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运熙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试读：

自序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任为该系教师，从此一直在复旦中文系与复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担任教学、研究工作，重点放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中古阶段，即汉魏六朝唐代时期，既教大学本科生，又教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先后写过不少研究论著和论文，还写了少量谈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研究的体会、方法的篇章。本书大部分就是这方面篇章的结集，可供爱好古典文学的读者参考。全书共分六辑，下面分别略作说明。

第一辑是学习、研究、撰述方法概论。这是根据我对研究生的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我认为，要对古典文学具有深入学习、研究的能力，必须培养这方面的独立工作能力。具体说来，就是：在确定课题后，能找得到有关材料，能读懂这些材料，能对它们进行分析，能把研究结果写成论文。为此必须懂得一点目录学，了解有关图书目录与研究成果概况；能具有较好的古文阅读水平与较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能读得懂有关材料；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能对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形成自己的见解；具有较强的写作水平，能把研究情况和结果写成论文。本辑中的前面三篇，就是对上述具体要求和方法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本辑中的第四篇，指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广阔，可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加以探讨，主要可分语言的、历史的、文学的、文献学的四块，各有其特点和价值。研究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精力，选择一两种作为主攻方向。

第二辑着重介绍自己的研究情况和体会。第一篇是简单的自述，第二篇则作了较为细致的介绍，二者均是就个人研究的总体情况而谈的。我研究古典文学，先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重点在乐府诗，后来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古代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本辑中的第三、第四两篇分别就以上两方面研究谈谈情况和体会。我感到要深入了解文学史，必须对有关的历史状况（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相当的认识；要深入了解古代文论，必须对有关的文学创作有相当的认识。本辑中的第五篇，结合自己的若干论文为例，着重谈这方面的体会。

第三辑谈古代散文。中国古代文学，其主要体裁有诗歌、散文、辞赋、戏曲、小说、讲唱文学等类。在封建时代，散文特受重视，因为它便于发表政治主张和伦理道德观念，是论政、载道的重要工具，在许多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心目中，散文在诸体作品中其重要性位列第一。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人们的文学观念受西方影响，认为大量散文议论内容特多，缺少文学性，因而对散文轻视、忽视，形成另一种偏向。平心而论，我们今天对古典散文（包括古文、骈文），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古典散文中，有许多抒情深入、叙事写景生动的佳篇，其艺术性较之优美的诗歌毫不逊色。即使是偏重议论的作品，也有不少在辞句、声调方面富有文学作品的语言美。我们不能依据某些文学概论一类书籍对文学作品设定的框框，笼统否定这类作品的文学性。对于打算深入学习、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们来讲，更应重视学习古典散文。散文篇幅一般较诗歌为长，其用词造句方式丰富；多读古典散文，有利于掌握古汉语的规律，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当我们研究古典作家作品，接触到大量文字资料，包括许多史籍、笔记等等，大抵都是文言文；要读懂这类文字资料，一定要具有较高的古汉语理解水平。再则，因为散文在古时各体作品中居于领先地位，其语言风格对其他各体作品影响巨大。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代，骈文昌盛，诗歌、辞赋等作品也多用骈体。宋元明清时代，清雅的古文流行，诗歌、辞赋以至通俗文学的语言大抵平易流畅，风貌与古文相近。可以说，要了解各时代各体作品的风格特色，须首先了解该时代散文的风格特色。本辑上面两篇论述古典散文的重要性，下面三篇则就骈文、古代散文发展大势、唐宋八大家散文作简要介绍，以期读者对各时期散文的发展与特色获得概括性的认识。

第四辑谈我研究古代文论的体会。前面两篇着重谈研究古文论时应当注意的方法。后面两篇则强调必须重视古文论中的作家作品评价。五四以来直至二十世纪末叶，曾有多种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还有大量研究古文论的论文发表。它们往往重视古文论的理论原则、理论概括，而忽视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这里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事实上，古文论中包含着大量精彩的作家作品评价，有些评价鲜明地体现着作者的理论主张和文学思想倾向，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把文论家的理论主张和作家作品评价结合起来分析探讨，大有利于准确全面地把握文论家的思想观点。我在与杨明合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第二卷）中，就是本着这种认识来分析《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重要著作的，读者可以参看。

第五辑谈总集。总集、别集构成集部的两大类，总集包含多人的作品，别集是个人的专集。总集是面，专集是点。我觉得在学习某一专集之前，应当先学习与该专集同时期的一两种总集，对该时期的文学（主要是诗、文、辞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之后学习专集，方能理解得准确深入。譬如学习《陶渊明集》，最好先读一下清代沈德潜所编《古诗源》和一两种今人所编的汉魏六朝诗选，这样对陶诗的特点和成就容易认识清楚。总集按其性质又分为两大类：一类广收博取，网罗散佚，旨在求其全，如《全唐诗》；另一类采摭英华，旨在求其精。对于多数读者来说，宜先读总集中的好选本。如读唐诗，宜先读《唐诗别裁》（沈德潜编）、《唐诗三百首》一类较好选本（包括今人所编选本），不必急于读《全唐诗》。《全唐诗》卷帙浩繁，精粗不分，初学者阅读会有茫无头绪的感觉。本辑后面三篇，分别论述《文选》、《乐府诗集》两部重要专书。《文选》选录战国至南朝的辞赋、诗歌、各体骈文，选择精审，是学习、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经典性选本。《乐府诗集》搜集汉魏至唐五代各类乐府诗，收罗宏富，分类编次妥善，解说按断精审，是汉魏至唐五代乐府诗全集中最翔实允当的本子。

第六辑是古文论专著评介。前面四篇，分别论述《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三部名著。对上述三书，我都有一些与时下流行观点有所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文心雕龙》一书的宗旨是指导写作，全书围绕宗旨，可分为总论写作原则、各体文章写作指导、写作方法统论、杂论四个部分。由于书中对不少文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故此书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诗品》，除序文外，正文着重品第汉至南朝前中期五言诗人的作品特征与优劣得失；研究《诗品》，须把序文、正文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全面分析。《诗品》评价诗人，着重指陈其总体风貌特征，并据此探索其继承关系。《沧浪诗话》评价诗歌的标准，如作者自述，有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五项。探讨该书的思想，对此五者均应重视，不宜仅强调兴趣一项。全书首章《诗辨》提出基本主张，固然最为重要，但后面四章，也有不少重要的议论，须加以参照。对上述三书内容，我是力图加以全面的客观的分析，真实地描绘出它们的本来面貌。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它不但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发展和作家作品，有不少精辟的分析和评价，而且在编写文学史的体例和方法方面，也富有启发意义。

我因长期重点研究汉魏六朝唐代文学，故本书所收篇章，所论大多数对象为汉至唐代诗文，但就研究的态度、原则、方法而言，对于研究其他阶段、其他文体的人们来说，仍有相通之处，故可供多数学人参考。只是除第一辑外，其他各辑篇章，均撰于不同时间，写作时没有通盘考虑，因而各篇在体例、详略方面不大一致，并有重复之处，请读者鉴谅。2009年12月

第一辑　学习、研究、撰述方法概论

打好基础，培养独立工作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数量非常丰富，其中除宋以后的白话小说和戏曲中的说白外，一般都是用文言文写的。这种文言文，虽然程度上有深有浅，但都同现代汉语有很大的距离。还有许多研究文学作品时需要看的文献资料，一般也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因此，要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必须首先过好古汉语阅读关，即能够读懂文言文。如果我们对文言文读不懂，或者理解不确切，那么，我们所作的对作品的分析评论，好像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屋，是很容易倒塌的。

要读懂文言文，主要依靠多读多看。要经常阅读，多读作品，选择一部分好作品反复熟读。通过多读多看，才能逐步掌握文言文的丰富词汇和文法规律。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结合看一些介绍古汉语规律的书籍，帮助我们提高阅读能力。但是，主要靠多读多看；如果作品念得很少，着重去看介绍古汉语知识的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大学文科教材，编得相当好。该书介绍了古汉语的常用词、各种文体和一些重要的古代文化知识，对提高古汉语阅读水平颇有帮助。书中还选注了三百多篇诗、文、词、赋等名篇，但数量还不够。由于书中选录了许多文体，显得各体作品数量均不多。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话很有道理。通过熟读数百首唐诗，初步掌握了旧体诗常用的词汇、句法、格律，就能写作旧体诗。此中关键在于熟读许多具有典范性的作品。在这方面阅读和写作之理是相通的，要真正提高古汉语阅读能力，必须阅读大量古典作品，还要熟读其中的许多篇章。许多优秀的散文名篇，往往具有丰富的抒情性和强烈的声韵节奏之美，如同诗歌那样。对它们，我们最好能像吟诗般进行朗读，通过反复朗读，方能领会其情感的深度和语言之美，并进一步掌握古汉语的语言规律。

现在有不少青年同志喜欢古代文学，常常是从爱好唐诗、宋词开始的。唐诗宋词中的许多优秀篇章，的确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精华，应该诵读和研究。但是，为了培养古文阅读能力，必须多读些散文；因为，散文的文法结构比诗词更正规，不像诗词那样多倒装、省略等现象，从打基础讲，多读些散文效果更好。我想，阅读散文，可以先读一些比较浅近的作品，像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再进一步，就可以看《古文观止》、《史记》、《汉书》、《春秋左传》等了。一般说来，如果能够读懂《史记》、《汉书》、《春秋左传》等书，古汉语阅读能力，可说是基本解决了。当然，如果你研究先秦两汉文学，那在这方面的要求就要更高些，为了要求能读懂深奥的《尚书》、一部分诸子书等，需要仔细阅读《说文解字》、《尔雅》等专书，把语言文字的基础打得更深厚些。

培养古汉语阅读能力，可以先读读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它们故事性强，语言比较浅显，容易入手。从提高一步讲，要注意多读些具有文学性的历史著作，像《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这些历史著作，写人叙事生动，引人入胜，也有利于培养阅读兴趣。此外，历史著作提供了大量历史文化知识，读者这方面的知识丰富了，对产生于古代具体历史背景中的古典作品，也就容易认识和理解。古文阅读过程中的障碍，除来自古汉语的词汇、句法等语言因素外，还往往来自历史文化知识方面的因素。通常所谓典故，有语典、事典之分，语典来自语言，事典来自历史事实。再则，历史著作往往文备众体。它们本身虽是记叙体，但登录了不少游说之辞、奏疏、书信以至辞赋等，因而有论说体、抒情体等。阅读多种不同体式、风格的文章，其所经常运用的词汇、句法也有所不同，这样也有利于提高阅读能力。还有，《汉书》中多用通假字、异体字，熟悉《汉书》，对于多识文言词汇、增强文字训诂的知识和能力大有好处。总之，我认为，要提高古汉语阅读水平，应当多读文言散文，尤其应多读历史散文。

要培养好古汉语阅读能力，如同学习外语一样，一定要下苦功，要花几年的时间多读多看，老一辈的先生们，他们年轻时古书读得多，所以根底好；现在的青年同志们，由于条件不同，一般古书念得较少，甚至很少，因此根底浅薄。如果你今后准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那就得下定决心，安排时间，集中精力，多读一些作品和有关文献资料，过好古汉语阅读关。否则，对所研究的对象，不甚了解，是很难深入的。

着重研究元明清时代通俗文学戏曲、小说的人，是否也要培养高水平的文言文阅读能力？我看也要。且不说戏曲中许多文雅的曲词，实际和诗词差不多。通俗白话小说，有的会有许多文言文诗歌，如《红楼梦》。有的小说作者有诗文集，如《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有《射阳先生存稿》，《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有《文木山房集》，研究《西游记》、《儒林外史》时也应参阅。何况许多通俗文学及其作者的参考文献，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呢！二、读一些四部经典书籍

中国古代图书，隋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简称四部。四者学科分部虽相区分，但互有关联，深入学习古典文学（集部）的人们，对于经、史、子三部中一些最重要的典籍，也应有所了解甚至熟悉。这是古典文学工作者基本功的一部分，不容忽视。

经部先是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其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易》、《书》、《诗》，成九经；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便成十三经。在长期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经书受历代统治者的提倡，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经书是人们（特别是士人）学习文化知识、谋求出路的必读书。人们不论做人、办事、写文章，都要依据经书中的言论作为准则，它们是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古代大量的文学作品，不论思想内容还是文辞形式，都蒙受经书的巨大影响。经书对古代文化、文学的深广影响，有如《新旧约圣经》和希腊神话对欧洲文化、文学的浸润。对经书有所了解，对于理解许多文学作品思想、文辞的渊源，大有好处和必要。

十三经加上注疏，字数浩瀚，不必全读。大致说来，《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孝经》应通读，《礼记》、《春秋左传》分量大，可以选读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不一定读，有余力者可以浏览。注释可看简明扼要的，如《诗经》可看朱熹的《诗集传》。《十三经注疏》和清代学者不少高水平的经书新疏，内容太繁重，不必通读。如对某经或经书中的某些问题、辞句求得透彻理解，可细读其有关部分。一般的基本功和专题研究要求不同。以《诗经》为例，基本功要求熟悉《诗经》本文，读简注本即可；研究《诗经》，则应读后代的不少重要注本和研究成果。《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宋代朱熹编为《四书》，又编了《四书集注》，影响很大，也应熟悉。今人编撰的经书新注新译，初学困难时可以拣质量较高者参读，但应以读原著、旧注为主。

史部的《廿四史》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产生时代早，文笔又好，最受前人重视，称为《四史》。《四史》中《史记》、《汉书》两书（简称“史汉”）为古时士人的必读书，影响尤大。“史汉”中许多历史事实，常为后人所称引，成为流行的故实。北宋苏舜钦常常一边饮酒，一边读《汉书》，以作助酒之下物，传为佳话（见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后来《桃花扇·余韵》中提及苏昆生、柳敬亭两位艺人会晤饮酒时，也以《汉书》为下酒物，于此可见《汉书》影响之大。《史记》记载先秦至西汉史实，上下数千年，知识更加广泛丰富。从艺术上看，“史汉”又是后代散文的典范。《史记》句式长短错落，语言雄奇奔放，被唐宋以至明清古文家奉为圭臬。《汉书》句式较整齐，接近骈文，风格渊雅，在魏晋南北朝骈文流行时代特受重视。熟悉“史汉”，对认识、掌握汉以后散文（包括骈文）的语言、风格特色及其渊源很有裨益。读“史汉”后，有余力者可以读《后汉书》、《三国志》等。“史汉”中的书、志以及像《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学术史料，宜重点研读。读其他史书也是如此。研究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史书。比如研究先秦西汉文学，要用心读“史汉”等；研究唐代文学，要用心读《旧唐书》、《新唐书》等。但读“史汉”又有其特殊意义。它们像《五经》、《四书》一样，在古代广泛被人们学习和取资，因而影响深远，所以我们应把它们作为打好文史基础的经典书籍来认真阅读。

子部书中，儒道两家影响最大，最宜注意。古代士人，大抵奉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仕宦得意时，以儒家入世思想为指导；失意退隐时，往往宗奉道家隐遁避世的主张，所以儒道两家思想，对众多士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最为深远。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孔孟之书已入经部，次则《荀子》较为重要。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宜细读；次则《列子》。儒道两家外，法家的《韩非子》一书，集法家思想的大成，文辞亦富美，宜加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一书，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深远，也应阅读。

