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会在一起漫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痛仰乐队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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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会在一起漫步试读：

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出现了流行文化，这通常被人们看作信息爆炸时代的起点。而在这之前，中国的流行文化处于空白，中国的年轻人似乎是一群与世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人，而在这个时候，摇滚乐作为国际文化潮流的一部分进入了中国，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受这样的文化潮流影响，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许多摇滚乐队，歌唱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慢慢地，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的信息早已与世界完全同步，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在这个充满着碎片化与个性化的时代，我们所接触的音乐越来越多元化，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乐队出现在了我们面前，这其中便包括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中国成功的乐队之一——痛仰乐队。

我曾与痛仰乐队的几位成员在很多场合见过面，但始终没有合作的契机。后来我们的艺人经纪总监胡嵬加入了摩登天空，由于他和高虎熟识，最终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与痛仰乐队进行音乐方面的合作。在我的印象里，痛仰乐队最为难能可贵的精神是探索与真实，这也是我认为他们作为一支老牌乐队最摇滚的一面。

很多乐迷都会将痛仰乐队十几年间所做的音乐进行前后对比，很多人认为痛仰的音乐不再像以前那样“躁”了，似乎也不再摇滚了。恰恰相反，在我看来，他们在音乐上的这种转变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是他们成长的必经之路，也许这才是他们玩音乐最为合适的方式。

当今中国的很多乐队都不敢于打破自己的过去，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一点儿也不摇滚。我认为所谓摇滚就一定要创新，而创新也就意味着要打破一些旧有东西，甚至包括自己。我们经常说乔布斯也是一位rock star，因为他在其他的领域打破了一些原有的秩序。从这个方面来讲，痛仰毫无疑问是一支很摇滚的乐队。当然，我们可以用摇滚精神看待所有的问题，而不仅仅停留在音乐的层面。

前不久，痛仰乐队发表了他们最新的专辑《今日青年》，在乐迷看来，这张专辑好像并没有制造出世俗意义上的“金曲”，但我却能从这张唱片中感受到乐队对于音乐本身的探索，这恰恰是一般乐迷感受不到的。作为乐迷，他们期待音乐人给予自己更躁的感觉，或是很好唱的歌，于是很多乐队都停留在了这个层面，乐迷喜欢什么便迎合着去做什么。而痛仰乐队却一直在探索音乐方面更多的可能性，他们在音乐以及内心的世界中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角度，这是大多数乐迷看不到的一面。

音乐与绘画等其他个人化的艺术形式不同，它只要发表出来便成为了公众的艺术，供人评判，乃至进入每个人的记忆，变成他们各自生命中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时候的音乐已经属于听众，而不再属于创作者本人。而对于音乐人来说，他们的音乐又并非单纯为歌迷而做，也是为自己做的。

我曾说摇滚乐是一面镜子，它始终在记录着这个时代，我们通过每个时代不同的摇滚乐便能看出这个时代的缩影，摇滚乐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人类当代潮流文化的历史。

我很认同高虎在书中所说的摇滚即是打破与重建。摇滚乐这面镜子不仅能够映照出时代的影子，也能映照出真实的自己。我们所谓的流行音乐当中有很多制式化的东西存在，需要把它的缺点藏起来，把优点展现在世人面前。摇滚乐与之相比，所表达的是最真实的东西，所以才具备感染力。

随着时代的变迁，痛仰乐队也记录了他们自己思想的改变。一支乐队所产生的变化看似是个体与偶然性的行为，而实际上这是与大时代分不开的。有些乐队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正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恰好与那个时代的敏感性相吻合。所谓艺术家大都是一群生性敏感的人，当时代不好的时候他们会最先感知，而在时代还不错的时候，他们也会最先反思。

痛仰乐队在他们音乐生涯的每个阶段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但他们有勇气去面对一切。也许在旁人看来，痛仰乐队的一些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成熟的表现，但或许所有的rock star都是这样不够成熟的人。

在如今这个时代，痛仰乐队本可以选择更舒适的生活，但他们依然选择忠于自己内心的想法，愿意去很小的城市做巡演，大概这才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浮躁的年代，因此也就产生出许多浮躁的音乐。很多人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但真正伟大的音乐人只会将这些作为一种自己的工具，反而不断向前探索。至于痛仰乐队，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有意思的东西在未来等着他们。

痛仰乐队见证了中国摇滚乐与青年亚文化的时代历程，也必将通过自己的巡演和行动拓宽这一领域的版图。沈黎晖PART1高虎我要面对教条微笑，但是誓死反对它。爱冒险的孩子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新疆一个名叫甘河子的小镇。那座小镇给人感觉孤零零的，就像沙漠里的驿站一样。那个小镇集合着钢铁厂、发电厂、水泥厂、锁厂等一些工业企业，我爸爸就在那里的发电厂工作。在过去，那地方连个行政区划也没有，等到我上小学时才成立为镇，当地还为此开了庆祝大会。

我父母那辈人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支援边疆建设从江苏来到这里，把他们20多年的青春全献给了甘河子，自己却落了一身病。他们刚去新疆的时候，住在一种叫作“地窝子”的半地下房子里，生活条件特别艰苦。很多南方人不适应新疆的饮食，家里人还会因为吃不到米饭而生气。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政策开始允许父母辈的人返城，那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回了老家，只有极少数人仍留在了那个地方。

我在新疆所度过的童年还是很快乐的，从上幼儿园开始，我就和一群小朋友在一起玩，从没有感到过寂寞。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在棍棒教育下长大，我爸爸管教我主要就是因为学习。那时如果我考试得了85分，而全班第一名是90分，我会挨顿揍。到了下一次，我考到90分，可第一名是95分，我同样会挨揍。虽然没少挨揍，不过客观地讲，我爸爸在学习以外的方面对我要求还是相对宽松的。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爱玩的人，在新疆时，他经常出去和朋友喝酒、打牌、下棋，他出去的时候，我妈妈就和厂子里的其他家属一块儿打毛衣，我在旁边帮她绕毛线。

在那个经济条件还很落后的年代，没有什么可以买的玩具，我所有的玩具不是我爸爸做的，就是我们小孩子自己做的。那时有一种游戏叫滚铁圈，现在早已见不到有人玩了，那个游戏中所用的铁圈就是我爸爸给我做的，我能一路滚着铁圈到学校，这在当时还是挺考验技术的。我爸爸还从厂子里帮我找来大个儿的螺丝帽和钢珠做成陀螺，我和同学们拿着它在冰面上用牛筋鞭子抽陀螺，这简单的游戏足以让当时的我们玩得满心欢喜。

