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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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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风云试读：

简介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开国将军。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第一章　解密历史疑团

军统的前世今生

一、复兴社——传说中的“十三太保”。这个复兴社，简单地说，是一个忠于蒋介石的组织。复兴社的成立，最初源于黄埔四期生滕杰的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蒋介石看了这份计划书后非常赞赏，复兴社就这样成立了，其宗旨，就是滕杰讲的那几句话，这是明的，实际上，由于这个复兴社整个由黄埔学生组成，自然忠于他们的蒋校长。

滕杰，1905年生，江苏阜宁人，军校四期毕业。滕杰在军队中主要做政治工作，后来转入政界，他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人比起来，不是太知名。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所以我们在讨论黄埔四期生的时候，除了林彪、胡琏、张灵甫，不要忘了还有这个滕杰。

复兴社的骨干叫干事，也就是传说中的“十三太保”。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是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括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笔者稍稍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其实，也许不一定是13个人，也许多、也许少。中国人对有几个数比较偏爱，一个“三”、一个“四”，动不动“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再一个就是“十三”。

还记得“说唐”里边，靠山王杨林手下就有“十三太保”。好汉有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那一伙子人，有没有秦琼我忘了，反正单雄信才排第十六。到了单田芳先生那儿又给改成“十三杰”，可要排名的人又有十四个，否则秦琼排不进去。没办法只好把第十三杰说成是两个人：上首，秦琼；下首，四宝大将尚师徒。

昨日军统Zuo Ri Jun Tong所以排名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都是后人说的。

二、后来者居上——戴笠执掌特务处。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怎么这么复杂！那没办法，历史原本如此。力行社下面，有诸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务处。特务处处长，出乎意料地给了戴笠，副处长郑介民（同时兼任侦察科长）。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军界、政界最讲资历。戴笠的资历有点浅，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但在黄埔只是个六期生，郑介民可是二期的。郑介民一是不愿屈就在戴笠的手下，二也不爱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嫌层次太低，几次找校长，想调工作，都被驳回。

按：戴笠当处长，很多人反对。当时有几个人呼声很高，如桂永清、邓文仪、康泽，也包括郑介民，一水儿的黄埔学长，但最终戴笠后来者居上，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蒋介石把戴笠看得还是很准的，从此戴笠在特工这个领域中如鱼得水，大展其才。后来戴笠野心膨胀，到抗战结束以后，准备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但因飞机失事摔死。国民党海军建立，总司令正是当年被他PK掉的桂永清，这是后话了。

戴笠以他手下的“密查组”为基础，组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在此之前的1931年秋天，戴笠和蔡劲军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参谋的名义，分别召集了一批军校的同学，帮蒋介石搜集情报，叫做“密查组”，戴笠手下这一伙儿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十人团”。关于“十人团”究竟有谁，按沈醉的回忆，是戴笠、唐纵、徐亮、周伟龙、梁干乔、黄雍、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鳞。沈醉本人并不是“十人团”成员，他说的话，不一定准确。与“十三太保”不同，“十人团”是有着具体标准的。

邱开基是特务处最初的两个科长之一，郑介民是侦察科长，邱开基是执行科长。据邱开基回忆，戴笠曾对他讲过，所谓“十人团”，指的是特务处还没有成立之前，就与他一起“义务”地为蒋校长搜集情报的十个人，这其中，包括周伟龙，其他还包括谁，戴笠没有说。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梁干乔是特务处成立以后才加入“团体”的，黄雍则一直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工作，根本没有直接参与过戴笠的情报工作，显然不在其中。

按乔家才的回忆，是戴笠、唐纵、徐亮、周伟龙、张筱高、王天木、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鳞。这其中，少了梁干乔、黄雍两个人是对的；多了两个人，王天木是对的，他很早就跟着戴笠“跑单帮”，帮了戴笠很多忙。张筱高则不知何许人也。在这份名单中，明显拉掉了一个人——从进入军校六期就一直与戴笠、徐亮形影不离的王孔安，这才是真正的“十人团”当中的最后一位。

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徐府巷，后迁洪公祠，称乙地；另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的住宅设联络处，称甲地。乙地一般是不对外的，要到乙地办事，须先到甲地领介绍信。

按：戴笠与胡宗南是“铁哥们”，当时胡宗南已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这个鸡鹅巷53号就是胡宗南的驻京办事处，戴笠给他兼着驻京办主任。后来特务处成立，胡宗南将这个院子送给了戴笠。

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改变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8年4月，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局的了。

三、特务处的“天敌”——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左右，国民党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从分工上来说，两家各搞各的，党务调查科做党派工作，特务处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以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四五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国民党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伊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1935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非彼军统），局长陈立夫。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中影射的那位“易先生”）。

四、双峰并峙——“中统”与“军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中统”的事暂且不表。

军统局的局长，例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担任，此时是贺耀祖，戴笠为副局长。但蒋介石明确指出，实际的工作由副局长来负责。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力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在贺耀祖之后，还有林蔚、钱大钧。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掺和这些烂事）。终其一生，戴笠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笠死后，大约在1946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去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至于“中统”，则于1947年改名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1949年又更名为内政部调查局。

蒋介石靠黄埔起家，戴笠处处学他的“校长”，最重视学生，其实就是培养自己的班底。事实证明，后来军统的骨干，不是黄埔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出来的。1932年4月1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开办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

揭秘韩复榘被枪毙的内幕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了四个对日作战指导方案，在第一号训令中宣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五战区即苏北及山东省。在韩复榘看来，五战区司令长官非他莫属。但是，蒋介石却突然宣布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韩为副司令。韩复榘不服李宗仁，他以为自己多年紧跟蒋介石，到头来还不如发动过反蒋大战的李宗仁吃香，这自然加深了韩与蒋的矛盾。

1.韩复榘不战而退。南京被日军占领后，日军大本营急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强渡黄河，攻占济南。山东河防守将谷良民得报日军乘夜渡河，一面调军阻击，一面急报韩复榘。韩接报告后说道：“日军炮火凶猛，矶谷第10师与板垣第5师又是日军精锐，我军无大炮，绝对挡不住日军渡河。”并悍然下令撤退。

济南正当津浦路与胶济路交会处，北通德州，南通泰安，东经胶济路可通青岛。济南若失，日军便可沿铁路长驱直入，不但可控制山东全省，且能迅速打通津浦路，连接华北、华东战场。蒋介石闻报日军已渡河，进兵济南，严令韩复榘统军依托小清河，死守济南。韩得令，却告左右道：“第3集团军只有5师1旅加几个民团，总计不过8万人枪，多是轻武器，尤其没有重炮。蒋有百万军，一应装备俱全，不死守南京，却要我死守济南，岂非不公！”遂不理蒋命令，统军撤出济南。

韩复榘在撤出济南以前，以“焦土抗战”为名，纵兵在济南等地大肆焚烧抢劫，并向各县强征“救国捐”：一等县20万元，二等县15万元，三等县10万元，逾期不纳，即拿县长是问。限令即到，县长不敢违抗，遂向百姓勒索。人民叫苦连天，致有不少跳河和悬梁自尽者。韩又命令心腹把民生银行和金库里的1.5万两黄金、3万两白银全部装好，连夜装车运到河南洛阳，在韩的纵容下，韩部官兵连抢3天。各银行、面粉公司、大纱厂及其仓库，均被抢劫一空。在撤离济南的前一天，韩复榘下令焚烧省政府各厅局、法院、兵工厂、前总督署等处建筑物。顷刻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日军于12月27日进占济南。蒋介石在武汉闻报韩又不战而失济南，勃然大怒，骂道：“韩贼性不改，仍存保存实力之念，拥兵自重，不战而退，连失黄河天险与济南，致津浦路与胶济路门户大开，须军法从事。”欲令解除韩之职务，李宗仁建议缓图，以免激韩叛变，蒋从之，遂抑制心头怒火，好言劝令韩改守泰安，不得再退。李宗仁亦劝韩以大局为重，守住泰安，万不得已，也要循津浦路节节设防，阻敌南犯徐州，或退守津浦路以东沂蒙山区，威胁日军侧翼。韩告众将道：“蒋要我守泰安，是想我成为日本人的肉包子。”遂不理蒋、李二人将令，且复电李宗仁道：“南京不守，何守泰安？”当下又统军退出泰安及其以南各城，让开津浦路正面，向西撤往鲁西豫东，后方机关、民团更撤往豫西南阳漯河一带。

2.蒋介石设计诱捕。因韩复榘不战而退，日军于1937年12月31日得泰安，1938年1月2日得大汶口，1月5日得济宁。另一路日军沿胶济线东进，于1月2日得青岛，战局急剧恶化。而此时蒋介石又得到密报，刘湘、韩复榘、宋哲元准备联合倒蒋，蒋遂决心杀掉韩复榘。

蒋介石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会商后，决定诱捕韩复榘。便传令李宗仁召集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到徐州开会。韩乘自备钢甲列车抵达徐州，会未开完，忽得蒋从武汉发来军机密电，告说定于1月11日在河南省城开封召开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高级将领联席会议，两战区师以上将领，凡能离开阵地者，务须一律到会。

韩初时犹豫，思及自己屡抗军令，不战而失黄河天险，又连失济南、泰安、大汶口、济宁各城，让开津浦路正面，又以南京失陷为借口顶撞过蒋，恐蒋以计诱捕，转而思及会议规模大，李宗仁并师以上将领一并与会，又有心腹将领孙桐萱等人并一营卫队护卫，应无大碍。韩反复思虑，又作过应变准备，便乘钢甲列车抵达开封。

1月11日下午7时，蒋抵开封，令趁夜开会。会场设于河南省会议厅。韩将一营卫队留在钢甲列车上，只带4名卫士与孙桐萱等乘车赴会。车至政府大门，见电灯旁贴一通知，上书“凡与会将领均在此下车。”韩与诸将下车入内。至第二道门，左旁屋门上贴一告示，上书“随员接待室”，4名随身卫士便被留在接待室中。韩仍不疑有诈，与诸将继续前行，至第三道门，是副官处大厅，又有一通知，上书“奉委座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会议厅，须将随身武器，暂交副官长保管。”韩见如此戒备森严，要求层层加码，心中起疑，欲待退身，已入重地，身边再无一卫士相护。又见诸将皆从容拔出腰中佩枪，交给副官处，会务人员亦认真出具存枪收据，韩勉强打消疑虑，将所带两支手枪交于副官处。韩步入会议厅，择席而坐。旁边一将正是原第一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思及刘峙指挥平汉线作战，一溃千里，有逃跑将军之称，已被撤去职务，正可攀比，遂又放心。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脸色铁青，目光咄咄逼人。劈头便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座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今天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由谁负担？”

