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碧妍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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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试读：
地图目次
图1 安史之乱前期河南节度使所辖十三州
图2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东巡路线图
图3 李光弼去世后的河南藩镇图
图4 大历十四年河南藩镇图
图5 李希烈叛乱时期淮西节度使辖境
图6 李希烈攻扰运路及唐朝运路图
图7 贞元四年河南藩镇图
图8 元和十五年河南藩镇图
图9 关中的五条主要交通线
图10 大历初期的关中四镇
图11 大历十四年的关中六镇
图12 贞元十九年底的京西北八镇及盐州
图13 元和九年的京西北八镇
图14 代宗初年吐蕃进攻长安路线图
图15 广德二年九月所设南、北二道通和吐蕃使
图16 大历末期关中的三大派系
图17 京东与河东的地缘模式
图18 大历初期京西神策军镇屯驻地
图19 《续通典》所载左右神策军镇屯驻地
图20 陇县千阳地区和长武彬县地区形势图
图21 邠宁庆地区军镇分布图
图22 唐末的神策军近畿八镇
图23 安史之乱前期河北朝叛对峙形势图
图24 安史乱前河北主要军镇分布图
图25 乾元元年十月相州之役爆发前的河北形势
图26 广德元年初设的河北四镇
图27 大历十一年的河北三镇
图28 贞元二年的河北五镇
图29 元和十五年的河北五镇
图30 长庆元年刘总拟分的幽州三镇
图31 永王东行路线图
图32 贞元三年之后的江东三镇
图33 元和十五年藩镇图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唐王朝以其辉煌的景象与气度一直以来备受世人的瞩目和推崇。“盛唐”是人们形容唐王朝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无论这一概念融入了多少后世想象或建构的成分，但作为这一概念依凭底子的“唐”，终究具有一种其他王朝所不具备的欣欣向荣的气质。然而，作为形容王朝性格的一个概念，“盛唐”也常常是与这样一个以它名字命名的时代挂钩的，这个时代就是“盛唐时代”。也就是说，“盛唐”概念的出世，常常只是人们截取了这个王朝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盛唐时代”，或者宽泛地讲，经常还包括了走向盛唐时代的“初唐时代”来进行概括的结果。换言之，当人们在使用“盛唐”二字形容唐王朝的性格时，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王朝生命历程的后一个阶段——中晚唐时代。
安史之乱一直被认为是由“初盛唐”向“中晚唐”转变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帝国开始步入江河日下岁月的分水岭。安史之乱后，地方诸侯林立的藩镇局面俨然形成，后者常被认为是将唐王朝拖向下坡道路的祸首，也正是世人在对“盛唐”的礼赞中，有意遗忘中晚唐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颇为矛盾的问题就在于，作为对帝国未来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一起事件，安史之乱并没有真正将帝国击垮。事实上，帝国不仅在乱后重新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在这样一个藩镇时代存在了约一百五十年，而这个时间，比一向被认为代表“盛唐”气质的帝国前期还要长。
如此看来，假若我们将安史之乱看作唐帝国所遭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藩镇涌现的局面，仅仅是帝国君主盲目草创的一种产物，更不是为了在乱后寻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地割裂王土的结果。相反，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甚至还包括帝国前期痼疾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另外，我也并不认为藩镇的存在就是必然会削弱帝国的政治权威与统治力并将其逐渐推向灭亡深渊的根源。因为在与藩镇的博弈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是如何通过不断地学习与调整，重新树立起它对藩镇的权威与控制力的；并且，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利用藩镇体制来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的。我想，也许这才是帝国在经历了安史之乱这波冲击后，得以幸存并又长存了一个半世纪的内在原因吧。
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对“藩镇体制”的优劣重作判断，而是希望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尝试着去理解帝国在安史之乱这场危机爆发后，于内地普设藩镇这种行为背后的政治动因，也尝试着去揭示处在一个藩镇时代的唐帝国，是如何通过重构藩镇的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来应对由藩镇所带来的紧张危机并重新树立其统治力的。而对于那些安史之乱爆发地的藩镇而言，这种危机与重构的运动也同样将在它们身上发生。于是，就在这场帝国与它的地方诸侯为应对各自危机所进行的重构运动中，新的政治对抗、新的地缘结构、新的社会关系也将因此产生，并将对中国历史未来的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本书以唐代后半期的藩镇为考察对象，不过，它并非一部与藩镇有关的专题史或断代史著作。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唐代后半期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政治群体的实证性考察，来对唐帝国得以成功渡过安史之乱这波危机，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成功建立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予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在这一目标下，我将对以下四个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我将对安史之乱这场改变帝国政治走势的重大事件进行一次较为细致的梳理。与以往研究多关注于安史之乱的背景，亦即仍旧立足于唐代前期的考察不同，我希望能在实际的叛乱过程中，去整理叛军内部，以及与叛乱相关的各种矛盾的发展趋势。[1]同时，对安史之乱的考察也不仅只限于叛乱本身，它同样涵盖了其他一些不与其直接相关，但依旧是由其诱发的事件，其中既有西部异族的动向，也有南部的中枢斗争。在我看来，这同样是考验帝国应对能力，以及为藩镇初步发展提供契机的试金石与舞台。
