时已经取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北平，成为中国新的文化中心，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大本营，左翼文艺作家、刊物、团体也绝大部分集中于此。在这些左翼团体和组织中，思想倾向鲜明、建设[25]作用最为显著的是创造社、太阳社和“左联”。在这一时期的广州、武汉等大中城市，也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左翼文学团体、刊物和创作，但它们无法和上海、北平文坛相比，它们其实是上海、北平左翼文学运动影响和辐射下的产物，比如在广州，最有影响的左翼文艺团体、刊物和作家都与来自上海的创造社有关，因此本书不打算详细读解这些“边缘化”的文艺团体及其活动，而是在必要时才将之渗入论述中。总之，这些社团、刊物及其所呈现出来的纷杂的文学活动和政治观念，增加了左翼文学发生过程中的变数。

此外，为了呈现历史事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书不打算从已有的结论、观点或研究模式出发去搜求证据，来验证关于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既成事实和演进逻辑，而是想借助进步文艺社团、刊物、作家、作品和论争现象所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资源，“回到现场，触摸历史”，使我们尽量回到当年的历史场景中，去感受左翼作家的生命风度和文化体验，进而去探究左翼文学得以发生的历史奥秘和存在情形。

[1] 王富仁：《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第23页。

[2] 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3] 蒋侠僧：《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新青年》（季刊），1924年8月1日，第3期，第21页。

[4] 洪灵菲：《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文艺讲座》，1930年4月10日，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第200页。

[5] 茅盾：《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茅盾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

[6]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3版，第281页。

[7] 鲁迅：《文艺与革命》，《语丝》，1928年4月16日，4卷16期，第41页。参见《语丝》合订本（共11册）第5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8] 陈尚友：《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洪水》，1925年9月16日，1卷1号，第10～11页。参见《洪水》（共二册）第1册，上海书店1985年8月影印。

[9] 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洪水》，1925年12月16日，1卷7号，第197页。

[10] 早在1923年成仿吾就已经明确了文学家的“使命”和“责任”，他说：“我们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他的时代的彩色。然而我们不当止于无意识地为时代排演。我们要进而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他表现出来。我们的时代，他的生活，他的思想，我们要用强有力的方法表现出来，使一般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回想的机会与评判的可能。所以我们第一对于时代负有一种重大的使命。”他认为文学家的“重大的责任”是：“现代的生活，他的样式，他的内容，我们要取严肃的态度，加以精密的观察与公正的批评，对于他的不公的组织与因袭的罪恶，我们要加以严厉的声讨。”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1923年5月20日，第2号，第3页。参见《创造周报》（半年汇刊）第1集，第1集为第1～26期，上海泰东图书局，1924年6月1日发行。

[11]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12] 1924年4月12日孙中山发表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全文二十五条，把建设民国的程序分为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期。“训政”意味着在当时把政权交由人民掌握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应先由政府训练合格的人员去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使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等到一省内的全部县已实行自治，就可以还政于民开始宪政时期了。参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129页。

[13] ［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14]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就已经正式确立了党治形式，不过是时其合法性尚未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认可并时刻面临着国内军阀的挑战，这种局面是随着两次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才实现根本改观的。

[15]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44页。

[16] 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3页。

[17] ［日］山上正义：《谈鲁迅》，《鲁迅生平资料汇编》第四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18] 夏志清著，刘绍铭编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再版，第111页。

[19] 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鲁迅全集》第3卷，第417页。

[20] 按照司马长风的观点，北洋政府的反动（“禁售新文学作品”、“老虎总长反对新文学”）、欠薪、北伐的感召（革命入伍）、军阀的压迫（“连续发生政治血案”），这种政治和生活上的双重困境引发了“作家南迁”的前浪和后浪，即北京作家向长江流域迁移和长江流域作家奔往广州。参见《中国新文学史》（上卷）第十七章“作家南迁与北伐风暴”，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3版，第248～258页。

