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庆新,郑德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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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史研究(第6辑)试读：
专题论文
汉语文献中的阿曼港口
[1]廉亚明（Ralph Kauz）前言宋朝（960～1279）建立以前，中国的地理学家似乎对印度洋的不同地区兴趣不浓，不过，印度洋通往中国的航线可能在汉朝（公元前206～220）后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伊斯兰教兴起前后，从印度洋西部直接前往中国的航运甚至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人们知道那里的国家叫波斯（Pars/Fars），后来被大食（阿拉伯）所代替——这是中国史官非常熟悉的一个事实。当宋朝被女真人所迫将都城迁到港口城市杭州，陆上交通线又部分地被不友好的国家阻断，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海洋，从此中国逐步成为一个航海大国，并发展出可能在当时最[2]发达的航海技术。
由于人们需要有关这些地区的更详细的知识，介绍印度洋海岸国家的地理学著作在这一时期需求很大。存世至今的第一部此类著作叫《岭外代答》（1178年周去非著），其后有《诸蕃志》（1225年赵汝适著）。这两部书证实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印度洋的[3]形状和主要地理情况。不过，对于中国地理学家来说，他们对较远的印度洋西部的了解并没有像对较近的东部地区那样清楚，他们仅仅[4]能区分几个海域：东大食海（东阿拉伯海，即今天的阿拉伯海，可能还包括毗连的海湾）、非洲东海岸的西南海，以及西大食海（西阿拉伯海，即今地中海）。这两部书对这些海域的描述仅仅体现在较详细地介绍相关国家、风俗、矿产、植物、动物和其他一些事物。《诸蕃志》虽然继承了《岭外代答》，但也没有给出更基本的、更新的且广泛的地理信息。尽管如此，作者赵汝适对更远的西方国家还是了解得多一点，因此我们可以更细致地了解一些地方，比如甕蛮[5][6]，这个地区一般被认为和阿曼有关，这是记述阿拉伯半岛的汉语文献中第一次提及这一地区。
本文将完全从外部即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阿曼港口。阿拉伯半岛内部的政治史将不在讨论之列，虽然在一些情况下，它会影响这个地区及其不同港口的命名。如前所说，阿曼在宋代第一次被提到，宋代也标志着中国持续几个世纪的杰出航海时代的开始。当明代（1368～1644）初年的帝国航海壮举于1435年被废止，这一航海时代也正式宣告结束。当然，私人的或非法的航运此后仍在继续，但不如郑和下西洋那么重要，并且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本文仅讨论有限的汉语著作中提到的阿曼港口的有关资料，借以粗略地展示中国自宋至明（10～17世纪）对这些地区所掌握的知识。
最早的文献包括地理学著作（如上面提到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这种文献传统持续到元代，元代最有价值的著作是《岛夷志略》（1349）。其后，明代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几次下[7]令远航印度洋（1405～1433），中国关于这些海域的知识得到了巨大的拓展。很不幸，大部分记录随后被一些官员销毁了，因此只有非[8]常有限的文献被保留下来。不过，其他一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有关阿曼的信息，人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明代的基本历史资料如《明实录》《明史》，此外还有地理学著作，如《大明一统志》。其他不同类型的资料如地图也提供了关于阿曼及其港口的信息，特别是收录在茅元仪《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一 宋元文献关于阿曼的记载
上文已经提到，在《岭外代答》中没有关于阿曼的任何介绍，仅在几十年后成书的《诸蕃志》中有提及。Hirth和Rockhill两位学者认为甕蛮就是阿曼，因为它们语音相近，对该地的描述也可作为依据。[9]他们认为对甕蛮的描述与勿拔（Wuba）相似。《诸蕃志》中有一小条目提及勿拔，可能与米尔巴特（Mirbat）或苏哈尔（Suhar）有
[10]关。关于勿拔，书中写道：“边海有路道可到大食，王紫棠色，缠[11]头衣衫，遵大食教度为事。”关于甕蛮的条目则较为详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有关服饰、食物（羊肉、羊奶、鱼和蔬菜）和出口物品（马、珍珠和枣）的情况。这些信息肯定地指出甕蛮就是阿曼，地名的音译也证实了我们的看法。
有必要指出，《诸蕃志》是唯一将阿曼作为一个国家来提及的汉语文献。后来所有文献提到并描述的都是今天阿曼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阿曼国家。这反映出赵汝适的记载是对这一地区全景式的展示，而不是对不同地区的细节进行描绘。唯一例外的是勿拔，它有米尔巴特和苏哈尔两个不同的身份。
在晚于《诸蕃志》一个多世纪写成的《岛夷志略》中，地区的名称有时很难辨别。例如，很难找到甘埋里和忽鲁姆斯（Hormuz）在语音上的相似点，或者在汉译文本中找到这个波斯港口的历史名称，[12]即便汪大渊的描述已经指向这个著名的港口。汪大渊曾到过这片海域，他把印度洋划分为东、西两半，西部从苏门答腊（Sumatra）地区开始。这部分包括大朗洋（马纳尔湾，Gulf of Mannar），也许还[13]有其西部的一些地区以及国王海（可能就是红海）。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阿曼水域。很遗憾，《岛夷志略》没有给出阿拉伯半岛港口的任何详细信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地区或更西边的一些地方，但只有天堂（Mecca）、波斯离（Basra）、麻呵斯离[14]（Mosul）和忽鲁姆斯基本可以确认，其他仍有争议。有一个很小的可能性，哩伽塔就是马斯喀特（Masqat），第一个音节li（哩）被看作是汉字“嘿”（读为mo）的误写。但是《岛夷志略》对这里的描写与这一推断相矛盾：“以牛乳为食”，“酿黍为酒”，“气候秋热而夏[15]凉”，“地产青琅玕、珊瑚树”。这些描写与后面对南阿拉伯海海岸的描写不符，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去非洲找哩伽塔。二 明代文献所记祖法儿、剌撒