集部之书，自《楚辞》以下，分别集、总集两大类。从打好基础看，应着重读一些重要总集。一些重要总集，选录了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宜于精读。别集收集单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往往精粗杂陈，宜于作为研究对象，不宜作为打基础的读本。《诗经》、《楚辞》其实是先秦诗、赋的总集。两书以后，汉魏六朝文学总集，宜读萧统《文选》。该书选录战国至齐梁时赋、诗、各体骈散文（以骈文为主），基本上代表了汉魏六朝文学的精华。李善注详赡准确，价值也高。关于唐宋古文，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该书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主体，上溯战国秦汉，下逮明清，体现了明清古文家的主张和标准。中国古代诗、赋、文等正统文学，大抵分为骈体、散体（古体）两派，两派有斗争起伏，也能同时并存。《文选》、《古文辞类纂》两书分别是两派文学的代表。《古文观止》一书为清代前期吴楚材、吴调侯所选的通俗选本，所选文章，大多精美，且篇幅较短小，便于诵读。所选以散体的古文为主，但又夹杂少量骈文，如《陈情表》、《北山移文》、《滕王阁序》，体例不纯，学术品格不高，故为一部分学者所轻视。唐宋诗文词的较好总集，尚有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朱彝尊《词综》和现代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等，宜于阅读。元明清时代，戏曲小说发展，诗文缺少创造性，从打基础角度看，可以从缓阅读。

史、集两部是文学历史。子部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经部各书，按其学科性质，可以分别归入文、史、哲三类。文学和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关系密切，读一些四部经典之书籍，不但有利于了解文学的渊源，而且有助于从历史的文化背景中更深刻地理解文学。

以上所举四部基本典籍，是最基本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订立计划和进度，坚持阅读。少则二三年，多则四五年，便可读完。关键是要下决心，具有持之以恒的毅力。阅读中遇到的不少无关紧要的字、词、句、名物等方面的疑难，不妨采取不求甚解的态度。对不少细碎的问题，一一求甚解，花时很多，收获不大，而且影响进度。经历一段时间后，读的书多了，整个理解力提高，回过头来看一些疑难问题，便往往容易理解了。三、读一些目录学基本书籍

培养对古代文史的独立工作能力，读一些目录学基本书籍很是必要。过去一些研究文史的著名学者，对目录学都十分重视。清代中期的汉学家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卷一）许寿裳曾经说起，他的儿子许世瑛读大学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鲁迅为他开列了《唐诗纪事》等十二种，其中有一种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见《亡友鲁迅印象记》第二十三节）。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在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生谈话中，认为目录学能使人们了解“祖遗的历史著述仓库里有什么存货”。又说：“目录学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较容易的找到了。”（《与毕业同学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陈氏的话非常中肯。他是史学家，因此从历史著作角度讲，对于研究古代文学、哲学的人来说，道理是一样的。

优秀的目录学著作，不但分门类、按次序有系统地介绍历代重要书籍，而且对各门类学科常有叙说，概括介绍某学科的渊源流变，像章学诚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叙》），因而具有学术史性质。至于有各书提要的目录书，内容就更详赡了。读了这类目录书，对于我们所要了解的某些书籍，它在某一门类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地位和价值怎样，就容易获得一个概括的印象，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中国古代的目录学，有十分丰富的遗产。如果专门研究它们，可以花上毕生的精力。对于一般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目录学不是专门研究对象，而是作为向导和工具，不需要许多时间。从打基础的角度讲，只要读少数最基本的书籍。我以为以下四部著作尤为重要。一是《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根据西汉后期刘向、刘歆两大图书整理家的著作删节而成，系统叙录了先秦至西汉的典籍和学术，是目录学之祖。其中六艺、诸子、诗赋三略，系统介绍经、子、文学三部门著作，尤应精读。二是《隋书·经籍志》，是唐初所编《隋书》中的一篇，承《汉书·艺文志》之后，系统介绍汉魏两晋南北朝隋代的著作。它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对后来影响深远，与《汉书·艺文志》同为目录学的奠基著作，应当精读。三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是对《四库全书》所收各书的提要，除各门类有叙说外，各书均有较详提要，说明其特点、价值、得失等，各部提要均出自专家之手，内容大体精审，备受学人重视，为研治古籍者的必读书。但全书达二百卷，卷帙浩繁，不必全读；在了解全书的体例、结构后，可以选读一部分，日后结合自己研究方向，可以精读其中部分，并参读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提要补正》等书。四是《书目答问补正》，此书原传为清末张之洞编，后经民国范希正补正。此书胪列四部重要书籍，迄于清代后期，下延较《四库提要》为长，可补其不足。全书无叙说、提要，分类列书目，便于检阅、精读。各书下注明版本，便于读者寻检原书。以上四种著作，除《四库提要》可浏览、选读外，其余三种均可精读，分量不大，约花半年时间即可通读完毕。熟悉了它们，对目录学就有了一定基础、找古代典籍就方便了。以后打算研究某一方面，再找有关的目录书看。如研究唐代文学，就看《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

现代学者还有一类提要式的专著。它们选择少数重要古籍，作详细的题解，便于初学。如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吕思勉《经子解题》、周予同《群经概论》、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等，均可参考阅读。若要了解戏曲、小说等方面的目录，则应当参考传为黄文旸编的《曲海总目提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在阅读以上目录学著作时，可以参阅今人所编的目录学概论一类著作，藉以了解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大概情况。如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汪辟疆《目录学研究》、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等，选读其中的一二种即可。

掌握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知识，我们就能较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图书，并且能获得一个轮廓的了解。如果我们已经具有较高的古文阅读能力和较广泛的古代历史文化知识，就容易读懂找到的图书。能找到古文献的材料，又能读懂它们，这样就具有了较良好的文史基础和独立工作能力，为此后深入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然，我们还应当使用字典、辞书、索引等一些重要的工具书。这通过实践，也是不难掌握的。（原载《古典文学知识》一九九七年第五期）

拓展视野深入钻研

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通与专的关系。通指总揽全局。就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就是指能够纵贯各个朝代、横贯各种文体，对文学遗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有诗、文、赋、词、散曲、戏曲、小说、讲唱文学等等诸多体裁，它们从古代到近代，各有其历史发展变化过程和杰出作家作品，内容异常丰富。对它们有一个简要的全面了解是必需的，这样才能胸罗全局，目光清晰；在认识和评价单个作家作品时，能够把它放在整个文学流程中去考察和衡量。现在高等学校中文系都设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文学史”一类课程，系统地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历史进行讲授。这对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是必需的。对于自学者来说，找一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国文学史来仔细阅读，也能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

中国古代文学遗产异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因此，在掌握了简要的通史知识以后，应该向专的方向发展。这可以从时期分，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等，专研一个阶段；也可以从一种文体分，如诗歌、散文、词、小说等，专研一种文体。从深入研究的角度讲，上面的区分范围还嫌太大，还应当缩小，研究某一时期的某种文体，如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还可以再行缩小，如中唐大历诗歌、宋代江湖诗派以至于单个作家作品。大抵题目愈小，在材料发掘和论述分析方面就能愈加深入细致。建国以前，中国文学通史一类著作出版数量很多（恐怕有上百种），但高质量的极少。几种最负盛名的著作，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都是分时期或分体论述的。建国以后，个人编写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出得很少，几部有分量的中国文学史，除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旧作改编）外，都是集体编写的。当然，个别学者，如果他在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卓越的眼光，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有独到的看法，也仍然有可能编撰出成一家之言的通史类著作。

二是点和面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大范围的面，它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又有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唐代文学、唐诗、初唐诗、盛唐诗等等是局部缩小的面。至于初唐四杰、李白、杜甫、王维等，那就是一个个点了。要深入理解点，理解某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必须放在他所处时代的文学环境中来考察，还要放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来考察；因此，不能孤立地研究一个个点，必须把点和面结合起来。当然，面的范围广，不能全部要求像点一般了解得深入，但是必要的知识应该具备。对于研究工作开始不久的同志来说，研究的范围应狭小一些；如果对许多重要的点情况没有了解，就把面作为研究对象，那是很容易蹈空的。

要掌握面上的知识，读一些选本或总集十分必要。举例说，萧统《文选》编选了自战国至南朝齐梁时代的七百多篇辞赋、诗歌、骈散文，汉魏六朝文人文学的优秀作品，大多数入选。你要研究该时期某一作家（例如曹植、陶渊明），总得对该时期文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把单个作家放在该时期的文学环境中进行考察，那就得仔细读《文选》。再如要研究唐代的某个诗人，总得对唐诗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就应选择一两种较有分量的唐诗选本通读，例如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选了近两千首诗歌）。当然，许多选本的选篇，都受到编选者文学观念的指导，往往带有某些偏见和局限，我们阅读时应予注意，不要被编选者的偏见所支配。但好的选本，能够较客观地选录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对于学人了解掌握面上的知识，是很有裨益的，不宜忽视。

三是左右前后的关系。所谓左右关系，就是指一个作家同时代的与之比较密切的人物，他们在创作上常常彼此互相启发，互相影响，因而应当把他们联系起来研究。例如白居易，他与元稹、张籍、刘禹锡等诗人友谊很深，具有某些共同的创作倾向，就应当联系起来研究。这种在创作上关系密切的作家，经常形成一个流派，我们要把研究单个作家和他所属的那个流派放在一起来考察。所谓前后关系，是指某个作家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比较说来，了解与前代文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我们评价作家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比过去时代的文学家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对过去的文学家不了解，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作出判断。我在研究李白诗歌以前，曾经有一个时期学习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仔细阅读了《文选》和《乐府诗集》，因此对李白诗歌如何继承了汉魏六朝文人诗作和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就理解得比较清楚。再如研究王维的田园山水诗，那不但得了解六朝时代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等一些田园山水诗歌，以探明王维诗对它们的继承和发展；还得了解王维同时代储光羲、孟浩然、李白等人的田园山水诗，比较其同异，这样方能显示王维诗的艺术特色和创新。

学习和研究，有广度，有深度，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没有一定的广度，深度就要受到限制。但广度有时浩无涯际，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目的要求进行控制。上面说的三种关系，大体说来，通、面、前后左右等与广度关系密切；而专、点等则与深度关系密切。

四是博览和精读的关系。阅读古代作品和有关文献资料，必须区别博览和精读，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要的书籍要多下工夫仔细读、反复读，一般的可以采取浏览的方法略观大概。一个研究对象，总有少数几种重点书籍。譬如《诗经》，历代注释著作，少说也有数百种，但真正重要的、代表一个时期的研究水平和成果的，不过《毛诗正义》、《诗集传》、《诗毛氏传疏》、《诗三家义集疏》等几种。历来关于乐府诗的注释研究著作，也有几十种，但最重要的还是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研究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重点书上。我研究乐府诗时，仔细地读了《乐府诗集》，因而对乐府诗的分类、体制、源流等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仿佛抓到了纲，许多问题就容易识别和掌握了。《乐府诗集》的许多小序、题解，内容翔实，引证丰富，我反复读了多遍，并根据它们提供的线索，再去查阅有关资料，对乐府诗的理解就逐步得以深入。元明清人所编的乐府总集，如《古乐府》、《古乐苑》等等，大体上都根据《乐府诗集》略加变化，出入不大；因此，熟悉了《乐府诗集》，这些集子一般只要采取翻阅方式，就能知其有何特色和价值了。博览也很重要。上面说过，许多同研究的点有关的面上知识必须了解。这一般可以采取博览方式，浏览的面要广些，但可以读得快一些、粗一些，中间遇有同研究对象关系密切的问题则须仔细推敲。我在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过程中，翻阅了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碰到与乐府有关的诗文，就仔细读。就专题研究讲，要尽可能广泛地浏览、涉猎各种文献，从各方面获取有关资料。

五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文学批评是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又回过来影响创作，二者相互依存，关系密切。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人，既是杰出作家，又是重要批评家。对于他们的创作和理论批评，更应当结合起来研究。过去不少学者常认为《文选》、《文心雕龙》两部典籍，须配合起来阅读，这很有道理。《文选》选录了汉魏六朝骈体文学昌盛时期的许多作品，而《文心雕龙》所研讨的也是骈体文学的写作方法，它所涉及的众多作品，有许多见于《文选》。因此，把两书配合起来读，不但能了解《文心雕龙》的批评对象，而且能帮助了解《文选》选篇的艺术特色、价值以及《文选》编者的选文标准。我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先是读《文选》，其后读《文心雕龙》，后来把两书结合起来反复比较阅读，感到相得益彰，收获甚多。二、扩大文化知识领域

文学作品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们和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现象均有联系。因此，要深入认识某些作家作品，不但要了解这些作家作品本身和与之有关的作家作品，而且还应了解与之有关的政治、哲学等种种现象。

举例来说，研究嵇康、阮籍，他们两人身处曹魏后期，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剧烈（司马氏企图篡夺帝位），杀戮频繁，两人常恐惧遭受灾祸。又当时老庄思想流行，玄学开始抬头。嵇、阮两人作品中弥漫着忧患意识和出世思想。研究两人作品，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界情况。此外，嵇康的《养生论》又与道教的长生术有关，他的《声无哀乐论》、《琴赋》又与音乐有关，欲求深入了解，也须了解与之有关的道教、音乐史料。再以研究唐代文学为例。唐代以诗赋取士，科举考试和士人活动、文学创作关系密切。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搜集大量资料，详细说明唐代文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在这方面对学习和研究唐代文学者很有好处。程蔷、董乃斌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一书，着重介绍唐代的社会风俗。它从岁时节日、都市民俗、妇女生活与习俗、文人士子风貌、神灵崇拜与巫术禁忌、民间文学与技艺等方面进行剖析，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与文学发生联系，了解这些社会现象和风尚，对了解唐代文学也很有帮助。

以上举例是就专题研究而言，要深入了解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政治、社会和种种文化现象。就古典文学学习和研究者的平时素养来说，则平时应注意多读一些重要典籍，了解与文学关系密切的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等现象。

要重视多读些历史书。中国历来文史二者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文学作品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其内容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社会现象；因此，要能比较准确深入地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熟悉历史。像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那些伟大诗人的许多作品，与当时国家大事紧密相关，阅读时尤非熟悉历史不可。我在大学学习时，初读《文选》，感到很难懂；大学毕业工作后，系统读了《汉书》、《后汉书》、《晋书》、《南史》，对汉魏六朝的历史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回过头来再读《文选》，在理解方面就有了很大的进展。应当系统地读几部史书，对一个时期的历史现象有比较完整的认识；这样，阅读文学作品时，对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头脑中就浮现出具体的印象。如果只是结合文学作品临时找一点材料看看，看问题就容易流于浮浅。读历史的面也应当广一些，除掉读《二十四史》（读有关部分）、《资治通鉴》外，记载典章制度和各种文化现象的《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其续编、历代会要也应当择要浏览。《三通》等分量大，比较难读，可以读一些今人编著的文化史著作。商务印书馆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出版过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共分二辑、四十种，内容广泛，有政党史、民族史、田赋史、交通史、婚姻史、妇女生活史、道教史、经学史、理学史、伦理学史、骈文史、散文史、绘画史、音乐史等等，其质量有高有低，但写得比较简明扼要，每部史书对了解某一方面的历史发展，颇为方便。我在学生时代浏览了其中的一部分，觉得在扩大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得益不小。这套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书店曾予重印，容易找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了一套新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有《中国彩陶艺术》、《中西文化交流史》、《禅宗与中国文化》、《方言与中国文化》等等，也值得一读。可惜只出了十多种。以上两套丛书共有五十多种，还有一些单行的文化专史，如风俗史、游侠史、娼妓史等等，读者均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选择阅览。文化的范围异常广泛，除政治、军事外，其他大抵都可归入文化范围。其中社会风俗、哲学思想、学术、艺术等与文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学习研究古典文学者对古代上述方面的现象应优先注意。