其次，我将对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与帝国的新政治对抗，以及帝国在此过程中所进行的艰辛而又成功的政治努力进行一番探究。由于这一时期藩镇体制业已确立，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整部书稿论述的重心。我们的研究将显示，安史之乱对帝国的影响，或者说，由这场叛乱衍生出来的藩镇危机，基本上到唐宪宗元和末年已经化解了。化解的标志是藩镇空间版图与政治版图重构的完成。有趣的是，帝国重构藩镇版图的方式及目标在不同的地区是完全不同的。但这种不同又是在重构过程中才变得逐渐清晰和明确的。因此它提醒我们，定义帝国与藩镇间权力与权益的地域性差异这时已经出现了。
再次，尽管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我仍旧希望对帝国在成功化解了朝藩矛盾后的控制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我的研究将指出，一种藩镇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如何渐渐侵蚀了帝国对地方的控制力。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帝国不仅解除了藩镇的威胁，而且重塑了自己的权威，但是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其实却弱化了。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将对唐帝国地缘结构与社会结构发展的总体趋势提供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同样是对藩镇时代意义的一种确定。
最后，借助对过去一百年来藩镇研究成果的整理，我将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其研究思路进行一些总结与反省。
在研究资料的利用方面，除了传世文献外，我也会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已出土的唐代碑志资料，努力将对碑志资料的解读运用并融入整体研究的肌理脉络中。此外，除了以历史学知识为本书研究的基础外，地理学也将是我们必须加以利用的一个知识领域。地理学的研究不仅要求我们时刻注意将历史过程与它所在的地理环境进行联系，也不仅意味着把事物放在地图上；实际上，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在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并且在对其中任何一个事物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它与其余的关系。[2]显然，藩镇研究是利用并展现这种地理学研究途径的极佳载体。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书也可以视为一部有关唐代政治地理学方面的研究之作。总之，我们力图在特定的时空界限内，通过围绕着藩镇而产生的一连串重要政治事件的细致解读，来对这些事件所依存并发生的那个时代的整体结构与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意见。
本书的正文将由四章组成，每一章即是对帝国一个区域的讨论。我们会选择这些区域中的一些甚至全部的藩镇进行考察，选择的依据完全基于论述主题，亦即它们在“危机与重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定。此外，对于四个区域的选择同样是我们依据主题而定的结果，关于这一选择的具体原因，我将在“代结语”中给予陈述。另外，选择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个区域为我们讨论的对象，也是基于在“危机与重构”这一大主题下，上述四个地区演绎各自重构路径的具体主题互有差异但又特色鲜明。总之，本书并不旨在对帝国的每个区域甚至每个藩镇的性格特征与发展面貌，进行逐一罗列与面面俱到的阐述，对象的选择与结构的安排完全是我们有意为之的结果。
在有关河南的第一章中，我首先以安禄山叛乱期间河南节度使人选的变更为线索，考察了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矛盾，并提出这种矛盾对于张巡的抗贼，以及他的这种抗贼英雄形象的塑造可能起到的作用。第二节则以元帅的设置为线索，考察安史之乱后半期河南政治地理的变化情况。我们将看到，经由安史之乱，河南的政治主导权是如何由河南当地军将势力逐渐让位于北来的平卢军的。第三、四节则是对平卢军势力崛起与湮灭过程所作的梳理，并引申出对此后河南地方军人集团诞生问题的探讨。
第二章论述的区域是关中。在第一节中，我复原了唐后期京西北八镇建立的过程及其与西部异族威胁的历史性联系。第二节则由外部的考察转向内部，我将对帝国打压京西北诸军团的过程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对“奉天之难”这一政治事件的再探讨。第三节与附录组成了对京东地带的一个讨论。第四节则通过展现神策军镇在关中空间中的演变情形，尝试对帝国经营及失去关中的原因进行一番解答。
第三章对河北的论述将是基于河北本身政治问题的一项研究。在第一、二节中，我结合安史叛乱期间河北政治走向的变化，对叛军集团的内部矛盾及内部结构进行了一次考察，这同时也可视为一项有关河朔藩镇形成史的研究。而紧接着的第三节，则是我对河朔三镇内部权力构造所作的一项带有比较性质的研究。相较于围绕朝藩矛盾展开论述的河南与关中，我们对相对独立的河北诸侯的考察则更多地集中在它的内部。不过在第四节，我仍将对河北与帝国的关系进行一些简单的勾勒。
在第四章江淮部分的第一节中，我将对安史之乱期间发生在南方的一起重要事件“永王之乱”的整个过程进行细致的剖析。第二节讨论的“刘展叛乱”则预示着江淮矛盾已由中枢斗争转向中原将领对帝国的威胁。第三、四节是围绕着一个新兴藩镇镇海军的崛起与陨落所作的论述，这一论述同样将帮助我们审视江淮藩镇与朝廷的关系，以及它们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
至此，我已对本书的研究动机、路径、手段、步骤等作了交代。既然我们的研究以藩镇为对象，因此在绪论的后半部分，我将对迄今有关唐五代藩镇的研究再进行一些简单的回顾。
二、研究现状与思路的反省