当明永乐皇帝1405年命令海军统领、太监郑和领导七下西洋的第一次远航，这片海洋和邻近的国家就引起了永乐皇帝的兴趣。很不幸，如上文所言，很多资料后来被毁掉，人们只能看到1433年下西洋被禁止后尚存的资料。但我们仍然拥有远行者的三本著作，他们参加了郑和的几次航海，对到过或听说过的不同地区，各自留下了极有价值的记录：马欢的《瀛涯胜览》（一般标为写于1433年）、费信的《星槎胜览》（序言作于1436年）、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序言作于1434年）。由于最后一部著作非常类似马欢的《瀛涯胜览》，故下文将对马欢与费信的书进行讨论。
在我们讨论这两本明代著作所描绘的阿曼地区前，先简短地讨论一下郑和船队前往西印度洋的主要航线。前三次航海（1405～1407、1407～1409、1409～1411）的目标只是印度南部，后来的四次（1413～1415、1417～1419、1421～1422、1431～1433）到达了更远的西部。后四次下西洋的主要目标是这一时期西印度洋的主要港口——忽鲁姆斯。忽鲁姆斯在明代航海计划中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到：当列出这一地区的地名时，忽鲁姆斯经常排在第一位，[16]有时我们甚至读到“忽鲁姆斯和其他地方”。忽鲁姆斯在下西洋行动中地位的重要，最有力的证据可能存在于《郑和航海图》（这幅地图展示了郑和的航海计划）中，在该图中忽鲁姆斯被视为中国通往[17]西方航线的最后目的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船只没有经过或进入阿曼的港口。
首先，中国船队也有沿着南阿拉伯海海岸前往亚丁（Aden）的次要航线——在最后一次航程中——甚至到达了红海港口吉达（Jidda）。他们驶向东非海岸时也是沿着这条航线。其次，就像马欢[18]指出的，根据《郑和航海图》，在从卡利卡特（Calicut）前往忽鲁姆斯的行程中，中国船队也到了阿曼的几个地方：主要的航行方向不是忽鲁姆斯，而是其姊妹城市加剌哈（Qalhat），在到达忽鲁姆斯之前他们去了迭微（Tiwi）、古里牙（Quraiyat）、麻实吉（Muscat）、龟屿（Fahl Islet）、亚束灾记屿（Daimaniyat Islands）和撒剌抹屿（As-Salama）。当他们沿西印度洋海岸航行，在重新到达忽鲁姆斯前，他们也到了都里马新当（Ras Masandam）。
可惜在马欢的记载中没有反映出众多的阿曼港口，他只描绘了在[19]次要航线中才可以到达的一个地方：祖法儿或佐法儿（Dhufar）。马欢的记载开始于从印度港口卡利卡特出发的航行手册，他对这个没有城墙的城市进行了简单介绍。随后马欢提到伊斯兰化的国王和百姓的信仰，以及人们一般的形象。在介绍当地珍珠和动物等物产之前，马欢还介绍了国王和百姓的服饰及礼拜仪式。航行手册的结尾则介绍了当地钱币和中国使者彬彬有礼的告别场面。
马欢是一个穆斯林，他对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描述都洋溢着赞赏之情。因此祖法儿也被描绘成一个相对而言文化悠久而且经济发达的国家。国王和人民是文明的，他们以最友好的姿态来迎接中国使者。
费信很可能不是一个穆斯林，但他也是以赞许的目光来看待他所[20]能到达的伊斯兰国家，据他自己所说，他四次跟随郑和下西洋。他的著作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记录他自己到过的地方，第二部分是他听说过的地方。令人惊奇的是，他在这两个不同的部分中分别提到了今阿曼的两个地方：剌撒（这是他到过的）、祖法儿（这是他未能到达的）。他怎么可能只参观了一个港口而没有看见另外一个港口呢？剌撒被确认为是接近穆卡拉（Ras Mukalla）的一个地方，而不[21]是与波斯湾西南部的哈萨绿洲（Al-Hasa）有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能作出回答。
他对剌撒的描写非常简短，也没有对该地究竟位于何处给出进一[22]步的提示。我们读到这些内容：“倚海而居，土石为城。连山广地，草木不生，牛、羊、驼、马皆食鱼干。”尽管如此，他记载称建筑物为多层结构，此点显示该城市位于哈德拉毛（Hadramawt）海岸。这个简短记述的结尾，是关于该地物产（龙涎香、乳香、千里骆驼）及可以在剌撒交易的商品的描述。[23]
与马欢的描述相反，费信说祖法儿有城墙。这里也只有鱼干可吃。他还描述了人们的服装（妇女遮着头和脸）和诚实的社会风气。最后，我们又读到了有关物产和祖法儿商品交易的情况。《明实录》提供了关于郑和所到之地和那些地区的来使的编年资料。不过，因为只有主要的地区才被认为值得详细介绍，所以关于来使，我们只能看到15世纪早期从剌撒和祖法儿来中国的使团的情况[24]：1416年11月19日（只有剌撒前来，11月26日赐宴，12月28日离开），1421年2月26日（进贡和宴会），1423年10月24日（由印度洋很多国家组成的一个有1200人的船队前来），1430年6月29日（只有祖法儿前来），1433年9月14日（只有祖法儿前来，1433年10月3日赏赐礼物，1436年8月11日离开）。这些条目提供的基本信息是，建立与阿曼港口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关系，大多是由明代早期的航海计划实施的。我们不知道这些关系在航海计划废除以后是否还继续维持，只能推测非官方的联系还在继续，但是这些人不再享有进入宫廷的资格。
明代的官方地理学著作《大明一统志》（成书于1461年），关于祖法儿只有极短的一条记录：使者在永乐朝来到中国，并列出了该地[25]特产。在清朝编纂的《明史》中，关于祖法儿和剌撒有较多的介绍，但它们是以《明实录》和马欢及其同仁的书为基础编写而成的。[26]
远东地图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就是朝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简称《混一图》），这是历代国家、首都的综合地区地形图。这张地图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日本学者宫纪子（Miya [27]Noriko）、杉山正明（Sugiyama Masaaki）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杉山正明的研究，他辨识出了这张地图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地名。这张地图的四件复制品可能还保存在日本，最重要的一张（1470年复制）收藏于龙谷大学（Ryūkoku University）图书馆，另一张（1673～1680年复制）收藏在岛原市（Shimabara）的本光寺（the Honkō Temple）。
在此简要地介绍一下《混一图》的历史。它的来源应该追溯到两张中国地图，即由李泽民（1330年前后）和清浚（1370年前后）绘制的地图。这两张地图由朝鲜大使金士衡带回朝鲜，其后它们被李荟[28]和权近于1402年组合成一张新的地图——《混一图》。目前还不清楚这张地图是怎样到达日本的。明代早期绘制的《大明混一图》应该与这张《混一图》有密切的关系。图1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西边部分（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
