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义明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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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周边安全试读：
导论
一 研究价值和意义
冷战结束以来，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国际安全问题又日益凸显为区域化。作为区域主体的国家或区域性组织为此制定了各种应对性战略，其中，拥有超越单纯经济收益等新区域主义特性的“自由贸易区（自贸区，FTA）战略”就是最为有效的战略之一。进入21世纪，包括中、美、日、韩等在内的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最初并不倾向于达成以FTA为核心的区域贸易安排（RTA），而是更多地倾向于仰仗世界性的多边贸易体制WTO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迫于WTO等多边贸易体制谈判进程缓慢，这些国家开始转向RTA/FTA，来寻求对WTO的弥补，并有不断加速的趋势，这突出地表现在各国纷纷制定出自己的自由贸易区（FTA）战略。在这方面，日本在2002年，韩国在2004年，美国在2006年，分别正式提出了FTA战略。
中国几乎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同时，开始了FTA建设实践经验的探索。在此基础上，也就是2006年，中国商务部才开始提出将FTA提高到国家战略的构想，并陆续展开相关研究。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正式提出了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更是要求，“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又强调，“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继而，习近平又在2014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我国开启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以来的首个战略性、综合性文件《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对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要求近期，积极推动与我国周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中长期，形成包括邻近国家和地区、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因此，本书以中国实施FTA战略为切入点，来研究周边安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首先，本书试图揭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中，中国FTA战略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和地位。门洪华教授在对古今中外“大战略”研究成果系统总结之后认为，当今中国大战略的主导理念应当是，“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核心，以经济主义为首务，以区域优先为重点，以制度主义为主要手段，以合作主义为主要途径，以形象主义为主要目标”。中国大战略的核心内容应当由“经[1]济战略、安全战略、文化战略、生态战略”等几个重要方面组成。研究发现，任何一个国家提出FTA战略都不是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而是还有政治、安全等方面的目的，中国的FTA战略也有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国在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形成的一套比较成熟的选择FTA伙伴的标准中窥得一斑。这一择伴标准大致[2]有三个方面：一是双方政治和外交关系良好，并且双方均有建立自贸区的共同意愿；二是双方产业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互补性较强，实现自由贸易不会给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带来严重冲击；三是对方具有一定市场规模及贸易辐射作用。这样，所建立的自贸区就会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因此，综上所述，FTA战略是中国大战略中经济战略的一部分，用来寻求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但是其服务目标又超越了经济战略的范畴，触及安全等其他战略的范畴。也就是说，中国FTA战略要与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宏观框架相协调，并最终服务于大战略的总体目标。
其次，本书试图揭示中国FTA战略有一个日趋成熟的体系框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认为“战略”没有唯一的定义，他总结出了“战略”具有“计划（Plan）”、“谋略（Ploy）”、“范式（Pattern）”、“定位（Position）”和“视角（Perspective）”五种定义。在他将“战略”界定为“范式”时，“我们就能够区分深思熟虑的战略和自然生成的战略”。“前者中，事前存在的目的被实现了，后者中，范式在没有事先考虑的情况下得到发展，或者尽管目的存在，[3]但没有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实践在前，提出在后”性质的中国FTA战略就有点类似“自然生成的战略”。也就是说，没有正式官方文本的中国FTA战略并不是“空中楼阁”或者说是“空穴来风”，它有一个日趋成熟的体系框架。这一体系框架突出地表现在FTA的谈判经验和FTA对象的全球布局两个方面的日臻完善上。
事实上，中国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要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构想。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的框架协议被外界看作“宏观而又粗糙的”，但是，经过这些年来双方不懈的努力，从“早期收获计划”到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的逐项签署，再到投资协[4]议的签署，一步一个脚印地丰富和完善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内容，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成也是“瓜熟蒂落”的事情。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不断完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进行FTA谈判的历程从毫无经验到逐渐成熟，其谈判的态度稳中求进，在学习实践中举一反三。这些也反映在中国其他的FTA谈判中。比如，中国将“早期收获计划”（2005）运用到中国-巴基斯坦FTA的谈判中，而且，中国-巴基斯坦FTA的达成也只是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2006），而双方服务贸易协议从谈判到正式签署也历经了两三年的时间（2009）。中国-智利FTA的签署也经历了从货物贸易协议（2005）到服务贸易协议（2008）再到投资协议（2012）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中国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每年都有补充协议签署，截至2013年8月29～30日，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第10个补充协议。2014年12月18日，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广东协议》。2015年11月27～28日，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当然，中国随着FTA谈判实际掌控能力的不断提高，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一揽子协议签署的力度在加大。2008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国-新西兰FTA就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全面的FTA。