韩复榘没想到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直接将矛头指向自己，他一听火从心起，从位子上霍地站起来，毫不客气地顶撞道：“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呢？”韩复榘的话没能讲完介石一拍桌子，正颜厉色地说：“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韩复榘正想开口反驳，刘峙拉住他的手劝道：“韩主席，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刘峙拉着韩从会议厅的边门走出去。韩气呼呼地，脖子拧着。刘峙装出极关心而且亲热的样子，拉着韩的手向院子里走去。院子里早预备了一辆汽车，刘峙说：“韩主席，上车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复榘不知是计。刘峙向司机使个眼色，立即把车门关了。刘峙招手说：“韩主席，你一路好走，我还要回去参加会议！”小汽车前座上早有两个人等在那里，等车子开动了，那两个人迅速从前座钻到后座上来，一边一个把韩复榘夹在中间。其中一人掏出一张逮捕令，韩这才恍然大悟，但表情极为镇静。他从车窗向外一望，只见路两边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汽车飞快地驶到开封火车站，从一辆专车上走下两个特务把韩拖出来，推拥着上了火车，沿途不停，直达武昌。

3.秘密枪毙韩复榘。1938年1月12日夜晚，两个押送韩复榘的特务把他交给“军法执行总监部”，软禁在一座二层楼上。到这时韩才清楚，这两个押送他的人正是特务头子戴笠和龚仙舫，因戴曾与韩有仇，戴显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韩复榘被软禁了7天，1月19日蒋介石才组织军法会审。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在浚为审判官，贾焕臣等为军法官。21日上午，刚组成的军法执行总监正式对韩复榘进行审讯。坐在被告席上的韩复榘面色苍白，但表情沉静两眼仍然有神，显然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何应钦问他：“你不遵命，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烟民购买鸦片等项，这许多罪行，已经查实，你是否有话申辩？”韩复榘只是昂首微笑，一句话也不答复。几个陪审的法官一再追问，韩依然一言不发傲然视之，审判毫无结果。

24日晚上7时左右，有一个特务到楼上来对韩复榘说：“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韩复榘信以为真，就随着那个特务下楼了。当他下到一半时，只见院子里布满全副武装的哨兵。他知道，这一次是死到临头了。韩复榘想开溜，对那个特务说：“我脚上鞋小，有些挤脚，我回房换双鞋再来。”他边说边回过头去，脚刚向上迈出一步，站在楼梯边的那个特务就向他的头部开了一枪。第一枪没打准，韩复榘回了一下头，说：“你打我的胸……”话没讲完，身后连续响起枪声。韩复榘向前挺了挺身子，歪倒在楼梯上。结果他头部中两弹，身上中5弹，仰面向天，眼睛还睁着。这年是韩复榘本命年，他正好48岁。

韩复榘的灵柩葬于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墓前立一石碑，上刻“韩复榘之墓”。韩复榘死后，《中央日报》向全国发布消息，并宣布了他的十大罪状。

悲壮的西路军

1983年7月28日，陈云（中）、李先念（左）、徐向前（右）在人民大会堂。由于这三位西路军历史亲历者的干预，邓小平的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据遗嘱，他们的骨灰都撒在了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作为当年西路军的主要领导者，徐向前和李先念在晚年最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谈到西路军。“父亲心头非常怀念当时在一块儿英勇奋战，特别是牺牲了的西路军将士。”在接受《西征的红军》摄制组采访时，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说。“爸爸临终时曾跟我讲，再让国家花一次钱，把我的骨灰撒在祁连山，他要跟西路军的烈士在一起，最后也要在一起。”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说。

1990年，徐向前去世。1992年，李先念去世。根据遗嘱，他们的骨灰都撒在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失败以后，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将西路军的失败归根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其实，当时西路军尚存1.5万人，并没有彻底失败。

在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此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基本的调子都与此相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成为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直到改革开放后，由于亲身经历者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人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

朱玉回忆说，“1980年春，奉组织之命，我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我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原来西路军西进是肩负打通国际路线，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的任务，（西路军的）整个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0年12月2日，朱玉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同样，作为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陈云和李先念在1981年11月22日的谈话中说：“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加上陈云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份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致邓小平的信中说：“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但由于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只限存档，因此，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新结论并不为史学界及公众广泛知晓。

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在朱玉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麻琨的帮助下，他们寻找散落在甘肃、陕西、青海、江西、北京等地原西路军战士和他们的子女，采访到了50个老红军，另外40多个人是他们的亲人和子女、朋友、研究者。

由于历史原因，西路军留下的历史材料很少，能为电视所用的材料就更少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材料，只是一些老照片。就连这些照片，也是当年屠杀西路军的马步芳用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才流传下来的。

记忆中的战场。1936年的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会师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党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

那时的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先期于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过黄河，先北进一条山地区，后又西进河西走廊。这时，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国民党部队切断。

就这样，西路军走上一条坎坷路。

1936年11月16日，攻占了古浪城不久的红九军被敌人团团围住。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共毙伤敌人2000多人，但己方损失达2400多人。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

在高台的一仗也异常惨烈，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回忆说，红军刚进高台城，敌人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一仗打了20多天，2000多红军面对的是2万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敌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2000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接下来的临泽倪家营子之战打了40多天，在6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西路军尚余存的1万余名将士全军覆没。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400余人，冒死穿过祁连山冰山地带，突围到达新疆，在新疆组建统一战线的陈云和滕代远接应了他们。

西路军缘何惨败？军史专家郝成铭考证，敌军总兵力达18万，而西路军仅有21800人。而且马步芳的部队多为骑兵，而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19个月的西路军多是步兵。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保障，没有人员和弹药的补充，西路军劣势昭然。

零下30摄氏度，红军还穿着单衣单裤。红三十军警卫排班长岳仲连只好把地主家的毡拿来，“剪一个方方正正的，当中剪一个洞，从脖子套下去，弄一个草绳这么一拴，这就是我们的棉衣。脚上没有鞋，就把毡子弄到脚上，一下子包住，用一个绳子拴住。冻坏了就烤火，结果烤了耳朵掉了，鼻子掉的，手掉的，脚掉的，也没有人叫疼，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让总编导江宁不能忘记的是对李先念的警卫员张毅的采访。“敌人把我们包围了三层，天天进攻，天天打，白天晚上打，没有喘息的机会。到后来手榴弹打没了，子弹很少了，步枪不敢放枪了，最后就是拼大刀。”

原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回忆道：“一个小号兵爬到我背上，把我当他的工事了，结果（子弹）打在我的身上没有伤到心脏，打过去正好打在他的心脏，当时就牺牲了。当时环境艰苦，受伤要用脱脂棉上药，没有棉花只能用羊毛上药，结果伤口它不愈合，反而长出来了，又把它割掉再上药，然后它又长出来了。”

最悲壮的是总供给部长郑义斋的死。在石窝战斗的前一天，总供给部长郑义斋接到总部命令，要他将西路军的全部经费送到总部去。郑义斋把自己的衬衣全部扯成条条，让怀孕8个月的妻子杨文局把经费封好，带着经费和几名战士一同前往总部所在地。刚走到半路，敌人就发现了他们。郑义斋让自己的警卫员把钱带上先跑，自己和另外一个警卫员曾少章断后。

在郑义斋的火力掩护之下，小张带着西路军的经费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将资金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总部首长手中。但郑义斋的子弹打光了，身上五六处中弹。为避免当俘虏，郑义斋命令曾少章开枪打死了自己，曾少章随后自尽。

据后来统计，西路军牺牲人数达7000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战士4500人。

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认为，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女性的逃亡。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决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有2400多男红军战士被就地活埋，有的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

几乎所有女红军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辱，这让江宁无比痛心。

当时担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的张力雄回忆说，“他们（马步芳部队）把俘虏的女同志，拿去集体轮奸以后，把衣服裤子脱下来，阴道上插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当时的红军总医院二所护士牟炳贞描述得更是触目惊心：“一把把你抓起来，裤子脱掉，把树削得尖尖的……就这么死掉。”

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被俘后，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被俘的女红军被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四处飘零。

为了生存，为了今后能够回到红军队伍中，许多女红军都选择了先服从、再逃跑的权宜之计。女子工兵营的指导员刘汉润当时想的是，“先把这条命保出来，我将来再革命嘛”。

妇女独立团的王泉媛（王首道第一任夫人）被一个叫马进昌的看中了，挑回家当了小老婆，但她心里想的是“我没死，没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打死了就没办法。我就想点办法，走得脱就走”。直到1939年3月，总算有了逃脱的机会。王泉媛和女战士王秀英趁马进昌外出修路，女扮男妆，翻窗逃走，一口气跑了90多里路，直奔去兰州的大道。

终于逃脱魔窟，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没想到她们已经不能再回到革命队伍里了。按照当时的规定，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更何况王泉媛头上还戴着马步青干女儿、马进昌小老婆的帽子！

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了王泉媛5块钱，把她送出了门外。后来她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靠乞讨回到了家乡江西，从此隐姓埋名。

50年后，当恢复老红军战士身份的王泉媛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见面时，两人老泪纵横，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啊……王泉媛只是放声大哭。

就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战场上，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在一块门板上生下了她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孩子。因为戈壁滩上天气寒冷，她因产后失血过多而昏迷，但孩子最后被埋在沙漠里。

战斗结束以后，陈昌浩去看望刚刚生过孩子的妻子。陈昌浩安慰妻子，说自己没尽到责任。张琴秋说她也能理解，目前要以大局为重，孩子以后还可以再生。但她没有料到，她因此永远都不能生育了，还落下病根：1949年以后，她只要听说河西走廊找到红军留下的孩子，她神经会紧张好几天，还会发作妇女病。

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演员陈淑娥，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长征路上好上了。他们没有对外宣布结婚，也没有开会，生了个孩子。西路军兵败，陈淑娥也没能逃脱被俘的噩运，因为她年轻貌美，被迫当了马步芳部队一个军官的小妾。为了保护她和孙玉清的孩子，她受尽屈辱，顽强地活了下来，以一生为代价保存了烈士的遗孤。

在丈夫郑义斋牺牲后，杨文局怀着8个月的身孕，在祁连山中被马匪俘虏。结果在押解过程中，因为她要生孩子了，敌人把她丢掉了。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杨文局生下了郑义斋的遗腹子郑盟海。