学习、研究古典文学，宜打通文史哲三方面，因此除注意多读史书外，还要注意多读一些子书与哲学思想的书。儒道两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士子、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最大。儒家思想，渊源于《五经》、《论语》、《孟子》，道家思想典籍以《老子》、《庄子》为最要，这些书应精读，其中《三礼》、《春秋三传》分量大，可泛读或选读。古代各历史时期各有其突出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思潮，先秦诸子学以后，有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经学与语言文字学）等等，均与文学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对它们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三、向前辈和前代学者学习

现代和前代的不少著名学者，他们有关古代文史的优秀学术著作和论文，应当重视学习。从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不但可以学到许多渊博的知识、精湛的见解，而且在做学问的方法方面，从读书、找材料、观察和分析问题等诸多方面获得无穷的启示。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范例，教导我们如何深入认识并解剖种种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接受西方和日本学者的启发，关于中国古代文史的研究，方法趋于科学化，视角也趋新颖，陆续涌现了一些杰出的学者与学术著作。学习、研究古代文史，首先应注意向这些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学习。

王国维、陈寅恪是两位史学大师，兼治古代文学，王氏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陈氏有《元白诗笺证稿》等，都是精辟深入的论著。两人的不少史学论文，常有石破天惊的见解，开创历史研究的新篇章，也宜选读。王氏长于博综多方面史料，缜密分析，提出精辟的看法，令人信服。陈氏独具只眼，长于从寻常史料中发现问题，提出己见，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他目光敏锐，议论风发，给人启发甚多。他的诗歌研究著作，常用诗、史二者互相证明之法，内容十分博赡。胡适对《水浒》、《红楼梦》等若干著名章回小说进行考证，开创了对古代小说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风气，成绩也颇突出。他的《白话文学史》着重发掘介绍古代口语化的文学作品，也能独树一帜，可惜仅写到唐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有系统的小说史专著，功力甚深，对许多作品的特点及其历史背景，常有扼要精到的论断。闻一多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等古代文学研究论文集。闻氏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善于运用神话学、民俗学等理论解释古代文学现象，议论新颖。他的旧学根柢又好，所以能新而不流于架空。钱钟书有《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钱氏博闻强记，于中西文学均甚谙熟，善于将二者进行比较阐发。其论著常采用笔记式，不作长篇大论，但取材宏富，议论精辟，尤长于语言艺术分析，对读者启发良多。

以上略举几位突出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其著作限于论说性的，注释、笺证一类此处不论。此外，如朱自清、朱东润之于《诗经》和文学批评，游国恩之于楚辞，萧涤非之于汉魏六朝乐府诗和杜甫诗，王瑶之于中古文学，任半塘之于唐代音乐文学，夏承焘之于唐宋词，余嘉锡、郑振铎之于小说，郭绍虞、罗根泽之于文学批评均有精到的论著，可以参阅。以上所举，限于已故学者，囿于见闻，不能备列，请读者从多种渠道加以注意。上海古籍出版社于八十年代曾出版数十种现代名家古典文学论文集，读者可以自行选择阅览。

古代学者自宋至清，也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著作。《书目答问》子部儒家类考订之属部分，列举了不少书目，它们大抵均采取札记形式，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方面。就我浏览所及，觉得宋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明代杨慎《丹铅总录》、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俞正爕《癸巳类稿》、《癸巳存稿》、赵翼《陔馀丛考》等，均有部分内容涉及文学，作者均为饱学之士，议论有见地，读后得益颇大。此外考订史实的著作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劄记》，考订阐释文学的著作如明胡应麟《诗薮》、胡震亨《唐音癸签》，清赵翼《瓯北诗话》、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等都值得重视。以上所举著作的内容，以考订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包括文学历史）为主，还有不少有价值的著作，以文字训诂和文学评论为主的，这里就不谈了。以上这类著作，有的卷帙颇大，涉及对象广泛复杂，不必读全书，可采取选读或泛读方法。

清代朴学兴盛，清代学术著作往往材料翔实，论断谨严，对于文史研究者培养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大有帮助，尤宜重视学习借鉴。我在学习过程中，感到受赵翼《陔馀丛考》、《廿二史劄记》、《瓯北诗话》诸书影响特别大。赵氏每论一事，常常胪列有关史实和证据，平心静气地加以归纳分析，提出比较客观通达的看法，使人首肯。在搜集运用材料，分析评论问题方面，态度较客观全面，方法的科学性较强。多读其著作，感到受益良多。清代学者在文史研究领域比前代有长足进展，有多方面的丰硕成果，不但表现在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考订解释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在训诂注释方面。清儒的学术研究成果，今天应注意吸收继承。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中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部分于此有系统介绍，可以参阅。梁氏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写得比较简明扼要，也值得一读。（原载《古典文学知识》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谈古代文学论文的写作

搜集、积累材料，根据汇集的材料对研究对象与问题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写作论文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论文有了充分的思想内容，下笔就方便了。这里先说搜集和积累材料。

搜集、积累材料的情况大致有两种。一是先有了一个研究对象和目标，就根据它来有系统地搜集有关材料。二是事先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那么可以划定一个范围（不宜太大），在此范围内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留心考察，积累有价值的材料和心得体会，然后从中获得并确定论文的题目。我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刚开始做研究工作时，以汉魏六朝诗歌为范围有系统地读书，在阅读中于六朝乐府诗《吴声歌曲》、《西曲歌》方面，发现材料、问题较多，于是就以它为专题研究对象，后来写成了我的第一本著作《六朝乐府与民歌》。

搜集材料，要力求广泛，旁搜博采，不怕麻烦，肯下工夫，要有竭泽而渔的毅力。我在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时，除读有关诗歌集子和正史音乐志外，通读了《汉书》、《后汉书》、《晋书》、《南史》等正史，翻读了《三通》、《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唐会要》等，浏览了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还读了一部分有关地理志、类书、笔记小说等，从各方面得到不少有价值的材料。我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重点放在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方面，其中多民歌，现在一般称作乐府民歌。我研究它们，注意联系其历史文化背景来广泛搜集材料，所以获得了不少为前此研究者所忽视的有价值材料。

阅读文献时，要注意利用前此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我读《汉书》等正史时，就翻读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吴士鉴《晋书斠注》。碰到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文字，就细心查看这些较详注本中提供了什么材料或线索，再跟踪追查，颇多收获。要多方面地阅读有关文献，搜集材料，须借助于目录学。我研究乐府诗阅读有关地理志、类书时，就是根据《四库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翻读。一些杰出文史学家的著作、论文，往往善于从多方面搜集、综合材料，并从中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我们要注意在这方面向他们学习。从这些优秀的著作、论文中，可以学习到许多写论文的方法。我在四十、五十年代进行研究和写作时，从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杨树达、余嘉锡、萧涤非诸前辈的著作中，获得很多启发和教益。

搜集、审读材料时要仔细谨慎。有些重要的材料要一字一句地细心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我在研究乐府诗时，感到《宋书·乐志》、郭茂倩《乐府诗集》（特别是它包含着丰富资料的小序、题解）是最重要的资料，细心反复阅读，并参证其他有关文献，由此认清了不少现象。后来研究《文心雕龙》，为学生开设“《文心雕龙》研究”专题课，对该书反复研读多遍，对全书五十篇逐步融会贯通，对其中不少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俗话说，熟能生巧，对研究的对象也是如此。对过去学术著作中引用的材料，有原书存在的，要尽可能加以复核。古代不少学者引用材料，往往仅凭记忆下笔，因而引文与原文时有出入。古代编纂的不少类书，引文常有删节。如果不查核原书，仅仅根据这些引文，那会影响理解、立论的精确程度。现代学人引用材料，一般说来比古代要严谨些，但作者众多，学风各异，还是尽可能查核原书为好。还有一些伪书伪作，前此学者有辨伪论著的，要注意吸取。有些伪书伪作，反映了作伪者那个时代，也仍然有其历史文献价值。

搜集材料，要注意获得一些对研究问题性质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我在读唐代高仲武所编《中兴间气集》时，看到有一条编者评孟云卿诗的评语，其中说起他根据孟云卿的诗歌复古主张，写了《格律异门论》及《谱》两文来加以阐发。孟云卿的诗论和高仲武这两篇文章均失传。但从《格律异门论》这一题目，可知该文是阐述格诗（即古体诗）与律诗（即近体诗）二者门径不同，由此可知以沈千运、孟云卿为首的中唐前期的这一复古诗派，是以提倡古体诗、反对近体诗为主要宗旨。又如唐传奇《虬髯客传》，过去多认为系出自唐末文人杜光庭之手。我在读唐末苏鹗所撰笔记《苏氏演义》时，发现苏鹗曾说：“近代学者著《张虬髯传》（即《虬髯客传》），颇行于世。”唐宋人所谓近代，常指时间上比较接近的前代。苏鹗与杜光庭都是唐代末叶人，他不可能称杜光庭为近代学者，因而认为《虬髯客传》的作者不可能是杜光庭。我们阅读材料时一定要细心，培养一种敏锐的观察力，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对解决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

搜集材料，不能一蹴而就，要靠长期的积累。于此要有恒心和耐心。要花工夫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自己的心得体会。积累的材料、心得丰富了，分析问题、写作论文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要写一部长篇的论著，更是应该如此。过去不少著名学者的不朽著作，在材料积累上往往会花去数十年的时间。二、分析、论证问题

在搜集积累材料过程中，我们逐步涌现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到一定阶段，搜集的材料比较丰富、充分了，便可对某些现象、问题进行较深入的分析论证。

分析问题，一定要照顾全面，切忌片面性。鲁迅曾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他以陶渊明诗歌为例，指出陶诗并不都是浑身静穆，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他劝告人们不要只读选本，因为选本经过编者的选择，往往不能看出作者的全人。的确，某些选本（特别是一些分量小的选本），往往只能显示作者的某一方面。我们进行研究，一定要注意照顾全面。例如李商隐，他不但擅长写情意缠绵的《无题》一类爱情诗，还写了一部分关心国事、政治性颇强的诗篇，像《行次西郊一百韵》、《有感》、《重有感》等。他还重视李白、杜甫关心政治、社会的诗篇，说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钜鹿公启》）的话。这后一方面比较容易被忽视。又如白居易对诗歌的看法，其名篇《与元九书》，强调讽谕诗的意义和重要性，其次则肯定闲适诗，而对感伤诗、杂律诗评价不高。但在他的其他诗文中，不少场合对感伤诗、杂律诗作了赞美与肯定。如果仅就《与元九书》分析，是不能看出白居易诗论的全貌的。

在分析指出某个作家、批评家的多种现象时，也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分别其主次。例如陶潜诗的思想内容，确有关心现实、金刚怒目的一面，但表现宁静的田园生活和诗人恬淡的心境，毕竟是其主要方面。再如《文心雕龙》一书对汉魏六朝时代昌盛的骈体文学的态度。我们看到，刘勰对此时期诗歌、辞赋、各体文章的重要作家作品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他重视声律、对偶、辞藻、用典等骈文修辞因素，并细加研讨；《文心雕龙》全书又是用精美的骈文写成。由此可见，刘勰对此时期的骈体文学是支持和肯定的，这是其主导方面。另一方面，刘勰对晋、宋、南齐时代浮诡靡丽的文风进行严厉的抨击，并提倡宗经，企图参酌经书朴实的文风来挽救时弊。总之，他是在肯定骈体文学的前提下主张变革的改良者，不是骈体文学的反对者。

分析问题，一定要掌握前此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见，方能把研究工作推向前去。如果不了解前此研究成果，自以为提出了新见，可能人家早已讲过的，也可能是已经被否定的看法，这样就不好。例如《木兰诗》的产生时代，过去有多种说法。后经现代学者考证，此诗曾被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记载，释智匠是南朝陈代人，《隋书经籍志》已有记载，宋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更具体指出此书智匠撰于陈光大二年。这是过硬的证据。因此，说《木兰诗》产生于隋唐时代，无疑是靠不住了。又如李白《蜀道难》的主旨，过去也有不同说法。经现代学者考订，此诗被收入殷璠《河岳英灵集》，而该集编定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蜀道难》必作于此年以前。这也是相当硬的证据。因此，如果再说此诗是为唐玄宗因安史乱起奔蜀（事在天宝十二载以后）而作，也就不可能了。

分析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要力求有较充分的证据，避免孤证与证据薄弱，这样始有较强的说服力。上文提到中唐沈千运、孟云卿一派诗歌的创作倾向为重视写作古朴的五言古诗，除掉高仲武为他们的主张写了《格律异门论》及《谱》以外，还有其他证据：这派诗人作品，除孟云卿有少数近体外，均为五古；杜甫《解闷》诗说孟云卿论诗主张师法李陵、苏武，世传苏、李诗均为五古；擅长五古的韦应物称赞孟云卿诗“高文激颓波”（《广陵遇孟九云卿》）；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以孟云卿为“高古奥逸主”，其上入室一人即为韦应物。这些证据合起来，就比较有说服力了（参见拙作《元结箧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又如关于《虬髯客传》的作者，除上文述及的《苏氏演义》称作者为“近代学者”外，还有其他证据：一些较早的典籍如《太平广记》、《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均不署《虬髯客传》的作者名氏，洪迈《容斋随笔》始署为杜光庭；杜光庭是一位编辑家，其所编《神仙感遇传》（此书收录《虬髯客传》，但文有节录）、《墉城集仙录》等大抵辑录他人文字成书。这些证据合起来看，说杜光庭并非《虬髯客传》的作者，就较有说服力了（参见拙作《＜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在证据不充分时，不要急于下论断，要采取存疑的态度和假设的语气。

分析问题，不但要阐述历史现象的真实面貌，而且应进一步指出其形成原因，即不但要明其然，而且要明其所以然。这后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好，就使论文更具有深度。这里举若干例子。例如汉乐府诗《雁门太守行》叙述的不是雁门太守的事迹，而是歌咏东汉洛阳令王涣，原来现存古辞只是利用原来曲调歌咏另一位地方长官。这种利用原来曲调描写其他题材内容，叫做因声作辞，在汉乐府相和歌辞、六朝乐府清商曲辞中是比较多见的。这类汉魏六朝乐府中一部分现存歌辞内容与曲名及其本事不相符合的现象，过去曾引起不少读者的误会；但我们只要掌握因声作辞这把钥匙，不少疑难便可解决了。这里需要理解乐府诗的体例特点。后世的词（长短句）也多有这种情况。再如钟嵘《诗品》评阮籍诗，说它“其源出于小雅”。这引起一些读者的疑问，阮籍诗内容颇多涉及求仙，与楚辞接近，为什么说它源出小雅？原来《诗品》说某家诗源出某集，是从“体”（着重指语言风格）立论。阮籍的诗语言很质朴，不像国风、楚辞那样有文采，所以说它源出于质朴的小雅。如果我们认清了《诗品》评述诗人继承关系的关键在于体制风格，问题就容易讲清了。这里需要了解《诗品》全书的评价义例。