[21]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22] 关于“文坛登龙术”，可参见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它是30年代的一部名作。在此书中，作者从文人的资格、气质、生活、社交、著作、出版、宣传、守成等方面，揭示了文坛的一些内幕和文人诸多的成名术。

[23] 这里所使用的“日本体验”等主体体验形态的说法，借用了李怡在《“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一文中的提法。

[24] 本处论述借用了陈方竞师未刊的观点。

[25] “左联”是左翼文艺界力量的一次空前大联合，它是一个政治化的文学团体。不过，它在成立之初，更多地体现为文学团体的特征和价值。1931年11月，中国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它声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无疑地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干部，是有一定而且一致的政治观点的行动斗争的团体；而不是作家的自由组合。”（《文学导报》，1931年11月15日，1卷8期，第7页，参见《前哨·文学导报》，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影印版）这表明当时“左联”的作家缺少“组织纪律性”，所以才使得“左联”有了如此明确的要求。本书在论述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的论题范围内，在政治层面之外，更多地将它视为文学团体、组织来加以论述，来审视其在左翼文学发生过程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第一章“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

20世纪20年代初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段充满灰色记忆的过渡时段，曾经气势如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了。对于孕育发展的新文艺界而言，其创作实绩不佳，以1920年出版的文艺书单行本为[1]例，仅有26种，其中诗4种，散文3种，小说18种，戏剧1种。对于文坛这种“寂寞”、“荒凉”的情景，茅盾、鲁迅和郑伯奇曾根据他们的亲身体验在各自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小说一集、二集、三集的“导言”中有过真切可信的描述。也是在这一时期，“新青年”阵营发生了分裂，新生的两个重要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更糟糕的是，[2]随着宗法制社会向军事制社会的过渡，中国的政局日益混乱，令人绝望；而“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日趋衰竭，其启蒙效用日渐缩水，国民劣根性未见根本改变，文化变革作用于社会实践的效果并不如愿，“文学救国”的希望已经基本破灭，知识分子力图以文学济世救民的梦想遭受重创。然而，正是在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打击下，新文化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意识到新文化运动存在暗疾，于是采取了非常实用、功利化和富有革命性的思想文化变革措施，将文学与“现代革命”、“阶级斗争”等元素结合起来，以谋求新文学新的发展可能性，进而有了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倡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第一节 “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及其因由“五四”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最突出的表征是新文化阵营的严重分裂。“德先生”、“赛先生”等口号无法继续体现将新文化人凝聚起来的价值权威，曾经团结一心、反帝反封建的激进新文化群体发生分化，作家分流进入“共生”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包括新传[3]统主义）和自由主义阵营；这些口号也无力约束新文化力量各自为营，文坛不断爆发论争，如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创造社与新月派的论争、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泰戈尔来华提倡复活“东方文化”而引起的论争等。这些都突显了文坛的分裂与作家之间的隔膜。同时，“新青年”知识群在向封建礼教、伦理道德和文言文等发难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话语权威被不断消解，这也是创造社的“革命小将”敢于冒犯“五四”前辈甚至将之视为压迫年轻作家和阻碍新文学发展的“新传统”势力而加以批判的重要原因。