就在杨文局饥寒交迫、在逃亡路上快冻死时，一个路过的皮匠救了她，后来成为她的丈夫。因为这个婚姻，杨文局才能够躲开马步芳部队的搜捕，把她和郑义斋的孩子抚养成人。

终于等到1949年，解放军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杨文局骑上毛驴，翻山越岭寻找部队。此后她先后担任了永昌县妇联主任和酒泉劳改局被服厂厂长，一直工作到退休。

女红军在西路军失败时，或牺牲，或被俘，或散落民间，能够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据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统计，甘肃省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231人，其中多数为原西路军女战士；青海各地散落民间的女红军，还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军女战士。

硝烟之后，命运在继续。战争年代，人的命运真是难测。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组织上原先准备将他由军政委降到营级干部，经毛泽东干预才作罢。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枪毙。

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政委宋承志当时受了伤，躲在一个山洞里。当他已经放弃一切希望时，李先念的左支队带上他们去了星星峡。建国后，宋承志成为了炮兵司令。

更多的西路军战士没有像宋承志这样的幸运，一辈子成为种地农民。赵明祥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的马夫，在红柳园子一仗中不幸负伤被俘，他只能选择留在安西县，靠给人打长工、放羊、挖煤维生。直到1950年，他参加了农会，组织民兵进山打土匪，表现积极，才获得重新入党的机会。

原红五军通讯连排长易明清，在石窝山战斗中负伤，他的腿折了，不能跟着转移的部队走，躲在石窝山下的康隆寺里养伤。但是，腿好了以后，易明清成了石窝村的村民，再也没有离开石窝山。

西路军的军政委员熊国炳，在西路军被打散以后，就留在当地当了农民，再也没有回家乡。他觉得自己无脸回去，因为从家乡带出来了那么多的年轻人全部死在战场上，从此他隐姓埋名，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大雪天里被活活饿死。

原西路军班长王怀文在梨园口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片击中，腰和腿严重受伤。在生死存亡之际，遇到了正好路过的老道士徐合德，他冒着生命危险先后5次将王怀文转移到不同的山洞里，每天给王怀文送水送饭，敷药治伤。伤虽然好了，可是王怀文的一条腿却瘸了，腰也直不起来。王怀文伤愈之后，就在张掖安下了家，结婚，生子。

在西路军政治部工作的肖成佳在古浪战役中，全身多处被弹片击中，卫生员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在经过短暂的逃亡后，肖成佳被马家军的骑兵押回老家江西省泰和县，母亲用30块大洋把他赎了出来，一直在家务农。

在采访过程中，最让江宁感动的人，来自王怀文。“他经常跟人家宣传说，我当了红军活下来了。你看和我一块儿的、那么多的战士、干部、英雄都比我早死几十年了。我活下来了，而且浑身钻了8个窟窿还没死掉。”

即使在和平时期，散落在乡村的西路军战士的日子也充满了动荡。“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1967年，61岁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后，仍然被投进了监狱，3个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

1983年，回到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老战士、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和伍修权分别以个人名义，致信给中共中央，反映流散在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生活困难。不久，胡耀邦批转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要求他们出台联合政策，适当给予照顾。此次出台的政策是给每个老红军提供免费医疗和每年500元钱；另外，将以前颁发的流落红军证换为红西路军老战士证。这些举措令西路军老战士扬眉吐气，挺起了腰杆。

江宁在去采访王泉媛时发现，她的精神比10年前应启明去采访时要好得多。随着物价的上涨，她的待遇也上涨，不仅享有普通老战士每年应有的1000元钱，她还享受当地退休副局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据朱玉透露，这样的政策只限于个别省份，遗有西路军战士的湖北、江西、安徽并没有执行这样的政策。

陈云在长征路上为何“神秘失踪”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人们在谈到长征这一段历史时很少提及陈云。其实，陈云也参加了长征，尽管由于中央的特殊安排，陈云没有走完全程。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把长征的胜利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并开列了18位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名单，其中就提到陈云。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率领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一、二纵队（对外称红星、红章纵队）从瑞金出发，红一、三、八、九军团随后从各自驻地出发。

当时，中央红军撤离苏区之前，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向红军第五、第八、第九军团派中央代表，并决定由陈云担任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

五军团担负殿后任务。10月18日，陈云随红五军团从兴国县曲利出发，踏上了漫漫征途。红五军团担负的全军后卫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当时红五军团只有两个师6个团的人马，要挡住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谈何容易！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移时，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不久，红五军团在湘江之战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几乎陷于全军覆没的境地。此时的陈云也越来越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他和大多数红军战士一样，急切地盼望红军能够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

1935年初，刘伯承和陈云率领军委纵队成功地渡过了乌江天险，于1月9日进驻贵州遵义。

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陈云在发言时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

红军离开遵义后，改向川南方向前进。在土城一仗中红军失利，中央决定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陈云彻夜未眠，仅用10个小时便完成了所有任务。

为了进一步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金沙江，转入川西。陈云和刘伯承分别被任命为渡河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和司令员，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共同组织部队过江。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长征队伍中突然不见了陈云，连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陈云到哪里去了。

原来，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的作战。于是，中央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到上海完成这一使命。

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少数核心领导人知道。二渡赤水后，潘汉年即奉命先行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到上海后与陈云会合。

遵义会议后，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的天全县后，陈云才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

西路军兵败后陈昌浩销声匿迹的真相

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后，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似乎销声匿迹，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渡黄河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

陈昌浩生于1906年，卒于1967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真正称得上是大起大落的人物。他1930年11月从苏联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

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陈昌浩时，满怀深情地说：“他是我们的恩师和带路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自西路军兵败后，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多少后人要问：“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多少当年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纷纷现身说法，为他们的老上级，老首长做一个历史证人，给后人一个合情合理的交待，还历史本来面目。

1935年，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下约8000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

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涛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恐怕盖出于此。为陈昌浩日后不得复出埋下伏笔。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洁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再说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也是“党指挥枪”，重兵在握，拥有八万人马，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要想致毛泽东死地，相信易如反掌，可是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意思。即便当时没有“密电”一事，陈昌浩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概因陈昌浩已经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激烈路线分歧斗争漩涡之故。

西路军几万人马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此，造成这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一个人的身上，这已经成为党史界的共识。在短短几个月中，“中央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中央军委”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将士被屠杀殆尽。

在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时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陈昌浩、徐向前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最后直至全军覆没。

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才敢于触及西路军兵败这个禁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的汇报文件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一年时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1983年3月8日，陈云对李先念的《说明》作出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同年3月12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朱玉）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选送的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拆了重印、重装。现在的众多资料显示，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正是执行了中央军委的电令，在率军渡过黄河之后，在祁连山与大漠之间的数千公里的狭长地带，遭到以回民为主体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骑兵部队的围剿，几乎全军覆灭，成为红军战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作为一位政治家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人生最大的悲叹莫过于最后没有归队，没有在抗日战场发挥作用。

西路军兵败后剩下不多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陈昌浩、徐向前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1937年6月的一天，陈昌洁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其实，就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看，即便是陈昌浩也与徐向前一起到达延安，中央也得找一个西路军兵败的替罪羊。陈昌浩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就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但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是党中央没有收到陈昌浩的信，还是历史和党中央遗弃了他？没人能说得清楚。

期间，蔡畅曾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可见陈昌浩回国的愿望一直没死，他反复多次给党中央写信，带口信，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回国参加工作，可以看出那个年代，一位曾经的红军高级将领报国的决心还是高于一切的。

1951年，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得以回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陈昌浩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追击。他在“文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这年，他61岁。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第二章　红军的先烈们

中国工农红军建制全面介绍

中国工农红军　简称“红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由中国工农革命军及其他革命武装于1928年5月以后陆续改称，它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指引下不断发展壮大，先后组成了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建立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川陕、湘鄂川黔、陕甘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数次大规模的“围剿”。至1933年秋，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人。但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并受到很大损失。除陕北红军外，各地红军都先后退出原来的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险，于1935年9、10月和1936年10月先后到达陕北，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约3万人。抗日战争开始后，主力红军改名为八路军，坚持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8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名为新四军。

红三军　赣西南之红三军。其前身为赣西南之红六军，于1930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红三军编入红一军团，黄公略任军长，8月间由蔡会文任政委。

湘鄂西之红三军。1931年3月由红二军团改称，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万涛、关向应先后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师（由红二军改编，师长孙德清）、第八师（由红六军改编，王一呜、许光达先后任师长）、第九师（由新六军组成，师长段德昌）。1932年1月下旬至3月一上旬，在襄河以北攻势作战中，全军发展到15000人。后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月底退出洪湖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2月到达湘鄂边。从1933年i月起，转战于湘鄂川黔边。1934年9月，在黔东的松桃、印江、德江、沿河和四川的酉阳等县边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0月，与转战到达黔东的红六军团在印江县境内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并以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

红四军1928年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会师。5月4日，根据湘南特委的指示，两军在宁冈碧市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25日，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全军编为3个师，后又改编为6个团和一个教导大队，约万人。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红四军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剿”和“会剿”。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部队改编为纵队，建立了政治部，此后，红四军同当地人民武装转战赣闽粤，粉碎敌“三省会剿”，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党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1930年春，以红四军为基础，扩编为红四军和红十二军；6月，编入红军第一军团。

1929年7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经改编后，亦称红四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政委（未到职），全军约1500人。

1930年7月，湘鄂西红四军与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二、六两军组成红军第二军团。

1931年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亦称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委，全军约12500余人。1931年11月上旬，鄂豫皖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组成红四方面军。

红五军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湖南平江的革命士兵（主要是湘军独一认第五师的第一团）和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后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简称“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兼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下辖3个团另3个连，约2000余人，黄公略任第四团党代表。平江起义后，红五军作战频繁，损失较大，遂将部队改编为5个大队，不久又与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地赤卫队混合，扩编为10个大队。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留下的部队由黄公略率领，在湘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1929年l月，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红五军与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下坚持井冈山斗争。193。年6月，红五军同红八军（由红五军第五纵队和鄂东南地方武装于1930年5月合编而成）组成红三军团。

红六军　大革命失败后，鄂西洪湖地区在周逸群、段德昌领导下，逐步建立了几支革命武装，1929年合编为中央独立师。1930年2月5日，中共鄂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将独立师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简称“红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因病离职，由旷继勋继任），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7月初，红六军与红二军（原湘鄂西之红四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军第二军团。