到了冬天，甘河子会下很大的雪，积雪经常没过膝盖，上学都要家里人背着我去。那里的风也很大，有时我就连走路都要向后仰着走。那里的积雪一冬天都不会融化，我有时淘气地在厚厚的积雪上故意向后仰摔过去，我知道那根本就不会受伤，而雪地里却要留下个大大的“大”字。

冬天下大雪时，镇子里的大车都要给轮胎绑上防滑链才能走，非常不方便，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却格外喜欢这样的日子。我们把两根钢筋绕在木屐子下面，再把木屐子绑在我们穿的棉胶鞋上，拽着大车的后帮玩滑冰。我们那里因为地势的原因有很多小坡，家里还给我做了雪橇，我可以滑着雪从坡上往下冲。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喜欢有速度感的游戏。

我小时候喜欢游泳，但是家里人觉得游泳太危险，所以我是偷着学会的。有一次我的同学跟着他爸爸去学游泳，而我因为也想下水，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我们来到由天山雪水形成的引水渠，同学的爸爸在引水渠的浅滩里教他划水的动作，但教了很多遍，我那个同学也没掌握要领。于是他爸爸就叫我说：“虎子，你下来试试。”我之前已经看过他爸爸怎么教他，也在偷偷地学。等我下水后，他爸爸用手托着我的身体，我按照他教我的方法划水、蹬水，我适应以后，他爸爸一松手，我不但没有沉下去，反而自己游了起来。后来他又告诉我怎样用嘴来呼吸，我就这样学会了游泳。

虽然喜欢游泳，但我却有一次险些因此而丢掉了小命。我刚学会游泳没多久，有时会到工厂的循环水池里玩。那个水池的四周是梯形的，中间的喷水管不断地喷出水柱，形成巨大的水雾，从水池的这一头根本看不清对岸。胆子大的孩子会沿着水池边一直游到对岸再折返回来，小时候的我很佩服这些孩子，所以自己也要尝试一次。

刚开始游的时候还挺顺利，眼看就要游到对岸了，我觉得胜利在望，游得也就更起劲儿了。就在我的手接触到水池边缘的时候，手突然一滑，我的整个身体失去了平衡，向水池深处快速滑下去。在这种危险的状况下，时间会被人无意识地拉长，变得非常缓慢，短短几秒钟就像过了很久一样。当时我开始绝望，觉得这下完了，不过我还算冷静，没有特别慌乱。我用手在水池侧壁上摸索着能够抓住的东西，很幸运，我抠住了水池边一块非常小的缺口，停止了下滑。虽然我当时已经喝了不少水，但我没有立即向上用力，而是蓄了蓄力，之后猛游上去。等我游出水面的时候，感觉真是死里逃生。水池中间喷水管发出的巨大声响，让岸边的小伙伴根本不可能听到我的喊声，如果不是侥幸自救，肯定难逃一劫。

在这之后，我还先后经历过两次死亡的威胁。有一次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学校离家特别远，所以中午我不回家，而是和同学一起到他家吃饭。同学一家人在船上生活，所以吃完饭我们可以在水里玩。他家船上有巨大的救生圈，我非常喜欢从船上跳到水中钻救生圈。有一次我跳得太猛了，头一下子扎到水底的淤泥里面，当时我吓坏了，心里一直在想真不想就这样离开啊，还有那么多事没有做，如果这样走了太遗憾了。就在要放弃的时候，我终于挣扎着把头从泥里拔了出来。

这又是一次和水有关的危险经历，因为我是偷着学的游泳，所以这些危险的经历家人当时都不知道，直到初中毕业以后家里人才知道我会游泳。但如果去游泳的话仍要背着家人，不然让家里发现的话，一定也是一顿打。

我第三次濒死的经历是住在北京树村的时候中了煤气。经历过这三次危险的事情，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有种神秘的力量在支撑着我躲过这些劫难。虽有过这些危险的经历，但我仍然一直喜欢略带挑战性的游戏。在我看来，极限运动和音乐同样源自人类的身体和灵魂，很多玩极限运动的人通常边听音乐边运动，那也是他们与自己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摄影/张扬

去年的时候，乐队的哥儿几个拉着我一起去蹦极，虽然最初我没有太大兴趣，但那次的经历还是挺难忘的。在去蹦极之前，其实我们几个人也都很犹豫，但后来互相一怂恿，最后还是一起去了。我走上蹦极台之前，设想了很多自己跳下去的姿势，倒着跳或是翻着跟头跳。上了电梯以后，还看到播放的宣传片里也有人玩着各种动作往下跳，我就更期待自己能玩出新花样。结果来到蹦极台上面才发现蹦极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由，在几个彪形大汉的“协助”下，连倒计时还没结束，准备蹦极的人就被推了下去，哪有什么动作可言。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如果能够与自己多一些对话，总不是件坏事情。摄影/张扬

我猜工作人员是怕准备蹦极的人越等越害怕，反而影响其他人的情绪，所以就快刀斩乱麻，才直接把人推下去。本来我想背对着外面跳下去，因为这样看不到下面，否则越看心里越发毛。结果恰恰相反，他们只允许我正对外面跳下去。

在飞出蹦极台的前几秒钟，我有一种对时空产生错乱的感觉，现实与未来在那一刻都不存在了。当绳索到达伸展的极限后，身体猛弹回来，我才从茫然的虚幻中清醒过来，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绳索牵引着我的身体在空中反复升降，我也逐渐被这节奏拉回现实。

事后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蹦极时的照片，我拒绝了，因为那些体会已经存在于我心里面了。我非常享受失重所带来的感觉，既兴奋，又有点害怕，就像小孩子看恐怖片的感觉一样。这可能是人最本能的对未知的好奇。如果没有走上音乐这条路，也许最适合我的就是极限运动了，只是极限运动进入中国比较晚，我没能赶上。摇滚乐和极限运动都是展现个性的事情，也同属于较为边缘的文化范畴。虽然现在很多属于极限运动的项目都进入了正式的比赛，甚至进入了奥运会，但那些真正追求刺激的人们却转向了更加具有挑战性和危险性的运动领域。音乐也有着这样的过程，当最初的摇滚乐被大家接受，音乐人又开始追求更为个性化的音乐类别。在我看来，极限运动和音乐同样源自人类的身体和灵魂，很多玩极限运动的人通常边听音乐边运动，那也是他们与自己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如果能够与自己多一些对话，总不是件坏事情。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场错误