有关藩镇的研究，最早可以上溯至20世纪初，如孙诒让《唐静海军考》（《国粹学报》5：9，1909）、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连载于1930—1931年的《东北丛镌》）等。不过最初仍是以考证和史料编纂的性质出现。兼有少数点评式的论文，如马其昶《唐代藩镇论》（《民彝》1：4，1927）、于鹤年《唐五代藩镇解说》（《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5期，1935年3月8日）。除此之外，罗香林、贺次君等学者也有一些有关唐代藩镇的文章发表。虽然当时的藩镇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仍反映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但这些开创性的成果无疑为后代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史料与理论方面的基础。[3]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对藩镇的研究相对进入一个低潮期，而全面系统地展开对藩镇的探讨，主要是从80年代初才开始的。而在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却对藩镇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尤其是5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优秀论著大量涌现。不过在最近三十多年里，国内学者对藩镇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尤其是除了传世文献外，还积极利用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石刻史料等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问题，这些都必将把唐五代藩镇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基于近几十年来国内外有关藩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使得我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一番梳理成为可能。下文的梳理就将以“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为核心展开。“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一语，出于日本学者的论述。日本学者将藩镇研究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有关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另一块是藩镇辟召制与幕职官研究。[4]相较于现今国内学者对藩镇研究的概述，日本学者的这一划分方法更清晰，对藩镇问题的本质把握也更明确。[5]在这两块研究中，前者无疑是更为本质的研究对象，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揭示了藩镇问题的核心。其实，藩镇辟召制与幕职官研究同样可以被纳入“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之中。
关于藩镇问题的核心，即究竟什么是“藩镇问题”，国内学者对此也有过讨论。孟彦弘先生在《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一文中指出：“所谓‘藩镇问题’，是指藩镇的跋扈乃至反叛以及士兵的哗变，前者主要是藩镇针对中央的行为，后者是军人针对藩镇节度使的行为。‘中央—节度使—地方军人集团’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成为我们理解藩镇问题的关键。”[6]这一认识视角与日本学者对藩镇研究的划分有暗合之处，因为后者关于“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具体就是从“唐朝与藩镇的关系”以及“藩镇的军事构造”两方面来着手的。如果以上理解正确的话，那么用孟氏的“‘中央—节度使—地方军人集团’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来概括藩镇的权力结构就应大致无误，而探讨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以及藩镇的军事构造，就成为藩镇权力构造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
不过，地方军人集团虽然是藩镇权力结构中相当重要的一支力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一支力量，甚至在很长时期、很多藩镇中，它都不是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不妨将与孟氏视角相合的日本学者的定义范畴拉得更宽泛一些。即，从“唐朝与藩镇的关系”以及“藩镇内部的权力构造”两个视角来审视“藩镇的权力构造”。而以“地方军人集团”为表征的“藩镇的军事构造”其实只是“藩镇内部权力构造”中的一个层面而已。换言之，如果站在藩镇的立场来审视藩镇问题，我们既应该考察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即所谓“朝藩关系”[7]，也应该考察它本身内部世界的关系。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对于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进行。或者说，现今纷繁复杂的各种有关藩镇权力构造研究的表面论题，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思路：（一）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研究
这一领域的通观性研究首推王寿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8]一书，其书内容全面、统计精细，目前无出其右。在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研究中，中央的削藩措施是众多学者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有着眼于整个唐后期的[9]，也有针对特定君主在位时期的[10]，还有针对五代宋初的[11]。但总体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旧停留在作过多的表层论述而缺乏深入的挖掘，而且重复的研究过多，这极大地浪费了学者的精力和智慧。至于如何突破朝藩对峙这一认识范式，并将朝藩关系置于特定时空界限内加以理解的细致研究，目前看来也仍是值得期待的。
由于藩镇这一级的存在，中央与地方州县之间的关系在中唐以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藩镇时代中央与州县的关系，以及藩镇与州县的关系也成为近来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点。[12]（二）藩镇内部的权力构造研究