1929年7月，鄂西长阳地区的革命武装组建了红六军。李勋任军长，下辖两个师，约3000余人。8月间，红六军于首战告捷之后，遭敌伏击，部队溃散，鄂西长阳之红六军至此即告失败。

1930年1月，中共赣西、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赣西南地区的4个红军独立团改编为红六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下辖3个纵队。1930年7月，红六军改为红二军，编入一军团。

红七军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后，以参加起义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一部和右江农民军为基础，建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红七军成立后，粉碎了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多次进攻，坚持了右江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2月，广西左江地区成立了红八军，不久遭敌进攻损失严重，余部于8月几经转战到右江，编入红七军建制，红七军发展到近万人。11月上旬，红七军在河池召开整编大会，将3个纵队改编为3个师。此后红七军主力转战黔、佳、粤、湘、赣5省边境，经大小战生百余次，行程12000余里，于1931年2月到达湘赣边的永新，7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尔后编入红三军团。

红十军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了弋阳、横峰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军。1928年夏，改称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1929年4月，部队发展到上千人，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此时，赣东北根据地与闽北根据地连成一片，闽北武装改编为闽北独立团.1930年7月，按照中央指示，闽北区和赣东北区合并，7月21日，赣东北和闽北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军长方志敏（后为周建屏），下辖第一、第十、第十九团，约1500人。1933年1月下旬，红十军奉命调往江西的贵溪上清宫与中央红军会师，改编为红十一军，归红一方面军指挥。

红十一军1928年1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将参加过黄麻起义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7月，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全师分编为4个大队。1929年5月6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发动了商南农民起义。9日，在南溪将起义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下辖两个团。193。年l月20日，中共安徽六安中心县委在六安、霍山农民起义后，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徐百川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团和一个特务队。红十一军成立后，先后进行了开辟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0年2月，鄂豫皖边特区成立。3月18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将红十一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直属党中央指挥。193。年5月，中共东江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东江地区的武装组建了红十一军第二师，下辖3个团和一个教导营。古大存任军长，胡丙泰任政治委员。后来，由于中共东江待委执行“左”倾错误政策，在攻克梅县县城后，接连失利。1931年秋缩编为珠立师第二师，1933年上半年失败后分散。

红十二军1930年3月，闽西根据地举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将闽西各县赤卫团合编为红军第九军。4月，中共闽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红九军改为红十二军。伍中豪任军长，邓子恢任政治委员，辖3个师，约3000余人。6月，红十二军主力在福建汀州被编入红军第一军团开赴江西，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留在闽西的红十二军一部同地方武装合编为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合编为新红十二军。贺沉洋任代军长（后中央派左权接任），施简任政治委员，辖3个团，约3100余人。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新红十二军重归红十二军。游端轩任代军长，黄苏任政委。新十二军直属红一方面军建制。1933年6月，新十二军改编为独立第一团。

1929年7月，鄂东南大冶中心县委把该地区的起义武装改编为红军第十二军，约200人，由谢振亚负责。同年秋，红十二军编入由江西转战至鄂东南的红五军为第六纵队。1930年6月，鄂东南红八军成立，又改为第三支队。支队长谢振亚，政委彭雪枫。

红十四军1929年冬，党中央、江苏省委决定将红军江苏第一大队和如皋、泰兴红军一个大队合编，在苏北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任命何昆（李维森）为军长，李超时（通海特委书记）兼政委，薛衡竟为参谋长，余乃诚为政治部主任。红十四军成立后，活动在江苏省通海如泰地区，包括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泰县、靖江、东合8个县。1930年10月间，由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通海如泰地区的影响，红十四军主力部队被敌人打散，许多指战员英勇牺牲，少数同志转移到中央苏区，还有一些隐蔽下来继续坚持战斗。

红二十五军　始建于1931年10月，属红四方面军建制。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1932年10月间，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留下红二十五军一部坚持斗争。1932年n月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辖第七十四师（由原红二十七师改编）、第七十五师及一个特务营，共约7000人。1933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演（川）麻（城）公路遭敌包围，建制被分割，第七十五师由吴焕先等率领，突围到鄂东，仍保留红二卜五军番号。第七十四师由徐海东率领，退回皖西，与在皖西北坚持斗争的红八十二师，合编为红一二十八军，共2300余人，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委。1934年春，红二十五军在皖西与红二十八军会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辖第七十四、第七十五两个师。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奉命改编，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11月12日，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为冲破敌人的围攻，开始西征。12月，进入陕南，开创了鄂豫陕北游击根据地。1935年7月，为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挺进甘肃。9月，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红二十六军1930年9月19日，河北南部的东明、长垣两县以及附近的农民两千多人联合暴动，队伍番号为中国红军第二十六军。暴动发生后，得到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淮阳、磁县、彰德、新乡等地工农的响应和支援。

1927年10月至1931年间，刘志丹、谢子长等曾在陕甘地区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构邑、洛川等地坚持游击战争。1932年12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陕甘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参谋长郑毅（后为刘志丹）。

1933年5月，杜衡强令部队南下关中平原，使红二团遭到失败。11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红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三团、红四团，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由鄂豫皖地区转移出来的二十五军，在永平镇会师，不久，共同组成红十五军团。

红二十七军　鄂豫皖之红二十七军。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苏区后，由郭述申率领的道委机关在向皖西退却途中，先后同霍山独立团、红八十一团及英山独立团等部会合，联合组成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副军长吴保才，政治部主任江求顺，徐海东任师长。红二十七军当时又称东路军，活动在皖西一带。不久，红二十七军分别编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

陕北之红二十七军。由陕北独立师改编而成。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睐北特委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于1935年1月30日，正式将陕北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修任参谋长，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1935年9月，陕北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红一军团　以原井冈山的红四军为基础，集合闽西和赣南的地方主力红军合编而成。1930年6月19日，按照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接着，又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共辖3个军：红四军，军长林彪；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共两万余人。此外，由闽西、赣南、赣西南地方武装编成的红二十、红二十一、红二十二、红三十五等军亦先后属于红一军团建制。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与红三军团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红二军团　由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合编而成。193。年6月，段德昌率领的红六军从洪湖地区出发，南渡长江作战，连克石首、公安等县城。同时，贺龙率领的红四军也由湘鄂边东下公安地区。7月4日，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7月7日，两军前委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二、六两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后为邓中夏）任政治委员，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辖两个军，红二军军长贺龙兼，红六军军长旷继勋。全军团1万余人。1931年3月，遵照中共指示，红二军团在湖北长阳县枝拓坪改编为红三军。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到达黔东，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会合〔会合后红兰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组成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首的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桑植出发进行长征，在甘孜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奉中共中央命令，红二、红六军团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红三军团　由湘鄂赣的红五军、红八军组成。1930年6月，根据党中央决定，红五军和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辖两个军，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兼（后为邓萍），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全军团共万余人。7月间，湘赣边独立师扩编的红十六军成立，编入红三军团。7月27日，红三军团的五、八、十六各军进攻长沙。8月初，红三军团有计划地退出长沙，到平扛、浏阳一带休整。8月23日，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与红一军团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红五军团　由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而成。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的一部分，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共产党员刘志丹、刘伯坚曾在该军担任过政治工作。1931年12月14日，由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等领导全军17000余人，在江西宁都宣布起义。起义之后，将原第二十六路军编为十三、十四、十五3个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兼，政委何长工；第十四军军民赵博生兼，政委黄火青；第十五军军长黄仲岳，政委左权。1935年11月长征途中，红五军团与红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五军，归红四方面军建制。

红六军团1933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组成红六军团，辖十六、十七、十八3个师。第十六师由湘鄂赣的红十六军改编而成，师长高永生，政委温锦惠（改编后仍留湘鄂赣根据地活动）。第十七师由湘赣的红八军改编而成，师长萧克，政委蔡会文，政治部主任李朴。第十八师由湘鄂赣的红十八军改编而成，师长严图阁，政委徐洪。当时未设军团领导机关，未正式使用红六军团番号。1934年8月，在湖南桂东的寨前坪正式宣布红六军团成立。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辖第十一七、第十八两个师。第十七师师长、政委分别由萧克、王震兼任，政治部主任由张子意兼任；第十八师师长龙云（因受伤由旷朱权代理），副师长彭辉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洒淇，参谋长谭家述。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在黔东地区会合，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七军团 是由原赣东北地区南下的红十一军改编而成的，1933年6月7日，中央军委指示，将“原十一军改为七军团”。7月间，红七军团开始组建，计编有第二十、第二十舟、第三十四3个师。10月28日，红七军团正式成立，寻淮洲任军团长，萧劲光任政委（后由乐少华继任），辖3个师和1个独立团·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在江西瑞金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寻淮洲，政委乐少华。7月6日，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闽东、浙南等地，于10月间转入赣东北重溪与红十军会合，按照中央军委指示，两部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北上抗日。

红八军团1934年9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编的第二十一、第二十三两师合一编为红军第八军团。第二十三师是1934年2月由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改编的，全师共1000余人；第二十一师是1934年9月成立的，全师共1300余人。合编后的红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苏任政治委员，唐浚（后张云逸）任参谋长，罗荣植任政治部主任。11月，中央红军长征过湘江时，红八军团损失严重。12月，番号撤销，余部在贵州黎平编入红五军团。

红九军团　是由中央革命根据地一军团的第三师、第十师及独立一、四两团合编而成的。1933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红九军团正式成立，归一方面军建制。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委，郭天民任参谋长，李湘龄任政治部主任。该军团成立后，即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红九军团在右后侧担任掩护全军转移的任务。1934年1月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整编，何长工继任红九军团政委。同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惫功会合。8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红九军团划归由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9月，红九军团改编为红三十二军，罗炳辉任军长，何长工任政委，黄火青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后，红三十二军划归红二方面军建制。

红十五军团　是由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而成的。1935年9月16日，中央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在陕西延川县永平镇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18日，红军十五军团于永平镇召开成立大会。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原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依次编为红军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以北的劳山地区歼敌第一一O师大部。接着，于25日攻克榆林桥，歼守敌第一O七师4个营。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红一方面军　全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一军团在闽西汀州成立，红三军团在鄂东南大冶成立。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的永和市会师，经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成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第一军团总指挥部由方面军总指挥部兼，下辖三、四、十二、二十、二十二军，共5个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下辖五、八、十六军，共3个军。全军共计3万余人。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1931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其所属各部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称中央红军。