上面说的是应了解掌握作品的体例、义例，方能认清表面看来似乎矛盾欠通的现象。还有一类疑难现象，需要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诸如社会风气、士人心态、创作风尚等情况才能认识清楚。例如《诗品》评述汉魏至齐梁诗人，把陶潜置于中品，这引起了后世不少人的非难，有的甚至随便认为传世的《诗品》版本文字有误，陶潜原在上品。实际《诗品》著者钟嵘身处南朝，当时骈体文学昌盛，文人写作，绝大多数崇尚华美的辞藻。《诗品》把辞采华美的曹植、陆机、谢灵运等置于上品，把“世叹其质直”的陶潜置于中品，正反映了当时大多数文人的创作风尚和文学批评标准。南朝大多数文人对陶诗的评价是不那么高的。唐宋以来，创作风尚、批评标准起了巨大变化，陶诗的地位才崇高起来。再如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提出他的李杜优劣论，认为李白的长律（五言排律）较杜甫远远不如，其成就还没到杜诗的藩篱，何况堂奥。这也引起后人的非议和疑问。原来，唐代中后期文人喜作五言长律，以此炫耀作者的才华和学问，形成风尚，擅长长律的人不少，中期有杜甫、元稹、白居易、张祜等人，连古文家刘禹锡、柳宗元均喜写长律，直到晚唐温庭筠、李商隐，此风不衰。明了了中晚唐时期的这种诗歌创作风尚，那么对于元稹用是否擅长长律为标准来衡量李杜诗的成就和优劣，就不至感到奇怪了。上面说的对许多乐府诗的体例要有所了解，需要在诗歌领域有比较广阔丰富的知识；这里说的要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不是泛泛的一般历史书上所提供的背景，而是具体细致的背景），就需要更为广阔丰富的知识。探讨文学史上的某些具体问题，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大背景中加以深入考察和分析，就较能获得中肯甚至精辟的看法。这也是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三、写作论文

搜集了较充分的材料，并且经过分析，有了自己的看法，便可进入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还会碰到原来准备、酝酿不够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搜集补充材料和构思分析。

论文先要确定题目，明确论述的主题。我的体会，一段时间内最好划定一个范围，进行系统阅读，积累材料和心得体会，这方面的积累丰富了，酝酿成熟了，在此基础上就某一或某些问题进行论述，提出己见，往往能写出较扎实深刻的论文。如果平时没有积累，先定一个题目，匆忙找一些材料写成文章，大抵不能写成颇有深度的论文。平时积累愈深，就愈能写出好论文。这正像一位作家，具有长期的丰富深入的生活体验和思索酝酿，而不是先定一个主题，走马看花地找些材料，就比较容易写出好作品。论文题目和论述范围，一般不宜太大、太广，对于学识准备不足的人来说，尤应如此。题目不大，较易掌握充分的材料，进行较全面深入的论述。如果对于一个个的点缺乏清楚的认识，缺少扎实的微观基础，匆忙地做宏观分析和研究，往往容易蹈空。宏观的研究和把握也需要，但要注意有较好的准备和较坚实的基础。如上所说，有的论文，虽然研讨的是一些具体问题，但要把它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和分析，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和结合宏观把握。这样看来，宏观需要微观作基础，微观往往要结合宏观的背景来考察和分析，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文章要写得精警，写两三篇论文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要勉强拉成一本书。勉强拉成书，水分增加，精警反被冲淡了。当然，一些讲义和普及性的读物等，须有系统地向读者介绍某方面的知识，不在于发表创见，那也是需要的，可以别论。过去一些著名学者，如王国维《观堂集林》、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中的不少论文，都非常精辟，篇幅不长，但解决了重要问题。

一篇论文下笔之前，要有一个通盘考虑。论文分为几节或几个部分，每节讲些什么，包括使用的主要材料和自己的看法，最好写一个简单大纲，做到胸有成竹，就能顺利地写下去。短论文可以不写大纲，但通篇如何安排，也要动笔前胸中有数。

论文的观点，不但要有创见，而且要表述得明确。一篇论文特别是短论文，不能解决许多问题，要注意论点的集中和单纯，不要纷繁枝蔓。如果谈几个问题。要注意有步骤地分别谈清楚。观点要力求客观合理，通过掌握大量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论证得来，才具有说服力。有些新看法，虽证据尚不足，如果持之有效，言之成理，也不妨提出来供进一步研讨，这时宜采用推测口吻。时下有些论文，竭力追求新奇，缺乏有力的论证，立论片面甚至荒唐，这是不可取的。采用别人的看法，除普及性的读物与教材等外，一般应注明出处，不要掠人之美。

论点要有充分的论证，才具有说服力。证据要有力、充分，上文已经述及。论证问题，要分清层次，一步步地进行，使读者印象清晰，易于接受。拥有丰富充分的材料，要精心组织安排，哪些在前说，哪些在后说，要注意步骤和层次，一切服从于讲清问题，阐明看法。这方面的组织安排是构成论文逻辑力量的重要因素，需要匠心经营，需要通过不断实践来磨炼，同时注意向前辈优秀的论文学习经验。材料固宜充分，但也不宜堆积过多。不少次要的基本内容重复的材料如果引用过多，使文章显得累赘，反而影响文风的鲜明性和可读性。对于诸多次要的但也有一定价值的材料，可以运用附注、附录、另编资料汇编等方式来解决。

论文的语言，应当明朗、准确、流畅，有可读性，学术论文不是文学散文，宜于客观冷静地进行论说，使读者明白情况和事理；不宜于抒发作者主观的感情，或表现丰富的文采。由于性格、兴趣的差异，有的作者的论文写得生动而有文采，自可别具一格，但要注意避免因追求文采生动反而使观点不够明朗准确，以辞害意。（原载《古典文学知识》一九九八年第六期）

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几块园地

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广阔，对象繁富，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方面进行探讨研究，从而形成性质不同的成果。许多研究成果，从其不同角度加以区别，其中最重要和常见的，可以分为四块园地，即语言的、历史的、文学的、文献学的。下面试分别略加说明。

一、语言的（古汉语的），即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词、语、句予以注释、校勘，使读者通过注释对作品获得理解。校勘为词语等提供准确的文本材料和重要异文，是注释的重要辅助。

在中国古代，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工作，主要便是注释、校勘一类。文学古籍方面，早期的有汉代的《毛诗郑笺》、《楚辞章句》（王逸注），以后历代络绎不绝，成果丰富。几种重要文学古籍，如《诗经》、《楚辞》、《文选》、杜甫诗、韩愈诗文等，均有数十种以至百种以上的注释本。清代学者学风朴实，重视笺注工作，但其致力重点在经部，于集部用力较少。因此在文学古籍方面，除《诗经》、《文选》各有数种高水平的著作外，其他如倪璠《庾子山集注》、王琦《李太白集注》、仇兆鳌《杜诗详注》、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等，固然功力颇深，但为数不多。少数现代学者也致力于注释文学古籍，如黄节，对汉魏乐府、曹植诗、阮籍诗、谢灵运诗，各有笺注，内容翔实，功力颇深。中国古代集部书品种繁富，重要者也有许多，前人虽然有过出色的成绩，但需要注释或新注的对象还很多，有待今人、后人的继续耕耘。最近二十年来，新注本出现不少，有的是补空白，有的是整理汇集旧注，各有成绩。注释中有一种便于广大读者阅读的选注本，这在古代即有，但注释质高者甚少。建国以后，对普及工作更为重视，普及性的文学选注本纷纷出版，质量也参差不齐，但大致上的确起了滋养广大读者的作用。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数十种中级选注本，自《诗经》、《楚辞》、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以至元人杂剧、话本等都有，对象广泛，品种多样，体现出古典文学的丰富多彩局面。选注者或为专家，或用力较勤，一般质量都较高。近年来，适应广大读者阅读古汉语困难的需要，出版了许多古籍（包括不少文学古籍）今译读物，这可说是注释的延伸。

语言角度的研究，除校注、今译古籍（这是大量的）外，还有一部分论著、论文值得重视。它们也是对文学古籍中的词语加以研究探讨。著作如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顾学颉《元曲释词》等均是，还有学者写了古代小说词语汇释的专书。中国古代重要的训诂专书《尔雅》、《广雅》、《方言》等，解释先秦两汉的语言现象。实际从魏晋南北朝以至明清时代，各时期都不断产生新的词语，需要学者予以归纳整理和解释；以上这类著作在这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工作。还有一些论文，解释文学古籍中的词语，也很值得注意。如王国维的《肃霜涤场说》，解释《诗经·豳风·七月》中的两个词语，丁声树的《何当解》，解释汉魏六朝以至唐代诗歌中常常出现的“何当”一词，意见均很中肯精辟。

二、历史的，即对作家的生平、身世与作品的历史背景、题材来源等进行考订、研究，这对读者理解作品（特别是其思想内容）有很大裨益。中国古代学者对于作品，长期来一直重视知人论世，因为只有对作者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了深切的了解，才能准确把握作品的内容。

传记、年谱是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历代正史从《史记》开始即有不少文人传记，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是一本唐代诗人传记专书。五四以后，受西方影响，学界更重视传记（包括文人传记）的写作，由过去的一人一个篇章演为专著，如冯至《杜甫传》、朱东润《梅尧臣传》、《陆游传》等。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五册，搜集了大量材料，并进行仔细考订，为研究唐诗提供了很大方便。文人传记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文人年谱出现也较早。唐代大文豪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宋人均已写了简谱，此后陶渊明、李白、苏轼等都有（往往附在集子注释后面）。近代，文人年谱更有发展，出现更详细的专著，如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五四以至近二十多年来，这方面的成果方兴未艾，一部分大作家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陆游等都有了详细的年谱专书。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汇集其所著唐宋词人的年谱、系年十种，功力颇深。前年刘跃进、范子烨两同志编辑《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一书，汇集今人所著自陶渊明至徐陵、庾信年谱近二十种，对六朝文学研究亦甚有裨益。

探究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探究作品的题材内容与历史事实的关系，是从历史角度研究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部分。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它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元、白诗（特别是白居易的《新乐府》）与当时史实的关系，充分发展了前人已肇端的诗史互证方法。他的《柳如是别传》（原名《钱柳因缘诗证释稿》）一书，主要内容也是以柳如是、钱谦益诗作与史事互相证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文，考证《红楼梦》内容是以作者曹雪芹的家庭情况为题材内容，贾宝玉即是影写作者自己。这篇论文成为“新红学”的开端，影响很大。此外，如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对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也是属于这方面的著作。

三、文学的，即对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与成就、体制形式等进行分析评价，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内容、形式特色，获得思想启迪与美感享受。

以王国维的著作为例，就分别具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他的《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来解释《红楼梦》的悲剧内涵，属于分析思想内容方面；其《人间词话》，着重分析唐宋各家词的艺术成就，比较其特色与优劣，属于艺术分析方面；其《宋元戏曲史》一书，着重探讨宋前以至宋元时代戏剧体制形式的发展演变，属于体制形式方面。中国古代文学样式繁多，特别是韵文领域，如律诗、律赋、词、曲、戏曲（杂剧、传奇）等等，各自在体制形式方面有其独特的规定与格式，对这类作品要获得全面深入的认识，必须认识它们这方面的特点。

对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可以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五四以后，有的学者采用西方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的理论研讨中国上古文学，如闻一多对《诗经》、楚辞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此后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有些学者在这方面继续耕耘，也获得可观成绩。建国以后，有不少论著，对古代著名诗人诗作、小说、戏曲等，运用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对其社会意义进行分析论述，在作品思想内容的探索上，较过去有长足的进展。

宋代以来，出现了不少诗文评点书籍，明清两代，小说、戏曲评点也趋发达。但评点均依附于原作，文字一般简短，有的还颇零碎。评点内容也较广泛，但重点在指陈其艺术特色。其中诗歌选本如清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张玉穀《古诗赏析》等，金圣叹的章回小说评点等，在艺术分析方面颇多精辟之见。还有古人的许多诗话、词话、文话等著作，内容也广泛，但往往偏重艺术分析，也时有精见。五四以后，学界对作品的艺术更加重视，陆续出现了不少论著、论文。如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分析词艺颇为细致。近二十多年来，在刘逸生《唐诗小札》、沈祖棻《宋词赏析》的倡导下，古诗词鉴赏的篇章大增，自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以后，各地纷纷出现不少同类著作，还延及古文、小说等其他文体。它们起到了普及古典名著、帮助读者获得美的享受等积极作用，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不免流于庸滥。建国前后，学术界还出现不少古典作品中的人物论一类著作，如《水浒传》人物论、《红楼梦》人物论等，它们剖析古典小说名著中的人物形象，重点大抵在艺术技巧方面，但也涉及思想内容。不少古典作品的文学分析论文，往往兼及思想、艺术两方面，人物论就是如此。

上面分别就古典文学研究中语言、历史、文学三块园地的成果，各举若干例子，略加说明。对这三块园地研究工作的发展演变情况与代表性论著，只是略述一二，因限于篇幅和本人见闻，不可能作全面系统的介绍。需要说明的是，有一部分论著论文，涉及不止一块园地的内容。如有些注释，除注释词句外，还包含说明历史背景、文学评论。如詹锳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一书就是，但其主要成分为词语注释。又如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主要成分为历史考订，但其中尾部《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两节，辨析元白诗的体制特色，则又属文学分析。因此，严格说来，说某一论著属于某一块园地，只是就其主要成分而言。也有一部分论著，兼跨两块甚至两块以上园地，而且难分主次。

现在高等院校中的古典文学课程，多数开设“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文学史”两门，前者着重在解释词句基础上进行文学分析，后者介绍作者身世、历史背景，更着重文学分析。这说明上述三块园地的基础知识，都是现代中国大学生应当掌握的。这跟现当代文学的学习情况颇不相同。“现代文学作品选”一类课程，不需要在词句解释上多花时间，历史背景也因时间接近或贴近，较易了解，而不像古典作家作品那样复杂，因而研究力量大抵花在文学分析方面。

四、文献学的。所谓文献学的，是指材料的搜集整理、古籍的内容提要与目录版本介绍、作品真伪的考订等。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工作。

关于古代文学材料的搜集整理，明清时代学者就已颇为重视。如明代冯惟讷《古诗纪》、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明末清初，更有胡震亨、季振宜分别整理唐诗，清康熙时终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全唐诗》的编辑。清代还编成了《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等大型总集。民国时代，唐圭璋编辑了《全唐词》、《词话丛编》。建国后，特别近二十多年来，这方面工作更见兴旺，已经出版的大型总集即有《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戏曲》、《全元散曲》等等，逯钦立在《古诗纪》基础上完成的《先秦汉魏两晋南北朝诗》也告出版。其他总集、别集的整理成果众多，难以备举。有关研究资料的辑集也成果可观，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有系统地搜集有关评论研究资料，已出的有三曹、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黄庭坚与江西诗派、范成大、杨万里等多种。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唐诗论评类编》，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等资料也很丰富。作品与研究资料的汇辑，为学界研究古代文学提供了极大方便。还有一些论文，如探讨《全唐诗》、《全唐文》编辑过程的，也值得注意。