我在新疆上小学的时候，那里的学校有个挺有意思的惯例，每节课上课之前，老师都会组织同学们合唱一首歌，不知这个习惯现在是否还坚持着。我当时是音乐课代表，所以每次合唱都由我来领唱，我们唱的并不是音乐课上教的儿童歌曲，而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比如在春晚上唱红的《龙的传人》和《我的中国心》这类歌。虽说是音乐课代表，但我小时候也没怎么碰过乐器。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把口琴，但我和家里人谁也不会吹，我是会弹吉他以后才学会了吹口琴的。

带领全班同学唱歌的经历，算是我和音乐最早的交集。小学的时候，自己所接触的音乐无非是从电影、电视上听来的，到了上初中以后，我才开始慢慢地主动找歌听。在那个年代，听音乐的主要渠道就是通过音像店买磁带，而要想买到当时不容易听到的流行音乐，就要去淘“打口带”。

说起“打口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比较陌生了，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二三十年前，很多国外的音像制品通过“打口”的方式，以废塑料名义进口到国内，在南方专门有人把它们贩卖到全国，供那些喜欢国外音乐的人们买来收听。最初的打口音像品只有“打口磁带”，后来出现了“打口碟”，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淘到没有被打到口的原盘。这些打口磁带都是在国外原版录制的，音质普遍不错，而且价格不贵，在当时受到很多喜爱国外音乐而又苦于没有收听渠道的人们的追捧。

我在过去通过“打口磁带”和“打口碟”听到了很多国内听不到的音乐，甚至和一些贩卖“打口碟”的人成了朋友，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是乐迷。有时候我会直接到他们家里去淘碟，他们那一间小平房里往往挤满了人，如果在那里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唱片，真的就像淘到宝贝一样高兴。现在的孩子们可能无法理解那种感觉，但对于那个信息闭塞、没有网络的年代，那些唱片完全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其实回过头来想想，那些涉嫌走私而来的唱片，不过就是所谓资本主义世界的“洋垃圾”，但它们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以后真的变废为宝了，那些随之而来的音乐作品启发了太多人。如今大名鼎鼎的DJ张有待、音乐人左小祖咒、乐评人孙孟晋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从这个渠道收获了很多音乐方面的财富。

到了互联网的时代，音乐在传播上得到了突破，其意义和当初的“打口带”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都是为人们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在过去，由于信息的匮乏，人们不得不通过一些半地下的方式去满足文化方面的需求，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有时是仅凭自己知道的音乐人的名字或一张唱片封面去寻找音乐，经常会买到不对的东西。自从有了互联网就不一样了，海量的信息一下子涌入，让人应接不暇。当然，后来我们开始注重版权的保护，要尊重音乐人创作的价值，通过更好的方式去支持他们。但在我们刚开始听音乐的年代可没想过那么多，觉得能听到那些音乐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这一代人最早听到国内的摇滚乐是老崔的歌，之后是黑豹、唐朝以及魔岩三杰，大家差不多都是这样一路听过来的。摇滚乐在国内开始兴起的那些年，并不像现在这样非主流，当时的摇滚乐也是流行音乐的一部分。除了老崔的摇滚，我也很喜欢听一些流行音乐中的实力派歌手的歌，比如罗大佑、赵传和王杰，我最喜欢王杰的歌，那时老崔唱的是《一无所有》，而王杰唱的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正好和老崔有点呼应，旋律也特别好听。对音乐喜欢得深了，难免就想学乐器，吉他当然是首选。摄影/刘丹

那一代的台湾流行歌手，包括像李寿全等更早期的前辈，在他们成长所经历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受到了西方流行和摇滚音乐的广泛影响，但由于当时的文化领域还遭到当局的打压，于是他们用民谣的方式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他们用朴素真挚的语言，把很多带有强烈社会背景的故事娓娓道来，在社会与商业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趋成熟，有专业的人为歌手写词、编曲、制作以及做后期的包装、推广和唱片销售。当时台湾几家大唱片公司的“板凳”很深，但是后来我发现越来越多幕后的音乐人都跑到台前来唱歌了，明显感到他们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如今大陆的原创音乐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片天空，港台歌曲占据半边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音乐喜欢得深了，难免就想学乐器，吉他当然是首选。我在1994年年底从深圳回到淮安后才开始接触吉他，那时我已经过了20岁，和其他音乐人相比，我学吉他算是很晚的了。当时我用的琴是一把180块钱买来的红棉吉他，那把琴我从1994年一直用到了1997年。买了琴以后，我找来教材开始自学，最初用的是刘传老师编写的一套书，里面除了一般的练习曲以外，也有一些当时很流行的类似许巍、郑钧他们的歌曲。在那本教材的扉页上，我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大致意思是：“如果你超过了16岁还想学吉他，最好还是放弃吧。”我直接把那一页撕掉了，我自信自己学吉他肯定没有问题。

我从小乐感就比较强，小时候看电影，里面的主题曲我听一遍就能记住。上学以后我一直是音乐课代表，还带领着全班同学一起唱歌，可能这一切都为我学习音乐奠定了一些基础。我学吉他的进度确实比较快，但不足的是，我以前所接受的音乐教育比较粗浅，并不会根据五线谱唱出旋律，这些基础的乐理知识还是后来在我学吉他的过程中，通过视唱练耳结合弹奏才慢慢摸索，积累的。

我学吉他的时候，会弹的第一首曲子是Beyond《大地》的前奏。Beyond乐队在音乐方面给了我最初的启蒙，小时候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歌还是通过同学拿来的一盒卡带，当时同学告诉我这乐队名字叫“大地”，后来才知道同学错把这张专辑的名字当成了乐队的名字，不过“大地”乐队的名字在那时被我们叫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把吉他学会以后，便和淮安的几个哥们儿组了乐队，说是乐队，其实只不过借用这种形式表演一些知名乐队的曲子而已，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乐队。

那时我读到了一本叫作《摇滚梦寻》的书，这应该是最早记录和介绍中国摇滚乐手的书，当时很难买到。我看到书里老崔、唐朝他们的照片觉得非常激动，书里还有中国第一代摇滚乐手的一些故事，读起来感觉非常过瘾。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一门心思想去北京，觉得那里就是摇滚乐的乌托邦。虽然当我真正到了北京以后有着很多的失落感，但在还没有去的时候，心里的确非常向往那里。