1．藩镇的军事构造研究
在藩镇的内部权力构造中，军事构造无疑仍是最为重要也是研究成果最为显著的。具体研究表现在由军队征集制度改变而引起的军士身份变化[13]，因与节度使亲疏关系差异而引起的藩镇内部军队性质与地位的不同[14]，藩镇军队的兵变[15]，藩镇的武职军将等研究上。[16]自从20世纪40年代日野开三郎教授的《中国中世的军阀》[17]问世以来，对藩镇的军事结构研究是目前唐代军制以及藩镇研究中最深刻、成果最显著的领域之一。
2．藩镇辟召制与幕职官研究
除了军事构造外，文职僚佐的辟召等问题也是藩镇内部权力构造的一个重要层面。其所涉及的相关专题也与前者有相似之处。[18]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藩镇与中央的关系、藩镇的军事构造，以及藩镇辟召制与幕职官研究占据了藩镇研究的大半江山。
3．藩镇与地方势力关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藩镇与地方势力关系的认识，有不少是在研究藩镇的阶级基础时涉及的。其中除了藩镇与职业雇佣兵的关系外，还包括藩镇与大土地所有者、破产农民、流氓无产者、商人、少数族裔的关系，等等。[19]但是由于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是在讨论藩镇的阶级基础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考察的结果不仅不够全面，而且有些有失偏颇。相较于国内的状况，日本学界对藩镇与地方势力关系的关注则由来已久，尤其是对藩镇与“土豪层”关系的研究，很早便已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20]不过，无论国内还是日本，近年来利用碑志资料对藩镇与少数族裔关系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则都是颇为显著的。[21]
当然，上述几个领域的研究并非完全孤立，其间也有明显的交叉性。但总体而言，就藩镇与中央关系立论仍是最为主要的视角，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学者对唐代藩镇类型划分的研究中。[22]相比较唐代的情况，五代的藩镇研究虽然整体数量偏少，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在藩镇内部的权力构造领域，出现了一部条理清晰且论述细腻的通贯性著作，即华人学者王赓武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23]。
从藩镇研究的现状来看，除了专题性的研究仍旧占藩镇研究的绝大多数外，王寿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24]等都可以说是综合性研究的重要代表。至于区域与个案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则更为丰富，这方面尤以海峡两岸近年所出产的硕博论文最为突出。[25]但个案研究的质量，除了利用敦煌文书所进行的有关归义军的研究已取得突出成绩并影响较大外[26]，其余研究似仍有整体提升的空间。
研究藩镇问题，对于如何把握和认识藩镇存在的这一时期，即中唐至宋初这一历史阶段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是极有帮助的。20世纪初，内藤湖南先生首次从社会性质的角度初步提出了“唐宋变革”的观点。此后中外学者对此问题都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尤其是近年来，“唐宋变革”更已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中外史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唐代或者说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曾经发生了重要变革。大多数意见认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标志。”[27]因此，把唐代后期的变化看成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打通唐、五代、宋史研究的断代界限，从而实现对唐宋变革之际的整体把握，几乎成为论唐史者的共识。正因为“自中唐以至宋初，从政治上看，实在是一整个连贯的时期”，而且“此时期的特点就是藩镇”[28]，因此研究藩镇问题无疑是认识这一变革过程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与切入点。
此外，由于唐宋变革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领域，而且由于这些发生在不同接口上的变革相互之间息息相关，因此，藩镇问题固然主要是指藩镇的军政问题，但我们在对藩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应该有意识地将社会、经济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并解构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历史现象，这样才能避免研究浮于表层，也才能达到对唐宋变革更为客观及实质的把握。所以，对于唐五代藩镇的研究，必须“同时兼有纵向的宏观性及横向的多面性”[29]，这样才能使研究更为全面与准确。
[1] 有关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研究是E. G. Pulleyblank（蒲立本）半个多世纪前的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中译本即将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不过正如仇鹿鸣曾向笔者指出的，对于安史之乱这一唐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令人疑惑的是，除了蒲立本早期开拓性的研究外，国内很少有专门著作对安史之乱的整个过程加以详细地考订。因此时至今日，对于这一改变整个唐史走向的关键性事件的实证研究，看来依旧显得有所不足。
[2] ［美]李峰著，徐峰译，汤惠生校：《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
[3] 参见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49页。
[4] 此划分方法见［日]高濑奈津子：《第二次大战后的唐代藩镇研究》，见堀敏一：《唐末五代变革期的政治与经济》，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第225～253页。