由于中东是关注的焦点，本文因而仅说明地图的西边部分（见图1）。我们能辨认出阿拉伯半岛、红海和波斯湾；可以发现位于今伊拉克、伊朗及其邻近地区的一大批地名（杉山正明只辨认出少数几个），但这些地名不是在阿拉伯半岛，半岛的南部地区完全是空白。跟对面的印度北部一样，阿拉伯的重要城市被远远地放在半岛的北[29]部；哈丹（Aden）几乎在海的最北端，其他的地区如马喝（Mecca）和台伊（Tā’if）——两者相距大约70公里——被标示为与哈丹相距不远，尽管哈丹与它们的直线距离超过1000公里。《混一图》对于阿拉伯半岛、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描绘很不精确。图中这个地区另一个惊人的特征是波斯湾被极大地扩大了；一个又大又圆的岛被画在辽阔的大海的中间，但只简单地称为“海岛”。这是什么岛？——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吗？是基什（Qish），还是忽鲁姆斯，也可能是索科特拉（Soqotra）？根据现有的知识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该图对于波斯湾的大小和形状的描绘，不同于同时代的任何地图，这也许一定程度地符合al-Ishtakhrī的制图观念，他[30]在10世纪绘制的地图中把波斯湾扩展到整个印度洋。下列地方可以在《混一图》中找到：哈拉法克（Khārk？）、失里行（Sīrāf？）、失剌思（Shīrāz）、班（Bam）、起没满（Kirmān）和外法剌[31]（Dhufār？）。杉山正明辨认出的很多地名都能在地图上发现，但这一时期商业和海事中心——基什和忽鲁姆斯却不在其中（见图2），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研究不够深入。图2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波斯湾部分（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
借助上文已经提到的《郑和航海图》，我们可以对问题作更深入的了解。《郑和航海图》收录在一部叫《武备志》（茅元仪著，前言作[32]于1621年）的军事著作中。不过，《郑和航海图》其实来源于郑和及全体船员的经历，它使人们对明代早期帝国水手的知识水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另外，除了一路上不同的地名以外，它也给出了航行的方向，我们能看到最西边的航向都指向加剌哈，尽管最后的目的地是忽鲁姆斯（见图3、图4、图5、图6）。这些船在阿曼的港口停留过吗？[33]还是仅仅经过？在阿曼的海岸线上，该图列出了一大批地名。这表明，中国在15世纪初已经对阿曼的地理情况有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同时，这些地区甚至可能已经欢迎过沿着阿曼海岸前往哈丹或者非洲的中国船只。图3 《郑和航海图》（局部）图4 《郑和航海图》（局部）图5 《郑和航海图》（局部）图6 《郑和航海图》（局部）
最后，还要提及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学种类。明代后期以各种类型小说的繁荣而著称。其中，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以一种富于幻想的方式叙述了郑和下西洋的经过。尽管如此，作者罗懋登的创作不论取材于已知还是未知的材料，都能提供明代时期关于那些遥远国度的知识。小说的内容在此不作详细介绍。[34]不过应该注意，罗懋登通过在他的小说中插入剌撒和祖法儿的相关描述，并对他读到或听到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反映了明代人们对[35]这两个阿曼港口的一般认识。
在本文结尾，我们简短地讨论一下《西洋记》中的一个奇特部分。在这部小说里，王明是个有能耐的人物，他不仅能够在空中飞翔，而且会说外语。当他来到祖法儿，他好奇地观察到：
王明偏仔细看看儿，只见女人头上有戴三个角儿的，有戴五个角儿的，甚至有戴十个角儿的。王明心说道：“这却也是个异事。”又装成个番话来，问说道：“女人头上这些角儿不太多了？”番子说道：“不多。有三个丈夫的，戴三个角。有五个丈夫的，就戴五个角。既是有十个丈夫的，少不得戴十个角，终不然替别人戴哩！”……
番子道：“你小时节忘怀了。我国中男子多，女人少，故此兄弟伙里，大家合着一个老婆。若没兄弟，就与人结拜做兄弟，不然哪里去讨个婆娘。”王明心里想道：“新闻！新闻！这是夷狄之道，不可[36]为训。”——第七十八回《宝船经过剌撒国 宝船经过祖法国》
罗懋登插入这些内容是为了取悦他的读者吗？Duyvendak先生已[37]经提到，这部分反映的情况在另一些地区已经不存在了。在南阿拉伯，特别是在也门，在伊斯兰教创立以前，妇女社会地位比较高。这些传统保留到了伊斯兰时代，并且在哈德拉毛的Humum部落中还[38]可以部分地观察到这一现象。人们一般认为，罗懋登使用的材料现已无从查找了。不过，《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俗奉佛。多男，少妇人，故兄弟通室。妇人五夫，则首饰载五角，十夫载十角。男子无兄弟者，则与他人结为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终[39]身无妇矣。此两者从内容上看极为相似，这么说罗懋登很可能参考了这一段材料。结论
虽然在明代建立以前，阿曼已经被中国的地理学家所了解，但准确的资料是在1405年郑和下西洋开始以后才得以汇集。由于这些远航的档案资料在下西洋终止后的几十年中被毁，现存资料十分有限。祖法儿和剌撒给出了很多十分重要的信息，然而对于后者的准确地点，人们还是存有争议。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郑和航海图》，也许可以发现那时的人们对阿曼的了解也已比较深入。Umani Ports in Chinese SourcesRalph Kauz
Abstract：Though Uman was already known to Chinese geographers in the pre-Ming period，exact information can be only gathered after the sea expeditions had started in 1405.Due to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archival material of these expeditions was destroyed in later decades of the same dynasty，the sources remain very limited.More substantial information is given from Dhofar and Lasa，whereas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latter place remains disputed.Nevertheless we may assume that the information about Uman went much more into depth as we can suggest by scrutinizing the Zheng He’s map.