在我最想去北京的日子里，刚好一个玩音乐的朋友给了我一张迷笛音乐学校的招生简章，并告诉我迷笛开始招收两年制的学生，我知道后便迫不及待地拿着这份招生简章去说服我妈妈，让她同意我到北京去学音乐。我拿着迷笛的招生简章给我妈妈做了一个星期的思想工作，当时的家长对文凭还是很看重的，觉得只要能给文凭就是正经学校。我告诉她在迷笛学音乐是有文凭的，而且毕业后我可以去歌厅挣钱。通过我的软磨硬泡、连哄带骗，她最终同意了我去北京，还给我拿了8700块钱的学费。就这样，在1997年春节过后，我背起吉他踏上了前往北京求学的路。

其实早在1993年的时候我就想去北京了，但当时的我最终选择了先去深圳挣点钱，没想到这一耽搁，四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不过现在想来，我在深圳的打工经历，也是一种生活阅历上的积淀，深深影响着我后来的音乐创作。与其他玩音乐的朋友不同，我并不是从学校出来就直接进入了这个领域，而是经历了社会的锤炼后才去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的。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名叫《这是个问题》，我只有亲身经历了那些人生的难题之后，才会有这后来的创作，虽然现在看来它有些简单粗暴，但也确实言之有物。

现在想想，我能够走上音乐这条道路，还是很令人感慨的。2008年，我曾有过一段状态低迷的日子，那个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几乎不出门。在家的时候我一直在一个叫作Last FM的网络电台听音乐，它是类似国内虾米网的一个音乐社区，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听歌习惯推荐符合他口味的音乐和与他有类似喜好的人，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以前从没有听过的好音乐，并且注意到一个和我听音乐相似度极高的人。那个人资料里的签名写着：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场错误。当时我只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但后来才知道，这是尼采说的一句话。如果没有这些音乐的影响，我们这群孩子也许会走向另一条黑暗的不归路，如果那样的话，生活也许真的就是一场错误了。摄影/灰色

在我刚开始玩乐队的时候，遇到过很多与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他们几乎都是在学校里被边缘化的孩子，是所谓的问题儿童和问题少年。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在那个迷茫的岁月里听到了摇滚乐就等同于获得了拯救。如果没有这些音乐的影响，我们这群孩子也许会走向另一条黑暗的不归路，如果那样的话，生活也许真的就是一场错误了。阅读是逃避现实的唯一方式

在我们乐队《支离》这首歌的MV中，我穿了一件印有1984字样的T恤衫。这件T恤的设计暗合奥威尔《1984》那本书的名字，除此之外，也正是在1984这一年，10岁的我和妈妈从新疆千里迢迢回到了老家江苏，而我爸爸比我们提前一年就回去了。

10岁以前，我也和父母回过老家探亲，但探亲假四年才有一次，所以即便是大人，每次回来也早已对老家不熟悉了。那时没有手机和电话，想联系接站的亲戚都要靠电报，非常不方便。

回老家的那段旅途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和妈妈要先花一晚上的时间搭厂里的汽车到达乌鲁木齐，那个年代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长途客车，只能托我爸爸的同事借大货车来用，好在那时大家互相之间都比较愿意帮忙。到了乌鲁木齐之后，我们要坐三天四夜的绿皮火车才能从新疆到达上海。那时候的火车可不比现在，慢得像老黄牛一样，但我对当时火车上的饭菜印象很深。和今天不同，慢悠悠的绿皮火车上，餐车做的饭菜都装在铝制的饭盒里，到了开饭的时间，每一趟列车上餐车传来的香味都是一样的，如今的火车上已经很难再闻到这样的饭菜香味了。

到了上海，我们要拎着七八个包下火车，我当时个子小，拎着包下火车特别费劲。但这还不算完，我们必须要再转车才能回到老家江苏，而我们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阜宁。

小时候我觉得甘河子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但到了江苏阜宁以后才知道，这里随便一个县城都比甘河子大很多，后来我们一家人定居淮安，那里又比阜宁大了好几倍。初到阜宁，我们住在一个亲戚家的房子里，那个房子的后面是一个厕所，每到夏天，外面难闻的气味伴随着许多蚊蝇一起进入了我家。我在新疆没有见过蚊子，更没听说过还有蚊帐这种东西。到了江苏，我开始各种水土不服，由于蚊虫叮咬，我的腿在夏天都是烂的，而到了冬天又冻得要命。

当时我不解地问我妈妈：“不都说江苏比新疆要暖和吗，怎么我觉得比新疆还冷？”小小年纪的我哪里知道，在新疆的冬天，我们烧的是暖墙，而这里连暖气都没有，怎么可能不冷呢？最终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老家的气候。我这件印有1984字样的T恤衫的设计暗合奥威尔《1984》那本书的名字。图片提供/侯祖辛

在新疆时，我的学习成绩还挺好的，但回到江苏老家后，我在阜宁上小学五年级，那里的老师用方言讲课，我一点儿都听不懂，而且江苏的教学要比新疆难出不少，所以我的学习逐渐就跟不上了。不过我爸爸可不管这些，只要我考试考得不好，肯定就会被他揍。有时候为了躲过这一顿打，我只好冒险闯到老师的办公室去改考卷，当然，这是逼到万不得已才会用的办法。

如果在平时遇到不会的考题，通常是我们周围几个同学互相“帮忙”解决问题，为了不让老师发现作弊，我们事先都约定好用同一种笔答卷，趁老师不注意时交换试卷，自己只做会的题，不会的题由其他同学代劳，“打小抄”之类的办法对我们来说都只是“常规武器”了。我知道搞这些小动作是不好的，但在那种棍棒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双重威胁下，像我这样的孩子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应对。

其实我偷偷闯进老师办公室不光是为了改试卷，而是为了所谓的“行侠仗义”。初中的时候我经常在老师办公室罚站，所以对办公室的布局了如指掌，在武侠小说影响下，我冒险在办公室没人的时候闯进去，把老师没收同学的贴画、言情小说这些东西拿出来返还给同学。而同学们知道是我干的，也不会去告发，当时我真觉得自己就是个像佐罗一样的侠义英雄。

那时父母一心想让我考取一所重点中学，可我的学习并不好，于是他们让我在1989年复读了一年初三。本来多次的转学就已经让我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所以当父母执意让我复读时，我便彻底自暴自弃，放弃了学习。这一路过来，我从曾经的“三道杠”降为“两道杠”，再降为“一道杠”，如今初中都要沦落到留级一年，这种心理上的落差感每一天都在加深。