随后，中国还在2008年10月23日与新加坡签署了内容比较[5]全面的FTA，在2009年4月28日与秘鲁签署了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首个一揽子FTA协议，在2010年4月8日与哥斯达黎加签署了中国与中美洲地区国家首个一揽子FTA协议。2013年4月15日，中国与冰岛签署了中国与欧洲国家首个一揽子FTA协议，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在2013年7月6日，中国与瑞士签署了中国与欧洲大陆和世界经济20强国家的首个FTA，也是近年来中国达成的水平最高、最为全面的FTA之一。中国-冰岛FTA、中国-瑞士FTA都在2014年7月1日正式生效。2015年6月1日，中国与韩国签署了东北亚地区的首个FTA，也是截至目前我国对外商谈的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区。6月17日，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FTA，澳大利亚因而成为世界上首个对我国以负面清单方式做出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中国-韩国FTA、中国-澳大利亚FTA都在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尤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为标志，中国开始加快各个已签署生效FTA的升级谈判。
除了这些已达成的FTA外，中国还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FTA谈判。在亚洲有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格鲁吉亚以及海合会（GCC），在大洋洲有斐济，在欧洲有挪威和摩尔多瓦，在非洲有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在拉美有哥伦比亚。从这些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的FTA以及正在进行谈判的FTA中，我们逐渐可以梳理出中国选择FTA谈判对象的标准和全球布局的优先顺序。其择伴标准就是双方经济、政治、安全等关系良好，FTA达成后会更好地巩固双方的既有关系，又会造成很大的辐射作用。其全球布局的优先顺序就是以中国周边地区优先，并在全球“抢滩”重要的关键点，然后以点带面，使得中国与FTA谈判对象所在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区。
再次，本书尝试揭示中国FTA战略的宏观战略目标的安全属性。中国FTA战略的宏观战略目标是谋求构建一个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FTA网络，谋求在自身有限的范围内致力于通过自身的推进，来与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相协调，在维护国家主权、确保国家利益的同时，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国内外安全环境。
中国FTA战略的宏观战略目标，其实贯彻了形成于20世纪末的[6]“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理论基础，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以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作为主要实践途径。因此，具有综合性、相互性和合作性等特征的新安全观也可解读为包括了三个层面，即综合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迄今，新安全观不仅被写入了包括《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亚洲议会和平协会重庆宣言》、第五次中国与欧盟领导人会晤时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等重要的国际文件中，还用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这样凝练的形态写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并被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成员践行。
中国FTA战略的宏观战略目标，更加体现了亚洲新安全观。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亚信峰会上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要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就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7]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最后，本书进一步揭示中国FTA战略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战略目标。为了便于发现问题，本书将研究视野确定在周边地区，以保持研究适当的深度与广度。通过研究发现，由于FTA谈判涵盖了双方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里的考量，中国就有了利用其建构周边安全架构的可能，从而能够在解决周边安全问题时从容应对。因此，中国FTA战略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战略目标就是要打造以自身为平台的周边安全架构，确保从容应对周边安全问题。这一周边安全架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涵盖周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从实践经验来看，FTA战略讲求政经良性互动，不断提升双方各个领域里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层次，增进“安全共同体”意识。中国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并与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以及《落实〈宣言〉的职责范围》（2004）和《落实〈宣言〉指导方针》（2011），就和平解决争议、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南海合作达成了共识。中国与东盟还签署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声明》（2002）及其《谅解备忘录》（2004），在打击贩毒、跨国犯罪、重大自然灾害和疫情防治等突发事件上开展了有效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推崇“上海精神”，打击“三股势力”，谋求经贸合作与安全合作“双轮驱动”。亚太经合组织（APEC）近年来也改变其纯经济本质，正在变成包括经济、政治、安全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组织。
二是确保周边市场安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主要来自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2012年，中国与东亚和南亚国家贸易额超过中国同美国、欧盟贸易之和，并“成为多数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因此，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符合周边国家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强烈愿望。
三是确保周边交通能源安全。当前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周边地区拓展与深化最迫切需要的是，支撑货物与服务贸易及投资便利化的交通合作和关系经济发展命脉的能源合作。因此，中国“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而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商建自由贸易区。