Keywords：Indian Ocean；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rab；Uman；Zheng He（执行编辑：罗燚英）
[1]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译者李文系波恩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原文以英文发表于M.Hoffmann-Ruf and A.Al Salimi（eds.），Oman and Overseas，Hildesheim，New York，2013。
[2] 参见J.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4，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part Ⅲ，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Cambridge，1971，p.379。
[3] R.Ptak，Chinesische Wahrnehmungen des Seeraumes vom Südchinesischen Meer bis zur Küste Ostafrikas，ca.1000-1500，in D.Rothermund and S.Weigelin-Schwiedrzik（eds.），Der Indische Ozean，Wien，2004，pp.42-46.
[4] R.Ptak，Chinesische Wahrnehmungen des Seeraumes vom Südchinesischen Meer bis zur Küste Ostafrikas，ca.1000-1500，in D.Rothermund and S.Weigelin-Schwiedrzik（eds.），Der Indische Ozean.Wien，2004，pp.43-44；Zhou Qufei（author）and A.Netolitsky（translation，annot.），Das Ling-wai tai-ta von Chou Ch’ü-fei：eine Landeskunde Südchinas aus dem 12.Jh.Wiesbaden，1977，p.36.
[5]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07～108页。
[6] 参见F.Hirth and W.W.Rockhill（annot.，eds.），Chau Ju-kua：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entitled Chu-fan-chï. New York，1966，p.133；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第1007页。《诸蕃志》中提及一个名为甕篱的地方，该地是阿拉伯（大食）的属国（Zhao Rushi / Hirth / Rockhill，第117页；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90、96页注26）；这或许有误，实际应是指甕蛮。
[7] 最后一次事实上是由明宣德帝（1426～1435年在位）下令远航的。
[8] E.L.Dreyer，Zheng He：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1405-1433，New York，2007，pp.172-175.
[9] Zhao Rushi / Hirth / Rockhill，1966，p.133.
[10] 不同的地名参见Zhao Rushi / Hirth / Rockhill，p.130；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104页。
[11] Zhao Rushi / Hirth / Rockhill，p.130；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104页。
[12] R.Kauz and R.Ptak，“Hormuz in Yuan and Ming Sourc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88（2001），pp.39-44.
[13] R.Ptak，Chinesische Wahrnehmungen des Seeraumes vom Südchinesischen Meer bis zur Küste Ostafrikas，pp.47-48；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287、349～352页；Liu Yingsheng，“Wang Dayuan’s Voyage to the Eastern Ocean：A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Concept Created，” in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56（2002），pp.37-38。
[14] W.W.Rockhill，“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ung Pao，16，1916，pp.67-68；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300～304、 352～355、 369～373页。
[15] W.W.Rockhill，“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pp.624-625；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2000，第349页。
[16] R.Kauz and R.Ptak，“Hormuz in Yuan and Ming Sourc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88（2001），pp.46-53.
[17] 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2000，第40页。
[18] Ma Huan（author），Mills，J.V.G.（tr.，ed.），Ying-ya Sheng-lan.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1433］，Cambridge，1971，p.25.
[19] Ma Huan / Mills，pp.151-153；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第76～80页。
[20] Fei Xin（author），Mills，J.V.G.（tr.），Ptak，R.（rev.，annot.，ed.），Hsing-ch’a sheng-lan.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Star Raft，Wiesbaden，1996，p.29.
[21] Ibid.，p.72，n.201；关于剌撒的位置问题亦见Ma Huan / Mills，pp.347-348。
[22] Fei Xin（author），Mills，J.V.G.（tr.），Ptak，R.（rev.，annot.，ed.），Hsing-ch’a sheng-lan.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Star Raft，Wiesbaden，1996，p.72.
[23] Ibid.，pp.99-100.
[24] Geoff Wade，Southeast Asia in the Mingshi-lu，An Open Access Source，2005（http：//epress.nus.edu.sg/msl/ place/）.
[25] 李贤：《大明一统志》卷9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第5566页。
[26] 张廷玉：《明史》卷326，中华书局，1995，第8448、8451页。
[27] 宫纪子：《〈混一疆理歴代国都之図〉への道-14世紀四明地方の“知”の行方》，《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第487～651页；藤井譲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主编《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第54～69页。
[28] W.Fuchs，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u-T’u，Peiping，1946，pp.9-10.
[29] 所有地名依据杉山正明主编《大地の肖像》，第58～59页。
[30] F.Sezgin，Geschichte des arabischen Schrifttums，Vol.12：Mathematische Geographie und Kartographie im Islam und ihr Fortleben im Abendland：Kartenband，Frankfurt，2000，Vol.12，p.31，No.10，28.