我和班里那些所谓的坏孩子关系特别好，我觉得的他们内心非常真实，一点儿不虚伪，而后来，我在别人眼里和他们画了等号。我对学校这一套评价体系无比失望。

那时候我心里有苦闷也不知道和谁去讲，即使讲了又会有什么用呢？我所有的苦闷都憋在心里无处排解，唯一逃避现实的方式大概就是看书了。初中的时候，我看了大量的武侠小说、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甚至一度还萌生出自己写武侠小说的想法，不过真到了动笔的时候，才写了两三页就写不下去了。思维想象得快，但笔下又跟不上节奏，细节的描写需要精雕细琢，我还是差了点儿意思。

爱看书的习惯可能是受到了我爸爸的影响，他年轻的时候特别爱买书刊杂志，《十月》《钟山》《花城》《中篇小说选刊》等杂志都在家里的书架上出现过，我没事就爱翻翻。小时候认字不多连蒙带猜配合着查字典，这样下来，我却比同龄的孩子认识了更多的字。上小学时，我最喜欢看《飞碟探索》杂志和《中篇小说选刊》，到初中以后，开始对《奥秘》画报痴迷起来。

我对绘画的最初印象就是来自《中篇小说选刊》中的一期封面，那个封面选用了达利的一幅画，画中的天空下，一只巨大的手握住了另一个变形的躯体。当时我不知道这幅画的名字，更不懂什么超现实主义，只是觉得这幅画让我脑洞大开，非常震撼。《中篇小说选刊》登载过好几次达利的作品，除了那个封面以外，还有一幅画是瘫软在树杈上的钟表。小时候我对达利的画印象特别深，我觉得达利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就算现在来看，这些画依然那么震撼和超前，一点儿都不过时。达利的作品虽然属于超现实主义，却非常接地气，你能从作品中感觉到强烈的情绪或是哲学上的思辨，而不像现在的某些先锋艺术，一点儿都看不懂。也许再过三四十年我才能理解那些作品吧。由于从小爱读书的缘故，我很早就关注到先锋艺术这个领域。摄影/张扬

小时候我家里没有电视，整个工厂也只有一个电视室而已，除此以外的消遣就只有看电影了，但这可不是随时随地能看的，所以书籍最终占据了我精神生活上的绝大部分时间。小时候看书更多属于囫囵吞枣，漫无目的，后来才慢慢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自己喜欢的方向进行阅读。这和听音乐的过程一样，听得多了，就会发现更多没听过的好音乐，然后再随着自己的喜好不断去追寻。

从小我就陶醉于在书店选书的过程，那时我经常和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在一起，他们就问我：“为什么你老去书刊零售部？”我说我很享受在那里的时光。当我置身于书店时，觉得我所看到的每本书都能吸引我，似乎每翻开一页都是最经典的章节，虽然也只是一目十行地看，但那种幸福感却非常强烈。直到现在，我都会利用到各地演出的间隙去书店逛逛，比如郑州的城市之光、深圳的旧天堂以及台湾的诚品，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书店。到美国、英国旅行时，我也会去当地书店看看，我非常喜欢书店里的氛围。

我很早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而且看了很多大人才会去看的书，比如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伤痕文学和王朔的一些小说。后来我没考上重点高中，而是上了一所化工技校，那所学校里教我语文的老师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一位老师，从我以往的经历来讲，我对老师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但这位老师却和其他人不同。他是在“文革”时受到迫害，进过“牛棚”吃过苦的那代人。上课时，他从来不按照课本的顺序讲课，而是像即兴演讲一样，旁征博引地讲到很多文学作品。他的教学理念是把真正的知识传授给你，而不是让学生呆板地死记硬背。其他同学可能没什么感觉，但他讲的很多书我都看过，所以能和他产生强烈的共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图书也是人与人沟通、理解的一个窗口，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图书也是人与人沟通、理解的一个窗口，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摄影/灰色

我看书很杂，小说、杂文、纪实文学都有涉及。台湾有一位作家叫舒国治，他的几本书我都很喜欢，从他的文字里我知道他也喜欢旅行和音乐。还有一位作家是美国的布考斯基，他写的《邮差》和《苦水音乐》都特别符合我的口味，他是拥有着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的人，心里有很多故事。其实我看的很多书都是在逛书店时无意中发现的，如果那些朴素的装帧或精彩的内容吸引到我，我就会买回来看看。我从不通过媒体推荐的途径来选书，所以很多主流的小说我反而没有看过。

我不喜欢书外面的腰封，买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腰封或护封摘掉。也许在书的外面加上这些东西都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出版社强加的，但其实真的没有必要，朴素的设计装帧看起来才是最舒服的，也是纸质书的魅力之一。书是有质感的，当你翻动书页时会感受到油墨的气息，这是手机和电子书阅读所无法体会的。

现在碎片化阅读中的垃圾信息太多了，我以前也会在空闲时间刷微博或朋友圈，一旦看进去，十分钟二十分钟转眼就过去了，但收藏的或者转发的内容其实一个也没记住。这样的内容没有营养，自己也没有走心，却搞得很疲惫，所以我已经很长时间不玩朋友圈了，拒绝了这种无意义的碎片化阅读。

人们在习惯了屏幕阅读以后，恐怕都失去了阅读经典文学的能力。我以前看过很多俄罗斯的文学巨著，篇幅宏大，人物众多，读着读着还要翻回去看之前的人物介绍才能对得上号。不过即便如此，只要能够真正看进去，就会发现这些经典作品像电影大片一样精彩。我记得小时候最开始看《复活》时，眼皮经常会“打架”，但坚持了几天以后，它的故事情节把我吸引住了，内容实在是太精彩了。在那之后，我便继续去找类似的小说来看。

比起后来我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复活》的篇幅算是比较短的了。长篇小说有时和艺术电影很像，艺术片中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台词，只是通过镜头语言来传达它的内涵，这就如同长篇小说里的大段描写一样。

我觉得能在闲暇时静下心来读书或者看一部好电影太难得了，现在的人们太过浮躁，没有时间去消化一本好书或一部好电影给人带来的信息和启发。大家好像都在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去寻找所谓的人生成长捷径，但这种捷径其实根本不存在。很多人生阅历是在付出太多成长代价后才得出来的智慧，不可能只看几句简单的话就足以领悟，这都是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给人们带来的困惑。

网络时代不仅带来了碎片化的阅读，就连人们听音乐的方式也因此改变了，利用网络听音乐似乎更加便捷。我们不是专业收藏家，不可能拥有大量的唱片，更不可能在旅途中方便地携带，而移动设备却能让我们随时随地听音乐，只要你愿意去找，就能搜罗到各种冷门或是以往遗漏的歌曲，再通过音乐软件的功能把歌曲按年代或风格归类。