1932年6月，中央红军复称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同年底进行整编，军团总指挥改称军团长，辖3个军团又4个军，共约7万人。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成立并兼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兼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兼方面军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方面军参谋长，杨尚昆任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1934年1月，红军总部合并于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到9月，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八、九共5个军团（1993年6月已取消军一级建制，军团直辖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第八军团由于受到严重损失，遂取消建制，所部并入第五军团。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中央红军一、三、五、九诸军团依次改为一、三、五、三十二诸军，不久，再次改称红一方面军。后因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同陕北红军会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名称，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十五军团，共14000余人。抗日战争开始后，红一方面军和陕南红军等部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红二方面军　全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1936年7月，由湖南桑植出发进行长征的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与先期来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二、红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与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之第九军团改称）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放弃他的反对党中央的活动，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之后，红二方面军和其他红军一起，在中央指挥下，于11月参加了山城堡战役。12月西安事变后，红二方面军参加了反击何应钦的“讨伐叛逆”军事行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于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0师，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红四方面军　全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七里坪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曾中生任参谋长，刘士奇、傅钟任正、副政治部主任，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第四军军部由方面军总部兼，辖第十师，师长倪志亮（后为王宏坤），政委甘元景；第十一师，师长王树声（后为倪志亮），政委甘济时（后为李先念）；第十，二师，师长陈赓（后为旷继勋），政委刘英。第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辖第七十三师，师长刘英（后为王树声），政委吴焕先。总兵力共3万余人。

1931年11月至1932年5月，先后取得了黄安（今红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等战役的胜利，共歼敌约6万人。红军主力发展到45000余人。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余万兵力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当时担任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战略摺导上的错误，未能打破“围剿”。10月，除留两个师在苏区坚持斗争外，红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2万余人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至1934年，先后粉碎网民党两次大规模的围攻，并与工维舟、杨克明等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这时红四方面军有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共5个军，总兵力达8万余人。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在四川惫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领导左路军的张国焘在到达阿坝后，违抗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于10月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此后，红四方面军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减员过半。1935年7月初，与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会师。张国焘被迫取消他自立的中央，与新成立的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四方面军一部渡黄河西进，遭到失败。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和陕北红军等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投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红军左路军、右路军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并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红一方而军的一军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和军委纵队一部及红军大学（由中央红军干部团同红四方面军军校合编），以毛儿盖为中心集中，由徐向前、叶剑英、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以卓克基为中心集中，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行动。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这时，张国点公开进行分裂活动，拒绝与右路军会合，并提出红军主力南下计划，对抗中央北上方针，同时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挟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全部南下。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即率一、三两军团，军委纵队一部及红军大学共8000人，由巴西地区集合出发，先行北上。此后，右路军和左路军的番号不复存在。

一位女红军的人生路

她是红军妇女独立师出名的虎胆英雄，在长征中屡立战功，受到徐向前、毛泽东的赞扬。可是她在三过雪山草地后，为掩护大部队前进在腊子口战斗中不幸被俘，从此这位有着4年多红军军龄的女营长张正秀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1.参加红军，才华出众，提升排长。张正秀，1916年出生在四川巴中县大锣（乐）乡农村，家有父母和三个哥哥。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张国焘等人的带领下，由陕西进入四川的通南巴地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红军的影响下，张正秀的三个哥哥先后参加了革命。一天，两位身着军装的女红军来到村里，见到正在干活的年仅15岁的张正秀，问了年龄、家庭状况，又讲了一些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动员其参加红军。张正秀被说服了，被带到连部，交给了连长张玉华。连长问她是否自愿当红军，为什么要当红军等问题，张正秀都一一作了回答，连长听后表示满意，让她换上了军装。在红军队伍里，张正秀学军事技术、学革命道理，表现得尤为积极。后来，她又被安排去扩大红军，几乎每天张正秀都要动员两三个姐妹来参加红军。有一天，张正秀动员了5名女孩子参加红军，得到了连长张玉华的信任，被任命为班长。

张正秀在战场上同男红军一样，勇敢顽强。一次，军阀田颂尧率兵对红军进行三路围攻，结果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田颂尧的一个团级军官在阵地上被张正秀等女红军包围击毙，其余几百名敌兵乖乖缴械投降。这次战斗，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粮食物资。张正秀因战功卓著荣升为排长。

张正秀带领的女红军一边参加军事训练，一边打击敌人，还积极筹粮筹款、织布、洗衣、驮盐、扩红，她所在的排是女红军中有名的一个排，仅在川东苏区参战就有几十次，每次作战，她都灵活运用战略战术，避实就虚，打其不备，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有一次，部队渡过嘉陵江后向剑阁、江油、北川、茂县进发，敌人的飞机追了上来，团长命令部队寻找山洞隐蔽，张正秀眼疾手快，把几个伤员护送入山洞后，又同连长去救护其它伤员，她俩刚跑出几步远时，敌机上的敌人发现了她们，追了上来，疯狂地向她们扫射，子弹在他们头顶、耳边飞来飞去，眼看来不及了，她们跑向旁边的一颗大树下躲避起来，而敌人像发了疯似地向大树投下炸弹，炸弹在她们身边爆炸，溅起的石块飞起几十米高。趁着烟雾，连长和张正秀火速撤离大树，不料一颗炸弹刚好落在连长旁边，一声巨响连长张玉华壮烈牺牲，当张正秀拼命地跑向坑边抓起连长的鞋子时，敌人的一串子弹又射来了，她倒在血泊中。

当她苏醒过来的时候，自己已躺在山洞里，红军医生正给她扎伤。原来，敌人的子弹从天空中向下射击，刚好击中她的右手腕。时隔65年，如今张正秀的伤痕还依然清晰可见。

2.攻打中坝，化装入虎穴，策反敌营长。1935年，红四方面军挥师向西挺进以策应由贵州人川北上的中央红军即一方面军，途经剑客、江油、北川等地。这一带是川军邓锡候的防区，红四方面军一边西进，一边打击围追堵截的敌人，张正秀随红军渡过嘉陵江克剑门关后又包围了江油的一个旅的敌人。1935年4月10日，她们作为前锋直抵中坝，而守城的敌旅长杨晒轩却坚守不退，叫嚷说：“我若退了，将人头为抵。”狡猾的敌人估计到红军长途作战，可能疲惫饥饿，从成都用飞机运来大批用麻袋装着的干面饼子，一方面扔些在中坝、江油城内，一方面又扔一些在城外。当时，张正秀所在部队捡到了不少干饼子，正高兴接到上级通知，敌人扔下的干面饼子有毒，于是张正秀带领战士将有毒面饼弃之河内，使得敌人毒死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

眼看敌人死守中坝城不退，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指挥战斗，决心拔掉这颗毒牙，徐总决定先派两名女红军前去城内摸清敌情，要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团长薄天宝带领一名能言善战的女红军化装进入敌人内部。薄团长召集女红军排以上干部商议攻城克敌之计。张正秀向团长表示：“我愿去。”团长说：“化装入敌营，凶多吉少，你要慎重考虑。”

张正秀说：“当兵打仗，哪能怕死呢？薄团长，只有我与你去最合适。你是虎胆英雄，我也敢冲敢杀。”薄团长见张正秀说得如此肯切，回想起她往日杀敌立功的英雄壮举，觉得张正秀与自己去敌营最合适。

这天下午，两人经过化装打扮和精心准备，俨然富家姐妹模样，手提装金银财宝的大箱，装成慌慌张张的样子直奔中坝城而去。来到城门前，只见城门紧闭，敲门许久守城敌军才将信将疑地开门寻问是什么人。张正秀与薄团长谎称是红军杀来而外出逃命的某家小姐俩，说着抓出大把银元塞给守门的敌兵，说：“我们要找营部。”就这样，她们顺利地过了几道城门来到敌军王元峰营长住处寻求避难，并给了王营长几把银元。

蒲天宝和张正秀向敌营长说，家有几百亩土地，红军来了，把其父母杀了，他们是逃难出来的等等，敌人信以为真，安排其在家吃住，趁此机会蒲团长和张正秀巧妙地查看地形，搜寻情报。

晚上，与王营长一起吃饭时，两位“小姐”又编了好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红军杀人的传闻，王营长听后周身发麻，王营长颤颤抖抖地试探两位“小姐”：“红军这么厉害，一旦杀进城内，我们肯定要丢掉性命的；不如早些想办法投靠红军。”两人得知敌营长这一想法，立即告之：“红军欢迎川军将士起义投诚，立功赎罪，否则一律杀掉，投降后还可在红军中任一官半职呢。”王营长不信，问：“你们咋晓得这些呢？”

两位小姐说：“我们在逃命的路上捡到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的。”王营长相信了，但城里又被杨晒轩一个旅重兵把守，要出去根本不可能。第二天，敌营长又与两“小姐”商议投诚之事，蒲天宝给想了一个办法，她说：“如果硬闯，肯定要抓回来杀头，只能智取投诚路。”她叫王营长拿来纸和笔，在纸上写下了：“有人愿投诚红军，请红军派人于晚12点钟前来城墙外迎接。”并将纸条包在一石块上从城墙边扔向了敌人力量薄弱而又便于红军在城外配合的好地方。两位“小姐”也向敌营长表示：“事到如今，已没别的办法了，干脆我们与王营长一起去投靠红军，好保一条性命。”融营长很高兴。

晚上12点钟，其他守城的敌人都已入睡，王营长准备了梯子和几挺机枪。张正秀先爬上梯子，敌营长爬中间，蒲天宝在后。三个人轻手轻脚，托六挺机枪和部分子弹、手榴弹上墙，在城外红军的配合下很快将这批武装运往红军指挥部。

当晚向红军投降的敌王元峰营长向红军交代了中坝城内的情况。第二天，蒲天宝和张正秀穿着红军军装出现在敌营长面前时，王元峰吓了一大跳，随后说：“你们俩的戏演得精彩呢，把我都给骗了。”蒲团长和张排长给王元峰讲了红军的政策，希望他今后为穷苦人打天下，消灭反动派，当好一名红军战士，王元峰都一一应许。由于彻底掌握了敌情，又有几挺机枪，红军独立团第二团团长蒲天宝率领红军战士配合大部队很快攻下中坝城，中坝战役歼敌4个团，俘敌3000人，解放了涪江两岸广大地区，使红四方面军得到大量物资补给。后来红四方面军为了表彰蒲天宝和张正秀的功绩特奖励40个大洋。蒲天宝升为师级干部，张正秀由排长直升为营长。