关于内容提要与版本目录介绍方面，前人已有不少成果。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是大家熟知的名著。建国后出版的有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万曼《唐集叙录》、周寀泉《杜集书目提要》、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等，皆有可观。整理研究古籍，必须去伪存真，因此辨伪工作也很重要，特别对先秦古籍为然。前人对《尚书》、《列子》、李白诗词等均做过不少辨伪工作。五四以后，史学界的疑古风气一时颇为流行，对文学古籍研究也产生影响。如对宋玉辞赋、苏武李陵五言诗、李白一部分诗词真伪问题，均有论著论文涉及。近年来，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的争辩，也颇为热烈。

除上述四块园地外，须提及的还有文学工具书。文学工具书也有各种性质。上面提到的《诗词曲辞语汇释》、《元曲释词》等属语言领域；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吴文治《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等属历史领域；不少诗词鉴赏辞典属文学领域。还有一些属综合性的，如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郁贤皓主编的《李白大辞典》，兼及诸块内容。

古典文学研究园地广阔，成果丰富，本文仅作粗略的描述，读者恕其不备。

面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几块园地，作为有志于深入研究古典文学的年轻同志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选择怎样的途径呢？下面拟概括地提两点意见。

一、结合自己的志趣与偏长，确定主攻方向。上述几块园地，各有其特点，性质有所不同。大致说来，文学分析一块，多理论分析，要虚一些；其他诸块，偏重说明考证，要实一些。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气质、志趣与偏长，选择一到两块园地作为主攻方向。结合自己的条件确定主攻方向，就容易扬长避短，取得好成绩。现当代一些古典文学知名学者，其成果也往往表现在一至两块园地内。园地确定后，选择什么具体项目，除结合自己条件考虑外，还要考察项目的意义、价值如何，前人、今人是否已做过什么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可继续发展等等。一般说来，要做好学术工作，在本专业方面，都得具有良好的基础，较广阔丰富的有关历史文化知识，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决定着重在哪一块园地耕耘的同志，更要注意加强某一块专业的基础与专业修养，或为古汉语的，或为历史的、文艺理论的、文献学的。要注意培养敏锐的观察力与分析力，发现并解决问题，在学术上获得创新。要沉下心来，克服浮躁之风。要肯下工夫，平时注意系统深入地学习钻研，注意积累心得体会，向前辈专家学习做学问的工夫和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

二、各块之间要互尊互补，不要相轻相讥。各块园地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词句注释、历史考察是理解作家作品的基础，是重要的；文学分析帮助读者从古典作品获得思想启迪和美感享受，体现了人们阅读古典作品的最终目的；文献研究引导人们全面掌握材料，也十分重要。从事文学分析的学人，需要利用词句注释、历史考察的主要成果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如果没有牢靠的基础，文学分析会陷入误说），也需要文献学的引导。从事语言、历史、文献等块园地工作的学人，如果对作品的思想艺术意义有所了解，眼界开阔了，就可以更好地在各自的园地内做好古为今用的工作。何况他们也需要像一般读者那样，从古典作品那里获得思想启迪和美感享受。由于务实、务虚的偏重不同，各块之间有时发生不相理解以至互轻互讥的现象，做文学分析的同志认为基础工作过于烦琐零碎，无关宏旨；而做基础工作的同志则认为文学分析显得空疏浮泛。其实许多学科的众多研究成果，往往有其弱点与不足，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我们在进行评价时，要避免以偏概全。要注意开阔眼界，了解不同园地学术成果的特点和价值，这样就容易互尊互补。还要注意，研究的问题、对象，有大小之分，有重要次要之分，有全局性局部性枝节性之分；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但要看作者用力是否深入精细，还要看研究对象本身的重要性如何。要避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成绩，从而自高自大。总之，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这样就容易做到互尊互补。（原载《古典文学知识》二〇〇二年第一期）

第二辑　研究情况和体会

学术自述

我于一九四七年夏季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担任助教。当时除担负教学工作外，打算在汉魏六朝文学领域进行一些专题研究。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把研究重点放在该时期的乐府诗方面。先是研究六朝乐府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曲与西曲歌，写出一系列论文，后来结集成《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稍后又扩大到汉魏乐府，以其中的相和歌辞为重点，兼及乐府官署、清乐的沿革等问题，写成若干论文，后来结集为《乐府诗论丛》一书（一九九六年我把这两本研究乐府诗的小书益以其他篇章，合成《乐府诗述论》一书问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乐府诗研究告一段落，研究工作转移到唐代文学方面，至“文革”前夕，陆续写出了十多篇论文。这些论文，于八十年代前期，加上一些新作与若干汉魏六朝文学论文，编成《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一书出版。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还与复旦中文系的两位年轻教师、一部分学生编写了《李白诗选》、《李白研究》两书。六十年代初，我在复旦中文系教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同时参加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工作。该书由刘大杰先生主编，其中上卷先秦至隋唐五代部分，大多数是由我执笔写作的。这样，我的研究领域又扩展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我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以过去研究汉魏六朝唐代文学史为基础，重点放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阶段。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我为复旦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文心雕龙》，写出一系列论文，编成《文心雕龙探索》一书，同时又把其他研究古文论的篇章编成《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一书，两书均于八十年代中期出版。一九八三年起，我与顾易生教授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该书于一九九六年竣工出齐，我参与编写了其中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两卷（均与杨明合作）。近十多年来，我除着力编写、审读《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稿件外，还写了一部分单篇论文，大多数还没有结集出版。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如今，我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上已经整整走了半个世纪了。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一贯的宗旨是求真，从大量文献资料出发，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订和分析，力求阐明所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对过去的许多典籍记载，对前人与现代学者的重要看法（包括一些权威性的看法），既不轻易怀疑否定，也不盲从；而是通过全面冷静的考察分析来加以取舍。对古代文学（特别是其中的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不少现象，我主张充分尊重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并从这方面注意加以阐述；不赞成随意运用现成的理论框架或引进国外的理论来勉强比附。五四以来，中国文史哲研究界从治学态度、方法看，有所谓信古、疑古、释古等派的区别。我比较赞同释古一派的做法，学风也与之相近。

为了探索、阐明所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我研究某一现象或问题，总是首先注意占有充分的材料，从材料出发，经过全面的考察和缜密审慎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看法。材料不足、证据不够时，不轻易下论断。对不少现象或问题，注意把它们放在学术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下、放在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观照和认识，使微观考察与宏观把握互相结合。对不少现象或问题，不但注意说明其真实面貌，而且注意说明这种面貌形成的原因，即不但知其然，而且探索所以然，这种做法往往与宏观把握有着紧密的联系。举例来说，六朝乐府吴声、西曲许多歌词内容何以与有关作者、本事的记载不相符合，陶渊明诗的内容局限与陶诗在南朝评价不高，李白诗歌的不同思想倾向及后世的分歧评价，盛唐气象的含义与形成原因，《旧唐书》文学观的倾向性等等，对这类问题，我都重视在说明真相后把它们放在广阔绵延的大背景中加以阐述。

我先是研究中国文学史，后来又着重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较自然地把二者结合起来。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对文学创作现象的检讨和总结，又回过来对创作发生影响，二者关系密切。中国古代许多杰出文人，往往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其作品与文论往往互相印证。我感到把文学创作现象与文学批评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分析，更容易说明不少问题。我研究古代文学批评，由于以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为基础，因此不但重视批评家提出的概括性的理论原则和主张，而且重视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我感到，概括性的理论原则、主张往往显得虚，不易确切地把握；作家作品评价则显得实，容易显示出批评家的批评宗旨与倾向。把二者结合起来考察分析，往往容易说明问题，避免分歧和误会。举例说，《文心雕龙》与风骨问题，刘勰对汉魏六朝文学的评价，元结《箧中集》的文学观，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严羽的诗歌理论等等，我都注意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联系起来研究，注意把批评家的理论概括与作家作品评价结合起来研究，或者同时采用这两种内容沟通而接近的方法。《礼记·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史记·五帝本纪赞》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服膺这两句话，把它们当作平时治学的座右铭。但这只是追求的目标，并不能完全做到。我从年轻时起即患眼疾，视力衰弱，不能多看多写。二十余岁时晚上灯光下即不能做文字工作。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年龄增长，白内障加重，视力更趋衰退，白天能读写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如果我的眼睛正常，研究工作当能做得更多一些、好一些。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徒自惋叹而已。一九九八年九月（原为《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的自序，本文仅节录其首尾两部分。该书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研究古典文学的情况和体会

我于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任为该系教师，此后一直在复旦中文系做教学和研究工作。一九八一年复旦成立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又兼任该所的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重点放在中古时期的汉魏六朝隋唐五代时期。大致说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中期，着重研究汉魏六朝文学，重点在乐府诗方面；第二阶段是五十年代中后期，着重研究唐代文学，重点在李白诗、唐人选唐诗方面；第三阶段六十年代初期以及“文革”后的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前期，着重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重点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批评方面（我是以文学史为基础来研究批评史的）。九十年代中期，我与顾易生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全部出版，我于一九九六年退休。从此以后，因年老体衰，以在家休息为主，只是零敲碎打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撰写工作。

五十年代，我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两书先后出版，结集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九十年代，又把以后撰写和前此未及收入的乐府论文编成《乐府诗再论》，与前两书共为三编，合为《乐府诗述论》一书出版。八十年代前期，出版了《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一书，它结集了汉魏六朝乐府诗以外的该阶段的文学史论文，今年又增补此后写的论文，出版了该书的增补本。八十年代后期，出版了《文心雕龙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两书，结集了有关《文心雕龙》与其外的古文论论文。此后又写了若干这方面的论文，尚待结集。九十年代后期，出版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望海楼笔记》两书，前者选录了我自四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重要论文五十余篇；后者是短论选编，其中多数是旧作或旧作摘录，少数是新作。内容包括治学方法、乐府诗、唐诗、散文辞赋、古文论诸方面。

还有若干我主编并撰写一部分的著作。六十年代初期，出版了《李白诗选》（署“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李白研究》两书，是我与少数同事、部分学生合编。《李白诗选》，我修改全书注释并写了前言和各篇题解。《李白研究》，全书由我修改定稿并写了一章。六十年代前期，出版了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主要由我执笔。八十年代出版了该书的中、下卷，均由我与顾易生教授主编。二〇〇一年，此书又由我们修订改写，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两卷本）。六十年代初期，我还协助朱东润教授策划编注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六卷本），负责前两卷（先秦汉魏六朝阶段）的统稿工作，并注释了小部分作品。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前期，与顾易生教授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此书近四百万字，由复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全体成员分工协作，历时十多年，至一九九六年全部出齐。除主编统稿外，我参加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卷的撰写，其中论述《文心雕龙》、《诗品》、唐代中后期诗论各章节由我执笔。此书出版后，曾先后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优秀图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特等奖、文学艺术优秀成果等奖项。此外，七十年代末，参加了《辞海》编纂工作，担任中国古代文学分科主编。八十年代前期，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担任中国文学卷编委、隋唐五代文学分支副主编。

我还做过若干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六十年代初，与顾易生、徐鹏两教授编注了《古代诗歌选》四册（署名王易鹏），该书针对少年读者的需要，选篇比较得当，注释明白晓畅，因而销路甚广，颇有影响。此书于一九九九年由我与顾、徐两位稍作修订，增删了少数作品，改名《历代诗歌浅解》，出版了新版本。还有中级选本《李白诗选》，上文已经述及。此外，还与我的学生编写了若干关于古诗、乐府诗、李白等作品的选注与介绍，我只是做少量策划工作，或备顾问，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二、主要著作、论文及其观点

本节分类介绍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绩与观点。

一、汉魏六朝乐府诗《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一文，系统叙述分析了这段时期中央政府的乐府官署沿革，它有助于对该时期乐府诗分类及其性质的了解。《汉魏六朝乐府研究书目提要》一文，把该时期有关乐府诗研究著作，分为正史及政书乐志、歌辞之编集选录注释、乐府研究专著、一部分论述乐府之著作四类，自汉代以至现代学者著述，共五十八种，分别加以评述。《清乐考略》一文，对清商旧曲（相和歌辞）、清商新声（清商曲辞）的类别、发展过程作了比较细致的叙述与考订。

关于汉乐府方面。《说黄门鼓吹乐》一文，考明了汉乐四品中的黄门鼓吹乐，是指黄门倡优演唱的通俗乐曲，包括相和歌和杂舞曲，辨正了《宋书·乐志》、《乐府诗集》等书长期以来对它的误解。《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一文，对现代学者梁启超、陆侃如等认为汉魏乐府中的清商三调不属于相和歌这一论点加以辩驳，指出相和歌包括了相和曲、清商三调，并概述了清商曲的历史发展。《汉代的俗乐和民歌》、《论＜孔雀东南飞＞的产生时代、思想、艺术及其问题》二文，对汉乐府无名氏古辞与长诗《焦仲卿妻》的文学特色与成就，联系其历史社会背景，作了较为具体深入的分析。

关于六朝乐府方面。《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对六朝通俗乐曲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曲、西曲歌两部分，作了系统深入的探究。《吴声西曲的产生时代》一文，说明吴声、西曲主要产生于东晋、宋、齐时代，阐述了它们在六朝时代的发展过程及其与当时贵族上层阶级人士文娱享乐生活的密切关系。《吴声西曲的产生地域》一文，说明吴声、西曲产生的中心地区分别是当时的京城建康（当时又叫扬州）和江陵，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地域条件与歌辞内容、情调的关系。《吴声西曲的渊源》一文，就吴声、西曲的体制形式特点，探讨它们与歌谣与相和歌辞乐曲分解的承传关系，并指出当时七言诗一句在音乐节拍上相当于三、四、五言的两句。《吴声西曲杂考》一文，考证了《前溪歌》、《子夜歌》、《碧玉歌》等十多种曲调，以作者、本事为主，钩稽多方面史料，证实了《宋书·乐志》、《旧唐书·音乐志》等旧籍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是可信的，如沈充作《前溪歌》，人们为汝南王作《碧玉歌》等等，从而澄清了现代有的学者认为此类记载均不足置信的误解。《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一文，更通过乐曲中和送声性质、作用的阐明，解释了现存许多吴声、西曲歌辞内容与旧籍有关作者、本事记载不相符合的疑问。《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一文，详细分析了吴声、西曲歌辞中出现的双关语达五十三种，并从当时民谣隐语、上层阶级谈吐两方面论述了当时普遍运用谐音双关语的社会风气。还附带介绍了六朝清商曲以外诗歌、唐代诗词运用谐音双关语的例子。《论吴声与西曲》一文，对吴声、西曲作全面概述，除上面介绍的内容外，还就其文学成就、特色与发展过程作了较多补充。吴声、西曲歌辞，在过去封建时代常被人们视为淫辞鄙曲，很少措意，五四以后，又被不少学人视为纯粹的民歌俗曲，很少注意它们与当时上层阶级人士的密切关系。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填补了空白，创获较多。