有利就有弊，黑胶唱片对声音具有极高的解析度，对音乐质感的保留也是最多的。后来出现了磁带，由于它是模拟录音，也能保留些原汁原味，而数字化的声音往往显得过于干净了。这和电影有些类似，现在3D等数字技术手段非常丰富，但是缺乏了胶片电影所具备的质感。纸质书和电子阅读之间的差别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更喜欢看纸质书，最喜欢的三本书是《麦田守望者》《达摩流浪者》和《美丽失败者》。《麦田守望者》这本书是为数不多能让我废寝忘食一口气读完的书，因为我在书里看到了我自己小时候的影子。《达摩流浪者》的主人公曾是一个浑不吝的孩子，通过自己努力地追寻，最终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状态，拥抱大自然，摆脱主流文化的桎梏。而《美丽失败者》这本书，单看名字我就特别喜欢，我最初看到的是台湾翻译的版本，在它的序言里有一句话写得特别好：我要面对教条微笑，但是誓死反对它。我觉得这句话和我们痛仰乐队所追求的理念非常契合。这本书的作者莱昂纳德·科恩是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既是音乐家，也是诗人和小说家。他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曲叫作（Hallelujah），胡德夫老师也曾翻唱过。莱昂纳德·科恩的家庭背景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富二代”，虽然衣食无忧，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理想主义。20世纪60年代，他跑到希腊的伊兹拉岛上，在那里过着迷幻的隐居生活，整天沐浴在爱琴海岸的阳光之中。我觉得他的这本书在逻辑上有点散乱，但随便翻到哪一页都可以继续读下去，观念和意识带着情节继续发展。“垮掉的一代”那一批作家中，很多人的作品都带有这个特点，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由于磁带是模拟录音，也能保留些音乐的原汁原味，而数字化的声音往往显得过于干净了。摄影/张扬

我到了北京以后，读到了文楚安写的《“垮掉一代”及其他》，这本书应该是当时中国对“垮掉的一代”最权威的解读，它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子。我觉得“垮掉的一代”是摇滚乐产生之前西方文学艺术领域真正的玩家，是当时边缘文化的代表。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边缘文化，这可能和我小时候喜欢和所谓的坏孩子一起玩有关系。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在学校里就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可他们身上有着可贵的真实与幽默，这让枯燥乏味的学校生活变得有趣起来，甚至令人难忘，而往往这群孩子也是同龄人中最聪明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垮掉的一代”才一下子吸引了我，后来我又去读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这本书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在写《再见杰克》这首歌的时候很少和外界接触，但我还是会去逛书店，我发现书店里凯鲁亚克的作品和介绍他的书在那阵子突然多了起来，我本能地排斥这种一窝蜂的做法，就像格瓦拉的形象成了一种流行符号，这让我的心里有些抵触。所以《再见杰克》这首歌的背后其实有这层意思在里面。

不过后来我也会反过来想，凯鲁亚克的书的确影响了很多人，那些人因为看了他的书而选择了那样的生活方式，倒也是件好事。不过我觉得凯鲁亚克笔下的生活方式永远属于一种亚文化，不可能成为主流。他想象着我们有一天会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最疯狂、最会玩、最有趣的年轻人背着背包在世界各地游历，但这类人永远都是极少数的。虽然我们在旅途中常会看到很多背包客，可大多数并不是真的在追寻什么或是想在旅途中沉淀自己，他们只是走马观花而已。“我要面对教条微笑，但是誓死反对它。”我觉得这句话和我们痛仰乐队所追求的理念非常契合。摄影/张扬

我喜欢天马行空的感觉，不想被某种概念束缚，只愿去追随自己的感觉。在乐队中，大家相互之间的碰撞才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我绝不愿为了完成而完成，更不会刻意做某些事。我更愿意相信人类与生俱来的直觉，就像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里的一段描写：贾菲带着雷蒙翻山越岭，当他们从一座山的山顶往下走的时候，贾菲越走越快，后来飞奔起来。雷蒙有些害怕，因为天快黑了，他离贾菲却越来越远。于是他也加快了步伐，凭借自己的直觉向山下跑去，看似险象环生，然而每一步却是那么扎实。

读到这一段我特别有共鸣，小时候的我在天山脚下有着同样的经历。天山山脉的很多砂石山的斜坡其实并不很陡，但当你登上山向下看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危险。小时候的我胆子很大，下山时经常像贾菲一样飞奔下去，忘我、自由，完全凭着自己的直觉前进。跑到山下，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几乎难以形容，然而回头看看其他小朋友，他们可能还在胆怯地一点一点往下走。其实我觉得慢慢走下山反而会很危险，因为砂石山的质地并不结实，踩得太实容易摔倒。小时候这些类似的经历造就了我不惧危险的性格，喜欢做那些带点冒险色彩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选择了跟随自己的直觉。无论怎样，开心就好。小时候的我就喜欢做那些带点冒险色彩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选择了跟随自己的直觉。无论怎样，开心就好。摄影/灰色

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小时候所经历的学校教育对我的帮助并不大，反而基于兴趣阅读的书让我感觉获益匪浅。小时候学的那些类似政治课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我现在几乎都忘了，而数学、几何这些知识，虽然当时也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但是现在我明白这些学科是在培养人的思维和逻辑，其他很多地方都能用得上，甚至包括游戏、下棋和打牌。像音乐、美术这些科目的设置，本意是让孩子能够开启更多的可能性，是对审美意识的启蒙培养。但这些副科经常被老师忽略或挤占，让孩子们觉得这些跟艺术相关的课程对他们的人生一点儿都不重要，这是极其错误的。音乐在人的一生中无处不在，更好地欣赏音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除音乐以外，还有另一个科目同样不被重视，那就是体育。我觉得体育课就像监狱里的放风一样让男生们渴望，但得到的时间却总是那么短暂。

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缺失的还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孙中山通过革命剪掉了中国人的辫子，但也剪断了一些传统文化。近代以来，我们的教育内容都是舶来品，所有的专业词汇，无论是语文、数学还是法律，都来自日本。但我们自己传统的文化都是糟粕吗？肯定不是。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东西，一定有其自身的道理。