四是确保台海安全。大陆在周边地区卓有成效地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使得台湾产生了一种逐渐被“边缘化”的危机感。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大陆在“九二共识”的前提下，尊重岛内政治经济发展现实，按照“先经后政、循序渐进”的原则，与台湾达成类似FTA性质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实施ECFA的“和平红利”已经逐步展现出来，势必强化了“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尽管2016年1月16日属于绿营的民进党赢得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但是未来台湾新任领导人妄图弱化ECFA及其后续谈判的“九二共识”的前提基础，或者撇开“九二共识”，寻求加入TPP、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新的FTA去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将会招致大陆的强烈反对，终不能得逞。
当然，本书尝试着从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也可以翻译为“新地区主义”）的视角来进一步深入研究，也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欧洲再度引领的区域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有时也翻译为“地区主义”）的研究回归到国际关系理论前沿，并以新区域主义的面孔出现。而中国FTA战略涵盖了中国目前进行的各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必然会具有新区域主义的特征。[8]本书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FTA战略的新区域主义特征，一方面丰富了新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证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使得对中国FTA战略视角下的周边安全研究有了一个宏观理论把握。
总之，本书从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周边安全，特别是对以该战略为平台的周边安全架构的深入探讨，既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反驳，又是对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和谐世界（地区）以及命运共同体等理论创新的有力佐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而本书从周边地区的市场安全、交通能源安全、台海安全等几个具体问题领域对以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为平台的周边安全架构的深入探讨，以及对该战略在周边地区不断拓展与深化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问题及其防范对策的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而为中国周边战略的理论丰富与实践探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 研究现状
首先是关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相关研究。
一是对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内容框架进行研拟的文章。李钢的《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合作总体布局与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08）是目前国内在中国FTA战略研究方面比较成熟的一篇文章。该文借鉴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提出中国制定并完善实施FTA战略的规划，包括基本立场、谈判原则、选择标准、谈判模式和组织[9]机制等。其中，基本立场是：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框架下，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同步推进经济外交和政治外交，使二者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中国全球战略利益的实现；通过建立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区，并不断完善其布局，进一步促进国内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确保国家和企业的根本利益；促进与中国建立自贸区的各国经济发展，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谈判原则是：（1）与WTO基本规则和相关协议保持一致；签署多样化自贸协定，不拘泥于FTA的名称，只要是有利于自由贸易并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的各种形式都可作为选择。（2）协定内容应统筹考虑，如全面性，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以及新领域，如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渐进性，从货物贸易起步，渐次向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等递进发展；选择性，涉及重大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领域和敏感产品在一定时期内排除在谈判内容之外，以切实维护自身利益；灵活性，实行早期收获等灵活高效务实的实施方式，尽早取得实际效果。（3）充分考虑对国内各相关产业的影响，既考虑农业、制造业和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各自特点、发展水平，还要考虑适当超前开放促进竞争，同时应确保国家经济安全。选择标准是：政治和外交上应是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体优先；经济贸易上应是互补性强、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市场容量相对较大、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区域组织；地缘上应是周边国家优先，然后是大周边以及其他地区的国家与区域组织；可行性上应是先易后难，考虑我国与对象国彼此能够接受的程度，逐渐拓展贸易自由化领域，扩大开放程度；时间上应是尽可能简易快行，避免复杂化，同时考虑与其他国家实施自贸区战略的现实竞争关系。谈判模式有：“一国两制”下的谈判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模式；与发达国家的谈判模式；与过渡经济体（国家）的谈判模式。组织机制是：（1）建立健全机制。建议在中央一级成立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导机构，强化部际协调。（2）明确相关职责。研究、制定并完善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及其一体化总体战略，包括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并以此为重点。（3）高度重视并加强基础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二是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所涵盖的三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的相关研究成果。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东盟FTA相关研究的论文与著述颇丰，还有就是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等相关研究的论文与著述，而对于其他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研究的就不是太多了。此外，还有很多相关文章中只是罗列出各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没有深入探讨。而本课题的研究克服了这些缺点，将三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分成“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践与探索的历程”和“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拓展与深化的平台”两部分，前者专门归纳和总结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达成了的FTA；后者专门归纳和总结区域贸易安排、区域合作论坛以及次区域经济合作等。这样就更全面地展现了中国FTA战略体系框架的全貌，从而更易于让人从宏观上把握中国FTA战略的体系架构，了解其各部分之间的内在制约与联系。