二、《文心雕龙》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大多数见于《文心雕龙探索》一书，少数尚未结集。《＜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一文，认为《文心雕龙》一书的宗旨是指导写作，全书可分为总论、各体文章写作指导、写作方法统论、杂论四个部分，提出了与时下不同的看法；指出全书的基本思想是宗经酌骚、执正驭奇。《＜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条件》一文（与杨明合作），从该时期文学评论、学术著作与学术风气情况具体剖析了它们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篇末着重指出了宋齐时代朝廷提倡儒学对《文心》一书宗经思想产生影响的历史条件。《＜文心雕龙·原道＞和玄学思想的关系》一文，指出《原道》篇的观点，兼受儒学、玄学两方面的影响，把自然之道、圣人之道合而为一。《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一文，论证刘勰因为把楚辞作为文学的源头，他的基本思想是宗经酌骚，所以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关于风骨，是我论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认为风骨是指作品明朗刚健的风貌。《＜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一文，就《文心》全书各篇对此进行证释。《＜文心雕龙·风骨＞笺释》一文，对《风骨》篇全文词句作笺释，注意对一部分容易误解的词句进行疏解。《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一文，联系六朝的人物品评、书画评论、汉魏至唐的诗歌创作，上挂下连，纵横结合，多角度地阐述了风骨的含义、价值、提倡风骨的历史背景等问题。《刘勰的文学历史发展观》一文，指出《文心雕龙·时序》以“质文代变”（质朴与文华文风随时变化）的基本观点来论述历代文学的变化发展，并指出该篇中的“世情”、“时序”是指政治盛衰、社会治乱、学术思想状况、帝王提倡等各种条件。《＜物色＞篇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问题》一文，指出《物色》篇次在《时序》篇下面，位置并不错，两篇分别论述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自然风景的关系，《物色》篇是南朝写景文学充分发展后在文学理论领域中的反映。《刘勰论文学作品的范围、艺术特征和艺术标准》一文，指出刘勰所谓文章的范围很广，包括了缺乏文学性的应用文字，但其重要对象首先为诗赋，其次是富有文采的骈散文；文学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语言形态色泽和声调之美方面；作品的语言应当华实结合，文质彬彬。《刘勰论宋齐文风》一文，指出刘勰对南朝前期的宋齐文学，除对其艺术描写细致有所肯定外，对其为文造情、繁富冗长、新奇诡异、缺乏风骨等批评较多，此类批评有得有失。《释“楚艳汉侈，流弊不还”》一文，指出刘勰《宗经》篇中此二句，认为南朝过于华艳的文风是由楚辞艳丽、汉赋侈靡的文风极度发展形成的，所以他要大力提倡宗法儒家经典，来改变文风。《＜文心雕龙＞为何不论述汉魏六朝小说》一文，指出《文心》不论述此类作品，其客观原因是当时包容笔记小说的史部、子部图书十分丰富，笔记小说位居末品，不遑论述；主观原因则是刘勰认为此类作品内容艺术均缺乏价值。以上论文大多数已收入《文心雕龙探索》一书。《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的《文心雕龙》一章，对该书作了全面介绍，其中许多看法即是根据《探索》一书中的篇章。

三、其他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除上述乐府诗、《文心雕龙》外，我在其他方面也作过若干研究。比较重要的有《文选》、四言七言诗体、陶渊明、钟嵘《诗品》等。《＜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一文，说明《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是集部之文，而其选录标准则是侧重辞藻、对偶、音韵等语言之类，并就“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二句提出解释。《＜文选＞所选论文的文学性》一文，指出《文选》选录论文（包括史论）颇多，它们大抵富有文采，即重视对偶、辞藻（比喻、夸张等）、音韵、用典等语言美；这种语言美成为当时人们衡量作品文学性的主要标准。《从＜文选＞选录史书的赞论序述谈起》一文，指出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在衡量作品文学性方面，其主要标准是语言美，而不是人物形象的描写，这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特色。《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一文，分析归纳南朝批评家对前代作家作品的评价，赞美哪些人，不赞美哪些人，并指出当时流行的骈体文学崇尚语言美的审美标准是他们立论的根据。以上几篇论文，其共同特点都是就南朝文人重视骈文语言美这一主要审美标准来展开论述的。《七言诗形式的发展和完成》一文，着重说明后世流行的隔句用韵的七言诗，渊源于汉魏，完成于南朝，七言近体诗亦滥觞于南朝。《汉魏六朝的四言体通俗韵文》一文，阐述在汉魏六朝时代，通俗性的四言韵文颇为流行，遍布于辞赋、隐语、乐府诗等文体中间，并指出它们与唐代敦煌文学中的俗赋有渊源关系。《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一文，说明建安时代，诗歌、辞赋、散文均有新的发展，小说等俳谐文也开始抬头，建安文学的显著特点是重视抒情和文采，文学性加强，标志着文学在该时代进一步趋向自觉和独立。《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局限及其历史原因》一文，指出陶渊明虽然长期居住农村，但其作品却不写农民，这是因为建安以后的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们远离下层人民，并认为写他们是鄙俗不雅，形成风气，陶诗也不能超越这一历史局限。《陶渊明田园诗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风的关系》一文，指出陶诗语言朴素平淡，是受东晋末年仍然流行的玄言诗风的影响。《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一文，经过史实考辨，指出旧说此文系作者讽刺周颙为欺世盗名的假隐士之说不可信，实际它是作者对其好友开玩笑的一篇游戏文章。《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一文，指出钟嵘品评诗人，系依据作家作品的总体体貌进行考察分析，确定其风格特征与承传关系，从而解释了过去对《诗品》观点的一些误会。之后又在《钟嵘＜诗品＞与时代风气》一文（与杨明合作）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的《钟嵘＜诗品＞》一章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以上所举论文，大致收入《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中国古代文论管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三书。

四、李白研究我主编的《李白诗选》，选诗两百多首，分为编年、不编年两部分；编年部分又依据李白一生经历分为五个时期，各时期前有一段小序，说明李白在该时期中的生活简历与诗歌的成就特色。此书由于选篇得当，编排新颖，解释简明通俗，深受读者欢迎，印数达数十万册。同时主编的《李白研究》共分六篇，分别论述李白的生平思想、李诗的思想艺术特色、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李诗与唐以前乐府民歌、文人作品间的继承关系。此书是建国后较早运用新观点对李白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因此受到学界重视，但在内容上也受到五六十年代左倾思潮的影响。

五十年代，我写过《谈李白的＜蜀道难＞》一文，通过选录该诗的《河岳英灵集》编集年代的考订，指出该诗当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并认为前此学人说该诗为讽刺章仇兼琼跋扈、讽劝唐玄宗不要久居蜀地等说均不足信。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我又陆续写了十来篇研究李白的论文，今择其要者介绍于下。《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一文，分析说明李白的生活理想是功成身退，其政治理想是统治者无为而治，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和平宁静。其思想渊源来自儒家、道家及纵横家，而不是法家。《并庄屈以为心》一文，分析指出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兼受屈原、庄周两家影响，既有屈原执著地爱国的一面，又有庄周鄙夷富贵、蔑视权贵的一面，因而构成了他诗歌内容复杂而独特的境界。《李白＜古风·其一＞中的两个问题》一文，着重对该诗中“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两句进行剖析，认为李白因受当时文学界的一股复古思潮影响，强调《诗经》的风雅传统，对楚辞、汉赋以至建安诗歌均表不满，言论偏激，而在其他场合并不如此。其后在《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李白一节中，对李白的文学思想及其社会历史条件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论李白的平交王侯思想》一文，认为李白的平交王侯作风，其思想渊源于隐士、隐逸文人等各种类型的历史人物；其时代背景则与唐玄宗通过各种途径、广开招贤之路的措施有关。《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一文，指出李白诗存在着出世、入世两个方面，后人往往仅注意其中的一面，因而产生不同评价。又因李白不少艺术性突出的诗篇流露出明显的出世思想，因而被后来不少人误认为是一位超尘脱俗的诗仙。以上所举论文，大抵见于拙著《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

五、其他唐五代诗文研究除李白外，我还研究其他诗文，主要有唐人选唐诗、白居易、韩愈等。唐人选唐诗，先是写了《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一文，就该集的议论，阐明盛唐诗歌具有风骨、声律兼备的特征，并对唐玄宗时代朝廷提倡儒学对诗风所起影响作了具体论证。稍后《＜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诗标准》一文（与杨明合作），分析该集所选诗篇，指出其下限不可能是天宝四载，而应是十二载；并论证其选诗标准是风骨、兴象二者，并指出它更强调风骨，故选篇以古体居多。《元结＜箧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一文，阐述唐代中期存在着一个以沈千运、孟云卿、元结为代表的复古诗派，该派诗人注意规仿汉代古诗，反对写作近体诗。之后又在《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高仲武、韦毂两节中，分别论述《中兴间气集》、《才调集》二集的选诗标准，指出《间气集》推重从容闲雅的酬赠、送别诗，推重宗法王维的钱起、郎士元等作者，推重清雅工致的五言律诗，反映了大历诗人的创作风尚；指出《才调集》偏爱声调和谐、词采华艳的律体，尤爱长律。

关于个别作家研究方面。《陈子昂和他的作品》一文，前面论述了陈子昂的生平、思想和冤死原因，后面着重分析了他的《登幽州台歌》等代表作品的产生背景和艺术特色。《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一文，分析白居易对唐玄宗既有讽刺、又有同情的复杂感情，该文后部分论证方士入仙山会见杨妃幽灵这一情节，出自民间传说，赋予李杨故事以丰富的想象和同情。《讽谕诗与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一文，阐述讽谕诗、新乐府这两个名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讽谕诗可以运用多种诗体写作，新乐府只是其中的一种主要体裁；唐代新乐府除表现讽谕内容外，还有不少篇章表现非讽谕性的内容。《＜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论＞、＜新唐书·白居易传赞＞笺释》一文，指出白居易在唐五代被许多人认为是时文（骈体诗赋文）的规范性作家，《旧唐书》编者站在骈文家立场，故对他称誉极高；《新唐书》编者站在古文家立场，评价就大不相同。《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一文，探讨韩文风格特征与其诗相近，力反庸弱，追求奇崛，与唐代流行的一般骈文或骈句较多的散文相比，反而显得深奥；韩愈对前代和当代文学，也往往推崇奇崛艰深之作。韩愈作品及其文学主张与当时大多数文人崇尚平易流美的骈体文的主体相背，故其古文运动在唐五代开展并不顺利，这一局面到北宋才得到改变。

在参与编写《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基础上，我写了两篇综合性的论文。一是《唐代诗文古今体之争和旧唐书的文学观》，论述唐代诗、文两体长期存在着古体、今体（即近体）并表现在理论上的争论，《旧唐书》编者在总结这一问题时，明显地表现出偏袒今体、扬元白抑韩愈的态度。另一是《唐人的诗体分类》，探讨唐人对五七言诗分类与宋元以后不同，大致分为古体诗、齐梁体、歌行、律诗、乐府五类，钩稽史料作具体论证。以上论文，大抵见于拙著《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

六、唐代小说研究这方面论文写得不多，但也有若干自己的看法。《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一文，针对现代的两种看法——唐传奇由古文运动的推动而发展，古文运动由于古文家用古文试作小说获得成功而发展，进行驳难；认为唐传奇文体源于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到唐代接受变文等影响更趋通俗化。《简论唐传奇和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一文，则补充论述唐传奇的内容和文体，受到汉魏六朝杂传作品的颇大影响。《＜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一文，考证《虬髯客传》不是杜光庭所作，很可能出自中唐时人之手；并阐述了张说与唐代小说的关系。《读＜虬髯客传＞札记》一文，则补充论述此传当出于中唐时期，传末指斥的“人臣之谬思乱者”当指德宗朝的叛臣朱泚；并分析了传中几个人物与历史、传说的关系。《唐代诗歌与小说的关系》一文（与杨明合作），说明唐代不少诗歌与小说配合，有诗歌直接与传奇互相配合、小说中穿插诗歌等三种方式；此外还有不少诗歌虽不配合小说，但叙述爱情、神仙、历史等故事，富有小说情趣，它们对后代通俗文学也产生影响。以上论文均见于拙著《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七、古文论研究上面已经提到不少属于或涉及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论文，这里再作若干补充。一是通论性的范围超越汉魏六朝唐五代的论文。我颇注意文论概念的辨析，有一组文章，分别对体、文气、文质、风骨、比兴等概念进行分析。《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一文，又进一步指出因特别重视语言的文与质，因而文质论成为中国中古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在南朝以至唐前中期文学批评中尤为鲜明。二是有两篇着重论述有关严羽文学批评的文章。《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沧浪诗话＞》一文，阐述严羽论诗，除重兴趣外，还重视体制、格力、气象、音节等因素，力求全面地认识《沧浪诗话》的全貌；并指出严羽最推崇的盛唐诗人是李白、杜甫，而不是王维。《说盛唐气象》一文，探讨盛唐气象这一概念源出严羽，其意义是指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具体说就是浑厚、雄壮，接着阐述盛唐气象形成的两个原因，一是盛唐时代人们特定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二是对前代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此外，我参与写作《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的《文心雕龙》、《诗品》两章，除阐述刘、钟两书理论外，注意介绍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各列专节仔细分析，以求全面地掌握两书的思想全貌。我写《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的唐中晚期诗论，对一些重点批评家杜甫、白居易、司空图等都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皎然一节论述尤详，对其《诗式》后四卷的内容也予重视，对其中分五格品诗的内容，作了较细致的剖析。以上所提到的论文，大抵见于拙著《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三、关于研究方法的体会

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一贯的宗旨是求真，从大量文献资料出发，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订和分析，力求阐明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并注意联系与文学有关的种种条件，说明该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即不但知其然，而且探索所以然，这与宏观把握有着紧密联系。五四以来，中国文史哲研究界从治学态度、方法看，有所谓信古、疑古、释古等派的区别，我比较赞同释古一派的主张，学风也与之相近。下面略述我在研究方法方面的若干主要体会。

一、对重要原著注意认真钻研，做到融会贯通。我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注意阅读《乐府诗集》，特别是包含大量通俗歌曲的相和歌辞、清商曲辞两部分，不但精读其歌辞，而且细读各项题解，其中引用了许多重要材料（有些原书后世已经亡佚），往往一字一句细读不轻易放过，从而逐渐对原著融会贯通，并找出可贵的材料。后来研究《文心雕龙》也是如此。当然，在精读这些原著时，也要注意参照重要的有关著作比照细读。例如读《乐府诗集》，注意读《宋书·乐志》，它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其中著录的汉魏相和歌辞，保存了原来的分解节拍格式，对研究乐府诗体制特别珍贵。在研究《文心雕龙》时，注意细读《文选》、钟嵘《诗品》，二书产生于同一时代，不少看法互相沟通，比较对照，《文心》的不少观点就容易获得理解。