有人一说起传统文化就必定是儒家那一套，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理解。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还有道家、墨家甚至一些佛学的内容，其中有很多宝贵的财富。比如玄奘翻译的经书，如今很难再有人能用如此简练的语言把佛经诠释得那么好，浅显易懂的同时散发着智慧光芒。中国的传统诗歌也一样，从最质朴的《诗经》发展到唐诗那种登峰造极的程度，后来宋朝人换了个玩法，又在词上做文章，照样是大放异彩，这些传统文化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反过来说，在西方成功实践的东西，到了中国未必合适，一定会有水土不服的部分。我特别喜欢从“垮掉的一代”这个概念演变而来的嬉皮士文化，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对东方的文化和哲学充满向往。他们的偶像是寒山、拾得、李白，以及竹林七贤，也许在西方人看来，这些中国古代的艺术家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摇滚客。

在我们的文化观念里，对很多事情的认知非黑即白，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战争电影，好人永远战斗到最后，坏人永远单从穿着打扮上就能被人识别，全是些脸谱化的描写。再举个例子，曾经侵略我们的八国联军抢走了我们那么多的文物，这是为我们所痛恨的，但如今那些文物基本都保留了下来。如果留在中国，现在的那些文物又会有着怎样的命运呢？我当然讨厌这样的掠夺行为，但我想说的是，任何事情都有着两面性和复杂性，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优秀的艺术作品不会把世界描绘成非黑即白的样子，而是从多个层次和视角展现人性。其实人性才是这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但这往往在我们的观念中被忽略掉了。天堂向左，深圳往右

我没有读过大学，甚至也没有上过高中，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为此而努力过。在复读初三的那一年里，我看了很多描写留学生艰苦生活的纪实文学作品，受此影响，我决定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也一定要考上高中。凭借着努力和小聪明，我最终真的达到了高中录取分数线。没想到的是，我家人的一个举动让我没能上成高中，也就此改变了我命运的轨迹。

我的父母觉得我在那样的状态下，即便考上了高中，三年后也很难考上大学，与其这样还不如早做准备，于是他们为我在家后面的化工技校报了名。我知道这件事以后特别生气，因为如果当时我上了高中，人生也许会有所不同。从此开始我和家里的关系变得恶化，甚至很多年不和父母说话。那时候，学校和我家仅隔着一堵墙，走回家也就是200米的距离，可我一定要骑自行车上学，那样就能在下学后骑着车在城里绕一圈，我绝不想一放学就那么早地回到家里。

最终我屈从了命运，上了那所化工技校。1993年，我从那里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了淮安一家有机化工厂工作。我在学校里学的专业是电工仪表，但到了工厂后被各个车间踢来踢去，天天轮岗，干的活儿也和本专业无关。

我记得第一天上班，我就给自己剃了个光头，就像我在技校入学的第一天一样。上班没几天，工厂通知说学校的毕业成绩单寄来了，于是我和一起被分到这个厂的同学去拿。打开我的成绩单，看到老师给我写的评语还挺长，前面是一些团结同学之类表扬的话，但看到最后，发现还有这么关键的一句话：“但是该生对领导有抵触情绪。”现在想想，这句话写得还挺准确。

在我入厂不到3个月的时候，厂里出了事故，炸死了三个人，于是全厂陷入了停产整顿的困境。正好在这个时候，我萌生了离家闯荡的想法，但我爸爸知道后给了我两个选择，一个是要打断我的腿，另一个是要和我断绝关系。我不怕挨打，因为我从小就在棍棒教育之下长大，我早习惯了。真正让我难过的是他要和我断绝关系这句话。我决定不管他的看法，偏要出去闯一闯。这是我第二次离家出走了，第一次是在我上初二的时候，从那次之后，我也再没挨过我爸爸的打，但我们的关系始终没改善，而这一次，我们父子俩的矛盾更深了。

我想南下去深圳，之所以想去那里，其实是为了赚到钱以后能去北京迷笛学音乐。我当时已经开始听摇滚乐了，每个礼拜都要逛两三次音像书店，去找有没有新到的摇滚乐磁带。另一个我常去的地方是报刊门市部，在那里可以买到《音像世界》和《我爱百老汇》等一些音乐杂志。那时候的电视里偶尔会播出唐朝乐队的MV，我只要提前知道重播时间，就让家里有录像机的同学录下来，大家有空就聚在一起看，一起欢呼，这些可都是我那时的精神食粮。

除此之外，我想去深圳还有其他的原因。刚毕业的时候，同学们经常聚会，一起喝酒，酒后便开始胡言乱语，海誓山盟。时间久了，我觉得这些事情特别无聊，于是想去深圳过一个有意义的20岁。当时社会上都传说在深圳轻轻松松找份工作，月收入就有两三千块钱，而那时的迷笛音乐学校还没有开办我后来上的两年学制班，只有3个月的短期班。所以我觉得只要在深圳赚够几千块钱，就能凑够在北京的生活费了。现在看来，我那时的想法真是太简单了。

在去深圳前，我还做了一件对我后来的人生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我戒掉了赌博这个不良嗜好。在那之前的两三年里，我曾沉迷于赌博机无法自拔。本来上班攒了点儿钱，本来为的是到了深圳可以过得舒服一些，结果几乎全输在了赌博机上面。以前我也曾发过誓，不再去碰赌博机，可一本万利的想法始终占据着我的内心，就像魔鬼一样迷惑着自己。那时年纪小，总觉得说不定下一局就有翻盘的机会，这种侥幸的心理一直延续，然而事实却是一次又一次地翻船，最后输得血本无归。

在二三线城市或者更小一点的地方，带有赌博机的娱乐场所曾经一度非常盛行，很多人下班没事就在那里玩两把。20世纪90年代有一部叫作《赌神》的电影，非常火爆，在这种电影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多人对牌桌上的技巧深信不疑。也许最初人们只把它当作娱乐，但时间一长，便开始不断加码，从此坠入深渊。

能在20岁到来前把这个嗜好戒除掉，对我来说真是一件万幸的事。可能有些人只是将赌博当成一个游戏而已，但实际上那就是一场骗局，玩家绝没有胜算的可能，那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戒掉赌博之后，我却将这种博弈与自己的命运联结起来，音乐则是我这一生所下的最大赌注，为此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音乐对我来说，是最为美丽而又不确定的未来之路。

准备离家时，我写了封信放在我妈妈的枕头底下，告诉她我去了深圳。10月的时候我先到了南京，在那里买了南下的火车票。我坐的是绿皮火车，因为没买卧铺车票，我甚至要睡在行李架上。火车开向韶关的时候，暴雨导致前面的路塌方了，火车在江西的一个小镇停了一天，我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20岁。那天晚上，我还因为打抱不平而跟别人打了一架，后来是一位军人帮我解了围。我从没想过自己20岁的生日竟会以这样的方式度过，那一天我永远都会记得。