与“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迅速衰竭相伴生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文化保守主义再次“复兴”或曰“回潮”。保守和激进阵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进行过激烈的对抗，结果是保守主义式微，林纾所呼唤的、希望能够在政治上剿灭新文化运动的“伟丈夫”并没有出现。保守主义者彻底败下阵来，王国维、辜鸿铭、林纾、章太炎、梁漱溟等人开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须明确的是，保守主义不会就此消失，他们开始倾向于传统学术的传承，并进一步成为反对“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深刻根源，用劳伦斯·施雷德（Laurence Schneider）的话来说：“现在，这批人的文化使命成为他们团结一致[4]的唯一源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思潮此消彼长，新文化运动推进现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激进主义思潮迅猛发展时，保守主义难免消隐，但是当新文化运动等激进思潮落潮时，文化保守主义就卷土重来了，其标志就是1922年《学衡》杂志的创刊、1925年《甲寅》杂志复刊后的“热卖”和其他新保守主义力量的生成与集结。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互动互为的，正如余英时所言：“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相反的，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叫人不能因图一时之安而窒息了文化的创造生[5]机。”就此而言，“学衡派”等的出现，其实是对“五四”激进思潮的一种紧急制衡，因此，不能把这种保守主义等同于“向传统倒退”。[6]当然，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神话并没有延续很久，在李大钊、鲁迅、茅盾、胡适等人的抨击下，保守主义再次宣告失败，但这无疑彰显了“文学革命”口号力量被削弱的历史情境。“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日趋衰竭，也使得进步文艺界无力制止封建思想的沉渣泛起和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源于西方的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思潮，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持续动乱使这种外来的启蒙思想的效用难以在高端为续，并日渐被本土的黄老哲学所侵蚀。随着“文学革命”启蒙功用的削弱，封建思想文化和虚无主义哲学乘虚而入。封建思想文化沉渣泛起的表现是：封建迷信变体大肆流行，秘密结社和宗教政治派别日渐增多，历史循环论观点盛行，受“五四”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一些年轻人重新屈服于封建势力，一些欧化青年也沦落为替新的反动阶级装点摩登化的东洋国故和西洋国故，等等。与此相伴生的还有虚无情绪对文化人的纠缠。1921年5月19日，朱谦之在《京报》副刊《青年之友》上发表文章说：“知识就是赃物……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是赃物，即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故我反对知识，是反对知识本身，而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简直取消知识，因为知识是赃物，所以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他又说：“知识就是罪恶——知识发达一步，罪恶也跟他前进一步。因为知识是反于淳朴的真情，故自有了知识，而浇淳散朴，天下始大乱。什么道德哪！政治哪！制度文物哪！这些人造的反自然的圈套，何一不从[7]知识发生出来，可见知识是罪恶的原因，为大乱的根源。”显然，反知识就是反理性、反科学，这类颇富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虚无主义观点，对科学主义思潮乃至“文学革命”的发展都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造成“文学革命”口号力量衰竭的客观因素有很多。其中，政治思潮对新文化运动的侵袭使得思想文化成果无法从容地积淀下来，这是较为容易获得认可的一个理由。毫无疑问，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那么它势必要受到封建地主、官僚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嫉恨与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在他们协同压[8]迫、利诱下，新文化运动“失败”了。另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在于中国的文盲太多，这成为实现新文化运动目标过程中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它必然会阻碍、限制“文学革命”口号发生作用，使新文化运动者无论如何努力去推行“白话文运动”都无法达到他们所期许的目标。据统计，到“五四”运动前夕，全国在校学生数已达到570余万[9]人。总数看起来似乎不少，但与1917年全国四亿三千多万人口相比，国民受教育率就太低了，而且男女学生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为20：1，而犹有余。1915年以前，女子的高等教育情况尤为糟糕，在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校、专门学校和其他高等学校，女子竟无一人；[10]而1916年至1920年的高等专门学校大学生人数也仅为19282人。如此，加上教师资源的匮乏、基础设施的落后与教育体制的不完善等不利因素，这么糟糕的教育状况，怎么可能推进“文学革命”持续前进呢！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这本是“文学革命”深入发展的一种后发性契机。可是，国民党的文艺统制和政治独裁，对于“文学革命”而言只能是“落井下石”。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新文化运动反思性批评不同，国民党通常以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眼光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曾高度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并出于政治考虑要求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及新文化运动给予支持，但当他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时，又不完全赞同“五四”新文学和新思潮。这种自相矛盾的认识在国民党内部造成了思想混乱：一方面，国民党有意识地争夺“五四”的荣誉、旗帜和力量，强调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段锡朋等国民党元老对“五四”运动的领导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国民党中的极“右”分子反对“五四”运动的激进取向，甚至把“五四”运动说成是公开的暴乱。不过，国民党中真正给新文化运动以毁灭性打击的是蒋介石。“五四”运动对蒋介石的影响很大，是他发迹的良机，他意识到“五四”运动在强化民族国家情感、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方面具有突出效用，因此，他在北伐革命前后极力表示赞同“五四”运动，并借助它的力量和资源成功实现了“北伐”。蒋介石的策略有效地掩盖了其政治和文化上的真实目的，他不但欺骗了政界，也欺骗了进步的思想文化界，个别革命作家在当[11]时甚至视之为“中国的列宁”。蒋介石赞成“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行为，但不等于支持新思潮和学生运动，相反他极力否定新文化运动，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以他后来说：“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12]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蒋介石的否定和消耗性利用，国民党定都南京后推行的“党治文化”，加上旨在加强控制文艺界、打压进步文学力量的反动文艺政策的制定，如此，多重挤压势必使“文学革命”口号难以为继。