三是对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度一体化”的发展新趋势进行探讨的文章。东艳（2009）等指出，近十年来，深度一体化已成为全球区域一体化浪潮中的显著趋势，深度一体化也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新趋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应注重推进深度一体化战略，深化与中国FTA战略相适应的伙伴国的经贸联系，配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逐渐减轻对现有主要贸易伙伴国构成的较为单一的[10]外部市场的依赖。[11]
四是得出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周边是首要”结论的著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10）的研究成果围绕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核心——周边区域经济合作展开，重点探讨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与发展现状，中国周边区域经济合作的网络构建，中国参与周边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中国参与周边区域经济合作的策略思考等问题，系统地研究和提出了中国应对FTA发展的战略与对策。
该著作认为，近十几年来，在全球多边贸易投资机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尤其是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迅速涌现，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扩展和加深。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也适时地开展了多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从中国已签署和正在谈判的相关协议的情况看，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对象国均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实际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多年来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占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显然，首先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建立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基础的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成为中国自贸区战略的核心。
五是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政治安全等领域问题的文章与著述。李艳丽所著《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政治经济研究》（2012）一书从三个层面来研究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目标与执行效果。首先研究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经济效应，并引用引力模型，将自由贸易区虚拟变量加入引力模型中，研究其对双边贸易量的影响。回归结果认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逐年下降，自由贸易区战略中的“非经济”因素考虑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次研究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国际安全的关系，认为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石油安全以及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密切相关。最后研究自由贸易区战略对中国大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影响，认为中国充分运用了自由贸易区战略，[12]为大国崛起战略的执行谋求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韩国国际经济政策所（KIEP）的政策分析报告《韩中FTA的经济效益与政策含义（Ⅰ）》（2005）中专门有一小节研究中国自由贸易[13]区战略。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逐渐增加了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因此，中国对FTA的看法也由早前的怀疑变成了积极参与。然而，由于亚洲货币危机，RTA和优惠贸易安排（PTA）的扩散以及1999年12月WTO谈判受阻，中国开始加大FTA政策的力度。中国期望通过双边的FTA，（1）获得更优惠于目前WTO的待遇；（2）通过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以及改善市场准入来降低贸易成本；（3）使得中国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原料和装备；（4）使得中国消费者更易获得更廉价、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该报告继续指出，中国虽然急于同世界各地的国家和组织进行FTA谈判，但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周边地区。该报告认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FTA战略更有价值，因为中国倾向于将中日韩之间的国际政治问题转变成区域经济合作形式进行讨论。中国为了同日本竞争东亚地区的领导权，同美国减少政治经济摩擦、在朝核问题上合作，为了抢在日本前面同东盟达成FTA，与东盟签署“早期收获计划”。另外，中国同海合会（GCC）进行FTA谈判，目的是确保能源安全，想利用GCC成员国的丰富石油资源来满足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该报告虽然注意到了中国FTA战略确保周边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但它是站在韩国的立场上来分析东亚局势的，将中国FTA战略定位在同日本竞争东亚地区的领导权则有失公允。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片田纱织（Mireya Solís）（2009）或许有感于美国的竞争性自由化战略，提出了竞争性区域主义（Competitive Regionalism）的研究框架（2009），得出了“中国在积极地模仿其他国家的FTA的同时，与日本竞争的意识强烈。中国对地区贸易一体化给予强烈关注，为了在亚洲确立领导地位而利用FTA”等比较偏颇的[14]观点。
六是对亚太地区的美、日、韩、印、东盟等国家与地区的FTA战[15]略进行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这些相关著述，确实对本课题有所裨益，并从中发现对本选题非常有价值、有启发性的东西。但毕竟这些研究对象都是局限于别国的FTA战略，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对于中国FTA战略的研究还要“另起炉灶”。
七是新区域主义（新地区主义）理论的相关文章与著述。肖欢容（2003）的著作《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比较详尽地回顾了地[16]区主义的发展历程。耿协峰（2005）对于新地区主义的研究比较突出，他的《呼唤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一文对本选题有很大的启发性。他在文中指出，为了推动新地区主义研究的深入，学术界现在最需要做的学术工作是：回归中国本位、确立中国视角；树立大战略观念，构建具有东亚特点的地区主义理论框架；深入开展地区共同体建设的研究，提出“中国倡议”；加强对地区治理问题的研究，[17]探讨东亚地区治理与善治的新机制。在新区域主义的研究方面，郑先武（2007）的研究也比较突出，他在《“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一文中总结出“新区域主义”具有五个方面的核心特征，即综合性、区域间性、开放性、主体化、趋同化，对本课题的启发性也很大。[18]还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在做新区域主义实证研究时，喜欢将中国放[19]在东亚地区或者是亚太地区。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学者在这些方面研究做得也比较好，这里就不再一一列出。