3.三过雪山草地，在甘肃掩护主力红军北上不幸被俘。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攻下土门，直插茂县，然后经理番县到小金县与中央红军会师。张正秀率领的女红军一边做宣传工作，动员少数民族参加红军，一边筹粮救护伤病员。特别是在红军会师后开始翻越大雪山过草地进行长征中最艰苦的阶段，常常是饿了吃一捧雪，冷了几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许多红军没有在枪林弹雨中牺牲，却在过雪山草地时经不住寒冷、饥饿和疾病倒下了。

会师后没几个月，两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张正秀的部队跟随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前进。其间，张正秀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一是关于真假革命的讨论，二是处理违纪红军的事情，毛泽东称赞张正秀对革命认识深刻，组织纪律性强。1935年9月，右路军从毛尔盖北上至巴西，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夺取包座，取得了进入草地后第一个重大胜利。但这个时候，左路军早已在张国焘、朱德领导下行至阿坝，并出现南下或西进和北上的重大决策的意见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已日益激烈。一天早上，张正秀所在部队议论纷纷，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各种传言不绝于耳，后来张正秀才知道，毛泽东、周恩来于当日带领右路军的原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中央纵队北上了。有人说这是逃跑应追打，也有人主张不打自己人。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此事不知所措，张国焘又来电命令部队南下，就这样，张正秀带领女红军跟随大部队再次过草地南下，她们三过雪山草地受尽了艰难曲折，不但没打人成都吃大米，反而损兵折将不少，最后不得不遵照中央北上的方针离川进入甘南北上。

在离川进入甘南时，大部队很快攻克了天险腊子口，但就在是在这里，张正秀带领的两个女兵连和两个男兵连误人了敌人的圈套，全体战士虽奋力反击，终因敌众我寡，张正秀与其所率部队被敌人俘获。

敌人把被俘红军先关了两天，不给吃东西，红军战士大喊大叫：“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不能饿我们。”喊声，由几个发展到几十个，后发展到几百人一起闹。敌人见全体红军战士都闹起来了，怕出问题，只得叫人送来稀饭让红军吃。之后，敌人对每一个红军战士进行了审问，要红军战士交代当“官”的是谁，叫什么名字等情况，可是红军个个守口如瓶，不愿透露，敌人再逼，红军战士就说在过腊子口时牺牲了。审问张正秀时她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对敌人谎称自己是被红军抓来洗衣洗被的。碰巧审问张正秀的敌营长也姓张，是四川江油人，叫张正明，由于是同一家族的人，敌营长起了怜惜之心，答应不杀张正秀，让其留在敌营部工作。面对凶残的敌人张正秀想，如今保存力量是最关重要的。表面上她答应了敌人的要求。之后，张正秀开始劝说敌营长，让其不要杀被俘红军，结果保护了100余名红军战士。

之后，张正秀在敌营做勤务兵，没有办法她们只得给敌人洗浆缝补等，表现得“积极”，敌营长对张正秀更加放心了。然而，敌营长早就接到上级要求尽快将被俘红军全部杀掉的通知，可他不忍杀本家人，就迟迟没动手。

一天，张正秀趁给敌营长送饭的机会，向敌营长说出了自己是女的，敌营长很吃惊，放下碗筷，仔仔细细打量了张正秀一阵，他半信半疑，张正秀假称敌营长为哥，说我家有父母、丈夫和孩子，我很想家，放我们回去吧？我们是无辜的，见了扛枪的就害怕。

这回敌营长犹豫了，问：“有多少女的？”张正秀说：“男女各有一半。哥，你也是四川家乡人，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我们这些家乡人对你将感恩不尽的。”不久，西安事变爆发，敌人对被俘红军说：“国共合作了，现在送你们回四川老家。”

1937年初，敌人护送队伍从甘肃南部地区经武都、碧口等地返回四川，一路上，被俘红军仍然穿着单薄的红军服装，一些受国民党毒害很深的群众不明真像，骂张正秀他们是“霉老二”，有些人还向被俘红军扔石子、吐口水，他们只好忍气吞声。按路线，张正秀他们应从青川、广元、剑阁到达通南巴，可是敌人把他们带到江油绵阳。张正秀怀疑敌人有鬼把戏，说不定敌人要把红军带到成都去交给“上面”处决呢，她悄悄对被俘红军说，各自准备逃跑。之后，敌人一路走一路休息，被俘红军就开始陆陆续续逃跑了十几个。

敌营长想去追，张正秀由于有与敌营长有“兄妹”关系，就出面劝说不必追了，说：“这些红军都是抓来的，他们都不愿当兵，你看他们年纪轻轻的，放他们一条生路吧！”在队伍到达罗江县城时天快黑了，就停下来住宿，张正秀趁给“哥哥”打开水的机会溜出了宿营地，到了街上见敌军未注意到她，就悄悄地来到一家缝纫铺向主人家求救。主人是一女的，姓余，有40多岁的样子，她担着风险将张正秀藏了起来。第二天，敌人走了，女主人说：“小妹子，你现在回巴中很危险，不如就在这里安个家，保住一条命，你还很年轻，回去送死多可惜呀！现在到处都是国民党的部队，你想你们曾经打过国民党的队伍，你们回去，他们会饶得了你吗？”

张正秀想了想红军大部队都北上了，四川被国民党四川军阀控制着，回去肯定是必死无疑。她答应就安个“家”，先停下来，积蓄力量，今后有条件了，再去找部队。几天后，女主人将张正秀带到现蟠龙镇的一家，仅有一间破茅草房的刘木匠家与这位小伙子结了婚。由于女主人与张正秀早就达成协议对任何人不暴露身份，所以丈夫直到解放才知道妻子当过红军，但那时张正秀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自从离开部队后，张正秀时时想起自己的部队生活和红军大部队，盼望红军早日打回来，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有时候，还一个人晚上望着天上的北斗星，面对北方，默默地呼唤红军大部队和毛主席、徐向前等红军领导人的名字。她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不知团长蒲天宝的下落。在罗江蟠龙乡间，张正秀曾数次向丈夫讲自己是逃荒要饭到罗江的，她准备去找部队，就说想回老家看看，可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丈夫拒绝了张正秀的请求。

4.解放后张正秀归队未果，饱受煎熬。1949年底，罗江县来了许多解放军，她不知这些人是谁，只听说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队伍，她分析解放军可能就是当年的红军。她在罗江县解放的第二天就到县城找解放军说明自己的红军身份要求返队。连长姓王是一位女同志，20多岁，当即对34岁的张正秀进行了考证，她先拿了一支枪叫张正秀上弹、瞄准，又提了一些问题，这些都没难住张正秀，王连长当即同意次日回队。但是回家后，张正秀的丈夫却死活不让，要张正秀将正怀孕3个月的三女儿生下来后再说。考虑到自己怀孩子的事，她放弃了这次入队的机会。1952年，蟠龙乡来了解放军工作队，张正秀找到李连长要求入队，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李连长同意让张正秀返队，而这次又是丈夫不同意，张正秀无论怎样做工作都不行，丈夫说：“你要去，就先把娃娃抱到河边去丢入河中，我再跳下去，我们都死了，你就去。”无奈，张正秀又一次失去了回部队的机会。文革中，有人说张正秀是“没足海”（四处游荡的人，弄不清楚来历的人）怀疑她是国民党逃兵，要批斗她，张正秀生气地说：“我右手上的伤是当红军时敌人打的，你们不信，我们一同到巴中去调查，如果情况属实，你给车费，如果不实，我付你车费。”说完，张正秀对公社党委书记说：“叶书记，你敢不敢说我不是红军？他们这些人要整我，不得行！”叶书记对群众进行了认真的劝说，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958年大跃进时期，张正秀的丈夫去世了，她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最大的18岁，最小的8岁，全靠她一个人抚养，日子过得异常艰苦。

5.回老家，才知自己早已成了“烈士”。1962年，离开老家巴中县已27年的张正秀以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更加强烈，她筹足路费回了一趟巴中老家，回去时，人们才知道这位“烈士”还活着。当地人传说，她在渡嘉陵江时牺牲了，县民政局还发了烈士证书给母亲，但是母亲也于1959年去逝。家乡人告诉张正秀，他们四兄妹参加了红军以后，敌人把张母吊在树上抽打，最后昏死过去才住手，后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张母才活了过来。解放后，张母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特殊照顾，每月补助30斤粮食。1958年大哥张正才回过一次老家，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但这次回家，非常遗憾的是张正秀未能与几个哥哥联系上。

1970年的一天，一位身着军装的小伙子找到罗江县蟠龙乡张正秀家，说：“是母亲叫我来看你的。”在交谈中，张正秀得知小伙子从重庆来，她的母亲叫赵玉芳。原来赵玉芳当过张正秀的警卫员，并由张正秀提名担任了女红军排长。这次赵玉芳的儿子来访，让张正秀特别高兴。

1982年，张正秀忽然收到巴中县民政局等部门出示的，张正秀同志1932年参加红军的证明材料及来信，信中说还有一份同样的证明材料寄给蟠龙公社，望张正秀拿到这个证明材料后，去找公社和县上落实老红军待遇，可是她去到公社，一位同志说：“有消息，我们就通知你。”直到如今，20年了，张正秀85岁了，还未等到公社（现已是镇上）的通知。张正秀拿着自己的红军证明材料，到县上找民政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还责备张正秀想靠民政局发浮财，张正秀呕了一肚子气，她不得已找到德阳军分区一位首长，又去找县长，她的红军身份才被初步确认下来。

1999年底和2000年初，中央、省上有关部门又专门来人调查核实张正秀的身份，张正秀老人向领导表明自己几次归队未果的心意。现在，张正秀的待遇仅解决了每月70元的生活补贴。前不久，成都军区和四川省民政局领导接张正秀老人去成都回部队参观，劝其留在成都休养，但她又拒绝了。

张正秀说：“过去几十年，吃的苦受的累就不谈了，关键是三过雪山草地，落下了一身风湿病，受冷受热都会痛，我们这里是贫困的丘陵地区，没钱治病，希望政府解决医药费。”另外，她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找到几个哥哥的下落，希望能见上一面，如果他们不在人间了，哥哥的子女来见一见也好。

西路军被俘战士千难万险回延安

1.千难万险心向党。1937年3月初，在梨园口、康龙寺战斗后，部队被冲散了，西路军很多同志先后流落到张掖南山地区。在那里，同志们饥寒交迫，处境十分艰苦：有的惨遭敌人活埋、杀害；有的负伤被俘；有的入监狱；有的被送进“补充营”；有的修公路、挖金矿；有的女战士被放进剧团或医院；有的流落街头，沿门行乞……