[5] 宋强刚《唐代藩镇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第16～20页）一文将唐代藩镇研究分为“关于藩镇割据出现的原因”、“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藩镇类型及内部组织结构的分析”、“唐中央和藩镇的斗争”、“对藩镇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新评价”五个部分。《二十世纪唐研究》（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58页）中关于藩镇问题的评述则更是细分成了“藩镇割据的经济社会背景”、“藩镇的政治体制”、“河北藩镇”、“藩镇与藩帅”、“使府用人制度”、“幕府和军将”、“藩镇的分类”、“藩镇动乱”、“藩镇割据与反割据”、“平藩和销兵”、“藩镇习俗”、“牙军与牙将”、“归义军的研究”十三个部分。就分类本身而言，日本学者的分类法无疑更具有逻辑性，作为专题名，“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以及“藩镇辟召制与幕职官研究”既可以针对整体，也可以针对个案。这相较国内学者将专题条目（如藩镇割据的经济社会背景）与个案条目（如河北藩镇）放在一起讨论要清晰得多。另外，分类的不同也体现了两国学者在分析框架上存在的差异。日本学者的分类虽然简练，但分析框架相对明确，这也说明他们对藩镇问题的认识相对更为成熟。
[6] 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7] 事实上还应该包括藩镇与藩镇间的关系，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常常内化在朝藩关系研究之中。
[8]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
[9] 如齐勇锋：《唐中叶的削藩措置及其作用》，《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陈文和、林立平：《试论唐后期南方相对稳定的原因》，《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等。
[10] 如黄新亚：《说玄宗削藩与安史之乱》，《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樊文礼：《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刘太祥：《试论唐德宗施政方略》，《南都学坛》，1991年第3期；李怀生：《唐德宗削藩战争的策略浅析》，《祝贺胡如雷教授七十寿辰中国古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伍伯常：《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藩镇战略格局的形成》，《东吴历史学报》第六期，2000年；Charles Peterson（彼得森），“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Emperor Hsien-tsung and the Provinces”，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ed. Arthur F. Wright（芮沃寿）and Denis Twitchett（杜希德）（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方积六：《略论唐宪宗平定藩镇割据的历史意义》，《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三辑；李焕青：《唐宪宗朝藩镇政策初探》，《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王朝中：《李绛藩镇对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郑学檬：《“元和中兴”之后的思考》，《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杨西云：《唐中后期中央对藩镇的斗争政策——从元和用兵到长庆销兵》，《历史教学》，1996年第7期等。
[11] 如樊文礼：《从宋初的改革措施看唐末五代藩镇的割据统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李昌宪：《五代削藩制置初探》，《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齐勇锋：《五代藩镇兵制和五代宋初的削藩措施》，《河北学刊》，1993年第4期；易图强：《五代朝廷军事上削藩制置》，《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易图强：《五代朝廷行政上削藩制置》，《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等。
[12] 这一领域早期的重要研究有［日］日野开三郎：《藩镇体制与直属州》，《东洋学报》43：4，1961。目今这方面的研究有：［日］郑炳俊：《唐后半期的地方行政体系》，《东洋史研究》51：3，1992；［韩］金宗燮：《五代中央对地方的政策研究——以对州县政策为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易图强：《唐代道、藩镇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已于2011年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等。
[13] 如［日］滨口重国：《从府兵制到新兵制》，《史学杂志》41：11、12，1932；［日］日野开三郎：《唐府兵时代团结兵的称呼及其普及地域》，《史渊》61，1954；《唐府兵制时代的团结兵》，《法制史研究》5，1954，两文后均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东京，三一书房，1980年；［日］菊池英夫：《唐代募兵的性质和名称》，《史渊》67、68，1956；石垒：《论五代变乱的直接因素及其与兵制的关系》，《民主评论》11：21，1960；石垒：《五代的兵制》（一）、（二），《幼狮学志》1：2、1：3，1962；胡如雷：《唐五代时期的“骄兵”与藩镇》，原载《光明日报》1963年7月3日史学版，后收入《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日］栗原益男：《府兵制的崩坏与新兵种》，《史学杂志》73：2、3，1964；［日］大泽正昭：《关于唐末藩镇军构成的一个考察》，《史林》58：6，1975；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杨鸿年：《唐募兵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结兵的探讨》，《文史》，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