八是对WTO与FTA的关系进行研究。国内外关于WTO与FTA的相关著作和论文都很多。笔者认为日本的高濑保凭着他在WTO总部工作的多年经验写成的《WTO与FTA：世界贸易组织与自由贸易协定》[20]是一本具有基础性读本作用的著作。当然更多WTO与FTA的内容可以登录WTO的官方网站，那里面的内容会更翔实。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要对大量相关资料与数据进行整理，才能更清楚地反映出各国，尤其是中国达成的FTA所取得的绩效如何，比如，某一FTA占中国贸易总额的份额有多大，达成该FTA前后双方贸易额的变化程度等。
其次是针对周边安全的研究，这历来都是热点。有的学者从地缘政治视角进行研究，如朱听昌（2002）的著述按照东北亚、东南[21]亚、南亚、俄罗斯及中亚的地域划分来展开论述。有的从大国关系视角进行研究，如杨成绪（2003）的著述按照政治及军事安全环[22]境、经济安全形势、地区力量中心的层次划分来展开论述。也有的从周边一些小国的视角来研究，如李大军等（2005）的文章透过蒙古国“多支点”外交政策来探讨其对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23]还有从“三维安全”的视角来研究，如许晓丽（2013）的文章运[24]用该理论对中国周边环境如何优化进行了分析。另外，还有从中国的和平发展、睦邻外交政策和新安全观的视角，以及建构主义、软[25]实力、非传统安全等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章与著述。同时，周边安全研究的视野范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也在不断地扩大。《中国外交：2011年版》一书在“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深化”专题阐述中提及“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和[26]“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等概念，便是对“大周边说”的很好印证。总之，目前从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视角进行周边安全研究的文章与著述很少。
本书还要对安全理论进行一番梳理。安全理论的研究是个大问题，历史悠久，内容又十分庞杂。简单地讲，安全，可以说是一种免于危险的境地或状态，也可以说是为了达到这种境地或状态而采取的行动和努力。安全理论就是针对安全的境地或状态的构成因素，已经造成不安全境地或状态的原因，以及防控不安全因素发生和不安全局面扩大的手段和途径进行系统分析、归纳和总结的一系列相关理论。目前安全理论在纵向和横向上都有很多相关理论。纵向上可由“不安全（比如，战争）—安全—防控（确保）安全”三个粗略的阶段划分相关的安全理论，而横向上又可由“经济—政治—国防—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的领域划分相关的安全理论。本书的研究则在纵向上侧重于防控（确保）安全方面的安全理论，横向上则倾向于“复合型”的安全理论。因此，本书重点关注的是“安全复合体理论”（又称为“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安全共同体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27]“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轮轴-辐条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本书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纯粹的安全理论研究上，而是将这些理论作为探究中国FTA战略的宏观与深层战略目标的一部分学术研究背景。
三 思路框架以及创新之处
本书的思路框架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要是揭示中国FTA战略是一个“自然生成的战略”，有一个日趋成熟的体系框架。近些年来，中国所进行的三种区域经济[28]合作形式大致都与中国FTA战略有关。第一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就是以FTA为主要形式的区域贸易安排（见表1）。这种区域贸易安排是紧密的、有约束性的，通常是指有关国家和地区通过签署协定，在WTO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大幅开放市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像2001年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贸易安排《亚太贸易协定》（原《曼谷协定》），还有中国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签署的FTA以及内地与港、澳签署的CEPA都属于这种形式。第二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是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这些合作机制通常是较为松散的、非约束性的，其合作内容通常是政策对话、贸易促进和信息交流为主，主要代表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上海合作组织（SCO）、东盟和中日韩（10+3）机制、东亚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第三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是次区域经济合作。这类合作主要是从地缘上来说的，是指区域的一定范围内相邻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合作。其主要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来促进小的区域范围内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像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等次区域合作机制等。表1 中国正在商谈和建设的FTA/RTA全球具体分布情况一览表
通过对中国现有的三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的分析，如果我们单从狭义的角度来讲，中国FTA战略仅指第一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而要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中国FTA战略应该包括这三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在本课题中，笔者更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来研究中国FTA战略。因为，第一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应该被看作中国FTA战略体系框架构建的核心，而第二、三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应该被看作中国FTA战略体系框架拓展与深化的平台。核心的产生不是突兀的，事先往往有良好的平台铺垫。因此，从战略层面上来研究，中国FTA战略应该是一个包容更全面、更能反映实际状况的体系架构。为此，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践与探索的历程”和第二章“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拓展与深化的平台”。这两章是着意将中国FTA战略所涵盖的三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分成两部分。
在第一章中，主要是谈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达成的FTA，并对这些FTA发展的历程、成立的意义、面临的挑战或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与分析。本章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中国-东盟FTA、中国-新加坡FTA、内地与港澳CEPA、中国-巴基斯坦FTA、中国-智利FTA、中国-秘鲁FTA、中国-哥斯达黎加FTA、中国-新西兰FTA、中国-澳大利亚FTA、中国-冰岛FTA、中国-瑞士FTA、中国-韩国FTA等，限于篇幅，没有对正在谈判的其他FTA进行深入剖析。