[31] 所有地名依据杉山正明主编《大地の肖像》，第58～59页。
[32] 关于《武备志》，参见Ma Huan / Mills，pp.236-302.8。
[33] 这批地名参见Ma Huan / Mills，pp.298-299。
[34] 参见R.Ptak，Cheng Hos Abenteuer im Drama und Roman der Ming-Zeit，Stuttgart，1986，in Shi Ping and R.Ptak（eds.），Studien zum Roman Sanbao taijian Xiyang ji tongsu yanyi（《〈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研究》），Wiesbaden，2011。
[35] 参见R.Kauz，Islamische Länder und Regionen im “Xiyang ji”：Lasa，Dhofar，Hormuz und Aden，in Shi Ping and R.Ptak（eds.），Studien zum Roman Sanbao taijian Xiyang ji tongsu yanyi（《〈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研究》），Wiesbaden，2011，pp.55-69。
[36] 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006～1007页。
[37] J.J.L.Duyvendak，Desultory Notes on the Hsi-yang chi，T’oung Pao，42（1953-1954），pp.15-17.
[38] Encyclopedia of Islam，s.v.al-mar’a.
[39] 杜佑：《通典》卷193，中华书局，1988，第5277页。
《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初解
[1]刘义杰中华民族有悠久的航海历史，与其他航海民族一样绘制有自己的航海图。但我国古代的航海图与西方的航海图不同，它是一种与针路簿互为表里的“舟子秘本”，即明钞本《顺风相送》及清钞本《指南正法》等针路簿中所记载的“山形水势图”。以往由于未能识得“山形水势图”为何物，故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时期的水道图、海道[2]图、针路图等，都是为航海服务的，故都是属于航海图”。其实不然，从航海指南的角度来看，我国古代存世的诸如水道图、海防图和海道图等与海相关的地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航海图。由于我国古代航海图作为“舟子秘本”，世所罕见，无从窥其庐山真面目。1980[3]年章巽先生出版《古航海图考释》，对其从古旧书店寻获的一册海图进行了考释后仍然不能确认其为山形水势图，出版时还是冠以“古航海图”。作为航海历史悠久、曾经开创海上丝绸之路达十数世纪的中华民族，其所凭借的航海图究竟为何物？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索的。幸而近年来，先有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of Oxford University）收藏的一幅《明代东西洋航海图》重见天日，后又有美国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of Yale University）收藏的一册我国明清时期的航海图册被我国学者深入发掘，使我们得以一睹“山形水势图”。本文因此得以对我国古代航海图进行初步的解读，以请教于方家。一 图册由来
1974年，就读于耶鲁大学的李弘祺先生，在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中发现一册中国古海图。该图引起了他的关注。1997年，他分别在海峡两岸的史学刊物上发表了《美国耶鲁大学珍藏的中国古[4][5]航海图》和《记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中国古航海图》；2010年6月，他在台湾新竹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举行的“耶鲁大学所藏东亚山形水势图研究工作坊”研讨会上，作了题为《耶鲁的东亚海岸山形水势图介绍》的演讲；同时，该研讨会上还有多位中外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如丁一先生发表了《耶鲁藏清代航海图北洋部分考[6]释及其航线研究》一文，该文对这册图集中南起杭州湾、北至辽东半岛所谓的北洋部分的地名进行了考释，并对这一海区的航线作了一些研究。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国栋研究员曾发表《古航海家的“近场”地图——山形水势图浅说》，他以章巽《古航海图考释》为例，并以一荷兰航海图为对证，将耶鲁藏的这册图集命名为“山形水势图”。2013年11月，香港学者钱江和陈佳荣在《海交史研究》上以《牛津藏〈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姐妹作——耶鲁藏〈清代[7]东南洋航海图〉推介》为题，对耶鲁所藏的这册航海图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初步的研究，并将122幅航海图全部公之于众，佳惠学林。
该图册首页，应是收藏方对图册来源的简介文字（见图1）。从文中得知，该图册是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皇家海军战舰“先驱”号（H.M.S.Herald）在中国沿海从一艘中国商船上劫掠走的，图册持有者为该舰军官菲利普•毕恩（Philip Bean）。鸦片战争后，他将其作为战利品携回英国本土，重新装订了这册图集。从目前图册外观形状看，原图似乎是一长卷，或册页式，因为大部分图件的一侧为不规则的形状，或许是重新装帧的结果。图1 《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扉页及英国海军战舰“先驱”号[8]
除首页说明文字外，全图册由122幅单幅图件组成。今按李弘祺先生提供的原藏件序列，并加上钱江、陈佳荣新发现的两幅图，给它们依次编序，每幅图编为一页，共122页。从外观上看，全图册保存良好，仅个别图件略有残破，幸而大部分文字还能辨读。据李弘祺教授介绍，每幅海图长约38厘米，宽约30厘米，图件中的山形用墨色勾勒并渲染，注记则用毛笔书写，字迹生涩，有简笔字。字句中多用方言，或为闽籍火长使用和描绘。二 图册整理
我们从《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等针路簿中可知，火长手中的山形水势图大约分为两种：其一为总图，如《顺风相送》中的《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和《指南正法》中的《大明唐山并东西二洋山屿水势》，这种全航路的总图注记航线上所有的沿海州、府、山川包括海外地区的地名（各处州府），记录船行某处时火长在船上观测到的岸线走向和岸山、岛屿的外形（山形）以及近岸或岛屿附近的水深情况（深浅、水势）和海洋底质情况（泥沙地、壳子地）；其二是局地使用的分图，如《顺风相送》中的《新村爪蛙至瞒喇咖山形水势之图》和《指南正法》中的《北太武往广东山形水势》，这种分图表达的内容与总图一样，但只是局部两地之间的山形水势，适合小海区航行时使用。