方积六：《关于唐代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齐勇锋：《中晚唐五代兵制探索》，《文献》，1988年第3辑；张国刚：《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88年第1期；张国刚：《唐代的健儿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国刚：《唐代团结兵问题辨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张国刚：《关于唐代团结兵史料的辨析》，《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赛时：《唐朝军队结构的变化与骄兵悍将的形成》，《齐鲁学刊》，1988年第5期；王赛时：《唐代职业军人的谋生途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2001年；孙继民：《唐宋兵制变化与唐宋社会变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6年第4期；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
[14] 如［日］日野开三郎：《五代镇将考》，原载《东洋学报》25：2，1938，中译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五代宋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日］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跋扈与镇将》，《东洋学报》26：4，27：1～3，1939—1940，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日］周藤吉之：《关于五代节度使牙军的一个考察——和部曲的关系》，《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1951；［日］矢野主税：《藩镇亲卫军的组织与性质》，《长崎大学学艺学部人文社会学研究报告》1，1951；［日］矢野主税：《牙中军统制的问题》，《长崎大学学艺学部人文社会学研究报告》2，1952；［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0，1959，中译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傅衣凌：《晚唐五代义儿考——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试论之一》，《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史学专号）；谷霁光：《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王育民：《论唐末五代的牙兵》，《北京师院学报》，1987第2期；来可泓：《五代十国牙兵制度初探》，《学术月刊》，1995年第11期；张国刚：《唐代藩镇军队的统兵体制》，《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国刚：《略论唐代藩镇军事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
[15] 如王寿南：《唐末变乱之分析》，《“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下册）］，台北，1989年；王赛时：《唐代中后期的军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何灿浩：《唐末地方动乱的新特点》，《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易图强：《五代藩镇动乱特征分析》，《历史教学》，1994年第2期等。
[16] 如：［日］曾我部静雄：《关于中国军队的编制名称——都与指挥》，《福井博士颂寿纪念东洋文化论集》，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69年；［日］渡边孝：《关于唐·五代的衙前称谓》，《东洋史论》6，1988；［日］渡边孝：《关于唐·五代藩镇的押衙》（上、下），《社会文化史学》28、30，1991、1993；［日］渡边孝：《唐藩镇十将考》，《东方学》87，1994；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永兴：《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杜文玉：《晚唐五代都指挥使考》，《学术界》，1995年第1期；刘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6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贾志刚：《从唐代墓志再析十将》，《'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黄寿成：《唐代的突将》，《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冯金忠：《唐代地方武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已于2012年由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等。
[17] ［日］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三省堂，1942年。此文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
[18] 相关研究情况可参见［日］高濑奈津子：《第二次大战后的唐代藩镇研究》中的相关介绍，第235～238页。国内方面有关藩镇幕职官的系统研究目前主要有两部，一部具有史料编纂性质，即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另一部则是基于制度层面进行综合论述，即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 如韩国磐：《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杨志玖：《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杨志玖：《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两文后均收入《陋室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黄新亚：《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辨》，《青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刘运承、周殿杰：《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学术月刊》，1983年第6期。魏承思：《略论唐五代商人和割据势力的关系》，《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张剑光：《唐代藩镇割据与商业》，《文史哲》，1997年第4期等。