甘州，是甘肃省张掖县的县城，有千把户人家。国民党马步芳部第一00师第三00旅旅长韩起功的司令部驻在这里。甘州城里有一个骆驼店，关押着20多个被俘的红军战。一天，韩起功的“补充营”来骆驼店挑兵，一共挑了3个，其中一个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九连连长刘德胜。

过了半个月，刘德胜患关节炎和左脚枪伤感染行走困难，班长请求排长、连长、营长逐级批准，用门板把他抬着送到伤兵医院去住院。在伤兵医院里，刘德胜拄着双拐到处转悠。有一天，刘德胜遇见了被抓在韩起功电台做报务工作的邱均品和蔡文良，他们原在红四方面军电台工作。刘德胜在西路军总部当过总支委员兼青年干事，那个时候他们就认识，所以战友相逢格外亲。从此他们经常来往，互相鼓励，决心要建立党的组织，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争取早日找到红军、找到党。

6月初的一个傍晚，落日的余晖染红了满天云霞，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悄悄地来到福音堂医院附近的芦苇塘边，3人秘密商谈成立张掖地下党支部。会上，推选刘德胜任党支部书记，邱均品为组织委员，蔡文良为宣传委员。党支部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扩大组织，团结同志，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回到党的怀抱——延安去。

党支部成立不久，邱均品就与王定国、武杰取得了联系。王定国原是西路军总部前进剧团的，她和孙桂英一起被马步芳的骑兵抓到青海西宁，又从西宁押解来甘州，放到韩起功剧团里。武杰原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的参谋，打安西失散后，几经周折被抓编入“补充营”，不久又从“补充营”选迸韩起功的参谋处当勤务兵，因为他年纪小，参谋处的人都叫他“共产尕娃”。

为扩大党的组织，党支部进行了明确分工：补充营，4个连和电台的党员，由邱均品联系；张掖看守所的秘密党支部，由王定国联系；韩起功司令部八大处和张掖县邮政局的党员，由武杰联系，流落失散在甘州城的党员，由刘德胜联系。这样，很快联系了失散在街头和被服厂等地的20多个党员，使张掖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好的基础。

经党支部派人了解，在张掖县看守所里，关押有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等8名红军干部。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被韩起功陆续送进看守所寄押的。8个人经过互相了解，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公推刘瑞龙任党支部书记，魏传统任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主要任务，相约绝不暴露原来姓名和身份，每天利用放风机会，在地上划“坚定”二字互勉，边划边抹；同唱旧军队流行的《苏武牧羊歌》，以“留胡节不辱”，“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定不亏”等歌词互相激励，收效很明显，直到出狱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在狱中，他们进行了要求延长放风时间和增加口粮的合法斗争，暂时缓和了身体亏损、吃不饱饭等重重困难。他们还注意联系其他被关押的非红军难友，宣传红军抗日救国主张。

7月的一夭，国民党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突然来到韩起功司令部的剧团里，见到了红军女战士王定国、孙桂英、徐世娜、陈桂兰、蔡德珍等。马鹤年说：“红五军打高台时，我是高台县长，是我打开城门迎接红军进城的。我归甘肃省管辖，不属马家军管。你们董振堂军长、杨克明主任待我很好，把我释放回来，现在我要优待你们。”当时，他们谁也不敢相信他的话，大家以怀疑警惕的目光看着、听着。后来他们才知道马鹤年说的是实话，马鹤年被红军释放后，甘肃省政府又任命他担任了张掖县长。

后来，他们得知刘瑞龙等领导干部被关在张掖县监狱的消息后，党支部决定派王定国去联系。她通过马鹤年来到张掖县监狱探望，了解到了监狱里的同志信心很足，只是吃不饱饭、体质比较弱，立即向党支部作了汇报。经过党支部研究，进一步做了马鹤年的工作。有一天，马鹤年亲自带领监狱长到看守所看望了8名红军领导干部，他向大家讲话说：“你们暂时受一点委屈，现在一要打日本，国家需要人才，你们将有大用。”说着又向监狱长交代“听说他们饭不够吃，可以把粮食分给他们自己做。”经监狱秘密党支部讨论，决定由惠子明和徐宏才每天出去做饭，从此监狱生活得到了改善。马鹤年还派人到看守所给刘瑞龙等理了发。这以后自由活动的范围扩大了，联系的人越来越多，监狱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党也时刻关怀着她的儿女。1937年4月，党派刘秉林、张文彬带着周恩来副主席的亲笔信从西安出发，到西宁去找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将领赵守任，希望通过他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解救西路军被俘的人员。刘秉林和张文彬在西宁活动了10余天，还到县衙门街小学看望了被押的红军干部战士。

7月中旬，谢觉哉担任了中央驻兰州代表。谢老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彭加伦、吕鸿滨（朱良才）、伍修权等一起，为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做了很多工作。经人介绍，谢老认识了兰州知名人士高金城。高金城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党的忠诚朋友。早年担任过冯玉祥部队的伤兵医院院长，在兰州办过福陇医院，在甘州办过福音堂医院。

8月l日晚上，谢老找高金城谈话，准备派他去甘州与张掖地下党支部取得联系，寻找陈昌浩和收容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同行的还有西路军总部警卫营副营长蔡光波，高金城欣然接受了党的委托。高金城来到甘州，以基督教办慈善事业为掩护，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积极活动，被甘肃省政府任命为甘肃省甘凉肃抗敌后援委员会主任。他拿着省政府的介绍信，到处找人探听消息，并以他的特殊身份宴请张掖县长马鹤年及各方爱国人士。高金城在宴会上宣传国共合作，表示回甘要重开福音堂医院，接受抗日战士伤病员入院治疗。在各界的支持下，福音堂医院很快就开办起来了，这个医院实际上变成了张掖地下党组织活动的秘密联络站。

王定国早就认识蔡光波。一天晚上，她在修枪工人董月英家里见到了蔡光波。蔡光波说明了他与高金城受党的委派来甘州的经过。王定国、刘德胜等分别与高金城接了头。后来，有的红军战士到福音堂看病、讨饭，高金城都是热情接待，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自从和高金城、蔡光波取得联系之后，党支部就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营救工作。

王定国、徐世淑进了福音堂医院工作后，接着又介绍了几位同志到医院当护士。福音堂医院开始公开收留西路军伤病员。经过治疗凡是能走的，都尽量做工作、发路费，让他们经兰州回延安。医院经常住院的有20人左右。按照党支部决定，王定国和蔡光波一起去花家寨寻找和接应陈昌浩。在那里找到了护送陈昌浩的郭老头，证实陈昌浩已经顺利地过了黄河。接着，党支部又派王定国与陈大伟、张明新二位医生，以看病作掩护，在民乐县孙家庄一带联系和接应西路军失散人员。他们用复写纸写了10多张字条，散发给失散的红军战士。字条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八路军，在兰州驻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南摊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

他们又秘密告诉失散的红军战士：“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同志，到甘州福音堂后门，敲三下，有王定国、徐世淑同志接应。”经过一个星期活动，他们找到了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芳和甘州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并一起到了甘州城。他们两人在福音堂住了七八天，又一起经兰州转西安回延安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斗争不断深入。他们党支部加强了和监狱秘密党支部的联系。一天，刘德胜带着高金城准备好的点心和名片，去看望刘瑞龙等。一个穿便衣的人看了高金城的名片，然后把刘德胜带进监狱，刘德胜走到里面，迎面遇到一个戴脚镣的“犯人”，这个“犯人”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占魁，”乘看守不在身边，刘德胜讲；“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兰州有我们的办事处，党派人营救你们了，希望坚持斗争，争取早日释放。”刘瑞龙说：“我只承认叫李占魁，是教书先生、红九军的文书。”还谈了党支部成员的表现，最后说：“魏传统同志双脚冻伤，行动困难。”他还抄了一个名单写了两句话，我们身体都很好，请家里放心。交给了刘德胜。

两天后，高金城派苟正英、廖春芳化装成福音堂的修女，到监狱给魏传统检查了冻伤，上了药，还留下一盒药膏。从敌人电台搜集情报，是他们党支部的又一任务。韩起功司令部电台有10多人，除两个管理人员外都是被抓来的红军战士。这是他们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8月下旬，青海的马步芳电令韩起功，把关押在张掖县监狱的8名红军领导干部，于9月初解往青海。译电人员把情况报告了邱均品，邱均品马上汇报给党支部，并通知了高金城。同时得知“补充营”在押人员要送往红水地区修公路。

针对这一重要情报，党支部在福音堂楼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由邱均品执笔立即向兰州办事处写报告，请求党中央迅速设法营救。刘德胜同志赶到监狱，将敌人要押解去青海的消息转告了刘瑞龙，请他告诉同志们提高警惕，坚持斗争，党组织正在想办法营救。

王定国进行了募捐活动，凑了20多元法币，买了些营养品，送进监狱。武杰在参谋处同伙夫小陈准备了一些馒头，送给监狱的同志们。9月初，听说县监狱关押的干部很快要押送去青海，高金城带领地下党支部的几个同志，给刘瑞龙等送来了绑腿、碗筷、鞋子、仁丹和急救水等。刘瑞龙等大约走了lO天左右，到达西宁。没想到马步芳说：“你们的总司令要你们回去。”3天后，他们把刘瑞龙等从西宁押送到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贺耀祖处。1937年9月22日，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等回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活动影响越来越大，使国民党反动派为之惊恐和不安。

9月6日，邱均品得到情报：韩起功准备抓人。高金城也从国民党上层人物那里听到类似消息。9月7日晚上，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再派刘德胜亲自去兰州汇报情况。党支部书记由邱均品接任，补选王定国为组织委员。在张掖，形势越来越紧张，敌人准备抓人了。为此，党支部决定：一、加强宣传工作，扩大红军政治影响；二、掌握敌情变化，随时做好艰苦斗争的准备。

支部成员人人都当宣传员。高金城还以教会名义，公开宣传国共合作，要求释放政治犯参加抗日。这些活动，在张掖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起了很好的作用。

后来，王定国、武杰等也陆续到了兰州办事处。张掖地下党支部，从1937年6月初建立到10月底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共收容、营救西路军被俘、伤病、失散人员300多人，先后经过兰州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回到了延安。