在第二章中，通过对区域优惠贸易安排《亚太贸易协定》，区域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次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等的描述与分析，初步勾画了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拓展与深化平台的几个层次。当然，这里限于篇幅没有述及中国参与的其他的一些区域经济合作形式，比如，亚欧会议、东亚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并不能因此说它们是不重要的。这些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增进了中国与相应的参与各方互信共赢的合作理念，为促使中国加快与各方未来达成FTA、升级与各方已签署的FTA铺平了道路。
本书通过第二部分的梳理，更为清晰地展示中国FTA战略推进的“脚印”以及可向全球波及的途径，真可谓：政经互动，增进互信；周边优先，全球布点；远近结合，逐层演进。第二部分是本课题的重中之重，着重阐述中国FTA战略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战略目标，包括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提出FTA战略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谋求建立以己为“轮轴国”、覆盖全球的FTA网络的宏伟战略目标，但是这一战略并不都是单纯地为了确保自己的国际市场安全。我们从它们的FTA战略文本中，都可以解读出经济以外的东西。比如，选择谈判对象的标准及其优先顺序都能够反映出，FTA战略是用来回报和巩固传统友好伙伴关系，确保周边或其他地区安全，抢占全球性“战略”要点，增加在未来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中的筹码[29]等。以美国的FTA战略为例，它就有着多种目的在内。其一，推进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美国为了达到控制全球的目的，积极地推进地区政治、经济发展。通常先确定地区总的FTA发展目标，然后有计划、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在每个地区先确定重点发展对象，最后再将这些双边FTA融合成为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例如，美国在美洲自由贸易区、中东自由贸易计划以及东盟谈判计划中都是这样做的。其二，实行强大的外交政策。从美国和约旦、摩洛哥、智利、新加坡签署的协定可以看出，有些协定对贸易无足轻重，而主要是追求重大外交政策目标。这四个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加起来每年不到600亿美元，只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美国只想通过双边贸易谈判达到自己的政治和外交目的。它为了遏制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际恐怖主义扩张势力，同以色列签署了FTA；为了防止朝鲜等东北亚地区的核武器扩散，同韩国签署了FTA；为了控制东盟地区，同新加坡、泰国等签署了FTA；为了控制南美洲、拉拢巴西，同智利签署了FTA等。其三，提高其在世界贸易体系与规则制定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在五大洲选择有代表性的国家达成FTA，将促使其他国家加入FTA，这最终会刺激欧盟和日本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做出让步，加快其谈判进程。这样一来，美国就会试图将FTA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引入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规则制定中去，从而强化其在多边自由贸易规则制定中的[30]主导权。其四，作为推广美国民主、价值观和维护安全的工具。
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提出的FTA战略一样，中国FTA战略在其宏观战略目标之下也有着若隐若现的深层战略目标（只不过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深层战略目标存在着自身差异）。经过研究发现，中国FTA战略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战略目标就是要打造以自身为平台的周边安全架构，确保周边市场安全、周边交通能源安全和台海安全，从而有利于周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与应对。
在第三章“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视角下的周边市场安全”中，从“经济安全与市场安全”、“市场安全与WTO”和“市场安全与FTA”三个方面，来揭示中国确保经济安全的努力，具体地表现为确保国际市场安全。为此，中国在谋求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瓶颈”时，尝试着两条腿走路，即WTO与FTA。因此，本章的重点还是放在中国为了确保周边市场安全而选择WTO与FTA的两种境遇上来研究。
在第四章“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视角下的周边交通能源安全”中，首先从广义上界定了周边地区的范围，认为其包括整个亚洲和大洋洲。考虑到在研究中国FTA战略与周边安全问题的关联时，不可能一概而论，要选取几个切入点，才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本书将从贸易投资便利化所需的交通合作和关系经济发展命脉的能源合作切入，限于篇幅，只对中国-东盟FTA和上海合作组织各自区域内的交通能源合作的建设历程、取得成就、面临问题进行比较具体的描述与分析，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适时成立进行详细解读，来探析中国FTA战略的实施将会如何促使中国与周边地区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从而更好地化解周边安全隐患。
在第五章“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视角下的台海安全”中，分析了台海安全问题产生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FTA战略化解台海安全问题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中国FTA战略确保台海安全三个方面的内容：（1）固守双方在现有共同加入的WTO和APEC中的身份定位，防止和消除在多边、区域或双边经济合作中台湾地区有悖身份的企图。（2）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地区与台湾地区以“主权国家”或“政府”等身份达成FTA。（3）坚持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达成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经贸领域“双赢”或“多赢”的类似FTA性质的经济合作协议。本章着重对“国共论坛”与“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海协会与海基会、“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第三部分就是第六章“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新区域主义特征”的内容。在这一章中，笔者系统地梳理了新、旧区域主义产生的原因，对比了二者的特点，寻找了对二者支撑的相关理论，并试着对二者下了定义。接着，又总结出了中国FTA战略的六个新区域主义特征，即综合性、互动性、开放性、区域间性、多层性、主体性。这几个新区域主义特征是根据其他学者相关论文中对新区域主义核心特征的总
[31]结，同时比照中国FTA战略自身所具有的特点而得出来的。
本书的创新之处与思路框架的三个部分相对应，大致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展中国FTA战略所涵盖的外延，使其既包括“实践与探索的历程”，又包括“拓展与深化的平台”，这样一来就包括了目前中国所进行的各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FTA战略的体系框架和宏观战略目标；二是总结出中国FTA战略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战略目标，就是要打造以自身为平台的周边安全架构，确保周边市场安全、周边交通能源安全和台海安全，从而有利于周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与应对；三是对中国FTA战略采用新区域主义的研究视角，并分析和总结出中国FTA战略的新区域主义特征。