[20] 如［日］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的叛乱为中心》，《史学杂志》66：2，1957；［日］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四川——以官僚统治与土豪的出现为中心》，《史学杂志》73：10，1964；［日］栗原益男：《关于唐末的土豪地方势力——四川韦君靖的事例》，《历史学研究》243，1960；［日］菊池英夫：《节度使权力与所谓土豪层》，《历史教育》14：5，1966；［日］伊藤正彦：《唐代后半期的土豪》，《史潮》97，1966；［日］清木场东：《唐末·五代土豪集团的解体——吴政权土豪集团的事例》，《鹿大史学》28，1980；［日］伊藤宏明：《关于唐末五代时期江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中国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日］大泽正昭：《唐末·五代“土豪”论》，《上智史学》37，1992；［日］大泽正昭：《关于唐末·五代的地方权势者》，《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念——中国的传统社会与家族》，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
[21] 如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日］森部丰：《粟特人的东方活动与东部欧亚世界历史的展开》，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0年。
[22] 比如大泽正昭从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着手，将唐代的藩镇分为分立志向型、权力志向型、统一权力支持型三种（见《唐末的藩镇与中央权力——以德宗·宪宗朝为中心》，《东洋史研究》32：2，1973，第146～147页）。王寿南的分类法与此相似，他将藩镇对中央的态度分为跋扈、叛逆、恭顺三种。张国刚则从藩镇的地理位置与作用出发，将唐代的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四种，其实这仍是基于朝藩关系视角的一种论述（见《唐代藩镇研究》［增订版］第四章“唐代藩镇的类型分析”）。此外论述藩镇类型问题的文章如［英］杜希德著，张荣芳译《唐代藩镇势力的各种类型》（《大陆杂志》，第66卷第1期，1983年），王援朝《唐代藩镇分类刍议》（《唐史论丛》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等多是秉持这一视角。
[23] Wang Gungwu，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the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3；其书中译本《五代时代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已由上海中西书局于2014年4月出版。
[24]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后出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25] 有关藩镇个案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在此不一一列举，较为详赅的介绍可参见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24页。
[26] 归义军的研究目前已形成一个专门领域，本文对此不再展开评述。
[27] 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50页。
[28] 于鹤年：《唐五代藩镇解说》，《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二十五期，1935年3月8日。
[29] 曾瑞龙、赵雨乐：《唐宋军政变革史研究述评》，《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5页。第一章 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
公元755年，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族统帅安禄山起兵反唐，拉开了历时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的序幕。无论是对于唐帝国还是其后来的人们来说，这场席卷北部中国的战争一直被视为帝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分水岭，甚至被认为是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叛乱初期的形势证明了安禄山军队的整饬有素，在毫无阻碍地穿过了他的辖区河北之后，安禄山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唐廷的军队逼上了与他对峙的前台——河南。而我们关于帝国重构的话题也将以这个东尽于海、西距嵩山、南濒于淮、北薄于河的河南地区为起点展开。紧邻河南西南部的是代表帝国王权的所在地——洛阳平原，以及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将与河南处在同一个政治单元下的汉东淮上地区。尽管东都洛阳与汉东淮上地区并非我们讨论的主角，但因为与河南的这层地缘政治关系，在我们讨论河南的政治话题时，它们同样是我们不会轻易忘记的对象。至于河南内部的地理环境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河南地缘政治重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将结合下文的论述一并讨论。第一节 河南节度使与张巡
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张）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
这段出于《新唐书·忠义传》“赞”中的记载描写了11世纪初宋真宗东巡中的一段经历。据说真宗来到了当时的应天府，途经一座先贤的祠庙，先贤磊落不凡的品行与功业深深吸引了当时的真宗，使其“留驾裴回”。在向旁人咨询了先贤的所行所事后，真宗决定将他们的业绩“著金石刻”，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先贤“忠义”的品质足以并且应当彰显于后世。