今将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所藏的这套图册以原图为序进行编码，不另行打乱次序，页码不包括首页的简介，全图册编为122页。从已装帧成册的这套图册看，显得杂乱无章，次序前后颠倒，不似章巽先生所考释的那册航海图，是按从北往南序列安排。但如果以山形水势图的视角观测，这些貌似杂乱无章的图册，实际上是以海区为单元存在的山形水势图中各个分图。也就是说，它是以山形水势图中分图的形式存在的一套山形水势图，将这些分图整合起来，就是山形水势图的总图。据此，以海区为单位，其大致可划分为17个海区，也就是说，有17幅山形水势分图，整理归纳如下。
1.第1～19幅，从越南中部今归仁起，即图中的“尖城”，至“岸州大山”止，为越南中南部海区至海南南岸山形水势分图；
2.第20～30幅，从海南岛五指山起，至竹竿山止，为海南岛及珠江口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3.第31幅，南澳气，为东沙群岛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4.第32～40幅，从田尾起，至南澳止，为广东东北南澳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5.第41～47幅，从海坛起，至裂屿止，为福建闽江口以南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6.第48～58幅，从北太武起，至孤螺头止，为福建金门岛以南至古雷头海区，即闽南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7.第59～62幅，从南澳山起，至南澳山止，为广东福建交界处的南澳岛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8.第63～78幅，从望高山起，至覆鼎止，为越南南部至柬埔寨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9.第79～82幅，从龟屿起，至东涌止，为闽江口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10.第83～90幅，从台山起，至鱼山止，为浙江南部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11.第91～94幅，从南普陀起，至朱家尖止，为舟山群岛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12.第95～100幅，从两广起，至花鸟止，为长江口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13.第101～104幅，从高丽起，至高丽山止，为朝鲜半岛至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14.第105～112幅，从孔峪沟起，至铁山止，为渤海口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15.第113～118幅，钱江、陈佳荣补充的两幅图（补121、补122），从青山头起，至劳山止，为山东东部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16.第119幅，茶山，为长江口东部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17.第120幅，海州，为山东胶州湾海区山形水势分图。
暂以章巽《古航海图考释》为样本，将该图册从北往南按海区排序，图集所覆盖的海区北起朝鲜海峡中的对马岛（水慎马），文字描述部分涉及对马岛东南面今日本的五岛列岛。而对马岛西岸的朝鲜半岛以北高丽、南高丽为标志，此为第一段；第二段为渤海海区，从庙岛群岛入口到辽东半岛各处，详于山海关至旅顺口（里顺口）一带；第三段为山东海区，主要涉及崂（劳）山、青岛和胶州湾海域；第四段为浙江沿海及舟山群岛海区，详于长江口海区，长江流域上溯到南京；第五段为福建沿海海区；第六段为广东沿海海区，尤详于南澳岛及珠江口海区，东沙群岛（南澳气）单独列出；第七段为海南岛东南海区；第八段是中南半岛越南中南部沿海及泰国湾海区，其最远的岛屿为马来半岛的乔果屿（斗屿）。图册覆盖的海域为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及中南半岛和泰国湾海域。
经整理，图册中共有地名295个，大部分为我国沿海州县、岛屿、礁石和山丘地名，少部分为日本、朝鲜、越南、柬埔寨和泰国的地名。三 属性及图名
将本图册与《郑和航海图》《明代东西洋航海图》《琉球过海图》比较，如前所述，它是由17个海区的山形水势图组成的，没有连续的航线。图中的针位，除了用作小海区的短暂导航外，还有一部分针位是用来表示船位，帮助火长进行船舶定位的。如图2（原图11），图中注记文字分别对应各自的山形：“椰子塘名外罗子。此门虽阔不可过船。看有二分船阔。东系老古石，船在外畔，齐身离有六七分。开对甲庚、卯酉，看是此形。天时大明亮，见外畔山花赤色；东，外罗正面，西；外罗远驶过身吞过大山脚；对东看是此形；外罗，东；此门远看断水，实不是断水，系沙，西北相连；西北；对坤未看，是此形。船驶过身，二更远，内面大山还见。”其中的“开对甲庚、卯酉，看是此形”和“对坤未看，是此形”，都是指船处于该针位时应看到的山形。山形随着船位的变化而不同，所以，图册中就有不少同一山脉或岛礁在不同方位时看到的不同的山形。如同图2，外罗的山形因船位不同而变化，因此，这幅海图是用来进行船舶定位的山形图。图2 外罗山形图
除了山形图外，本图册中描绘和注记航海图上极为重要的元素即水深和底质的地形图，称水势图。如图3（原图24），“船在七州下，对坤庚看是此形；铜鼓，略近对酉看是此形；铜鼓，对辛戌看，上是此形。远看鼻头有屿子。近看相连，打水四十托，沙泥地；铜鼓，对单亥看是此形；对乾字看，鼻头有坤身”。这里的“打水四十托”，是指该海区的水深；“沙泥地”则指出该海区的海底底质情况。本图册对靠近岸边的地形也有专门的描述：“对乾字看，鼻头有坤身。”这里的“鼻头”为闽方言，指山脉延伸到海边的突出部；“坤身”，又作“坤申”“崑峷”“鲲身”等，亦系闽方言，指岸边延伸到海中的浅滩。这是本图册中比较典型的水势图。图3 铜鼓海区水深图
该图册从性质上看，都是由这两种图组成的，将山形图和水势图结合起来，就是山形水势图，它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航路上的岛礁、水深、底质情况以及沿海山脉、岸线的变化。借助这些图册，火长可以进行较准确的导航和定位。这种山形水势图正是我国古代航海家手中的秘本，诚如《顺风相送》卷首语中所言：“昔者上古先贤通行海道，全在地罗经上二十四位，变通使用。或往或回，须记时日早晚。海岛山看风汛东西南北起风落一位平位，水流缓急顺逆如何。全用水掏探知水色深浅，山势远近。但凡水势上下，仔细详察，不可贪睡。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悔何及焉。若是东西南北起风筹头落一位，观此者务宜临时机变。若是吊戗，务要专上位，更数多寡，顺风之时，使[9]补前数。”我国帆船航海时期，航海家就是依靠这种山形水势图和针路簿进行航海的。
由此看来，本图册所描述的山形、水深、底质、暗礁、航路等，就是《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中阙失的山形水势图，它是山形水势图而非其他，这就是该图册的基本属性。
另外，它与章巽的《古航海图考释》中的航海图一样，都没有图名。我国古航海图，也大多没有既定的名称，典型的如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收藏的被我国学者命名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的航海图，仅在图中留有一空白图框而不题图名。《郑和航海图》的原图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或为后人刊刻时补入。《南枢志》在刊刻该图时，则在图右上方另刻图题为《航海图》。如此，火长们使用的航海图似乎都没有命名的必要，或许是因为这些航海图都是秘而不宣的“舟子秘本”的缘故，实无题图的必要。