四 材料来源
本书使用材料最大的特点是除了使用大量的中英文学术专著和论文以外，还大量地使用网络媒体材料，时时跟进中国FTA战略推进的情况，在写作的过程中经常地更新数据，务实求证。当然，这些网络媒体材料大都来自中外官方或权威网站，具有较大的可信度。
[1] 参见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92～297页。
[2] 参见易小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抉择与作为》，《中国对外贸易》2007年第7期。另见陈妍《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开放促改革发展共赢——访商务部国际司参赞张克宁》，《国际商报》2008年5月26日。
[3] 〔加拿大〕亨利·明茨伯格：《战略的5种定义》，陈阳群译，《IT经理世界》2004年第10期。
[4] 由于泰国反政府示威活动封锁道路，原定于2009年4月11日上午在帕塔亚举行的第12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及会议后签署自贸区投资协议的仪式未能如期举行。这一协议被迫推迟至2009年8月在曼谷签署。
[5] 中国-新加坡FTA协议涉及了除投资以外的大多数领域，至于投资协议没有包括在内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即将签署投资协议。
[6] 1997年4月23日，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的《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讲中，正式提出了树立“新安全观”的主张。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基本思想。
[7]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8] 张义明：《试析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新区域主义特征》，《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1期。
[9] 李钢：《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合作总体布局与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国际贸易》2008年第4期。
[10] 东艳、冯维江、邱薇：《深度一体化：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新趋势》，《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
[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中国自贸区战略：周边是首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12] 李艳丽：《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政治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13] Hongshik Lee，et al.，“Economic Effects of a Korea-China FTA and Policy Implications（I），” Seoul，“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Policy Analysis，No.03，2005.
[14] Mireya Solís，et al.，Competitive Regionalism：FTA Diffusion in the Pacific Ri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
[15] 宋国友：《美国的东亚FTA战略及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当代亚太》2007年第11期；朱颖：《美国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战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李文韬：《美国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战略构想的政治经济分析》，《亚太经济》2009年第1期；赵晋平：《迈向制度性经济合作——日本FTA战略若干评价及多方案比较选择》，《国际贸易》2003年第8期；金永洙、徐芳：《日本的FTA战略动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日本学论坛》2006年第1期；朱颖：《日本实施FTA战略的进展和挑战》，《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3期；潘涛：《日本的FTA战略》，《日本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孙世春：《日本的FTA战略与东亚经济一体化》，《日本研究》2007年第4期；于潇：《从日本FTA战略看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现代日本经济》2007年第5期；李俊久、陈志恒：《试析日本的FTA战略：现状、问题与前景》，《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马成三：《日本的FTA 战略与“中国因素”》，《国际贸易》2008年第5期；廖小建、廖新年：《韩国的FTA战略》，《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
[16] 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17] 耿协峰：《呼唤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
[18] 郑先武：《“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国际观察》2007年第5期。
[19] 参见陈勇《新区域主义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陈峰君、祁建华主编《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20] 〔日〕高濑保：《WTO与FTA：世界贸易组织与自由贸易协定》，边红彪、陈恺之译，中国计量出版社，2008。
[21] 朱听昌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2。
[22] 杨成绪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透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23] 李大军、张建平、王辛：《蒙古国“多支点”外交政策及其对我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2期。
[24] 许晓丽：《“三维安全”视角下的中国周边安全优化分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5] 高子川：《和平发展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曲文娜：《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与睦邻外交政策》，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刘国新：《论中国新安全观的特点及其在周边关系中的运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龚柏松：《建构主义理论视阈下中国周边安全》，《理论月刊》2014年第10期；冯永利、方长平：《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探析：侧重于软实力的视角》，《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期；李香兰：《周边环境新视角：非传统安全问题》，《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2年第2期。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中国外交：2011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27] Sureshwar D.Sinha，Security in the New World Order，Delhi：Chanakya Publications，1993. 