二、注意广泛全面地发掘并掌握有关史料，开扩视野以期对原著获得确切深入的了解。文学作品产生于一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它们与有关的历史社会条件关系密切，息息相通；因而对有关的历史社会情况掌握得愈多愈充分，就愈能认识文学现象的真相。例如我研究六朝乐府吴声、西曲时，除重视读正史、政书、类书中的有关音乐部分、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外，还注意读汉魏六朝的笔记小说，有关的地理志书（如《太平寰宇记》）等，各获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帮助说明吴声、西曲中的一部分问题。研究其他对象也是如此。例如研究《河岳英灵集》，注意盛唐诗风特点与当时政治措施、学风转变的联系。对陶渊明诗的内容局限与陶诗在南朝评价不高，注意它与当时文人创作与批评标准的联系。对不少文学现象或问题，注意把它们放在政治与学术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下，放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观照和认识，使微观考察与宏观把握相结合，力求确切深入地认识所研究的文学现象。

三、评论作家作品（包括文论家及其论者），要注意掌握全面情况，统观全人，不要以偏概全。古代作家作品的情况往往不是单纯直线，而是丰富复杂多方面的，不同时间的心态变化，不同场合的需要等等因素，往往使他们说出观点色彩颇不相同的话。我们研究时一定要注意这类复杂现象，顾及各个方面，避免以偏概全，导致分析评价的偏颇。例如《文心雕龙》，既有反对南朝柔靡文风，提倡明朗刚健文风的积极一面，又有反对南朝文学技巧细致新巧、片面提倡简古的保守一面。又如李白诗歌，既有追求自由、求仙出世的一面，又有渴求建功立业的一面，这两种思想倾向在其作品中表现都很鲜明。又如严羽的诗论，既有提倡兴趣，要求诗歌意趣深远的一面，又有提倡格力、气象，要求诗歌风格雄浑的一面。过去有些研究者对刘勰、李白、严羽等作品，往往只强调其某一方面，因而导致认识上的片面性，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重蹈覆辙。过去有的作者，在某种情况下为了突出某种主张，往往发出片面之辞。例如白居易在其《与元九书》中，为了强调讽谕诗的价值和作用，故意贬低其感伤、杂律诗；但统观白氏文集，可以看出他对其感伤、杂律诗实际是颇钟爱的。李白少数篇章中大力提倡复古、贬低楚辞以后作品的言论，也是一时片面之辞。某些文学家感情丰富，在某种情况下好发片面夸张之论，对此应注意细加辨认。

四、把作家的创作与其文学主张联系起来研究，把文论家的理论原则与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联系起来研究。中国古代不少著名作家，除创作许多作品外，还发表过不少文学主张，把二者联系起来探讨，就可以更加全面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例如中唐诗人元结，作品力求古朴，在理论上也是大力主张复古，并以此思想为指导编选《箧中集》，二者可谓同声相应。又如韩愈，诗风奇崛，其古文与当时流行的平易流畅的骈文相比，也显得古奥，他在理论上也推重像元结、李观、孟郊乃至樊宗师等风格古奥的作家。把二者联系起来考察，就能认识韩文的主要特色及其在唐代影响不大的原因。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把文论家的理论原则与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文论家提出的理论，往往比较概括，有时还要说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使人不易捉摸，其文学观念，往往在作家作品评价中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例如唐代《中兴间气集》的编者高仲武，在该书序言中声称诗歌应“著王政之盛衰、表国风之善否”、“体状风雅”，似乎着重提倡反映政治社会现实的诗，实际该集所选篇章大多数是描写诗人日常生活及其感受，最推重宗法王维闲雅诗风的钱起、郎士元等作者。还有严羽的诗论，过去不少评论者对他有一种误解，认为他提倡兴趣，是着重推崇王维一派隐遁山林、宁静闲逸的志趣；实际不是如此，他所谓兴趣，是指诗歌要有抒情性、形象性等艺术特征，用以反对宋代江西诗派着重说理的弊病。他并不推崇王维，《沧浪诗话》中无一处提及，他最推崇的乃是李、杜的雄浑诗风。本项所言，意思也是力求全面观照，可说是对上一项的一点补充。

五、论点要创新，论据力求坚实有力。写论文不像编写教材那样着重传授必要的知识，而贵在有新意。我的体会是：只要肯下工夫，细心耐心地阅读原著及有关资料，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往往能提出前此学人未注意到甚至误解的问题，提出新观点。这里应注意摒弃浮躁和急于求成的心理。如果不从大量的实际情况出发，刻意标立新说，或以某种外来的学说为依据，勉强找一些事实比附，这样得出的看法大抵经不起考验，是缺乏生命力的。研究的对象有生有熟，一般说来，熟的题目对象过去开掘的人多，不容易出新意；好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异常广阔，遗产丰富，过去没有染指或染指很少的作家作品还十分繁富，我们今后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即使是熟对象，也还是有继续开掘的余地。新的论点，一定要有坚实的论据来支持，否则就缺乏说服力。例如李白《蜀道难》一诗的产生年代和主旨，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作于安史之乱以后，是为讽刺唐玄宗出奔蜀地而作，表面看去颇有道理，后来经过学人考证（我也参与其中），因为此诗被收入殷璠所编《河岳英灵集》，而该集的编定，肯定在安史乱前，因此讽刺玄宗奔蜀之说肯定不能成立了。再如《虬髯客传》的作者，过去一般常署为杜光庭，但是有疑问：唐末苏鹗所撰笔记《苏氏演义》说此篇系“近代学者”所作，按当时行文习惯，近代是指时间上比较接近的前代，不可能指晚唐的杜光庭；一些较早的典籍如《太平广记》、《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对此篇均不署作者名氏，洪迈《容斋随笔》始署作杜光庭；杜光庭是一位编辑家，其所编《神仙感遇传》（此书收录《虬髯客传》，但对原文有简化）、《墉城集仙录》等大抵辑录他人文字成书。把这些证据合起来看，说杜光庭并不是《虬髯客传》的作者，就颇有说服力了。有时候，可能酝酿出一种颇有价值和可能性的观点、但又缺少充分的证据时，不妨暂时保留着等待日后进一步搜集证据，或者用推测的口气提出来启发别人的思考也可。在提出新观点时，如果证据有有利于自己的，也有不利于自己的，千万不要只撷取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抛弃掩盖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文学史研究也是一种科学，凭主观臆测是行不通的。

六、注意考察古代作品的体制、形式、语言特点。文学作品是以语言为手段，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种类繁多，各有其体制特色。因此我们研究古代作品，除重视其内容外，一定要注意其体制、形式、语言方面的特色，否则有些问题就会弄不明白，甚至形成误解。例如乐府相和歌辞中的《雁门太守行》，南朝清商曲辞中的《丁督护歌》、《乌夜啼》等曲，现存歌辞内容均与史籍所载本事不相符合，引起后人不少误会。其实按照乐府诗体制，后来的歌辞，往往只是利用原来曲调的声调，其内容不一定要与本事相符。这就是郭茂倩所谓“但因其声而作歌”（《乐府诗集》卷八七）的现象。这是理解许多乐府诗篇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自东汉开始，骈体文学形成并发展，在魏晋南北朝达到全盛，在文坛占据主导地位。该时期不但文章，而且诗歌、辞赋均崇尚骈体，要求对偶工整，辞藻华丽，音韵和谐，乃至用典精密，这些成为创作风尚与审美标准的主流。我们看萧统《文选》选录史书，选录了《后汉书》、《宋书》等的若干论赞，因为它们具有骈体文学之美；不选《史记》生动的人物传记，因为它们不具有这种文学美。刘勰、钟嵘评论文学，均崇尚文采，要求文采与风骨相结合。其所谓文采，即指上述对偶、辞藻、音韵、用典等语言、修辞之类。钟嵘《诗品》对曹植评价最高，誉为诗中之圣，即因其诗风骨、文采兼备，“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同时置陶潜于中品，置曹操于下品，即因两人诗作缺少文采。这种创作风尚与审美标准，到北宋古文运动取得胜利之后，才有了明显的转变。再如诗歌有多种样式，五古、七言歌行、律诗、绝句等，各有不同的体制特色与主导风格。就大体说，许多文人往往认为，五古欲其古雅，七言歌行欲其驰骋奔放，律诗欲其精严，绝句求其自然活泼。许多作家往往各有偏长，如王维特长五律，李白特长七言歌行和绝句，李商隐特长七律等等。批评家也往往各有偏爱，以唐人选唐诗而论，则殷璠《河岳英灵集》更重古体，元结《箧中集》偏嗜五古，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钟爱清丽的五律，韦毂《才调集》重视华美的律诗，尤嗜富赡的长律。总之，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不少现象，如果注意从体制、形式、语言方面加以考察和分析，就容易获得合理的解释。（原载《贵州文史丛刊》二〇〇三年第一期）

研究乐府诗的一些情况和体会

我于一九四七年夏季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任该系助教。大学学习期间，兴趣比较广泛，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书籍，都涉猎一些，还喜欢写短篇小说。当了教师后，感到自己生活经验不丰富，也缺少创作才能，决定今后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并打算先以汉魏六朝文学为探索对象。当时中文系主任是陈子展先生，我帮他做一些教学工作，时常到他家里谈谈，听他讲治学的经验。他劝我系统阅读史书，并介绍我读王闿运编的《八代诗选》。《八代诗选》末尾有一卷“杂体诗”，专选双声诗、离合诗、回文诗一类作品，陈先生认为它们虽是游戏文学，但也反映了当时文人的艺术爱好和创作风尚，值得探讨。我接受了他的意见，陆续读了前后《汉书》、《晋书》、《南史》等正史，并阅读《八代诗选》、《乐府古题要解》等书，就杂体诗作一些研究。杂体诗中有一项叫“风人诗”，其特点是利用谐音双关词语来表现思想感情（多数是男女的爱情）。这种谐音双关词语，在六朝乐府清商曲辞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辞中特别多，因此我就去仔细阅读《乐府诗集》中的清商曲辞。开头，我写了一篇《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后来，又从《晋书》、《宋书》、《南史》及其他史籍中发现不少有关吴声、西曲的材料，因此扩大兴趣，对这两类歌辞进行较全面的探索，写出了《吴声西曲杂考》等五篇论文，后来集成《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出版。这本小书主要是在一九四八到一九五〇这两年中写成的。稍后，我又对汉魏六朝的清乐和汉乐府作了一些探索，陆续写出了《清乐考略》、《说黄门鼓吹乐》等十来篇论文，集成《乐府诗论丛》一书出版，它们大体上是五十年代前期写的。此后，学习、研究的重点就转移到唐代文学和古代文论方面去了。

大学毕业论文，我写的是《秦观评传》。题目确定后，临时找了一些有关材料阅读，对北宋婉约派词，缺少系统的理解，所以论文写得很肤浅。这次写乐府诗的论文，比过去有了明显的进步，这首先得归功于懂得一点目录之学。大学念书时，虽然也看过《书目答问》，但当时由于种种因素，接触古籍不多，对目录书的作用也缺乏认识。做了教师后，看书、买书的条件都大为改善。当时认真读了《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目录书，还买了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常翻阅。《四库提要》成书较晚，介绍最详明，对我的启发帮助尤大，我感到从它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还多。每门学科，每个专题，都有它的若干重要原始材料，有或多或少的前人研究成果。我们进行研究，必须掌握这些资料，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向前推进。读了《四库提要》等目录书后，在自己从事研究的范围内，应当系统地阅读哪些书籍，重点放在哪里，仿佛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向导。当然，一些后出的、新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来得及在目录书上得到反映，也要随时留意。

系统地阅读有关史书，获益很大。文学作品总是产生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又表现了一定的历史现象；因此，对它们产生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全面，愈仔细，对作品的认识也就能更准确、更深入。我当时读了《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后，发现不少记载，表明六朝的贵族上层阶级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听吴声、西曲这类通俗乐曲，爱用谐音双关的隐语进行酬对和嘲谑，这为我理解吴声、西曲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艺术特色，打开了一扇大门。数百首吴声、西曲歌词，内容绝大部分是谈情说爱，在过去封建时代被认为是淫靡之词，不受学者们的重视。清代朱乾的《乐府正义》笺释乐府诗，比较注意探究历史背景与诗歌本事，对汉乐府古辞也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资料，但仍未注意到吴声、西曲的有关史实。萧涤非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四十年代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在重庆出版），首先对六朝乐府的历史背景予以重视，发掘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史料。此书对我启发很大，我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正是沿着它的路子继续走下去的。吴声、西曲的不少曲调，如《子夜歌》、《前溪歌》、《丁督护歌》等，据《宋书·乐志》等记载，在产生时往往有一个本事和作者，其作者多为贵族文人。五四以后的一些文学史研究者，因现存歌词内容往往与这些记载不合，对所载的本事、作者常不予理会，甚至认为虚诞不可信。他们把吴声、西曲歌词视为纯粹出自下层的民歌，同当时贵族文人的生活和创作没有多少联系。这是一种脱离历史具体条件的看法。我从正史和其他文献中搜集到不少材料，写了《吴声西曲杂考》一文，证明《宋书·乐志》等的记载还是可靠的。我国古代许多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文，所记大抵是真人真事，与历史的关系最为密切。把文学和历史结合起来研究，以历史释文学，以文学证历史，可以相得益彰。清代学者研究杜甫、李商隐诗，在这方面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现代学者陈寅恪、岑仲勉，结合唐代历史和文学进行研究，也获得有价值的成果。我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的遗产都非常丰富，这方面还有大量问题存在着，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和探讨。

我研究乐府诗，重点放在汉魏相和歌辞、六朝清商曲辞上面，都是当时的通俗乐曲。在所阅读参考的文献资料中，感到《宋书·乐志》、《乐府诗集》两种最为重要。《宋书·乐志》根据西晋荀勗《荀氏录》（今已亡佚），著录了一部分魏晋时演唱的清商三调歌诗，不但保存了一部分重要篇章，而且各篇均注明解数，对了解乐府歌辞体制，很有帮助。它对俗乐的叙述也比较具体，对一部分吴声歌曲重要曲调的本事作者，首先作了介绍，以后《晋书·乐志》、《通典·乐典》、《旧唐书·音乐志》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大抵沿袭《宋书·乐志》。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编集汉魏以迄唐五代乐府诗，搜罗完备，编排精当，可以考见各类歌辞、各个曲调的源流和发展变化。书中的小序、题解，征引浩博，考订精审，以后元明清时代的各种乐府总集，都不能出其范围。我在钻研熟悉了两书的有关内容以后，好像抓到了纲领，其他一些资料的价值和得失，便容易掌握了。一门学科或一个专题，文献资料往往颇多，但主要的往往不会很多，有时只有几种；钻研时也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要把力量集中在主要的资料上。

要理解乐府诗，必须懂得乐府诗的体例。乐府诗的一个曲调，除原始古辞（有时古辞亡佚）外，以后产生不少同题之作。这些作品的内容，往往与曲名与曲调本事不相符合，但在题材、主题或声调上仍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不理解这种情况，容易对某些乐府篇章产生误会。朱乾《乐府正义》、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都注意从乐府特殊体例上来进行注释，因此持论往往比较客观中肯。我在细读《乐府诗集》过程中，发现吴声、西曲歌词中的和送声非常重要，排比材料，写了《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一文，指出吴声、西曲许多曲调的后出歌辞，主要是利用该曲调的和送声来进行新的创作，所以其思想内容往往与本事不相符合，从而解释了这方面的疑问。