祠庙供奉的先贤是唐代的两位重要将领——张巡和许远。实际上，即使真宗不将他们的功业“著金石刻”，张、许的事迹也已经广布民间，并且，其实早在唐代，张、许就已经获得了“立庙睢阳（即宋代应天府），岁时致祭”[1]的荣誉。自唐以来，张、许的功绩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推赞。人们推崇他们的“忠义”乃在于在安史叛乱时期，张、许等人以寡弱的军队对抗数十倍于己的叛军，其坚守睢阳（宋州）等地，前后四百余战，杀敌十余万众，城破之日骂贼不屈而全部遇难。而因张巡等人死守睢阳一线长达年余，叛军错失了南下江淮的机会，而江淮地区恰是帝国的财赋来源地。[2]
对于当代的历史学家而言，张巡的这种坚守睢阳、保全江淮的意义也已为他们所认可。只要我们稍稍翻阅一些简明的通史类著作，我们便不难发现，有关安史叛乱初期河南战局的描述基本上就是围绕张、许的事迹而展开的。譬如：
河南方面，唐的地方官张巡、许远等，也在人民的支持下，坚强地守住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一线，遏阻了叛军南下的道路。[3]
在此前后，在南阳（河南邓县）和睢阳的战斗也异常激烈。南阳是江、汉的屏障，睢阳是通向江淮的要道，而江淮一带是唐朝的重要财富来源地。叛军占据中原地区后，江淮财富不得不经由江、汉二水运抵洋川（陕西洋县），再由洋川运到唐军的后防基地扶风（陕西扶风）。安史集团为了切断唐朝廷的经济命脉，接连派大军猛攻南阳和睢阳。唐将鲁炅守南阳历时一年，南阳失陷后又退保襄阳（湖北襄阳），抵挡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唐将张巡、许远苦守睢阳，和优势叛军前后进行大小四百余战，杀敌12万。睢阳最后陷落时，安史集团已丢失长安，无力再向江淮进扰。江汉和江淮地区的保全，使唐朝在经济上有所依赖，对战争的结局有重大影响。[4]
相似的论述也出现在由西方学者编纂的著作中，譬如崔瑞德（即杜希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就写道：
同时，他（指安禄山）的军队出击并占领了河南北部周围的地区。他在这里第一次遇到坚决的抵抗。汴州东面和东北面的濮州和曹州在叛军面前岿然不动，雍丘县一个足智多谋的地方将领（指张巡）的顽强抵抗使叛军不能向陈州南进。为了阻止叛军向西南进入长江中游，邓州节度使鲁炅奉命指挥一支基本上由黔中（今贵州）和岭南的非汉族部队组成的大军。虽然安禄山在756年阴历五月把他击退并围之于邓州，但他得到一支经蓝田关的来自京师的部队的救援，叛军被迫北撤。[5]
从史料记载看，安禄山率主力自灵昌（滑州）渡河，将战乱延伸到河南时为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当月，陈留（汴州）、荥阳（郑州）、东京就先后陷入叛军之手。次年正月，安禄山在东京称帝，并着手西进。不过由于安禄山的决意西进，所以尽管朝叛对峙开始于河南，但实际上河南并不是安史之乱前期朝叛对抗的主战场。如果我们翻看一下上引的这些历史著作，我们会发现，此时期的河南实际上也不是学者着墨过多的一个地区。不过，在这种有关河南的相对精简的论述中，张巡的话题却是人们都会谈到，也几乎是唯一会谈到的话题。
按张巡率兵抵抗叛军最初可能在天宝十五载（756）初，其为叛军所杀时为至德二载（757）十月。也就是说，张巡在陈留郡东部与睢阳郡西部一带与优势叛军对抗了将近两年。然而，现在引起我们重新探讨张巡问题的兴趣在于，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作为保全帝国经济命脉的功臣张巡，其身份实际上只不过是王朝的一名“地方官”。据史载，张巡起兵初的官职只是谯郡（亳州）太守属下的真源令，其手下之兵也多为临时招募的义兵。这种功绩与身份的巨大落差，不由得使人对唐廷在叛乱发生后所实施的河南政策产生怀疑。难道帝国真的准备依靠这样一位“地方官”和这样一批军队与叛军进行战斗？显然，唐廷不可能无视河南的重要性。事实上，早在安禄山起兵的当月，玄宗就下令“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6]。这是唐廷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于内地设立的第一个藩镇，其意义当然不可能被轻视。而且在张巡的时代，河南节度使作为负责河南军政事务的最高统帅基本是一直设立的。此外，诚如上引史论所显示的，学者将坚守南阳的鲁炅看作与坚守睢阳的张巡同等重要的人物。然而，鲁炅是唐廷任命的首任南阳节度使，也就是说，他的职责与他的身份是匹配的，而这与张巡的情况显然截然不同。
如此来说的话，我们的疑问产生就一点不奇怪了，既然在叛乱伊始，唐廷就已经在河南设立了节度使，那为什么在随后的两年左右时间里，我们却几乎看不到这些节度使有多大的表现？或者说，他们的作用为什么始终无法与张巡相提并论，以至于无法引起学者的关注，而河南的存亡最终还是不得不维系在张巡、许远这样的地方官身上？要解答上述的困惑，我想或许还是从河南节度使的选任中来寻找线索比较有效。因为我们发现，与张巡长达两年持之以恒地对抗叛军不同，河南节度使在这两年里却换任得相当频繁。
一、玄宗的意愿
叛乱发生后的第一任河南节度使是张介然，他在叛乱伊始就被玄宗任命为陈留太守、河南节度采访使[7]，领陈留、睢阳、灵昌、淮阳（陈州）、汝阴（颍州）、谯、济阴（曹州）、濮阳（濮州）、琅邪（沂州）、彭城（徐州）、临淮（泗州）、东海（海州）等十三郡。[8]（见图1）张介然通常是一个不被注意的人物，他任使极短，在他到达陈留后不久，陈留就被叛军攻陷，而他与在陈留的近万士兵也被安禄山所杀，帝国在河南最重要的军事基础就此瓦解。不过在这里，我们却仍旧要对张介然的出身给予一定的关注。据《旧唐书·张介然传》载：图1 安史之乱前期河南节度使所辖十三州（此图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9]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为底图改绘。以下未作说明的地图，皆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为底图。）
张介然者，蒲州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谨慎善筹算，为郡守在河、陇。及天宝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为节将，并委以营田支度等使。进位卫尉卿，仍兼行军司马，使如故。及加银青光禄大夫，带上柱国，因入奏称旨，特加赐赍。介然乘间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于帝城，乡里不知臣贵。臣，河东人也，请列戟于故乡。”玄宗曰：“所给可列故乡，京城伫当别赐。”介然拜谢而出，仍赐绢五百匹，令宴集闾里，以宠异之。本乡列戟，自介然始也。哥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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