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Boulder，Col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Bill McSweeney，Security，Identity and Interests：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Laure Paquette，Security for the Pacific century：National Strategy in a Multilateral Setting，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c2002.Alex J.Bellamy，Security Communities and Their Neighbours：Regional Fortresses or Global Integrators？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4.〔澳〕克雷格·A.斯奈德等：《当代安全与战略》，徐维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著《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唐世平：《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徐桂华主笔《中国经济安全的国家战略选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子杉：《国家的选择与安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上海三联书店，2005；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张海东：《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中国产业安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张长全：《中国金融开放与发展中的安全预警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8] 参见易小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抉择与作为》，《中国对外贸易》2007年第7期；另见陈妍《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以开放促改革发展共赢——访商务部国际司参赞张克宁》，《国际商报》2008年第5期。
[29] 李富有：《美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0] 王红霞：《服务于国家安全及整体战略：美国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战略目标及启示》，《国际贸易》2004年第10期。
[31] 郑先武在他的文章中总结出新区域主义的五个核心特征，即综合性、区域间性、开放性、主体化、趋同化。参见郑先武《“新区域主义”的核心特征》，《国际观察》2007年第5期。
第一章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践与探索的历程
对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践在前，提出在后”的总结可谓非常准确，因为中国-东盟FTA、内地与港澳CEPA、中国-智利FTA、中国-巴基斯坦FTA都是在该战略提出之前达成或签署的。中国-新西兰FTA、中国-新加坡FTA、中国-秘鲁FTA、中国-哥斯达黎加FTA、中国-冰岛FTA、中国-瑞士FTA、中国-澳大利亚FTA、中国-韩国FTA等虽说是在该战略提出之后签署的，但是在该战略提出之前它们中的大多数早就开始了谈判。当然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的FTA谈判中也有很多在该战略提出之前就已经启动了。这些事实，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慎之又慎的操守，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先期进行的自由贸易区实践与探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为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探索与实践进行回顾，从中找出和感悟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进而用来推动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进一步实践与探索。
第一节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背景
1.东盟的发展成就与面临问题
东盟，全称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于1967年8月8日在泰国首都曼谷成立。创始成员国有五个，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它们一起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ASEAN Declaration）》（也称《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后来陆续加入的有文莱（1984-01-07）、越南（1995-07-28）、老挝和缅甸（1997-07-23）、柬埔寨（1999-04-30）。直至今日，东盟仍然只有10个成员国而没有[1]扩大。截至2014年，东盟地区人口有6.22亿，面积444万平方公里，[2]GDP总量约有2.57万亿美元，贸易总额大约2.53万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东盟在冷战中诞生，其初期的宗旨是“加速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合作”，直到1976年才正式加上政治合作的内容。但实际上，东盟从成立初期至冷战结束，一直以政治、安全合作为主，经济合作并没有被放在首要位置上，其成果也不突出。冷战结束后，东盟认为，一方面美苏力量从东南亚撤出，使该地区有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从而为东盟发展经济创造有利环境；但另一方面美苏撤出后，东南亚地区出现了所谓的“力量真空”，而邻近的中国、日本、印度三个大国的势力会乘虚而入，构成潜在“威胁”。因此，东盟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这就需要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外关系战略，以增强内部凝聚力，掌握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
在冷战结束后的短短几年中，东盟进行了以下五方面的战略调整：第一，积极推动经济合作，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倡导“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EAEC），加强与印支国家的经济合作；第二，成立“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ARF），确立在地区安全中的主导地位；第三，扩大自身组织，筹建东南亚10国共同体；第四，举办“亚欧首脑会议”（Asia-Europe Meeting，ASEM），开辟亚欧对话机制，扩大东盟在世界的影响；第五，增强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自主性，提高国际声望。经过战略调整，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外交各个领域取得了出色[3]的成绩。
第一，在政治领域，东盟积极与印支国家实现和解，将昔日的敌手变为今日的朋友，让越南、老挝、柬埔寨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TAC），并先后吸收它们为东盟的观察员，还与长期受孤立的缅甸加强了关系。1994年5月，东盟成功地将东南亚10国代表召集在一起，签署了《建立东南亚10国共同体设想的声明》，向“大东盟”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9年随着柬埔寨的加入，该目标得以实现。“大东盟”的成立是东盟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它用事实证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同样能够开展区域合作，改变了人们对东盟的性质和形象的看法，不再认为它是一个有政治和军事色彩的地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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