除细读若干重要典籍外，当时还广泛浏览、检阅了许多有关资料。除注意读正史中的《音乐志》外，还读了政书、会要、类书中的音乐部分和若干古地理志。读了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注意读其中的“杂歌谣辞”，因其与乐府关系较密切。翻阅了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注意读其中与音乐有关的文章（如马融《长笛赋》）。注意利用《文选》李善注、王先谦《汉书补注》等注文中所提供的丰富材料。还把汉魏六朝的古小说读了一遍，从中也获得若干有价值的材料。例如南朝志怪小说中颇多鬼唱吴歌的记载，表面虽属荒诞，但联系看，却能说明鬼唱《子夜歌》这种男女恋爱不自由的社会现象。又如刘宋戴祚《甄异传》中有“金吾司马义妾碧玉善弦歌”的记述，结合《晋书·汝南王亮传》等的记载，可以考明《碧玉歌》中的碧玉确是汝南王之妾，旧说不错。有许多历史文献，乍看似无多大关系，但如果认真考察，往往能够联系起来说明一些问题。（原载《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一书，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出版）

我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我长期以来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书和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从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一直着重做文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放在汉魏六朝、隋唐五代阶段。六十年代初，开始教“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同时参加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从此工作重点转移到古代文论方面来了。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只出了上册（先秦到隋唐五代），尚未编完，后因“文革”而中断。“文革”以后，我们继续编写这部教材。因原主编刘大杰先生病逝，由我和顾易生同志负责主编，中、下册于八十年代前中期出版。这项任务完成后，我和易生同志又主编了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丛书”，该丛书已出版《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明代文学批评史》、《近代文学批评史》四卷，其他《隋唐五代》、《宋金元》、《清代》三卷今后将陆续出版。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是由我和杨明同志分工编写的。除编写上述批评史外，我还就古文论的某些作家、专著、专题，写了数十篇论文，已经结集出版的，有《文心雕龙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两书。两书中大多数的文章，是近十余年来写的。

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论是属于文学史范围的还是属于文学批评史范围的，都注意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联系有关的文学、学术、文化、政治、社会等有关情况，阐明研究对象原来的真实面貌，必要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当的评价。这是我治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下面拟谈几点在研究古代文论中的主要体会：一、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考察

古代文论家的思想言论常常是复杂的，他们往往从不同方面、多种角度发表诸种不同言论。他们的言论，既有主要的方面，又有次要的其他方面。在某种场合下，为了某种需要，他们会强调某种主张，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就会有所变化。我们研究他们的文学观，就应当掌握诸种情况，求得全面的认识，而不应以偏概全。

例如李白，他曾经大言道：“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对魏晋南北朝诗赋采取了笼统否定的态度。在唐代中期，有一股文学思潮，竭力反对南朝以至唐初的华靡文风，要求恢复雅正的文风，使文学创作关心政治、社会现实，具有比兴寄托。这种思想在当时李华、贾至、独孤及等文人的言论中都有鲜明的表现。李白处身在这一文学思潮中，他写《古风》诗数十首，目的也是为了用五言古体诗样式来表现对政治、社会的关心，他讲话又容易夸张，因此遂有“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片面言论了。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对南朝诗人谢灵运、鲍照、江淹、谢朓等都曾加以推崇，对谢朓更是屡屡称道，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诗句。这表明了李白文学批评的另一重要方面，说明他除掉要求诗歌关心政治社会现实外，还认为它们可以表现广泛的思想内容（其中表现日常生活、抒情写景题材占了很大比重），还表明他重视诗歌的艺术美，向南朝诗人吸取优秀的艺术技巧。看来，只有把恢复风雅传统和向魏晋南北朝文人学习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李白的文学观。

再如白居易，大家知道他大力提倡讽谕诗。他曾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在《与元九书》中，他称道自己的讽谕、闲适两类诗，认为二者分别表现了自己的“兼济之志”和“独善之义”，表现了出处之道。他对杂律诗则比较轻视，认为它们是“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然而白居易对杂律诗实际上是很喜爱的。即在《与元九书》后部，他叙述自己某年春日和元稹同游长安城南时，于马上各自吟诵“新艳小律”，“迭吟递唱”，其乐有如登仙。还认为在“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之际，吟咏律诗，使人“不知老之将至”，其乐趣虽游仙境者也无以过之。在其他场合，他还对元稹、刘禹锡的律体诗大加赞美。他屡屡赞赏元稹的律诗，有“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酬微之》）等句。他对刘禹锡《金陵五题》等律体诗也十分赞赏。由此看来，当白居易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企图使诗歌创作对政治社会有所裨益时，他就大力创作并提倡讽谕诗；当他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感情和爱好艺术美的诗人，在亲朋聚散等日常生活活动中，就大量写作新艳律体诗，并对它们表现出深深的爱好。只有综合上述不同情况，才能较为全面地认识白居易的诗论。

再如晚唐诗人吴融，在为僧人贯休所作的《禅月集序》中，指出诗歌所贵者在于“善善则颂美之，恶恶则风刺之”，如果缺乏颂美、风刺之道，那诗歌“犹土木偶不主于气血，何所尚哉”！他强调诗歌应具有美刺，否则不足称道。但他在《赠方干处士歌》中，又大力赞美方干的隐逸生涯和作风，并称誉其诗云：“把笔尽为诗，何人敌夫子？句满天下口，名聒天下耳。”方干的那些表现隐逸生活和情趣的诗，当然无关美刺。由此可见，吴融《禅月集序》的那段话，只是一时夸张之论。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往往把济时行道作为第一义，因而在谈诗歌创作时，常是强调美刺讽谕，有时流于片面夸张。我们研究他们的文学观，要注意不受此类言论的限制，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二、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价

研究古代文论家的理论批评，除应注意他提出的理论原则以外，还应重视他对作家作品的评价。理论原则往往是在作家作品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例如严羽《沧浪诗话》大力提倡兴趣，就是针对江西诗派着重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而发。此点为大家所熟悉。再则，理论原则比较笼统抽象，结合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来考察，就容易掌握其精神实质。有时候，古文论家受到传统的束缚，在理论原则上不免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在作家作品的评价方面，却真正显示出他的爱好所在。因此，我们研究古代文论，必须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并且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来认识理论原则的真正内涵。

钟嵘在《诗品序》中大力主张诗歌应写得自然。他举出前人的一些佳句，都是写即目所见一类，不用典故；他同时批评了南朝宋、齐时代颜延之、任昉等若干大量用典的诗歌。他提出了诗歌应有“自然英旨”。由于《诗品序》所举的“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四个佳句，都是以平易的语言写目前的景物、情事，容易使读者误会，钟嵘所谓“自然英旨”，仅是指这类诗句。实际不然。钟嵘提倡自然，主要是反对大量用典的诗风。至于魏晋南北朝文人作诗重视辞藻、对偶的风气，他并不反对。《诗品》评价很高的曹植、陆机、谢灵运三位诗人，钟嵘认为他们分别是建安、太康、元嘉三个时代的诗坛领袖，而三人的诗歌都是大量运用辞藻、对偶的。在南朝文人看来，文学作品的文学美，主要表现在语言的辞藻、对偶的运用和声韵和谐方面，它们是并不违反自然的。《文心雕龙·情采》有曰：“辩丽本乎情性。”即是说重视辞藻是出自人的情性自然。《文心雕龙·丽辞》又指出，文章之骈偶，犹如人的“支体必双”，即具有双手双足，也是自然。南朝时代，骈体文学盛行，因而人们普遍认为注意辞藻、对偶的语言美是合乎自然的。到唐宋时代，古文运动开展并逐步取得胜利，骈文势力削弱，人们才认为骈文注意辞藻、对偶是不自然的。谢灵运的诗，南朝鲍照评为“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见《南史·颜延之传》），而《沧浪诗话·诗评》却说：“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认为谢诗不及陶诗自然。反映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文人对“自然”一词内涵认识的不同。由此可见，对钟嵘所提倡的“自然英旨”的主张，应当结合他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并把问题放在一定的文学历史背景中来考察，才能获得确切全面的理解。

要理解文论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必须熟悉文学史。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要求得深入，应当有较扎实的中国文学史基础。郭绍虞先生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他生前有一次和我谈起用一段时间学习文学史，然后学习文学批评史，这样更容易学好。他的意思也是学文学批评史应以文学史为基础。老一辈的学者，对汉魏六朝文学，往往主张要同时学习萧统《文选》和《文心雕龙》两部书。因为《文选》着重选录汉、魏、两晋、宋、齐、梁各代的诗、赋和各体文章，而《文心雕龙》评论作家作品，也以汉、魏、晋、宋为主；《文心雕龙》肯定的作品，常见于《文选》；两书的文学观有不少相通之处。《文选》中的作品熟悉了，就会给理解《文心雕龙》带来很多方便；反过来，《文心雕龙》熟悉了，也会对理解《文选》中作品大有裨益。这一例子，说明研究古代文论，和多读有关古代文学作品结合起来，可收相得益彰的效果。我自己在四十、五十年代着重研究汉魏六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也花工夫学了《文选》，以后研究魏晋至唐五代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文心雕龙》，就感到方便得多。当然，要学好中国古代文论，熟悉作家作品，熟悉文学史，只是一个重要条件，还有其他条件，例如文艺理论、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的修养等，都是不可缺少的。三、抓关键性的问题

研究古代文论，要注意抓住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它们仿佛是一把钥匙，把它们抓住了，一些疑难问题就容易说明，甚至可以迎刃而解。

这里以钟嵘《诗品》对陶渊明诗的评价为例。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诗人，《诗品》却把他列入中品。这引起了后代许多人的非议，认为陶潜屈居中品，《诗品》评价不公。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释。《诗品》评价作品的一条主要标准是“干之以风力（即风骨），润之以丹采”，即要求作品在艺术上以爽朗刚健的风骨为基干，再以美丽的文采润色之。《诗品》对曹植诗评价最高，认为他犹如诗人中的周公、孔子（即诗圣），《诗品》称誉曹植诗“骨气（即气骨、风骨）奇高，词采华茂”，即风骨、词采二者均臻上乘，达到了极高水平。而陶潜的诗，《诗品》认为，风骨还较好，能“协左思风力”；但“笃意真古”，“世叹其质直”，文采却很不足。《诗品》举出陶诗少数诗句，认为它们“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这从侧面反映了陶诗大部分语言鄙质如农家日常话语。北齐阳休之《陶集序录》也说陶诗“辞采未优”。因此，从钟嵘《诗品》的评价标准看，陶潜不可能列入上品。《文心雕龙》评价作品，也主张风骨与文采二者兼备（见《风骨》篇），《文心》全书中没有一处提及并肯定陶诗，当亦是由于其文采较差。《诗品》还把曹操列入下品，认为其诗“古直”，也是贬其缺少文采。这一评价也引起后代文人的指责。《诗品》对陶潜、曹操的评价，在骈体文学盛行，崇尚辞藻、对偶等语言美的时代，实际代表了大多数文人的看法。唐宋以后，文风有了巨大变化，大多数文人不再崇尚艳丽的辞藻，因而对陶潜、曹操的评价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说《诗品》对陶潜诗渊源的看法。《诗品》认为陶诗源出曹魏诗人应璩，应璩诗艺术成就不高，远逊于陶诗，《诗品》这一看法引起了后来不少人的疑难和猜测。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弄清楚《诗品》所谓某家之诗源出某家，是根据什么标准立论。《诗品》一开头评《古诗》曰：“其体源出于《国风》。”之后评张协曰：“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评谢灵运曰：“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张协）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由此可见，《诗品》分析诗人间的渊源关系，是从文体着眼，体，指作品的体貌、风格，如华净、尚形似、逸荡等等，而不是指内容题材而言。《诗品》评应璩诗有曰：“祖袭魏文，善为古语。”古语指语言古朴，正与陶诗的“真古”、“质直”相同，所以说陶诗出于应璩。《诗品》评魏文帝有曰：“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偶语是指俚俗的对话）。”认为曹丕大部分诗歌语言风貌鄙俚质朴。《诗品》说陶潜诗源出应璩，应诗祖袭曹丕，这三家诗歌，其体貌特征都是质朴而缺少文采，故均列入中品。从体貌角度来说明三家诗的渊源关系，从《诗品》全书的义例来说，是完全讲得通的。诚然，对诗人的渊源关系，《诗品》有时候不免说得过于简单化，往往仅说某家出于某一家，实际一个诗人的创作风貌常从多方面接受影响，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诗品》这方面言论的合理内容。

在南朝，创作界和评论界都很重视作品的体貌。作家学习前人诗，往往标明学某某体。例如鲍照有《学刘公幹体》五首，模仿刘桢诗；又有《学陶彭泽体》一首，模仿陶潜诗。江淹有《杂体诗》三十首，分别学习汉代至刘宋各家之诗，他所谓“杂体”，是指被模仿的对象广泛复杂而言。在评论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评论历代文学，指出汉魏四百余年中，“文体三变”，也是就诗赋等作品的体貌立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把南齐时代的文章分为三体，指陈其体貌风格特色，并认为这三体分别由前代谢灵运、鲍照等名家所开创，和钟嵘同样具有流派观念。在南朝文人广泛重视文学体貌的氛围中，《诗品》具体指陈了汉魏以至南朝许多诗人的渊源继承关系，归纳出源出国风、源出小雅、源出楚辞三个诗歌流派，其论述的广度和深度远非萧子显所及。《诗品》这方面的论述，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流派论奠定了基础，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对“体”的认识和掌握，则是理解《诗品》这方面论述（包括对陶潜的评价）的一把钥匙。四、注意民族特色

世界各个民族，由于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等条件不同，其文化往往各具特色。中国古代文论也具有它的特色，我们研究时须细心加以整理归纳，阐明其特色所在，而不宜移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框架、术语等加以比附。

这里举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诗文理论，在讨论作品的艺术性时，首先注意的常是作品的语言之美。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尤为显著。《文心雕龙》在这方面谈得很多，指出语言之美表现在形态色彩和声韵两个方面。《附会》篇说，文章必以“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意思即是说文辞色彩和宫商声韵是作品艺术形式的主体，犹如人体表现于外部的肌肤、声气那样。《文心雕龙》下半部有不少篇章专门研讨语言的运用，《声律》篇专论声韵，《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诸篇，分别论述骈偶、比喻、夸张、用典、字形、含蓄和警句等修辞手段，都属于形态色彩范围。于此可见刘勰对语言的高度重视。上文提到，刘勰、钟嵘评价作品，都强调风骨和文采相结合，这虽是从作品整体风貌上提出要求，但仍以语言为基础。因为风骨是指以质朴劲健语言为基干的爽朗刚健的风格，文采则指美丽和谐的语言色彩和声韵。萧统《文选序》指出《文选》选录史书中的一些赞、论、序、述，是由于它们富有“辞采”、“文华”、“翰藻”，也即是富有语言之美，这实际是《文选》考虑作品艺术性的首要标准。到唐宋古文兴盛而骈文势力渐衰，文人虽然不像过去那样强调语言的对偶和艳丽，但仍然从不同角度重视语言之美。例如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柳宗元说：“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也是从言辞、文辞着眼立论。直到清代古文家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提出衡量文章艺术性的八个字“神、理、气、味、声、色、格、律”，主要也是从风格、语言着眼。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文论家对作品的艺术性首先注意的是语言之美。此外，他们也重视抒情的真挚深入，写景状物的具体生动，到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