最先发现耶鲁藏图的李弘祺教授，在其陆续发表的有关文章中，分别将该图册命名为《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中国古航海图》、《美国耶鲁大学珍藏的中国古航海图》和《耶鲁的东亚海岸山形水势图》；陈国栋命名为《山形水势图》；丁一命名为《耶鲁藏清代航海图》；钱江、陈佳荣命名为《清代东南洋航海图》；等等。显然，将其命名为山形水势图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
综上所述，耶鲁收藏的这套海图似可命名为《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因其为耶鲁所藏，原为中国所有，属性为山形水势图。四 关于年代与作者《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的制作年代，以被劫掠的1841年为下限，其编制的年代可以通过图册中的地名使用情况作出判断。《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有图122幅，章巽先生《古航海图考释》中有图69幅，两相比较，可以发现渤海和东南沿海海区直至东沙群岛（南澳气）的山形水势图基本相似，个别还有完全相同的。海外部分是《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的最大特点，其中有4幅山形水势图（原图101、102、103、104）是从朝鲜半岛南部经对马海峡至日本长崎一带的山形水势图，但比较该图册的其他图件，这几幅图又显得粗略简单。明朝的东洋航路，据《殊域周咨录》、《顺风相送》、《郑开阳杂著》、《筹海图编》、《日本一鉴》、《虔台倭纂》和《四夷广记》等文献记载，航路一般以江苏太仓、福建长乐和广东广州为始发港，而此处的这段航路比较少见，它或许是明代早期的中日间取道朝鲜的航路。之所以如此推测，是因为图册中出现的“水慎马”地名（见图4）。图4 《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原图103注记有“水慎马”地名图5 《明代东西洋航海图》中注记有“水剩马”及五岛局部
水慎马是对马岛的一种音译，似仅见于针路簿和航海图中。如牛津大学藏《明代东西洋航海图》中将对马岛注记为“水剩马”（见图[10]5）。清代《指南正法》“普陀往长岐针”条目中记为“水甚马”，但明代《顺风相送》在“女澳内浦港”条目中则记为“对马岛”[11]。推测明清时期，在针路簿和山形水势图中，对马岛的这种异译普遍存在，当是航海家根据日语音译而成。考虑到明代嘉靖年间，朝鲜和日本尤其是对马岛在朝日间曾经的关系，这里的“水慎马”注记所反映的正是这段朝鲜日本间的航路，说明本图册的这4幅山形水势图绘制的年代要早于其他图件，当在明朝中叶或以前。
最能说明该图册具有明朝时代特征的是图中出现了“南京”（原图99）、“南京港口”（原图99）和“南京港”（原图119）的地名注记。明清改朝换代后，南京在清朝称为江宁，此处不以江宁替代南京，说明它是在明代编绘的底本上继承下来的。再如图册中的一些地名，也都具有时代的特征，如本图册中长江口外的茶山，清代称佘山；两广，清代称狼冈山；尽山，清代称陈钱山；乌坵，清代称东霍山，如此等等，无不说明该图册是经过不断积累和长期使用的结果，所以明清两代的地名在这本图册中混在一起。这一点不但说明了这些山形水势图确实就是“舟子秘本”，因此避免了清代文字狱的荼毒而得以保存，同时也说明针路簿和山形水势图都是火长经过不断校正、补充和完善后形成的。
另外，从该图册上的字迹不像章巽《古航海图考释》上的字迹那样工整端正，推测其是出自文化素养不高的火长手笔。图册中仅有一处绘有船舶的图（原图13）（见图6），也显得生涩和随意，说明绘制者几乎没有绘图技巧。山形虽都进行了渲染，近似山水画，但也仅是用墨色涂抹而已。这一切都说明绘制者没有较高的文字能力，也缺乏艺术修养。章巽《古航海图考释》中海图上的文字工整，显然是抄手据原本抄写的，但所有山形只是用线条勾勒出来，没有渲染，说明抄写者不知道山形在航海中的重要意义。从这一点来看，章巽《古航海图考释》要比《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逊色很多。图6 《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中绘制有船舶形象的图幅（原图13）
那么，绘制这套图册的火长出自何方呢？从图册中使用大量的福建方言来看，应该是来自福建地区的火长绘制了这套图册，这也与历史上大部分火长出自福建相吻合。
根据以上初步分析，可以认为这套《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是起源于明代，延续到清末，由福建籍火长绘制和使用的山形水势图。五 与《顺风相送》的关系
明钞本《顺风相送》乃1935年向达先生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抄回，又经过他的校注后于1961年出版，使我们得以一识针路簿的真面目。1980年，章巽先生出版《古航海图考释》，虽已料到所得的69幅航海图就是《顺风相送》中提及的山形水势图，但因为孤证，所以只好仍将之称为“古航海图”而不名。
如今这套图册的出现，为我们展现了山形水势图的真身。我们认为，《顺风相送》中阙失的山形水势图，原型应该如同这套图册。《顺风相送》中的《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图名，完全可以拿来作这套图册的图名。《顺风相送》中有《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灵山往爪蛙山形水势法图》、《爪蛙回灵山来路》、《新村爪蛙至瞒喇咖山形水势之图》和《彭坑山形水势之图》，既有总图，也有分图，但都仅有文字部分而阙失了图画，而保存下来的文字显然都是从类似本图册的航海图上摘录下来的，摘录的人显然未能理解山形水势图对航海的重要意义，仅仅将文字注记的部分摘录下来而忽略了图画。如果不对比着山形水势图来读这几段文字，很多部分是无法理解和贯通的。如《顺风相送》在《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文中有一段文字“右边西去山二号”，向达先生注释时，因未见过山形水势图，所以对这句话的注释是“原本此七字单起一行，不知何意”[12]。本图册中，也有类似的编号，在原图26中，有“此处盖酉第一号牌。十弍〇八九里”的注记，显然，它是“舟子秘本”中使用的一种特别的编号，或许说明这类山形水势图是成系列的，用来区分总图和分图。航海时，火长根据自己即将航行的海区按需将山形水势图转绘出来，所以在相应的地方作了相关的注记。
由于《顺风相送》中没有转绘山形水势图，致使一些地名和称谓无法理解或被误读。如《顺风相送》中《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中关于今越南南部归仁港附近赤坎山的注记为：“赤坎山，近山打水二十托，洋中打水四十托。船笼过鸭开恐犯玳瑁州。北头有一高礁，屿平，有树木。南边有古老拖尾，远见玳瑁州。用单坤针取昆仑。下防浅，名叫林郎浅。”其中“船笼过鸭开恐犯玳瑁州”不仅无法断句，也很难理解，但如果有图的话，就不会产生疑惑。《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中原图1就是赤坎山的山形水势图（见图7）。从图中可见，“鸭”是赤坎头附近一座东西走向的小岛屿的名字，鸭屿旁注记为：“打水四托，此屿子生离鸭，甚（慎）开，在夜时可防之”，“此门紧缓时可过船，流水甚急”。这两段注记正好作了《顺风相送》以上文字的注解。