对于“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就主观因素方面来看，“五四”学术界本身思想文化力量的不足也难辞其咎。“五四”学者太过于自信，他们轻信、迷信“主义”的思想功用，这实际上是思想贫困的表现。所以有学者说：“历史告诉我们思想的自觉依然是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重建所遭遇到的挫折至少一部分是由于思想的混乱而造成的。自康有为的‘大同书’以来，各种过激思想一直在不断地掩协着中国的知识界，这最足以说明中国[13]近代思想的贫困。”这种内在思想贫困所导致的后果是：面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危机，缺乏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白话文运动的情状不幸成为这个结论的重要例证，“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根本无法承载知识分子的诸多要求。以“五四”语言改革问题为例，也就是用口语、白话取代古典文学语言——“文言”的问题。“语言革命”是“五四”时代最显著的变革之一，但并非“五四”的专利，晚清白[14]话文运动就是其前驱。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一脉相承启示我们，“五四”白话文运动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15]众语运动同样有很深的渊源。“语言革命”是“欧化”，“汉字拉丁化”又何尝不是“欧化”！“语言革命”在中国新文化、现代化运动中的地位很重要，可以说因其重要性和自觉的目的性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起点。可是，即便从对文言变革的角度来说，“五四”语言革命的成功也是相当有限的，官方用语中对文言的借重，书面语中文言的袭用，日常用语中文言术语、熟语的习用，意味着这场“语言革命”的成果只能是零散性的。进而言之，“文学革命”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无法有效解决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语言与大众语言或政治之间的关系；它没有如左翼知识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改变劳动民众的宇宙观、人生观、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也没有实现语言的大众化、一体化，“五四”白话很快成了一种“欧化的新文言”，甚至成了比文言更令大众难懂的语言，这就造成了新文化（文学）运动与底层民众之间的隔膜。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封建思想的沉渣泛起和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对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侵蚀很严重，就算是思想界最坚强的战士——鲁迅也不例外。鲁迅在批判虚无主义者的同时，自己也未能抵御住虚无思想的侵袭，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畏难情绪和对“呐喊”行为意义的质疑，就是一种证明，而且似乎越到后来他的这种虚无情绪越浓。1923年12月26日，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做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并未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鼓励青年如娜拉一样追求自己的幸福，他说娜拉出走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不由自主地再次提及那个“铁屋子”的比喻，“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16]惊醒他。”他认为中国“太难改变了”。到了1925年，他在《忽然[17]想到（三）》中说：“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这种对历史进化论的否定，一方面足见鲁迅思想的深刻，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确有虚无情绪。鲁迅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才会在1925年5月30日给许广平写信时复述《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来表明心迹：“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18]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此，他简直要卸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理性承担了。当然，他后来并没有任意沉沦，可其决定也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而已。由此可以想见，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封建思想的沉渣泛起和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势必将加剧“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文学革命”口号力量日渐衰竭以后，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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