第三章　长征！

红军长征一组令人震撼的数字

从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晚离开中央苏区的瑞金、雩都开始战略转移，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一带的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全部长征共历时两年，总行程6.5万里。

其中：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10日离开江西苏区，至1935年10月19日进驻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长征历时整1年，行程2.5万里。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6日离开河南罗山一带开始长征，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万里。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长征，历时11个月，行程2万里。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6年10月结束长征，历时1年零7个月，行程1万里。

四路红军部队长征途中共转战14个省份，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其中，中央红军转战11个省（即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渡过的主要江河有20余条，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攻占县城100余座；红二方面军转战8个省（即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红四方面军转战5个省（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陕西）；红二十五军转战4个省（即河南、湖北、甘肃、陕西）。

红军开始长征时，共有18万余人；结束长征时还有3万余人。

具体情况为：中央红军（第1方面军）长征开始时86000余人，1935年10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还有7000余人；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时17000余人，三大主力会师时13300余人；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后80000余人，三大主力会师时有33000余人（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1937年春失败后仅剩千余人）；红25军长征开始时2980余人，1935年9月到达陕甘一带时有3400余人。

长征中，中央红军平均每天行军34公里。在共计368天的行军途中，15个整天在打重大战役，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

红军长征中共经历重要战役600余次，牺牲营以上干部430人；共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地方武装百余个团，俘虏2万余。

为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头人武装等10多支部队数十万大军，竭尽围追堵截之能事。

在中央红军的队伍中，共有32位女同志历经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长征，途中没有一人掉队，没有一人牺牲。

长征途中，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二三十岁，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

参加长征的年龄最长者为徐特立，58岁（1877年出生），其次为谢觉哉（1884年出生），还有林伯渠、董必武、朱德等俱为1886年出生，前四位被尊为“长征四老”。

参加长征年龄最大的女红军是蔡畅，时年35岁。

参加长征年龄最小者为向轩，1926年出生，7岁加入红军，9岁随部队长征；参加长征年龄最小的女红军是王新兰，1924年出生，9岁成为红军中的宣传员，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在中将以上的254名将帅中，有222人参加过长征。其中，10位元帅中有9名参加过长征，即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长征开始前，陈毅被任命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区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根据地领导当地军民坚持斗争；10位大将中有8名参加了长征，即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等；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粟裕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在极端困苦条件下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许光达1932年7月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被派往苏联学习。

湘江之战—长征最惨烈的一战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了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第二路军司令薛岳一看不禁惊愕万分：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一支红军在湘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主力部队，已经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在湘江上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全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正在向湘江靠近。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军发布了作战命令，命令全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全州、桥头之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

全州，位于中央红军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使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建在了脚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全州三十公里、向南距离界首五十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此时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担任阻击任务的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的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了脚山铺上空，并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所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令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大约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了地面攻击。红一军团的指挥员们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一片——“向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部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官兵已经丧失了战斗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突然间开火了。攻击的湘军有整整两个师，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占据着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了，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的不少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去，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新圩位于红军开辟的通道的左翼，距离湘江渡口七十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就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军第三军团的前卫部队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桂军，军团长彭德怀给五师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四天。”二十八日天刚亮，桂军第七师的攻击就开始了。武器精良的桂军认为红军虽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桂军长了胆量和信心，使桂军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桂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一直听说红军根本没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圩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仗打了一整天之后，桂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五百多名官兵的性命，红三军团五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军委纵队安全地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阻击，使界首至全州之间宽三十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如果在二十八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者是在二十九日天还未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明确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二十九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圩以东之官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二十八日晨从文市镇出发，二十九日到达位于文市镇西南方向的石塘圩，也就是说，一天一夜之间军委纵队仅仅前进了不到二十公里。

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而在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三天里发生了。

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两个阻击地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圩的小集镇，集镇位于文市镇西南方向中央红军的侧后。奉命在新圩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五师。二十八日，红军官兵刚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对桂军的评价是：打仗狡猾且又固执，一旦打红了眼就分外凶狠。桂军对新圩的攻击火力异常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地迂回，试图切割五师的防线。五师在战斗开始不久后，丢失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包，原因是坚守在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了。战斗持续到中午，在漫天的硝烟中，李天佑师长站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已经忘了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因为不断从他眼前抬下去的负伤和牺牲的官兵令他万分焦急：十四团政委负伤了；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报告说，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都负伤了，两个营长也已经牺牲，全团伤亡人已达五百多人。虽然阵地还在，但李天佑还是盼望这样的阻击战早点结束。军团指挥部的电报不断到达，电报的内容全部是“继续坚持”。

没有了军政主官的十五团需要有人指挥，五师政委钟赤兵向十五团的阻击阵地冲了上去。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李天佑把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叫来了，准备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任务。但是，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李天佑心头一阵剧痛，他和胡震相识于瑞金红军学校，无论五师承担多么艰巨的战斗任务，只要有参谋长胡震在，李天佑的心里就能踏实许多。战斗开始的时候，胡震对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大声地说：“无论如何不能在阻击阵地上撤退一步，要把命豁出去在这里死顶！如果让敌人冲过这里，军委纵队就要被拦腰截断！绝不能让党中央和军委纵队受到任何损失！”说完他亲自带领团长们上了前沿。李天佑双眼湿润了，在向黄冕昌交代完任务后，他强调说：“记住胡参谋长的话！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过新圩！”黄团长敬了个礼，转身消失在炮火之中。李天佑回到师指挥所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十五团打来的，十五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在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十五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甚至还微笑了一下黄冕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打不散的！”说完，他拿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了指挥所。

在新圩的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河地点仅仅几里地。二十九日清晨，这里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了一片火海。红三军团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顽强的坚守使整个前沿阵地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位于最前沿的是四师十团，这个团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上与敌人拉锯般地来回争夺阻击阵地，争夺的惨烈致使这片开阔地上布满了桂军和红军的尸体，在尸体密集之处，鲜血和着泥土形成了一片红色的泥浆。十团团长沈述清身先士卒，当敌人再一次冲上来的时候，他一声呐喊从掩体中跃出，带领官兵开始了反冲击。但是，搏斗中沈述清团长的呐喊猝然停止，这个一九三0年参加红军的湖南青年身中数弹，一头栽倒在红色的泥浆里。彭德怀得到沈述清牺牲的消息后，冲出指挥部奔上前沿，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四师政委黄克诚大喊：“你下去！太危险！”彭德怀不理会，当即任命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为十团团长。彭德怀站在前沿上问四师师长张宗逊现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在前沿的最前边。彭德怀发火了：“把他给我拉下来！”彭德怀那一刻想到的定是张宗逊师长的前任洪超，彭德怀对那个骑在战马冲锋的年轻而勇敢的身影难以忘怀，他不愿意再听到四师又一个师长阵亡的消息。在黄克诚的竭力劝阻下，彭德怀回到了军团指挥所，然而身后跟进来的人报告说，十团团长杜中美刚刚牺牲了……

在通道的右翼，红一军团阻击着湘军的进攻。

二十九日清晨，经过了昨天一天的战斗，红一军团二师的官兵正在战壕里吃饭，湘军的炮火准备就开始了，与炮火同时袭来的还有天上十几架飞机的轰炸。红一军团的脚山铺阵地位于一片小山岭上，这些山岭有着古怪的名字：尖峰岭、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和怀中抱子岭。湘军的炮火和炸弹几乎把所有的小山岭一一覆盖，山岭上被打断的树枝横飞乱舞，泥土被一次次地掀起来，然后把红军的工事全部压塌。湘军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接连爆炸，令脚山铺的每一个小山岭都如同火炬般熊熊燃烧。经过几次近距离的战斗后，红一军团的几个前沿阵地相继丢失。红军强行发动了反冲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一军团二师赶到了。

二师自从担任后卫阻击任务以来，一直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当他们接到了立即向全州方向增援的命令后，即刻从整个红一军团序列的最后面不停歇地奔跑了一天一夜，到达了军团的阻击阵地。下午的时候，红一军团一师扼守的米花山阵地的第一道阻击线被湘军突破，接着，美女梳头岭前沿阵地也被敌人占领。而在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了。面对号叫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官兵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政委负伤倒在了血泊里，敌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二十六岁的红军团政委易荡平，湖南浏阳人，曾因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警卫员哭了，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的手里枪，同时高喊道：“赶快突围！”然后他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在五团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之后，四团的阵地也已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师长陈光送来命令，让四团撤到第二道阻击阵地去，但是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为渡江的军委纵队多争取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四团边打边撤，始终和敌人纠缠在一起。湘军在公路上直接以宽大的正面展开了快速突击，公路左侧的一营已经和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是团指挥所的位置现在变成了肉搏战的前沿。四团团长耿飚被几个警卫员围着，警卫员不断地向敌人扔出手榴弹，但是敌人还是潮水般地拥了上来。警卫员杨力说：“团长！我们掩护，你赶快撤退！”耿飚却大喊一声：“拿我的马刀来！”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飚率领着四团的战士迎面向敌人冲击过去！混乱的砍杀中，耿飚浑身上下溅满了敌人的血浆，等敌人暂时退下去之后，强烈的血腥气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四团政委杨成武看见一营顶着敌人猛烈的冲击已经有了支持不住的迹象，于是想穿过公路去一营那里指挥战斗。但是，他刚一跑上公路就被一连串的子弹打倒了。身后的战士想冲上来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湘军也许看出这个被打倒的红军是个干部，于是叫喊着向这里冲来：“抓活的！抓活的！”这时，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正好转移至此，一见这一情景立即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向他们的政委一点点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中弹负伤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了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就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了警卫员白玉林，自己端起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于北、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尽管各部队指挥员已经因部队出现的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二十公里的路途。二十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但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十二月一日的晚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了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指挥红军主力阻击国民党军在南北两面的夹击，同时指挥陆续到达湘江边并开始在浮桥上渡江的庞大的军委纵队。此刻，他们已了解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部队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十二月一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那条通道的完整和畅通。

三十日，天气晴朗。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开始从官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八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都已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俯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中央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

红一军团指挥部也暴露在敌人的攻击范围内了。原来的后方，现在成了前沿。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将反击的命令直接下到了团、营，甚至是连。红军退守黄帝岭阵地后，湘军组织了敢死队，向红一军团各团的阻击阵地开始了疯狂的冲击。湘军冲击的兵力已经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十倍以上。红一军团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三十日晚上无论如何要渡过湘军。林彪和聂荣臻认为否则的话阻击部队将很难坚持，因为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凌晨三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到了：“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人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好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

根据电报的要求，已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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