我们有理由说，《顺风相送》与《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是一套珠联璧合的中国古代航海秘籍。我国古代帆船航海时期，用航海罗盘导航，记录下来的针位和更数称作针路簿或更路簿，同时用山形水势图作为补充，其中描绘的山形水势，对航海来说，同样不可或缺。因此，《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和《顺风相送》互为表里，相互依存。图7 《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中绘有“鸭”岛的原图1结语
综观我国古代航海史，除了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和优良的造船技艺外，在航海图的编绘上，我国古代航海家发明了有别于西方的航海图制作编绘系统。从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始，一种图文并茂的航海图出现了，经过南宋时期的发展，专门的航海图《海道图》产生并主要应用在我国北方海区。元朝继承了南宋航海图，它的海漕催生了我国东海、黄海及渤海海区专用的航海图，即《海道指南图》的出现。到明初的郑和下西洋，《郑和航海图》的编绘可以视作我国古代航海图发展的新高峰。除了覆盖大海域的航海图外，明代还有适用于小海区的航海图，即《琉球过海图》。而《明代东西洋航海图》的出现，说明在传统的航海图外，还有大开张、全景式的航海图。但令人不解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未真正了解我国古代航海家是如何使用针路簿和山形水势图进行航海的，因为我们始终未能一睹山形水势图的真面目。新近出现的《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为我们揭开了“舟子秘本”的神秘面纱，使我们对山形水势图有了确切的认知。《耶鲁藏中国山形水势图》图文并茂，覆盖海区广，跨越明清两个朝代，充分反映了这两个朝代中，北起朝鲜海峡、日本列岛，南达泰国湾这片广大海域中我国航海家们开辟和通行的航路。直到它被英国殖民强盗劫掠走时，它仍是我国航海家手中用来导航的航海图。170多年过去了，新的导航技术完全取代了传统的航海技术，但这套图册所包含的巨量历史信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本文只是一次粗浅的解读，多有疏漏，复望方家不吝斧正，是为幸。Tentative Research on China’s Appearance of Mountainous Region and the Flow of Water Ch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Yale UniversityLiu Yijie
Abstract：In 1974，Mr.Li Hongqi discovered a set of Chinese ancient charts in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of Yale University.This set of charts，which had been stolen by British during the Opium War in 1841，has aroused interests among domestic and overseas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And the scholars started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about the charts.Through data processing and interpretation，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is set of charts was used as the appearance of mountainous region and the flow of water chart during the sailing vessels period.Because the set of charts is collected by Yale University，and was belonged to China，the paper suggests to name it as China’s appearance of mountainous region and the flow of water ch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Yale University.Furthermore，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harts with Shun Feng Xiang Song，the sailing routes book in Ming Dynasty.As a result，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set of charts was the appearance of mountainous region and the flow of water chart absented in Shun Feng Xiang Song.Thus，the paper reveals the secret of how Huo Chang navigated the sailing vessels based on sailing routes books and the appearance of mountainous region and the flow of water chart during the sailing vessels period.
Keywords：Yale University；Li Hongqi；The Appearance of Mountainous Region and the Flow of Water Chart；Shun Feng Xiang Song（执行编辑：周鑫）
[1] 作者系海洋出版社编审。
[2] 朱鉴秋：《我国古代航海图发展简史》，《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 章巽：《古航海图考释》，海洋出版社，1980。
[4] 此文刊登于《中国史学动态》1997年第8期。
[5] 此文1997年9月刊登于台湾《史学月刊》第116期。
[6] 该文收入《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 《海交史研究》2013年第2期。
[8] 据最早发现此图册的李弘祺先生介绍，他所见到的图册共有120幅海图。但据钱江和陈佳荣文，另有两幅图未被李弘祺先生收入，故据钱江、陈佳荣文，该图册除去首页外，实共有122幅海图。
[9]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序，中华书局，1982，第21页。
[10]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指南正法》，中华书局，1982，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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