最初我以为来到深圳就能淘金，也有着大把挣钱的机会，但等到了这里我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刚到深圳的时候，我还不会做饭，做出来的饭都是夹生的。我更不会洗衣服，以为用洗衣粉把衣服泡在水里，拿出来就会干净，结果第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把衣服都给染成了蓝色。经历了这些，我才恍然大悟，觉得妈妈真的特别好，可惜我以前总是嫌她太唠叨。我妈妈常说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身在福中不知福，听她这样说我还挺不服气，可到了深圳我才承认，原来我就是她说的这样子。离开家才意识到，在家里的很多事情都是妈妈帮我做了，在我心里形成了心理惯性，自己根本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可言。我们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中，有一部分的创作思路正是来自深圳的那段生活。摄影/灰色

在深圳，我的工作并不如意，做的都是最底层的工作，根本攒不下钱。我待过深圳的好几家工厂，每当要换工作时，就得骑车穿梭在深圳的各个区域，深圳夏天特别热，太阳晒得厉害，晚上回到家，后背被晒得能脱一层皮。

利用空闲时间，我还试过在火车站卖盒饭，但我不好意思吆喝，最后几乎都没卖出去，自己却吃了不少。在火车站时，还有人让我帮忙卖火车票，当时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票特别不好买，要排队好几个小时，所以就有人做起了倒票的生意。他们让我自己垫钱排号买票，把票给他们后，他们在原票价上加10块钱给我。其实这帮人也是骗子，骗走我们的钱就跑了。我在深圳待了一年，没挣到钱不说，还经历了各种坑蒙拐骗，时不时也要被查暂住证，日子过得实在很辛苦。

我在深圳打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负责一家工厂流水线上的冲床，简单来说就是把材料放在冲床上，然后用脚踩下机器下面的踏板，机器就向冲床面上的钢板冲压一次，最终冲压成产品所需要的形状。那个时候我们一天至少工作九小时，加起班来要工作到十一二个小时，而且没有休息日，每天非常疲惫。

有一次中午上班的时候，我照往常一样机械地重复着冲床的操作，困意袭来，一不留神，我在踩下踏板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没从冲床上撤出来。那一瞬间，我再次感觉到时间突然慢了下来，就像静止了一样。如果机器正常砸下来，我的手一定废了，可就在这危急的时刻，车间竟然不可思议地停电了。如今说起这件事，我连自己都很难相信这样的巧合，虽然没有出什么危险，但我总会感到后怕。

其实在工厂里出现的工伤事故非常多，我同宿舍有几个江西人，他们都是兄弟，那几个人的手指头没有一个是完好无缺的。一旦发生了工伤，那些企业根本就不会去管，把受伤的工友打发走了就算万事大吉。这些工友都是来自农村最底层的家庭，根本没办法与企业对抗，如果真的把事情闹大，他们兄弟几个都会因此而失业，彻底陷入没有收入的绝境。

我曾在国企的工厂里工作过，真的和这些黑心的私营企业不一样，就算把这些没有良心的企业称作血汗工厂也并不过分。在工厂里，看到身边的工友经受着的遭遇，我实在无法释怀，但我的能力实在有限，只能用一些幼稚的手段来宣泄心中的不满。比如我会找一个公用电话亭，冒充执法部门给厂里打电话说要对工厂进行突击检查，让领导忙作一团。涮他们一把之后，工友们虽然能在其中找到些许安慰，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到他们。我们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中，有一部分的创作思路正是来自那段生活，算是为有着类似经历的工友们呐喊。

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支撑我内心的只有音乐。我挣了点儿钱就要去买“打口带”，也梦想着能攒钱买个小录音机和质量好一点的耳机用来听音乐，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爱好。在那个时候，摇滚乐一直陪伴着我，魔岩三杰的磁带就是我在那个时期买的，而我自己当初小小的音乐梦想也在一天天地长大。

当年的深圳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什么叫作“文化沙漠”，在摇滚乐如日中天的年代里，我在深圳却只遇到过一个知道黑豹乐队的人，另外还有几个人知道Beyond乐队，几乎没有能够与我聊音乐的朋友。对我来说，这是令我非常苦闷的事情，甚至比生活上的苦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尽管在深圳过得不好，但我却不好意思回家，因为一旦回到家乡，无论见到谁都会问我赚到钱没有，我如果说没赚到钱，谁都不会相信。

我在深圳待到一年零一个月的时候，和我爸爸通了一次电话，这是我们两三年里第一次真正的沟通。虽然一年前我不辞而别，但他在电话里对我已经没有一丝的指责，而是希望我能早点回家。听到父亲的话，我心里一下子释然了。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支撑我内心的只有音乐。摄影/刘丹

不久之后我回到了家里，和父亲彻底化解了矛盾，变得能够像朋友一样聊天。他甚至还开玩笑和我说：“别人说你留长发不好，但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看的，你要是个姑娘就更好看了。”这在以前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从小就在他的棍棒教育下长大，根本不能正常交流。等我长大以后，经常不和他说话，有时他喝醉了酒，回到家里会和我说上很多话，但我从不回应他。那次我从深圳回来，我们的关系突然变得像朋友一样，什么话题都可以坦诚交流，也许他觉得我在离开家的日子里变得成熟了吧。

我在深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换位思考，从深圳回来以后，我自己想通了很多事情，也理解了父母。回到家的日子里，如果我晚上不回家的话，无论我在哪里，都会骑着自行车先回一趟家，告诉我妈妈今天不回来，然后再出去找朋友。如果我不打招呼就不回家，她会睡不着觉，我一想到这事心里就会难受，所以我必须提前告诉她，让她放心。我的父母对我管教比较严格，他们是那种最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父母，觉得打是疼骂是爱，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儒家文化加上法西斯专制而已。窦唯的《噢，乖！》那首歌里讲的就是与父母的关系，我听过以后觉得特别有共鸣，似乎他们那一代人对子女的爱都是这样，而子女也没什么可记恨父母的地方。

我化解了与父亲的矛盾，我们的关系甚至比以往都要好。那时我想去北京学音乐，和我妈妈磨了一星期她才同意，我觉得他俩肯定是在背后商量之后才决定支持我的。当我离开家去北京的时候，我爸爸并没有表现出多么不舍，毕竟我已经离开过家好几次了，不过我觉得他内心里肯定还是关心我的。

离开家的时候，他们让我一定牢记两件事情，一是别吸毒，二是别做违法乱纪的事。如今看来，我并没有让他们失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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